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辯證法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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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典型病例

患者，女，34歲，2009年6月19日初診。既往有慢性腎功能衰竭病史7年余，高血壓病史20年，服四消丸4年余，透析3年余。主訴：低熱10月余，呈間斷發熱，2日一作，用抗生素無效。現寒熱往來，無汗，身熱不揚，午后熱甚，體溫38.5 ℃左右，頭暈，胸悶不饑，面色萎黃，口渴不欲飲，便干，舌黯，苔膩，脈濡。中醫診斷為濕溫，證屬濕邪彌漫三焦，氣機不暢。因病屬虛實夾雜，既有脾腎兩虛，又有濕、毒、瘀內蘊，易與外邪相合而發濕溫。濕遏肺衛，腠理開合失常，則寒熱往來無汗；濕邪襲表，衛陽郁而化熱，但熱處濕中，熱為濕遏，故身熱不揚；午后陽氣較盛，與體內邪氣相加，則午后熱甚；濕邪彌漫，易阻氣機，而使氣機升降失常，則見頭暈、胸悶不饑、口渴不欲飲；舌苔、脈象均為濕熱阻滯氣機之象。濕熱阻滯三焦，少陽樞機不利。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治以清化濕熱、宣暢氣機、和解少陽。方用三仁湯合小柴胡湯加減：杏仁15 g，白豆蔻15 g，薏苡仁30 g，滑石40 g，通草10 g，制半夏15 g，厚樸15 g，柴胡15 g，黃芩15 g，黨參15 g，金銀花20 g，連翹15 g，野15 g，薄菏10 g，砂仁10 g，炙甘草15 g。以姜、棗為引，4劑，每日1劑，水煎，分2次飯后服用。囑飲食清淡，忌食生冷、腥辣之品。

6月24日二診：患者服上方，曾有2日未發熱，前天發熱到39 ℃，昨日透析至今未發熱，神可，微汗出，大便干，舌黯，苔薄膩，脈沉。濕熱日久，且患者已到透析階段，病及血分，傷陰耗津。上方去通草、厚樸、薄菏、野，加水牛角15 g、牡丹皮15 g、玄參15 g、青蒿15 g、生地黃15 g，以清熱涼血、養陰生津潤燥，氣血兩清，表里同治。繼服3劑。

6月26日三診：患者昨日透析后發熱(38 ℃)，無畏寒，大便調，舌黯，苔薄膩，脈沉緩。病邪未盡，二診方去玄參、生地黃，加秦艽15 g、白薇15 g。繼服4劑。

7月1日四診：勞累后發熱2次，體溫37.5 ℃左右，背痛，舌黯，苔薄膩，脈沉緩。患者本已體弱，又勞累，耗傷氣陰。首診方去通草、野、薄荷、砂仁，加胡黃連15 g、葛根20 g。繼服3劑。

7月3日五診：發熱未作，舌黯，苔白，脈濡滑。四診方去疏散風熱之連翹，加茯苓30 g，繼服6劑。

篇（2）

原發性腎病綜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PNS）的臨床表現之一是循環系統處于高凝狀態、血栓形成，其嚴重影響了PNS的治療效果及預后，因此抗凝治療為目前PNS治療的關鍵之一。我院自2002年以來對48例PNS患者采用茶色素治療，取得滿意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2002年4月～2006年11月，我院治療的PNS患者48例，男32例、女16例，年齡19～62歲，平均32.4歲，病程2個月～6年。患者均符合文獻中關于PNS的診斷標準[1]，且臨床均表現有血液流變學及血脂異常。

1.2方法

均按標準激素療程治療，給予強的松1 mg/（kg?d），早晨頓服及對癥治療。同時予茶色素膠囊(江西綠色制藥有限公司生產,贛衛藥準字139-1號)240 mg，3次/d，療程30 d。服用茶色素期間，停用其他降脂、抗凝及活血化瘀藥物。采用自身對照的方法，觀察用茶色素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指標（全血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壓積、纖維蛋白原定量）和血脂指標改善情況。

1.3統計分析

采用配對t檢驗，P

2結果

2.1有效率

本組患者服用茶色素30 d后，全血黏度下降32例(其中全血黏度降至正常7例)，有效率為66.7%；血漿黏度下降38例(其中血漿黏度降至正常10例)，有效率為79.2%；纖維蛋白原下降40例（纖維蛋白原降至正常13例），有效率為83.3%。

2.2血液流變學和血脂的改善情況

茶色素治療后，全血黏度、血漿黏度、纖維蛋白原有明顯降低（P

2.3不良反應

本組未發現明顯毒副作用。

3討論

在NS的發病過程中，機體內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高凝狀態，而其程度往往與腎病的嚴重性和活動性相平行。血液的高凝狀態可導致腎小球內毛細血管微血栓形成及纖維蛋白的沉積，促進腎小球硬化，使腎小球病變惡化[1~2]。高凝和血栓形成被認為是PNS嚴重并發癥之一，影響預后。因此，降低PNS患者的高血脂，控制高凝、高黏狀態對改善預后有著重要意義。茶色素是從茶葉中提取的一種以兒茶酚胺為主的多元酚類物質，系經過化學結構的轉變形成的茶紅素、茶黃素及茶褐素的混合物。文獻報道，茶色素具有抗脂質過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拮抗高血脂以及顯著的抗凝、促進纖溶、防止血小板黏附聚集、改善微循環等作用[3]。

本組觀察結果表明，茶色素對全血黏度、血漿黏度有明顯的降低作用（P

茶色素改善血液流變學的機制，與其能降低纖維蛋白原含量，減少血小板黏附與聚集并對已凝固的血小板有解聚合作用以及延長血液凝固時間、凝血酶原時間、抗凝血酶Ⅲ作用時間等多種藥理作用有關[4]。茶色素對血液流變學有明顯改善作用，可以增加心、腦、腎等組織灌流，改善重要器官的功能，因而對PNS的治療和預后產生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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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呂虎,華萍,余繼紅,等.茶色素藥理作用研究進展[J].中國新藥與臨床雜志,2005,24(9):745.

篇（3）

進入21世紀后，從現實上看，隨著信息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司法制度越來越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人們證據意識不斷增強，視聽資料作為一種獨立的訴訟證據早已進入民事訴訟案件的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多的當事人收集到以錄音錄像等方式記錄的證據以證明對方當事人的主觀惡意或者客觀違約行為等提交法庭。再此情況下，如果單純按照道德絕對主義去否定話勢必不但不能解決糾紛，發揮民事訴訟定分止爭的目的而且還可能會激化新矛盾。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再此現實基礎上，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其中第68條規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第70條規定： 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確認其證明力：有其他證據佐證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制件。由此可知對于對于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而偷拍私錄視聽資料的，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未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就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但仍須經過質證，判斷其可采性和證明力，方可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相比1995年的規定，無形中要求已經降低，采取標準更多的是進行價值衡量，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價值比較衡量。而在二大法系不斷出現融合過程中，衡量價值不斷進行交融和碰撞。對于私錄視聽資料是否排除的標準上，世界各國的做法不盡相同。法國對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 立法與判例均給予否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對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勞戰術、妨害身體、服用藥品、拷問、欺詐、催眠、威脅、損害記憶力和理解力等方法獲取的陳述， 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可以采用。日本憲法第三十八條、刑訴法第三百一十九條規定非法取得的自白不得作為證據。”由此可知世界各國做法不盡相同。我國目前采取的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其目的是力求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合理的平衡。

正如邊沁對功利的論述，“它按照看來勢必增大或減少利益有關者之幸福的傾向，亦即促進或妨礙此幸福的傾向，來贊成或非難任何一項行動。我說的是無論什么行動，因而不僅是私人的每項行動，而是政府的每項措施”其認為功利與快樂幸福密切相關的，與它們成正比，個人的苦樂、幸福是功利主義的基礎，但是，社會全體的福也是在考慮范圍之內的。在快樂與痛苦原理的基礎上，邊沁提出了他的功利主義思想。同時其表示任何一種行為都必須接受功利原理的評判，看它能否給利益相關者帶來幸福。而幸福有兩種，一種個人幸福，即通過個人的苦樂量的計算來衡量個人的快樂;第二種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確與錯誤的衡量標準”同樣也是邊沁功利原則的社會理想，也指導其日后立法改革，自始自終其一直在踐行其原則。功利原理作為邊沁學說的核心原則和道德評價標準，行為在道德上的評價完全由它們的后果來決定。其結論是：只有效果才能決定行為的道德性質，效果好，即符合功利原理的行為就是善的行為，于行為動機的好壞對道德的評判是無關緊要的事。并且認為行為的總傾向在程度上的好壞，取決于后果的總和，取決于所有好的后果和有害后果之間的差額。應用于立法領域就是收益與成本 幸福和痛苦的對比，在司法領域最典型就是某個案件判決或者采納某項證據對個人所產生的幸福收益和公眾所產生收益的比較，價值權衡。在當前我國提出司法審判需要講究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統一，其隱含的價值要素就是價值衡量比較的考慮。而功利主義原理在社會轉型時候的我國，各種矛盾突發，一個簡單案件的處理不當將對大社會秩序造成大動蕩引發各種連鎖反應的特殊時期。功利主義的價值衡量很有參考價值，同樣基于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以和為貴，息訴等觀念想吻合。這也就是我國目前立法上很多模糊條款原則性，如2004年憲法修正第10條第3款明確規定：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其中對于公眾利益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進行界定。

總之，在中國法律現代化的道路中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沖突碰撞必然激烈熱情，但這不是阻擋其前進的腳步，道德絕對主義，功利主義，還是中庸和為貴等傳統價值都基于對人的尊重和權利的保護，在增加個人幸福福祉的基礎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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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慧：試論德國法律對近代和當代中國的影響 《德國研究》2007年第1期第22卷總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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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英]邊沁.《政府片論》[M]沈叔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92

篇（4）

[中圖分類號] R26 [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1673-7210（2009）05（b）-099-02

辨證配膳對疾病治療非常重要，特別是遭遇腹部手術患者通過中醫飲食治療，可以加強營養，扶正祛本，促進食欲恢復，改善機體的一般情況[1-3]。筆者對117例腹部手術患者，進行中醫分型后按時辰辨證配膳，并與對照組比較，探討兩組之間營養學和腸功能指標變化的一般規律性。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5年1月～2007年5月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五附屬醫院外科住院治療的擇期腹部手術患者219例。入選標準：①術后愿意接受中醫按時辰辨證配膳治療；②肝腎功能正常。排除標準：①術后出現嚴重合并癥患者；②合并內分泌代謝疾病患者；③無明顯惡病質。符合上述納入標準并除外全部排除條件后，實際入選擇期腹部手術患者117例，男79例，女38例；年齡31～68歲，平均（57.29±13.40）歲。對照組選擇同期住院腹部手術患者，但未接受辨證配膳治療。全部對象均符合辨證配膳組的全部排除條件和納入標準中的②，對照組入選68例，男41例，女27例；年齡39～71歲，平均（58.17±12.83）歲。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分布接近，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腹部手術患者的中醫辨證標準中醫辨證標準：參照1993年衛生部《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所確定的辨證標準，初步擬設以下3個證型，A：氣血失和、氣血兩虛；B：脾胃失和、陰虛內熱；C：內熱熾盛、熱盛津枯。中醫辨證診斷需經兩名中醫師進行辨證，并獲得一致結論后入選，辨證診斷時間在術后1 d內。

1.2.2營養狀況指標選擇及測試選擇如下數據作為營養狀況評估指標：①體質量指數（BMI）：體質量（%）＝實際質量/理想體質量×100%。②理想體質量百分比（IBW%）。③三頭肌皮皺厚度（TSF）。④上臂圍（MAC）。營養狀況評估時間選在手術后1 d和出院前1周。

1.2.3按時辰辨證配膳方法見表1。兩組患者術后均給予腹部手術后常規治療，配膳組患者在此基礎上給予按時辰辨證配膳。

1.2.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10.0分析軟件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處理，計量指標測試結果用（x±s）表示，用t檢驗進行組間顯著性測定。

2結果

2.1 辨證配膳患者及對照組治療前后營養學指標比較

表2為辨證配膳患者及對照組治療前后營養學指標比較，結果表明兩組患者手術后1 d，營養學指標BMI、IBW%、TSF和MAC分布接近（P均>0.05），而出院前1周兩組患者上述指標均明顯優于手術后1 d測量值，同時辨證配膳組的上述指標又都明顯優于對照組（P均

表2 辨證配膳患者及對照組治療前后營養學指標比較（x±s）

與對照組比較， aP

2.2辨證配膳患者及對照組治療前后腸功能及療效指標比較

表3為辨證配膳患者及對照組治療前后腸功能及療效指標比較，結果表明辨證配膳患者的切口愈合時間、腸功能恢復時間、胃管留置時間、早期下床活動時間和住院時間均明顯少于對照組（P均

表3 辨證配膳患者及對照組治療前后腸功能及療效指標比較（x±s）

3 討論

腹部手術術前禁食、禁飲，如禁食時間較長，加上麻醉、手術牽拉、術中暴露、體力消耗、術后繼續禁食水、切口疼痛和活動受限等原因導致腸蠕動較慢，無法在短期內恢復正常進食，因此這些患者圍術期間常常存在營養不良和負氮平衡狀態，后者可導致切口延期愈合，各種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增高[4-6]。腹部手術患者術后都有一段暫時性麻痹狀態，并表現為胃腸蠕動減弱、消失而致腹脹、停止排氣和排便，中醫認為上述表現是脾氣虧虛，腸腹淤滯內結，氣機失利，通降失常。同時手術經過又類似金刃外傷，客于人體，一可損傷人體，經脈氣血受滯，不通則痛，引起經脈所行之處疼痛，氣血失和；二則削伐脾胃，損傷正氣，而又術中亡血傷津，陰津不足，久臥傷氣，術后易造成氣血兩虛，氣虛則固攝失職，氣不斂汗，則動輒汗出，亡血則傷津，陰津受損則陰虛內熱，甚則熱盛津枯，大便秘結。術后便秘可歸為熱盛津枯，或氣虛推動無力，血虛腸道失榮。一些學者將術后常見的辨證分型主要分為以下3類：氣血失和、氣血兩虛；脾胃失和、陰虛內熱；熱盛津枯，大便秘結。脾為后天之本，主運化，術后調補當以扶正為首，首先要調理脾胃。本組病例結果表明運用中醫辨證配膳對腹部手術患者進行合理的飲食調整，可促進患者的脾胃消化功能近早恢復，食欲有效改善，營養增加，促進疾病早愈和體力恢復，本文中辨證配膳患者治療后的各類營養學指標和切口愈合時間、腸功能恢復時間、胃管留置時間、早期下床活動時間和住院時間均明顯優于對照組，這表明中醫辨證配膳對各證型腹部手術患者均有較好療效。現代醫學研究發現，外科手術治療后營養支持意義重大，近些年來常采用靜脈營養支持（TPN），但長時間禁食易引起腸黏膜萎縮、腸道黏膜屏障功能損害及菌群失調，也有一些 TPN后導致敗血癥和代謝紊亂的報道[7]。一般認為腹部手術患者術前胃腸道功能正常，術后胃腸道功能吸收和消化功能也會很快恢復，因此采用中醫辨證配膳方法，對各證型腹部手術患者分別給予不同食療方案，增加和恢復患者的食欲非常必要。對于氣血失和、氣血兩虛證型患者給予益氣養血食物，對脾胃失和、陰虛內熱患者進行滋陰生津和胃膳補，對熱盛津枯、大便秘結患者給予滋陰生津飲食。這些方法的療效都在筆者的實踐中得以驗證。

中醫時辰治療學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從整體上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節律的周期性，并指導臨床治療、預防和養生。它是中醫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中醫治療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是研究時間本身，而是探索人體活動節奏隨時間(時辰)周期性系列節律的變化。本組辨證配膳還結合了中醫時辰醫學理論，采用時辰或擇時膳補，使療效進一步優化和提高。祖國傳統醫學認為在患者某經脈處于功能活動的“旺時”，是其驅除本臟腑外邪最有利及最有效之時，此時膳補最有效。本組研究按時辰辨證配膳方法依據為：卯時（ 5:00～7:00 ）大腸經旺，有利于排泄；辰時（ 7:00～9:00 ）胃經旺，有利于消化；巳時（9:00～11:00 ）脾經旺，有利于吸收營養、生血；午時（11:00～13:00）心經旺，有利于周身血液循環，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未時（13:00～15:00）小腸經旺，有利于吸收營養；申時（15:00～17:00）膀胱經旺，有利于瀉掉小腸下注的水液及周身的“火氣”；酉時（17:00～19:00）腎經旺，有利于貯藏一日的臟腑之精華；戌時（19:00～21:00）心包經旺，再一次增強心的力量，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結果證明，經按時辰辨證配膳患者治療后的各類腹部手術患者營養學和腸功能指標均明顯好于對照組。中醫學理論主張天人合一，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的生活習慣應該符合前者規律，把人的臟腑在12個時辰中的興衰聯系起來看，環環相扣，十分有序。辨證配膳方法應根據中醫的時間醫學理論結合實際的住院條件和臟腑在一天內的興衰規律合理安排膳補，才能從營養學和生理學規律上達到完美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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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先平,劉舒.自擬胃腸舒對107例腹部術后胃腸功能恢復的觀察[J].安徽中醫臨床雜志,2001,13(3):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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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史講演錄》里我們不難發現黑格爾對東方哲學的論述篇幅不大，只對孔子、易經哲學和道家做出簡要論述。稍加總結可以發現以下特點：首先，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基于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哲學思想評述和翻譯。黑格爾對孔子的概括資料來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穌會神父普羅斯佩利•若內塔、赫爾特利希、盧熱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譯和注釋［5］；黑格爾對《易經》起源的論述資料來源于1776年出版的“關于中國人的追述”里阿米歐神父“論中國古代”的文字［6］；黑格爾對八卦認定為可以喚起意義的便利和對中國哲學從思想開始、沒有概念且流入空虛的判斷，來源于溫地士曼的觀點［7］。從資料的來源看，黑格爾沒有接觸中國哲學的第一手資料，更沒有接觸過中國哲學翻譯成德文或英文的資料，因此資料的缺乏是黑格爾對中國哲學誤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臘哲學家為例，黑格爾在論述中國哲學的結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學思想，而對畢泰戈拉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現的偽書他卻已做出辨別和區分，這一點佐證了在研究資料的占有方面黑格爾用以思考中國哲學資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獻資料的缺乏導致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認識缺乏歷史性思考。黑格爾論述中國哲學的文獻僅限于先秦時期，因此他無法思考和理解中國哲學在秦之后與印度佛學融合進程；也無法思考和理解中國本土哲學經佛學的濡養向宋明理學的發展；更無法對中國哲學后來的發展中出現的，與西方哲學發展史中類似的命題進行思考和準確地評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爾的哲學思考有別于其他的哲學史家，稱其以巨大的歷史感為基礎［8］，但是在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論述中這種巨大的歷史感顯然因文獻資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獻資料缺乏直接影響黑格爾對中國哲學進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明確指出“：……哲學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維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維的產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進一步加以規定就成為概念”［10］。因為文獻資料的缺乏，黑格爾無法將中國哲學準確地轉化成他所謂的哲學思維的形式，更無法準確把握中國哲學思想進一步規定成概念。因此，從黑格爾的哲學思考方式看，他無法將中國哲學的內容準確地概念化，成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對象。

二、對中國哲學思考對象的誤解導致黑格爾誤讀中國哲學

首先，中國思想的主要對象與西方思想的主要對象存在差異。司馬遷曾對先秦思想進行概括，“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應司馬遷的看法“：可是周文發展到春秋時代，漸漸的失效。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這套禮樂，到春秋的時候就出問題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諸子的思想出現就是為了對付這個問題。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謂社會問題，也不是籠統的民生疾苦問題，它就是這個‘周文疲弊’問題。”［12］從司馬遷和牟宗三先生的總結看，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對象是周朝舊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差距，是如何過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國思想從肇始之初其對象就是對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關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種從古希臘發端直至近代所圍繞的思維與存在而進行的思考。其次，中國哲學的思考對象有別于西方哲學的思考對象。黑格爾認為，“概括講來，哲學可以定義為對事物的思維著的考察……不過哲學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思維成為認識，成為把握對象的概念式的認識。”［13］黑格爾的意思是：哲學是對思想形成的概念進行思維著的考察。這種考察的對象是種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對象。從黑格爾對哲學的定義出發，中國哲學是對概念化的中國思想的思維者的考察，這種考察關涉到中國思想和中國思想的對象———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的關系。因為政治制度與政治關系更多呈現出對如何過上更良善生活的追問與思考，因此中國哲學所進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現出道德哲學的特點；西方思想主要對思維與存在關系進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學的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形成的思想為思考對象的思考，其主要特點必然與中國哲學的不同。再次，忽視中西哲學思考對象的差異導致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片面認識。中國哲學以對政治制度和政治現實關系的概念化思考為對象，思考的主要內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與倫理道德、國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關。在黑格爾看來這些都是倫理學說或道德哲學的主要內容，而不是西方哲學要探討的思維與存在關系的主要內容，更不是西方哲學要達到的目的。因此當黑格爾將西方哲學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對中國哲學內容進行理解和評述時，就對中國哲學做出錯誤的論斷，認為中國的倫理道德歸于宗教，并認為中國哲學對解決思維與存在問題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論，無法對西方哲學主要思考的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進行范疇［規定］的探討。若要求中國哲學在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的關系哲學思考中，產生一個在思維與存在關系思想中的范疇［規定］的哲學王國，這顯然是個“種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國哲學主要思考的對象認為是關于思維與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這種誤解，在《歷史哲學》中顯露無疑：“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14］黑格爾沒有明白，中國哲學對峙的兩方面應是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的現實，中國哲學的變化發展，一直在圍繞政治制度的主觀規定性與政治現實的客觀現實性之間尋求更好的解決之道。

三、對中國哲學辯證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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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效果不理想教學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生普遍興趣不高，到課率低。不少研究生認為學習本課程是為了獲得學位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專業碩士研究生在這方面的問題就更為突出，由于其在培養目標上側重于應用性，這導致部分專業碩士研究生錯誤地認為作為公共基礎課的自然辯證法課程并不重要，專業課程才是學習的重點和核心;由于研究生政治理論公共課教學班級規模普遍較大，任課教師教學管理一旦處于“放松”狀態，研究生到課率不高也就不足為奇了。二是即使有部分課堂學生到課率較高，但吸引學生的主要是教師上課時所展現出的幽默感或講述的有趣故事，教師表演的色彩遠大于教育的實際效果，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科學思維水平和創新能力。

二、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效果不理想原因分析

1．自然辯證法課程學科屬性不明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中存在種種問題的首要原因應是該課程學科屬性不明。“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名稱源于1925年在蘇聯首次公開出版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辯證法》。1956年我國在制定全國十二年(1956—1967)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首次確認恩格斯所創立的“自然辯證法”是處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一門獨立科學，暫定名為“自然辯證法”。自其誕生以來，關于其學科歸屬一直爭議不斷。主要是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應歸屬于哲學范疇，其基本依據為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由自然辯證法、歷史辯證法與思維辯證法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二是等同于哲學學科門類中“哲學”的“科學技術哲學”，其基本依據是當代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內容和觀點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當代形態。三是認為“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并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而是作為一個“學科群”在發展，其基本依據是這門課程具有“馬列、哲學與政治”三門課程的屬性。而根據《意見》制訂的教學大綱則認為:“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目前的學科分類中理論一級學科下面并沒有“自然辯證法”二級學科。

2．學科組織體系不順，師資隊伍水平偏低由于學科屬性不明直接導致學科組織體系不順，表現為自然辯證法課程在《意見》中明確規定為理論公共課，其課程應歸屬于承擔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的獨立教學實體二級單位，一般為學院或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但許多重點大學一般都有專業的哲學院系，甚至設有科技哲學專業，這些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一般由這些哲學專業院系教師承擔教學任務，其教學內容主要圍繞科技哲學相關內容展開，大大削弱了該課程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由于“自然辯證法”學科有明顯的“大口袋”特色，即該學科具有開放性、動態適應性、交叉性、跨學科性等特點，這實際上對任課教師有較高的要求，而目前自然辯證法教師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自然知識匱乏，更談不上緊跟最新科技前沿成果。

3．課時數較短和教學內容豐富性之間的矛盾自2012年秋季學期開始，全國“自然辯證法”教學已按照《意見》和新的教學大綱全面展開。《意見》規定將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概論”從必修課(3學分，54學時)調整為選修課(1學分，18學時)。經過2012年、2013年兩個教學周期的教學實踐，筆者明顯感覺到與自然辯證法課程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18個課時過于短少，根本無法完成教學任務。而在2013年對教學大綱進行修訂的過程中又增加了十精神的相關內容。主要是在科學發展觀、生態文明和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三個方面，將十的新觀點、新提法體現在大綱的各個章節中。［1］65這使得兩者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提高專業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有效性路徑分析

1．加強自然辯證法課程學科建設是基礎當前“自然辯證法”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科定位。學科定位的基本依據在于準確理解學科的研究對象。2012年版教學大綱將“自然辯證法”定義為“是關于自然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理論體系;是對以科學技術為中介和手段的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關系的概括、總結。”雖然在表述上同1979年版、1991年版以及2004年版全國統編講義或教材略有不同，但其基本觀點都是一致的，即“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的方法。這種觀點顯然是對理論板塊化理解的產物，即將簡單的分為哲學(世界觀與方法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規律)、科學社會主義(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界的認識規律)。實際上，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著作中所闡釋的“自然”其內涵絕不僅限于自然界，是包含“社會和思維”意義上的自然，是全部現實世界。這也就是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全書內容的安排上，既講“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也講了“自然界和社會”的原因。如這樣理解自然辯證法，是不是同唯物辯證法相混淆了呢?顯然不是，前者強調的是對全部現實世界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后者則強調的是在掌握前者的基礎上，對全部現實世界能動的改造，即社會實踐。這同科技哲學的研究對象———人們對自然、自然科學及其技術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根本不同的。所以，為了自然辯證法和科技哲學的共同發展，在“理論”一級學科下再設一個“自然辯證法理論”二級學科，哲學門中保持現有“科學技術哲學”二級學科，是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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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物質是萬物的本原，自然界是由一切物質所構成的巨大的系統整體、自然界、人、科學技術，社會這四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密不可分的關系。在自然辯證法的學習中，我們只有通過對概念的認識，研究對象和內容的深入了解，進一步解讀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和現代科學方法等多重知識結構的層次的構建，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一、自然辯證法在科學發展過程中的表徵

自然辯證法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于自然界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一般關系的學說。與此同時，自然辯證法作為的自然哲學、科學技術哲學、社會學等研究，不僅具有哲學屬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學科的性質。

我們知道，自辯法誕生于19世紀中葉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和發展沖擊著人們原有的自然圖景和思維方式，為其創立提供了客觀基礎。表現如下：一是大機器生產帶來的人類生產活動的高度社會化，加強了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和交往，改變著人們舊有保守的、靜止和孤立的思維習慣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學的一系列偉大發現展現了自辯法發展的本性和規律，沖擊著人們業已形成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三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創立，為自然辯證法的創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使自然觀的革命有了理論指導。自然辯證法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和諸多因素下，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相結合的一場偉大的理論革命。自然辯證法揭示了自然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人對自然界的能動關系等，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思想觀點等，諸多體現具有劃時代的變革。

二、自然辯證法與科學技術哲學諸學科關系的文獻綜述

恩格斯結合當時的自然科學和哲學成果，對這種自然哲學進行了多方面理論變革，發展出了一種新的關于自然的學說，這就是的自然辯證法。首先，他改造擴展了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其次改造了自然哲學的方法論基礎。再次摒棄了自然哲學的唯心論等基礎，成功的實現了自然哲學和科技哲學的基礎構建。自然辯證法和自然哲學都從整體上研究自然界并提供自然界的總圖景。

科學哲學是以自然科學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科學的邏輯結構、科學知識的獲得和檢驗、科學推理的程序、科學發展的模式等認識論、方法論和邏輯學問題，而明顯忽視對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存在一些屬于本體論的問題。

科學社會學是關于科學的社會研究，它是與自然辯證法緊密相關的一門學科，著重研究社會諸方面與科學的關系，也就是研究科學體制“外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和作用。

三、從自然辯證法看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技術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這是對科學技術觀和生產力理論的創造性發展，也是我國發展科學技術和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

科學技術不僅作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要素，具有主導作用，同時對其他要素也起著滲透作用，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已融合、擴散到生產力諸要素之中，從而促進了生產力要素的全面飛躍，推動了生產力系統的發展。

當代自然辯證法以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所要揭示的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規律以及科學技術發展中的一般規律，而不是自然界中個別的過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個別領域或者科學技術個別學科的特殊規律。這個一般規律也正是哲學研究區別于科學技術研究的特殊之處。自然辯證法一方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體表現和科學技術領域的具體應用，另一方面又是對科學技術及其發展的哲學概括。

四、科技哲學視角下的自然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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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包括兩個領域。其一是自然科學本身的哲學，是對有關物質世界、自然現象的科學理論本身的客觀內容以及對所運用的相應的實驗和理論的認識手段所作的哲學分析。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學研究的具體世界觀和方法論內容，即越來越深入到自然科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二是對整體的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作的哲學分析，旨在闡明自然科學理論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和方法，闡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中經驗層次和理論層次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的研究側重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的方法、理論原理和證明的論證方式、科學動態發展的規律等。蘇聯學者把這一角度的研究稱為“科學哲學的側面”［1］（p2）。也就是說，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內在地包含了科學哲學的萌芽。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蘇聯關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領域中。“蘇聯時期一直存在的重要爭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2］（p2-3）從蘇聯出版的經教育部審定核準的第一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教科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教程》（該書由時任《哲學科學》編委、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自然科學哲學教研室主任c.t.麥柳欣主編）的內容上看，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圍繞前一個領域，而對所謂的“科學哲學的側面”則很少觸及。

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傳統的自然觀研究開始退居次席，以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為核心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的主導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爾普寧、б. м. 蘇哈諾夫和в. и. 沙羅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作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會不斷揭示出自然界的發展趨勢和過程，而唯物主義辯證法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就是發展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該書逐一研究了力學、物理學、化學、技術科學的有關資料，論述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和更為迫切的方法論問題，即，“科學認識中經驗和理論的相互關系，理論知識的綜合，科學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論研究的哲學意義等問題”①。與此同時，蘇聯的一大批學者，如б. μ. 凱德洛夫、μ. з. 奧麥利雅諾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諾夫、а. д. 烏爾蘇爾、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從各個方面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進行了討論，這反映了蘇聯哲學界對科學認識方法論研究的重視。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開的全蘇第三屆自然科學哲學會議上，科學院院長г. л. 亞歷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對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進行探索和思考的一個中心樞紐”［3］（p407）。由此可見，這一轉向已使得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內涵發生了變化。

蘇聯科學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下進行的。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正確評價傳統下的科學哲學研究。從總體來看，西方的研究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4］（p99）西方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們長期討論蘇聯出版物中的這些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是真問題，還是人為的、政治的產物。當真影響了蘇聯科學家們的思考，還是僅僅就是個裝飾”［2］（p3）。只有少數西方學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采取了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體研究的基礎上，客觀地評價說：“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蘇聯一些科學家的工作的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這種影響幫助他們形成認識結論，并贏得了國外同行對他們的認可。”［2］（p3）

二、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第一個范式是自然觀范式。［5］（p56）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以自然觀為基礎，建立了由自然觀、科學觀和科學方法論構成的內容體系。

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來源于自然辯證法研究范式的轉換。20世紀90年代末期，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式發生了多個方向的轉向，其中包括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思想史、科學社會學、自然哲學等。在傳統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著雄厚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和科學觀。隨著研究范式的轉換，譯介和評述西方科學哲學的文章大量出現，科學哲學成為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自然辯證法通訊》兩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欄目。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隊伍都發生了重大轉向。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學會曾一度號稱中國第一大學會，其研究絕不僅僅限于自己的學術圈子。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種學術事業，又直接面對國家發展的現實問題，在研究問題時常常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學術空間。科學哲學關注的問題其實是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內部問題。正因如此，從學科上我們把自然辯證法調整為科學哲學，但并未放棄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以自然觀為基礎，恰恰是我們相對于西方科學哲學的優勢所在。“由于西方科學哲學僅僅面對自然科學，無視自然科學背后的本質和客觀基礎，因此，他們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論的內在完備性和科學理論進步之間的關系。”［6］（p111）西方科學哲學的這一特點，是它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科學哲學是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延伸,傳統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決定了中國科學哲學的演進與定位。并且，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和自然辯證法研究呈并行之勢。

三、差異與趨同

科學哲學在蘇聯和當代中國的興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別。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國家已有的哲學研究中早已內在地包含有關科學哲學的相關研究。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包含“科學哲學的側面”，而科學動力學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論、結構化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和宇宙學等。“蘇聯上千種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都包含上述各種值得討論的問題。”［2］（p3）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而且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觀也必會通過相應知識領域的理論內容而被具體化。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科學不僅是關于世界的理論知識的總和，更是一種社會建制。因此，他們不僅研究科學哲學領域中我們熟知的那些主題，更為注重科學發展的社會決定要素和動力。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屬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屬于問題研究的“內部轉換”。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一直不是蘇聯哲學的獨立分支，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使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由一個附屬的領域開始走向相對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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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08年6月至2009年9月本院住院的ACS患者86例，男48例，女38例。年齡(55.3±16.3)歲，所有患者均符合WHO的診斷標準，其中不穩定型心絞痛患者40例，非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8例，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8例。排除4 w內服用降脂藥物及維生素E等抗氧化作用藥物者，以及伴有嚴重高血壓、糖尿病、風濕性疾病、甲狀腺疾病和嚴重肝、腎疾病者。將86例患者隨機分為：阿托伐他汀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43例。兩組的一般情況比較無統計學差異(均P＞0.05），見表1。表1 兩組臨床資料的比較（略）

1.2 方法

于冠脈造影前采集肘靜脈血5 ml加入含0.2 ml 2% EDTA的抗凝管中，3 000 r/min離心30 min，留取血清-20℃冷凍待測。為避免批間誤差和測量誤差，樣本全部收集完成后一次性成批檢測。采用ELISA法檢測血清hsCRP和IL6濃度。兩組均行ACS常規治療，包括阿司匹林、低分子肝素、硝酸酯、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及β受體阻滯劑等。在此基礎上，治療組給予阿托伐他汀(商品名：立普妥，輝瑞制藥有限公司)每晚10 mg一次口服，連續4 w后復查上述指標。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以x±s表示，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兩組內治療前后的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兩組間治療前后差值的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相關性用Pearson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及治療后4 w血清hsCRP和IL6的變化

治療前兩組的血清hsCRP和IL6水平無統計學差異（見表2）。治療后4 w與治療前相比，治療組和對照組的血清hsCRP和IL6水平顯著下降；與對照組相比，治療組治療前后血清hsCRP和IL6水平差值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表2 兩組治療前及治療后4 w血清hsCRP和IL6水平的比較(略)

2.2 兩組血清hsCRP和IL6水平的相關性分析

血清hsCRP和IL6正相關(r=0.448，P=0.015)。

2.3 不良反應

治療組3例在服用阿托伐他汀的第3周有輕度腹脹，未經特殊處理，在繼續用藥過程中自行緩解。療程結束時復查三大常規、肝腎功能和肌酶譜均未見異常改變。

3 討論

粥樣斑塊組織中含有大量的炎性細胞，而活化的炎性細胞和血管細胞可分泌過量的促炎性細胞因子IL6，IL6可刺激肝細胞產生大量的CRP，形成瀑布樣連鎖放大反應，誘發或加重炎癥，使冠狀動脈斑塊易于破裂，因此減輕炎癥有助于穩定斑塊〔1〕。臨床研究證實ACS患者血漿炎性細胞因子IL6明顯增高，說明ACS是斑塊不穩定、斑塊破裂以及炎癥增速的過程，同時也表明心血管事件的危險性增高〔2〕。Monakier等〔3〕用環氧合酶2抑制劑Rofecoxib治療ACS患者，發現Rofecoxib可同時降低ACS患者血清中IL6和CRP水平，有效抑制了ACS患者炎癥反應，改善了預后。朱曉云等〔4〕用辛伐他汀治療ACS患者3 d，發現治療組的血清IL6均值從34.60 ng/L降到22.12 ng/L，降幅達36.09%，而常規組的血清IL6降幅僅為6.5%，說明他汀類藥物對炎癥細胞因子起到了抑制作用。本研究發現，使用阿托伐他汀10 mg/d治療4 w后，治療組的血清IL6水平顯著下降，與文獻報道一致。

hsCPR是反映機體非特異性炎癥的敏感標志物之一，在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內具有調節單核細胞聚集，刺激細胞間黏附因子分泌，誘導內皮細胞致炎因子表達，調節巨噬細胞攝取低密度脂蛋白并轉化為泡沫細胞等。hsCPR已被認為是影響心血管病患者死亡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5〕。TIMI Ⅱa、CAPTURE、FRISC等許多臨床研究都證實CRP可用于ACS 的危險分層及評估預后〔6〕。趙欣等〔7〕的研究發現，加用阿托伐他汀與常規治療方法相比能更有效的降低ACS患者的hsCRP水平，抑制炎癥反應，穩定斑塊。本研究結果亦表明，使用阿托伐他汀10 mg/d治療4 w后，治療組的血清hsCPR水平顯著下降，與文獻報道一致。

在ACS患者冠脈病變發展過程中，IL6可激活炎性細胞如單核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以及內皮細胞，使炎性因子hsCRP等釋放增多。當炎癥反應引起內皮損傷時，hsCRP在IL6調節下由肝細胞合成，通過激活補體系統引起脂質沉積，此時hsCRP明顯升高〔8〕。而IL6特異性抑制劑可以減弱IL6誘導的hsCRP表達增多，因此，IL6和hsCRP關系密切〔9〕。本研究發現，ACS患者血清中IL6水平與hsCRP呈明顯正相關，表明IL6和hsCRP可相互促進，二者的長期升高可能導致ACS的發生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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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運用這一觀點分析問題時，首先遇到的困擾是辯證唯物論包括哪些觀點？一些學生將這一概念理解為辯證法加唯物論的有關內容，于是，分析問題時用聯系、發展、矛盾的有關觀點分析材料，筆者與學生交流為什么這樣分析問題時，學生的理由是辯證唯物論就應該既包括辯證法的內容，又包括唯物論的內容，更有學生就理解為辯證法的內容。這說明學生理解這些概念時僅從字面上而未實質上理解。

辯證唯物論要說明的是世界的本質是什么，中心內容是唯物論。學生問：“既然中心內容是唯物論，那為什么在唯物論前面要加上‘辯證’二字呢？”這要從哲學點基本特征說起，在哲學產生之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往往是分離的，形而上學限制著唯物主義，辯證法在唯心主義那里受到窒息。然而，客觀世界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證的。哲學在實踐基礎上克服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點分離，第一次實現了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有機結合。的唯物主義是在包含了辯證法思想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堅持了唯物主義基礎上的辯證法。用的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分析問題，不但要承認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物質決定意識，還要承認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的作用，強調從二者的相互聯系中把握物質與意識的關系；不但要承認規律是客觀的，還要承認人能發揮主觀能動性，認識和利用規律，這同樣承認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之間聯系的普遍性。所以，的辨證唯物論是包含了辯證法思想的唯物論，中心內容是唯物論，而不是辯證法和唯物論的簡單相加。這有別于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所以，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分析有關材料時，首先應找出材料中體現唯物論思想的相關內容，然后運用辨證唯物論思想結合材料分析。如果運用辯證法思想分析，就會犯“張冠李帶”的錯誤。

困擾之二：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分析問題時的誤區

學生在運用這一觀點分析問題時，常用唯物論加辯證法思想分析問題。將唯物辯證法理解為唯物論與辯證法思想的相加。

如前所述，的辯證法是堅持了唯物主義基礎上的辯證法，中心內容是辯證法思想。唯物辯證法要說明的是物質世界處于什么樣的狀態之中。唯物辯證法思想認為，世界是處于聯系之中的，又是處于變化發展之中的，發展的動力是事物包含的矛盾，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復雜事物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簡單事物矛盾有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事物發展的狀態有量變和質變，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發展的道路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而這一系列思想都是建立在承認世界是物質的基礎之上的。所以，的辯證法是堅持了唯物主義基礎上的辯證法，中心內容是辯證法，而不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簡單相加。所以，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分析有關材料時，首先應找出材料中體現辯證法思想的相關內容，然后運用唯物辨證法思想結合材料分析才是題中應有之義。

困擾之三：用辨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觀點分析有關問題時的誤區

學生在回答這一類型的問題時常用辨證唯物主義有關內容分析問題，而忽視歷史觀的要求。這說明學生對辨證唯物主義與辨證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的關系還比較模糊。歷史觀是人們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及歷史發展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辨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是馬克思的辨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的具體表現。辨證唯物主義歷史觀認為，沒有物質資料的生產，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存在，社會意識也就不存在，因此，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當然，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也具有能動作用，落后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的發展起阻礙作用，先進的社會意識可以正確遇見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趨勢，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同時，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主要是人民群眾進行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辨證唯物主義研究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或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研究的領域不僅包括社會領域，還包括自然領域、人的思維領域。可見，辨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并非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觀的簡單相加，中心內容是建立在辨證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歷史觀。所以，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析有關材料時，首先應找出材料中體現歷史觀思想的相關內容，然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結合材料分析才不至于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