哲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哲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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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經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可以說，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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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哲學的內涵

生態哲學實際上是一個理論體系，分別由生態哲學本體論、生態哲學認識論、生態哲學價值論和生態哲學方法論這四個部分有機構成。生態哲學本體論是生態哲學最根本的問題，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世界既不僅僅指客觀的自然界，也不是單純指人類世界，而指的是作為整體的“自然—社會—人”的復合生態系統。人與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既表現為自然的人化，也表現為人的自然化，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生態哲學認識論突破了傳統的人類中心論，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世界中心，而是作為生態系統中的其中的組成部分，與自然是相互聯系、影響與依附的關系，共同構成世界乃至宇宙的有機整體。生態哲學價值論則認為自然不僅具有能夠滿足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所需的外在價值，或者叫做工具價值，還具有其自身所包含的內在價值。人類的實踐與認識活動只有在正視自然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相統一后，才可能促使人類社會與大自然的協調發展。生態哲學方法論主張用生態思維，即生態觀點來認識和解決問題。提倡人們用辨證的思維方式來思考人類以及其他生物與生態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建立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的核心價值。

三、東方的生態思想

“天人合一”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關生態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傳統。其中，特別是以對天、地、人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反思為主。再加上我國是傳統的農耕社會，對氣候、天氣的依靠性很大，因此“天人合一”作為我國哲學的基本內核，貫穿始終，超越時空，并且影響著中華傳統文化，最終形成深層內涵：一直在追求和執著于宇宙自然與社會人生的親和、統一的境界。同時，作為一種精神觀念已經融入進了我們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學藝術中，融入進了中國人的日常思維方式中，從而形成了代表我國文化的民族形式，如“天人相參”的思想。儒家文化強調人與自然之間要和諧相處，認為人類社會與宇宙自然是協調統一的。在儒家學者看來，人作為自然界中的某一組成部分，應該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與自然對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道家將尊重自然規律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與儒家強調的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同，認為人必須遵從順應自然。老子的相關思想理念是最接近生態倫理的，他最先表達了有關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張天、地、人三才都統一于“道”也即自然，從而提出了“齊同萬物”的觀點和“重人貴生”的理念，同時從宇宙的整體性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生態倫理思想。佛教雖起源于印度，但是卻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中漢傳佛教便是中國與印度文化相融合的最好例證。佛教中的“緣起論”闡釋出的“整體共生”的生態觀便是以系統性、相關性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認為自然萬物與人之間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著，它們之間應該是一種彼此依存、互及互入的關系。

四、西方的生態理論

“人類中心主義”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內涵，但歸根到底全都主張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人處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將人類的自身利益作為一切行為的根本出發點。古希臘的智者普羅泰戈拉著名的哲學命題“人是萬事的尺度”，柏拉圖的“理念論”以及蘇格拉底的“神學人類中心主義”都屬于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動物解放論”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界限，是生態哲學的一大進步。澳大利亞的辛格作為“動物解放論”的代表，提出了“解放動物”的口號，他將“功利主義”作為自己倫理學理論的哲學基礎，動物同人一樣也能感受到苦樂，從而將道德的主體范圍從之前的僅限于人類擴大到了包括動物在內。動物權利運動的序幕就此拉開了，人類應該像重視自己的利益一樣去考慮動物的權利。因此，“動物解放論”又叫做“動物權利論”。“生物中心主義”，又稱為“生物平等主義”，摒棄了“動物中心主義”的的局限性，將道德權利的范圍擴大到包含所有生命的整個生物圈。這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史懷澤和美國的泰勒。相比較“動物中心主義”而言，將人類的道德關懷的范圍從動物擴展到了整個生物圈，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依然是沿著解放、權利的道路在走，將人類降低到與其他物種同樣的地位，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于“生物中心主義”與“動物中心主義”只強調生物圈內物種個體的權利與價值，“生態中心主義”更加注重生態共同體的整體利益。它將研究對象擴展到了整個自然界，在承認自然界以及其所屬部分擁有內在價值的基礎上，強調益主體多元化，進而推證出自然界的道德權利與地位，從而推動了人類思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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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乃至后世，人們一向都不太重視立言，人們所關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轉·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與范宣子的一段對話，穆叔對范宣子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沒有辦法的最后選擇，人們首先選擇的是要向古圣賢學習，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為圣人們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讓后代的人覺得他們的言語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時候廣招門徒，史書記載孔門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藝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來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編撰教材來傳授弟子，他所編寫的《詩》、《書》、《禮》、《樂》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獨創，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的，《詩》本來有三千多首，經他刪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詩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作為一個博學多識的人，為什么自己不獨創呢？因為在他看來，先王之道已經很完備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論傳達出來就行了，只是當時世道混亂，“禮壞樂崩”，本來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們忘記了，因此他才會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來教授弟子，好傳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貢曾經有過一段對話，“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說，只是為了教授弟子才去說那么多話。在孔子生前，他并沒有自己的專著，《論語》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為其編撰的。

孔子不注重言還與他的教學思想有關。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學成后對社會有所貢獻，他更多地是從修身即道德方面來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他看來，只要道德修好了，學不學文都無關緊要，只是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才去學文。從他對學《詩》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這一思想。“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學《詩》的目的是要為政治服務的，“興、觀、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還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更可以看出他“學以致用”的態度，如果一個人學那么多的詩而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應用，學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篇（4）

管理哲學是“對管理問題的哲學反思”，管理學所研究的問題，自然成為管理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只是二者所研究的層次有所不同：管理學一般是從“ 科學”層次對管理問題進行研究;管理哲學則是從“哲學”層面對管理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從哲學層次探討管理問題，一般包括兩個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觀”層面的問題;其二是方法論問題。中國管理哲學應當是管理者在管理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對管理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基本看法,是管理者在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實踐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管理哲學是管理活動的總的理論基礎,是管理文化的核心。

一、以人為本的中國管理哲學“世界觀”

由于中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傳統文化背景和人的價值觀念的差異性，中國人對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從本質上來看,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強調“ 克己復禮”的“ 德性”文化。西方傳統文化信奉“個人中心主義”，強更多地調人應當追求自身價值和幸福，在獨立人格基礎上形成平等社會契約，之后用某種法定形式規范下來。中國和西方傳統文化的差異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中國人和西方人對管理本質的不同理解。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2就是強調管理者必須通過道德修養，克己正身,恪守禮法,身體力行,樹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使人民心服,才能上行下效,上善則民善,人民有了道德自覺性,就會接受統治管理。在管理場中，管理者是主體。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管理者正氣凜然、公平正直。以此作榜樣,誰還敢走歪門邪道呢?“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礎。“正人”是“正己”的效果和收獲。從這一意義上，中國管理學既講“ 道”，又講“ 技藝”，是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哲學。

老子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3意思是說能戰勝別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戰勝自己的缺點、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成功的管理者得關鍵在于自己能否戰勝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資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戰勝自己的錯誤、缺點和不足，就要求管理主體具備高尚品格和修養，才能夠做到“自勝”。

中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把管理的本質規定為一門大寫的“人學”。 “人”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也是它的落腳點。管理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實踐活動。任何管理都離不開人，管理的主體是人，管理的客體是人、財、物、信息和技術等，但中心是人，因為財、物、信息、技術等都要靠人去認識、掌握和運用，才能在管理中發揮作用。因而管理哲學的重要原則之一是以人為本，人的本性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人有七情六欲, 有倫理信念，有價值觀, 有人生觀, 有經濟利益, 也有精神利益, 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當我們在管理中實施以人為本時, 就應該以人性為本,要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本性要求, 達到調動人的積極性的目標。以人為本就是要以人為管理的中心或核心，要關心、尊重人、尊重人的價值、要按照人的生理規律、心理規律和行為規律設計和進行管理。 古典管理科學不是以人為本，而主要是以物為本，以經濟效益為本，以機器設備和技術為中心，按機器和技術的需要來設計管理，并且只關心效率和經濟效益， 而不關心人和重視人的其他需要，顛倒了人與物的關系，結果卻不能真正調動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堅持以人為本，關心人、尊重人和人的價值，按照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規律進行管理，才能真正調動人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且最終能夠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有利于人的進步和全面發展。

二、中國管理哲學的方法論哲學的方法論主要解決“怎么辦”的問題，中國管理哲學,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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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說

提出“二元說”觀點的學者認為:漢語中“國家”是由“國”字和“家”字兩個部分組成的，所以，“中國夢”也應當是由“國夢”和“家夢”兩方面構成。

(二)三位說

“三位說”顧名思義就是從三個角度看待“中國夢”這個問題，即“從個體上看”、“從集體上看”、“從民族看”，它是富民夢、強國夢，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復興夢。“中國夢”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所以，具體來說，“中國夢就是現代化之夢、社會主義之夢、民族復興之夢”。這是“三元說”的基本思想。

(三)多維說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夢”是由多個維度構成的。其分別從國家實力、幸福指數、文明形態、價值追求等多個角度闡述了“中國夢”———進一步加強我國綜合國力、進一步提升人民幸福感、演進中華文明和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不難看出，這三種觀點對“中國夢”的解讀，其實是存在著某些必然聯系的。“三位說”是在“二元說”基礎上的一種延伸和發展，而“多維說”又是以“三位說”為基點對“中國夢”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和解讀。我們可以從兩個大的方面對其哲學含義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解讀。第一個方面，詞語。“二元說”認為“中國夢”由“國夢”和“家夢”組成，這是在“國家”是由“國”和“家”組成，也就是字面含義的層面來說的，繼而才有了“國和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共同認識”，即“國夢”和“家夢”是有接洽的。第二個方面，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兩個方面的聯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我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都是走在不斷前進的大道上，這是縱向比較。從橫向來看，我國尚有很多地方區域沒有達到小康水平，所以說，“從個體上看，它是中華兒女的富民夢”;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力得到迅速提升，但與那些發達國家相比，還有需改進之處，所以說，“從集體上看，它是強國夢”;縱觀整個歷史，中華民族起起伏伏無數次，經歷了數次大朝盛世，也遭受過無數強權欺凌，有過輝煌，也走過磨難。很多外國人不明白為什么中國人總是充滿干勁地力圖發展，這是因為歷史教訓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說，“從民族看，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復興夢”。這是“中國夢”與中國當代社會發展之間的必然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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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揚哲學的社會批判功能，重建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價值，是現代哲學之思的一種路徑。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不是簡單地、刻板地描述現時代及現實問題，而是通過反思性的批判，對時代內容作出評價，進而明確時代進步的動力和發展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也促使哲學自身的發展論文。

哲學從來沒有以提供知識為己任，哲學的本質在于提供思想。哲學本質上不是一種知識體系，而是系統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維活動，它不是記住自己“是什么”的知識，而是思考“為什么不是這樣”和“應該是那樣”的一種追問活動，哲學不側重于學問，而更多是一種思考的狀態。正如哲學的本意在于“愛智慧”，即在于追求，而不在于終結；在于通過對現有現存的批判，為人們指出更新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以解答人們對生命的疑惑和意義，幫助人們更有價值地生存。之所以能做到這些，在于哲學與其他具體科學不同，它看起來不具體，不在某些確定的領域，不能解決具體的生活問題，但它能立足于整體和全局，在現實的運動中思考人與世界的關系，它幫助人們從身邊的瑣事中超脫出來，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人生和世界的根本問題，使人能活的明白，努力地去做一個有靈魂人。從事哲學研究而不批判現實，或者只知道為當下社會結構提供知識辯護，這有背哲學精神。

批判并不是對原有的全部否定，不是全盤拋棄，對現有的進行反思和批判，是為了以此為基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不是也不能是對過去的全盤否定，也可以說是對原有的進行適度調整，批判的基礎首先在于對現存進行合理的理解。正如馬克思對待黑格爾那樣，切莫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哲學的本質在于追求智慧的過程，但這個過程要立足于現實，以現實為根基，是在繼承中的發展和創新。哲學要幫助人們理解和認可現在的生活，為現實作論證；永不滿足是人的本性，但這是基于已經有所滿足這個前提的，不安于現狀的人類，是在已有現狀的基礎上的不滿足。如是，原有的哲學對現存的哲學思維活動，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可以說它是現有哲學思維活動的前提，沒有這樣一個前提作為批判的靶子，批判的血脈就無法繼承和延續，現有的批判者也就得不到足夠的精神食糧，就無法為人類的進一步發展作出奉獻。以實踐為基礎的人類認知活動，具有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特點，人們以語言符號系統作為媒介和社會傳遞物，不但能夠掌握前人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實現以前人為基礎，同時也能夠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識和經驗傳遞下去，為后人的認知和創新活動奠定堅實的基礎。這種社會傳遞方式使人類發展更快，同時要求人類對前人的東西進行鑒別，不能一味地全盤接受，否則就體現不出發展和創新了，所以批判是人類發展和創新的需要。哲學就是在西方哲學傳統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對這個傳統的繼承，就不可能有哲學；當然，哲學對人類的作用，更在于對傳統的革新，在批判中實現對傳統的變革。對現實的論證，也是哲學批判得以進行的條件，在論證中才能深刻理解現實生活，才能發現其中的不足，才能知道批什么以及應該怎樣去批判，通過批判要么修補了原有的觀點，從而實現超越，或者摧毀了原有的體系，實現自我揚棄，開拓出新天地。

批判精神是與時俱進的要求，與時俱進是的品質。哲學的產生，絕不意味著人類哲學思想發展的結束，而是在更高的階段繼續向前推進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沒有把自己的哲學自封為終極的思想體系，認為理論必須隨著生活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堅持理論與實踐能動統一的原則，就要把理論理解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既是歷史環境的產物，又是變化著的歷史環境的創造者。經濟全球化和飛速發展的社會，使人們更容易看到現代性的東西，同時人們反叛與遺忘歷史的心理日益加重。人們在親近新東西的同時，將過去的一切幾乎都要廢棄掉了。這種貌似徹底批判實是的躁動，不僅是膚淺和浮躁的表現，而且會帶來難以想象的危害。只有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才能克服短視、淺薄和狂妄。理論之花的繁榮，是人類能力和品格提升的體現和表達。

哲學之思是反思性的思維方式，在追根究底的過程中，對構成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因素不斷進行追問、檢討和批判。這種反思，既體現了人與世界關系的“為我性質”，也體現了關于人類的活動狀況和歷史發展階段的“從后思索”的特性。哲學反思在其合理形態上，是一種辯證思維，其本質是批判性思維。哲學批判不是單純的消極的否定、破壞和全盤拋棄，它是積極的培育、建設和創造，是破與立的統一。哲學批判是自我批判，其批判更為自覺和徹底，批判使理性的人成為了能動的自我超越的主體，批判是人類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質。哲學之思反對人們對現行的生活態度、道德習俗、審美情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采取無批判的全面接受態度，反對人們躺在因循守舊、循規蹈矩的溫床上睡大覺。哲學是深沉的反思，是厚重的批判，它有別于那些不斷制造“轟動效應”的行當。解決哲學關注的困惑、時代命題，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需要以海納百川的寬容來對待，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態來追求和探索，任何浮躁的作風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會引人誤入歧途。

在

哲學批判中，通過對時代的存在和意義的理解或自我意識，科學地把握實踐中的矛盾，正確地提出問題，以及對事物特別是慣常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論前提的勇敢懷疑，是兩個至關重要的環節。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批判就會失去對象，“胡批”、“亂批”不是哲學的功能；沒有勇于懷疑的精神和態度，迷信權威，唯書唯上，做習慣思維、習慣勢力的奴隸，也就不可能有批判的要求。哲學批判是徹底的批判，這種批判貫穿著對批判者及其哲學本身的自我批判，它所批判的不僅是作為思想對象的現實，更是哲學理論或哲學思維方式自身。哲學的自我批判內在要求批判者敢于正視并勇于承認時代、環境、傳統給自己造成的局限性。無人能超越自己的時代，制造永恒者恰恰不能永恒。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學，在于它自覺地意識到這種局限，并將對這種局限的反思、批判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只有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才能不斷深化對人的現實存在的歷史性的理解，從而才能確保哲學的價值性原則不會因僵化自封而死亡。通過不斷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超越，才能使現代哲學的價值立場更為合理，才能為人類更合理地生存和發展提出更優的方案。

哲學通過冷靜無私地反思和批判，通過對時代的自覺把握，逐步認清人類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狀況，進一步明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從而增強人自身發展的方向感，增強實踐的自覺性、預見性和有效性。哲學之不可替代，在于人類不能沒有關于自身存在和發展意義的理解或自我意識。哲學以自己提出的新問題、新的提問方式，以及對問題的新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類生活的時代意義，理性地揭示人類生活的矛盾與困惑、理想與選擇，從而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到來。

哲學的創新是必須的，但創新不是隨意進行的。只有當能夠進行自我批判和系統反思的時候，才能實現自我完善，才能向前發展，才能既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不僅實現哲學創新，而且能夠推動社會現實的改變。

哲學必須創新的根據，在于實踐沒有止境，新的實踐要求有新的哲學指引，因此創新也就沒有止境。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的實踐，由于受到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等因素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局限性；不同歷史時代的社會實踐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具體實踐活動的對象、內容和水平也都各不相同。實踐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是在限定和超越限定、制約和打破制約的矛盾斗爭中不斷前進的。只有在實踐中勇于創新，不斷求得新的真知，才能永葆哲學的生機和活力。不同時代不同時期的哲學創新，從來都是以當時實踐突出的問題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和著眼點，并存在著自己特有的歷史局限性，不斷克服這種局限性就構成了歷史的連續和理論的發展。哲學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實踐中能夠不斷創新，每一次理論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對于現實實踐的徹底反思和深刻批判的結果，不僅為人們解決現實問題指明了途徑，更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指出了方向，并描繪出了具體的藍圖。哲學批判不是隨意進行的，不是感情用事的發泄，更不是故弄玄虛的炫耀，而是以社會實踐為出發點，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目的，冷靜理性地導引人們讓生命存在更合理，讓人與世界的關系更和諧。

篇（7）

在上面的翻譯中，我們小心翼翼地回到“discussion”和“polemics”這兩個詞的詞源，把它們分別試著翻譯為“（通過言談進行的）分析”和“（通過言論進行的）爭戰”。括號的使用表明：無論在discussion還是在polemics中，言談講論的因素都是后來附加上去的。“討論”這個譯名只是傳達了“discussion”這個詞在其含義中比重較大的“言談”一面而遺失了其拉丁詞源的原初含義：動搖、打碎、分裂，一塊一塊地去分析、。而對于“polemics”來說，“論戰”這個翻譯雖然簡潔而完備地包含了“polemics”在現代西文中所含有的爭戰和講論這兩個因素，但是卻沒有傳達出這樣一個詞語的實情：那便是在“polemics”的希臘詞源中，本來并沒有“言論”的因素，而僅僅指戰爭。大概只是在基督教神學中才出一種被命名為“polemics”（“爭辯學”）的神學分支，意在通過言論——而這當然必須以教會在此世的權力作為后盾，以及必然會以付諸實際懲罰作為其后果——而駁斥異端謬誤。從那此后，“polemics”這個詞中的“講論”因素才牢固地駐扎進來，乃至成為主導性的方面。這是兩個原因所導致的共同結果：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存在著對于普遍共同語言的信賴；另一方面，戰爭作為起源在過度文化的繁榮景象中傾向于被掩蓋。

上面所作的翻譯討論決非無關緊要的吹毛求疵，更不是可憐的語言知識的不自量力的炫耀。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僅僅意在提出一個問題：何謂爭論？這是一個看起來極為普通乃至無聊的問題？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中，這個普通的問題也許是尚未被提起過的問題？至少，從上面的翻譯討論中，我們已經發現，不要說這個問題，甚至首先是這個詞，“爭-論”或“論-戰”——在源初的意義上聯系著爭戰和講論這兩個因素的詞——在西文里都是缺乏的。這種缺乏起源于一種對語言與戰爭之本來聯系的回避，而此回避則源于對語言的過于意愿善良的期望。這種善良期望首先表現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dialogue和dialectic中，后來在黑格爾的Widerspruch中，以及最近仍然在哈貝馬斯的Kommunikation概念中得到表達。

作為dialogue和dialectic的前提和自始至終規定著全部對話過程的那種希望通過對談而貫通歧異雙方的基本善良愿望來自一種對于單數logos的信念。借用維特根斯坦的用語，我們也許可以說，這個單數的logos是一種、惟一的一種私人語言——但不是某個個人的私人語言，而是公共的私人語言，語言本身的私人語言。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樣完全奠基于此公共的私人語言之上。“語言有一種神圣的性質，”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感性確定性分析”中說道，“在語言中我們自己直接反對（Unmittelbarwiderlegen）了我們的意謂（Meinen）。”[2]借助這種直接反對的機制，“現在”、“這里”、“這一個”，這些表面看來最屬于個人之私人性質的“意謂”，立刻就轉化為最普遍、最沒有確指的表述：這便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感性確定性的真理說的是：神圣的語言本身的作為公共性的純粹私人語言：其內在私密的純粹性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任何個人之私密的意謂都還過于外在、偶然和嘈雜：你有你的意謂，我有我的意謂，“這里”聲音太多，存在著爭戰和不和。然而，無論是誰，只要他說的是“這里”，這里便是同一個地方、惟一的地方：那便是語言本身昵喃低語、嗡嗡作響的內室。然而這仍然是一個嘈雜的所在、戰爭的潘多拉盒子。

然而，無視其嘈雜和爭戰的本性，人們相信：既然它是公共的，既然它是公共的私人的語言的獨白，那么，在這種公共的私人語言或有著神圣性質的語言本身的獨白之中，歧義、歧異、誤會、爭戰和喧囂[3]就不應該是被理解為在語言的起源之中深深根植的東西，而是被理解為從聽力和表達的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東西。但是，實際上，在這種對語言和歧異的理解圖景中，聽力和表達的缺陷甚至是無法說明的東西，因為完美的logos不可能被聽錯和被說錯：從logic（邏輯）上講，這應該是一個全或無的結構，就像電路或機器語言一樣。然而，如果沒有誤會和歧義/歧異，聽和說，語言本身，都將成為不必要的東西。然而，語言竟然產生了，而且充滿歧義和錯誤。這個事實促使我們有必要在一種“歧義的先驗語言”的意義上提問：何謂爭論？以及回過頭來檢視那種公共私人語言信仰的基礎：它原本產生于何種語言的縫隙、歧義或爭戰的空間？然后，它何以成為對自身起源的文飾與掩蓋？而這種和平的文飾本身又是如何作為原初戰爭的歧變的形式而發揮作用？

也許只有進入這些問題領域，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展開福柯與德里達那場圍繞笛卡爾和瘋狂問題而發生過的不幸爭論的深刻而復雜的意蘊罷？

注釋：

篇（8）

哲學家嘗謂:“以常識非哲學，疑若可笑，實則哲學之穿鑿迷障，正當以常識正之耳。”［6］719面對在中西方哲學中自來便成立說繞不開之根本話題的“善”，劉先生卻舉重若輕地以一“生”字準之。初看來，似乎題不對義，也無奇特深刻之感。然而，這位“神童”加“天才”的曠世奇才從來出手不凡，他的“常識”是通達“神奇”而為言的。他雖一邊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對之詞，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無分別，特以人間所見有常有罕，遂以較罕者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認“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無以言之也”［5］263。劉咸炘先生說:凡人之所以學問思辨者，無非求善，而天下之難辨者，則無過于善。善者價值之詞，價值必有標準。審天下之所謂善不善者，固不以生為標準。殺人為不善，以其傷人之生也;欲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謂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為善，則試問全人之生何以為善?豈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謂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則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講道術乎?斤斤然講道術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則是生有善有不善矣。與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謬乎?曰:非相謬也。凡所謂生之不善者，淺見者以為生耳，實善不生也。殺人者人必殺之，欲全己生而終害己生也。人自以為盡生人之樂，而不知漏脯救饑，暫飽而終死也。是故生有盡不盡而以久為善，善之準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劉咸炘先生認為，善的根本義準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與此同時，斤斤然講求道術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賴決定生否的善作為根本標準。劉咸炘先生進而謂:“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傳》謂“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種“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謂“茍不固聰明圣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許也正是《衛靈公篇》中孔子告訴子路的“由!知德者鮮矣”所指之“德”。在劉咸炘先生看來，此“德”或“天德”無疑為至誠純善之道體，因此，人以純善而成全其生，通達天人一貫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說“善之準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證成“生即善”，故劉咸炘先生謂:“儒者所證得者，止此生生之機。”［6］790不僅如此，劉咸炘先生還引證西方學者亦有相同之見。如他說:“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書，作善之定義曰:所謂善，乃足資保全與擴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謂促助個人與其所隸社群和諧伸張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劉先生還認為除卻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賓塞這般主進化論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為，乃引致最長最廣最圓滿之人生者也”［6］682為準，也不得不以人生為善準。因此，劉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為善之本，非新說也，乃古今中外深達之賢哲所同主。”

二、人生鵠的

篇（9）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10）

二、時間序列下的詩學的敘事交織

呂格爾在《時間與敘事》第一冊之第一、二章中，以時間的探問回返古代的懺悔說之后，即以亞理斯多德之詩學為起始，探討有關詩學是何種模型。我們可以悲劇戲劇論探討之。當吾人具有情節、言語、思想、性格、場景、唱段等六種建構要素之后，觀眾被設定將在某個部份開始有所轉折并發現新的看法。針對臺上的英雄的生命歷程，亦將有所領悟。當吾人應用這種詩學在一個敘事上時，我們可以得出有關被敘事的對象可生新的發現之處。我們稱之為詩學的敘事。在此，敘事的定義亦應被厘清，它是一種故事的形式，但必須符合相關性，是一個相關于敘事者（narrator）的說出故事，目的上則以呈現相關性為主要任務。當我們接受呂格爾對于時間的探問之后，即可依據他引述的奧斯定思想作為基礎，也就是說，一個時間的時刻（moment），在一個相關于人、事、時、地、物的背景之下，將可有說明的內容，作為敘事之內容，以相關性與故事情節化地將之敘事出來。時刻與敘事的結合，可以使這個動態被當下地保存下來，構成一個內含論述（discour／discourse）和外包上書寫（écrit／writ－ing）的格式文本即被呈現出來，即便是在心智運動下，只要形成出主詞、動詞、受詞的句型即可，不一定要發出聲音。呂格爾建議，將一個敘事作為一個基礎的單元，即可建構與時刻相關的敘事。在這個時刻下，針對過去的事件，在當下是一個經過我們完成的敘事處理，它可以被重新敘事。敘事理論可以改變我們的未來，針對一個事件的重新書寫，可以改變看法，建構新的敘事，以對應到新的行動之中。由此，吾人可以建構出詩學的敘事，即一種以閱讀、看戲般的觀眾之心得，透過被設定布局好的情節，得出新的心得，此心得即透過詩學的而被呈現出來；以配合事件的交織法（lamiseenintrique／emplot－ment），建立時間與敘事方法，在時間（某個時刻下的敘事）中建構敘事。可見，呂格爾之被敘事的時間計劃不能說沒被完成，應該說是思想已經內含了此內容。如果被敘事的時間是指僅在被敘事出的事件之對應之下的一種時間，那此時間即是哲學咨商方法可運用的時間，是可以透過語言之敘事格式呈現，而非不可被回答的時間。這種交織的方法使得事件（event）在哲學咨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有的事件都有情節，但這情節其實來自我們之前的想法，是一種過去的敘事，即以相關的所謂順序與關聯一一建立的。但詩學的敘事或可維持原順序，或可整體地重新布局，猶如一個新導演之表現他人表達過的主題一般。因此，敘事可以由現在的時刻再做下去。以對現在認定的觀眾為觀看角度而言，詩學的則要表達出可發現新的內容，有轉折意義地進行下去。而呂格爾之時間與敘事詮釋學，亦可在此要務之下，扮演出可供咨商的哲學方法論。它是符合哲學方法之存在的與存有任務的操作。呂格爾詮釋學符合如海德格爾之德語系統下的在彼處的、在世界上的－－在某個人的生命的世界觀之下和及手的，一種以在德文說明為在彼處的，處理存有者開顯出的存有。呂格爾之詩學的敘事是透過一次新的時刻下的事件交織而產生出來的，是一次更新的在世性與及手性（Zuhanden／ready－to－hand）的合作。從呂格爾的方法中，可以得出一個心得，哲學之探討某個對象的運行之要素、原子最小單位，乃至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之哲學的建構之意義下的哲學方法，在呂格爾的詮釋學內，他以與人最為相關的事件性，透過觀看者（觀眾）之悲劇理論的角度，探討出哲學方法。依此作為哲學的咨商方法意義之下，具有了咨商的應用可能性。交織使觀者被影響，時間之時刻下的現場敘事是一個機遇，可以使吾人重新探究過去。過去的與歷史的，在以往之看法下是已經實際發生的人、事、物，但在敘事理論之下，時間由現在觀看過去的記憶，可知這個歷史來自當時刻的某一次的論述。雖然它已經存在于一個文本與書寫之中，但在此刻與彼刻的對照之下，我們可以重寫與重述之。或肯定過去的寫是可以接受的，或將過去的某個部份的表述，與其整體的了解進行重新理解。完成之后我們會得出新的整體意義，亦可繼續進行：新的另一次的部份之更動或斟定，看看它是否需要改變敘事。敘事是可以在時間中不停展現的。所謂的交織，是一個敘事之過去的版本，是具有某個時刻的記錄刻度，亦有現場的空間記錄與現下的可能性之結合，然后配出一個新的交織布局。我們可以將事件的舊版本與事件的新版本對映在一起，以現在的與現場的敘事得出呂格爾所謂的新的時間序列：現在的走向過去的并進而進行對未來的敘事建構，即時間與敘事階段，對應出對治的行動，即從文本到行動階段。

三、敘事交織方法的哲學咨商應用

我們可以運用每一次的現場與現在的敘事，導引出新的敘事。敘事之后，可以改變對過去的事件的說明與新的整合，當交織出新的整體后，可以有機會重新了解過去，得到改變未來行動的對應方法。例如，一個年輕人可以透過交織，重新了解到，過去的某次考試分數與自己對自己能力的連接，誤使自己以為自己的能力只與現在的某個專長連接。其實尚有很多可能在過去的敘事之下被隱藏了起來。也正因為此，我們可以再回返到呂格爾之方法應用，以配合時間與敘事的時間做出一個呂格爾之詮釋學的溯源方法。所謂哲學咨商，首先是一種哲學的方法。西方哲學早期即以探討對象的運行為主要任務，當我們以咨商為主要業務時，案主的活動所導引出的問題，將是我們應用哲學探討其運行時的要件、運行方向、有無斷裂的部分與部分間的關系，如何在人間世界的情況上找出這個運行的某個人生活動之存在的依據，或存在的基礎等。呂格爾之時間與敘事法配合階段，他主張一種開展出新的意義的可能性。此可能性如果可以透過一個被敘事的進行，此進行的敘事就有機會將有關過去的內容轉換為現在有意義的新內容，并配合出新的未來活動之規畫。案主所提出的問題亦將可被敘事為一個時間序上的新的敘事。其意義是可以被活化的。例如，一個失業的人感覺到自己不被需要與重視。他多數都會產生不舒服的感受。依據呂格爾之敘事計劃，可使之將當年找到工作的過去事件重新詮釋一次，但一定要以時間配合之。在此時此地，他已是一個對這個工作有深度了解的人士，他可以將之前的工作作為一個事件的情節交織，以現在的自己之能力作為另一個可交織在一起的事件與人物，在找工作時配合這一點的優勢是之前的自己尚不能呈現的加分的存在者。依過去找到過工作，與現在同類工作之需求，建立出新的交織，以實際性的整體交織，凸顯出一個新局面下的現在的自己，以及現在的職場。很多人在失業后一直停留在過去那個工作崗位不再需要自己的想法上，其實，過去的崗位除了提供自己修正相處之道外，不會再出現在自己的世界內。它們不需要自己與自己失業的事實，經過處理之后，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敘事：此刻的敘事，是敘說現在的自己與現在的職場。不需要敘事過去的崗位，但要敘事過去的崗位在己身生命上已提供的自己的存在上的成長，甚或警醒，例如，自己犯過的一些錯誤等。呂格爾的敘事，配合時間，可以給出自己現在與跟現在具有確實相關性的事件，依據對過去的新敘事，可建構出未來的行動。我們知道，當呂格爾在“時間與敘事”中提到奧斯定，他將奧斯定的懺悔法應用到現在的敘事中，這是一個很新的應用可能性。由于所有平凡的人都有過去，亦都可經由在時間中展現現在的敘事，一個新的整合交織，就可以與過去的事件進行類似宗教懺悔的語言敘事動作，向自己敘說出來，以提供自己不再發生過去某些無幫助的事件與行動，建構新的有幫助的行動。新敘事創造新行動。

四、三重再現論與哲學咨商特質

呂格爾建立的理論可以依據語言的特質進行說明與應用，故這種方法在當代的哲學學習與應用上有著極高的應用價值。這種說明亦可避免古典哲學抽象的語詞特質之不易了解的困難。我們將這種方法整合出了幾個特點：其一，它是依據人類的語言闡述某個事件在某個時刻的發生，但以一個現場的與現在的方式重新敘事之，也就是重新整合出我們認為最洽當的新的事件的交織。其二，這個現場的交織，可以將對以前所看到的與認識到的過去事件給予重新建構，獲得與其當時的與彼處的整體理解可能性之機會。這亦符合當代海德格之彼處之在（Da－sein）的概念方法。呂格爾將原本之在彼處的在，轉為在過去時間中，與在過去地點中的在與是，轉為可以咨商的方法，進而以道出（logos）處理這個在與是，也就整合出新的語言中的存有學觀點。其三，在這個新的敘事下我們可以得出新的交織。以詩學的交織為主要任務，即以觀眾之得出新的轉折與發現為主，即依時間建立由現在的與現場的敘事，在時間中標出敘事。此詩學的敘事，使我們可以改變過去，建立未來的行動。其四，時間的旅程法，即以此為標示的流動表，依據之建立每刻每剎那的敘事的交織，可肯認、可重構、可否認原本的已然，建構新的應然與實然記錄。這種理論在有關華文文本與在華人世界觀之中能否得到恰如其份的應用？這也是本文關注的問題之一。我們常聽到外文的學術研究者說，翻譯是很困難的。這個說法顯然不是指語言與文字的符碼問題。但凡在人的世界的所有的困難和活動，并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種理解的問題。例如，失業的人會懷疑自己的能力與價值，而非將失業的事實歸因于某公司與某時間下的一個決定等。同樣，一位瞬間被貶到嶺南的當朝為官的舉人，也不會與一位位居華府的美籍人員有相同的感受。如果以時間與敘事，我可以探討華人文化之生活世界下的咨商方法。我們可以運用某個案主的時間之中的敘事，請他轉換到當時當地，再以在原本的記憶中不太相關的小事件與之交織，且亦與現場的與現在的某個需求下的新的事件交織，雖然現在的事件看似與過去無關，但很有可能在現場的與現在的事件交織之下，會發現過去的記錄檔案中的議題，并不是主要的問題，而不用將過去視為不可更改的記憶。現在的某個事件被交織進來，產生了這個議題，我們會誤以為與過去相關，以前認為過去的是不能被更改的，因而更為沮喪。我們的哲學對治方法是：以現在的與現場的再交織所謂的過去的諸事件，或與其它旁支小事件交織，一一嘗試，可能因為現在的交織，重組了對過去的與歷史的記錄，因之可以以本次的敘事，開展出新的對于這個議題的新理解，并且，可再依此建構新的未來行動的策略，從而使得危機被改變。例如，一個失業者，檢查當時找到這個工作時，也可能會失去其它好機會，交織之后，找新工作的方向就更廣了；或依已任職數年的經驗，將現在可以找到的工作可能性擴充之，使得可以找到的工作崗位又更廣了，等等。因此，時間與敘事的分析可使人們不再只停留在認為自己現在的失業糟透了的負面情緒之中。呂格爾的時間旅程與詩學敘事交織法啟發我們，以時間新順序，可一直不停地進行新的過去事件的交織，不要被記憶所綁架。這個活動是重新將相關的事件一一再標示與交織，可以等同過去的記憶，亦可以不同于記憶。除了將事件重新交織之外，亦須配合時間的回顧，可以在時間的旅程概念下來回進行。當然這需要一個有勇氣直面對過去的不好事件，要知道此時此刻，過去已然僅是過去，再也不能回到今日，亦不太可能完全重演。這是一種詩學的敘事。這里我們借助呂格爾的三重再現概念（threefoldmimesis）來說明其方法的特點。三重再現是以pre－figurationcon－figurationre－figuration為歷程，即前構成—現在式構成—再現的構成，以我們原本的記憶中的事件被敘說的內容開始，形成一個現在的mimesis。對一個失業者的咨商，我們可以呂格爾之三重再現法，回到pre－figuration，但要從con－figuration出發。從時間的間距看，無論這位失業者在某個崗位做了多久只是一個事實，可以依這個事實建構自己現場的敘事。但一般的失業者多數是往以后看，擔心自己不再有價值，或不再容易找到工作。在呂格爾的詮釋學中，未來建立在此地此時對于過去的重新敘事之上。因此，一個現在呈現出來的我，是一個事實，如果擔心，可以先敘事出一個一般職場上需要的我，他可以透過對過去的事件，特別是上次找到了工作的那種喜悅與被肯定事件作為交織。不要僅以現在的失落為主，就較易找到新的敘事交織。例如，何種過去的敘事，可以使自己找到過工作。以及將con－figura－tion找出來為主要的工作，以透過新的pre－figu－ration建立現在的configuration，以完成re－fig－uration。在時間序上，是以一個現在的時刻，同步回到過去的事件與世界，瞬間地，但當然時間差距上是略晚的，解讀出新的、現在的詩學的敘事，以進行重構，行動就會基于此重構而配合完成。因此，時間是主要的不同點。在一般詮釋學中時常使用到前構成、前理解，但呂格爾指出，前構成之所以得以建立出新的版本，是基于一次新的交織。交織過去尚未凸顯出來的其它事件，循環之，交織之。愿意且接受回到過去其實是在現在，現場處理相關的過去的前構成。也可以說，這是重整地交織出新的前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