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保險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團體保險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第一階段：中國恢復商業保險業務至上世紀90年代初，保險產品主要以簡易人身保險為主，產品結構比較單一。而產品的銷售只能通過單位推銷人身保險，保費低保額小。從市場需求角度考慮，改革開放初期居民收入少且社會保障較充分，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少而缺乏彈性。這一時期的團體保險多表現為團體，僅指團體投保，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團體保險。

第二階段：上世紀90年代前期，由于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飛速發展，保險業也呈現井噴之勢。從保險的需求方分析，此階段居民雖已有一定積蓄，但鑒于社保和國企改革尚未啟動，對社保和養老方面的保險需求仍然不足。再加上專職人的引入使個保基本轉為人銷售為主，團險業務受到明顯擠壓。而保險公司為了迎合“雙高”時的市場而推出的各類儲蓄型產品和團體年金產品，因隨后的連續降息而蒙受巨大的利差損。在此階段，雖然團體保險的保費收入有了一定增長，但從其在行業的地位來看，處于下降階段。

第三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隨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對團體保險的需求激增，原因如下：一從企業角度，原來由國營企業承擔的養老和醫療等福利制度取消，福利制度成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團體保險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工具；二從國家角度，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巨大的社會保障壓力使政府大力推進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其中企業年金正是重要支柱之一；三從消費者角度，由于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醫療、養老體系都不健全。出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消費者自我保障的欲望強烈，大大激發了對此方面的保險需求。國內的保險主體也不斷增加，各種新型團體保險產品不斷涌現，壽險業進入產品轉型期。企事業單位對團體保險的認識日益加深，中國的團體保險業務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2我國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外部政策環境

（1）國家政策鼓勵發展商業保險。2006年《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文件提出，統籌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該文件的出臺體現了政府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的力度，鼓勵商業保險發展的決心，同時給團體保險業務的發展帶來了利好信息。

（2）團體養老保險稅收政策不到位。根據《通則》及財政部2003年下發的《關于企業為職工購買保險有關財務處理問題的通知》（財企（2003）61號）規定，補充醫療保險可以享受4%的稅收優惠政策。但若嚴格按定義歸類，以重大疾病為保險責任的險種是不屬于享受補充醫療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另外團體補充養老保險與信托型的企業年金從大的范圍來講，同屬于補充養老保險。但《通則》下發后各省并沒有出臺給予補充養老保險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從現有稅收政策看，團體養老保險無論是企業交費還是個人交費均缺乏稅收優惠政策，推動困難。政策上的制約壓縮了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空間。

（3）管理式醫療保險不計保費收入。《保險行業新會計準則實施指南》中明確：“如果僅具有保險的法律形式，但并無保險風險，或保險風險沒有發生轉移的合同不屬于保險合同。”由此可見，管理式醫療不定義為保險合同，不計算保費收入。意味著對于要做大壽險保費收入的公司來說，單純的管理式醫療產品需要做相應的修改，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或者放棄該類業務的推動。

3團險業務銷售方式的分析

團體保險的銷售渠道主要有以下三類，直銷、中介和交叉銷售。除了這三種渠道外，還存在其他的銷售模式.例如通過互聯網絡、國際共保組織進行銷售以及職團等。下表是對三種主要銷售渠道的對比分析

4銷售渠道組合策略

目前團體保險銷售最先進的模式是公司綜合運用各種渠道，采取多層次的分銷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保險人采用各種不同的渠道銷售產品。同時，可以通過不同渠道的組合，達到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收益的目的。因此，選擇團體保險分銷渠道組合的策略就顯得尤為重要，組合中的渠道，必須是那些能夠為公司帶來某個目標市場的許多交易的渠道。

選擇分銷渠道組合的模式，需要根據市場的情況、產品生命周期的情況來進行，主要的策略有：

第一，密度策略。這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特定的目標市場上所采用的分銷渠道的多少。保險公司可以同時采用盡可能多的分銷渠道來銷售團體保險產品，這種方式雖然能夠迅速占領市場份額.但由于團體保險客戶的有限性，渠道間的競爭導致成本增加。保險公司還可以挑選最為合適的渠道來銷售針對特定的團險產品，這種方式能夠充分挖掘細分市場潛力，提供更專業的客戶服務，但保險公司容易進入過度操縱的管理誤區。另外還可以采用獨家分銷策略，這里的獨家分銷策略不是指保險公司只選擇一種分銷渠道，而是指某些特定的團體保險產品只能采取一種分銷渠道。這種策略能夠保證各種渠道之間避免競爭性，但容易受到渠道制約。

第二.團體保險產品生命周期分銷渠道策略。團體保險分銷渠道的組合策略必須與所銷售的產品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對于投入期的產品，如果保險公司的產品不易模仿，可以選擇可控性較強的渠道組合，以避免大規模的資金風險。如果產品易模仿，就要選擇廣泛的分銷渠道，以迅速占領市場。對于處于成長期的產品，保險公司應該選擇廣泛的分銷渠道，以維持和擴大市場份額。對于處于成熟期的產品，在達到銷售目標的時候.保險公司可以考慮放棄某些分銷渠道，以減少成本。對于處于衰退期的產品，保險公司可以取消部分分銷渠道，只保留效益好的少數渠道。

第三.市場細分策略。在激烈競爭的保險市場中，任何保險公司都不可能占領全部市場，這就需要根據自身優勢對市場進行細分并且確定目標市場。市場細分就是依據保險購買者對保險商品需求的偏好以及購買行為的差異性，把整個市場劃分為若干個需求與愿望各個相同的消費群。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保險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營銷優劣選擇合適的目標市場。

總體而言，團體保險分銷渠道的選擇，需要考慮一些原則，主要有經濟性原則，即渠道的選擇能夠為保險公司帶來利潤最大化；有效性原則，即分銷渠道能夠為保險公司帶來優質業務并且能夠增加現有客戶忠誠度，吸引潛在客戶；控制性原則，即保險公司能夠控制分銷渠道，以使其能夠符合公司的發展策略；適應性原則，即選擇的分銷渠道必須能夠適應變化的營銷環境；匹配性原則，即分銷渠道的選擇能夠和團體保險產品的復雜性相匹配。

篇（2）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團體保險已成為現代員工福利計劃的最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團體保險以團體為投保人，用同一張保單承保多個成員的風險，具有投保成本低、管理簡便，能夠部分消除逆向選擇等特點，從而在成本上具有規模經濟效益，因此在高速發展的我國極具前景。

一、我國團險業務的歷史演進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恢復商業保險業務以來，我國商業保險業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國恢復商業保險業務至上世紀90年代初，保險產品主要以簡易人身保險為主，產品結構比較單一。而產品的銷售只能通過單位推銷人身保險，保費低保額小。從市場需求角度考慮，改革開放初期居民收入少且社會保障較充分，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少而缺乏彈性。這一時期的團體保險多表現為團體，僅指團體投保，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團體保險。

第二階段：上世紀90年代前期，由于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飛速發展，保險業也呈現井噴之勢。從保險的需求方分析，此階段居民雖已有一定積蓄，但鑒于社保和國企改革尚未啟動，對社保和養老方面的保險需求仍然不足。再加上專職人的引入使個保基本轉為人銷售為主，團險業務受到明顯擠壓。而保險公司為了迎合“雙高”時的市場而推出的各類儲蓄型產品和團體年金產品，因隨后的連續降息而蒙受巨大的利差損。在此階段，雖然團體保險的保費收入有了一定增長，但從其在行業的地位來看，處于下降階段。

第三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隨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對團體保險的需求激增，原因一從企業角度，原來由國營企業承擔的養老和醫療等福利制度取消，福利制度成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團體保險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工具；二從國家角度，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巨大的社會保障壓力使政府大力推進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其中企業年金正是重要支柱之一；三從消費者角度，由于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醫療、養老體系都不健全。出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消費者自我保障的欲望強烈，大大激發了對此方面的保險需求。國內的保險主體也不斷增加，各種新型團體保險產品不斷涌現，壽險業進入產品轉型期。企事業單位對團體保險的認識日益加深，中國的團體保險業務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二、我國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外部政策環境

（1）國家政策鼓勵發展商業保險。2006年《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文件提出，統籌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該文件的出臺體現了政府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的力度，鼓勵商業保險發展的決心，同時給團體保險業務的發展帶來了利好信息。

（2）團體養老保險稅收政策不到位。根據《通則》及財政部2003年下發的《關于企業為職工購買保險有關財務處理問題的通知》（財企（2003）61號）規定，補充醫療保險可以享受4%的稅收優惠政策。但若嚴格按定義歸類，以重大疾病為保險責任的險種是不屬于享受補充醫療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另外團體補充養老保險與信托型的企業年金從大的范圍來講，同屬于補充養老保險。但《通則》下發后各省并沒有出臺給予補充養老保險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從現有稅收政策看，團體養老保險無論是企業交費還是個人交費均缺乏稅收優惠政策，推動困難。政策上的制約壓縮了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空間。

（3）管理式醫療保險不計保費收入。《保險行業新會計準則實施指南》中明確：“如果僅具有保險的法律形式，但并無保險風險，或保險風險沒有發生轉移的合同不屬于保險合同。”由此可見，管理式醫療不定義為保險合同，不計算保費收入。意味著對于要做大壽險保費收入的公司來說，單純的管理式醫療產品需要做相應的修改，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或者放棄該類業務的推動。

三、團險業務銷售方式的分析

團體保險的銷售渠道主要有以下三類，直銷、中介和交叉銷售。除了這三種渠道外，還存在其他的銷售模式.例如通過互聯網絡、國際共保組織進行銷售以及職團等。下表是對三種主要銷售渠道的對比分析

四、銷售渠道組合策略

目前團體保險銷售最先進的模式是公司綜合運用各種渠道，采取多層次的分銷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保險人采用各種不同的渠道銷售產品。同時，可以通過不同渠道的組合，達到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收益的目的。因此，選擇團體保險分銷渠道組合的策略就顯得尤為重要，組合中的渠道，必須是那些能夠為公司帶來某個目標市場的許多交易的渠道。

選擇分銷渠道組合的模式，需要根據市場的情況、產品生命周期的情況來進行，主要的策略有：

第一，密度策略。這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特定的目標市場上所采用的分銷渠道的多少。保險公司可以同時采用盡可能多的分銷渠道來銷售團體保險產品，這種方式雖然能夠迅速占領市場份額.但由于團體保險客戶的有限性，渠道間的競爭導致成本增加。保險公司還可以挑選最為合適的渠道來銷售針對特定的團險產品，這種方式能夠充分挖掘細分市場潛力，提供更專業的客戶服務，但保險公司容易進入過度操縱的管理誤區。另外還可以采用獨家分銷策略，這里的獨家分銷策略不是指保險公司只選擇一種分銷渠道，而是指某些特定的團體保險產品只能采取一種分銷渠道。這種策略能夠保證各種渠道之間避免競爭性，但容易受到渠道制約。

第二，團體保險產品生命周期分銷渠道策略。團體保險分銷渠道的組合策略必須與所銷售的產品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對于投入期的產品，如果保險公司的產品不易模仿，可以選擇可控性較強的渠道組合，以避免大規模的資金風險。如果產品易模仿，就要選擇廣泛的分銷渠道，以迅速占領市場。對于處于成長期的產品，保險公司應該選擇廣泛的分銷渠道，以維持和擴大市場份額。對于處于成熟期的產品，在達到銷售目標的時候.保險公司可以考慮放棄某些分銷渠道，以減少成本。對于處于衰退期的產品，保險公司可以取消部分分銷渠道，只保留效益好的少數渠道。

第三，市場細分策略。在激烈競爭的保險市場中，任何保險公司都不可能占領全部市場，這就需要根據自身優勢對市場進行細分并且確定目標市場。市場細分就是依據保險購買者對保險商品需求的偏好以及購買行為的差異性，把整個市場劃分為若干個需求與愿望各個相同的消費群。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保險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營銷優劣選擇合適的目標市場。

總體而言，團體保險分銷渠道的選擇，需要考慮一些原則，主要有經濟性原則，即渠道的選擇能夠為保險公司帶來利潤最大化；有效性原則，即分銷渠道能夠為保險公司帶來優質業務并且能夠增加現有客戶忠誠度，吸引潛在客戶；控制性原則，即保險公司能夠控制分銷渠道，以使其能夠符合公司的發展策略；適應性原則，即選擇的分銷渠道必須能夠適應變化的營銷環境；匹配性原則，即分銷渠道的選擇能夠和團體保險產品的復雜性相匹配。

篇（3）

一、我國保賠保險的立法現狀及其存在問題

保賠保險是保障與賠償保險的簡稱，主要承保船東在營運過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損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費用和船東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這主要包括船舶侵權責任如污染責任、碰撞責任等，合同責任如貨物責任、拖帶責任、對海上旅客人身傷亡的責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已成為其最重要的承保對象之一。

我國現行立法中對于保賠保險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雖然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以下簡稱中船保)作為經中國政府批準的船東互相保險的組織，是依照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在國家民政部注冊登記為全國性社會團體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團法人資格的，但是依據現行法它卻不具有保險組織資格。因為我國《保險法》作為一部商業保險法，僅僅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和國有獨資公司兩種保險組織形式，而保險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險組織也只有農村保險合作社被獲得承認，因此依據現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險組織資格。

由此可見，盡管在理論上保賠保險屬于海上責任保險，但是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它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相關規定。因為一方面，《保險法》明確規定只適用于商業保險行為，但保賠保險并非商業保險行為；另一方面，海上保險作為財產保險的一種類型，理論上屬于商業保險范疇，因此《海商法》關于海上保險的規定同樣無法適用于保賠保險。所以，盡管保賠保險在理論上被當作保險尤其是海上保險的一種類型，但是它卻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當作是一項合同從而適用關于合同的法律規范。

由于保賠保險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的相關規定，因此保賠保險只能適用《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但是，保賠保險作為海上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意義上的合同有著許多重要的區別，因此單純適用《合同法》、《民法通則》等的規定不僅可能無法解決問題，也可能不夠妥當、合理。因此，現行法關于保賠保險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補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國保賠保險法律制度的理論完善

對于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可以通過法學理論和法律解釋的方法來解決。法學上關于漏洞補充的方法有很多，如習慣、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國并不承認判例的效力，因此我們只從習慣和法理兩方面探討這一問題。

首先，依習慣，保賠保險是作為海上保險尤其是海上責任保險來處理的，這無論是在我國保賠保險的實踐中還是在國際保賠保險實踐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賠保險應當適用海上保險的一般規定。

其次，由于現行法關于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為一公開的漏洞，因此依法理進行漏洞補充時應主要采用類推適用的方法進行。依據“相類似案件應為相同之處理”基本原理，對于保賠保險應適用與其最為類似的事物的規范，由于在現行法律體系中與保賠保險最相似的類型是海上商業責任險，因此保賠保險可以類推適用上述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的規定。

不過，由于保賠保險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會員封閉性，類推適用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的規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賠保險的本質要求。例如，保賠保險中關于會費的約定與商業責任險的保險費的確定不同，因而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保險費的規定不能適用于保賠保險。另外，保賠保險當事人還可以依約定來排除相關法律的適用。因此，在不違反強行性規定的情況下，保賠保險首先應依據保賠保險合同的約定來處理，接著是《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如果不能解決的，則應類推海上商業責任險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的相關規定。

三、我國保賠保險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過理論的方式并不能徹底解決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須通過立法完善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保賠保險的立法完善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保賠協會的立法，另一個則是關于保賠保險合同的立法。保賠協會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賠保險保障，保賠保險是由保賠協會而不是其他的保險人來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輔相成、合二為一的，必須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探討。

從理論上來說，通過立法來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有許多選擇。有學者認為，目前至少有四種方法：一是借鑒英國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將中船保這類擔保／保證有限公司規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國《海商法》修改之機，增補海上保險合同的種類，明確保賠保險合同的內容；三是按照《保險法》的規定單獨立法，另行規定中船保這類相互保險組織；四是將中船保界定為互益型經濟團體，以區別于普通的社團，賦予其獨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觀點中，第一種和第四種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國與英國對于公司的定義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國，通常認為法人與有限責任是公司最本質的屬性，公司一般是指負有限責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僅包括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還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賠協會登記的保證有限公司即屬于此類。[3]但是，依據大陸法的理論，公司必須以營利為目的，相互保險公司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司。[4]我國現行《公司法》對此雖然并沒有直接規定，但是從《公司法》第5條的規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對公司應具有營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對現行公司法體制甚至是整個法律制度做根本改變，否則我國《公司法》是不會規范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的。這樣，中船保作為非營利性團體，就不可能取得我國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資格。因此說，第一種和第四種方法在我國根本行不通。

相對來說，第二種和第三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比較切實可行的，而且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效果會更好：

1.保賠協會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險法》第156條的規定，采取單獨立法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地位和資格是目前較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過國務院行政立法的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的地位和資格較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較復雜，另一方面現行法關于保險合作社的規定即是由國務院采用行政法規的方式訂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規的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的地位和資格更加可行。

其次，應該賦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險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保險合作社的組織形式。雖然學者們對于相互保險與合作保險之間有無區別的態度并不一致，但從國際慣例來看，保賠協會通常采用相互保險這一組織形式。采取相互保險的組織形式既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和經驗，也便于對外的交流與合作，增強我國保賠協會的國際競爭力。

2.保賠保險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過單獨立法的方式可以賦予保賠協會以保險從業的資格和能力，但這并不足以解決保賠保險的立法規范問題，因此還必須通過對《海商法》的修訂，在“海上保險合同”一章中加入有關保賠保險的內容。有人認為應該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險合同”中加入“第7節：保障與賠償責任保險”，規定保賠保險合同的定義，保賠協會的法律地位、入會、合同的主要內容，會費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訴訟以及協會內部關系協調等內容。[6]筆者以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規定如此之多的內容則值得商榷。因為保賠保險除了是一種保險合同外，它還是一種會員合同，保賠協會所具有的會員封閉性決定了它的排他適用性。因此，法律應該給保賠保險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85條所做的一樣。過多的條文和規定限制只會與保賠保險和保賠協會的性質相抵觸，從而限制保賠保險的正常發展。因此對保賠保險的立法必須既考慮到對其進行規范和約束的必要，又要考慮到它的特性和發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慮，采用英國的做法仍是目前較為合理的選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照搬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的規定。一方面，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該條規定有些過于原則性和簡單，難以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另一方面，該條關于相互保險的定義也有些過時，因為盡管在實質上仍然是一種相互保險的經營模式，但保賠協會已經取得了獨立的法人資格，保險是由保賠協會提供的，會員的保險索賠等事項是向協會提出而不是向會員提出的。

因此，我國保賠保險的立法應該在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規定的基礎之上做進一步的完善。首先，應該對保賠保險的定義做一科學合理的描述，以確定保賠保險的范圍及其法律適用。其次，鑒于保賠協會的會員封閉性，對于有關會員的入會、保賠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對會費的支付方式等內容則法律不予規定，而是由當事人自己解決，除了強行性法律規定外，可以排除相關法律的適用；但是為了解決其間可能存在的糾紛，還應該賦予協會和成員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內部糾紛的權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過先付條款、仲裁條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訴訟時，法律應規定上述條款不得對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請求權。

參考文獻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頁。

[2]安豐明：《船東保賠協會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82~186頁。

[3]梁建達編著：《外國民商法原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頁。

篇（4）

一、直接承付模式

    直接承付模式是企業直接向本企業退休職工支付養老金。這種模式中的養老金可以由企業事先積累一筆基金支付，也可以由企業從當期利潤中支付。采取直接承付模式的多是一些大型企業和行業，其目的在于更直接地控制和使用基金，因為企業年金基金的大部分將投資于本企業的股票。該種模式下，企業一般通過內部的資金管理和會計部門負責企業年金基金的管理，而象實際操作中精算、法律與投資管理等涉及到較強專業領域的工作往往委托給相應的專家或金融機構來完成。采用這種模式的企業依然可以將企業年金計劃設計成dc和db型兩種。由于參加計劃的人員局限于本企業，受益人相對固定，而且受益人只有達到規定的退休年齡才能領取養老金，養老基金的投資運營時間穩定。因此，從運作原理上，該模式類似于私募基金。

二、保險合同模式

    保險合同模式是指企業通過與商業保險公司簽定“團體保險合同”，將企業和個人資產以繳費的形式轉移到保險公司，從而取得保險公司養老保障承諾的一種形式。在團體年金保險中，企業以團體投保的形式向商業保險公司購買年金保險，形式較為靈活。作為投保人的團體組織，可以是機關、企事業單位，也可以是獨立核算的社會團體。被保險人往往是團體指定的在職人員，不僅包括單位正式職工，還可以包括臨時工等其他人員。由于采用集體參保的方式，團體年金保險的承保成本低，較大規模的團體年金保險還可以通過參保人員和保險公司的協商機制靈活地制定合同條款。

三、基金會模式

    基金會在大陸法系中的地位屬于財團法人，財團法戈與社團法人相對應，指法律上為特定目的財產集合賦予民事權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財團法人制度主要規定在民法典中。由于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物權概念上的分歧，后者并沒有完全對等的法律概念，類似的概念是所謂的公益信托。我國民法上并無財團法人的位置，只有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四種。一般而言，財團法人比信托制度更具有組織性，尤其對規模較大、具有持久性的公益事業，更為有利。基金會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兩個原則:一是獨立運作原則，基金會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分離，基金會僅享有在規定范圍內的剩余控制權;二是社會監督原則。

四、養老信托模式

    該模式建立在金融信托法律關系基礎之上，根據英美法系國家信托法有關規定，養老基金作為受托財產，具有獨立性與穩定性，形成一個獨立的財產實體。其獨立性主要表現為三個“不可追及性”，一是信托財產與委托人其他財產相區別，委托人過失“不可追及”信托財產。一旦信托合法設立，委托人死亡或被依法解散、撤消、宜告破產時，如果委托人和受益人不是同一人，則信托繼續存續，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時，信托才終止。二是信托財產與受托人的財產相區別，受托人過失“不可追及”信托財產。受托人死亡或依法解散、撤消、被宜告破產而終止時，信托財產不屬于其遺產或清算財產，不承擔民事責任。三是信托財產與屬于受益人的財產相區別，受益人過失“不可追及”信托財產。

五、幾種模式的綜合比較

    面對紛繁復雜的企業年金營運模式選擇，我們很難簡單地得出哪種模式最優的結論。企業年金作為現代經濟社會中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孤立存在于真空中的抽象的經濟機制。實際上，各種企業年金營運模式都只能根植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土壤，反映一定的歷史文化存在，同時又與其存在緊密的關聯，在關聯與互動中演化出千姿百態的具體的年金計劃形式。

    但是，如果把這些不同的模式放在具體的尺度下考察，還是可以看到它們在這些指標下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我們選擇的尺度是:對計劃受益人利益的保護;同資本市場發展的互動關系;計劃運營的交易成本等。

    1.對計劃受益人利益的保護

    比較以上幾種運營模式，對企業年金計劃受益人利益保護最完善的當屬于養老信托模式和基金會模式。在兩種模式中，都確立了企業年金基金同雇主財產以及受托人自有財產相分離的原則，企業年金基金的獨立性使得其有效地隔離了破產風險。尤其在養老信托模式下，在信托法律關系發達的國家，企業年金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年金管理機構，專業投資機構，基金托管人以及各種中介組織之間，通過信托和合同法律關系加以規范與約束，各主體之間也有相互監督的職責。

   相比之下，保險合同模式和直接承付模式下，企業或雇主的行為容易損害計劃受益人的利益，對計劃受益人的利益保護機制相對較弱。在保險合同模式下企業以購買團體險的方式將企業資產轉移到保險公司，實際上保險公司和企業之間發生的是一種交易關系，企業得到的是以合同方式為法律憑證的收益承諾，保險公司得到的是實實在在的可以運用的資產，盡管從保險公司的內部管理來看，保險公司將企業投保保費看成是必須到期償還的一種負債，但保險公司已經取得了對這部分資產的處置權和支配權。保險公司實際上承擔了賬戶管理、投資管理、資產保全等主要服務功能，并且完全依靠保險公司通過內控制度建設來進行風險管理，管理方容易出現道德風險和管理風險，出現違約或難以履約的可能性，最終導致計劃受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直接承付模式中，由于企業年金基金無法同企業的自有資金相獨立，擠占挪用基金資產就無法在制度上加以防范，同時，對基金資產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監督都不夠充分，其基金的安全性要更差一些。

    2.同資本市場發展的互動關系

    綜合各個國家企業年金發展的歷史，養老信托模式對資本市場的發展具有較大催生和刺激作用。首先，信托財產的權利主體與利益主體相分離，強調受益人利益的保護，有利于完善投資領域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資本市場形成一股強大的群體監督力量。其次，在信托模式中，形成了以受托人為核心，各金融機構相互制衡的治理結構，受托人可以根據金融機構的效率和業績遴選業務“外包”對象，從而有利于建立競爭性的金融市場。第三，信托型制度可以極大地刺激新型金融產品誕生和新興金融機構的發展。這是因為在資本市場與企業年金之間必然出現有效率的金融服務供應商，而后者必然將前二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之息息相依。

    3.計劃運營的交易成本

    毫無疑問，養老信托模式下的法律關系最為復雜，層層的委托關系下對資本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和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要求較高，故此，該模式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

六、中國企業年金營運模式選擇

篇（5）

 

一、引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農村社會形態處于快速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農村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更。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的大規模流動，農村居民中的老齡化群體比重迅速增加。在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數量增加。另外還有我國自然災害發生頻繁，每年都要遭受不同程度的多種自然災害的侵擾等問題。從而增加了對人身意外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農業保險的需求。

我國農村保險市場開發潛力巨大。但是由于農村保險消費者有其獨特的特點，在開發農村保險市場，進行營銷的過程中，應首先從農村消費者購買行為來確立保險在農村市場的營銷基點。

二、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因素

任何購買者的購買決策都是在一定的內在因素的促動和外在因素的激勵之下而采取的，而不同特征的消費者對于外界的各種刺激和影響又會基于其特定的內在因素和決策方式作出不同的反應；從而形成不同的購買取向和購買行為。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的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兩個方面。

經濟因素是影響消費不可或缺的一點，家庭經濟水平是取決與社會經濟水平的，家庭經濟水平決定消費者的購買力，以及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和消費檔次等。

非經濟因素主要有內外兩個方面。

1、從外部來看，主要有：消費者所處的文化環境，消費者所在的社會階層，消費者所接觸的各種社會團體（包括家庭），以及消費者在這些社會團體中的角色和地位等。

（1）文化因素：文化是人類欲望和行為的最基本的決定因素。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所處的家庭環境、社區環境、宗教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和所處的社會階層形成了一整套價值、愛好和行為的整體觀念。弄清消費者的文化背景對于研究他們的購買行為起著重要的作用。

（2）社會因素：包括相關群體、家庭和個人在相關群體及家庭所處的角色和地位。

2、內部因素則是指消費者的個人因素和心理因素。

（1）個人因素：一個人的購買行為往往受其年齡、職業、經濟環境、生活方式、個性等因素的影響。

（2）心理因素包括購買動機、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方式、學習方式以及態度與信念等等。這些因素從不同的角度影響著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模式。

結合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的因素論文格式，本文對農村保險市場進行以下分析。

三、農村市場的特點分析

（一）從農村的人口環境來看，市場潛力巨大

市場是由那些想買東西并且具有購買力的人（即潛在購買者）構成的，而且這種人越多，市場的規模就越大。

從客觀的市場容量來看，根據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目前中國的純農村人口為7.2億，若包括已經離開農村到城鎮居住半年以上及縣城在內的所有縣以下的有農村戶籍的人口仍然維持在9億。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外流，我國農村人口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從年齡看，老齡化進一步明顯，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長期外出務工，留守老人缺乏照料，安全隱患多。專家預測，2010年，農村中的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0%，并很快進入老齡化加速期。

根據最新的研究，2009年外出務工中國農民工大約有2.3億至2.4億人，80后農民工群體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萬人。50，60年代生人逐漸步入老年。根據網上對“現在中國農村青年人的想法和打算”調查發現：“現在農村青年人是否和老人分家過日子”的回答否只占22%。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農村家庭規模會且正在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導致農村純老年戶不斷增加。另外農村大量的年輕人進城打工，迫于崗位的競爭壓力，忙于工作和事業，這些人無暇顧及老父母，另外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導致年輕人消極贍養老人的增加。

另外根據保監會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我國實現保費收入11137．3億元。其中農業保險保費收入133.9億元，小額保險保費收入2.3億元，這兩者合起來占全國保費收入不到1.23%。

因此我國農村保險市場開發潛力巨大，農村對于養老保險，人身意外保險等的客觀需求是存在的。另外80后，90后逐漸成長為主要的勞動力，他們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水平逐漸提高，且在現代農村若成為勞動力，在家中就會有一定決策權。因此家庭決策結構發生變化，營銷對象就應有相應的轉變。

（二）農民收入水平逐漸增加，消費者支出模式的變化

從1978年開始農民人均純收入逐漸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2009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153元，比2008年4761元增加392元。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恩格爾系數揭示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生活水平和發展階段。即隨著家庭和個人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將逐漸減小。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40%-50%為小康論文格式，30%-40%為富裕。因此我國目前處于小康向富裕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進入大眾消費新成長階段，教育、醫療、旅游、文化等新型的消費支出在快速增長。這位保險銷售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環境。

（三）農村消費者行為特征分析

1、農民保險意識沒有樹立起來

農村人口文化的相對落后及思想觀念的陳舊和保守，保險意識普遍比較薄弱，保險需求不高。對于大部分的農民，他們以小規模耕作或養殖以維持生活，生活比較平靜，它決定了大多數農民的一種機會意識，即認為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并不是經常發生的。另外在農村，有不少的農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他們認為有錢才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之用。而沒意識到買保險養老的好處。所以要樹立農民的保險意識。

2、消費需求功能性

農村市場基本上還處在比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階段，即比較強調產品的實際使用價值，而不太注重產品的附加價值和精神享受。這種功能性特點對產品的要求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價廉，二是實用，三是簡便。

3、消費求同相互攀比，但也注重“口碑”

農民之間的消費求同和攀比心理相當突出。大多數農民不是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來決定自己的購買行為，而是依據他人的消費行為來決定自己的消費行為。他們注重個人消費在社會關系成員中的反應。看到別人買什么自己就買什么，要到哪里買就都到哪里買。

但同時注重“口碑”，易極端。對產品的評價好只看重優點，壞就一文不值。在農村，農民經常集聚聊天，并有固定場所，對事物易通過口口相傳，傳播速度也快且遠。對于產品主要是通過別人買的產品，在短期內的使用來評判。

4、農民相對比較注重人情味

農民相對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情感上的聯系，人情關系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熟人之間抹不開面子，不好意思拒絕其請求，會在能力范圍之內答應和支持熟人的請求。

5、對保險產品不信任

保險走進農村市場之初，一些保險人和保險推銷人員為了自己的業績，在農村市場上樹立了不良的形象。用一位專家的總結：不該賣的人賣給了不該買的人。例如，在推銷產品時，說明產品的諸多好處，而不管保險協議條款，導致農民出現問題時，找到保險公司進行理賠，但是其所發生的事件不再保險范圍之列。

理賠難導致農民對保險產品的不信任。由于農民對于理賠程序的不清楚論文格式，使他們對于理賠望而卻步，理賠時還要在保險公司找熟人。找熟人的過程中又要送禮，最后導致理賠成本加大，從而放棄理賠。由此保險公司給他們的印象是讓他們上當受騙。農村消費者感覺受騙，他就會在集聚時宣傳，導致一個村子甚至鄰村引以為鑒，從而排斥這種產品。

五、保險產品在農村市場的營銷基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農村市場是非常龐大的，隨著農民收入的提高和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保險產品在農村市場上的前景是非常好的，農村市場需要進一步培養和開發。

（一）基于保險產品的特點，要加強保險銷售過程的服務

保險產品的特點是產品是無形的，交易是非即時，結果不確定性的。而農民卻看重眼前的實惠的利益，剛好與保險產品的特點矛盾。雖然農村市場零星而分散，售后服務的難度和成本都很高，但是必須加強保險公司銷售前后及過程的服務。

例如，因為對于農民來說現今產品種類繁多，產品信息量大，把握這些信息超出了其能力。所以在購買保險產品時幫助其購買真正符合其需要的產品，并幫其選擇受益最大的產品。在承保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各種形式與其保持聯系，及時告知各種與保險相關的訊息。出險后，能在第一時間送出保險公司承諾的服務，幫助他們辦理理賠手續。由于農民抗風險能力差，在危難時伸出及時的手，會形成很好的口碑。其他農戶在看到其利益之時，會增加他們對產品的信心，從而可以擴大市場。

（二）提高農民的保險意識

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對商業保險的認知度僅為20%。為了增強農民對保險的認識，加大保險宣傳力度，可舉辦保險宣傳活動，在農村設立咨詢點，為有意想投保或者已經投保的客戶提供服務、咨詢。這樣既可以增加消費者對保險業的了解，又可以消農民保險業的偏見。

由于農村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因此須采取多種形式長期不斷地宣導。通過廣播電視、村委喇叭，墻體廣告論文格式，流動宣傳車等向群眾灌輸保險知識和理念。使農民認識保險，了解保險，主動購買保險。

對于咨詢點人員的選擇方面，就要找對農民具有親和力的人，并受農民信任。將此咨詢點變為農民在休閑時的一個聚會閑聊的場所，讓其在聊天過程中了解認識產品，并且和保險人或推銷人員成為熟人，這樣就有益于保險的宣傳與推銷。

（三）采用'量體裁衣'、'終生服務'的措施

農村消費以傳統節儉型為主，加之收入水平的影響，價格往往成為購買商品時最敏感的因素，結合農村實際，根據其需求和經濟承受能力，有重點地改造現有保險產品，開發推廣新產品。推動簡易人身保險的發展，開發保額較小、保費低廉、辦理簡便、保障型的人身保險產品。

（四）強化營銷隊伍培訓和管理，健全農村保險市場監管機制

營銷人員是體現保險公司形象、開展對外宣傳的窗口，對其培訓既要具備精良的展業技巧, 更要具備過硬的職業操守。通過把好營銷關口, 提高保險經營績效, 消除社會各界對保險行業的偏見。

加強行業監管力度，督促各保險機構嚴格遵守保險同業自律公約，對違法違紀行為按職能范圍及時做出處理，切實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加強對縣域保險市場的監督管理，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仲偉增，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商業保險發展策略［J］ 《商業時代》2007.8

2、王瑩，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面臨問題及解決措施［J］《法制與社會》 2008. 14

篇（6）

    1 軍人保險引入商業保險的必要性

    1.1 是部隊以人為本的體現

    軍人保險要著力為廣大關并排憂解難,解決官兵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當前困擾官兵的問題,主要是在艱苦邊遠地區和特殊崗位的軍人,有的戰斗在人類生命的禁區,有的監守在有害射線和有毒氣體的崗位,有的生活在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大山和隔壁海島等。這不僅對軍人身體造成一定的傷害,同時也給家庭帶來許多的困難。全軍每年有人犧牲,有人殘疾,有的隨軍家屬就業難、子女教育難,有的軍人或其家屬患大病后,陷入經濟困境。特別是在獨生子女大量從軍的情況下,軍人犧牲后撫恤和保險金標準偏低,增添了軍人和家庭的后顧之憂。軍人表現要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應當調整先行保險金給付標準。另一方面應當積極引入商業保險機制,彌補目前軍人保險險種項目少、覆蓋面較窄、給付水平低的不足,拓寬保障范圍,為軍人及其家屬提供多方面、多層次、高標準的軍人內保險服務,有效地解決軍人的后顧之憂,為軍人及其家庭排憂解難。

    1.2 是保障軍人權益的現實需要

    軍人保險事業要與時懼進,健康發展,就要樹立引入商業保險機制與社會保險項目協調發展的觀念。要解放思想,創新發展理念,破除軍人保險只能在社會保險范圍內發展的保守觀念,提高對商業保險機制引入軍人保險事業重大意義的認識。從社會發展理論和社會保障政策方面看,商業保險既然是國家社會保障的支柱,就可以是軍人保險的支柱。從世界范圍看,許多國家軍人保險的體系建議,既有社會保險,也有商業保險,還有互助保險。我們只有樹立軍人社會保險、商業保險、互助保險協調發展的觀念,軍人保險事業才有可能在創新中發展。

    2 軍人保險引入商業保險的可行性

    2.1風險防范的分析是理論前提

    根據奉賢防范理論和機制,參加保險的人數越多,風險分攤越有效,保險系數就越高。商業保險公司所承載的投保人和其資金規模遠比軍人保險體系要大得多,其強大的給付能力為商業保險公司在軍人保險領域開展保險業務提供了有力保證。

    2.2 成本的提高是基本前提

    在醫療保障方面,利用商業保險提高軍人保險保障水平的資金來源,應首先是軍人為提高軍人醫療保障水平增加的經費投入。軍人參加商業醫療保險后,雖然從各級軍事單位方面看,經費效益并不明顯,但是從各級軍事單位方面看,維護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軍人的士氣和工作積極性。此外隨著軍人收入的不斷增加,個人支付一定比例的商業保險費用也完全可行。

    2.3 武警部隊的示范提供了借鑒

    武警關并在充分利用商業保險資源方面的示范作用,也說明了軍人保險在利用商業保險資源方面是可行的,武警部隊作為我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軍隊的組織編制和職業風險較為相似,他們的成功實踐為軍人保險引入商業保險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

    3 軍人保險引入商業保險的幾點建議

    3.1 要注意循序漸進,逐步深化

    需求決定供給,軍人日益增長的多層次保險需求是軍人商業保險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不符合軍人血球的保險產品,在商業保險的運作模式下,不僅擁有自愿選擇權利的軍人不會投保,而且保險公司也回因客戶較少無利可圖而被迫放棄該項保險產品。但是,軍人的保險需求是多種多樣的,需求的層次性和緊迫性各不相同,軍隊不可能具備滿足軍人所有保險需求的條件,況且有些需求可能在經濟上也不完全可行。所以,軍人商業的發展就應該遵循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通過區分軍人保險需求的輕重緩急,將軍人保險需求最強烈,而發展條件又相對成熟的險種首先推出發展,以降低軍人保險引入商業保險的成本,減少交易費用,增強軍人商業保險發展的可靠性,從而使軍人商業保險獲得各方面的支持,積累經驗后再按照軍人需求的層次推動其他商業保險險種的開發和實施。

    3.2 注意投保方式的選擇

    不同的保險險種應該采取不同的投保方式。對于傷亡保險,軍隊可以區分投保的人群,分類別投保,這樣就能迅速滿足特殊軍人全體的需要,又可以作為下一步擴大軍人保險和商業保險結合模式的試點。對于醫療保險,由于全體軍人都要參與投保,規模很大,可以團體進行投保。

    3.3 注意選擇商業保險險種

    商業保險險種很多,而軍人保險不可能一步到位,應先選擇一些需求最迫切的保險險種。首先,軍隊應該先、選者商業醫療團體保險,因為當前軍隊的免費醫療已經不能滿足廣大官兵的要求。選擇商業醫療保險,可以充分利用地方醫療機構,有效的利用地方醫院的優良資源。其次,軍隊應該選擇商業醫療傷亡團體保險。當前軍人傷亡保險賠付的金額遠遠達不到所需要的數額,而選擇商業傷亡保險則能提高標準,極大的保障了傷殘軍人及其親屬的生活,提高了部隊官兵工作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 余家健. 軍人補充保險制度研究與設計[J]. 軍事經濟研究, 200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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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概要

g技校提交的投保單記載如下：1、在被保險人健康告知欄中，保險公司問：現在或過去有無患膽、腸等消化系統病癥的被保險人？g技校選擇項為：無。2、投保單位聲明欄中：茲我單位申請投保上述保險，貴公司已向我方交付了條款并詳細說明了合同內容，特別是保險條款及相關合同中關于免除保險人責任，投保人及被保險人義務部分的內容作了明確說明，我方已知悉其涵義，同意投保并愿意遵守保險條款及特別約定。本投保單填寫的各項內容均屬實，如有不實或疏忽，我方承擔由此引發的一切法律后果。 g技校在該投保單尾部加蓋公章。

09年9月19日，g技校繳納保費19300元，保險公司出具以g技校為抬頭的保險業專用發票及保險單正本一份，一并交付g技校。根據保險單正本記載，保險生效日期為09年9月19日，保險期限一年。附加學生團體住院醫療保險條款第五條責任免除部分規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險人發生醫療費用的，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5）被保險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

本保單項下386名被保險人均年滿18周歲，女生甲系該校07級學生，為被保險人之一。2010年4月5日該學生因膽囊結石進入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治療，于4月14日出院，共支出住院及醫療費用11200元。2010年4月16日，女生甲向保險公司提交意健險理賠申請書，該申請書中對被保險人出險過程描述為：因9月前體檢發現膽囊結石，2010年4月5日發作入院手術治療。同日，保險公司對女生甲母親進行了書面詢問并制作筆錄，在該份詢問筆錄記載：2009年7月3日，女生甲因身體不舒服入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接受治療，查出有膽結石，當時未進行手術的原因為希望藥物治療。之后，保險公司調取了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門診病歷，該病歷記載，女生甲于09年7月3日因皮膚發黃、身體乏力去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診療，該院確診為膽囊結石，并建議其住院手術治療。 

保險公司以“疾病屬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2010年5月，女生甲委托律師向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保險公司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并承擔訴訟費用。

二、雙方爭議

原告認為：1、保險公司未對被保險人包括既往疾病在內的身體狀況進行詢問，因此，被保險人沒有對保險公司進行如實告知的義務；2、保險公司就保險條款中的責任免除部份沒有向被保險人進行明確說明，被保險人也沒有進行任何確認，所以保險免責條款不具法律效力；3、本案保險事故發生于保險期限之內，保險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約定予以賠償。

保險公司辯稱：1、原告并非保險合同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險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保險公司就保險條款無向被保險人明確說明的義務；2、保險公司已向投保人南京g技校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保險條款對合同相關當事人均有約束力，應是保險理賠及法院裁判的依據；3、該事故屬雙方保險合同約定的責任免除范圍，按照保險合同約定，保險公司不承擔本起事故的賠償責任；4、雖然本案保險公司未援引“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拒賠，但應當明確：保險公司未向被保險人詢問不能免除投保人的法定如實告知義務。

三、一審判決

一審法院認為，g技校作為投保人，為其386名在校學生投保學生平安團體意外傷害保險，且已向被告交納了保險費，在保險單后所附的被保險人名單中也包括了原告，所以原、被告的保險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應當依照約定嚴格履行其合同義務。

關于被告應否履行保險義務，第一，本案g技校作為投保人為其學生向保險公司投保，學生為本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保單只有一份即保險合同只有一個，就保險免責條款，保險公司只需向投保單位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即可；第二，依據附加學生團體住院醫療保險條款第五條責任免除部分規定，被保險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的，免除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且g技校在投保單及簽收單中對此均蓋章確認，所以就本案保險合同免責條款，保險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免責條款對本案合同雙方具有約束力；第三、根據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門診病歷記載，原告于09年7月3日因皮膚發黃、身體乏力去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診療。09年7月3日，該院確診為膽結石，并建議其住院手術治療。另原告母親的筆錄與上述病案記載事實吻合，上述證據可認定原告疾病屬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第四，庭審中，原告沒有提供充分證據證實：投保前原告身體的疾病癥狀已經消失。

綜上，保險公司認為原告帶病投保，其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符合已查明的事實及雙方約定；原告認為被告未履行說明義務，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無效的觀點，因與查明的事實及法律規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的主張不予支持。

四、二審調解

本案原告不服一審判決，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1年1月12日（本案二審期間）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印發蘇高法審委[2011]1號會議紀要，該紀要第七條規定：學生平安險不屬團體險，保險人應當逐一向投保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保險人僅對學校履行明確說明義務的，或者保險人提供了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的《告家長書》但無涉案被保險人或者其監護人簽字的《告家長書》回執欄的，對于保險人已經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的抗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地方法院會議紀要雖然不能在判決書中作為法律依據援引，但紀要確定的案件處理方式卻能在所轄基層法院得到絕對適用，鑒于省高院對此類案件態度明確，保險公司為盡量減少損失，作出妥協，本案最終在中院主持下，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五、法律分析

蘇高法審委[2011]1號會議紀要中對學生平安險承保模式的判定，對本案二審產生逆轉性影響，該會議紀要認為學生平安險不屬團體險，只能以個險形式承保，從而得出學生平安險的承保保險人應當就免責條款逐一向學生或者其監護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學生平安險的投保人以及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主體是學生或者其監護人。而本案系學校自籌費用為學生投保，被保險人清單中學生均已成年，投保行為經得學生同意，保險公司以團體形式承保，學校為保險合同的投保人，保險公司就保險條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鑒于現行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并無就條款向被保險人進行說明的義務，雖然保險公司在展業時就保險條款內容通過發放文字資料的方式向學生進行了宣傳，但并未要求學生書面簽字。

蘇高法審委[2011]1號會議紀要認定學平險為個險，無論是從法律規定還是從保險經營實務進行分析，均值得商榷。

一、現行法律并未絕對禁止學生平安保險以團險形式承保。認為學生平安保險為個險者所持觀點基本為：（1）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學校和被保險人學生之間不存在法定保險利益；（2）另根據保險法規定，投保人不得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保險人也不得承保。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前款規定限制，學生為未成年人，因此學校不能作為投保人；（3） 學平險的交費主體是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所以學生或其家長才是投保人；（4）2003年保監會下發了《關于規范學生平安保險業務經營的通知》，要求從2003年8月30日開始，各大、中、小學校將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為學生統一辦理學生在校保險，這表明行政監管機構認為學生平安保險應該為個人保險。

學平險作為團險承保還是個險承保，主要區別是投保人是誰，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學校對學生不具有法定保險利益是否定學平險團體性的重要理由。關于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立法例上可以劃分為純粹利益原則、同意原則、利益和同意兼顧原則。所謂利益原則即訂立保險合同，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相互間必須存在金錢上的利害關系或者其他私人相互間的利害關系，各國立法一般規定父母、夫妻、子女等互相具有保險利益。同意原則則是指，訂立保險合同，無論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有無利害關系，均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為前提。我國采用的即利益和同意兼顧原則。被保險人若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保險合同，視為具有保險利益，學校和被保險人學生之間雖不存在法定保險利益，但學生本人或其監護人若同意學校為其投保，學校則因同意原則而取得了對學生的保險利益。

保險法第33條規定：“投保人不得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保險人也不得承保。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前款規定限制。”該條屬于禁止性規定，違反該條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后果。但該條所稱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是指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新保險法第33條所稱的未成年子女僅限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包括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即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學平險中被保險人范圍為各類大、中、小學及中等專業學校全日制在冊學生，根據我國的教育體系設置，排除極端個例，初、高級中學及大專院校的學生不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這部分學生不屬于保險法33條禁止的非父母禁止投保范圍。我們應看到，保險合同由于其帶有射幸性質而容易誘發道德危險，人身保險中的他人之生命保險合同則更容易為不法之徒所濫用，為維護被保險人的人身安全，確保保險合同當事人及關系人的正當利益，對于他人之生命保險合同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弊端，應以法律手段嚴格加以防范。但是，這種法律手段應當公正而適中，既要能起到防范各種弊端之作用，又不能過于嚴厲而妨礙人們利用此種保險合同。無論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原則還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死亡保險之投保人的限制規定，均是為了抑制道德風險。然而，學平險不論投保人是誰，被保險人為在校學生，受益人為被保險學生或其家長，如教育管理機構為學生投保學平險，將受益人指定為被保險學生或其家長，應該講道德風險是基本可控的。教育機構自籌費用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之外的在校學生投保團體學生平安保險，既不違反現行法律規定，同時也是教書育人、關愛學生的師德所在，是值得鼓勵的合法行為，司法不應當干預。

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年的保險展業實務中，大量辦學條件較好的教育機構（特別是民營私立學校）為保障學生發生意外事故或疾病得到救治，也是為減輕校方責任，順利解決可能與學生或學生家長發生的矛盾，愿意撥付一筆款項為學生投保學平險，甚至，一些地區的教育管理機構統一撥付費用，要求轄區內的教育機構必須為在校學生投保。此類投保意愿的教育機構大量涌現，禁止這類愿意為學生承擔交費義務的教育機構成為投保人顯然不恰當，司法機構對教育機構的投保資格進行限制，不但缺乏法律依據，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斷然排斥的做法阻礙保險功能的發揮。

關于2003年保監會下發的《關于規范學生平安保險業務經營的通知》，不少人存在誤讀，該通知主要還是針對當時社會非議的教育機構亂收費問題，防止學校以集體名義強制學生購買學生意外保險，改善保險公司在爭奪學平險業務中惡性競爭帶來的混亂局面，并沒有一律禁止保險公司就此險種以團體形式承保。相反，從監管機構審批或備案的條款情況來看，一些保險公司報備學平險條款即以團體保險冠名，如《學生團體意外傷害保險條款》、《附加學生團體意外傷害醫療保險條款》、《附加學生團體住院醫療保險條款》，此類條款中一般均明確，本保險合同由保險條款、投保單、保險單、被保險人清單名冊、聲明、保險憑證以及批單等組成。附被保險人清單投保是典型的團體險，由此可見保監部門亦未禁止學平險以團險方式承保。

二、限制學平險以團體保險形式承保，使學生平安保險業務日益萎縮。學平險屬短期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范疇，專門針對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設置，其內容主要包括：學生平安意外傷害保險、附加學生意外傷害醫療保險及學生住院醫療保險。低保費、高保障是學生平安保險的顯著特點，投保人只要交較低保費，被保險人就能獲得較高保額的風險保障，因此，學生平安保險曾是諸多保險產品中較為受歡迎的一個險種。另與其他醫療及意外險險種相比，因承保對象特定、保障范圍廣、賠償額度高、費率水平低，該險種具備一定的公益性質。從社會公益的角度出發，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未能全面覆蓋未成年人和學生的情況下，該險種對學生而言是一種安全保障，對于減輕家長和學校的負擔而言，更是不容忽視的。學平險的開辦，保障了學生的人身安全，對穩定社會、促進國家發展都有巨大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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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養老問題也日益凸顯。贍養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法律賦予各級政府、社會團體和每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農村養老保障問題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基本生活權益，關系到農村的繁榮和穩定，關系到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基本問題就是養老保障方式，農村家庭養老保障、農民社區養老保障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目前己有的主要農村養老保障方式。下文將對這三種方式進行分析研究。

    一、農村家庭養老保障

    1.農村家庭養老保障

    家庭養老是我國社會的傳統養老習慣，無論我國社會制度如何變遷，_傳統的“父母養育子女，子女贍養父母”的觀點是始終不變的。家庭養老保障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家庭養老保障能夠彌補社會養老的不足。雖然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在經濟上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就中國的養老保障事業的發展程度來看，城鄉和供養標準都存在差別，并且按照普惠制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社會的養老保障體系只能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目前還達不到滿足老年人的全面要求，所以家庭養老對于老年人經濟方面的支撐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家庭養老所帶給老年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和關懷，這點是農村社會養老所無能為力的。也就是說，單純的物質保障并不能完全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所以許多國家都曾經將養老方式定為:以家庭養老保障為主，以社會養老保障為輔。

    2.農村家庭養老保障方式的衰退及問題

    農村家庭養老保障的衰退主要源自全球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家庭養老在養老的內容和力度上都有明顯的衰落趨勢。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農村老年人的撫養比例從1982年的7. 97%上升到2009年的11. 3%，專家預測到2013年，總體撫養比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會達到最低點38. 8%，隨后將因老年撫養比大幅度提高而使社會總體養老負擔迅速加重。

    這說明養老保障的代際支撐己經出現問題，況且我國目前還未達到人口老齡化的高發期。農民選擇家庭養老保險具有必然性。政府在引導和保證家庭養老保障的主要職責有強化家庭養老的道德教育力度，以法律法規來約束家庭成員的行為，對有老年人的家庭提供所需的幫助，建立農村養老服務機構，同時建立家庭養老的激勵機制，在社會輿論層面給予大力的宣傳，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所以說我國應當探索出多元化、服務性強、普惠與個性化需求相結合的農村養老保障模式。

    二、農民社區型養老保障

    1.農民社區型養老保障

    農村社區型養老保障模式是一種靈活性強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集體養老保障方式，是對家庭養老保障弱化的有力補充。農村社區是農村老年人生活的村莊，根據農村社區的條件為農村社區內的老人提供必需的養老保障和社區公共服務，社區的組織者主要是村民委員會及群眾團體組織。

   2.農村社區型養老保障的作用

    (1)有利于降低養老成本，社區服務居家養老把經濟責任分散到每一個家庭，減少了養老對國家的過多依賴。而且，家庭收入和養老水平有機的結合到了一起。另外，社區型養老便于各村莊、各社區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靈活多變的進行養老服務項目的開展，便于在廣大的農村開展。

    (2)農村社區型養老保障適應農村管理改革的形勢，有利于農村社區管理水平的提高。社區是老年人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作為社會管理的基層單位社區，努力提高拓展社區內服務范圍和管理范圍是其應盡的責任。通過社區管理的努力和建設，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農村老人的精神文化建設。

    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1.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概況

    從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開始實行。新農保試點的基本原則是“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我國新農保建設的主要目標是探索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社會救助等其他社會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農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新型農村養老保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個部分: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

    2.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評述

    我國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在探索建立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創新了許多可以借鑒的模式，雖然各地做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其核心內容、基本的制度框架還是基本和國務院對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的方案一致。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了“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地方財政補貼”三方分擔保險費的籌資機制。這是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最為顯著的特點，也是新農保和老農保的一個根本的區別。

    (2)對象的明確和細化。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明確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為主，對農村各類企業及其從業人員，要求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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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安人壽的渠道分析

平安人壽開國內壽險營銷之先河，憑借先進的體制、優秀的經營理念并且建設了專業化員工隊伍，經歷十余年的發展，業務規模和業務品質位居國內壽險公司前列。平安驕人的成績，其銷售渠道的建設功不可沒，平安的營銷渠道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平安壽險公司在個人營銷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電話中心，網絡中心，門店中心等輔銷售渠道。公司首家推出了海內外急難援助服務，并將急難援助特服電話95511全面升級，已申請全球急難援助服務的平安客戶在世界絕大部分地區遭遇困境，只要撥打該電話，便可享受公司專業、便捷的服務。公司還首創客戶服務節，首發平安保戶卡、銀行聯名卡，并致力于構建高科技的服務平臺，為客戶提供專業化的服務。

二、中國人壽的渠道分析

中國人壽建立起由個人人、團險銷售人員以及專業和兼業機構組成的中國最龐大的分銷網絡。其營銷渠道簡單來說可以如下圖所示：

綜合及簡單型保險 綜合型保險 簡單型保險

直銷渠道（人員推銷） 個人人 銀行及直接市場

團體客戶 個體客戶 個體客戶

可以看出，中國人壽根據市場現狀，將顧客群分為兩大類：團體客戶和個體客戶；把產品分為綜合型保險（復雜類）、單一型（簡單類）。對團體客戶采取直銷渠道，使用自己的專門隊伍提供上門服務，這樣一方面更有利于提高服務質量，提高客戶滿意度，另一方面，可把重要的客戶群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對于個體客戶，主要采用人，以降低成本，擴大銷售面。

三、二者渠道差異

（一）在渠道創新方面，平安公司更勝一籌。

}在渠道布置方面，中國人壽實力雄厚、分支機構健全，所以其直銷隊伍龐大，直銷人員大都是通過上門推銷展開業務，郵遞、網絡、電話等這些直接市場的業務盡管開展了，但與平安相比較為遜色。平安人壽堅持個險（個人人）、銀保和電話營銷三足鼎立的策略。而且就在2012年8月，中國平安與騰訊，阿里巴巴集團三大集團聯手試水互聯網保險公司，前景看好。

（二）渠道建設重點發展區域不同。

城市是社會財富和大眾富裕階層人口的主要集中地，是壽險保費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而廣大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隨著農村人口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則是一個新興的快速成長型市場。因此，這兩個區域市場對任何一家想謀求市場主導地位的大型壽險公司來說都至關重要。中國人壽的區域營銷戰略是“突出城市，鞏固農村”，然而從實際市場上的情況來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一些大型城市和省會城市，平安人壽在個人人渠道方面已經全面領先于中國人壽，但是在其他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中國人壽的市場競爭力仍然比較強。

四、存在的問題

首先，“渠道成員”方面的問題。

在保險這個行業中，人的素質普遍偏低，在推銷過程中行為不規范，經常為了獲得更多的傭金收入而亂承諾，使保險公司的形象和信譽遭到了極大的損害，同時又損壞投保人利益，進而影響行業持續發展。這是整個行業在渠道建設上存在的共同問題。

其次，技術水平跟不上渠道創新的步伐。

在網絡營銷、電話營銷、郵寄營銷等創新渠道上，技術落后，受到的重視也遠遠不夠，與國際上的知名保險公司的渠道建設有一定差距。相對來說，平安在這一點上做得較好，而人壽雖逐步加強了對創新渠道建設的重視，但就目前情況而言，根本無法滿足快速變化的消費者的需求。

五、保險營銷渠道的選擇及改進

（一）改進人制。

前面已經分析了人制存在的一些問題，究其關鍵在于，保險公司對于人的保障和激勵不夠，使得他們在面對生存壓力時，歸屬感與認同度不夠，對于保險公司和客戶雙方 的誠信又談何存在？因而改進人制迫在眉睫，我們可以改變傭金的支付方法，制定出較為合理的支付方式。

（二）建立相對靈活的營銷渠道。

現代保險營銷渠道不應是完全孤立的直接營銷渠道或間接營銷渠道，而是多種渠道的組合，并且適應當今市場的發展需要，對于不同的保險險種，不同地區，不同的客戶采取相對靈活的銷售渠道。例如，對于設計的較為簡單易懂的短期意外傷害保險，還有在聚集著眾多高學歷高收入人才的發達地區，可以采取電話直銷和網絡營銷的方式，既方便了顧客還為保險公司節約了人員成本；而對于一些側重于長期保障功能、設計的比較復雜以百姓很難看懂的險種，則需要經過保險公司培訓過的有素質的專業人員為客戶耐心解釋，才能更好地達到成功銷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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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我國保險法上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現行法分析

保險合同的中心內容在于投保人以給付保險費為代價換得保險人承擔約定的風險，從而在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實現風險的轉移，而在全體投保人之間則形成風險的分散。因此，保險合同在保險精算的科學基礎上，要求保險人承擔的風險與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險費具有對價關系，遵循著對價平衡原則。由于保險人所承擔的保險標的物的風險處于無體不確定的狀態，不能轉移占有，因此，“保險人無論于締約時或定約后關于危險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實上幾乎立于無能之地位”[1].保險標的的風險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保險合同締結之初其承擔的風險與合同履行中的風險可能會出現較大的差異。而保險合同又是繼續性合同，若危險嚴重超出締約時保險合同所承保的程度，則勢必會提高保險事故發生的機率，而加重保險人的義務，破壞對價平衡。為此，當保險標的情況的變化嚴重增加了保險合同締結之初所承保的風險，保險法課以相對人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以使保險人對危險增加的事實作出正確估量，決定是否繼續承保或以何種條件繼續承保，采取相應的措施控制風險。各國保險法把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作為一種法定義務加以規定，但其具體內容卻不盡相同。我國現行保險法在第36條用兩款加以規定：

第一款：在合同的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增加的，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款：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規定的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法律應簡便明約，但不能有“簡”而無“明”。縱觀其規定，言雖簡意卻未“明”。如：危險增加有輕重久暫之別，其構成要件為何，是否在事實上一經危險增加即一定成立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危險增加有時因可歸責于當事人，有時則不可歸責于當事人，是否不分情況規定為相同的結果；按現行法規定，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下保險人有合同解除權與保險費增加權，其間的關系若何，是否可任意選擇……凡此種種，皆須明了。現行保險法第36條的內容不能明示通知義務的構成要件，亦未涵蓋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不同情況而在法律上異其效果。因此，有對之進行討論和研究的必要，以在法律運行中明其意義，定其權利義務，理順其責任，祛除對當事人造成的不公及由此而致的糾紛。惟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面臨外國先進保險業的競爭之際，尤須基于后發展之地位，借鑒他國先進保險立法關于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現行規則，在投保人與保險人間達成利益的平衡，使中外保險法對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利益的保護趨于一致，以完善我國保險現行法，加強我國保險業的競爭能力。

二、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構成要件

（一）積極要件。

危險增加義務首先須具備危險增加的客觀事實，此為積極要件。在保險合同履行過程中，保險標的的風險狀況深受多種無法控制因素的影響而致危險增加時，則義務人要對保險人履行通知義務。但在現實中，危險增加有輕重久暫之別，若令義務人不分具體情形皆須負通知保險人的義務，必然耗費義務人的時間與財力而增加交易成本，對于保險人來說并非皆為必要，反而有違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本旨。因此，危險增加顯非其字面意義所能完全表征，在保險法上實有其特定的內涵，需要對其構成要素進行特別的討論。我們認為，保險法上的危險增加應包括如下要件：

1、程度要件，危險增加須達致嚴重超過締約初的程度，使保險人非增加保險費不足以承保或以何種條件都不能承保。并非所有危險增加皆須通知保險人，若所有無關痛癢的危險增加皆須通知，對義務人而言不僅擴大交易成本，費時費力，對保險人而言亦無實益。危險增加須致一定程度，對保險人的風險負擔構成實質性影響，方對義務人課以通知義務。概因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本旨在于保險合同履行過程中，保險人承保的保險標的物的風險為無體狀態，與普通合同標的相比顯具特殊性，保險人不能具體控制保險標的，亦無從控制其無體的風險狀態，只有實際控制標的物的人對其所處的風險狀態才最為關切最為掛懷，標的物面臨的風險變化只有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最為明了。危險增加的客觀事實若使保險人承保的風險機率增大，以至達于必須增加保險費或即使增加保險費亦不能承保，也就是說，若該危險增加的事實于締約時存在，保險人斷不會以現在的條件與保險費率承保，則構成危險增加的程度要件。如：在財產保險，甲為其所有的房屋投保火災保險，其鄰居原為民居現已改為制造爆竹的工廠。在人身保險，甲投保意外險，其原為武術教師現為海關緝私偵察員。我國保險法對危險增加未為任何說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保險立法則有不同體現。我國臺灣地區現行保險法于第59條第二項規定“致其危險達于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之程度者”即是。德國保險契約法第29條則表現為“非重要危險增加，不予考慮”。日本商法典第656條則表述為“致危險顯著變更者”。因此，我國保險法上的危險增加，要做目的性限縮解釋，從其程度性標準來說，實指“重要危險增加”或“危險顯著變更”之意。由此可見，我國現行保險法上的用語不如直接表述為“重要危險增加”或“顯著危險增加”。

2、時間要件，一指危險增加發生于合同訂立之后；二指危險增加事實本身在時間上應具持續性。危險增加除程度須達致一定標準外，還須滿足時間上的要求。首先，危險增加的事實須發生在保險合同成立之后[2]，而不是要保人發出要約之后保險人承諾以前。其次，相對于原合同締結之初的風險狀況而言，其具備程度條件的危險增加的事實本身應不間斷地持續一定時間。此時，需要考慮兩種情況：一是該重要危險增加一出現即刻引起危險事故，二是該危險增加發生過、后又消失。如：在汽車責任保險中，該汽車的制動器失靈馬上引起撞車事故，此為保險事故的促成，非為危險增加。而若該汽車制動器失靈的情況發生后，該司機在一周時間內仍繼續使用該車則構成危險增加。但在制動器失靈后，馬上被司機修理好，則不屬于危險增加。在第二種情況下，涉及時間上持續性的認定問題。若持續8小時、1天、3天、10天、1個月……，則何樣的時間期限才算具有持續性，單純從時間上判斷殊難定論。因此，是否具有持續性，只有留待法官根據各種不同性質的保險合同的不同要求來進行具體判斷。這樣，在非典型案件的邊界便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的余地。

3、主觀要件，在風險評價上要求具有未被評價性。危險增加除具上述兩個要件外，尚須具備未被評價性，即在雙方締約時，未把該危險嚴重增加的情況計算在保險合同約定承擔的風險里，并核定相應的保險費。有學者稱之為“不可預見性”[3]，但不可預見性易使人理解為對危險增加本身的不能預見，而有時保險人對締約后風險增加是有預見的。如：汽車責任保險中保險人可能會認識到該汽車的使用會導致制動器老化而達危險增加，但其已包括于承保風險中。然，若該司機在制動器失靈后仍不為修理繼續使用該汽車竟致半個月的時間，則屬危險增加。因為該保險人在評估汽車責任風險時，是以該汽車制動器功能正常為前提的，而制動器功能失靈的存在事實則遠超出保險人對汽車使用風險的正常估價。又如，在人身保險中，保險人會想到被保險人將來有變動職業的可能，所以，在合同中約定變動職業時須通知保險人。此時，危險增加顯然已被保險人預見，而不是不可預見。因此，不可預見性不若采用未被評價性一語中的，又不致誤解。

（二）消極要件

危險增加義務除上述積極要件外，還需考慮消極要件，即無下列條件之一的，通知義務才存在：

1、為履行道德義務而致危險增加。從積極要件上來說，因履行道德義務而致的危險增加當然滿足危險增加的事實條件，使對價平衡遭到破壞，但因該履行道德義務本身是發揮人類間互助互濟的行為，乃人類善良天性的張揚，如果一個法律制度對人們發揮善良天性的行為還橫加歸責，顯然有違于人之為人的本旨，反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因此，因履行道德義務而發生的危險增加由保險人承擔，一方面有助于鼓勵人類道德的發揮，另一方面亦凸現出保險制度除了計較保險賠償和保險費之間的對價平衡外，還具有“道德性之本質”。[4]在立法例上，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61條第三項將“為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規定為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免責性規定，德國保險契約法第26條后段亦有相似規定。

2、為減輕或避免損害的必要行為。德國保險契約法第26條前項規定：“若危險增加是由于為了保險人之利益……則不適用第23至25條之規定”（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規定）。臺灣保險法則于第64條第二項規定“為防護保險人利益者”而免除危險增加通知義務。因避免或減輕保險事故所致損失的行為，從保險人與投保人間看，有利于保險人，而從全體投保人組成的社會團體講，則是出于主觀上為減少或避免發生的善意，法律上免去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在于鼓勵人們善意地行為以減免損害發生，從而有利于減少保險事故造成的社會財富的無謂損失，從而增進社會財富的積累。

3、保險人所知。通知義務的本旨在于使保險人對于危險增加由不知轉為知悉，據此重估危險，回復對價平衡。因此，為保險人所知的危險增加則無再為通知的必要，若此情況仍令義務人通知，對其不僅不道德，亦顯苛刻，反而給保險人以未盡通知推卸責任提供理由。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非在于投保人、被保險人的誠信，亦在于保險人的誠信。故此種情形不必負通知義務。

4、依通常注意義務，危險增加為保險人應知或無法推委為不知的情形。既然保險人應知而未知，說明保險人欠缺其注意義務，主觀上具有過失，此種情形免除義務人的通知義務符合法律不應鼓勵過失的精神，同時亦是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人的要求。

5、經聲明不必通知。在此場合既已明示不必通知，則表明保險人對危險增加無須再由義務人通知而來重估危險與回復對價平衡。不通知當然不違反保險人的意志，符合合同自由原則，法律無加以干涉之必要，予以保險人特別的保護。

因此，保險法上構成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前提條件是危險增加的事實發生，此為積極要件。同時，法律還對特定條件下的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予以排除，此為消極要件。我國保險法對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皆未澄明，實踐中難免不發生與此相關的案件，如適用現行保險法的規定必然導致對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不公平的后果。在語言表達上，“危險增加”一語字面意義無法確切表征其實質內涵，若改為“重要危險增加”等表明其程度的方式更能顯現其本意，亦符合中國人的語言習慣。在現行法下，可用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解決這一問題。未來修訂保險法法條的用語則為根本之道。另一方面，在現行法下，遵循嚴格的法治原則，通知義務人必然無法適用排除性要件保護自己的權利，此時可考慮最大誠信原則在保險法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或由有權機關通過有權解釋來解決，而根本之道在于修訂保險法時通過相應條款對其加以規定。

三、危險增加的類型化與危險增加通知義務

類型化的研究方法是法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方法。類型化研究的本旨不是為類型化而類型化，其目的在于通過類型化而達到區別法律事物的性質、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法律后果的不同，以明了其法律規則的適用。

（一）根據重要危險增加是否以書面約定為標準可將之分為約定危險增加與非約定危險增加。前者，是經當事人在保險合同中約定而列為重要危險增加，后者是保險合同上雖未約定，但在客觀上足以提高危險發生率，符合上述重要危險增加構成要件的危險增加。在實務當中，是否在合同中約定負通知義務的危險增加都是重要危險增加，從而皆須負通知義務，涉關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切身利益。而他們代表著需要獲得保險保障的社會大眾，顯有澄明的必要。有學者認為，凡是在合同中約定的須通知的危險增加情形皆屬于重要危險增加，縱使客觀上不屬于重要危險增加，亦在其內。[5]按此，若保險合同中載有危險增加應負通知義務的情形，義務人都必須在情形發生后通知保險人，如違反此義務，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不論其實質上是否具有重要性。但此一觀點的合理性不無疑問，實質上涉及保險合同中對危險增加的約定的效力問題。在保險合同中約定對特定事項應負通知義務，包括幾種情況：一是該特定事項從實際上來說確已致重要危險增加的標準，同時雙方又在合同中約定明示，既反應了合同自由原則，亦符合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本旨，沒有問題。第二種情況是合同中雖約定該事項發生須負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但該危險增加不屬于重要危險增加，此時，令當事人對此負擔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不合該義務設定的本旨，更使對方為通知義務所累，反給保險人據此推卸責任提供了理由，使義務人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實務上保險合同皆采附和合同的形式，相對方無討價還價的余地，若保險人借此優越地位將實質上不具構成要件的危險增加規定于合同中而附加其身，在財產與能力上人單勢薄的相對人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同時，即使保險人與對方當事人能夠進行協商，但對方當事人為一般民眾，而保險人是專門職業者，對于每一險種的個別情況是否屬于重要危險增加，只有保險人才能判斷，而相對人可能一無所知，決難加以適當判斷。保險合同與一般雙務合同亦有不同，不能以一般雙務合同的對等性來解釋保險合同中的問題。保險的特性在于團體性，基于團體性觀念，危險本是投保人通過保險人的中介將自己所負的危險進行分散、轉化，最終的承擔者實際上是投保人組成的團體。如果認可合同中約定通知義務的絕對效力，保險人便會藉口義務人對于實際上不屬于重要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的履行使對方疲于奔命，甚至推卸自己的責任，不僅不能實現其中介職能，亦使投保人的目的落空。因此，我們認為，不能賦予合同中對特定事項須負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約定以絕對效力。對此解決的辦法一是在保險業監督機關審察保險合同條款時加以限制，二是司法中由法官來認定該條款與實質危險增加是否相合。無論如何應在立法上明定該種條款的效力或作出相應的司法解釋。我們認為，應賦予該種條款為推定非重要危險增加的效力，在保險人主張免責時由其負舉證責任。義務人可以舉證證明該約定的事項不是重要危險增加而不必履行通知義務。而不能賦予其視為重要危險增加的效力。在保險合同未約定的場合，則需按實質標準判斷是否因該危險增加而使保險人在合同締結之初絕不會以相同的條件承保。發生爭議時，由法官根據保險合同的種類及保險標的的特性作個案判斷。

（二）根據危險增加的原因事實的不同，可將其分為主觀危險增加與客觀危險增加。這是各國保險法理論中的通常分類，實質上立法并未如此表現。依各國和地區的立法例，其區分標準則有不同表述。

日本商法第656條規定為“因可歸責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危險顯著變更或增加者”，同法第657條則將客觀危險增加表述為“因不可歸責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危險顯著變更或增加者”。即日本法以是否可歸責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主客觀危險增加的區分標準。德國保險契約法第23條將主客觀危險增加分別表述為“與要保人意思有關……”，第27條將客觀危險增加表述為“與要保人之意思無關……”。可見，德國保險法將是否與要保人的意思有關作為區分主客觀危險的標準。據此，若危險增加由要保人的意思所致，則不論是否可歸責于要保人，均為主觀危險增加。反之，若與要保人意思無關，則為客觀危險增加。[6]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59條第二項將主觀危險增加表述為“危險增加由于要保人或由于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第三項將客觀危險增加表述為“不由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行為所致者”。即將是否由義務人行為所致為判斷標準。但在臺灣保險法中，該處“行為”系指行為人于主觀上是否應有認識并有意使之發生，在客觀上系在該主觀心理狀態下實施的作為與不作為，即過錯行為。[7]

綜觀各立法例，皆在保險法上將危險增加區分為主客觀不同的情形，但主客觀危險增加的區分標準并非完全相同。德國法中的“意思”與法律上評價是否有可歸責性的“過錯”并非一致，因此，德國保險契約法在適用中，在主觀危險增加場合須在“意思”基礎上再考慮是否具有可歸責性（過錯）而異其法律后果，顯得煩瑣而無必要。[8]按臺灣現行保險法以是否為義務人行為所致為標準，則須對其行為的主觀因素作出適當解釋方能實現劃分主客觀危險增加的本旨。反觀日本法上關于主客觀危險增加以是否可歸責于義務人為標準可謂一舉中的，既能明確將兩者進行區分，又與各自情況下當事人保險法上的權利義務與責任的認定和法條適用緊密關聯。所以不妨采此標準為法律上的劃分。我國現行保險法未對重要危險增加進行主客觀區分的類型化，而對兩種情形下的法律后果亦為相同的規定，該種立法形式不能體現出誠信原則與對價平衡原則的法理念，無法公平而效率地實現對通知義務人的保護和對保險人的救濟。

四、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履行

我國保險法第36條第一款規定，在危險增加條件下，義務人應及時通知，而保險人有要求增加保險費和解除保險合同的權利。在第二款明定，危險增加怠為通知的，對因危險增加而致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責任。據此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義務人及時通知，保險人有增加保險費和解除合同的權利；二是怠于通知，依當然解釋，保險人當然可以要求增加保險費和解除合同，并且無論是要求增加保險費還是解除合同，保險人對因危險增加而致保險事故發生皆不負賠償責任。從立法技術上來說，前款規定了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人履行義務后對保險人的法律后果，第二款則是對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的規定。關于此條規定的其他缺漏之處前已述及，在此僅對法律后果的妥當性進行討論。

（一）義務人通知義務的適當履行。危險增加的事實使保險人在締約之初對風險的估計與現實不符，其收取保險費亦與其承擔的風險處于不平衡狀態，需要重新評估風險與計算保險費，以及決定繼續承保與否。而這一切又以保險人知悉為條件。因此，保險法課以通知義務，使保險人利益得以維護，間接利于所有投保人之團體。同時亦賦予保險人以增加保險費與解除合同的權利，以對保險人承擔了高于原合同約定風險的事實予以救濟，排除其因此所受的不利益，使合同關系回復于平衡狀態。現結合該條對通知義務的要素分別討論。

1、通知義務的主體

由于我國保險法只在財產保險中規定被保險人有此義務，因此，現行法上，通知義務人只有財產保險中的被保險人。這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保險法皆有不同。其他國家的立法例將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同時適用于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將被保險人亦定為通知義務人。（見臺保險法第59條、日本商法典第657條。）據我國保險法第36條的規定看來，通知義務人僅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在財產保險中往往是財產的所有人或利害關系人，直接管領控制該財產，與保險標的間的關系密切，對其了解最為直接全面，沒有人比自己更能意自己的利益。在人身保險，被保險人的生命或身體即是保險標的，對其情況自然最為明了，因此，法律令其負通知義務理所當然。至于投保人是否應是通知義務人，從各國立法來看，都把投保人列為通知義務人。其據在于投保人是向保險人發出要約，交付保險費并與保險人訂立合同的當事人。在我國保險法中還要求其與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因此，有關保險合同履行義務自應由要保人為之。其他國家雖都把投保人與被保險人規定為通知義務人，但其立法技術卻使之規定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于條文中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并列規定的，如日本商法第657條的規定，或于保險法中設立所謂“被保險人視為要保人條款”（Gleichstellungdes.Versicherten.mitdemVersicherungsnehmer），如“西德及奧地利保險法”[9].而臺灣保險法在第59條中區別不同情況而定通知義務，即有時只將投保人列為義務人的情形（臺保險法第59條第一項）[10]，有時將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并列為通知義務人（見臺保險法第59條第二、三項）。我們認為，我國現行保險法第36條從立法體例上存在疏漏之處，使通知義務不能適用于人身保險[11]，而人身保險中危險增加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如投保意外傷害險下，被保險人職業由教師改為警察，或由辦公室工作人員改為某化學品生產車間工人等。這樣，在人身保險領域若出現危險增加的情況，在現行法上無人負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假設因該危險增加而致損害發生，保險人必將負給付義務。這種情況不利于保險合同對風險的控制，亦不利于對保險人利益的保護，最終將損及保險人的經營。我國保險法將危險增加通知義務規定在財產保險項下，而不是規定在總則當中，由于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在危險性質、給付原則及運行方面殊然有別，亦不能簡單進行類推適用。這將使司法實踐難于解決此類案件。實際的辦法是由最高院通過司法解釋對此進行說明，但實質上是代立法機關實行立法的職能，因其解釋已超出法律解釋的范圍。所以，根本之道在于修改現行保險法，將危險增加通知義務規定于保險合同法總則，或在人身保險合同章增加關于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規定。同時，增加投保人為通知義務人。理由已如前述。

關于受益人是否應為通知義務人，學者間亦有爭議。有學者認為，受益人之是否應負通知義務，“應以其所處之法律地位及其是否知悉危險變動為決定之依據”。[12]我們認為，受益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保險合同的純粹利益人，法律自不應令其負擔額外的義務，此為原則。在現實生活中，受益人對被保險人的財產及人身的風險情況變化亦未必能加以了解和控制。因此，不宜將其列為義務人。

2、通知的時間

危險增加通知義務旨在回復對價平衡，對保險人承擔比締約時加重的風險的不利益進行救濟。最終控制風險，使投保人間合理分擔風險，獲得保險保障。因此，在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知悉后應為立即通知。但關于義務人履行通知義務的期間，各國與地區的規定不為一致。首先，德國保險法規定，危險增加無論與要保人意思有關或與要保人意思無關，要保人于知悉危險增加之事實后，均應立即通知保險人，不得遲延[13]而在日本商法第656條規定主觀危險增加的情況下，保險契約失其效力，自無討論通知義務履行時期的必要。至于在客觀危險增加情況下，日本商法第657條規定，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于知悉后立即通知保險人。而臺灣保險法將通知時間依危險增加發生之不同而分為下列三種情況：一是危險增加為保險契約所載者，要保人須于知悉后通知保險人；二是危險增加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通知保險人；三是危險增加非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于知悉后10日內通知保險人。在第一種情形，姑且不論將記載于合同的“危險增加”皆視為重要危險增加妥當與否，對于將履行期限規定為知悉后通知，實際上并未規定具體的履行期[14].在第二種情形，學理上認為主觀危險增加因既然為其行為所致，理應先知悉亦應先于危險增加的事實通知于保險人。但在由被保險人

不作為所致危險增加的場合，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可能未必會先知。如投保盜竊險者，其住宅房屋防盜警報已破壞，此時其未必會先知悉其事實，亦無法先通知保險人。至于第三種情形是客觀危險增加于知悉后10日內通知，通知義務旨在使保險人重估危險，以回復對價平衡、控制危險。因此，以盡速通知為必要，10日規定與通知義務本旨不合，無此必要。我國保險法對危險增加未進行類型化規定，其通知時間在第36條以“及時通知”為概括規定，但何謂“及時通知”，從文意解釋應以知悉后立即通知為其本意。

3、通知方式

通知義務采何種方式履行？從我國保險法及其他規定看，對此未予澄明。由于保險法為民法特別法，系典型私法，亦應遵循合同自由原則，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與社會公共利益皆可。但實務中，有的保險合同條款約定“通知義務應以書面方式為之”，其效力如何，不無疑問。

保險合同系雙務合同，雙方當事人本應以契約自由原則而對特定事項為約定，并且在民法中在不違反強制性規定情況下，可以特別約定排除合同法的任意性規定。但保險法為民法特別法，合同自由原則在此不能與民事合同為同樣的適用。因保險業的技術性與附和合同性質，雙方的締約地位實質上并非平等。處于締約一方的是普遍的社會大眾，另一方是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保險人，若使保險人在保險合同中將通知義務片面定為要式行為，則必將增加通知義務人的交易成本。同時保險人動輒以通知義務人不為書面通知為藉口推卸自身責任，使處于弱勢地位的投保人更加不利。從保險團體性觀之，保險人以苛刻的條件加諸投保人和被保險人，而使其稍有不慎即除去風險保障的危險，保險的功能亦會落空。有學者認為，保險法上的強制性規定分為兩種，一是絕對強制性規定，保險合同當事人不能以契約方式變更其內容，不論有利于被保險人與否，即使變更其內容亦無效。如關于保險利益的存在、復保險的禁止性規定；一是相對強制性規定，此類規定原則為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而設，原則上不得以契約變更之，惟有利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變更時，不在此限。即這類規定是對被保險人、投保人規定義務的最低標準，不能在此基礎上加重其義務。[15]

（二）義務人履行了通知義務，保險人有增加保險費和解除合同的權利

1、關于保險費增加權和選擇權

無論主觀客觀危險增加，皆破壞了投保人與保險人間的對價平衡。對價平衡被破壞的結果表面上不利于保險人，而實質上有害于由其他投保人組成的社會團體。因此在主客觀危險增加情況下，保險人若于通知后經重新估價風險后，認為可以繼續承保，則理應根據對價平衡原則對增加的部分加收保險費，以回復對價平衡。增加保險費的權利旨在救濟保險人承擔風險增加所受不利益。只是根據該條規定，此時保險人享有選擇權，而如何選擇法律上并未明示。因此，從字面意思來說，保險人即可選擇加收保險費以維持合同，亦可解除合同。理論上存在著一經危險增加的通知，保險人即可解除合同的可能，解除合同亦不失實證法上的根據。若作此理解，該條顯然對保險人利益保護至周，而忽視了保險合同對投保大眾的風險保障功能。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設置本旨在于因客觀情事的變化而破壞了保險合同對價平衡，而該危險增加的狀況又屬于承保風險性質允許的范圍之內。保險人不能在締約之初對其評價，因此，通知義務旨在使保險人對于變更了的風險重新評估，以決定以何種條件繼續承保或不再承保。按此，若在加收保險費即可繼續承保回復對價平衡的情形下，應首先選擇增加保險費，而在加收保險費亦不能符合承保條件，危險增加致事故發生機率超出保險風險性質所允許的程度，則保險人才能選擇他種權利進行救濟。因此，保險法立法應限制選擇權的行使或通過法律解釋來解決。

2、保險人的解除權

在此種情況下，還賦予保險人以解除權。但我國現行保險法對于保險人的解除權的效力、除斥期間、行使方式則未予澄明。現行保險法在第16條、第27條、第35條、第36條、第53條、第58條中分別規定了不同情況下的解除權，在這些規定中，有的涉及了解除權的效力，有的則未為明確。由保險法上關于解除權效力的現有規定來看，解除權的效力并非完全相同。實務中遇到相應的情形，難免出現爭議。因此有必要對此種情形下的解除權的性質、效力、行使的時間、行使方式進行討論。

（1）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中，保險人的解除權的性質和效力

在我國現行法體制下，保險法為民法特別法，自身有特別規定者應適用自身的規定，無規定者自應回于民法，按民法理論，解除權為形成權，以單方意思表示而無須經他方意思表示配合即發生法律效力。危險增加情形下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屬于履行合同中的解除權，可以在合同履行的范疇討論。一般認為一時性合同解除權原則上具有溯及力，繼續性合同的解除權原則上無溯及力。[16]至于保險合同的解除權是否有溯及力的問題，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總體來看主要有溯及力肯定說、否定說與折衷說三種觀點。按肯定說，保險合同解除權原則上有溯及力，發生雙方對待給付恢復原狀的效果，保險人對其解除前的保險事故發生不負給付責任，再投保人為受領保險費的返還。按否定說，保險合同解除無溯及力，只向將來發生效力。解除前保險人與投保人履行的給付依然有效存在，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時須負給付保險金義務，投保人負給付解除前保險費義務。折衷說區別不同情況考慮解除權是否有溯及力的問題，認為保險費返還的情形下，解除權有溯及力，不返還保險費情形下則無溯及力。[17]我們認為，保險合同的解除權是否有溯及力，首先應看解除權的性質，其次要保護守約方，三應考慮保險合同的特性不僅在于對價性，更在團體互。由于解約對保險人并無實益，保險合同是繼續性合同，一方交付保險費后，保險人即已承擔了風險，在精神上使他方減少憂慮，在物質上于保險事故發生時負給付保險金義務使其獲得物質補償。無論事故發生與否，解除前，一方都已享有合同利益，因此，繼續性合同原則上要維持其效力。同時，保險因其互亦要求不能動輒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險保障。解除權的本旨在于使合同關系消滅并回復致如以前未曾締結合同的狀態。保險合同的解除權亦不能違反其本旨，原則上應有溯及力。[18]

3、解除權的行使

危險增加使保險人具備解除權條件后，只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我國并不采取“當然解除主義”，因此，保險合同具備解除條件時并不當然解除。若使合同溯及的消滅，還須解除行為。解除行為以意思表示為之，并發生合同關系溯及既往的消滅的后果，因此，是法律行為。同時，解除權為形成權的性質，亦決定解除行為是單方法律行為，無須意思合致，保險人一方只須將解除保險合同的意思表示與相對人，無須對方的同意即發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解除權的行使為法律行為，且為單方法律行為，則不能不涉及向何人為意思表示，以何種方式為意思表示，在何種期限內為該形成權的意思表示。

合同解除權為保險人的單方法律行為，其意思表示的對象為合同的相對人即投保人，而不能向其他人為之。因其與締約主體解除合同，是解除保險人與投保人的合同。

關于以何種方式為解除的意思表示，保險法無明定。實務中常由保險人以書面通知方式作出。但該通知除雙方約定之外，既然保險法未為明定，則為非要式行為，保險人未為書面通知，只是承擔舉證的不利，并非未為書面通知而生未通知的效果。

形成權旨在盡快使法律關系回復致未發生之前的狀態，若權利人長期不行使，反使社會關系處于不穩定的狀態，有違秩序價值，亦對權利人不利。因此，應對其加以限制，使當事人間的法律關系確定，實現法律的秩序價值。如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64條、68條，日本商法于第644條第二項、韓國商法于651條、652條皆對此作出除斥期間的規定，無例外地將保險人行使解除權的時間定為自保險人知道有解除原因時起一個月。

4、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中解除權的比較法分析

參諸各國立法例，日本商法典第656條規定，在保險期間內，因不可歸責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事由，致使危險顯著變化或增加時，保險人可以解除契約，但該契約只對將來發生效力。韓國商法于第652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從接到第一款之危險變更、增加的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可以請求增加保險費或終止合同。德國保險契約法第25條規定，凡危險增加可歸責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者，保險人于危險增加后不但得終止契約，且該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與其到達時或為對方了解時立即生效，在危險增加不可歸責于要保人時，保險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于要保人接到保險人所為終止契約之表示一個月后生效。在第27條規定，保險人須在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之一個月前先通知要保人。即在一個月期間內，契約不失其效力，要保人于此期間可另覓保險人訂立契約，以免失其保障，并且因歸責于要保人所致之主觀危險增加，雖未經保險人終止契約，于危險增加發生事故后，保險人亦不負理賠之責。

從各國規定來看，日本法將危險增加以是否可歸責于義務人為標準分主觀危險增加與客觀危險增加。在主觀危險增加場合，保險契約喪失其效力，無論通知義務履行與否。簡潔利落。在客觀危險增加場合，保險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只向將來發生效力，實質上類似合同終止的效力。同時亦嚴格限制保險人的解除權行使時間，規定保險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應盡快行使解除權，否則視為承認該契約。（日本保險法第657條第三項）。而德國保險契約法在主客觀危險增加的場合，保險人自知悉后立即通知，不得遲延。其不同點在于，保險人行使終止權時，其終止契約的意思表示根據危險增加是否可歸責于要保人而發生效力的時間不同。因可歸責于要保人的主客觀危險增加，保險人接到通知后得立即進行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并且契約自為對方理解和到達時立即生效。而因不可歸責于要保人的主客觀危險增加，則均于危險增加通知后一個月期滿時，保險人的終止權才生效力，最為周到溫和。但德國保險契約法第25條（1）規定，在因義務人過失致主觀危險增加場合，在其行使解除權前發生的因該危險增加所致的保險事故，保險人免除給付義務。韓國保險法亦于此場合規定保險人僅得增加保險費或終止合同。我們認為，我國現行保險法不僅對此情形下保險人解除權規定顯有缺失，而且其本身是否妥當亦不無疑問。保險合同為繼續性合同，其性質要求盡量促使其維持合同，而不是放縱其解除合同。縱使解除合同亦不能如一時性合同那樣返還財產、恢復原狀。同時，基于保險的團體互助共濟性質，投保人本是弱勢群體，其訂立保險合同旨在分散風險于其群體，只因自己無力組織該風險群體而借助保險人之中介。因此保險合同不能象一般民事雙務合同那樣具有對等性，茍因危險增加不問歸責于義務人與否皆解除合同。合同溯及的消滅，在保險人而言固然不承擔任何風險，而在廣大投保人則可能非因自己的過錯而失去保險保障，致保險的目的落空。我國保險法解除合同的規定對投保人過于嚴苛，在此情形令義務人對因主觀危險增加所致的時事故發生損害不負給付義務已足，再令其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險保障，對于雙方皆非有利。在怠于通知時，我國保險法由于不分主客觀危險增加，因此，既可增加保險費又可解除合同。但對因危險增加所致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從我國關于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法律效果規定來看，未區分主客觀危險增加而異其效果。在履行通知義務時，保險人可增加保險費或解除保險合同。但在第二款規定若怠于通知時，保險人對于因危險增加所致事故發生不負給付義務。按立法技術來看，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顯然重于適當通知時的后果，故，可將前款理解為及時通知的法律后果，后者為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但第一款的后果是增加保險費或解除合同，對因危險增加導致事故發生是否負給付義務未為明定。在增加保險費情況下，保險人繼續承保自應承擔事故發生的給付義務，無甚問題。但在解除合同場合，若有溯及力則自不負給付義務，只是現行保險法對此未予明示。因此，若采解除權溯及力說，則，在怠于通知下，法律后果顯比及時通知情形下為重，前者解除下尚有溯及力，不負給付義務，怠于通知時則更不必作此畫蛇添足之規定。

綜上所述，我國保險法在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法律效果方面應以是否可歸責于義務人為標準分為主客觀危險增加。前者因具可歸責性而規定較重的后果，在此情形，因可歸責于義務人的事由使以締約當時的客觀情況所估計的風險發生機率嚴重增大，且義務人主觀上具有可歸責性，違反了保險法的最大誠信原則。據此，可賦予保險人以解除合同的權利或合同終止權。若賦予合同的終止權，則合同自終止權生效之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對終止權生效之前發生的因危險增加所致的保險事故仍應負責。而賦予保險人解除權，則合同溯及地消滅，保險人對解除權行使前因危險增加所致保險事故不負給付義務。同時，因該合同保險人所為的給付應當發生恢復原狀的效果，顯然在客觀上對保險人較為有利。但在保險業經營上，這對保險人來說無任何實益，對相對人而言，亦勞人費力。這種結果既違反保險合同的本旨，又不合生活規律。由于合同解除權原則上具有溯及力，因此不能以保險合同的特性而使之更改，否則便打破了民事權利的既有體系。于是，若立法上選擇了賦予保險人解除權，為求概念上的邏輯統一，同時兼顧保險合同繼續性特征，則必然要對解除權做出如日本商法典656條中無溯及力的規定。而此時不若直接規定保險合同的終止權。這時因終止權為形成權，自其生效之時起僅向將來發生效力。而在生效之前，因危險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所致的損失顯然不應由保險人承擔，因此在立法上不妨規定，在保險期間內，終止權生效前，因危險增加而致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不負給付義務。此時，不負給付義務非因終止權為形成權的效力使然，而因系懲罰違反最大誠信原則的可歸責性所致。我國保險法應一并規定終止權的效力、行使方式與除斥期間。而在客觀危險增加情形，相較于主觀危險增加而言，因其客觀上雖改變了對價平衡，對保險人不利，但主觀上并無可歸責性，實情非得已。保險合同不能因為提供保障而限制義務人正常的生活自由。此種情形，只違反對價平衡，并未違反誠實信用。基于保險的團體互與繼續性合同的特點，應盡量維持其合同效力，以免被保險人失其保障，德國的立法不妨參考。

（三）義務人怠于履行通知義務的法律后果

我國現行保險法在第36條第二款規定了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是保險人對因該危險增加而致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責任。依當然解釋，自得增加保險費或解除合同，這對保險人較為有利。在危險增加怠于通知時，由于危險增加使合同雙方的對價平衡狀態破壞，而又應通知而未通知，同時破壞了誠信原則。因此，法律自可賦予義務人比適當履行通知義務情形為重的后果。鑒于此種情況與主觀危險增加的情形皆違反對價平衡與誠實信用，各國立法例多規定此時與主觀危險增加相同的效果。我國不妨在未來保險法立法時斟酌參考。

注釋：

[1]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一），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0頁。

[2]徐衛東：《保險法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頁。

[3]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6頁。

[4]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頁。

[5]參見劉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頁。

[6]參見劉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頁。

[7]參見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3頁。

[8]參見劉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頁。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2頁。

[9]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0頁。

[10]但有學者認為這是立法者的疏漏，見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9頁。

[11]參見徐衛東：《保險法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頁。

[12]施文森：《汽車保險：保單條款及判決例之研析》，三民書局1980年初版，第136頁。

[13]劉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頁。

[14]臺學者亦有相同見解。見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3頁。

[15]參見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5頁、第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