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2-03-03 16:27:44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政策管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的關系，同時要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關鍵詞經濟形勢經濟環境實施宏觀調控改革和發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是改革、發展、
穩定的關鍵一年，是世紀交替之年。這一年經濟工作做得如何，對全局影響重大。最近
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形勢，提出了奮斗目標，部署了2000年經濟工
作的主要任務，需要我們認真把握，狠抓落實，繼續奮發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
健康發展，為新世紀的經濟騰飛創造良好的開端。
一、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一）當前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
1999年以來，在中央采取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
較快增長的態勢，頭9個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4%.1～10月，工業增加值增長9.1%，增
長速度比較平穩；農業收成穩定，糧食總產量大體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平緩，全國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城鄉集體和個體投資）增長7%，其
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6.6%，更新改造投資增長下降0.9%，房地產投資增長17.4%；隨著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領域的擴大，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個百分點；外貿出口出現回升態勢，9月份出口增長20.2%，10月份出口增長23.8%.
財政收入增長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長19.4%，增收1300多億元，財政收入占國
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金融形勢比較平穩，到10月末，M1、M2分別增長15.1%、
14.5%，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國家外匯儲備已超過1500億美元。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
加，生活水平繼續提高，10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9270億元，同比增長13.4%.
從前三個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預計全年經濟增長可望達
到7%甚至略高一些。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當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好轉跡象：（1）工業經濟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比去年同期提高7個百分點，其中成本費用利潤率
提高1個百分點，總資產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
個百分點，資產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
120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
48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
的經濟復蘇、需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
；同時國家加大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
開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
計全年出口增長可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
和肉禽價格進一步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區調整學雜費、房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
上月上漲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縮小0.2個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
格降勢也在趨緩。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業品原材料購進價格分別下降3.4%、3.3%、1.8%.
（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復建設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次通貨緊縮，實際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與中長期
的結構不合理因素交織并發，從而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壓力。我國這一輪經
濟增長下滑的周期最長，從1992年算起，至今已長達7年，目前下滑的趨勢仍在發展。
特別是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未從根本上
遏制住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00年國內經濟環境依然比較嚴峻。
二、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
2000年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預計這年經
濟增長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個百分點，資產
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1200多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480多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的經濟復蘇、需
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同時國家加大
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開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計全年出口增長可
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和肉禽價格進一步
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區調整學雜費、房
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縮小0.2個
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格降勢也在趨緩。
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業品原材料購進價
格分別下降3.4%、3.3%、1.8%.（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復建設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次通貨緊縮，實際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與中長期
的結構不合理因素交織并發，從而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壓力。我國這一輪經
濟增長下滑的周期最長，從1992年算起，至今已長達7年，目前下滑的趨勢仍在發展。
特別是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未從根本上
遏制住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00年國內經濟環境依然比較嚴峻。
二、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2000年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預計這年經
濟增長的社會經濟發展預期目標為7%左右，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但仍然要付出艱巨的
努力。對此，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著重把握和處理好幾個帶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關系。
（一）既要堅持擴大內需，又要加大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的力度
擴大內需的核心是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經濟總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
越來越受到結構不合理因素的制約，如果不調整結構，經濟增長就不可能上去。調整結
構，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調整，而必須是中長期的、戰略性的調整；不僅要調整產
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而且要調整地區結構，加快西部大開發，這是關系
經濟長遠發展的重大舉措。結構調整要取得成效，必須以技術創新為動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設的老路。應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堅決淘汰落后的、重復的生產能力，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和有發展前景的行業和企業，對傳統產業進行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
產更新，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處理好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的關系，實際上
是處理好經濟總量與結構的關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拉動力，就是
擴大投資需求。這兩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國債投資為主導，重
點投向基礎設施等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和領域，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擴大內需是
為了促進發展，增加經濟總量，但同時也是調整結構的過程，是科技進步的過程。我們
要以技術創新為動力，在擴大內需、促進發展的同時不斷調整結構，在結構調整的基礎
上求得更好的發展。
（二）既要堅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擴大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
堅持政府投入，是在當前經濟不太景氣、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未完全啟動以前的必
然選擇。但是，政府投入數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國家財力的制約，而近幾年國家財政
狀況總體上比較困難，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國家增加發行2100億元國債，專項
用于基礎設施等項建設。政府的這筆投入，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相比，數量要少
得多。啟動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要靠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否則國家財政難以承受，經濟增長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著力點，是要努力引導和擴大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使政府投入起到“四兩撥千斤”
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貼息、參股、合資、補貼、擔保等方式，
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例如：1999年下半年國家增發600億元國債，其中150億元用于
企業技改項目的貼息和補充相應的資本金，以此帶動銀行貸款1500多億元，使社會投資
規模迅速擴大。與此同時，2000年要繼續落實已經出臺的增加城鎮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過實施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農民收
入，并結合出臺一系列鼓勵消費的政策，努力擴大城鄉居民消費。
（3）既要積極推進改革和發展，又要高度重視保持社會穩定
2000年要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和實現科技進步，立足點是要保持經濟又快又好的發
展。解決當前中國經濟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堅持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點是不能
動搖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發展，必須以改革為動力。2000年各項改革已處于攻
堅階段。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將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實現三
年改革脫困和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只有國有企業搞好了，效益上來了，才能
為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加快改革和發展，使社會穩定問題顯得更加重要。改革和發展，
最終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但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
中，因結構調整、企業改革、機構改革的深化，使下崗、失業現象增加；因社會環境的
不斷變化，競爭加劇，一些人的習俗、觀念適應不了環境變化的需要；等等，如果處理
不慎，極易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社會不穩定，改革和發展將一事無成。一個穩定的社
會環境，是順利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
系，使三者相互協調和統一。
三、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經濟工作任務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艱巨而又重要。但基本著眼點是擴大內需、
促進經濟增長，并在貫徹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基礎社會經濟發展上，以國有企業
改革為中心全面推進各項改革，同時注意保持社會穩定。從這個基點出發，2000年經濟
工作要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繼續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連續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是顯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未完全
啟動以前，為了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必須堅持實施行之有效的積極財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現在銀行資金充裕、存貸差達1.2萬億元，生產能力充足、近1/3的生產潛力
未能發揮出來，勞動力豐富，面對錢多、物多、人多的因素，應是加快發展的好時機。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這些資源就會白白浪費掉。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對資源利
用具有見效快、導向作用大、宏觀配置合理的特點，通過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
動用部分社會儲蓄資金，將相對過剩的人、財、物資源利用起來，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
力的發展。
2000年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仍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要形式，雙管齊下，
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進一步擴大投資和繼續落實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來擴大消費支出；同
時要運用好稅收政策，包括實行必要的減免稅政策，通過適當減少財政收入的形式，進
一步刺激投資、消費和出口。這樣，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進一步擴大。有人擔心，
會不會引發財政風險？據初步測算，1998年，我國中央財政赤字（按國際通行口徑，包
括為彌補債務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債務余額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
別為2.15%和9.9%；1999年約為2.80%和12.0%；預計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與上年大體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線以內，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約為14.0%，仍
明顯低于60%的警戒線。我國發行國債尚有一定的空間。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有風險，關
鍵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國債資金。只要國債資金能夠發揮好的效益，促進經濟較快的發展，
就能夠為償還債務創造有利條件，不會引發財政風險，也不會給后人留下債務包袱。近
一兩年，財政稅收每年增收超過1000億元，其中就包含了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增收效應，
國債投入已經出現良性循環的效果。
（二）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
在當前經濟偏冷的情況下，要采取相應擴張的宏觀調控政策，使社會資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僅僅財政政策是擴張的，而沒有貨幣政策的相應配合，就難以充分調動社會
資金來支持經濟發展，進而會減弱整個宏觀調控的效果。例如：將國債資金投入具有一
定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采取貼息方式投入企業的技術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銀行貸款與之相配套，如果銀行配套貸款跟不上，就會影響整個國債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須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證國債資金配套貸款的及時投入；二是要滿
足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廣大中小企業的發展；四是要適當降低存款準
備金率，促進商業銀行擴大貸款，同時對有困難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機構，給予再貸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開展住房、教育、汽車以及大件耐用消費品等方面的消費信貸業務
；六是要發展資本市場，積極開拓直接融資渠道。總之，要保持貨幣供應量的必要增長。
只要積極財政政策不出現風險，實行相應的貨幣政策也不會有風險。金融業要正確處理
支持經濟增長與防范金融風險的關系，在改善金融服務的同時，要繼續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銀行內控機制和銀行監管機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
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000年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
關鍵。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首先要盡最大努力
實現這一目標。要從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不平衡發展的客觀進程，著
力抓好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和老工業基地，把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與長遠發展結合起來，
為國有企業跨世紀發展創造條件。”
2000年要重點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工業結構調整。繼續壓
縮紡織、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機電、輕工等行業的過剩生產能力，堅決淘汰那些
技術落后、資源浪費、產品質量低劣和污染嚴重的企業。不斷優化工業結構，緩解重復
建設壓力，增強企業活力。（2）加大技術改造力度。繼續撥出一部分國債資金用于企
業技術改造的貼息貸款。對于技術改造所需先進設備的進口，國家可適當提供外匯、免
稅等優惠政策。對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產業、新興行業等項目的國產設備投資，實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業所得稅。（3）實行債權轉股權。對一些有特別困難、但有一定發
展前景的國有企業，實行債權轉股權。逐步解決企業資本金不足、資產負債率高的問題，
同時盤活銀行的不良資產。（4）拓寬直接融資
渠道。完善股票發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經濟效益較好、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上市，增加企業的資本金。選擇一批信譽好、
發展潛力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國有股來籌集資金。一些資信好、實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可在境內外發行企業債券，進行滾動發展。（5）實施規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實行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外，積極發展具有
多元投資主體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處理好“老三會”（黨委
會、工會、職代會）和“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關系，加強企業領導
班子建設，強化內部管理，實行企業會計外派制度，完善企業在經營、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四）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這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要繼續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
再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業服務中心，按“三家抬”（財政、企業、
社會負擔）的辦法來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只是一種過渡性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
國有企業人員多等方面的問題，最終要靠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覆蓋所有企事業及行政
機關單位職工的、由政府承擔并強制執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
是實行由政府通過企事業單位從當期收入中償付各項社會保障費用的現收現付制，近期
社會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通過個人帳戶實現的基金積累制，即職工在領
取工資后向社會保障基金繳付社會保障繳款，這筆繳款連同企業繳付的部分社會保障繳
款都進入職工的個人帳戶，以后就從職工的個人帳戶中支付他們的社會保障開支。實行
基金積累制，對新參加工作的職工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有足夠的工作時間在個人帳
戶中積累足夠的養老金。成問題的是，已退休的職工和在實施個人帳戶制度以前較早參
加工作的在職職工（統稱老職工），由于在過去的工作年限里沒有直接為自己積累養老
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過預先扣除把保障費用轉化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國有資產中。轉入基金積累制以后，老職工新建的個人帳戶中的資金很少，已退休職
工的個人帳戶則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實施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時，政府應
對老職工過去對養老金基金的貢獻作出補償，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來籌集和建立社會保
障基金，這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條件。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對所有不
同經濟成分的企業和職工依法收繳社會保險費，提高收繳率，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同時
也要考慮，在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過程中，對國有股權變現
所得，中小企業的拍賣、租賃所得，國有房地產的出售、租賃所得，以及財政預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劃入社會保障基金。條件成熟時要著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
度。
（五）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科技進步是加快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要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國
最薄弱的環節，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環節滯后，這與現行科
技體制和生產體制密切相關。現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與生產相脫節。企業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許多優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這種體制，大大阻礙了將
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進程，使先進的科學技術無法得到及時的應用和推廣。為此，
要深入進行科技體制和生產體制的改革，將應用科技的基本力量從原來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業中去，使企業成為應用科技研究的載體和主要力量。這也是當今發達國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與企業合二為一，既可以使科研經費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員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業生產有技術創新力量的支撐，增強企業的競爭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機構管理體制的改革工作，使應用科研機構轉制為企業，或納入企業的科研體系中
去。對于高校中的應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離出來，按照科研機構改革的方向進行運
作。
此外，要加強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保護技術創新者的利益。盡快制定反壟
斷法和嚴格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范技術市場及其他市場，維護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
競爭的市場秩序。建立鼓勵技術投入的稅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和對市場
前景好的共用性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提供資助外，應制定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投入的政策。
如：對技術轉讓收入、設備投資等扣減所得稅；改進現行的增值稅制度，明確企業研究
篇（2）
一、社會風險管理策略框架及其重要決策意義
社會風險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是世界銀行為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社會發展的嚴峻挑戰，于1999年提出的社會保護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現有的社會保障政策思路，強調運用多種風險控制手段，多種社會風險防范與補償的制度安排，系統、綜合、動態地處置新形勢下各國面臨的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社會風險管理是在全面系統的社會風險分析基礎上，強調綜合運用各種風險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強調通過系統的、動態調節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處置社會風險，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和協調發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決策價值。
其一，社會風險管理強調將風險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會政策領域，尤其強調系統思維、綜合控制和整體協調的管理哲學；強調運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會風險的在險價值（VaR）測試、社會風險心理測試方法，并在社會風險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礎上，實現對社會風險的有效控制。在變化、動態的社會風險背景下，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和政策框架必然四處受阻，而系統、綜合、整體協調與動態調整的思維方式和制度框架將發揮愈來愈重要的決策及政策效應。應當說，社會風險管理正是適應變化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變遷而提出的創新理念。
其二，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框架強調綜合協調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市場保險機制、家庭及民間互助機構在處置社會風險與實現社會穩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強化并發揮社會保障這一政府主導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運用市場保險機制，充分發揮商業保險公司的經濟保障功能。同時，充分發揮各種傳統的非正規制度安排機制在社會穩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視家庭保障、民間互助援助在社會穩定上所起的基礎性作用，發揮和調動傳統文化心理、習俗的社會風險自控機制的潛在價值。惟有綜合發揮社會保護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處置社會風險并探索適合各國國情的社會保護機制。
其三，社會風險管理的政策框架強調綜合運用風險分析技術和方法，充分發揮風險控制工具、風險補償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構建社會風險預警系統。與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旨在強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會風險管理的內涵和外延無疑更為寬廣，它拓展了傳統社會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體現了一種新的社會風險控制理念和更為科學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創新制度框架。社會風險管理體系自身的綜合優勢，無疑為在新形勢下進行社會保護的制度創新提供了一個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對有效化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實現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決策意義。
其四，社會風險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極為復雜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統處置社會風險問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思維。它強調運用復雜性科學的基本方法，探索社會風險管理的風險分析、風險控制、風險預警，風險補償系統及其各系統的有機組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政策取向，強調層次結構、功能結構的結合，靜態與動態的融合，定性與定量的結合，控制、預警與補償的結合，分析、決策與反饋機制的結合，尋求最佳的社會風險管理績效。
在我國社會風險日漸凸顯的背景下，強調實施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為重要的決策價值和現實意義：（1）運用創新思維對我國加入WTO之后的社會風險管理策略進行系統研究，有助于為測度我國入世后社會風險的復雜性，探索系統處置社會風險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論分析視角。（2）將為我國入世后有效處置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們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復雜的經濟社會保障系統的新途徑。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國社會保障改革面臨的新風險和新挑戰
其一，在轉型期，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構建過程中自身存在復雜性和脆弱性，這能否應對和有效處置入世后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我國經濟轉型的復雜性及其社會保障改革進程的受阻，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國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發的外部壓力，無疑會加劇國企下崗職工分流與再就業的壓力，對正在推進的下崗制度與失業保險并軌的改革，產生嚴重的資金短缺矛盾。同時，我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尚未覆蓋到城鎮所有勞動者，即便加速擴展步伐，在短期內也較難積累WTO壓力下所需的巨額社會保障基金，并對制度穩定運行帶來壓力。顯然，企業改革短期內難以走出困境，隨著失業和下崗人數的增加，一方面失業保險金需求在短期內會增大，而下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則又會構成長期養老保險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業繳費機制受阻，將減少社會保障的資金供給來源。尤其在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隱性債務未能有效吸收的條件下，新增社會保險金的較大需求，亦會給制度運行帶來潛在壓力。在近幾年內，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供求矛盾將顯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們目前的估計。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風險難以避免，弱勢群體人數的增多，將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現行格局產生嚴重壓力。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WTO的各項規則的實施，將程度不同地制約和影響各國的社會發展。富國越富、窮國越窮是經濟全球化演進中隱含的重要邏輯。在此意義上，入世可能會加劇我國業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內，我國弱勢群體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將會更為突出，部分農民貧困問題將對我國現行扶貧戰略帶來嚴峻挑戰。同時，加入WTO將對我國現行社會救助制度帶來極為嚴重的挑戰。強化非常規的政策思路以緩解收人差距的繼續擴大，強化臨時性救助顯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將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新舊模式的轉型帶來巨大的潛在壓力。我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歷程表明，社會保障改革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社會保障的若干深層次矛盾正逐漸凸顯，如隱性債務的吸收與消化，三條保障線與失業保險制度的平穩過渡等對近期和長期的社會穩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戰，無疑會使我國現行社會保障的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發的新的社會風險，又對我國社會保障改革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并且會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對我國社會保障的近期與長期的嚴峻挑戰不應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決策部門的高度關注的各類顯性社會風險外，由于經濟保障、就業保障、企業單位保障逐漸缺位和社會保障改革滯后，長期積累的隱性社會風險及其嚴重性不應低估。這主要表現為下崗職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難以得到保障的社會群體長期的心理壓力及對收入差距懸殊等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心理壓抑。這形成不可低估的潛在社會風險，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導或疏導，在特定背景下將可能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因而，基本經濟保障和心理疏導并重，乃是社會風險策略框架關注的一個重要政策層面。宣傳輿論機構的正確導向和政府部門及時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將有助于緩解長期積累的部分社會成員的心理壓力。當代風險社會理論認為，風險被定義為違背社會文化規范的行為與不幸事故。由多種因素引起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尤其是收入與分配的過分懸殊及城鄉貧困人口的增加，無疑會使我國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潛在社會風險更趨嚴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盡快實施社會風險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用創新思維構建我國社會風險管理體系
如何應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臨的嚴峻挑戰呢？筆者認為，應突破現有制度框架，用創新思維制定應對策略，構建我國社會風險管理體系，實施積極的、動態調整的社會風險管理策略。
篇（3）
1、融資能力強
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在融資方面具有渠道多、方式多等獨到優勢。大型跨國公司既可以使用公司體系內的內部資金，也可以在母國、東道國或第三國的資金市場上融資。大型跨國公司的融資方式有國際銀行信貸、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國際貿易融資以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總之，大型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基礎、全球的分支機構和自身良好的信譽，以最佳的方式籌集到最低成本的資金。大型跨國公司強大的融資能力如果應用到其對我國分支機構的投資，則在本地融資有利于調動我國的儲蓄，在我國上市有利于我國的投資者直接分享其利益，最重要的還是非本地融資有利于擴大對我國的投資。
2、技術水平先進
一些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大型跨國公司向我國投資的速度明顯加快，同時，對我國的技術貢獻越來越大，成為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重要提供者，主要表現為：在高新技術產業的增加值中約占55％，申請的發明專利約占高新技術產業申請專利數的2／3，在高新產品出口額中約占81％，在高新技術產業利潤額中約占79％。據統計，多數大型跨國公司提供了其最先進和比較先進的產品和技術，多數企業提供了填補我國國內空白的技術，使用一般技術的很少。
3、研究開發本土化
與中小型跨國公司不同，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具有長期性，而且后備力量雄厚。近年來，他們在我國建立的研發機構增加較快。到2001年8月底，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的獨立研發機構至少有100家，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訊、生物制藥、精細化工和運輸設備等先進行業。早期主要以適應型、專用型技術研發為主，最近兩年，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研發機構的檔次不斷提高，主要表現為：（1）研發機構規模較大，投入了較多的人力和物力資源。（2）研發的內容從適應型技術發展到基礎型和創新型技術。研發機構的增加說明了大型跨國公司高度重視我國市場，真正融入了我國經濟，成為我國經濟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同時，跨國公司把我國全面納入其全球網絡，加快了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步伐。
二、我國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必要性
1、融入國際分工的需要
在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國際分工也發生了變化，已經從產品分工過渡到要素分工，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也處于動態調整之中，根據比較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全球產業結構開始了新一輪的動態調整。在這種環境下，我國要想加強融入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就必須加大引進大型跨國公司的力度，因為他們具有中小型跨國公司所沒有的優勢，而且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主體。我國以融入大型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體系為載體，不僅可以更快地參與到國際分工中去，而且可以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2、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大型跨國公司進入我國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出于長遠的戰略考慮。事實證明，具有長遠投資戰略的大型跨國公司要么較早進入我國，搶占先機，要么逐漸擴大其在我國的投資和經營規模。大型跨國公司于1993年提出建立投資性公司的要求，并從1994年開始建立了大量的投資性公司。這是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系統化、長期性投資和對其投資企業進行系統性管理的標志。大型跨國公司長遠的戰略方針和積極的態度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在特殊情況下，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有利于維護我國的經濟安全。
3、特殊社會責任的需要
由于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具有長期性，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具體承擔了以下幾方面的特殊社會責任：
（1）大型跨國公司致力于技術知識的傳播，積極參與東道國的信息、
科技和教育基礎設施項目，由于大型跨國公司面對全球激烈的競爭，要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把各種工序放到最有優勢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在此基礎上，只有提高各個工序的比較優勢，才能進一步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
（2）大型跨國公司在人力資源的培養和管理上承擔了較多的社會責任，這是因為企業當地化趨勢加強，全球競爭加劇，人才成為獲得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3）大型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經濟安全與穩定負有特殊的社會責任，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各個國家、各個企業處于相互聯系之中，當東道國的經濟安全與穩定受到威脅時，跨國公司本身的利益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4）大型跨國公司對改善東道國的環境質量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由于產品的國際環境標準越來越高，世界對環境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
4、外資政策的需要
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一般都以最具競爭力的核心業務、拳頭產品先進入我國，然后，其他業務和產品跟進，形成全部或大部分業務進入我國的投資局面。這樣的行為方式與我國的引資政策具有一致性：
（l）現有企業向上下游產品和相關產業延伸。大型跨國公司以單個項目進入我國，在我國運行一段時間后，對我國的投資前景看好，就會產生新的投資，企業規模越大，增資的規模就越大。這與我國的引資政策要求擴大引資規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推出新的產品和技術。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不斷增加，其在我國市場上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我國市場潛力巨大，為了獲得這一市場，許多企業不得不主動加快產品和技術的更新速度，從而保持和獲得競爭優勢，這與我國的引資政策要求提高引資質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本地采購增加，也與我國的引資政策要求提高國產含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5、綜合能力的需要
隨著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我國利用外資已不僅僅是利用資本本身，更重要的是利用外資所帶來的外部和內部效應。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的進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新型的管理模式和科學的組織形式，還帶來了全新的市場經濟觀念，對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和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大型跨國公司主動或者不自覺的行為，不僅與我國的外資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而且可以加快我國融入國際分工的速度，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三、積極引進大型跨國公司的對策
1、引資方式問題-拓展外商投資渠道，大力引進并購投資方式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大型跨國公司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需對其企業具有絕對或相對的支配權和控股權，同時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科技、產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縮短，大型跨國公司更傾向于以并購的方式進行投資。只有緊跟國際潮流，才能達到最大的引資效果，才能把大型跨國公司引到我國來。跨國并購作為國際上通行的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有其自身的優勢，跨國并購能使產權多元化，有利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國企改革。進行跨國并購的多是一些有實力的大公司，有助于改善企業的經營效率。另一方面，大型跨國公司并購我國企業以后，就成為外商獨資或控股企業了，最終都是外商企業，只是實現形式不同。并購不僅引進了外資，而且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改造、重組，對外資達到了雙重利用的效果，對我國十分有利。
面對各國對外資的激烈爭奪，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借鑒國際并購的經驗和做法，結合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和企業的具體情況，加緊完善和制定外商以并購方式投資的可操作性政策和規定，鼓勵大型跨國公司通過受讓股權、買斷資產等不同方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
2、引資環境問題-以改善外商投資軟環境為重點
大型跨國公司由于其目標利益具有長遠性，因此格外注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規模和政策的穩定性與透明度等對其長遠經營活動影響較大的因素。對東道國的優惠政策他們卻缺乏興趣，因為一般說來優惠政策越多，東道國政策的穩定性和透明度越差，越不利于他們的發展。針對這一問題，為了吸引大型跨國公司，我國應以改善外商投資軟環境為重點，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
（l）完善政策環境和法律法規環境
我國政府應不斷完善關于外商投資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環境，如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鼓勵外商到西部地區投資，并根據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清理有關利用外資的法律法規，在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清理、修訂的同時，要特別注重保持外商投資法律的相對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2）維護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
我國政府應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打擊侵權盜版行為，堅決制止對外商投資企業亂收費。亂檢查等行為，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制度，依法保護外商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3）進一步簡化政府審批程序，改善行政環境
我國應該加快政府職能和工作方式的轉變，依據合理性、有效性、公開性和責任性等原則，進一步簡化外資審批程序，實施規范化、標準化的審批制度，簡化立項、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同、章程的審批，增強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法制觀念，減少隨意性，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努力建設廉潔、務實、高效的政府，不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努力為外商創造良好的行政環境。
（4）減少貿易保護，降低與外資有關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入世后，我國的經濟活動已經納入到國際市場中，我國的經濟利益將進行重新整合，跨國公司的投資也將面對這種利益的整合而重新定位，加快某些特定產業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步伐，這不僅有利于吸引效率尋找型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減少市場、資源尋找型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提高引資的質量，而且也符合世貿組織減少貿易保護，降低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要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行業里（例如汽車行業），由于占主導地位的幾乎是外資企業，這樣受到保護的是外資企業，并不是我國的內資企業，保護也就發生了錯位。在這樣的行業里減少保護，對我國來講具有上述雙重意義。
（5）培育我國的要素優勢，為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做好準備
培育我國的要素優勢主要有兩種：一是勞動力優勢，我國雖然人口眾多，但是技能性勞動力缺乏，符合外商要求的高級技術人員更是緊缺。只有加大科教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對有關人員進行培訓，才能解決這一問題；二是企業優勢，企業優勢是建立在勞動力優勢基礎之上的。我國企業只有符合大型跨國公司的要求以后，才能融入其分工體系，才能吸引更多的與之相關的實施全球戰略大型跨國公司的進人，才能形成吸引大型跨國公司進入的聚集效應。
3、引資領域問題-加大服務業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服務貿易領域在吸引外商投資中的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我國應真正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不斷完善服務貿易領域的法律法規，建立統一規范的市場準入制度，鼓勵引進國外服務業的現代化理念和技術手段，改善我國服務業結構，提高我國服務業的水平。隨著服務業開放廣度和深度的加大，國內法律環境的改善，服務行業、制造行業等各種行業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都將達到一個階段。
四、適度控制大型跨國公司的政策
由于大型跨國公司實力雄厚，有可能在我國市場上形成壟斷，會對我國的內資企業、現有市場結構、國家經濟安全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國在積極引進大型跨國公司的同時，還應對其進行適度限制。對大型跨國公司適度控制的最好辦法是建立和維護市場的有效競爭，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
1、大型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
雖然大型跨國公司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國內企業也有一定的優勢，特別是在家用電器等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其中紡織行業是國內企業的主導產業，使得大型跨國公司只能以新產品、低價格、零利潤的方式生存。但是，國內企業總體上處于明顯的劣勢。所以，要想利用這種方式，就必須培育自己的企業，也就是說，要與國有企業的改革緊緊聯系在一起。
2、外來大型跨國公司之間的直接競爭
在一些資金和技術壁壘很高的領域內，國內企業短期內還無法具備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產品領域中至少應引進兩家大型跨國公司，使不同大型跨國公司之間形成競爭，由原來的寡頭壟斷變成競爭壟斷，這時大型跨國公司的行為就會大不相同。所以，引入的大型跨國公司要多元化，不僅是同一項目的企業數目不要單一，而且在項目上也要多元化，不能只集中于某個產業，這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利。大型跨國公司的地區來源也要多元化，不要過分集中于某國，這樣容易產生對某國的依賴性，加大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不利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篇（4）
一、影響農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及當前競爭農業的發展趨勢
1.影響農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農業競爭力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并通過農產品生產成本、農產品的實際價格、農產品比較優勢變化、實際質量、市場營銷能力和市場占有份額綜合體現出來。
(1)農產品成本。一般來說,成本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成本低,競爭力強;成本高,競爭力弱。而在農業經營中,除生產費用以外,農產品的經營規模、區域布局、生態環境、生產條件、加工條件、政策變化等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農產品成本水平。
(2)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一般來說,實際價格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在質量相差無幾的情況下,實際價格越低,競爭力就越高;實際價格越高,競爭力就越低。而且,要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來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其難度相當大。
(3)農產品質量。一般來說,農產品質量與競爭力呈正相關。即質量越好,競爭力越強;質量越差,競爭力越弱。而且,隨著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競爭形態已經從產品的價格競爭轉向質量競爭。農產品質量的高低,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又決定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高低。
(4)營銷能力。一般來說,市場營銷能力如何,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的地位和份額,又直接體現了農業競爭力的大小。積極開展充分的市場調研、恰當的市場細分和市場定位、正確的銷售策略、有效的促銷手段和良好的服務等一系列市場營銷活動,不僅是提高農產品市場占有率的關鍵,也是實現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關鍵。
2.當前競爭農業的發展趨勢
今后的農業競爭,將日益趨于白熱化。競爭農業,也將成為推動農業發展的基本特征。其總體趨勢為:
(1)從局部性、區域性向全局性、全國性、全球性方向發展。今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能否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不僅要比較區域內的產業、產品優勢,還要從全國和全球的產業格局比較中尋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鄭州市必須站在全國和全球的制高點,認真審定本地區的農產品發展對策,指導產業結構調整,并采用現代化的營銷觀念拓展農產品貿易。
(2)從傳統的經驗指導向信息引導方向發展。要在競爭對手越多越強的條件下取得勝利,關鍵是要充分掌握國內外農業科技發展和農產品供求變化的最新“情報”——農業和農村經濟信息。加強信息網絡的建設,發展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更迅速、更準確地掌握影響農業發展的各方面信息,將是鄭州市必須盡快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
(3)從低技術水平的開發利用向現代高新技術方向發展。只有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科技,才能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做到以多樣化取勝、以優取勝、以廉取勝。鄭州市必須審時度勢地搶占農業科技的制高點,集中力量組織對農業生物工程技術的攻關,推進產業化、規模化生產,以及滿足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多樣化、無公害、營養保健和廉價方面的需求,作為參與全球化競爭的必要條件。
(4)從產后推銷向產前訂單農業、期貨交易方向發展。以產定銷這種被動營銷方式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和無序性,不適應市場農業發展的需要。隨著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農產品產后市場勢必會被產前的訂單農業和期貨交易所替代。鄭州市必須將訂單農業、期貨交易等貿易方式,作為今后農產品營銷競爭的重要形式。
二、鄭州農業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的差距,既體現在資源稟賦、財政及物化投入、市場建設等“硬指標”上,又反映在諸如人員素質、經營機制、農民組織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軟指標”上。
1.觀念上的差距
鄭州市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農業觀念,認為農村的主要功能是經濟功能,忽略了農業的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而發達國家是現代農業觀念,強調在提高經濟功能的同時,著力發揮其生態功能與社會功能的作用。
2.發展階段上的差距
一般說來,農業分為古代農業、近代農業、現代農業等三個階段。目前,鄭州市差不多是三種類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區進入現代農業階段。而發達國家已全面進入現代農業。
3.農產品質量上的差距
以前,鄭州市農業片面追求農產品數量,忽視了質量,造成農產品質量水平總體較低,并已成為制約出口的隱患。而發達國家的質量農業早已走上了正規。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鄭州市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0%左右,而發達國家為80%左右;鄭州市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40%,而發達國家為60%~80%;鄭州市農業研究與發展經費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0.2%左右,而發達國家是5%;鄭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發達國家則達60%以上。
5.農業開放程度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的開放程度與其他行業相比有明顯的差距;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與工業、服務業等“一視同仁”的。
三、從農業政策的重點內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鄭州農業競爭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優質農產品主導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無公害農產品的簡稱。我市“三品”的發展要按照“三位一體,整體推進”的思路,加快發展,樹立我市農產品品牌形象。在發展“三品”時要以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為核心,提高農產品質量水平為主線,保證消費安全為出發點,樹立農產品品牌為基本目標,以標準化生產為主要手段,標志管理為突破口,監督檢查為保障措施,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加快發展綠色食品,因地制宜發展有機食品。
2.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健全農業產業化政策
農業產業化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連接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通過區域規模化和專業化的農業資源綜合開發,以科技進步和系列化服務為手段,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經營。通過龍頭企業、專業市場、中介組織,把分散的農戶經營與統一的大市場銜接起來;通過按市場需求組織農業生產,興辦加工和運銷企業,把農產品生產同國內外市場需求銜接起來了,提高了生產者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進而把農業納入了市場化軌道,也為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3.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農業產品質量為重點,提高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二是大力發展畜牧業和園藝業,發展高效農業,提高農業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區域結構調整,重組資源要素,提高農業的效率和效益;四是著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加工業的水平;五是發展二三產業和小城鎮,拓寬農民的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六是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還湖,構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格局。
4.構筑多元投入機制,完善農業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經濟效益決定的。而農業投資大多數具有周期長、風險大、比較利益低的特點。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擔一部分農業投資職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資主體加強對農業的投資。根據我市近期的實際情況,加強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嚴格執行《農業法》。充分發揮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明確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護農業方面的責任,調動地方財政支農的積極性;二是提高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三是積極鼓勵和引導農村集體和個人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四是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增加信貸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五是擴大農業利用外資的范圍和數量,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綜合開發。
5.建立健全農業保險制度,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
篇（5）
1998年以來，針對國內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國內消費需求疲軟以及出現了通貨緊縮等突出問題，中央政府持續地適當地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等擴張性貨幣政策。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0年市場物價漸漸轉穩，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0.4%，改變了1998年來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分項目看服務項目上漲14.2%，居住上漲4.8%，食品除水產品﹑蔬菜價格上漲外，其他繼續下降。2001年1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升0.7%，比去年同期高0.6個百分點，呈現出平穩并略有上升的勢頭。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繼續小幅上漲，一季度累計上漲3.5個百分點，糧食價格總體比較穩定，服務類項目調價已基本到位。但另一方面，分地區的居民消費價格上升不平衡，食品﹑衣著類商品價格繼續低位運行。工業消費品價格穩中趨降。4月份，衣著價格水平與上月持平，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價格﹑醫療保健﹑個人用品價格分別比上月下降0.3%﹑0.1%①。全年物價水平上升勢頭不強勁，通貨緊縮仍然存在，中國經濟增長仍然面臨著需求不足的約束。總體來講，貨幣政策收效甚微，沒有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
一、貨幣政策有效的條件
實現貨幣政策的有效是各國中央銀行力求實現的目標，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有效是貨幣政策有效的基礎。下面便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方面分析貨幣政策有效的條件。
理論上來講中央銀行從操作貨幣政策工具到對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產生影響的過程由三個階段構成。第一階段是影響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即基礎貨幣和短期利率；第二階段通過操作目標的變動影響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即貨幣供應量和長期利率；第三階段是通過中間目標的變動影響最終目標，即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個傳導機制可用圖1說明。
圖1
從圖1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來看，貨幣傳導機制實際上分屬于金融領域和實體經濟領域。中央銀行通過金融工具影響中介目標繼而影響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放款行為，并通過他們的變動繼而影響到實體經濟領域即引起企業和居民資產結構的調整以及投資和消費的變化，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的產出和價格。其中，企業和居民的行為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經濟基礎，是決定性因素；金融機構行為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中間環節，也是關鍵環節；金融市場建設和中央銀行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基礎和政策因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對這四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首先，要求央行比較強大，足以干預和控制整個金融市場。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能有效地將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聯系起來，并能引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放款業務；其二，在金融市場方面，要求一個市場容量大、信息傳遞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躍持續的貨幣市場和一個規模較大、競爭充分、市場一體化程度高、運作效率高、市場預期良好的資本市場，要有比較完善的金融機制；其三，在金融機構方面，要求商業銀行等商業性金融機構作為金融企業真正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成本為約束，以客戶為中心。其四，在微觀經濟主體方面，要求工商企業是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居民個人具備較成熟的消費理念和消費行為。
二、貨幣政策微效的原因
隨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戶”的間接傳導體系。但在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存在的諸種障礙卻導致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微效。
（一）中央銀行層面上的障礙
中央銀行是唯一代表國家進行金融控制和管理的特殊金融機構，是有銀行特征的國家機關，是國家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發行的銀行、管理的銀行。它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來傳導貨幣政策。
1、存款準備金。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改變金融機構的準備金數量和貨幣擴張乘數，從而達到控制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能力和貨幣供應量的目的。自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改革了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將法定準備金賬戶的備付金賬戶合并為法定準備金賬戶。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從13%降低到8%，再到目前的6%②。
2、公開市場操作。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買賣有價證券，用以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1999年，中國基礎貨幣的主要供應渠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公開市場操作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主渠道。全年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凈投放基礎貨幣1920個億，占全年基礎貨幣投放的52%②。
3、再貼現機制。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再貼現率和規定貼現條件來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給和需求。從1998年3月起再貼現利率成為獨立的利率體系，不再繼續與同期再貸款利率掛鉤。同時下調再貼現利率并延長再貼現最長期限。1999年，中央銀行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再貼現業務管理的通知》，進一步改進了再貼現業務的方式，擴大其范圍，使年末余額達500億，增長51%②。
三大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雖然很大，貨幣供應量的增幅也較高，但其實際效果卻遠遠低于預期水平。貨幣政策傳導在中央銀行層面上遇到的障礙主要是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同時實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我國雖然放開了同業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和票據貼現利率，逐步擴大貸款利率波動幅度，但是我國仍然是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包括存、貸款利率在內的多種利率仍由中央銀行代表政府制定，影響了利率對資源配置的結構調整作用。從我國目前來看，按照風險收益對稱原則，中小企業和某些大企業的高風險業務貸款利率應偏高，但由于利率管制必然造成了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惜貸”現象，同時，政策性的偏向導致資金高度集中于國有大企業，這成了不良資產上升和經營風險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利率管制的另一個后果便是使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難以發揮作用，影響了貨幣政策信號的傳導。此外，在公開市場上，由于資金寬松導致央行收回資金容易，投放資金困難；在外匯市場上，外匯儲備受貿易逆差影響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約束，央行只能被動地買賣外匯，銀行結售匯差構成了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數量限制，導致公開市場操作對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機制作用難以發揮。
（二）金融市場層面上的障礙
1、貨幣市場。1984年，我國建立同業拆借市場標志著貨幣市場的起步。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統一規范的貨幣市場格局，但總體來講仍不成熟，缺乏足夠的中介機構和市場參與者，交易品種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創新滯后，貨幣市場缺乏流動性，地區分割的銀行間分隔嚴重，交易不活躍，貨幣政策傳導缺乏廣度，低速低效。貨幣市場業務主要集中于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回購市場，而這兩個市場交易量不夠大，無法大量吞吐證券，限制了公開市場操作的力度，繼而影響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幅度。票據市場上由于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加上票據數量有限，主要是銀行承兌匯票，基本沒有商業承兌匯票，再貼現始終未形成規模，影響了再貼現政策工具的實施力度和廣度。
2、股票市場。中國股市的投機性強，長期沒有退出機制，其股指變動與經濟走勢呈現出明顯的異動狀態，股市泡沫膨脹，股票價格難以產生財富效應，隔斷了相應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3、債券市場。債券市場特別是國債市場上種類不多使公開市場缺乏載體，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調控基礎貨幣為目的的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基礎，嚴重阻礙了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
由上可見，貨幣政策的傳導路徑由于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不成熟而顯得過窄。
（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層面上的障礙
商業銀行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主要為工商企業和其他客戶提供短期貸款并從事短期投資的金融機構。它最大的特征便是具有以派生存款方式創造和收縮存款貨幣的能力。在我國，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尚未發展到成熟階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使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缺乏必要的條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貼現率、窗口指導、利率管制等其他調控工具，這就使商業銀行的行為對貨幣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在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有全部金融機構80%以上的資產和負債，因而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反應程度便成為貨幣傳導機制上的關鍵。目前來講，在商業銀行層面存在的傳導障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商業銀行的壟斷性。中國政府通過存貸款利率、限制競爭、限制資產等一系列金融約束政策，為國有商業銀行創造了“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維持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貨幣政策由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的行為所左右。他們之間的競爭并不充分屬于寡頭競爭模式，在一些事情上容易形成一致的默契和行動，很可能與貨幣政策方向不一致。另一方面，四大商行對中央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下降，使中央銀行很難通過調低再貼現率和再貸款利率來刺激商業銀行的融資欲望及活動。
2、商業銀行有風險約束，而無利潤約束。理論上講，商業銀行屬于金融企業，應該根據收益性、流動性和安全性三性來經營業務尋求最佳組合。在我國，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因素造成了商業銀行有風險約束，卻無利潤約束。
第一，風險約束。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由于金融體制改革滯后，導致商業銀行積累了高比例的不良資產，銀行貸款回收比較困難，貸款周轉速度慢，經營風險大幅上升，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監管下，風險防范意識和措施大為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中央銀行多次下調利率和準備金率，降低商業銀行的融資和貸款成本，商業銀行也不愿意增加貸款，而是根據自身對經濟狀況的估計和判斷，調節自身放款行為，從而改變了貨幣派生機制，影響了信用創造和貨幣供給。一方面，商業銀行對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采取“慎貸”、“惜貸”，即使有較好的項目也放棄掉。對信貸人員普遍實行貸款終身責任制，讓信貸人員對新增貸款負有100%收貸收息責任，一旦出現貸款逾期，便要求工作人員下崗清收，導致信貸人員產生故意不發放貸款的傾向；另一方面導致大量資金偏向信用較好的大城市、大企業，有悖于我國貨幣政策的多元化導向。大企業貸款過度集中，資金閑置，中小企業卻資金嚴重不足，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同時加劇了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過度集中，使不良貸款比率呈上升趨勢，造成傳導機制在商業銀行層面上的惡性循環。此外，由于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券相對企業貸款而言，收益穩定且風險小，被商業銀行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從而限制了中央銀行大規模吞吐債券，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效果。
第二，無利潤約束。我國國有銀行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因此，商業銀行在國債市場上壓低價格購入大量國債；存款充足時，并不急于擴大貸款業務，在目前信貸風險較大時表現猶為突出，寧可把資金放在央行備付金上，分行不計成本吸收存款，形成“重存款，輕貸款”傾向。存款、貸款和資金結算為商業銀行三大傳統業務，其中存款為主要資金來源，貸款為資金的主要運用渠道和主要利潤來源。在目前通貨緊縮，央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宏觀環境下和商行本身不良貸款居高不下的現實下，商行重視貸款營銷，擴展優質貸款業務，進行金融工具創新，改善金融服務將起到更大作用。但商業銀行卻似乎把存款業務作為主要工作。自身而言，仍然是大柜臺、小市場的人力資源配制方式；將發放貸款和開展中間業務視為爭攬存款的手段；對信貸人員實行權責不對稱的貸款終身責任制，缺乏貸款營銷激勵機制；金融工具單一；負債品種和資產品種單一；對貸款采取機械的審批方式；對大中小企業貸款申請的審貸模式相同，從貸款申請、審貸員審查、基層行審查、上級行貸審會審查、抵押、擔保、公證到貸款到位經過十幾道手續，歷時一周到幾個月，有悖于中小企業數量少、周轉快、頻率高的資金需求特點。以上都導致貨幣政策傳導速度下降，信號減弱甚至失真。
商業銀行之有風險約束，而無利潤約束導致了增加貨幣供應量刺激投資的主渠道不暢，同時造成對冗員、機構臃腫、低效的容忍，人為地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傳導環節，降低了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3、商業銀行的集權管理。商業銀行系統內隨著一級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管理權限過于集中，極大地削弱了基層商業銀行的業務拓展能力，遏制了基層商行發放貸款的積極性。商業銀行集中管理權限的主要方式有：以經濟手段或管理手段上收信貸資金，采取拉大上存資金和上貸資金利率差距的方法，迫使基層行資金上存，限制基層行資金運用，嚴格限制其貸款規模，基本全部上收基層銀行的貸款權。商業銀行的集權管理一方面不利于商行根據經濟運轉形勢即使調整貸款業務和其他業務，另一方面抑制了金融創新，使貨幣政策在商行內部傳導時就出現信號減弱，再經轉向影響實體經濟領域時，貨幣政策效果進一步打折。
4、商業銀行發展意識不強，傾向于減少或收回貸款。在這種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機制下，盡管央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由于乘數效應的作用導致貨幣供給的多倍緊縮，同時基層商行只注重爭奪已形成的優質客戶，缺乏基本客戶群的戰略意識，不注重與企業建立捆綁關系互相幫助促進企業發展，提高貸款質量和償還率，只看到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困難，使許多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項目得不到及時的貸款支持，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而其他的中小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信譽不對稱。公眾普遍認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譽高于中小金融機構，將資金高度集中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使之資金充裕，不需要再貸款甚至返還央行貸款，產生一定的緊縮效用。而中小金融機構雖比較靈活，經營業務較廣，金融工具創新頻繁，但融資道路曲折。同時，1998年后，國內有相當部分中小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危機甚至資不抵債，有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關閉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實現市場退出。原農村鄉政府部門辦的“農村基金會”要全部清理和撤并。貨幣政策傳導
機制中的機構本身就存在活力不足，使縣及縣以下的經濟活動缺乏活力。
（四）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傳導障礙
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居民個人等是貨幣政策傳導的最終環節。此層次上的障礙綜合表現為企業、居民個人對貨幣政策信號反應遲鈍，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1、企業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給相對過剩，引起物價下降，宏觀經濟環境并不樂觀，企業對市場前景并不看好，非意愿存貨投資增加，投資意愿不強；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國有企業未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缺乏面向市場的研發、營銷和管理機制，產品市場占有率低，盈利條件和償債條件都難以滿足貸款條件。中小企業規模小，資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擔保等問題，再加上信息不對稱、銀行的風險約束和無利潤約束，使企業難以獲得間接融資。市場準入限制也使直接融資困難重重。中小企業游離于貨幣政策外，企業難以得到貸款，整個社會投資難以，而這又引起悲觀性的經濟預期，從而形成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惡性循環。
2、居民個人方面。從1994年開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醫療社會保險制度、城鎮住房制度以及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了，預期支出上升。這使得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提高。對居民消費意向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有59.4%的城鎮消費者由于未來支出預期的增加而增加儲蓄。從儲蓄目的看，仍有59.3%的城鎮消費者是供子女上學，而用于買房、養老和醫療作為儲蓄目的的消費者分別為43.6%、42.6%和41.4%。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制度改革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許多企業效益呈現下降趨勢，居民預期收入下降，也加強了儲蓄傾向。
在消費信貸方面，雖然近年來央行相繼出臺了《關于發展個人消費信貸指導意見》、《汽車消費信貸管理辦法》、《個人住宅貸款管理辦法》、和《關于助學貸款管理若干意見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積極推動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但由于傳統生活習慣的影響，居民對消費信貸的認識還存在偏差。調查發現70%③的被調查者認為貸款消費有悖于傳統美德，仍然傾向于通過儲蓄來實現消費升級，阻礙了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另一方面，消費風險即消費品的價格、質量、相應的服務及其可能帶來的效應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消費的機會成本，從而推遲了部分居民對消費品的購買，部分地抵消了貨幣供給增加的消費支出效應，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
三、實現貨幣政策有效的對策
綜上所述，央行的利率管制，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性、風險約束、非利潤約束以及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企業、個人的悲觀性經濟預期等等都成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上的障礙，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收效甚微。為提高貨幣政策效應，需要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企業制度、社會保障體制等的改革，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1、探尋利率市場化的最佳途徑，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建立起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
2、培育參與貨幣市場的中介機構，增加進入貨幣市場交易的交易主體，弱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影響力及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控制，減少或消除市場分割的無效率狀態；加快金融創新，增加貨幣市場的交易品種，擴大貨幣市場的交易方式，從而提高貨幣市場交易工具的流動性和貨幣市場的有效性；加快票據市場的發展，完善票據市場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促使區域性乃至統一的票據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3、證券市場上，改革企業上市的準入條件，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的二板市場和地方及場外市場，建立多層次的證券市場體系；鼓勵金融創新，增加交易品種，從而為公開市場業務提供良好的市場基礎；對股票市場進行科學管理，促使其健康發展，真正發揮“經濟走勢晴雨表”的作用；將債券市場發展為包括各類機構投資者參加的市場，并結合其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以提高運行效率。
4、深化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努力建立“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求平衡、自我發展”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推動商業銀行的股權多元化，使商業銀行真正確立起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從而促使商業銀行加強成本管理與利潤考核；建立風險與收益相對稱的激勵機制，將機構收入和個人收入與銀行的利潤直接聯系起來，提高風險投資的積極性，以發展方式防范和化解風險；適當放權，改善內部管理方式，增強基層銀行的積極性和靈活性。
5、加快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改變經營觀念，真正面向市場進行經營，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和獨立法人，不斷增強其競爭力，從而改變資產負債率過高的現狀。
6、進行配套改革，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立、健全社會信用制度，改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從而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預期，拉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7、努力發展消費信貸，在發展消費信貸機構的基礎上，擴大消費信貸領域，改善信貸服務，增加消費信貸投入。
注釋：
篇（6）
這一理論的內涵是，在市場經濟規則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經營者自主確定經營的產品種類、規格、經營方式、經營周期、森林更新方法、樹木品種等，特別強調根據市場即時需求做出經營決策，需苗挖苗，需材采材，需大采大，需小采小，以保證商品林經營者將潛在的獲利機會轉變為現實收益。森林市場成熟理論區別于其他森林（林木）成熟理論還在于其目的產品不僅包括木材，還可以經營苗木、能源材料等產品。同時，森林市場成熟理論不但強調高產出，也注重通過降低經營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
現實：商品林經營面臨政策束縛
商品林的培育目的在于滿足市場對森林的多元化產品需求，但我國現行的限額采伐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落實商品林的經營權和處置權的障礙，削弱了森林經營方案的規范指導作用。森林市場成熟理論則進一步強調了商品林作為商品經營的本質特征，有利于盡快擺脫傳統經營思想的束縛，促進商品林經營管理政策的調整。
1995年～1997年，河北省華北落葉松經營性采伐生產過程中，曾出現過小頭直徑8厘米～10厘米的桿材價格高于10厘米以上規格木材價格的現象。特定的市場需求，要求經營者摒棄傳統思維與決策方式，及時調整產品結構和采伐期。
森林市場成熟理論的實踐同樣有助于保障公益林的發展，推動森林分類經營。截至2005年底，河北省有生態公益林4048萬畝，占有林地的62.16%；商品林2464萬畝，占37.84%。最大限度地提高商品林的經濟效益，有助于生態公益林的經營管護和效益發揮。
核心：市場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
傳統的森林經營理論強調林木蓄積生長的最大化和木材永續利用的思想，對降低經營成本與利潤最大化和森林的可持續發展則強調得不夠。這就是為什么在過去的森林經營活動中，林木長輪伐期、大徑材、高質量卻并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的原因。森林市場成熟理論的目的，就是指導商品林所有者像經營工農業產品一樣經營森林。市場需要什么樹種就發展什么樹種，需求什么產品就生產什么產品。通過經營產品多元化，按市場需求生產園林用大規格苗木、圣誕等節日用樹、紙漿與纖維類原料、人造板用原料等，最大限度地規避經營風險。
以塞罕壩機械林場經營的云杉和油松試驗林為例，胸徑15厘米時，單株材積0.072立方米，木材售價僅為56元/株，而銷售園林用大苗的價格達到3000元/株，苗木收益是木材銷售價格的53.6倍。壩上地區、山區平緩地區的云杉、樟子松、油松和平原地區的楊樹、銀杏等采用以育代造模式，初植密度可達到200株～3000株/畝。在經營過程中，不斷地間挖不同規格的綠化苗木，逐步達到最終定植密度要求。如云杉苗高3米時，基本沒有木材價值，而作為園林綠化苗木的價格則高達150元/株。胸徑5厘米～10厘米的毛白楊綠化苗木的市場價也在10元～50元/株。這種培育模式，既充分利用了林地空間，保證了生態效益，又極大提高了商品林的經濟效益。
釋疑：市場成熟不以生態為代價
森林市場成熟理論還突破了原有的主伐期和撫育強度的限制，特別是短輪伐、大強度的經營撫育方法，通過大幅度降低采伐作業、更新造林等經營成本，提高商品林林地的生產力和經營效益。在冀北山地進行了中齡和近熟落葉松林大強度經營撫育試驗，改3次間伐為一次大強度間伐，達到最終主伐密度，此舉節約了50%的撫育成本，使更新費用降低了60%～80%。
有人憂慮，商品林經營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會不會以犧牲生態效益為代價？答案是否定的。森林市場成熟理論強調在森林經營工作中注意保持和增加森林的生物多樣性，減少病蟲害發生，保持和增加土壤肥力，這樣也能達到降低病蟲防治成本和提高林地生產力的目的。
篇（7）
1.銷售電價審計要點
(1)是否全面、正確、及時地貫徹落實國家電價政策；是否嚴格執行分類電價政策；執行地方政府電價政策是否報上級公司審批備案。(2)是否擅自改變電價執行范圍和執行標準，變相漲價、降價、私立電價。(3)客戶所執行電價與實際用電情況是否一致，電價定比定量是否合理，基本電費計收是否準確，功率因數調整電費執行標準是否符合規定，是否正確執行兩部制電價、分時電價、優惠電價，差別電價、懲罰性電價執行是否到位，躉售電價執行是否規范。
2.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審計要點
是否按規定的范圍、標準收取政府性基金或附加；是否違規收取代收款項，少收、漏收、多收，擅自隨同電費收取其他款項。
二、電費抄核收管理
審計電費抄核收是指電費抄表、電量電費核算、電費收取的過程。電費抄核收管理審計范圍包括電費抄核收管理制度、抄表、復核、發行、催費、收費、賬務處理、統計報表等各個環節。電費是當前供電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審計人員應加強電費抄核收管理審計，完善電費回收預警機制，促進電費抄核收的規范性、準確性、真實性。
1.電費抄表審計要點。
(1)抄表段信息的完整性，抄表周期和抄表例日設定與規范要求是否相符；是否按抄表周期和抄表例日抄表；新用戶是否及時編入抄表本。(2)抄表數據的準確性，是否存在估抄、錯抄、漏抄情況。(3)月末抄見電量比例是否符合規定，是否存在人為調整抄表示數的情況；抄表異常是否及時進行分析或現場核對；自用電或多經企業等用電是否計量和抄表計算電費。(4)抄表員抄表時是否對電表和重要用電情況認真檢查確認，對新裝、變更和異常用電是否進行重點檢查并備案。
2.電量電費核算審計要點。
(1)電量電費計算的正確性；電量電費差錯是否實施考核。(2)自備電廠用戶電量電費、基金及附加、系統備用費計算是否規范、準確。(3)優惠電費與銷售折讓是否嚴格按照有關政策文件執行；是否存在人為調節電量電費結構。(4)電費退補業務是否按制度規定的流程操作，審批權限是否合理。
3.電費回收審計要點。
(1)是否建立應收電費“賬銷案存”制度，應收電費余額指標完成情況是否真實、準確；電費壞賬核銷是否按規定流程辦理，壞賬核銷后又收回的款項是否按規定進行處理。(2)預收電費入賬、沖抵是否規范；是否存在借用其他資金墊交電費的情況。(3)財務核算的企業代收基金與附加與營銷信息系統內數據是否一致；基金附加項目是否按標準執行，是否存在少征、漏征、多征的情況；基金及附加計提、上繳是否及時；是否存在人為調節或跨期結算銷售電量，影響政府性電價基金及附加的準確計提；是否截留、挪用電價基金及附加。(4)滯納金的收取是否規范、準確。(5)企業自備電廠是否按約定容量收取系統備用費及正確性。除以上討論的三個主要方面，還有其他方面需要關注，審計人員應根據情況選擇恰當的切入點，例如被審計單位購售電量、售電收入、電費回收率、線損率、購售均價等營銷指標的完成情況及其真實性，違約用電(含竊電)處理的規范性，等等。
篇（8）
關鍵詞：信貸規模；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初，央行提出2006年全部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的調控目標是2.5萬億元。到一季度結束時，全部金融機構的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了1.26萬億元，超過央行人民幣新增貸款預期目標的一半，而時間僅僅過去了1／4。與此同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呈加速上漲勢頭。在這種情況下，信貸投放倍受矚目甚至非議。有很多人士認為，信貸過快增長是造成固定投資過快增長和房地產業過熱的重要原因。盡管一季度后央行出臺了很多調控措施，意圖抑制信貸過快增長。但是到6月末，新增人民幣貸款仍然繼續上漲，上半年累計新增人民幣貸款2.18萬億元，占央行全年預期目標的87.2%，與上年同期相比多增7233億元，增幅達50%，遠遠超過同期GDP和投資的增幅。于是再次引起了各方議論，似乎信貸增長成了當前一切經濟過熱問題的罪魁禍首。
不可否認，信貸的過快增長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不良影響。但是我們也注意到，2005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的控制目標是2.5萬億元，實際新增2.4萬億元。到2006年央行仍將新增人民幣貸款的調控目標定為2.5萬億元，這顯然是不妥的，因為我國GDP現值的年增長率不會低于10%、過去幾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亦幾乎都在20%以上，因此，年度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也應該有相應增長，而不是維持不變。如果追溯歷史，我們會發現在過去幾年里央行制定的新增貸款調控目標與實際增加額之間存在很大的“誤差”。
在這種背景下，本文提出的問題是，央行將年度新增貸款規模作為調控目標合理嗎?影響我國新增貸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二、信貸規模由按計劃發放演變成事實上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一切經濟活動都有嚴格的計劃并按計劃執行，與此相對應，這個時期的信貸活動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管理模式。實際上，改革開放前的大部分時間里，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因為當時的中國銀行是人民銀行的一個下屬單位，專署外匯業務，彼時的農村信用合作社事實上是作為國家銀行的基層機構而存在。因此，當時銀行信貸集中由人民銀行辦理，人民銀行以“統貸統存”的形式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信貸計劃管理體制。貸款總量調控權集中在人民銀行總行，人民銀行總行對下屬各級銀行的貸款實行指標管理，下屬行只要根據上級銀行下達的貸款指標和指定的貸款投向按計劃進度發放貸款即可。
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開展和深化，我國的信貸管理體制也隨之不斷改變。在1979年少數地區試點的基礎上，1980年全面推開了“統一計劃，分級管理，存貸掛鉤，差額控制”的辦法，人民銀行總行根據國家批準的信貸計劃核定各省、市、自治區分行信貸收支的差額，各分行在完成存款計劃和不突破差額的條件下多存可以多貸，傳統的“統存統貸”體制出現松動。在1980年全面推開信貸差額控制辦法的基礎上，1981年又開始實行“統一計劃，分級管理，存貸掛鉤，差額包干”的信貸管理體制。這一體制與此前實行的信貸差額控制辦法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是擴大了范圍，并首次提出了可以開展同業拆借。
隨著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職行使央行職能，信貸管理政策有所改變，但仍實行較為嚴格的計劃管理的辦法，即由人行核定各專業銀行的年度信貸計劃，除固定資產貸款是指令性計劃外，其他貸款均為指導性計劃，繼續實行多存多貸的政策，多吸收存款可以多發放流動資金貸款。此后，直到1997年底，仍舊實行年度信貸管理計劃，但是指令性計劃逐步減少，指導性計劃逐步擴大，各銀行的貸款自由度逐步提高。
必須承認，長期以來，人民銀行對國家專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在控制貨幣總量和調整信貸結構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和特定的金融體制下，也曾經使用過這一管理辦法。
1997年12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改進國有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管理的通知》，宣布從1998年1月1日起對商業銀行貸款增加量的管理，取消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在逐步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其主要內容有，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增加量的限額控制，不再按年分季下達指令性計劃，改為按年下達指導性計劃；人民銀行根據國家確定的經濟發展、物價預期調控目標，考慮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各種因素，確定全年各層次貨幣供應量目標，編制貨幣供應規劃和基礎貨幣規劃，在此基礎上確定商業銀行年度貸款增加量指令性計劃，作為商業銀行執行自訂計劃的參考和依據；人民銀行不再下達按行業區分的貸款分項計劃，信貸資金的投向主要通過信貸政策加以引導，商業銀行按市場原則進行選擇。但是，三家政策性銀行仍實行指令性計劃。
根據1998年以來有關年度《中國金融年鑒》提供的資料來看，1998年和1999年央行對四家國有銀行的年度新增貸款額做出了指導性計劃。2000年的情況未明示。2001年至今，央行在每年初發表的上年度“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對本年度全部金融機構的新增信貸規模制定預期調控目標。事實上，自1998年實行信貸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新增信貸規模逐步演變成為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事實上的中介目標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利率、貨幣供應量等傳統教科書所列的主要中介目標。近來，我國有學者建議將銀行信貸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三、對1998年以來各年度新增貸款情況的分析
1.新增貸款調控目標數與實際數之間的差異較大。自1998年央行對信貸管理實行改革以來，在最初兩年，央行仍然對四家國有銀行年度新增貸款的指導性計劃數。2001年央行開始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在2002年初的《2001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回顧了年初制定的“貨幣信貸預期調控目標”，除制定了各層次貨幣的增長速度外，同時制定了全部金融機構貸款增加目標為13000億元左右。2003年之后，將新增貸款規模限定為人民幣新增貸款額。自此，央行在每年初都制定貨幣與信貸預期調控目標。例如2006年初，央行在其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2006年貨幣政策的預期調控目標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狹義貨幣供應量M1分別增長16%和14%，全部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2.5萬億元。”2000年度的情況不詳，通過查閱《中國金融年鑒》和央行網站，未能獲得2000年初是否對貨幣信貸的增長制定計劃或調控目標。
通過對1998年至2005年(不包括2000年)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貸款的預期目標與實際發生額的比較，我們發現二者的差異較大，誤差值的平均值為3500億元。
2.影響貸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一般認為，先有存款后有貸款。當然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觀點，但是從增量上看，貸款增量取決于存款增量。這至少在銀行監管上能夠找到依據，即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不能超過75%。以下模型研究將此作為前提條件。
我們首先將2003年以來各月的新增貸款與新增存款的散點圖畫出，根據圖示我們可以判斷新增貸款與新增存款之間存在線性關系，根據計算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
我們運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個月的新增貸款與新增存款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看到，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約有55.4%用于了貸款，這一結果與實際情況是基本一致的：一則我們銀監部門規定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不能超過75%，二則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的存差持續擴大，銀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資于國債、央行票據等低收益債券或持有超額準備。
回歸分析還說明存款增加是貸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6年1—6月，我國金融機構的本外幣新增貸款達到22264.74億元，比上年同期新增貸款增長53.3%，這是由于同期金融機構吸收的新增存款為31121.84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86億元。新增貸款的增長快于新增存款。
3.理論上，信貸增加額這一指標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理論上看，央行將信貸規模作為調控目標具有很大的控制難度。央行作為貨幣發行機構，并且考慮到其可以采用的調控手段(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它能夠影響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而信貸從貨幣供求的角度來看屬于貨幣需求，而不是貨幣供應。
貨幣供給與信貸投放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系，從增量上來看，它們之間存在如下關系：
M2=DK+QT
其中：DK表示新增人民幣貸款；QT表示其他貨幣需求，例如政府債券、企業債、金融債等投資工具。
可見，新增貸款受到M2和QT同時影響。在M2確定時，如果QT的量很小，那么DK就會變大，它們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從QT包括的主要項目來看，例如國債發行時機和發行量，央行是無力控制和決定的，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貸款的規模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央行將貨幣供應量與信貸規模同時列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這就有可能導致以下幾種情況出現：一是目標和工作重心錯亂，一會兒關注貨幣供應量，一會兒關注信貸規模，都想用力、都想控制，結果必然導致顧此失彼，以致任何一個目標都不能很好實現；二是權力越位，直接干涉商業銀行的經營，要求后者增加或減少信貸投放。正如以上所論述的，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首先取決于吸收來的存款，如果存款增加了，它就會設法貸放出去，以獲取存貸利差和投資收益。商業銀行吸收進來的存款，一般會被劃分成為三塊：首先會拿出一塊做準備金，以備存款客戶隨時提取，其比重取決于法定準備金率和銀行一般備付需求；扣除準備金后的存款(即“可支配資金”)將會用于貸款和投資，商業銀行可能將可支配資金全部用于發放貸款，也可能全部用于投資(國債、金融債、央行票據等)，也可能將資金在貸款與投資中配置。現在再回到理論的貨幣供求上來分析，在貨幣供給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調控的，但貨幣需求上特別是對貨幣資金的配置上，卻是商業銀行的功能和職責。商業銀行會根據自身的偏好、目標等來決定可支配資金在貸款與投資之間的配置。總之，在我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日益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商業實體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如果再繼續將新增貸款規模作為調控目標，不僅會干預商業銀行的獨立經營，而且對于自身來說，無異于給自己套上了無形的枷鎖，實現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4.實際運行中，信貸投放規模越來越受到其他融資手段的制約。從實際融資結構來看，信貸融資只是各種經濟主體多種融資手段之一，信貸融資與其他融資手段之間是互補關系，如果其他融資手段提供的融資多了，那么，信貸融資的規模就會相應減少。從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建立資本市場以來，我國社會投資的融資形式日趨多樣化，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已經成了企業可資利用的重要融資方式，并且不僅限于在國內發行股票，特別是近年來中國企業的境外上市融資額超過了境內。由于資本市場的波動與周期性，股票和債券的融資額往往是不穩定的。在資本市場活躍時，企業直接融資額就會多，反之，當資本市場低迷時，直接融資難度提高，獲得的資金就會少；與此相呼應，信貸融資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由表3我們可以看出，銀行信貸在中國整個非金融機構部門融資中的比重是非常不穩定的，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在這種企業融資方式日益多樣化的情況下，銀行信貸投放是不會穩定的，也是難以準確預測和難以控制的。
四、基本結論：信貸規模不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通過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即信貸規模(年度新增貸款)不適宜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央行不宜和不應控制信貸規模。新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5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就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重要事項作出的決定，報國務院批準后執行”，由此可見，法律亦未將控制信貸規模的功能明確賦予中國人民銀行，也沒有明確將新增信貸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當然，信貸規模這一指標對于觀察宏觀經濟的運行是有用的，我們不能因為它不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就忽視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觀察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晴雨表。
參考文獻
篇（9）
一、適當控制當前國債規模的增長速度
我國從1994年開始完全依靠發行國債來彌補財政赤字，因此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增長很快（見表1），其中年度發行規模平均增長28．5％左右，年底累計余額的年均增幅約為34．3％。由于我國國債規模的基數較小，雖然年均增長百分比較高，但從絕對數額來看，年度發行規模年均增長在300－600億元之間，增幅不算太大。不過，年底累計余額每年增長均在1000億元以上。
表11994－1997年內債規模及其增幅單位：億元
年份年度發行規模年底累計余額
19941028．572286．40
19951510．86（32．8％）3300．30（44．3％）
19961847．77（22．3％）4361．43（32．2％）
19972411．79（30．5％）5508．93（26．3％）
資料來源：《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8》，中國證券會主編。
在國債規模增長較快的同時，國民經濟依然保持著穩定增長態，因此近幾年我國國債負擔率（即某年年底國債余額占當年GDP的百分比）的變化并不算大。1997年的國債負擔率為7．37％，即使把統借統還外債算進來，也不過8．12％。這就為1998年增發100億元10年期附息國債，實施更加積極的、反經濟周期的財政政策提供了相應的空間。
1998年的國債發行額達到3808．77億元（若計入統借統還外債，為3891．55億元），比1997年增長57．9％。1998年的國債余額約為7862億元，占GDP的比重約為9．88％，若考慮到沒有列入財政預算的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和轉貸地方政府使用的580億元國債等因素，則1998年的國債負擔率約為13．6％。
國際上一般把《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這一國債負擔率水平，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國債規模大小的指標。與之相比，不難看出目前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并不算高。但是考慮到我國恢復國債發行的時間不長，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以及近幾年來國債余額的增長大大高于GDP的增長率這一事實，從中長期來看，我們必須執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適當控制國債規模的增長速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歷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1－2％，低于國際公認的3％這一警戒線。但是世界銀行和其他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的財政赤字在改革開放期間平均占GDP的8－9％，而不是公布的1－2％。他們把養老金支付缺口和銀行不良貸款均劃為財政赤字。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由于目前中國正處于由計劃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因此與國有企業改革密切相關的退休職工養老金問題和銀行系統不良貸款問題，都會對中國的公共財政構成巨大的資金壓力。鑒于中國所進行的改革事業帶來的是游戲規則的重大改變，因此在轉軌時期，道德風險問題并不重要。為此，通過發行國債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養老金支付問題和銀行不良貸款問題，則是一種較為明智和必然的選擇。
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和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支付制品是困擾當前及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問題。但是，不良貸款到底有多少，養老金缺口究竟有多大，對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們有過許多估算，標準·普爾評級公司和許多投資銀行（如美林證券公司）也有過不少研究，可以說是眾口不一。
根據標準·普爾評級公司的估算，1997年年初我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為200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6600億元），占1996年GDP的25％；還有的認為，中國的不良貸款比例高達40％，并認為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至于養老金缺口的大小，世界銀行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潛的養老金債務約占GDP的50％（比其它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小得多）。暫且不論推算的不良貸款和養老金缺口的準確率有多高，但不難看出，不良貸款問題和養老金問題所產生的資金缺口還是很大的。
當然，養老金問題和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的最終解決絕不僅是單純依靠財政出資這一種方法，但它顯然會對目前的狀況構成巨大的壓力。對于政府財政而言，在目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短期內不可能大幅提高的情況下，發行國債似乎是解決這兩大資金缺口的較為可行的途徑。
如果說60％這一國債負擔率水平較為合適，那么考慮到銀行不良貸款和養老金支付缺口對于國債發行所構成的巨大壓力，我們認為，必須適當控制當前國債規模的增長速度，以便為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措施的深入推進奠定穩固的制度基礎和堅實的物質基礎，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如1998年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其實質就是用于補充四家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保障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從而進一步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
二、適度增加面向金融機構發行國債的份額
我國的國債主要是面向個人發行的，其利率水平則是參照銀行存款利率確定的。這就決定了國債發行利率必須高于銀行存款利率，而且期限不能太長。1994年以來（1996年除外），我國主要是采取向個人發行憑證式國債的方式，期限大多是2－5年，以3年為主，很受個人投資者的歡迎。
1996年，財政部通過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進行了面向金融機構發行記賬式國債的試點工作。這一年，財政部不僅發行了長至7年和10年、短至6個月和3個月的國債，使得國債的期限結構較為合理，而且發行期大大縮短。這既滿足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管理的需要，又為當年中央銀行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提供了規范的操作工具。
一方面我國國債場外市場的交易秩序較為混亂，當時國債的上市交易主要選擇在上海和深圳兩證券交易所；另一方面，國債作為一種安全性最高的固定收益工具，從其性質來說適宜在場外市場采取談判成交的方式進行交易。如果國債的交易選擇在交易內進行的話，其價格波動會較為劇烈。與此同時，面向個人發行國債，滿足城鄉居民的投資需求，始終是我國國債發行的一條重要原則。于是近兩年來，我國主要是面向個人發行不可流通但可提前變現的憑證式國債。1997年我國發行了1643．32億元憑證式國債，1998年憑證式國債的發行規模達到2200．10億元。
一般來說，只要憑證式國債的利率水平高出銀行存款利率一定的幅度，在目前我國居民的投資渠道較少、居民儲蓄傾向較高城鄉儲蓄存款穩定增長的情況下，面向個人發行憑證式國債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健的做法。
但考慮到憑證式國債存在發行期過長、發行成本偏高、債券期限較短等問題，以及國債規模越來越大的實際情況，我們還必須同時面向金融機構發行記賬式國債。如1998年財政部就向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了1000億元國債，向其它商業銀行發行了423．5億元7年期專項國債。
面向金融機構發行國債，不僅可以使國債期限品種多樣化，而且能降低國債發行成本。同時，由于國債在金融機構的資產中發揮著“二級準備金”的作用，因此中央財政基本上無須考慮金融機構所持國債的還本問題，通常按“借新還舊”方式處理即可。而隨著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不斷增大，其持有的國債余額也將不斷增加，毫無疑問，我國的國債發行將因此獲得一個規模極大且非常穩定的市場。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商業銀行持有的各種國債大約占其資產總額的10％左右。同時在這些國家的國債持有者結構中，金融機構占有相當顯著的份額，如1996年年底，美國為50％，英國為80％，德國為60％。從這里不難看出，個人和在國債市場上只是起著微不足道的作用。如果我們用10％這一比例進行簡單的套算，我國的國債市場大約可以有1000億元的規模。
既然金融機構持有大量國債，并且這些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主要是通過國債公開市場操作這一手段來調節基礎貨幣的供應量，而且基礎貨幣的供應量是不斷增長的，因此對于中央銀行持有的國債，中央財政同樣無須考慮還本問題。這樣大致算下來，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持有近15000億元的國債。對于國債市場來說，這顯然又是一個巨大的應債來源。
由上述分析可知，僅金融機構就可以持有近25000億元的國債余額，而1998年年底的國債余額不過11000億元。在國債規模越來越大、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長趨緩的背景下，我們必須適度增加面向金融機構發行國債的份額。
三、建立具有較高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國債市場
一般而言，國債市場問題比發行問題更為重要。一個具有較高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國債市場，不僅便于確定新發國債的發行條件，而且能為其它籌資人發行債券建立成本標準。同時，一個具有較高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國債市場的建立，不僅有利于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管理，而且便于中央銀行利用國債市場開展公開市場業務。
我國的國債市場是于1988年從國債中介機構的柜臺交易開始的。從當時出發點來看，主要是為了方便個人將手中持有的國債進行變現。這和現代意義上的國債市場還不是一回事，然而畢竟是邁出了第一步。但在后幾年柜臺市場（又稱“場外市場”）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國債托管、結算等設施建設的滯后和對場外市場的監管沒有跟上，因此在場外市場上國債的買空賣空現象較為嚴重，導致場外市場的交易秩序較為混亂。
由于場外市場國債交易的安全性較差，機構投資者不愿涉足這一領域，因此場外市場名存實亡。絕大部分國債交易就自然轉到了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又稱“場內市場”）。交易所利用相對發達的股票托管、結算系統，辦理了國債的托管、結算，提高了國債的交易效率，減少了市場風險，因此交易所的國債量很快占到全國國債交易量的90％以上。但是，國債交易過于集中，對于國債市場乃至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非常不利的一面。
眾所周知，與企業發行的股票有所不同，國債作為一種固定收益工具，是由中央政府的信譽作為擔保的，其安全性最高，因此在許多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國債的托管、結算系統都與風險性較高的股票的長管、結算系統相分離。與此相關，這些國家的國債交易絕大多數都是在場外市場進行的，而在交易所進行的國債量僅占很小的比重。就美國而言，國債交易幾乎全是通過銀行和交易商在場外市場進行的，而美國國債之所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僅僅是出于便利海外投資者購買這一考慮－美國的證券法律規定，海外投資者只能購買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證券。
鑒于國債的托管、結算系統必須與風險性較高的股票的托管、結算系統相分離這一情況，在1996年年初，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籌建了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1997年6月，按照國務院的指示，各商業銀行在從所撤出的同時，利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的托管、結算系統，開辦了以逐筆談判成交為特點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屬于集中性的場外市場）。
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立，既體現了當時防止銀行信貸資金流入股市的保證銀行資產安全的管理要求，同時也符合國債市場以及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長遠發展目標。但是目前銀行間債券市場上的國債卻不夠活躍，始終處于低迷狀態。這既不能滿足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需要，又不能為中央財政確定新發國債的發行條件提供參照，更不利于傳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信號。
為促進國債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提高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和安全性，我們認為，今后隨著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和中央銀行逐步加大國債公開市場業務的比重，中央財政既要堅持面向個人發行憑證式國債，又要依托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和銀行間債券市場，逐步增大發行面向金融機構的記賬式國債的份額。
就目前來看，國債市場的發展應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為中心，而為了提高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流動性，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應積極主動配合，著重采取如下幾項穩妥而有效的措施：
第一，逐步擴大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應增加信譽良好、資金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以及部分商業銀行的授權分行等，使之成為“金融同業市場”。
第二，把國債一級自營商制度和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制度合二為一，完善國債一級交易商（PrimaryDealer）制度，充分發揮國債一級交易商的做市商作用，使之既能支持財政部的國債發行，又能配合中國人民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
第三，在條件成熟時，打通銀行間債券市場和其它債券市場（如交易所債券市場），促進國債市場以及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共同發展。
四、現階段地方政府不宜發行債券
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增長乏力。為此，1998年上半年曾有人提議，允許省級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宏觀調控下發行本地政府債券。其實，盡管《預算法》明文規定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然而實際上各級地方政府都在借款，只是名義不同罷了。而且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越來越大，主要用于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項目。
眾所周知，公共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和發展的目標。而地方性的公共需要（如文教、衛生保健和市政建設等）適于由地方政府提供，因而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普遍實行分級預算體制，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或向銀行借款，地方預算相對獨立，自求平衡。
一般說來，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央財政實際可支配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較高，而且金融市場（包括國債市場）較為發達。因此，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在出現財政赤字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發行債券或向銀行借款來予以彌補。至于目前我國是否應該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還需結合我國的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
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財政組織的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在50％以上），但中央財政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左右）和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0－12％）仍然很低。在目前中央財政實際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較低的情況下，如果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勢必會造成財力更加分散的局面。
篇（10）
一、保險資金運用政策的調整應當加快
（一）放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是改善保險業經營環境的需要。一方面，隨著我國保險市場競爭的加劇，經營成本大幅度上升，承保利潤明顯下降，有些財產險業務經營已難以為繼。對于人壽險業務，這個問題更為突出。另一個方面，將保險公司基本排斥在資本市場之外，不利于保險公司培育核心競爭能力。從當今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趨勢來看，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無不向著大型化和全能化方向發展，能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已成為金融機構互相競爭的法寶。保險公司擁有強大的零售網絡和廣泛的客戶資源，開展投資管理、風險控制等綜合性業務條件得天獨厚。因此，對保險資金開放資本市場可使保險公司的客戶資源得到充分利用，這對提高保險公司競爭能力極為有利。隨著中國入世，保險業的開放度也日益擴大，相對于國外保險公司已擁有的豐富的資本市場運作經驗，國內保險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如不盡快使保險資金同資本市場對接，提升投資管理水平，將使我們一開始便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二）放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是中國保險業融人國際市場的必然選擇。中國加入WTO后，中國保險業融人國際市場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國保險業與國際保險業的互動加快了這種融合。“9.11”事件后，國際保險業進入了艱難的調整期，而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為中國保險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國際保險業利用其成熟的管理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面對的是全球資本市場，其投資的領域涉及股票、債券、基金、抵押貸款、房地產、貴金屬等。其投資的方式可以是自營，也可以是委托，十分靈活、方便。而中國保險業在資金運用上范圍狹小，嚴重制約了保險業的國際競爭力，使保險業發展的能量難以充分釋放出來。
（三）放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是增強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必然要求。過窄的投資渠道限制了新的保險業務的拓展，使產品設計過程中價格確定增加困難，市場需求與保單價值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放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有利于開發更多的適應市場需求的新產品，有利于產品銷售，有利于提高投資收益，有利于化解壽險利差損，增強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
二、目前保險資金運用與管理存在的問題以及政策性困擾
（一）由政策性因素導致的證券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給保險公司投資帶來一定困難。相對于國際成熟的證券市場來說，我國證券市場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有很多問題是與國家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相伴而生的，只能在發展中尋求改革與發展的辦法。如占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新股配售問題；銀行資金人市問題；宏觀經濟及貨幣政策問題；A、B股市場統一問題等等。這些政策性因素的變化或不確定性都會對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由于保險公司目前已投資于證券投資資金，間接進入了股市，因此這些政策性因素影響著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的穩定。
（二）投資工具缺乏既給保險公司投資帶來了巨大壓力，也給保險公司投資帶來了風險。目前保險公司只能在商業銀行存款、投資于國債、金融債、部分企業債及買賣證券投資基金，沒有更多的金融投資工具，使保險公司間接投資股票市場只能在一個上升的市場行情中尋求盈利，一旦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引起行情下跌便只能承受投資損失。即使是國債投資，也是品種少，期限短，不能較好滿足保險公司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我國目前允許保險資金投資的基本上都是利率性產品，而沒有實業投資，一旦利率變化，對保險公司的存量資產及增量資金都有著重要影響。表現在：利率持續走低，保險公司將面臨再投資收益風險；而如果利率持續走高，保險公司存量固定收益債券則面臨投資風險考驗。
（三）由于投資工具的缺乏，使保險公司投資組合困難，完全做到資產與負債相匹配成為不現實。我國的壽險資金絕大部分是長期性的，其中20年期限的資金約占50％左右，而在保險可投資的工具中卻缺乏與之相匹配的品種。如協議存款絕大部分為5年期，國債、金融債以3、5、7、10年居多，20、30年期限的品種太少，而且價格也不能真實反映期限與價格的變化。在目前限制保險公司投資實業、股市及海外資本市場的情況下，各保險公司要做到投資資產與負債的完全匹配顯然是困難的，這也形成了保險公司的巨大經營風險。
（四）現行投資管理體制及資金運用政策限制了保險公司投資業務的發展。國際上一般保險公司投資管理有三種模式：一種是由保險集團公司或金融集團公司所屬的專業投資公司運用與管理保險資金；第二種是資金由保險公司下設一個具體的投資部門來管理和運作；第三種是保險公司把資金委托給專門的投資管理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來運作。從我國的情況看，這方面限制較死，第一種和第三種模式基本上不存在。雖然新的《保險法》已出臺，對保險公司的投資尚留有余地，但有些條款缺乏權威性解釋，亟待有關部門做出詳細的說明。可以說，目前投資管理體制及政策上的種種限制和不明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險投資業務的發展。
（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及資源的配置水平，影響著保險公司的資金營運。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國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大量籌集與分配資金，另一方面，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資金大量閑置；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惜貸，存貸比例偏低，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又大量認購國債，默默承受著利率風險；一方面企業貸款難、上市籌資難，另一方面，企業發債又多頭管理，限制的太死；一方面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保險資金運用卻沒有更寬的出路。這些狀況表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機制，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使資金及債券的價格失真，也給國民經濟資源造成浪費，影響著保險資金的有效增值。
三、如何緩解保險資金運用矛盾，確保保險資金安全增值
（一）允許保險資金直接人市。保險資金的直接入市，是利用股市的最有效的途徑。首先，可以避免投資于基金的管理費用和托管費用，節省成本；其次，可避免投資于封閉式基金造成的折價損失；第三，可以避免投資于開放式基金的申購和贖回費用。特別重要的是，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在見證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同時，已在人才儲備、投資組合、風險控制等方面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有能力直接參與股票市場，直接利用資本市場的發展契機，提高保險資金的運用水平。
（二）允許保險資金投資于更寬范圍的公司債券。與美國20萬億美元債券市場的規模及4萬億美元公司債券的規模相比，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規模小、品種少，公司債的規模只占全部債券市場規模的4％。可見，中國的公司債券，包括可轉債市場，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也將為保險資金的運用提供更大的市場。
（三）有限度地允許保險公司參與質押貸款及金融租賃業務。主要包括住房、汽車貸款等。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這類投資收益穩定、風險小，特別適合保險資金的安全增值的特點。
（四）項目投資。可投資于市政建設、重大交通設施等風險小、期限長、收益高的項目。
（五）戰略投資和國有股、法人股的投資。應該允許保險公司作為新股配售的戰略投資者，享受一級市場的高收益；同時，應該允許保險公司投資于業績優秀公司的國有股或法人股，獲取穩定的紅利以及通過所投資公司的凈資產的增值，享受以后的流通溢價。
（六）外幣境內外投資及人民幣境外投資。對現有外幣資金除了可以開展結構性存款外，還應允許從事B股交易；應該允許購買中國政府及企業在海外發行的債券；應允許購買美國國債等。目前美國30年期公債收益率在5.04％，10年期公債收益率達4.13％。同時，對現有保險公司人民幣資金，國家外匯管理部門也應該在政策上有所松動，可以根據保險的需求和實際投資管理能力，按總資產的規模核定一定比例允許人民幣自由轉換成外匯資金，投資于海外資本市場。盡管存在一定的匯率和投資風險，但從長遠看，這對于保險公司合理匹配投資組合，完善資產負債結構，提高投資收益是大有裨益的。目前北美和香港股市在網絡泡沫破滅后，價值回歸，已有一定的投資價值。只要機構投資者特別是保險公司在投資時處理好安全性、收益性、流動性三者的關系，控制好風險，應該能夠獲得較高的回報。
四、放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同時對保險公司自身的管理及保險監管水平提出了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