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思想發(fā)展史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數學思想發(fā)展史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皮錫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字鹿門，一字麓云。清末著名今文經學家。《經學歷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書對經學及其歷史作了簡要、清楚的介紹與評價，內容涉及經學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種流派和代表人物。現代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又為此書作了詳細、精當的注釋，舉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詞僻義，均一一引征文獻、詳加闡發(fā)，為原書增色不少。

此書成為普及性極高的一部著作，對其的研究雖然并談不上如火如荼，但稍加留意，還是有不少學者關注于此。主要吳仰湘、馬少甫、張國華、潘斌等人，并且，這些人當中也不乏對皮錫瑞或《經學歷史》進行過綜述性的研究，但可能尚存有可補缺指出。檢索并研讀近十年來的論文研究，筆者認為，對《經學歷史》的研究，大致可從以下幾方面概括論述。

一、對該書作者的研究

該書既出自皮錫瑞之手，則必然要考察作者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了個人的獨特經歷，也必然要關涉到個人所處的社會大環(huán)境。所以，對作者的研究也就包括了不止單一方面的內容。

1.生平

周予同在其《經學歷史》注釋本的序言中對皮錫瑞的傳述只寥寥數筆帶過，并說：“我很慚愧，我所得皮氏的生平，僅僅簡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授，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過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 對此，吳仰湘的解答是，1938年，皮錫瑞之孫皮名振繼發(fā)表《皮鹿門先生傳略》（附有詳盡的《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之后，接著又出版了《皮鹿門年譜》。此書大致描繪出皮錫瑞生平和學術的粗糙輪廓，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錫瑞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吳仰湘認為此說可信性已極高。關于皮氏的生平，諸位學者之間也便不存在有多大的出入。潘斌《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即言“吳仰湘先生所著《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書對皮錫瑞的生平多有研究”。

2.思想

對作者思想的研究，多是由《經學歷史》一書中探析而來的，既有學術思想，又有政治思想（變法思想），此工作做的較為出色的可謂是馬少甫和吳仰湘二人。“皮氏學術思想中‘通經致用’與實學考據的并存，反映在《經學歷史》中便是書中雖能客觀如實地敘述經學在傳統社會中發(fā)展演變的表現，但對經學發(fā)展過程中許多重大環(huán)節(jié)的卻有偏頗。” 馬少甫把《經學歷史》與皮氏本人相統一而論，是對皮氏思想進行解讀的做好方法，并且，他的這種觀點在他的其他著作或論文中也總是多有涉及。吳仰湘對此的研究也更多地是綜述了前人的成果，張舜徽特別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學”，說：“我們認真考慮到皮氏學術成就的全貌，實是通學門庭，在許多問題上，能見其大，能觀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專治今文家言的經師，那就太縮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實是一位極其博通的學者，論其造詣，遠遠超過了王闿運和王先謙。” 另外，楊向奎也認為皮氏的治學態(tài)度極其嚴謹“皮氏說較謹嚴”。

關于皮錫瑞的政治變法思想，學者們都在各自的學術研究中多有論述，在此鑒于重點在于《經學歷史》一書的研究，故略去對皮氏政治變法思想的闡述。

二、對文本本身的研究

1.編纂體例

對《經學歷史》編纂體例做出比較的多研究的當屬馬少甫和張國華，二人在此問題上并無太大的出入。并且，查看對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們都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肯定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在其編纂體例上的開創(chuàng)性，“該書不僅從時間的跨度和內容的廣度繼承和發(fā)展了傳統經學史的編纂特點，且吸收了西方史學的章節(jié)體體例，將經學在傳統社會的發(fā)展史用一主題思想貫穿起來，從而成為第一部完整意義的經學史，并對近代的經學史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馬少甫認為，《經學歷史》的體例區(qū)別于以往的任何一種，非傳記體，非書志體

，非學案體，這是《經學歷史》在編纂上最大德不同，具有極大的開創(chuàng)意義。眾多者也承認此說。

例如，1936年，馬宗霍作《中國經學史》，馬氏在自序明謂：“晚世有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始自具裁斷”，肯定了皮氏在經學史研究的首創(chuàng)之功，體例上，馬氏在書中史論結合，在章節(jié)體已走向普及的時期（馬氏書成于1936年），仍然與皮氏之書的形式無大改動，足見馬氏是在糾正皮氏，同時也看出其受皮氏影響之深。

2.校對糾誤

在近十年內，對《經學歷史》的校對糾誤工作雖為不多，但還是有的，這與皮著、周注的嚴謹治學態(tài)度有關，但若仔細推敲的話，可能錯誤還是難免的。在此方面做出一定貢獻的有宋立林、王亞婷等人。宋立林指責皮氏門戶之見，“如對三國王肅，皮氏即大加鞭撻，將之與劉欲并稱為“經學之大蠢”，指責其偽造群書諸注，所論似甚痛暢。近因研究《孔子家語》，重讀此書，居然發(fā)現皮氏在此卻出現低級謬誤，而周注更錯上加錯。讀之愕然。”由此可見，具有對經典的質疑精神非常重要。

再者，王亞婷在吳仰湘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對《經學歷史》的較為全面的一次點校糾誤工作，包含了斷句之誤、校勘之疏、分段之失及可據初稿本補正的部分。其針對周注本的點校，提出了具體可行的修改意見。

三、對文本內容及相關延伸的研究

1.具體內容及對其評價

在《經學歷史》的具體內容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對此書中關于中國經學史分期的問題及對此書內容的評價問題。馬少甫特備推崇皮氏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的觀點和看法，并據此規(guī)定《經學歷史》乃“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中國經學史著作”。

吳仰湘從《經學歷史》的實際內容出發(fā)，通過具體的分析得出“《經學歷史》并非經學史著作的結論”，“《經學歷史》的‘十個時代’一直被學術界視為皮錫瑞所分中國經學史的‘十期’，并因此將《經學歷史》視作中國第一部經學史著作。然而細讀《經學歷史》，可見書中分十個時代所作的論述，并非是對經學史的分期與評述，而是著力宣揚‘尊孔’、‘崇經’的思想，體現出皮錫瑞‘信古’、‘崇漢’、‘主鄭’的經學取向。”

吳仰湘的論述也借助了其他學者的評論：周予同“就史學說，他這本書就不免有宣傳的嫌疑了”；楊向奎則反對此說，認為皮氏的思想具有時代的特點，無可厚非；云則比較客觀冷靜地對皮氏《經學歷史》做出了評述。他認為，皮錫瑞還是用比較簡單明了的文字論述了中國經學史的大致脈絡，勾勒了經血發(fā)展、演變的主線，特別是對經學史“十期”的劃分，“這種思維方式和劃分階段的方法，顯然得力于公羊樸素進化觀和西方進化論。盡管皮氏的劃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當，但畢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經學發(fā)生、發(fā)展、演變的過程，分析其階段性特點，把它視為其中包含有進化嬗變之理的客觀研究對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統、自有見地的看法，因而明顯地具有學術近代化的特征。”此對《經學歷史》之內容和評價可謂是較為可取的。

2.特點

《經學歷史》一書，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結構上，其最大的特點莫過于其會通性、宏觀性。這里的“通”，包括時間跨度、內容的廣度，同時也指皮氏寫作思想的一致性。皮錫瑞以前的歷代學者，他們對經學的論述都還稱不上一部“經學史”，他們也沒有用“經學歷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確意識。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皮氏從孔子刪定六經述起，以儒家經典在春秋時期的流傳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為終結，對前經學時期以及經學獨尊以后的各個階段都有涉及，與經學發(fā)展始終的軌跡基本吻合，反映了經學從始到終的全部歷程，既是對傳統經學史的發(fā)展，又是經學發(fā)展的一個全過程的總結。因此，從時間跨度來講，《經學歷史》一書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經學史。

另外，《經學歷史》一書的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還表現在該書的編纂體例上。此點在以上部分已略有提及。《經學歷史》在述論經學發(fā)展的過程時，將經學史劃分為十個時期。每個時期的標目實際上也就是該時段的特點。在講述每一時段的經學發(fā)展時，皮氏從制度、經籍、人物等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皮氏中間還插有皮氏之評論，夾敘夾議，“史”“論”結合，這種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經學發(fā)展過程中“面”上的表現，又注重“整體”與“局部”的統一。

最后，寫作特點上，《經學

歷史》一書表現出了作者個人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皮氏雖然學出今文，門戶之陋習固不可免”③；吳仰湘在其論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皮錫瑞著《經學歷史》時所表現出的濃郁的個人評判特點。并且，學人們在研習《經學歷史》時基本上都能夠注意到這點，而是自己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之上。

四、對未來研究的期望及建議

此項研究多數學者沒有明確主要地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只有較少的學人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期望和建議。吳仰湘認為目前對皮氏《經學歷史》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欠缺較多，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上期望能夠向系統化、全面化、深刻化的方向努力。

馬少甫認為應將其置于時代的背景下，“《經學歷史》作為時代的產物，它在反映皮錫瑞的治學觀的同時也折射出了某些時代的特征。將<《經學歷史》置于時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從中透視出‘皮錫瑞式’的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面臨千古未遇的大變局時價值取向、治學路徑，這樣，《經學歷史》便有了其超越自身的‘坐標’的意義”。

就目前來看，對《經學歷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總的來說還是存在著許多不足指出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要努力從更多的層面、更廣的角度、更深的維度去對其形成系統的不斷改進、并聯系當下的深入研究。

注釋：

①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載上海《民鐸》第九卷第一號，1928年.

②潘斌.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2）

③馬少甫.《經學歷史》與皮錫瑞學術思想初探[j].北方叢刊，2006（4）.

④張舜微.皮錫端[a].清儒學記（卷七）[m].齊魯書社，1991：358-364.

⑤楊向奎.鹿門學案[a].清儒學案新編（卷四）[m].齊魯書社，1994：341.

⑥馬少甫.皮錫瑞《經學歷史》編纂特點[j].史學史研究，2003（2）.

⑦宋立林.皮著、周注《經學歷史》糾誤[j].文獻季刊，2008（1）.

⑧吳仰湘.皮錫瑞《經學歷史》并非經學史著作[j].史學月刊，2007（3）

⑨吳仰湘.大陸皮錫瑞研究述評[j].船山學刊，2005（2）.

⑩云.中國近代經學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48-365.

⑾張國華.讀皮錫瑞《經學歷史》[j].華夏文化，2004（4）.

【參考文獻】

[1]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馬宗霍.中國經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

[3]皮名振.皮鹿門年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4]朱維靜，周予同.經學歷史論著選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楊向奎.鹿門學案·清儒學案新編（卷四）[m].濟南：齊魯書社，1994.

[6]云.中國近代經學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7]吳仰湘.大陸皮錫瑞研究述評[j].長沙：船山學刊，2005（2）.

篇（2）

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材料和指針，教科書在傳授知識要點的同時，也傳遞著與內容相應的價值觀，它在學生性別角色的形成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教學和純史學是不同的，歷史教育考慮更多的是選取哪些史料作為實現教育目標的教學內容，所以只要能更好地實現教育目標，教科書內容可以有選擇上的彈性。

婦女歷史地位的低下、婦女史料的缺乏并不等于現代的歷史教科書不能給婦女史料以應有的地位。對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之評價是建立在當今社會性別公平化標準之上的，而性別公平化的社會標準并不等同于兩性對自我角色的滿意感。另外，糾正現有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傾向問題并不是一味地提高女性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出場率”，而是要將歷史女性的形象真實全面地展現出來，不僅讓學習者看到女性在歷史中的進步作用與正面意義，還要看到女性所遭受的痛苦、女性的不足與進步等，從而讓學習者真正體會男女歷史人物的地位與作用。以傳統關點來看，歷史女性的總體形象并不像男性那樣豐富多彩、轟轟烈烈，但女性這半邊天在我國這個有著悠久男尊女卑歷史的國家里的奮斗歷程與所獲感悟是素質教育很好的素材，也就是說，從基礎教育階段的歷史教科書開始探尋性別問題，所帶來的將遠不止是歷史教科書編撰方面的進步。

1、國外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研究。

20世紀40年代西方學界就開始對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給予關注，在此后的研究中，人們發(fā)現古今中外的教科書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男尊女卑”的性別偏見，它們傳遞的是男性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以及男權社會意識形態(tài)。而且國內外專家學者發(fā)現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已然成為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普遍性問題。以性別為視角，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進行性別分析，在西方社會已成為一個頗具特色的研究范疇，它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對千百年來習以為常的性別問題和性別觀念的變革上，而且體現為一種全新看待歷史、社會、文化甚至知識傳統的性別視角的出現。

2、大陸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研究。

后，對婦女問題投入了較大的關注，并從法律上規(guī)定了“男女平等”，這自然是好事情，但同時也使人們被表象迷惑，忽視了實際存在的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所以，大陸對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的關注確實比國外遲了許多，而且也不及其來得熱衷與深邃。大陸對教科書中性別問題進行了審視。專家有崔建氏、張德、朱曉斌和曾天山等人，相關論著從多個角度對教科書的性別問題進行了審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曾天山在作了從古至今、從中國到西方五個國家教科書的大跨度研究后指出，歷史教科書強調了男子的文治武功，而女性則難占一席之地；在分析了原因之后，曾先生還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是他們的研究大多主要以分析語文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為基礎展開的。2l世紀的今天，在中國大陸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研究日漸興盛起來。

余艷曾以中國古代史部分為例探討教科書中的性別政治意識形態(tài)問題。通過對六套教科書和一套教參的分析查閱后得出，只有符合傳統男性標準的極少數女性被寫進歷史教科書，而她們往往有比較大的局限性和不足；教科書中的女性難以獲得與男性同樣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她們只是附庸和犧牲品，登上政治舞臺的女性甚至被異化或淪入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境地。王玉民在《挖掘歷史教材中的女性材料培養(yǎng)高中女生女性角色意識》一文中指出，要還教材中“妖魔化”女性以本來面目，重建歷史真實，從而努力做到客觀評價教材中的反面或從政治角度定義為負面的女性；教師還要豐富教材中杰出女性的材料，并開設以女性內容為主的擴展型課程。朱煜和龔奇柱均在撰文評價“川教版”初中歷史新教材時充分肯定了其增加女性活動內容一舉，認為其體現了性別平等的新理念。

除以上這些專家學者外，還有很多學者在談及歷史教科書及歷史教學問題時也或多或少提及女性問題，如北京大學的史春風老師、北京師范大學的韓雪老師等。這些學者來自不同的學科，有著不同的知識背景，對中學歷史教科書進行著多視角的解讀與檢視，對正值新課程改革的歷史教育而言，這無疑是件大好事。但是現在國內關于教科書中的性別研究大多選取語文、數學、英語等課本作為研究對象，關于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之系統研究還處于基本空白狀態(tài)；另外，對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之零散、片段式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定性研究。

歷史教科書中對兩性人物呈現的差異不僅表現為數量的不同，還體現在對人物形象的選擇和再現問題上。而通過后者，人們可以發(fā)現教科書是否因性別的不同而對社會貢獻的多樣化有不同的描述；在展示積極的社會貢獻方面是否因性別而有所不同；在敘述典范人物例子時，有無平均分配給兩性等等。教科書在這些問題上的體現往往可以給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性別分析帶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教科書人物的品質特征，就是指教科書中出現的男性和女性所具有的思想、認識和品性。眾多研究表明，學習者往往會認同和模仿同性人物在書本中的表現，所以歷史教科書中的男女分別具有怎樣的品質，對青少年的成長成才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如果教科書對某一性別的人物品質展示呈現明顯的傾向性，這不僅會影響同性學習者的性別認同，而且也會限制另一性別學習者的角色歸屬和社會地位的確定，從而形成性別刻板印象，甚至會導致極度的性別優(yōu)越或自暴自棄。

參考文獻：

[1]杜芳幫，王政.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韓隆福.中國女性歷史文化研究[M]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3]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課程教材改革之路[C].人民教育出版社

篇（3）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chuàng)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fā)現和技術發(fā)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fā)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fā)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fā)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guī)缀跄依斯糯萍俭w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y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yǎng)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y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guī)в忻黠@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jié)用,以養(yǎng)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yǎng),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y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fā)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y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y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y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yǎng)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y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y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y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y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y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y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y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fā)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y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fā)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fā)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yè)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yè)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y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y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yè)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fā)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fā)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fā)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fā)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y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y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泛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fā)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tài)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fā)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fā)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y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huán)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jié),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fā)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yōu)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3.

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金秋鵬.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晉書?虞喜傳[A].中華書局本.

宋書?何承天傳[A].中華書局本.

南史?祖沖之傳[A].中華書局本.

[清]阮元.疇人傳?李銳[A].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Z].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

[11][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數學史論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1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2.

[14]樂愛國.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15]錢寶琮.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與哲學思想的關系[A].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篇（4）

先秦文學作為古代文學的發(fā)端,在高等師范院校整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意義不僅在于教學內容本身,還在于課程的教學思想和學科定位以及學生的治學態(tài)度都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它對整個古代文學的教學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一直以來都是古代文學教學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是,目前原典閱讀教學陷入困境,主要表現為學生對先秦文學作品呈現出令人堪憂的隔膜悖逆心理,對原典作品的潛心細讀、深究探討極為缺乏。

一、先秦文學原典閱讀缺失嚴重的原因分析

(一)學生因素

1.難過上古語言關――先秦文學的媒介是古代漢語。古代漢語對生活在21世紀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十分陌生而難以理解的。先秦文學作品中大量的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和生僻詞語都成為學生與先秦文學作品之間的隔閡與障礙。再加上目前絕大多數高校所用的作品選教材都是繁體字排印的朱東潤本《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而據調查,由于學生基礎教育階段基本上沒有接觸過繁體字,90%以上學生甚至連“”、“”、“”等這樣常見的繁體字都感到非常生疏。因此,學生連通讀原典作品的文字障礙都難以通過,就更談不上對先秦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是原典閱讀教學陷入困境的首要原因。

2.缺乏綜合文化知識――先秦文學作品“文史哲一體”的綜合性所帶來的障礙相互滲透,交相融合,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給先秦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也帶來不小的麻煩,除了上古歌謠、《詩經》、《楚辭》等作品具有較強的文學性之外,先秦歷史散文、諸子散文等作品只是表現了一些文學性的因素而已。文學性的削弱使得學生對先秦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難以產生像閱讀唐詩宋詞、明清戲劇小說的激情與興趣。更為重要的是“文史哲一體”的綜合性也對學生的知識儲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不了解春秋時代的歷史紛爭,就很難理解厘清《晉楚城濮之戰(zhàn)》、《秦晉崤之戰(zhàn)》等作品中復雜的人物關系;不理解“逍遙游”的哲學意蘊,就無法體會《莊子》中“堯讓天下與許由”、“藐姑射山神人”等一系列寓言的寓意。學生對先秦時期文、史、哲等綜合文化知識的缺乏是原典閱讀教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二)教師因素:忽視原典閱讀教學

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學生對先秦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漸漸失去興趣?為什么即使圖書館中多有經典之作,也難以阻擋一部分學生漸行漸遠?人們能夠理解:文學寫作是一種創(chuàng)造,不少人卻不能認識到文學教學的創(chuàng)造特性,這是使古代文學課程教學趨于呆板和過于理性化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多數的先秦文學課往往偏重于文學史部分――偏重“史”就是注重知識的理性結構,這也是西方文藝理論對傳統文學史論的“侵蝕”。西方文藝理論往往被簡單化為“主義”與“典型”,這使古代文學教學強調框架型知識結構,卻忽略了古代文學的個性特點和注重整體、直接感知的民族特質。而在高校教學的主流思想中,套用現成的西式構架結構則有利于“規(guī)范化”,從教學大綱、教學內容,到課程考核,都會更符合“標準化”的要求。這勢必會導致教師忽視先秦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教學,這種過分偏重文學史教學的課堂必定難以引發(fā)學生閱讀原典的興趣。

(三)學校因素:原典閱讀趨向邊緣化

近幾年的高校課程改革大大壓縮了傳統學科的教學時數,古代文學首當其沖。隨著學校設置的新課程不斷涌現,整個古代文學課程的課時量被縮減。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先秦文學史部分的講授已成為擺在教師面前的一個難題,就更談不上安排足夠的時間對學生進行先秦文學作品原典閱讀的教學實踐了。雖然老師布置了課外作品原典閱讀的任務,但迫于就業(yè)的壓力,學生還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外語、計算機或其他專業(yè)課程上,而對文學作品原典閱讀投入的精力少之又少。學生閱讀的目的主要表現在無論何時、何種內容,都無一例外地服務、服從于考試或考證。基于此,閱讀先秦文學作品的隱性收益就很難刺激學生的欲望,他們認為,能直接握在手中的分數、證書才有更大的價值。因此,如今的高校校園里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尤其是難度較大的先秦文學作品的原典閱讀正在傾向邊緣化。

(四)社會因素:原典解讀代替原典閱讀

在這個信息傳播迅速的時代,古典文學常常會換一副面孔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書店和圖書館的書架上充斥著大量良莠不齊的原典解讀書籍,如《水煮三國》把三國故事化用為商業(yè)管理的智慧,《論語心得》將論語的精華稀釋為個人的人生感悟。大量解讀經典、戲說經典的書籍占去了原典的位置。比如,我們要求學生讀《論語》,有的學生就將于丹的《論語心得》翻上一遍,以此來替代《論語》原典的閱讀。更有甚者對文字的敏感與興趣幾乎是與日俱減,閑暇之余,他們寧愿玩玩游戲、發(fā)發(fā)短信,也懶得沉浸到那些優(yōu)秀的文本中,讓自己的心靈接受洗滌和提升。

二、加強先秦文學原典閱讀的對策

(一)課堂引導

課堂是引導學生進行作品原典閱讀的最佳渠道。課堂引導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古代漢語知識的儲備。識別繁體字是學生突破上古語言關的關鍵。針對作品原典中繁體字問題,教師應該在第一堂緒論課上讓學生明確基于古代文學的學科特性,繁體字是不能廢除的。識別繁體字是學生在本科階段就要樹立的專業(yè)訓練目標。隨后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對繁體字書寫的原典作品應盡可能地進行誦讀,放慢速度,提醒他們注意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對照。可以選擇原典作品中的一段文字讓學生課下轉換成簡體字。布置學生查找與繁體作品原典相對應的簡體本,并將其和作品原典進行對照式閱讀。經過一段時間的專業(yè)訓練,識別繁體字的難度會逐漸降低。一般高等師范院校在開設古代文學課程的同時,也設置了古代漢語課程。教師應提醒學生將古代文學的學習特別是先秦文學的學習同古代漢語課程的學習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便共同提高。二是增強綜合文化知識的儲備。教師可以給學生開列課下文、史、哲方面的必讀書目。文化方面如陰法魯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張岱年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哲學方面如任繼愈的《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先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先秦);歷史方面如新世界出版社的《白話史記》、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等。通過這些書目的配套通讀,學生進行原典閱讀所需的文、史、哲知識能得到提升。三是選擇合適的切入點對作品原典進行課堂閱讀示范。先秦文學課堂教學完全可以適當借鑒這種方式,擠出一點時間,讓學生朗讀《詩經》、《楚辭》中的優(yōu)秀篇章,所獲效果將遠勝過教師旁征博引的分析。

篇（5）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fā)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xù)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fā)，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fā)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chuàng)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fā)展規(guī)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yōu)槠閹r。”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fā)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xù)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fā)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fā)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yè)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fā)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chuàng)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fā)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fā)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xù)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zhí)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fā)，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zhàn)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xù)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xù)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xù)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tài)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fā)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fā)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fā)生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即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guī)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guī)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huán)境是最終的規(guī)定。但自然環(huán)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fā)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guī)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xù)發(fā)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guī)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fā)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fā)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qū)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qū)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qū)（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qū)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qū)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qū)。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qū)（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qū)（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qū)（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qū)及綜合分區(qū)（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qū)，26個分區(qū)，并論述了各分區(qū)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qū)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fā)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fā)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的性質和發(fā)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fā)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yè)與水利事業(yè)”、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qū)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fā)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huán)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fā)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fā)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yǎng)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qū)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zhàn)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qū)域問題、各省區(qū)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qū)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jiān)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jiān)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jiān)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chuàng)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fā)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tài)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qū)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qū)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qū)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huán)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xiāng)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chuàng)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qū)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guī)r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qū)（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qū)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fā)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qū)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qū)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xù)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qū)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qū)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yè)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yè)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chuàng)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chuàng)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zhàn)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yǎng)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yǎng)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yè)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fā)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fā)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fā)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zhí)祺耄骸稄埾辔膶χ袊乩韺W發(fā)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chuàng)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zhí)祺耄骸皬埾辔膶χ袊乩韺W發(fā)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篇（6）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經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白銀問題的提出而言，明清時人對于白銀便有著自己的看法，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的內容上：一是白銀作為貨幣材料的問題；另一是這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在幣制幣材方面，因明初統治者推行無準備金之鈔法，致使大明寶鈔在前中期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而鈔法不暢導致流通領域白銀的使用逐漸抬頭，于是有人主張用白銀來作為幣材。到了明代后期，“銀荒”問題也為時人所關注。關于明代中后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時人對其印象頗深。面對白銀的不斷流入，中國國內出現了嚴令海禁和開放海關的不同主張，這種爭論的局面一直持續(xù)到了清代前期，相關的論述也較多，此不贅述。然而，明清時人對于白銀問題的看法，或是單純從幣制幣材的角度來看待，或是對于白銀內流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主張。

近代以降，關于明代的白銀問題，梁方仲、百瀨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漢升等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幾年來關于此問題的介紹可參見筆者的另一論文。從國內外對于中國貨幣史的研究近況來看，關于歷史上中國貨幣的盛衰論、進步論等論點逐漸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并且能夠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已經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質疑，為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明代白銀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依據。白銀貨幣化是不是一種“白銀進步論”觀點？明代白銀在中前期發(fā)揮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怎樣認識實物貨幣的性質和意義？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貨幣的結構發(fā)生改變并與世界的經濟連為一體？

如何不斷加深我們對于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理解，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多強。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當然會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的話題。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許多不足之處能夠得到有關方家的指正和見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場狀況與白銀問題

對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經濟情況的客觀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明初貨幣經濟水平的前提。傳統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論點束縛，認為明初社會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社會經濟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fā)展。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經濟發(fā)展狀況，我們很容易發(fā)現一些容易忽略的問題。這種整體上的認識，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時間縱向上的考察和經濟體各部門橫向上的考察。

我們來看看宋、元、明長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在這方面，全漢升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幾篇論文中為我們介紹了自宋至明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狀況，并指出在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白銀的購買力不斷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較宋代而言相差甚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物價低或者工資低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生產量和銷售量規(guī)模有限，對經濟的擴展很不利，這側面也反應了經濟體的萎縮程度。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香港學者劉光臨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經濟各部門的貨幣成分，從價格、勞務工資、貿易、考古出土和錢幣數量等方面的具體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貨幣化政策已經嚴重遲滯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加上通貨供應的不足，使得明代社會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紀以來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對明代中前期經濟萎縮的提法越來越值得關注，因為無論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貨幣的角度，這種論點都會得到驗證。

1.商品交易與市場的萎縮

明王朝建國前后，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fā)展農業(yè)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干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于市場經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fā)展。

以白銀來看，明代的米價在16時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準，離宋代物價的高峰時期相差3-4倍左右，從銅錢的角度看，宋明物價拉的更大。明代16世紀前半停留在300來文每公石，而這只相當于宋初的水準，距宋代高峰值時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見明代的物價之低。從金銀的比價來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兩金價約折合白銀為10.3兩，而明代每兩金價約為宋元時代的一半，也即5―6兩左右，另還有關于江南絹價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價之低。

16世紀中葉前明代田價和米價表

（與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價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間，中后期及南宋時期，宋代米加一般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銀也高出明代數倍。在田價方面，宋初約為0.5貫，最高達15貫，年均約為6-7貫，折合成白銀約為3-7兩左右）

明初物價的低廉直接導致勞務工資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區(qū)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資竟相差達到150倍左右（宋約為3000文一月，明代約為200文左右）。而實際上，這種低廉的價格水平并非構建在強大的國力之上，而是明初實物經濟的直接體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了16世紀上半葉。市場的不發(fā)育與各地經濟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明代16世紀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現，例如在宣德時期，京畿附近地區(qū)的商人貿易狀況仍然是：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

可見商業(yè)貿易利潤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們大多處于這樣一種生活狀態(tài)“凡可以養(yǎng)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勢射利者亦鮮”。農民自給自足，百姓過著與市場不相往來的生活，當然會形成市場和商業(yè)的不斷萎縮。

實際上，對于明初市場的探討，雖然要從以上的角度來分析。但是對于要素市場、遠距離貿易、消費需求、商品供給、城鄉(xiāng)市場體系等方面細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題，這個工作只能留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從傅衣凌和萬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民間土地買賣的情況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樂一朝數量較大之外，其他時期的數量遠遠小于明代中后期。誠如以上所講，明代中期前商品經濟和市場發(fā)展的水品不能高估，這從以下的貨幣分析當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釋。

2.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

正如筆者認為的那樣，白銀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處于實物貨幣性質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實質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遲緩與萎縮。從歷史上來看，實物貨幣這個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先秦時期的貝幣，民族邊疆地區(qū)的金銀貨幣和鹽幣，唐宋時期的縑帛，元代的木牌、鹽包，明代的谷物、縑帛等，為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實物貨幣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諳中國貨幣史的日本學者早就區(qū)分了商品貨幣（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間流通的不同層次和領域，并細致分析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們對于明代前中期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卻殊難理解，因為這樣一種世人皆知的貴金屬怎么會是一種代表落后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實物貨幣？這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定位和解釋白銀在實際流通中發(fā)揮的狀態(tài)和作用，否則明初白銀流通的許多問題便難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眾所周知，研究者對于某種貨幣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從其實際流通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來看待其職能。因故經過仔細探究白銀流通的重要時期宋代之后，我們可知白銀貨幣化的觀點很難以成立，因為宋代白銀作為貨幣其職能的發(fā)揮不僅有限度，而且常常與縑帛等共同使用并稱為“銀帛”。這個時期的白銀實際上就是一種實物貨幣。

自元至明，白銀一直在市場中可以見到，尤其是在國家經濟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或經濟混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情況下，白銀往往與谷物、縑帛，甚至像元代出現的紙?zhí)印⒅衽频纫黄鹗褂谩Ｒ虼耍袑W者認為：“實際上的中國貨幣史，應是各種各樣地區(qū)性本地通貨的出現與王朝自上而下試圖在疆域內統一幣制的努力，兩種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過程。”

如果我們證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銀也是一種實物貨幣的話，那么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也就難以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定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成果，畢竟前人對于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考究可以讓我們較為詳盡的考察到白銀這種實物貨幣所發(fā)揮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明代前期，無論是民間土地的契約買賣還是政府的稅課當中，都有白銀在流通領域的足跡。關于土地契約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論述，故此不講。關于政府課稅折銀的情況，我們先來看看史料的記載：

十九年，“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許任土所產, 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

從賦課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白銀的征收是和許多實物貨幣一起的。此外，此時期白銀的使用領域還包括賞賜臣下，賞罰罪行等特定領域，這從許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不言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銀等實物貨幣的不斷抬頭與明寶鈔的運行不暢相關，到了宣德年間，寶鈔達到了幾乎需要不時的禁銀法令來通行，可見民間用銀情況的普遍，據史料載：

“比年巨商富民,并權貴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銀,以致鈔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鈔法,許官員軍民以鈔中鹽,貪利者竟以昏爛之鈔中納,一人動以千計,及支鹽發(fā)賣,專要金銀,鈔愈不行。”

由此可見，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銀這種實物貨幣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盡管整個明代前期不遺余力的施行“銀禁”政策，但白銀的流通終究開始廣泛起來，白銀不僅有時單獨流通而且常常與谷物、縑帛一起發(fā)揮著輔幣的作用。

實物貨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這一時期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明代實物貨幣的存在大約持續(xù)了一百多年，即貫穿于明代的中前期，這正切合了以上關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場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3、貨幣結構的轉變

日本學人說過：“考察貨幣經濟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必須研究的主題”。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國貨幣史上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貨幣結構的轉變，即錢鈔結構轉變?yōu)殂y錢結構。因為這次轉變使得貴金屬白銀正式確立了主幣地位，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結構進入了以白銀為主且銀錢兼用的階段。實物貨幣經濟在慢慢消退，商品經濟逐步得到巨大的釋放，社會進入蓬勃的發(fā)展階段，最終晚明社會出現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有學者從白銀貨幣化的角度來分析晚明社會變遷，值得注意。在這里，我只想對學界著筆較少的明代貨幣結構轉變的原因進行些思考并試圖解釋。不可否認，這次貨幣結構的重大轉變是與晚明社會變遷同步的，白銀兼具貴金屬貨幣性質和世界貨幣性質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來，引起這次貨幣結構轉變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1.國內貨幣經濟的萎縮和恢復與通貨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貨幣結構進行轉變。

2.東亞經濟圈的擴大與全球貿易的新內容，使得處于主導地位國家――中國的寶鈔和銅錢難以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因而轉變勢在必然。

3.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最終完成貨幣結構的轉變成為可能。

以上所述，我們歸結起來便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雙重壓力要求明代貨幣結構進行轉變，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銀貨幣終于擺脫實物貨幣階段，正式進入貴金屬貨幣階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銀的流動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際，約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內市場上的白銀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在16世紀中葉上下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國內白銀流動的市場先期建立起來。然而從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國內白銀存量的不足始終制約著明代經濟的發(fā)展和起速，最終由于海外白銀的流入加上國內外白銀流動市場的切合終于使得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為一體，明代蓬勃的經濟發(fā)展也有了可靠的劑。

1、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

通過上文所講，在國內市場上明代白銀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國家為了維持寶鈔地位而不斷施行禁銀令的制約，白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流通。政府的課稅、土地買賣市場、江南富商大賈的貿易買賣等數額較大的方面可以見到白銀的蹤跡，很顯然在明前期白銀的使用在國家法令的嚴禁之下是較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樂時期，政府禁銀比較徹底，以至于民間契約上只見寶鈔、縑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統時期，白銀的使用明顯增多，促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鈔法的敗壞。宣德時規(guī)定：

“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但是,“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沙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一萬貫。”

盡管在課稅、賞賜方面，白銀仍在使用。但是國家法令有時候也會出現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從洪武到宣德，在民間仍然有鼓勵犯罪罰銀的規(guī)定，可謂是國家一定程度承認了民間用銀的合法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實物貨幣在宣德皇帝統治時期是運用最廣泛的，尤其是縑帛和谷物，這從契約和記載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說過：“實際上，通貨不穩(wěn)定迫使人們轉向物物交換的現象，即使到了20世紀，也是反復出現的”。很顯然明中前期通貨的不穩(wěn)定一直影響著市場運行的狀態(tài)，使得實物貨幣大量存在。市場運行的不暢反過來又制約著人們對于更高通貨的需求，最終使得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遲滯和貨幣制度運行的混亂。

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這一復雜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而是要知道從何時起，白銀逐漸取代其他通貨逐漸在流通領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規(guī)模的白銀市場建立起來。從契約的情況來看，正統時期寶鈔已經不見蹤影，白銀已經取得主幣的地位。景泰、天順時期民間使用白銀率是極高的。有學者指出：“至成化年間，90件契約中，無一例外地使用白銀交易，從而說明民間交易中完全實現了貨幣白銀化。”

盡管在正統時期，白銀在民間的流通市場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白銀的開采量是越來越低，正統時期的年均銀課量還最低。至正統、成化時期，明朝經過大約一百來年的開采，國內白銀的累計總產量約為3千多萬兩，這個數字遠遠低于唐宋時期的產量。即使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量，據估計總數也不超過5-6千萬兩。在銅錢方面，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從洪武元年到隆慶時期，明朝一共鑄幣約為320-480萬枚，加上唐宋錢的遺留，16世紀時期明代規(guī)范銅錢的總量大約為3600-5400萬枚，相當于北宋一朝總量的12-21%左右。

明代與宋代貨幣存量情況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際的國內市場上，無論是賦役方面的田賦、徭役、關稅、鹽茶稅、馬政、匠役等折銀，還是民間市場上白銀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經濟的有限規(guī)模。據史料記載，：

在弘治時“清江鎮(zhèn)，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huán)繞，舟車輻輳……昔饒裕今鮮蓋藏。……百年來人文日盛，而商賈之業(yè)衰矣。”

而且，反應通貨緊縮的另一個例子便是這一時期的朝貢貿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開始收縮海外的朝貢貿易，而且在對待貢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來”的原則出現了與貢使討價還價的，以市價估之的情況，反映了明中期財政上的拮據狀態(tài)。

在國際市場上，明代前期白銀的流動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這個時期白銀的流出流進，在賞賜與貿易的相抵之下，凈額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國國內經濟的發(fā)展不僅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的有限規(guī)模，而且隨著明代前中期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國對于白銀有著近乎饑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說：“無論是日本銀礦的開采，還是美洲銀礦的開發(fā)，在時間上都與中國白銀貨幣化產生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市場迅速擴展的時間相銜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過。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白銀貨幣化推動了日本、美洲白銀礦產的大開發(fā)”。這個結論意味著，國際白銀的流動是由于中國市場對于白銀的極大需求造成的。實際上，學界以前不曾有這樣的提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正德年間（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界內要求開展貿易，但是真正意義白銀貿易的變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6年），官方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使得中國從日本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白銀數量。在國際貿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國輸入白銀的地方，時間大約為16世紀40年代。不僅日本的許多銀礦在此時逐步開發(fā)生產，而且他們貿易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因此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fā)展與通貨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國異常需求白銀，但是國內白銀規(guī)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白銀需求缺口，于是國際上白銀的流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白銀貿易的巨大利益開始拉動中西方的供求市場。

2.國內外市場的切合與數量問題

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切合一般認為是在16世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嘉、隆之際。這時期海外白銀的流入不僅有日本，還有后來加入的馬尼拉、南亞、中亞等地。學界曾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成果使得我們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和大致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海外白銀流入的路線問題。弗蘭克指出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日本-中國、美洲-馬尼拉-中國和歐洲-中亞和印度-中國，同時他認為中國在18世紀以前獲得了相當于世界產量一半大約60000噸的白銀。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流入中國白銀的路線主要歸結為兩條：日本和馬尼拉，這條路線上的白銀又包含兩條小路線，即西屬美洲-馬尼拉和歐洲-馬尼拉路線。萬明把這些路線總結性的概括為：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馬尼拉-美洲和中國-果阿-歐洲。總所周知，海外白銀的主要來源有兩個地方，即：日本和西屬美洲。因此為了方便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大家傾向性的用這兩條源流來分析和估算白銀流入的大致數額。

從中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國通過各種類型的貿易從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然而在中國傳統時代，由于缺乏數字統計手段使得我們難以確切知曉到底有多少數額的白銀流入中國。因此，關于白銀數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許多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目前，我們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得到許多信息，這不僅僅是白銀流入數量的問題，更是中外幾代學者孜孜不倦融會中西方資料和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的見證。

明代海外白銀流入數量估算表

對于上表的數據，我們可以在學者相關的論著中輕易得到。由于單位和時間的不統一，致使上表的數據的理解還是有點困難。另外對于白銀數量的估算研究還可以在吳承明、錢江、劉軍以及外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來的這些人，只是因為筆者的傾向性意見，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總結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因此以上的新舊結果代表了學界對于白銀數量估算問題的大概情況。

大體而言，學者對于自16世紀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估算為1萬噸至2、3萬噸左右，也就是2億兩至4、5億兩左右，而且多數學者傾向于2-3億兩左右。盡管難以明確，但這個數字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數字，因為相比國內白銀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銀流入的數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學界沒有注意的，其對中國經濟的意義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評價。有學者說：中國商品和白銀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市場網絡的世界性連接，而白銀這種世界貨幣把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世界的變革聯系在一起。以白銀為中心的貿易網絡，成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初步構建的一個明證。

3.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白銀流動的貨幣意義解釋

布羅代爾說過：“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們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如今學界就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在16世界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論點已經達成共識，其實質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白銀流動在其中的作用，正是這種“絲綢之路錢幣”流通使得中國與世界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從此，中國和世界都發(fā)生了改變。就中國而言，蓬勃興起的市場貿易和規(guī)模擴大的商品經濟使得晚明社會發(fā)生了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

對于明代中后期白銀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這種流動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意味著什么卻出現了不同的解釋。以往白銀貨幣化論者（白銀進步論者）認為正是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需求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白銀的開采和周轉，從而使中國是以一個主動的姿態(tài)參與構建世界的經濟體系。然而有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貨不足和經濟體制問題使得通貨結構經歷著異常危險的狀態(tài)，由于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通貨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時他們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白銀進步論的觀點，是對歐洲經驗的簡單解讀。

筆者以為，對于明代白銀問題及其中后期流動的考察，應該從中國獨特的貨幣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來進行解釋。日本學者說：“無論是貨幣還是市場都不能獨立于制度而存在，對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樣”。明代的白銀在其中前期一直處于實物貨幣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體現了明政府貨幣制度設計構架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同時導致了明代前中葉錢鈔貨幣結構的不穩(wěn)定性。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壓力使得明代的貨幣結構面臨著急需轉變的境地，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為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銀得以擺脫實物貨幣的地位從而走向貴金屬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銀流動的意義無法低估。

四、結語

通過上文對于有明一代白銀流通、性質和流動問題的重新考察，筆者以為明代的白銀貨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發(fā)揮的作用和性質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銀以及其他的實物貨幣的存在和輔助地位說明了明代經濟體的規(guī)模和發(fā)展程度。通貨不足和實物貨幣的大量存在一直遲滯著明代市場、貨幣和商品經濟的發(fā)育。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臨市場壓力和民間通貨需要的明代經濟最終又是在市場的影響下選擇了白銀作為主要貨幣，但是白銀的有限來源使得社會經濟的規(guī)模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擴大，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中國貨幣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以白銀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因其參與世界的銀貨貿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銀的能力使其商品經濟和市場得到極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銀內流對中國意義的兩種不同論點，旨在說明正確理解中國貨幣經濟和貨幣結構的狀況也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指導老師：林文勛教授）

注 釋：

丘浚主張恢復金銀的貨幣地位，“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大學衍義補》卷27，《銅楮之幣下》（引自文淵閣四庫資料，以下同）。王世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顧炎武也說“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錄之余》卷2，《禁金銀》.

尤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靳學顏、陳子龍等人為代表，見其相關著作。也可參見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頁.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

（日）柿沼陽平在其最近的貨幣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國貨幣史上的盛衰論等觀點，同時介紹了日本眾多學者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問題的研究狀況：貨幣區(qū)域論、多元性貨幣經濟的流通、貨幣流通領域的層次性和不對稱性、貨幣經濟的主角等論點值得關注。見其文：《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導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歲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關于物價方面的變動，還可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6―413頁.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0、519、356、501頁.

全漢升：《宋明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第84―85頁.

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5-6頁、41-6頁.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Roxanna.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明宣宗實錄》卷64.

轉引自田培棟：《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陸太守序》.

在這方面，龍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見其：《中國傳統市場發(fā)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紀（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市場的成熟時期，當然他這個提法是就整體狀況而言的，但他沒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場狀況做出特別的介紹.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關于明代后期的土地買賣狀況，可參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

林文勛：《南詔貨幣流通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貨幣文化發(fā)展的特點》，《思想戰(zhàn)線》，1998年06期.

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楊士奇撰《歷代名臣奏議》卷67，《治道》說：“市井懋遷，難以碎帖。店鋪多用鹽包紙片，酒庫則用油漆木牌。”這里的鹽包、紙片、木牌等均是實物貨幣.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聰明：《論白銀在宋代貨幣經濟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03期。同見汪圣鐸：《兩宋貨幣史》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關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可閱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況見呂午：《左史諫草》，戊戌中云“：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zhí)樱驗橹衲九疲蜃魑迨模蜃靼傥模m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87頁.

顧炎武：《日知錄》卷11.

《明史》卷78，《食貨志二》.

《明宣宗實錄》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一文，也可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實錄》卷197云：“云南專用海肥, 四川、貴州用茵香、花銀及鹽布, 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 山西、陜西間用皮毛。”

（日）柿沼陽平：《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解釋.

《明太祖實錄》卷251中記載：“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論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明會典》卷37.

《明宣宗實錄》卷105中記載：“既瞽, 又以母故傷人, 可肴之, 令出銀十兩, 付死者家備葬。”

董郁奎《試論明代的白銀及其流通》，《浙江學刊》，1988年03期.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46頁.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關于明代國內市場上白銀的存量，應該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額。據估計，唐、宋、元3朝白銀的總產量約為3.7億兩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沒有考慮中間流去國外的數字，實際上白銀在宋元時期曾大量流失國外。參見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國錢幣》，2005年01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詳可參見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號.

崇禎《清江縣志》卷1，《市鎮(zhèn)》.

田培棟：《論明代的朝貢貿易》，《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頁.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03期.

國內的白銀市場，既包括商業(yè)貿易市場也包括國家貢賦市場對于白銀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指出中國能夠大量吸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就是因為貢賦市場的周轉和吸納能力，見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05期25卷.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8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6頁.

梁方仲、全漢升、百瀨弘以及歐美學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弗蘭克、吳承明、萬明、莊國土、錢江等學者均有關于明清時期白銀流入數量估算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頗有成效的成果.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見梁方仲、全漢升、弗蘭克、萬明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因這些論文和著作經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詳細列出。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