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發展調查報告匯總十篇

時間:2022-09-02 08: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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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調查報告

篇(1)

近年來,我區城鄉衛生事業認真貫徹落實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堅持預防為主,以城鄉為重點的工作方針,以建立覆蓋全區醫療衛生藥物基本制度為目標,以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為著力點,加強組織領導,強化政府責任,堅持城鄉統籌,不斷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我區城鄉衛生事業協調發展

(四)公共衛生工作扎實推進,基本衛生服務均等化成效顯著。區政府始終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工作方針,認真履行公共衛生職責,加強衛生健康宣傳教育,構建了區、鄉、村三級防疫網絡。一是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各醫療機構對發現的法定乙類傳染病病例(如對麻診、病毒性肝炎、肺結核等)及時報告。二是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區鎮醫院分別開設了腸道專科門診,加強對外環境的監測,對報告的麻疹病人進行了個案調查。認真開展以甲流為重點的傳染病防控工作,各鄉鎮衛生院按照甲流防控預案的整體要求設立了發熱門診室,購置了相應的儀器設備及醫療消毒藥液,有效地防止了傳染病的傳播。三是計劃免疫工作得到強化。區人民政府認真部署,強化責任,重視接種門診達標建設,目前已有達標接種門診6個,免疫工作有序推進。四是婦幼保健工作穩步推進。結合城鄉降消項目的實施,區鎮醫院把孕產婦和兒童保健工作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不放松,切實開展產前健康檢查和婦科病普查普治工作,建立了婦幼保健和孕產婦管理系統,為婦幼保健工作科學、規范、有序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五是強化職業病防治工作。加強對職業病防治知識的宣傳,重點對制藥、磚瓦、化工、有毒有害工種等重點企業負責人進行職業衛生知識和法律、法規的培訓,督促用人單位建立健全職業病防治責任制,制定和落實職業病防治管理措施。開展對企業職業衛生的專項監督檢查和整治,今年,對全區有毒有害行業生產企業職業衛生開展了專項整治,加大了對造成職業中毒的有關責任單位和個人的處罰。六是開展城區和城鎮居民健康檔案的建立,加強對精神病及慢性病人的救治和管理。各鄉鎮衛生院和社區服務中心對轄區內65歲以上老年人免費進行健康體檢服務,并對精神病及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篩查,建立了一病一卡一上報制度,適時開展家庭隨訪。

二、我區城鄉衛生事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二)宣傳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隨著城鄉醫療體制的改革,政府出臺了很多惠民政策,如不加大宣傳力度,群眾難以知曉,結果惠民就會不到民。調研中了解到,部分邊遠山區群眾對新農合政策還不夠了解,只知道鄉村干部在收錢,對醫院藥品實行零差額、農村婦女住院分娩實行全免費、醫院藥物實行基本藥物制度、網上采購的知曉率就更低了,這些都影響著民生工程的落實,更影響了城區衛生事業的發展。

(三)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經費籌集難。一是相當部分農民認為自己身體很健康,沒有生病,繳了也是打水漂,有的認為自己已參加了企業的保險或學生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所以不愿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二是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簡單,工作不扎實,缺乏與農戶溝通。有的沒有主動上門,而是等待群眾上門繳納,不注意協調合作醫療服務、管理與農民的利益關系。三是由于宣傳不到位,大部分群眾對從個人賬戶過渡到門診統籌理解不夠,加之每年的個人繳費都有所增加,有種不信任感。

(五)村級衛生室的監管工作需進一步加強。由于村醫素質的參差不齊,鄉鎮新農合管理能力跟不上,加上天高皇帝遠,他們在從事醫療衛生工作中難免出現這樣那樣問題。調研中發現,存在過期藥品、新農合醫報補缺乏真實性、缺乏基本醫療急救設備等。

三、我區城鄉衛生事業發展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一是加大城鄉醫療衛生事業相關政策和制度的宣傳,進一步加強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宣傳,加強實施基本藥物制度、藥物網上采購和零差率政策的宣傳,加強大病救助政策的宣傳,加強降消項目政策的宣傳。二是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切實加強《食品安全法》、《傳染病防治法》等的宣傳。三是加強健康教育的宣傳。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政策法律的知曉度,不斷增強經營者遵章守法的自覺性,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意識。

(二)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針對全區醫療機構嚴重有編缺員實際,特別是邊遠鄉鎮衛生院。一是加大留住人才力度,做到感情上留人、待遇上留人、事業上留人。二是加大引進人才力度,到大專院校招錄大中專畢業生到我區各醫療衛生機構工作。三是深化醫療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績效工資制度,制定優惠政策,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使人才引得進、留得住。四是加大技術培訓力度,提升醫務人員業務能力。

篇(2)

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我縣的重點過程項目建設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縣委政府重視,項目工作主動,重點比較突出,建設成效明顯。

(一)縣委政府重視。縣委、縣政府始終把項目工作作為發展縣域經濟的主要引擎和支撐點來抓,確立了抓發展就要抓項目、抓項目就是抓發展的理念,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經常抓,職能部門重點抓。各單位抓項目、用項目推進工作積聚后勁的意識增強,重點工程項目推進較為順利,基本實現了“五個一批”工作目標,即爭取到位了一批項目,前期完成了一批項目,開工建設了一批項目,加快推進了一批項目,竣工驗收了一批項目。

(二)項目工作主動。年,全縣計劃上爭項目105個,計劃上爭資金31億元。從初步調查情況看,目前全縣申報的105個項目中已經陸續有項目爭取到位,主要有:產糧大縣、廉租房、縣城老城區管網改造、中峰集鎮供水、農村飲水安全、山洪災害防治、財政扶貧資金、煙草產業設施等等。應當說,目前全縣的項目爭取總體形勢較好,實現全年爭取項目資金12.5億元的目標,也應該是有基礎的。

(三)重點比較突出。年初,縣委、縣政府確定了50個重點建設項目,即十大工業項目、十大商貿項目、十大基礎設施項目、十大民生項目和十大生態建設項目。從初步了解的情況看,這些項目總體推進形勢良好,目前已開工的項目有28個,少數項目已完工或完成主體工程,未開工的項目也在加緊開展前期工作、積極落實開工條件。

(四)建設成效明顯。工業項目中,金銅嶺科技工業園已完成實物調查,創藝公司清潔生產線及廢水處理工程已經完工,白沙電站大壩填筑已超過脫險高程,鄂坪電站第三臺機組已竣工投產;商貿項目中,綠谷農業開發項目正在做施工設計,竹溪商城及配送中心已進入報建程序,偏頭山森林公園和關埡長城遺址均在建設之中;基礎設施項目中,水天路路面已完成主體工程,竹溪河橡皮壩土建工程已完工,竹溪河防洪堤水坪段綜合整治已完工70%,西關街改造已完成摸底調查、正在組織招標;民生項目中,校安工程已完工過半、教師周轉宿舍已全部進入主體工程建設,職教中心及實訓基地已全面完工,中醫院住院樓已完成主體封頂、正在進行室內裝修;生態項目中,石漠化治理實施方案已通過評審、正在編制年度初步設計,2萬畝油茶和1萬畝核桃基地建設已完工。

二、全縣重點工程項目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后續任務艱巨。工程項目建設進展不夠平衡,存在“三個不多、三少”的問題,即已開工的項目中,進度快的不多,竣工驗收的少;未開工的項目中,已完成前期準備的不多,能馬上開工的項目少;上爭項目中已立項批復的不多,能夠及時到位資金的少。

(二)建設環境不優。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項目征地拆遷矛盾十分突出,土地已成為項目建設的最大瓶頸;二是施工環境不優,阻礙施工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工程進度;三是部門服務項目建設承諾事項與實際踐諾之間差距較大,不少項目投資建設者興沖沖而來,灰溜溜而去;四是建筑行業不規范,小公司采取“圍標”的方式承建大工程,低進高出,先以低價把工程攬下來,再通過拖延工期的辦法要求追加工程造價。從而造成了外面的建筑公司進不來、本縣的建筑單位建不好的尷尬局面。

(三)缺乏重大項目。目前,全縣在建的工程項目中,還沒有塊頭大、帶動力強、輻射范圍廣的大項目、大工程,尤其是產業發展缺乏大的投資項目支撐,完成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目標任務十分艱難。

(四)工程推進緩慢。我們視察的幾個重點工程建設,一個共性問題就是建設進度緩慢,與時間進度要求甚遠。橡皮壩工程自年月動工,已歷時15個月,還沒有完工;竹溪河防洪堤水坪段建設于月開工,在主汛期來臨之際僅完成工程總量的70%,若遇去年類似的洪災,整個工程將毀于一旦;中醫院遷建工程自年月開工建設,住院樓于年月動工,目前住院樓建設僅僅完成主體工程,門診樓、藥劑樓、醫技樓還在規劃之中。

三、關于全縣重點工程項目建設的建議意見

(一)協力抓好工程項目建設。全縣上下要合力推進項目建設,各級領導要集中精力,勇于擔當,親力親為,上爭項目,推進項目,落實項目;各部門要各司其職,推行保姆式服務,做好審批服務和環境服務,把項目當成自己的事業來做,做到一切為了項目建設,真正形成全民抓項目的濃厚氛圍。

(二)全力做好項目爭取工作。進一步加大重點項目的上爭和招商引資工作力度,促進大的項目落地,確保全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的實現和今后投資的持續穩定增長;下半年,建議縣委、縣政府年內至少組織一次項目集中攻關爭取活動,爭取今年的項目足額到位,明年的項目早安排。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要緊緊圍繞全縣基礎設施建設、交通建設、工農對接的產業建設、發展旅游產業、生態經濟建設等重點,想方設法找項目,規劃論證大項目,齊心協力爭項目,集中力量和資金,確保一批新的重點工程大項目進入國家、省項目規劃的籠子,為推動全縣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提供強大的項目支撐。

篇(3)

(一)城市化發展給農村帶來了許多有利的影響:(1)有助于提高工業生產的效率,工業化使城市化獲得持續推進的動力。(2)提高鄉村的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城市與鄉村的交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二)然而,快速的城市化發展也給農村帶來許多問題:(1)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2)棄耕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糧食進口率逐漸增高,使得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存在很大的隱患。

因此,了解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對農村的沖擊和影響對國家的穩定快速發展很有必要。

長安區地處關中平原中部,城區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總面積1583平方公里,耕地90.4萬畝。現轄10個鄉鎮、15個街辦,671個行政村。隨著西安城市化進程加快,西安發展重心南移,越來越多的村子由農轉城,又由于各大高校和部分企業外遷,在長安區建起了大學城、工廠等,對當地村民影響很大。長安區可謂是受城市化發展影響的典型地區。

二、調查數據

通過走訪調查長安區部分行政村,并根據人口和耕地等數據特征將其進行了如下分類:

(一)“空心村”。斗門鎮張旺渠村五年前人口為2600人,六十歲以上老人290人,占總人口的11.2%,十歲以下兒童:400人,占總人口的15.4%.耕地面積約2700畝,2014年常住人口3100,六十歲以上老人有490人,占總人口的15.8%,十歲以下兒童500人,占總人口的16.1%,耕地面積:2200畝。

鳴犢鎮師一村五年前常住人口 1285人,60歲以上 151人,占總人口的11.7%,10歲以下兒童 86人,占總人口的6.7%,耕地面積876.4畝。2014年常住人口 1301人,60歲以上 140人,占總人口的10.8%,10歲以下 81人,占總人口的6.2%,耕地面積872畝。

炮里鄉上塬村總人口834人,耕地面積1110畝,60歲上76人,占總人口的7.2%,留守兒童23人,占總人口的2.8%.

(二)城鎮化。郭杜街道杜回村地處西安南郊,毗鄰長安區政府,位于大學城中心地段,周圍有西安外國語大學、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多個院校,2002年左右,因大學城的建設要求,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北村村民基本無耕地,南村村民有少量耕地,2014年因新的建設要求,南村耕地亦被征用,現基本無耕地,該村現有2591人,兒童475人,約占總人口的18%,老年464人,約占總人口的19%.

郭杜街道南新村五年前常住人口1215人,老人179,約占總人口的14.7%,留守兒童8人,占總人口的0.6%,無耕地面積。2014年常住人口1396人,六十歲以上老人221人,約占總人口的15.8%,留守兒童25人,占總人口的1.8%,無耕地面積。

王曲鎮中甘村2014年全村600多人口中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占全村人口的12.42%,留守兒童約占全村人口的5.4%,耕地面積約為2000畝左右。2014年的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比之2013增加50人,留守兒童減少10人左右,耕地面積極大地減少,分別用于宅基地的建設和工廠的建設。

三、分析總結

分析數據我們可以得出:

(一)對于“空心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量農村青年進城務工,多數人無法攜帶子女,致使許多農村兒童遠離父母,成為“留守兒童”。農村老人根本無力勝任“留守兒童”的教育任務,使得“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環節嚴重缺失,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和身心健康。

(二)對于那些距離市區較近的村子,城鎮化的趨勢是必然的,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從而引起了城市規模的擴大,造成耕地的非農化,使耕地面積減少。在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不僅意味著城市面積的不斷擴大,而且意味著城市發展對土地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也對土地的需求特別是對耕地的占用急劇膨脹,造成耕地數量的減少。

(三)隨著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同時也伴隨著出現了農村空巢老年化。隨著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村空巢老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將會持續上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將從隱性轉為顯性。因此,解決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問題之一。

篇(4)

中圖分類號 X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來,我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的《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呈增大趨勢,但是環境支持系統在可持續發展各個支持系統中的能力相對較低[1],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共同的《2006年環境績效排名》報告指出,2006年中國的環境績效指數排名在133個國家中居第94位,環境問題可能是中國崛起中最大的變數[2]。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指出:環境問題最好是在全體有關市民的參與下,促進和鼓勵公眾意識和參與[3],顯示了提高公眾環境意識水平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性。對公眾環境意識的研究能較好的反映公眾環境意識的水平。以1998年我國首次全國規模的環境意識調查報告《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4]、2001年“聯合利華杯公眾環境意識調查”[5]、2005年首個環保指數《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5年度報告》[6]、中國環境意識項目主辦的《2007 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7]為代表的全國性環境調查,反映了過去10年來對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研究進入了迅速發展階段[8-9],調查的社會參與程度在不斷提高,但是這些調查之間呈現出持續性與互補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對環境變化現象與深層背景之間內在聯系的研究,缺少對時間序列的動態分析以及趨勢預測。為此,本文在已有調查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趨勢,以提高已有資源的利用價值,為政府制定相關環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文以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2001年“聯合利華杯公眾環境意識調查”、《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5-2007)》、《2007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為基礎進行分析,其樣本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個年份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見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2007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為基礎, 選取報告內容中較為關注的3個方面,分析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變化;以上述各個年份調查報告的數據為基礎,通過建立公眾環境意識評價指標體系,分析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特征及原因,并對未來環境意識的變化進行趨勢分析。

2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分析

2.1 公眾的環保意識

對于公眾的環保意識,選取環保知識和環保態度兩個方面進行衡量。對于環保知識,以1998年調查中13個環保知識題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調查中對7個環境科學知識基本概念的認知度進行衡量。

1998年調查中環境知識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換作百分制,則人均得分僅為21.54分,表明當時的公眾環境知識水平尚處于相當低的層次。2007年調查中環境保護的認知方面,81.5%的公眾聽過至少1項有關環境保護的概念,但是當進一步詢問時,僅有10%的公眾能夠正確闡明其確切含義,表明公眾對于環境保護的認知程度總體呈現高知曉率和低正確率的特征,公眾對于環境保護認知的實際知曉率偏低。

總體上看,相隔近10年,我國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現出隨年齡上升而下降、隨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趨勢。同時,兩個時期的調查數據均顯示出城市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高于農村公眾,且有城鄉差距增大的趨勢(見圖1)。有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城鄉居民每百戶彩色電視機的擁有量差距從1998年的9.2臺增大到2007年的43.3臺,城鄉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差距從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鄉居民環境知識的獲取產生影響。

對于環保態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對于環境問題責任主體的認識和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來衡量。兩次調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眾依然認為政府和企業應對環境問題負有重要責任(見圖2),反映了公眾對政府監督職責和企業社會職責的要求。而對于環境問題產生的首要原因則歸咎于公眾的環保意識差,顯然“誰破壞,誰負責”的環保責任意識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在各類社會問題中,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從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視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環境問題仍未成為公眾最關注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眾認為我國環境問題嚴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見圖3),公眾最關注的具體環境問題也有所變化(1998年:水污染、大氣污染、植被破壞。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減少、大氣污染)。其中城鄉居民對于具體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存在一定差異,1998年城市居民最關注大氣污染,農村居民最關注水污染,且城鄉居民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差別不大;2007年城鄉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高于農村居民。

統計資料表明,近10年我國工業“三廢”的綜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相對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水污染問題,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對于生活垃圾污染問題,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生活垃圾的年產生量約為3.7 億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產量約為1.7億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長[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長率甚至高達20%[13],而我國每年的生活垃圾清運量最高僅為1.5億t左右,且無害化處理率僅為60%左右,低于國際通用標準的無害化處理率,因此導致我國大部分城市的垃圾問題日益嚴重,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眾的環保行為

在環保行為方面,以1998年調查中公眾參與5項環保活動的程度(低度參與、高度參與、具體活動)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的環保經歷(主要環保經歷、主動性環保經歷、具體活動)來衡量。

1998年公眾低度、高度參與環保活動的比例分別為65.9%和8.3%,以具體活動為例,當工廠噪音影響個人生活時,選擇進行交涉的比例為43.9%,為環境問題投訴、上訪的比例為4%。

2007年接收有關環保的電視節目和紀錄片(82.9%)、報刊(47.3%)等大眾傳媒信息成為公眾最主要的環保經歷,參加環保公益活動(占18.1%)、環保宣傳(占4.2%)、成為民間環保組織成員(占2.1%)等主動性環保經歷不足,12.9%的人沒有任何環保經歷。以具體活動為例,對破壞環境的行為能夠予以制止或勸阻比例為37.1%,為環境問題投訴、上訪的比例為1.6%。

相隔近10年,公眾的環保參與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動性環保參與水平有所降低,能獲得顯而易見的眼前利益是公眾參與環保活動最直接的動力,也是造成環保行為滯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參與環保活動的積極性越高,受教育程度與公眾參與環保活動的積極性之間呈現線形相關關系。

2.3 公眾的環保滿意度

在環保滿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對于本地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和環保工作的滿意程度來衡量。

相隔近10年,公眾依然認為本地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不夠,企業忽視環保也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而消費快速增長、人口增長過快、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等客觀因素被認為是次要原因(見表2),表明環境與經濟的矛盾并不是公眾關注的焦點,大多數公眾認為可以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相隔近10年,公眾對于國家環保政策法規和環保宣傳教育的滿意程度上升較快,對于企業環保自覺性的滿意程度下降較快。數據顯示,近10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逐年增加,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明顯強化,而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水平僅為31分,總體水平較低,企業的環境責任在各類社會責任中的水平相對最低[14],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

3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特征及原因

3.1 變化特征

以上述調查報告的數據為基礎,參考2005年和2007年環保民生指數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建立公眾環境意識評價指標體系。由于數據的局限性,選取其中代表性的題目組成三級指標,個別數據進行了加權處理,通過專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權重(見表3),采用綜合評估法計算平均分值,計算公式如下:

可見,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環保意識呈現N形上升趨勢,環保滿意度呈現U形上升趨勢,環保行為則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以2006年為結點劃分為兩個階段:1998-2006年,環保意識的提高是環境意識總體水平提高的主導因素,環保滿意度則成為重要的制約因素,其中2001年公眾對于空氣、水環境問題的滿意度較低是環保滿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環保意識和環保滿意度的提高是環境意識總體水平提高的主導因素,環保行為則成為環境意識總體水平能否穩步提高的關鍵。

3.2 原因分析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被歸納為倒U形關系、同步關系、U形關系和 N形關系[15]。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類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是由于環境意識的發展受到經濟、政治、環境、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對比國內外,美國環境意識的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歷了快速覺醒-頂峰-下降-反沖-繁榮的階段,其中環境意識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國經濟的繁榮時期[16]。在奧地利,公民有強烈環保意識的比例從1990-1997年下降了9%,這一方面是因為環境狀況的改善使公眾的環保滿意度增強,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的日益嚴峻降低了公眾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度。在我國公眾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1999-2005年公眾對于環境保護關注度的比例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是因為下崗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改革等問題的日益嚴峻更為引人關注,尤其是下崗就業問題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2006-2008年,環境保護首次連續3年位列熱點問題的前3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有所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公眾的環保行為總體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國公眾參與環保活動的起步較晚所造成的。美國在1969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確立了公眾參與原則;在中國,首部環保領域中公眾參與的規范性文件是國家環保總局2006年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從立法角度看,我國公眾參與環保活動較美國晚了近40年。起步較晚導致了我國公眾參與的能力和機會不足[17],環保行為總體水平偏低。同時由于行為本身具有鮮明的社會性特征,并隨個體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過去10年我國公眾的環保行為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這與消費和能源的發展趨勢相吻合,“生態文明”的提出從國家層面上將環境保護從行為實踐提高到理論和倫理的高度。

4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趨勢分析

利用上述數據進行統計回歸分析,得出最佳的擬合方程為y=2E-16e0.0198x。經方差分析、回歸系數的t檢驗表明回歸模型成立(R2 = 0.9791>0.8,顯著性檢驗P=0.0017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環保參與水平和公眾對國家環保政策法規和宣傳教育的滿意程度有所提高。

(2)環境意識各方面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類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其中環保行為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是未來環境意識總體水平能否穩步提高的關鍵。

(3)未來公眾環境意識總體水平將呈現加速上升的趨勢, 2008-2017年進入快速上升階段,2019年達到較高的穩定水平。

5.2 建議

(1)加強環境認知教育,明確環境變化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的嚴峻影響和挑戰,中老年、農村和低教育群體是未來環境普及教育的重點。

(2)激發公眾的環保責任意識,深入挖掘企業的環保積極性,使他們通過技術創新等有效途徑提升企業形象,積極履行相應的環境責任。

(3)加大環境保護的工作力度,重點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水平,鼓勵城市公眾進行垃圾分類和綠色消費。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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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 R781.1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1(c)-0111-04

Survey of dental caries on the old people in Beijing City

ZHAO Mei ZHANG Hui CHEN Wei WANG Peng HAN Yongcheng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Dentistry, 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Affiliate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ntal caries status of the elderly aged 65-74 years in Beijing City,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oral health service. Methods An equal-sized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ly sampling design was used in Beijing City. Oral examinations of dental caries were performed on people who aged from 65 to 74. SPSS 13.0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5208 old people were examed. The caries prevalence was 69.16%, which in the urban area (70.6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65.78%) (P < 0.01). The caries prevalence of the female (71.9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66.93%) (P < 0.01). The DFT was 2.85, which in urban area (2.9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2.62) (P < 0.01). Considering the sexual difference, the DFT of the female (3.0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ale (2.67) (P < 0.01). The dental caries filling rate was only 29.97%, which in the urban area (33.6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20.59%) (P < 0.01). Conclusion The caries prevalence of the old people in Beijing City is still very high, but the filling rate is very low.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caries prevalence, DFT and the filling rate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area.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should be taken in the rural area.

[Key words] Caries; Root caries; Oral epidemiology survey; Old people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類壽命普遍延長,老年健康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北京市已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關注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質量成為口腔醫療服務的主體內容之一。由于口腔疾病的進展性和累加性,老年人對口腔保健有其特殊的需求。然而,老年人群往往比其他人群難以獲得口腔衛生保健服務。進行老年口腔保健的前提是有效的疾病監控[1]。為了調查北京市城鄉老年人群的口腔健康狀況,了解齲病的患病趨勢,為北京市衛生與人群健康狀況報告提供最新信息,2010年北京市牙防所組織16區縣牙防機構的口腔專業人員對全市65~74歲老年人進行了口腔健康流行病學抽樣調查。現將北京市該人群恒牙患齲狀況調查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的對象為北京市16個區縣城鄉65~74歲常住人口,調查時間為2010年9~11月。

1.2 抽樣方法

遵循經濟有效的原則,采用多階段分層等容量隨機抽樣方法。本次調查的抽樣設計,以區縣為單位,按經濟水平和人口規模高低分為三層,每層隨機抽取一個街道或鄉鎮。每個樣本街道或鄉鎮隨機抽取2個居委會或村委會作為調查點,每個調查點抽取60人(男女各半)。

1.3 樣本量

本次調查共收集有效樣本量5208人,其中城市3595人,農村1613人,男2572人,女2636人。

1.4 檢查項目

一般項目:姓名、性別、戶口類型、出生日期等。 健康狀況項目:恒牙冠齲及根齲。

1.5 調查標準

口腔檢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視診結合探診的方法進行。檢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鏡和CPI探針。齲病檢查標準參照第三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方案中齲病的診斷標準[2]。

冠齲:牙齒的窩溝點隙或光滑面有明顯的齲洞、或明顯的釉質下破壞、或明確的可探及軟化洞底或洞壁的病損記為齲齒。使用CPI探針來證實咬合面、頰舌面視診所判斷的齲壞,若有任何疑問,不能記為齲齒。

根齲:進行根齲檢查時首先要判斷牙根是否暴露,其標志是釉牙骨質界暴露。牙根已暴露,用CPI探針探及根面有軟或皮革樣感覺的病損記為根齲。一個齲損同時累及冠部和根面則分別記錄為冠齲和根齲。

1.6 質量控制

檢查者均為口腔專業人員,具有3年以上口腔臨床工作經驗。現場調查進行前,檢查者由北京市口腔流調技術指導小組統一培訓并考核,經標準一致性檢驗合格(Kappa值達到0.6以上)。調查現場的檢查條件一致,使用統一配置的CPI探針。調查過程中,安排5%受檢者接受另一名檢查者的復查。

1.7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冠齲狀況

如表1、2所示,5208名受檢者中,冠齲患齲率為67.09%,城市為67.96%,農村為65.16%,經統計學檢驗城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946,P < 0.05),城市高于農村;男性患齲率為64.31%,女性患齲率為69.80%,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17.802,P < 0.01),女性顯著高于男性。冠齲齲均為2.57,其中城市為2.61,農村為2.49,城鄉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 = 1.274,P > 0.05);男性齲均2.35,女性齲均2.79,女性高于男性,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4.892,P < 0.01)。冠齲充填率為34.81%,其中城市為39.42%,農村為24.02%,經統計學檢驗城鄉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294.166,P < 0.01),城市老年人充填率顯著高于農村。

表2 北京市65~74歲人群恒牙冠齲患齲情況[n(%)]

注:D:患齲未充填;F:因齲已充填;DF:患齲及因齲充填

2.2 根齲狀況

如表3、4所示,5208名受檢者中,根齲患齲率為23.71%,其中城市為24.65%,農村為21.64%,城市高于農村,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571,P < 0.05);男性患齲率為22.74%,女性患齲率為24.66%,男女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635,P > 0.05)。根齲齲均為0.63,其中城市為0.69,農村為0.49,城市高于農村,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4.547,P < 0.01);男性齲均為0.66,女性齲均為0.60,男女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 = 1.149,P > 0.05)。根齲充填率為18.01%,其中城市為21.70%,農村為6.35%,城市高于農村,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95.324,P < 0.01)。

2.3 冠根合計情況

如表5、6所示,5208名受檢者中,患齲率為69.16%,其中城市為70.68%,農村為65.78%,城市高于農村,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12.552,P < 0.01);男性患齲率為66.33%,女性患齲率為71.93%,女性高于男性,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19.124,P < 0.01)。齲均為2.85,其中城市為2.96,農村為2.62,城市高于農村,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3.360,P < 0.01);男性齲均為2.67,女性齲均為3.03,女性高于男性,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3.760,P < 0.01)。充填率為29.97%,其中城市為33.69%,農村為20.59%,城市高于農村,經統計學檢驗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246.939,P < 0.01)。城鄉各區縣患齲率、齲均、充填率情況詳見表7,其中,東城、西城等城區充填率高,延慶、門頭溝等遠郊區充填率低。

3 討論

口腔流行病學調查是研究口腔疾病在人群中發生的分布規律,以及制定疾病防治策略的重要手段。自1983年起,全國大約每十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此次北京市口腔流行病學調查距2005年第3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已有5年之久,此次調查對象是從北京市16個區縣隨機抽取,樣本含量涉及范圍比前3次全國流行病調查更為廣泛,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狀況和牙病防治工作情況。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醫療水平的提高,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狀況也有了新的變化。本次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北京市65~74歲人群患齲率為69.16%,齲均為2.85,與2005年北京市同齡人群調查結果[3](患齲率為66.03%,齲均為2.37)比較,65~74歲老年人患齲率和齲均二者均有上升趨勢,提示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此次調查結果還顯示,北京市老年人患齲率、齲均、根齲患齲率、根齲齲均、冠齲患齲率城鄉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城市高于農村,與2005年流行病調查結果一致,符合發展中國家齲病流行病學特征[4]。這可能與城鄉居民的飲食習慣差異等因素有關,如城市居民糖的消耗量及吃甜食頻率較高,食物加工較細[5]。提示還要繼續開展切實有效的口腔健康促進項目,加強對城市居民的口腔健康教育,使其掌握口腔健康知識,主動采取有利于口腔健康的行為,提高自我口腔保健意識和防病能力。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根齲患齲率為23.71%,齲均為0.63。這與2005年流行病學調查結果[3](北京市老年人根齲患齲率26.39%,齲均0.46)相比,患齲率有所下降,但齲均上升。說明老年人根齲問題仍然嚴重,未得到很好控制。分析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隨著年齡增長,牙齦退縮發生率增加,或由于牙間隙暴露、口腔衛生差、食物嵌塞等原因,菌斑易附著于釉牙骨質界及根面,導致牙骨質脫礦、軟化,發生根面齲[6]。此外,老年人缺失牙多,活動義齒與基牙間食物嵌塞,也會致使根齲的患病率增加[7]。應該針對這些發病特點,加強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教育,提高他們的自我保健意識和日常保健能力,使其保持良好口腔衛生,預防根齲的發生。

與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齲齒充填率(29.97%)相比,2005年(23.88%[3])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根齲的充填率。其中,東城、西城、朝陽、海淀等城區充填率在45%~52%。這些與北京市政府近年來兩次將口腔保健納入政府實事,如為低保全口無牙老人免費鑲牙、市衛生局出臺了生命全周期口腔保健等舉措,有密切的關系。此次調查顯示,城區老年人齲齒充填率明顯高于農村,這一點與遼寧[8]、湖北[9]省市基本一致,表明農村地區老年人大部分齲齒未得到有效治療[10]。從口腔疾病的危險因素來分析,城鄉口腔健康狀況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口腔衛生習慣、就醫行為、知識態度、社會經濟狀況和生活習慣(主要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農村相對城市而言,經濟比較落后、衛生資源匱乏、人們缺乏口腔健康知識和自我保健能力[11]。針對城鄉老年人患齲狀況和治療水平存在的差異,提示今后要合理配置城鄉醫療資源,均衡發展城鄉經濟水平和口腔醫療資源分布,加強對農村基層口腔專業人員的培訓,積極開展社區口腔衛生服務,預防口腔疾病,提高齲齒充填率,切實提高老年人群口腔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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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怎能忘,小提案引出大工程。××是高氟區,從上世紀60年代初,歷屆政府就組織除氟改水,但由于條件所限,氟患一直沒有根除。2006年,我和其它幾位委員聯名提出《關于解決北部西部農村飲用安全水的建議》,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并采納,市政府分兩期工程、用兩年時間,徹底解決了這一困擾干部群眾多年的大問題,從而使54萬氟區群眾告別祖祖輩輩飲用高氟水的歷史,群眾稱贊這一工程是“辦在心坎上的民心工程”。這只是辦理的眾多提案中的一件,像《關于治理小康河的建議》、《關于搞好城市建設與管理的建議》等一大批涉及民生問題的提案,都辦得情真意切,成果豐碩。近年來,××的水清了、天藍了、樓高了、人美了,無不凝聚著人民政協與黨委政府榮辱與共、共鑄輝煌的心血。

怎能忘,委員愛心大奉獻。1997年9月6日,市政協駐××鎮的13名委員,集體向城南中學的15名貧困學生伸出援助之手,將8000元現金和1000余冊圖書,鄭重地送到這些孩子手上,從而開啟了幫助他們完成學業、報效祖國的帷幕。如今這些孩子早已成才,有的考入名牌大學,而“愛心行動”仍在繼續。5·12汶川大地震,廣大委員聞訊慷慨解囊,捐款捐物,義務獻血。據我所知,全體委員共捐獻538萬元,占全市捐款數額的近三分之一。那些日子,我有幸參加了政協的募捐活動,一筆筆善款,一件件捐資,一幕幕大愛無疆的感人場面,催人淚下。

篇(7)

加快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是農業、農村工作的首要問題和中心任務,也是農業、農村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隨著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我縣農民收入狀況如何,影響農民增收的癥結何在?20**年**月份,對所在地的農村農民收入進行了一次實地調查,調查采取聽匯報、入戶調查和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對農民收入狀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了解,并形成調查報告。

一、農戶收入的現狀

本次共走訪調查農戶52戶,其中,純農業戶38戶;亦工亦農戶7戶;以農為主,農閑時兼營服務等三產業的4戶;純經商辦企業的3戶。其中,2009年度家庭年收入1萬元以下的3戶;1萬元(含1萬元)以上,2萬元以下8戶;2萬元(含)以上,3萬元以下21戶;3萬元(含)以上,5萬元以下17戶;5萬元(含)以上3戶。調查顯示:當前,我國農村大部分地區農民家庭收入還很低,加上生產、生活支出不斷增加,農業結構調整成效尚未充分顯現,農村勞動力難以充分就業,農民創業意識和技能薄弱等,使得農民在短期內增收還很困難。

二、農戶收入狀況分析

在調查前,筆者曾到當地政府統計部門進行了相關情況的了解,2009年該鎮上報的農民人均純收入4725元,比上年增幅15%。在此次調查的52戶中,總人口213人,其中,勞力131人,在所調查的勞力中,外出務工106人。在農戶的收入構成中,來源于一產業的收入716元;來源于二產業(含外出務工)的收入2187元;來源于第三產業的收入1822元,分別占總收入的15.2%、46.3%和38.5%。從收入構成可以看出,農民來源于一產收入較少,來源于二三產業的收入較多,尤其是外出務工收入占總比例最高。而一產收入中,退耕還林收入占70%以上,真正純農業收入更低。

通過以上分析,目前,我家鄉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還是靠外出務工收入,從調查出的外出務工人數占總勞力人數近81%的比率來說也是如此;其次是經商辦企業的收入,單靠農業生產生活將十分困難。分析當前農戶家庭經濟收入低,增收困難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農民絕對收入水平較低。雖然被調查的52農戶中,年收入2萬元以上的占大多數,但近年來農村家庭開支逐年加大,尤其是教育、住房等到方面支出更大,致使被調查的約70%以上的農戶全年沒有結余,稍有變故就得負債。

(2)增收速度緩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過去的情況比速度大大降低。據資料顯示,改革開放的前6年,農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長按可比口徑計算在14%~20%之間。而1997年以來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比差距很大。按照到 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人均GDP要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要求,農村人均收入每年的增長率要達到12.2%,同這個要求相比,實際發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鄉差距加大。近幾年來,盡管國家相繼出臺一些有利政策,農民增收速度可以超過5%,但是仍然落后于城鎮居民,使城鄉差距繼續擴大。

(4)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之間農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較大,并且這種差距沒有縮小的趨勢。據我了解,我家鄉安徽省巢湖市在全國農村所處位次還較高,農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內陸地區農民收入更低。

造成我國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農民整體素質還不高,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突出表現為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分析,農民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約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約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約占20%左右。

(2)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還跟不上形勢要求。調查發現,一是特色主導產業總量小,覆蓋農戶少。二是農業機械化程度不高。三是結構調整不深入。以蔬菜為例,種植結構雷同,品種特色不明顯,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貯藏、保鮮、深加工及包裝、運輸等嚴重滯后。

(3)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引導、協調、服務功能滯后,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的諸多困難。一是信息服務滯后;二是技術服務跟不上。特別是高新技術應用上,技術與生產嚴重脫切,導致農民增收難;三是信貸部門缺乏有效的資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戶貸款困難。調查發現,多數農民都有強烈的增收意識,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項目,但苦于沒有啟動資金,而難以上馬。

三、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和建議

現如今,中國經濟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對實現我國“保增長,調結構”的目標尤為關鍵。但是,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限制了我國刺激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活力與動力。因此,增加農民收入,對擴大消費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對策有:

1、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要增加農民收入,關鍵在于農民自身的素質的提高。這就要求政府部門千方百計搞好農民技能培訓,讓農民更多更早地了解市場的最新信息和動態。

2 、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和農村服務業,提高民營企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工業對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

篇(8)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鄉村卻日漸成為市場化的犧牲品,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結構性難題,社會問題倒逼教育,使其空間日顯困窘。

根據2009年全國老齡辦的調查報告顯示,全國農村老年空巢和類空巢家庭共3288萬戶,占農村老年人家庭總戶數的48.9%,農村空巢老人達4742萬人,占全國1.08億農村老年人的43.9%。其中包括2271萬留守兒童。

再根據社科院最新調查報告,目前大陸城鄉收入差距為3.23:1,是全球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樣令人觸目驚心。國土資源部去年5月份表示:約60%鄉村景觀風貌“一般”或“差”;約80%的村莊街道和田間道路綠化不足,居民點綠色覆蓋度低。由于缺乏生態景觀理論和技術指導,致使原有村莊的鄉土氣息消失殆盡,出現嚴重的“景觀污染”或“千村一面”現象。

我們不能回避鄉村的衰落以及因此而來帶給我們的悲觀想象。缺乏優秀的教師,沒有父母的關愛守望以及各項硬件設施的落后,通過很多人希望的提升鄉村教師工資根本無助于徹底解決鄉村教育問題。

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空巢化下的鄉村――缺乏活力和創造性、法冶環境惡化、各種道路設施極不發達、沒有可以交流的同類人、醫療系統不完

善甚至極少專業人員的環境中。在某些地方,鄉村更被政治黑金和黑惡勢力籠罩,所謂提升教育的空間看上去幾乎沒有。

在這種意義上,鄉村教育無疑處于一種惡性的封閉狀態下,改善它將是一件系統工程。它的改觀有待于鄉村生態環境的良好變化。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明顯不能繞開鄉村和城市的二元化結構。

篇(9)

一、互聯網在中國農村發展現狀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于2009年1月13日的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2.98億人,比2007年增長8800萬人。其中,中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8460萬人,較2007年增長3190萬,增長率超過60%。

對比2007年中國網民的城鄉結構,2008年中國網民中鄉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斷提升,互聯網正在不斷向農村地區滲透。

農村網民的迅速增長固然可喜,但農村互聯網的普及仍遠遠不夠。與我國農村人口遠多于城鎮人口的現狀相反,目前我國農村網民只占了總網民的28.4%,而我國農村人口卻占了總人口的55.1%。由此可見,我國農村網民的發展空間很大,未來幾年內仍將是我國網民增長的重要力量,農村當然也就會成為政府和電信、互聯網企業發力的重要市場。

二、互聯網在中國農村發展特性分析

1.互聯網是推動農村信息化建設最便捷最經濟的途徑

我國城鄉信息化差距甚大,目前城鎮互聯網的普及率為35.2%,而農村僅為11.7%。可見我國農村信息化仍比較落后,甚至影響了國家信息化的發展水平。因此,我國政府將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規劃到實施,從政策到基礎設施,都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農村信息化的推廣手段及途徑尚不完善,信息化在農村的擴散相對較慢。

可喜的是,近兩年來我國農村互聯網迅速發展。據CNNIC統計數據顯示,到2008年底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8460萬人,農村網民的年增長速度(60.8%)明顯高于全國網民的增長速度(41.9%)。而在2008年中國新增的8800萬網民中,新增的農村網民有3190萬人,占36%。可見,農村已成為我國互聯網發展的重要區域和新網民的重要來源,互聯網將是目前我國推動農村信息化化建設最便捷最經濟的途徑。

2.需求潛力大,農村移動商務市場空間巨大

首先,農村有龐大的潛在用戶群

CNNIC的《2008-2009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手機上網用戶達到1.2億,城鎮手機上網用戶7665萬人,占城鎮網民總體的36.5%。農村手機上網用戶約為4010萬人,占農村網民總體的47.4%。手機上網在農村地區的普及率普遍高于城鎮,為移動電子商務提供了沃土。加之“家電下鄉”工程的推進,農村的手機用戶規模也在不斷增多,并將源源不斷的加入到移動網民的行列,契合農村手機網民需求的移動電子商務應用,將擁有一個龐大的并且在不斷壯大的潛在用戶群。

其次,農村市場需求潛力大

CNNIC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村網民近年來在使用網絡購物和網絡支付兩項應用上的比例保持著穩定的增長,但增速明顯低于城鎮,這一方面表明農村網民對電子商務的需求和認可度在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上網設備落后、信息化程度低、教育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農村電子商務與城鎮電子商務的差距越來越大。面對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和不平衡的城鄉差距,移動電子商務勢必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其低成本、“隨時隨地”的優勢,通過打通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等通路,迎合并不斷深挖農村市場需求。

3.農村網吧問題需要關注和治理

(1)農村網吧經濟繁榮

目前,家庭和網吧仍然是網民上網的最主要的兩個場所。但是,受上述因素影響,城鄉網民上網場所的選擇側重有所不同。農村家庭上網的人群比例為68.0%,比城鎮低14.3%;而農村的網吧經濟較為繁榮,網吧網民比例為54.2%,比城鎮高16.2%。對于農村網民而言,網吧與家庭幾乎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網吧成為廣大農村網民進行網上生活的重要場所,隨之也帶動了農村網吧經濟的繁榮。8460萬農村網民中,網吧網民人數已達到了4585萬人,年增長率達79.7%。其中,約有787萬人只在網吧上網的網民。

(2)農村未成年出入網吧急需規范

未成年人大多處于學齡時期,農村未成年網民中,81.6%都是學生,學生大量進入網吧上網,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學業。加之農村未成年人網吧上網主要以娛樂為主,交友聊天、網絡游戲的使用率較高,他們對互聯網加深現實人際關系深度方面的作用較為認同,而對網絡世界的信任感則較低。

4.青少年成癮傾向:農村比城鎮更普遍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4次調查報告顯示,農村青少年成癮傾向網民占比高于城鎮,農村青少年網民中一天不上網就感覺難受的認同比例達到13.9%,高出城市相應比例0.9個百分點;同時,認為與現實相比,更愿意呆在網上的比例也高于城鎮相應水平。

與城鎮相比,農村地區上網資源更加有限,網吧上網比例較高;農村地區留守兒童缺乏足夠的家庭監管,無約束的上網行為是網絡成癮巨大隱患。農村青少年娛樂活動更為單一,上網的娛樂性高于城鎮網民。

三、結束語

對于網站和互聯網上網服務業而言,廣闊的農村市場、八億的潛在消費者無疑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商機。傳統農業正在向科技化、文化的方向發展,網絡作為新傳媒,肩負著信息傳播的責任,很多的農業產業鏈會通過信息搭橋,整合農村地區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市場,從而給中國農村廣闊天地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目前中國農業地區的互聯網用戶的增長率顯著高于全國的網絡用戶增長率,相信互聯網發展的下一個亮點會在農村出現。

篇(10)

一、 權利缺失:區別保護

本文選擇的翔安區法院因區劃調整,成立于2003年,下轄四鎮一街,戶籍總人口32萬人。翔安區成立9年以來,借助明顯的區位優勢和優越的地理環境,經濟迅猛騰飛,逐步由經濟落后的島外農村地區成長為廈門市經濟發展最快、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新城區。伴隨著城區的發展,外來人口也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外來未成年人數量急劇上升。著名的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認為,犯罪是社會變遷的代價。他認為在社會變遷明顯時,很容易出現“社會失范”的現象,從而導致違法犯罪行為的增多。特別是青少年,正處于身心尚未發展成熟階段,面對這種變化,極易產生心理上的迷茫。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轉型導致翔安區未成年人犯罪數也逐年上升,研究該區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下表為2011年—2012年該區法院在本地與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適用司法保護措施的對比圖:

戶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來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會調查報告詳盡基本無審前羈押率45%87%緩刑適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們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來未成年人明顯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親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點分散,給通知到場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其次,有些辦案人員缺乏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意識,使通知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針對此,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0條明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須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場的例外情形,規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場的替代“合適成年人到場”。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會調查報告,而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卻很少有。這是因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的條件比較便利,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法官全面認清案情、公正審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幫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積極、主動幫助法院獲取社會調查報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審理期限相對比較緊張。親臨其地去深入調查其成長背景、家庭狀況時間長、成本大,不具有現實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成長地相關部門填寫的社會調查報告常常因為有關部門的相互推諉而得不到回復。第三,目前我國法律沒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調查機構種類繁多、調查人員專業素質不高。

3、在審前階段,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請逮捕的人數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審前羈押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從替代措施上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只有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這兩種羈押的替代措施。因“監視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鮮有使用,故本質上只留下取保候審一條。而外來未成年人流動性強,居無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審替代羈押可能會影響訴訟的正常進行;二是從經濟條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來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經濟困難,且其本身又沒有固定的收入,根本無力交納幾千元的保證金;三是從執法角度上看,由于執法環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機關有效配合難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師參差不齊等原因,對一些無逮捕必要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強制逮捕措施常常成為無奈之舉[1]。

4、本異地戶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來未成年罪犯在緩刑適用率上明顯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緩刑執行機構職責不清,難以形成監管合力。對于被遣送回家鄉的外來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難保證緩刑監督、幫教和考察的落實,對其是否會重新犯罪,是否會對社會再產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慮[2];第二,法律無明文規定,難以很好執行。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如何遣送、如何進行監督、幫教和考察,法院與公安機關如何協調等問題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確規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過于保守,難以貫徹挽救、教育為主的審判宗旨。由于自身對緩刑認識不到位,思想過于保守,擔心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適用的效果不明顯,因而在審判實踐中有意減少緩刑的適用。

二、權利的救濟:平等保護的意義

“無救濟則無權利”又作“救濟先于權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這一為英美法國家家喻戶曉的法律格言所強調的是,救濟對于權利實現的重要作用。如果人們關注權利的實現,就必須關注權利的救濟。

(一)法理學角度

先賢亞里士多德將平等視為正義的尺度,提出了正義的平等觀。他認為“正義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觀念”,即正義寓于某種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義的基本內容。平等,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樣的基本權利不應當因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來”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的經典表述:“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在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護措施的適用上,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現狀成為亟需解決的一道難題。

(二)經濟學角度

傳統觀點認為,刑罰是犯罪“易感觸”的力量,無論是自由刑還是罰金刑,都能夠抗衡犯罪人頭腦里的強烈私欲。犯罪經濟學卻認為,刑罰可作為調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經濟學家們看來,犯罪與刑罰只是一個成本/收益或者說風險/收益的對比而已。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是一個“理性”的計算者,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他會將犯罪的預期成本與預期犯罪收益進行比較,從而決定是否從事具有風險的犯罪行為[3]。著名的刑法經濟學家波斯納將犯罪成本歸納為“機會成本、查獲幾率、懲罰的嚴厲性和其他相關變量”。對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實踐中,由于在審前羈押與緩刑適用等方面相較于外來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這是否會變相鼓勵本地未成年罪犯繼續犯罪?如果對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對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護,本地未成年犯罪就會不在乎,滋生僥幸心理,認為犯罪有利可圖,即使受到刑罰處罰,也還有賺頭。相反地,外來未成年罪犯的相關合法權益被輕視了,他們可能就會產生橫豎橫的心理,服刑時百般抵觸,釋放后變本加厲地實施犯罪。

(三)社會學角度

刑事司法保護措施適用的區別對待,尤其是對外來未成年人審前羈押率高、緩刑適用率低,都嚴重影響外來未成年罪犯的再社會化。再社會化是指用補償教育或強制方式對個人實行與其原有的社會化過程不同的再教化過程。未成年時期最大的特點是身體的成長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會化、再社會化的過程中完成的。在某種情況下,未成年罪犯通過再社會化,可以幫助他們忘掉舊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階段。如果僅僅是因為戶籍制度的差異就抹殺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的權利,那么實際上就是對于他們行為的消極反應,這非常不利于他們的再社會化改造,更嚴重的是,他們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護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護措施的適用在外來未成年人與本地未成年人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然而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根本意義在于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故如何平等保護外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至關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眾多,在當前的模式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恰好是醫治此癥結的良方。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是英國1972年創設的,后經引申發展其基本含義為:在審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時,由合適成年人參與開庭審理,協助未成年被告人與司法機關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溝通,緩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懼、不安、緊張等情緒,促進實施程序正當化,提升審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并增進社會安寧。我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有關于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的立法。

關于合適成年人的選任,筆者建議:在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適成年人選任上可以考慮律師到場制度。一方面,律師作為國家認可的法律從業人員,同時具備法律專業者和合適成年人身份,其在場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從而更有效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而其自身權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師法》的保障;另一方面,與一般的合適成年人不同,律師作為法律執業者不僅需要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還受到律師法等法律、律師協會、司法行政機構等規章的約束,這從反方向確保了律師能夠忠實、勤勉履行其職能[4]。

(二)社會調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國著名刑法學家安賽爾認為:為了正確處理案件,法官必須了解他負責審理的犯罪人,為此,必須對犯罪人的人格進行調查,調查應從“社會、醫學和心理”等方面進行。社會調查制度體現了刑罰個別化原則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實施全面的社會調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況,有利于貫徹刑罰個別化的要求,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筆者仔細分析各國社會調查制度,發覺德國少年法院的社會調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學習的模板[5]。在我國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報告制作中,筆者認為可效仿德國制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地位,明確其必要性。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絕為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會調查報告,這是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其次要賦予調查報告證據效力,規范其證明程序。社會調查的價值目標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在法律條文規定不明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地朝著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筆者認為調查員應當在法庭上接受詢問、客觀說明調查報告的制作過程以保證其證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議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機關下屬設立獨立的調查機構來負責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二是建議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通過對未成年被告人個人的家庭、學習、工作情況做細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時候可以訪問被告人的家長或是學校的老師等)并形成一個有固定格式內容的表格,再由調查員根據表格的資料撰寫調查報告的主文;三是嚴格限定報告制作的期限。對于委托出具社會調查報告的時間要有明確的規定,建議在扣除報告在途時間外給予10天進行調查及報告撰寫工作,規定超期或是違規出具社會調查報告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考慮賦予法院一定的監督權。

(三)審前羈押適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審前羈押是限制或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嚴厲的強制措施。現代法治社會奉行羈押是例外的原則,這是無罪推定和人權保障原則的內在要求。對于未成年被告人,更應當盡量適用能達到羈押的預期目的,又更為輕緩、對其侵犯更小的非羈押強制措施,即審前羈押的替代措施。美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值得學習與借鑒。但是盲目抄襲發達國家的做法不見得有效果,必須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首先,確定執行主體。由從事社會調查的專門調查機構在偵查終結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關背景信息與個人具結等非財產性保釋條件的危險評估報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該專門機構的調查員還要對那些附加不同釋放條件而予以釋放在外的被追訴人根據其釋放條件情況制定相應的報告與執行計劃,以便監督確保被追訴人履行由法院決定的釋放條件;其次,明確決策主體。偵查機關將調查員制作的危險評估報告附在相關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審查,由法官根據危險評估報告做出是否審前釋放的決定。對于法官的決定不服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開聽證會或是向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提出抗議;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偵查機關加強監控、以社會調查官觀護的方式代替羈押,讓社會調查機構發揮樞紐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監控網絡與合力機制,從而盡量避免出現審前釋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風險。

(四)緩刑適用難——不可不變之題

對于未成年罪犯,適用緩刑具有特殊的意義:(1)有利于調動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積極性;(2)有利于預防和減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標簽化”,便于社會各方接納未成年罪犯,培養其社會性,創造條件使之重返社會[6]。因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規范未成年人緩刑適用制度:一是規范相關法律規定,做到緩刑執行有法可依。針對現行制度的不足,法律應當對未成年緩刑犯的考察主體、考察內容、考察方式做出具體的規定,可以考慮建立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幫教辦公室,專門負責緩刑考察機關在外地的緩刑犯交接問題;二是統一緩刑執行場所,避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執行難。探索建立集中、統一的未成年緩刑犯監督、幫教和考察基地,選擇具有一定規模、發展相對穩定的企業為依托,為未成年緩刑犯提供一些對技術和專業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崗位;三是增加緩刑聽證程序,減少法官自主裁量權。法院在法庭審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另行安排一次聽證會,組織相關人員作為聽證參加人,對于外來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適用緩刑進行廣泛地交流、核實和論證并允許外來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律師對聽證結果提出異議;四是擴充緩刑制度的類型,增強緩刑適用力度。 對于罪刑較輕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考慮暫緩,同時配合使用緩刑保證金制度,若他們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則可要求他們定期向社會調查機構的調查員匯報生活、工作情況,以保證執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憲法制定中,先賢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雖然我國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沒有直接歧視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規定,但是必須看到,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事實上的不平等,使得對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平等保護難以真正得到落實。筆者希望通過本文的寫作,能夠讓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權益得到重視,滴水穿石,當全社會都形成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權益平等保護的風氣,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釋:

[1]張臻.重慶沙坪壩:外來未成年“非監禁化改革”[J].檢察風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試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緩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獅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數據為例[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4:21.

[3]徐愛國.評析波斯納的《刑法經濟學理論》[J].政法論壇,2007-9(5):173.

[4]汪建成.論未成年人犯罪訴訟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學)專題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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