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信息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際金融危機信息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高校畢業生心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出現了心理壓力比實際影響大，焦慮、攻擊、退縮、冷漠、固執、逃避、幻想甚至自殺等現象，高校畢業生挫折心理問題的嚴重性，由此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廣泛關注。

高校畢業生挫折心理的原因分析

國際金融危機時期高校畢業生挫折心理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但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高等教育體制的弊端是高校畢業生挫折心理嚴重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發展與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不相匹配?，F行的幾種教育模式存在嚴重的弊端：理性主義教育，重知識輕情感，重知識輕經驗，精神生活貧乏；模式化教育，導致個性的泯滅；強制性教育，嚴重傷害學生的尊嚴；功利主義教育，使學生陷入實利當中，喪失超越性品格；機械主義教育，削弱學生的批判意識，扼殺他們的創造力。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必須要有大量的技術工人作為支撐，這就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而實際上，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一直不能很好地滿足這種人才需求，而與此同時，普通高校的招生、培養卻不適應社會的發展，高校畢業生出現就業難問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了這一問題。

家庭教育觀念的滯后和過高的期望值，是高校畢業生挫折心理的“枷鎖”。有的家長還抱著“受教育就是為了升學和找到好的職業”的功利主義觀念，而忽視了對子女道德和心理素質的教育，這就造成學生學習目的單一化，從根本上缺少社會實踐和挫折鍛煉。加上封建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的觀念，與這種相對應的家庭教育容易壓抑個性，踐踏人的獨立和自由，使孩子的心理更脆弱，害怕失敗挫折。

心理壓力比實際影響大：國際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影響不明朗，加重了高校畢業生的心理負擔。國際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有兩個關鍵特征：勞動力需求不足與新增勞動力需求萎縮。但究竟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就業影響程度如何？大學生的就業前景怎樣？企業的用人計劃在縮水嗎？政府在如何化解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影響？大學生的就業思路該進行怎樣的調整？受這一系列疑問的困擾，2009屆高校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前景變得撲朔迷離。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影響不明朗加重了高校畢業生的心理負擔。

自我認識偏差是挫折心理的主觀因素。高校畢業生往往缺乏社會經驗，不能正確地認識自我，也不能對所遇到的困難或挫折進行正確的判斷，當取得一點成功時，自我評價偏高；而當遇到挫折與失敗時，就會產生失敗感或焦慮苦惱的情緒，而低估自己甚至自我懷疑與否定。還有不少學生自我評價是消極被動的，一遇到困難、阻礙便覺得一切沒有意思，結果就會變得畏縮不前，錯過了成功的機會。

大學生挫折心理的引導和克服

高校畢業生挫折心理作為一種社會異常性病態心理，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的正常運行有著不可忽視的危害性，因此我們應予以高度重視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以引導和克服。對大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而言，其挫折心理的調適和克服也需要自身、學校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需要進一步加強教育體制改革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中國教育來說，面對金融危機的影響，教育發展改革的步伐不會放緩。從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出發，今后一段時間多種形式培養人才的途徑將進一步發展。同時，高等教育必須主動改革，以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市場為導向，調整高校的教育理念，還原教育的本意以人為本，樹立現代教育目標應除去浮躁、功利主義，加強包括德、智、體、美、勞、心、性7項教育。

篇（2）

一、美國次貸危機產生的表象成因

美國的次級貸款主要由次級貸款發放機構根據各自制定的“保險矩陣”決定借款人的貸款利率，此矩陣主要包含風險評級、信用得分、貸款價值比、申請文件的完整性和收入等主要指標，借款人在這些方面的差別會使得借款利率相差甚遠。次級貸款、尤其是浮動利率的次級貸款的信用風險遠高于優級貸款，由于“貸款價值比”和“債務收入比”都較高，借款人對利率和房屋價格就變得相當敏感。引起美國次貸風暴的直接原因是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導致還款壓力增大，很多本來信用不好的用戶感覺還款壓力大，出現違約，對銀行貸款的收回造成影響。

第一，金融虛擬創新的過度膨脹。由于次級貸款發放機構通常無法通過吸收存款來獲得資金，為獲得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或避稅等因素，這些機構把具有特定期限、利率等特征的次級貸款組成“資產池”，以此作為現金流支持，通過真實出售、破產隔離、信用增級等技術，發行“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抵押擔保債券”，繼而又衍生出大量個性化的“擔保債務憑證”。次級貸款是上述信用衍生產品最初的基礎資產，次級貸款的運行狀況直接或間接決定著這些產品的市場運行。一旦次級貸款發生危機，上述產品的市場將很難幸免于難。由于資產支持證券的反復衍生和杠桿交易，實體經濟的波動將使這些信用衍生品市場及相關的金融市場產生更為劇烈的波動，而這就是目前次級貸款危機的癥結所在。

第二，這些金融衍生產品都是在嚴格假定之下，依靠理論模型和人為參數定價，當假設不成立或者市場環境使參數設定有誤時，根據模型結果進行交易將使投資者出現模型錯誤，從而可能造成重大損失。虛擬金融創新過度的同時，美國金融監管又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例如，次級貸款審貸程序和標準極其寬松，使得大量不合格的高風險用戶獲得了貸款，美國多頭的金融監管體系，監管標準不一、監管領域存在重疊和空白，聯邦和各州都沒有對次級貸款的法律規定。過于依賴詳細的規則進行監管，沒能采取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導致金融監管的反應滯后。

第三，美國社會消費文化的影響。過度消費使得美國近年儲蓄率過低甚至為負，完全違背經濟客觀規律要求，導致消費和投資比例失衡、供求失衡，擴大再生產所要求的平衡關系遭到破壞。如果沒有及時得到調整，累積下去就產生問題。隨還貸期到來和信貸緊縮，就出現消費和投資下降以及相對過剩并存。實體經濟惡化，金融泡沫、金融風險及其他問題立刻顯露，衰退和危機就成為必然。盡管短期中消費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是長期持續的過度消費終究會產生問題，沒有積累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沒有消費。無論如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全社會整體消費長期超過產出的基礎之上。

從宏觀經濟分析的角度看，儲蓄等于投資是經濟健康運行的基本要求。在儲蓄率過低情況下，不足的投資就只能依靠國外資本彌補。實體經濟狀況(消費、儲蓄、投資等)決定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必須大體符合實體經濟發展狀況。所以，過小儲蓄率本身意味社會經濟處于亞健康或不健康狀態。如果未能及時采取對策措施加以解決，出現問題進而產生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乃至于全面的經濟、社會危機，都是必然結局。

第四，美國政府的戰爭費用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聯儲采取持續、大幅的低利率政策，為全球的流動性創造提供了寬松條件，成為全球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根源。正是由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供應泛濫，使得國際資本持續流入美國，東亞和石油美元持有者成為主要的資本輸出者和美元資產的持有者。同時，由于美國近些年來先后對科索沃地區和阿富汗用兵，尤其是對伊拉克的戰爭導致了美國政府向華爾街的銀行借貸了大筆美元，以彌補軍費開支和財政赤字。

第五，華爾街大鱷們在金融創新借口下的金融壟斷。次級貸款這種“有毒”的金融創新產品是由華爾街的投行、券商和銀行合作推出的。現代的金融壟斷階級，不僅包括了擁有巨額金融資本、支配金融產業的金融資本家，也包括擁有和壟斷專業金融知識，從事金融公司經營的專業經理人，金融壟斷階級在美國是居于華爾街而掌控著社會金字塔最頂端的一小撮集團。金融投機所需要的復雜知識，金融業的高度信息不對稱，使金融市場管制需要更高深和復雜的知識，這種知識遠超過人們的經驗和常識，甚至超過政府管理者及其監管人員的能力。尤其是在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更是肆意掠奪壟斷利潤。例如，在2004年美國主要的五家大券商聯合主導，迫使美國證交會取消了對券商買賣證券業務負債的限制，這就使得金融機構可以合法實現過高的負債率，而這也是次貸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梢娊鹑趬艛鄤萘υ诮鹑谖C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甚而由于金融壟斷者的貪婪而蓄意創造高風險的創新產品導致危機發生。

二、美國次貸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美國次貸危機直接源于房地產業等實體經濟的影響，在虛擬經濟和金融市場被放大，又通過住房投資、居民消費和國際貿易等方面對實體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第一，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可能從供給和需求方面加大美國地產房屋價格的下跌壓力。一方面，喪失贖回權比例的提高意味著貸款發放機構將處置更多作為抵押品的房屋，這將增加房屋供給。另一方面，為控制信用風險，貸款人可能通過提高貸款利率或者提高貸款標準從而壓縮信貸規模，這將對住房需求起到抑制作用。供給增加和需求減少共同形成房價進一步下跌的壓力，而這些都可能對住房投資產生負面影響。

第二，美國次級貸款可能對消費產生負面影響。次級貸款的借款人并非全是低收入群體，其中部分借款人屬于中等收入群體，這部分人債務狀況對消費的影響相對于低收入群體更加顯著。真實的消費者預期指數則達到35年來最低水平，反映美國的消費的確面臨嚴峻的挑戰。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美國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它的下滑無疑將直接影響全球的消費需求，進而影響世界經濟的增長動力。美國消費的下降也打擊了從其它國家的進口，對美出口高度依賴的經濟體面臨著劇烈的調整。

第三，由美國次貸問題導致的金融危機可能通過美元的大幅貶值來制造全球的通貨膨脹，從而導致中遠期石油價格高漲。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初期，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顯著降低，整個金融市場上出現資金抽逃，而全球油價也一度發生恐慌性下跌。然而，美聯儲陸續推出的緩解危機的舉措重新推動了油價上漲。目前，全球原油市場的炒作題材已經由供求缺口轉變為美元貶值。從中長期來看，全球原油價格可能持續上漲，次貸危機或將成為超高油價時代到來的導火索。

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已經擴散至其它領域，形成了信用危機，逐步由金融領域蔓延到經濟領域。到2007年，非農業私人部門的就業水平已下降為負值，再創新低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乃至世界的房地產業、航運業、造船業、汽車制造、旅游業和民航的行業也都先后受到了不同的影響。

總體上，美國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消費品行業等受信用危機的影響較為突出，而裝備制造業、石油開采及其服務業、信息技術業等則基本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反而由于全球油價暴漲和石油供應緊張的影響，出現了增長旺盛的局面。這也反映出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后多元化的格局。

三、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由于金融全球化加劇，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動性日趨明顯，受次級貸款危機的沖擊日益明顯，金融危機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相關的潛在成本和風險，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十分突出。尤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出現次級貸款危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干預措施，其貨幣政策直接對中國的宏觀調控的走勢、政策選擇和政策力度等產生影響。為避免金融機構因流動性危機造成金融市場的震蕩，美聯儲不斷采取的措施恰恰又是造成這一危機的根源，即持續注入流動性，并大幅降低利率。顯然，這種措施不可能化解因信用風險造成的危機，但它可以將危機的沖擊轉移至其它的美元持有者身上，因為這些政策造成的美元弱勢將使得美聯儲及美國金融機構的債務縮水。而這無疑將增加全球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的不穩定性，加劇金融市場的震蕩，削弱美元的國際信用，造成世界經濟格局新的不平衡。

第二，國際資本通過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投資基金等形式跨境流動。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情形大不相同的是，中國已完全開放經常項目，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已十分困難。境外資本采取各種手段，通過各種形式的經常項目流入境內，這從近幾年急劇上升的短期外債可見一斑，短期外債已經超過60%，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誤差與遺漏”項下的資本也急劇增加。由于對外資開放了QFII，允許其投資A股市場。越來越多的境外投資銀行在華開展投資活動，而借投資銀行的QFII通道流入的對沖基金也不在少數。

第三，美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受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其經濟增長速度必然會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中國作為其重要的貿易國家，在進出口和經濟增長方面必然會受其巨大的影響。這種不確定性將給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困難。

第四，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匯率的影響。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2007年的運行情況大致為: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走低;外匯即期交易日趨活躍、外匯遠期和掉期交易量同比增長強勁、外幣市場交易量同比增長顯著。在次貸危機沖擊下，2008年第一季度外匯市場發生的新變化包括: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速度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外匯市場交易持續活躍、衍生品交易增長較快等。而次貸危機也將對中國外匯市場產生如下深層次影響:一是升值壓力和對熱錢涌入的擔憂可能帶來更為嚴格的外匯控制措施;二是境內市場上外匯流動性收緊;三是外匯衍生產品價格波動性增強。

第五，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投資者的心理也產生影響，影響其市場預期。而且全球市場的投資者也對中國因素的關注越來越明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可能對全球經濟增長以及企業盈利的前景日益重視。因此，中國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波動也相應對全球市場的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應該說這種影響是客觀存在的、相互傳遞的、多途徑的，也是目前中國管制資本的條件下形成聯動的主要形式。一旦次貸危機造成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那么各國經濟將無一幸免。通過美元貶值制造全球通脹，已經成為美國主動選擇的應對危機的手段。中國政府應對外生性通貨膨脹壓力保持高度警惕，將防止通脹作為第一要務。

四、政策建議

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對于我國金融市場和相關經濟領域的發展至少提供以下警示:

第一，要警惕為應對經濟周期而制訂的宏觀調控政策對某個特定市場造成的沖擊。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聯儲加息導致房地產市場下滑。當前中國面臨著通貨膨脹加速的情況，如果央行為了遏制通脹壓力而采取大幅提高人民幣貸款利率的對策，那么就應該警惕兩方面影響:首先是貸款收緊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影響，這可能造成開發商資金斷裂;其次是還款壓力提高對抵押貸款申請者的影響，可能造成抵押貸款違約率上升。這兩方面的影響都最終會匯集到商業銀行系統，造成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作為抵押品的房地產價值下降，最終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第二，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模式需要反思，并認清房地產貸款市場存在的風險。目前，我國房地產貸款也存在著很多隱患，例如貸款首付比例較低及虛假信用，存在大量投機性借貸。實際操作中也存在虛假操作的情況，超過支付能力的貸款不斷增加，貸款利率增長快，導致部分債務人喪失支付能力，房價在飛漲后存在下跌趨勢等。可以考慮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離低收入階層到房屋租賃市場和廉租市場。由于低收入階層的信用風險一般較高，且對利率和房價較為敏感，嚴重依賴商業銀行獲得房屋抵押貸款，無疑將增加系統性風險。一方面，為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居住權，急需發展和健全房屋租賃市場和廉租市場予以配合。這一目標須與其它制度如個人及家庭財產的申報及登記制度與相應的稅收監管制度配合，才可真正得以落實。另一方面，為防范銀行系統的風險，則需嚴格控制商業銀行對房屋貸款的發放標準及比例，限制預售期房的抵押貸款及開發貸款。

第三，隨著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涌動，金融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金融風險也更加復雜。中國加入WTO后國內銀行業逐步開放，我國商業銀行將在越來越廣的業務范圍與外資銀行展開更為激烈的競爭。我國的商業銀行只有大力開展金融創新，才能擺脫在傳統存貸業務上風險進一步積累的趨勢，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從而提升自身的戰略競爭優勢。同時，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金融風險的復雜化，我國也迫切的需要既能保持金融穩定又能保障銀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有效商業銀行監管制度。在重視外部金融監管和政府規制的同時，更要嚴格銀行等金融企業內部控制機制。尤其是對于衍生金融創新產品的推出一定要謹慎，監管機構和規制部門要不斷學習、靈活監管、審慎對待。

金融創新行為的動機從本質上看源于金融機構的逐利動機。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使得商業銀行傳統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盈利空間縮小，因而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將不斷的尋求金融創新。從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當局的博弈來理解金融創新，各個商業銀行推出新的金融產品或金融服務，是為了尋求逃避監管法規后的豐厚利潤和市場占有。因此，為開拓市場而進行的金融創新活動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過程，并且和監管活動之間存在一個不斷向前推進的動態博弈過程，即監管——創新——再監管——再創新，金融創新仍需繼續推動。同時，還應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加強監管，嚴控風險，如在制定各種政策時，嚴格控制杠桿交易的上限，避免利用杠桿效應過度，避免單一市場風險向其它市場傳染。在金融監管中也要注意金融壟斷行為，采取措施，制定金融行業的反壟斷法律法規，防止少數金融壟斷者以金融創新為借口行貪婪掠奪財富之實。

第四，加強監管的全球性協調。對沖基金、混業經營條件下的銀行等機構，在金融市場的全球化活動以及危機向全球蔓延的特點，再次將監管的全球性協調提到重要位置。美國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已經明顯地影響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項目管制短期內也許避免直接沖擊，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其負面影響。因此，不能對此存有僥幸心理，而應采取更為積極的措施，加強金融監管的全球協調。

參考文獻

[1]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2007、2008年研究報告.

[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2008年研究報告.

[3]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007年、2008年貨幣政策報告.

篇（3）

1.“有限理性”理論

本文所借鑒的經濟學原理即西蒙教授在其《管理行為》一書中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論。他認為現實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完全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而且，人是不存在完全理性的。通過進一步研究，他明確區分了程序理性和結果理性。其中，程序理性是指，行為是在適當考慮其結果的條件下進行的，或者說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則該行為就是程序理性的，強調行為過程的理性，而不是注重結果本身。因此，行為的程序理性取決于某項行為的過程是否合規；結果理性是指在一定條件和限定范圍內，當行為能夠達到預定的目標時，它就是結果理性的，強調結果對預定目標的符合程度，而不在意產生這一結果的行為程序。也就是說，行為的結果理性取決于某項行為是否達到了預定目標，而不管行為過程如何。而西蒙教授認為人們應當更加注重程序理性。在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我們應當側重程序理性加強對行為過程的考核、控制。只要程序合理、過程規范，結果理性自是程序理性的必然結果,而不應刻意追求結果理性、倒置本末。因此，在強調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會計工作應當側重“程序理性”，加強對會計信息產生過程的考核和控制。

2.基于“有限理性”理論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成因

2.1內在利益驅動是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

學者劉玉廷指出會計信息失真的根源在于利益驅動。根據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人是不完全理性的，在巨大經濟利益面前，上至單位負責人下至普通會計人員不惜鋌而走險犧牲“程序理性”去盡力迎合評價者對“結果理性”的要求，從而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不合理的關聯方交易、非貨幣易以及資產剝離等種種會計信息造假行為，使會計信息嚴重失真。

2.2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缺陷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重要內部原因

上市公司本應注重按照生產經營活動規律、市場經濟理論和國家相關政策法規合法、合理進行生產經營，確保會計信息產生過程的規范。但是在我國的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中，存在著諸多缺陷，比如股權結構不合理—國有股“一股獨大”、監事會形同虛設、獨立董事沒有發揮作用，導致會計信息失去“程序理性”，即會計信息產生過程中沒有按法律法規進行嚴格有效的考核和控制，甚至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操縱信息披露，這類會計信息最終體現的是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價值觀取向和意志，其真實性必然大打折扣。

2.3我國上市公司外部監管不力是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重要外部原因

我國上市公司的外部監管主要來自兩方面，即注冊會計師審計和政府監管。學者張俊民分析指出會計舞弊的根源之一在于會計缺乏獨立性。注冊會計師審計職業的獨立性缺失，難以獨立、客觀、公正地發表審計意見，同時，政府的監管不到位，導致了上市公司忽視規范會計信息產生的過程，偏重于對企業一定期間經營結果的考核，即偏重“結果理性”，而忽視“程序理性”。

3.基于經濟學視角治理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的建議

3.1引導上市公司更加關注“程序理性”

由于會計信息舞弊的收益大于成本，產生了內在利益驅動力，誘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造假，所以需要提高會計市場透明度，而信息披露的過程, 本身就是控制過程。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理論告訴我們：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會計信息產生的過程中，要求上市公司負責人和財務人員更加注重“程序理性”，而不僅僅是“結果理性”。所以，上市公司應該積極探索、構建一個以“程序理性”目標為起點，適當考慮“結果理性”特征的、科學合理的控制評價體系以引導會計工作的正常運行，防止盲目追求“結果理性”的現象，以保證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

3.2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

學者謝志華認為解決會計信息失真問題，決策治理比錯弊治理更重要，決策治理是錯弊治理的前提。決策治理是生成真實可靠會計信息的基本保證，這樣可以確保會計信息生成的“程序理性”，那么，“結果理性”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而決策治理取決于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

1）建立多元化的股權結構

培育機構投資者，可以避免個人持股所帶來的股權高度分散，對于強化公司的治理結構具有重要作用；提倡企業法人持股，企業法人持股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控制企業，持股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集團，因而持股公司對被投資公司的監控更全面，更注重公司的長遠發展。還可以借鑒日本和德國的經驗，考慮銀行持股。銀行作為股東，會更注重公司的長遠發展，又具有廉價獲取公司經營和財務信息的天然優勢，能在外部監控中發揮主導性作用。

2）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不僅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會計信息披露過程規范化的一個重要前提。強化董事會決策功能，確立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健全和完善監事會制度，擴充監事會的權力，發揮監事會應有的獨立監察功能，健全財務監督約束機制。

3.3加強外部監督管理

在治理會計信息失真問題過程中，政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預的程度及效果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質量。通過提高監管的效率與水平，建立明確的監管目標，減少政府其它目標對監管目標的干擾，改變多頭管理體制，使政令統一，可以有效地加強政府監管。同時，加強對注冊會計師審計的日常監督管理，建立一支獨立的高素質的注冊會計師隊伍，增強其獨立性，完善審計委托制度，提高注冊會計師的執業水平，提升其社會公信力，有助于提高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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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嚴峻的世紀性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斷加深，世界經濟增長步伐明顯放緩。除美國外，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和日本從中國進口的貨物數量也相繼減少。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員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寒流”。

在此背景下，國際貿易的信用風險程度也明顯加大，出口面臨的信用與結算風險增高。主要表現在：一是國外銀行的信用風險加大。在全球銀行紛紛被降級的情況下，出口貿易中涉及信用證結算等銀行信用的業務所面臨的風險日益加大，短期內信用證結算方式也不再具有原來的信用程度。二是海外買家信用風險加大。國際金融動蕩導致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信貸緊縮，相當部分公司無法從銀行貸款，加大了這些企業拖延支付貨款甚至賴賬的風險。三是海外違約風險加大。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一些國家的對外償付能力、擔保有效性、匯率政策的穩定性等都將受到較大影響，外匯管制風險也在加大，國家風險水平進一步上升。四是出口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更為激烈。隨著國際市場需求的進一步萎縮，進口商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將處于更加有利地位，一些企業為爭奪市場，可能置出口收匯風險于不顧，冒險簽約出口。一旦企業出口收匯壞賬增加，將影響企業正常資金周轉，加大經營壓力，不利于外貿出口的持續健康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我國出口企業而言，如果不能改變目前的經營格局出口必將不斷萎縮，中國整體出口必將進一步下滑。

二、出口信用保險對出口的積極作用

2008年后期，面對外需急劇大幅萎縮的嚴峻形勢，中央果斷出臺了一系列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及時止住了中國出口整體下滑的趨勢。在2009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5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六項穩定外需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一項就是完善出口信用保險政策。出口信用保險是一項由國家財政提供保險風險基金的政策性保險業務，是各國政府以國家財政為后盾，為企業在出口貿易、對外投資和對外工程承包等經濟活動中提供風險保障的一項政策性支持措施，是世貿組織補貼和反補貼協議原則上允許的貿易促進措施，通過擴大出口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是國際上公認的支持出口、防范收匯風險的有效手段和通行的做法。

具體來講，出口信用保險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第一，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貿易機會。企業對于收款期限在一年以內的業務可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對收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業務可投保長期出口信用保險，通過采取靈活便利的支付方式提高自身競爭力，從而抓住貿易機會。第二，有利于企業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出口企業可以借助中國信保提供的“資信評估服務”和“風險管理服務”調查國外買方的資信情況和相關國家的國別風險。第三，有利于企業獲得融資便利。出口商投保出口信用保險后，其收匯風險就轉移給了保險人，出口商因收匯風險降低而更易于得到銀行的融資便利。另外，許多買方在出口商提供融資的情況下才愿意購買商品，出口商只有在購買出口信用保險后才能安全地向買方提供信用限額。第四，有利于企業降低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出口信用保險人還可提供追賬服務，它具有國家背景和規模經濟的優勢。一個保險人可能積累許多索賠申請，利用其國際地位關系，追賬的效率大大超過個別債權人。

三、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出口信用保險仍處于較低的水平，與外貿規模極不相符。目前我國93%的出口是在沒有出口信用保險的支持和保障下進行的，與發達國家高達20％至30％的出口信保覆蓋率仍然差距甚遠。我國出口信用保險發展滯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國信保本身，另一方面在出口企業。此外，國家的宏觀環境也對出口信用保險的發展有廣泛的影響。

首先，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存在以下問題：第一，我國出口信用保險業務一直以來受機構、人員的局限性影響，基本上不宣傳，操作手段延用了商業保險的方法，缺乏出口信用保險的國際性、風險性和政策性體現。第二，保險范圍主要集中在部分出口規模較大的企業，很少涉及中小企業。第三，承保方式單一，缺乏靈活性。中國信保采用統保的方式，即承保出口商所有的出口業務。這一規定使承保面擴大，有利于保險公司分散風險。但它難以滿足企業多樣化的需求，對于優良業務企業不愿因投保增加成本，而單獨投保有風險業務又無法運作。第四，信息系統不完善。健全的信息網絡是有效控制風險的保證，而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屬于自己的信用風險評估標準，更多依賴于國外機構提供的數據。第五，賠付比例過高。2008年中國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賠付率高達85.9％，2009年以來金融危機逐漸波及實體行業，并向全球蔓延，出口信用保險的賠付率仍有所上升，因此需健全事后損失協調平臺。

其次，企業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企業對出口信用保險的認識存在各種偏差，把它同各種商業保險業務混為一談，而對其支持擴大出口的作用認識不足。第二，企業片面強調保費支出和賠付比率，且過分依賴傳統的信用證結算方式，沒有把風險保障與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聯系起來。

再次，法律法規不健全。迄今為止，我國仍沒有專門的出口信用保險方面的法律規范，在《對外貿易法》等相關法律中也沒有統一明確出口信用保險的費率基準、擔保政策、投保事項等事宜，進而導致我國出口信用保險業務操作不規范。

最后，相應的政府政策性支持力度不夠。出口信用保險作為政策性保險，需要財政資金做后盾。而我國迄今仍未建立透明的預算機制，出口信用保險缺乏財政保障。這使得我國出口信用保險保障基金不足，影響其規模和承保能力。另一方面，政策性支持不夠還導致出口信用保險費率偏高的現象。

四、 關于發展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險的建議

針對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存在的問題，要實現出口信用保險的穩步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針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第一，擴大宣傳力度。出口信用保險潛在的市場是巨大的，政府和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應加大對出口信用保險的宣傳力度，鼓勵更多企業，尤其是開拓新興市場的企業積極參保出口信用保險，為出口企業創造安全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第二，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要對銀行及中小企業進行適當的培訓。讓銀行了解出口信用保險的產品能夠作為貸款抵押，為出口企業提供融資便利，為將來的融資工作打好基石。此外，通過培訓提高中小企業的風險防范意識，讓企業了解在參保出口信用保險后能取得的收益，逐漸將出口信用保險市場做大。第三，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要廢除統保方式，開發一些新的險種。根據風險大小，險種不同實行差別費率制度。第四，建立健全信用風險評估機制，加強信息網絡服務體系建設。對于出口信用保險機構來說，信息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具備充足可靠的信息資料，才能向投保人提供準確的信息咨詢，科學地估測出信用保險業務中的各種風險，進而厘定保險費率。第五，健全追償體系。企業和中國信保雙方共同致力于對風險發生后的理賠追償及核銷協作，在未收匯的調查和追討方面全面合作。

其次，企業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第一，企業要加深對出口信用保險的認識。出口信用保險作為一種政策性避險工具，既可以使出口企業增加收匯安全，又能帶來融資的便利。第二，企業可以根據自己成交付款方式以及各種風險的大小程度，來具體選擇險別。第三，在融資方面，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的企業可憑保險單、信用限額審批單到銀行辦理押匯，節約融資成本。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也為出口企業實施重大出口項目提供了融資渠道和信貸支持。

再次，要建立和健全有關出口信用保險的法律法規。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立法經驗，制定專門的法律，明確規定出口信用保險的宗旨、經營原則、管理方式等，以約束和規范參與機構的行為，明確各自的職責，保證業務操作的規范化，為出口信用保險業務的經營管理和運作提供法律保障。

最后，國家要加強支持力度。第一，國家定位要清晰。對于中短期的信用保險業務，風險相對較小，承保規模大，可以交由或部分交由商業性保險公司來經營，這樣既能發揮商業性保險公司的優勢又能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對于中長期業務，風險大，可由國家承擔，承保政策性的保險。第二，國家應該增加財政支出，建立充足的保險基金，以應對較大規模的外匯風險。第三，國家可以在稅收政策上給予中國信保免稅或低稅率的優惠。

參考文獻：

[1] Sebastian Schich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Theory, Vol.22, No.1, June 2004

[2] 劉瑩 楊惠： 完善出口信用保險促進國際貿易增長 經營空間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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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引起了全球經濟增速的減緩甚至是衰退，其中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遭受重大打擊。西方銀行的紛紛倒閉及破產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更重要的是給我們銀行風險管理帶來許多思考。

一、我國商業銀行與歐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比較

我國商業銀行和歐美商業銀行向比，在風險管理理念、風險管理體制、風險管理監管及風險管理技術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一)風險管理理念的比較

國外銀行業風險管理理念豐要有以下內容：一是管理層必須有清晰的有效發展戰略和控制風險的決策；二是客戶至上與市場營銷的理念；三是追求盈利與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理念；四是全員風險管理文化，控制風險成為全行員工的工作，每個員工都要有風險管理意識，并將個人收入與業務經營成果掛鉤，從源頭上制約風險；五是投入大量的費用用于員工培訓和激勵，以塑造自身的風險文化。

相對于國外銀行業，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起步較晚，在風險管理理念上主要有以下不足：一是過分看重商業銀行經營規模，而對利潤資產質量等質的認識不足；二是風險管理理念尚未到位，仍以信用風險為主，對市場風險、操作性風險等重視不夠；三是在風險管理的過程中缺乏差別化的理念，忽略了不同業務、不同風險、不同地區之間存在的差異，不僅不能管理好業務，反而容易產生新的風險；四是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尚未形成，個人風險管理意識缺乏。

(二)風險管理體制的比較

歐美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銀行管理結構。它們一般都是按照嚴格的法定程序組建，其產權清晰、制度完善、運作規范、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健全有效，公司治理結構完善。歐美商業銀行實行多層次的風險管理，監事會、董事會能夠通過具體部門對經營者形成無形的監督壓力，促使經營者謹慎經營。

我國商業銀行雖然已經實行了股份制改造，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F代商業銀行制度還未真正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實施有效風險管理所需的法律體系及市場調控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主要表現為：商業銀行風險管理體制的獨立性差，風險管理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多；風險管理制度缺乏系統性和操作性；風險管理隊伍不強，特別缺乏精通風險管理理論和風險計量技術的專業人才等。

(二)風險管理監管的比較

西方銀行業風險監督管理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府監管機構對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監管。主要監管方式為美國為代表的以法規為準繩的規范化監管方式。整體上，對銀行業監管更趨嚴密規范，監管內容更為全面；二是外部的社會監管。不僅依靠政府監管機構的力量，還充分調動行業自律組織及社會審計力量，形成多方監督格局；三是監管的國際合作方面。西方國家監管國際合作加強，經常組織會議對于銀行業經營中的矛盾及問題加以協調解決，并共同制定一些適用于各方的準則以便遵照執行。

相對而言，我國商業銀行的外部監督和市場約束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外部監管仍舊比較薄弱，監管方式和手段不適應形式發展需要。監管責任沒有落實到高級管理人員和崗位負責人，許多問題暴漏后才發現。信息披露還不規范、不完備，對于風險信息披露尤其不充分。市場對銀行經營管理監督約束有待加強。

二、金融危機的成因以及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新世紀的金融危機，已經給全球的經濟造成了重創。表面看來，次貸危機是由美國低收入者的房貸引發的。實質上，源于刺激經濟的目標下，過度的信貸以及信用風險互換等衍生工具的濫用，終致危機惡化。而貫穿始終的無論是金融機構、監管者和個人都存在忽視風險管理的因素。次貸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四點：過度證券化；信用評級機構推波助瀾；通貨膨脹的發生和利率的增高；監管機構不力。

此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特別是銀行產生很大影響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房地產信貸風險壓力加大

我國的房地產對銀行貸款的依存度非常高，所有風險都放在銀行身上。房地產“綁架’璋艮行，主要原因是房地產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存度過高，我國房地產企業的自由資金非常薄弱，房地產開發主要依賴銀行貸款，我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銀行資金占資金的比率在70％以上。造成這種銀行被房地產“綁架”的格局，與銀行風險意識薄弱有關。截止2008年8月我國銀行業對房地產貸款的總規模為3．4萬億元，占同期銀行貸款總額的近30％，在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泡沫的情況下，銀行業絲毫覺察不到房地產貸款存在巨大風險

在我國眾多房地產企業中，自有資金達到35％的企業不到20％，只能依靠外部融資滿足項目資金的內在需要。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開發商的自有資金逐年下降。以上海為例，房地產企業自有資金2001年為18．84％，2002年為l7．53，2003年為16．94％。由于房價上漲，開發商獲得高額回報，進一步吸引更多的開發商進入，導致更多的銀行貸款進入房地產行業，從而給銀行業帶來更大風險。

(二)外匯市場的變化

自從次貸危機爆發后，外匯市場一天的波動就能達到2-3％。與此同時美元指數跌至l5年的最低點。與美元貶值相對的就是其他貨幣的升值。對我國而言，購買美國證券遭受重大損失，而且將顯著增加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我國經濟貿易依存度較高。2008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5616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達到了57．7％，遠遠高于美國、日本等國，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水平，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外市場對中國GDP貢獻率為9％，為全球最高。2009年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為14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為貿易規模的歷史最大降幅，其中進口513．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出口904．5億美元，同比下降17．5％。因此，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很大

三、金融危機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通過前面比較國內外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以及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歸納出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應對策略有：

(一)完善風險預警機制

目前商業銀行對于基層行的資產質量和風險狀況控制力較為薄弱，一方面要依賴信息技術建立整個銀行共享的風險信息溝通交流平臺；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層次的風險預警體系，既要關注整個宏觀經濟的變化，又要了解行業經濟的波動；既要審慎對待地區風險，又要防范客戶自身和授信產品存在的風險，實現五個層次的預警，及職能改革經濟走勢的預警、行業風險指數的預警、品種風險指數的預警、地區風險指數的預警和客戶風險指數的預警。

(二)優化銀行信貸資產結構，分散風險

面對宏觀調控，銀行業應主動適應，即使調整策略，在宏觀調控中尋求發展機遇，加大結構調整力度?！鞍央u蛋分散在多個籃子中”，以分散風險。另外，商業銀行應正確把握貸款投向，切實加大貸款封閉管理執行力度。以重點產品和優質客戶為營銷對象，實行差別化的產品準入、客戶準入和區域準入策略，促進信貸結構的優化，強化風險控制力，進一步改善貸款質量，同時要強化大局觀念，提高風險防范意識。

(三)堅持“謹慎經營”的原則進行金融創新

商業銀行為適應國際金融業的發展，需進行多方面的金融創新。但是無法忽略金融創新帶來的巨大風險。美國次貸危機中，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這更使我們認識到金融創新要合理，“審慎經營”。這提醒我們：把握好創新和風險控制的平衡關系，一方面創新是推動金融業發展的動力之源，不能因噎廢食；另一方面一定要跟銀行本身的風險控制和防范能力相匹配。在控制和管理風險的同時實現盈利和發展。

(四)完善并實施嚴格的金融監管

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是我國防范金融風險的重點，要加強金融監管。監管機構之間及中央銀行與財政部門之間進一步健全完善協調機制，重點加強對金融企業法人、公司治理結構、內部控制和高級管理人員的監管和考核。繼續協助商業銀行降低不良貸款，關鍵是要建立和落實信貸責任制，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貸款。防范化解處置不良資產帶來的損失和可能產生的財政風險或通貨膨脹。

參考文獻：

[1] 楊紹平、楊宇：次貸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住房金融業務的啟示[J].現代商業銀行導論，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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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1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10-0038-04

[作者簡介]李海紅（1980-），女，黑龍江綏化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場、投資學、公司金融。2008年9月，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房貸機構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公司破產，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兩大投資銀行被收購重組，這場金融風暴引發了一輪波及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企業大量破產，銀行倒閉，股市暴跌，市場和消費低迷，工資福利大幅下降，工人失業，經濟發展停滯，社會財富大幅度縮水，全球的股票市場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蒸發掉27萬億美元。這場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沖擊力度之大、連鎖效應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和發酵必然使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一些新的變化。

一、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再認識

（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

認為，資本主義再生產中充滿著各種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社會資本再生產所需要的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

1.經濟危機是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并不是絕對過剩，而是相對過剩。在經濟危機到來時，一方面“過剩”的商品堆積如山，找不到銷路；另一方面，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卻買不起商品，過著貧困的生活。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只是相對勞動人民的購買力而言，這種相對的生產過剩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

2.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經濟方面具體表現為這兩個矛盾的激化，從而直接引發了經濟危機的爆發。第一，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狹小之間的矛盾，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第二，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

（二）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金融管理的失敗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創造了資本的輝煌和神話，但是由于人性的貪婪和狂妄濫用資本法則和規律，肆意踐踏和破壞人類社會的資信系統，破壞人類文明社會中復雜而且獨有的信用平臺，從而引發世界性金融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制度金融監管的失敗。

馬克思曾指出：“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向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資本論》第三卷）就是說，批發商業危機和貨幣信用危機導致金融危機?！霸诖罅可a中，直接購買者除個別的產業資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內，盡管再生產過程產生的商品還沒有實際進入個人消費或生產消費，再生產過程還可以按相同的或擴大的規模進行?！保ā顿Y本論》第二卷）此種情況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就給人們造成一個虛假繁榮的假象。而與此同時生產方面的不斷擴大又是靠信用來實現。因此信用和產業資本本身一同在不斷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強使得資本家們可以不斷從事遠遠超過他們資本能力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同時貨幣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業信用的增加，變得可以不受實際回流時間限制，從而加速資本的回流速度。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擴大，而信用的不斷膨脹又促進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張。所有這些變化都會讓資本家們可以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的形式，獲取追加資本，用來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同時，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階段，股票、債券這些虛擬資本股票、債券的巨大增長和各種投機活動的大量興起，又為進一步擴大信貸規模提出了強烈的需求。所以，信用的繁榮和產業的發展相互促進、相互作用。信用的繁榮導致產業和商業的繁榮，產業的繁榮進一步加強商業的繁榮。但是，由于手中堆積著大量商品的批發商的實際資本回流非常緩慢，數量也非常少，“以致銀行催收貸款，或者為購買商品而開出的匯票在商品再賣出去以前已經到期，危機就會發生?！谑潜罎⒕捅l了，它一下子就結束了虛假的繁榮?！保ā顿Y本論》第三卷）實際上，信用是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它加速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實行新自由經濟政策，加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盛行，即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刺激需求帶動生產，從而使得企業擺脫經濟危機，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大幅增加，致使國家的通貨膨脹加劇；與此同時，資本家為尋求投資，獲得剩余價值，會大量積累資本；這兩股資本積累面對實際生產的相對過剩就開始轉向資本運作，從而擺脫實體經濟，以錢生錢，即生產的過剩開始由實體經濟向金融方面轉移。

美國為了進一步刺激資本的繁榮，放棄對金融資本的監管，以“新自由經濟”政策為指導，利用科學技術推動GDP高增長、低通脹發展10年，從而使資本市場過度繁榮。迅猛擴大的虛擬經濟使經濟泡沫超速膨脹，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滅和9·11事件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為使經濟走出低谷，美聯儲從2001年到2003年6月連續13次降息，以大泡沫治療小泡沫，使金融資產向房地產轉移，直至次貸危機爆發，資金鏈斷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世界五大投資銀行不復存在，華爾街經營模式被徹底改寫，美國14家銀行倒閉，世界各國聯合救市，向市場注入更大量的流動性資金，次貸危機進一步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一場世界性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二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每隔4～10年就會爆發一次金融危機，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以往的金融危機都有相似之處。

1.監管不力致使信貸條件寬松。自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經濟“滯漲”以后，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強烈批評，此后，新自由主義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經濟自由、私有化、減少管制”成為指導西方國家經濟走向的主要方針。2001年以后，美國央行美聯儲連續降低利率，刺激投資，使得房地產市場空前繁榮，而相應的貸款機構對未來市場預期一片樂觀，預期未來市場會持續走高，并加大貸款力度，盲目擴大住房貸款業務。當然在市場繁榮時期，次級貸款也有很高的回報率，在滿足優級及次優級抵押貸款的前提下，貸款機構也積極發放次級貸款。貸款機構不斷降低貸款門坎，為了將次級抵押貸款出售給低收入者，不斷創新次貸產品，降低貸款條件。實質上是貸款機構放松了風險監管，為日后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隨著后來利率的不斷攀升，低收入階層無法承受還款壓力，從而導致大量違約。長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場流動性過剩，助長了經濟的泡沫。

此外，正常的經濟應該是實體經濟和貨幣的相對平衡，而美國人消費觀念超前，屬于過度消費，無節制的消費甚至浪費，為資金鏈的斷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壓力。同時，世界市場上的通脹壓力也在不斷加大，加速了國際資本的波動和流動，使得大量熱錢沒有任何防備地到處流動，并大量涌入房地產業，使得房價泡沫越來越大，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2.金融全球化加劇了金融危機爆發的風險。20世紀70年代，生產的國際化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海外投資迅速增加，促使跨國銀行在海外開設大量的分支機構，以滿足跨國公司全球范圍資本流動的需要，這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動力量；同時，貿易全球化的發展也帶動了各國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交換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促進了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產生。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許多拉美國家為了得到西方國家或者經濟合作組織的援助來擺脫自身的債務危機，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為了更好地實施出口導向戰略，新興市場國家為了加快市場化的步伐，紛紛推動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為了提高金融機構的效率，各國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取消外匯管制，實施利率、匯率市場化等，這大大便利了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并降低了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說，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內在地推動了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此外，現代通信技術和計算機網絡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國際間進行的一系列技術障礙和限制，使各國金融市場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越來越近，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流動幾乎沒有限制，為金融資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質量，降低了其籌資成本，也推動了各國金融創新、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但是，金融資本全球化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與金融危機的蔓延。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發展使得經濟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已經成為常態，這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響。而且，一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不穩定通過資本流動的變動產生巨大的波及效應和放大效應，很容易通過日漸暢通的金融渠道迅速傳遞給所有關聯國家。同時，金融資本全球化削弱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使匯率制度選擇困難。在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賬戶開放成為發展趨勢，隨著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一國將面臨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之間的明顯沖突，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引發金融動蕩或者金融危機。另外，金融資本全球化加劇了一些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資本全球化背景下，資金流動加快，流動性過剩日益突出，資產證券化趨勢盲目擴張。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使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

三、金融危機沖擊資本主義，帶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一）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體制危機開始出現，重創美式資本主義

新自由資本主義宣揚資本主義和市場自由的普遍性，認為市場的自動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進行自由競爭，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惟一途徑，可有效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度。

新自由資本主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占據主要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的確促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問題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擴大，這種不平等性不僅存在于能體現勞資關系的資本主義分配過程中，也存在于整個社會中；2.金融部門越來越專注于投機性和風險性活動；3.出現了一系列的大資產泡沫。這些方面在促進經濟擴張的同時也為最終的體制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大衛·科茨，2009）也就是說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理念之上的資本主義體制雖然恢復了經濟增長，但社會財富開始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從而造成貧富差距拉大，同時由貧困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也會日益激化最后引發社會動蕩。

因此，本輪金融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在今后10年里，新興市場和中低收入的國家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調整和改革本國的經濟政策方針，完善本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支持國內工業，不必特別注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北歐模式、亞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紛至沓來，將引發一場資本主義模式的新一輪競爭。

（二）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變化，經濟體制調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機帶來經濟的蕭條，因此各國政府開始重新重視和審視凱恩斯的宏觀經濟政策，從中吸取教訓。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開發銀行把信貸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門，作為其在危機推動下實行的初步刺激計劃的一部分；中國在國有銀行領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國都加強了政府在經濟政策中的主導作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行大規模的刺激消費和需求的政策，同時為了抑制經濟的繼續下滑，優先保護大公司和大企業。

以美國為例，美國作為金融危機的始發國家，大量的金融機構紛紛陷入困境，因此，在金融市場上，美國對大型金融機構緊急注資，購買大型銀行的股票，同時財政部還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計劃，已修復金融體系，使信貸市場恢復信心。在消費品市場上，美國政府為了加強消費者的信心，刺激投資，實行了免費政策，通過對一定數量的家庭進行減稅支持，從而把更多的財富讓渡于民，促進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在政府支出上，美國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出資鼓勵消費者支出，降低貸款利率和再貼現率，盡最大努力改善經濟的低迷，促進金融市場的穩定。

（三）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走向多極化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要求新興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是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法獨立承擔全球發展責任。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并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競爭，還涉及到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競爭。而美國一向喜歡把自己的模式強加于其他國家，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出現，使得美國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識形態的唯一標準。

例如，有條件的現金轉移計劃最初是在拉美制訂并實施的。至于產業政策，30多年來西方在這一領域中所貢獻的創新思維甚少。實踐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興市場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在國際組織問題上，美國和歐洲的聲音與思想的主導地位日益下降。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一直是國際金融機構資金的重要提供國——的聲音與思想越來越受到重視。

所有這一切表明了發展議程方面的一項明顯的轉變。這曾經一貫是在發達國家產生的、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實施——實際上往往是強加于后者的一項議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繼續充當經濟資源與思想的重要來源，但是，新興市場正在進入這一領域，并將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等國在用于發展的資源和有關如何利用這些資源的最佳實踐方面，都不僅將成為捐贈國，而且將成為受益者。盡管世界上的很多窮人都生活在其境內，但這些國家就經濟、政治和知識而言，已經在全球舞臺上獲得了新的尊重。事實上，發展從來就不是富人恩賜給窮人的某種東西，而是由窮人自己實現的。西方大國看來最終正在覺醒，認識到這一真理，因為這場金融危機對他們來說還根本沒有結束。（《外交》，2011（3/4））

（四）資本主義開始步入資本過剩時代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初的經濟危機是由于生產過剩引起的。因為資本積累就是剩余價值的積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資本家為降低生產成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價值，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利潤，他們在使用相對剩余價值榨取手段時，為提高生產效率，縮短自身的個別必要勞動時間，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生產力的進步，從而導致社會上的商品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得到增加，而由于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必然導致商品銷售市場的相對縮小，即導致了生產過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實質是由資本過剩帶來的。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生產和消費，造成市場上的虛假繁榮；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帶動下實體經濟發展迅速，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潤，因此總是向利潤率高的領域流動，因此這些實體經濟可以引來大量的資本投資，這些投資者目的就是“以錢賺錢”。由于大量資本被投入到實體經濟中，造成生產過剩，商品大量積壓，不能及時收回資本，從而銀行資金出現短缺，掀起擠兌風潮，先引發金融危機，資本家從銀行貸款越來越難，只好低價出售產品，甚至銷毀產品，普遍的經濟危機就到來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緩慢地對傳統實體經濟的投資會由于風險的擴大和利潤的縮小作用減少，使得過剩資本越來越多，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進入資本過剩時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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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娟，何澤榮.國際金融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視角[J].金融發展研究， 2009（12）.

篇（7）

關鍵詞：國際儲備 外匯儲備 金融危機 新興市場

國際儲備（International Reserve，IR）是指各國中央政府為了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和保持匯率穩定而持有的國際間可以接受的一切資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可的國際儲備包括黃金、外匯儲備、特別提款權、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頭寸（普通提款權），其中，外匯儲備構成國際儲備的主體。國際儲備是一個國家確保經濟和金融穩定的關鍵決定因素，特別是對于新興市場而言，當面對易變的國際資本流動開放時，充足的國際儲備顯得尤為重要。

新興市場的國際儲備模式選擇

（一）分析指標的選取

鑒于國際儲備的重要性，一國需要擁有充足的國際儲備，但是其規模應該控制在適度的范圍。根據傳統的國際儲備理論，持有儲備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平衡經常賬戶下交易對外匯的供需。因此，傳統經驗法則認為一國擁有的適度國際儲備數量應該是相當于3個月的進口。

20世紀90年代金融全球化時代開始后，由于經驗顯示持有大量國際儲備的國家在抵御金融危機時比儲備較少的國家要做得好，因此，傳統的經驗法則受到質疑。人們越來越堅信，在確定適當的國際儲備數量時，應該考慮到資本賬戶，對于正在逐漸開放資本賬戶的新興市場而言，應該持有更多的國際儲備。其理由是，如果新興市場國際儲備的持有數量超過短期債務會減少其在國際金融風暴期間的危機深度。實際上，這就是格林斯潘等人提出的使用未到期的短期債務作為衡量充足儲備的標準。此外，IMF的研究也建議：當一個國家在資本市場有可觀的不穩定的資產時，國際儲備的持有相當于短期債務是一個適當的出發點。但這只是一個起點。國家可能需要持有超過這一起點的儲備量，這取決于多種因素：宏觀經濟基本面、匯率制度、個人風險管理和金融部門的監督質量、外債的規模和貨幣組成。

根據國際儲備理論的發展，本文選取目前常用的衡量國際儲備適度規模的三項指標對新興市場的國際儲備模式進行考察。這三項指標包括國際儲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IR/GDP）、國際儲備與進口的比率（IR/ M)、國際儲備對短期外債的比率（IR/ST）。三項指標中，IR/GDP的比率可以很好地反映國際儲備的增長情況。R/M比率則因為其傳統性在分析中使用得極為普遍，并且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可供參考的適度值，即以40%為衡量國際儲備的適度線。IR/ST比率則反映了一國對即期債務的清償能力。根據國際經驗，這一比例不能低于100%。

（二）數據分析

本文選取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墨西哥、俄羅斯、南非、土耳其十個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美國、英國、德國三個發達經濟作為樣本進行三項指標的計算分析。

1.IR/GDP的比率。表1的結果顯示，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儲備增長異常迅速，其平均IR/GDP的比率從1990年的5.39%增長到2007年的23.34%。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IR/GDP比率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平均19.65%的水平。實際上，新興市場國家這種國際儲備大量增長的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20世紀90年代后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增長趨勢與發達經濟的選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過去20 年，發達經濟的國際儲備水平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日本、韓國除外），基本穩定地維持在GDP5%以下的水平。

2.IR/M的比率。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國際儲備數量的持續增長當然與貿易的增長有關，但是其增長的數量比例卻從1990年平均相當于3-4個月的進口增長為2007年相當于將近全年的進口（根據表2的數據計算可得，主要新興市場IR/M平均比率達到99.96%），其中金磚四國和阿根廷的國際儲備已遠遠大于全年的進口。顯然，根據特里芬提出的40%的適度線，新興市場的國際儲備超出了必要的防范數量。即使隨著發展變化，適度線或許應該有所提高，但是以目前新興市場的平均IR/M比率而言，也應該屬于對國際儲備的過量囤積。

與此同時，發達經濟的這一比率卻沒有發生變化，維持在不多于3個月的進口。

3.IR/ST的比率。隨著20世紀90年代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儲備理論在考慮國際儲備的適度規模時開始考慮短期外債，同時IMF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議。雖然IMF數據庫僅提供自2003年以來的部分短期外債數據，但表3的計算結果已經充分顯示出主要新興市場國家IR/ST比率的迅速增長，說明各國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金融危機后，幾乎都采納了IMF的建議，國際儲備的持有數量成倍地超過了短期外債數量。主要新興市場國家IR/ST的平均比例從2003年的223.6%持續上升，到2009年上半年該比例已經達到453.82%。

通過對以上三項指標的分析顯示，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儲備數量在為進口提供支付保障和清償短期外債方面都綽綽有余。三項指標都說明，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儲備已經超出了適度范圍，也就是說，包括我國在內的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在過去至少20年間選擇了大量囤積國際儲備的模式。

金融危機下新興市場國際儲備模式的變動

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幾乎所有的新興市場國家都采取了增加國家儲備的方式來緩和對金融不穩定性接觸的大量增加，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直接受到危機沖擊的幾個新興市場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見圖1）。所以將國際儲備用于防范金融危機已經成為各國的一個優先考慮。基于此，各國在遇到危機時就應該動用國際儲備來進行調節。

在2007年的金融危機中，新興市場國家對國際儲備的使用呈現了兩種不同的方式：

一種方式是大量減持國際儲備。這類國家大部分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大量減持國際儲備。大量減持國際儲備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印度、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土耳其等，這些國家都至少減少了10%的外匯儲備（見表4）。但是2009年第一季度部分國家又開始恢復儲備數量，雖然還沒有達到危機前的水平。采取該種方式的國家的特點是具有大量初級產品出口，特別是石油出口；或者具有中等金融開放水平和大量的短期債務比例（見圖2）。

第二種方式是保持國際儲備規模基本穩定。例如，目前巴西的國際儲備幾乎與一年前相同，南非的國際儲備基本保持不變，而我國的國際儲備則一直保持增長的態勢。

采取不同國際儲備變動方式的原因分析

（一）大量減持國際儲備的原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新興市場國家選擇了大量增加國際儲備的持有，這種國際儲備的囤積可以被看作是受到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為了對沖金融一體化的風險而進行的自我保險。實際上，預防措施或者自我保險正是國際儲備的主要作用之一，Aizenman and Woo （2005）提供了一些系統的證據表明自我保險的動機已被作為一個主要的囤積國際儲備的驅動力。

雖然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對從金融一體化獲得的收益存有疑問，但是更深入的金融一體化是快速貿易一體化不可避免的結果。而現實已經證明，金融一體化趨勢的副產品就是越來越多的金融不穩定風險。大量囤積的國際儲備可以使新興市場在面對金融一體化增長的金融暴露風險時做出快速的調整，避免在危機中受到過度的沖擊。

在2007年危機發生后，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選擇了大量減持國際儲備，這正驗證了在危機的第一階段這些國家把國際儲備作為其調節儲備，同時也說明了儲備所提供的自我保險的重要性。大量減持國際儲備的國家的特點是具有大量初級產品出口，特別是石油出口；或者具有中等金融開放水平和大量的短期債務比例。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如果一個國家的出口主要依賴于初級產品的出口，那么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大幅下滑會使這類國家經常賬戶下對外匯的需求難以平衡，因此就有必要動用國際儲備。同時當發生流動危機時，大量囤積的國際儲備作為一項預防措施，也可以為國內當局提供硬通貨以支付必要的開支，以及當該國無法在國際上貸款和國內稅收能力迅速縮減的時候，為大量短期債務提供后盾。

（二）保持國際儲備穩定的原因

二分之一的新興市場國家之所以在金融危機下保持國際儲備的基本穩定，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本文對三個主要動機進行分析：

1.提升國家信用和經濟實力。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保持國際儲備基本穩定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普遍存在著“浮動恐懼”。如果新興市場是債務國，那么會恐懼本幣貶值浮動，因為這些國家的對外債務將因本幣貶值而加重，進而對整個金融體系產生巨大沖擊。如果新興市場是債權國，那么會恐懼本幣升值浮動，因為這些國家的對外債權將因本幣升值而貶值，從而使債權企業和金融機構蒙受重大損失。在“浮動恐懼”的驅使下，新興市場國家愿意大量囤積國際儲備。但與“浮動恐懼”相比較，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更加恐懼國際儲備減少會傳遞國家信貸可靠性衰退的信號。

一般認為，國際儲備的增加是對外經貿發展的必然結果，無疑可以提升國家的信用水平和經濟實力。同時，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本國貨幣不具備世界貨幣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憑借儲備資產的多寡來判斷所擁有的國際購買力。這種外力的作用會刺激政府為提升國家實力和形象而努力，即使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也要促成國際儲備的基本穩定甚至增加，其目的是避免國家信貸可靠性受到懷疑，并充分顯示本國的實力。

這種“保持信心”的國際儲備管理理念似乎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成為繼傳統的應付匯率波動、應付國際收支赤字等管理目標之后的新的重要國際儲備管理原則之一。

2.綜合考慮下的謹慎使用。在全球流動危機和衰退的深度以及持續時間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具有較低的儲蓄率和較小的財政擴張空間的商品出口國，例如一些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可能不愿動用其外匯儲備。如果它們的貿易條件出現長期疲軟，政策制定者也可能寧愿通過匯率貶值進行所需要的大部分調整，以便能夠將儲備留給更加不景氣的年份使用。事實上，這種調整方式與俄羅斯在危機早期階段愿意花費四分之一強的國際儲量來減輕匯率相對貶值的調整方式相比較是更加審慎的調整路徑。

因此，在危機不確定性仍較大的情況下，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將預期的全球經濟未來走向、國內的調整能力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納入到綜合考慮之中，在危機發生后寧愿采取審慎的方式管理國際儲備。比如，如果一個國家只是部分地與全球金融體系一體化，那么就會更少地接觸資本外逃和去杠桿化，于是可能會動用國際儲備進行調節。例如，印度與全球金融體系一體化的程度較低，而印度政府由于巨大和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已經沒有財政調整的余地，因此，印度用大規模的儲備減少以及盧比貶值來調整危機。相反，我國與全球金融體系一體化的程度要高于印度，而且我國國內的調整能力相對較大，因此我國采取了不同的調整方式，國際儲備基本保持穩定甚至還在繼續增加。

3.重商主義動機。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囤積國際儲備也存在一種重商主義的動機。根據重商主義的解釋，囤積國際儲備是出口促進政策的副產品。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國家通過囤積國際儲備干預匯率從而促進出口。這種解釋雖然吸引人，但是存有爭議。而且，目前實證研究還無法驗證囤積國際儲備的強有力的重商主義經濟作用。

在危機中，如果其他國家采取大量減持國際儲備的方式進行調節，那么按照重商主義動機的說法，保持國際儲備穩定或者有所增加的國家此時本幣就會相對貶值，在世界市場就會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目前，我國政府如何調整和管理外匯儲備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關注的問題。事實上，我國的國際儲備規模在危機中幾乎未受到影響，甚至還在持續增加。

各國重商主義動機的調整如果做得過度，其風險是會誘使其他國家采取類似的策略用以防止。首先使用重商主義動機進行國際儲備囤積的國家獲得任何的競爭優勢，這將導致競爭力的貶值和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從而進一步動搖全球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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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于券商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主要體現為證券經銷商向投資者推銷證券或金融產品，但并不充分說明風險，只是一味的描述收益，使投資者在沒有掌握有關風險的充分信息的前提下投資購買。國際上轟動一時的麥道夫金融詐騙案，就是麥道夫利用投資者不了解投資項目的缺點，以連續幾年的虛假盈利報告誘使投資者大量買入其基金，使不斷加入的投資者的資金成為之前投資者的贏利，受害人不乏如匯豐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歐洲最大的對沖基金ManGroup等知名投資者。如果說中小投資者損失是由于不了解宏觀經濟狀況或缺乏判斷力，那么這些金融巨頭的損失只能說明他們根本不清楚麥道夫的“基金”究竟在投資什么，承擔什么樣的風險，即麥道夫根本沒有告之。若不是金融危機使得投資者要求提現，這個基于信息不對稱的騙局還將會持續下去。此外，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大量次級房貸債券，及相關衍生產品的投資者也是在沒有被充分告之風險的前提下購買，導致損失慘重。

我國的證券市場也面臨著這方面的威脅。一方面莊家利用掌握的相關關鍵信息惡意炒作，套牢中小投資者。另一方面，中國股市的上市公司，特別是A股市場的公司，不僅沒有利用有限的信息披露機制，來降低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反而利用股民不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和難以辨別公司年度報告真假這一缺陷，做假賬來欺騙投資者。相比A股市場，新生的創業板面臨更大的風險。由于進入創業板本身的限制相比于上市而言要小，如上市公司上市前股本總額不少于人民幣5000萬元，而創業板的企業在進入創業板前凈資產不少于2000萬元，適合中小企業籌資，但投資者獲得信息的渠道相比上市公司而言更加困難，因此難免一些公司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散播虛假的信息，吸引投資者的資金。對此，我國的證券市場應該加強信息披露機制。我國證監會已經于2007年通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但是在實踐當中“有法不依”依然存在，如上市公司向部分投資者私下散播信息，使其借機拉抬股價或搶先出貨等。因此管理機構應依法進一步強化對于信息披露工作的監督，嚴格規范券商的行為。對于創業板，監督機構應當嚴格審查進入創業板的企業的財務情況，對于保薦人的資質也要嚴加審核，杜絕“創業板”中諸如企業串通保薦人利用信息不對稱牟利的欺詐行為。此外，作為投資者，也應當不斷學習金融知識，在進行投資之前積極主動去了解所購產品，避免盲目投資和從眾心理。

二、金融創新者與金融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另一個信息不對稱就是金融創新者與金融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或者說是金融監管者對金融創新的不了解。這使得金融監管者很難根據已有的掌握的信息，有效的管理市場，進而造成意料之外的風險。具體地說，金融危機中擁有大量房貸資產的，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把一些信貸產品證券化后，再進行一定的結構組合后賣出，這屬于金融創新的范疇。這些結構性產品在經過各種捆綁和放大組合之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產品的透明度，離最初的信貸產品越來越遠，管理機構在對這種很復雜的信貸產品進行評級和資格審核的時候，已經很難根據最初的產品統計數據，全面掌握基礎信貸的情況，這必然會導致缺乏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一些金融產品當中加大系統性風險的不利因素在被忽略的情況下，就會被導入到原本平穩的市場當中。

我國雖然現在的衍生產品還沒有像發達國家一樣，但是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推出，由于金融創新的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潛在的危險也在逐漸顯現出來。我國最近的創新，例如融資融券，根據推出的目的來看，確實能夠起到價格穩定器的作用，并且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流動性壓力，特別是在蕭條的時期。但是如果監管機構疏于對創新的管理，由于融資融券相比一般的股票交易不確定性更大，并且有資金放大的功能，一些人利用內部消息進行投資，很容易造成證券市場更大的波動，加大系統性風險。因此，監管機構要加強對于融資融券人的資格的審查，特別是對保證金和信用額度的問題等都要有嚴格的規定。我國的金融監管人員要及時了解新的金融創新，豐富知識儲備，認真審核金融創新的項目，并對金融創新進行嚴格的管理。特別是在一項金融創新推向市場之后，要進行一段時間的跟蹤和調查，并對金融創新的優劣進行評估，以便對金融創新進行適當的修正與調整，避免市場因為創新的透明度低或者創新偏離原本的效用而使證券市場遭受不必要的系統性風險。

三、政府與證券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除了監管者，投資者等傳統金融市場主體外，政府與證券市場間也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即政府在宏觀調控時沒有了解證券市場的運行情況，造成宏觀經濟和證券市場之間的不正常相互影響。在金融危機的初期，由于對證券市場自愈能力的盲目信任，美國政府沒有充分了解證券市場潛在危險的信息，一味強調自由化，競爭化，對于危機的擴散聽之任之。希望憑借證券市場本身的調節能力恢復，不會波及宏觀經濟的運行，因而沒有進行及時有效的宏觀調控，以至于將危機擴大，進而波及全世界。事實已經證明，這次金融危機是因為證券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造成的，是不可能依靠市場自己恢復的，需要外力的介入來恢復正常的市場秩序。如果美國政府在經濟危機的征兆剛剛表現的初期，就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進行管制，雖然不能完全消除經濟危機，但至少可以減小經濟危機的威力和波及的范圍。美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不得力，以致金融危機范圍擴展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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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金融危機時代國有企業薪酬管理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很多國有企業并沒有認識到薪酬管理改革的必要性，仍是沿用以往的薪酬管理制度。盡管有一些企業對其進行了改革，但是也只是外表的變化而已，沒有對國有企業薪酬制度的根本進行轉變，導致改革并沒有取得良好成效。

（一）薪酬計量方法陳舊

我國國有企業對于企業員工薪酬的計量過于老舊，已經不能夠滿足現代化企業發展對于員工薪酬計量的需求。我國的國有企業對于企業員工薪酬管理工作的開展，一般情況下都是依據企業員工所擔任的崗位，企業員工的任職年限還有企業員工的學歷背景等等，將企業所擁有的員工進行等級的劃分，不同等級有著相應的薪資發放標準?，F代化企業管理理念要求，企業員工薪資的發放必須要與企業員工的工作成效相聯系。但是進行實際調查發現，我國國有企業沒有將企業員工薪資的發放與績效考核相融合，即便是有些國有企業能夠進行績效考核，考核也只是趨于形式，沒有將考核具有的意義全面的發揮出來，對于薪酬制度改革也沒有任何幫助[1]。

（二）薪酬管理困難重重

我國的很多國有企業在薪酬管理方面不能夠具有獨立性，會受到上級單位或者是相關政府部門的限制，導致很多具體的方案國有企業沒有權利進行落實，最終產生的不良結果就是國有企業的薪酬管理工作與市場需求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國的國有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的一定的問題，沒有明確的考核制度，卻能夠將企業員工分成優質和劣質兩個等級，并且“優質”員工本身有一定的自我優越性，對被視為了“劣質”的員工進行排擠等，這樣對于國有企業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薪酬管理面臨著很多的困難，導致薪酬管理工作不能夠良好的、全面的落實，國有企業員工存在不公平的待遇，這樣也就使得企業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受到影響，員工本身具有的綜合素質也會降低，這樣長此以往國有企業很有可能面臨著倒閉的危機?？梢哉f該原因也是導致我國國有企業在很多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原因，因為企業沒有很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激勵機制缺乏

國有企業受以往薪酬管理制度的影響，對于工資的發放并不是依據工作人員的工作成效，而是根據工作人員的資歷輩分，按勞分配不能夠在國有企業中全面的展現。國有企業必須要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給予企業員工更多的晉升機會，同時也使得員工能夠存在危機意識。在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如果員工工作態度積極，并且為企業的發展做出了眾多的貢獻，那么企業員工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物質獎勵和晉升機會。當然如果企業員工工作態度消極，對于自身的工作不能夠投入太多的經濟，并且工作成績十分差，那么就必須要對企業員工做出相應的物質懲罰，甚至可以對其所處的崗位進行降級。如果企業不能夠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那么必定會使得企業的監督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缺陷，會對企業發展造成極其不良的影響。

國有企業管理由企業管理人員一人獨攬大權，導致管理工作不能夠具體化、全面化，同樣對于國有企業薪酬制度管理也是如此。對于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監督管理力度不強，同樣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需要對上級管理部門做出相應的承諾，確保企業生產經營能夠完成預期的計劃，責任和權力明確的落實。但是在企業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因為對于企業的管理力度很差，導致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承擔的責任不能明確，一旦企業生產經營不能夠達到相應的標準，相互推卸責任的情況屢見不鮮，責任對于企業管理人員沒有太多的限制，及時不能夠完成計劃，高層管理人員也不會承擔相應的風險。

二、促進后金融危機時代國企薪酬管理改革策略

（一）提高薪酬激勵作用的認知

相應的科學數據調查研究發現，良好的激勵制度能夠將企業運用具有的潛力充分的激發出來，所以，企業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就必須要建立和健全企業的激勵制度。薪酬激勵是一種具有良好成效的激勵方式，對于調動企業員工工作熱情有著積極的影響。薪酬激勵的中心點是激勵二字，使得企業管理人員能夠更好的對其進行控制，而且激勵機制的成效也是能夠對其進行衡量的，如果國有企業能夠將激勵機制的意義全面的發揮出來，那么，必定會使得企業與員工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薪酬激勵也漸漸成為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對于提升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有著積極的印象概念股。企業工作人員得到薪資報酬，不僅企業對于企業工作人員勞動結果的肯定，同時也是企業工作人員未來薪資報酬的預想，保證其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能夠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二）重點建設與薪酬分配緊密聯系的績效考核體系

薪資報酬的發放，激勵機制工作的開展必然離不開相應的績效考核工作，所以，國有企業必須要根據企業工作崗位的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科學的、規范的績效考核體系，從而為激勵機制工作的開展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企業員工的績效考核數據是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各項工作開展的重要基礎，對于增強國有企業薪酬管理水平的提升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國的國有企業必須要對此給予高度的重視。不僅僅需要重視績效考核體系的建立，還要保證考核工作確切落實，并且對員工及時的兌現績效考核成果應當賦予的獎勵和懲罰，保證考核體系建設并不是形同虛設，具有實際意義[2]。

（三）科學設計各種類型人員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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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2）10-005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16

所謂信用評級，是指由專門從事信用評級的機構或部門，根據客觀公正的原則，運用科學的方法，對各類經濟組織和金融工具履行各類經濟承諾能力及可信任程度進行綜合評價，并用特定的符號揭示其信用度的一種評價活動。換言之，就是信用評級機構根據其所設定的指標或標準來預測債務人能否按時、足額償還債務本息的能力和意愿。其作用是改善信息披露，揭示信用風險，幫助投資者提高投資效率和監管機構提高監管效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對結構化金融產品的風險誤判，對大型銀行和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的低估以及對危機發展蔓延的推波助瀾作用，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等國際評級機構備受責難和詬病。為此，歐美各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對信用評級機構實施了更加嚴格的監管。同時，國際各主要信用評級機構業對評級方法作了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而我國信用評級目前仍處于較低水平，在信用評級市場還缺乏足夠的話語權與市場影響力。因此，如何正確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暴露出的種種弊端，充分借鑒國際信用評級行業改革經驗，以加快推進信用評級體系建設與發展，對正處于發展初級階段的我國信用評級業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全球金融危機下國際信用評級行業暴露的主要問題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數以百萬計的被給予很高安全等級的金融產品轉瞬之間一文不值。在大規模金融證券化過程中，信用評級機構不但沒有及時揭示該類產品存在著巨大風險，反而在危機爆發后不負責任地大幅度下調這類產品的信用評級，造成市場恐慌氣氛，加劇市場波動，對次貸危機的發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國際信用評級行業暴露的固有缺陷引起了世界各國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與關注。

（一）評估方法和評估模型存在缺陷

金融危機以來，由于投資級以上的公司債券的信用評級表現相對穩定，理論界普遍認為信用評級機構在債券市場上的信用評級方法比較有效，但是在結構化金融產品領域，其評估方法卻受到了質疑。一是沒有足夠長時間的數據去評估目標資產池的績效表現，也沒有合適的方法去構建違約相關關系模型，信用評級機構錯誤地使用傳統的評估債券方法去評估結構化產品，有欠仔細考慮，最終損害了自己的信譽。二是在證券化產品和金融組織評級時，信用評級機構自身必須依靠信用評分機構的信用得分，去測算目標抵押品池和貸款組合背后的借款人的信用品質。而這些信用得分又有賴于債務人自己的陳述，這些陳述大都被證明不可靠。三是偏好借款人的“硬信息”，忽視“軟信息”的補充作用，導致借款人類別在統計方法上難以嚴格區分，信用評級機構違約模型的輸入數據質量下降。四是由于市場上結構金融分析師緊缺，信用評級機構很難招募到足夠的專業人才，導致其風險評估分析能力下降[1]。

（二）利益沖突和“評級購買”（ratings shopping）缺陷

信用評級最初是由投資者付費，但自1975 年美國首先采用NRSROs 認可制度后，評級結果有了官方權威性，其收費模式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向受評對象收取評級費用成為信用評級機構的主要收入來源。發行人付費模式導致了信用評級機構與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即信用評級機構為作為買方的投資者提供關于金融產品的風險參考，可是其卻從該產品的賣方處獲得報酬。從評級機構和受評對象之間不適當的友好親密關系，到“評級購買”現象，再到信用評級機構越來越多地參與結構性金融產品的開發創新活動，信用評級機構的角色迅速異化，導致其評級結果的客觀性、獨立性和公正性受到嚴重侵蝕[2]。

（三）規則引入導致市場參與者過度信賴問題

1975 年，美國證券會（SEC）了對銀行和證券銷售商的凈資產要求，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國家認可統計評估組織（NRSROs）的評估，并將 NRSROs 的評級作為監管的依據。此后，這種類似的規定被廣泛地引入各國監管法律和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指南，成為自動觸發各種交易合約的“自動扳機”。監管政策的扶持造成了市場對信用評級的過度需求和對評級機構的過度依賴，降低了銀行、機構投資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對信用風險的自我評估能力。而這種市場依賴反過來導致了“懸崖效應”。在此次金融危機期間，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下調正是通過這種“懸崖效應”放大政策效應，造成系統性紊亂。與此同時，由于各種管理規定的明確要求或鼓勵暗示，大多數市場參與者按照同樣的模式行動，也造成了市場上的“羊群效應”。

（四）評級結果缺乏多樣性

評級結果多樣性的缺乏，主要表現在給定時點信用等級的無差別性和信用等級調整的同步性上。發行人在不同信用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結果往往高度一致，即使有差別也不會超過一個小等級。這一方面反映了當前信用評級行業評估方法的大同小異，市場結構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評級機構在主觀上不愿“特立獨行”。因為分析師必須對自己評級結果的可靠性以及與其它評級結果的偏離給出合理解釋，否則將面臨來自發行人的質疑和壓力。

二、歐美國家及國際主要評級機構的改革措施

此次金融危機使人們更為清醒地認識到，信用評級在金融體系的健康與穩定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信用評級的定價功能，對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形成重要影響。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改革信用評級業，加強信用評級監管，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呼聲。

（一）歐美國家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改革措施

針對國際信用評級行業暴露的固有缺陷，各國監管部門高度重視，并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政策措施（見表1）。主要包括：一是降低信用評級行業的進入門檻。要求對所有的評估機構公開證券發行人的信息，通過信用評級機構的主動評級增強信用評級的多樣性。二是減少對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依賴。清除了法規對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引用，增強資產支持證券（ABS）發行的透明度。三是增加信用評級機構的責任義務。取消“專家責任”豁免，增加信用評級機構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不斷改善信用評級機構的內部公司治理結構。四是加強對信用評級的監督管理。修訂了信用評級機構監管制度，成立專門的日常監管機構，增加信用評級機構評級方法、評級結果表現等方面信息的披露。

（二）國際主要評級機構對銀行信用評級方法的改進措施

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的作用及其對金融穩定的重要性，決定了它所接受的外部援助的程度，以及它對所遭遇的風險因素的塑造程度。因此，銀行的信用評估需要考慮外部支持的程度，衡量系統性風險的程度和解決銀行業績的內在波動性。

近年來，針對銀行信用風險評估的這種特殊性，三大國際機構對其銀行信用評級方法進行了不斷的改進和完善（見表2）。一是引進新的分析方法。穆迪引進了共同違約分析法（JDA），更加系統地分析了銀行可獲得的外部援助，它采用單獨評級作為起點，然后依次評估來自母公司、合作集團、地區政府和國家政府四類擔保人的支持，并相應調整獨立評級，獲得銀行的總體評級。二是提高總體評級的透明度。惠譽單獨5分制的支持評級，用來表述從國家或者機構所有者獲得外部援助的可能性和幅度。將其9分制的單獨評級改為與總體評級完全一致的19分制，使財務能力評估更加精細，外部援助的益處更加清晰。三是強調系統性風險的影響。標準普爾以銀行業國家風險評估（BICRA）為基礎確定每個銀行的基本風險評估（Anchor Profiles）。首先，評估一個給定國家的行業和經濟金融風險，并將結果合并為銀行業國家風險評估。然后，獲取被評銀行總部所在國家的BICRA分數的行業風險構成和該銀行業務運營的所有國家的BICRA經濟金融風險分數的加權平均，將這兩項合并就生成了該銀行的基本風險評估。最后，根據被評銀行的特有優勢和弱勢，從基本風險評估映射圖得出該銀行自身的單獨風險評估。四是重視盈利波動對銀行資本金的影響。標準普爾改變了對銀行層面的分析，對銀行的盈利分析集中在風險調整業績和使用留存收益提高銀行資本金水平的能力上[3]。

三、現階段我國信用評級機構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我國信用評級自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開始起步以來，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目前，已逐步形成了以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等規模較大的評級機構為主體，涵蓋金融機構、企業、個人和項目等多領域、多層次及多元化的信用評級組織與業務架構。但是，目前我國信用評級行業整體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在信用評級市場還缺乏足夠的話語權與市場影響力。從評級機構來看，普遍規模較小，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等少數規模較大的評級機構注冊資本也只有 1 億元左右，凈資產大多在幾千萬元。從評級產品來看，主要以短期融資券等債券產品為主，其他評級產品還不成熟，資產證券化評級和金融企業評級尚未有效開展。信用評級業發展的滯后嚴重制約了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一）國家對信用評級業發展的整體規劃與法制缺失

2011年12月，國務院雖明確了由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信用評級行業的主管部門，但是至今尚未形成從全局角度來規劃中國信用評級行業的整體方案與組織架構，來有效統籌協調整個信用評級業的發展與管理監督工作。同時，在信用評級管理法律建設方面，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證券監督管理委會等部門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管規章制度也是各行其是，各管各事，亟待統一規范。

（二）評級市場被外資機構主導危及我國金融安全

2006年以來，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利用我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面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信用評級市場。在很短的時間里，通過收購中資評級公司的方式，控制了我國2/3以上的評級市場，導致我國正在喪失對本國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更為嚴重的是，美國評級機構已深入至國家經濟技術安全的領域，在我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包括政府、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國有企業和軍工背景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的評級，進而掌握我國國家發展規劃、各種重大商業機密和軍事科技狀況，我國經濟和技術信息甚至一些國防技術信息對外暴露無遺，這將嚴重危及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和發展戰略的實施，進而威脅到國家安全。

（三）信用評級機構定位與運作方法仿照美國模式弊端重重

目前，我國評級機構的定位與美國一樣，是依靠市場調節的競爭主體，而且評級準入門檻低，評級機構眾多，在市場容量有限的情況下，這種競爭機制使信用級別買賣公開化。在運作方式上，也是實行向受評對象收費的評級收費模式，把評級機構與受評對象利益結合起來，增加了評級風險。由于企業通過要求評級機構預評級來逆向選擇，促使各評級機構之間不得已展開了給予高級別的競爭。在這樣的機制下，評級機構沒有太多的動力通過提高評級技術來準確揭示風險，而是集中在為爭奪市場競相掩蓋風險上。而且當評級機構遇到企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根本難以保證其以公共利益為重。而信用評級作為金融市場的風險預警機制和重要的金融監管工具，如果無法客觀反映風險，將影響政府對金融風險判斷的準確性，進而削弱國家通過金融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

四、借鑒國際經驗推進我國信用評級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

鑒于我國信用評級業發展現狀與問題，我國信用評級體系建設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即通過信用評級機構模式、信用評級管理模式的創新和信用評級標準建設的創新，最終建立能夠有效揭示信用風險的信用評級體制和機制。

（一）盡快完善國家信用評級發展規劃與立法，強化信用評級機構公共責任

事實證明，信用評級體系建設不僅事關國家金融體系的健康與穩定發展，而且對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構成重要影響。為此，我國政府應從維護經濟金融安全，確保國家金融與公共利益安全的高度，切實分析研究信用評級業的發展規律，對我國信用評級業的發展作出整體與長期規劃，建立健全組織管理體系。同時，加快制定行業法律法規，對信用評級業的市場準入標準、機構組織原則、人員素質、技術能力、評級行為規范等作出系統全面的界定，為加強和規范信用評級業科學管理奠定法制基礎。

為確保評級機構忠實履行公共責任，在建設制度時要著力解決好評級競爭和盈利模式的問題。在這方面可借鑒國外的一些評級監管法規的做法，如建立完善的評級行為指引，引入雙評級制度、評級信息的定期披露和加強評級監管等。同時，還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有所創新，如在收費模式上既反映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又強調政府在收費方面的管理職能，可由政府組織召開聽證會，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確定合理的價格標準，并由政府代收評級費用等，以便使評級機構的收入來源更為獨立、更有保障。又如還可采取由國家召集各評級機構研討評級技術等方式，建立一種鼓勵在各評級機構間展開評級技術競爭的機制，督促其不斷改進評級標準等。

（二）大力發展自主品牌的權威評級機構，有效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信用評級業是事關國家金融的特殊行業，其對外開放必須在不損害國家和安全的前提下進行。盡管國外評級機構的引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技術交流，學習借鑒的作用，對于提升我國評級機構的技術水平有所幫助，但如果國外的評級機構占據了本國評級市場的大多數份額，將使我國喪失評級話語權、資本市場的定價權，從而阻礙我國金融發展戰略的順利實現。為此，我國必須擁有自主品牌的權威評級機構，從而有效識別本國的信用風險，并代表本國參與國際評級話語權的競爭。

不僅如此，評級行業還是全面掌握國家信用風險信息的行業，自主品牌評級機構應是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影響的機構，因為任何與外國評級機構的合資和合作，都有可能使關系國家安全的信息外泄。為此，我國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鼓勵本國評級機構加快發展，使之成為評級市場的主力軍，以維護我國的經濟安全和金融。

（三）健全信用評級運作機制，規范評級市場監督管理

1.完善信用評級行業準入制度。隨著市場對信用評級需求的不斷增加，信用評級的對象、目的日益多元化，這就要求建立健全信用評級行業準入制度，為各類信用評級機構設定相應的行業范圍、業務范圍，從而形成一個多層次的信用評級體系，滿足各種市場主體不同層次的信用評級需要。建議將現有評級機構劃分為兩個層級，其中第一層級由兩家本土自主品牌機構承擔國家全部特許評級業務，通過政府授予的“雙評級”資格，對每一個項目進行雙評級，掌握國內評級市場話語權，并作為國際性評級機構，參加制定全球統一的評級管理規則和國際評級標準，在國際資本市場對世界金融組織、各國政府、跨國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的信用狀況進行評級；第二層級由若干家本土與合資機構組成，合資機構只允許對不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和項目開展信用評級。

2.大力發展社會信用評分機構。信用評級結果能否準確揭示風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用評級機構掌握的信息資料是否真實可靠。而這些除了被評對象主動提供的“硬信息”，還包括各類信用評分機構給出的“軟信息”，否則很難確保信用評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這次美國次貸危機中，正是由于信用評分機構提供的信用評分不能真實反映借款人的真實風險類型，導致了信用評級機構的違約風險模型失靈。目前，中國人民銀行雖建立了覆蓋全國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系統，但是由于體制、機制限制，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只提供信用報告供被動查詢，未開展主動的企業和個人信用評級，已有征信系統數據未能充分挖掘使用并對急需數據的有關各方開放。建議對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實施體制和機制創新，吸收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參股，建立具有準公共性質的社會信用評級機構，實行總中心、省、地三級經營，利用企業征信數據對全國及地方重要企業開展主動評級，并在一定范圍內公布[4]。

3.創新信用評級經營模式與質量監督懲戒機制。為防止發行人付費模式產生的利益沖突，從源頭切斷評級與受評對象之間的利益交易，建議專門設立“信用評級清算平臺”和“發行人托管基金”，由監管機構根據一定規則為證券發行人指定評級機構，并改革評級的計費依據，根據評級是否能夠真實反映相關證券的信用風險進行收費。同時健全違約率事后監督機制，對于評級質量進行監管。

4.充分保障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加強政府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管理，絕不是讓政府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評級機構的評級實踐。因此，要處理好評級監管與評級機構獨立性之間的關系，在具體的評級業務上，必須堅持確保評級機構的獨立性。評級機構只有具備獨立、客觀的立場，既避免來自受評主體和投資人的不當干擾，也免于政府對具體評級結果的直接干預，才能專注于對信用風險的充分揭示，起到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Pragyan Deb， Mark Manning， Gareth Murphy. Adrian

Penalver and Aron Toth；Whither the credit ratings industry[J].Financial Stability Paper，2011（2）.

[2]孫秀娟.信用評級機構的法律定位及其國際監管改革研究[J].時代法學，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