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業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畜牧業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發展有機畜牧業的對策分析

2.1各級政府應該重視有機畜牧業的發展

發展有機畜牧業，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作用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鑒于，有機畜牧對于生態保護、人畜安全、畜牧發展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作用，各級政府部門一定要認清形勢，積極參與引導有機畜牧業的發展，切實發揮其行政為民的職能。一方面要加大有機畜牧業發展的財政撥款扶持力度，對于發展有機畜牧業的地方企業、養殖戶主等等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調動基層民眾發展有機畜牧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加強基層有機畜牧基礎設施地建設，積極開展基礎性研究工作，提高畜牧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2.2要加強對基層組織民眾的宣傳培訓

從當地實際情況來看，各地方對發展有機畜牧業的認識尚顯不足，部分存在抵觸、漠不關心的處事態度。由此，加強基層組織民眾的宣傳培訓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要提高地方相關組織領導的重視，定期組織有機畜牧業相關知識座談會、組織參觀優秀有機畜牧業發展基地，使相關領導從實際出發認識到有機畜牧業發展必要性，從而提高其思想認識性。另一方面要提高基層民眾對有機畜牧業的認識，定期組織科技下鄉、舉辦培訓班、組織參觀交流學習等等，營造一個良好的有機畜牧業生產大環境，提高民眾自覺參與到有機畜牧生產的積極性，加快推廣力度。

2.3要重視地方的人才培訓，追求科學化發展

技術人才對于推進有機畜牧業的發展非常的重要。積極推進有機畜牧業的發展，必須要建設一支技術過硬的人才隊伍。首先，加強地方人才隊伍技術素質的考核力度，根據考核技術結果，有針對性的進行人才培訓。其次，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尤其是營銷、科研、管理類人才的引進。最后，要各盡其才，給予其充足發展空間，建立激勵機制，鼓勵其科研創新，保證用最前沿的科技來指導畜牧業的發展、加快技術成果的轉化。

篇（2）

農業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農業化，是有機體生產過程，農業生產不可在大范圍內逾越自然地帶而存在。我國地域遼闊，跨越數個自然地帶，從中國的東北到西南，從完達山開始，越過長城，沿呂梁山，經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東麓，東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區，瀕臨海洋，氣候溫暖濕潤，原生動植物多為森林型，產生了以農耕為主的農業；西北部分則深居內陸，高山峻嶺，遠離海洋，氣候波動影響大，干旱且多風沙，原生動植物為草原型，發端了飼養家畜為主的畜牧業。我國草原畜牧業主要集中于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積較大的省份；農耕畜牧業則廣泛分布于東部、南部種植農業大省，在氣候、交通、勞動力資源等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它們在歷史時期內的分布大體與自然地帶的分布相吻合。

（二）經營方式不同

經營方式的差異是農耕區畜牧業與草原區畜牧業最為明顯的區別。我國傳統農耕區農戶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為中心經營畜牧業，分散圈舍養殖，或以定居點為中心小范圍游牧。因農耕的需要而飼養畜禽，規模不大，因此需要的養殖技術較為簡單，對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約因素。草原區畜牧業普遍水熱條件較差，難以滿足定居的生態需要，多以游牧為主，活動范圍大，往往可遠至上千公里。由于氣候的波動性，草原區畜牧業不確定因素很多，如天氣、飼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動物侵襲等都可能成為制約因素，對養殖知識及生產組織水平的要求很高。為了對抗風險，減少生產的邊際成本，因此草原區畜牧業不以小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部落生產，家畜雖私有，但內部多有分工。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化生產，單個放牧單元的家畜規模可達成千上萬。

（三）農業經濟地位不同

畜牧業在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地位也有顯著差異。農耕區畜牧業的目的多是對種植業進行完善和補充，其目的在于提供農耕系統的養分循環、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區飼養的耕牛，不是為了肉用，而多是用來耕田、負重。故傳統農耕區種植業可脫離畜牧業而存在，而畜牧業則不可脫離種植業，是從屬地位。畜牧業則是草原區農業生產的支柱形態，幾乎是游牧民農業收入的全部。畜產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來源，同時由于游牧農業不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需要通過畜產品來交換農區的茶葉、糧食、手工業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產品也是牧民的生活來源。

（四）馴化的畜禽種類不同

農耕區畜牧業與草原區畜牧業對畜禽的選育標準有差異，馴化出的家畜種類、品種也不一樣。農耕區畜禽的選育標準主要為飼料轉化效率高，多為雜食性，能夠喂養農耕生產出的各種農作物，生產性能好。個體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獨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護，對惡劣環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點。總體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種類地域差別不顯著但品種區域有差別。草原區畜牧業飼養的幾乎都為家畜，它們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多為草食動物，且體格較大，便于牧人在空曠的草原地區監管。往往一個游牧系統飼養多種家畜，各有作用。家畜為了采食、躲避自然災害、種內競爭，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區家畜與環境之間經過多年的雙向選擇，家畜種類的區域差別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飼養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則飼養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適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類型不同

這兩種類型的畜牧業還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態。農耕區畜牧業分布于漢民族為主體的農耕文化區域內；而草原區歷史上一直為少數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據。從歷史傳說到歷史記載開始，就出現了中國文化的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分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雖草原民族與農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區域內的畜牧業形態幾乎沒有變化，所孕育的兩種文化，既有沖突，又有聯系與交融。農耕和畜牧文化不斷沖突與融合的歷史，曾是中國歷史的主線之一。

二、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農耕區畜牧業是人們利用農區中大量的農作物秸稈、陸生（或水生）飼料植物及豐富的農副產品等，采用舍飼、半舍飼經營方式，飼養牛、羊、豬、雞、鴨等家畜與家禽。農耕區畜牧業在當地農業系統中的地位雖不如草原區畜牧業，但因我國農耕區體量龐大，基數大，故在全國畜牧業總量占據的比例也非常大，歷來是我國畜禽產品的主要來源地。農耕區畜牧業除了提供豐富的畜禽產品，其重要的生態價值是通過畜禽轉化農副產品為有機肥，家畜糞便還田，保證了土壤肥力，維系農耕系統的養分循環，構建成中國傳統的生態型農業。農耕區生活可以獨立于畜牧業，但生產不能長期脫離畜牧業。中國農耕業精耕細作的傳統，有大量的技術措施都是針對種養結合，種植業和養殖業相互促進。中國的土地耕作數千年之久而未明顯衰退，畜牧業糞肥及其副翼性經濟作用功不可沒。如我國農耕核心地帶太湖地區，明清時衍生出了“農副產品—豬—大田”系統、“蠶桑—羊—桑田”系統、“蟲草谷—雞鴨—田魚”系統和“桑基魚塘”系統，這些復合生產系統中畜牧業都發揮了重要的養分轉化與流動功能。因中國南北地帶性差異較大，農耕區畜牧業文化遺產又有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和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的分異。

（一）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中國南方的農業系統主體起源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為濫觴，逐步融合荊楚和巴蜀農業系統，并隨著漢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閩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遠達西南巖溶地區，最終將稻作農業系統擴散到整個南方地區。稻作農業系統的畜牧業作為種植業的副業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糧—豬農業”這一簡單而又高效的農業結構，豬吃殘羹剩菜及多余農副產品，并輔以雞鴨鵝等家禽，按需促進役畜的飼養。以長江流域為主還產生了蠶桑養殖這一獨特的勞動密集型養殖業類型，長江上游的巴蜀和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都是重要的養蠶治絲起源地與發展地，衍生了蠶桑生產與其文化系統。南方農耕區畜牧業多舍飼經營，并培育出相應的品種，如太湖豬、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細，配合優良的水熱條件，種養相得益彰，生產效率很高，滿足了南方地區在宋代之后成為全國經濟、文化重心的物質需求。這一精細舍飼畜牧業模式的發生有其合理歷史內核，在現今及以后的畜牧業發展規劃中，其價值應予以肯定與重視。

（二）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北方的農業系統建立在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之上，并向北擴展到東北遼河流域，向南擴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達青藏高原東沿。種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態廣譜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馬、牛、羊、豕、犬、雞”六畜的養殖。畜牧業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種依生態系統而定，馴育出不少性狀優異的草食家畜品種。但隨后畜牧業的基調受“糧—豬農業”之影響，無不竭力種糧養豬。水熱條件較南方次之，沒有大量余糧大規模發展耗糧型畜牧業，但因農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積較大且不少區域處于半農半牧區，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動物的舍飼或半舍飼的畜牧業模式，在定居點附近進行適度放牧。精細管理的程度較南方差，但畜牧業的模式更為靈活，農牧結合，不專事農耕，如寧夏鹽池的灘羊養殖系統，甘肅民勤的綠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統等。北方農耕區靠近草原牧區，與其發生不自覺的系統耦合，還產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馬互市、甘肅臨夏東鄉異地育肥系統等重要畜牧業文化遺產內容。

三、草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我國天然草原面積巨大，類型多樣，從東北延續到西北的廣袤草原，是歐亞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發展畜牧業的優勢條件。草原地區發展畜牧業的時間很早，約在全新世早期，歐亞大草原的先民已進入游牧階段，并隨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產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隨著歷史的演進，在草原地區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遷移，但游牧畜牧業的農業生產形態未發生改變，構成游牧文明產生的物質基礎。歷史時期內草原畜牧業的最重要價值一是保護了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與景觀格局。我國草原畜牧業產生于草原生態系統，繼承了草原生態系統的區域性特點，畜牧業文化遺產也相應呈現出區域特色，在與其環境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形成了物種、土地利用系統、景觀、生態倫理觀念等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內容，在數千年中為維護生物多樣性，維持社會的經濟、文化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二為產生了除農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無論衣食住行，還是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無不融合了幾千年來各個歷史時期、各個游牧民族貢獻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們將無法想象華夏文明是何等式樣，更無從探索其發展歷程。草原區畜牧業文化遺產按草原類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為青藏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和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三大版塊。

（一）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蒙古高原生長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種禾本和豆科優良牧草，培育了牛、馬、山羊、綿羊、駱駝五畜為主的家畜。游牧技術發達，可通過家畜配比來提高草場利用率；缺乏高大山體，則依靠長距離遷徙的“走敖特爾”來追尋食物與躲避自然災害；生產組織多以部落為基本單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區在文化上更是大放異彩，因沒有阻隔交通與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這塊大草原上建立類似農耕政權的有效管理組織，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南北朝時期的鮮卑柔然、明時的北元等，他們都曾在此登臺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們揮師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營，又是他們班師回鄉休養生息的根據地。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既是孕育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搖籃，形成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又通過互市或軍事介入，與南方的農耕政權發生物質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在青藏高原農業系統中，畜牧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氣候寒冷潮濕，牧草生長期短。生活在這里的藏族牧民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從事畜牧業生產活動，并培育出了適應高原環境的專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馬、藏羊、藏豬、犏牛和藏獒等。畜種分布出現地域化、專業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類在狩獵生活中逐步認識和馴養出來的家畜，比較適應高原生態環境，分布較為廣泛；馬、驢、騾和豬等牲畜的高原適應能力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綿羊和山羊更能適應高寒環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間。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高寒草原畜牧業區域，游牧業經濟活動表現岀明顯的專一性、穩定性特點，其游牧系統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間的季節游牧，游牧的距離不遠，如四川紅原的麥洼牦牛放牧系統，甘肅天祝縣的白牦牛放養系統。同時青藏高原畜牧業還哺育了藏族及藏傳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農業倫理思想不過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傳統、野生動物愛護、禁忌文化等習俗，生態倫理思想非常濃厚。

（三）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內的內陸河流域廣袤區域，該區以多個分散的點狀綠洲為節點，構建了山地－綠洲－荒漠的復合生態系統。其發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氣候影響薄弱的廣大內陸，存在地帶性荒漠和高大的山體，高大山體構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氣候帶，分布著面積廣闊的草原，歷史上無數游牧民族在這里發展了草地畜牧業。高山上較為豐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挾帶沙石和土壤有機物，在山麓地帶形成沖積扇，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適于中生植物生長，于是成為草木豐茂，鳥獸繁衍的天然綠洲。綠洲以農業為主，在綠洲邊緣地帶進行著適度游牧，多為半農半牧或農牧結合的類型。該區培育出了諸如伊犁馬、大尾羊、哈薩克羊這樣的優良畜種。游牧方式為不同綠洲或山體不同海拔之間的長距離游牧，轉場可達上千公里，對生物的時間地帶性原理體現最為明顯。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帶性的局限，對地理地帶性加以剪裁、連綴，排除不適宜自身生存的環境時段，截取適宜自身生存的環境時段構建了全新時空體。同時由于山體的牧區和綠洲的農區大體沿山脈走向線狀分布，農牧區距離較近，農牧系統結合一直較好。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孕育了以哈薩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為主體的游牧民族，還一直擔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文化則以外入的伊斯蘭文化為主導。

篇（3）

2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率

各省區針對不同險種制定了不同的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率，保險金額多參照投保標的的生理價值確定。如表4所示，在能繁母豬險種上，除北京，上海少數發達地區的保險金額達到2000元，其余省區均為1000元，費率為6%，無明顯差異。奶牛的保險金額和保險費率差異較大，費率從4%到8%，保險金額從3000元到8000元不等，部分省區根據奶牛年齡、品種及飼養模式的不同，確定了不同的保險金額。如：北京市奶牛的保險金額按奶牛的牛齡及胎次分為兩檔。四川的育肥豬保險費率按規模進行了區別，鼓勵規模化養殖，以便集中管理，降低風險。新疆參照羊只品種、畜齡、飼養成本、市場價格的70%將保險金額厘定為6個檔次。2.4保險責任與賠付標準內蒙古畜牧業保險險種有能繁母豬、育肥豬、奶牛，均為中央財政保費補貼險種，保險責任范圍如表5所示，在賠付標準上規定能繁母豬和奶牛按保險金額進行賠付；育肥豬按照尸重和出險時當地生豬市場收購價格計算賠償。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對3種險種的保險責任與賠付標準大致類似，北京在能繁母豬的保險責任方面增加了難產；奶牛則針對固定圈舍內死亡或傷殘，經畜牧獸醫鑒定失去產奶能力的奶牛進行賠付，保險責任包括難產死亡或胎產所致傷殘失去繁殖能力。在賠付標準上，北京市也有創新，若能繁母豬、奶牛死亡，根據實際情況按保險金額的80%進行賠償；奶牛因胎產造成子宮受傷所致傷殘失去繁殖能力的，在此基礎上再減去奶牛殘值。除以上3種險種外，中央財政補貼險種還包括藏系牦牛和藏系羊，主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肅省和自治區開展。各省區也相繼開展了其他養殖險種，制定了相關的保險責任，如表6所示。肉雞的保險責任范圍大體一致，在賠付標準上，北京按肉雞的飼養日齡成本，江蘇按肉雞尸重計算賠付。2.5風險控制北京、江蘇、浙江、河南及黑龍江五省市所采用的不同的農業保險風險模式是目前中國現行的主要農業保險風險控制模式；不同模式下政府與保險人在賠付責任和風險防范上承擔不同責任，具體如表7所示。在巨災風險分散措施方面，目前，北京、江蘇的巨災風險基金制度較為完善，但籌建方式上差別較大。北京按農業增加值1‰計提農業巨災風險準備金并建立再保險巨災分散機制；江蘇則由保險公司和政府分別建立巨災風險基金，構建省市縣三級巨災風險基金制度。對比內蒙古，自2008年開始著手準備巨災風險準備金，實踐中因為種種原因，并未有效落實。

3各省區畜牧業保險的特點總結及啟示

以上從保險品種、補貼政策等7個方面分析了各省區畜牧業保險政策的異同點。基本特點如下：在保險險種上，除中央財政補貼險種外，北京、浙江等多省都相繼開展了符合當地養殖條件的保險險種。東部沿海省區多開展水產、家禽保險；中西部地區多開展畜禽保險，對保障養殖戶收入水平，促進當地畜牧業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在保費補貼上，財政保費補貼比例普遍在50%以上。受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的影響，財政補貼具有差異性，西部地區主要依靠政府補貼，對于較貧困的市縣，保費補貼的承擔存在困難。在保險金額上，保險金額多參照投保標的的生理價值確定，北京、黑龍江等省區按品種、規模、生長期將保險金額進行了細分，有利于畜牧業的規范管理和畜牧業保險的持續發展。在保險責任上，保險責任多針對由重大病害、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導致的保險個體死亡。各地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和養殖環境也進行了調整。相比北京的做法更為合理，針對牲畜的經濟價值進行賠付。在風險管理上，目前，只有北京、江蘇等部分省區建立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由于農業風險具有高度相關性，易發生農業巨災，各省區應加快大災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自2007年以來，內蒙古政策性畜牧業保險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也面臨保險責任范圍不切實際，產品結構單一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內蒙古畜牧業保險的發展。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啟示：

（1）政府財政補貼應加大對畜牧業保險產品研發的支持。

保險產品是否符合保險標的的特點，滿足投保人規避風險的需求，直接影響保險制度的有效實施。內蒙古畜牧業保險目前包括奶牛、能繁母豬、育肥豬三個畜種，而在內蒙古畜牧業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牛、綿羊等并沒有保險產品。在養殖過程中這些牲畜同樣面臨諸如病害、自然災害等多重風險。開發研究這些畜種的保險產品，既是完善內蒙古畜牧業保險制度的需求，也是提高內蒙古畜牧業風險規避水平，促進畜牧業健康發展的要求。

（2）根據牲畜養殖特點和經濟價值，調整責任范圍。

目前內蒙古實施的畜牧業保險大多是保障牲畜生理價值的死亡保險。保險責任所涉及的重大病害大部分屬于非常發性疾病，而在飼養過程中農戶經常遇到的疾病問題（奶牛養殖中常見的炎、產后死亡等）并未囊括其中。應結合實際，了解養殖戶的保險需求，適當保障一些疾病風險和市場風險，提高養殖戶參保的積極性。

篇（4）

此外，還要做好動物產品加物流配送和品種改良地的建設。在動物養殖過程中要強化動物檢驗檢疫工作，保障畜牧業動物制品及其副產品的安全性。做好動物檢疫接種服務工作，對于新引進的牛羊品種進行隔離觀察，一個月后在不出存在任何傳染病的前提下，才能將其混入到牛群和羊群中。做好強制免疫工作，全面實施免疫標志制度，經過免疫的品種都應該打上耳標，提高畜牧產業動物養殖的疫病防治質量。同時還要完善內蒙古鄂托克前旗動物免疫防治體系建設，建立完善的疫情預警監督機制，做好動物疫病的各項監督工作，通過不斷對疫情管理人員進行專業技能、培訓提高是，提高整個專業對舞蹈額質量，保證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業生產的安全化和有序化。

2內蒙古鄂托克前旗要發展畜牧養殖新模式要保證科學化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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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成本管理與經濟效益

畜牧投資項目在成本管理方面通常具有以下一些方面的費用：飼料在成本方面、燃料方面、動力方面的費用；畜禽防疫檢疫費；固定資產折舊費用；固定資產維護費用、工資福利待遇費用、易耗品費用。利息支出存在長期借貸利息和流動資金借貸利息。針對以上內容來講，飼料在成本管理及畜禽折舊方面的管理具備一定的特殊作用。

3完善勞動組織管理

3.1生產勞作方面的管理

畜牧業在生產勞作方面具有一些特征：勞動對象的特殊性；生產勞動的雙重性；舍飼勞動的平衡性；勞動產品的階段性。

3.2項目的產業化經營管理

畜牧業在投資項目的組織方面要考慮項目的特點，在本地所擁有的資源以及社會經濟環境。只有較好地處理出現的問題，才可以保障項目的順利進行和穩步發展，而且能夠實現較高的管理效率和經濟效益。

3.3農戶合同的管理

扶持真正的龍頭企業。在市場競爭當中，通過政府扶持、積極引導、法律規范，為先進企業提供一個健康、有效的競爭環境。不斷改革制度，持續改革農戶與企業之間的交易方式，讓交易風險和收益逐漸實現平衡。

4生態環境管理

4.1牧草建設及維護管理

牧草生產在畜牧業的發展上極為關鍵，沒有草就不會有畜，沒有草場的建設就不會有畜牧業的生存及發展。提高草場的建設管理，項目單位的管理人員要制定合理的植被保護計劃、草畜均衡制度、生態環境保障方針、水土保持方案以及防風固沙方案等。

4.2畜禽糞便的管理

就目前而言，我國許多城市的近郊甚至城鄉結合部，已經出現了畜禽的糞便造成環境污染的現象[2]。對于糞便污染問題的處理方面，應當由污染的一方進行主動治理，并且也要對受益方進行適當的收費。在處理的方法方面要以可持續循環治理為方針，不斷找出農牧結合的生態農業的發展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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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飼養機械化方面。對于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講，主要的畜牧飼養集中在家禽飼養以及牲畜中的豬、牛飼養。目前較發達的是家禽飼養，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家禽飼養方面就形成了一系列標準化的設施。但是像電腦自動化控制、智能孵化設備目前只有在大型的養雞場可見。現在我國養雞場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單一鏈式喂養，喂養的速度較低。

我國目前養豬機械化發展只占了整個行業的30%，余下仍然沿用傳統的養殖方式。豬舍的建造方面，農戶可以清楚地分出保溫欄、育喂欄和產仔欄，但是在豬舍的飲水、消毒、喂食和清理方面并沒有完全采用機械化。我國先進的養牛機械幾乎90%以上都是依賴國外進口，自行研制生產的設備少，局限在移動車式、管道式、提桶式。

二、畜牧業機械化存在的問題

首先，畜牧業機械化程度低，大部分使用半機械，即便是具有先進機器的大養殖場，機械的使用效果也不盡理想。中小型的養殖場，機械配置率低，技術支持較差，經營環境滯后，這已經成為畜牧業全面發展的一個瓶頸。其次，技術質量和服務體系落后。目前市場上機型單一，相互操作起來配套性較差，在售后服務上問題較多。

三、畜牧業機械化發展策略

我們在清醒地認識到現存的問題后，就應該要全力解決，科學設定發展策略。

1.加大畜牧業機械化宣傳展示。必須幫助養殖戶認識到只有通過機械，才能降低飼養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增值。可以組織沙龍或者以講座形式互相探討交流。政府可以組織大型的畜牧業機械展示會，并向農戶們普及科學的養殖方法。

篇（7）

1.1畜牧業網絡信息化程度較低

網絡信息覆蓋的范圍有限，相較農業方面的情況，關于畜牧業的各類信息內容專業性不強，信息不完整，網絡信息體制不完善，無法適應現代畜牧業的發展形勢。

1.2信息資源利用率低

新疆地區面積廣大，其畜牧業技術的推廣站數量多，采集、傳遞信息較為便利，但是信息資源的分布較為分散，或者是關鍵技術過于集中，無法形成完整的信息網絡資源共享體系，信息資源的利用現狀不佳。

1.3相關人員的技術水平有限

現代畜牧業的發展情況與從業人員的技術水平及綜合素養有著緊密的聯系。新疆地區的農村人口的比重極大，綜合素養相較較低，且農村條件有限，計算機及網絡的普及情況不佳，許多牧民沒有受過計算機知識的教育，知識技能不高，依然沿用傳統的生產方式，該問題也是影響新疆地區現代化畜牧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2對策

2.1政府部門的政策引導

政府部門需要強化政策引導，不斷深入建設新疆地區畜牧業的基礎設施。畜牧業信息技術能夠有效地促進畜牧業健康穩定發展，政府部門需要對于其予以高度的重視，建立信息化理念，把畜牧業信息化建設作為農業基礎建設規劃的重要內容，提高對該項目的投入，認真做好畜牧業的網絡信息化建設工作。新疆地區需要將國家的各項政策和發展目標作為立足點，充分利用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建設的資金，并將農業發展資金、支農資金等合理地分配至畜牧業，更好地開展信息基礎設置建設工作，完善畜牧業基礎設施體系，提高畜牧業信息化程度，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2.2構建完善的信息網絡化服務體系

新疆地區已經建立了畜牧業技術推廣體系，可以此為基礎構建畜牧業信息資源數據庫，完善網絡信息化服務體系。首先需要結合新疆地區的具體狀況，建立專業的畜牧業信息網站或自有的數據信息庫，要求信息豐富、全面、準確且實時性良好，并配備專門的人員對該類網站及系統進行維護，使得畜牧業的從業人員能夠及時掌握各項信息及技術。信息的流通及共享也是信息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之一，需要保障各個地區之間的信息傳遞的通暢，信息資源共享。在網絡普及情況良好的條件下，可以在城鎮、村等各個區域構建信息服務點，形成系統的信息傳播網絡，對信息進行采集、整理、加工、，為畜牧業提供相應的信息服務。

2.3抓好信息技術的培訓工作

現代畜牧業的發展，要求從業人員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扎實的技術及良好的綜合素養，才能保障現代畜牧業的長遠發展。政府部門應積極組織牧民進行技術培訓，學習的內容不僅要包含基本的信息技術、網絡知識、數據資源的利用、信息的收集、整理、篩選、辨別等，還要培養牧民的現代科學意識及現代市場意識，從思想理念及技術2個方面不斷強化從業人員的綜合素養。

篇（8）

充分依托京津資金、技術、市場、消費需求等方面的優勢，充分發揮河北土地、勞動力、飼草飼料等方面的相對資源優勢，創新畜牧業發展模式，迎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需要。加快調整空間布局。在緊鄰京津的張家口、承德、唐山、廊坊、滄州、保定等市的23個縣（市、區）統一規劃，分類指導，培育環京津特色產業帶；推行屠宰加工企業與養殖戶訂單生產，合同收購的養殖模式。平原區加強對現有中小型養豬場標準化改造，引導發展年出欄5000頭以上適度規模養豬場，重點發展存欄1萬～2萬只的蛋雞標準化規模場，推行標準化規模養殖。燕山、太行山山區縣以肉羊和肉禽為重點，發展適度規模肉羊、肉禽養殖，推行綠色無公害畜禽生產，進一步增強京津市場供給能力。加快調整畜禽品種結構。生豬養殖方面，將原定的瘦肉型改變為肥瘦兼用型，延伸瘦肉型豬出欄時間提高脂肪厚度，適應京津大眾消費者口味。蛋雞養殖方面，將原定的白殼蛋雞和褐殼蛋雞改變為粉殼蛋雞，增加粉殼蛋雞養殖數量。培育河北柴雞新品種，發展山地放養型柴雞，生產高品質柴雞蛋，適應京津消費者的喜好。在肉牛養殖方面，大力發展乳肉兼用型牛，開發高檔牛肉產品，滿足京津高端消費需求。在奶業方面，大力發展有機生態奶、草原牧場奶、巴士消毒奶，提高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搶占京津高端奶業市場。打造全鏈條畜牧經濟。創新“龍頭企業＋基地（合作社）＋合同銷售”模式，大力發展新興養殖經濟體，完善利益聯結機制、穩定供求關系、延伸產業鏈條。在環京津生豬主產區，以唐山雙匯為核心，帶動玉田、遷安、撫寧等縣發展100個標準化養豬基地，帶動4000個養殖戶，與京津合資改造提升5個現代化屠宰場，將單體每年供應京津冷鮮肉能力從2.5萬噸提高到4萬噸。蛋雞養殖以滄州萬雉園為紐帶，帶動100個蛋雞存欄1萬只以上的標準化規模養殖場，采用噴碼、清洗技術，生產高檔產品供應京津高端市場，通過提供飼料、獸藥、疫苗、養殖技術等方式建立蛋雞養殖合作社，帶動中小規模養殖戶建設100個生產基地，生產中檔產品供應京津大眾市場，擴大京津市場占有量；以大廠福華為核心，在張家口、承德壩上半牧區，利用國家肉牛產業政策，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大力推廣地理標志牛羊肉產品，搶占京津市場，滿足市場需求。

2.建立適合京津市場需求的優質畜產品基地。

一是提高畜禽品種質量。充分發揮京津畜禽種業優勢，加強與京津畜禽種業科技合作，加快技術成果轉讓，重點突出骨干品種，提升現有生豬、蛋雞國家核心育種場和繁育場建設水平，共同指導培育一批基礎設施健全、畜禽品種優良、技術水平先進的種畜禽場，盡快達到國家核心育種場和繁育場要求，提高畜禽原種場、擴繁場的供種能力。充分利用京津地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術優勢，共同培育大午金鳳褐殼蛋雞羽色自別新品種，提高市場占有率，共同培育優質乳肉兼用品種種公牛，提高后代母犢單產水平和乳成分、提高后代公犢的產肉性能。二是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充分發揮1010個部省級示范場和21個示范區的示范帶動作用，積極開展設施達標、健全制度、規范規程、標準化示范、嚴格執法、全覆蓋培訓“六大規范化管理行動”，將示范區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提高1～2個百分點。充分利用畜牧業生產扶持項目的調節作用，引導生豬、蛋雞、肉雞、肉牛、肉羊散養戶和中小規模場加大資金投入，通過改造提升，擴大生產規模，實施標準化生產，淘汰落后的養殖方式，將河北規模養殖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加強督查指導，推廣先進典型，規范投入品控制，規范養殖行為，規范檔案填寫，將規模養殖場備案率由76.3%提高到80%提高，提高畜禽生產能力和水平。三是強化畜產品品牌建設。加大河北特點畜產品宣傳，將培育畜產品品牌作為提升畜牧業競爭力、提高畜產品附加值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要內容來落實，爭取將石家莊君樂寶、徐水大午、滄州萬雉園、唐縣國富唐堯、唐山中紅三融等31個省內知名養殖品牌企業，打造成5個全國知名養殖品牌企業，河北畜產品在京津市場的占有率提高5個以上百分點。

3.構建滿足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體化市場。

京津冀要破除限制市場資源優化配置的各種體制障礙和行政區劃藩籬，對標珠三角和長三角，加快建設京津冀畜產品統一市場的步伐。充分挖掘無形市場的潛力。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無形調節作用，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涉牧企業、養殖大戶利用河北畜牧獸醫綜合信息平臺，按照京津市場供求信息組織生產和銷售。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各級畜牧獸醫部門要科學分析研判京津市場畜產品供求的現狀和趨勢，根據現代畜牧業發展規律和市場波動規律，針對京津高端畜產品消費需求趨勢，組織各類養殖企業、專業合作社開展市場需求和營銷培訓，利用各類扶持政策，引導養殖戶實行標準化生產，開展有針對性的特色養殖，提高抵御市場風險能力，提高京津市場占有率。充分發揮有形市場的主導作用。加大河北畜產品直接進入京津賣場，引導農民合作社、涉牧企業、養殖大戶與農貿市場、超市直接對接，建立京津社區直營店，周末開展京津社區大篷車服務，減少中間環節，提高銷售收入，實現畜產品精準銷售。發展網絡配送和網絡銷售等新興業態，引導和組織有條件的專業合作社、大型養殖企業開通電子商務網站構建京津配送體系，通過網絡推介和銷售畜產品，爭取相關部門對在京津開設網營店，提供直送業務的配送公司給予稅收優惠，增加養殖效益。著力培育經紀人隊伍。加強畜產品交易經紀人行業自律，提高信譽度，組織開展研究京津畜產品市場內在規律和質量要求，及時反饋市場信息，積極對接京津市場，最大限度提高京津畜產品市場占有率。引導經紀人充分利用北京農產品批發市場外遷的機遇，組織養殖戶、合作社與新建市場發展訂單養殖，優化養殖結構，建立緊密利益聯結機制，減少生產的盲目性。建立京津冀三地畜產品檢測監測結果互認機制。建立健全京津冀畜產品市場準入制度，統一人員培訓、統一檢測參數、統一檢測設備、統一檢測方法，實現畜產品檢測監測結果互認。充分利用畜牧獸醫綜合信息平臺，完善畜產品生產、運輸、銷售等要素信息，加快與京津信息聯網進度，最終實現畜產品二維碼檢索全覆蓋。

4.搭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

要順應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場大變革，在動物疫病、畜產品質量安全聯防聯控體系上實現率先突破。構建重大動物疫病聯防聯控機制。強化華北五省區市重大動物疫病聯防會議制度，在京津冀統一時間進行強制免疫、防治人畜共患病和動物常見多發病工作，同步實施動物疫病風險評估與分級管理，每季度交換疫情信息，爭取對防疫物資實行統一調配，實現防疫物資在京津冀充分有效利用。構建畜產品供求信息共享機制。按照京津畜產品信息收集工作機制和時間節點，科學調整河北畜牧獸醫綜合信息平臺的信息收集、工作機制，初步實現每周交換畜產品供求信息，最終實現當日信息共享。半年召開一次京津屠宰加工企業、畜產品交易市場與河北省基地的對接會。季度研究分析京津市場對畜產品品種、質量的需求變化情況，及時調整河北省供京津畜產品基地的品種結構、飼養方式和飼養規模。構建畜產品檢驗檢疫認證信息共享機制。每季度將河北無公害畜產品產地認定和產品認證情況通報京津。協調農業部，統一京津冀動物及動物產品檢疫出證工作，將京津冀三地跨境調運按同一省對待，打破現有三地通關兩證壁壘，實現一證通關。構建預警預報信息共享機制。每年召開2次京津冀畜產品質量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和動物疫情專家解析預警會議，統一確定范圍、參數，規范樣品采集和檢測程序，全面摸清京津冀動物疫情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狀況及主要風險，評價動物疫情和畜產品質量安全總體水平。

篇（9）

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在廣義農業的范疇之內，游牧業出現最晚。就中國的歷史背景而論，對亞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權威地位的拉鐵摩爾、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志[2～5]。對于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含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因此這一時段不但標志著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而且也顯示了真正以文化、生產手段與分布地域不同而區別出農耕與畜牧兩大區域的歷史進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經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過那時這些民族的空間發展還僅限于北方草原地帶，農牧民族雙方還沒有在空間上發生激烈沖突，以中原諸國為代表的農耕民族也用不著采取任何防御性的應對措施。

2.1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見于文獻記載最早活動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戰國以前的文獻中也將其稱之為“鬼方”、“獫狁”等，戰國時期“匈奴”一詞開始反復在文獻中出現。大約從戰國初期這些活動在山陜、內蒙古一帶的非農業民族逐漸具備了騎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極具戰斗力的騎兵部隊，屢屢對秦、趙等國構成軍事威脅，并以中原諸國北方勁敵的定位而見諸于史籍。伴隨游牧活動，整個民族具備典型的“行國”特征。“行國”之稱始見于《史記·大宛傳》，其中提到所謂的“行國”就是“隨畜遷移，與匈奴同俗”。這時匈奴已經成為人們理解中的典型“行國”。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樣，匈奴人的馬背生涯擴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不但帶領他們馳騁于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地帶的東西南北，而且這一騎馬民族自從公元前5世紀左右登上歷史舞臺后，在近10個世紀內影響著中國歷史，影響著中亞乃至于世界歷史。

2.2氣候變遷導致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的考古依據

匈奴人如何驟然興起、如何發展成影響中國北方乃至于整個歐亞草原的“行國”，是研究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與游牧業的重要問題。在對文獻記載進行考辨的同時，考古發現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的依據。

1974～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隊在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朱開溝村進行了近10年的發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對于探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問題作出重要貢獻。朱開溝遺址的文化遺存共分五階段，表1歸納了這五階段文化遺存的年代、環境、文化以及經濟特征[6]。從中可以看出朱開溝遺址的文化時期內，這一地區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方式的互動關系以及人類活動方式由農耕、狩獵、采集向畜牧業為主方向的漸進過程。

表1朱開溝遺址經濟文化與環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階段年代環境生產工具豬：羊：牛

第一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鏃、骨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針。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石斧、石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鐮、石鏟、石杵、

闊葉林木，草本蒿石紡輪、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約矛形器、石鏃、角鋤、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鏃、骨匕、

以上。骨針管、骨針、陶墊。

第三段相當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繼生產工具中石器、骨

續增多，約占全部器、陶器與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現了銅器，

且石器中細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當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生產工具數量。種類、

耐寒的云杉、樺、制法與前段無明顯區1:1.15:1.15

榆等，以松、樺針別，骨鏃、紡輪的數

闊混交林為主。量較前段增加，銅器

仍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當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針葉石器中除細石器與石

崗文化階段林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種類

藜花粉約占全部花都有所減少。骨鏃的1:1:1

粉的93%。數量有明顯增加。銅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現了銅短劍、銅戈、

銅刀、銅鏃、銅鍪、

銅護牌、銅項飾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類型是環境特征的標志性指示物，朱開溝遺址不同階段木本與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變化，顯示出遺址所在地區環境的基本面貌與變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屬于半干旱、干旱氣候條件下的草本植物，這類植物對旱生環境有較明顯的指示作用。雖然在整個朱開溝遺址文化的5個階段中，木本植物中針、闊樹種花粉比例的變化，反映了氣候存在冷暖、干濕波動的特征，但從整體看變干則是氣候變遷的基本趨勢。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文化層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僅占50%，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植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達到93%，成為占絕對優勢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屬性，這類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環境逐漸向干旱方向發展的變化特征。對于全新世濕潤期以來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帶具有明顯的干旱化趨向，地理學家從另一角度也給予了證明[7]。

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隨環境發生變化的同時，人類活動方式與生存手段也出現了相應的轉變。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發掘的生產工具中既包含農業生產工具，也有用于射獵的工具，這些工具證明了人們在這一階段不但從事于原始農業種植，同時也將射獵作為輔佐農耕的重要謀生手段。在農耕與射獵兩種生存方式之外，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朱開溝時期的人們在從事農耕與射獵的同時，還存在放養業。如果對于朱開溝遺址五個階段的環境、工具以及豬、羊、牛骨骼數量的變化進行對比分析，就會發現遺址文化層從第一段到第五段隨著氣候干旱程度逐漸增加，羊、牛與豬之間的比例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豬、羊、牛雖然都屬于人類馴化、飼養的動物，但由于動物之間生理特征的差異，一般將豬的飼養視為農業生產的標志，而羊與牛的飼養則成為畜牧業的象征。朱開溝遺址五個文化段中豬、羊，牛比例的變化，說明的正是農業與畜牧業比例的消長。第一段中豬所占比例超過羊、牛比例的總和，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在各業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隨著氣候轉干，農業逐漸消退，而畜牧、射獵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中指出，當文化發展到第五段時，不但房址、墓葬數量明顯減少且分散，而且人們使用的工具中已經出現了大量青銅工具，這些青銅工具與后來在內蒙古其它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均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

朱開溝遺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顯示了隨著氣候變干，草原邊緣民族一步步放棄農業生產，轉向畜牧業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沒有像拉鐵摩爾曾經指出的那樣，由于農業民族的強大，逼迫游牧民族從自然條件較好的農耕區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與農耕區對立的其它環境中，草原邊緣民族在由原始農業轉向放牧業幾乎沒有發生空間區域的位移，或許幾代前他們的祖先就從事著原始農耕業，到了后來他們卻漸漸放棄了農耕技藝，將謀生的方式變換為射獵、畜養，而導致所有這一切轉變都與氣候變化有關，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當然，促使畜牧業從原始農業中分離的環境背景，并不僅僅限于氣候變干一個環節。大量的研究明確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經歷過一次變干且變冷的過程，隨著氣候變冷、變干，溫性森林減少，草原擴大，那些原本在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生長的農作物，漸漸失去了生存條件，而面對環境變化牛、羊等牲畜卻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6]。生活在這里的草原邊緣民族失去了農業這一食物來源，自然而然將生存的依托轉向畜牧業，并在越來越多依靠畜牧業的同時，不斷積累動物馴養經驗，從牛、羊的畜養到馬的馴化，進而使馴養牲畜變得更加成熟、獨立。

2.3游牧業產生

朱開溝遺址第五段發掘的青銅工具雖然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但若對遺址的全部信息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時朱開溝人從事的仍屬于放養型的畜牧業，而不是游牧業。前文已經指出放養業與游牧業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放養業是在定居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物飼養過程，而游牧業則完全脫離了定居生活，隨陽而居，逐水草而遷。在整個朱開溝文化的發展階段中，盡管定居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遺址中卻始終顯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與畜牧業相伴的現象維持很久，直至春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畜牧業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經濟成分[10]。

在活動區域上游牧業與放牧業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間的拓展，對于游牧業來講，決定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權，而更多地取決于遷移權，只有在隨陽而遷的遷移過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斷獲得豐美的水草，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頻繁遷徙的用具是草原邊緣民族擺脫定居農業，邁向游牧生涯的關鍵。針對這一問題，中外學者就馬具出現與游牧業興起的因果關系早已形成共識。其中拉鐵摩爾在論證這一問題時，就注意到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存在既非完全農耕，也非絕對游牧的草原邊緣民族，隨著馬具的產生使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游牧人[11]。與這一觀點相應，由朱開溝階段代表的放養型畜牧業向游牧業轉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馬具、車具的應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內蒙古寧城南山根3號石槨墓及其它墓葬中發現了成套馬具，包括馬銜、鑣、鑾、鈴、節約、銅泡等，其中馬銜有兩種形式，一種比較罕見，兩端有齒狀倒刺；另一種為常見套環式。兩端有齒狀倒刺的馬銜外側有可以轉動的環，只要馬頭偏離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馬也會被馴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當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12,13]。內蒙古考古隊在鄂爾多斯地區墓葬中也多次發現馬銜、節約、馬鑣、軸頭等馬具、車具，經研究證明，這些馬具、車具的所屬時代早于公元前6世紀[10]。有了馬具，有了騎馬術，才有了真正的騎馬民族。內蒙西杭錦旗桃紅巴拉遺址是一處時代相當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內已沒有殉豬、殉雞以及任何表明從事農耕的遺留物，而是以數量可觀的殉馬、牛、羊的頭、蹄為主，顯然

馬、牛、羊牲畜是當時主要的財富與生活來源[14]。如果說馬具的產生是草原民族脫離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標志，那么至少早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經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隨著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長壯大，逐漸與中原諸農業國構成文化、生產方式以及活動區域的分異，至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正是在空間上明確這一區域分異的標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間擴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見于文獻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鄂爾多斯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相繼發現大量極具特點的青銅器，這些被稱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珍貴文物經考古學界研究，認為是以匈奴為主體的中國北方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與游牧業伴生的文化。這批青銅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與文化內涵，而且也揭示了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歷程。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屬于起源于鄂爾多斯以及臨近地區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與商式銅器伴出，以后不斷向東、向北擴展。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鄂爾多斯青銅器分布范圍很廣，并在不同時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當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爾多斯、山西呂梁地區以及陜西北部。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相繼在鄂爾多斯，北京昌平、延慶，河北平泉，內蒙古赤峰、寧城等地發現，并在外貝加爾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當于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主要發現于內蒙古西部、陜西北部、寧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也有類似發現。相當于兩漢時期的除鄂爾多斯外，蒙古境內諾顏烏拉、海爾罕山、色楞布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羅斯境內葉尼塞河左岸、科伊巴爾草原都有一定數量器物發現[10]。

上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分布中心的變化，既證明了朱開溝所在地——鄂爾多斯地區與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淵源關系，也清楚地顯示了匈奴人的空間發展歷程與氣候變遷的對應變化。在匈奴歷史早期，即相當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時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從主要分布于鄂爾多斯以及山陜等地開始向塞外延伸，這一點可以從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分布區多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吻合得到證實。這一時期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農耕區尚處于島狀分布狀態，農耕區之間還存有大片未開發地帶，這里或保持著原始自然風貌，或成為非農耕民族的活動區域，這一切都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穿插式出現在山陜一帶構成了背景條件。大約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氣候開始轉冷，氣候變遷不但促進畜牧業進一步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而且也使塞外遼河流域具有農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轉向含有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此同時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標志的草原民族也進入了遼河流域以及毗鄰地區。當歷史進入戰國時期，隨著以匈奴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漸強大，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對立日趨明顯，農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騎射”的應對性措施的同時，也在雙方的交接地帶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長城，在長城的制約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動受到限制，故這一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多呈現沿長城一線分布的特征。秦至兩漢是匈奴人壯大的時期，這時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憑馬上優勢將自己的勢力從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亞的曠野之中。

2.5中國北方畜牧業與歐亞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業的產生地不僅限于中國北方草原，整個歐亞草原現已發現多種典型畜牧文化類型。這些畜牧文化雖然顯示了各自區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發生時間上卻表現出極大的同步性。與朱開溝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層文化時代相近，歐亞草原除長城沿線及以北地區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謝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區的薩基文化、葉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圖瓦的烏尤克文化、阿爾泰的巴澤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烏蘭固文化、蒙古東部和外貝加爾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幾乎出現在同一時期，從歐亞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國長城沿線，構成世界上連續性最長的文化景觀。能夠在如此廣大的范圍內，驅動歐亞草原上不同地帶的人們同時脫離定居農業生活，走向草原與畜群相伴，其促動因素不應僅來自于人類活動本身，全球變化是其最主要的驅動力。目前已有的科學研究成果證明，全新世溫暖期結束之后，氣候轉冷、轉干的地區不僅限于中國北方，在氣候變遷的共同背景下，歐亞草原不同地區的人們作出了共同的選擇，放棄原始農業，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結語

畜牧業作為人類的生產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決于人類生產自身的發展，而且深受環境變化的影響[16]。距今3500多年前隨著氣候變冷、變干，萌生于農業生產內部的放養業逐漸脫離農業生產，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游牧業。游牧業一旦興起之后，就在中國人文地理區域分異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并與包括漁獵、采集、放養型畜牧業等非農耕生產部門并存，構成北方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的基本文化景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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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2牧民對農技員推廣工作的評價

1．2．1牧民對農技員推廣方法的評價目前，農技員在畜牧業技術推廣過程中采用各類推廣方法。最主要的方法為發放技術資料，占90．2%，排在第一位;其次為電話指導、集中培訓。調研發現，牧民非常喜歡農技員采用現場示范、入戶指導的技術推廣方法，但由于基層農技員數量有限，加之牧民居住較為分散，交通不便，因此在實際中現場示范的方式相對較少。此外，由于牧區廣播電視事業還有待改善，因此運用現代化媒介技術的推廣方法尚不足或空白，見圖1。

1．2．2牧民對農技員工作態度的評價調研中采用“農技員的指導態度”及“指導過程中是否尊重牧民”2項內容來衡量農技員的工作態度，并采用李克特5分制量表(非常、較、一般、不太、完全不)讓牧民進行評價。對農技員態度表示一般的牧民人數占3．8%，較好占50%，態度非常好的占46．2%;在農技員是否尊重牧民的調查中，一般尊重的牧民占2．1%，較尊重的占49．3%，非常尊重的占48．6%。由此可見，基層農技員在平時的技術推廣中，工作態度基本得到了牧民的肯定。

1．2．3牧民對農技員答疑解惑能力的評價在“農技員對您提出的技術疑問和咨詢的問題進行解答的及時性”和“農技員在進行解答時您能否聽懂”兩個問題的調查統計顯示，農技員對牧民的解答是較為及時的，選擇非常及時的牧民數量占30．9%。此外，牧民對于農技員技術講解和疑問解答的理解程度也普遍較高，選擇較易懂的牧民占40．0%，非常易懂的占44．4%，這反映出農技員的溝通能力和推廣技巧受到了牧民的認可，見表3。

1．3牧民參加培訓的情況畜牧業技術培訓是提高牧民生產技能和自身綜合素質的有效途徑。調查中，64．5%的牧民近3年接受了畜牧業技術推廣部門組織的各類技術培訓，接受技術培訓的牧民對于培訓效果的評價，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57．9%的牧民認為畜牧業技術培訓的效果較好，對于自身生產能力和綜合素質起到了較好的作用。與此同時，也有29．0%和7．9%的牧民認為技術培訓效果一般，甚至較差。這說明目前畜牧業技術培訓仍然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可能是由于技術培訓供給不足、培訓內容或形式不符合實際需求及牧民對于技術培訓的有效需求不足。

1．4牧民解決技術難題的主要方式為了掌握目前牧民解決畜牧業生產技術難題的主要方式，調查中列舉了農技員指導、科技示范戶、自己摸索、畜牧業協會、親戚朋友以及電視、書刊幾個主要的方式，見圖2。從圖2可以看出，目前牧民解決畜牧業技術難題的第一渠道還是內部渠道，即依靠經驗和摸索，其中畜牧業協會傳授相關技術約占34．9%;畜牧業技術推廣部門農技員指導的占31．9%。相比之下，電視、書刊僅為4．1%。這說明基層畜牧業技術推廣的力度和深度還有待提高，廣大牧民依然缺乏有效和充足的技術指導，畜牧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推廣服務作用有待進一步提高。

1．5牧民對畜牧業技術推廣服務整體效果的評價牧民對基層畜牧業技術推廣服務整體效果評價表示非常滿意的占34．4%，較為滿意和一般滿意的占48．9%和12．2%。由此可見，大部分牧民對于基層畜牧業技術推廣服務整體效果較為認可。調查中有4．5%的牧民對基層畜牧業技術推廣服務整體效果給出不太滿意的評價，盡管比例不大，但從畜牧業推廣工作的角度來看，需要改進和進步的空間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