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合同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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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定期間內行使為限制解除權的行使，國內外保險法均設立了保險人解除權的行使期間。我國保險法第16條第3款規定：“前項規定的合同解除權，自保險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過三十日不行使而消滅。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過二年的；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發生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這一做法效仿英美法系的不可抗辯條款，只是將該規定放入“保險合同的一般規定”中，同時適用財產保險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這樣，對于實踐中有效期小于兩年的短期財產保險合同則無法適用。在英美法系，不可抗辯條款的條文如下：在被保險人生存期間，本保險單生效滿兩年后﹙afterithasbeeninforceduringthelifetimeoftheinsuredfortwoyearsfromthedateofissue﹚，除投保人未繳納保險費﹙nonpaymentofpremiums﹚外，保險人不得抗辯保險單的有效性﹙thevalidityofpolicy﹚。也就是說，保險人在壽險合同成立后經過一定期間后，不得再以訂約時被保險人不實告知為由主張解除保險合同①。可見，不可抗辯條款的作用是使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受到限制，即使投保方在保單訂立時存有欺詐也不例外。當然，該條款并不是對合同中欺騙行為的縱容，而是通過對保險人行使解除權的期間限制，來達到對投保方合理預期予以保障的終極目的。反之，如果不對保險人行使權利的期間做出限制，放任保險人對本來可以調查清楚的事實不做調查，事后卻聲稱可以撤銷保單的不良行為，任由其隨意行使解除權，由此而帶來的利益將是違背良心的。更嚴重的是，保險人濫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優越地位和合同自由將會給公平、自由的保險市場競爭秩序的建立帶來威脅。可見，對可爭辯期的規定并不是對保險人權利的剝奪，相反，它將通過謹慎核保義務更好的提高保險人風險選擇的準確度，提高保險經營的穩定性與效益性，實現對投保方﹙包括投保人與被保險人﹚這一特殊消費者群體以優先保護。

二、投保人任意解除權之權利限制

國內外大多數國家的保險立法，對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權均采“任意解除為原則、限制解除為例外”的做法，其理由為各界普遍認可的附合合同中投保人的弱勢地位論。可被保險人作為受合同保障之人，“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之初，已然決定了保險合同利益的最終歸屬并非自己。投保人以被保險人的財產或人身投保的場合，具有將保險合同利益讓渡的主觀目的。……被保險人為保險合同利益歸屬的不二人選。”［5］故有理由認為，投保人在取消被保險人地位或者剝奪被保險人權利時，被保險人的合理期待或者信賴利益受到損害，立法應當適當考慮被保險人于此時的救濟權利。

﹙一﹚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基礎關系發生變化而致保險合同被解除在實踐中較為典型且產生較多糾紛的是夫妻離婚時仍在保險合同期間的人身保險合同。離婚使夫妻關系的身份關系與信賴發生了改變，而這正是人身保險合同締結的基礎。投保人在此情形下解除保險合同本無可厚非，可是，被保險人基于人身保險合同所產生相關利益﹙包括物質上保險金的取得及精神上之無憂﹚的合理期待應當受到保護。即使從利他合同理論分析，也不能排除對第三人﹙被保險人﹚利益的考量。況且，“被保險人的受合同保障的權利是合同主要權利”，而投保人解除權是“合同項下的次要權利”，“保險法規定投保人可以不顧被保險人意志和利益而行使合同解除權，使得合同項下的次要權利凌駕于主要權利之上，本末倒置。”［6］基于婚姻家庭因素而產生的人身保險合同關系無外乎涉及夫妻之間及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間。對于夫妻一方將對方作為被保險人的人身保險合同，為防止被保險人因年齡或者身體條件的變化而失去此類保險合同的保障，應當對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權設置一定的限制，即課以投保人在解除保險合同前對被保險人的通知義務，被保險人如無異議方可解除；如果被保險人不同意，則可采取請求主體更替的救濟辦法﹙此請求應當得到司法機關的支持﹚，要求變更自己或者他人為投保人，向保險人繼續繳納保險費并向原投保人支付相當于解除保險合同所得金額之對價，同時在理論上產生保險合同主體變更的后果。這樣做會使得原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經濟利益沖突得以化解，且被保險人依然享受到合同的保障。在對待父或母將子女作為被保險人的人身保險合同時，與前述問題的區別就在于如何實現對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殊保護。于此，雖然父母離婚后作為投保人的父或母與被保險人的血緣關系沒有改變，但基于與撫養權變化相伴的經濟利益改變，也會產生對保險合同解除與否的不同需求。父或母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未成年子女投保，如果離婚時投保人提出解除主張，那么另一方有權要求將自己變更為投保人進行補充履行以維持保險合同的效力，對于該保單并無“贖買”義務，即變更前保單的現金價值原投保人無權要求返還。除此之外，實踐中在以勞動關系聯結的單位與員工之間，一旦員工離職，也會產生因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基礎關系發生變化而導致保險合同被解除問題，于此，為平衡各方利益，也可借鑒上述做法在投保人合同解除權與被保險人的受合同保障權的矛盾之間尋找平衡點。

﹙二﹚人壽險保單被法院強制執行而致保險合同被解除在保險法理論中，投保人均是基于自愿主動行使保險合同的解除權。而在司法實踐中，也有可能發生投保人被迫解除保險合同的情形。比如，投保人因無力清償債務而被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時，其持有的人壽險保單將與其他財產一樣被執行以確保債權人的債權受償。于此，人壽險保單的財產屬性使強制執行成為可能，而由人壽險保單被解除而確定的現金價值是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前提和基礎。

1.人壽險保單應該并能夠被強制執行根據司法實踐中經驗分析，當投保人無力償還債務時，如果法律否認人身險保單被強制執行的合法性，將難以避免投保人窮其所有而繳納保險金以逃避債務履行，從而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情形發生。從理論層面分析，人身保險，尤其是人壽保險具有儲蓄性特征。考察各國立法例，投保人在保單生效達一定期間后，可依照法律規定用保險單質押貸款，或者解除合同要求返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于此，現金價值的獲取令保險單對投保人而言無異于一種有價證券，其財產屬性不言自明。由于投保人可以無需提出任何原因和理由隨時向保險人要求解除合同以領取現金價值，故從權利屬性上講，此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是一種未約定履行期的債權；投保人一經向保險人作出解除合同、返還現金價值的意思表示，債權即為到期。從這種意義上說，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應視為到期債權［7］。基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61條之規定：“被執行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但對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債權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請執行人或被執行人的申請，向第三人發出履行到期債務的通知。”人壽險保單中的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可以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

2.以保險合同被解除為前提基于保險精算原理，在人壽險保單的不同階段，現金價值的數額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保單生效的二年以后，現金價值將隨繳費年限的延長而不斷增加。現金價值在各個保單年度末的數額，通常會體現在現金價值表中，其具體數額只有在投保人提出解除合同時方可明確，而法院強制執行需要確定的數額，故保險合同被解除是人壽險保單被強制執行的前提條件。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人身險保單是對債權人利益的充分肯定及保護，同時立法也應當考慮保險合同被解除所涉及的相關利益人群，尤其是被保險人的利益。由于年齡的增加、身體健康狀況下降等原因，如果被保險人以后想重新得到同樣的保障，將支付更高的保費或者支付再高的保費也難以獲取同樣的保障。為兼顧兩者利益，具體操作可做如下設計：法院對人身險保單的現金價值可以凍結以保證強制執行的可行性，在凍結期間保險合同繼續有效。法院需要強制執行人壽險保單時，首先要對投保人進行通知，情況一：如果投保人接到通知后主動解除保險合同并且被保險人也同意，則所得返還將被執行；在被保險人不同意放棄其保險保障以及投資收益時，則有權要求代替投保人，同時對原投保人的債權人履行相當于保險合同被解除所得之現金價值的義務，以維持保險合同繼續有效。情況二：如果投保人接到通知后不愿意解除保險合同，法院則強制解除該保險合同以保障債權實現。在此情形，同樣存在被保險人的介入權。實踐情況紛繁復雜，故介入保險合同效力之人可以是被保險人，也可以是被保險人指定的其他人，只要保證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項下所受利益不被侵害即可①。

三、被保險人解除主張之救濟

根據傳統合同相對性原理，解除權主體應當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我國《保險法》第10條規定，“保險合同是投保人與保險人約定保險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據此規定，被保險人無權主張解除合同。可在實踐中，在保險合同生效后，可能由于某種原因使得投保人的投保行為令被保險人的生命處于不安全狀態，或者被保險人不再愿意將自己的生命和身體作為保險合同的標的，比如，在長期人壽保險合同中，丈夫為妻子投保后雙方關系惡化，妻子要求解除合同，畢竟妻子或其指定或者同意的受益人才是保險合同利益的歸屬主體，那么妻子的解除主張將如何得到救濟？

﹙一﹚國內外立法例之考察在英美法系國家，保險合同的主體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不僅是保險合同保障之人，而且作為保險合同的當事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簽訂保險合同并且履行保險金給付義務。按照這種保險合同主體結構安排，被保險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毋庸置疑的。而大陸法系國家認為，保險合同的主體分為當事人和關系人，保險合同的當事人包括投保人和保險人，保險合同的關系人雖非保險合同的當事人，但因保險合同的訂立而與保險合同具有利害關系的人，包括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以此推理，被保險人不是保險合同當事人，故無法行使合同解除權，而現實中又確實存在為防范道德風險或者基于保護被保險人自愿而生的被保險人解除主張，如何平衡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各國探索出以下做法。

1.被保險人的撤銷同意權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105條第2款、第3款規定，“被保險人依前項所為之同意，得隨時撤銷之。其撤銷之方式依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及要保人。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行使其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此條規定是“被保險人同意權”之延續：為避免道德風險，各國保險立法大都規定，投保人在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合同時需要征得被保險人的同意。也就是說，“被保險人的同意”是此類合同生效的基礎。我國臺灣地區就此基礎入手，令被保險人擁有隨時撤銷其同意的權利，這樣合同生效的基礎不復存在，便產生了“保險契約終止”的后果。這種撤銷同意權使被保險人脫離了既存的保險合同，可以用來救濟被保險人之解除主張場合。

篇（2）

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切民事活動應當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但在海上保險法律關系中，要求當事人具有的誠信程度，遠遠高于一般民事法律關系中的要求，稱之為最大誠信原則。雖然《海商法》中沒有明確規定最大誠信原則，但《海商法》關于告知義務的規定，正是最大誠信原則的體現。

一、告知義務的含義

所謂告知，也稱批露，指在保險合同成立以前即保險人接受承保前，被保險人必須將有關保險標的的重要事項或狀況告知保險人。我國《海商法》第222條第1款規定：“合同訂立前，被保險人應當將其知道的或在通常業務中應當知道的有關影響保險人據以確定保險費率或者確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況，如實告知保險人。”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8條第1款規定：“除本條的規定外，在簽訂合同前，被保險人必須向保險人告知其所知的一切重要情況。被保險人視為知道在通常業務過程中所應知曉的每一情況。如果被保險人未履行該告知義務，保險人即可宣布合同無效。”（Subjecttotheprovisionsofthissection,theassuredmustdisclosetotheinsurer,beforethecontractisconcluded,everymaterialcircumstancewhichisknowntotheassured,andtheassuredisdeemedtoknoweverycircumstancewhich,intheordinarycourseofbusiness,oughttobeknownbyhim.Iftheassuredfailstomakesuchdisclosuretheinsurermayavoidthecontract.）

二、如實告知義務認定標準

我國《海商法》第222條第1款規定：“合同訂立前，被保險人應當將其知道的或在通常業務中應當知道的有關影響保險人據以確定保險費率或者確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況，如實告知保險人。”即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時間為“合同訂立前”，也就是說被保險人的告知義務截至到海上保險合同成立。保險合同成立之時，是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意思表示一致，即被保險人提出保險要求為保險人接受時，并不以保險人簽發保單為要件。在雙方當事人協商過程中，被保險人才了解到的重要事項及從不重要到重要的事項，被保險人都有義務告知保險人。但是，若被保險人為自身利益提出對原合同條款的修改，在合同內容變更的范圍之內，被保險人就有重新告知的義務。被保險人沒有義務告知在合同訂立后才知道的新情況或才發生變化的情況。在海上保險合同訂立前不重要的情況，即使在合同訂立后成為保險標的發生損失的原因，也不是被保險人須告知的重要情況。

如實告知的事項的范圍為“被保險人知道或者在通常業務中應當知道的事項”。所謂“被保險人知道”，指在個案中實際的被保險人“實際知道”（ActualKnowledge）。“在通常業務中應當知道”，是用一個通常的“合理的”（Reasonable）“謹慎的”（Prudent）被保險人的標準來衡量個案定的被保險人。判斷個案中被保險人是否“應當知道”某一重要情況取決于個案中的具體情況和法官的自由裁量。

三、如實告知義務中“重要情況”的界定標準

所謂重要情況的標準，我國《海商法》規定為“影響保險人據以確定保險費率或是否接受承保的重要情況”。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18（2）和20（2）中對“重要情況”的界定：影響謹慎的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或確定保險費的每一情況，都認為是重要情況。（Everycircumstanceinmaterialwhichwouldinfluencethejudgementofaprudentinsurerinfixingthepremium,ordeterminingwhetherhewilltaketherisk.）。

1．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18（2）和20（2）中對“重要情況”的界定：影響謹慎的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或確定保險費的每一情況，都認為是重要情況。也就是說完全而準確的批露將影響一個謹慎的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及確定保險費率。或者對一個謹慎的保險人的影響降低到一個較低的標準，那么，這一較低的標準又是什么呢?PanAtlanticv.PineTop一案中MichaelBeloffQ.C.,StevenBerryandSarahMoore作為原告的人認為：根據非海上保險的一般法律，未批露或誤述的情況，在以下情形下構成“重要情況”：第一，此種情況會影響一個謹慎而明智的保險人在知道這一情況時會拒絕或接受承保。第二，這一情況會使保險人將實際作出不同的決定。所以，無論是對謹慎的保險人或實際保險人來說，該重要情況必須使其作出不同的最后決定。

無論是海上保險合同或是非海上保險合同，最大誠信是近200年來保險合同和再保險合同的基本原則，“重要情況”有三個特征：第一，依據1906年的《海上保險法》第18和20條的規定，一種情況的未批露或者誤述只要在合同成立前對謹慎的保險人產生心理影響，即構成重要情況，而不必對真正的保險人產生重要影響。第二，一種未批露或誤述的情況在下列條件下成為重要情況，即當該情況被告知或恰當的敘述的情況下，謹慎的保險人在決定是否接受承保或者以什么樣的條件接受承保時將把其考慮在內的情況。第三，在保險合同或再保險合同成立前如果對重要情況未進行批露或者是誤述，其后果為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

在CTI案中法官的觀點為：一個保險人只有向法庭做出如下證明，他才能在未批露的反駁中獲勝。即，如果一個謹慎的保險人知道這一事實將會拒絕承保或將提高保費。法官認為這是一般規則，不能僅僅因18條就使被保險人承擔如此大的負擔。假如在這樣一個案中，被保險人只知道一些情況但不知其重要性，如果一個謹慎的保險人知道這種情況會接受承保，只是會要求增加一個較小數額的額外保費。進一步假定這一保險合同導致了一個很大數額的索賠。在司法過程中，被保險人會以其已支付了額外保費來支持他的索賠。但是這在英國不適用。英國法律中的公平是不明顯的，看起來幾乎不能反映出17條的最大誠信原則，如果保險人通過提高保費而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接受承保，為何他同時又有權解除合同呢？在這方面，英國法律對保險人很有利，至少，一個謹慎的保險人將會有權要求增加保費。但是，18條的含義要寬于這些，一個謹慎的保險人受到了什么樣的影響，這有他自己來判斷。所以Kerrl.T.法官說：“謹慎的保險人必須證明，他如果知道該事實就會拒絕承保或增加保費，他才能以‘重要事實未批露’而進行反駁。”他說“若知道該重要事實就會采取不同行動，才能證明該事實的重要性。該事實必須是足以影響到一個謹慎的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或確定保費。”“通常，無論如何，保險人必須證明結果會受到影響”。

“影響”一詞意味著批露的事實將會對18（2）中所說的認識和決定產生影響。證明未批露事實重要性的證據通常由一個獨立的專家給出。

2．重要情況的誤述和未批露是否足以使保險人解除合同，或者說誤述和未批露完全或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合同的簽訂？如果誤述和未批露在促成合同簽訂方面是必要的，舉證責任如何承擔？在Bergerv.Pollock一案中，KerrJ.已經說過這一原則：只有誤述和未批露對保險人已經實際上產生了影響，他才有權解除合同。在C.T.I.案中，通過大量權威專家的引證，KerrJ.承認其在Bergerv.Pollock一案中認為實際承保人無需證明他的思想受到影響這一看法是錯誤的。ParkerL.J.ParkerL.J.認為，針對第二個問題，1906并沒有要求如被告知實際保險人本會不承保或以更低的保費承保。針對第一個問題，認為一個事實只要與風險有關或者可能導致拒絕承保或增加保費，這個事實就影響了謹慎的保險人在確定保費或決定是否承保時的決定。可以說，謹慎的保險人可能認為一個事實情況與風險有關并且影響是否承保或增加保費的決定。但是，不可以說謹慎的保險人會做出不同的行為，因為就他們本可能的行為或他們對未披露的情況所重視的程度，沒有絕對的標準。

重要事項并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因為法院判決時常因個案的具體情況不同而采納不同的判斷標準。但總的來說標準有兩個：第一，此情況是否影響到保險人決定是否接受承保；第二，是否會影響到保險人確定保險費率。如何界定“重要事項”，從立法政策上是為了平衡海上保險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利益。此條款主要為保護保險人，要求被保險人向保險人主動告知影響保險標的風險大小的重要事項；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保險人將被保險人的告知義務無限制的擴大。故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用“一個謹慎的保險人”來加以限定。所謂“謹慎的保險人”是指與當時市場上其他一般保險人具有相同的知識，經驗和技能的保險人。此外，關于保險標的的重要事項和所承保風險的密切程度，只要該事項足以影響謹慎的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或確定保險費率，無論其他相關程度如何，被保險人應當如實告知保險人。

PanAtlanticv.PineTop一案中，英國貴族院了上訴院的判決和以前的案例，對重要事項的標準做了一個新的解釋：試圖解除海上保險合同的保險人必須證明，不如實告知的事項實際上使他做出了不同的決定，而且一個謹慎合理的保險人在評估風險時可能考慮到該事項。即一方面不能忽視具體海上保險合同定保險人對風險評估的實際作用，另一方面不要求對一個合理謹慎的保險人有決定性的影響，只要該事項在評估風險時可能考慮到即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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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人合同解除權概述

合同解除權，即在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成就時，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所享有的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相應地，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即可解釋為：在法律規定或保險合同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成就時，保險人所享有的單方解除保險合同的權利。

從合同解除權行使的后果來看，合同解除權依解除權人單方的意志即可發生效力。因此，可以說，合同解除權為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提供了一定的補救措施，即當合同在履行過程中出現某種意外的情況時，當事人可以通過行使合同解除權單方面解除合同，從而避免或減少利益損失。但是，也應該看到，合同解除權是一種破壞性較大的權利，因為解除權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權，則合同即應歸于消亡，對方當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這必然降低履約效益，給社會經濟秩序帶來負面影響。也正因如此，學者們指出，法律對解除合同必須采取慎重態度，對法定解除權的行使須作出嚴格限制。

二、保險人的法定解除權

所謂法定解除權，是指在法律直接規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具備時，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所享有合同解除權。對于一般的民事合同當事人而言，這種法定的解除條件主要表現為不可抗力、預期違約、遲延履行、根本違約等。而對于保險合同中保險人而言，這種法定的解除條件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投保人不履行告知義務，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保險欺詐，財產保險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未按照約定履行其對保險標的安全應盡的責任，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不履行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人身保險的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并且其真實年齡不符合合同約定的年齡限制，人身保險的投保人未及時交付保險費等。并且，應當注意的是，依據《保險法》第15條關于“除本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合同”的規定，保險人的法定解除權僅限于《保險法》上述條文所確定的各種情形，而不包括《保險法》以外的其它法律規定的情形。

但是，也有人就此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除了《保險法》規定的上述規定外，保險人還可依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享有法定解除權。例如，在財產保險中，當投保人不交付保險費時，保險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94條關于“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規定，享有解除權。在《合同法》頒布之前，還曾有觀點認為，如果投保人未按合同約定期限履行繳費義務，保險人有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26條關于“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沒有履行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的規定，通知對方解除合同，或不負賠償責任‘“。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第一，保險合同是一種射幸合同，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保險人很少會因投保人不交費而主張解除保險合同。第二，在未發生保險事故的情況下，如果保險人以投保人未交費為由解除合同，則保險人只能按日平均計收保險費。相反，若不解除合同，即使投保人未按約支付保費，保險人也可以通過訴訟方式向其進行追討。第三，在發生保險事故后，如果允許保險人以投保人未交費為由解除合同，顯然有失公平。況且，依據《合同法》第94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對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為由行使合同解除權，尚須有”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條件，在發生保險事故后，投保人為獲得賠償，一般均會迅速交付保險費，因而不存在”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情況，此時《合同法》第94條并無適用的余地。總之，在投保人未及時交付保險費的情況下，賦予保險人依據《合同法》第94條享有法定解除權并無現實意義。

三、保險人的約定解除權

除《保險法》另有規定外，保險人可在保險合同中與對方當事人約定保險合同解除的條件，當約定的條件具備時，保險人即享有約定解除權。

關于保險人的約定解除權，目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某些保險條款約定的解除條件過于寬泛，對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來講有顯失公平之嫌；第二是某些保險條款對保險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未作約定，導致當事人對解除的后果，如保險人對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是否承擔保險責任，是否退還保險費等問題認識不清；第三是某些保險條款片面追求所謂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約定保險人也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使保險合同的效力處于不確定狀態。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財產保險基本險條款》第25條規定：“被保險人如果不履行第20條至第24條約定的各項義務，保險人有權拒絕賠償，或從解約通知書送達15日后終止保險合同。”而第20條至第24條規定的義務非常寬泛，主要包括：交費、如實告知、維護標的安全、有關事項（包括被保險人名稱變更、保險標的占用性質改變、保險標的地址變動、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保險標的的權利轉讓等）變更事先通知并申請批改、事故發生后積極施救等。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未履行上述義務，保險人均可享有合同解除權。上述條件，部分屬于法定解除條件，如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但根據上述規定，違反告知義務所導致的后果卻與保險法的規定有很大的差異。我國《保險法》第16條規定，投保人只有在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或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而按上述約定，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不論故意還是過失，也不論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是否有嚴重影響，保險人均有權解除合同。從理論上講，這種約定應屬無效。因為，一般來說，除非有利于被保險人，保險合同不得變更《保險法》的強制性規定。如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54條就明確規定：“本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之；但有利于被保險人者，不在此限。”另外，上述某些規定對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也不公平，因為有些情形，如被保險人在名稱變更或保險標的地址變動時未事先通知保險人辦理批改，并不必然導致危險程度的增加，因此而賦予保險人合同解除權，明顯損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利益。

對于保險合同解除的后果，上述《財產保險基本險條款》第25條未作約定。《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30條則規定：“被保險人不履行本條款第24條至第29條規定的義務，保險人有權拒絕賠償或自書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險合同；已賠償的，保險人有權追回已付保險賠款。”該條款較之前條款有所進步，增加了“已賠償的，保險人有權追回已付保險賠款”內容，似乎表明合同解除后，保險人對于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可以不予賠償，但是仍未明確說明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其它如《產品責任保險條款》、《船舶保險條款》、《貨物運輸保險條款》等均未就合同解除問題作出約定。事實上，按照我國保險法的規定，投保人解除合同是無溯及力的，而保險人解除合同，則因不同的情形具有不同的效力，因而，確有必要在合同中對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作出明確的約定。

根據我國《保險法》第14條的規定，除保險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險合同。受該條的影響，某些保險人往往也在合同中約定保險人可隨時行使合同解除權。例如某保險公司《計算機保險條款》第39條規定：“本保險生效后，被保險人可隨時書面申請解除本保險，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人亦可提前15天發出書面通知解除本保險，保險費按日平均計收”。從表面上看，上述約定對于保險人和被保險人確實是對等的，但該條所確定的雙方合同解除權的性質全然不同，保險人的解除權屬于約定解除權，而被保險人的解除權則屬于法定解除權。從效力上講，被保險人的法定解除權無疑具有法律效力，而保險人的約定解除權則因違背合同的本質，應被認定為無效。原因在于，合同作為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一經生效各方即應嚴格履行。如果約定一方可隨時解除合同，則合同所具有的約束力已不存在，這從根本上違反雙方訂立合同的本意，也違反合同的固有特性。

總之，目前保險人的解除條款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規范。對解除條款進行規范時，應當遵循兩條主要原則，一是要遵循《合同法》關于格式條款訂人合同的規定，保證條款的公平性。二是要對解除條款進行一定的限制，防止解除條款成為強者欺凌弱者的工具。

四、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方式

出于對解除權人的合同解除權的限制，各國立法都對解除權人行使合同解除權的方式作出了明確規定，解除權人只有依照法定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權，才能達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和效果。

我國保險法并未對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方式作出任何規定。筆者認為保險人可以參考合同法的上述規定，行使合同解除權。因為保險法屬于民事特別法，從法理上看，特別法應當優先于普通法，特別法有規定的，適用特別法；特別法無規定的，則應適用普通法。保險法沒有明確規定的，可以適用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的規定。

因此，保險人可以通過兩種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權，一是保險人直接行使合同解除權，二是通過法院或仲裁機構裁決解除。保險人直接行使合同解除權，自解除合同的意思通知對方當事人時，合同解除即告成立，自此之后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若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而訴至法院或仲裁機關時，合同解除則由保險人直接解除轉化為法院或仲裁機關裁決解除。法院或仲裁機構如認定解除無效，則合同解除的效力溯及地發生消滅，保險人仍應承擔賠償責任。

還有一個問題須引起重視，即直接解除與司法解除的關系問題。按照我國《合同法》的規定，直接解除是司法解除的先行程序，司法解除是直接解除的補充。如果未經直接程序，當事人的司法解除申請不會獲得法院的支持。在保險實踐中，經常發生這樣的情形，投保人的索賠請求被保險人拒絕后，訴諸法院。在法院審理過程中，保險人提出解除合同，并請法院判決解除。依據上述理論，法院即不應支持保險人的這項請求，而應不予裁決，留給保險人自行行使此項權利。

五、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消滅

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消滅也未作規定。基于上述同樣理由，筆者認為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消滅也可以比照《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關于合同解除權消滅的原因，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立法都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即期間屆滿、催告而未行使、受領標的物不能返還、受領標的物種類變更等情形。依據我國《合同法》第95條的規定，合同解除權的消滅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是在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期限屆滿當事人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二是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經對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

所謂期限屆滿，包括法定的期限和約定的期限。法定期限可稱為合同解除權的除斥期間，即合同解除權僅在此期間內存續，該期間屆滿而解除權人未行使解除權的，則解除權歸于消滅。約定期限則是一種任意性期間，是在法律對解除權的行使未規定期間的情況下，由雙方當事人自行約定行使合同解除權的確定期間。同樣地，如果解除權人在約定期間內未行使解除權，則合同解除權將由于該期間的屆滿而歸于消滅。

所謂經催告而未行使，是指在解除權的行使未規定期間的情況下，對方當事人可以確定相當期限，催告解除權人在期限內明確答復是否解除合同，如果該期限已過而解除權人未予答復，解除權即行消滅。對于因催告而未行使導致解除權消滅的情形，需要注意兩個問題，其一，關于催告期限的確定。各國立法上對催告期限的規定，一般都是以“相當期限”為準。具體何謂相當期限，法律并未予以明確。其二，如果解除權人在催告期限內未予答復，則解除權自應歸于消滅。但是，如果解除權人在催告期限內明確答復解除合同或不予解除，作為解除權人的明確意思表示，則將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

這里應注意的是，經催告而未行使與權利人棄權是不同的。棄權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許的，可以是書面的棄權，也可以是行為的棄權。可見，較經催告而未行使，棄權的含義更為廣泛，除了明確的經催告而未行使外，一個合理和謹慎的保險人在應當知道其具備某項權利時，若未積極行使，也可能構成棄權。也就是說，棄權中的“知道”可以是明確的被催告而知道，也可以是經推定的知道。棄權中的“放棄”可以是不行使而被動的放棄，也可以積極地放棄。

強調這一點，對于解決實踐中的某些問題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依據我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在合同解除權既無法定期限，又無約定期限的情況下，若相對人也未催告，似乎就無法處理解除權的消滅問題。而這種情況在保險實踐中是經常發生的，因為實踐中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主動催告保險人存在合同解除原因，幾乎不可能。這樣，就需要在保險人合同解除權問題上引入英美法的棄權概念，使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受到更大的限制，從而更好地平衡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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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一般財產保險一般的情況下，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時即應具有，否則，所訂的保險合同是無效的。但是也允許例外情況，如小汽車、家具等大件商品買賣、或者訂購商品的保險合同中，投保人在投保時不需要具有嚴格意義上的保險利益，但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必須要對該商品具有保險利益，否則，喪失求償權。在我國也基本上遵守了這一原則。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保險業不斷發展壯大，全球保險業已經有一種趨向，即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只要求在損失發生時必須存在。

另外，世界上一些國家包括我國，根據保險的商業習慣，在保險合同中并不明確記錄投保人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在訂立財產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對投保人的保險利益問題也不嚴格審查，但是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在決定是否賠償時，卻要審查被保險人是否具有因保險事故遭受損失的保險利益，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人才給予賠償。相反，則不予賠償。

2.海上保險我國《海商法》對于海上保險沒有關于保險利益的規定。

依據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規定，海上保險要求被保險人在損失發生時，必須具有保險利益。該法對世界各國海上保險影響很大。對此，我們分為三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利益已經存在，并持續到發生損失時，被保險人有求償權，保險人亦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利益還不存在，但在可以預期的將來，當損失發生時一定會存在。如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的大部分保險合同都是這類情況，損失發生后，保險人應當賠償。

第三，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利益可能已經不存在了，但在訂立保險合同之前保險利益是肯定存在的，而且，被保險人在損失發生后取得保險標的，故仍有求償權，但是，這種情況，必須以被保險人不知情為限。

二、人身保險合同的保險利益時效

在人身保險合同中有兩種情況，一是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同一人時，投保人（被保險人）自始至終具有保險利益，不發生保險利益的時效問題；二是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相分離時，法律只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時具有保險利益，即使被保險人死亡時投保人的保險利益已經不存在了，這個人身保險合同仍然是一個有效的，可以強制執行的合同。

篇（5）

原告認為此事故屬于保險責任范圍，曾多次向被告提出索賠，保險公司以原告未投保附加險鐵路道口險，而拒絕賠償。

例二：原告向某保險公司投保了機動車輛保險，被告出具了機動車輛保險單，基本險部分，其中有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另附加險部分，車上責任險。特別約定欄打印有“保險車輛通過火車道口時，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有關規定，發生與火車相撞事故而造成的一切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但保險人未就該條款向投保人明確說明。在保險期限內，某日夜間，被保險人在運輸貨物時，由駕駛員駕駛被保險車輛，當被保險車輛行駛至某平交鐵路無人看守道口處，撞在正在行駛的鐵路貨物列車機后第14位、第15位車輛上，造成被保險車輛駕駛室內的被保險人等三人死亡，被保險汽車牽引車報廢、半掛車嚴重破損，同時，該起事故造成鐵路車輛報廢，鐵路線路及道口設備損壞。經事故調查處理委員會及公安機關認定，被保險車輛對該起事故負全部責任。原告向保險人索賠時，方知特別約定的內容，雙方發生爭議。

原告認為，保險人在機動車保險單中制定的特別約定內容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有關規定，應當無效。

保險人認為，被保險人違反了保險合同特別約定的內容。原告的不符合事實，亦無法律依據。

要正確處理好這類案件，關鍵在于解決保險中的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是否有效？

一、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的內容是格式條款

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的內容是保險人未與投保人協商，單方決定的，而且長期和重復針對不特定的投保人使用，因此，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的內容是格式條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對格式合同包括格式條款進行了全面、整體的定位和規定。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對格式條款作了確切的定義。合同法中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此規定是對格式條款的內容及擬定者的義務加以規定，提請注意必須達到足以使相對人注意到其免除或限制其責任條款的存在，該項義務的履行必須是在合同訂立完成之前，體現和確立公平原則，確立當事人之間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保護格式合同中處于弱勢的一方當事人的權利，限制制定格式合同一方憑借其優勢對另一方當事人權利限制的盤剝，格式條款免除提供格式條款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條款無效，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確認該條款無效或予以變更。

二、保險合同中的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的內容的性質

保險人在保險單中的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欄的內容系發生特別約定的事項后保險人免除賠償責任，被保險人無權獲取賠償的問題，該特別約定是在基本條款外設定的實體權利義務，用于限制和排除被保險人實體權利，同時免除保險人實體義務的約定，對投保人關系著其投保合同的目的能否實現，直接影響雙方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義務關系，因此，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實質是屬于在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機動車保險條款外，以其自己事先擬定的格式合同形式，約定免除自己責任的條款，特別約定的內容其性質是責任免除條款。

三、機動車輛保險條款是機動車輛保險合同的法定條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訂；保險公司擬訂的其他險種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應當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備案。為規范機動車輛市場行為，督促保險公司穩健經營，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根據《保險法》的有關規定，制定了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并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同時對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作出解釋。

1997年8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發〔1997〕358號《關于加強機動車輛保險業務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各保險公司必須嚴格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機動車輛保險及其附加險的條款和費率開展保險業務，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不得變更條款內容，不得直接或變相降低保險費率。

1999年1月6日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保監產[1999]2號發《關于重申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管理有關規定的通知》中指出，為打擊機動車輛保險業務中存在的違法違規行為，規范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的經營行為，重申：凡經營機動車輛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必須嚴格執行中國人民銀行下發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未經中國保監會批準，各公司一律不得更改保險條款和變更保險費率。因此，機動車輛保險合同不同與其他的合同，機動車輛保險條款是機動車輛保險的法定條款，應當嚴格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機動車輛保險及其附加險的條款和費率開展保險業務。該法定條款沒有制定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欄的內容，保險公司自己制定的附加險鐵路道口險和特別約定欄的內容，超出了機動車輛保險的法定條款，與保險法和有關保險規章是相抵觸的。

四、責任免除條款未明確說明的，違背了保險合同的公平、誠實信用原則

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最大誠信原則”既是對投保人的要求，也是對保險人的要求。按照該原則，投保人必須如實向保險人就保險標的的危險狀況等重要事實作誠實的口頭表達或書面陳述；保險人必須向投保人就保險合同的內容，特別是保險合同中約定的有關保險人的責任免除條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因為投保人對保險業務比較陌生，有可能不知道免責條款的存在，或者不了解免責條款的法律意義，保險人應當采取合理方式提請投保人注意責任免除條款或者限責條款。

投保人向保險人投保的目的是為將來可能發生保險事故時，獲得賠償，投保人對免責條款享有知情權，保險人有義務向投保人作完整詳細、客觀、真實的說明，保險人作出說明時，不僅能提醒投保人閱讀有關保險人的責任免除條款或者限責條款，而且應當對該條款的內容、術語、目的以及適用等作出說明，保險人不得隱瞞責任免除條款或者限責條款。如果保險人事先不明確說明，就違反了保險法的誠實信用原則，同時也違背了投保人投保的初衷真實意思，只有保險人向被投保人明確說明，使投保人明確其投保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意義，由投保人作出選擇決定是否投保，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反映投保人的真實意思。否則，違背了保險合同的公平、誠實信用原則，也違背了保險人投保的真實意思。

五、保險合同中的責任免除條款未明確說明的不發生法律效力

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并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可能事先擬訂一些不利于被保險人的格式條款，為保護不特定多數投保人的利益，要求保險人對保險合同條款有說明的義務，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條款的內容，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保險人免除責任條款的，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根據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如何理解該條規定的“明確說明”是處理案件的關鍵所在。保險人認為，打印在保險單正面上的特別約定欄內的“保險車輛通過火車道口時，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有關規定，發生與火車相撞事故而造成的一切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和保險單正面上明示告知欄內的“詳細閱讀所附保險條款，特別是有關責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的部分”，證明保險人已經盡到了明確說明的義務。

篇（6）

保險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合法的經濟利益，無論財產保險還是人身保險，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原則上都是保險合同生效的前提條件。保險利益原則產生的原因是基于保險合同的射幸性，即保險合同是一種機會性合同，投保人購買保險后能否獲得保險金的賠付取決于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事故是否發生，這在財產保險合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正因為保險合同具有這一特性，在保險業務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不法之徒利用他人的財產或人身進行賭博而獲利，防范道德風險的發生，各國保險立法一般都將保險利益原則作為保險合同產生法律效力的條件。同時，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和保險活動的日趨復雜，各國在保險立法中不斷對該原則進行修正和完善。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11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保險標的是指作為保險對象的財產及其有關利益或者人的壽命和身體。”

顯然，我國《保險法》將保險利益原則在保險合同一章的“一般規定”中加以規定，是將保險利益原則視作財產保險合同和人身保險合同都適用的原則。我國《保險法》雖對保險利益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規定過于籠統，未體現保險利益原則在財產保險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中適用的差異性。隨著保險業務的發展，保險實務中出現的保險利益的一些問題沒有法律依據。如：是否所有的保險合同都嚴格要求投保人對于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如何認定？保險利益存在的時間有何要求？保險利益是對投保人的要求，還是對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也有要求？以上這些問題《保險法》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完全照搬《保險法》關于“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的規定在保險實務中易引起保險合同糾紛，有違保險合同的公正，甚至會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為此，有必要分析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差異性，根據保險實務做法，并借鑒其他國家保險法律有關保險利益的規定，完善我國的《保險法》。

二、財產保險利益和人身保險利益之比較

（一）保險利益的認定

雖然一切保險利益均來源于法律、合同、習慣或慣例，但由于兩大險種保險標的的性質不同，保險利益產生的條件各異。

一般來說，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主要產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各項權利和義務。它主要包括現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責任利益。現有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現在正享有的利益，包括所有利益、占有利益、抵押利益、留置利益、債權利益等，是保險利益最為通常的形態；期待利益又稱希望利益，是指通過現有利益而合理預期的未來利益，如盈利收入利益、租金收入利益、運費收入利益等；責任利益主要針對責任保險而言，是指民事賠償責任的不發生而享有的利益。但基于財產保險保險標的的可估價性和保險合同的補償性特點，保險利益的成立要求符合以下條件：（1）可以用金錢計算；（2）必須是合法利益；（3）必須是確定的利益，即無論是現有利益還是預期利益，都必須在客觀上是確定的，能夠實現的利益，而不是憑主觀臆測或推斷可能獲得的利益。

各國保險立法對人身保險利益的規定有共同之處-即投保人對自己的壽命和身體具有保險利益。但當投保人為他人投保時保險利益的認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利益主義。以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是否存在金錢上的利害關系或者其他利害關系為判斷標準，如英美的保險法以此方式認定保險利益；（2）同意主義。不論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有無利益關系，均以取得被保險人同意為判斷標準，如韓國、德國、法國等的保險法以此方式認定；（3）折衷主義。將以上二者結合起來，如我國臺灣地區的保險立法。

我國《保險法》第52條規定：“投保人對下列人員具有保險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款以外與投保人有撫養、贍養或者扶養關系的家庭其他成員、近親屬。除前款規定外，被保險人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合同的，視為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保險法》在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規定上將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具有利害關系和被保險人同意二者結合起來，既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風險，也具有靈活性，因此筆者認為該項規定是非常合理的。但對財產保險保險利益的認定沒有作出規定。

（二）保險利益的量

財產保險保險標的具有可估價性，決定了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保險利益都有量的規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保險利益，在量上表現為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如果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超過部分將因無保險利益而無效。這是因為財產保險合同是補償性合同，投保人以其財產向保險公司投保的目的，在于財產因保險事故受損時能獲得補償。如果補償金額不受保險利益的限制，被保險人以較少的損失獲得較多的賠償，則與損失補償原則相悖，也易誘發道德風險。因此，財產保險的損失補償，以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保險利益為限。

人身保險的保險標的不可估價，因此保險利益一般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投保人為自己投保，保險利益可以無限，但要受到繳費能力的限制；投保人為他人投保，保險利益的量取決于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法律上的相互關系或經濟上的相互關系和依賴程度，但除法律或保險合同對保險金額有限制外，保險利益一般沒有嚴格的量的規定。

（三）保險利益的存在時間和歸屬主體

此問題既涉及到保險利益是在簽約時存在，還是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和保險事故發生時皆應存在？也涉及到保險利益是對誰的要求，是對投保人還是被保險人？人身保險合同的受益人對保險標的是否應具有保險利益？

1.財產保險利益在保險合同訂立時不一定嚴格要求投保人必須具有，但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

財產保險保險利益的規定，主要目的在于衡量是否有損失以及損失的大小，作為賠償計算的依據，防止道德風險。因此財產保險強調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如果簽約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而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不具備保險利益，意味著被保險人無損失，依據補償原則的規定保險人將不負賠償責任；反之，即使在某些情況下簽約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但只要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人仍要承擔賠償責任。這種情況在海上保險中比較典型，在其他財產保險合同中也可能出現。比如，在國際貿易中以CFR條件進行貨物買賣時，買方在接到賣方的裝貨通知后即可投保海洋貨物運輸險。但此時買方并未取得作為物權憑證的提單，嚴格說來對貨物不具有保險利益，但只要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人就要承擔賠償責任，這在世界各國基本上是一條公認的準則。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財產保險合同多數情況下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但在特殊的情況下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比如在保險實務中出現的商場為購物顧客附贈財產保險、單位為職工購買家庭財產保險等。類似這種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投保人對于保險標的實際上并沒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是否有效關鍵看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因為在此情況下投保人只有繳納保險費的義務，一旦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投保人無從獲取非分之利。只要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就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風險。

2.人身保險著重強調簽約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至于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否存在，并不影響保險金的給付

當投保人為自己買保險時，當然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也具有保險利益。但人身保險合同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比較多見，如丈夫為妻子投保、企業為職工投保等。如果投保人簽約時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那么保險合同生效后即使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如夫妻離婚、職工離開原單位等，投保人對被保險人沒有了保險利益，也不影響保險合同的效力，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應承擔保險金給付責任。因為：首先，人身保險合同不是補償性合同，因而不必要求保險事故發生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一定具有保險利益。人身保險保險利益規定，其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風險和賭博行為，如果簽約時作了嚴格的控制，道德風險一般較少發生于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第二，人身保險合同的保險標的是人，且壽險合同多數具有儲蓄性，被保險人受保險合同保障的權利不能因為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保險利益的喪失而被剝奪，否則，有違保險宗旨，也有失公平。

人身保險合同除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外，受益人是否應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我國《保險法》沒有規定受益人對保險標的應具有保險利益，只是對什么是受益人作了界定。《保險法》第21條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的享受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為受益人。《保險法》界定的受益人是廣義受益人，這里討論的受益人是狹義的受益人，即死亡保險金的領取人。英美的保險立法為防止道德風險，不僅要求合同當事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還要求受益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一般來講，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受益人對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并不影響保險合同效力，只是受益人不得享有保險金請求權。我國《保險法》規定受益人可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為防范道德風險，避免受益人為得到保險金而對被保險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脅，保護被保險人的生命安全，以死亡為給付條件的人身保險合同，應規定受益人必須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否則不得享有保險金請求權。

三、修改《保險法》的幾點建議

1.明確規定保險利益分為財產保險利益和人身保險利益，并對其分別作出解釋。建議將《保險法》第11條第3款“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更改補充為“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保險利益分為財產保險利益和人身保險利益，前者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可以估算的利益，后者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物質上或人身上的合法利害關系。”

篇（7）

再保險（reinsurance）系保險人以其所承保的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的契約行為，可謂為“保險之保險”（theinsuranceofinsurance）。“其……對于再保險人而言，則有達成危險分散、節減營業費用與獲致優厚利潤之效能；而對原被保險人，亦有加強安全保障、簡化投保手續及提高企業信用之功能。故曰保險經營的成敗，端視再保險的運用妥當與否，實非虛言。”再保險合同及運用，均較一般保險合同更為精密、復雜且多變化，其影響之深遠足以左右保險事業的發展，然而在國內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擬從再保險合同的概念出發，討論再保險合同的性質，進而探討再保險合同的獨立性及從屬性，以期對再保險合同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再保險合同的界定

（一）再保險合同的性質

再保險合同雖種類繁多，方式互異，其本質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有探討的必要。關于再保險合同屬性的主要學說有：

1.合伙合同或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

有學者認為，再保險合同為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以分擔危險為共同目的之合伙合同。此說認為就其經濟機能而言，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由于危險分擔之結果，在利害關系上有共同性，與合伙之性質相似。易言之，再保險合同之當事人，就危險之分擔、利益之獲得而言，有其共同之目的，如此結合，無異合伙。再由再保險的種類觀察，不論比率再保險或溢額再保險，均由原保險人對原被保險人負給付之責，正如合伙債權人對合伙體請求履行合同之責。至于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責任的分攤，均由再保險合同決定，猶如合伙合同中約定出資額的多寡決定合伙人責任的大小。此說為德、日、法等國早期判例所采用。（注：袁宗尉：《保險法》，臺灣三民書局1969年版，第69頁。）筆者以為，就法律要件分析，合伙乃當事人互約共同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同，亦即必須有共同之合伙財產，當事人亦須以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而訂立合同。而事實上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間并無共同出資，且訂立再保險合同之目的亦非在經營共同事業，加之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系兩獨立的法人，各為合同之主體，并非兩者成為一合伙體，故再保險合同非合伙合同。早期代表性之見解還有保證理論、（注：此說認為，再保險合同的從屬性與保證契約從屬于債權契約而存在，兩者有相似之處，故認為再保險人類似于保證人之地位，若擔保保險人于事故發生時拒付保險金，將由再保險人代負履行之責。）轉讓理論（注：此說認為，原保險人將其對原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再保險人，亦即契約主體的變更。）及委任理論（注：此說認為，再保險人是受原保險人之委任，處理原保險人承擔危險等事物。）等，但由再保險的各種方式觀察前述理論，發現其均難以自圓其說。以比例再保險為例，原保險人將所承保之危險按一定比例分出給再保險人，由再保險人承擔一部分危險，這并不能使再保險人立于保證人的地位，進而代原保險人履行合同。而轉讓理論對比例再保險似可圓滿解釋，但對溢額再保險則無法自圓其說。另外，訂立再保險合同后，原保險人仍須處理理賠等工作，并非委由再保險人處理，故委任理論亦無法妥善解釋再保險合同的性質。

2.保險合同說

由于再保險合同既非合伙亦非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就應從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間的合同內容加以觀察。由此可以發現，不論比例再保險或溢額再保險合同，均系由原保險人給付一定保險費，而由再保險人承擔危險的雙務合同。此合同的內容與保險合同的內容相一致，故再保險合同應為保險合同無疑。唯其屬何種保險仍有以下爭議：

（1）原保險合同說。亦即同種保險說、繼承說。此說認為，再保險合同繼承原保險合同而來，兩者并無二致。因再保險之成立與否，僅視原保險是否存在，而其實質內容仍以原保險合同之內容為基礎，亦即認為再保險合同系由兩個團體承擔同一危險，而構成同一利害共同體，再保險人賠償義務與原保險人賠償義務同時發生，再保險與原保險屬于同種保險。故原保險合同若為財產保險，則再保險合同為財產保險；原保險合同為人身保險者，再保險合同仍不失為人身保險。因為其保險標的并未改變。（注：陳繼堯：《再保險實務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76年版，第47頁。）

（2）責任保險合同說。此說認為，再保險系基于原保險合同中原保險人對原被保險人之給付責任，而以填補此種給付為目的之一種責任保險。因責任保險合同所保險之對象，并非被保險人于保險事故發生時所致之財產損失，而是避免其因法律或合同所負債務之增加或擴大，所保護者為消極之保險利益，亦即一種不利之關系。再保險合同對原保險人的保護，正是其依原保險合同所負之賠償責任，故其性質應為責任保險。換言之，不問原保險為財產保險或人身保險，再保險均屬責任保險。（注：［日］田邊康平：《保險契約法》，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

綜上所述，關于再保險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僅有兩個條文的規定。其中第28條規定：“保險人將其承擔的保險業務，以承保形式，部分轉移給其他保險人的，為再保險。”這是我國法律對再保險合同概念的界定。筆者認為，我國法律雖然對再保險合同的性質作出了明確規定，但上述法律條文所稱“將其所承擔的保險業務……轉移給其他保險人”至少有以下兩層含義：其一，不論原保險合同為壽險或非壽險，再保險均系基于有效合同基礎之上而成立的保險合同；其二，再保險之特征為責任轉嫁或分擔。據此，筆者認為，我國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再保險合同為責任保險，但從國家立法宗旨和當事人締約目的觀察，此種合同在性質上當屬責任保險合同無疑。

（二）再保險與相似制度的比較

為了更進一步明確再保險合同的特征，有必要比較與再保險相類似的制度-共同保險與重復保險之間的差異。

1.再保險與共同保險。共同保險（co-insurance）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保險人聯合直接承保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責任而總保險金額不超過保險標的可保價值的保險。共同保險的各保險人在各自承保金額限度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再保險與共同保險均具有擴大風險分散范圍、平均風險責任、穩定保險經營的功效。兩者的區別在于：共同保險是多數保險人同投保人建立的保險關系，屬橫向聯系和原保險，且為原保險的特殊形式；就風險的分散方式而言，它是風險的第一次分散，因此，各共同保險人仍然可以實施再保險。而再保險是保險人同保險人建立的保險關系，是縱向聯系；就風險的分散方式而言，再保險是在原保險基礎上進一步分散風險，是風險的第二次分散，并可通過轉分保使風險更加細化。從歷史沿革來看，共同保險的產生早于再保險。但由于再保險的融通性高且運用方便，現代保險實務中普遍采用再保險分散風險的方式。而最近的發展結果表明，共同保險與再保險并非背道而馳，反而漸趨接近，呈出現共同保險的再保險化與再保險的共同保險化之“互化”趨勢。盡管如此，兩種制度間的差異仍較明顯。

2.再保險與重復保險。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重復保險雖與再保險一樣具有分散風險的功能，但二者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從締約動機上看，重復保險的投保人若系善意，旨在增強安全保障，惡意投保人則往往在于圖謀不當得利；而再保險乃原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所負責任，所做出分散危險的制度安排。從告知義務的履行事項看，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而再保險分出人（原保險人）則應將其自負責任及原保險的有關情況告知再保險接受人。從超額部分保險的效果來看，重復保險中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保險價值，超過保險價值的，超過的部分無效；而再保險中則可就超額約定再保險合同。總之，再保險與重復保險為兩種不同的保險制度。

二、再保險合同的獨立性

再保險合同屬私法上債權合同之一。基于債權合同之“相對性”，可知原保險合同與再保險合同乃兩各自獨立存在的合同，各有其當事人，其權利義務關系，自應依個別獨立之合同決定。況由再保險的種類亦可知，原保險合同與再保險合同為兩個獨立存在的保險合同。以溢額再保險為例，原保險合同的事故發生時，再保險合同的事故尚未發生，故再保險人不須負理賠之責。由此可見，原保險人依原保險合同對原被保險人負責，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合同對原保險人負責，兩合同各自獨立，合同的權利義務亦不相牽連，在學說上稱為再保險合同之獨立性。

（一）賠償請求權之獨立性

原保險合同與再保險合同既為兩獨立合同，故原則上，原保險合同之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與再保險合同之再保險人間不生任何權益關系。（注：參見梁賢宇：《保險法》，臺灣三民書局1995年版，第183頁。）基于債之相對性，除非另有規定，原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當然無任何請求權可言，故《保險法》第29條規定：“原保險的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向再保險接受人提出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請求。”因此，被保險人僅在原保險人怠于行使權利時，依民法之規定，代位原保險人對再保險人行使求償權。（注：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版，第219頁。）但其行使之效果，有學者主張仍應該屬于原保險人，原被保險人并不能因此而獲得優先受償權，而仍與其他債權人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受清償。但問題是若原保險人破產時，再保險人之給付僅成為破產財產，原被保險人亦僅參加破產程序，與其他債權人平等分配，這對被保險人的保護不甚周全，故引發我們思考是否應賦與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直接請求之問題，此容后述。

（二）保險費請求權之獨立性

再保險合同當事人為再保險人及原保險人，原投保人與前者無涉，故再保險人不得向原投保人請求交付保險費。此從合同效力相對性之原則即可推論而出，《保險法》第29條更明文強調其旨：“再保險接受人不得向原保險的投保人要求支付保險費。”再由再保險的種類觀察，比例再保險之保險費固以原保險費為計算基礎，但溢額再保險的再保險費高低與原保險費全然無涉，自不能由再保險人徑向原保險合同之投保人請求保險費之給付。即使在比例再保險中，要求原保險合同的投保人將一定比例的保險費給付甲原保險人，一定比例的保險費給付甲再保險人、乙再保險人，亦甚繁瑣。就再保險人而言，不僅無原投保人之完整資料，且空間距離較遠，又無業務往來，直接收取不僅困難且不經濟。為求運作之經濟便利，仍應遵循各保險合同的分際，由原保險人向原保險合同之投保人請求原保險費，再保險人向原保險人請求再保險費而不向原保險合同的投保人請求，此為保險費請求權的獨立性。

（三）賠償義務的獨立性

原保險人之賠償義務，應依原保險合同決定。不論其是否辦理再保險，一旦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應負理賠責任應無疑問。再保險的運用，對原保險人而言，雖有增強保險的功能，但不得因此認為，再保險合同的履行情況，將影響到原保險合同的履行，故不得以再保險人不履行債務為由，拒絕或延遲履行其對原被保險人之給付義務。換言之，原保險合同之被保險人與原保險人間的權利義務，不受再保險合同之影響，故《保險法》第29條特別明文規定：“再保險分出人不得以再保險接受人未履行再保險責任為由，拒絕履行或者延遲履行其原保險責任。”此為賠償義務的獨立性。

三、再保險合同的從屬性

再保險合同與原保險合同雖為兩獨立的合同，但是兩者之間仍有若干關聯。以下筆者從兩保險合同相從屬的角度，來觀察再保險合同與原保險合同關系之另一面。

（一）同一命運原則

再保險合同雖獨立于原保險合同之外，然實際上兩者亦是相互依存，再保險合同不能脫離原保險合同而存在，原保險合同有賴再保險合同分散其所承擔之危險。再保險人在接受再保險業務后，其保險上的命運（insurancefortunes），即與原保險人相隨與共，此即所謂同一命運原則（follow－the－fortunesprinciple）。國際慣例上，共同命運條款通常表述為：“茲特約定凡屬本合同約定的任何事宜，再保險人在其利害關系內，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注：胡炳志：《再保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頁。）因此，原保險合同之無效、解除或終止，再保險合同亦生同一效果。（注：參見鄭玉波：《保險法論》，臺灣三民書局1968年版，第53頁。）因為原保險合同若無效、解除或終止時，再保險合同將因無保險利益而隨之失效。此在比例再保險之情形下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對于溢額再保險適用與否，則因情況而異。如果賠償款未達到起點額（priority），再保險人不必負任何賠款之責，自不涉及同一命運原則；倘若超過起點額，則再保險人須負賠償責任，則有同一命運之存在。因此，同一命運原則在比例再保險中數量上為無限制（unlimited），在溢額再保險中則有數量上的限制（quantitativelimit）。

（二）直接請求權的賦與

在賠償請求權的獨立性部分，我們已經慮及，該項獨立性對原被保險人的保護未必周到，因而應當考慮是否打破獨立性而賦與原被保險人直接請求權。以下乃從再保險合同的目的、效能及其屬責任保險的本質上著手，尋求賦與其直接請求權的正當性。

1.由再保險之目的與效能觀察。如前所述，再保險原為保險人考慮自身的承擔能量，而決定將其保險業務轉保或分保與他保險人，原被保險人的權利義務并無變化。但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保險業所承保之保險金額隨之增大，危險的分散與平均化愈顯重要，再保險將一家保險公司所承保之危險，轉嫁到多家保險公司負擔，成為網狀。若遇保險事故發生，由眾多保險公司共同承擔，藉以減少自身責任以求經營之安全，因此再保險除對原保險人有分散危險擴大承保能量、加速業務發展等功能外，原被保險人應依再保險合同之訂立而獲得加強安全保障之利益。（注：袁宗尉：《再保險論》，臺灣三民書局1972年版，第51頁。）欲使原被保險人之安全得以周全保障，應賦予其對再保險人直接之給付請求權，以避免當原保險人破產時其只能處于普通無擔保債權參與分配的窘境。故雖有《保險法》第29條之明定，筆者仍主張再保險人與原被保險人之間雖無合同當事人關系，但可于再保險合同中，訂明再保險人可直接向原被保險人負責。此雖違反《保險法》第29條之強制規定，但此項約定因有利于被保險人，應屬有效。此也符合保險立法的現代精神和原則-優先保護被保險人利益。我國臺灣地區所謂的“保險法”第54條規定：“本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但有利于被保險人利益的，不在此限。”即為實例。賦予被保險人直接請求權，使之獲有雙重保障，但不得有雙重賠償，以免不當得利，自不待言。由此可見，對原被保險人賦予直接請求權，不僅并無違反再保險之意旨，相反地，似更能達成再保險之目的與整個保險制度以保護被保險人為中心之意旨，殊值贊同。我國理論和立法應加以引進和確認。

2.由責任保險的觀點立論。再保險的性質屬責任保險已如前述。關于責任保險中賦予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可行性，法學界有兩種觀點：（1）否定說。此說認為，責任保險合同保險金請求權乃屬于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可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的第三者，對保險人當然無請求權可言。（注：陳繼堯：《再保險實務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76年版，第120頁。）日本等國立法采此說。（2）肯定說。此說認為，責任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即應負擔損害填補之義務。填補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其一，以被保險人已對第三人履行損害賠償義務為要件，在其保險額度內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其二，于被保險人對第三者之法律責任確定時，以損害賠償額為限，由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其三，當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法律上責任發生已確定時，承認第三人對保險人有直接損害賠償請求權。三種方法中，第一種方法當被保險人因無資力而無法履行對第三人的賠償義務時，空有保險救濟卻無法運用；第二種方法有被保險人將已領取的保險金未對第三人賠償而轉向他處消費的疑慮；基于保護第三人之政策觀點，承認第三人對保險人有直接請求權實為最理想的方法。（注：［日］田邊康平：《保險契約法》，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頁。）《保險法》第49條在立法上亦采此說：“保險人對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金。”筆者認為，從責任保險的目的來看，責任保險即在于求得被保險人責任之免除。對第三人賦予請求權，使保險人直接對第三人為給付，符合責任保險的目的。因此，肯定說有其合理之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在責任保險合同中，雖無法否認第三人（被害人）并非保險合同中之當事人，但學說與立法例均試圖賦予其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這就突破了債之相對性原則。再保險合同既屬責任保險，同時再保險目的之一亦在于追求原被保險人之安全保障，使其損害得到充分補償和利益獲得充分保障，故將上述對責任保險第三人賦予請求權論理類推至再保險，使原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亦有直接之請求權，應屬可行。

（三）代位權追償所得之攤還

代位追償為財產保險合同的重要原則之一。《保險法》第44條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這就為保險合同代位權的實現提供了法律依據。法律之所以規定保險合同的代位權，這是因為：一方面要使侵權行為人等應負責之人，不因被保險人有保險就免除其損害賠償之責，亦即要求對危險事故發生應負責之人，負終局責任；另一方面不讓被害人因保險理賠和侵權行為人等之損賠，而獲得雙重賠償，產生不當得利之問題。再保險性質上屬于責任保險，亦為財產保險的一種，再保險人于理賠后理當可以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權。如此，則使再保險人得以追償所得，降低理賠金額，進而得以降低再保險費，使原保險人樂于分保，原被保險人也多一分保障。然以再保險的特殊性，運作上是否與一般損害保險有所不同？以下僅探討再保險中代位權之行使范圍及其實現途徑等相關問題。

1.代位權之請求范圍。一般而言，保險人之代位請求范圍，以其所支付之賠償金額為限。具體到有再保險之保險人時，其所能請求之范圍，究竟是對被保險人理賠金額之全部？抑或只能請求再保險攤回之金額后之余額？法學界與保險實務具有不同見解：（1）保險人只能請求再保險攤回之金額后的余額。此觀點以為，保險人的代位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其目的在于避免保險人的不當得利。保險人因事先已安排再保險來分散危險，在保險事故發生后，理賠責任因不同的再保險方式，以不同的比例或數額分散至再保險人，故實際上，原保險人只負擔所承保危險的一部分。亦即原保險人理賠后，尚可向再保險人請求攤付再保險之部分。保險人既未負擔全部責任，自亦不能代位請求理賠金額之全部，否則將造成原保險人之不當得利。我國臺灣地區保險判例上即采此觀點。（2）保險人可請求對被保險人理賠金額之全部。此觀點以為，代位權制度的設計，一方面要求應負責之人盡其賠償之責，另一方面避免被保險人之不當得利。然而，若原保險人只能代位請求其實際負責之部分而非理賠總額，則侵權行為的加害人，便因原保險人安排再保險而獲得利益可免部分責任。因安排再保險而使侵權行為的加害人成為實質的受益人，豈不荒謬！（注：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版，第209頁。）為求侵權行為人盡其應負之責，應讓原保險人代位向侵權行為人請求賠償之全數，再由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依其應負責之部分，分別享受代位之所得。唯有如此，才能使侵權行為人負其應負之責，原保險人又不致不當得利。而再保險人因代位所得之補償，可降低其損失額，對再保險制度的發展，實屬有益。對原保險人而言，損失額的減少，進而得以降低保費，亦有利益。對此筆者以為，以后說為當。同為侵權行為人，其因侵權行為所應負之責，不應因被害人之保險人是否參加再保險而有所不同。依國際慣例，“再保險人對于賠償及理賠費用，依其再保險成分負責任，但對該項賠償之救護或追償所得，按其成分具有權利。”（注：陳繼堯：《再保險論-當前趨勢與型態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93年版，第34頁。）因此，不論理論上或實際運作上再保險人均應可分享代位所得之利益。若依前說見解，原保險人只能請求自負理賠責任之金額，忽視了再保險人之權益，則再保險的功能大打折扣。

2.代位權實現的途徑。我們既已肯定再保險人立于再保險合同之保險人地位，理當可享受代位權所得之利益，但其是否可自行行使代位權？或須通過原保險人向第三人請求，所得補償再攤還給再保險人？法學界與保險實務界有不同見解：（1）再保險人可自行行使代位權。此觀點認為，再保險性質上屬于責任保險，就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之關系而言，再保險人為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而原保險人為被保險人。依《保險法》所規定代位行使之條件觀察，原保險人于賠償被保險人之損失后，獲得代位權，同樣適用于再保險。即再保險人將再保險金給付原保險人后，再保險人取得代位權，（注：陳繼堯：《再保險論-當前趨勢與型態研究》，臺灣三民書局1993年版，第33頁。）其與一般保險人取得代位權并無不同，自可自行行使。（2）須由原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此觀點主張，基于再保險的特殊性，再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應由原保險人為之，即原保險人以自己名義代位請求全部賠償金額，并將追償所得攤還給再保險人。因原保險人為分散危險之需求，可能依各種方式安排再保險合同，再保險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數眾多。對再保險人而言，再分別行使代位權，事實上不可能，也不經濟；對應負責之人（如侵權行為之加害人）而言，則會因再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而疲于奔命。為求再保險人之方便，并免第三人應訴之累，代位權之行使權人應限原保險人得為之。至于求償所得，再由原保險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險人應負責之部分分攤。（注：［日］田邊康平：《保險契約法》，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頁。）對此筆者以為采后說見解為當。由原保險人行使代位權，對第三人而言，雖亦可能因共同保險情形而須面對數個保險人，但對比起須面對分散世界各國之再保險人一一請求，可減輕不少訟累；對再保險人而言，亦簡便省事。若原保險人知有代位權之存在，卻故意不為行使，或就其追償所得不按約定成數移轉于再保險人，再保險人即可以原保險人違反再保險合同之規定，向原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故目前國際間保險業習慣，亦多于再保險合同中訂明，由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代請求所得，依其負責程度享有權利。

篇（8）

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是合同雙方當事人引起案件訴訟的焦點問題之一。縱觀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歷程因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與保險公司發糾紛乃至訴諸公堂已屢見不鮮。鑒于保險合同屬于射幸合同。從維護保險業的正常發展和維護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合法權益方面分析，它又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處理的好壞與否將直接影響保險公司的信譽度，也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帶來不和諧的音符。但從法律的角度分析，更應當以法律為準繩來保護雙方的合法權益，基于此，對于探討保險人的法定合同解除權和約定合同解除權是必要的，也是應當引起合同雙方加以重視的，減少不必要糾紛的一項主要內容，那么，筆者試從以下四個方面作以闡述。

一、保險人合同解除權的概念。

合同解除權，即在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成就時，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所享有的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相應地，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即可解釋為：在法律規定或保險合同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成就時，保險人所享有的單方解除保險合同的權利。

從合同解除權行使的后果分析，合同解除權依解除權人單方的意志即可發生效力。因此，可以說，合同解除權為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提供了一定的補救措施，即當合同在履行過程中出現某種意外的情況時，當事人可以通過行使合同解除權單方面解除合同，從而避免或減少利益損失。但是，也應該看到，合同解除權是一種破壞性較大的權利，因為解除權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權，則合同即應歸于消亡，對方當事人想要履行合同也不可能，這必然降低履約效益，給社會經濟循序帶來負面影響。也正因如此，學者們指出，法律對解除合同必須采取慎重態度，合同解除權有法定解除權和約定解除權。對不同的解除權其行使條件和要求是不一樣的法定解除權的行使條件比約定解除權的條件較為嚴格。

二、以《保險法》為依據，維護好保險人的法定解除權。

為了表述清晰，筆者先從一業務員未如實告知代簽保單是否有效為例對維護保險人法定解除權進行闡述。

2000年10月，某保險公司業務員來到王某家中推銷公司的人壽保險．經業務員介紹，王某與丈夫商量決定為丈夫投保，當場簽訂了投保單，保額20萬元．由于簽字時丈夫急于外出，遂由王某代替，在投保書上簽了丈夫的名字并交納了6000元保險費，業務員出具了公司的人身險保費暫收收據。

2001年2月，王某的丈夫在外出途中遇到車禍，經搶救無效死亡．王某辦完丈夫的后事，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保險公司審核了王某的投保手續后認為，保險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應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否則合同無效．”王某為丈夫投保的投資連結保險，是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險種，投保單上沒有丈夫本人的簽名，且王某也沒有拿出被保險人的書面認可意見，王某代簽投保單的行為無效，保險公司可以按規定退還保費但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經過幾次協商之后，王某與保險公司未能達成一致，于是王某將保險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經過審理認為，保險單屬于格式合同，投保單是其組成部分。合同法規定格式合同的制訂方在訂立合同時，應按照誠信原則就條款向對方履行必要的說明義務。本案中，保險公司的業務員在動員王某投保時沒有向王某說明正確的投保手續以及違反這一手續會導致的后果，對王某代簽投保單的行為也沒有加以制止，并于事后將王某代簽的投保單加蓋體檢章上交公司，保險公司經審核后同意存檔，這一系列行為都說明保險公司默認了王某代簽投保單的行為，對于合同形式上的瑕疵應當承擔責任．法院判決保險公司應按合同約定賠償王某18萬元。為避免道德風險，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在人壽保險合同中，投保人為他人訂立死亡保險合同時，各國保險法一般均要求征得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我國保險法第五十六條也作了類似的規定．為投保人代為投保設立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即實質上獲得被保險人的同意，并且這種同意是真實有效的，例如，不是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作出的，形式上這種同意應以書面方式作出。

本案中，王某代丈夫投保的行為滿足了法律的實質要件，沒有滿足形式要件，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通過觀察王某的投保過程，我們會發現，王某的過失是由于保險公司沒有履行必要的說明義務造成的。這種情況下，如果直接適用保險法第五十六條認定合同無效，不僅損害投保人的利益，還會助長保險人的投機心理，將導致不公平的結果，從而違背立法本意。出于上述考慮，法院經過權衡利弊最終還是判決保險公司應當承擔給付保險金的義務。根據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在當事人為締約而接觸磋商之際，彼此之間就己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信賴關系，互負協助、告知、保密等附隨義務。在交易雙方地位相差懸殊時，法律對強勢一方附隨義務的要求也更為嚴格。保險公司相對于投保人而言在市場上處于強勢地位，也更加了解熟悉保險法，對于投保人的利益應盡到注意義務，在締結保險合同時應給予必要的協助，否則將承擔締約過失的責任。

那么，什么是法定解除權呢？

所謂法定解除權，是指在法律直接規定的合同解除條具備時，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所享有合同解除權。對于一般的民事合同當事人而言，這種法定的解除條件主要表現為不可抗力、預期違約、遲延履行、根本違約等。而對于保險合同中保險人而言，這種法定的解除條件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投保人不履行告知義務，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保險欺詐，財產保險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末按照約定履行其對保險標的安全應盡的責任，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不履行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人身保險的投保人中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并其真實年齡不符合合同約定的年齡限制，人身保險的投保人。未及時交付保險費等，并且應當注意的是，依據《保險法》第15條關于“除本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合同”的規定，保險人的法定解除權僅限于《保險法》上述條文所確定的各種情形，而不包括《保險法》以外的其它法律規定的情形。

三、如何正當妥善處理好保險人約定解除權。

除《保險法》另有規定外，保險人可在保險合同中與對方當事人約定保險合同解除的條件，當約定的條件具備時，保險人即享有約定解除權。

關于保險人的約定解除權，目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某些保險條款約定的解除條件過于寬泛，對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來講有顯失公平之嫌；第二是某些保險條款結保險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未作約定，導致當事人對解除的后果，如保險人對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是否承擔保險責任，是否退還保險費等問題認識不清；第三是某些保險條款片面追求所謂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約定保險人也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使保險合同的效力處于不確定狀態。

筆者還從一個案例來進行分析，如何正當處理好約定解除權。

1998年2月，吳某的父親為吳某的母親投保了人壽保險，保險金額為12萬元，保險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是吳某。2002年3月，吳某與妻子蔡某決定協議離婚，兩歲的女兒歸妻子撫養。在家庭財產處理問題上，二人經多次協商，吳某同意將保單中的受益權轉讓給蔡某。由于吳某擔心父母想不通，就私下向保險公司提交了書面的受益權轉讓申請書，申請將保險單的受益人變更為蔡某，以便將來把保險金給付蔡某。保險公司在吳某韻再三請求下，在原保險單上更改了受益人。

吳某離婚后不久，其父母得知此事，便來到保險公司，提出受益人的轉讓應經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同意，要求保險公司確認受益權轉讓行為無效，恢復吳某為受益人。在保險公司不同意恢復的情況下，吳某的父母向法院提訟，請求法院確認受益權轉讓給蔡某的行為無效。一審法院的判決支持了吳某父母的請求。

此案涉及到人壽保險中受益權的轉讓問題，即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權轉讓權．受益權是指受益人根據保險合同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的指定，享有的保險金給付請求權．除保險合同約定外，受益人取得的權利僅以保險金的請求權為限，至于保險金的返還請求權等權利原則上仍屬于投保人，受益人不能取得．通常認為受益權系原始取得，所以受益人取得的保險金不得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不能用以抵還被保險人生前的債務，并且可以免繳遺產稅。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無權分享受益人領取的保險金。

但受益權不是一種現實的權利，僅僅是一種期待權。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之前，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可以隨時申請變更受益人。只有當被保險人死亡后，受益權才能變為現實的財產權，受益人才能夠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各國法律一般都規定，受益人在接受受益權后，可將其轉讓給他人，但事先必須經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同意，或者一開始就在保險合同中載明允許轉讓。

我國保險法第63條對受益權的變更和撤銷問題作出了規定；“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可以變更受益人并書面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收到變更受益人的書面通知后，應當在保險單上批注。投保人變更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但受益權的變更、撤銷與受益權的轉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國保險法對于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權轉讓權問題并無明確規定。但從法理上分析，在保險事故發生之前，保單的受益人是可以隨時變更或撤銷的，也就是說受益人的受益權都是期特權利，該權益并不歸受益人既得，也不由受益人控制或掌握，因此受益人無權私自轉讓受益權。在上述案件中，一審法院的判決是準確的，在我國的保險實務中，如果受益人要轉讓受益權，必須經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同意，并按照受益人變更的法定程序通知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在保單上批注后發生轉讓效力。該轉讓的結果實際上相當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變更受益人。保險公司在接到受益權轉讓申請后，應認真審查受益權轉讓申請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

四、正確處理好法定解除權和約定解除權的關系。

綜上所述，鑒于法定解除權和約定解除權已作了闡述，那么從目前我國保險市場發育仍處于不成熟階段。保險人或被保險人保險知識知之甚少，只是通過保險人的宣傳和介紹才略知一二，加之，保險條款內容專業化術語太強，太生硬，不好理解，同時，由于某些保險人不履行《保險法》的有關規定，或多或少地存在誤導，誘導投保人現象的發生。這也是引起合同雙方發生糾紛的一個主要原因。為此，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減少合同雙方解除合同的解除權的幾率：

一是保險公司應當大力宣傳和普及保險知識。

《保險法》第94條規定，保險公司應當根據保障被保險人利益保證償付能力的原則，提取各項責任準備金。保險公司只有通過多種有效形式大力宣傳和普及保險知識，提高人民群眾的風險意識，才能使保險公司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發揮其“穩定器”和“安全閥”的作用。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有利于保險公司的業務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減少法律糾紛。

二是作為保險公司人應有較高的法律意識。《保險法》第136條規定：保險公司應當對保險人的培訓和管理，提高保險人的職業道德和業務素質，不得唆使、誤導保險人進行違背誠信義務的活動。為此，保險人要懂法、知法、守法、恪守良好的職業道德，以誠信為根本、以法律為準繩從事保險業務。對一些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識淡薄、誤導、誘導投保人的保險人要堅決予以清除，負有法律責任的要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維護投保人的合法權益。

三是作為投保人要履行法律義務。《保險法》第138條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為之一，進行保險欺詐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

（二）未發生保險事故而謊稱發生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三）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四）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五）仿造、變造與保險事故有關的證明、資料和其他證據，或者指使、唆使、收買他人提供虛假證明、資料或者其他證據，編造虛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程度，騙取保險金的。

有前款所列行為之一，情節輕微，尚不構成犯罪的，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

為此，作為投保人要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如實按《保險法》規定去執行，共同維護好《保險合同》的權威性。

總之，在正確處理法定合同解除權和約定合同解除權中，既要以《保險法》履行好法律責任，又要通過雙方自愿的原則把約定合同解除權處理好，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續，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從而，真正維護保險人或被保險人、受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好社會經濟秩序，使保險公司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篇（9）

根據《保險法》第59條規定，保險合同復效存在的基礎是投保人沒有按期繳納保險費導致保險合同暫停履行后，在規定期限內又向保險人申請保險合同繼續履行。

《保險法》之所以引入復效制度，是基于人身保險合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復效的制度價值決定的：首先，人身保險特別是人壽保險，保險期間都比較長（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保險費一般也不是一次繳足，在保險合同履行期間，難免投保人會忘記繳納，一旦投保人記起，應給給予挽回的機會，這樣投保人也不會有損失，保險人的客戶也不會流失；其次，人壽保險的保險費都較高，算得上是一筆奢侈性指出，在漫長的履行過程中，難免投保人經濟狀況發生較大變故，一旦經濟緊張，投保人很有可能無力在繼續繳納保險費，當投保人經濟好轉時也會考慮繼續繳納保險費；再次，復效可以使保險人節約成本，對保險人來說，不用按新訂立合同的程序執行，也不用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成本指出減少；最后，由于復效時沒有年齡限制，使得超過投保年齡的人不用在擔心沒有保險。

二、保險合同復效的法律性質

首先，無論是立法還是保險法理論均認為保險合同復效是原來保險合同繼續執行，而不是新訂立保險合同。根據《保險法》第59條規定，保險合同復效針對的是投保人因沒有在合同約定期限內繳納保險費而導致保險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形。“中止”和“終止”是有本質的區別，“中止”是暫時性的，可恢復的，而“終止”卻是結束，不可恢復的。故《保險法》第59條規定，保險合同中止后投保人與保險人兩年內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保險合同才終止。前后的差異，可以清楚的得出復效是原合同的繼續執行。

其次，從保險條款本身來看，保險人也認為保險合同效力恢復不是新訂立合同。打多數保險條款都規定，被保險人自保險合同生效或效力恢復之日起兩年內自殺的，保險公司不承擔保險責任。而《保險法》第66條規定：保險合同生效后兩年內，被保險人自殺，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把兩者稍作比較就可以清楚的得出：保險合同效力恢復不同于新成立保險合同。否則，保險條款完全沒有必要規定效力恢復后的兩年內被保險人自殺不承擔保險責任。

再次，認定保險合同復效是新訂立保險合同，與合同實際履行狀況不符。如果復效是新訂立保險合同，則保險人應當退還原保單的現金價值并重新向投保人簽發保單，且不能要求投保人補繳保險合同中止期間的保險費以及相應的利息。但從復效的實際情況來看，保險人并未退還原保單的現金價值、簽發新保單，卻都在復效單上要求投保人應補繳合同中止期間的保費及利息，這顯然是原合同的繼續履行。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的得出：保險合同恢復效力（復效）不是訂立新合同，而是原合同的繼續履行

三、投保人在保險合同復效時沒有如實告知的義務，保險人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復效時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沒有法律和合同依據

首先，《保險法》明確規定訂立保險合同時應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而沒有規定復效時投保人也應履行如實告知。《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并可以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之。據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告之義務的履行是在訂立合同之時，合同生效后，投保人無再履行如實告知的義務。

其次，大多數保險條款明確約定訂立保險合同時投保人應如實告知，沒有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復效時還應履行如實告知。例如《吉祥相伴定期保險條款》（以下簡稱“《保險條款》”）第十條（告知義務）規定：訂立本合同時，本公司應當向投保人說明本合同的條款內容，并就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做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可見保險人的詢問是發生在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也是發生在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在保險合同生效后無再如實告知的義務。

再次，復效時投保人無告知義務是立法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三條規定：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受益人分別為不同的人時，投保人不再繼續繳納保險費的，自保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兩年內，被保險人、受益人向保險人提出補繳保險費、恢復效力的要求，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最近公布的《保險法（修訂草案）》也沒有要求投保人在保險合同復效時應再次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從前述立法可以清楚的看出，在保險合同中止期間只要被保險人、投保人要求復效（被保險人健在），保險人應當復效，保險公司不得被保險人的健康狀況不符合最初投保時的要求而不給予復效，即復效時投保人、被保險人無需再如實告知。四、最大誠信原則不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復效時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復效時再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違反公平原則，是最大的不誠信

首先，最大誠信原則的內涵和外延均不要求投保人在合同生效后還應如實告知。保險領域之所以引入最大誠信原則，是因為投保人控制著保險標的，了解保險標的的價值和風險狀況，而保險人制作專業性很強保險條款，掌握其具體含義，故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的信息嚴重不對稱。引入最大誠信原則的目的是保障保險合同當事人雙方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信息的對等性，以保證保險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其內涵和外延都不要求合同成立后再如實告知。

其次，復效時被保險人患病不會影響保險費的合理性。首先，保險人在擬定保險費時已經充分考慮到符合投保條件的投保人在投保后發生保險事故的可能性，保險合同成立后被保險人患病是正常的風險，也是保險人應當承擔的保險責任范圍，根本不影響保費的合理性；其次，根據《保險法》規定，人身保險的保險費不能以訴訟方式主張，使保險人在制定保險費時充分考慮到投保人中途停保對成本的影響，即投保人停保不會影響保險費的合理性。以上兩方面充分說明：保險人所制定的保險費已經充分考慮到投保人中途停保、被保險人患病保險人的風險因素，復效時被保險人患病不會影響保費的合理性。

再次，保險人以復效時要求投保人未如實告知而拒賠違反公平原則，是最大的不誠信。公平原則作為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在保險合同訂立和履行過程中同樣適用。即疾病是人壽保險保險事故發生的基本事由，是保險人就應當承擔保險風險責任。保險合同復效時，保險人不僅要求投保人繳納了復效時的保費，還要投保人繳納了保險合同中止期間的保費（即便是保險人不承擔保險合同中止期間的保險事故），這已讓暫停履行的合同恢復原狀，保險人應當根據被保險人在投保時的健康狀況以及如實告知情況履行自己的保險責任，不應在額外的排除自己的保險責任。保險人以被保險人在合同生效后患病投保人沒有如實告知而拒賠，明顯是排除自己的保險責任，違反公平原則，是最大的不誠信。

五、復效時未如實告知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的效力問題

從前述分析可知，復效時要求投保人如實告知違反公平原則。雖然保險法規定，保險合同復效由投保人與保險人協商，但實際上，保險合同復效，仍然是保險人把一切待“協商”的內容設計好，投保人填寫并補繳保費及其利息，即復效過程不具有協商的性質，仍然是雙方履行保險人制作的格式條款。既然格式條款，就應當公平合理，根據《合同法》即民商事法律規定，格式條款違反公平原則的，可以認定其無效或撤銷該約定。

篇（10）

一、合同轉讓的一般理論

合同的轉讓也就是將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轉讓，是指在不改變合同內容和標的的情況下，合同關系的主體變更。合同轉讓需要轉讓人與受讓人達成轉讓的協議。按照轉讓內容的不同，合同的轉讓可以分為合同權利的轉讓，合同義務的轉讓和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

合同權利的轉讓是指合同的債權人通過協議將其債權全部或部分的轉讓給第三人的行為。債權人轉讓合同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且除非受讓人同意，債權人轉讓權利的通知不得撤銷。也就是說，合同權利轉讓的要件是轉讓人要盡通知債務人的義務。

合同義務的轉讓是指不改變合同義務的內容，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的行為。由于合同債務的轉讓直接影響到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債務人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的，應當以債權人同意為前提。在這一點上，與合同權利的轉讓是不同的。合同權利的轉讓只需通知債務人即可。

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又稱為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轉移，是指一方當事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并經原合同另一方當事人的同意，約定由第三人承擔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必須以另一方當事人的同意為前提。如我國《民法通則》祭嘰條規定：“合同一方將合同的權利、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的，應當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由國家批準的合同，需經原批準機關批準。但是，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我國《合同法》第88條亦規定：“當事人一方經對方同意，可以將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一并轉讓給第三人。”

二、人身保險合同能否轉讓

人身保險合同作為合同的一種，具有合同的一般法律屬性，因此，從理論上分析，人身保險合同是可以進行轉讓的。《保險法》第55條第2款則規定：“依照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或者質押。”《保險法》這一條從反面規定了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轉讓的條件。從正面來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的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是可以進行轉讓的。而且，在實踐中，人身保險合同轉讓也時常發生。

三、人身保險合同轉讓的分類和條件

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是指合同主體一方將其合同權利或合同義務，或者合同權利、義務轉讓給第三人。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應遵循合同轉讓的一般規定，但由于人身保險合同的主體比一般合同復雜，既包括基本當事人，又有關系人。基本當事人是指投保人和保險人，關系人是指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基本當事人和關系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享有的權利和義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在不同的合同階段是不一樣的，可以保險事故的發生為界限，分為保險事故發生前的轉讓和保險事故發生后的轉讓。

（一）保險事故發生前的轉讓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僅指投保人和保險人的轉讓，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是沒有轉讓的。投保人和保險人轉讓人身保險合同需要由轉讓人與受讓人達成轉讓協議。從實質上來說，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的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屬于人身保險合同當事人的變更。一般來說，無論是投保人的變更，還是保險人的變更，均不是純粹合同權利和合同義務的轉讓，而是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因此，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應以另一方的同意為前提。《合同法》第84條規定：“債務人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的，應當經債權人同意。”第89條則規定，權利和義務一并轉讓的，適用合同權利和合同義務轉讓的有關部門。根據《保險法》的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還要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否則無效。《保險法》第55條第2款規定“依照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或者質押。”另外，投保人轉讓人身保險合同的，受讓人還應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否則，受讓人不得承受。因為保險利益是人身保險合同有效的前提條件，無保險利益訂立的合同無效。如果允許受讓人對被保險人無保險利益，就有可能發生規避法律的情況。

在保險實踐中，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主要是投保人轉讓，體現為投保人的變更。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也會發生保險人轉讓人身保險合同的情況，如保險人在征得投保人同意的情況下，與其他保險公司達成合同轉讓的協議，變更保險人。在一定情況下，還會發生大量人身保險合同轉讓的情況，如經營有人壽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被依法撤銷或者被依法宣告破產。《保險法》第87條規定：“經營有人壽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被依法撤銷的或者被依法宣告破產的，其持有的人壽保險合同及準備金，必須轉移給其他經營有人壽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險公司達成轉讓協議的，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指定經營有人壽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接受。”在這種法定人身保險合同轉讓的情況下，保險人的變更，毋須征得投保人的同意。當然，在這種法定合同轉讓的情況下，是為保護投保人的利益進行的，從實質上來說，投保人默示同意合同的轉讓，也符合合同轉讓的要件。

（二）保險事故發生后的轉讓

在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享有對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的權利，而投保人一般不再享有任何權利。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受益人和保險人可以轉讓人身保險合同，但投保人不得轉讓。被保險人和受益人轉讓的是保險金請求權，保險金請求權是合同債權。因此，被保險人和受益人轉讓人身保險合同，只需遵循合同權利轉讓的要求，通知保險人即可。而在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轉讓人身保險合同，則是合同債務的轉讓，需要征得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同意。

四、人身保險合同轉讓的效力

人身保險合同轉讓導致合同的當事人發生了變化。因此，人身保險合同轉讓生效后，轉讓人退出合同關系，不再享有合同權利和承擔合同義務，而受讓人成為合同當事人，代替轉讓人享有合同權利和承擔合同義務。當然，這是以有效轉讓為前提的。如果欠缺合同轉讓生效的要件，則不發生轉讓的法律后果，繼續由原合同當事人享受合同權利和承擔合同義務。

五、人身保險合同轉讓與指定受益人的區別我國《保險法》第60條明確規定：“人身保險的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被保險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監護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的指定使受益人獲得了保險金請求權。因此，人身保險合同轉讓與指定受益人有一些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但人身保險合同轉讓與指定受益人是根本不同的，主要有如下區別：

1.性質不同

人身保險合同轉讓，尤其是權利的轉讓，是現實權利的轉讓。而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權是一種期待權，這種期待的權利是否能實現存在忽然性，只有發生保險事故，才能轉變為現實的財產權。

2.程序不同

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需要轉讓人與受讓人達成轉讓協議，而受益人的指定不以受益人同意為前提。

3.撤銷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