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金融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金融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經濟體制轉變方面

經濟體制變更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需要結合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特點，有效完成經濟體制的改革。

（二）經濟體制及經濟增長方式變化方面

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將金融改革看成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變化及經濟體制變更的關鍵點。金融改革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具有較為明顯的相互影響關系。

（三）相關體系構建方面

從本質角度來講，可以將金融改革的目標看成以下幾種：第一，資金借貸體系構建目標。從金融改革的角度來講，該目標的意義在于促進市場機制在資金配置過程中調控作用的發揮。該目標涉及的金融改革對象主要包含銀行、資金等。第二，中央銀行調控體系。該體系對經濟發展的調控具有宏觀性特點。當經濟發展出現方向錯誤等問題時，該體系能夠及時發揮自身的調控優化作用，有效保障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1]。

二、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分析

這里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對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行分析：

（一）轉變方式方面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指，將經濟增長方式從傳統的粗放型模式轉化優勢較為明顯的集約型模式。

（二）對銀行影響方面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銀行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銀行信貸資金方面。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下，銀行信貸資金的利用率和利用質量會發生顯著提升。對于信貸資金需求企業而言，銀行信貸資金的這種變化能夠有效滿足他們的資金需求。因此，企業所生產出的商品或提供服務的質量會發生一定提升。

2.銀行發展規模方面。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下，企業資本的寬松程度發生相應提升，因此，銀行的存款數量也會發生相應增加；除此之外，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應用使得企業獲得的經濟利潤發生了一定增加，銀行利用存款資金開展信貸業務獲得的利潤參數也會隨之發生增加。從這個角度來講，可以認為，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的實現擴大了銀行的發展規模。

3.銀行信貸業務開展方面。相對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而言，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的集中型優勢更加明顯。對于銀行而言，集約型模式會使得銀行的信貸資金逐漸流向市場競爭優勢較為明顯的資金需求企業。與普通企業相比，這類企業的償還能力相對較高，銀行信貸業務面臨的風險系數相對較小。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會從一定程度上提高銀行開展信貸業務的積極性[2]。

（三）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關鍵問題

在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轉變過程中，需要對以下幾種問題加以重視：

1.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途徑問題。從本質角度來講，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目的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徑實現：第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途徑。就我國的產業結構來看，高新技術在整個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相對較小。在優先發展高新技術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下，我國需要鼓勵創新群體創辦高新技術企業、既有高新技術企業提高自身技術水平等方式，提高高新技術占整個產業結構的比重。第二，強化高新技術應用途徑。為了實現金融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合理轉變，還應該提高各大傳統企業應用高新技術的力度。

2.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支撐問題。從我國以往的經濟發展變化過程可知，經濟增長與技術息息相關。為了保證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的實現，需要對技術的創新工作加以重視。從本質角度來講，技術的創新工作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新設備引入方面。設備是企業商品生產效率與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當企業引入一定數量的新設備之后，其商品生產的技術水平會發生相應提升，進而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利潤。這種變化的積累會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的實現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第二，新工藝應用方面。新工藝應用的作用與新設備引入的作用原理基本相同[3]。

3.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控制問題。從本質角度來講，在經濟增長方式從傳統的粗放型方式向集約型方式轉變的過程中，需要強化控制的關鍵問題主要包含以下幾種：第一，需要加對我國整個經濟增長流程的控制，通過所有環節產生經濟效益及發展質量的監控保障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的實現。第二，擴展投資范圍，提升投資的實效性，進而促進我國經濟水平的提升[4]。

三、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優化策略

為了保障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的實現，需要對以下幾種優化策略的應用加以重視：

（一）銀行發展機制調整策略

銀行發展機制的調整應該將提升與經濟需求之間的契合度參數作為主要目標。銀行發展機制的調整重點為銀行的信貸管理體系。為了提升企業的信貸業務數量，可以通過構建多元化銀行信貸系統的方式，為企業提供種類更加豐富的信貸交易選擇類型[5]。

（二）金融市場擴展策略

融資體系是影響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目的實現的重要影響因素。對此，應該將銀行信用、互聯網金融等因素充分整合起來，提升我國融資體系的完善水平。

四、結論

從本質角度來講，我國金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關鍵問題主要包含技術支撐問題、轉變實現途徑問題等。為了保證轉變目的的實現，可以加強金融市場擴展策略及銀行發展機制調整策略等的應用。

參考文獻：

[1]趙愛明，廖祥. 關于經濟增長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考[J]. 軟科學，2003，01：6-9.

[2]楊邁軍. 關于利用期貨市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考[ J ] . 上海金融，2011，01：79-84.

篇（2）

中圖分類號：G71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13）01-0070-04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高消耗、低質量、低價格、低效益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國提出了將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低消耗、高質量、高價格、高效益的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黨的十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但是，實現這種轉變卻很困難。這與我國各級各類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存在密切的關系，而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又是由職業教育體制機制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完善我國職業教育體制機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提高職業教育質量，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和關鍵。

一、長期以來我國只能實行粗放型

經濟發展方式的原因

（一）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的特征

要加快由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覺性，首先必須要弄清楚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的特征。

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是指在低技術水平和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量的投入，即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勞動力，來增加產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又稱外延型經濟增長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和更多地使用體力來實現經濟增長。以這種方式實現經濟增長，消耗大、成本高、質量低、價值低、效益低。

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在生產規模不變的基礎上，通過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提高科技含量的方式來增加產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又稱為內涵型經濟增長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利用率，更多地運用智力來實現經濟增長。以這種方式實現的經濟增長，低消耗、高質量、高價值、高效益。

（二）我國長期以來以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的根本原因

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是一種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經濟。主要由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經營管理水平較低，未受過良好職業教育的體力勞動者和較低層次的復雜勞動者來從事。

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是一種智力密集型經濟。是由文化水平較高，受過良好職業教育，熟練掌握科技和經營管理技能的智力勞動者來從事。

我國原本是一個農業大國，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普及程度和質量都不高，特別是億萬農民大多數都是未經過職業教育的簡單勞動者。當我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大量轉移時，由于勞動者的職業技能低下，所以我國只能實行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

二、當前我國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原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主要是一種粗放型的發展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我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是粗放式的。我國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由于技術水平不高，所以在改革后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在改革

中創業的民營企業，由于創業者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創業的起點技術含量低、規模小，因此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其主要表現為投資少，企業規模小，技術含量低，重復投資進行外延擴大再生產，如浙商的小商品生產等。另外，從我國消費品出口的角度看，主要生產出口低端的衣、鞋、帽、箱包、玩具等消費品。這種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生產效率低、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低、附加值少、價格低、效益低。這種情況不能可持續發展下去。

二是外商經濟是一種高新技術產品下的粗放式組裝性生產。外資企業的產品是很先進的，但其核心技術部件都在國外生產和開發，在中國建立產品生產流水線，將高端產品的零部件在國內生產好之后運到中國，用泰羅制生產方式，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進行無技術的、簡單的、單調的流水作業式組裝生產，其利潤的絕大部分都給外商拿走了，中國只能得到微薄的利潤。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為鼓勵和吸引外資，為解決我國過剩的勞動力就業，是必須的，也是迫不得已的，但這種情況再也不能長期持續下去。因此，中央提出了必須要加快我國經濟由粗放型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

三、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速度與中央的

主觀愿望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實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技能水平要高。西方發達國家為什么能實行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職業教育辦得好、質量高。如美國和澳大利亞以職業能力標準為抓手，英國以考證為抓手，德國以“雙元制”教育為抓手，形成了職業教育過程中一環扣一環嚴謹的職業教育管理體制――國家職業教育法規頒布、職業教育研究、職業能力標準制定、職業培訓大綱和專業教學計劃實施、職業教材編寫、職業培訓實訓室建設、職業教師隊伍建設、教學方法創新、學生考核發證、教學檢查評估、教學社會評價等職業教育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環環相扣，形成邏輯嚴密的職業教育管理體制。在這個體制中，政府的職責、職業教育科研所的職責、行業協會的職責、職業學校的職責、企業的職責、職業教師的職責、學生的義務等，既有明確的分工，又有相互的聯動和制約，從而為培養出高質量的職業技能型人才通力合作并形成有效的運行機制，進而為國家實行集約化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保障條件。

而我國的職業教育，還存在一些問題：從國家的角度講，沒有系統化的整體設計，國家沒有制定職業教育標準，教師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為好，學生學什么學到什么程度為好，都不太清楚；國家、科研院所、職業院校、企業、行業協會，各自為政；專業設置不太符合社會需求，技能培養不符合企業要求；重理論輕技能，等等。

總之，我國要想實現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深化職業教育改革，建立系統完善的職業教育體制和機制。

四、深化我國職業教育體制機制，

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的思路

我國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在怎樣提高我國職業教育質量的問題上認識不高，沒有一個嚴謹的邏輯設計，未將社會力量凝聚到一起。為解決上述問題特提出深化我國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的總體思路。

（一）從上到下要提高職業教育是國民經濟發展基礎和柱石這一戰略性認識

在職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上，德國的理念值得我們學習。德國原是落后于英國的農業國，二次大戰后，德國工業成為一片廢墟，然而德國卻能趕超英國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并在二戰廢墟上快速振興，現在領先于歐洲各國，其秘訣在哪里？經濟界人士一致認為，聯邦德國經濟振興的一個很重要，甚至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職業教育。德國聯邦政府也公開宣稱，職業教育是他們“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是德國經濟發展的柱石，是一個民族能夠存在的基礎”。德國聯邦原總理科爾說：“經過良好職業培訓的青年是德國最大的資本，是經濟穩定的保障。”而我國從上到下只重視文憑，不重視技能；只重視學歷，而不重視能力；只重視教人知道什么，而不重視教人會做什么；只關心經濟短期的高速增長，而不關心經濟長期的穩定增長。其表現為重視本科教育，輕視職業教育；重視知識傳授，忽視技能培訓；重用本科以上人才，輕用職業教育人才；重視對GDP增長率的追逐，輕視對職業教育普及和質量提高的投入。認為發展經濟是個硬任務，而發展職業教育是個軟任務，因此，對職業教育重視不夠，思考不多，投入不足，抓地不力。我國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上到下必須轉變觀念，普及職業教育和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并要認識到這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支撐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和柱石的高度去認識，下決心普及職業教育并把職業教育質量搞上去。

（二）搞好我國職業教育頂層設計

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沒有科學的、環環相扣的、邏輯嚴謹的、系統的頂層設計，在抓職業院校內涵建設和教學質量提高方面，東一錘西一棒，見效甚微。因此，搞好我國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至關重要，現將我國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構想如下：

1.健全和完善我國職業教育法律體系

為重視和規范我國職業教育，應象德國一樣健全職業教育法律體系。德國為重視和保障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制定了《職業教育法》、《職業教育促進法》、《實訓教師資格條例》、《通過計劃和研究促進職業教育法》、《職業學校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形成德國職業教育完整的法律體系，通過立法，使政府、企業、工會三股社會力量分工合作，共同促進德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和質量的提高。我國應借鑒德國職業教育法制化的經驗，梳理一下我國職業教育的法律建設，圍繞建立比較系統的職業教育體制和機制，補缺補差，建立比較完善的中國職業教育法律體系，使我國職業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軌道，使我國職業教育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2.國家要建立和頒布職業教育標準

職業教育標準是對職業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及其掌握水平的具體規定和描述，是建立職業教育質量保證系統的邏輯起點。制定職業教育標準是保證職業教育質量和學以致用的基礎性和戰略性的工作。因此國家首先要頒布國家承認的職業范圍，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每個職業的教育標準，根據職業教育標準再制定職業培訓大綱和教學計劃，指導全國職業院校和企業編寫職業教材和授課計劃。使全國職業院校和培訓企業及跨企業培訓中心明確應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學生應學什么，學到什么程度，以及對教育質量的評價和對學生畢業合格的考核有一個可操作的量化標準。因此，國家一定要建立職業教育標準。

3.明確國家、職業院校、行業協會、企業、工會在職業教育中的角色分工

在職業教育事業中，參與者有國家政府教育職能部門、行業協會和企業、工會、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以及學生和學生家長等。國家應是職業教育的領導者、法律的制定者、職業教育標準、職業教育大綱和教育計劃的頒布者；行業協會和企業應是職業能力標準的擬定者；行業協會是職業學校畢業生技能考核的執行者；職業學校、企業和社會培訓機構是職業能力標準的實施者；學生是職業能力的學習者和被考核者；工會是學員權利的保護者；學生家長是職業教育的參與者――這些社會力量如能很好地分工合作共同推進，就能有效地促進職業教育的良性發展和質量的提高。在這方面一定要向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學習，職業學校和企業對知識教育與技能實訓要進行合理分工和合作。現在我國的企業界游離在職業教育之外，這是違反職業教育規律的。要想提高我國職業教育的質量，在職業技能培訓方面，我國企業一定要作為主角承擔起職業技能培訓任務。這有賴于相關法律的規定以及激勵機制對涉及的企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激發。

4.依法明確職業教育師資的從業資格

職業教育的師資一般分為公共課教師、專業課教師和專業實訓教師。職業教育是以技能為本位的教育。由于職業教育強調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養，因此，對于專業課教師特別是專業實訓教師，在技能方面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類教師隊伍的建設必須在學歷和工作經驗兩個方面的結合上提出符合職業教育的相應要求，使他們在技能方面確實能達到師傅帶徒弟的水平，實現良師出高徒的培養目標。為此，今后職業學校的專業教師和實訓教師一定不能直接從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中招聘，而應從具有較高職業教育學歷并具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員中招聘。在企業和跨企業培訓中心從事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師傅也要提出同樣的要求。對現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專業教師和實訓教師，一定要分批分期送到有關企業頂崗工作一段時間以獲取實操經驗。

5.加大職業教育投入

加大投入，即建立先進的職業技能實訓室或培訓中心，使職業技能培訓具有足夠的物質保障。大企業要建立自己獨立職業培訓中心，與職業學校分工協作，高質量地培訓好本企業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社會可建立跨企業職業培訓中心，為中小企業培訓技術工人和工程師提供服務；職業學校建立實訓室為專業理論課教學提供服務。現在國家對職業教育投入不足，在投入方面重視本科輕視職業教育的現象必須要盡快改變。

6.教考分離，實行第三方評價機制

教考分離，實行第三方評價機制，使國家制定的職業教育標準在強有力的監督下落到實處。現在學生畢業都是學校自己考核，學校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學校出于種種原因的考慮，會放松或降低考試標準使畢業生質量下降。為確保畢業生達到國家職業教育標準的合格程度，做到零距離就業，教考必須分離，由第三方評價。職業學校和培訓單位只管教學和技能實訓。學生畢業時，由政府有關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對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考核和發證。這樣可以制約學校和培訓單位按照職業教育標準的要求，努力搞好教學和實訓，并促使學生按照職業教育標準去努力學習，在畢業時達到合格標準，以便更好地就業或創業。在這方面國家要建立獎懲機制，優勝劣汰，獎優罰劣。

7.改變職業院校現行的招生、培養、就業程序

我國現在的職業院校是按照招生、培養、就業的程序進行的，企業需要人才就到人才市場上去招聘――這樣校企之間在人才供需和培養方面就難以建立緊密聯系和合作的關系。要想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可向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學習，將職業院校先招生，后培養再就業的程序，改為由企業先招工，企業與徒工之間簽訂培訓合同，然后由企業把招聘的徒工送到相關的職業院校去學習文化知識和專業理論知識，企業負責對徒工進行技能培訓，校企分工合作共同培養出適合企業工作需要的技能型人才。這樣，校企之間在人才供需和培養方面就能自然而然地緊密結合了，同時也促使企業成為職業教育的主角。

篇（3）

關鍵詞 ：經濟；增長方式；轉換

在過去的經濟建設中，我國只重視經濟的增長速度，采取三高一低的發展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而忽視了經濟增長的方式，雖然經濟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反過來這些問題逐步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要想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必須轉換我國經濟現有的增長方式。針對這一問題在2010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做出了明確的目標“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將此作為重點工作來抓，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一、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含義

在20 世紀的八十年代，經濟增長方式轉換作為一個具體的課題被提出。但是沒有具體的結論，通常有如下三種說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經濟增長方式；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經濟增長方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的經濟增長方式。但是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就是指第一種說法。根據相關資料我們發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總體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增長方式也相應的不斷發展；二是經濟增長方式的實現方式也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三是每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是為該時期經濟發展服務為目的的。

二、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因素

1.先進的技術是影響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關鍵因素

無論是時代要求還是從創新角度來講，先進的技術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動力，伴隨著技術的進步發展，也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決定性作用。技術的作用在其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先進技術的應用，改變了經濟中各要素彼此間的關系；二是先進的技術對各要素的經濟效率有所提高，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技術的應用促進了經濟方式向集約型經濟的轉換。近十年來，我國將先進的技術應用到經濟發展過程中，例如機械化的推廣、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等，使得我國的經濟水平顯著提高。

2.國家制度是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決定性因素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與該國家的制度有密切的關系，一個國家的制度對該國家經濟增長起著促進或者制約的作用，甚至影響著該國選擇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受該國家制度的約束，當該國家的制度允許該經濟增長方式的存在時，說明該方式有利于該國家的經濟發展，進一步說，如果該國家的制度體系很完善，能夠為該經濟增長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持與保護，那么該經濟增長方式就能很快轉換。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符合了我國經濟方式的轉換，借助市場的力量，調節經濟活動，科學合理地優化資源的配置，以此來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通過市場的調節作用，增強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有利于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所以說，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換言之，科學合理的制度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制度對經濟主體行為的約束，來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創新與轉換。

3.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重要因素

經濟增長方式受到產業結構的制約，同時經濟增長方式也影響著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優劣配置，如果產業結構良好，那么社會資源就會得到很好的配置。否則，我國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就很難轉換為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所以，產業結構的科學合理性直接影響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進而促進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

從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我國一方面積極采用現代化的技術對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改進，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從這兩方面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通過近年來經濟的迅速發展來看，優化產業結構的確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提供了有利條件。

三、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措施

1.樹立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

以人為本就是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堅持以人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將以人為本的思想作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指導思想，就是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本質出發的，我國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以人為本，為人們提供充足的物質資源。同時經濟發展的載體就是人，離開了人的力量與作用，經濟增長就毫無現實意義。曾經我們急于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方式，導致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違背了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一系列問題的出現使得社會的發展難以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需求，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更好的為人們提供服務，因此，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進行轉換，向集約型經濟、以人為本的經濟模式發展。

2.調整結構

從全局出發對整個結構進行調整，調整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對區域結構進行調整，不斷縮小東西部發展的差距，將發展的重點向中西部地區以及落后地區慢慢遷移。其次做好城鄉經濟結構的調整，縮小城鄉經濟差距。另外，調整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已經被逐步重視起來，我國要加大投資力度，縮短與發達國家對第三產業的差距，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優化產業結構的發展。

3.重視技術創新

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我國曾經采用了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也因此引發環境問題、資源浪費等問題。因此，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輕環境污染。針對這些問題必須采用先進的技術作基礎。并且在十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了要實施科技創新的發展戰略。因此，我們要深化科技體制的改革，做好技術創新工作，打造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新型經濟體系。

4.著力推動體制改革創新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現代化技術的提高，現有體制和制度不夠完善，導致資金投入高、重復建設等問題，若不及時改進，以后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問題。加上我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過多政策干預，使得市場經濟難以發揮出其內在的價值優勢。因此要著力推動我國的體制改革創新，具體來說就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讓市場經濟發揮其自身的調節作用。

四、總結

本文闡述了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含義以及影響其轉換的因素，并提出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幾點措施，希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有參考價值，真正實現集約型經濟方式的轉換。

參考文獻：

[1]衛興華,侯為民.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轉換途徑[J].經濟研究,2007,(7): 31-42.

篇（4）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測算方法

時至今日，我們關于經濟發展的認識，已不再局限于過去單純依托經濟發展的規模與數量作為衡量經濟增長成果的標準的狀況，而逐漸關注經濟增長的效率、質量等。我們不僅希望經濟能夠在數量上增長，更希望通過經濟增長能夠提高民眾的福利，改善民眾的生活。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幾十年的飛速增長，隨之而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問題的產生。為此，我們不禁反思，經濟增長真的只是從GDP增長總量數據就可以判斷經濟增長的效率與質量嗎？對于衡量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觀上也促進了利用全要素生產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與評價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的發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經濟增長已成為國內最為流行的一種測算方法之一。

1. TFP內涵

自索洛提出了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函數以及由此推導出來的增長方程，通過將產出增長率中超出資本與勞動力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并將全要素生產率來源定義為由技術進步引起的產出增長。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產率除了包括技術進步引起的產出增長，還包括沒有識別的經濟增長因素以及由此產生的誤差。

它的一般含義是指一定時間內生產活動的開發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時間內各種生產要素與總產量之間的比值，可以衡量一個國家在一定時間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率，也是關于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的綜合反映，但是因為TFP還包括未識別的經濟增長因素以及測量誤差，因此，TFP對技術進步的衡量只是一種近似測量。TFP的來源除了包括技術進步，還包括效率提升與規模效應，比如組織創新、專業化以及生產創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并沒有考慮知識進步以及人力資本提升對于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在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外部性情況下，因為邊際產量遞減規律，最終技術進步帶來的產出效應會為零。這顯然與現實生活中，通過改進技術水平，從而帶來邊際產量遞增的現象不符，這也使全要素生產率的解釋能力與借鑒意義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產率成為“黑箱”。[1]

2. TFP測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測算方法雖然簡單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TF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指標的有效性與代表性。

2.1 用于測算TFP的要素投入數據為存量數據

在對TFP進行測算時，必須考慮要素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而根據新古典生產理論，一定時期的投入帶來一定時期的產出，換言之，我們所要考慮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時期的投入量，即該段時期的流量數據，而不是某一時點上的存量數據。但是，從目前關于資本的指標統計口徑來看，我們將資本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用固定資本的存量數據代替資本的流量數據，其中隱含了固定資本某一時點上的存量與其在此段時期內的資本流量成正比的關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假設顯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綜上所述，因為，用于衡量相應變量的指標，尤其是資本，在統計口徑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計算結果投入與產出的不一致，從而使TFP的測量值偏離真實結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內涵含混，需要進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勞動生產率，又包括資本生產率，那么如果求接觸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比較顯著，還是資本生產率的作用比較顯著呢？顯然，并不能一概而論，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點還使其包括不能識別的經濟增長因素與由此帶來的誤差，所以對TFP進一步分解，將其分解為其中影響較大的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可以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術進步自身也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中性技術進步、資本擴張型技術進步以及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進，可以促進資本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屬于中性技術進步；而機器設備的投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屬于資本擴張型技術進步；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升，可以促進投資利用率的提升，屬于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針對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TFP作為衡量技術進步的最佳指標，也有必要進一步分解，從而判斷技術進步的類型。

2.3 TFP測算弱化一國階段性經濟增長方式特點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必然會經歷一個從粗放型經濟增長再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在經濟增長的初期，由于對于資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單位的資源，帶來的邊際產出較大，因此，必然會帶來要素累積，例如資本累積，當要素累積到一定階段，就可以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而隨著要素投入的逐漸增長，要素投入的技術系數即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會接近一個最佳技術系數。當資源配合比例達到最佳系數，如果繼續增加要素投入量，就會帶來邊際產出遞減的結果，這個時候開始從粗放型經濟增長逐漸步入集約型經濟增長，邊際產出會逐漸遞減為零，此時達到總產出的最大值。為了發揮生產的規模效應，在集約型經濟增長階段，我們可以通過改良生產技術，提升人力資本，遏制邊際產出遞減的趨勢，甚至到達邊際產出遞增的結果。因此，如果一國處于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積的部分必然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對產出影響的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的TFP較集約型經濟增長階段TFP低。而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是屬于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如果盲目將發展中國家的TFP與發達國家的TFP進行對比，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勞動生產率，又包括資本生產率，且三種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與資本生產率的變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種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主導地位。例如，在一開始的工業經濟階段，通過增加物質的投資帶來的邊際產出是遞增的，但是隨著物質投資的增大，最終，物質投資帶來的邊際產出會趨于零。因此，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對人力資本的提升將會成為主導力量，且人力資本的提升是沒有上限的。而TFP的測算，顯然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類型，以及其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特點，這也使得TFP的計算結果過于模糊。（作者單位：貴州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篇（5）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常快，少則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篇（6）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和模式。就其物質內容而言，就是資源利用的方式，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財力等投入量的單純擴大來獲得總量的增長，資源耗費量大，勞動生產率低，經濟效益差；另一種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即在資源投入量適度增加的前提下，通過不斷改進技術，提高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和資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達到經濟質和量的增加，科技含量高，投入少、產出多，產品質量優，經濟效益高。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人新的歷史階段，要求全社會都要切實保護和合理利用各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煤炭能源是我國能源發展的支柱性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大基礎，但我們也應深刻的認識到其帶來的安全、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諸多問題，特別是在近幾年來倡導低碳經濟的背景下，煤炭企業應積極行動起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利用煤礦現有的資源優勢，轉變原本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業化之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低碳生產、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的三豐收。本文立足我國煤炭經濟現狀，分析煤炭企業經濟增長方式中存在的問題，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解決問題之道。

一、我國煤炭經濟發展現狀

（一）近年來煤炭企業取得的成就。

建國以來，通過八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煤炭工業已建成了比較完善的管理體系，煤炭總產量已經趕上發達國家水平，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煤炭生產量和消費量最大的國家，同時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據有關機構統計，我國一次性能源消費的結構中，煤炭約占69%左右。我國煤炭企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煤炭企業的產量大幅增加；（2）煤炭行業的經濟效益大大提高；（3）我國煤炭企業的產業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優化；（4）煤炭企業的勞動報酬以及勞動效率得到了不斷提高；（5）我國煤炭企業的安全形勢有所好轉；（6）我國煤炭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相關技術素質不斷提高。

（二）煤炭企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煤炭行業雖然經過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和轉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但同時我們也應深刻的認識到，煤炭經濟發展中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由于對煤炭資源的無序開采和擴張帶來的安全、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諸多問題，使得國家的自然生態環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煤炭資源城市受到的影響程度更甚，也阻礙了煤炭企業自身的發展。

1、觀念陳舊。目前，煤礦企業仍存在著一些陳舊觀念：（1）企業領導對往往僅重視煤炭產量，單純依靠多產多銷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而忽視煤炭品質；（2）煤炭企業等、靠、要思想嚴重，不能積極主動的進行科技創新、設備革新、安全投入；（3）多數煤炭企業依然奉行“自然資源―粗放型工業―產品―污染排放”的舊型線性經濟，不僅影響企業效益，而且對污染周邊環境。

2、科技水平低。我國煤炭企業科技水平較低，且缺乏科技創新的實力與動力，科技成果也很少轉化為生產力，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脫節，煤炭企業的科技增長率對我國經濟增長率貢獻較低。除此之外，煤炭企業員工的職業素質也較低，缺乏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轉變企業經濟發展模式的帶頭人更欠缺。

3、產業結構不合理。我國煤炭企業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主要以煤炭為主，缺乏多種經營的經驗。大多只重視第一、二產業，對第三產業缺乏重視，煤炭行業經濟效益增長仍然依靠煤炭產量增長和價格提高，產業結構分配不合理，很多效益好的項目不能開展，浪費了大量可以提高效益的機會，妨礙了企業的發展。

二、煤炭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

煤炭是我國能源發展的支柱產業，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煤炭企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但隨之而來的安全、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社會問題也顯得愈加嚴重。過去那種以生產要素在數量上的擴大為主，通過大量資源的投入，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煤炭企業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必須代之以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為主，通過提高要素質量和資源利用率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煤炭企業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下，我國煤炭企業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為主，許多煤炭企業往往只注重產量的增加而忽略質量的提高，重投入而輕產出，造成煤炭企業綜合效益差，煤炭利用效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較低，這樣的增長方式已與煤炭工業經濟發展的實際要求不相適應，煤炭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勢在必行。

（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煤炭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需求。

煤炭是我國主要的一次性能源，煤炭產業的快速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實（下轉第596頁）（上接第433頁）現煤炭企業可持續發展，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全國煤炭市場疲軟，高投入、高污染、低能效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業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低碳經濟為發展背景，利用新技術，引進高素質人才，優化資源配置，以形成低能耗、高效益、低污染的企業經營機制，形成有利于實用新技術進步機制；形成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真正實現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煤炭企業建設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具體體現。

近年來，國家把建設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發展機遇期的戰略舉措。煤炭企業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所帶來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資源浪費等諸多社會問題愈來愈受到社會的關注。煤礦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以煤為基礎，充分利用礦區的各種生產要素，建立循環經濟型工業，實現物質合理循環，價值逐級增值，形成生態鏈之間互為資源、共耗廢料，把煤礦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建設兩型社會的要求較好地結合在一起。

三、煤炭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策

如何實現煤炭企業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如何優化煤炭產業結構和生產結構，如何轉變煤炭企業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環境友好型礦區，從而實現礦區的科學、安全、和諧發展。通過結合我國煤炭行業的發展現狀，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和論證，總結對策如下：

（一）轉變經濟發展觀念。

當前，我國煤炭企業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煤炭企業應做到：（1）轉變以產量為中心的舊觀念，牢固樹立以效益為中心的新觀念；（2）轉變粗放型等、靠、要的舊經營理念，樹立集約型務實、求實、增效的新經營理念；（3）轉變 “自然資源―粗放型工業―產品―污染排放”的舊型線性經濟，樹立“自然資源―循環利用型工業―綠色產品―再生資源深加工業―綠色產品”的新型循環經濟，積極更新經濟增長方式，提高企業經濟增長，促進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依靠科技進步。

煤炭企業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營效益，就必須依靠科技進步，進行產業升級，走集約型的發展道路，依靠科技創新和勞動者的素質提高來促進經濟增長。不僅要建立健全技術創新機制，不斷推進技術創新，引進、研發、推廣應用新技術和新成果，廣泛應用新技術和新方法；而且要建立健全創新激勵機制，不斷加強對企業員工的培訓，通過獎懲措施引導企業員工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改造，提高員工的技術水平和科研創新能力，切實將企業的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轉化為煤炭企業的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煤炭企業綜合經濟效益。

（三）積極調整產業結構。

煤炭企業要改變以前產業結構單一、產品經營單一的狀態，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利用煤矸石發電、綜合開發利用礦井水、復墾采煤塌陷地的土地，利用生產廢舊物品修復加工再使用等等，開展以煤為主，多元化經營，走上“以煤為主，多種經營，綜合發展”的綜合發展道路，不僅使煤炭企業在產品上可以發展成為以煤為主，多業并興的多角化經營的集團企業，而且可以提高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作者單位：平頂山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應部）

參考文獻：

[1]談軍.淺議如何轉變煤炭企業經濟發展方式[J].時代金融，2013，（03）.

[2]王曉輝.循環經濟視域下的煤炭企業經濟管理方式[J].煤炭技術，2013，（06）.

篇（7）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b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中擴大消費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大源動力，消費需求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導向和推動作用。在現代經濟社會，消費需求上升規律決定了居民消費在超出維持自身生命活動的基本需要后，會趨向于追求享受和發展需要的滿足，進而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就在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得到滿足之時卻發現，消費的急劇增長固然帶來了國民經濟的繁榮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水、電、燃油、燃氣等資源的大量耗費，以及廢棄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盡管不能絕對地說這完全是居民消費行為所致，但是近現代社會以來享樂主義消費觀，以及在這種消費觀引導下的高消費、過度消費、炫耀性消費等超越實際需要的消費行為和模式，在強勁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嚴峻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進而嚴重影響到人口消費、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一、資源緊約條件下的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

作為經濟發展的兩大基礎性要件，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堅強后盾和根本保證。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快速增長的發展態勢，國內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99 215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340 507億元，年均增長超過10%；然而，經濟快速增長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資源和破壞環境的沉重代價，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對企業的生產供給、居民的消費需求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的約束日益趨緊，資源性供給緊約束由此而生。所謂“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資源存量和環境容量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供給，進而對居民消費需求實現而形成的一種顯著偏緊的限制和約束狀態。不僅如此，即使現有市場產品供給充裕，如果它是以沉重的資源耗損和環境破壞為代價，亦即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資源存量和環境容量的明顯下降來實現，那么該國或該地區居民的消費增長，乃至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仍然處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的運行狀態。目前，“資源性供給緊約束”不僅是世界所有國家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而且是整個人類社會實現消費需求增長，進而經濟持續增長的致命威脅。

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起點和落腳點，消費需求是消費增長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第一，由于消費可以通過自身的增長直接促進一個國家和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消費需求所提供的消費市場增長空間，對經濟持續增長具有明顯的直接拉動作用。在資源供給和生產能力的界限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直接就是經濟的增長。而對于投資需求，其表現形式就是通過消費拉動投資，投資被拉動起來以后，它就和消費一樣對經濟增長起拉動作用。只要不存在資源性供給約束，消費需求的增長將帶來投資需求的增長，由消費增長及其所引致的投資增長將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增長。因此，投資需求是通過消費需求的導向作用，對經濟持續增長起間接拉動作用。第二，由于消費與生產是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兩個最基本的環節，因此居民消費需要的滿足程度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生產增長和經濟增長幅度，亦即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本質上是消費與經濟，或者說是消費與生產之間的關系。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探討生產決定消費，不只是生產的內容決定消費的內容，生產結構決定消費結構，以及生產的方式與水平決定消費的方式與水平，還有經濟增長方式制約和決定消費增長方式。

同經濟增長一樣，消費增長也有一個“增長方式”問題，也有粗放和集約兩種類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追求產品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經濟的集約型增長是指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長方式。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的現代社會，促進節能減排已經逐漸上升到各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以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而消費的粗放型增長主要表現為消費資料數量上的累積和增加，最終表現為對資源環境的粗放型消耗和破壞；消費的集約型增長主要表現為消費質量的改進和消費效益的提高，以及出于對自然資源節約使用和生態環境保護，而對低碳、綠色產品需求的增加等。當然，這兩種類型不是截然分開的，數量和質量是相互依存的，只不過在一定時期有一種類型的增長是主導的。

消費增長由粗放主導向集約主導轉變，是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提高的表現，它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是生產發展的結果，但集約型消費需要對于企業開發、設計和生產環境友好產品具有明顯的導向和激發作用。第一，集約型的消費需要是靠集約型的生產滿足的。生產為消費需要提供了消費的對象、方式以及數量和質量的界限，沒有集約型的生產就沒有集約型的消費。那種通過對土地、淡水和森林等資源進行粗放型開發和利用而進行的產品生產方式，不僅是不可持續的，且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必然是資源浪費型和環境污染型的；第二，集約型的生產是由集約型的消費需要激發出來的。關于這一點，馬克思解釋道：“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狀態和直接狀態之后，——如果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陋狀態的結果，——消費本身作為動力是靠對象來媒介的”［1］。因此，集約型消費需要通過激發和引導企業的集約型生產，促進企業的節約資源和節能減排，推動國民經濟走上內涵式經濟增長之路。

在當前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集約型消費需要對生產導向或激發作用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廣大居民對綠色環保型產品的消費需要自然會激發企業對環境友好型產品的開發、設計和生產，而不是那種過度消費、高消費等不合理消費需要而引發的企業對資源高耗型產品的生產和供給。生產與消費這兩個層面的決定作用如果從微觀經濟，或從企業營銷的角度看，前者稱為滿足需求或者緊跟市場，后者稱為創造需求或者創造市場。因此，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一方面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意味著企業通過產品設計、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等經濟活動，不僅要滿足廣大居民的綠色消費需要，而且還要創造低碳、環保的綠色產品需求；另一方面，集約型的消費增長方式所要求的不僅僅是溫飽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消費環境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對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所提供的綠色環保產品的消費需要。

二、資源緊約條件下的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

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大規模的物質財富積累。整個20世紀是人類物質財富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地球生態遭受最嚴重破壞的時期。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來，伴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增長，人類社會出現了三大全球性問題，即人口膨脹、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這些問題的出現和日益深化，使人們對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前進的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模式產生質疑，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也因此成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所關注的焦點。

在經濟發展理論的早期研究中，西方經濟理論都是從單純經濟增長來看發展的，從而把經濟發展問題歸結為單純增長問題，經濟發展意味著國家財富和勞務生產的增加，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我們將互相替代地使用‘增長’和‘發展’兩個詞”，“經濟發展問題實質上就是通過增加人均產出來提高國民收入水平，使每一個人都能消費得更多”［2］。然而，這種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戰略，存在著許多重大缺陷并導致一系列矛盾和問題，特別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導致的質量和效益不高，以及經濟結構失調、分配不均、資源耗損、環境惡化等全球性問題。

應當指出，早期的經濟發展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因為在經濟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經濟增長仍然是社會物質財富增加和綜合國力增強的重要標志，是實現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態環境狀況逐步改善的物質基礎和基本保證。即便是特別注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區別，也會得出“沒有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有經濟發展”的結論。［3］通過經濟增長實現物質財富積累，仍然是廣大發展

參考文獻：

篇（8）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指的是經濟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式的增長。粗放型經濟增長指的是通過增加物質要素的投入而實現對經濟的增長，這種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就是一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往往會給環境和資源帶來強大的壓力，會因為經濟的增長而增加環境的承載力。因此，我們應該在一種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而加快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的協調、持續和高速發展。

一、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障礙

1、思想觀念方面的束縛

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首先，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對于節約資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人們總以為我國地大物博、資源充足，對節約資源的認識不足。但是實際上，我國的一些重要戰略資源還存在著嚴重的而不足，并且十分匱乏，因此，在生產中資源浪費的現象比較嚴重。從我國的總體發展情況來看，我國的投入產出比例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的資源利用率卻遠遠的低于發達國家。其次，我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簡單的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那么也就意味著經濟發展了，換句話說，我國的經濟發展片面的追求的是經濟增長率。實際上經濟的增長與經濟發展分屬于兩層不同的含義。第三，我國的經濟增長始終處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考慮，一直追求的是產值和產量。物質財富的增長并沒有全面的考慮到經濟的協調和全面的科學發展觀。

2、體制性因素的影響

從微觀經濟來說，一些企業特別是一部分大型的企業改革雖然在持續的進行改革，但是，改革不到位，存在著產權不清的情況，企業也就很難成為真正的上商品經營者和生產者。也就是說，企業本身缺乏內在的動力，企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本不能通過自主創新的方式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從宏觀經濟來說，我國的企業存在著強烈的數量擴張的內在傾向性，這種傾向性是因為投資權力和資源配置權力的不斷擴大。企業沒有明確的權責關系，并且各級地方政府也本身存在著財政收入產值增大的問題。從市場方面來說，資源配置的機制不健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的起點低，缺乏一定的經驗，市場體系不完善，嚴重的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3、非體制因素

非體制因素因素指的是在硬件設施上存在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技術改造資金的短缺、技術設備的老化以及科技教育事業的成果不能轉變為生產力，或者在這個轉化中，資源的利用率比較低。

二、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對策

1、樹立科學發展觀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所謂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念。社會經濟的發展要首先滿足人們的需求，其次要不斷的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并且處理好人的全面發展與物質財富增長之間的關系。只有符合科學發展觀或者說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夠有利于人、有利于社會的全面發展，才能夠達到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經濟增長的速度相統一。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中要始終尊重自然規律，要充分的考慮到生態環境和資源二者之間的承載力。

2、推進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推進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礎條件。對于國有大型企業來說，它們是國民經濟的支柱，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推動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首先要對國有企業的戰略資源進行重組，在這個過程中要始終的將產業政策和市場作為導向，按照優勝劣汰的原則，將國有資產的結構進行優化，使大型企業形成一種規模經濟效益，使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第二，要轉換企業的經營生產機制，使企業成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管理科學和政企分開的現代化企業制度。第三，加強企業的科研自主創新能力，使企業面向市場，走向集約化。

3、深化體制改革，增強企業的的調控能力

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更新技術，調整投資的中國店，不斷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最終保證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政府應該切實的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政府機構的改革，使振幅在規范上和企業行為分開，不斷的創造經濟發展環境，保持經濟總量的平衡。在宏觀調控的機制和手段方面應該試試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建立嚴格的投資約束機制和監督約束體制，將企業粗放的經營方式轉變為集約式的增長方式。

4、完善市場體系

作為統一的市場體系應該講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作為發展重點，盡快的打破區域之間的封鎖，以建立競爭有序、統一開發的市場體系，這樣能夠有效的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行。與此同時，作為生產經營者也要完善市場機制，調整資源配置的方式，保證市場內的生產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

5、建立符合集約式發展的評價考核體系

有效的考核指標和評價體系實際上在轉變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起著導向作用。因為這種評價體系和評價指標能夠杜絕企業盲目的追求產值，追求企業規模擴張和各種攀比的速度，這樣能夠喲徐奧的降低消耗，優化結構并且加快技術進步。各種獎懲和財務指標體系的建立能夠對企業的發展以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到科學的指導作用。

三、結語

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質是從粗放型經濟走向集約型經濟，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改變傳統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投入，并且保證經濟的協調、健康、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9）

近十幾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高速增長的態勢。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由于增長方式、管理方式、法制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20年的時間，我們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集中表現出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每增加單位的廢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要高出10倍以上；以此同時，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低，資源能源消耗量大。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緊急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經濟增長的粗放方式，也導致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需求膨脹、煤電油運緊張、價格水平上漲、經濟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帶來了十分尖銳的資源環境矛盾。為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涵義

經濟增長方式，指的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種種生產要素組合和使用的方式，可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增長方式。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質要素的投入來增加產品數量，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它重在追求規模、數量、產值、速度、投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和效率。

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要素質量改進和優化配置來提高產量和產品質量，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它的特征是，通過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達到經濟效益高、產品的競爭力強、環境污染程度小和通貨膨脹率低的目標。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由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轉變，就是要改變過去一味追求上新項目、鋪大攤子，增加投入的做法，將工作重點轉移到提高經濟效益這個中心上來。

“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健康發展的關鍵，在于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目前，我國土地、淡水、能源、礦產資源和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已構成嚴重制約。因此，《十一五規劃》強調，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在確定“十一五”的經濟增長目標時，特地提出，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基本遏制，耕地減少過多狀況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面推進，努力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一)依靠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要按照“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經驗表明，誰的自主創新能力強，誰擁有較多的知識產權，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一類企業賣標準，二類企業賣專利，三類企業賣服務，四類企業賣產品，五類企業賣苦力”，反映了當前市場競爭的新態勢。在我國，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快開發對經濟集約化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關鍵技術，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有區別、有重點地繼續加強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支持開發重大產業技術標準，構建自主創新的技術基礎。

篇（10）

在過去的近兩千年中，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伴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專業化分工逐步拓展與深化，貿易規模穩步擴大，貿易模式也不斷發生變化。

貿易模式變遷的路徑

貿易模式的變遷既包括貿易方式的變遷，又包括貿易主體范圍與貿易客體結構的變遷。當然，貿易模式的變遷并不是指由新的貿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貿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貿易模式的不斷產生與發展。縱觀人類經濟的發展歷程，貿易模式的變遷路徑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一）在貿易的廣度上，貿易主體范圍的不斷擴展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自貿易（交換）產生以來，貿易活動在空間跨度上呈現出不斷拓展之勢。貿易模式的變遷大體上表現為從城鄉間貿易到城邦（區域）間貿易再到國家間（國際）貿易的變遷路徑。

早期部落社會，由于受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人們基本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貿易行為只是偶發現象。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剩余產品不斷增加，貿易活動變得逐漸頻繁。貿易活動的增加與市場容量的擴大，為那些具有一定技藝的工匠專門從事手工勞動提供了可能。隨著手工業者從村落中的分離、商人的出現以及他們在空間上的集聚，最終形成了城市。此時，城鄉之間的貿易是貿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運輸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貿易半徑有限。

技術的進步、運輸工具的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貿易壁壘，使得貿易半徑不斷擴大。然而，封建割據成為貿易范圍進一步擴大的障礙，城邦（或諸侯國）為貿易活動設置了許多人為的壁壘—捐稅、過境稅、限額等，這就使得貿易活動很難超出城邦（或諸侯國）的領地范圍。當然，隨著自然交易成本的進一步降低，城邦與城邦之間的貿易也有所發展。

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據的束縛，貿易活動在國家內部變得活躍起來，貿易半徑空前擴大。而國家之間的人為貿易壁壘，成為當時貿易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為了打入國外市場，獲取貿易收益，很多國家利用各種手段（包括軍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國設置的貿易壁壘，貿易活動變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貿易的深度上，貿易客體層次上的不斷深化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細化，貿易活動在貿易客體的層次上呈現出不斷深化的趨勢，貿易模式的變遷主要表現為從產業間貿易到產業內貿易再到產品內貿易的變遷路徑。

16世紀到18世紀60年代的殖民地開拓，建立了宗主國和附屬國之間的制成品生產與原材料生產的分工體系；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等少數國家壟斷了先進工業，并把落后的農業生產轉移到亞非拉落后國家，逐漸形成了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的分工體系；19世紀70年代到二戰前，在科技革命的影響下，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并將夕陽產業轉移到亞非拉國家，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工體系。二戰前的國際分工主要是以產業為界限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產業間貿易模式，即不同產業間產品在不同類型國家間的單向流動。

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轉變，分工領域由產業間深入到產業內部產品間，逐漸形成了以產品為界限的國際分工，即產業內國際分工。發達國家在維護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傳統垂直型國際分工的同時，擴大和發展了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型國際分工。在國際貿易方面，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逐漸超過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主體。在貿易模式上，則表現為產業內貿易（即同一產業的替代性產品在國家間的雙向流動）模式的迅速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促成了全球一體化市場的形成和交易費用的進一步下降，給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間；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競爭也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現實的推動力，跨國公司紛紛將非核心業務分離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業務，以培育和強化核心競爭力，維持競爭優勢。國際分工逐漸從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不同價值鏈環節之間，出現了全球性的生產協作，原來在一個國家完成的生產現在分散到了不同國家。這種非一體化生產模式也促進了產品內貿易模式的形成與發展。

（三）在貿易方式上，由一般貿易方式向要素流動、加工貿易和外包方式的轉變

隨著生產國際化與投資自由化的發展，為了利用當地相對廉價的豐裕資源、降低生產成本，或者出于繞過他國貿易壁壘、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國公司紛紛采取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貿易方式上，表現為產品跨國流動向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轉變。為了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源，降低經營成本，經過對自己生產的成本與從外部購買的成本的比較權衡，越來越多的企業紛紛將非核心業務環節分離出去，由市場來承擔。這在國際貿易方式上也表現為一般貿易方式向加工貿易方式轉變。另外，受益于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與生產者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外包方式實施其全球化生產戰略，對產品生產工序進行垂直專業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別外包給最具優勢的企業，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以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這就促進了外包業務的快速發展，由此產生了垂直專業化分工和跨國外包的新型生產分工與貿易模式。

貿易模式變遷的原動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決定交換方式。貿易模式的變遷是分工模式演化的體現，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通過將外部交易成本與專業化收益的比較，決定通過何種方式獲得所需，并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專業化。專業化程度的加深與貿易模式的變遷，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與專業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結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與專業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進步以及基礎設施與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進步與基礎設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術和航海遠洋技術的進步、新的交通工具的發明與改進以及交通網絡體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運輸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貿易中的運輸成本負擔；通訊技術的研發與進步，如電話、傳真、廣播、電視的發明與普及以及計算機、互聯網、電子郵件、可視會議等全新通訊方式的出現和改進，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遞與交流成本，使得企業能夠以較低的通訊成本交換信息，有效降低了業務拓展中的貿易洽談成本和業務協作中的組織協調成本。

（二）體制的完善降低了人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約束貿易開展的交易成本中還包括各經濟主體設置的各種貿易壁壘帶來的人為交易成本。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統一了國內市場，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據所制造的各種貿易負擔，促進了一國內部貿易的開展。隨著貿易自由化進程和多邊貿易體制的建立，國家（或地區）之間達成了各種形式的優惠貿易安排與協定，有效降低了國家之間設置的人為貿易壁壘。另外，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或地區）不斷加入到世界貿易體系，這些新興國家（或地區）在融入世界的同時，其豐富的資源也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專業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進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比較優勢效應，實現更加有效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擴大了經營的規模并帶來規模經濟效應。同時，經營規模的擴大帶來累計產出數量的增加，這就產生了學習效應，即通過積累經驗、提升技能而帶來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較優勢效應、規模經濟效應與學習效應都帶來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企業對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業尋求更加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產經營模式。

貿易模式變遷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一方面，專業化分工的深化決定了貿易模式的變遷，貿易模式變遷是專業化分工深化的體現；另一方面，貿易模式的升級變遷又反過來擴大了市場規模、推動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發展，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

（一）貿易模式的升級變遷擴大了市場規模

貿易活動在空間跨度上的不斷拓展，通過擴大市場交易主體的規模增加了總的市場容量。在貿易模式從城鄉間貿易到城邦間貿易再到國家間貿易的變遷過程中，經營者所面對的市場首先從一城一鄉市場擴大到整個城邦，然后又擴大到整個國家，最后擴大到整個世界，市場總容量不斷擴大，這就為企業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可能。貿易活動在貿易客體層次上的不斷深化，提高了企業在其所專門經營的產品或工序上所面對的市場規模。

例如：假設整個世界共有A、B、C三個國家；A國為勞動豐裕國家；B、C兩國完全相同，均為資本豐裕國家；三國市場需求均為每年2000輛卡車、2000輛轎車和2000套服裝；并假設A、B、C三國分別有兩家完全相同的企業供應市場。在不存在國際貿易的階段，每家企業每年都要生產1000輛卡車、1000輛轎車和1000套服裝。在產業間貿易階段，勞動豐裕國家A國的兩家企業分別生產三個國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裝（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的3000套；資本豐裕國家B、C兩國的每家企業每年分別生產1500輛卡車和1500輛轎車，其中三分之二供應本國市場，其余產品供應A國市場。在產業內貿易階段，A國的兩家企業還是分別生產3000套服裝；B、C兩國的每家企業每年會專門生產3000輛卡車或者3000輛轎車，企業在特定產品（卡車或轎車）上面對的市場規模比產業間貿易階段時的1500輛擴大了一倍。在產品內貿易階段，則可能出現B、C兩國的每家企業每年專門生產6000輛卡車（或轎車）的零部件或者裝配6000輛卡車（或轎車）的情形，企業在特定工序（生產零部件或者裝配整車）上面對的市場規模比產業內貿易階段時的3000輛又擴大了一倍。

（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約型經濟增長集約型經濟增長源于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效率的提高根源于專業化分工的深化。貿易模式的升級變遷擴大了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推動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約型經濟的增長。

專業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市場規模越大，專業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發展有利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積累，進而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隨著分工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企業可以將資金和精力集中在越來越細化的特定領域，促進了技術研發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實現技術突破。另外，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發展有利于帶動相關產業部門，促進整個經濟的增長。一方面，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對上下游產業產生了技術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帶動了相關生產者服務業（如倉儲、物流、咨詢等）的發展。通過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實現了在更大范圍內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實現整個經濟的增長。

市場規模的擴大，使得資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廣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優化，從而推動生產效率和產出總量的提高，最終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企業由多產品的全過程經營逐步轉向某一產品、某一工序的專業化經營，可以提高經營的集中度并降低經營成本，有利于實現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企業面對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使得特定資源能夠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節約資源，相對增加了資源供應數量，進而增加了社會產出總量。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帶來了更大范圍內的市場競爭。一方面，這有利于打破了相對較小市場上的壟斷格局，會使得無規模的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從而提高了全行業生產效率，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企業增加了對更加專業性的人才的需求，促進了人才專業技能的提高，使得專門化的企業家和研發人才不斷涌現，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另外，吸收外資、技術引進、加工貿易、承接外包業務等貿易方式的開展，產生了技術外溢效應，直接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貿易模式變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貿易模式變遷的路徑，反映了經濟的歷史、預示著經濟的未來，也啟迪著經濟的今天。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低彌的新環境下，為了繼續保持我國經濟良好的增長勢頭，我國必須順應經濟歷史潮流，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動我國的貿易向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以充分享受貿易利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為此，我國需要具體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推動科技進步、完善基礎設施

貿易活動的開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會原因所造成的人為交易成本。基礎設施的完善與科技的進步，特別是交通運輸技術、信息交換技術的進步，有利于降低貿易中的運輸、商務洽談、組織協調等自然交易成本。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國要在積極做好立體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切實加大對交通運輸技術、新能源技術、通訊技術的研發投入力度。

（二）搞活國內市場、開發國際市場

搞活國內市場、開發國際市場，有利于降低人為交易壁壘，并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專業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國企業能夠在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下參與專業化分工，并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國內市場分裂的弊端可以從19世紀初的德國略見一斑。當時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尚未建立，各邦國使用各自的貨幣，對貨物流動分別辦理過境手續并征收關稅。這就為邦國之間的貿易帶來了沉重的貿易壁壘負擔，嚴重阻礙了德國內部貿易的開展。為了搞活國內市場，我國首先要消除內部壁壘，建立一個統一而完善的市場體系。為此，政府應該采用積極措施實現國內經濟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區的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同時，要加快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切實實現政企分離，根除地方保護主義。另外，我國還要在鞏固傳統出口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拓展新興市場。通過貿易談判方式，達成雙邊或多邊的優惠貿易安排或協定，建立多種形式的貿易組織，以降低貿易壁壘，活躍與這些市場的經貿往來活動，使我國企業能夠面對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

參考文獻：

1.蔡小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動因研究.商業時代，2008（21）

2.李嬌.東亞貿易模式轉變—基于國際生產網絡的視角.國際經貿探索，2008.5

3.盧峰.當代服務外包的經濟學觀察：產品內分工的分析視角.世界經濟，2007（8）

4.孫云奮.淺談國際生產和國際貿易格局的新變化.經濟縱橫，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