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的二重性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管理的二重性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管理二重性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中國特色企業管理學的理論基礎。只有正確理解和運用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從西方企業管理中分離出它所蘊含的同社會主義管理具有共同屬性、應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內容；才能真正地處理好批判與繼承、學習與獨創、引進與吸收之間的關系。然而，我國管理學界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存在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成為我們引進先進管理的理論障礙。

在我國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一般把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概括為“一方面具有與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與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相聯系的社會屬性。”［1］即“任何社會的企業管理都具有二重屬性：管理的自然屬性和管理的社會屬性。管理二重性分別表現為合理組織生產力（指揮勞動）以及維護和發展生產關系（監督勞動）兩種管理職能。‘指揮勞動’……表現了管理的自然屬性。監督勞動’……表現了管理的社會屬性。”［2］這種管理理論簡單地把自然屬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屬性，是我們可以向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學習和借鑒的部分；把社會屬性等同于資本主義管理的特殊性或階級性，是我們應批判和拋棄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的觀點，離開了馬克思的本意，是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的誤解。它阻礙了我們充分地學習和借鑒西方企業管理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尤其是社會屬性中的先進經驗，從而不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體系。

其實，“管理的自然屬性”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和列寧關于管理二重性的論述中并沒有出現過，它只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加進去的。在馬克思看來，管理本質上是對共同勞動的指揮和協調，是對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還是勞動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對管理的二重性是這樣論述的：“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3］馬克思還指出：不能“把從共同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他認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質，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制約的。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二重性表現為：一方面，它是一般勞動過程本身所必要的條件，是生產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資本主義攫取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的制約，受資本主義價值增殖過程的性質制約。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職能”同“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的“特殊性質”之間的關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與個性之間的關系。結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列寧認為，無論從國民經濟總體來看，還是從企業的局部來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較大規模的共同勞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同時，它又是維護生產資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條件，是一定生產關系的體現。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企業管理與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學成果，它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4］

至于指揮勞動和監督勞動，馬克思和列寧也有過論述。人所共知，列寧不止一次地論述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監督的重要性。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質量檢驗、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監督。這些方面同資本主義管理無疑存在著共性。對于“指揮勞動”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資本指揮勞動”、經理和監工“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3］（23.367～369）。而且認為，指揮和監督勞動既可以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的性質引起的職能”，也可以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3］（25.433）。由此可見，指揮勞動的職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屬性”，同樣可以具有強烈的階級性；而“監督勞動”即“管理的社會屬性”中也有其共性。版權所有

因此，本文認為，對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應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所謂的“自然屬性”或叫組織技術屬性更為確切，是解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組織與分工協作關系，主要是發展生產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管理在組織技術屬性方面沒有區別。與生產力相聯系的決不限于其自然屬性或其技術方面，合理組織生產力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職能。

第二，管理的社會屬性除了包括有與社會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相聯系的階級性之外，也包含著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現在：（1）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屬于市場經濟，而且都是現代市場經濟，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必然有其共性。（2）企業管理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質則是社會性的，其社會性包括兩部分：一是對抗的階級在物質生產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利益關系，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二是反映著人的一般社會性，如社會交往、友誼、自我價值觀、歸屬感等。這正是近年來西方企業管理的重點，我們應加以借鑒、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僅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認為這才是可以借鑒和吸取的東西，那就會阻礙我們從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吸取有益的東西。

總之，如果我們把企業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屬性，把生產勞動過程看成是單純的技術過程而忽略其社會性方面。這樣一來，就不僅否認了生產力的組織與調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時否定了生產關系與企業文化、上層建筑的調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這三個方面，現代西方企業界都在不斷地進行著重大的調整與改革，甚至從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中吸取許多重要經驗而在管理現代化方面走在我們前面。如果我們不能引進現代管理，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我們在徹底拋棄那種認為只有管理的自然屬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觀念的時候，更應該在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現在我們管理落后，主要還表現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把握現代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才會在管理技術方面達到先進的水平。

【參考文獻】

［1］社會科學大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633．百科要覽上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700．

篇（2）

屬性是事物固有的特性,是一種事物和其他事物相互聯系所表現出來的性質,它是事物外在的表現。而本質是一種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是由事物內部矛盾規定的,它是隱藏于事物內部的,是要通過屬性表現出來的。所以說會計屬性是來表現會計本質的。由于事物的聯系是具有廣泛性的,同一事物就可以具有多方面的屬性。會計也是如此,它可以擁有多種屬性,所以當我們去理解會計屬性的時就應該打開我們的思維。

一、會計屬性理論研究歷史回顧

(一)建國以來我國會計學界對會計屬性問題研究的主要階段

建國以來我國會計學界對會計屬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建國初期第一次討論的焦點是會計有沒有階級性。在社會的基本矛盾由階級性的矛盾轉為非對抗性的、內部的矛盾之后,“會計是一種有階級性的科學,是永遠執行著社會統治階級所賦予它的那種目的和任務的科學”這個說法顯然已經站不住腳了。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關于會計的階級性形成了3派意見。第一種說法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雖然賬簿和科目、反映的對象、目的和任務都不太一樣,但是會計的主要方面是物量的反映,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也是相同的。因此承認了會計是工具和方法,工具和方法是沒有階級性的。所以此派反對會計有階級性。第二種說法是考慮生產過程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進行的,而生產過程中的數量關系則表現為財產關系,直接觸及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利益,要根據一定的階級觀點來制定會計制度和會計方法,這樣看的話,會計具有一定的階級色彩。第三種說法就是會計是一種管理物質再生產過程的方法,而生產過程不單單是生產的技術過程,同時也是生產的社會過程,所以對生產的管理是具有兩重性的。會計作為一種經濟管理的方法,其本身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可變的,我們不應該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技術方法。會計作為一個學科,在對某個社會特殊需要的方法和對該社會的會計制度、會計準則所做的理論說明,它的階級性在有些地方是很明顯的。

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鮮明的階級性論和工具論都已經越來越少,管理活動論和經濟信息系統論各有比較鮮明的觀點和系統的論點(李孝林、孫芳城、鄧騰江、孔慶林:會計基本理論比較)。

(二)建國至今對會計屬性問題研究出現的一些其他理論

20世紀50年代還出現過會計是上層建筑論、會計是生產力論。持會計是上層建筑論的人們認為會計雖然運用各種技術方法,管理和核算生產力,與生產力有密切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是以生產關系為中介的,因而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而支持會計是生產力論的人們則是從各個方面去證明會計是生產力。例如,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管理也是生產力,而會計是科學技術又是管理活動,所以會計是生產力。

進入20世紀70年代,美國率先提出了會計是信息系統,從而引起了會計是經濟信息系統論的風潮。與此針鋒相對的是會計是經濟管理活動論。在此之后就是把此兩項理論進行了有機的融合,形成了會計是以處理價值信息為基礎的控制系統論。

近年來,有些學者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會計屬性理論,如會計思維論。他們認為會計研究人員鮮有自己的理論,他們的理論主要源自經濟學、金融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組織行為理論;他們沒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他們所有的方法都來源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他們也很少有自己的研究工具,他們的大部分研究工具都來源于組織行為理論。但是,他們有著自身獨特的思維。他們認為,會計的屬性就是一種思維(宋京津:會計的屬性――會計思維輪)。

另外有些學者將會計屬性分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自然屬性所指的是技術性,而社會性是說會計具有依賴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而存在的特性(孫樹昌:會計屬性辨析)。

在會計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這個二重屬性被提出來之后,又有學者在它的基礎上提出來了會計的三重性,即科學性、藝術性、利益性。并對這三個屬性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二重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說明。作者認為,科學性是藝術性、利益性的基礎,藝術性是對科學性、利益性的協調,利益性則是科學性、藝術性的最終目標。科學性源自自然屬性,而藝術性、利益性源自社會屬性(干勝道、瞿曉龍:會計三重性與我國會計準則制定)

二、對各個會計屬性理論的評價和看法

(一)會計是否具有階級性

有這樣一句話: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對于會計具有階級性這個論斷的產生我認為是有其時代原因的。建國初期,我國是處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當時的社會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主要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這種歷史背景,會計學者產生會計具有階級性的論斷也不足為奇。但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階級矛盾也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時代背景下會計具有階級性就顯得占不住腳了。

(二)會計是否是上層建筑,是否是生產力

要弄清楚會計是否是上層建筑,首先應該弄清楚什么是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組織和設施的總和。它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是指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政府部門、黨派等國家機器和政治組織。顯然會計不會屬于這個行列。思想上層建筑則是指適應經濟基礎的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藝術、哲學、宗教等。會計屬于建立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上的橫斷科學,它是一種工具和方法,但是我們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是工具和方法,它還有社會性。從這個說法來看,很像能與思想上層建筑靠近,但是回歸到概念上來看,屬性是事物的外在特征表現,本質是由事物內部矛盾規定的,屬性是由本質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會計屬性是由會計本質決定的,會計學者之所以認為會計是上層建筑就是因為看到了會計被附加了外界的意志、要求。但是他們沒有看清楚這些并不是會計本身所固有的,也就是說這些不是會計的本質,自然也就不能是會計的屬性。

對于會計是否是生產力,必須說的是提出會計是生產力的學者們,他們所做的邏輯推論是錯誤的。很多都是沒有弄清楚邏輯主語,得出的邏輯結論也是不成立的。

(三)會計是否是經濟信息系統、經濟管理活動

兩輪結合已被大多數會計學者所承認。會計的基本職能是反映和控制,而職能內現結構和本質,本質的外在體現就是屬性了,經濟信息系統論體現的是“反映”這個職能,經濟管理控制論則是體現“控制”這一職能。所以這個從邏輯關系上看是很嚴謹正確的。

(四)會計是否是思維

會計是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礎上建立的橫斷科學。會計人員的理論源自經濟學、金融學、心理學、社會學、組織行為學等,他們的研究工具大部分都源自組織行為學,他們有著自身獨特的思維。這是會計區別與其他科學的一個特征,從本質的定義以及本質和屬性的關系來看,這是正確的。

(五)會計屬性的二重性和三重性

近年來,會計學者將會計的屬性分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之后又有人說會計有科學性、藝術性、利益性。把會計分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無疑是對的,因為會計本身是一種工具和方法,但是他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和方法,它帶有社會性,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下反映生產過程的,而且從哲學的角度看,將一事物的屬性分為自然的和社會的也是比較完整的。

至于會計屬性的三重性,它是在會計二重性基礎上對會計屬性的一個更為精細的劃分。科學性是會計的首要屬性,不論學界對會計有多少不同的認識都承認會計是一門科學;會計的藝術性表現為積極主動地分析會計環境,根據會計理論創設和選擇恰當的處理辦法對經濟業務進行會計處理;但是,利益性這一點是存在爭議的。會計屬性是由會計本質決定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從提出會計三重性的作者敘述來看,其陳述的會計的利益性是會計目標的要求,指會計總是為特定的主體服務,其工作成果會影響所有相關者利益。可以看出來作者是從會計目標作為起點推出這一結論的。但是眾多論證都不能說明會計目標是會計基礎理論體系或會計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或研究起點,而會計屬性正是由屬于會計基礎理論體系中的會計本質決定的,所以利益性不能作為會計的一個屬性。

可以由新的三重性,即科學性、藝術性、思維性,來代替之前的科學性、藝術性、利益性這個舊三重性。而之前已被大多數學者接受了的經濟信息系統論和經濟管理活動論是隸屬于科學性的。三重性與二重性的關系如圖1所示:

綜合來看,會計屬性也遵從一般事物具有多種屬性的規律,我們可以把這些屬性具體劃分為三種,即科學性、藝術性、思維性。

參考文獻:

1、宋京津.會計的屬性――會計思維論[J].財會月刊,2008(12).

2、干勝道,瞿曉龍.會計三重性與我國會計準則制定[J].現代管理科學,2008(7).

3、孫樹昌.會計屬性辨析[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8(10).

4、李冰.會計屬性與會計國際化[J].商業現代化,2006(2).

5、李孝林,孫芳城,鄧騰江,孔慶林.會計基本理論比較[M].立信會計出版社,2002(2).

6、宋京津.會計本質與會計關系論[J].財會月刊,2007(8).

篇（3）

引 言

目前，學術界對公司治理、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關系的研究散見于有關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論著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蔣穎在《構建我國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現實思考》一文中提到“公司治理和財務治理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是相互關聯的兩個概念，但財務治理是制衡機制，財務管理是運行機制”；楊淑娥和金帆在《關于公司財務治理問題的思考》中提到公司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都是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財務管理是一種運行機制，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此外，申書海和李連清在《試論公司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的關系與對接》一文中較為系統地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關系作了詳細論述，并提出了兩者對接的途徑；衣龍新和何武強在《財務治理、公司治理與財務管理辨析》中分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兩部分對財務治理、公司治理和財務管理三者的關系作了論述。根據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蔣穎、楊淑娥和金帆、衣龍新和何武強對三者關系的闡述缺乏較強的系統性，申書海和李連清對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關系的論述雖較為系統，但沒有從公司治理的高度來對其進行研究。本文擬在界定公司治理、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三者內涵的基礎上，從具體目標、主體、對象方面討論三者的區別，并闡述三者的聯系。

一、三者內涵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的內涵

經濟學家科克倫（Phlip L.Cochran）和沃特克（Steven L.Wartick）提出：公司治理問題包括在高級管理階層、股東、董事會和公司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具體問題。構成公司治理問題的核心是：1.誰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收益；2.誰應該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收益。當在“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之間存在不一致時，公司治理的問題就會出現。葛家澍教授認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要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架構和相關的法律、法規、準則與制度，正確處理好股東、董事和經理層之間的委托關系，使所有者既能有效地監督經營者，而又不干預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同時使公司經營者（經理層）的個人利益同公司的利益緊密地聯系起來，能主動維護股東利益，以公司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閻達五和楊有紅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組規范與法人財產相關各方的責、權、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東、董事會、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說它是法人財產制度的組織結構形態。這一制度安排或組織結構形態的內在邏輯是通過制衡來實現對管理者的約束與激勵，以最大限度地滿足股東和相關利益者（stock holders and stake holders）的權益。楊淑娥和金帆認為公司治理是規范和處理公司各種契約關系的制度安排，稱為公司治理。張先治和袁克利對公司治理的解釋是：外部索取權人為了保障他們在公司的索取權不受侵犯而以契約關系為基礎對整個公司進行的控制。

由學者們對公司治理所下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定義中都涉及了股東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但在享有利益的同時，也必須承擔與權力相一致的責任。因此本文認為：公司治理是為規范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權、利而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制衡與激勵的法律、法規、準則和制度安排。

（二）財務治理的內涵

楊淑娥和金帆對財務治理的理解是通過財權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蔣茵認為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公司內部的合理配置，從而確保財務目標的實現，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財務制衡制度安排。申書海和李連清提出：財務治理是指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公司長遠目標，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財務權、責、利關系，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和約束機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機制。袁銀輝和曹立星的看法是：所謂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公司內部的合理配置，從而確保財務目標的實現，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制度安排。財務治理就是指公司的各種索取權人為了保障他們在公司的索取權不受侵犯，利用經濟激勵與約束機制對公司實施的控制。公司治理的最重要功能，應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起最佳的相互制衡關系，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由學者們對財務治理的理解可以看出其共鳴之處在于都認為財務治理是通過合理配置企業財權，提高公司治理模式的一種制度安排。楊淑娥和金帆強調了這種制度安排應該是動態的，申書海和李連清則認為這種制度安排不僅包括正式的，而且包括非正式的。本文認為，財務治理是指為了保證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通過財權在各財務利益主體間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財務目標，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財務制衡制度安排。

（三）財務管理的內涵

學術界對財務管理的理解相對一致，如荊新、王化成和劉俊彥認為財務管理是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申書海和李連清認為企業財務管理是對企業財務活動的管理，而企業財務活動就是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以及其所體現的企業同各方面的經濟關系。

本文認為，財務管理簡單地講就是對“財”和“務”的管理。“財”可以理解為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而“務”的本義有“事務”的意思，在此可理解為圍繞資金運動而開展的一系列經營活動，主要包含三大類：投資活動、籌資活動和營運資本管理。

二、三者之間的區別

公司治理、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在具體目標、主體和對象三方面具有差異性（見表1），具體說明如下。

（一）三者具體目標的差異性

企業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組契約，管理者除對股東負責，還需對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下的公司治理具體目標為處理利益相關者與管理者的委托關系問題。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夠將問題控制在較低的水平，進而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更為科學。公司財務治理從財務的社會屬性（產權契約關系）出發，通過在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財權配置，實現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制衡，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財務管理從財務的數量層面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其目標在于在數量上增加股東財富，并使股東財富的增加達到最大化。股東創辦企業的目的在于獲取企業經營活動的收益，在扣除投資資本后，剩余部分即股東財富的增加值能達到最大。

（二）三者主體的差異性

公司治理主體有股東、債權人、員工、社區及政府。從法律角度講，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股東有權對公司資產進行支配和處置，對重大事項進行決策并從中獲取收益。債權人與企業之間屬于一種契約關系，債權人通過出借資金，按期收取利息、到期收取本金，企業管理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債權人能否按期受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債權人作為委托人有必要參與公司治理。與股東和債權人投入資金或物質成本不同，員工投入的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預期將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從企業角度而言，員工參與公司治理有利于提高員工滿意度和忠誠度，從而實現企業、員工利益雙贏。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其生產經營活動與企業所在社區和當地政府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財務治理的主體包括股東、董事會、經理層、財務管理層和監事會。財務治理的主要內容是財權的配置問題，在公司內部，財權在所有者即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和財務管理層之間進行配置。由股東代表組成的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在所有者財權方面，享有出資權、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和重大決策權。董事會享有的財權為所有者財權和經營者財權的交集。因為在股東大會閉幕期間，由董事會代為行使所有者財權，包括預決算方案、利潤分配方案、重大財務決策方案等。經理層享有經營者財權，具體表現為由董事會授權進行財務決策、為董事會制定財務策略決策擬訂方案等。財務管理層包括財務經理和財務管理人員，由經營者授權，具體行使日常財務活動的執行權和控制權。監事會負責檢查公司財務狀況，對董事、經理人員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財務管理是從財務的經濟屬性，即從價值角度出發對企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的一項活動。財務管理的主體就是財務活動的參與者和執行者。在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下，企業的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和財務管理層都是財務管理的主體。這與財務治理的主體有相同之處，看似矛盾，其實不然。財務治理是以財務的社會屬性為出發點，而財務管理的視角是財務的經濟屬性。監事會不參與實際的財務管理活動，只負責監督股東、董事會、經理層的日常經營活動，因此，監事會不是財務管理的主體。

（三）三者對象的差異性

公司治理關注的是企業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激勵約束的制度安排，并且擴展到企業外部制度安排，因此，公司治理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公司的內外部利益相關者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公司治理包括公司內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內部治理包括股東對董事會、監事會的治理及董事會對經理層的治理。股東通過選舉公司董事會代其對公司進行經營管理，董事會執行股東決策，監事會獨立地行使對董事會、經理層的監督。外部治理是指公司外部環境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外部治理包括政府監管、資本市場監管、產品市場監管、經理人市場監管。財務治理的主要內容是對財權的配置，因此，財務治理的對象就是財權。所謂財權，是一種“財力”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權力”的結合，即“財權”＝“財力”＋（相應的）“權力”。這里的“財力”表現為一種價值，是企業的財務資金或本金。而相應的權力便是支配這一“財力”所具有的權能。財務管理是對企業財務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的管理，因此，財務管理的客體可以認為是資金運動。通過將資金進行籌資、投資、資本運作等方式，實現資金的價值增值，最終實現股東財富增加值最大化。

三、三者之間的聯系

（一）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公司治理通過在股東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分配權、責、利來處理股東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權利的配置是前提，而財權是最基本的權利。因為公司的各項經營活動最終都會通過資金和資產的相互交換或轉移而完成并在財權上有所體現。而財務治理正是處理股東和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權分配問題。通過對財權的分配，更好地處理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問題，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二）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共同構成財務二重性

從財務二重性角度來看，財務具有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財務治理從關系層面對財務的社會屬性進行分析，而財務管理則從數量層面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研究。財務治理是從財務的社會屬性來研究財權的配置問題，而財務管理是從財務的經濟屬性來對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二者完整地構成了財務的二重性。

（三）三者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

三者終極目標都是實現公司價值的持續創造和企業的可持續穩定發展。公司治理從公司宏觀發展大局出發，通過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責、權、利的配置，解決各利益相關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問題，是公司價值創造和企業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動力；在公司治理的宏觀指導作用下，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分別通過在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財權配置及對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實現各財務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制衡及股東財富增加值最大化，是公司價值創造和企業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蔣茵.構建我國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現實思考［J］.會計研究，2003（10）:50-52.

［2］ 楊淑娥，金帆.關于公司財務治理問題的思考［J］.會計研究，2002（12）:51-55.

［3］ 申書海，李連清.試論公司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的關系與對接［J］.會計研究，2006（10）:50-55.

［4］ 衣龍新，何武強.財務治理、公司治理與財務管理辨析［J］.財會月刊，2003（12A）:46-47.

［5］ 閆長樂.公司治理［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12-13.

［6］ 葛家澍.公司治理與對外報告［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4）:5-10.

［7］ 閻達五，楊有紅.內部控制框架的構建［J］.會計研究，2001（2）：9-14.

［8］ 袁銀輝，曹立星.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模式的關系［J］.中國審計，2008（11）:64-65.

［9］ 張先治，袁克利.公司治理 財務契約與財務控制［J］.會計研究，2005（11）：21-25.

［10］ 葛家澍.公司治理與對外報告［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1（4）：5-10.

［11］ 荊新，王化成，劉俊彥.財務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

［12］ 張純，高吟.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經營業績――基于問題的分析［J］.會計研究，2010（9）：73-77.

［13］ 高漢祥，鄭濟孝.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同源、分流與融合［J］.會計研究，2010（6）：32-36.

篇（4）

(一）關于馬克思企業管理思想的研究

黃華在《馬克思企業管理思想述評及其啟示》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不僅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偉大的企業管理大師。他的企業管理思想是在其生活背景和一定的假設下誕生的，涉及管理的二重性與職能、生產管理、財務管理、銷售管理、員工管理和企業的成長與本質等內容。我國企業必須用馬克思的企業管理思想來提髙自身管理水平。

針對馬克思企業管理思想的主要內容，在整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的規律為主線，同時也闡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原理以及許多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在其對單個企業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以及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經濟理論分析中，邏輯地演繹出了豐富的企業管理思想。

按廂企業管理的內容分類，馬克思的企業管理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管理的“二重性”原理，即管理的科學性和階級性的統一；對管理勞動的分析；管理職能提出，管理職能包括計劃、監督、調節和指揮；有關生產管理的論述；企業的財務管理；關于設備和折舊費的管理；企業的銷售管理，馬克思指出“從商品到貨幣是一個驚險的跳躍，這一跳躍決定了商品所有者的命運”；關于人力資源的管理，馬克思指出“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杰出人物吸引進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企業的成長論；對企業本質的論述等。

(二）關于企業管理理論發展階段劃分的研究

張蘭霞認為企業管理理論的發展大體經歷三個階段，即以泰羅和法約爾的科學管理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論階段，以梅奧等人的人際關系學說為先導的行為科學管理理論階段和以管理理論叢林為特征的現代管理理論階段。

陳振華認為西方的企業管理理論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分別經歷了以下發展階段：古典管理理論階段、行為科學理論及管理理論叢林發展階段、以戰略管理為主的企業組織理論階段、企業再造理論、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組織管理理論階段。

劉傳宏認為基于時間維度的企業管理理論發展包括：工業革命時期的管理探索、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科學管理理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工業人際關系學理論、二戰之后形成的現代管理理論階段——管理理論叢林、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文化理論、20世紀90年代的管理反思與創新。

另外，任佩瑜在《論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階段、規律和趨勢》一文中又創新性地提出了企業管理理論發展“六階段”的見解，即經驗管理階段、科學管理階段、行為科學階段、管理叢林階段、文化理論與戰略管理階段和企業再造階段。

(三）關于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發展過程的研究

首都經貿大學“中國企業理論50年”課題組發表的《我國企業管理理論50年的發展》一文中指出，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的發展經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可以劃分為“二大時期”，第一大時期是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黨的，這一時期是在髙度集中型經濟管理體制下形成的企業管理理論；第二大時期是在黨的以后，企業管理不僅要重視企業內部的管理，更要重視對企業環境，特別是市場的調査和預測。

關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研究，張巾爽在《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中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從實行企業利潤留成制度，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開始的。19乃年，蔣一葦首先提出了經濟改革要以企業為基礎的觀點。另外，企業的“轉軌變型”也是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首都經貿大學的黃津孚在《我國企業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現狀與問題》一文中提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管理實踐的發展落后于理論的發展，但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包括：第一，企業管理正在全方位地發展；第二，企業管理正由政治行政驅動變為經濟政策與市場驅動；第三，企業管理創新日益活躍。

二、關于中國特色企業管理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研究

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及人類進人21世紀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管理的發展呈現出新的趨勢。

(一)關于國際企業管理發展趨勢的研究

梁樹良認為二十一世紀企業管理發展的十大趨勢可概括為：管理核心人本化、管理理論科學化、管理人才國際化、管理目標價值化、管理內容精簡化、管理組織網絡化、管理權力知識化、管理特點個性化、管理手段信息化、管理方法文化化。

劉傳宏認為，企業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的發展呈現出新的趨勢：創新成為管理的主旋律；知識成為最為重要的資源；學習型企業是未來企業的發展模式；人本管理將更加受到重視；全球戰略與快速應變是企業決勝的關鍵；跨文化管理一東西方管理思想的交融與滲透。

此外，姜太平在《企業管理發展的新趨勢一綠色管理》一文中創新性地提出了綠色管理是企業管理發展新趨勢的觀點。他認為，綠色管理的思想是90年代以來企業管理的新思維。所謂綠色管理，是指企業根據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環境保護的要求，所形成的一種綠色經營理念及其所實施的一系列管理活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是“綠色”的內涵，綠色經營理念也可稱之為“綠色管理哲學”，它是企業經營活動的一種導向、一種觀念。

在1996年12月20日舉行的“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們歸納整理了國際企業管理的10種最新趨勢，分別是企業經營國際化、企業目標多元化、產品服務化、出口品牌化、技術髙級化、組織活性化、機構網絡化、角色多重化、激勵監督科學化、費用適度化。除此之外，有的學者還提出了企業管理風潮的最新特點，即顧客導向、企業再造、學習型組織、團隊組織、自主管理、全球競爭、彈性策略、企業形象、以人為本。

(二）關于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發展趨勢的研究

對于中國企業管理的發展趨勢，陳振華認為，提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是中國企業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一，樹立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第二，樹立避實就虛、以柔克剛的經營理念；?第三，建立有機式的組織結構；第四，建立規范而合理的管理制度；第五，采用先進而合理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第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切實履行社會責任。

學者陳靜華在《關于未來企業管理理論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國企業管理理論未來發展趨勢包括：管理全球化；實現企業制度創新；實現知識管理與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具備社會責任與管理道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王欽認為，企業的成長思維轉型應該由“機會導向”轉向“戰略導向”，由傳統的“一招鮮”轉向“系統管理”；企業的戰略轉型應該依賴于企業組織系統、公司治理系統、人力資源系統、內部管控系統、企業文化系統的支撐；企業的國際化是一道必須跨越的門檻。

傅洲認為，隨著世界知名企業、跨國企業不斷地大范圍地占領著中國市場份額，從而使中國企業生存環境日漸惡化，面對的競爭更加激烈，未來的中國企業管理會更加注意科學管理、全員創新、績效管理以及分權管理。

張蘭霞認為，21世紀需要一個全新的企業經營理念、一套全新的經營方式和一種全新的組織形式，以便對新的形勢和發展趨勢做出快速、有效的反應。要做到這一點，企業必須不斷進行管理創新，包括企業管理理論、企業管理范圍、企業管理組織、企業管理流程以及企業管理激勵機制等方面。

(三）關于我國企業管理理論探索與創新的研究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以及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程度的提髙，我國企業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結合企業自身實際，不斷對企業傳統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進行改革、改進和改造，以進一步提高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水平。

對于當前我國企業管理創新的特點問題，梁薇認為，第一，企業營銷管理是企業管理創新關注的焦點；第二’根據企業自身實際需要選擇合適的發展戰略；第三，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從傳統的外在標準向更加注重人的內在價值方向發展；第四，自主創新方式以引進國外先進經驗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另外，她還指出我國企業管理創新的實現路徑包括：創新企業管理理念；更加重視企業戰略管理；不斷完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

周晉華認為，構建中國企業管理創新機制要做到：第一，訓練系統的思維方式；第二，打破常規，訓練開放式、發散式的思維方式；第三，學會逆向思維；第四，通過綜合多學?科的知識，進行管理創新；第五，通過對原有管理理論的方法的改進和突破，實現管理創新。

篇（5）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經典的政治經濟學巨著，是一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進行深刻剖析的集大成之作。在這部不朽的著作中，不僅閃耀著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方面的思想光芒，其中也散布著許多充滿智慧的管理見解。本文僅就《資本論》中工廠管理思想的協作職能進行分析，以期能夠對現代企業管理有所幫助。

一、《資本論》中管理的性質

任何事物的產生與發展都有其固有的原因和結果。資本主義工廠管理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不斷聚集和工廠規模的不斷增大，對這些生產資料的合理使用和監督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其次，隨著資本主義工廠中雇傭工人的不斷增加，監督并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勞動從而使雇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也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必然要求。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和目的都是為了使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值，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價值”，所以資本主義工廠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一種職能”。

資本主義工廠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資本主義工廠管理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工廠管理又是資本的增值過程。資本主義工廠管理性質的二重性使其分為上級管理和下級管理。資本增值過程的管理要求資本家必須關心工廠生產的總過程，也就是一般的上層宏觀管理；而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管理又不可避免地促使資本家逐步放權，促使他們把直接的和經常的監督管理工人個體的職能交給了特種工人。“正如軍隊需要軍官和軍士一樣，在同一個資本指揮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業上的軍官（經理）和軍士（監工），在勞動的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和協作”，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協調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因而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就取得了特殊的性質。“對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來說，資本主義協作好像不是協作的一個特殊的歷史形式，而協作本身倒好像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歷史形式”，正如協作發揮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一樣，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協作本身就表現為同單個的獨立勞動過程相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有形式。

二、資本主義工廠管理中的協作職能

法國著名的管理學家亨利?法約爾在其名著《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曾經提出了管理的五項職能，他指出“協作就是把所有的活動、工作和人結合起來，使之和諧地進行”。其實遠在人類文明初期，狩獵這種形式便成為最初的協作方式，但那時的協作只是最初的也是最簡單的協作。我們這里所說的協作是指在工場手工業出現的同大規模生產結合在一起的一種協同勞動的方式，它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殊發展時代的固定勞動方式，它勢必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發展而前進。在馬克思看來，協作就是“許多人在同一個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馬克思對管理中協作職能的經典描述是這樣的：“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綜合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單個勞動者力量的簡單加和，與許多人同時共同協作完成一項勞動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是有本質差別的。管理中的協作不單單是提高了個人的能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這是因為，當許多的個體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集體力量的時候，它往往會產生一種新的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工作效率”。

一方面，協作擴大了勞動的空間范圍，從而使某些勞動過程在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更加緊密；另一方面，協作可以與生產規模相比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一般而言，在勞動作用范圍不斷擴大的同時，非生產費用也會提高，而管理協作職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空間范圍縮小勢必會節約非生產費用，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生產管理效率，這是協作所產生的巨大效用之一。正如我們看到巨大的珊瑚礁從海底升起形成島嶼與陸地，雖然每一個珊瑚蟲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它們協作的力量卻足以撞沉一艘大船。

在企業管理中，生產力的提高不外乎有以下幾種。一是由于提高了勞動的機械力并擴大了機械力在空間上的作用范圍。這一點在我們現代建筑業中的作用是最為明顯的，塔吊的應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二是與生產規模相比，生產場所在空間上的縮小。現代企業生產早已超出了過去那種單純依靠擴大生產設備規模的發展模式，生產場所日益追求精小化，現代高精尖技術企業就是在縮小生產場所的同時極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益和效率。三是在緊急的短時間內動用了大量的勞動力，這一點無論是在古代的戰爭時期還是在現代的抗洪搶險中都得到了極大的表現。在管理水平一定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大量勞動力的調用勢必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四是由于激發了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了他們的精力，現代企業激勵方式已經開始由過去的注重個體激勵慢慢轉向了重視個體間競爭激勵模式，這種轉變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所產生的作用尤其顯著。協作在企業生產管理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產生的，“協作使工人們擺脫了個人的種種局限，并發揮出他們的種屬能力”。

在資本主義工廠管理中，指揮與協作是密不可分的。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領導指揮就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指揮的命令，就像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一切大規模的生產勞動都需要領導和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的指揮，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管理中的指揮和協作是相輔相成的。指揮和協作的關系就像人的整體與各個獨立的器官一樣，只有在大腦指揮下各個器官協作工作，人的整體作用才會凸現出來；同樣，只有在各個器官協作的基礎上，人腦才能進行有序的指揮使人體達到真正的默契。

三、工廠協作管理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當前我國社會正在追求和諧管理，講求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兩百年前的工廠協作管理模式對我國現代企業的和諧管理具有重大的意義。

1、是提高現代企業生產效率的必然選擇

現代企業是一個紛繁復雜的要素集合體，企業要想進行高效率生產運作必然需要進行協作管理。企業生產需要制定計劃，合理安排各種要素，使之成比例地運作，以期達到最佳效果，這便是原始意義上的生產協作管理。現代企業的生產管理已經部分地實現了程序化運作，其協作管理職能基本上實現了計算機控制管理，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MRPⅡ生產協作管理系列。

2、是進行現代企業員工管理的重要手段

企業要想高效率運作，人、財、物之間的有序協作是必然。現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得人與財、人與物及財與物之間的協作變得越來越容易，而人與人之間的協作卻變得越來越難。企業員工之間的協作管理日益成為影響企業高效率運作的重要因素。員工協作管理的目的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現代企業管理最根本的就是對人的管理。但現代企業員工的工作目的日趨多樣化，工作追求日益個性化，因而員工協作管理日漸代替生產協作管理成為現代企業管理者的一項重要內容。現代企業管理者首要任務就是協調不同員工的工作動機，使其向著有利于企業目標實現的方向發展，同時最大程度地實現員工的工作期望。工廠時代的員工協作管理多訴諸于強行暴力和威脅命令，現代企業員工管理需要協作管理但不能采取工廠時代的員工管理模式，“以人為本”是現代企業員工協作管理的根本原則。

3、是現代企業實現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與兩百年前的工廠時代不同，現代企業管理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變的越來越復雜，國際化趨勢日益擴大。企業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單單要關注企業內部條件，更要關注企業外部環境，與外部社會環境達成良好的信譽關系，與外部自然環境形成良好的循環經濟。同時還要協調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搜集整理企業外部環境中時間、空間上的各種信息變化，在企業內與外、時間與空間等各種要素的協作管理中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現代企業信息管理系統（IMS）是現代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協作管理的重要手段。

4、是現代企業實現和諧管理的根本方式

現代企業管理是各種管理的綜合，它不單單要求企業進行內部的生產管理、人員管理、財務管理、營銷管理等，還需要企業不斷關注和關心外部環境以求得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和諧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現代企業的最高追求。要實現企業和諧管理，就需要企業不斷協調處理各種關系，協作運行各種要素，最終實現企業不斷進步。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篇（6）

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部分的區域集團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截至2001年底，世貿組織得到通知的區域經濟組織有200多個，其中150多個組織的協議仍在生效。

幾乎所有的WTO成員都參加了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有些WTO的成員甚至成為10多個區域一體化協議的成員。目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參加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這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在區域范圍內進行限制和約束，而且這種約束和限制比經濟性世貿組織更強。

2．最高層次的全球性經濟組織（協定）的影響

世界范圍內的國際經濟協調是由全球性的國際經濟組織負責的，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其職能已不僅僅是協調國際貿易，而且幾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經濟活動。參加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在國內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都必須嚴格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則，把許多經濟讓渡給世貿組織。這從最高國際層面上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行使。

3．最低層次的雙邊組織和協定

對于那些涉及兩個國家的國際經濟問題的解決，單獨依靠其中一國的調節是不能發揮作用的，需要通過雙方的組織（協定）來協調，參加這些雙邊協定的發展中國家，在雙邊協定和組織生效后，就必須遵守有關協議，從而使本國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

例如，中國加入WTO之前的中美最惠國待遇協定；2003年6月中俄兩國簽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協定，這些都是裁定協定兩國之間分歧、矛盾的準則，使兩國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性、區域性及雙邊性組織（協定）的狀況日益增多。這種狀況從高中低三個層次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

二、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職能范圍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經濟組織對參與其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從多方面進行限制，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內外經濟職能從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據協定）轉移到國際性、區域性或雙邊國際經濟組織中。

1．經濟法規、經濟原則、經濟制度的創建職能

過去經濟法規、經濟原則、經濟制度的設立都是一國范圍內的事，發展中國家把其看作是不受侵犯的重要體現。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這種職能部分轉移到國際經濟組織中，國內經濟政策法規、國內的經濟體制要同國際接軌，發展中國家要執行國際經濟組織制定的經濟法規、經濟政策，甚至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都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例如：加入WTO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接受WTO規則體系，其中包括有《關貿總協定》在內的20多個具體領域的協定、議定書、決定、諒解等。WTO調整的領域從傳統的貨物貿易發展到服務貿易，從關稅減讓發展到非關稅壁壘的限制和拆除。發展中國家國內制定的法規政策若與此有抵制的必須限期拆除。

2．監管職能

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有關制度的實施都是由本國政府執行的，是本國政府范圍的事情，包括進出口關稅的減讓、國內貿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監管職能轉移到國際有關經濟組織中去，由這些組織根據有關法則進行監督。例如：在經濟方面，GATT、WTO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監督懲罰機制。這種機制實質上侵蝕了一部分國家的經濟，由于其規則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發展中國家受到的侵害更為嚴重。

3．解決爭端職能

在國際社會中，發展中國家解決國家間的經濟利益矛盾是在國家政府間協商的。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擴大，不同國際主體之間的經濟爭端增多，日益復雜化，因此，國家范圍內調節的局限性突現，國際經濟組織開始介入發展中國家的有關國際爭端，代行某些國家職能。世界貿易組織在關于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中，全面規定了其解決爭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協調、斡旋和調解）、法律方法（包括專家組審議和上訴）、裁決的執行與監督、救濟辦法等，還專設了爭端解決機構（DSB）。世界貿易組織在爭端機制解決上有突出的三點要求：其一，DSB的裁決具有約束力；其二，有一常設上訴機構，受理關于法律問題的上訴；其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應當對違犯規則事件在多邊爭端機制下尋求救濟，在裁決不能得到實施時可采取補償和交叉報復的制度。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于該體制所管理的一切協議和決定，沒有例外[1](P150)。

世界貿易組織解決爭端具有安全、可預見、執法權威性等特征，從某種意義上代替了國家的經濟職能，這將對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的國家產生影響。世界貿易組織在成立后的前6年，受理了200多件貿易糾紛，其中大部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既有保護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好的結果，也有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不良后果。這些解決爭端的機制在區域性經濟組織中也存在。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參加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組織中，就存在一個受理國家之間爭端的制度，而且還平行地設有一個解決投資者和成員國之間爭端的制度。在亞洲，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在1996年6月也成立了一個解決東盟各國內部貿易糾紛的仲裁機構。所有這些解決爭端機構的設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發展中國家職能的發揮。

三、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二重性目前，對于經濟全球化中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認識，有一種較普遍的觀點，就是意識到了挑戰、侵蝕和沖擊等負面作用的嚴峻性。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的事實。但是，我們認為這還不夠，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還有另一面，即積極的一面，由于和國際經濟體制接軌，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增強。我們把這兩個方面的作用稱作二重性。具體來講：

1．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是促使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動機之一，主要表現在：其一，平臺作用。一個是國際經濟組織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受到傷害時，提供了解決爭端的場所。例如，加入世貿組織前，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通過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由于中國是處于弱勢的經濟實體，結果中國做出的讓步很大，有的甚至傷及國家的經濟政治權益。美國常常以中美經貿關系同掛鉤來威脅中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雖然中國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糾紛、反傾銷爭端增多，但是在世貿組織的框架內，中國勝訴的次數也不斷增多。

另一個是，在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內，發展中國家貿易爭端機制的設立，提高了區域內發展中國家減少貿易摩擦，集體行使國家的能力，某些國家的平等讓渡，獲得了更大的國家權益，對發展中國家的行使也是有積極作用的。其二，提升作用。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建設存在著許多問題，其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內外職能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方面，例如，市場經濟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過多干預經濟活動等，影響了國家的行使。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經濟組織后，就必須同國際上先進的市場管理規則接軌，廢除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法規、政策和制度，這固然會限制的作用，但同時也會使發展中國家拋棄原來舊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規和體制，接受國際上流行的政策、法規和體制，從而強化國家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生產力的適應性，有利于提升國家的行使能力。其三，保護作用。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利用主導地位對發展中國家基本進行限制和侵蝕，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自身維護的斗爭及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力量的增強，在國際經濟組織中也有一些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條例。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就有關于發展中國家市場準入和保護弱勢產業的條款，發展中國家可以以此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就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對自己的弱勢產業進行保護，例如，對汽車工業、農業等就采取了保護性的措施。在實踐中，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了支持，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發展基金。尤其是作為世界銀行“軟貸款窗口”的國際開發協會，主要以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為貸款對象，向這些國家提供長期低息的貸款，以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該協會在全球反貧困斗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GATT、WTO屬下的各項多邊協定，也規定了不少對發展中國家成員的特別措施。所有這些都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有侵蝕作用西方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也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占據優勢地位，它們往往用這種優勢侵蝕發展中國家的。主要方法有：其一，規則侵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國際經濟組織的創始國，也是規則的制定者，他們利用其地位制定的規則，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一開始就在國際經濟組織中處于不平等地位，發展中國家的在先天就受到限制。其二，實力侵蝕。在國際經濟組織的實踐中，發言權的多少往往以經濟實力做后盾。例如，在世界銀行、貨幣基金組織中，就是以資金多少決定其投票決策權。因此，在國際經濟生活中，國際經濟組織往往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為自己利益侵蝕發展中國家的工具。有人指責IMF或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制訂的不合理的資金實施方案，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墨西哥和亞洲的金融危機，在這些危機中它們是真正的“幕后元兇”。其三，附加侵蝕。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中國家由于資金短缺，為了經濟發展需要，就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請求幫助。但是，這些國際經濟組織在援助中提出了許多附加條件。這些附加條件不僅僅侵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甚至傷害了其政治。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務只是監督國際貨幣體系，如今卻通過多方面的活動使世界經濟納入自己的軌道運轉[2](P58)。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非國家主體的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多層次、全方位和雙重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對此必須有科學的認識。首先，發展中國家應認識到只有參與經濟全球化，參加國際經濟組織，遵守國際規則，讓渡部分，才能獲得國際規則的保護，國家也才能因經濟實力增大而獲得有效的保護。反之，如果發展中國家固守傳統觀，不參加國際組織，不讓渡，不理會國際規則，就不可能真正參與經濟全球化，也就無法分享國際間的各種成果，這樣國家利益就會受到更大損害，到頭來國家也不能得到真正的維護。其次，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必須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優勢，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認識到自身的脆弱性。發展中國家要根據國情，逐步、分階段地讓渡，不能以犧牲國家的根本利益為代價；要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進行斗爭，推動國際經濟組織的規則向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轉化。[]

參考文獻：

[1]霄，吳丹．世界經濟概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2]雷新超．經濟全球化與國家問題研究[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篇（7）

一、引言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實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提出了建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科學的迫切性。但是，學界仍然在延用20世紀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為理論基礎，提出的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學建構指導思想。其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并未深入探討以我為“主”的內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斷和選擇眾學之“長”，怎樣才能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筆者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建構需要從制度基礎和傳統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關系角度出發，建構各種管理文化因素有篩選取舍功能的制度結構。

二、西方管理理論在轉軌時期應用研究

進入市場經濟進程以后，但是，我國在現實管理活動中深受自身獨特的文化積淀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積淀，是缺乏社會化大生產和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的中國農業社會管理思想的延續，浸透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質。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由單一計劃型結構向市場契約型多元結構的轉變。經濟多元化的出現導致單一利益關系的分化，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市場經濟進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體制內經濟利益分化以外，中國社會還存在體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體或集團，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憑借手中政治地位、經濟勢力及支配資源的特殊權力，利用非市場化方式，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額外財富，形成具有投機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團。究其實質，則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雙向尋租行為。盡管尋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同樣存在，但是我國轉軌狀態使這種行為差不多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非規范經營行為與尋租行為越重，則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員個人的收益與尋租成功的企業的收益卻越多。于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就會出現相互報酬遞減的關系。這是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經驗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來的管理科學，在現階段我國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大都缺少現實的基礎。

三、傳統管理思想在轉型時期應用分析

反觀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其價值取向與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可謂格格不入。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本主義，把個體價值歸結于社會價值，倡導重義輕利。但是，以功利主義為原則的市場經濟卻認為唯利是圖是永恒不變的人類本性，強調”經濟人”假設的普遍適用。再者，以孔孟之道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張三綱五常倫理模式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宣揚專制式人治主義。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契約型經濟，崇尚以法治國，重視共同的契約式約定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過程。而在具體管理模式上，中國古代管理方略經歷了春秋戰國的雛形期和秦漢以后定型期兩個階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嚴法律民、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以及兼愛非攻、兼愛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則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道法相輔”為學派結構的中國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雖多有變化，但終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國”作軀干，添加”援道入儒，無為而治”、”陽儒陰法，德主刑輔”為兩翼的內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顯，管理知識一直未能與治國思想分離而成為專門的科學知識，強調的是以平均和共存為特點的有序、統一、穩定的內部和諧狀態。因此，難以勝任市場經濟時期中國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競爭、創新和科學精神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以求和諧、中庸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議

本文贊同在探求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過程中，廣泛吸取多種管理創新資源，從中國現代獨特的價值、文化視角去發掘西方現代管理理論和中國古代以“治國之道”表現出來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須強調這種文化的汲取必須由新的企業產權制度的安排來起主要作用。由于該制度的功能機制卻在于企業家作用。現代產權制度的構建需要眾多的真正的企業家在實實在在的經營實踐中去探索、去博采眾家、融貫中西推陳出新。為此，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不僅要求符合市場經濟本性要求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設，而且與完善企業經營者擇優機制是不可分的。在這種擇優機制的作用下，優秀企業家的涌現不是靠親情關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領導賞識，而是靠制度性的競爭，以優勝劣汰的規則產生。因此，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上企業家擇優機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學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相融合而達到建構中國自己的管理科學的充要條件。

另外，在具體操作模式中，既要極力營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又必須強調允中諧協、知權通變。以平等、開放、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識，從西方管理科學和中國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剝離出各種不同的觀點、思想，審時度勢，在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判斷標準基礎上，將他們應用到實際管理中去，最終建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科學。

篇（8）

二、西方管理理論在轉軌時期應用研究

進入市場經濟進程以后，但是，我國在現實管理活動中深受自身獨特的文化積淀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積淀，是缺乏社會化大生產和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的中國農業社會管理思想的延續，浸透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質。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由單一計劃型結構向市場契約型多元結構的轉變。經濟多元化的出現導致單一利益關系的分化，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市場經濟進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體制內經濟利益分化以外，中國社會還存在體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體或集團，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憑借手中政治地位、經濟勢力及支配資源的特殊權力，利用非市場化方式，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額外財富，形成具有投機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團。究其實質，則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雙向尋租行為。盡管尋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同樣存在，但是我國轉軌狀態使這種行為差不多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非規范經營行為與尋租行為越重，則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員個人的收益與尋租成功的企業的收益卻越多。于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就會出現相互報酬遞減的關系。這是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經驗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來的管理科學，在現階段我國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大都缺少現實的基礎。

三、傳統管理思想在轉型時期應用分析

反觀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其價值取向與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可謂格格不入。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本主義，把個體價值歸結于社會價值，倡導重義輕利。但是，以功利主義為原則的市場經濟卻認為唯利是圖是永恒不變的人類本性，強調”經濟人”假設的普遍適用。再者，以孔孟之道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張三綱五常倫理模式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宣揚專制式人治主義。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契約型經濟，崇尚以法治國，重視共同的契約式約定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過程。而在具體管理模式上，中國古代管理方略經歷了春秋戰國的雛形期和秦漢以后定型期兩個階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嚴法律民、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以及兼愛非攻、兼愛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則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道法相輔”為學派結構的中國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雖多有變化，但終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國”作軀干，添加”援道入儒，無為而治”、”陽儒陰法，德主刑輔”為兩翼的內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顯，管理知識一直未能與治國思想分離而成為專門的科學知識，強調的是以平均和共存為特點的有序、統一、穩定的內部和諧狀態。因此，難以勝任市場經濟時期中國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競爭、創新和科學精神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以求和諧、中庸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篇（9）

(1)投資人(國家)與經營管理者(廠長經理)缺乏有效的責任約束。投資人(國家)對經營管理者沒有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投資人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2)職工缺乏工作積極性以及和企業主動融合的精神。投資人(國家)和經營管理者沒有切實有效的辦法、沒有足夠的動力和約束力去挖掘職工的潛力和創造性。

(3)未建立起以客戶市場為中心的高效率的服務體系。企業要根據客戶市場的變化，建立合理的業務流程和服務手段，要始終把改革和創新作為企業發展的“動力源”和“助推器”。大多數國有企業仍處于較原始的發展階段，是以總量擴張或數量擴張為特征的粗放式經營，而不是以效益和質量提高為特征的集約化經營，只注重外延式規模的擴張，而忽視內涵式的發展，因而在服務效率及產品創新方面難以滿足客戶的需要。

(4)企業與客戶之間的關系脆弱。國有企業在發展客戶市場時，沒有對產品風險進行有效控制，沒有形成長期互利合作的關系。

(5)企業產權不清，邊界模糊，主體虛置，導致了國有企業產權的不可交易性，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企業行為短期化和低效化。

(6)政資不分。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不分，部門多頭管理，人權、事權、財權三分天下，造成企業或被管死，或失去控制，導致企業效率低下，難以發展。

二、企業重組改革的措施及效果

建立一個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有助于解決國企改革重組過程中遇到的幾個問題：

(1)可以解決國企治理機制的問題。創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必須形成三個層次的經營架構，即國資委、從事資產運作、價值形態管理的公司或控股公司、實體企業。國資委主要是預算管理，以預算管理為龍頭，資產經營公司以投資為中心，以投資決策為龍頭，實體企業是以財務管理和日常生產經營為龍頭。三層架構的形成，可以有效地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情況下，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監控問題。出資人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通過對資產運營公司的授權管理的方式，行使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使其作為所有者的權益能夠真正得到保障。

(2)解決公司治理機制問題的有效措施是建立一支穩定的職業經理人隊伍。對于國有企業來講擁有一支優秀的經理人隊伍，是國有企業保持穩步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構建職業經理人體系，建立一支穩定的職業經理人隊伍有助于解決國有企業治理機制上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國資委設立國有企業經營評估委員會，對企業實績報告，經營實績評估程序，評估結果作出具體的規定，然后對照統一的標準，按規定的程序，通過定量定性對比分析，對企業一定時期的經營效益和經營者業績作出客觀公正和準確的綜合評判，并據此給予經營者相應的薪酬和獎勵，或向經營者迫索補償。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國有企業的“二重性”，即經濟性和社會性，如維護公共利益和保障就業等，可以將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有機結合起來，將其實現的社會效益一并納入企業經營效績評價的范圍。

從目前對企業的監管和管理體制來看，政府、政府各部門、企業各自承擔不同的管理職能，企業重大決策涉及多個部門的意見，這一過程往往延誤了最佳決策時間，也造成了難以追究決策失誤的責任。與此同時，目前有關制度并未形成對企業經營管理層的有效約束，特別是對企業的經營效益和風險狀況缺乏合理的制約機制。現有體制也不適宜于企業提高適應市場發展變化的能力。國有企業重組改革后，企業目標控制可以市場化、程序化和規范化。借助于規范的法律約束和市場規則約束，可以強化所有者監控作用的效力和時效性。

(3)資產營運公司和實體企業有明確的經營管理責任和日標。對資產營運公司而言，在國資委授權并監督下，首要的經營月標是為出資人帶來最大的回報。由于營運公司和企業實體確立了較單 、具體的經營目標，國資委對營運公司管理層，營運公司對實體企業管理層進行考核，并行使激勵機制就具有比較客觀、公正的依據。

篇（10）

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法法律體系和法律規范也日益發展。發展至今，經濟法已然構建了一套獨立的、具有內在系統性，并能與民法、刑法和行政法劃分開來的法律理論體系，已經明確了在法學體系中的獨立部門法地位。然而，獨立的經濟法部門法地位并不能夠徹底地解決有關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問題，許多學者依然在探究許多有關經濟法責任的各種問題。

對“經濟法責任是否具有獨立性”這個問題，學界對其進行的探討從未停息，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對經濟法責任具有獨立性持肯定態度，認為經濟法責任絕不僅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簡單相加；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法責任不具有獨立性，不過是借用傳統法律責任而已。我認為，經濟法責任的理論研討也將遵循著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規律，隨著現實生活中各項經濟問題的凸顯、經濟法責任形式的多樣化發展以及學者們對其獨立性和實現方式等的進一步探討，經濟法責任將日益彰顯其重要性，并最終形成獨立的經濟法責任法律體系。

一、經濟法獨立責任概念與涵義

經濟法責任，又稱經濟法的法律后果，是指“經濟法所規定的，人們在違反經濟法所設定的法律規范后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即人們違反了經濟法所規定的法律義務所應當付出的代價經濟法責任在本質上是獨立的，在研究過程中，既不能將經濟法責任與其他法律部門責任劃等號，更不能割裂經濟法責任與其他部門法責任的聯系。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是指“作為經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濟法責任能夠在內涵、功能、目的和價值等方面符合經濟法的獨立體系要求，并與其他部門法律責任相區別，因此，關于經濟法責任獨立性問題的研究是明晰界定經濟法責任的前提，也是辨析經濟法責任與其他部門法責任的差異性及需要借鑒吸收之處的重要依據。

二、經濟法獨立前提與必然性分析

（一）經濟法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法律以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大多數法律部門都有自己的獨特的調整對象，從而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經濟法也不例外，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以特定的經濟關系為自己的調整對象，不與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門有任何交叉、重疊或重復。

不同法律部門的概念決定了各自所特有的調整對象，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民法也涉及經濟關系，但是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發生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規制關系。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并不涵括全部的經濟關系，而是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規制關系，并且是以政府為一方主體，市場參與主（企業、個人）體為另一方所形成經濟規制關系。當規制管理的事物屬于經濟范疇時，行政機關只能以經濟規制者的身份參與調整經濟規制關系，而不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出現。因此，經濟法與行政法、民法的界限是清晰明了的。綜上，經濟法具有獨特的調整對象，且并不與其他部門法交叉重疊。獨特的經濟法調整對象構成經濟法責任獨立的前提。

（二）發揮經濟法調節作用的需要。為了保證經濟法的調節作用充分發揮，需要確立經濟法責任的獨立地位。一直以來，民法主要用于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行政法致力于調整個人和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協調的法律責任制度應當是建立在各部口法協同合作、銜接有序的基礎上的，想實現這一目的，各部口法就應該有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及調整機制，在不同的行為主體同時違反多個法律規范時，依據相應的法律責任制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承認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明確規定觸犯了經濟法規定需要承擔不為其他法律所涵蓋的法律責任并通過特殊的程序給予保障，那么經濟法作為獨立部口法的作用就可得到充分發揮，其對市場經濟的調節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展現。

（三）是法律責任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由于時代和制度的約束，傳統的責任理論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偏狹和缺位。于是，法律責任理論一直處于發展、創新之中，新的觀點或理論不斷涌現，不斷地挑戰傳統理論，使之獲得不斷的發展和創新。隨著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和發展，傳統的法律責任理論已難以解釋經濟法缺乏自己獨立法律責任而需援引其他部門法責任的問題，局限性已日益顯現經濟法應當擁有自己的獨立法律責任的觀點便應運而生。因此，應當正確認識經濟法責任對傳統法律責任理論的補充、拓展和完善，充分地相信傳統法律責任理論必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而經濟法責任的獨立將成為傳統法律責任理論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我國經濟法責任獨立訴訟程序的立法建議

（一）完善經濟訴訟程序。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調整的社會關系具有獨特性，解決這些與眾不同的社會關系的糾紛的程序必須與實體法相適應，從而實際意義上的經濟審判庭的構建應當從于實體法和程序法的構建，最后再落實到審判實務工作中去。因此，應當盡快完善經濟訴訟程序，在經濟實體法和程序法完備的基礎上，才能創設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審判庭審理經濟法上的糾紛。

經濟訴訟也可以效仿民法特別程序法制度，暫時先設立經濟訴訟特別程序，在條件成熟時，設立經濟訴訟程序法。在其中明確以下規定：一是原告的范圍，原告應做擴大化解釋。二是的對象，應當是國家及其政府經濟管理部門，是針對國家及其政府經濟管理部門所有管理和調控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為與不作為。三是訴訟的目的，應當明確經濟訴訟的目的是不僅為了彌補個案救濟，更是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

（二）專門的審判機構。根據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結合經濟訴訟的特殊性，我認為可以先制定經濟訴訟特別程序法，然后在法院的內部設立專門的經濟審判庭，審理適用經濟訴訟特別程序的經濟糾紛案件。但是，依照經濟訴訟特別程序法設立的這種經濟審判庭與早前被撤銷的經濟審判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是專門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專門法庭，適用的法律應當是經濟訴訟特別程序法。施行一段時間后，待條件成熟時，可以增設專門的經濟審判庭來審理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部門損害社會經濟利益的不當管理行為提起公訴的案件。然后視實際情況而定，逐步增加并完善經濟審判法庭的受案范圍，以期能夠涵蓋并解決絕大部分的經濟糾紛案件，實現經濟法的可訴性。誠如學者所言：“只有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或國家授權的組織為保障社會公共利益而時，這種案件才可界定為經濟審判庭的受案范圍。”依此標準，反壟斷案件、反不正當競爭案件、擾亂財政稅收秩序案件、環境與資源案件以及其他經濟法糾紛案件等都應當由經濟訴訟程序法來做出相關規定，并納入經濟訴訟審理的受案范圍中。

（三）完善具體的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經濟公益訴訟制度，首先應當規定原告的資格，檢察機關、社會團體、受害人及其親屬都應當有權提起公益訴訟，并完善公益訴訟代表人訴訟制度。其次是受案范圍，也即納稅人公益訴訟的客體，具體指納稅人公益訴訟針對的對象。應當包括擾亂財政稅收秩序、國有資產流失、環境與資源以及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壟斷、不正當競爭以及消費侵權案件等。第三是舉證責任，應當規定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由原告即納稅人等進行舉證，對政府行為的合法性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政府機關承擔舉證責任，所訴行政機關違法事實行為由作為原告舉證。第四是應當設立符合經濟公益訴訟要求的公益法庭。

獨立經濟訴訟程序的構建與完善不僅彰顯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更有利于經濟法責任的實現，以實現國家對經濟法律關系最強有力的保護。因此，在這個基礎之上，應當盡快構建和完善我國獨立的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制度來保障市場經濟的順暢，保障社會公共效益。

（作者單位：臨沂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