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儲蓄率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月14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呈現蓬勃發展趨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與此同時，我國居民的儲蓄也隨之快速增長。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始終保持在兩位數的增長速度。我國居民儲蓄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這一現象引起國內各經濟學家及政府的廣泛關注，較高的居民儲蓄直接影響到我國整個經濟的運行，所以對我國居民儲蓄存款的問題進行研究很有必要。我們可以對研究的結果進行分析，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方針，使整個國民經濟更好地發展。

一、變量分析與選擇

在此之前，已有很多經濟學專家學者對此問題做過相關模型分析，但各自選定的變量各有差異，筆者通過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最后選定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期存款利率、恩格爾系數以及基尼系數這四個主要影響因素建立了模型。以下是對選擇這幾個影響變量的原因分析：

（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最終消費支出和其他非義務性支出以及儲蓄的總和，即居民家庭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儲蓄的根本來源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越多可以存入銀行的錢也就越多，也就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儲蓄率，所以可支配收入這一因素必須首先選取為模型的解釋變量。

（二）一年期存款利率。存款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在西方經濟學里，利率通常和儲蓄成正比，因為利率越高居民得到利息越多，就更愿意把錢存入銀行，所以模型中也將這個因素選入解釋變量。本模型中選取的利息率數據是一年的變動利率加權平均后的利率。

（三）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用來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在西方經濟學中，凱恩斯認為，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越高，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就會越高，社會的儲蓄傾向就會越低。所以，把基尼系數選入作為解釋變量。

另外，價格指數和通貨膨脹率也對儲蓄率有一定影響，鑒于數據無法完整得到，放棄對其分析。

理論模型設計如下變量：Y代表城鎮居民儲蓄率;X1代表人均可支配收入;X2代表一年期存款利率;X3代表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建立模型：

Y=B0+B1×X1+B2×X2+B3×X3+u

B0表示必要消費，它表示在收入為零時人們也要花錢消費，也就是有生活必需品消費支出，儲蓄率為負。

B1表示當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變動1元時，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對應的變動單位數。

B2表示當一年期利率變動一個百分點時，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對應的變動單位數。

B3表示基尼系數對儲蓄率的影響。

u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回歸與結果

對被解釋變量Y利用Eviews做回歸，得到結果表1所示。（表1）

Y=7.64969949347+0.0035404995432×X1+3.16814664514×X2-51.7918002873×X3

（1.101819） （7.352915） （7.636951） （-2.154779）

R2=0.926053 調整可決系數=0.907566

F=50.09249 DW=1.899527

三、模型的檢驗與修正

（一）對于模型的經濟意義的檢驗。一般來說，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儲蓄率越高;儲蓄利潤率越高，居民儲蓄率也高;而基尼系數越大，即貧富差距越大，儲蓄率降低。且B0的值為正值，說明居民有必要的消費需求。回歸方程中的各個系數符合經濟意義檢驗。

（二）多重共線性檢驗。對回歸模型的三個解釋變量，利用Eviews做出相關系數矩陣。（表2）

可見，X1和X3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方程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

分別作Y與X1、X2、X3之間的回歸。（表3、表4、表5）

（1）Y=16.8918025136+0.00171673279686×X1

（2.992426） （3.213209）

R2=0.424454 DW=0.500368

（2）Y=27.5718524824+1.43569625505×X2

（5.08838） （1.26638）

R2=0.100279 DW=0.304658

（3）Y=12.0109181049+53.2651787897×X3

（0.967642） （1.759758）

R2=0.181131 DW=0.524350

可見，居民儲蓄率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響最大，與經驗相符，因此選定（1）為初始回歸模型。

逐步回歸：

通過Eviews軟件，將回歸結果在EXCEL中列出如表6所示。（表6）

當引入變量X2時，各系數的t檢驗通過，但是其方程的常數項C的值為-5.44423，由于定義中常數項B0的經濟意義為必要的消費支出，即即使舉債也要進行的消費額，例如大米、油、鹽，所以常數項的值必須為正值。因此解釋變量X2有誤。

去掉X2，直接引入X3，得到回歸方程：

Y=40.7414847949+0.0037990950×X1-109.587368639×X3

各系數符號符合經濟意義，且t檢驗通過。確定回歸模型為F（X1，X3）。

但是，對該回歸方程進行D.W.檢驗，求得D.W.值=0.472311，大于0而小于DL=1.1。表明其存在正的自相關性。下面對于方程進行自相關性的修正。（表7）

得到修正后的確定的回歸方程為：

Y=0.00379909505925×X1-109.587368639×X3+40.7414847949

（8.602061） （-2.848015） （2.472056）

R2=0.566650 F=8.499407 D.W.=0.472311

其中：Y代表城鎮居民儲蓄率;X1代表人均可支配收入;X3代表城鎮居民基尼系數。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數據分析和回歸模型的建立，我們可以發現，在不考慮其他條件和因素的前提下，城鎮居民的儲蓄率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存在正相關關系，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元，儲蓄率上升大約0.17%，同樣，儲蓄率與利率和基尼系數同樣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然而，通過模型的修正和優化，本文得出的最終回歸方程中并沒有包含最初的解釋變量X2，說明存款利率對于儲蓄率的影響并不顯著或者相對于其他解釋變量解釋力度過低，被模型舍棄。

不可否認，仍然有許多的其他因素影響著儲蓄率的變化，例如通貨膨脹率、商品的價格指數等等，然而考慮到很多數據的不可得性，本文并沒有對其進行討論分析。就修正得到的最終模型可以看出，F檢驗所對應的P值為0.004360<0.01，通過了F檢驗，說明該回歸模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的線性關系顯著成立。可以大致的認為，城鎮居民的儲蓄率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數的關系如結論方程所示。

基于上述模型問題的討論，筆者對于城鎮居民的儲蓄提出兩點建議：首先，一個國家的儲蓄額反應的是國民對于國家發展的期望值，是國家進行投資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所以應該通過宏觀或者微觀等經濟手段，例如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加大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的力度，將國民儲蓄率保持在一個良好的水平之下。其次，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市場經濟的發達，過度的儲蓄會降低市場購買，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應當通過調控手段，例如減小基尼系數，縮小貧富差距，刺激購買和消費，保證市場活力和經濟流通速率，確保居民日常經濟活動正常運行。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2011期數據統計.中國人民銀行官網.

[2]唐軍.中國居民儲蓄主要結構性問題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

篇（2）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俊（2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陳沖.人口結構變動與農村居民消費――基于生命周期假說理論[J].農業技術經濟，2011，（4）：25-32。

[2]康建英.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消費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09，（2）：60-64。

[3]李文星，徐長生.中國人口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J].人口科學，2008，（3）：29-37。

[4]鞏芳，陳寶新.中國居民消費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J].西部經濟管理論壇，2016，（3）：61-69。

[5]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J].經濟學，2009，（4）：29-52。

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篇（3）

【關鍵詞】消費;儲蓄;饋贈性儲蓄

1我國最終儲蓄率的發展

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穩步增長,在15年的時間內上漲了10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呈現下降的趨勢,5年的時間內下降了3.6%。

第三階段: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又進一步抬頭。

2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

中國國內的居民可以分為兩類:前瞻型居民和短視型居民。本文主要討論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居民前瞻性儲蓄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預防性儲蓄、饋贈性儲蓄和生命周期儲蓄。各種類型的儲蓄動機是不同的。因此與當期收入的關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儲蓄中的預防性儲蓄:預防性儲蓄是用來預防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預防性儲蓄產生的因素分為兩類,第一類:不確定性因素。在不確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確定性)居民會直接增加儲蓄,從而防止消費的劇烈波動所造成的效用下降。這種影響是直接的,居民受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直接調整儲蓄。而在我國收入的不確定性不影響前瞻型居民的消費即不會引起預防性儲蓄的產生。

第二類: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費會變得非常有耐心,會盡量的節省,從而減少當期的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這種影響是間接的,保障因素通過影響居民的耐心,進而影響居民的儲蓄。第二類因素其實質是一種與不確定性因素相對的變量。這類因素可以提高抗風險的能力。具體來講:當期收入的總量(規模),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如:養老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制度因素暫不討論,當期收入規模對預防性儲蓄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大,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弱,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小。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小,會被收入的規模所抵消,不會存在消費的波動,從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另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小,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弱,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強,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大。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大,而收入的的規模不能抵消這種影響,為了防止消費的波動,實現效用最大化,居民變得非常有耐心,從而減少當期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因此當期收入規模與預防性儲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儲蓄中的饋贈性儲蓄:饋贈性儲蓄是贈送給他人(特別是子孫后代)的儲蓄。決定饋贈性儲蓄的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個人對饋贈性儲蓄的偏好,這暫不討論。決定儲蓄的客觀因素有兩個,收入的規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規模和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影響:收入規模和饋贈性儲蓄成正比,收入規模的增長會導致消費的增長,進而導致消費的邊際效用的減少,因此收入規模的遞增會導致消費邊際效用的遞減;饋贈性儲蓄也會增加總的效用,并且隨著收入規模的增加,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會增加。當消費的邊際效用低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時就會產生饋贈性儲蓄。因此收入規模的增加會降低消費的邊際效用,提高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從而產生饋贈性儲蓄。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關系。在收入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收入的變動會影響饋贈性儲蓄的變動。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標準為基尼系數。收入的基尼系數越大,說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當期收入,表現了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數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規模比較龐大,因此會產生大量的饋贈性儲蓄。因此基尼系數與饋贈性儲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儲蓄中的生命周期儲蓄:莫迪格利安尼、布倫博格假設消費者面對現在和今后一生總消費的效用函數。試圖將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從而達到效用最大化。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不僅會考慮當期收入,而且會考慮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為人卻是一個短視的行為人。因為現實生活中收入是變動的,在適用性預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預測未來收入的主要指標。因此消費會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響。而持久性收入又是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決定。消費最終還是受當期收入的影響。但是無論消費是否受當期收入的影響,儲蓄總是與當期收入相關。只有當消費受當期收入影響時,收入的變動會部分的轉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緩慢;當小費不受當期收入的影響時,收入的變動完全轉化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快。

3對我國近段最終儲蓄率發展的解釋

第一階段:前瞻型居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后,收入規模的逐漸增強導致了預防性儲蓄傾向增強、預防性儲蓄快速增長。而且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消費的增長速度,因此最終儲蓄率在這一段時間內穩步增長

第二階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預防性儲蓄總量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還不是很強,因此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總儲蓄傾向減弱。導致了最終儲蓄率的下降。

第三階段:由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變大所導致的,饋贈性儲蓄傾向的變大是由于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規模進一步擴大、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進一步加大而導致的。

4改進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的政策建議

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保障。我國作為最具有發展前景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將保持穩定、持續增長的趨勢,因此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相應的的持續穩定增長。另外,從現階段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動沒有超過2%,特別在最后兩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從現階段的收入數據和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勢兩個方面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會持續穩定增長,從而儲蓄也會快速增長。中國儲蓄的穩定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居民儲蓄的穩定增長是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的資本來源。另一方面,中國儲蓄的高速增長也給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費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重要部分,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費偏低不僅會導致內需不足,而且會突顯投資在經濟中地位,進而增加經濟的大幅波動。

篇（4）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15-0076-03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國民收入不斷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儲蓄率也在不斷提升，因此很多學者就影響我國城鎮居民儲蓄的原因做過很多研究，但是分析的差異很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確實在當今社會，經濟所涉及的概念很廣，任何一種理論或模型都會導致不同的看法和分析。目前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儲蓄水平主要受居民可支配收入、未來預期收入、通貨膨脹率、儲蓄利率、消費者支出、收入分配、居民貧富等情況影響。

例如，戴有根在論文《家庭儲蓄影響因素分析》（1991）中闡述了影響家庭儲蓄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價格、利率、社會消費風氣、心理預期、金融資產規模和結構、個人及家庭的生命周期、商品生命周期、儲蓄服務工作水平和儲蓄所網點建設等九個方面。陸佳怡的論文《淺析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因素》（1991）指出，居民消費物價水平、收入水平、利率、證券市場對資金的吸納程度等因素都會對居民的儲蓄水平有一定的影響。胡瑤在《我國城鎮居民儲蓄影響因素分析》（2009）一文中認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一年期儲蓄利率、通貨膨脹率、城鎮居民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等因素都會影響居民的儲蓄狀況。歐陽文輝和徐佼在《我國居民儲蓄變動的影響因素及實證分析》（2008）中則詳細分析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利率、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這幾大因素對儲蓄的影響程度。林薇在《我國城鄉儲蓄影響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議》（2007）中，綜合分析了名義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期儲蓄、通貨膨脹、股票市值和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對當期儲蓄的影響。

由此可見，影響居民儲蓄的因素千變萬化，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尤其是不同個體的生活環境，背景，經歷，價值觀念都會對其儲蓄行為有所影響。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影響國內居民儲蓄幾個重要因素，并且較為客觀地對這些因素進行歸納總結，并提出相應的建議和措施。

二、影響儲蓄的變遷因素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居民儲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儲蓄利率以及物價水平的影響，但是果真如此嗎？下文將就這個幾方面的問題進行具體探討。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泛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家庭可以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是總收入中扣除應繳納的所得稅和個人交納的各種社會保障支出以后的收入（不包括借貸收入）。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一家庭副業生產支出一記賬補貼一個人所得稅。一般來說，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生活水平成正比，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則越高。根據1978年～199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儲蓄存款的數據調查，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居民儲蓄的影響是一個重要因素，即，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儲蓄存款也在增加，這兩者有著緊密聯系，但是影響城鎮居民儲蓄行為還有一些無法預測的變遷因素。

（二）儲蓄利率

利率變化直接影響到居民儲蓄存款資金的增殖能力。一般來說，利率上升，居民的利息收入增多，儲蓄存款就會隨之增加，反之，利率降低，居民就會減少儲蓄存款。因此，在理論上，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長情況必然與利率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但是，很多學者認為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許多因素制約著居民的儲蓄行為，儲蓄存款增長率與實際利率是否還存在著正的相關關系，則有必要進行更多的實證分析。

根據古典經濟理論（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的西方利率理論），利率的變動對儲蓄影響是正向的、單一的；利率提高，人們增加存款；利率降低，減少存款。儲蓄和投資都是利率的函數，利率的功能僅在于促使儲蓄與投資達到均衡。儲蓄由“時間偏好”等因素決定；投資則由資本邊際生產率等決定，利率與貨幣因素無關，利率不受任何貨幣政策的影響。當利率降低時，預期回報率大于利率的可能性增大，所以投資需求也會不斷增大，形成投資利率遞減函數。只要貨幣利率與投資的預期回報率存在差異，資本就會在儲蓄和投資兩者之間發生移動。因此，在古典利率學派看來，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利率具有自動調節經濟，使其達到均衡的作用：儲蓄大于投資時，利率下降，人們自動減少儲蓄，增加投資；儲蓄少于投資時，利率上升，人們自動減少投資，增加儲蓄。

然而，在當今社會現實生活中，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否如古典利率理論預測的一樣是正相關呢？根據廖慶在《淺析我國利率變動對儲蓄的影響》一文中的分析，1991年到1995年的利率對總儲蓄額是正相關關系，而從1995年到2003年則是負相關關系。這說明，在中國利率與儲蓄的關系并不是如古典經濟理論認為的那樣是正向的、單一的，而是不確定的。其原因是，1995年是我國利率對儲蓄的影響由正變負的一年，原因在于1995年我國進行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之前我國城鎮居民的儲蓄意識較弱，由于住房、醫療等都由國家負擔，儲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利息，因此，利率的變動對居民的儲蓄有正的影響，利率的上升促使居民的儲蓄增加。1995年以后，我國實行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醫療制度也在改革，城鎮居民不得不自己買房子、花錢看病，而這部分支出相對于收入而言，是相當大的一部分，收入風險增加和未來的收入不確定的增加導致居民的儲蓄傾向增加。儲蓄的目的是為了買房、養老、子女教育等，出于這種目的的儲蓄，利率的降低并不能使其減少，因此，這一時期儲蓄的利率與儲蓄是具有負的相關性。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利率與儲蓄并無直接的聯系。

（三）物價水平

物價的變動，也即通貨的變化，物價上漲也就意味著通貨膨脹，會導致貨幣購買力逐漸下降，出現貨幣貶值；物價下跌則意味著通貨緊縮，使貨幣購買力上升，即貨幣升值。由于現代銀行制度在創造信用流通技術方面可以做到在數量上不受限制，因而商品價格脫離商品價值波動即物價總水平的波動的現象經常發生。那么對于儲蓄而言，物價總水平上升，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實體就會減少。假定利率水平不變，即儲蓄者預期所得的利息報酬水平不變，則物價總水平上漲使儲蓄者的實際利益減少。這種情況下居民儲蓄傾向相對應的將會下降。

張文中在《物價、利率與儲蓄增長》（1998）一文中利用全國零售物價指數和儲蓄存款增長率作相關分析：1954-1978年相關系數為0.39，而1979-1987年則為0.56，即前者為顯著負相關，而后者為顯著正相關。1954-1978年間，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上升，則儲蓄存款增長率隨之下降，而1978-1987年間，情況反了過來，當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上升時，儲蓄存款不但不下降，反而高增長。后者的正相關程度比前者的負相關程度還要高。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先后在農村、城市展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此發生較大變化，居民貨幣收入迅猛增長，年均增長率達20%以上，收入增長率大大高于物價上漲指數。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物價指數高增長與儲蓄存款高增長并存。儲蓄存款高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價上漲，即貨幣高增長的結果。而貨幣的高增長與居民名義收入高增長是同義的。從這個角度講，將物價指數作為唯一的解釋變量去闡釋儲蓄增長，是有缺點的。

實際上，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負相關程度在時間上愈往后愈高。其成因可能與居民的金融意識隨市場開放程度愈高而愈強有關，也與愈來愈高的物價強刺激有關。改革開放前，國家對市場物價實行嚴格管制，居民消費后收入節余也很少，利息收入很少，物價對利息收入的影響也很小，改革開放后，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費后節余增加更快，加上利率提高以及物價上漲幅度提高，市場價格對利息實際收入的影響愈來愈大，居民金融意識也隨之增強。于是產生了居民儲蓄傾向對物價上漲率更加敏感的事實。

三、影響儲蓄的其他主客觀變遷因素

在實際生活中，個人儲蓄必然還會受到主觀經歷與客觀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是無法通過數據計算來分析的，需要我們來探討。

（一）社會消費風氣

社會消費風氣是指在某一時段，某一居民群體對于消費偏好的行為。不同的消費風氣必然會導致不同的儲蓄情況。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崇尚節儉的社會風氣將會讓居民有更多的閑余資金，使儲蓄增加；崇尚奢侈的社會風氣則相反，致使居民儲蓄減少。消費風氣的形成與多種因素有關，例如，歷史，文化，政策等因素都將影響某一居民群體的消費風氣。比如中華民族素有節儉的美德，因而相對于生活在不同觀念的國外居民而言，中國人民群眾的儲蓄水平較高。相反，如果社會消費風氣超前，人們偏向于及時行樂，則會有很多人會選擇貸款消費，這不僅會使個人儲蓄下降，更會使負債上升。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消費風氣逐漸傳入國內，潛移默化地使沿海地區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變化，人們對高檔奢侈品的追求有所提高，因而這一地區人們儲蓄水平又有所下降。如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人均收入僅300美元的時候，彩電，冰箱等高檔生活設備的普及率已經相當高了。這種超前消費現象也給消費需求的總量帶來了很大壓力，使得消費市場不斷擴張，最終導致消費和需求都膨脹。

（二）未來預期

經濟學的預期理論主要涉及人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理性對未來的有關經濟變量做出判斷，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策。這種理論早期有兩種：1）外推法預期，例如當物價逐年上漲4%、6%和9%時，人們就預期下一年物價還會上漲。上漲多少，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斷，如有人可能根據第二年比第一年上漲兩個百分點和第三年比第二年上漲三個百分點的趨勢，預期下一年會比第三年上漲四個百分點，即物價上漲13%，也可能有人根據第二年和第三年均分別上漲50%，于是預測下一年仍會上漲50%，即物價上漲13.5%。外推法基本是根據近期經驗做出的。2）清應性預期，這種預期是指人們在對過去預期錯誤的檢討和在分析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對未來做出預期。例如某人用同一種方法預期下一年的物價上漲率，但都預測錯誤，那么在下一次的預測中他就會摒棄過去失誤的預測方法；又如，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會收集有利于他判斷形勢發展趨勢的各種信息，進行綜合分析。由于這種預期是有理性的，不僅僅是根據經驗，所以又稱理性預期。

把預期理論應用于分析我國影響儲蓄的因素，我們可以獲得充足的實證依據。以1988年為例。由于1986、1987兩年全國零售物價比上年連續上漲8.8%和6.0%，根據簡單外推，居民對1988年的價格發展趨勢就不會樂觀。當年第一季度，上海上調861種工業品價格，由此波及南京，4月份就發生了商品搶購風潮。面對群眾心理預期的這種變動，當時決策者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相反，輿論宣傳價格改革會進一步升級，結果導致居民對價格的心理預期進一步高漲，由此爆發了全國性的搶購風潮。搶購刺激價格上漲，價格上漲又反過來刺激搶購，由此形成惡性循環。1988年全國零售物價比上年上漲18.5%，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增長27.8%，雙雙為1951年以來最高峰。由于在高通貨膨脹條件下居民消費傾向猛升，儲蓄傾向自然下跌。1988年全國城鄉儲蓄存款增長率比上年猛降13.8個百分點，下跌幅度達37%。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居民心理預期變化所造成的。

（三）生命周期

個人及家庭的生命周期也對居民的儲蓄有很大影響。一個人在孩童時期，只有消費，沒有儲蓄，完全由父母撫養；成年后，開始工作并開始積累儲蓄，此時的儲蓄水平由多種因素決定，如果膝下無子女，也不需要贍養父母，個人的收入將會用于日常消費和投資中，因而，儲蓄水平會相對較高。如果大部分收入用于撫養子女和贍養父母，那投入儲蓄的資金就會少許多。擴大到社會，如果一個社會正處于生育高峰期，那么兒童的比重較高，在保持社會消費水平不變的前提下，社會的儲蓄水平將會降低。同樣，在老齡化嚴重的社會當中，儲蓄水平也會有相同的變化。此時，國家性的政策也會發生效用，如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等，也會起到影響儲蓄水平的作用。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和討論我們得出，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因素是多重的、變化的，主要歸納如下：

（1）居民可支配收入對居民儲蓄有著重要影響。儲蓄增長的基本因素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兩者呈高度正相關關系；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除了日常開銷和投資以外，都以儲蓄形式保留。

（2）儲蓄利率的提高，必然會使我國居民的儲蓄存款余額增加，但并不會造成居民儲蓄水平急劇上漲。我國居民儲蓄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醫療、養老、購房、子女教育做準備，而不是獲取儲蓄利息，因而利率變動對儲蓄影響不大。

（3）物價水平與儲蓄呈負相關關系。近年來，居民收入和物價都在上漲，居民的金融意識也在增強，因此居民的儲蓄上漲率隨著物價上漲率的變化而降低。

（4）地域性文化、歷史、政策、價值觀等對當地儲蓄情況也有十分顯著影響，包括社會風氣、未來預期以及社會年齡結構等因素在內的主客觀條件都會對儲蓄水平產生影響。

由于我國現今的儲蓄情況還有許多待改善的地方，以下是提出的幾點具體建議：

（1）健全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我國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致使很多居民需要通過儲蓄來應對未來的突況，以備不時之需。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將會保證居民生活的安定，消除后顧之憂。

（2）保持適當的利率水平。雖然本文分析中闡明，利率對居民儲蓄影響不大，但是利率的穩定有助于保持經濟的平穩發展，利率的不斷變化也必然會使居民產生經濟動蕩的幻覺，不利于經濟發展。

篇（5）

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出口產業的打擊。由于我國出口產業勞動密集度高，這種打擊對就業的影響很大。當前，雖然擴大內需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果已經顯現，增長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這種回升主要還是投資拉動的結果，增長的可持續性仍然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仍然乏力。針對這種情況，需要采取具有長期效果的擴大內需政策和積極的擴大就業政策。在當前，就業目標應當優先于增長目標。并非有增長就有就業。寧要較低增長率情況下實實在在的就業增長，不要高增長低就業。

1 國際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2 擴大就業首先要給“規模以下”小企業充分的發展空間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從過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這固然有勞動力增長放慢的因素，但與增長模式的變化也是分不開的。在出口下降帶來大量失業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投資帶動增長但不能顯著帶動就業就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但是長期以來，“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基本上不在各級政府的視野和關心范圍之內。我國目前的統計系統只公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情況，其中的“小企業”數據，實際上只反映了小企業中規模較大的那一小部分。“規模以下”小企業不納入正常統計范圍，它們的經營狀況怎樣誰也不清楚，基本上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

盡管過去各級政府有若干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但實際從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業，而且往往是中型企業中規模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業，特別是“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則很少受益。它們在貸款融資方面，基本上不屬于銀行服務的對象；在其他方面，其面臨的經營環境也遠遠比不上規模較大的企業。許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績和擴大地方稅收的考慮，往往傾向于給規模較大的企業在融資政策、土地供應、減輕企業額外負擔、減少干預等方面“吃偏飯”，而“規模以下”的小企業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們與較大型的企業往往不處在市場競爭的同一起跑線上，其發展空間受到了明顯的擠壓。

各級政府如果不能把關注焦點從大企業轉向小企業，我國的就業問題很難真正解決，啟動內需也很難持續。

3 擴大內需是長期任務

收入差距擴大，勞動報酬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這在過去一個短時期內并沒有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成為加快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這也是一部分人反對改善社會福利和勞動保障的一個理由。但是從宏觀經濟和長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因為即便不從公平的角度考慮問題，沒有勞動者收入伴隨經濟增長而相應增 長，經濟就沒有足夠的需求支撐，增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

4 擴大內需靠投資還是靠消費?

政府投資、擴張信貸和鼓勵居民消費都可以拉動經濟。短期內，因為消費不可能迅速啟動，需要一定的投資拉動。信貸擴張帶動的也是投資。但投資越多，生產能力擴張越快，就越要靠消費增長來吸收產能，否則就會導致供求失衡和更加嚴重的產能過剩、增長乏力。即便政府投資全部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不用于生產性項目，也無法起到調整消費和儲蓄結構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貸的結果，更會導致生產性投資迅速擴張。

在消費不足、儲蓄過度的情況下，投資只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短期的拉動效應。一旦擴大內需的投資結束了，產能過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現，經濟就有可能再次掉下來。現在的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中，投資占了一大半。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也主要是投資，而且事實上不可能不導致產能擴大。現在應當調整政策重點，從以投資為主的擴大內需，轉移到調整結構、改善機制、啟動國內消費正常增長的軌道上來。

5 啟動消費增長靠什么?

導致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首先是長期以來在勞動力供應充裕的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競爭抑制了低技術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上升，使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導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非勞動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擴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費的居民收入增長。

其次，現行稅收體系沒有解決資源收益、壟斷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的合理分配問題，國有企業不分紅，資源產業不交資源稅，助長了非勞動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業儲蓄的上升。公共資金管理不當和流失更加劇了上述情況。

第三，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過分追求高投資、高增長、高稅利，使要素配置發生失衡，不利于小企業發展和就業增長，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助長了居民儲蓄率的上升，這是因為高收入居民儲蓄率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傾斜的情況下，居民儲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會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費。醫療、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務不足，價格居高不下，超過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這些都導致了強制儲蓄。有人說近些年居民儲蓄率沒有提高，這與數據失真有關。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們的儲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慮

(1)我國現在的社保體系不但沒有對城鎮居民全覆蓋，更由于地區分割，不利于農民工等流動人口的保障。建議加快推進基本社保的全國統籌和聯網，盡快實現流動人口的異地接續。較發達地區可以搞附加保障。

(3)現在1.4億農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農村，無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會和諧穩定。建議將廉租房政策擴大到覆蓋全體城市低收入居民和進城的農民工，讓他們在城市能夠安家，他們才能安下心來，也有利于啟動消費。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實際上只補貼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建議將這部分資源全部轉移到廉租房建設和維護上來。

篇（6）

一、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金融是經濟增長的命脈,資金的融通和有效配置對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一個地區的金融體系又是制約其資金有效配置的關鍵｡這里的金融體系,主要是指 金融機構 與金融工具的相對規模､經營特征和經營方式等｡金融體系的運作主要是通過提高儲蓄､投資總水平以及有效配置金 融資 源來促進經濟增長｡下面主要應用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來分析金融體系的運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假定在一個封閉的區域內, 人口 和勞動力規模是靜態不變的,不存在技術進步;一定時期內投資的折舊率為δ｡在這些假設條件下,總產出是總資本的一次線性函數:

Yt=αKt(1)

其中,α為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根據t+1時期的資本總額等于t時期的凈投資減去折舊,則有:

變形后可得：

Kt+1/Kt=It/Kt+1-δ(3)

由于農村金融機構在動員儲蓄并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會有一定的資金上存中央 銀行 或以存貸利差等形式被銀行吸收,這樣1元的儲蓄只能轉換為小于1元的投資,假定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為θ,則有θSt=It,根據(1)和(3)式可以得出t+1時期的經濟增長率：

gt+1=Yt+1/Yt-1=Kt+1/Kt-1=It/Kt-δ(4)

由于θSt=It,儲蓄率s=St/Yt,則(4)式又可轉化為:

gt+1=θSt/Kt-δ=AθSt/Yt-δ=α(sθ)-δ(5)

可見,經濟增長率與資本的邊際產出率α､儲蓄率s和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率θ密切相關,金融體系的運作正是通過影響這三個指標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

首先,金融體系的完善可以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θ,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在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金融機構要消耗一定資源以維持自身的運轉并實現利潤,從而使1元的儲蓄在向實際投資轉化的過程中總小于1元,差額部分以存貸利差的形式流向金融機構｡金融體系的完善和健全就是通過改革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促進金融體系內各主體的合作和有效競爭而提高其運營效率,從而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θ,促進經濟增長率的上升｡

第二,金融體系的改革有利于資本邊際產出率α的提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機構的資金融通功能就是把動員而來的儲蓄資金,通過選擇､比較和評估不同企業與項目的融資需求,將資金貸給那些信用好､項目投資回報率高､風險相對較小的企業,從而提高了資本的邊際產出率α,達到了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第三,金融體系的優化可以改變儲蓄率s,促進經濟增長｡良好的金融體系不僅可以方便居民進行儲蓄,而且可以通過 金融創新 改進的結構有利于提高居民儲蓄的收益,增強居民儲蓄的積極性,更好地動員儲蓄,即提高儲蓄率s,進而增加投資所需的金融資源｡

二、我國現有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其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

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中重要的資本要素配置制度的農村金融體系,其面臨的一些問題及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一)政府政策性 金融 支持弱化

作為弱質產業的 農業 和弱勢群體的 農村 中小企業､農戶,對于國民 經濟 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其金融需求不能完全依靠 市場 來解決,理應受到國家政策性金融的扶持｡但作為我國唯一的農業政策性 銀行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基本上是一個糧棉油的收購銀行,主要發放糧油貸款,業務和資金來源非常單一｡而急需政策大力扶持的農業開發､農業技術進步及農村基礎設施等“ 公共 物品”卻得不到足夠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就是說信貸資金沒有配置到 投資 產出率(α)較高的企業或項目上,進而導致農村經濟的發展處于很低的狀態｡

(二)農業銀行資金投放減少

農業銀行受自身利益最大化驅使,其資金投放逐漸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城市 工商 業為主｡資金的趨利性､信息不對稱及無規模經濟的客觀現實使得農業銀行不愿將資金投放到期限長､見效慢､風險高的農業項目,以及規模小､分散､缺少抵押擔保的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上｡現在,農業銀行的農業貸款只占10%,從本質上講它已經不是一個農業銀行,其支農作用也越來越弱(θ減小),沒有起到對農村經濟發展應有的資金支持｡

(三)農村信用合作社名不副實

合作制實際上是一種產權制度安排,而作為“支農”主力軍的農村信用合作社自產生那一天起就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金融性質,在歷次制度變遷中演化為政府部門或國家銀行的附屬機構,產權不明晰,缺乏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沉淀下了大量不良資產,“信用合作”有其名,無其實｡其沉重的 歷史 包袱和落后的 管理 技術使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θ)較低,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四)郵政儲蓄外流

郵政儲蓄網絡覆蓋面很廣，但對農村居民只存不貸，這只是大量資金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涌向城市｡全國郵政儲蓄現在接近9 000億,其中,65%來自縣和縣以下地區,鄉鎮及所轄農村占34%｡轉存人民銀行零風險的高利差使郵政儲蓄大肆攬存,使本已嚴重“貧血”的農村“雪上加霜”｡農村儲蓄無法順暢地匯流向農村投資(θ),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五)活躍的民間金融活動被壓制

由于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缺陷,已滯后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金融“空洞”,民間借貸應運而生｡雖然目前只能以“灰色”或“黑色”的形式存在,表現卻異常活躍;從1986年開始,農村民間借貸規模已經超過了正規信貸規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長，農戶借款中民間借款所占的比例超過70%｡但由于政府視其為非法金融活動,屢次取締或禁止,使民間借貸風險大, 成本 高,無法形成氣候｡

三、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以促進其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農村金融體系作為農村金融制度的基礎結構,是農村經濟增長的關鍵｡要實現加快農民收入增長以及縮小農村與城鎮差距的目標,離不開一個有效運轉的農村金融體系｡農村金融體系改革不能只從形式上小修小補,必須從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因素入手,建立一個更有效率和活力的農村金融體系｡

第一,建立政策性金融的 財政 補償機制,為農村經濟提供更多政府層面的支持和保護｡第二,完善郵政儲蓄,建立農村資金回流制度,從而實現農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和提高經濟增長率｡第三,大力發展農業 保險 ,分散目前由農村信用社獨立承擔的農業系統風險和 社會 成本,維護農村金融體系的穩定｡第四,建立公平而完善的市場準入制度,引導民間金融規范化經營,使之更好地為地方經濟增長服務｡

參考文獻:

[2] 譚建學.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因素分析[J].西南金融,2005(12).

篇（7）

1、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上一個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廣受爭議的一個現象，就是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為世界之最。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見下圖1和圖2.從下圖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中廣義貨幣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個長期現象。

從增量上看，改革開放以來，M2的年增長率幾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長率，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趨近（見下圖），這表明長期積累帶來的M2規模大于使得M2/GDP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仍不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通過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我國M2與GDP比率不斷上升，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進入較高級階段。第二，我國M2與GDP的比率成為世界之最，并不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最高，這是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的結果。我國銀行業相對發達，而非銀行金融業比較落后，社會貨幣收入過多地集中在銀行，造成M2過度膨脹，而不能及時、合理地分流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社會保障系統，以促進貨幣供應量級次不斷提升。第三，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呈弱化趨勢。

2、M2與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經濟的貨幣化

經濟的貨幣化是指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動比例的不斷增加，而與傳統的物物交換相聯系的非貨幣化經濟比例則不斷下降。貨幣化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會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改革開放以前，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物交易較為廣泛地存在；其后，隨著農村市場的開放，改革向城市和國有企業推進，商品交易領域的擴展和交易媒介貨幣化程度加深，對貨幣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學者估計，在我國改革初期，為了滿足經濟貨幣化對貨幣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貨幣供給6%-8%.居民儲蓄行為的增加，從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由于貨幣進程較低，所以其M2/GDP增長速度較快。中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M2/GDP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國內學者一般公認到1993年，中國的貨幣化已經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斷中國M2/GDP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2.2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和居民儲蓄的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明顯向居民傾向，個人最終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再加上儲蓄存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使得居民儲蓄迅速增長。因為高的儲蓄率會導致儲蓄存款余額和準貨幣總額增加，從而使得M2增加，成為推動M2/GDP上升的主要動力。

2.3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國貨幣流通速度不是一個常數，由于經濟的貨幣化以及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貨幣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貨幣存量就必須相應的擴張，從而導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銀行體制、金融市場不發達等各種原因，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驟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單一

當前，盡管我國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仍然比較滯后。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導致我國直接融資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企業融資過多的依賴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倒閉機制的影響，銀行體系只能被動供給貨幣以滿足社會對資金的需求，廣義貨幣M2不斷膨脹，由此導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資渠道卻相對匱乏，居民缺乏多樣性的投資渠道，再加上國人具有高儲蓄的偏好，及銀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儲蓄余額長期增長。從而導致M2/GDP越來越高。

2.5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現為同等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推動，致貨幣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非國有經濟投入的相對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資源的國有經濟的效率卻又相對不足。對于我國，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銀行進行的。由于傳統和體制上的原因，我國的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服務對象仍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以致國有經濟一直是寶貴信貸資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資領域，國有經濟也是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的融資主體，非國有經濟總體上仍然較難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大量金融資源。這種金融資源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的現實無法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的變化相稱。與此同時，大量向國有經濟傾斜的金融資源，卻由于國有經濟的預算軟約束和整體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無法回收的貸款。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給經濟運行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M2的膨脹，并自然表現為高的M2/GDP比率，而從中反映出的卻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債的大量增發，即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大量增發國債，當居民認購國債時意味著M2準貨幣的減少，但是當政府用出售國債的錢全部用于投資和購買時，通常會形成M1增加，同時由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時M2的供給規模恢復原來的水平并且繼續遞增。導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標持續走高。所以，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國金融發展的結果，而是我國特定的財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

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見下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也是導致貨幣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貨幣經濟理論，一國的貨幣供給M是國內信貸D與外匯儲備F之和，即：在當前信貸投放增長相對減緩而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態勢下，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了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

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但在雙順差中，資本賬戶順差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除了來自進出口貿易增長外，更多的應歸因于利用外資和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進出所帶來的資本項目凈流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而大量流入。很明顯，現階段央行在外匯市場被動地購買外匯儲備已成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挑戰。這種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是，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因為結匯而具有較為充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部分進入生產流通環節外，其余則成為了銀行資金流并大量地反映為銀行存款，從而導致貨幣化比率的進一步上升。

3、總結

總之，造成我國貨幣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更無法從我國較高的貨幣化比率中得出我國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經處于較高水平的結論，相反這種高貨幣化現象卻說明我國金融發展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問題。不可否認，在我國M2/GDP比率不斷攀升并居高不下的這些年，也恰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年份。但從長遠來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結構失衡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問題必然會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羈絆；并且，這種依靠增發貨幣維系粗放型金融資源配置的模式終究是非良性的，必然會造成風險向銀行體系的過度集中并極易釀成通貨膨脹，不利于宏觀金融的穩健運行與經濟的穩定增長。探尋中國高貨幣化現象之謎，并深究出其內在的原因，對我國的金融發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新晨論文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M2/GDP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對于M2/GDP比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經濟學家從各種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通過分析發現，是我國的經濟的貨幣化、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金融機構結構不合理、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迫使人們偏好儲蓄，而且儲蓄資金主要集中在銀行業機構、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等原因導致M2與GDP比率偏高。而且，中國的高貨幣化現象在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持續。

關鍵詞：高貨幣化；M2/GDP；原因分析

參考文獻[1]歐陽珍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2]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課題組。我國M2與GDP比率畸高及貨幣推動力弱化問題分析[J].中國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關于我國M2與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

[4]林梅華，張苗苗。我國M2/GDP過高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06，（4）。

[5]宋紅鑫。從財政政策角度看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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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1015702

1 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上一個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廣受爭議的一個現象,就是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為世界之最。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見下圖1和圖1.2。從下圖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中廣義貨幣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個長期現象。

從增量上看,改革開放以來,M2 的年增長率幾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長率,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趨近(見下圖 ),這表明長期積累帶來的 M2規模大于使得 M2/GDP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仍不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通過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我國M2與GDP比率不斷上升,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進入較高級階段。第二,我國 M2 與 GDP 的比率成為世界之最,并不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最高,這是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的結果。我國銀行業相對發達,而非銀行金融業比較落后,社會貨幣收入過多地集中在銀行,造成 M2過度膨脹,而不能及時、合理地分流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社會保障系統,以促進貨幣供應量級次不斷提升。第三,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呈弱化趨勢。

2 M2與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經濟的貨幣化

經濟的貨幣化是指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動比例的不斷增加,而與傳統的物物交換相聯系的非貨幣化經濟比例則不斷下降。貨幣化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會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改革開放以前,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物交易較為廣泛地存在;其后,隨著農村市場的開放,改革向城市和國有企業推進,商品交易領域的擴展和交易媒介貨幣化程度加深,對貨幣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學者估計,在我國改革初期,為了滿足經濟貨幣化對貨幣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貨幣供給6%-8%。居民儲蓄行為的增加,從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由于貨幣進程較低,所以其M2/GDP增長速度較快。中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M2/GDP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國內學者一般公認到1993年,中國的貨幣化已經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斷中國M2/GDP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和居民儲蓄的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明顯向居民傾向,個人最終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再加上儲蓄存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使得居民儲蓄迅速增長。因為高的儲蓄率會導致儲蓄存款余額和準貨幣總額增加,從而使得M2增加,成為推動M2/GDP上升的主要動力。

2.3 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國貨幣流通速度不是一個常數,由于經濟的貨幣化以及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貨幣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貨幣存量就必須相應的擴張,從而導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銀行體制、金融市場不發達等各種原因,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驟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單一

當前,盡管我國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仍然比較滯后。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導致我國直接融資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企業融資過多的依賴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倒閉機制的影響,銀行體系只能被動供給貨幣以滿足社會對資金的需求,廣義貨幣M2不斷膨脹,由此導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資渠道卻相對匱乏,居民缺乏多樣性的投資渠道,再加上國人具有高儲蓄的偏好,及銀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儲蓄余額長期增長。從而導致M2/GDP越來越高。

2.5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現為同等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推動,致貨幣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非國有經濟投入的相對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資源的國有經濟的效率卻又相對不足。對于我國,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銀行進行的。由于傳統和體制上的原因,我國的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服務對象仍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以致國有經濟一直是寶貴信貸資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資領域,國有經濟也是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的融資主體,非國有經濟總體上仍然較難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大量金融資源。這種金融資源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的現實無法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的變化相稱。與此同時,大量向國有經濟傾斜的金融資源,卻由于國有經濟的預算軟約束和整體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無法回收的貸款。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給經濟運行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M2的膨脹,并自然表現為高的M2/GDP比率,而從中反映出的卻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債的大量增發,即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大量增發國債,當居民認購國債時意味著M2準貨幣的減少,但是當政府用出售國債的錢全部用于投資和購買時,通常會形成M1增加,同時由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時M2的供給規模恢復原來的水平并且繼續遞增。導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標持續走高。所以,我國金融深化指標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國金融發展的結果,而是我國特定的財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

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見下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也是導致貨幣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貨幣經濟理論,一國的貨幣供給M是國內信貸D與外匯儲備F之和,即:在當前信貸投放增長相對減緩而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態勢下,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了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

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但在雙順差中,資本賬戶順差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除了來自進出口貿易增長外,更多的應歸因于利用外資和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進出所帶來的資本項目凈流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而大量流入。很明顯,現階段央行在外匯市場被動地購買外匯儲備已成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挑戰。這種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是,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因為結匯而具有較為充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部分進入生產流通環節外,其余則成為了銀行資金流并大量地反映為銀行存款,從而導致貨幣化比率的進一步上升。

3 總結

總之,造成我國貨幣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更無法從我國較高的貨幣化比率中得出我國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經處于較高水平的結論,相反這種高貨幣化現象卻說明我國金融發展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問題。不可否認,在我國M2/GDP比率不斷攀升并居高不下的這些年,也恰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年份。但從長遠來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結構失衡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問題必然會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羈絆;并且,這種依靠增發貨幣維系粗放型金融資源配置的模式終究是非良性的,必然會造成風險向銀行體系的過度集中并極易釀成通貨膨脹,不利于宏觀金融的穩健運行與經濟的穩定增長。探尋中國高貨幣化現象之謎,并深究出其內在的原因,對我國的金融發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歐陽珍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2]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課題組.我國M2與GDP比率畸高及貨幣推動力弱化問題分析[J].中國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關于我國M2與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

[4]林梅華,張苗苗.我國 M2/GDP 過高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06,(4).

[5]宋紅鑫.從財政政策角度看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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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施經濟體制改革以來，GDP取得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和國民儲蓄總量不斷增加，與經濟高速增長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費率卻呈長期下降趨勢。特別是在2000年之后伴隨著我國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居民消費率卻以年均1.4%加速下降。過低的消費率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結構失衡的問題，受到經濟學家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對我國居民消費率較低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過大的收入差距，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強導致收入中預防性儲蓄動機加強等。除此之外，我國居民消費率還會受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影響，不同年齡階段人口的消費傾向和消費能力是不同的，變化的人口年齡結構不論對家庭消費還是整個國民經濟中消費所占比例都會有影響。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

本文以撫養比作為反映人口年齡結構的主要指標。包括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和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指0-14歲的少兒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老年撫養比是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少年撫養比加上老年撫養比就是總撫養比，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需要負擔的人口數量。如表1所示，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少兒撫養比明顯減小，老年撫養比逐漸緩慢增加，總撫養比呈現下降趨勢。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開始，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結構。2013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0243萬人，占總人口的14.9%，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161萬人，占總人口的9.7%，到2017年，將超過10%。2030年到205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

消費率是居民消費絕對數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因此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消費率的影響的時候要考慮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微觀角度主要體現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微觀經濟主體消費行為即消費傾向的影響上；宏觀角度主要體現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何影響國民總產出和國民總儲蓄率上。

（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對我國居民消費影響

低出生率引起了我國少兒撫養比迅速下降。少子女化對中國家庭儲蓄會帶來影響。首先，中國家庭一直有養兒防老的觀念，家庭儲蓄和子女數量可以看做是養老兩種形式。在高出生率下，父母對養老保障預期樂觀，就會減少儲蓄增加當前消費。當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或者沒有孩子的時候，父母的養老預期會變得不明確，六普顯示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很多父母在40歲左右或就開始增加養老儲蓄，養老儲蓄上升消費率就會降低。同時，在家庭中子女數量和質量存在替代關系，低少兒撫養比的情況下父母會增加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入，尤其是營養、教育方面的支出。但是在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長的情況下，子女撫育消費（如接受高等教育、結婚買房、成家立業、出國深造）的高峰期實際上發生了后移（18-28歲）。適應子女消費變化趨勢，家庭在資源的即期消費與遠期消費選擇上傾向于遠期消費。而遠期消費的即期行為就是增加當前儲蓄。在現實中的表現是，為了孩子的長遠發展，大多數家庭勤儉節約。從以上兩個方面來說，少兒撫養比的上升會增加儲蓄，減少居民消費。

（二）老年撫養比上升對消費的影響

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對一國來說，如果一個國家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可以預期該國消費率會提高。老年撫養比上升預示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但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并沒有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上升。從微觀家庭角度分析，中國老年人的退休后收入與消費行為與西方人有所不同，很多中國老年人會在退休前積攢足夠的養老金，并且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不會選擇出國旅游休閑度假的高消費生活方式，他們會省吃儉用減少開支，僅僅依靠微薄的退休金就可以度日，儲蓄率下降不會很快。另外一方面，中國人有強烈的遺贈動機傳統，遺贈儲蓄動機會影響居民的消費和儲蓄決策。有研究證明收入分配越不均衡，財富越向少數人集中，整個社會的遺贈儲蓄傾向就越高，儲蓄率也就越高。我國自1986年以后基尼系數加速增長，目前已經超過0.47。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速導致整個社會的遺贈儲蓄增加，引起總消費不振。

（三）總撫養比下降對消費率的影響

總撫養比下降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從宏觀來講，一方面勞動供給的增加會降低實際工資率導致居民消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按照新經濟增長理論，當勞動年齡人口增加時，人均資本存量下降，產出減少，會降低居民長期消費；但是總撫養比的下降會抵消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對人均資本存量的稀釋作用。如果將總撫養比下降所形成的剩余產出用于彌補資本存量的不足，此時社會人均資本存量并不一定會稀釋。在我國的情況是人均資本存量較為稀缺，總撫養比下降使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

綜上所述，從長期來看，老年撫養比上升和少兒撫養比下降會降低我國居民當前消費率，我國目前處于人口年齡結構較優時期，總撫養比達到最低點，人口老齡化趨勢初現，出現儲蓄率的上升和消費率的下降。在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不會有較大改善。

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率影響的實證研究

本文運用協整技術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兩種計量分析方法，利用中國1978-2011年人口年齡結構變量和居民消費率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居民消費率的長期關系進行回歸研究。本節將利用協整理論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對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長期關系進行分析。假設回歸方程為：CONS= +1YD+2OD+ε。

CONS：居民消費率，是居民消費總額與GDP比值。YD：少兒撫養比，即0-14歲少兒人口數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OD： 老年撫養比，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選取1978-2011年間我國居民消費率和人口撫養比的時間序列數據來進行分析，樣本期為32年。居民消費率數據和人口撫養比數據分別取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歷年人口統計年鑒，并通過計算整理。

（一）協整分析

平穩性檢驗。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時間變量有可能是非平穩的，若不加檢驗地進行回歸分析，有可能出現謬誤回歸。本文采取ADF檢驗方法來判斷數據的平穩性。其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這些變量在5%的顯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穩變量，而其一階差分后的ADF值小于5%水平的臨界值，說明一階差分后的數據都是穩定的I（1）時間序列，因而可以進一步對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

協整檢驗。通過上面的平穩性檢驗，我們得知各序列之間可能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約翰森檢驗結果見表3。協整回歸結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無協整的假設，CONS、YD和OD三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居民消費率與人口年齡結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它們的回歸不是虛假回歸。通過協整回歸結果如下：CONS =62.38+0.11*YD-2.35*OD。

回歸方程表明：少兒撫養比對居民消費有促進作用，但是促進作用并不明顯，少兒撫養比每下降1%，居民消費就會減少1.1%。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老年撫養比每上升1%，居民消費率就會下降2.35%。處于少兒階段的居民消費傾向要高于其儲蓄能力，處于老年階段的居民消費傾向要低于其儲蓄能力，并且相比較而言，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少兒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率的提升作用。

（二）因果檢驗

對各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如表4、表5所示。

從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5%顯著性水平下，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率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即解釋變量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是造成消費增長的原因，居民消費率、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并且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更大。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繼續，消費率在一段時期不會明顯上升。

結論和建議

本文主要探討撫養比的變化對我國居民消費率的影響，利用協整回歸的方法對1978-2011年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少兒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具有弱顯著的正影響，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率有中等顯著的負影響，與生命周期理論的結論相反。生命周期理論是建立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在這些國家完善的社會養老制度已經取代了傳統的家庭養老制度，因此儲蓄用于老年消費是平滑一生消費的惟一途徑。而我國的老齡化背景是家庭的養老功能弱化，完善的養老保障模式還沒有建立，再加上改革、通脹等預期，老齡化強化了居民的預防性儲蓄的增加。

完善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就應該適當提高居民消費率。從上述結論可知，提高國內需求水平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此改變消費預期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此外，還應進一步調整消費結構，積極發展老年產業和老年消費場。最后鑒于邊際消費遞減規律和我國獨特而強烈的遺贈動機，還應該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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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我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證券市場指數不斷創歷史新高,其繁榮景象讓人感到震驚和茫然仿佛市場有用不完的錢——這其實是資金的流動性在追逐資產的價格,催生了供不應求的場面何為流動性?如何應對﹑治理流動性?對此談些筆者的淺見

一、如何認識資金的流動性

何謂流動性?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指出,人們相對于其他資產,對貨幣有偏好,形成了貨幣的流動性

資金流動性,它是一個國家乃至每個企業經濟活動的血液充裕的資金流動能夠滿足人民生活富足的需要,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經濟運行中的經濟效率但是,流動性一旦超過經濟所希望的標準,會給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從其內涵來解釋流動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第一種解釋,資金流動性是實際貨幣存量高于均衡水平的情形這種流動性如果存在過剩,其潛在危害是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第二種解釋,是準貨幣的持續增加這種解釋認為,準貨幣的持續增加,表明現實的貨幣供給已經超過了實體經濟需求,這些“剩余的流動性”就轉化為暫時不準備投入使用的定期存款,或被投入到股票等非實體經濟領域,其潛在危害是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第三種解釋,是指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票據貼現短期融資券股市和企業債等方式所能獲得資金的狀況如果企業取得資金的環境過于寬松,那么就存在流動性過剩這種流動性過剩的潛在危害首先是可能帶來經濟過熱,而后則可能因產出過剩而使經濟陷入通縮第四種解釋,是指金融機構存貸差的持續擴大和存貸比的持續走低這種情況下流動性過剩的危害是給商業銀行的盈利狀況造成很大壓力第五種解釋,是指銀行間市場資金面的寬松銀行間市場利率往往被視為流動性是否過剩的關鍵表征

從上述的解釋中,我們看到資金流動性具有兩面性:對經濟雖有積極的作用,但消極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正確認識并合理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是我們必須認真應對的

二、資金流動性現狀分析

流動性過剩最直接的表現是房地產和股市各地的房價自2005年下半年起一路走高,個別竟瘋長一倍,嚴重影響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合理預期過去一年,股市的價格也不斷攀升,上證指數屢創新高其原因就是資金流動性增加,催生了資產價格的膨脹,使經濟陷入了被動的局面產生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為以下三點:

1.外部金融沖擊考驗著我國金融系統的正常運行

經濟學家左曉蕾指出:“由于國內各界都形成人民幣每年升值5%的預期,所以進來的資金固定了風險”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引來各方游資紛紛進駐國內市場,以待時機進行炒作

有同樣效果的還有中國的股票市場,百分之百利得使更多的熱錢游資進入國內市場進行投機和套利中國目前已有8萬億元的外匯存款,而央行票據沖銷了的比重只有1/4另外,外貿持續順差,幅度不斷擴大2006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其中,外貿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27.2%貿易順差帶來的是外匯儲備的增加,這使人民幣的升值預期繼續加強

我國的金融體系正受到來自外界前所未有的沖擊,如何正確的解決,使它不進一步擴大為危機,是我們此刻必須思考的問題

2.金融機構面臨外憂內患

目前,各大國有銀行通過在資本市場上市,獲得大量直接融資再加上各類存款,金融機構具備了大量資金,但運用資金進行盈利的方法卻十分的單一,主要渠道依然是貸款在渠道單一,銀行又有要求盈利的經營壓力的情況下,擴大貸款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2006年金融機構信貸新增3.18萬億元,超出既定計劃的27%但銀行的超額貸款是在要求盈利的壓力下進行擴張,真正安全可回收的貸款卻難以保證且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股市等被嚴重高估的市場,造成這些市場的價格繼續走高,導致貨幣市場利率與銀行存款利率的倒掛,使銀行經營成本增加銀行資金流動性問題,已經成了我們整個金融系統里最脆弱的一環

3.高儲蓄率使資金流動性過剩更加嚴重

我國的儲蓄率一直都維持較高水平,而較高的儲蓄率意味著較多的國民收入用于投資,則儲蓄轉化為商品勞務形式通過經常項目流出本國,形成經常項目的順差而現狀是居民儲蓄﹑企業的儲蓄率增長速度已經放緩,讓儲蓄率高居不下的是政府儲蓄,其中,財政存款和機關團體存款,增速分別高達39.45%和27.79%,遠高于全部存款平均增速17.11%政府儲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資的增長帶動儲蓄的需要,另外,在收入分配中對政府的傾斜使政府儲蓄的增加速度快速上升對政府儲蓄問題解決的同時也關系著其他兩個問題的解決:儲蓄的增加使銀行陷入信貸進退兩難的處境;儲蓄的增加使經常項目順差增加,本幣有升值預期,更多游資將進入所以,解決政府儲蓄問題,是解決資金流動性問題的源頭所在

三、破解資金流動性的政策措施

解決流動性最大的問題不是方法選擇少,而是難于找到真正能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法筆者認為,必須解決以下問題:

1.改變收入分配失衡現狀,大力推進擴張型財政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的重新確立,保證了社會的公正公平原則,使整個社會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最大程度上實現了經濟資源的效益改變收入分配失衡的現狀,提高個人實際收入的比例將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增加,對解決政府的高儲蓄率有直接影響另外,政府應大力推進擴張型財政政策的運行運用更多的政府支出來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比如,對醫療系統進行改革﹑對教育加大投入等民生問題這是對政府儲蓄增長過快問題的最公平的解決方法

2.改變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

改變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成立獨立的外匯管理機構管理的獨立性是確保一國貨幣政策能夠快速有效的關鍵,避免外匯管理會因其他目標被犧牲,真正做到管理的有效性還應改變目前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減輕由于強制結售匯制度給外匯管理帶來的巨大壓力,轉變由于外匯管理責任全部留給國家而帶來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低將我國外匯儲備的‘儲匯于國’轉變為‘藏匯于民’

3.慎用行政政策,做到同向長期穩定

分配改革外匯管理改革都是長期的內部變革,相對各種行政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則是最直接且容易操作的手段我們主要來探討一下存款準備金率央行票據和利率去年7月以來,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多達四次!這足以看出中央銀行對治理資金流動性問題的決心但是,存款準備金更多的作為給社會的一種信號,直接效果十分有限且需要一個較長周期目前,央行應用存款準備金進行持續微調的結果,并不令人滿意

央行票據是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的貨幣工具,其實質是中央銀行債券,目的是減少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它的缺陷是其短期性,這表示償還的時限可能短于我們所希望的時間,流動性問題還未能解決,新的流動性又重新投入市場發行較長期的央行票據會更加適合解決目前的困境

加息是很多經濟學家支持的方法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陶冬都表示加息不可避免加息將控制貸款規模,緩解貸款投放過多的局面但是,加息會不會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門檻變高?會不會風險大的項目更容易獲得貸款,形成不良貸款的隱患?銀行的盈利問題會不會進一步嚴重化?這些都是我們在考慮加息政策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也許會成為我們下一步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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