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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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轉基因作物從研究到商業化釋放一般需要經歷較長時間。獲準進入商業化釋放的轉基因作物品種需要經過較為嚴格的申報和風險評估過程。但大多數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及相應開展的小規模生產性試驗(如溫室或田間小試)，往往取決于研究人員或者研究團隊的興趣和條件，并不必須通過申報和相應的風險評估程序，從而出現生物風險管理的空白，并可能由此產生一系列生物風險。
以“轉基因AND作物”為檢索表達式，在中國全文期刊數據庫(CNKI)中進行文獻檢索分析發現，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論文起步于1988年，至2009年共收錄相關文獻4289篇，2001年后進入較快增長時期，近年來年均數近600篇(圖1)。進一步分析的研究單位發現，數量前60位的研究單位共2665篇，占總數的62．1%，其中發文數量超過50篇的研究單位有17家(圖2)。在這60家研究單位中，發文數量最多的是華中農業大學，為200篇;最少的是廈門大學，為13篇。其余1600余篇論文涉及發文數量不超過10篇的幾百家研究機構。由此可見，我國開展農業轉基因相關研究工作的單位涉及面廣，分布廣泛，研究的轉基因作物對象多樣，研究水平和條件能力參差不齊。隨著國家轉基因專項的逐步啟動和深入，相信將有更多的研究機構參與進來，這種局面將進一步復雜化。
由于我國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采取的是前審后批的原則，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第6條)和《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第11條)的規定，審批前的安全管理應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與試驗的單位負責。通過文獻調研和網絡查詢，到目前為止雖然各地各級農業管理部門都有制定相應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法，但具體到研究單位，目前僅有中國農業大學等少數研究機構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措施。2009年10月，中國農業大學成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領導小組和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并起草了《中國農業大學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法》，就學校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組織管理、安全評價的申報、安全管理、違規處理和處罰等內容作了明確規定;安全委員會還將定期對學校內開展的轉基因中間試驗、生產試驗進行校內安全評價審核。
一方面，轉基因作物研究方興未艾，而另一方面，關于轉基因作物試驗研究階段中的風險問題卻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相關研究還很缺乏。通過分別以“實驗室AND生物安全”“轉基因AND生物安全”和“實驗室AND實驗室安全”為檢索表達式，在中國全文期刊數據庫(CNKI)中進行文獻檢索分析發現(圖3)，我國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起步于1999年，晚于轉基因作物研究近10年的時間，在2002年達到高峰，之后回落至年均70篇論文左右水平。1999～2001年是國際上提出轉基因作物安全性問題并爆發爭議最為突出的一年，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發展趨勢符合這一時期的特殊性。通過關鍵詞分析也發現，現階段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尚以宏觀背景研究為主(圖4)，對病原微生物和疾病防控略有側重(圖5)。
此外，我國的實驗室生物安全研究在2003年之后逐漸受到重視(圖3)，這與2003年以來，我國以SARS病毒感染為代表的生物實驗室獲得性感染事件的時有發生有關。綜上所述，目前我國關于轉基因實驗室生物安全的研究仍十分缺乏。由于現階段國家在對轉基因作物的風險調控中，研究階段的風險控制是處于“自檢自查”水平，相關研究的缺乏及研究機構的監管缺位，都可能使農業轉基因研究在實驗室階段就因缺乏足夠的重視和有效的監管與約束，而產生一系列生物風險。
圖4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關鍵詞分析
Fig．4KeywordsanalysisonGMbio-safetyresearch
2轉基因作物實驗室的風險問題轉基因生物實驗室的生物風險既包含生物學實驗室的一般風險，又因其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而存在其特有的風險。總體來說，轉基因生物實驗室的潛在風險源包括以下4個方面:生物學試驗材料與對象;生物學試驗操作;生物學實驗室廢棄物;生產性試驗。
2．1生物材料、試劑風險在轉基因作物研究中，涉及的試驗材料與試劑包括: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操作所必需的生物活性材料，包括組織、細胞和微生物菌種、質粒、載體以及病毒等;各種化學試劑，其中包括有毒、有腐蝕性的生化試劑，如氯仿等有機溶劑、溴化乙錠(EB)、丙烯酰氨及其結合物、各種酸堿溶液、染料、抗生素、細胞培養基(液)、洗脫液、抗體、放射性同位素等。轉基因作物的試驗對象主要包括煙草、擬南芥等模式植物以及玉米、大豆、棉花等經濟作物。
2．2試驗操作風險轉基因生物試驗中涉及的試驗操作風險來自研究人員的操作失誤和器材設備風險2個方面。其中，試驗器械與耗材主要包括塑料制品，如各種吸頭、吸管、離心管、注射器、手套、培養皿等一次性耗材;玻璃制品，如各種培養皿、試管、吸管、玻片、蓋片、常用容器、過濾器皿等易損易碎材料;金屬物品，如注射針頭、刀片等器具;以及常用設備，如離心機、水浴鍋、烘箱、滅菌鍋、超凈臺、電轉儀、電泳儀、擴增儀等，及其所涉及用電、用水及設備使用風險。
2．3廢棄物風險由轉基因生物試驗產生的廢棄物主要包括:①生物活性材料類，如組織、細胞和微生物(細菌、真菌和病毒等)及其培養物(如含有篩選藥物、抗生素、有毒代謝物、外源基因殘留物等)。②試驗對象類，如轉基因植物植株、花粉、果實、種子等。③生化試劑類，如有毒物品及其他試驗廢棄物，如重金屬、氰化物、溴化乙錠(EB)、丙烯酰氨、甲酰氨及其結合物、酸堿溶液、有機溶劑、染料、抗生素、同位素、凝膠電泳、培養基(液)、洗脫液等;以及轉基因操作中的殘液、緩沖液等。④試驗耗材類，如各種吸頭、吸管、離心管、注射器、手套、培養皿等塑料用品;各種培養皿、試管、吸管、載玻片、蓋玻片、常用容器、過濾器皿玻璃制品;注射針頭及刀片等金屬物品等。
2．4生產性試驗意外釋放風險在轉基因植物研究過程中，處于目的基因克隆與功能研究、表達載體建立與功能鑒定、突變體構建等目標所進行小規模種植，及由此而產生的潛在釋放風險，如實驗室盆栽、溫室種植，或田間小試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基因逃逸、水平基因轉移、以及種子散落或遺失等。例如，2005～2008年在我國湖北、湖南發生的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事件［3－4］，據估算約有950～1200t未經國家商業化種植批準的轉基因水稻種子和大米流入市場，而非法流入農田的轉基因種子源頭則來自轉基因作物實驗室。
3農業轉基因實驗室安全管理建議
轉基因作物的實驗室研究階段，在多個環節上可能產生生物風險。其中，生物試劑風險和試驗操作風險屬于生物技術操作的一般風險;而轉基因研究的生物材料、廢棄物和生產性試驗的意外釋放風險則是轉基因作物實驗室研究階段的特殊風險，需特別關注。根據農業轉基因實驗室的生物風險因素，提出以下管理建議:
篇（2）
植物轉基因技術將為農業生產帶來一場新的革命，它將為農作物的持續增產和解決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糧食危機做出巨大貢獻。但也有人對這一技術持懷疑態度，認為目前人類還不能對它的潛在危險性做出正確的評價。因此，在大規模應用前有必要對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植物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意義
轉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組DNA技術將克隆的優良目的基因導入植物細胞或組織，并在其中進行表達，從而使植物獲得新的性狀。這一技術克服了植物有性雜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圍無限擴大，可將從細菌、病毒、動物、人類、遠緣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導入植物。轉基因作物可提高農作物產量，減少除草劑、殺蟲劑等農藥的使用量，并節省大量勞動力，因而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根據農業生物技術應用國際服務組織（ISAAA）的年度報告，2006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猛增了1200萬公頃，首次突破了1億公頃大關。轉基因植物產生至今僅20年時間，但其研究和應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發展。
2 對轉基因植物安全性評價的必要性
從理論上說，轉基因技術和常規雜交育種都是通過優良基因重組獲得新品種的，但常規育種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們的質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規育種是模擬自然現象進行的，基因重組和交流的范圍很有限，僅限于種內或近緣種間。并且，在長期的育種實踐中并未發現什么災難性的結果。而轉基因技術則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轉入植物。因為這種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人們無法預測將基因轉入一個新的遺傳背景中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故而對其后果存在著疑慮。而消除這一疑慮的有效途徑就是進行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評價。也就是說要經過合理的試驗設計和嚴密科學的試驗程序，積累足夠的數據。人們根據這些數據可以判斷轉基因植物的田間釋放或大規模商品化生產是否安全。對試驗證明安全的轉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農業生產，而對存在安全隱患的則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類生存以及破壞生態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生產上的巨大應用潛力。
3 轉基因植物安全性評價的主要內容
目前，國際市場上的轉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須進行了嚴格審查，證明它們對人類健康無副作用。檢驗不僅在生產國進行，而且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委員會負責監管。對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評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環境安全性，另一個是食品安全性。
3.1轉基因植物的環境安全性
環境安全性評價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轉基因植物釋放到田間去是否會將基因轉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打破原有生物種群的動態平衡。
⑴對野生生物的影響：轉基因植物種植推廣后，釋放到自然環境中的機會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種抗性，將會迅速成為新的優勢種群，從而影響生態平衡。雖然利用"終止因子技術"，以及"化學催化"技術可以限制轉基因植物的擴散，但因此項技術對農業的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影響而受到多方面的關注。
⑵對自然生物類群的影響：出現高抗藥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組"或"異源包裝"是否會產生新的農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著植物病毒的重組現象，包括DNA 病毒和RNA 病毒。轉外殼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當有其它病毒侵染時，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轉基因植物表達的外殼蛋白質包裝，從而改變病毒的寄主范圍，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難。擔心作物中轉入抗蟲或抗病基因后，會加大對某一種害蟲或病原體的選擇壓，使害蟲或病原體加速突變產生抗性，給防治增加麻煩。
3.2轉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轉基因植物安全性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轉基因植物生產的產品與傳統產品具有實質等同性，則可以認為是安全的。若轉基因植物生產的產品與傳統產品不存在實質等同性，則應進行嚴格的安全性評價。在進行實質等同性評價時，一般需要考慮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質：必須確保轉入外源基因或基因產物對人畜無毒。如轉Bt殺蟲基因玉米除含有Bt殺蟲蛋白外，與傳統玉米在營養物質含量等方面具有實質等同性。要評價它作為飼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則應集中研究Bt蛋白對人畜的安全性。
⑵過敏源：在自然條件下存在著許多過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將控制過敏源形成的基因轉入新的植物中，則會對過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響。所以，轉入過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準商品化。另外還要考慮營養物質和抗營養因子的含量等。
4 總結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決全球饑餓問題和保障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可通過轉基因能源植物為緩解世界能源危機作出巨大貢獻，盡管與之相伴的轉基因植物安全性問題與公眾態度、貿易中的技術壁壘及倫理、宗教等復雜因素交織為一個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經濟問題，成為了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焦點和熱點，但轉基因植物輝煌的發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與開發轉基因產品的同時，理智、客觀、安全地運用轉基因技術，加強其安全性防范的長期應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檢測體系，確保轉基因產品進出口的安全性，讓植物轉基因生物技術成為21 世紀解決健康、環境、資源等重大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1] 陳君石主譯，轉基因食品:基礎知認及安全性，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8
[2] 閆新甫，轉基因植物(生命科學專論)，科學出版社，2006.3
篇（3）
論文摘要 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進行了討論，闡述了其對人類的直接影響和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并提出對轉基因風險的預防措施。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關注食品安全。但是，轉基因食品領域的安全性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國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國、阿根廷、加拿大之后，雖然我國已制定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進口安全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但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經常有法律法規較為先進而執行不力的現象，更何況在這方面的制度還做得遠遠不夠。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有其特殊性，因為它較少引起急性中毒而帶來轟動效應，而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局限于知識、財力、時間，不可能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只能依靠現行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保障體系，捉襟見肘地應對出現的情況與問題。前些年關于轉基因水稻的那場討論，已暴露出某些學者和官員已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因此，加強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和控制，切實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1對人類的直接影響
轉基因食物對人類本身將帶來一系列直接或潛在的安全影響。
1.1沒有經過長期的安全性研究
轉基因食物從1993年出現到現在僅10多年，改變了人類食品的自然屬性，未經過長期的安全性試驗，沒有人知道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我們知道許多認為安全的藥物可能數年后才顯示出隱患，食物的效應應更為長期。
1.2減少食物的營養價值或降低食物中重要成分
轉基因食物的主要動機是滿足某種商品價值，如更高的產量、更好看的外表，而食物的某種成分的改變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如美國有報道，在具有抗除草劑基因的大豆中，異黃酮類激素等防癌成分減少了。
1.3引起人類過敏反應
轉基因技術會在生物中產生不能預見的變態反應源。如把巴西胡桃的基因移植到黃豆上去，結果卻使一些對胡桃過敏的人在吃黃豆時產生過敏反應。
1.4產生對人類不利的毒素副產品
轉基因作物產生不可預見的生物突變，使原來的毒素水平提高，產生新的毒素或副產品。1999年Losey等試驗發現，在一種植物馬利筋葉片上撒有轉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羅克西普斑蝶食用葉片減少，長得慢，4d的幼蟲的死亡率變為44%，而對照組（飼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葉片）死亡率為0%。轉基因作物產生的殺蟲劑毒素可由根部滲入周圍，但尚不清楚會產生何種影響。
1.5產生抗菌素耐藥性細菌
基因技術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鏈霉素等）基因來標識轉基因化的農作物，這就意味著農作物帶有耐抗菌素的基因。英國的研究顯示，轉基因作物中的突變基因可能會進入到生物有機體，突變的基因如跨越種群和轉移至細菌，其結果可能會導致新的疾病；如出現無法治療并廣泛傳播的、對生物造成嚴重威脅的疾病，其后果不堪設想。
1.6 直接引起人類急性中毒
有些基因在治病同時可能引起某些人急性中毒效應。如《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報道，美國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藥品臨床試驗的過程中死亡，導致當時正在進行的12個基因治療項目全面遭禁。后來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癥，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類試驗。
2對生態系統（包括環境）的影響
生態系統是各種動物、植物與環境的一種動態平衡系統，而轉基因食品是人為對特定物種進行干預，改變其性狀，因而也改變了該物種在食物鏈和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引起一系列不可預料和復雜的變化。
2.1轉基因技術本身的不足
雖然基因技術發展可以將DNA進行切割，將一異源基因引入另一生物，但不能完全準確地預見作用后產生的新的蛋白質的性狀是否完全吻合我們的要求。
2.2物種多樣性的破壞
基因技術加上商業營銷將使某類作物如超級水稻為某一公司壟斷供應種子，使原來多個品種減少為同一基因的單一品種，當真菌、病毒、蟲害侵襲這種植物時，會發生嚴重的產量減產，也引起生態平衡的變化。
2.3基因的污染
轉基因技術可能使某些基因流入自然界，引起難以預料的影響；基因化的生物、細菌、病毒等進入環境，保存或恢復是不可能的，其較化學或核污染嚴重，危害是不可逆轉的。
2.4引進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種
轉基因技術可能使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種出現，如超級雜草、超級昆蟲等，可能對地壤、野生近緣種、普通作物、相鄰的植物及環境造成破壞。
2.5環保的影響
有資料證明，基因化的農作物對除草劑具有抵抗力，實際耐用藥量高于正常的3倍，農民知道其對除草劑有抵抗力，會直接或不直接地提高除草劑等化學藥物的使用量。
2.6生態系統的破壞
轉基因技術使某種物種的性狀改變，如A昆蟲以B植物為食物，我們認為改變B植物為轉基因抗蟲植物，提高了B植物產量，但A昆蟲因缺乏食物使蟲的密度大幅下降，引起以A昆蟲為食物的天敵C生物的生存危機，進而引起整個生態平衡的破壞，將來可能暴發某種蟲害大面積流行等。
3對轉基因風險的預防
3.1嚴格控制境外轉基因食品進入
對國外轉基因食品進入我國必須嚴格按照相關程序審批，可以在WTO框架下采取必要的技術、措施進行限制，這方面檢驗檢疫系統應有較大作為空間。
3.2加強國內市場控制
雖然我國農業部已一系列對轉基因食品的管理措施，但是我國國內市場的管理是較為混亂，如轉基因水稻還未批準上市，但有眾多報道轉基因水稻已流入市場。因此，必須完善這方面的法規，嚴格執法，重罰甚至采用刑法嚴懲不法商人，當然這也依賴于整體執法環境的改善。
3.3加強轉基因生物的檢測技術研究
目前國內有眾多機構對轉基因生物的檢測技術進行研究，但食物加工從原料到成品經過多個加工環節，要嚴格區分轉基因成分存在較大困難，可采用以下檢測方法：①檢測轉基因成分所獨有的DNA序列。采用人工檢測或儀器檢測對堿基對進行測定，可精確確定轉基因成分。②采用PCR技術進行檢測。《國門時報》曾報道，檢驗檢疫科學院采用“親合吸附-PCE Hyb-ELISA”檢測方法，能特異的檢測35S啟動子和Nos終止子核酸系列，這2種核酸系列存在目前已知的絕大部分轉基因成分中。③基因ID法進行檢測。由John B. Fugan于2000年提出的新方法，或采用異酸胍鹽抽提法以避免DNA的降解和污染。④農作物身份識別系統。美國ADM公司稱他們建立了一套農作物身份識別系統，可以保證向國外供應農產品時，不含轉基因作物。
篇（4）
首先便是毒性問題，有質疑認為，轉基因生物除能對害蟲和病菌產生對抗作用外，有可能與侵染該植物的其他病菌重組，產生新病菌。法國科學家還聲稱發現食用轉基因玉米的實驗鼠會出現肝臟和腎臟的損害。但是，歐盟食品安全局卻認為該研究的統計方法缺乏科學性。有學者認為，轉基因作物替代傳統作物品種可能打破已有的生態平衡，破壞生物多樣性。相反的觀點則認為，轉基因作物有利于減少農藥使用，有助于保護生態環境。質疑者還擔心轉基因水稻在我國大面積種植后，由于我國的耕作模式具有分散化特點，可能出現管理和監控困難，導致轉基因水稻“出現在不適合種植的地方，污染當地農作物”。支持者則認為，轉基因作物能夠明顯減輕病蟲害危害，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
這些關注與辯論的背后，孰是孰非，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了相關專家。
“16年間尚未發現有科學實證的轉基因食用和環境安全問題”
記者：在轉基因農作物發展歷史上，有沒有一些失敗的案例？這些失敗的例子有沒有造成一些不良影響，那么采取了哪些舉措？
萬建民（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所長）：迄今為止，全球有29個國家種植轉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作物，種植面積、作物種類、加工食物種類和食用人群逐年擴大。全世界每年有上億公頃土地種植轉基因作物，2011年種植面積達到1.6億公頃，每年數億人群食用轉基因食品，其中美國市場70%的食品都含有轉基因成分。由于各國實施了規范管理和科學評價，從1996年轉基因作物首次實現商品化種植以來，16年間尚未發現有科學實證的轉基因食用和環境安全問題。
記者：有質疑的聲音說，在水稻中引入抗蟲基因，分泌出Bt毒蛋白，蟲子食用后會被毒死，人類長期食用也會有危害。這種質疑是否科學，抗蟲基因是否對人體有害？
萬建民：轉基因水稻中的Bt殺蟲晶體蛋白具有高效專一性，僅與鱗翅目害蟲腸壁上皮細胞的專門受體結合，引起害蟲腸道細胞麻痹，使害蟲無法進食而餓死。
由于鱗翅目害蟲的腸道細胞上含有這種蛋白質的結合位點，而哺乳動物，包括人類腸道上皮細胞沒有這種蛋白質的結合位點，因此這種蛋白對于哺乳動物是安全的，人類長期食用是沒有危害的，大量的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
記者：在農藥方面，轉基因農作物能減少多少用量？會不會造成其他昆蟲的猖獗？
萬建民：據ISAAA研究表明，種植抗蟲轉基因作物可以使農藥用量減少50%以上，大大減輕環境污染。例如，2011年，印度Bt棉花種植面積創歷史新高，達到1060萬公頃，占1210萬公頃棉花種植面積的88%。主要的受益人是700萬農民，人均種植了1.5公頃的Bt棉。2002年至2010年間，印度農民種植Bt棉花增收94億美元，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25億美元收入。
美國、加拿大、西班牙等國家的種植經驗表明，將抗蟲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原作物按適當比例進行分區域種植，以非轉基因作物充當“避難所”，可以有效減少昆蟲耐受性的產生。同時使用Bt殺蟲基因和其他類型的抗蟲基因，可以使作物具有更廣的抗蟲譜和更強的抗蟲效力，能有效地延緩昆蟲抗性的產生。
“關于轉基因農作物對人體的肝臟和腎臟具有毒性的報道是不科學的”
記者：2007年，法國科學家證實，世界最大的種子公司美國孟山都公司出產的轉基因玉米，對人體的肝臟和腎臟具有毒性。2008年，美國科學家也證實，轉基因玉米用在小白鼠身上，發現它的免疫系統會受到傷害。2009年12月22日，法國生物技術委員會最終宣布轉基因玉米“弊大于利”。這些報道和推測是否屬實？轉基因的玉米、大豆是否會破壞人體免疫系統？有人說轉基因玉米毒性太強破壞人類的解毒系統，如肝臟與腎臟，這是否科學？
萬建民：上述報道、推測和說法都是不科學的，沒有科學研究根據。
2007年，法國分子內分泌研究者Seralini及其同事在沒有開展獨立試驗研究的情況下，僅僅根據對孟山都公司轉抗蟲基因玉米的原始實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實驗鼠在食用轉基因玉米后免疫系統受到了一定程度不良影響的結果。當時，一些科學家和監管機構就指出該分析結果存在著大量的錯誤和缺陷。來自美國、德國、英國和加拿大的6位毒理學及統計學專家組成同行評議組，對Seralini等人的研究展開復審和評價，認為Seralini等人對孟山都公司原始實驗數據的重新分析，并沒有產生有意義的新數據來表明轉基因玉米在三個月的實驗鼠喂食研究中導致了不良副作用。
2009年，Seralini及其同事再次把歐盟轉引的美國孟山都公司的實驗數據重新做了一個粗淺的統計分析，指出飼喂轉基因玉米，對實驗鼠肝腎生化指標產生了影響。文章發表后，再次受到了監管機構及同行科學家的批評。法國生物技術高級咨詢委員會指出，Seralini及其同事發表的論文中僅列出了數據的差異，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此外，澳大利亞新西蘭食品標準局調查分析也指出，Seralini等人論文數據的統計結果與組織病理學、組織化學等方面的相關數據之間缺乏一致性，且沒能給予合理解釋。該機構認為，喂食轉基因玉米后實驗鼠表現出的差異性是符合常態的。質疑Seralini等人的實驗結果仍然和2007年的文章一樣，不是建立在親自對老鼠進行獨立實驗的基礎之上，文中進行統計分析的數據，仍然是借用來源自孟山都公司之前的實驗，僅僅是對數據選擇了不合適的、不被同行使用的統計方法作了重新分析。因此結果和結論都是不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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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10（b）-0183-03
1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概述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斯坦福大學的Paul Berg教授首次成功將外源基因導入真核細胞，獲得首例重組DNA，自此拉開了轉基因技術在人類史上的發展序幕[1]。20世紀90年代，第一例利用重組DNA基因工程菌生產的凝乳酶在奶酪工業中的使用，標志著轉基因技術在食品工業中得以應用[1]。1993年，美國批準Calgene公司轉反義Pg基因的延熟番茄Flavr-Savr上市，這使得轉基因食品正式進入了民眾的消費生活中，成為傳統生物技術食品的延續和豐富 [2]。此后，轉基因植物源食品原料的種植面積迅速增加，被寄予厚望的轉基因食品被譽為未來“糧食咽喉”，但是隨之其安全性也開始備受關注[3]。縱觀我國近幾年的轉基因食品研究發展狀況，2008年，我國啟動了計劃投入資金約200億元的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根據該計劃我國將于2020年就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培育、功能基因克隆驗證與規模化轉基因操作技術、轉基因生物安全技術、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推廣及產業化和條件能力建設等五大優先領域這些重點問題及動植物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發展中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實現突破[4]。引人注目的是，2013年美國轉基因巨頭孟山都首席技術官Robert T. Fraley和另兩名在作物中插入外來基因技術的科學家獲得了國際農業領域的最高榮譽“世界糧食獎”，這是擁有27年歷史的“世界糧食獎”首次頒獎給研究轉基因的科學家[5]。多年以來，轉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對其安全性的關注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科學家，同時也款款走入了尋常百姓家。
就我國情況而言，社會各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了解程度不一[6]。高層次的學術界和科研人員對其安全性的信息掌握較多，而普通民眾的知曉程度較差，很多人只是聽說有轉基因食品的存在，談不上科學理性的認知，更沒有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而是人云亦云，甚至是盲目的談“轉”色變，可見轉基因食品安全知識的推廣勢在必行。而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教學與轉基因安全知識的推廣是相輔相成的，作為經由高等教育的食品專業人才，更加需要扎實的掌握轉基因食品的基本原理和安全性評價常識，做到能夠客觀、理性的認識轉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進而擁有認知新科學技術的積極態度，才能讓科學之風吹開發展之路。
自2001年起，中國農業大學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學中開設了《轉基因食品安全》相關的6門課程，其他各大高校的食品學院也開設了食品生物技術、轉基因食品等課程，其教學都不可避免會涉及到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這些課程的開設，旨在培養學生正確認識、分析和對待新技術、新問題和新生產力的能力，希望學生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為日后從事食品安全、轉基因生物、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等工作打下基礎。而《轉基因食品安全》作為一門快速發展的學科，其課程內容不斷發展變化、原理概念相對晦澀難懂，教學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進行教學改革與創新的探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的必要性
哈佛大學于20世紀初創造了案例教學法，是指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將現實世界中的真實場景進行典型化處理之后，有步驟地組織學生進行針對性的研究與討論，引導學生進入具體實際的分析中，而不是學習晦澀的抽象理論，進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現既定的教學目標[7]。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基礎理論比較抽象難懂，轉基因食品相關的經典故事也不勝枚舉，非常適合案例法教學。因此，將教學計劃內的知識點融合到案例中，引導學生開展討論和辯論，進一步向學生傳授正確、客觀地看待科學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是貫徹啟發式教學的需要。通過案例引發討論，讓學生踴躍參與其中，不僅可以加強師生互動，形成活躍的課堂氛圍，避免教學課程枯燥無味；還可以逐步使學生轉換為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引導學生由被動的學習過程變為主動的學習過程，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啟發學生的求知欲和創造力[8]。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是激發高科技興趣的需要。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用案例引導學生了解轉基因科學技術中的深刻學說，體會蘊藏其中的科學思想，進而激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學生可以學在其中、樂在其中，老師也避免了填塞式的教學方法，以及就原理概念而講原理概念的老調重彈，更能激發學生對于高新科技的興趣[9]。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是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需要。科學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是在批判、繼承、發展之中曲折前行[10]。能夠對案例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讀，讓學生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憑借邏輯和證據進行辯論及反思，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提升學生獨立的判斷能力，從而科學、客觀地看待轉基因食品，并推動這一先進技術的發展。
3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法教學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法教學的教學內容
本課程根據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設計教學內容，首先以目前應用比較廣泛的“抗除草劑轉基因大豆、抗蟲轉基因棉花、抗蟲轉基因水稻、抗病毒轉基因番木瓜和抗病毒轉基因甜椒”為例來認識具有特定抗性的轉基因食品；以“耐儲藏轉基因番茄和耐儲存轉基因河套蜜瓜”為例來認識延長果實儲藏期的轉基因食品；以“富含β-胡蘿卜素的金大米、含多不飽和脂肪酸的轉基因亞麻和降低過敏原的轉基因花生”為例來認識改良品質的轉基因食品；以“抗乙肝轉基因番茄”為例來認識藥用功能的轉基因食品；以“吸收有毒重金屬硒的轉基因印度芥屬”來認識可以改良環境的轉基因植物。讓學生更好地了解目前轉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圍內研發和產業情況，更清晰地認識為什么要進行轉基因研究，以及我國在轉基因研究領域所處的位置。
另外，針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圍繞歷史上引發轉基因食品物安全爭論的典型案例，如“巴西堅果與轉基因大豆事件”、“普斯泰事件”、“孟山都轉基因玉米事件”、“俄羅斯之聲轉基因食品事件”、“中國廣西迪卡007/008玉米事件”、“黃金大米事件”、“帝王蝶事件”以及“墨西哥玉米事件”等展開轉基因食品食用安全與生態安全的教學，使學生掌握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原則和內容，以及獲準進入市場的程序。進而，將轉基因技術以及轉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最新研究新進展及時反饋到課堂教學中，使課程內容不斷豐富和更新。
3.2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法教學的教學過程
課堂上，結合教學內容，選擇最合適的時機導入案例，教學過程可分為“案例呈現-問題提煉-角色模擬-教學實施”四個步驟，下面以迄今唯一因過敏而未被商業化的轉基因食品案例―― “巴西堅果與轉基因大豆”事件為例進行解讀。
首先通過“案例呈現”將發生在1994年的“巴西堅果與轉基因大豆”事件娓娓道來，然后向學習拋出“為什么要向大豆中轉乳巴西堅果中編碼蛋白質2S albumin的基因”、“如何確定轉基因大豆的安全性”以及“如何處理不安全的轉基因食品”等問題，積極引導學生針對問題掌握知識、搜集資料、查閱文獻。然后把課堂的部分時間交給學生，通過“角色模擬”環節請學生分飾大豆種植者、科學家、政府官員、消費者、媒體等角色，進行激烈的討論或者辯論，其間由教師把轉基因大豆的背景、轉基因食品涉及的主要安全問題、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內容和原則以及管理策略等知識點融入此案例教學中，并對學生在分析討論中存在分歧和疑問的內容進行詳細地講解，完成“教學實施”的過程。繼而引導學生認識到轉基因植物的安全管理和生物技術育種技術體系具有自我檢查和自我調控的能力，能有效地保障轉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再讓學生進一步提出完善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技術、標準體系及管理制度的一些建議，從而更易切中預設的教學目標。
此案例法教學將學生放到不同的角色飾演之中，將理論知識與社會實際緊密結合，使學生真正獲得自主學習的樂趣，順利地實現由“學會”向“會學”的轉化，有助于引導食品專業人才用科學的態度參與到社會熱點話題和公眾事務的討論之中。
3.3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教師隊伍
轉基因食品安全作為一門新興課程，教師資源相對比較緊張，針對這一問題采取“本校教師+客座教師”的模式開展教師隊伍建設的改革。以本校的師資力量為主，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師，經常開展的教研活動，堅持輪流聽課，分析研究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探討適應時展的教學方法與手段，著力提高本課程教師隊伍整體的教學水平[11]。另外，分析發生在我國或者涉及到我國的重要轉基因安全案例可以從社會引入教師資源，以曾經參與處理過轉基因重要安全事件的轉基因食品安全專家、學者或公職人員為客座教授，有請他們參照國家標準程序來解讀如何處理的相關事件，形成生動的課程教學典型案例，如“湖南黃金大米事件”、“湖北非法種植Bt轉基因水稻事件”、“廣西大學生異常事件”和“山西老鼠絕跡事件”等。本校教師與客座教師的結合，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碰撞。
3.4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教材建設
目前在整個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教學中尚無一本合適的教材，本課程的案例法教學尤其需要一本精編的案例集錦教材，因此需自主編纂首冊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集錦。該教材圍繞五個原則進行編寫，一是“秉承事實”的原則，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還原案例的來龍去脈，沒有任何感彩的傾斜和結論性引導，保持科學嚴謹的純粹態度；二是“百家爭鳴”的原則，針對轉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歷來存在許多爭議，從客觀的角度描述不一樣的聲音，讓學生擁有全方位信息的知情權；三是“科學規范”的原則，以科學原理為基礎，用理性、客觀、辯證的科學思想分析案例，讓學生掌握用科學思考問題、用科學分析案例以及用科學處理問題的能力；四是“深入淺出”的原則，全書使用科普性的語言和生活化的描述，繼深入挖掘案例之后，注重強調轉基因食品與我們的生活，從而讓學生更容易的掌握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相關知識；四是“網絡同步”的原則，在這個網絡越來越重要的年代，青年人更愿意利用網絡獲取知識，因此將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電子教材、教案、大綱、課件和參考資料等教學資源全部實現網上同步開放，便于學生隨時隨地進行資料查閱和自主學習。
3.5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考核機制
在傳統的考核方式中，僅僅從一張期末試卷來判斷學生對該課程的掌握程度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因此對于考核機制的改革是教學實踐過程中非常關鍵的環節。結合本課程的實際情況和教學宗旨，將考核機制加以改革后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隨堂考核”，涉及出勤率、課堂表現等內容，主要考核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課程參與度，此部分占總成績的10%；第二部分“討論及辯論”，理不辨不明，由學生分飾食品生產者、科學家、政府官員、消費者、媒體等不同的角色，只有身臨其境才能體會其中乾坤，讓學生針對典型的轉基因食品安全事件進行不同角度的討論和辯論，主要考核學生綜合分析的能力、辯證思考問題的能力以及學以致用的能力，此部分占總成績的45%；第三部分“期末考試”，從教師傳授的知識和案例集錦教材上涉及的內容中選擇3～5個典型案例，由學生進行獨立的案例分析并形成小論文，綜合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情況、搜集和處理科學信息的能力，同時老師也可以通過學生的論文更加直觀的得到教學質量的反饋，此部分占總成績的45%。通過考核機制的改革，充分體現出“傳道、授業、解惑”的思想，更加注重于辯證思考問題的能力、綜合實踐能力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培養，使考核機制更好的服務于塑造學生的科學觀。
4 結語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科學觀念，同時掌握并熟練運用新生產力解決實際問題的基本技能，進一步使得學生了解我國食品安全的發展狀況，并且為學習其他的相關課程及從事食品安全領域相關工作打下基礎。近幾年，轉基因食品的快速發展要求我們對傳統單一教學模式進行不斷的探索和完善，以適應轉基因食品安全領域發展的模式，力求為培養具有辯證思維和科學理念的高素質人才提供一個理想的教學環境和成長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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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從20世紀40年代起，人們開始研究性狀的控制基礎。1944年，美國科學家艾弗里和他的同事一起證實了DNA是遺傳物質。1953年，沃森一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模型，由此開創了生命科學的新紀元。通常情況下，高等植物的世代交替途經花粉雙受精過程，實現雄雌配子的融合和子代種子的形成。隨著人們對基因結構和功能的了解，基因工程操作逐漸成熟。在此基礎上，利用超脫常規授粉技術的手段實現遺傳物質整合、培育轉基因植物應運而生。在自然界中，根瘤農桿菌可以將其Ti質粒上的T－DNA轉移并整合到寄主植物中，該原理被廣泛應用于轉基因植物的創建。此外，許多直接轉化方法也被用于轉基因操作。
轉基因操作是一項可以造福人類而不是禍害人類的技術，可以利用它讓作物具有抗病蟲害的特性，提高食物的營養價值，去除食物中的有害成分，增加作物產量等等，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它，不僅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而且可以使食品更安全、更營養、更便宜，對消費者、對環境也都是大有好處的。當然，同其他科學技術一樣，如果使用不當，也會造成問題，比如轉入的新成分可能會導致過敏，可能會對生態造成不利影響，所以轉基因產品在推廣、上市之前都會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檢測，排除這些可能的不良因素。從總體上來說，轉基因技術仍是傳統的育種方法的延伸，只不過比傳統育種技術更為精確，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
1993年，美國第一例轉基因晚熟西紅柿上市，自此，全球轉基因食品蓬勃發展起來。所謂轉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它物種中去，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在性狀、營養品質、消費品質方面向人類所需要的目標轉變，以轉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或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到目前為止，轉基因食品遍及世界各地，其中，發達國家的轉基因產品占世界總量的85％，主要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據統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確定的轉基因品種已有43種。美國是轉基因食品最多的國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是轉基因的。除轉基因食品還有轉基因植物，如：西紅柿、土豆、玉米等，還有轉基因動物，如：魚、牛、羊等。雖然轉基因食品與普通食品在口感上沒有多大差別，但轉基因的植物、動物有明顯的優勢：優質高產、抗蟲、抗病毒、抗除草劑、改良品質、抗逆境生存等。
掀開“轉基因”面紗的一角，我們再進一步看看它的全貌，它究竟有傳說中的那么“可怕”嗎?
“轉基因”在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諸多爭議，矛頭大都指向其安全性。1998年起發生的“英國普斯塔事件”、 “美洲斑蝶死亡”、 “加拿大超級雜草事件”、 “歐洲轉基因玉米對哺乳動物健康影響”、 “中國抗蟲棉破壞生態”等事件，讓國際上對“轉基因”的安全倍加關注。但這些事件最終被各國政府和權威研究機構一一否定。例如1998年，英國科學家普斯塔個人在電視臺(并不是通過學術論文或者通過權威機構)了他的實驗結果，稱用轉基因的馬鈴薯喂大鼠可以破壞免疫系統。英國皇家學會針對普斯塔的報告，專門組織專家進行了認真評估，最后的結論是，實驗結果不能證明轉基因土豆對大鼠有這樣的一些危害。這是第一個與轉基因生物安全有關的事件，它引發了一場持久的全球性的而且到現在依然沒有平息還愈演愈烈的轉基因生物安全之爭。2009年的所謂轉基因玉米品種對大鼠的腎臟、肝臟的實驗，指法國卡昂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國際生物科學雜志上發表的三種轉基因玉米品種對哺乳動物健康影響的報告。為什么說是所謂的事件?一是因為他們并不是做了實驗，而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用3個轉基因玉米進行90天大鼠喂養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學重新分析；二是他們的工作受一些極端環境保護組織的資助，其報告發表的動機和結果的可信性也受到質疑。歐洲食品安全局轉基因小組對這些作了分析，并于2009年對這個問題形成了一個決議：論文提供的數據不能支持作者關于轉基因玉米對大鼠腎臟、肝臟造成傷害的結論。關于“Mon863喂養對老鼠造成免疫系統影響”的有關報道問題，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的主管機構、第三方研究機構的科學數據均已表明，轉基因玉米與傳統非轉基因玉米具有實質等同性，未發現額外的安壘問題，以科學事實否定了其不實傳言。國際上數十個國家，長達10余年的安全食用歷史，進一步證明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全球轉基因作物規模化應用已逾14年，種植面積、作物種類、加工食物種類和食用人群逐年擴大，但由于各國實施了規范管理和科學評價，全世界每年上億公頃土地種植轉基因作物，每年數化人群食用轉基因食品，迄今尚未發生具有科學實證的轉基因食用和環境安全問題。200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關于糧食和農業狀況的報告提到一個共識，目前市場上的轉基因產品可以放心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檢測目前市場上的轉基因產品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科學恰當的，包括中國，包括全世界。迄今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發現可驗證的、因食用由轉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導致有毒或有損營養的情況。數以百萬計的人食用了轉基因作物加工食品未發現任何不利影響。
2009年，25個國家種植了1.34億公頃的轉基因作物，比2008年增長了7％。美國仍然是最大的轉基因作物種植國，種植面積為6400萬公頃。抗蟲和除草劑轉基因玉米占據了美國玉米種植面積85％，抗蟲轉基因棉花占據了美國棉花種植面積90％。美國人的膳食結構與中國人不盡相同，其主食中不僅有水稻，還有小麥、玉米和馬鈴薯等。除轉基因小麥產業化滯后外，玉米、水稻、馬鈴薯均有轉基因品種被美國政府批準種植和食用。2000年以來，美國先后批準了6個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伊朗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商業化種植。加拿大、墨西哥等四國批準了轉基因農產品進口允許食用。同時，美國批準了孟山都公司培育的耐草甘膦除草劑小麥品種。美國國家科學院于2010年4月13日在網絡媒體上發表的最新報告《轉基因作物對美國農業可持續性的影響》最具說服力。該報告從農戶視角對美國發展轉基因作物14年來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分析，指出從總體情況來看，與不使用轉基因技術的傳統農業相比，轉基因技術為美國農民創造了巨大的環境收益和經濟收益。
為確保轉基因食品的安全，防止具有潛在風險的轉基因食品進入消費市場，我國依照《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 《轉基因植物安全評價指南》，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糧農組織和經濟合作組織等制定的轉基
因生物安全評價指南，制定了科學規范全面的評價指標體系，在轉基因食品上市前對轉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進行全面的評估。食用安全性評價主要包括營養學評價、抗營養因子評價、毒理學評價和過敏性評價等內容。
轉基因食品的營養學呼價。人們對食品的需求就在于它為人類提供生存所必須的能量和各類營養物質，因此，對營養成分的評價是轉基因食品安全性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評價的營養物質主要包括蛋白質、淀粉、纖維素、脂肪、脂肪酸、氨基酸、礦質元素、維生素、灰分等與人類健康營養密切相關的物質。評價時，將不同年份或不同生長地點的轉基因食品的主要營養成分和對照的非轉基因食品進行比較，評估轉基因食品在營養上是否與非轉基因食品一樣具有等效的營養價值。除需要與對照非轉基因食品進行比較，還需要參考OECD、ILSI及本國已有的同類非轉基因作物營養成分，確定轉基因食品的營養成分是否在這些范圍內，如果在范圍內，則可以認定轉基因食品具有與非轉基因食品同等的營養功效。
轉基因食品的抗營養因子評價。食品不僅含有大量的營養物質，也含有廣泛的非營養物質，有些物質當超過一定量時則是有害的，稱為抗營養因子或者抗營養素。通常，抗營養素被理解為抑制或阻止代謝(特別是消化)的重要通路的物質，抗營養因子降低了營養物質(特別是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的最大利用，以及食物的營養價值。幾乎所有的植物性食品中都含有抗營養因子，這是植物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自我防御的物質。目前，已知的抗營養因子主要有蛋白酶抑制劑、植酸、凝集素、芥酸、棉酚、單寧、硫甙等。然而大多數抗營養因子的有害作用是由未加工的食物引起的，經過簡單的處理都會消失，如加熱、浸泡和發芽處理等。如我們經常食用的豇豆中由于含有豇豆蛋白酶抑制劑不能生食，需要烹調熟制后，才能食用。對轉基因食品的抗營養因子的安全評價，是將轉基因品種中的抗營養因子含量與其對照非轉基因食品進行比較，其評估方法與營養成分的評估方法一致。
篇（7）
科普教育--學生心目中的社會問題“轉基因”
二、方案背景：
教育根本任務“立德樹人”的具體化是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2017年新版《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即將下發和執行,生物課程與核心素養的關系,成為了近期研究的熱點。結合目前高中生對待中國近期出現了一系列涉及到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案件和糾紛，如雀巢轉基因食品標識糾紛 ，美國轉基因大豆進口許可證**等，還有如今沸沸揚揚的轉基因稻米市場化爭議等轉基因社會問題的態度不穩定,歸其原因在于學生對轉基因的認知不夠,因此以轉基因知識為載體的教學研究一方面可以提升高中生對轉基因的認知,另一方面可優化課堂教學,以便在生物教學中培養學生的生物科學素養,達到發展學生核心素養的目的。
三、方案目標：
1、通過本活動的開展，普及了轉基因科學知識，宣傳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關政策法規，科學解答了當前輿論關注的熱點問題，提高了廣大青年學生對農業轉基因技術的認知水平。提升了專業知識，更加了解了轉基因技術，也會用科學的眼光更加理性地看待轉基因技術。
2、提高學生的科技素養，發展學生的科普知識特長，培養合格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才；
3、借助青年學生這個活躍群體，向社會發出并傳遞科學、權威的聲音，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四、方案所涉及的對象、人數
本方案所涉及的對象主要為我校教師與學生，并邀請縣教育、科技條線的相關領導專家進行指導，共計1000人左右。
五、方案的主體部分
1.活動內容：
a.活動主要以轉基因科普知識手抄報作品展示和了解轉基因十大問題的海報展示的形式進行，并在現場發放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知識的宣傳單。展示的手抄報作品和海報以學生的視角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圖文并茂的版面，將轉基因科普知識躍然紙上。活動中，同學們互相談論對轉基因各方面的見解.
b.活動還安排了專家專題講座，從科學層面回答公眾關注的相關轉基因熱點問題，向社會傳遞科學、權威、客觀的信息。
c.填寫調查問卷、現場答疑釋惑、自愿支持簽名等內容。
2.難點、重點、創新點
a、活動資源的尋求和充分利用。
b、活動內容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實用性的設計與實施。
c、交流的開放程度空前巨大，引發的社會效應比較突出，立竿見影。對于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教育意義
3.利用的各類科普教育資源（場所、資料、器材等）
a.構建科普教育交流平臺。
實行“統一領導，條塊結合，形成合力”的原則。由校長掛帥，分管領導負責牽頭，各處室互相支持、協調，成立“轉基因”科普教育領導小組，構建科普教育交流平臺，制定校園“轉基因”科普文化宣傳規劃，保障“轉基因”科普教育項目、崗位、陣地、教師和物資的落實，保證“轉基因”科普教育活動的扎實開展。
b.組建“轉基因”科普教育領導隊伍
加強師生的“轉基因”科普知識宣傳，聘請學有特長、熱愛科普的老師，擔任學校的“轉基因”科普教育輔導員，以點帶面，提高教師科普教育的整體素質；并聘請校外“轉基因”科普界的專家擔任學校科技顧問和輔導員。
c.制定執行“轉基因”科普教育方案
通過“轉基因”科普教育領導小組的共同研究和協商，制定學校“轉基因”科普教育的活動方案：每天一則科普新聞、每周一期科普博覽、每月一份科普信息、每學期各班一期科普黑板報、每學年一次全校性科普知識競賽和每學年一屆科技節。每學期的科普周、科技教育月活動中我們均要開展科普專題講座、參觀訪談、實地考察等教育活動；學校、班級開展以“轉基因”科普教育為主題的板報評比，進行“轉基因”科普教育系列活動，隆重舉行“科普節”，展示師生、學校在“轉基因”方面取得的科普教育成果。
4.活動過程和步驟：
a、準備階段（2018年9月——2018年12月）：制定“轉基因”科普教育活動方案，開展基礎性工作。
b、實施階段（2019年1月——2019年6月）：組織開展各類“轉基因”科普教育活動，加強“轉基因”科普教育活動與校園文化建設整合的研究。
c、總結階段（2019年7月——2019年10月）：匯總成果，邀請相關專家鑒定總結。
5.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決預案
主觀上的青少年“轉基因”科普教育專業知識不足和客觀上學校研究重點的變化是本活動開展過程中主要會出現的問題；解決的策略是不斷加強自身的專業學習，提高駕馭青少年科普活動的能力，并多與學校領導溝通，提供好的意見建議，把構建“轉基因”科普特色校園文化作為年度學校科研工作的重點，予以大力支持。
6.預期效果與呈現方式
a、活動報告，“轉基因”科普特色校園文化研究專輯；
b、學生科技人文素質展示及參加各類科技競賽成績，形成科技小論文、小研究成果集錦。
7.效果評價標準與方式
篇（8）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對美國、歐盟、中國等1999年-2000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進行了分析，認為可分為四種政策模式：鼓勵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許式的(permissive)、預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這四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對此進行探討，目的是為國家制定恰當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一、鼓勵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潛存較大的風險
這種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為了加速轉基因生物技術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它建立了比較低的生物安全標準，甚至沒有生物安全標準，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不進行生物安全檢查或者僅僅采取象征性的檢查。所謂象征性的檢查就是對那些已在其它國家得到認可的作物都給予生物安全認可。
這種模式的政策合理性關鍵在于：如果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不產生風險或只產生少量的、微弱的風險，如果在其它國家得到安全性檢驗而被認可的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證，則該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則，就是不合理的。
事實上，轉基因作物的田間釋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環境風險的：“轉基因逃逸”（花粉的傳播）引起的“基因污染”，會誘發害蟲和野草的抗性問題，誘發基因轉移跨越物種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種群的改變以及食物鏈的破壞；轉基因作物作為外來品種進入自然生態系統，往往具有較強的“選擇優勢”，其本身可能會演化為“超級雜草”，淘汰原來棲息地上的物種，影響植物基因庫的遺傳結構，致使物種呈現單一化趨勢，造成生物物種數量劇減， 甚至會使原有一些物種滅絕，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對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樣性的話，單一的品種抵御病害和惡劣環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發作起來往往是全軍覆沒。”[2]
不僅如此，轉基因食品對人體也可能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導入的基因并非原來親本動植物所有，該外源基因及其表達產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則可能使轉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對人體產生毒害作用；導入基因的來源及其表達的蛋白氨基酸序列與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產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則可能使轉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過敏原，引起人體的過敏反應。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選用的載體大多數為抗生素抗性標記。抗生素抗性通過轉移或遺留轉入食品而進入食物鏈，是否可能使進入人和動物體內外的微生物，產生耐藥性的細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則使人體產生對抗生素的抗性。轉基因食品中的主要營養成分、微量營養素及抗營養因子的變化，是否會降低食品的營養價值，使其營養結構失衡？轉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達出蛋白質，是否可能會引起生物的代謝發生變化，造成該生物營養成分的改變？如果這些是可能的，則會導致食物的營養價值下降或造成體內營養素紊亂。
不可否認，以上概括的轉基因作物的風險只是理論上的論述，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當前的科學研究還沒有足夠的和充分的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是否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但是已有跡象表明，這些風險存在著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比如，在轉基因作物雜草化問題上，國外已有相關的報道：“近幾年，在美國中北部地區，隨著轉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自生的轉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雜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轉基因抗性油菜發生率已達11%，轉基因抗性春小麥種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達5.2株/m2，這是始料未及的問題。”[3]。在轉基因作物影響生物多樣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國和品種資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報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數據，確認墨西哥玉米受轉基因污染的事實，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確認了本土玉米品種受轉基因污染這一事實。其國家生態研究所所長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過10％。”[4]在我國，也有一些轉基因抗蟲棉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的相關報道。同樣地，轉基因作物的健康風險也存在著現實化的可能性。比如有報道稱，美國孟三都公司生產的抗除草劑大豆含有一種類似雌激素的化學物質，人食用后會對人體荷爾蒙有一定影響，導致生殖器官異常和免疫系統障礙；菲律賓的兒童食品中含有轉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嬰兒對其中的一些蛋白質產生了不良反應[5]。
至于對那些已在其它國家得到認可的作物都給予生物安全認可，作象征性的檢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學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存在局限性
從目前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的主題看，涉及基因工程，“畢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領域，對于轉基因生物出現的新組合、新性狀及潛在的危險性缺乏足夠的預見性。”[6]而且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很復雜，存在知識差異和數據缺乏，“知識差異和缺失的數據（質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幣的兩個方面。一些缺失的數據可以通過研究產生，其他的可能會因為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出現潛在負面影響的時間框架或者這些影響的間接特性等而很難獲得。”[7]
從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評價方法看，有關評價的原則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領域內已經取得一致，而有關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的具體方法尚處于初級階段，評估手段多為定性描述，很難進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適當的方法學、基本的知識及關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資料，環境的研究通常很難進行。”[8]
從評價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水平看，“21世紀之初，世界科學的水平還不可能完全精確地預測一個基因在一定的新遺傳背景中會發生什么樣的相互作用。而且轉基因生物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和遇到過的新鮮事物，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轉基因作物在環境中的行為、邊界條件、影響過程和機制、各種因果關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難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對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安全性還沒有一致的結論，特別是缺乏田間試驗結果，尚不能作出精確的評價。”[10]
從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的結果看，學者們已經對第一代轉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風險進行了詳細討論，但是，還有更多的風險沒有討論，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當前使用的抽樣和探測方法可能無法探測食品和飼料中的轉基因材料[12]，這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公共衛生后果，如能及時地被探測到，便于采取有意義的預防行動。[13]
所有這些表明，對于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有很多領域的研究被遺漏，并且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進行準確評價，有些潛在的影響還無法預測。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風險，也不是能夠被科學完全認識到的風險，而是科學不知道的或科學不能完全知道的，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確定和達成一致認識的風險。也就是說，科學在認識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上具有不確定性。那些在目前還沒有鑒定為產生環境風險的轉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業化應用過程中產生環境風險。鑒此，被他國經過轉基因生物安全鑒定而被認可的轉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證，仍然應該保持警惕，而不應該像鼓勵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樣，對此失去警惕，加以認定，僅作象征性的檢查。
（2）別國的轉基因食品安全檢測并非完全可靠
現在對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檢驗普遍采用的是“實質等同性原則”，即“如果一種新的食品或成分與一種傳統的食品或成分‘實質等同’，即它們的分子、成分與營養等數據經過比照而認為實質相等的，則該種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視為與傳統品種同樣安全。”[14]而現實的情況是“由于現有科學研究和知識的限制以及時間的限制，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時還難以斷定，需要充分的科學依據和長時間的實踐檢驗，需要時間來檢驗。”[15]
就拿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來說，一是很難收集、建立適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數據庫，因此也就很難把需要檢測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檢測出來；二是還未能給出精確的檢測手段，這就使得這一檢測原則實際上成為一種模糊性原則，對不斷出現的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的檢測是無能為力的；三是沒有大量的經費來建立作物安全認證和安全追蹤體系，不能進行全面、深入、長期、復雜的檢測操作。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所謂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作物‘并無不同’，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實際上它比常規作物經過更加全面的科學測試，因此應當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經費支撐下和一種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確定的操作下認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其目的一是利用這種貌似正確實則錯誤的原則，避免進行昂貴、耗時的長期檢驗，節約成本；二是為在短時間內取信于人，推銷他們的轉基因作物以獲取利益。
從邏輯上看，只有當一種轉基因食品與另外一種傳統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與營養等數據都實質等同時，才能將該種食品或成分視為與傳統品種同樣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或生物技術公司都不可能達到這一點。因此，對別的國家或生物技術公司根據這樣的安全檢測原則而給予生物安全認可的轉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懷疑地給予相應的生物安全認可的。
（3）作物安全與否是相對于具體的生態環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慮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局限性，而認定某些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對某種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認定是確定的，即某種轉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們仍然不能就認定它是安全的。因為，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與否是相對于具體的生態環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種在一個環境中（特殊的生活環境、氣候帶或者地理區域）可能被看作是嚴重的雜草，而在另一個環境中則被認為是一個幾乎沒有生態學和經濟上的重要性的物種、一種令人喜歡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6]。鑒于此，一種作物在某個國家獲得了生物安全認可，這只是表明它們在這個國家的生態環境中是安全的，而這樣的作物在別的國家的生態環境中也許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壞性的外來物種，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對別國所給予的生物安全認可的作物也給予同樣的生物安全認可，是不可行的。
總之，轉基因作物風險存在著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而一旦這樣的風險成為現實，那么將會給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鼓勵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無視這些方面，盲目地引進并種植轉基因作物，其結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環境代價，使其所獲得的收益失去意義。因此，鼓勵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關注收益不關注風險，潛存著較大的風險，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過猶不及
這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導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轉基因農作物技術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在這種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證實的風險，要么是由于尚待證實的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對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不進行生物安全檢查，而僅僅基于轉基因作物的新穎性，就簡單地拒絕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進入市場。[1]p.24這種政策是另一種極端，僅僅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棄發展轉基因作物技術的應用。
這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現之一是它沒有區分各種轉基因作物的風險水平，雖然從目前科學研究領域對轉基因作物認識水平來看，還很難定量地評估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但是，在評估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時，可以依據評估程序，在遵循科學性（Science-based）原則、熟悉性（Familiarity）原則、逐步評估（Step by Step）原則和個案評估（Case- by -Case）原則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保風險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以識別風險的種類，推斷風險發生的概率、所產生的潛在危害程度和風險水平（限于篇幅，具體內容不再詳述）。各種轉基因作物釋放所引致的風險情況是不同的，我們應該在進行堅實的風險評估基礎上，確定相應的對策，決定是否禁止某種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或使用，而不應該像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樣，僅僅基于轉基因農作物的新穎性就簡單地拒絕所有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和進入市場。因為，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較大的經濟效益
由于通過轉基因技術把優良的基因轉入到了轉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產量，減少了生產成本，所以轉基因作物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據ISAAA的統計，2005年全球共種植轉基因作物9000萬公頃，直接的農業收益大約是50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種植的第二熟大豆所產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將增加到56億美元。
（2）具有一定的環境效益
在過去，種植傳統的作物，需要噴灑大量的化學農藥，這就給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壓力，嚴重影響到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而抗蟲、耐除草劑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減少了農藥的使用，降低了環境影響指數 ，從而減輕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據ISAAA的統計，從1996年開始，種植轉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農作物的農藥總量減少了7％，環境影響凈減少了15.3％。自1996年開始，由于轉基因耐除草劑大豆的種植，相比于種植傳統的栽培植物，除草劑的使用量減少了4.1％，環境影響減少了20％。從1996年開始，轉基因抗蟲棉的種植，相比于種植傳統的棉花，殺蟲劑的使用量減少了19％，環境影響減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轉基因作物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是很明顯的，如果一國放棄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及其產生的效益，將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3）有利于維護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營養成分、消除過敏原和抗營養因子的轉基因作物為代表的第二代轉基因作物將提高民眾的健康水平，使消費者直接受益。比如，人體無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們只能從動物性食品中獲得，而美國培育的轉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體必須的營養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這種轉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現代人的飲食質量，而且也給素食主義者帶來福音。 [19]再比如，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表明，每年全球大約有50萬兒童因為缺乏維生素A而失明，英國科學家新開發出的一種富含貝塔胡蘿卜素的轉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兒童維生素A缺乏和因此導致的失明等情況。因為人體能夠將貝塔胡蘿卜素轉化為維生素A，所以長期食用這種新型轉基因稻米可以使兒童避免維生素A缺乏和因此導致的失明。[20]
轉基因作物不僅對消費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維護生產者的健康。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可以減少農藥的噴灑量，這就可以減少農民在噴藥過程中的中毒現象。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對中國華北和長江流域棉區農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其中1999年對283戶棉農的調查表明，種植Bt轉基因棉花的棉農農藥中毒現象比例為5％，而種植常規棉花的農戶農藥中毒比例高達22％，2000年所調查的407戶棉農中，種植Bt轉基因棉花農戶農藥中毒比例僅7％，而種植常規棉花的農戶農藥中毒比例達29％。[21]
（4）為保障糧食安全作貢獻
要解決糧食問題，就必須提高糧食產量。而提高糧食產量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擴大耕地，二是提高單產。對于第一條途徑，是行不通的，因為各國的城市化、工業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態破壞減少了大量耕地，這使得各國未來耕地面積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現在持平（通過努力開墾更多新的耕地）。對于第二條途徑，即通過使用大量的肥料、農藥和運用傳統的植物培育技術（比如通過雜交來培育新的優良品種）提高單產，這在“綠色革命”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功效，解決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但發展到現在，出現了很大的“瓶頸”，很難再有大的突破。[22]
在這樣的情況下，糧食問題的解決需要訴諸新的現代科技力量。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縷曙光，因為它在提高糧食單產上很有潛力。
綜合上面的論述，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實際上抹殺了各種轉基因作物風險的多樣性和差別，而將之統一認定為具有高風險水平的、高發生概率的和嚴重危害程度的，這是不科學的。而且，如果一旦實行了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會僅僅因為轉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風險而不進行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推廣應用，雖然這可以將風險系數降到了零，但同時其各種收益也被完全放棄了，顯然這是不恰當的。因此，實行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顧此失彼的，過猶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補救不可行
這種應對轉基因技術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這種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較高的生物安全標準，運用標準化的試驗進行個案分析(case-by-case)、檢測新的品種的轉基因作物的風險；第二，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檢測只是基于產品本身（product-based）或產品的預期用處，而沒有考慮到產品的生產過程，即轉基因農作物技術的新穎性。所以不會認為轉基因作物由于其獨特的特性而比傳統農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類型的風險；第三，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認定采取“可靠科學”(sound science)原則[23]，即認為在當前的科學水平下，沒有發現風險就是不存在風險，而不會考慮那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第四，沒有專門針對轉基因作物的法規和管理機構，而是把轉基因作物同傳統作物一樣看待，用傳統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國家，比較典型的是美國。因此，有些學者也把這種政策模式稱為美國模式。
根據允許式的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內涵，這種模式的政策依據有三點：一是轉基因技術無新穎性；二是轉基因作物沒有特殊的風險；三是沒有發現風險就是不存在風險。
深入考察，以上三點依據都是不牢靠的。
（1）轉基因技術具有新穎性
轉基因技術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遺傳物質，在體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載體拼接重組，然后把重組的DNA分子引入細胞或生物體內，使這種外源DNA（基因）在受體細胞中進行復制與表達，按人們的需要繁殖擴增基因或生產不同的產物或定向地創造生物的新性狀，并能穩定地遺傳給下代。”[24]據此，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技術是不同的，雖然它們都是進行基因重組或轉基因，但是，后者所進行的基因重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發生，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不能自然發生，但這樣的基因轉移仍局限于近緣種屬。“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使基因可以在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跨界相互轉移，甚至可以將人工設計合成的基因導入植物體中實現表達。”[9]p.128如此打破了物種界限，擴大了作物基因的來源，產生了在自然狀態下完全不可能產生出來的轉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轉基因技術的這種新穎性，可能致使轉基因作物產生不同于傳統農作物的特殊性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于傳統農作物的風險檢測技術、方法以及相關法規和管制機構都已經不適合轉基因作物的風險評價和管理了。
（2）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具有特殊性
這種特殊性典型地體現在其環境風險的級聯性、擴張增殖性上。
轉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能夠在生態環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這就致使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不斷地積累，從而發生級聯效應，即前一次影響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反應，而后者又將前者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轉基因作物能夠侵入非農作物棲息地上的物種，最終可能會導致區域植物組成的改變，生物多樣性的降低，甚至使原來的物種遭到滅絕，這種現象產生的結果是一些物種種群數目下降，繼而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鏈式反應，還會影響到原先以植物為食物的昆蟲，以這些昆蟲為食物的鳥類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賴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說，“轉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態學效應外，還會引起間接生態學效應，即它們進入自然界（如農業生態系統）后可能會導致‘小環境’的變化（田間管理，如除草劑和殺蟲劑使用措施的改變），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會影響到生態系統內的生物多樣性及其他生物的種群動態。”[26]
而且，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影響還具有擴張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質就是基因復制。天然生物種中被強制摻入的人工重組的基因，可隨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隨被污染生物的傳播而發生擴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種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險的環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轉基因作物的這種擴張增殖性，使之產生的危險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獄的邊緣》一文中比較了核裂變和基因工程的危險性，指出“人類可以直接控制核裂變副產品（放射性廢物）的產生，甚至一些所謂的核事故也處于我們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設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會使核污染的影響逐漸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變，因為一旦基因被導入生物體內就會自我復制，我們又無法對其加以控制，而且這個基因還會從 ‘工程’生物體自由地轉移到親緣關系相近的物種中（比如有機的非基因工程農作物）。”[28]
（3）沒有發現的風險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從目前科學發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科學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是有限的和不確定的，這給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的增大和擴張創造了條件。而且從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本身的表現看，它又具有時滯性。所謂時滯性，就是轉基因作物一開始往往沒有任何跡象，也沒有任何預兆表明其對環境產生了不良影響，所以在短期內很難監測到轉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態系統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基因作物潛在的安全性問題就會逐漸暴露出來。“轉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會引起生態環境的蠕變，即自然生態環境受到人為干擾和脅迫之后，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緩慢的悄悄變化；當人們察覺和認知之時，自然生態環境已在組成、結構、機制和功能上變得無法或很難修復，已成為不可逆的演化和變異。”[9]p.113
正是由于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時滯性、級聯性、擴張增殖性，以及科學研究領域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們將轉基因作物及其風險與傳統作物及其風險加以區別對待，制定相應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嚴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環境風險的發生。但是，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沒有考慮到這些，堅持在科學證明轉基因作物及其釋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從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發生了，或有了確定性的證據表明有害事件即將發生之后，才會采取保護行動，予以干預、調整。這是事后補救式的，有可能導致劇烈、廣大、不可逆的環境風險的發生。而一旦這樣的風險現實化了，就當前的科學水平來說，是很難尋找到有效措施來應對的，要想減弱、消除這些風險就會困難重重，甚至不能實現。因此，在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處理上，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顧風險與收益
考慮到轉基因的生物安全，該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轉基因農作物技術的發展，但并沒有完全禁止這種技術的應用。現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問題上，都持謹慎態度，采取了這種預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歐盟，因此也有學者把這種政策模式稱為歐盟模式。從這種政策的內涵看，是合理的。
1、該模式的政策能有效應對轉基因作物風險
（1）突破了傳統風險評估的局限性
傳統的風險評估主要依靠科學方法來分析風險問題，對風險問題進行量化。它主要關注的是這些問題：多大的危害是我們愿意接受的？怎樣的安全算是足夠的安全？[29]p.9傳統的風險評估是存在欠缺的，沒有采取積極的措施來徹底解決風險問題。首先，在“可接受的風險”掩蓋下允許危險的行動繼續進行，風險評價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許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為繼續進行；其次，以不確定和不充足的證據為理由，風險評價事實上延遲了采取約束的措施和行為。[30]而預警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對轉基因生物進行評價時不是這樣，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將其看作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而傳統的風險評估僅將其當作可懷疑的理由。“傳統的風險評估范例常常把證據的缺失看作是缺失（傷害）的證據，而預警式的風險評估把證據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傷害）的證據。”[31]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它主要關注以下問題：基因工程使我們失去了什么？轉基因農作物是否在農業中扮演著一個獨一無二以及必須的角色？基因工程聲稱將解決什么趨勢或問題，基因工程將可能使得什么問題永遠存在？[29]p.9由此，該模式的政策一改傳統的風險評估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常常不作為、不采取針對性措施，而主張用實際行動積極地應對不確定性。與其說它考查的是環境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經濟，還不如說它是為了減少或徹底地消除風險，并且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尋找各種可能的方法，包括放棄原先計劃進行的轉基因作物商業化行為。
同時，在面對復雜的或難處理的不確定性形式的情況下，預警式的風險評估程序不只是允許科學家和管理專家的觀點影響環境風險（與一項具體技術的使用有關）的鑒定和評估，它還允許公眾廣泛地參與。這種開放性的決策程序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與轉基因生物釋放的決策制定有關的許多不確定性在本質上是復雜的或難處理的，所以一個更加‘開放’(open)的風險評估程序，對于確保這樣的不確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義地’考慮，是至關重要的。”[32]
（2）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風險
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慮到了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和轉基因作物及其風險的特殊性，把轉基因作物同傳統作物區別對待，認為由于轉基因過程的新穎性，轉基因作物風險是不同尋常的，傳統的檢查程序可能會捕捉不到轉基因作物的所有風險，所以不僅建立了較高的生物安全標準，對新的種類的轉基因作物要進行個案檢查，而且建立了特別的管理機構和評價機構，制定了一整套專門針對轉基因作物的法規、安全評價標準、方法以及規則，基于轉基因過程(process-based) 而非轉基因產品本身，來對其安全性進行評價，目的是通過轉基因作物風險的檢測對轉基因作物進行針對性的管制，所以，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夠有效應對轉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風險。
（3）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不確定的潛在的風險
風險可分為確定性風險和不確定性風險。確定性風險是指，通過科學研究能認識到某件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范圍和嚴重程度。不確定性風險是指，通過科學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范圍和嚴重程度，但通過種種跡象已經知道存在這樣種類的風險以及知道可能會發生如此的風險。轉基因生物風險就是這類風險。為了應對這類風險，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預警原則：①保護公眾健康和環境，這是預警原則的首要目標。②鑒定潛在的風險。③承認科學的不確定性。④盡管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但要采取預防性的行動，這是預警原則的核心準則。⑤轉移舉證責任，即要求有著潛在危險的技術的開發者去證明要采取的這項活動是必須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術。[29]p.1-2由此，該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確定的、具體可證明的風險，更要考查推測性的、潛在的風險，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不確定的、潛在的環境風險。
（4）能夠“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在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處理上，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證安全防后患”的理念為基礎，改變了過去那種未被證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對安全的，未被證明有害就是無害或相對無害的思維觀點。[33]強調的是，當存在嚴重的威脅和不可逆的傷害的情況，以及確定性的缺失，即對所可能產生的潛在不利影響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關科學資料和知識，因而缺乏科學定論，不能成為拒絕采取預防性行動的理由。因此，在某項行為做出之前，就要對其可能的影響做出評價，并制定應對策略，采取預防性的行動，對有關的問題要有所防范。這不是為了解決那些可識別的、已為人所知的風險，而是為了應對那些推測性的、還未被科學證實的風險。它的決策程序是這樣的：①識別可能的威脅和描述問題的特征；②關于威脅的確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對問題進行再組織從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評估替代性方案；⑤決定策略；⑥監控和采取進一步的行動。[34]而采取的進一步預防性行動包括：有條件的批準（要監控）、暫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項技術[29]p.17-19。可以說，預警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獲得確鑿的證據之前就充分評價，制定預警方案，處理突發性的環境問題，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轉的環境災難，它避免了鼓勵式的、允許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該模式的政策能夠獲得轉基因作物收益
在處理轉基因作物風險與收益方面，預警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張力的。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前，它要求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特殊的安全評價，并要求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性措施來應對那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當安全評價或者這些預防性的措施沒有完全落實之前，它會要求暫停或有限度地進行該種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但一旦其通過了安全評價并對可能的風險采取了相應的預防性措施后，它又會批準其商業化種植。因此，這種模式的政策不會由于一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而完全禁止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而只是考慮到其風險的新穎性、特殊性以及風險評價、防范上的一些技術性問題，適當地放慢轉基因作物的發展。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夠有效應對和防范轉基因作物風險，但與此同時，它并沒有完全放棄轉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風險的防范中積極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見，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學（sound science），而是為了有效地應對科學認識的不確定性，克服科學的局限性和缺陷，減少乃至杜絕難以修復的、不可逆轉的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出現。同時，這種模式的政策能夠抓住轉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較恰當地處理了轉基因作物不確定性的風險與確定性的收益之間的關系，在保證轉基因農作物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能夠保障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種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簡短的結論及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鼓勵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雖然可以加快轉基因技術的發展，在短期內能產生明顯的效益，能解決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饑餓問題、貧困問題，但這不是明智之舉，因為它忽略了環境風險、不顧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發生了環境問題，就會造成嚴重的代際不平等，這不是一種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雖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時也喪失了發展現代生物技術的機會，這是一種顧此失彼的政策，對建立現代農業，保障糧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沒有考慮到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忽視了轉基因作物風險的不確定性、潛在性、級聯性、擴張增殖性等，顯然很難保障生物安全；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對風險有科學的認識，既認識到了確定性的風險，又認識到了潛在的、不確定的風險，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做好了應對準備，能協調好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種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能兼顧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應該是最合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上面僅僅是一般性的論述，沒有就某國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一旦涉及到這一點，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復雜。如在政策實踐中，一些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們受技術水平的限制，自身沒有能力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生物安全檢查，而且一旦發生轉基因作物風險事件，它們也沒有能力去應對；也可能由于這些國家對轉基因技術有一種先天性的恐懼，認為轉基因技術是魔鬼，它會破壞歷經千載歲月發展起來的可持續農業系統，所以，為了確保國家的生物安全，它們排斥轉基因技術，寧愿完全放棄發展轉基因技術的機會及其產生的收益；還可能由于它們是以農作物出口為主的國家，為了使得農產品能順利出口到一些反對轉基因產品的國家，所以就拒絕轉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國家的無轉基因化(non-GM)……這告訴我們，某一主權國家在選擇并制定什么模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這一問題上的考量是異常復雜的，涉及到技術力量、糧食安全、政治穩定、國際貿易等多個方面，需要我們深入細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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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記者：能不能生產出既高產又抗病蟲害的農作物新品種？能不能吃上口味好、品質更加優良的黃瓜、西紅柿？隨著轉基因食品的出現，這些昔日的幻想正在變成現實。轉基因食品擺上西方人餐桌已經五年了，一直平安無事，可是近來我們發現有關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爭論多了起來。爭論是從英國科學家發現“實驗鼠”吃了轉基因土豆以后，免疫功能受到損害開始的，那么轉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請先介紹一下什么是轉基因食品。
凡：轉基因食品又叫做基因改良食品或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將一種微生物、動物或植物的基因植入另一種微生物、動物或植物中，接受的一方由此而獲得了一種它所不能自然擁有的品質。
記者：三位專家對英國科學家的實驗結論有什么看法？
凡：以前，媒體把轉基因食品當做一個高科技的產品來正面宣傳，對它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很少提及。其實科技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它總會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汽車，它方便了人們的出行，但同時也造成了污染。基因工程技術，一方面能解決困擾人類的不少重大問題，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效益衰減等，顯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時也存在潛在的威脅。英國科學家的實驗到底是否準確暫且不論，它至少給我們傳達了一個信息，就是要重視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我聽說過英國的這個實驗。但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是代表目前出現的一個新的生物技術領域。英國的實驗只是無數試驗中的一個，不能以偏概全。目前對轉基因食品我們是個案分析，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在美國，目前對轉基因食品研究搞得比較多，還沒有發現類似的問題。
記者：不知你們吃過轉基因食品沒有？
凡： 我沒有吃過，但如果有，我會吃。實際上，也只有通過國家嚴格檢測的轉基因食品才允許上市，所以肯定是安全的。
寧：我見過耐儲藏番茄，也就是西紅柿，顏色很綠，很好看。我覺得跟原來比只是改變了屬性，其他沒有改變，是安全的，如果放到我面前，我想我是敢吃的。
記者：從1983年起，在一些發達國家，陸續開始出現轉基因食品，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轉基因食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經很高了，不知現在已經擴大到了什么范圍？
凡：從農產品來講可以分為五類：一是轉基因植物，如水稻、小麥、大豆、玉米、甜菜等；還有轉基因微生物，分為植物用微生物和獸物微生物（就是疫苗）；還有一類轉基因動物，例如轉基因豬、轉基因羊、轉基因雞、轉基因魚等。
記者：據我了解、李健凡研究員正在研究轉基因雞，從雞蛋里提取寶貴的珍稀藥物。聽起來，這個過程還真有些奇妙。
凡：在國外，各種轉基因動物正陸續問世，像轉基因牛、羊、雞、兔子、老鼠等等，發展很快。一是做藥物試驗模型。二是提高動物的生長性能。比如，美國推出了一種轉基因虹鱒魚，它比普通虹鱒魚的生長速度要快十倍。這樣的試驗我國也正在進行。三是用于器官移植，比如，在豬的身上移植進入的基因，把它變成轉基因豬。由于豬的器官與我們人的器官大小相似，所以把轉基因豬的器官再移植到人身上不但比較適合，而且可能會最大限度地消除排斥反應。四是做生物反應器，可以從中得到珍貴的動物藥物蛋白。
記者：人們吃了轉基因食品，短期沒有影響，長期又如何呢？再就是公眾比較關注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寧：應該說，跟常規方法培育出的食品比較，轉基因食品更為安全，因為兩者都是對農產品生長發育性狀的一些修飾，增加進新的、好的因素，減掉不好的因素。但是也存在一個新食品的長遠影響還不清楚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嚴格監控它。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評價分幾個檔次，包括從所需要的DN斷的載體開始檢測，即從分子層次做出檢測；接著對轉基因動植物進行檢測；然后還要看它們對環境有沒有影響，如它們的花粉傳播會不會污染其他生物。變成食品以后上市之前，還要進行最后的檢驗。
記者：有人說，轉基因食品的出現違反了自然界發展的客觀規律，有可能產生不良的后果。我想問，科學家能不能控制轉基因動植物變異的方向呢？
凡：現在的科學研究，正是要篩選出轉基因生物中有益的變異性狀，把它固定下來；對不好的變異就堅決淘汰掉。
寧：實際上也沒有某些人想得那么可怕。在美國則開始做轉基因研究的時候，研究人員甚至穿著太空服，戒備森嚴，后來慢慢覺得并沒那么可怕。實際上，轉基因食品在發達國家已經研究很長時間了，做過大量的安全實驗，而且明確規定：進行商品化生產的轉基因動植物，必須建立在嚴格管理的基礎上，必須有科學根據，經過嚴格的檢測才能生產和出售。
記者：對轉基因食品進行的安全是檢查包括哪幾方面呢？
寧：舉一個轉基因抗蟲棉做例子。大致說來有三個步驟：一、檢查受體棉花的安全性，看它對環境和人是否會產生不利影響；二、檢查基因的操作等級，包括棉花花粉會不會轉移到其他農作物上，會不會產生對環境有害的物質；三、最后評價成品轉基因抗蟲棉的安全等級。
記者：您怎樣看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徐：前不久，幾位從事生物科學研究的英國專家曾跟我們交流過這個問題。我們問起他們對使用轉基因馬鈴薯飼喂老鼠所得結果的看法，他們的回答是，這個實驗到目前為止沒有正式發表任何科學論文，所有材料都是一些人私下向電視臺等新聞媒體透露的，所以無法確定它的科學性。可見，這個實驗的有效性還存在爭議，在英國許多嚴肅的科學家對此大多持懷疑態度。
記者：轉基因食品對人來說到底有沒有可能造成不良影響呢？
徐：這要看轉進去的基因對人體有利還是有害。舉個例子，如果轉進去的基因是一種有毒的蛋白，可能是針對某種昆蟲的，如抗蟲棉。那種毒對高等動物、哺乳動物都是無害的，只對鱗翅類昆蟲有毒，這樣對我們人類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轉進去的基因表達的是一種廣譜性的毒素，那可能會對其他生物造成危害。比如轉進一種神經毒素，就可能對另一些生物的神經系統造成危害。這個問題涉及的面較廣，要特別注意，對具體的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要個案分析。這包括：一、用嚴格的科學手段來保證它不會對人類產生大的影響；二、對非目標生物不能造成危害。比如轉基因抗蟲棉，除了對蟲子外，它不會對其他生物形成毒性攻擊。再比如轉基因魚，如果轉進去的生長素基因不是鯉魚、草魚基因，而是人類近緣物種的基因，這個生長素就可能影響到人類自身的生長。短期影響可能看不出來，長期的影響則難以預料。所以當前我們對轉進魚體內的基因，就嚴格控制在“魚”的范圍，對人則不會有影響。
記者：對生態環境會有什么影響呢？
徐：對環境的影響也可能存在。人們最擔心的是轉基因微生物，因為微生物通過雜交或別的途徑，很容易和其他微生物交換遺傳物質，就容易造成一些潛在的、不易察覺的危害。例如，利用抗生素基因和外緣基因連在一起，轉到受體生物中，抗生素基因就容易擴散到別的微生物中，使別的微生物產生抵抗抗生素的能力，從而造成病害流行。把耐除草劑的轉基因油菜籽和雜草一起培育，結果產生了耐除草劑的雜草，使得雜草瘋長，很難除掉，這表明，通過轉基因技術產生的基因有可能轉移到自然界中去，必須引起重視。
記者：不可否認，任何一項技術都是有利有弊的。人類已經有了濫用原子能的教訓，今后不應該再重蹈覆轍。請您介紹一下我國轉基因技術研究的現狀。
篇（10）
隨著基因生物工程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其在農業中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因而在未來農業發展中的作用將越來越大。據有關權威機構統計，2000年世界農產品國際貿易總額達到5600億美元，其中約三分之一的農產品國際貿易與基因生物工程技術有關。因此，轉基因食品逐步成為國際貿易爭端的重要焦點。這種現狀對作為傳統的農產品貿易(出口)大國的我國在該領域保持并擴大份額無疑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積極關注和預測轉基因技術的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研究轉基因食品國際貿易中的有關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尤其是建立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已日顯緊迫。
一、轉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遺傳物質的基本單位，是dna雙螺旋結構片段。無數特定的基因相互連結，構成生命遺傳的物質基礎。轉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將外源性基因轉移至某種特定生物體中，使其生物性狀或機能發生部分改變的過程。以轉基因生物體直接作為食品或以其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就叫做轉基因食品。
自從1983年首例轉基因煙草問世以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受到廣泛關注，爭論甚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支持方的觀點為:(1)轉基因技術可增強糧食產量，減少食品生產的投人，有助于解決世界范圍的糧食間題;(2)轉基因農作物具有抗病蟲害特性，可減少殺蟲劑的使用，有利于環境保護;(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種，使食物更加可口;(4)轉基因技術可準確地生產人類想要的動植物品種，克服傳統嫁接及雜交技術的不確定性，使癌癥等頑癥的治療可望取得突破。反對方的觀點為:(1)轉基因技術使不同物種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學上的混亂;(2)轉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問題，疾病可能有很長的潛伏期，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的長期影響難以確定;(3)一些人對轉基因食品存在過敏反應;(4)轉基因食品的營養作用、對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對環境的威脅等問題還未得到證實或解決;(5)一些實驗已經表明了轉基因食品的負面影響。上述兩派觀點爭論至今，雙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因此，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問題，尚有待時間來證明。
二、當前國際轉基因食品的發展狀況
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供的資料顯示，1997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的播種面積約為1100萬公頃，1998年上升到近3000萬公頃，1999年底達4000萬公頃,2000年約為4500萬公頃，增長十分迅速。進人21世紀以來，其發展勢頭更是迅猛。
從全球范圍來看，美國是轉基因技術采用最多、最先進的國家。目前美國農產品的年產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轉化為通過基因改制方式生產。目前，大約有20多種轉基因農作物的種子已經獲準在美國播種，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據估計，從1999年到2004年，美國轉基因農產品和食品的市場規模將從40億美元擴大到200億美元，到2019年將達到7s0億美元。專家預計，在本世紀初，很可能美國的每一種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歐盟以安全為由禁止進口美國的轉基因玉米，使美國出口商每年蒙受約2億美元的損失。美國要求其出口商向歐盟提供他們出口的玉米并非轉基因產品的證明，但歐盟只認自己的檢驗標準。1999年7月，歐盟環境部長們決定無限期延長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禁令。美國農業部最新公布的調查報告表明，受歐洲國家和本國市場抵制的影響，2000年全美轉基因玉米的種植面積銳減了24 %，轉基因棉花的種植面積占棉花種植總面積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轉基因大豆則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來，我國轉基因方面的研究與開發也有較大進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資料表明，我國已經開展了棉花、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等品種的轉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轉基因藥物、轉基因作物、農作物基因圖譜與新品種等方面具有相對比較優勢。但目前我國只有抗蟲面、矮牽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數品種進入了商業化生產階段。據國外一家研究機構發表的報告，1999年中國種植了30萬公頃轉基因作物，較1998年增長了2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主要品種是棉花。該報告表示，目前中國轉基因農產品的播種面積僅次于美國、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國在轉基因產品檢測技術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據報道，國家出人境檢驗檢疫局日前利用改進的plr結合核酸雜交技術，從一批進口大豆中成功檢測出了轉基因成分。此外，廣東、江蘇等省的出人境檢驗檢疫局也具備了對轉基因產品的檢測能力。
三、各主要國家對轉基因食品的立場
在世貿組織的現有多邊貿易協議中，與轉基因食品國際貿易有關的協議有二，即《衛生與植物檢哭刻昔施協議》( sps)和《技術貿易壁壘協議》(tbt)。前者規定:各成員國為保護境內人類和動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檢疫措施，并允許各成員國在認定某種商品進入本國市場缺乏充分的科學依據時，自行制定本國的規則并建立相應的貿易壁壘。后者規定: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實施必須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實施的成本必須與目標相稱。具體到轉基因食品，由于各種觀點的科學依據不足，人們的認識不同，現有多邊貿易協議的規定過于模糊，解釋空間過大，對轉基因食品缺乏約束力。
由于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慮，世貿組織有關協議的規定不甚嚴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慮，世界各主要農產品貿易國都對轉基因食品的國際貿易采取了不同立場，使得轉基因食品的國際貿易爭端不可避免。以下為各主要國家對轉基因食品的立場:(1)美國:在生產、流通中不給予任何限制;不人為劃分消費食品是否屬于轉基因種類;基因改造作物毋須用標簽注明;反對在國際貿易中對轉基因食品施加貿易壁壘。(2)歐盟:對轉基因技術在食品中的應用持謹慎態度;要求在其市場上銷售的轉基因產品加貼標簽，提醒消費者可能存在風險;強調世貿組織成員國應有權采取預防性措施，主張制訂有關生物標簽的多邊規則。(3)英國:支持發展生物科技，但在沒有證據顯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況下，對轉基因食品持謹慎態度;大型連鎖超市和餐廳不得出售經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數地方禁止學校和老人院的餐廳使用轉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飲食行業必須在菜單上標明食品里轉基因成分，否則罰款5000英鎊。(4)俄羅斯:不明令禁止轉基因食品上市銷售，但對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轉基因食品有在包裝上做出提醒性標記的要求;從2000年7月1日起，沒有做出提醒性標記的轉基因食品將禁止上市。(5)日本:持較為中立的立場，一方面對轉基因食品有進口需求，另一方面對其安全性又有所顧慮;規定采用基因技術獲得的農作物及食品不能作為綠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種轉基因食品目錄，對目錄中列明的品種需要加注標簽。
據上可知，對轉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觀點和立場，將直接決定一國或地區對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在轉基因技術開發領域一直處于國際前列的國家，極力主張對轉基因食品采取寬松的管理。美國作為轉基因產品商業化生產的積極倡導者，認為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與非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沒有實質的區別，轉基因食品是一種科技創新，是用現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選擇的過程，只要轉基因食品通過新成分、過敏原、營養成分和毒性等常規檢驗，就可以上市。
二是歐盟內部大多數國家奉行較為嚴厲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認識是，在轉基因食品(作物)擁有眾多優越性，如遺傳性穩定，有利于保護環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鹽堿、抗干旱的能力，增強作物產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著潛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對此則需科學技術尤其是生物技術的發展來加以進一步的證明，除非有技術的證據支持，并足以表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則將不改先前的嚴厲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對于美國和歐盟，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特別是應用性開發較晚，相應的管理法規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這些國家從本國國家利益出發，權衡轉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較為溫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觀點是，轉基因食品(作物)是未來農產品發展的必然方向，雖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較模糊的、不確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趨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轉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轉基因食品(作物)的發展，同時又滿足本國及世界經濟未來發展對糧食產量的進一步要求。
四、我國的相關對策分析
各國在轉基因食品國際貿易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之爭。各國經濟發展程度的不一致，轉基因技術水平的差異，以及產業規模的不同，更加劇了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市場決定觀念，歐盟及其他國家對轉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實質，則是對美國在這一領域壟斷優勢的抵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其經濟利益。鑒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的長期影響，世貿組織各成員國在短期內不可能在科學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因此難以形成統一的國際標準，各成員國只能自行制定相應的貿易標準和政策。
我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產品出口大國，應盡早制定有關轉基因食品進出口貿易的政策法規。筆者以為，可從以下幾方面作出相應的對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