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地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文化地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進入90年代以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全球變化研究的核心領域之一[1].由于全球變化研究領域更為側重對地球系統的碳循環和生物多樣性變化的研究，因而對森林（特別是熱帶雨林）和濕地等類型的土地覆被變化投入了較多的精力。其實，另一種土地覆被變化可能對地球生命支撐系統的威脅更為直接，這就是有限的耕地資源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喪失。就這種變化來講，中國大陸在近20年來成為全球最為突出的地區。

考慮到下個世紀初人口高峰到來時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壓力，耕地資源的變化無疑是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1耕地數量變化的總體趨勢

與淡水資源一樣，土地資源屬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資源，隨著人口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需求的壓力不斷增大。特別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在這種需求的壓力下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質量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耕地資源變化總體趨勢表現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轉變，總面積持續減少。在“誰來養活中國”

的論爭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機之背景下，耕地損失的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2、3].我國政府為了遏制耕地持續減少的勢頭，提出了以行政區“耕地總量平衡”為目標的耕地保護政策。

對于我國耕地總量，一直缺乏權威的數據。比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4].根據統計局的資料，我國耕地面積在1957年達到高峰，其后經歷了一次大幅度的減少。第二次大的滑坡發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從1992年持續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耕地減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時間。根據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和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5]，1978～1997年累計增加耕地1140萬hm2，累計減少1605萬hm2，兩者相抵，凈減少465萬hm2，占耕地總面積的3.5%，相當于整個江蘇省的耕地面積。這段時間平均每年凈減少耕地25萬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間，平均每年凈減少16萬hm2，速度明顯加快。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耕地總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積超過了減少的耕地面積。但凈增面積有限，不超過10萬hm2.凈減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減少55萬hm2，其中1985年是減少最多的一年，達100萬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凈減少近40萬hm2.

如果僅從全國尺度考察耕地總量變化，會忽視一些重要的現象。從耕地面積變化的空間分布上看，凈減少最快的一是廣東、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北京、天津及遼寧等沿海省份；二是陜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盡管從全國的趨勢看個別年份耕地面積是凈增加的，但這些自然條件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來一直維持著凈減少的趨勢。

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邊遠省份，如內蒙古、黑龍江、新疆、云南、廣西、貴州、甘肅、寧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卻基本上是凈增加的。個別省份，如內蒙古和黑龍江等，增加的幅度還比較大。耕地面積變化的這種區域差異，說明在我國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中，生產力較低的耕地面積的增加，在數量上部分地抵消了優質良田的減少，因而掩蓋了問題的實質。

2耕地數量變化的構成和分布

1988年以來，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減的統計資料，被認為是這方面比較權威的數據。根據該局1988～1995年的數據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來源于荒地開墾，占76%；農業結構調整和復墾所占的比例較小，分別為13%和11%.在損失耕地的構成中，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轉變為果園、魚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額，為62%.其次為非農建設占地，占20%.自然災害損毀（風蝕、水蝕、沙壓、洪澇）的耕地面積占18%.

新開墾的耕地主要來于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的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新疆、云南、黑龍江、內蒙古及廣西等省8年間荒地開墾面積最大，占全國開荒總面積的60%.有趣的是，這幾個省份也正是災害毀損耕地最為嚴重的地區。從結構調整占地的情況看，果園和魚塘占地問題較為嚴重的省份包括廣東、江蘇、遼，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寧、湖北及陜西等，主要是東部和中部地區；而退耕還林還草的耕地占總耕地面積最大的省份有內蒙古、陜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非農建設占地比較嚴重的地區明顯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為中心的東部沿海地區，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較嚴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間，沿海12個省份非農建設占地在全國此類占地中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免費

3增減耕地的質量差異

如果只從數量上比較耕地面積的增減，不能充分說明目前發生在我國的耕地問題的實質。

實際上，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國度，尚存的可開墾宜農荒地資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來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產力較低的邊際土地。這些耕地產量低而不穩，退耕的危險很大。此外，由于人口與耕地在空間分布上高度相關，損失的耕地，尤其是非農建設占用的耕地，主要是優質的農田。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資本。從以上所述耕地面積變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這些問題。

為了說明近年來我國耕地變化造成的農業生產力的損失，我們按增、減耕地所在地區的糧食單位面積平均產量進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間，我國新增加的耕地面積為39萬hm2/a，減少60萬hm2/a，比例為1∶1.54.按增減耕地所在省份和所發生的年份糧食平均產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貢獻的糧食為143萬t/a，減少的耕地造成的糧食損失為236萬t/a，比例為1∶1.65.假如將空間尺度縮小到縣，這種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實際情況。1980～1994年間，我國耕地凈增加縣份增加的耕地總計為10萬hm2/a，凈減少的縣份減少共44萬hm2/a，比例為1∶4.4.按增減耕地所在縣份1990年糧食平均產量水平估算，耕地凈增加縣份貢獻的糧食約424萬t/a，耕地凈減少縣份的糧食損失為3216萬t/a，比例為1∶7.6.實際上，采用所在地區平均產量水平來計算，多數情況下是過高地估計了新增耕地而過低地估計了損失的耕地的生產水平。但無論如何，這一估算說明，假如只是從總量增減平衡上來衡量我國的耕地問題，可能會舍本求末。

論文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

4耕地變化的驅動力分析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我國耕地面積的變化與經濟波動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圖1）。

首先，從全國耕地總量的變化曲線上看，以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度提高為特征的經濟鼓動期都伴隨著新一輪的耕地總量滑坡，而經濟調整期則出現耕地損失減緩的勢頭。與固定資產投資關系最為密切的是非農建設占用耕地的情況。以這個時期中耕地減少幅度較大的1992～1995年為例，以省級數據計算的兩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85.非農建設占地對固定資產投資較為敏感，某種程度上說明我國城鄉的建設用地效率低，不夠集約。如果把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用耕地的面積作為評價用地效率的指標，我們發現，用地效率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如京、津、滬、吉、粵、魯、閩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陜等（表1）。鄉鎮企業在空間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農建設占地多的一個主要方面。全國鄉鎮企業集聚在城鎮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農村[7].以省級資料做比較，發現鄉鎮企業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資料來源：建設占地為1992～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5；固定資產投資為1992～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4；工業企業數和城市化程度為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4.

在1988～1995年間，農業結構調整造成的耕地損失占總耕地損失的一半以上。這部分占地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退耕還林還草，二是開辟果園或開挖魚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關環境和生態保護政策和十大防護林工程的指導和帶動下進行的；后者主要是農民在比較經濟效益的驅使下發生的①。1979～1996年，我國的果園面積增加了近4倍。從增長曲線上來看，與糧食產量的增長有密切的關系。果園面積的兩個快速擴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糧食總產上了一個臺階之后。1985～1988年是果園面積擴大最快的時期，它是在1983年糧食產量達到一個高峰之后，農民人均占有糧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們開始尋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經營方式。同時，我國3種主要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達到歷史新高，為農業的多種經營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構成我國耕地損失的另一個重要的驅動因子。我國每年因災害毀損的耕地面積平均為4.5萬hm2左右，主要發生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災損耕地嚴重的省份也是開荒面積最多的地區，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75.這些地區自然條件均較惡劣，環境十分脆弱。一般來講，受沙漠化威脅大的東北和西北地區，因災損而棄耕的面積較大；受水土流失威脅較大的西南地區，因災損而棄耕的面積相對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產力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

5政策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作者認為在我國目前耕地保護的政策和管理上，應強調以下幾點：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1）在耕地的保護上，數量和質量應并重。政府在有關政策的宣傳和掌握上，應盡快從行政區“耕地總量平衡”向“基本農田的有效保護”和“用途管制”轉移。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強調總量平衡，不僅造成該保護的良田沒有保護好，還間接地鼓勵地方開墾那些不適宜耕種的土地，造成環境和生態的惡化；

篇（2）

在生態脆弱的烏昌經濟區內保護耕地勢必制約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則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這里,耕地保護和經濟發展便成了一對“冤家對頭”。然而,通過對烏昌經濟區內的農戶進行合理有效補償,一方面,既有利于增強農戶保護耕地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護的經濟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促使該地區非農產業向土地節約型和集約型方向發展。

一、烏昌經濟區耕地保護中農戶利益補償問題的重要性

對農戶利益進行補償的實際意義主要有:

第一,烏昌經濟區是天山北坡經濟帶的中心區域,在烏魯木齊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帶動下,該地區的人口增長、工業化、城鎮化水平遠遠高于全疆其他地區,因而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而且,目前實施的烏昌經濟一體化戰略勢必會對烏昌經濟區產生更大的生態影響,使人地矛盾日益嚴重,水污染、大氣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生態安全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同時又由于比較利益的差異等原因,導致耕地用途的轉移和耕地的不可持續利用,對新疆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也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第二,對烏昌經濟區內的農戶進行合理有效補償,一方面將有利于增強當地農戶保護耕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護的經濟能力。它是烏昌經濟區實現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戰略性措施。

第三,對農戶保護耕地進行補償,既有益于保護耕地,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突破口,同時,也是新疆和烏昌經濟區乃至西部地區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政府和農戶都成為耕地保護的主體,將促進農業生態環境,乃至區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在公共管理領域,合理的政策導向、執行和監督是保護好該區域的耕地,確保新疆生態健康與糧食安全的關鍵。在此前提下,建議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更加有效地保護好新疆現有的耕地,使社會目標和個體目標相一致,追求經濟目標的有效性和生態安全性。

對農戶利益進行補償的理論意義主要有:

首先,對農戶利益進行補償是新疆和西部地區甚至全國保護耕地的新觀念,通過補償體系構建,為我國耕地保護研究提供一個有效的思路。

其次,改變以客體為主線的研究思路為以主體利益為研究主線進行補償問題的研究,將豐富補償理論,完善我國的補償制度。

二、烏昌經濟區耕地保護中農戶利益補償的基本構架

(一)補償的原則

對烏昌經濟區的農戶利益進行補償,是耕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激勵手段,應該遵循以下幾個主要的原則。第一,公平與效率相結合。耕地資源可持續利用關系烏昌經濟區內的公共利益,關系著區域的公平、工農間的公平,因此補償機制必須要體現公平的原則。同時,制定的補償措施必須能夠對激勵的客體起明顯的激勵和約束作用,產生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第二,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相結合。由于意識滯后帶來的“非理性”、土地供給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存在,市場在耕地資源配置中存在失靈的現象。這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政府應在對耕地保護、實現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第三,規范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應該結合耕地保護政策制度、農業政策制度和城鄉統籌政策等方面建立對農戶的利益補償的規范性體系,使得農戶的利益補償有制度規范,從制度層面得到承認和保護。同時,要考慮烏昌經濟區內的地區差異性,補償的標準、補償的方式應該有所差異。第四,可操作性。對農戶利益的補償機制要嚴密,能被激勵客體接受,有操作性。

(二)補償的標準

耕地保護中烏昌經濟區內農戶利益補償的數額或程度,對農戶有重要的影響力和公平的暗示。補償的標準包括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對于不同的補償方式、補償情況和補償地區,補償的標準會有所不同。補償標準的關鍵在于補償依據的選取和農戶的利益損益程度的確定。不同的補償模式,采取的標準不盡相同。對于征地補償模式,其補償多以被征土地和相關資產的市場價格為主要參考標準,不同的只是市場價格的計算時間。應該在全面評估耕地的價值的前提下,適當提高耕地占用的補償標準。對于結構調整補償模式,其補償標準的確定需要綜合參照國內外農業保護價格。對于生態退耕補償,其標準應隨著退耕的類型、當地的生活水平和需退耕的耕地情況而定。對于自然災毀補償模式,其補償的標準應按照耕地災毀的面積、原耕地的生產情況和當地的生活水平而確定。

(三)補償的方式

補償主要分為政策制度補償、實物補償、資金補償和精神補償等四種方式。第一是制度政策補償方式。制度政策補償是對農戶的權益和機會的補償。制度補償中,土地制度是基礎,耕地資源的產權制度是關鍵。政策補償,即依據針對農戶利益的各項優惠政策的補償,包括補貼政策、財政轉移支付政策等。第二是實物補償方式。補償者運用物質、勞力和土地等進行補償,解決受償者部分的生產和生活要素,改善受償者的生活狀況,增強受償者的生產能力。實物補償有利于提高物質使用效率。對于征地補償方式采取的物資補償方式有,土地入股補償、留地安置補償、土地債券補償、替代地補償等。第三是資金補償方式。資金補償是最常見的補償方式,也是最迫切急、需的補償方式。資金補償常見的方式有:補償金、減免稅收、信用擔保的貸款、補貼等。通過資金的補償的直接影響到農戶的收入。

三、農戶利益補償的模式構建

對烏昌經濟區耕地保護的農戶進行的利益補償分為四種模式,即征地(耕地)補償模式、結構調整補償模式、生態退耕補償模式、自然災害補償模式。這四種模式互為一體,體現農戶耕地的面積變化可能面臨的四種驅動力。耕地保護包括數量和質量的保護。其中,數量保護是基礎,質量保障是關鍵。就大部分農戶來說,一定的耕地數量是其生存和基本權利的保障,一定生產能力的耕地是其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四種補償模式下成本形態及補償流向分析見表1。

四、 “烏昌一體化”過程中對農戶利益進行補償所采取的措施

(一)經濟措施

烏昌經濟區內對農戶利益進行補償的經濟措施,關鍵是要使補償活動市場化,使補償成為市場性的經濟活動。建立補償活動的市場、補償市場體系、補償市場機制,讓補償活動在市場中順利運行。使補償與補償相關者的“權、責、利”相結合,與其長期穩定利益結合,迫使補償相關者自始至終關注補償的效率和用途,使其不斷創新,運用合理的補償方式來提高補償效率。第一是積極培育地產市場,加強地價評估,尤其是農用地損益評估。第二是要設立農地發展權,完善我國土地產權制度,保障失地(耕地)農民的利益。第三是要補償資金籌集的多渠道化。針對不同的補償的模式,要采用不同的資金籌集方式。在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雙重作用下,資金的籌建需要采用委托性和直接性兩種渠道。

(二)法律措施

要在烏昌經濟區內加強耕地保護,必須要加強相關的法律建設。有關農戶利益補償的法律性規定,有利于耕地保護法的細化和具體化,也有利于促進耕地保護過程各個利益主體之間和諧。其法律性規定包括規范的補償程序、明確的補償主體、補償的義務和權利等方面。

(三)行政組織措施

必須要完善耕地保護中的各項行政工作,特別要加強國土資源部門的各項行政工作。針對耕地保護中的利益補償,要有嚴格規范的信息反饋程序,確保農戶的利益補償意愿得到暢通表達和損失利益的有效補償。耕地保護是一項歷史性的巨大系統工程,涉及到各個行業、各類眾多的利益主體,而且事關吃飯和發展的問題,因此,需要一個強有力而且擅長業務的專門的組織機構來把握耕地變化規律,協調耕地保護的利益主體,開展政策研究和各項行政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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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蒲春玲,等.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烏魯木齊:新疆科技衛生出版社[K].2002:74,75,91.

篇（3）

 

上世紀末，教育部將“中國文化概論”課程列為高等院校文化素質教育計劃。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選修的方式為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開設了這門課程。作為一門跨專業的基礎課程，“中國文化概論”正在成為大學生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實現途徑。學界就“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性質、體系、內容、教學手段和模式等問題進行了諸多探索，推動了課程建設。然而，針對現代性危機下的大學生價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學術和教育理念的支撐下，甄選課程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方法切實達成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彰顯“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本質特征與價值，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文擬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探討其理論方法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中的應用。

一、人類學理論方法及其課程觀

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學科，在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管理的應用研究中發展起來，衍生出眾多的理論流派。人類學秉承的獨特理念和方法為文化和社會結構研究樹立了新的范式，并為諸多相關學科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借鑒。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主客位描寫、田野調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較法等是人類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核心。

（一）文化相對論

文化相對論又稱文化相對性人文歷史論文，主張每一種文化都具有其獨有和充分的價值，對不同文化價值的評估應該是相對和平等的，沒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標準。提倡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將文化放置到具體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和社會形態中進行價值評判。文化相對論打破了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的局限，“挑戰了既有文明的正統性。”[1]（p16）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堅持一直是人類學的宗旨，通過對異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尋求人類文化規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較中反觀和審視自身。引發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的文化多元主義浪潮，持續討論以美國為代表的民族國家的一體化與多元民族文化的沖突問題。

（二）文化整體論

文化整體論是指人類學對人類社會、文化整體性的認識，不同理論流派均秉持這一理念，都把其作為觀察人類社會文化的手段。文化整體論有三層含義：一是對文化做歷時性分析，關注文化的起源、演化、發展歷史和延續性，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歷史地形成的產物。二是從功能主義角度對文化做共時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體的關聯，通過對社會制度、經濟、宗教、神話、巫術等的綜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體系統。三是對人類生物屬性和文化屬性及其衍生現象的綜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體論（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體論為解釋文化的生成和變遷，以及文化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三）田野調查與民族志書寫

自從早期人類學者走出書齋，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調查便成為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學科標志，規范而嚴謹的田野調查是一個人類學者的成年禮。馬凌諾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個原則：“首先，學者必須懷有真正的科學目標，并且知道現代文化人類學的價值和標準。第二，他應當將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條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間。最后，他還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確定他的證據。”[2](p5)田野調查的具體方法有參與觀察、學習語言、結構訪談、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過田野調查所得的獨特書寫方式，是對某種文化進行描述、分析和解釋的過程和產品。它是一種文化解釋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闡釋方法，有對話民族志、實驗民族志等多種撰寫模式。

（四）主客位視角及描寫

人類學是關于“他者”的學問人文歷史論文，致力于對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馬文.哈里斯借用語言學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兩個詞，用詞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創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視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視角的觀點和描寫理論。主位指文化承擔者的認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來的、客觀的、科學的觀察，主位與客位視角的結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學的判斷和解釋。因此在田野調查中強調人類學者要“進得去，出得來”，既能切身體驗“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靜的姿態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論方法以最初用于異文化的研究擴展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課程研究也不例外。人類學有獨特的課程觀，認為學校“課程是人類文化的精華，是人類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 以人類學的視角定位課程，課程便是人類文化的集中體現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體化，是人們在學校場域中獲得全部知識經驗的實現途徑。開展課程的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探討課程內容的設計、多元文化課程、課程中的師生關系等問題。上世紀晚期，課程研究范式發生根本轉換，“從以行為科學為基礎的量化研究轉向以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方法論為基礎的立足于解釋學分析的質性研究，以個別科學為基礎的‘范式話語’轉向了以敘事為基礎的敘述性話語。”[4]從中可見人類學課程觀對課程研究的影響。

二、“中國文化概論?笨緯倘諶肴死嘌Ю礪鄯椒ǖ耐揪?

“中國文化概論”是一門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課程，在本質上更符合人類學者對課程的內涵和功能的定義，因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學生傳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特征及價值，培養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和認同感，從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在教學實踐中融入人類學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學內容的篩選、教學方法的運用、課堂的構建與學生的參與和接受行為等均可在人類學視野中獲得新的啟示和發展。

（一）課程內容和知識選擇的多元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無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各類教材也層出不窮，以張岱年、方克立編和金元浦編《中國文化概論》等為代表。面對博大精深、龐雜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內容的選擇成了難題，高校和學界對這門課程的體系和結構尚未達成共識。各類教材大致將中國文化分為三大版塊進行闡述，第一塊是中國文化的發生機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塊是中國文化的多種表現形式，如典籍、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和傳統倫理道德等專題；第三塊是中國文化的特征和價值分析，包括中國文化的類型、特征、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系統等。教材之間的差異性基本上體現在對第二塊中國文化表現形式的取舍上人文歷史論文，無本質區別。這三大版塊按照文化的發生、表現和內涵的邏輯，描繪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難發現，這些內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層面，民族、民間和地域性的鮮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學課程應如何選擇內容和知識？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布迪厄認為課程應該是一種反思性實踐，課程實踐者應警惕和批判課程中隱藏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代表統治階級或主流社會的意志在課程內容選擇和課程實施過程中的文化專斷，以強硬、武斷的方式使學生接受強勢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國“中國文化概論”的課程內容設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專斷性，課程知識的一元化和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特征相違背。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擁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多樣性文化，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國地域遼闊，區域文化異彩紛呈。再次，中國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共同構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趨于一體化的今天，對不可復制的文化多樣性的堅守顯得尤為彌足珍貴，“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應擔負起在高校傳遞和傳承我國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民俗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內容，踐行教育人類學者倡導的實現多民族國家民族間文化交流和共同繁榮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跨文化比較視野

人類學整體論強調將文化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全面把握某種文化的來龍去脈和內部元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中，也需要教師首先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整體文化系統，不僅構建各種文化表現形式之間的緊密聯系，同時也要關注中國文化的線性發展。我們在了解古代遺留的優秀文化傳統時，也要關注現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熱點問題，如傳統文化的變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設置專題進行討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代際傳承的途徑，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發大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促使其樹立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從而進行了解和探究其內涵的活動。而眾所周知，根據族群認同理論人文歷史論文，認同感的激發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動和族群邊界的場景中得以凸顯的。由此，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也應放置到跨文化比較的視野和背景中踐行，在與他者文化進行對比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課程中設置中外文化對比研究專題，以促學生從更為寬廣的視域理解和反思中國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認知其精華與糟粕。如在關于中國人民族精神和性格專題的教學中，筆者首先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討論：“在你的感性認識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有什么區別，原因是什么？”引導學生從感性層面到理性層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異。很多學生認為西方人的獨立意識猶強，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國人重集體、西方人重個體的文化差異。筆者再引導學生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尋找原因，結合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柏楊《丑陋的中國人》等中國國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對中國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在中西文化對話的視野中，使學生領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7]的真諦。

（三）參與觀察中國文化

在西方國家，田野作業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廣泛運用于教育實踐和研究領域。課程和課堂就是一個田野作業點，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書寫，一門成功的課程是行動和對話民族志的典型藍本。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參與觀察和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參與觀察都至關重要。

首先，教師兼有教學者和課程研究者身份，可通過參與觀察、結構訪談等方式融入學生的學習過程，?髡教學方法，還可撰寫微型研究報告與學生共享。如筆者在訪談中發現不同專業學生對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期待值差異，文學專業學生希望其是一個研究型課程，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則希望其是一個偏重知識性和實用性的課程，在教學中便根據專業需求適當調整教學內容。其次，有效課堂的創造需要學生的主動參與和創造，對中國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體驗與感悟。因此筆者在教學中設置了田野環節，將學生分組，每組≡褚桓鑫幕專題，≡裉鏌暗愕韃榛蟯ü網絡、文獻和訪談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課堂上展示，其他同學參與評價和討論。學生們分別選擇了刺繡、生肖、飲食、對聯文化等小專題人文歷史論文，用圖片、視頻等豐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動的文化內容。學生們一致認為通過田野調查的文化體驗活動，真正掌握了活態的傳統文化，內化于心。相比純理論的課程，參與觀察法的運用使學生領悟到，體驗文化不僅是知識汲取，更是一種能力的獲得。在課堂營建中，教師還應注重主客位視角的轉換，豐富教學手段。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傾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體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進行價值中立的判斷。

三、結語

在人類學者看來，學校課程肩負著人類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全球一體化、網絡文化發達和現代性危機不斷涌現的現代社會，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發揮在大學生中傳播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是一個長期的反思性實踐。運用人類學理論方法，轉變教學理念，改革教學內容和手段，僅僅是一個開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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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篇（4）

 

我們都不會忘記，在北京奧運會上，“金鑲玉”獎牌的設計讓人眼前一亮。金和玉的完美結合不僅凸顯了獎牌的價值，更是將中國文化很好地與奧林匹克精神結合起來。在中國文化發生和發展的歷程中，玉文化始終是中國文化中最值得傳承和重視的部分。

關于玉文化的研究層出不窮，可金玉文化的概念還很少見。國內對玉文化的研究還停留在玉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上。本文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對金玉文化的差異做了對比研究，并探究其差異的深層原因。

1.中西方金玉文化差異

1.1 中西方金文化差異

在韋氏詞典中，關于 “gold” 的表達有超過370種，這些表達通常含有褒義色彩，象征著財富，幸福以及成就。比如我們經常所說的goldenages/years/days.

同樣的，在漢語詞典中，也有很多關于金的表達。許多表達與英文中的 “gold” 類似，但是金在漢語中的意思要遠遠多于“gold”，尤其是在古代，金泛指所有的金屬。在《辭源》中，有超過250條關于金作為財富象征的表達。比如說金夫，金甲，金沙等等。而帶有金的中國的四字成語更是數不勝數。例如金枝玉葉，金科玉篆，金石良言等等。

此外，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國家，金一直與宗教密切相關，在圣經中，gold 出現了大約500次。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表達“Now Abram had great wealthof cattle and silver and gold”。金在圣經中象征著權勢。在中國，金也廣泛應用于宗教中。比如說，在佛教盛行的265-589年，大量的金子用于建造雕像，寺廟，在佛教經文中也有很多關于金的描述。

盡管有關金的文化在中國和西方大致相同，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差異。在英文中，金都與財富直接相關，可是在中文中并不是，比如說金風是指秋天的風，金戈鐵馬是戰爭的標志，鳴金收兵是指打鑼并召回部隊。金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不僅僅因為它的提取和冶煉需要很大功夫，還因為它擁有可切割性，耐腐蝕性，持久性以及攜帶方便等等其他金屬無法比擬的優勢。金能夠使用在很多地方，如經濟，裝飾，電子，航空，天文等等。此外，金在調節經濟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視。

1.2 中西方玉文化差異

黃金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以及中國歷史上幾乎相等。但是玉石在中西方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事實上，玉在中國蓬勃發展，可在西方文化中卻很少有玉文化的蹤影，因此在韋氏詞典中，只有12種關于玉的解釋，而其中9種都與它的物理性質有關。

在中國文化中，玉文化是獨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中國自西周以來，儒家就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用玉蘊含的道德來規范人的言行。在中國文化發生和發展的歷程中，玉文化成為中國文化中融物質與精神甚至多種品格的特殊文化。中國玉文化不僅有上萬年的悠久歷史，重要的是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當代，玉文化之“象”和“脈”均在。雖然社會文化、經濟、生活的諸多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中國人的“玉之情結”仍在，中國文化的“玉之品格”仍在，它仍然是中國文化最值得傳承和重視的部分。

2. 中西方金玉文化差異的原因

雖然玉文化在西方的缺失和在中國的繁榮是多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意識形態的差異所致。免費論文。也就是說，這是由中西方價值觀，世界觀以及特定的思維方式的不同所決定的。

2.1 倫理思維與認知思維

中國倫理思想，是君主和大臣之間，父親和兒子之間，丈夫和妻子之間，老人和年輕人之間的倫理關系，保持倫理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鞏固封建制度。中國的先哲思想，尤其是在中國半封建的地理條件和小農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儒學思想，使大部分中國人熱切地關心道德素養以及政治生活，而不是探索大自然的無窮奧秘。玉石光彩的外表，滑而堅硬的質地，令人愉悅的聲音使它成為中國倫理思想的代表，它不僅僅是一塊華麗的石頭，它被賦予更加深刻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玉石與政治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維方式往往是趨向認知型的，古希臘開放的海洋地理條件以及它的周邊區域，尤其是其手工業，商業，海洋業的發展，使古希臘的哲學家對天文地理，數學，物理等科學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當時，哲學家及科學家都爭先恐后對神秘的自然界展開探索，他們以此為興趣和任務，因此在那個時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如亞里斯多德，培根和皮亞杰。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西方人在試驗的基礎上發展了他們的認知思維模式。人們平靜對待自然現象，并且嘗試通過深入研究來解釋其產生的原因和內在屬性。他們也會像中國人一樣研究玉石，但僅僅是客觀地研究它的物理屬性，比如說玉石的物理性質以及它與其他物質之間的化學反應。總之，認知型思維的人僅僅是把玉石看作一種客觀存在物質，而非其他任何與社會文化相關的產物。

2.2綜合思維與分析思維

通常，善于綜合思維方式的人認為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社會秩序和普遍的秩序都處于一個有機的整體，他們更加注重一個整體與各個成分之間的協調能力，而并非單獨的個體。在古代，中國人會從自己的直接經驗中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對稱的，所有的事情都具有雙面性，它們之間互相依存，互相補充，互相對立。一個人只有充分考慮到事物的雙面性，兼顧到任何一面，讓他們之間成為對稱的整體，他才能對事物保持一顆愉悅的心情，從而獲取平衡感。這源自于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譬如說孔子視黃金如糞土，崇尚中庸和和諧，反對沖突等等。視黃金為糞土的觀點恰恰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這也是道教的主旨所在。偉大的道學家莊子認為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獨立的個體。莊周夢蝶便是一個很好的佐證。莊子之所以選擇蝴蝶，是因為他認為萬事萬物都以它們相互之間的內力存在，這種強大的內力能夠使它們相互競爭，得以繁榮。大的生物如此，而細微的生物更是如此。把自己和蝴蝶聯系起來，莊子闡明了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免費論文。

玉石富有光澤但并不耀眼，表面光滑柔軟，富有棱角但并不鋒利。小小的瑕疵使玉石愈發動人，可謂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而這正與一個人高尚的品德交相輝映。玉石的柔和光滑象征著一個人富有仁愛之心。玉石光滑的棱角象征著一個人擁有足夠的個性，但同時能夠做到溫和謙遜，而并非炫耀武斷。它的瑕不掩瑜象征著一個誠實的人毫不掩飾自己的長處與不足之處。總之，再也沒有比玉石更能夠代表中國傳統美德的東西了。

與綜合性思維不同，西方人更加注重分析性思維。也就是說，他們要了解一個事物，必須要從構成這個事物的若干要素著手，了解每個要素的性質，功能，以及它們與整體的關系。所有的要素都是獨立的個體，這些個體之間相互區分，相互對立。因此，西方人始終認為自然獨立于人類社會之外，它能夠被人類社會所征服。在人類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他們更加強調人類在社會中的主觀能動性。這與傳統中國思想中強調的人類與自然，主觀與客觀，個人與集體的思想有很大的區別。免費論文。

由此可見，對于西方人來說，玉石只是一個獨立于人類社會之外的美觀的石頭。它可以供物理學家在實驗室中研究，也可以供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在特殊的地點展開考究，更可以供喜好收藏的人在市場上購買并且欣賞。除了是塊美觀的石頭外，玉石對于他們來說毫無文化意味而言。

2.3 求同性與求異性

兩千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由集中的氏族制度來主導，也就是社會規范以及個人信仰的統一性。從統治階級到被統治階級，人們按照大致相同的思想模式思考。他們應該按照同樣體裁的文章，表述同樣性質的觀點（連,2002）.任何反對的聲音都被認作是異端，由此便形成了中國式求同性思維。它注重求同，拒絕求異。求同性和我們之前所說的倫理性，整體性一起構成了中國集體思維的特點。它也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諧觀。玉石諸多獨一無二的良好品質恰好吻合了人們對于和諧概念的追求，并自然而然地被賦予了文化內涵，玉也就因此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里逐漸發展成為蔚為大觀的玉文化。

與中國的傳統思維不同，西方人認為，對待一個問題應該從不同角度出發，并找出不同的解決方案(連, 2002)。自古以來，西方思維模式一直隨著時代和科學與民主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著，因此多種多樣的思想和理論體系產生了。不同的思想之間可能會充滿沖突。例如，經驗主義的代表者培根和洛克主張歸納法，貶低亞里士多德的推論法;而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贊成推論法，貶低歸納法(連,2002)。 在很大程度上，個人主義源自這種批判性的思維發展而來的科學。那些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人，很少對自己的觀點產生過猶豫，相反，他們會提出不同的論調并對權威持懷疑態度。在玉的自然屬性中，似乎很難找到玉所代表的和善與西方人個性中的侵略性相似的特點。

3.金玉結緣—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北京奧運會上，金和玉的完美結合讓人眼前一亮。獎牌正面為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臘勝利女神和希臘潘納辛納科競技場，獎牌背面的邊緣為金屬，中心鑲嵌著取自中國古代龍紋玉臂造型的玉臂。玉器是中國玉禮器之首，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地四方”。中國自古傳承著一句“化干戈為玉帛”的名言，“干戈” 指古代戰爭和兵器。玉帛是指玉器和紡織品，是會好友的禮物，隱喻和平。將和田玉鑲進奧運金牌，表明著中國人民希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它為獎牌加入了中華民族的體溫，加入了情感聯絡，是中西方文化合璧中最燦爛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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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二、文化差異問題導致的景區公示語翻譯障礙

第一類是由文化空缺、文化沖突和文化缺省引發的詞匯層面上的空缺沖突現象而帶來的翻譯障礙。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演變、、價值觀念和社會習俗等等使得兩種語言的詞匯多以文化負載詞的形式顯現出來非對應、非重合等現象。此外，漢語中的某些詞匯即便能在英語中找到指稱意義相同的詞，但其聯想意義或隱含意義也不同。第二類是由語篇層面上的行文和修辭的差異引起的翻譯障礙。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維方式和審美觀念反映在語言中，形成了漢英民族在謀篇布局、修辭方法等行文習慣上的差異。漢民族主張天人合一，喜歡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書畫、建筑、詩歌等文藝作品講究意合，注重神似，風格趨向簡雋空靈，反映在語言上體現為漢語行文辭藻華麗，情感橫溢，聲律對仗，音韻和美。此外，受中庸哲學思想的影響，從美學角度講，漢族觀念別強調平衡美，頻繁地使用對仗、成語等修辭格，尤其在旅游資料介紹中大量使用四字句。然而，西方哲學強調的是分析型的抽象理性思維，反映在語言上體現出英語重邏輯、重形和、重寫實的特點，其句式結構嚴整，思維縝密，用詞強調簡潔自然，描述突出直觀可感。

三、目的論與景區公示語翻譯的文化差異問題處理

目的論注重的不是譯文與原文的對等或者趨于完美，而是強調在分析原文的基礎上，以譯文預期功能為目的，選擇最佳的處理方法從文本類型和功能方面來講，旅游資料屬于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祈使文本的綜合體，同時具備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景區公示語的翻譯，目的就是要向國際游客介紹景點，傳遞信息，讓他們讀懂、看懂，并且喜聞樂見，從而順利地傳播和弘揚中國文化。景區公示語翻譯中文化差異問題的處理應該遵循如下原則：以傳播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以國際游客為導向，在處理文化差異問題時應以中國文化為取向，以譯文為重點，盡量保留中國文化特色，既要忠實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讓國際游客容易讀懂、理解并接受。

篇（6）

事實上，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與文化日益進步，青年們更應有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豪邁情懷與深刻思想性，可是基礎應試教育的威壓、落后的教育觀念給我們培養出了無數唯唯諾諾的“考試機器”，有著獨立見解、思想深刻的高中生實在為數不多。更為可嘆的是，那為數不多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學生也不敢放棄高考的誘惑。他們在高考作文中根本不敢暢所欲言，也不敢表達一點點不同的見解，原因是一輩子只有一次，輸不起。

新課程標準提出高中階段的作文教學應指導學生“考慮不同的要求，以負責的態度陳述自己的看法，表達真情實感，培養科學理性精神”。可見，作文教學不應僅僅停留在教會學生寫框架式的議論文，更要加厚學生的知識積淀，教會學生如何獨立思考、深入分析，引導他們走向更開闊、寬廣的天地，讓學生寫出真實而富有靈性的好文章。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更應注重學生的思考性、思辨性的培養，如何能讓學生帶著應試教育的鐐銬跳起洋溢思想性的舞蹈則更是我們一線教育者的必修課。為了上好這一課，筆者認為應從時評閱讀中汲取思想的火花，從而使學生的作文靈動閃耀。

一、時評閱讀之路歸正

葉圣陶說過：“閱讀是吸收，寫作是傾吐。”韓愈的一句話則揭示得更為形象，他說：“學以為耕，文以為獲。”也就是說，“耕”是“獲”的前提，“學”（閱讀）是“文”（寫作）的基礎。基于先賢的認知――閱讀，是寫作的根基。因此，許多學校還開設了閱讀課，以擴充學生的閱讀儲備，更有教師印發大量時文，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質量。但是時評閱讀之路的尷尬無可避免：對時評閱讀足夠重視，卻沒有帶來相應的回報。時事閱讀之路，是否應堅持走下去？時事閱讀之路，路在何方？

正如章熊所指出的：“研究剖析作者的思考，揣摩體味作者的語言運用，培養語感，這種‘揣摩謀篇’的教學能夠有機地把語言訓練和思維訓練結合起來，成為我國語文教學的特色，獨步于世界教壇。”潘新和先生也大力呼吁語文教學應由“閱讀本位”過渡到“作文本位”。這都啟示我們：時事閱讀，應以作文為基點和歸宿，揣摩時文作者的語言與思想，從而有效提升作文能力和語文素養。如何引導學生進入一種高效率、高素質的閱讀狀態，拓寬學生的文化視野，沖擊學生的思想，引發學生的思考，帶來議論文寫作的高效益，則是時評閱讀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線教育教學的工作的筆者做了初步探索，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由簡易到復雜，由單一到多樣，逐漸展開。

1.課堂內外，互為補充，使時評閱讀有系統性

首先，以課文為基點，縱向挖深度。

課堂教學時間有限，但舞臺卻很寬闊，時文閱讀能為教材學習做好鋪墊和延伸工作，如，配合《我與地壇》的教學，可以補充史鐵生《合歡樹》《秋天的懷念》，讓學生更好地體味史鐵生與母親之間細膩、感人的親情，同時課外補充史鐵生《命若琴弦》《史鐵生的坦蕩辭世是一個示范》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對生命、對人生的態度。

其次，以時文為線，橫向拓廣度。

當學生通過課文基點積累了若干個作家點后，筆者認為還需要為他們架構起一張時文之網，在橫面上進一步延伸，并形成系統。如，配合《將欄桿拍遍》這個知識點，可以補充《讀柳永》《亂世中的美神――李清照》；看到梁衡對于宋詞大家的評論，補充《跨越百年的美麗》，讓學生領略梁衡對“美麗”的全新解讀，體悟永恒的生命哲學；在功利化之風愈加濃厚的當代，補充龍應臺《給河馬刷牙》、魯樞元《從陶淵明看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幫助學生構建起個人的精神家園。

2.讀寫并舉，互為促進，使時評閱讀有內容性

首先，引導學生撰寫摘要和讀后感。

其次，借助時評閱讀，提高學生議論文語言的駕馭能力。

最后，撰寫時事評論文字，形成“百家爭鳴”的氛圍。

現階段的時文已經發展得相對成熟，幾乎各種媒體中都活躍著它的身影。為學生撰寫時事評論文字提供了有效范本。筆者嘗試：在每學期初布置任務，將全班45人劃分為6個時事閱讀小組。每周由時事閱讀小組組長確定時事主題，并選派一位學生在周一課前五分鐘講述時事新聞或熱點事件，并對此概括感悟或評論，這些感悟評論或是自己有感而發或摘錄借鑒時文，再由該學習小組選派兩名學生就該事件繼續提出看法，也可由其他組成員來評議駁論、爭議商榷，形成“百家爭鳴”的研討氛圍，使得學生懂得許多社會知識，看清紛繁世相背后的實質，學會科學、理性的分析、解決問題，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3.師生對話，互為提高，使時評閱讀有愉悅性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巴赫金《詩學與訪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了閱讀的根本在于多種聲音對于文本的相互溝通、相互對話、相互交流與融合，如此才能形成一種建設性解讀，同時也可以放大學生的閱讀愉悅性與積極性。

二、時評閱讀助寫作走向深刻

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是議論文走向深刻的必要條件。而時文閱讀將讓學生從蕪雜的信息中篩選有效信息，去偽存真，揭示問題產生原因的能力逐步提高，更在對話的過程中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高度立論、深刻透辟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讓學生領略了議論文語言的鮮活靈動、素材的時代氣息。如此看來，時文閱讀將學生的議論文寫作能力大幅提高。而如何引導他們在具體寫作時帶著高考的鐐銬展現精當獨到的議論分析能力，則是教師值得思考的問題。

筆者經過初步嘗試，發現一條可操作之路。

第一步：引述時事材料。在議論文開頭，抓住時事關鍵，簡潔概括至80字以內。如《底氣》開頭：“天安門廣場邊，一個新造的孔子塑像被豎起。”同時在引的同時要扣住論題，提出論點。如，上文《底氣》中有：“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打造中國的文化底氣，提升文化軟實力，成為當下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材料，4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氣》，首先分析先秦文化因為開化了世界文化而成為中國文化的底氣，接著質疑當今中國文化向先秦文化尋求底氣的原因，再次分析先秦文化成為當今中國文化底氣帶來的弊端。這樣層層剝離分析、評論，縱向論證，深入挖掘，使議論文有了論述力度。

第三步：聯系現實，2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氣》承上過渡，自然聯系到西方文化底氣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而非單獨的文化名人。搜集典型論據，扣題論證，并提出怎樣真正鑄就當今中國文化底氣的措施。

第四步：總結全文，100字左右。回扣材料，升華總結，收尾要求形象有意蘊。如上文《底氣》結尾：“回首悠悠五千年，孔子老先生孤獨地站在歷史的起點，他瘦弱的肩膀撐不起一個民族的脊梁。重塑中華文化底氣，你我需共同努力。”

篇（7）

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性格、思維方式等的總模式，是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一個民族的全部活動方式。它為一個語言社會的全體成員所共有，也為這個語言社會所獨有。文化既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雖然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社會信息化的發展，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正變得越來越像個“地球村”，中美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日趨頻繁，但是中美文化差異依然存在。

一、中美文化差異現象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化和歷史的沉淀，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卻只有200多年的歷史。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巨大的，它是兩國人民交流和理解的障礙和鴻溝。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復雜而多面的。

(一)文化觀念的差異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歷來主張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也就是說，凡事都要遵循一定的規矩，并受到等級觀念的制約。例如，晚輩見到長輩為表尊重要主動打招呼；學生要尊敬老師。而美國文化主要承襲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級觀念淡薄。美國人更注重個人權益，追求人人平等，沒有輩份間過多的禮節。子女對父母、學生對教師都直呼其名，子女可以與父母爭論問題．或提出自己個性主張。

在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人情在中國社會中有其一定的社會結構性，人情與面子是相互聯系的，講情面的人會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地回報別人的情誼。因此，在中國文化中．自我評價是在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及互相交往的情誼中建立和實現的。中國人強調家族及階級層次。中華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們之間相互信賴，團結合作，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集體利益總被放在首位。在衡量個人行為時，往往是以道德為準則，注重和諧、群體利益的維護，這與美國文化截然不同。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強調個人潛力的發揮，個人目標的實現及個人利益的追求，信奉法律至上。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多為互利關系，表現出人情較為淡漠，但卻十分重視個人利益和自由，個人自我意識較強。

(二)思維方式的差異

思維方式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受到生產方式、歷史傳統、哲學思想及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綜合影響。受不同文化背景制約的中美兩國人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人偏向綜合性思維．強調整體優先，采用從整體到部分的思維方式，如表達順序時，要由大地方到小地方，即國家一省一市一區一街一號；表達時間是按年一月一日的順序。美國人則偏好分析性思維，強調部分的優先，在表達空間順序時與中國相反，由小地方到大地方，時間的表達也由小到大。

(三)風俗習慣的差異

在社會風俗習慣方面，中美雙方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以中美文化對待不同動物的態度為例，在大多數的中國習慣語中，“狗”這個字都是貶義的，例如“狗仗人勢”、“狐朋狗黨”、“狼心狗肺”等等；然而在美國文化中則完全相反，他們認為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這種態度也體現在習慣語中，例如“Youarealuckydog”意思就是你真幸運。同樣地，在談及“貓頭鷹”時也是如此，英語習慣語中有這樣一句話“aswiseasanowl”(像貓頭鷹一樣聰明)表明在美國文化中把其當成智慧的象征：然而，中國文化對待它的態度卻截然相反，由于貓頭鷹長得十分奇怪，叫聲又很難聽，因而古時迷信的人稱其為“惡嗚”，說聽見夜貓子叫不吉利，至今還留下了“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等迷信傳說。

(四)宗教信仰的差異

宗教信仰也是中美文化差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佛教傳人中國的這2000多個春夏秋冬里，其思想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中國人。更深深地植入到中國文化之中，對中國的語言詞匯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相當一部分的成語都是與佛教有關的，例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五蘊皆空”，“半路出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這些詞語如果單單從字面上來譯成英語的話。會讓美國人無法理解。同樣的，作為美國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也深刻地植入到了美國文化之中，“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上帝”，“1991年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美國人相信上帝大約在一萬年前創造了人。”因此，在美國文化中，“上帝”(God)這個字代替了“佛”在中國的意義，一些習語和諺語也與這個上帝有關．如“Godsendsfortunetofools”(傻人有傻福)，“Godblessyou”(愿上帝保佑你)!

(五)非言語交際的差異

中美非言語交際也有很大差異。首先，在中國，我們不善于用肢體動作來表達人與人之間的友好與親近，例如擁抱、親吻。而在美國文化里，父母和兒女之問、兄弟姐妹之間、好友之間，從小到大都沒有問斷過擁抱和親吻。其次，在美國，當人們相互交流時，互相注視著對方的眼腈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有句話說：“Nevertrustapersonwhocan’tlookyouintheeyes”(永遠不要相信一個不敢看著你跟睛的人)。但是在中國卻不需如此，甚至一些中國人為了表達他們的謙虛或尊敬而故意避免注視著對方的眼睛。再次，中關兩國人民對于各自的空間距離都有著不同的要求。多數美國人在交談時都不愿意離得太近，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電梯、公交車或火車上，中國人可以容忍互不相識的人擁擠在一起，而美國人卻無法忍受這樣的身體接觸．因此在對個人空間的要求上面．中國人要比美國人小得多。不僅如此。文化差異也體現在學校里．中國學生通常必須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以示尊重．而美國學生一般都坐著。

二、中美文化差異形成的原因

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現象，其原因也是各自不同，紛繁復雜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歷史和地理條件的影響

中華民族生活在廣闊的內陸土地上。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內陸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使得古代中國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農業經濟條件下人的生活規律基本上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勞動，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養成了中國人特有的萬物有限．有限寓于無限的哲學思辨觀念，強調了群體問的和諧。美國人的祖先源自歐洲沿海國家和地區，航海業的發展使他們相信人的力量，崇尚發揮個性，勇于探險，富于挑戰。他們講究速度與效率，精于計算，不滿足于現狀。他們抵達北美大陸后，成為了第一批開拓者。

自然條件的惡劣、氣候的多變和印地安人的騷擾使他們隨時應付各種挑戰，于是人和環境常處于一種相峙、對抗狀態，也需要他們高度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培養了他們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信念，是一種“海洋文化”的轉型。中國文化基于農業社會，這種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等級社會，強調等級與和諧；而美國不完全依賴于農業，他們對工商業的依賴較大，這些產業對個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與此相適應，美國人的思維取向是個人式的，與中國人人際式的取向不同。

(二)傳統思想的影響

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內陸文化，主張簡約、和諧、中庸、對稱與平衡。孔子主張“允執其中”“過猶不及”。朱熹稱：“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成了后人的一個道德準則，是調節人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魯迅曾舉過一個例子，若一個人嫌房子太暗，要開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對的，但他若要把屋頂掀掉，其他人便會勸他開個天窗了，這便是所謂的“中庸之道”。中國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際關系中要適當地調節與折衷，務求在不損害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別人都過得去，不至于造成群體內部的激烈對抗以致破裂，而無論是進取還是退縮，要有節度。合乎中庸，不走極端。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中國人的這種中庸與平和又在一定程度養成了一種惰性，過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創新意識與進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以辯證思維和整體思維為主要特征，具有經驗綜合性特點，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主張建立一種以集體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臘傳統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維方式上以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思維和分析思維為特征，強調個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種以個人主義為主的社會。美國人不太接受中間調和，是則是，非則非，喜歡標新立異。美國傳統中則貫穿了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信念，他們為了在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永遠愿意進行創新，渴望尋求解決老問題的新辦法，也愿意遷移，接受新的工作，進行冒險，而這也正是很多中國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為這一點，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緩慢而美國則經歷一個又一個經濟飛躍。

(三)認知系統的影響

從社會認知系統上講，中美的哲學和認識論在社會歷史背景中建構了不同的心理學理論。中國人生活中復雜的社會關系使得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來關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依賴性的；相反，美國人生活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所以他們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體和自身的目標之上。在這個社會認知系統中．社會組織對認知過程有著直接的影響，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就是這種認知過程的特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特性一直保持下來，對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人的認知以情境為中心。美國人則以個人為中心；中國人以被動的態度看待世界，美國人以主動的態度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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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10-0180-03

一、英語專業教學的現狀與反思

（一）英語專業學生的“去中國文化”化

從專業性質來說，英語專業學生首要的學習任務就是學好英語語言和文化，因此他們往往將之視為自己唯一的學習目標，認為中文及中國文化的學習無關緊要，甚至還會影響英語學習。久而久之，他們就會自覺不自覺的全盤接受英語文化，卻與中國文化漸行漸遠，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這種中英文化教育的嚴重失衡，已經導致了英語專業學生“去中國文化”化的問題，即英語專業學生對中文及中國文化越來越漠視甚至反感，這不能不引起英語教育者的反思和重視。

從課程設置角度來說，由于對中國文化教學的必要性認識不足，很多高校未曾開設英文講授的中國文化課。已經開設的中國文化課也大多是選修課，不僅課時偏少，采用大班授課，而且多是外聘教師采用漢語教材和漢語授課，因此不受學生重視，結果形同虛設。

從教材配置來說，英語專業的教材和閱讀材料大都以英美文化為內容或背景。讓學生盡可能多地接觸英語文化當然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教材中對中國文化的英文介紹少得可憐，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也導致了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忽視和陌生。

從師資力量上來說，用英語教授中國文化的教師不僅要精通英語，還要精通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要系統深入把握殊為不易，加之中國文化中有很多獨特的概念，用英語準確表述和講授難度較高，導致了高素質的中國文化教師的缺乏和課堂教學效果的不盡如人意。

從測試導向來說，英語專業學生主要面對的英語專業四級和八級考試，側重對英語基本技能方面的測試，八級考試雖有綜合知識測試，但只側重于英語國家方面，沒有任何測試中國文化知識的部分。在測試的導向作用下，師生自然就會輕視中國文化的教學和學習。

從對中國文化本身的誤解來說，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中國文化是中國學生的母文化，因此對他們來說就是與生俱來的知識，無需系統講授和學習。然而從實踐來看，并不盡然。不知孔孟者都大有人在，實在讓人瞠目結舌。很多英語專業的學生對中國文化掌握之少、之淺，常讓人痛心疾首。

英語專業學生“去中國文化”化的現象的出現，不僅完全背離了我國培養英語專業人才的方針和目的，也給他們的英語學習帶來一系列的嚴重后果，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二） 英語專業學生的“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中國文化失語”的概念由從叢教授在2000年首次提出，指的是許多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包括英語水平較高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能用英語正確、流利地表達中國文化，顯示不出應有的深厚的文化修養和獨立的文化人格，這幾乎已成為很多英語專業學生的通病。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中國文化知識的匱乏導致了跨文化交際的障礙。跨文化交際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互動過程，交際成功與否不僅取決于是否對交際對象有清晰的理解，還取決于能否與其進行文化共享和影響。如果交際的一方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內涵，就必然會影響到交際的必要性和交際過程的互動性。英語專業學生如果不能保持自我的文化身份，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到位，當然也就無法向交際對象介紹、解釋或者傳播中國文化，而沒有了這些，交際就會流于形式而失去真正的內容，所謂的交際過程自然也就舉步維艱了。

二是英語專業學生由于主觀上不注重學習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或者由于客觀上接觸不到英語表達的中國文化，導致不知如何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結果即使他們對中國文化本身內容略知一二，也不能用英語將之清晰、準確地表達出來，尤其在用英語表達中國獨有的文化現象，如宗教思想、中醫中藥、武術兵器、風俗習慣、傳統節日、名勝古跡、佳肴菜系等話題時，就會更加力不從心，常常是不知所措或者詞不達意，嚴重阻礙了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

二、英語專業開設中國文化為必修課的必要性

（一）弘揚民族文化的需要

學習英語語言和文化并不意味著全盤接受英語文化而放棄中國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力量和精神支撐。一個民族如果丟掉了傳統文化這個民族的黏合劑，就丟掉了民族之魂，終將淪為外國文化的附庸。英語專業學生每天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如不具備一定的民族文化底蘊，不能對中西文化進行客觀理性地比較，就很容易全盤接受西方文化而抵制中國文化。《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對于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應該更加注重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政策水平和組織紀律性，注重訓練學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傳承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能力。”因此，必須在英語專業開設中國文化課，讓他們充分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激發其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樹立其振興中華文化的使命感。

真正的跨文化交際是雙向的，我們不僅要積極地輸入異域文化，也要積極地輸出本土文化。如今，世界人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不斷深入，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持續升溫。短短幾年間，“孔子學院”遍布世界各地，顯示了中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也使我們急需大量能夠對外輸出中國文化的人才。英語專業學生是中英文化相互推介的紐帶，對外傳播中國文化是時代賦予他們的神圣使命。然而在國外中國文化熱方興未艾時，國內英語專業的學生卻日漸冷落中國文化，出現了中國文化“墻里開花墻外香”的局面。中國文化基礎薄弱的英語專業學生很難勝任文化傳播的任務，培養兼具中西文化修養，能夠傳承和傳播民族文化的優秀人才，已經刻不容緩。

（二）英語專業教學大綱的要求

人才是文化傳承和傳播的基礎，《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明確提出了培養具備良好中英文化素養的英語專業人才的要求：“高等學校英語專業培養具有扎實的英語語言基礎和廣博的文化知識并能熟練地運用英語在外事、教育、經貿、文化、科技、軍事等部門從事翻譯、教學、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復合型英語人才。” 英語教學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而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能力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化課可以幫助他們學習中國文化知識，提高他們用英語準確表達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的能力，能彌補其知識結構的缺陷，補長其語言表達的短板，從而提高其跨文化交際能力。

《大綱》指出，“英語專業學生要熟悉中國文化傳統，具有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能力，提高對外介紹能力。”“在專業課程的教學中，要注意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中國文化課可以引導學生提高文化差異的感悟能力和文化思辨能力，使他們在吸取異域文化精髓的同時，也能繼承和發揚本土文化的精髓，并且能夠取長補短，融會貫通。中國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學者，如林雨堂、、梁實秋、錢鐘書、蕭乾、王佐良、楊憲益、許淵沖等，不僅是熟稔英文及英語文化的大師，更是精通中文及中國文化的巨擘，他們在推介、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為英語專業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范。

《大綱》還指出，“這些人才應具有扎實的基本功、寬廣的知識面、一定的相關專業知識、較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素質。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實的英語語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語專業知識的前提下，拓寬人文學科知識和科技知識，掌握與畢業后所從事的工作有關的專業基礎知識，注重培養獲取知識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中國文化課能夠讓學生感受中國文化魅力的同時，幫助他們豐富知識結構，擴展文化視野，增強文化底蘊，陶冶道德情操，提升人文素養，增加人格魅力，使他們成為兼具精深的學術知識和迷人的人格魅力的國家建設人才和中外交流使者。

（三）優化課程體系，完善學生知識結構的需要

根據木桶理論，由許多塊木板箍成的木桶的盛水量是由這些木板共同決定的。若其中一塊木板很短，則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若要木桶盛水量增加，就必須換掉短板或加長短板。對我國很多的英語專業學生來說，中國文化知識匱乏已成為他們知識結構中的一塊短板，日益妨礙了他們更好地學習和運用英語的能力。中國文化課可以通過優化英語專業的課程體系，提高教學效果，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有針對性地補償這一短板。

首先，中國文化課有助于英語專業學生解決翻譯和跨文化交際等專業課中避不開的文化沖突問題。翻譯是兩種語言的轉換，語言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因此譯者對語言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表達能力至為關鍵，譯者不但要有扎實的中英文基本功，還要對中西文化因素有一定的了解，缺乏相應的中國文化知識就會成為翻譯水平提高的瓶頸，使翻譯教學和學習事倍功半，而中國文化教學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

其次，中國文化課可以為英語文化學習提供對比參照體系。有比較才有鑒別，在英語國家概況、英美社會與文化等課中的英語文化教學中，需要引導學生對中英文化進行對比，分析兩者之間的共性和差異，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語文化的本質特征。但比較的前提是學生要對中英文化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對中國文化這個參照物一無所知，就談不上有效的中英文化對比。

再次，中國文化課還可為科研和畢業論文寫作提供更為豐富的研究選項。中國文化課可以幫助學生拓展研究領域，開闊思維空間，形成較寬的學術研究視野。比如對中國文化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可以將中英語言、文學、文化等交叉研究，豐富研究空間和研究思路。

三、結論

英語專業教學中對中國文化教學的忽視已引起學生在文化認同、表達能力、人文素質、知識結構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因此，在高校英語專業中開設中國文化必修課，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該在中國文化課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資源、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等方面進行系統和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1]陳建平，杜軍.英語專業教學不可忽視的一課：中國文化[J].成都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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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195

一、漢語國際教育中的教學問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穩步上升，教育質量不斷提高，政府對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也愈加看重。然而，漢語國際教育畢竟不是傳統專業，作為一個仍處在初始階段的專業，它在多方面仍不盡如人意。

（一）培養體制的不科學

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培養目標為適應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勝任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其學習的課程數繁多，且包含大量實踐訓練與論文，學習年限卻僅僅為兩年，其中課程學習一年，實習及畢業論文一年。無論從哪一方面看，該專業學生所能學習到的知識都是表面知識，而對外漢語需要的是擁有高素質，知識儲備量豐富的綜合性人才，兩年學習后的他們對漢語國際的推廣與發展恐怕難以勝任。

其次，該專業招生對象是具有國民教育序列大學本科學歷或本科同等學力的人員。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與發展不僅僅是語言文字的推廣，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傳揚。然而，大量數據顯示，其中多數學生并非語言專業，這代表大部分人的漢語功底可能并不那么優秀，甚至對本國的歷史文化底蘊了解甚少，只是簡單懂得雙語言，那么，他們對國際教育的學習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行為了。

（二）師資力量的不足

除了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上投入較大的幾所國內高校，極大多數在此專業的任課教師只會紙上談兵，而缺少應有的海外授課實踐經驗，甚至有些任課教師為其他專業擁有外語交流能力的教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若為師者自己都缺乏該門課程的專業性和基礎理論，如何讓學生在漢語國際中變得專業變得能承擔讓中國走向世界的重任？從更高層次看，作為漢語國際教育教師，在平時對學生論文的知道以及自身學術論文的發表中，理應集思廣益，海納百川，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對古代以及近代漢語，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文化，國內語言以及國外語言有清晰明了的認識，從而融會貫通，形成獨特的學術風格，引領漢語國際教育走向更遠。

那么，該如何解決類似問題？有學者提出一些合適的建議。首先，對課程進行合理安排，增加學習年限，在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后才能更有效的進行實踐訓練。其次，因材施教，對不同本科專業的學生進行不同課程的練習，以發揮學術本科所學專業與國際交接處的最大優勢。最后，提高任課教師的專業素養，關注擁有豐富經驗的教師或專家，給予他們優秀資源，賦以重任來調動其積極性。

二、漢語國際教育中文化差異

語言和文化息息相關，面對全球愈發流行的“漢語熱”，世界人民對中國的好奇心逐漸強烈，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在漢語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時候，必然需要介紹中國文化，可是在面對各國文化差異之時，我們又應該怎么處理隨之產生的問題呢？

（一） 準確定位漢語國際教育的文化交流

對外文化分為交際和知識，漢語國際教育作為我國潛在的對外文化推廣方式，毫無疑問著重點在交際文化，其次才是知識文化。而交際文化指的是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能將信息準確的傳遞，那么在進行教學研究的時候，應該將所需教導的社會文化與語言學相結合，進行文化對比，介紹中華民族的價值觀人生觀等，切不可空談文化藝術，忽略民族精神。

（二） 對不同國家語言思維方式的轉換

不同的國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周邊環境的影響，其文化傳承也是迥異，人民的思維方式也將大不相同。而語言交流的順利進行與思維的同步不可分割，這就要求我們做到思維的順利轉換。

我國長期以儒家文化為主，講究仁義博愛，說話謙虛委婉，更有迂回婉轉，從道理入手的俗規，其中的邏輯思維一般包含述說者的主觀成分。而西方文化注重事實，講究結果，這致使他們的語言先闡明主題后詳細講解，在講述上相對客觀直接。

純粹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兩者的敘述方式也大不相同。漢語多語句結構，整體敘述上多樣化，而西方國家，比如法國，詞匯多式多樣，不同意境不同時態具有不同詞義，導致使用的不同。

林林總總多角度，都需要我們先對漢語語言與文化進行深入了解后再對他國文化了熟于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自己的文化為主體，在適應他國文化的基礎上進行適當調整，才能進行跨文化交流，達到傳揚中國文化的基本目的，使漢語國際教育獲得優良的推廣及發展。

總結：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與發展是利用教學的指導，通過語言的傳播，向世界展示與宣傳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國際，應當獲得國家以及國家人民的支持。在進行一代代教育的過程中，我們要及時解決產生的問題，逐步完善漢語國際教育制度，將語言與文化有機結合，推動漢語國際教育的穩步發展，為我國增強國際影響力獻上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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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一、《Mulan》跨文化傳播背景

1、《Mulan》故事梗概

迪士尼描繪的花木蘭雖然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替父從軍”的女孩兒，但是很多情節是編劇重新構造的，該片故事梗概如下：

在古老的中國，皇帝所統治的中原地區受到北方匈奴的攻打，國難當前，每個家庭必須出一位壯丁為國家效力，當征召令傳遞至花家時，木蘭的父親——已經為國家出戰過一次的老翁接下詔令，不得不再次出征戰場。

主角木蘭——雖然背誦不出“婦有哪四德”，但是她卻試圖讓自己看起來賢淑可人，為的是嫁一個好人家，成為父母、花家祖先的驕傲。直到有一天，她坐在湖邊，看著湖中倒影，她意識到“木蘭有一顆心需要自由飛翔，她不想一生都去扮演一個角色”。詔令發來的當夜，木蘭毅然決然地穿起戰袍，偷出父親的長劍，跨上駿馬，奔赴訓練場。

木須和蟋蟀是編劇為豐富故事、增加喜劇色彩而設計的角色。在這兩個小家伙的陪伴與幫助下，木蘭在訓練場表現非凡，并在與匈奴的激戰中立了大功，連將軍李翔也對她感激不盡。

木蘭因傷暴露了性別，全軍嘩然，雖然木蘭沒有因“欺君大罪”受到懲治，但是她失去了人們的信任。當皇帝和滿城人民準備為勝利慶祝時，事態的發展再一次緊張起來——木蘭得知匈奴首領單于并沒有死，在緊急關頭，木蘭再次發揮她的才智，來到皇宮前從單于手中救出皇帝，這時緊張的氛圍才煙消云散，天下方才得以太平。

故事的最后，木蘭帶著皇上賜給的金牌回到家鄉，父親終于肯定了她的功績，木蘭終于找到了自己，同時也為花家帶來了至上的榮譽。

2、《Mulan》的全球影響力

《Mulan》于1998年6月向全世界公映、發行，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并在全世界范圍內創下了3億4百萬美元的票房成績。

雖然《Mulan》在中國內地沒有公映，但是DVD的發行和網絡的興起使得大批的中國影迷領略到了這部影片的風采，其中我國內地在2004年引進了《Mulan》特別版DVD，內含影片光碟、幕后制作過程、互動游戲、MV、動畫片段集錦。

二、《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Mulan》的制作、發行顯然不止針對國內市場，它能夠順利走出國門，在國外創下近2億美元的票房，與其跨文化傳播策略的正確使用息息相關。在影片中，迪士尼運用了大量的中國符號、中國元素，以水墨畫的風格構建了一個個古香古色的場景，吸引了大批熱愛中國文化的影迷。筆者采用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來對片中中國元素的使用進行分析，探究《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1、首次編碼——展現中國

由于影片的制作者（導演、編劇）與觀眾之間存在著時間、空間上的距離，作者所傳遞的信息如何讓觀眾準確無誤地接受是一個莫大的挑戰。《Mulan》這部影片的體裁選取于中國古代故事，編劇和導演在一定程度上試圖還原事情的原貌——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元素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了解，所以觀眾在觀影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都能夠看到不同的中國符號：龍、燈籠、小橋流水人家等，通過這些元素，他們更好地理解整個電影。

（1）霍爾的編碼理論。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同時是英國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

霍爾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建立了“編碼、解碼理論”，其理論基礎就來源于政治經濟學價值生產理論，霍爾將電視話語的生產流通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即編碼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電視專業工作者對采集到的原材料進行加工，為電視的影像和聲音符號賦予一定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往往帶有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會受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制約，所以電視專業工作者會選擇特定的聲音或者影像符號來進行意義的表達。

第二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成——也就是成品階段。霍爾認為，電視作品一旦完成，被賦予一定的意義之后，電視作品便成一個開放的、多義的話語系統，然后接受受眾的解讀。

第三階段是編碼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霍爾從人們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解讀電視的傳播效果，分析受眾的解碼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霍爾研究了觀眾對電視話語意義的態度分析，是否與電視專業工作者賦予的意義相一致或者持有其它不同意見。①

（2）人物形象編碼。為了拍攝《Mulan》，迪斯尼的制作團隊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繪制都建立在對古中國的了解之上。

首先是對人物和故事的選擇，選取“花木蘭替父從軍”作為本部影片的題材是因為花木蘭是中國歷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巾幗英雄，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拉近了作者與受眾的距離。

其次是對人物形象的繪制上，影片涉及到四個主要人物：木蘭、將軍李翔、皇上、匈奴頭領單于。影片作者在人物的創作上，對每個人的造型進行了編碼，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國符號——木蘭的形象特征為：長發、瓜子臉、鳳眼、身材纖細，這是西方人心中典型的東方人形象；皇帝的形象特點是：長胡子、白眉、龍袍；整個部隊為將軍李翔是瞻，李翔的特征為粗獷、強壯、硬朗、冷峻；匈奴頭子單于則兇猛、猙獰、殘暴，其反面人物形象一目了然。  （3）場景的編碼。好的環境和場景不僅能夠提供審美功能，而且能夠很好地突出人物特色，在場景的創作上，《Mulan》獨具匠心的選擇了中國水墨畫風格，除此之外，也特別注重對中國元素的使用：長城、龍、紅色的宮殿、燈籠、風箏、竹叢、中國功夫、鐘樓、嗩吶、舞獅、水稻、小橋流水人家，這些元素貫穿了影片的整個過程。

影片導演對這些中國符號進行編碼，無疑是想向觀眾傳達出“這部電影講的是發生在古中國的故事”，便于觀眾解碼。中國符號場景的頻頻出現加強了這部電影中國文化的氣息，為影片增添了美感的同時也拉進了作者與觀眾的心。

2、二次編碼——展現美國

雖然《Mulan》在選材、人物的形象和場景的布置上極富中國特色，但是觀眾依舊能夠感受出這是一部“好萊塢式”的中國電影：導演利用諸多中國符號的同時也不忘體現美國人的價值觀——個人英雄主義，體現好萊塢式的敘事風格——情節再緊張也不乏小幽默。提到《Mulan》對美國文化的展現，就不得不提到文化變異理論。

（1）二次編碼催生文化差異。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首次編碼是將原始信息轉換為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二次編碼則是將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轉變為可被他國受眾或全球受眾接受的信息。簡而言之，二次編碼就是語言的轉換和文化的對接。②

所謂的文化變異是指某種文化在異質文化環境中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情況下吸收異質文化要素而變成一種既具有該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異質文化的部分特征的新文化產物的現象。③

（2）美國文化的編碼。在影片《Mulan》中，導演對中國文化進行了二次編碼，形成了一個變異的文化符號，這個變異的文化符號是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相交織在一起形成的。

導演在影片中注入最多的美國文化莫過于“個人主義”，影片開始的前半段，花木蘭的人生一直由父母操縱，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洗染，一些臺詞諸如“男人出征戰場，孩子女人養”；“要成為男子漢，絕不認輸”將當時的封建思想還原的淋漓盡致。直到有一天，木蘭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傳統的封建思想自此被打破，木蘭要做回自己，不再服從于任何人的安排。

于是木蘭替父上戰場，在與匈奴的對抗中，憑借她“個人”的智慧，匈奴慘敗，之后匈奴卷土重來時，又是木蘭的“個人”智慧拯救了皇帝，自始至終導演都在像觀眾傳遞著一個觀點——封建思想需打破，個人英雄主義要體現。

另外，《Mulan》中也不乏一些賦有哲理的句子和一些讓人勵志的閃光點，比如木蘭在被眾人所拋棄時，她的小伙伴木須對她說：“things will work out，we started this thing together，and that is how we will finish it（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們該勇往直前）。

《Mulan》跨文化傳播的成功源于其對于中國文化的開發和利用，在首次編碼中，中國文化大量蘊含于人物形象、場景環境和人物動作中，這一系列做法使得《Mulan》中國特色鮮明，便于觀眾理解；二次編碼中，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碰撞引發了極具魅力的火花，傳統的中國元素與自由精神的組合迎合了全球觀眾的口味。

中國電影若想加快步伐走向國際，可以對《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多加學習借鑒，在電影選材上，立足本國特色，發掘有吸引力的內容，巧編碼，以擴大傳播效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