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綜述

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羅常培所著《語言與文化》一書是文化語言學的先導；80年代，陳建民開設“文化語言學”的課程以及周振鶴、游汝杰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首次使用“文化語言學”這一學科名稱，標志著文化語言學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義《文化語言學》和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出版，標志著文化語言學理論的基本形成。從此之后，出現了“文化語言學中國潮”，文化語言學得到了持續廣泛的發展。

二、總論

文化語言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理論建設意識，即對其對象、任務、性質以及方法有一個綱領性的認識。但在近五年間，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多，筆者查到的資料僅有《文化語言學初探》（《時代文學》，2014）、《淺談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青年文學家?語言研究》，2011）、《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語言學》（《商業文化》，2015）等，這些論文所論述的要點大多在之前學者論述的觀點范圍之內。本文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經過近30年的發展，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已經先后建立了眾多較為完整的體系，現如今再想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困難；第二，構建一套完整的關于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需要長時間的學術積累，但五年是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創新。

由于文化語言學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其理論建設已經非常之多，所以近幾年學者們開始對文化語言學進行總結性的認識。游汝杰、周振鶴的《耦耕集（文化語言學存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一書為論文集，這一系列文章的結集出版進一步梳理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完整地呈現出文化語言學在國內的發展歷程；邱智晶、任雪蓮、竇晶主編的《回顧與展望：語言與文化問題研究》（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趙明發表的《近十年文化語言學研究：回顧與反思》（《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一文回顧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歷程，旨在促進文化語言學的發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對中國文化語言學理論的研究，所以這五年中許多學者將視角轉向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外語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種語言的文化語言學體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語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語，金榮晃的《文化語言學》（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鮮語等。

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在之前就已經提到很多，但在這五年中不斷得到更新。隨著國外對比分析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度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采用對比的研究方法，并且這一方法幾乎涉及了文化語言學的各個具體領域，比如《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男女性別語言差異研究》（《語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也逐漸顯露了出來，比如和民俗學、新聞學等學科的結合，如《“真實的力量，民間的智慧”――方言節目的文化語言學思考》（《新聞知識》，2011）等。

三、分論

在近五年中，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在原有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領域。下文分為8個部分進行論述。

（一）詞匯與詞義

詞匯與詞義研究歷來是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同以往該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時期的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學者們研究關注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對詞語文化意義的探求，開始關注詞語的文化意義對詞匯系統的影響，比如《文化語言學視域下的“盂蘭盆”一詞的內涵與外延》（《東北亞外語研究》，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小清新”》（《時代文學》，2012）等；其次，S著語言的不斷發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到一些新詞與借詞，例如趙惠霞、周憬編著的《語言與文化闡釋》（西安出版社，2011）一書中將當代新詞語產生的基本途徑作為研究的對象之一；最后，這一時期對成語的研究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涉及文學作品、其他語言、動物等各種類型的成語，比如《分析來源于文學作品的俄語成語》（《北方文學旬刊》，2013）、《漢泰動物成語對比分析及其文化差異》（李智文，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

（二）專名

對專名的研究，伴隨著文化語言學發展的整個歷程。邢福義在《文化語言學》一書中將專名劃分為人名、地名、店名和數字。這一時期對地名的研究尤為豐富，涉及各個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鄉村，如海南州藏語文工作委員會主持編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釋義》（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山東省臨沂村名的語言文化研究》（顏廷花，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族姓名》（《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涉及數字的有《“二”字文化語言學考辯》（《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專名研究：研究電視節目名稱的《電視欄目名稱的文化語言學分析》（梁艷，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研究粉絲團名稱的《從文化語言學角度分析粉絲團名稱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時代文學》，2014），研究音樂專輯名稱的《音樂專輯命名特點的文化語言學透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研究飲食名稱的《蒙古族傳統飲食名稱文化語言學研究》（圖拉，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等。

（三）語法

這一時期的關于語法和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資料并不多見，僅有《語法差異文化闡釋》（《南方論叢》，2011）、《現代漢語對稱結構的深度研究》（劉曉靜，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和《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這幾篇文章都遵從了申小龍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從文化語言學研究語法的具體觀點，從一個具體的語法角度將漢語語法研究同漢人的思維和文化心理特點聯系起來，主要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漢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記載漢語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近幾年學界對文字與文化的結合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漢字文化新視角叢書”，它是山東省宣傳文化專項基金項目，歷時5年打造，由山東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國文化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該叢書重新確認了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叢書中包括申小龍著的《漢字思維》和《中國網絡言說的新語文》、孟華著的《漢字主導的文化符號譜系》等。除了叢書，還有王寶珍的《漢字與中國文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1）、李運富的《漢字學新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等。這些著作都科學地構建了漢字文化研究的理論體系，為日后的漢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研究漢字文化的論文，但總體上看，研究成果相當零散而不成系統。

（五）交際用語

在交際用語方面，稱謂語仍舊是人們研究的重點。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對一類的稱謂語進行了系統論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漢語稱謂研究》（中華書局，2011）。關于稱謂語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傾向性，即2傾向于跨語言的稱謂語的文化對比以及稱謂語在不同語言中翻譯的文化差異，比如《淺談中英稱謂語的文化差異》（《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中日稱謂語對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等。

除了稱謂語之外，在問候語、雙關語、禁忌語、委婉語、慣用語、諺語、俗語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學生微信問候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4）、《合肥諺語的語言和文化特點初探》（《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3）等。

在交際用語中，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新出現的諸如對網絡語和廣告語的研究，比如《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泰廣告語對比研究》（《中國報業》，2011）、《網絡語言的諧音現象》（任莎莎，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六）語言接觸與融合

語言接觸與融合，顧名思義，就是文化語言學跳出漢語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比如修剛主編的《外來詞匯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影響》（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別從日語、英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和阿拉伯語等語言層面，對現代漢語中存在的外來詞進行了整體梳理。不過通過對近五年的資料進行梳理，本文發現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翻譯方面。

在翻譯方面，許多專著從總體上把握文化與翻譯。比如李珊、莫興偉著的《文化差異下的翻譯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語言、文化、翻譯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探討了英漢思維模式的差異對文化以及兩種語言間翻譯的影響。類似的還有楊懷恩著的《文化與翻譯》（新華出版社，2012）、楊蔚君著的《翻譯的文化回歸》（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譯方面的論文則主要是論述一個具體的角度，比如《文化語言學視點的漢語詞匯日譯文化信息缺失解讀――以井波律子日譯本為文本》（《凱里學院學報》，2011）、《多角度探討古詩英譯的策略》（《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等。

（七）方言與民俗

從游汝杰、周振鶴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開始，學界對于方言與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由邢福義主編的《方言與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可以說是這一時期該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內容綱領性地分為總論和分論，論及了方言與語言、文字、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的關系。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區的方言與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與文化叢書”，該叢書涉及多個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與文化》（2015）、王世凱及楊立英著的《東北方言與文化》等。

由于文化語言學跨學科性的特點日益突出，而民俗學又是與文化聯系最為緊密的學科，所以對民俗與文化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編寫的《民俗文化綜論》（長春出版社，2014），全書共分八卷，內容既包含理論，也有具體民俗與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樣，這一時期對該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種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編的《藏羌文化與民俗》（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維吾爾語、蒙古語中基本顏色詞的民俗語義對比研究》（鬧爾吉，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八）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研究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文化教學實質上是漢語文化語言學在漢語二語教學中的具體應用。該領域經歷了一個從不被重視到被注意、從被熱烈關注到趨于平穩的過程。隨著國家與學界對二語教學的不斷提倡，該領域發展到現如今已經成為了文化語言學的熱點及重點。

該領域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對文化教學的基礎理論以及根本原則的探討，比如王鳴主編的《外語教學與語言文化》（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姜萍編著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課堂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對文化教學方法論的研究，比如《英語為母語的中高級留學生漢語熟語的學習現狀及相應教學法》（陳瀅瀅，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再有就是對文化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新認識，如趙明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誤區和目標》（《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一文中評述了國內外對第二文化教學目標的研究現狀，認為第二文化教學的目標不應該過于寬泛，而應該在梳理文化分類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重點與難點。此外，在唐智芳編著的《文化視域下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和覃俏麗發表的《略論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習得》（《語文建設》，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認識。除了以上三個主要方面，還包括諸如對課程教材、大綱、課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認識，但都不成系統，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四、結語

總之，近五年間，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僅在原有研究領域上不斷擴展與深入，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辭、翻譯、語言對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存在不少問題。第一，文化語言學各方面的發展不平衡。從該學科內部來看，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文化教學方面取得了較多的成果，研究相對深入，但對另外幾個領域基本理論的探討還不夠深入，對他們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謂的“研究得比較多”的方面也存在著“大”而“空”的問題。從學科外部來看，與其他語言學分支相比，文化語言學學科研究開展得較晚、成果仍不夠豐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夠。在總論中也提到過，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理論建設熱潮，近幾年關于文化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建設較少，這說明文化語言學的學科理論在這幾年沒有創新，所以如何構建文化語言學的堅實的理論基礎是首要的問題。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問題。一些論文雖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沒有充足的語料來支撐其所得出的結論。另外，目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沒有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機結合起來。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并沒有像20世紀90年代“文化語言學中國潮”那樣發展迅猛，但在某一具體領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對比與應用研究。文化語言學若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建設，只有充足的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才能夠支撐文化語言學各具體方面的正確發展；其次，在學界應形成文化語言學風向標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較少的領域找到突破口，進而促進文化語言學的平衡發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換代，雖然近幾年對對比研究方法的運用很頻繁，但對比研究的層面亟待拓展，對比研究的視野也需擴大。同時應重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綜合運用，提升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高度。

參考文獻：

[1]邢福義.文化語言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篇（2）

不少成語是語言中的活化石，它們大都來源于古代，貫用于古今，承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漢語成語數量大、內容豐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漢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時，成語的產生與使用也是漢族人民修辭活動的一部分。本文試圖從文化背景角度對成語與修辭作些探討。

1成語與修辭密切相關

成語與修辭密切相關，有三層含義:

1.1成語是修辭活動的產物

《周易》說:“修辭立其誠”。修辭立其誠，主要體現在語言交際雙方要有“合作精神”。語言交際雙方都有雙向溝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組織或調整自己的話語，把交際活動進行下去。這就要求語言表達要有表現力和說服力。于是人們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即修辭技巧的運用。這些修辭技巧有的十分精妙準確，為后代人們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現一批具有特殊含義的詞語、詞組或句子。成語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義的固定詞組。

1.2運用成語本身就是一種修辭現象

人們在進行語言交際時，為達到良好的交際效果，常常選用一些富于表現力的句式或語言材料。成語是一種既富于表現力又簡潔通用的“語言材料”，所以被人們普遍使用。因此，從廣義上說，“運用成語”也是一種修辭方式。

1.3成語是多種修辭方式運用的成果

成語的生成、構造或使用牽涉到許多修辭方式，系統研究成語，可以發現許多修辭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魚得水(比喻)，移風易俗(對偶)，國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狀)，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鈞一發(夸張)，阮囊羞澀(用典)，老死溝壑(委婉)，瓜字初分(隱語)，逃(桃)之夭夭(雙關)，關門大吉(反語)。

研究修辭方式在成語中的運用，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語修辭的文化機制

2.1務實精神與具象思維

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發達，鑄定了中國文化具體務實的傳統。章太炎所說的“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較準確地刻畫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重實際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這也影到了中國人的說話方式，簡潔具體，有理有據。這個“理據”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實的驗證和古圣先賢的經典論述。

這種具象思維，使人們在言語活動中，遇到稍微抽象的東西，就把它具體化。漢語成語多用比喻、摹狀，就是這種具體化的反映。“危如累卵”(比喻)讓人頭腦中浮現出“許多雞蛋壘在一塊兒，隨時可能崩塌”的畫面。“磨刀霍霍”(摹狀)使人仿佛看到奮力磨刀的樣子，聽到磨刀的聲音。

這種具象思維，也使人們想把自己的論述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中國人素來“崇古”，古圣先賢的語言、古人的事跡，都被時間賦予了經典的地位。于是人們說話作文，總喜歡引經據典。許多成語既是人們引經據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經常引用的“經典”。如“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論語》)，“阮囊羞澀”(古人事跡)。

2.2喜新求異、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體務實的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又有追求遣詞造句的新穎奇特的心理。韓愈在《答李詡書》中提出“惟陳言之務去”，主張語言運用力求獨創、新穎。可見，喜新求異是漢語修辭活動的一個傳統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國人以含而不露為美，喜歡含蓄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兩方面都要求語言交際時“換一種說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說話作文時追求“雅言”、“美辭”，創造出許多打破常規的表達方式，促使一些修辭方式的產生和推廣。我們可以在許多成語中看到這些修辭方式的運用。

例如，說“貧困、沒錢”平淡無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澀”(用典);用“白山黑水”代“東北”，用“蒼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語“而立之年”、“年屆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舊指女子十六歲，就是拆“瓜”為“二”“八”、蘊“二八一十六”之意(隱語)。儒家文化講“禮”，“尊人抑己”，許多成語都有這種色彩。如“客人來了”，說“大駕光臨”，自家因此“蓬草增輝”。“自己死了”謙稱“老死溝壑，’(委婉)。另外中國人也不乏幽默的細胞，“逃跑”說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關門停業”說成“關門大吉”(反語)。夸張修辭格直接創造了非現實的詭異畫面，如“氣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對稱的審美情趣

均衡是美學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漢族人民修辭活動中的一種審美情趣。中國傳統思維有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即以二元對待的觀點來看待、分析事物，重視事物的關聯、對立及其變化。故在語言表達時，常用字數相等、結構相似的語詞表達相同、相反或相關的意思。成語中運用對偶、互文、雙關、借代，就是這種均衡對稱的審美情趣的體現。成語內部語素對偶、互文，前后對照，互相補充，相輔相成。成語字面意思與實際意思，通過雙關、借代巧妙聯系，有虛實映襯之美。

漢語成語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為“四字格”四個字兩兩相對，完全符合均衡對稱的審美要求。

2.4漢語與漢字的結構特點

篇（3）

中圖分類號：K24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研習中文、譯介中國經典并將其介紹到歐洲的文化活動，對當時歐洲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語言轉換的目的和動機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傳播中國文化時，造成歐洲國家對中國文化存在一定的誤解。本文擬從社會語言學視角分析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及其在西方國家的傳播，以期對這次文化傳播過程中出現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讀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一、傳教士向歐洲介紹漢字

1.制定羅馬字母拼音方案，編纂詞典

明清時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積兩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國人心中” ① ，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的國家傳教，語言就成為雙方交流的重要紐帶和橋梁，因此，傳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學習漢語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國、改造中國人信仰體系的唯一途徑。

在學習漢語過程中，這些傳教士使用羅馬字母來標注漢字的讀音，并以此為啟發編纂中西字典，為歐洲人認讀漢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這一拼音方案的是羅明堅和利瑪竇于1583至1588年間合編的《葡漢辭典》。由于早期的羅馬字母體系不完善，如：聲調和送氣音的缺失，造成了許多漢字讀出來的音不準確，從而引起交流過程中聽者理解上的偏差。盡管有這些缺點，《葡漢辭典》載有近代葡漢兩種語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歐漢雙語詞典，為中國的音韻學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說《葡漢辭典》是西方研究漢語語音的發端，那么《西子奇跡》標志著漢語語音的形成。《西子奇跡》源于1605年利瑪竇贈給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會編成小冊子，通過字符、字母和聲調符號的不同組合，傳教士可以拼讀出漢字的讀音，這實際上是羅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實際應用。1626年，《西儒耳目資》的出版，意味著漢語拼音方案的完善。該書由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所編著，是一部供傳教士學習漢語的工具書。全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譯引首譜》，通過圖例對漢語音韻進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韻譜》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邊正譜》按筆畫音查。《西儒耳目資》的發行，啟示了傳教士們，他們借用西方文字幫助，研究更完善的漢字記音系統，不僅幫助來華傳教士更加快速準確地認讀漢字，而且“首次將中國傳統的字書與韻書的體制特點結合在一起， 融會了二者的長處，從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現代詞典的雛形” ② 。

2.研究并傳播漢字字形和字義

耶穌會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漢字介紹到了歐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寫回歐洲的信中，列舉了“魂”“畜生”“日”“月”“天”“人”這六個漢字，并用日文解釋。后來，這封信連同其他信箋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個城市）結集出版。 ③ 漢字傳入歐洲后，引起了歐洲語言學家的關注。“他們希望找到一種直接表達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歐洲本土學者的漢語研究實際上是對漢字進行解釋性的介紹”，而來華傳教士結合自身學習的體驗和感受，“更加注重漢語口語的學習，以及對漢語實用技巧的探討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會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國志》以中國研究為主體，首次對漢字的筆畫和結構特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統性和科學性，為西方人進一步理解和學習中國語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前提。羅明堅受中文老師的啟發，采用看圖識字的方法，將圖片、字形和字義聯系到一起，僅三年時間內就掌握了一萬五千個漢字。利瑪竇學習漢字有一套獨特的記憶法，他撰寫的《西國記法》介紹了如何快速識記中國文字，通過觀察、分析漢字的字形、結構，形成聯想，賦予漢字獨特的解釋來幫助記憶。例如：“聞”字被解釋為“大耳正懸門中”；“焉”字被理解為“以一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諧音來幫助記憶的，如“醇”字以“鶉”，“描”字以“貓”等。 ⑤ 這種將字形和意思聯系起來的方法，有助于漢字的牢固記憶。

3.研究傳播漢語語法

早期的傳教士偏重于漢字的認讀以及字形和字義的研究，而對語法的研究鮮有涉及。從16世紀末開始，漢語語法的研究得到重視，相關的論著陸續出現。衛匡國、瓦羅、馬若瑟等人的漢語語法專著促進了西方世界對漢語的認知，對中國文字的傳播和中歐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為后人研究近代漢語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于1652年編寫的《中國文法》是第一部在歐洲出版的漢語語法著作。該書引用中文實例解釋了漢語詞性和種類，羅列了相關的語法要點。總體來說，衛匡國參照拉丁語系的研究方法，對漢語語法結構加以扼要介紹，但個別舉例牽強生硬，且缺乏專門的句法內容，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盡管有諸多欠缺，衛匡國開啟了傳教士研究中國文法的先河。《華語官話語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漢語語法書，由瓦羅于1682年完成。該書依據明末清初“南京官話”的語音、語法、詞匯為研究藍本，參照拉丁語法框架，闡述漢語語法的規則和誡律。他不僅系統介紹了漢語詞類的劃分及其形態和范疇，還特別強調漢語研究重要的三個方面，即詞匯、聲調和詞序。總之，瓦羅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準確。耶穌會傳教士、法國著名漢學家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漢語札記》分別就漢語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進行了討論。該書引例翔實，大都出自中國的小說、戲劇等經典作品。他基本擺脫了拉丁語語法的束縛，區分了漢語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提出了漢語虛詞和實詞的術語，使漢語語法研究更加符合漢語本身特性。

1814年，馬禮遜編著的《通用漢言之法》、艾約瑟撰寫的《上海方言口語語法》和《漢語官話口語語法》等語法專著相繼出版，使漢語語法研究取得了創新性發展。漢語語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歐洲人學習漢語的熱潮。

4.向歐洲介紹漢語的學習方法

隨著來華傳教士對于漢語語言的認知與理解，漢語逐漸在歐洲傳播與擴散，在歐洲掀起了對中國語言學習和研究的熱潮。傳教士們紛紛通過來往書信、出版著作、寫回憶錄等方式向歐洲介紹漢字。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晃俊秀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漢語的認識。他介紹了漢語與西洋語的差異，感嘆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的一門語言。《利瑪竇中國札記》談到了漢字的五種聲調，讀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對于語言中沒有聲調的西方人來說，要想準確掌握漢語的聲調實在是困難。利瑪竇在《西國記法》中還指出，把語音、聲調、字形、字義結合起來是記憶漢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則對漢字的起源、結構、象征意義、筆畫特點和形聲字的特點這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傳教士們的漢語研究成果大部分傳回到歐洲，這一方面使歐洲人在對漢字了解和認識的基礎上，能夠迅速地學會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歐洲漢學研究的基礎，對歐洲整個語言學的發展趨勢產生重大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文字的同時，也傳播了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對當時歐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傳教士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

隨著漢語研習成就的不斷擴大，傳教士從中發現了中國的文明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他們鉆研中國的文化典籍，通過翻譯、出版、郵寄、攜帶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國古籍介紹到歐洲，對歐洲的政治、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譯介儒家經典

眾所周知，文化交流離不開翻譯活動。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譯介活動可大致分為：19世紀前的來華傳教士把拉丁語、法語、西班牙、意大利語等轉譯為英語以及19世紀起至20世紀初的英美新教傳教士將漢語直接譯為英語兩個時期。

來華傳教士在掌握漢語的同時，深深意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和民眾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壁壘，使士大夫和文人們皈依基督教，就必須把基督教教義轉換成中國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內容。基于此，傳教士們把基督教教義和儒家思想進行比附、雜糅，一方面將改造過后的基督教教義傳播到中國，一方面又通過翻譯、注釋等方式把代表中國儒家思想的“四書五經”傳播到歐洲，以便西方人學習中國文化。

成書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寶鑒》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學說，論述了儒家圣賢的道德觀念和修身養性等思想，是明朝最為流行的勸善書和啟蒙書之一。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將其翻譯成西文，傳播到歐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譯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寶鑒》為沙勿略所倡導的‘適應’策略提供了理論支持，對東方傳教事業影響深遠。” ⑥ 之后，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把“四書”中的《大學》部分內容翻譯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現仍收藏于意大利國家圖書館中。利瑪竇提出合儒、補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主張將中國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義相結合，他翻譯的拉丁文《四書》雖然譯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對西方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貢獻。衛匡國在歐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國上古史》介紹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該書還談到《四書》，翻譯了《大學》的片段，并且首次將孟子及其著作介紹到歐洲。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中華大地國志》介紹了儒家思想及其經典著作，并且表達了對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國新志》頌揚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智慧，同時還翻譯了《四書》和《五經》。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等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被認為是16―18世紀中國文化在歐洲傳播過程中最有影響的西文書籍，該書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讀儒家思想，同時把孔子描繪成中西學術融合的新形象。雖然編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詮釋儒家思想，其中比附、匯通的思想傾向較為嚴重，但對于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馬禮遜發表了《三字經》《大學》英文版。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譯、出版了《論語》。1891年英國出版了傳教士詹寧斯譯著的《詩經》。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統、完整地把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和《五經》翻譯成了英文。從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計翻譯了28卷中國主要經典著作，為使歐美國家了解東方文化和中國倫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貢獻。法國傳教士顧賽芬采用直譯方法，使用法語和拉丁語雙語對漢語譯釋，先后完成了《四書》《詩經》《書經》《禮記》的翻譯。德國禮賢會傳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穌”傳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譯了《論語》和《孟子》。德國傳教士衛禮賢不僅是一位新教傳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他先后將《論語》《易經》《禮記》《呂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譯成德文，其中《易經》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相繼被轉譯成英、法、荷蘭等多種文字。

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對《四書》《五經》的翻譯大都使用拉丁語對中國的儒家思想進行介紹或注釋，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補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許多譯文帶有一定的偏頗。19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對《四書》《五經》的翻譯不僅在語言種類上更加多樣化，除拉丁文外，還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對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統和深入，語言表達更加優美。另外，翻譯策略開始采用逐字對譯的方法，這對尊重原文、保存《四書》《五經》的原有精髓大有禪益。

新教傳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學思想的藩籬，不再把翻譯與詮釋混為一談，對中國的儒家思想的闡釋更為客觀，從而使西方人能夠真實地了解中國的儒家文化，繼而找出中西文化的異同及其可能溝通的途徑。

2.翻譯其他古籍

來華傳教士除了譯介儒家經典外，還關注中國文學、科技、醫藥、地理、農業等其他典籍，通過翻譯把中國典籍所承載的思想價值和美學價值等傳到西方，促進了中西文化的借鑒、吸收與融合。

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用法文翻譯的元雜劇《趙氏孤兒》最先出現在了解中國最權威的書《全志》第3卷中。由于該劇謳歌高貴的英雄，與法國古典主義戲劇有切合之處，一經出版便在歐洲廣為流傳，并被譯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種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對中西方科學文化的交流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中國數學科學札記》比較了中西數學之間的差別，首次對當時的中國數學做出了相對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為西方研究中國數學奠定了基礎。他在創辦的《六合叢談》刊物上曾多次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的天文儀器，使西方學者更加了解中國天文學的起源與發展。18世紀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宋君榮著有《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天文學》《古代中國對黃赤交角的觀測》《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國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學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榮的所有論著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

在醫學方面，據統計，“從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譯并出版的有關中國醫藥的書籍多達60余種” ⑦ 。卜彌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紹中國醫學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國醫藥概說》《中國植物志》《中國診脈秘法》等，引起歐洲醫學界對中國醫學的關注和了解。來華醫學傳教士雒魏林和嘉約翰分別翻譯了清代早期民間流傳的價值頗高的中醫產科專著《達生編》。該書強調對孕婦分娩和用藥知識的宣教，反對迷信活動，譯作有利于近代中西醫產科方面的交流與借鑒。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把中國人工種痘的方法介紹到了歐洲，肯定了中國古代種痘技術的先進性，高度評價了中醫的優勢。殷弘緒還把他在中國觀察、了解的各種植物的醫用和保健的療效通過大量信件介紹給歐洲朋友。這些信件被編入了《通志》。

明清之際，中國農業技術和農學也借助于傳教士的力量傳播到了歐洲。中國傳統農業著作《授時通考》的“蠶桑篇”和《天工開物?乃服》的蠶桑部分以及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的部分內容由傳教士翻譯出版，在歐洲引起了強烈反響。傳教士還出版專著如門多薩的《大史》、基歇爾的《中國圖志》等書籍介紹中國傳統農業技術和農學。中國重視農業的思想以及中國農產品對歐洲人的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

三、語言轉換中中西語言文化的碰撞與錯位

明清時期的歐洲正處于啟蒙運動時期，基督教在歐洲占據著統治地位。為了達到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開展貿易和殖民中國的目的，兩種文明和兩種思想在交流過程中不斷引起碰撞、沖突和融合，使明清時期的傳教士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觀性。一些譯著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滿了歪曲和誤讀。

1.以基督教附會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內核差異

明朝來華傳教士為了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壁壘，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國文化，采取“合儒”“補儒”“超儒”的理論，以使中國人認同其教義。他們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內核差異，以耶儒互釋，嘗試用中國人所能理解的思維方式或理論框架來闡釋基督教，從而實現基督教的中國化。

《天主實義》是利瑪竇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與儒家思想進行調和的杰作。書中利瑪竇引證中國古代經典，將“上帝”和“天主”進行會通，同時把儒家的忠孝與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進行互釋和溝通的基礎。但利瑪竇的附會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進行的，不管編譯還是釋譯，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基督教中國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會產生歪曲現象。理雅各詮釋《論語》時表現出強烈的宗教立場，認為儒學即是中國古代的宗教，儒學所倡導的道德教誨和基督教教義如出一轍。通過《論語》中的孔子與《圣經》里的耶穌之間的類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優越性，認為中國只有轉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動宗教進步。英國傳教士蘇慧廉在英譯《論語》時也彰顯了許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觀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贖觀等。

傳教士常常以翻譯為工具，運用基督教經院哲學思想肆意詮釋中國典籍，極力尋求孔子倫理和基督教義的共同點，導致了中國文化西傳中的附會、曲解、利用和誤讀。

2.中西方語言思維的差異以及翻譯策略的局限

傳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國固有文化的前見，其譯著受翻譯目的和動機的驅使，在東學西傳中就難免會染上譯者的主觀色彩，從而影響翻譯的質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語言思維的差異以及翻譯策略的局限，加上譯者中文水平參差不齊，一些譯本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曲解和誤讀。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為一身，不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語言思維的差異，早期傳教士未能準確把握儒家“圣人”一詞的內涵。利瑪竇在《天主實義》第八篇里對儒家的“圣人”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大西法稱人以圣，較中國尤嚴焉。” ⑧ 他認為西方人對圣人的界定更為嚴格。被冠名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堅定，可以是犯過錯誤的人，須通過羅馬教廷的嚴格考察方能成為與上帝直接溝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標準，不能與天主教所認定的圣徒相提并論。通過儒家的孔子與基督教里《圣經?新約》中約翰（John the Baptist）之間的類比，利瑪竇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終實現了圣人身份的重構。

清代以來的傳教士逐漸脫離基督教思想體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們通過尋找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差異，以便找出傳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對《詩經》的譯介避免加入譯者的任何觀點，更多地從思想上挖掘中國學者對待《詩經》的態度，因此譯著內容更加客觀、真實。但由于語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譯文存在明顯的誤譯，如《詩經》第1首《關雎》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譯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將中文的“君子”對英文里的“prince（王子）”，這無疑存在明顯的用詞錯誤。他還從儒家經典中找出大量實例證明儒教中所謂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潛意識仍未脫離基督教的窠臼。除了術語表達問題外，理雅各對內容的譯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頗和局限。在翻譯《論語?衛靈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時，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拋棄了其他眾家的觀點，造成了中國文化傳遞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語言轉換的目的和動機的影響，明清時期的傳教士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會和誤讀。盡管如此，傳教士對中文典籍的傳播活動，還是值得肯定的。

注釋

①梁工：《基督教與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資〉在辭書編纂史上的貢獻》，《德州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紀中期西方漢語研究的歷史分析》，《浙江學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瑪竇著；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頁。

篇（4）

漢字又是平面設計的圖形語言。漢字起源于圖形，逐步發展為圖符、圖畫漢字、象形漢字、抽象漢字符號，它不僅在平面設計中傳達文字內容信息，凸顯其“通今及傳后”之功用,實際上很多漢字本身亦傳遞出圖像的信息。不同于拉丁文字的是很多漢字仍保留著其象形的因素，人們在閱讀單個漢字的同時，其造型構成中所蘊含的意義已經通過文字的形態傳達出來。如漢字“凹”、“凸”即是一例，無須通過讀音識別，其結構形態已經簡潔明了地傳遞出此文字所代表的涵義。同時，設計中漢字與圖形、圖像的有機結合，進一步增強了對文字內涵的傳達，并擁有了對更多層次的內涵信息表達的可能性和豐富性，推動漢字在以圖像為中心的視覺文化設計中起到圖文并茂的作用。

漢字在現代設計中的應用有著極大的拓展空間。漢字的發展一直隨著歷史與時代的發展而存在、適應與變化。漢字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的使用、應用及表現，自古至今從未間斷且形式豐富，如古代帝王的祭天禱文、文人士者的詩稿信札、商家老店的招牌字號、寓意吉祥的器物裝飾等，無不留存著漢字的不同意義：或莊重，或隨意，或與神魂相溝通，或為家常添福壽，或為逸品佳作，或為誠信表記。在當代設計領域，因現代社會對設計需求的廣泛化、規范化和精細化，使得對漢字的應用更加多樣而豐富，對其表現力、信息傳達力與視覺效果也有更高的標準和更復雜的要求。漢字在設計中的應用又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字表意的傳達上，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漢字表現方式和范圍的拓展，傳達出其中所蘊含的深層文化精神，應是傳統文化研究與當代個人精神觀念的碰撞與契合。而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生活方式、地域文化、價值觀念等也出現了相應的交流、碰撞、沖突與融合。在當代社會發展狀況下，如何與本土文化、如何與中國文化精神真正融合也是當代中國設計師面臨與思考的首要問題。

漢字作為信息交流傳遞的符號，其研究和探索自古以來從未間斷，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也大不相同。當今人們研究漢字，從文字學角度來考察漢字較多，并在全球背景下研究漢字文化的起源、發展、變化等。而當前針對于漢字的設計應用，其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

其一為漢字的形變與裝飾(美術字或圖案字)方面。相關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漢字歷史、漢字結構、漢字印刷字體、漢字的形變以及裝飾方面。更多關注的是漢字在設計應用中的基本文字信息功能及審美趣味的傳達。在計算機應用到中國設計領域之前，此種設計方式應用較多，主要表現在手寫宣傳、板報設計、報頭設計等媒介方面。而現電腦設計的發展，使漢字在此方面的設計應用有了更多表現效果的可能性，各種材質和媒介的介入也推動了其表現力的拓展。手繪效果回歸到漢字的設計應用之中。

其二根據現代視覺傳達設計中不同設計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漢字的設計與表現研究，結合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廣泛使用以及現代設計理念的影響。此類漢字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漢字在現代設計實踐中的應用特征。近十年，雖然此方面的研究和成果逐漸增多，但單獨根據漢字的獨特性進行的具體研究仍居極少數。一方面，由于拉丁文字為主要文字語言的西方設計發展較早，所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豐富，且可供分析探討的成熟設計案例較多；另一方面，漢字和拉丁文字具有諸多不同特性，從結構造型到外在形態、從文字關系到內涵表達，漢字擁有著有別于拉丁文字的個性特征，故而其研究需要更多“系統”之外的“專題”深入。隨著對現代設計發展與本土文化意識的思考與覺醒，漢字的現代設計和研究尚有更多的探索與研究空間。

篇（5）

一

漢字“表意文字說”的最早經典表述來自索緒爾。

世界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種體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

索緒爾提出的世界文字體系的兩大分類，尤其是指出漢字是表意體系的“典范例子”，至今被許多人所闡發和張揚。但其闡發與張揚的角度并不相同，因而其內涵也不完全一致。大體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從漢字記錄漢語的語言單位角度，認為漢字是表示詞或語素的，所以是表意文字。此觀點在《辭海》、葉楚強的《精簡漢字字數的根據和方法》、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中均有論述。

第二類，從漢字記錄漢語的方式出發，認為漢字表示的是語素的意義，所以漢字是表意文字。此觀點在孫均錫的《中國漢字學史》、何士達主編的《現代漢語》等著作中有論述。

第三類，從漢字的構形依據角度，認為漢字是因義構形的，所以漢字是表意文字。王寧在《論漢字簡化的必然趨勢及其優化的原則》以及《漢字構形學》等文章中作過論述。

第四類，從漢字表示概念的角度，認為漢字可以不通過語言而與概念直接聯系，所以是表意文字。申小龍在《漢字的文化形態及其演變》以及《漢語與中國文化》、潘文國在《字本位與漢語研究》、袁曉園在《漢字的優缺點與語言文字理論的發展》等論文或論著中，對此都進行了解讀和闡發。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切入，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接受并承認世界文字只有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兩大類；漢字是表意文字并與表音文字相對立。

二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給漢字定性為表意文字，都揭示出了一些漢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鮮明特征。同時也都存在著種種缺陷和不足。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表意文字”本身就是一個容易引起誤會的名稱，容易把文字混同于圖畫，容易誤會為文字直接表示概念。最早提出這種擔憂的是美國語言學家列?布龍菲爾德，他說：“從表面上看，詞顯然是首先用符號表現在文字里的語言單位。用一個符號代表口語里的每個詞，這樣的文字體系就是所謂表意文字，這是一個很容易引起誤會的名稱。聶鴻音進一步指出：“‘表意字’這個術語很容易引起一個誤會，即認為這種文字的符號并不代表寫字人的語言的特征，而是代表實際世界的特征（概念），這顯然是在某種程度上把文字和圖畫混淆起來了……”、蘇培成也指出：“說漢字‘以形直接表義’，隨便給你一個不認識的漢字，你能說出它的意義來嗎？不要說去古已遠的楷書，就是保留圖畫意味較多的古文字也辦不到。古文字里占有很高比例的假借字，怎么以形表義？”

第二，“表意文字”只是理論上推導出來的類別，在實際中只有意符而沒有音符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從理論上說，由于詞是個音義結合體，相應地，文字標記語言的方式就有三種：一是從意義入手，用意符記錄語言，全部字符是意符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二是從語音入手，用音符記錄語言，全部字符是音符的文字是表音文字。三是從音義同時入手，兼用音符和意符記錄語言，字符既有意符，又有音符的文字是意音文字。

從實際情況看，字符全部是意符的表意文字并不存在。首先，語言中的詞既有意義實在的實詞，也有意義空靈的虛詞，從意義角度記詞就會出現有形可象和無形可象乃至無法象形的問題，而文字要完整地記錄語言，就必然會通過假借的方式以濟其窮，沒有假借，就無法啟動文字對語言的完全式記錄的進程。而假借就是借音表意。所以，裘錫圭說：“漢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而“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凡是獨立形成的文字體系……都是兼有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其次，現存古老的自源文字的實際情況表明，音符已經與意符平分秋色。據研究，東巴文記錄的文獻中，假借比例一般在70%―80%，最高的達96%；甲骨文中，假借字比例至少也在40%以上。“漢字、圣書字、楔形文字……這一類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們簡單地稱為表意文字，顯然是不妥當的。”

第三，表音文字與表意文字是對語言構成要素――音義簡單機械二分后所產生的與之相對應的文字學概念，它忽視了語言的不同層級單位具有不同的屬性，也忽略了不同文字對書寫語言不同層級單位的選擇，因而得出的文字類型是粗疏的，不準確的。詞是音義的結合體，但同時也是一個分層結構，文字在記錄語言中的詞的時候，可以實施分層記錄，從而實現對整個詞的記錄。

從實際情況看，表音文字是從詞結構的最下層音素入手，通過拼合詞音來實現對整個詞的記錄，因為表音文字的基本單位字母表示的是純粹的語音單位，所以是表音文字；而漢字則不然，它所選擇記錄的是漢語詞結構的最上層，即整個的詞，而詞又是一個音義結合體，所以，漢字記錄的既不是純粹的語音單位，也不是純粹的語義單位。對此，王伯熙說：“和‘表音文字’并稱的‘表意文字’，是不妥當的說法。因為表音文字所記寫的音節、音素，是脫離了意義的、獨立的純語音；而所謂‘表意文字’所記錄的并非脫離了語音的、獨立的純語義，它所記寫的永遠是粘著語音的語義。”因此，在實際中，只有表音文字，而不存在表意文字。

三

綜上所述，與表音文字相對的表意文字，是依據音義二分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追求術語對應平衡而產生的似是而非的不準確的說法，是簡單的理論推導的結果，在實際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漢字不是表意文字。

參考文獻：

〔1〕〔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1。

〔2〕葉楚強：《精簡漢字字數的根據和方法》，《光明日報》1965.5.12。

〔3〕王寧：《論漢字簡化的必然趨勢及其優化的原則》，《語文建設》1991.2.24。

〔4〕王寧：《漢字構形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

〔5〕申小龍：《漢字的文化形態及其演變》，《語文建設通訊》，1993.12.42.88。

〔6〕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7〕袁曉園：《漢字的優缺點與語言文字理論的發展》（《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88。

〔8〕布龍菲爾德：《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80。

〔9〕聶鴻音：《中國文字概略》，語文出版社，1998。

〔10〕蘇培成：《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書海出版社，2001。

〔1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 1988。

〔12〕喻遂生：《納西東巴文應用性文獻的語言文字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6。

篇（6）

現代設計已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歷程，各國發展的道路與特征均有不同。德國長期以來強調設計中的功能主義原則，強調設計的民主特色，反復提倡”好的造型”。因此，理性原則、人體工程原則、功能原則是設計天經地義的宗旨，不能因為商業主義的壓力而放棄。這些因素造成德國設計的堅實面貌：理性化、高質量、可靠、功能化、冷漠的特征；與之恰恰相反，美國設計的幽默感與隨意性形成了這個自由國度的標識。美國短暫的歷史，自由的人性，使得設計師對設計的社會效應，對大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現代設計對于民族傳統的繼承性和發展性，以及設計本身的社會含義等則考慮不多，這使得美國設計更具輕松、樂觀的色彩；法國的現代設計是基于法國設計傳統的，即設計為富裕的上層人的活動，設計的內容是豪華、奢侈的產品，設計不應該是民主的、大眾的，而應該是權貴的、高尚的。法國的設計除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外，地區主義也非常強烈；丹麥是斯堪的納維亞五國中最小的一個，國土狹小，經濟高度發達，其發展一開始就與大自然作斗爭，這種背景使丹麥人長期以來對于設計具有高度的重視，而丹麥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統一性，使丹麥的現代社會也對其設計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丹麥現代設計中貫穿了一種冷靜的，嚴肅的高度功能化的風格，體現了大企業的精神；日本的現代設計發展得非常迅速和成熟，日本利用了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歐美各國用了70多年才達到的目的。傳統與現代雙軌并行是日本設計的一個重要特點，日本是一個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最好學生，從傳統的日本設計可以看到中國、韓國的影響；從日本的現代設計中，可以看到美國、德國等歐美國家的影響。無論是日本的陶瓷、傳統工藝美術品、傳統服裝、傳統建筑、傳統文化的設計(如茶道、花道、盆景設計)，還是現代設計，如汽車、家用電器、照相機、現代建筑和環境設計，現代平面設計、包裝展示設計，都是非常與眾不同的。世界上很少國家能夠在發展現代設計時完整地保持，甚至發揚了自己的民族傳統設計，日本在這方面提供了非常意義的經驗。

中國的現代設計相對歐美等國來說，就不是那么樂觀了，設計上抄襲模仿的現象普遍存在，作品的質量不高，能夠走出國門、真正展示自己的東西還是太少。完全照搬國際現代主義設計，雖然可能設計水平看似提高了一些，但是毫無中國特色可言。我們分析西方各國的設計，它們都有著自己本土特色的東西，是它們文化的體現。中國有著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蘊，孔孟哲學、詩書禮儀，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是我們喚醒中國本土設計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并且中國傳統藝術豐富多彩、陶器、染織、家具、古建筑、書法、繪畫、民間藝術等是我們創作的寶貴資源。

一、圖騰、紋飾在現代設計中的體現

將傳統元素衍生后再融合到現代設計中來，香港設計大師靳埭強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范，他的”靳埭強設計有限公司”的司標就是在公司”以人為本”的理念倡導下，采用了”同心相合、彼此相通”的”方勝”這一傳統吉祥圖形作為基本框架。司標原形雖然取之”方勝”，但靳埭強先生敏銳的視覺感受力以及他對傳統圖形內涵氣韻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沒有對原形的如實照搬，而是經過了形的提取、衍生、再造，使司標更加具有東方民族個性，也更加適用以后的展開運用。又如鳳凰衛視中文臺的臺標，借用丁原始社會彩陶上的鳳鳥圖形，并使用了中國圖案特有的”喜相逢”結構形式，反映出一種厚實的文化底蘊，鳳鳥兩兩相對旋轉的翅膀極富動感，體現了現代媒體的特色。在其他視覺傳達藝術、環境藝術等設計領域也處處可見圖騰、紋飾元素的運用。

二、漢字在現代設計中的體現

漢字是表達思想語言的符號，同時也是一門獨特的藝術，它的構成方式和形式美，在世界各國文字中獨樹一職。從皇帝時期的倉頡造字到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再到秦漢時的小篆、古隸和宋明時的印刷字體，直到我們現在常用的宋體、黑體、仿宋、綜藝、琥珀、圓體等，漢字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和演變。隨著時代的發展，站在信息化、視覺化、藝術化的視角審視，漢字無疑是一種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設計元素，廣泛地運用于現代設計之中，鑄就出現代視覺傳達設計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靳埭強先生在其招貼設計《自在》中，運用了中國水墨畫技法，融合了現代技術的特殊肌理效果，現代又不失傳統。作品《甲骨文·眾生》中”眾生”、”方舟”、”日、月、云、水”都是甲骨文字的設計組合。作者通過新設計的甲骨文力求使古老的文字具有時代氣息而又不同于傳統甲骨文。

三、書法藝術在現代設計中的體現

書法是我中華文化之精氣神的一種獨特的表相。漢字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智慧創造，其美無比，天上人間獨一無二，漢字書寫也成了專門的高超藝術，已傳承了幾千年之久。中國的書體豐富多彩，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等。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標志”中國印·舞動的北京”中，將中國傳統的印章和書法形式與現代體育運動想結合，印章中的”京”字似”京”似”龍”又似”人”，把”北京”、”中國”、”人文傳統”、”現代運動”包蘊其中，印章中經過巧妙的處理形成一個面向前奔跑、歡呼的人形，又體現了奧林匹克運動會以運動員為主體的健康向的精神，充滿了朝氣和活力，方寸之間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理念有機地糅合得非常完美。

四、民間藝術在現代設計中的體現

篇（7）

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性格、思維方式等的總模式，是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一個民族的全部活動方式。它為一個語言社會的全體成員所共有，也為這個語言社會所獨有。文化既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雖然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社會信息化的發展，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正變得越來越像個“地球村”，中美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日趨頻繁，但是中美文化差異依然存在。

一、中美文化差異現象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化和歷史的沉淀，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卻只有200多年的歷史。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巨大的，它是兩國人民交流和理解的障礙和鴻溝。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復雜而多面的。

(一)文化觀念的差異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歷來主張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也就是說，凡事都要遵循一定的規矩，并受到等級觀念的制約。例如，晚輩見到長輩為表尊重要主動打招呼；學生要尊敬老師。而美國文化主要承襲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級觀念淡薄。美國人更注重個人權益，追求人人平等，沒有輩份間過多的禮節。子女對父母、學生對教師都直呼其名，子女可以與父母爭論問題．或提出自己個性主張。

在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人情在中國社會中有其一定的社會結構性，人情與面子是相互聯系的，講情面的人會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地回報別人的情誼。因此，在中國文化中．自我評價是在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及互相交往的情誼中建立和實現的。中國人強調家族及階級層次。中華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們之間相互信賴，團結合作，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集體利益總被放在首位。在衡量個人行為時，往往是以道德為準則，注重和諧、群體利益的維護，這與美國文化截然不同。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強調個人潛力的發揮，個人目標的實現及個人利益的追求，信奉法律至上。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多為互利關系，表現出人情較為淡漠，但卻十分重視個人利益和自由，個人自我意識較強。

(二)思維方式的差異

思維方式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受到生產方式、歷史傳統、哲學思想及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綜合影響。受不同文化背景制約的中美兩國人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人偏向綜合性思維．強調整體優先，采用從整體到部分的思維方式，如表達順序時，要由大地方到小地方，即國家一省一市一區一街一號；表達時間是按年一月一日的順序。美國人則偏好分析性思維，強調部分的優先，在表達空間順序時與中國相反，由小地方到大地方，時間的表達也由小到大。

(三)風俗習慣的差異

在社會風俗習慣方面，中美雙方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以中美文化對待不同動物的態度為例，在大多數的中國習慣語中，“狗”這個字都是貶義的，例如“狗仗人勢”、“狐朋狗黨”、“狼心狗肺”等等；然而在美國文化中則完全相反，他們認為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這種態度也體現在習慣語中，例如“Youarealuckydog”意思就是你真幸運。同樣地，在談及“貓頭鷹”時也是如此，英語習慣語中有這樣一句話“aswiseasanowl”(像貓頭鷹一樣聰明)表明在美國文化中把其當成智慧的象征：然而，中國文化對待它的態度卻截然相反，由于貓頭鷹長得十分奇怪，叫聲又很難聽，因而古時迷信的人稱其為“惡嗚”，說聽見夜貓子叫不吉利，至今還留下了“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等迷信傳說。

(四)宗教信仰的差異

宗教信仰也是中美文化差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佛教傳人中國的這2000多個春夏秋冬里，其思想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中國人。更深深地植入到中國文化之中，對中國的語言詞匯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相當一部分的成語都是與佛教有關的，例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五蘊皆空”，“半路出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這些詞語如果單單從字面上來譯成英語的話。會讓美國人無法理解。同樣的，作為美國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也深刻地植入到了美國文化之中，“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上帝”，“1991年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美國人相信上帝大約在一萬年前創造了人。”因此，在美國文化中，“上帝”(God)這個字代替了“佛”在中國的意義，一些習語和諺語也與這個上帝有關．如“Godsendsfortunetofools”(傻人有傻福)，“Godblessyou”(愿上帝保佑你)!

(五)非言語交際的差異

中美非言語交際也有很大差異。首先，在中國，我們不善于用肢體動作來表達人與人之間的友好與親近，例如擁抱、親吻。而在美國文化里，父母和兒女之問、兄弟姐妹之間、好友之間，從小到大都沒有問斷過擁抱和親吻。其次，在美國，當人們相互交流時，互相注視著對方的眼腈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有句話說：“Nevertrustapersonwhocan’tlookyouintheeyes”(永遠不要相信一個不敢看著你跟睛的人)。但是在中國卻不需如此，甚至一些中國人為了表達他們的謙虛或尊敬而故意避免注視著對方的眼睛。再次，中關兩國人民對于各自的空間距離都有著不同的要求。多數美國人在交談時都不愿意離得太近，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電梯、公交車或火車上，中國人可以容忍互不相識的人擁擠在一起，而美國人卻無法忍受這樣的身體接觸．因此在對個人空間的要求上面．中國人要比美國人小得多。不僅如此。文化差異也體現在學校里．中國學生通常必須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以示尊重．而美國學生一般都坐著。

二、中美文化差異形成的原因

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現象，其原因也是各自不同，紛繁復雜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歷史和地理條件的影響

中華民族生活在廣闊的內陸土地上。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內陸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使得古代中國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農業經濟條件下人的生活規律基本上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勞動，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養成了中國人特有的萬物有限．有限寓于無限的哲學思辨觀念，強調了群體問的和諧。美國人的祖先源自歐洲沿海國家和地區，航海業的發展使他們相信人的力量，崇尚發揮個性，勇于探險，富于挑戰。他們講究速度與效率，精于計算，不滿足于現狀。他們抵達北美大陸后，成為了第一批開拓者。

自然條件的惡劣、氣候的多變和印地安人的騷擾使他們隨時應付各種挑戰，于是人和環境常處于一種相峙、對抗狀態，也需要他們高度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培養了他們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信念，是一種“海洋文化”的轉型。中國文化基于農業社會，這種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等級社會，強調等級與和諧；而美國不完全依賴于農業，他們對工商業的依賴較大，這些產業對個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與此相適應，美國人的思維取向是個人式的，與中國人人際式的取向不同。

(二)傳統思想的影響

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內陸文化，主張簡約、和諧、中庸、對稱與平衡。孔子主張“允執其中”“過猶不及”。朱熹稱：“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成了后人的一個道德準則，是調節人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魯迅曾舉過一個例子，若一個人嫌房子太暗，要開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對的，但他若要把屋頂掀掉，其他人便會勸他開個天窗了，這便是所謂的“中庸之道”。中國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際關系中要適當地調節與折衷，務求在不損害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別人都過得去，不至于造成群體內部的激烈對抗以致破裂，而無論是進取還是退縮，要有節度。合乎中庸，不走極端。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中國人的這種中庸與平和又在一定程度養成了一種惰性，過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創新意識與進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以辯證思維和整體思維為主要特征，具有經驗綜合性特點，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主張建立一種以集體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臘傳統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維方式上以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思維和分析思維為特征，強調個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種以個人主義為主的社會。美國人不太接受中間調和，是則是，非則非，喜歡標新立異。美國傳統中則貫穿了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信念，他們為了在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永遠愿意進行創新，渴望尋求解決老問題的新辦法，也愿意遷移，接受新的工作，進行冒險，而這也正是很多中國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為這一點，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緩慢而美國則經歷一個又一個經濟飛躍。

(三)認知系統的影響

從社會認知系統上講，中美的哲學和認識論在社會歷史背景中建構了不同的心理學理論。中國人生活中復雜的社會關系使得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來關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依賴性的；相反，美國人生活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所以他們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體和自身的目標之上。在這個社會認知系統中．社會組織對認知過程有著直接的影響，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就是這種認知過程的特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特性一直保持下來，對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人的認知以情境為中心。美國人則以個人為中心；中國人以被動的態度看待世界，美國人以主動的態度征服世界。

篇（8）

中圖分類號：G42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3-0212-02

中韓兩國一衣帶水，漢語教學在韓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近年受“漢語熱”的影響，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呈上升趨勢。根據中國教育部《2012年全國來華留學生簡明統計報告》的數據表明，2012年韓國留學生人數以63488名遙遙領先于其他各國來華留學生人數，占總數的19.34%。在韓國本土，漢語課已作為選修課被納入課程體系。本論文以現行的韓國高中漢語教材《中國語I》（教學社）為例，分析總結其國別化特點，從而反思其中的不足，思考改進方向。

一、國別化教材編寫原則

早在1996年束定芳等學者就提出了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五大原則”――系統原則、交際原則、認知原則、文化原則和情感原則。國別化教材的編寫除了遵循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以外，最重要的一條在原則就是要具有極強的針對性。首先要針對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其次要針對學習者的學習目的和動機，最后還要針對學習者的心理需求。

二、對韓國現行高中漢語教材《中國語I》（教學社）的考察

該教材遵循了韓國教育部高中漢語課程說明的要求，以學習者為中心，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了解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本文從該教材編寫體例、詞匯和文化三個部分進行考察。

1.教材體例。教材的編寫體例包括整體的結構內容和單課的編排次序。就《中國語I》來說，整體分為三個部分：語音部分、課文和附錄。其中課文部分包括12個單元。具體分布請見下表。

從教材整個結構來看，該教材是以功能為導向來進行編寫的。課文話題選取具有較強的交際性和實用性，遵循了韓國高中課程說明的要求。但語音部分篇幅較小，可能導致學生語音基礎不扎實。但該教材的附錄極具特色，除了課文譯文和參考答案以外，還增加了活動材料（如人民幣）和材料出處，讓學生有據可查。此外，編寫體例還包括單課的編排次序。

聽、說、讀、寫是語言的四項基本技能，課文的編排應以實現訓練基本技能為目的。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單課編排的順序為讀―說―聽，漢字的書寫練習并沒有出現在本課中，而是放于課本附錄中進行集中練習。對于語言技能訓練的順序問題，克拉申曾經提出過“沉默期”的概念，并認為聽力是最先發展的語言技能，因此在訓練中應該把聽力提到第一位。顯然本教材的技能訓練的順序還有待商榷。

從教材的編寫體例可以看出，應韓國教育部對外語教學大綱的要求，注重學生語言技能的訓練和對中國文化興趣的培養，五部教材均以語言技能為導向，主要以聽力、口語、課文閱讀以及漢字練習來完成聽、說、讀、寫語言技能的訓練。

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要素的教學貫穿于教材的始終。以第一課來介紹h語語音知識，從第二課開始雖然沒有專門的語音部分，但在聽說讀寫各個技能的練習部分均有涉及到語音的練習，對詞匯的處理方式是采用附錄在課文及語法注釋下以漢字、拼音、韓語意思組合的方式呈現，對詞性和用法沒有標注。本教材對于語法點的講解較為合理、及時。

2.對《中國語I》詞匯的考察。（1）詞匯量和詞匯等級。韓語詞匯由漢字詞、固有詞和外來詞構成，學習者對漢語詞匯的學習很容易受到韓語詞匯本身的影響，因此詞匯研究成為針對韓國國別化教材研究的重要部分。該教材要求掌握的詞匯量是410個，我們按照漢語水平考試詞匯等級大綱對其進行統計，整冊教材的總詞匯量為410個，相當于HSK二級水平，詞匯量比較適中；甲級詞在初級漢語教材中占很大比例，同時也存在乙、丙、丁級詞，但值得注意的是，超綱詞數量達到56個，占詞匯量的13.66%。（2）超綱詞匯。由于詞匯大綱所制定的詞匯是通用詞匯，缺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針對性詞語，如地名、人名、國家名等，然而超綱詞匯的選擇恰巧能夠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國別化教材的編寫特點。我們將56個超綱詞分為五――類補充詞、食品詞、時代詞、國名地名詞和文化詞。

超綱詞中大部分都是名詞，且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和實用性。由于超綱詞有一定不穩定性，所以沒有收為通用的等級詞匯大綱。但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適時地植入，才能讓學生學習到最新最實用的詞匯。此外，這56個超綱詞匯較好地體現了國別化特點，比如濟州島、望京、泡菜等詞均是針對韓國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和學習需求所錄入的詞匯。

3.對《中國語I》文化部分的考察。文化是一個及其廣泛且難以定義的概念，它包括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方方面面，如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本文對教材文化部分所選取的話題進行了考察和分析。

教材文化話題有以下幾個特點：（1）涉及面較廣，包含中國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2）新穎實用，能夠緊跟潮流。（3）注重禮儀及禁忌的說明。如：中國人送禮時不能送的物品有哪些，中國人喜歡的數字和忌諱的數字是什么。只有了解禮儀的禁忌，才能禮貌、得體地和目的國的人們進行禮儀往來。

三、《中國語I》（教學社）主要特色和改進意見

首先，該教材色彩鮮艷，引人入勝，加入許多原創圖片并在封皮和課文插圖中融入中國元素，如大熊貓、名勝古跡等，吸引學習者注意力，激發興趣；其次，功能項目全面、適用，涉及生活方方面面，課文主要以對話形式展開，語言簡單有趣，易于理解和記憶；再次，該教材與時俱進，收錄較多時代性詞匯，如：電子郵件、手機、博客、上網等，契合韓國高中生的日常生活，豐富漢語詞匯。

不過，該教材也有一定改進空間，如語音部分應加大篇幅和練習；詞匯缺乏講解，且標注不夠明確；漢字練習不夠。

教材是教學的主線，編寫針對性強教材不但能夠幫助教師提高教學效率，還能使學習者事半功倍，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因此，筆者認為國別化漢語教材的編寫應該注意以下幾點原則：

1.針對性原則。學習者來自不同語言背景，容易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因此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除了要盡量避免語內干擾現象，還應該進行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的對比分析。

2.兼顧學習者需求的原則。在教材編寫過程中，篇幅、體例、內容都是應該視學習者需求而定的問題。

3.文化導入。文化是語言學習過程中較為敏感的一部分，應該根學習者的文化背景來選取合適的中國文化，做到既尊重了別國文化，也宣傳了中國文化。

4.中外合作原則。中外漢語教師合作編寫教材能夠有效避免語言上的偏誤，從而讓學生學習到純正的漢語。

參考文獻：

[1]李祿興，王瑞.國別化對外漢語教材的特征和編寫原則[C]//第九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選，2008.

[2]樸載雄.面向韓國高中生的漢語教材編寫研究[D].上海師范大學，2011.

[3]王帥.三套對外漢語教材中交際文化項目分析[D].北京大學，2013.

[4]趙金銘.論對外漢語教材評估[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8，（3）.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Materials and Compiling Principles

―Taking Korean High School Current Chinese Text Book "中國語I" as an Example

WANG Yu-qing

篇（9）

隨著我國在國際上地位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也逐漸興起“漢語熱”，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外漢語教學的理論總結與經驗探索也逐漸加強。社會各界對漢語國際教育的認識也不斷加深。漢語國際教育的內容也由最初的語言教學拓展為文化知識傳播。但總體而言，目前，漢語國際教育依然屬于新興專業，這門學科在教學方法、考核方式、課程設置等方面依然存在較多問題。因此，應進一步探究其教育內容和手段。而體驗文化教學法近年來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并被廣泛應用于高校教育中。因此，我們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將這種教學方法引入漢語國際教育中，以提高這門學科的教學效率。

一、體驗文化教學法在漢語國際教育中的優勢

首先，在漢語國際教育中合理運用體驗文化教學法，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參與性和體驗性。其次，體驗文化教學法可以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留學生自覺接受中國文化熏陶，親身體會和感受中國文化元素，并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和運用中國文化。為學習漢語語言知識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礎。最后，在體驗文化教學模式下，教師可以構建合理的教學情境，引導學生在相應的情境中親身體會中國文化的魅力，并鼓勵學生主動運用漢語進行交流，或表達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感受。在不同的體驗過程中，學生可以全方位、多層次地感受中國文化，并加深對漢語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同時，體驗文化教學法還可以有效增加漢語國際教育的課堂趣味性，促使學生主動參與其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體驗文化教學法在漢語國際教育中的具體運用

書法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在當今社會也深受世界各國人士的喜愛。剪紙則是我國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了我國傳統的手工藝與美術理念。太極拳滲透了我國道家文化，將文化與體育融于一體，在當今世界的體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這些文化也歷來被視為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內容。本文就以這三種文化為切入點，詳細探究體驗文化教學法在漢語國際教育中的具體運用：

1.體驗文化教學法在書法教育中的運用

教師要在講授書法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在黑板上書寫漢字，然后為學生拆開講解這個漢字的結構和運筆要求，以及用筆墨色的結構、漢字的點畫組合，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積極性。進而組織學生運用筆墨紙硯進行實際操作。此外，在訓練環節，教師還可以書寫一些古詩詞，贈送給喜歡詩詞的留學生，這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模仿、研究、體驗這些示范性作品，還能夠聯絡師生感情。同時，還要積極拓展課外書法教學模式，組織學生參觀著名書畫展，或到一些名勝古跡欣賞文人歌賦、石碑碑文、書法題詞等，也可以安排留學生到博物館參觀漢簡碑銘等。讓學生在體驗中加深對書法文化的理解，提高書法學習動力。

2.體驗文化教學法在太極拳教育中的運用

太極拳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安排學生進行演練示范，反復訓練，鼓勵打拳較好的學生為大家示范，或安排學生相互切磋，讓學生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充分了解太極拳的競技性。同時，太極拳也包含了豐富的理論文化知識，融合了多種傳統文化元素。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為學生講解太極拳練習中涉及的拳法招式和身體部位，增強學習的計劃性和系統性。需要注意的是，太極拳考核雖然以實踐性為主，主要通過學生打拳、演練來考查學生的技法掌握情況，但與此同時，太極拳也蘊含了豐富的傳統文化知識，因此在考核環節，教師還可以指導學生撰寫小論文，鼓勵學生表達自己對太極拳文化內涵的認識。

3.體驗文化教學法在剪紙教育中的運用

在剪紙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鼓勵學生發揮自身的創新思維，創作出生動有趣、靈活多變的剪紙作品。同時，還可以組織學生在課堂上以問答形式，探究剪紙藝術內涵，讓學生在問與答的交流中思考中國剪紙文化的發展淵源和內在審美元素。此外，教師也可以運用多媒體為學生展示剪裁技巧和疊紙方法，增強教學的直觀性和形象性，可以讓學生跟隨視頻模仿剪裁。當然，教師也可以運用多媒體為學生播放我國傳統節日中民眾張貼的剪紙，讓學生在這些鮮活的民俗場面中充分了解剪紙藝術的魅力。

參考文獻：

[1]王紅.論對外漢語專業中華才藝研習課程的教學策略[J]. 讀與寫，2012.

篇（10）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韓兩國唇齒相依，文化交流歷史源遠流長。同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以及屬于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彼此影響著對方。歷史如此，當今也不例外。眾所周知，中國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韓流”，對此社會各界褒貶不一。也有一部分人開始對韓流提高警惕，深怕沖擊本國文化。姑且不論韓流是否會沖擊中國文化，但這是古代中韓文化交流的延續，同時文化交流也是雙向的，中國掀起猛烈“韓流”的同時，韓國也刮起了強烈的“漢風”，掀起了國人無法想象的“漢語熱”。

本人認為，“韓流”與“漢風”都是兩國文化交流頻繁的標志。韓國從1994年開始以“文化立國”為方針，大量輸出文化產品;中國以建設文化強國，提高國家軟實力為宗旨，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其中漢語是中國文化輸出，發展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項目之一。與其想方設法抵制“韓流”，不如大力發展“漢風”、“漢語熱”。

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貿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韓國“漢風”、“漢語熱”不斷升溫。根據中國新聞網的統計，2014年，全年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生總數為377054人，其中韓國名列榜首，學生人數達到62923人，占16.69%;其次為美國，學生人數為24203人，占6.42%;泰國學生人數為21296人，占5.65%;日本從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學生人數為15057人，占4%，遠遠少于韓國留學生。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韓國共建設17所孔子學院，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一。韓國四年制大學的近75%，約130所大學開設和中國關聯的學科專業，有多達24000名學生就讀。韓國各大城市內漢語輔導班紛紛設立，開設速度與規模堪比英語輔導班，漢語已成為韓國學生可供選擇的高考第二外語。

要延續韓國學生的“漢語熱”，以此實現中華文化輸出，就必須對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掌握比較翔實的信息，反饋于漢語教學。這將有助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者在教學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學生信息，更好地幫助韓國留學生的漢語學習，從而改進和提高對韓漢語教學的質量和效果。更對韓國的“漢語熱”、“漢風”起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我國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渠道之一，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

一、調查目的及對象

要實現文化強國，傳播中華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徑之一，大量孔子學院設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韓國是第一個設立孔子學院的國家，韓國留學生已經成為中國外國留學生中最龐大的群體。在這種背景下，對韓國留學生漢語學習與對韓漢語教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國要實現文化強國，漢語是最好的文化產品之一，充分掌握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不僅有助于提升對外漢語教學質量，更有利于中華文化的域外傳播。

本次調查問卷共發放250份，共回收問卷216份，216份為有效問卷。調查對象為韓國祥明大學非中文專業的學生57人，復旦大學69人，華南師范大學30人，中央民族大學30人，南京師范大學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學習漢語的時間分別為6個月以內57人，6個月至1年為86人，2～3年為56人，3年以上為16人。選擇學習漢語時間不同的學生為對象，更能全面了解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以及動機。

問卷共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學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學習漢語的時間;第二部分為學習情況調查，包括學習態度、投入時間、學習難點等，共10題;第三部分是學習動機及之后將要從事的職業調查，共5題。

二、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分析

下面依據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研究。漢語學習情況方面的調查研究包括漢語學習態度、難點、學習方式方法等方面。

調查項目1 第一次學漢語是在哪里？（選項：A.韓國;B.中國）

關于漢語背景：155人，占被調查者的71.8%，在來中國之前，在韓國國內學過漢語。在韓國的“漢語熱”大背景下，大部分韓國學生已在韓國學習了漢語。

項目調查2 喜歡上漢語課嗎？（選項：A.喜歡;B.為完成任務;C.不喜歡）

關于漢語的喜愛程度：174人，占被調查者的81%，覺得“喜歡”;只有3名同學覺得“不喜歡”，而39名因為是“任務而學”，并非喜歡。從調查結果中可以得出，韓國學生對漢語持有好感，普遍喜歡學習漢語。

調查項目3 漢語學習態度如何？（選項：A.認真學習;B.每天上課，但并非認真學習;C.偶爾請假，但認真學習;D.偶爾請假，不認真學習）

關于漢語學習態度：56人，占被調查者的26%“認真學習”;113人占被調查者的52.3%，選擇“每天上課，并非認真學習”;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擇“偶爾請假，但認真學習”，只有6名同學選擇“不認真學習”。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態度比較端正，學習比較認真，這與他們喜歡漢語有密切關聯。

調查項目4 你認為漢語什么最難學？（選項：A.語音;B.漢字;C.詞匯;D.語法）

調查結果顯示：103人，占被調查者的47.4%，認為漢語語音最難掌握，其次是語法、漢字、詞匯。漢語的美感在于陰陽頓挫的語調，而韓國學生比較難掌握的一個環節就是聲調，因為韓語沒有聲調。同時，漢語普通話中7個輔音是韓語中不存在的，韓國學生往往不能發出標準的音階。所以，學生要通過朗讀掌握發出漢語聲調、個別輔音的技巧，并且不斷復習，從而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其次，語法方面，漢語屬于漢藏語系，是孤立語，韓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是黏著語，兩者語法體系截然不同。從句法結構上看，韓語與漢語的語序不同，從結構、語義上看，韓語與漢語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從語用角度分析，韓語與漢語的表達方式不同。因此，對象為剛入門的學生時，教師應該重視語音教育，隨著學習時間的推移，教學重點應該轉為語法教育，通過漢韓語法對比的方式講解，有助于學生的理解。

調查項目5 你認為學漢語時最難的是什么？（選項：A.聽力;B.口語;C.閱讀;D.寫作）

調查結果顯示：91人，占被調查者的40.2%，選項為“聽力”;67人，占被調查者的31%，選項為“寫作”;47人，占被調查者的21.8%，選項為“口語”;只有11人認為閱讀最難。說明聽力、寫作、口語是困擾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重要內容，其中閱讀是比較輕松的一項。對此，教師應該加強聽、寫、說方面技能的培養，更要要求學生在課后通過各種渠道，如交中國朋友、看中國影視劇等來不斷提升聽說技能。

調查項目6 你認為自己應該加強哪方面的學習？（選項：A.聽力;B.口語;C.閱讀;D.寫作;E.其他）

調查結果顯示：97人，占被調查者的44.9%，選項為“口語”;51人，占被調查者的23.6%，選項為“寫作”;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聽力”。此結果與上一結果相反，學生認為最難的是聽力、寫作、口語，但最想提高的確是口語、寫作、聽力。這也是從易到難的順序，也與大部分學外語的學生所需相類似。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是以聽說等實用性、應用型為主。

調查項目7 除了課本以外，你還通過什么學習漢語？（選項：A.家教;B.看影視劇;C.和中國朋友聊天;D.看中文書;E.其他）

調查結果顯示：7人，占被調查者的3.2%，選擇“家教”，說明大多數學生在實際的學習中還是以學校教師為主，這也與請家教需要經費支出不無關聯;48人，占被調查者的22.2%，選擇“看影視劇”，比起學習韓語的中國學生熱衷于看韓劇，中國影視劇對韓國學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說明我國的影視產業有待于進一步發展，終而走出國門;113人，占被調查者的52.3%，選擇“和中國朋友聊天”，說明結交當地朋友是韓國學生課后最主要的拓展學習的方式，可以在比較輕松的氛圍中提高口語與聽力水平;14人，占被調查者的6.5%，選擇“看中文書”，說明書籍并不是主要的課外學習材料;34人，占被調查者的15.7%，選擇“其他”，說明韓國學生課外學習漢語的途徑呈多樣性。

調查項目8 課余，學習漢語的時間是？（選項：A.不學習;B.0.5-1小時;C.1-2小時;D.2小時以上）

調查結果顯示：36人，占被調查者的16.7%，選項為“不學習”;110人，占被調查者的50.9%，選項為“0.5～1小時”;53人，占被調查者的24.5%，選項為“1～2小時”;17人，占被調查者的7.9%，選項為“2小時以上”。課外學習1小時以內的學生占67.6%，1小時以上占22.4%，說明韓國學生課外投入的時間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調查的韓國學生大多不是學歷生，以語言學習、應用型為主，沒有獲得學位以及升學的壓力，因此課后投入時間相對減少。

調查項目9 你認為決定漢語成績的因素是什么？（選項：A.興趣;B.教師;C.教學質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調查者的58.3%，選項為“興趣”，說明外語學習中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也最能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45人，占被調查者的19.9%，選項為“教師”;36人，占被調查者的16.7%，選項為“教學質量”，教師相關選項占36.6%，表明教師以及教學質量在提高學生學習成績及興趣中起相當大的作用，教師應該積極改革教學方法，采用多種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9人，占被調查者的4.1%，選項為“教材”，相反，學生對教材的依賴程度遠遠低于對教師的依賴程度。

三、韓國學生漢語學習動機、喜歡從事的職業調查分析

調查項目1 學習漢語的動機是？（選項：A.考取HSK;B.為找一份好工作;C.對中國文化感興趣;D.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E.為交中國朋友）

有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調查者的35.6%，選項為“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調查者的18.5%，選項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有26人，占被調查者的12.1%，選項為“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有32人，占被調查者的14.8%，選項為“為交中國朋友”。可見，從總體上看，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最強的動機來源于“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徑。我們知道中韓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這將給學習漢語的韓國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與升職的機會與空間，也是越來越多的韓國人留學中國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視的是占33.3%的選項不為工作為動機，只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以及結交中國朋友。說明，中華文化深受韓國人的認同與愛戴，他們對中華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學習漢語，結交中國朋友。“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則體現了韓國留學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內在心理傾向，這種傾向促使他們在漢語學習上更加認真。這種不以就業為目的動機，也許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績，但正因為興趣動機反而使學生在輕松的氛圍中學習漢語，這也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并非都是有強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歡中華文化、提高自身修養，這幾點也不容忽視。

調查項目2 學習漢語的動力是？（選項：A.老師和朋友的鼓勵;B.興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調查者的20.8%，選項為“老師和朋友的鼓勵”;有99人，占被調查者的45.8%，選項為“興趣”;有15人，占被調查者的6.9%，選項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調查者的26.4%，選項為“工作需要”。可見，韓國學生學漢語的第一動力為對漢語的興趣，他們想通過學漢語了解中國以及相關事物，而“父母的期盼”這種“被動型動機”則不明顯。隨著現代觀念的發展，現在的韓國留學生似乎已經逐漸脫離了亞洲學生“唯父母之命是從”的傳統道德觀念，長輩的要求與態度已經無法完全主導他們的學習行為。

調查項目3 家人和朋友對你學漢語持什么態度？（選項：A.一定要學;B.可學可不學;C.沒必要學）

有84人，占被調查者的38.9%，選項為“一定要學”;有129人，占被調查者的59.7%，選項為“可學可不學”;有3人，占被調查者的1.4%，選項為“沒必要學”。韓國人已經意識到漢語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對其持中立態度的人。隨著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中韓經濟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重要性會越來越突顯。同時隨著中國的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中華文化域外傳播更快、更廣，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將認同、喜歡中華文化。

調查項目4 學習漢語后想做什么？（選項：A.研究中國學;B.中文老師或翻譯;C.中國相關公司就業;D.不想做與漢語相關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調查者的10.2%，選項為“研究中國學”;有40人，占被調查者的18.5%，選項為“中文老師或翻譯”;有130人，占被調查者的60.2%，選項為“中國相關公司就業”;有24人，占被調查者的11.1%，選項為“不想做與漢語相關的事情”。調查結果顯示，占88.9%的學生想學漢語后從事漢語相關工作，說明漢語是韓國學生就業的另一種重要工具，盡管前面的調查中表明學習漢語的第一動機并不是就業，但漢語的確給就業壓力較大的韓國青年提供了較好的就業機會。

調查項目5 如果從事與漢語相關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選項：A.進企業;B.翻譯;C.導游;D.老師;E.其他）

有94人，占被調查者的43.5%，選項為“進企業”;有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翻譯”;有16人，占被調查者的7.4%，選項為“導游”;有27人，占被調查者的12.5%，選項為“老師”;有38人，占被調查者的17.6%，選項為“其他”。大部分韓國學生的首選是企業，這與中韓兩國密切的經貿關系相關，其次翻譯工作深受學生歡迎，這與翻譯的較高薪資不無關聯，還有部分學生選擇了“其他”，說明學生學習漢語后想從事的職業呈多樣性。

調查項目6 你認為韓國學生學漢語有什么優勢？（選項：A.經濟文化交流頻繁;B.地理位置;C.歷史文化同源;D.學漢語的韓國人很多可吸取經驗）

有115人，占被調查者的53.2%，選項為“經濟文化交流頻繁”;16人，占被調查者的7.4%，選項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調查者的23.1%，選項為“歷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調查者的16.2%，選項為“學漢語的韓國人很多可吸取經驗”。76.3%的選項選擇了“文化因素”，說明中韓文化交流頻繁以及文化同源，為韓國學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學習漢語，認同漢文化的歷史基礎，這也是來華留學生中韓國學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結論：

本文以韓國祥明大學非中文專業學生，復旦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的韓國留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的方法，調查分析其漢語學習動機情況，主要結論如下：

1.韓國學生對學習漢語持有好感，來中國之前普遍學過漢語，同時韓國學生認為中韓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歷史文化同源對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有很大的優勢，說明韓國學生從情感上對中國、漢語有好感。

2.韓國學生課后學習漢語的時間投入不多，這與升學壓力小相關。韓國學生主要通過和中國朋友聊天的方式進行課后學習，看中國影視劇的比例不高，這恰恰與學韓語的中國學生酷愛韓劇相反。

3.韓國學生認為語音、聽力、寫作、口語是最難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語、寫作。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主要以實用性、應用型為主，并非升學為最終目的。

4.韓國學生認為興趣是決定成績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師與教學質量。要想提高韓國學生的學習成績必須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5.韓國留學生學習漢語，以找工作、獲得HSK等級證書為最大的動力，之外自身素養的提高和喜歡中國文化的比例也較高;學習漢語的最大動力是興趣，說明不以升學為目的的學生中興趣既是提高成績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漢語學習最大的動力。

6.學習漢語后要從事的職業中大部分人選擇與漢語相關的工作，其中企業是首選，其次是老師和翻譯。隨著韓國“漢語熱”持續升溫，漢語老師成為了韓國人向往的職業。

根據調查研究所得結論，對韓國留學生的漢語教學提出幾點建議。第一，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不斷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不斷被激發，達到“樂在漢語學習中”的狀態。第二，在漢語教學中滲透中國文化要素，或進行中韓文化比較。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韓國學生對中國文化持有好感，他們渴望通過教師了解、認識中國文化，而教師也承擔著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教學過程中進行中國文化的滲透，進行中韓文化比較，如比較中韓飲食文化的異同、討論中國的京劇、武術，介紹中國的社會制度、名勝古跡等等。這種文化滲透，不僅可以傳播中國文化，也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第三，注重學生聽說寫三種技能的培養，提高開口率。漢語教學是語言教學，要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的全面發展，被調查者則普遍想提高聽說寫的技能，也認為是最難的部分，因此教師應該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培養聽說寫方面的技能。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載體。韓國自古以來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韓國創制訓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漢字。時隔幾個世紀，在韓國再次興起“漢語熱”，對此現象，應該深入分析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并采取有效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同時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華文化的域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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