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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形成原因
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產生有許多方面的原因，對于我國來說，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對于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一點與眾多發達國家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兒的出生率在政策實行的短期時間內大幅度下降，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迅速生成，這點和發達國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時較低導致的緩慢形成的人口老齡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來勢洶洶中國面對的問題就更加嚴峻。隨著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國的少兒群體人數相對較少并且增長緩慢，從7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以來，我國就一直保持著這種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條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條件進行養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壽命大大提高，并且隨著醫療水平迅速提高，國家大量引進了先進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新型高效的針對性醫療藥品也不斷地開發，為老年人生病的治療和康復進行保障，導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諸多因素導致了我國老齡人口的人數不減少反而增加，同時面對的是低生育率，青壯年的人口數由于低新生兒率的影響逐漸減少，結合龐大的老年人口數量，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產生巨大的變化，呈現的便是我國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現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斷上升，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日趨嚴峻。
3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的本身并非是問題，這只是一種社會人口比例的動態變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經的狀況，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然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逐步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將會給社會帶來相應的問題，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源是老齡人口數量的龐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較高，這對于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穩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3.1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
在社會中，主要勞動力無疑是青壯年群體，老年人是社會的一個幫助對象，由于身體條件的約束，老年人對于社會經濟的創造較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會的供養。由于中國老齡化趨勢發展迅速，社會財富的創造不能滿足對老年人的供給，對老年人撫養金的巨大額度的支付給所占較小比例的年輕人帶來巨大壓力，社會的現代化建設跟不上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經濟發展仍處于較為落后的狀態，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不能夠滿足對老年人的撫養需求，造成地方財政赤字，導致經濟危機。實際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決定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對于社會的影響，必須與經濟基礎相考慮，具有充裕的社會經濟資源，則對于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可以輕松面對。然而我國并不具備足夠的經濟條件，因此即使老齡化程度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仍要面臨遠遠大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據研究表明，以AECI指數來對老齡化經濟壓力進行判斷的話，中國以2.4的指數遠高于按美國的-5.1，并且經專家學者研究，我國在未來40年會達到老齡化經濟壓力的高峰，給社會生產力帶來空前的壓力。
3.2 人口老齡化對政治的影響
老年人口數量以及所占比例的變化對于國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產生巨大影響，首先國家的政策對于不同年齡層的群體之間的利益會產生巨大沖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導致老年群體在我國所占的地位越來越高，導致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政黨等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勢力爭奪戰中，老年群體成為了爭取的對象。由于社會政治民主化的進步，老年人對于政治的關注度逐漸提高，其參政意識也隨之不斷地增強，這導致老年人參加政治事務成為政治團體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導致政治團隊中的年齡群體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對于老年人群體的利益有了更多的爭取力量和機會，對于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都有很大的影響，有可能以犧牲未來幾代人的發展潛力作為求得政治上穩定的代價，給社會的政治穩定和公共安全帶來威脅。
3.3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全球的資源緊張和社會經濟的震蕩都對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帶來了更大的推動作用，導致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斷被放大。城市化的進程使我國農村的勞動力不斷地聚集到城市以謀求更多的工作機會和發展，這對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城市青壯年勞動力的缺乏帶來了一定的彌補，然而這對于農村中青壯年勞動力無疑是巨大的打擊，農村中生產力極度匱乏，呈現的是極其低下的經濟收入狀況，農村老年人由于生產能力和生產技能的缺乏在生產過程中獲得的收入極其微薄，并且農村中社會保障金的發放也有一定的難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數過大，老年人撫養金常常得不到足夠的保障，并且農村人口社保額較少，在面對如今嚴重的“空巢”狀況，農村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戰。
3.4 人口老齡化對文化的影響
自古以來，中國人傳統是以孝為先，重孝道，在傳統文化中具有濃重的尊老成分。在傳統社會中，“孝”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成為中國家庭關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核心部分，贍養父母對于孩子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是對父母多年來的養育之恩的報答。然而人口老齡化的情況導致我國在養老方面上從“用心”的重視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錢”的行為模式，老年人和他們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觀念中贍養父母的思想，子女們將金錢上的供養和幫助作為了贍養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間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間的聯系僅在于金錢供養或是幫助照看孩子，導致我國數千年來的“孝道”的意義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家庭的經濟資源相掛鉤。
目前社會中對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著嚴重的歧視，對于老年人的生存意義有了越來越偏激的看法，認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對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嗇，子女對于探望老人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難以做到，甚至需要通過法律的規定來加以規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給家庭帶來的經濟壓力，子女對老人產生厭惡感，出現了漠視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現象的發生，導致“孝道”的嚴重缺失，對于我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巨大的沖擊。
4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公共政策視角
人口老齡化狀況的出現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發展現象，當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發展太過猛烈到達一定階段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需要社會對于這種變化做出及時和有效的反應，采取適當的政策和方法來適應這種變化并對自身進行相應的調整。然而我國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政策體系不能適應當前老齡化社會的發展所需，導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齡化問題的發生。因此必須對公共政策進行相應的調節，來有效地應對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給社會所帶來的問題。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調整
我國實施的計劃生育等人口政策對于我國人口的調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時期的中國國情中，因此人們也習慣性地認為老齡化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人口政策的進一步調整，來面對新的人口年齡層次分配情況。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行帶來的人口發展狀況問題需要認真對待，采取相應的調整來面對老齡化的問題，然而人口老齡化不僅僅是生育政策的影響，還有人類壽命自身的延長方面的因素，僅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變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應該調整或者重構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來進行當前社會年齡結構和現有政策制度之間的協調工作。
4.2 不只調整對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問題對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影響舉足輕重,在人口問題中,人口老齡化問題尤應重視。人口老齡化指人口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的現象,在社會里老年人口越來越多,一般用65歲或60歲為老年人口的年齡起點,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7%以上,或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10%以上就屬于人口老齡化社會(聯合國,1956&1982)。日本現在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2004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9. 5% 。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長期陷人嚴重的衰退之中,日本的經濟問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面對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危機,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國掀起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風潮。為應對人口的老齡化,緩解老齡人口的貧困以及分散和降低養老風險,維系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多層次彈性養老保障制度受到西方國家和世界銀行及國際勞工組織等的重視和推崇。
2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與發展趨勢
我國現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妥善處理人口老齡化問題,制定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有必要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分析。
我國已于1999年進人老齡化社會,表1為我國1999 } 2005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有關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表明,到2100年,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分為3個階段:
(1)從2001一2020年是快速老齡化階段。
(2)從2021一2050年是加速老齡化階段。
(3)從2051一2100年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
【中圖分類號】R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4-0038-02
在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環境下，社會負擔及其成本不斷加大，用于醫療保險的費用不斷增加，醫保基金收支不平衡，為自身帶來了巨大的預警風險，使之成為最為迫切和最為困難的社會保險，受到了我國政府的高度重視。醫療保險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保護勞動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加之疾病的復雜性，醫療保險制度逐漸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制度改革勢在必行。在我國政府逐步推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有必要對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進行經濟學研究，以了解醫療保險經濟運行規律，更好地服務于制度改革，不僅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能緩解收支不平衡、降低風險。
1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醫保體系的影響
健康，關系著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是人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切實反映。隨著“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觀逐步深入人心，人們對“健康”的理解也發生了改變，不僅要求有富裕的物質生活，還要求有豐富的文化生活。健康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準。
在古代社會，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一直被人們看作是重要的經濟增長源泉。發展至今，人力資本的概念應運而生，與教育資本、技術與知識資本、健康資本等資本要求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其中，健康資本是人力資本的基本要素之一，沒有良好的健康狀況，也就不能充分發揮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的投資效率，并得到切實的投資效益，嚴重降低人力資本的生產效率。醫療是保護人類健康、消除疾病的手段，也是維護人力資本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斷進步與發展的醫療衛生，改善了人類的健康情況，為人們的生命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從而提高了人力資本。由于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要素中所謂活躍的要素之一，它的提高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在衛生醫療條件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疾病恢復率逐漸提高，在社會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的同時，也加劇了醫療保險的預警風險。
2人口老齡化對醫保體系的影響
現階段，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已成世界之冠，黨和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以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為此，我國現在正在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人口模式轉型。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的原因：第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水平高速提高，醫療衛生條件隨之提高，人口壽命日益延長。加之，我國人口為世界之首，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成為了世界之冠；第二，人口老齡化增長速度比較快。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轉入老年性僅僅用了不到20年的時候，增加速度之快令人咂舌。例如，美國60年、瑞士85年、法國115年等，從這些數字足見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相當快；第三，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超前性。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發展初期，屬于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國卻出現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簡單地說，就是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進入了人口老齡化時期，使得我國人口老齡化有了較大的超前性和偏差性。這種形勢下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困難重重。
通過上段內容的分析，我們知道人口老齡化問題為我國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增加了醫療保險的預警風險，并使得醫保基金收支嚴重的不平衡。如果我國年齡結構、疾病發生率、人口死亡率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必將使得與老年人有關的醫療保險需求持續增加，從而為醫療保險提下帶來巨大的壓力。醫保基金是通過“現收現付”的方式籌集而來，由每一位在職員工繳納的，在人口年齡結構趨于年輕化的時候，醫療保險所承擔的壓力和挑戰是小的。可是，在人口年齡結構老年化的情況下，當在職員工和退休員工的比例下降到一定程度，醫療保險制度就難以維持，尤其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時候。為此，我國的醫療保險體系所承受的壓力和挑戰是其他國家難以想象的，由于尚未進入發達國家行業就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問題，各方面的準備條件尚不充分，無疑為我國醫療保險提下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3疾病流行模式對醫保體系的影響
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及其他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導致慢性疾病逐漸呈現上升趨勢。由于醫療衛生條件水平不斷提高，一些急性疾病、傳染性疾病變得更易控制。據我國衛生組織調查研究發現，無論城市還是農村，一些急性疾病、傳染病都不再是維系人類健康的主要因素，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成為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因素。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治療周期長，加之缺少一定的特效藥，導致了更為嚴重的疾病負擔，加重了醫保體系的負擔。雖然傳染病不再是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因素，但是我們應看到近些年來出現的傳染性疾病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如SARS、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等。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仍然面臨著傳染性疾病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雙重威脅，我國醫保體系所承受的壓力也就更大。
4醫保體系的宏觀經濟分析
4.1我國傳統的醫保體系經濟分析。醫療保險是一種在人們因生病、疾病、生育時，國家或社會提供的經濟補償，實質是社會共同承擔疾病風險。我國醫療保險實行初期，醫療保險制度由公費和勞保醫療兩部分組成。執行過程中，公費醫療保險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公費醫療保險制度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國家機關及事業單位的職工、全民所有制企業和較大規模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中職工，以及一些特殊人群。農村醫療保險則依靠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解決，雖然設想很好，但是這種制度的普及效果并不理想。明顯可以看出來，公費醫療保險一開始就對群體進行了差別對待，不符合社會保障的一般原則，直接導致社會分配不公。
除了公費醫療保險制度社會分配不公之外，服務對象范圍狹窄、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程度不高也是一大弊端。由于公費醫療保險完全由企業或國家承擔，為其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尤其國有企業負擔更重。在經濟效益好的時候，醫療報銷的財務管理寬松，造成了大量資金浪費；在經濟效益不好的時候，職工的醫療保障無法得到切實落實，直接影響著經濟效益的提高。另外，由于“一人公費、全家受益”、“小病大看、無病小看”等不良現象的存在，造成醫保基金大量浪費，嚴重增加了國家和企業的經濟負擔。
1 人口老齡化的概念
人口老齡化是指在總人口的比例中，老年人的比例比年輕人的比例要高，而且這個比例在不斷增長，也就是老年人的數量相比年輕人的數量增加的快。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降低，出生率降低導致年輕人的增長速度變慢，死亡率降低導致老年人的增長速度變快，因此人口的老齡化就這樣出現了。中國老齡化出現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出生率降低，然后是醫療條件的提高，使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這樣我國的老齡化現象就出現了。
2 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2.1 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
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與城鎮人口相比農村老年人口的規模比較大[1]。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城鎮與農村出現老齡化程度不平衡的情況。總的來說，城市人口老齡化程度居中，城鎮人口老齡化程度最低，而農村最高。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這一現象，在全國各個地區都很普遍，農村的老齡化問題不僅僅體現在程度高上，老齡化的速度也是最快的。這種現象的形成原因是流動人口和遷移人口的持續增加，而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是從農村流向城鎮，流動人口的主要是年輕人，這是由于農村勞動力由農村進入城鎮工作引起的。
2.2 不發達地區農村老齡化比發達地區慢
人口老齡化在各個地區也存在很大差異，各個地區的條件對人口老齡化有直接影響。例如，經濟的增長、醫療衛生條件、社會發展水平、生育狀況等。經濟發達的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高，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順利，人口的增長緩慢，導致出生率下降的快，再加上發達地區醫療條件好，老年人的死亡率也很低，所以導致發達地區老齡化程度嚴重。而情況與之相反的是不發達地區，由于思想落后，計劃生育政策難以落實，人口出生率并沒有降低太多，在加上醫療條件差，老年人的死亡率比較高，所以這些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低。
3 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發展的趨勢
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態勢逐漸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如果單純的從死亡率和出生率來比較，城鎮地區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低于農村地區， 那么老齡化程度應該高于農村，但實際上，人口遷移是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的主要原因。農村的年輕人大量的遷移到城市，減少了農村年輕人的數量，卻增加了城鎮年輕人的數量，這一社會現象，使城鎮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而農村老齡化程度變的更加深。
4 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農村老齡化程度的加快，給農村養老保障帶來了壓力，處理好農村養老保障的問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以及農村的發展，為建設新農村打下基礎。家庭養老雖然是傳統的養老方式，各方面的條件也很合適，但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加重家庭養老的負擔；另外土地養老保障功能弱化；還有就是進城農民的養老問題困難。農村的另一個養老保障制度，五保戶制度也存在問題：供養資金不足；敬老院作用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也有很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管理水平低；覆蓋面小、共濟性差；制度不穩定；保障水平低；政府財政支持缺乏。這些因素加大了國家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困難。
5 農村應對老齡化的策略
由于新的養老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面對農村的養老保障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去改善當前農村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很有必要的。
5.1 為家庭養老提供支持
可以對家庭實行資助，政府對有老人的家庭給與一定程度的資助，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一方面是實物資助，另一方面是住房與土地保障，這為老年人解決了住房難的問題。
5.2 積極鼓勵農民參與社會養老保險
由于中國農民的思想比較落后，大多數農民的養老觀念還存在于傳統觀念中，對于養老保險這種現代化的養老保障制度很難接受，因此引導農民從傳統的養老保障轉變到現在的社會保障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5.3 政府加大經濟支持力度
國外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險的資金主要由政府出，個人只需要出小部分，由于中國的國情，目前中國農村的養老保險主要依靠個繳費，這導致在經濟不發達的農村，農民的積極性不高，如果政府能夠加大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投入，就能更好的發展農村養老保障事業。
5.4 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法制建設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等相關數據，中國現有老齡人口已超過1.6億，且每年以近800萬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1/3。為何中國的老齡化社會階段不期而至？京內學者主要從社會發展規律、計劃生育政策和形勢錯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學者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齡化是必然趨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認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歷史必然的進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會經歷這一過程。無論中國是否放開計劃生育，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方向都已無法逆轉。在中國，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女性普遍參加社會工作，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子女養老的需求大大降低，這都會影響生育觀念。再過30余年，中國人口中1/3以上都會是60歲以上的老人。
部分學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認為，作為當初急劇調整生育行為的后果，中國格外迅速地進入人口的老齡化過程。這一過程要求中國格外迅速地把所謂“過剩”的活勞動轉換為“資本”，用以維持未來老齡社會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國已經沒有足夠時間來實現這樣一種迅速轉換了。
同時，長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齡化程度，導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時調整，也是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郭志剛教授認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以往中國生育率被嚴重高估，老齡化程度相應被低估。對低生育率的認識迷茫，導致對人口基礎數據的過分懷疑和否定，人口形勢的誤判必然會誤導決策，貽誤生育政策調整的時機。過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數量的一手很硬，而應對人口老齡化這一手則要軟得多，更沒有明確由誰來負責。這種政策上的不對稱，潛藏著人口老齡化失控的風險。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應對，貽誤政策調整時機，未來的人口老齡化將更為嚴重、更難應對。
此外，由于統計偏差和分析視角的局限，中國老齡化問題的嚴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唐鈞研究員指出，中國的老齡化有兩個特點：第一，在老齡化最高峰的時候，中國仍然有6億～7億的勞動力，中國不存在從國外移民來補充勞動力的問題；第二，北京、上海老齡化程度很高，這是一個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統計，老齡化則會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侯東民教授的觀點獨樹一幟，他認為，迄今對中國老齡化的危言聳聽，不僅對就業形勢判斷諸多錯訛，針對“未富先老”對社會負擔問題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腳的。中國老齡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著大量富余勞動力。假設以糧食為主的農業1957年以來生產率僅提高一倍，當前第一產業勞力僅需1億。加上城鎮下崗者數千萬，估計當前中國富余勞動力不少于2億。近年的民工荒是企業只利用勞動者生命最年輕時段并隨時棄用城鄉四五十歲勞動力的結果。民工荒不是劉易斯拐點，恰反映了勞動力過剩，以及如何維護勞動者權益，社會還有許多必補課程。
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尚未達到發達國家標準，卻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齡化的社會階段，這將對我國的社會政策調整、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壓力與挑戰。同時，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這一社會階段也蘊藏著新的發展動力和更好的社會穩定性。因此，人口老齡化問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戰，也屬正常社會現象，對中國社會穩定與經濟轉型開啟了新的機遇。
當前，諸多學者認為，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浮現，將使經濟社會保障能力受到挑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鄔滄萍教授指出，中國人口龐大，并且又迎來加速老齡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國家。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認為，中國老齡化趨勢不可阻擋，而養老服務體系滯后于養老服務需求，可謂“未備先老”。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李軍研究員表示，從2015年起，中國養老的經濟負擔將明顯加重，2020年～2030年將是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影響最為顯著的階段。如果沒有明顯的科技進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將無法避免。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喬曉春教授認為，少子化、老齡化并存的局面將直接影響到我國未來公共資源的配置和現已配置的公共資源。根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陸杰華教授的分析，我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應對老齡化的公共政策體系嚴重滯后于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社保制度構建滯后；城鄉二元化背景下的農村老齡問題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長與社會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研究員認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最大化時期是撫養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點之前達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國人口老齡對社會養老能力和資源支撐力、養老保障體系、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形成嚴峻挑戰。
當然，對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影響，部分學者也持樂觀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趨勢，甚至是好事。這種情況未必一定給人類的養老造成嚴重的困局，也未必給年輕人造成難以承受的養老負擔。進入老齡社會以后將會出現三個難以估量的新的貢獻，或者是新的氣象：一是擴大內需；二是增強社會穩定性；三是傳承人類文明。景天魁認為，老齡化社會并不是危機。部分學者還提出，人口老齡化進程提供新的發展機遇，可謂“危”中有“機”。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紅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倒逼產業升級的換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倒逼維護工人合法權益，使社會更加和諧。唐鈞認為，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客觀規律，本身無所謂 “好”或“壞”。只要對老齡化的到來認真準備，利用人口結構的變化，調整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把調節社會分配作為重中之重來抓，順利渡過老齡化的高峰并使社會經濟發展再上一個臺階，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沖擊將逐步顯現。從我國中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前景考慮，需要及時采取因應措施，力爭在人口老齡化程度達到最高值之前，夯實經濟承載能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部分學者認為，應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爭獲取二次人口紅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教授認為，由于教育大發展， 中國正在獲得大規模的人力資源紅利，在未來不僅可有效抵消人口紅利不斷減少的負面作用， 而且還可保持人力資本總量的持續增加， 從而支撐整個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為未來20 年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提供巨大的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中國最有效的公共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將會對中國帶來長期的多重的紅利。蔡昉提出，可通過以下措施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是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保障來充分使用勞動力，提高人力資本。后者則涉及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動實質的城市化，保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勞動力供給。三是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保持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紹，目前的西方社會試圖推行三類政策以減緩人口老化的振蕩：一是增加“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但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況比較特殊，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很高。二是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退休年齡”。三是鼓勵移民，這一政策通常只對西方社會有效。他認為，上述政策雖然未必適用于中國，卻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勵本地生育行為的地方主義政策顯得更合理。最合理的應對政策是增加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力資本含量。
1 人口老齡化的界定
我們通常按照國際標準來界定人口老齡化的標準，即一個國家的60歲以上的人口達到或超過總人口的10%，或者是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就可以定義為老齡化國家。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可知，中國的60歲以上的人口達1.85億，占總人口13.9%，而65歲以上人口高達1.19億，占人口總數的8.9%。如果按照國際標準來判斷，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根據相關學者預測，在未來的50年內，我國的老齡人口將以年均3.2%的速度遞增，按這個速度計算，我國在未來的20年內將會變成老齡化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
2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來看，表現出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絕對數大，高齡人口增長速度快，老齡化速度超前于經濟發展速度等一系列特點。
2.1 老齡化速度和進程加快
在20世紀70年代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屬于“年輕型”。1996年，我國老年人口比重接近國際老年化標準。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國際標準線7%。此后，我國老齡人口比重開始越過國際標準線，并以遞進速度上升。2010年，我國的老齡人口比重達到8.9%，2000年到2010年間，我國65歲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近兩個百分點。如今，我國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從我國近十年來的老齡化進程速度可以知道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越來越趨向老齡化，老齡化的速度和進程也越來越快。
2.2 老年人口絕對數大，低齡老人多，高齡老人增長速度快
根據2010年開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2000年，我國65歲以上老人達到8821萬人，占總人口比重7%，60歲以上人口達14231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11.3%。而2010年，我國65歲以上老人達到11894萬人，占總人口比重8.9%，60歲以上人口共1851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13.9%。由此可知，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65歲以上老齡人口增加了近2%，60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近3%。這說明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很大，老年人口比重很大，低齡老人多，高齡老人數量也在增長。
2.3 人口老齡化速度與經濟發展不適應
西方發達國家在邁入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伴隨著經濟的巨大發展。經濟的飛速發展，可以保證社會福利和提高社會保障能力，因此人們的生育率會有所下降，再加之醫療條件的改善，死亡率的大大降低，人口壽命的延長，最終導致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從這個分析流程可知，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發展是成正相關的。但是由于我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生育率被迫下降，因此導致了我國在國家財力尚未非常強大的時候就面臨老齡人口比重過高的威脅。世界上已進入老齡化的國家的人均GDP基本都大于10000美元左右，而我國在進入老年化國家時僅達1000美元。這表明我國尚缺乏應付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實力。
3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是多層面的，有個體、群體上，有政策、制度上的。但是，其中最主要最直接加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兩個重大原因是：一是我國70年代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這直接導致我國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再加之國家醫療設備條件的不斷改善和提升，人們更加注重健康養生，人們的壽命也在延長。這直接提高了我國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年輕人口比重不斷減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對提高，最終導致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飛速發展，老齡化趨勢越演越烈。
4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建議
4.1 適當放寬計劃生育政策，相對提升出生率
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國上個世紀就開始貫徹實施的一項基本國策。長期以來，我國的出生率相對其他國家較低，這影響了人口結構比重的劃分，導致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因此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老齡化問題的原因之一。為了減輕老齡化的嚴重程度，減緩老齡化的速度，國家和相關部門單位有必要將人口老齡化放在全局角度進行思考，兼顧好老齡化問題與生育政策之間的矛盾，從人口長期發展的角度綜合考慮人口老齡化與生育政策的關系。
4.2 區別對待城市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繁榮，大量的農村年輕勞動力涌入城市，老人小孩留守農村，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大大高于城鎮比重。但是，目前我國老齡化的主要保障政策是針對城市居民，城鄉之間的老年人所獲得的養老保障以及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必須區分好城市和農村的老齡化問題的差異，區別對待城鄉人口老齡化問題，尋找解決城鄉老齡化問題的方法手段。全局出發，制訂國家人口老齡化戰略，全面分析、評估和預測中國未來面臨的人口老齡化的相關問題，分步驟，分重點解決老齡化問題。
4.3 建立社會范圍內的養老服務支持體系
建立“老人自立為主，社區服務為輔”的社會養老新格局，調整和改善養老機構的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社會化的養老服務支持體系，在老年人出現自理能力缺陷時可尋求養老機構幫助。這需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擴大養老功能機構的分散范圍，將其分散化、小型化，布局于各社區周圍，實現老年人的就近養老，對經營性的養老機構進行規范化，使其在政府的管制下，有組織有紀律地向老人提供各種個。二是要建立社會化的養老服務支持體系，政府以政策支持、資源調動、宣傳倡導及監督監管等方式參與養老福利事業，將養老服務推向社會，實現政府“管大放小、管少放多”的宏觀管理體制。
4.4 積極開發利用老人人力資源
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日益增多，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議題。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將越來越有限，這也就引出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重要議題。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主要有兩個思路：提高退休年齡，延長工作年限和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為社會提供服務。另外，鼓勵低齡、健康老人開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經營性的養老服務，將老年人力資源轉化為社區養老服務資源也是應付老齡化問題的有效措施之一。
總之，應對人口老齡化是一項系統性的全民性的工程，必須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等各部門和群眾達成一致目標，共同行動，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盡快制定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全局性戰略，逐步形成多層次的老齡政策體系，以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社會化養老服務支持體系，積極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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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養老保險；影響與對策；影響與對策
1背景以及現狀概述
1.1農村養老保險的歷史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已經在上海、浙江、江蘇展開,考慮到當時農村的養老保險體系的構建沒有可供參照的先例，因此仿照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體系也成了唯一選擇。1992年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兩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在1992年之前,鼓勵農民對自身的投保和農民之間的互助是農村養老保險的主要體現。在后期推行的過程中，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環境、社會結構以及農民傳統的意識等因素,最終無法繼續推行下去。另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和三農問題的逐步加深，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指向了農村的養老保險，成了近十幾年來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1.2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特點
人口老齡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壽命延長導致的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動態過程，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人口老齡化逐步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銀色危機”的發生已經引起了全球專家、學者的廣泛且持續關注。2013-2015年農村人口數所占比重從46.3%降低至43.9%，數據的變化是在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務工這一大背景下發生的，農村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呈現持續不斷的上升趨勢，未來我國的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還將進一步加劇。農村養老問題日益突出，相比于城市的退休職工，農村老年群體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而且農村地區也沒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在我國農村，面對廣大農民,如何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以及農村實際的、穩定農村社會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已經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
2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與分析
我國農村社會保險事業在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取得一些成績，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停滯不前與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格格不入，仍然存在許多缺陷是個不爭事實。從我國老齡化地區比較來看,種種跡象表明農村老齡化比城市更為嚴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是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中務工,農村中的老齡人口占較大的比例,長此以往,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還會進一步加劇。從其帶來的直接影響來看,導致農村養老保障需求加大，這讓原本脆弱的農村養老保障體制不堪重負,致使無法發揮養老保障的實際功能。為此,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刻不容緩，這已經關系到農村的穩定，也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2.1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受到嚴重挑戰
不論社會制度、結構如何變遷，家庭關系始終都圍繞著父母養育子女、子女贍養父母。但是隨著農村市場化改革以來，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已經喪失了它的優勢，變得捉襟見肘。
2.2社會養老在農村實施難度加大
現狀是，我國農村的社會養老體制還不成熟，仍舊處于起步階段，尤其在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社會養老更是難以持續。農村的養老保險經費的投入，國家和地方財政投放低，幾乎全部由農村各人承擔，對于普通的農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支。此外，考慮到農村經濟水平較低和農民自身的保守思想，投保大多會選擇低檔，每月幾元的投保對于以后的養老保障來說并沒有實際意義。
2.3我國農村社保體系建構失衡
土地是農民中大多數人的保障，農民利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是他們創造收入來源的主要方式。這也僅僅局限在他們還有勞動能力的情況下，當農民在年老逐步喪失勞動能力，農業生產毫無保障。再加上沒有養老金，患病后不能及時得到救治，最終影響到農民的生存狀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的三根支柱：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農業保險同時發揮著重要作用。
3構建新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對策
傳統的家庭為主的養老方式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已經無法適應我國人口急劇老齡化的趨勢。因此需要構建一種新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顯得尤為重要。過去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可以采取試點，考慮以發展較快的農村為突破口，由經濟發達地區逐步推向經濟欠發達地區，以點及面、穩步推進，做到全方位覆蓋，積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
3.1立足農村實際情況，根據需要設立不同的險種和保險層次
由于目前全國區域經濟發展依舊不平衡，農村的發展速度也各有不同，便產生了對社會保險的不同要求，因此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顯得尤為重要。此外，制定切實可行的職工養老保險辦法也是推進農村社會保險工作的堅實基礎。
3.2進一步規范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通過法律的方式明確國家、集體在社會養老方面的責任，從而使得國家、集體在這方面的責任逐步強化。同時，逐步實現農民的個人賬戶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可隨人轉移、繳費方式靈活的養老保險制度。
3.3我國現階段構建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應著力于利于城鄉銜接
建立既相對獨立又注重城鄉銜接的農村社會保險體系是在條件成熟時建立統一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村居民適時的納入進城鎮的社會保險體系之中，逐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對接，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障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實惠。在實踐中，對于能夠銜接的部分盡量銜接上，對于不能馬上銜接的部分，在制度設計時，應統籌考慮留下接口。
3.4政府引導與農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
要知道農村社會保險體系的主體就是廣大農民群眾，沒有參與的自主性再好的制度也是白搭。因此，需要各級政府主動加大宣傳力度，給予大家積極地引導，讓廣大農民群眾自住自發的參與進構建新型農村社會保險體系的工作中來。
4總結
其實，造成目前這種現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任由制度的非均衡長期發展下去，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因此，為了避免產生不良的后果，我們必須在制度上不斷地進行創新，并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制定與相對應的政策，在制度的執行過程中不斷反饋，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最終建立起完整的可操作性強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有利條件。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態勢與特點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億。而且持續增長勢頭強勁，預計2025年60歲老年人口可達2．8億．占總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將達到4億左右，占總人口的1／4以上。老齡人口中，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l，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個人口大國．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NP一般在l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NP僅為800美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與收入水平的變動、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有密切關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發展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二)我國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l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整體而論．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明顯低于東部。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會養老保障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口老齡化對其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首先，養老保險居于社會養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環．以資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話，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和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大量增加。據統計，從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問，我國用于社會福利等各項支出從327億元增加至3，043億元，增長近l0倍，其中用于離退休、退職職工保險福利的費用(包括退休金)支出從149億元增長到2，068億元，增長了l2倍多，比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得多。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看，社會保障各項費用的增長還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近年甚至用于社會養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據報道，僅2003年，由人口老齡化引發基金缺口，中央財政就至少要補助350億。
其次，人口老齡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會養老保障向更高層次邁進。我國人口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老人不斷增多，家庭內的代際數將相應增加；伴隨父母年齡的提高，子女的年齡也在相應提高，導致低齡老人供養高齡老人的局面產生，家庭供養能力會有所下降。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帶病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齡化發展只解決經濟供養是不夠的，還要解決好社會照料和醫療護理問題。因此，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功能，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缺失，滿足日益增強的社會養老需求，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
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社會養老的發展同樣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低、缺乏系統的老年服務體系、養老設施嚴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體就養老保險來說，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實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計劃，現收現付，從目前的情況看，每年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還在不斷地加大。據統計，25年后養老保險資金缺口可能會從現在的2000億元增加到1．8萬億元。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在現行的養老保險計劃下，中國的基本養老基金將在2032年左右開始出現收不抵支。現收現付制如果不進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國家財政拖垮，很高的收繳比例也會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瑞士和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瑞士是歐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是亞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由此而來的養老保險問題日趨嚴重。面對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兩個同屬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防范措施，調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都以國家的基本保險為核心。這種單一的公共支柱雖然解決了社會再分配的功能，卻難以同時肩負儲蓄即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和保險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兩國的做法都是建立國家、企業和個人各自負責的多支柱制養老保險制度。在原有國家的基本保險基礎上，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同時，國家給予一定的優惠稅收政策，鼓勵個人通過儲蓄為退休積累一定的養老金，將個人多余的資金以儲蓄的形式進行融資。
(二)規范原有養老保險體制、控制新的養老保險規模
日本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著手來規范原有養老保險制度，增加養老保險的收入，同時，控制新的養老保險收益規模。而瑞士則更多地通過復雜的收益與繳費的精算關系，確保貢獻與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
面對人口老齡化，瑞士政府以建立養老金補償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項基金的穩定的投資回報，來彌補基本養老金計劃的缺口，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而日本則更多地依靠政府財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
調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養老基金通過私營公司的管理進入國際或國內資本市場，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回報為目的。這樣也就避免了現收現付制下，政治因素對養老金投資的影響，避免了將退休者的保命錢投資到或借貸到瀕臨破產的企業中。
四、加快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應對老齡化問題
(一)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體系
我國原來實行的現收現付的以公共養老金為基礎的老年保障體系已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國家獨立支撐的養老保險體系轉化為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承擔已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因此，我國應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在國家基本保險之外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其他補充保險，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資金籌集、管理運作以及養老金發放方面，應該逐步分離，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別實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基本養老金的比重應該逐步縮小，更多地發揮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險，仍處于探索階段，覆蓋面很小，保障水平較低。從我國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農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繼續實行“五保”制度；對于遵守國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子(女)戶、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還可以因地制宜推廣綠色養老保險，在鄉村利用資源優勢，開辟養老田、養老山、養老林、養老塘的形式，為農村老齡化人口自我養老提供一個平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以自愿實行農民退休金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老年農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領取一定數額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設
當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收繳與支付都由國家來執行，帶有統籌的公有制的性質，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急需在資金運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財政職能的轉變、養老社會保險經營上的不足、公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調動社會成員參與養老保險積極性的需要，都呼喚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立。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據法律來經營管理全國養老保險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營單位，它利用社會成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依法進行投資經營活動，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公債、存人國家銀行獲取利息，受到通貨膨脹等的威脅。特別是這幾年，國家為了擴大國內需求，政府公債、銀行存款利率在不斷下調，養老保險基金實際收益率并不高。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能夠將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狀況直接與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聯系，調動公司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的積極性。商業養老保險必將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養老金繳納的時間長，有定期性，儲蓄的時間也很長，比較適合作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收益則是很高的。
(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監督多支柱體系
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A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程來看，亞洲曾經歷了巨大變遷。19世紀之前，亞洲曾經是世界上最為富庶的區域，19世紀開始出現了100 多年的衰敗。亞洲在此之后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走上復興之路，成為了最近幾十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并創造了“亞洲奇跡”。 但是，需要關注的是亞洲在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正面臨著人口結構轉型，這種人口結構轉型是由亞洲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主導的。
亞洲人口日益老齡化，人口結構的轉變是亞洲進入21世紀以來面臨的最為重大的轉變，而且其速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未來幾十年內亞洲將超過歐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1]。眾所周知，在養老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已經在處理人口老齡化問題上面臨了很大的困境。亞洲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發展情況如何，是否能夠有效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未來應該采取什么措施積極應對，這些問題都將對亞洲未來的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亞洲人口老齡化發展過程與特點
（一）亞洲人口結構轉變的過程與原因
亞洲人口結構的重要轉變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體上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當時亞洲人口一半以上在25歲以下，其他人口主要集中在29至59工作年齡，亞洲各國人口中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在3%至15%。在隨后的半個多世紀，亞洲人口開始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2]。
第一階段，年輕人口數量增加，這個時期出現在20世紀50、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亞洲許多國家的人口受到慘重打擊，二戰結束后亞洲各國普遍采取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并且出現了“戰后嬰兒潮”。“此后嬰兒潮”出生的這群人大都出生在20世紀的50、60年代，使得亞洲人口表現出進一步的年輕化（圖1）。在這一時期，除了日本之外，大多數亞洲國家人口都變得更加年輕了。
第二階段，工作人口比重增加。第二個階段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相對于戰后初期，亞洲在這一時期的出生率開始下降。眾所周知，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出生率下降的最初階段，由于新生人口的減少，人口結構會出現平滑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工作人口比重開始增加[3]。因此，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工作人口的數量的增加都超過了年輕人口數量的增加（圖2）。到了1985年，大多數亞洲國家都處在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而且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些國家工作人口的增長占據主導地位。所以，這個時期對亞洲發展社會經濟十分有利，被稱為“黃金時代” 。亞洲第二階段的人口結構在2004年達到了頂點，42個亞洲國家中有36個國家在勞動人口增長方面超過了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增長[4]。
第三階段就是目前的老齡化階段。亞洲現在正在進入老齡化時期，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在于亞洲人口壽命的增長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亞洲人均壽命就在不斷地增加。隨著經濟的增長，亞洲地區醫療投入、衛生條件得到改善，使得亞洲人均壽命從1970年至2008年間增長了14歲，達到716歲[5]，而且還在繼續地穩步增長（圖3）。
然而，與亞洲老年人壽命的增加相比，導致亞洲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亞洲出生率的下降[6]，低生育率是亞洲人口迅速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隨著亞洲國家工業化的演進，亞洲各國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結婚和生育年齡不斷推遲，人口出生率出現了急劇的下降（圖4）。特別是從1950年到2000年間東亞國家尤其嚴重，總的人口出生率在不到2000年的時候就已經降低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預計到了2025年，整個亞洲總的生育率均降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當下我們處于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年代，有可能吸取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教訓和最新成果，揚長避短。《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頒布，總體上確立了老年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將黨和政府有關老年人權利保護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穩定下來。但同時，對人口老齡化的立法還遠未能從細節上更確切地保障老齡化人口能夠安享晚年。
二、目前對人口老齡化立法狀況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是立法不健全，法律規范適用無法統一，內容欠缺或不合理。保護老年人權益，是一個涉及領域廣泛、情況紛繁復雜的全局性問題。要完成這項工程必須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基礎上，完善配套措施，使其操作有據，落實便利。
二是法律關系不清導致的責任缺失。《老年法》賦予了老年人許多方面的權利，要使這些權益真正落到實處，還必須有一套高效的管理體制和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但目前我國老年人社會保障工作確實存在著著政出多門，多家管理這種分散管理體制，缺乏宏觀協調機制，造成既相互爭管，又相互推諉的矛盾，極不利于老年人權益的保障，必須加以改進和完善。
（二）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是社會轉型加劇，立法工作滯后。隨著當前我國農村城鎮化建設、土地減少、集體經濟組織保障功能弱化、家庭規模縮小、人口老齡化、孝老養老道德觀念淡化以及人口向城市遷移等現象的出現和發展，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以前制定的法律法規在很多問題的設置上，已不能適應當前社會適用的要求，日益表現出了嚴重的滯后性。
二是被動的消極態度影響了社會養老保障法律制度的發展。目前，在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中很多地方是被動地，具有明顯的短期化特征。
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立法思考
（一）對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具體化、細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是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基本法，也是其它與此相關法律制定的依據和基礎。其性質決定了這部法律不可能制定得過于詳盡，因此，通過制定實施細則，將《老年法》的原則規定具體化、明確化、詳細化，才能真正達到《老年法》的立法目的，使老年人權益保障落到實處。
（二）關于人口老齡化社會中養老保障行政管理法律關系、經辦法律關系、保障監督法律關系等部門定位問題
對老年人權益保障，我們可以考慮設立一個老年人社會保障專門機構，統一管理老年人權益保障事宜，并用法律的形式確認該機構獨立的法律資格和專業管理的法律地位。
（三）法律實施中的制度建設和責任方面
制度建議，尤其是社會保障這樣的核心制度建議，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措施，也是國家必須承擔的重要責任。這就需要立法加強監管，完善爭議解決機制及明確法律責任。
（四）確保老齡化人口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