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在財富管理中的作用匯總十篇
時間：2024-02-17 11:24:26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保險在財富管理中的作用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獨立法人
瑞泰人壽和國壽集團是踐行財富管理業務獨立法人模式的典型代表，瑞泰人壽聚焦財富管理業務，向客戶提供的主要產品服務有與財富管理相關的調研報告、財富視界手冊內刊和財富健康計劃產品與服務等。國壽集團發展財富管理業務的路徑清晰可鑒。
2006年，中國人壽在大眾富裕人群比較集中的北京和上海兩地建立大學生銷售團隊，以上海分公司為例，銷售團隊的主要組成人員以一批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高學歷、高素質、高績效”（簡稱“三高型”）人才組成，平均年齡不到25周歲，鑒于“三高型”人才的良好素質和集團的良好培訓體系，目前這支隊伍的高價值業務能達到2500萬元/年，年度的續期貢獻已過億元，不僅業務品質優異且基本實現零投訴。
以上是國壽集團踐行財富管理的“組織隊伍建設”模式，為落實保險業“新國十條”、拓展第三方資產管理市場服務范圍，國壽集團成立財富管理獨立法人實體。2014年11月，國壽集團下轄的中國人壽資產有限公司、國壽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資成立國壽財富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特定客戶的資產管理業務及中國證監會許可的其他業務。獨立法人國壽財富管理將著力提升專業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置客戶利益于首位，建成專業優良、誠信合規、運作穩健的現代財富管理機構，也是中國人壽實現轉型升級、建設現代綜合性金融保險集團的戰略需要，更是中國人壽參與社會財富管理、為廣大客戶和投資者提供更全面金融服務的重要窗口。
銀保合作
在國內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的渠道優勢和客戶優勢是發展財富管理的兩大優勢，所以具有商業銀行背景的壽險公司/集團都大力發展財富管理的“銀行整合”模式。作為銀保整合模式的典型代表，匯豐集團在進入中國的第一年（2010年），年化保費即達到近億元，銀行整合業務共享度超多80%，品牌優勢、產品優勢和營銷優勢是匯豐集團銀保整合模式的三大法寶。
中資機構方面，平安壽險的綜合金融服務、交銀康聯的“3601+1銀保合作”和農銀人壽的客戶分層對應以及建信人壽的“建信人壽龍卡”聯名卡等銀保整合業務當屬行業典范。在此，我們以交銀康聯和農銀人壽為例簡要介紹如下。
交銀康聯與交通銀行的“1+1”合作模式旨在將銀保融合的理念分解細化成多個可操作方案，積極融入交行財富管理體系，化解客戶財富風險，發揮保險保障在財富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即將上述理念貫徹到交通銀行的前中后臺各個模塊，在不斷地聯動協作中逐步將保險理念、產品、銷售和服務“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目行財富管理體系，主要表現有五：
其一，“干部1+1”，充分發揮銀行干部的協同能力和保險干部的營銷能力。進一步，自2014年起，澳方股東與交銀康聯建立為期三年的領導力培訓合作計劃，首批已有25人赴澳總部完成培訓。
其二，“培訓1+1”，將“交行理財經理+交銀康聯客戶經理”組成1+1訓練小組聯動培訓，提升公司協作服務和綜合金融服務能力，2012年末至今，參訓人數已超過3000人次。
其三，“產品1+1”，交銀康聯人壽根據交銀客戶生命周期設計了全周期的產品線，全面融入目行零售產品體系。
其四，“營銷1+1”，合作舉辦高峰論壇、社區行、線上線下渠道融合等活動，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營銷服務聯動機制。
此外，交銀康聯經營版圖已從上海逐步輻射至全國，建立了銀保、電銷、顧問行銷渠道，形成了完成的“交銀保障”產品線，并在2014年構建了“交銀康聯人壽――您的健康管家”增值服務體系。未來，交銀康聯還將積極打造以財富管理為特點的新直銷渠道，即通過“跨界”，在大金融的格局下，依托交通銀行集團化優勢，不僅銷售保險產品，還在合規的前提下銷售資管類產品，并在一定程度上為客戶進行資產配置方案的設計。
農銀人壽的財富管理業務依托農行私人銀行、財富中心和理財中心的中高端客戶資源，為客戶提供保險保障、疾病醫療、養老規劃、子女教育和財富管理等中長期的保險產品，并提供個性、專業、定制的保險服務。產品開發設計方面，財富管理業務緊跟市場、貼近客戶，滿足中高端客戶在家庭保障、子女教育、養老規劃以及財富管理等方面的需求。通過在產品形態、保險責任、免責條款上的創新，在產品定價、投保規則、增值服務上做文章，做到市場同類產品中“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優、人優我全”。借助公司的產品開發實力，以及與再保公司、第三方服務機構的深度合作，實現對不同層次客戶在保障額度、投保流程、服務品質上的差異。
服務體系方面，財富管理業務緊緊圍繞“保險業務”核心，通過“服務需求差異化管理、服務體驗全程化管理、服務內容多樣化管理、服務團隊精英化管理以及行司聯動資源深度整合”，使得客戶擁有保險即擁有服務，買保險就是買服務，并將農行成熟的客戶服務資源與農銀人壽的保險客戶服務資源深度整合，使客戶享受到農行“一體化”綜合金融服務體驗。
機構設置
68家壽險公司中有3家設立資產管理部（中心），5家設置財富管理部門（中心），表面上并無實質區別，本質而言，新華保險財富管理部和生命人壽的鳳凰理財中心是以人才培養為導向的，兼顧機構設置功能；而陽光保險財富管理中心和太平人壽的財富管理部則是以機構設置為導向，兼顧人才培養功能。
新華保險財富管理部旨在與銀行、證券以及非金融機構合作，為中高端客戶量身打造全方位的家庭理財與安全規劃，將其獨立于已有的個、團、銀三大銷售渠道，成為一個獨立的業務部門，獨立運作，目標是打造一支保險公司當中 “高忠誠度”、“高素質”、“高績效”的三高精英銷售團隊。自2010年以來，新華人壽財富管理部的銷售業績呈逐年上升趨勢，且與保險營銷員渠道聯手“做掉”銀保渠道的銷售份額。
鳳凰理財中心是生命人壽在中國保監會“以創新謀發展”的規劃指引下成立的國內第一家壽險營銷創新機構，采用員工制的營銷體制，以精英制標準（理財規劃師持證率）搭建營銷管理區的架構；通過公司客戶資源名單獲取及特定關系人協助促成的銷售模式創新，建立持續穩定的高績效業務平臺；通過百元標保獲取成本的費用包干制，降低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依據中心支公司架構設置以財富管理中心的形式探索中心城市營銷未來發展之路的營銷創新項目。
中心以“體制更順、管控更嚴、素質更高、隊伍更穩”為宗旨，成立壽險營銷創新機構――鳳凰理財中心。中心擁有一支高學歷、持雙證的綜合金融服務團隊，創新市場開拓模式，融合關系營銷、交叉營銷和渠道整合營銷等多種國內外一流技術占領市場。用兼具“保值、保賺、保障”的新型保額分紅產品為廣大客戶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理財規劃服務。此外，中心堅持“以創新謀發展，向改革要效益”，努力成為國內壽險市場與國際接軌的領跑者，引領國內壽險變革。建立綜合金融服務團隊，打造一體化銷售平臺，為每一位客戶提供貼身的一站式金融理財服務。
太平洋保險的金玉蘭財富管理計劃是以人才建設為導向的財富管理業務又一案例。以和而不同追求卓越的核心理念，培養專屬服務于中高端客戶的理財規劃師。目前正在建立一支高學歷、年輕化、扁平化的精英團隊，通過基礎財務規劃、投資策劃、保險及退休策劃、稅務及遺產策劃、高級財務策劃、社會保障等培訓課程，著重培訓客戶生命周期管理中各個階段客戶特征識別標準、目標客戶群體需求分析和解決方案、如何與客戶建立信任關系，積極為公司創造價值
太平人壽財富管理部則定向開發中高端人群，深度發掘并滿足中高端客戶風險保障管理及理財規劃需求，提供高端人身、醫療、健康、教育、養老、理財、家財險等全方位綜合金融理財服務，進行大額保單的深度開發和銷售及保單的售后服務。成立于2012年的陽光財富管理中心，隸屬于陽光保險集團旗下，專注于為研究金融市場發展趨勢與高凈值客戶服務需求，為集團的高凈值客戶提供全方位財富管理規劃與高端個性化定制服務的咨詢中心。借助集團強有力地支持，我們為客戶提供資產配置建議、高端的保險規劃、養生醫療、海外移民等一系列咨詢與推薦的增值服務，讓客戶在成功之余盡情的享受幸福美好生活。
品牌產品
全樣本的68家壽險機構中有6家在其產品分類中明確表明有與財富傳承或家庭收入保障相關的保險產品，如復興國際的家庭保障/財富規劃與傳承系列產品、中國光大集團的3G家庭保單和友邦保險的傳世經典系列產品等。對于高端人士而言，保險雖然在短時間內不能使其擁有更多的財富，但是由于保險產品穩健的保值屬性、靈活的融資功能以及與生命周期相契合的健康保障，使得保險對未知的不確定性把握更加容易，因此，許多保險公司設計了專門針對高凈值人士的保險產品，這些產品是專門以高凈值個人為目標的復雜的壽險產品以及長期護理險，對于傳統保險公司而言，還包括一些大額的保單和創新型產品，如與養老社區掛鉤的產品等。
就品牌建設而言，光明財富秉承“誠信理財、客戶為先”的經營思路，以滿足客戶多方面金融需求為愿景，借助便捷的互聯網渠道，幫助客戶實現財富光明。同時，作為以客戶為中心的兩家企業，光大永明人壽此次與光大銀行共同攜手，竭力將“光明財富”打造成優質產品和服務品牌。借助多元化的金融集團平臺，光大永明人壽將與集團下屬企業光大銀行、光大證券等公司開展更多的業務聯動，也將聯合為光大客戶提供更加豐富的“一站式”金融理財服務。
異業聯盟
壽險公司在開展財富管理業務的過程中，除以公司/集團為中心同業拓展財富管理業務的發展模式外，中英人壽則依靠股東背景資源，于2014年9月成立異業聯盟事業部，致力于與各企業建立深層次合作，通過創新型合作方式聯合各行業企業對目標客戶提供多樣化的產品與服務，打造包含“飲食健康”、“身體健康”、“生活健康”、“財務健康”四個版塊的綜合性健康服務平臺，開創壽險財富管理異業聯盟的先河。各異業聯盟將根據各自產品與服務分別從屬于四個健康板塊，中英人壽與異業聯盟合作伙伴將以健康平臺為重要載體，實現中英人壽客戶與異業聯盟企業客戶之間的交互，雙方客戶通過注冊健康平臺享受異業聯盟合作伙伴提供的個性化的產品與服務，實現客戶滿意度、企業品牌知名度的雙重提升。
作為異業聯盟的其他兩個案例分別是復星保德信的星盟計劃和太平人壽江西分公司的“太平樹”，前者目標在于打造保險系的電商平臺，含服飾美容、教育培訓、美食、金融、日常生活、咨詢資訊和其他等七大業務板塊，通過“聯手你我 共贏未來”方式實現平臺共同體的“利潤提升、互惠互利和全線營銷”。2015年2月14日，太平人壽江西分公司與騰訊江西分公司在南昌舉行“太平樹”資源互惠平臺上線會，旨在打造“最具特色和潛力的精品保險公司”，以不斷提升卓越客戶體驗為理念，以雙方聯合開發的移動客戶端APP手機應用軟件為載體，通過O2O模式整合太平人壽客戶資源并搭建資源共享平臺，為有優質產品的客戶提供高品質的銷售渠道，更為客戶提供具有卓越性價比的產品和服務，真正實現一對一服務和隨時隨地的人工智能服務。
結束語
篇（2）
經濟發展對保險發展的促進作用既是理論共識，也為實踐所驗證。Skipper（1999）對有關經濟增長與壽險和非壽險需求關系的文獻作了歸納，提出經濟增長世界是保險需求最重要的因素。林寶清（1993）、孫祁祥、孫金勇（1997）、肖文和謝文武（2000）、欒存存（2004），Sigma（2005）等的實證研究都表明了經濟發展對保險業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考察經濟發展水平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機制時，已有的文獻主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保險是一種消費行為；二是居民的風險態度會對保險業發展產生影響。
將保險作為一種消費行為的觀點在實證研究中往往是一個默認的前提。在對保險和消費之間關系的分析中，保險是作為一種特殊的消費來對待的，保險決策也被作為一種消費決策來進行分析。
居民風險態度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體現在對保險業發展趨勢和發展階段的分析之中。保險業發展的倒U形假說認為，在一定財富水平下，人們的風險態度數與風險偏好型，不會購買保險產品；隨著收入的增加和財富的積累，風險態度逐漸轉化為風險厭惡型，產生保險需求，并且保險需求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財富的增加也帶來風險轉嫁渠道的增加，保險需求逐步放緩。徐為山、吳堅雋（2006）采用78個國家和地區1991-2003年的人均GDP與人均保費數據進行面板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收入群體的邊際保險消費傾向呈現“倒U形”分布特征。
但是，從保險業的發展實踐來看，一方面，保險業已經突破了消費領域；另一方面，居民風險態度之外的因素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人壽保險及投資連接保險的發展，使得保險已經成為一種投資工具，而不再是單純的消費商品。按照Eric Briys對最優保險規模的文獻的總結，大量文獻在資產組合框架下分析最優保險規模，并認為最優保險規模受潛在損失與背景風險（background risk）的協方差的影響。由于保險業競爭的加劇，保險費中對應風險態度差異的風險費部分已經大幅降低，除企業保險中風險費仍占較高的比重之外，家庭保險、人壽保險中的風險費都幾乎可以忽略。
因此，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機制，不能簡單的認為是收入增加促進了保險消費，也不能僅僅以風險態度來解釋保險業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趨勢，而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二、模型構建
保險費可以分解為三部分：
其中， 為預期賠款和給付， A為管理費， R為保險公司作為風險承擔者的預期報酬，或稱風險費。經濟發展水平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機制，可以分別從預期賠款和給付、管理費和風險費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經濟發展水平對預期賠款和給付的影響機制
在大多數對保險業發展的分析中，忽略了財產保險與人壽保險之間的區別，尤其在實證分析中，往往采用同一回歸模型分析經濟發展對財產保險和人壽保險的不同影響。但是，財產險和人壽險的區別是很大的。本文根據財產險和人壽險的不同性質，我們分別構建其模型。
1．財產險保費模型
財產險的涵蓋范圍較廣，通常進一步分為家庭保險和企業保險。無論是家庭保險還是企業保險，都可以概括為對人們非人力財富的保險。對家庭保險而言，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對企業保險而言，我們將民營企業中的財產作為個人的非人力財富，將集體與國有財產作為集體與國家的非人力財富進行處理。
對于保險標的所面臨的可保風險，當從整個保險業的角度進行考慮時，整個保險業面臨的是保險標的的系統風險，如果不存在大的外部沖擊，可以認為這種系統風險的概率分布是比較穩定的，所以每一期損失的期望也是近似相等的，即損失等于可保財產的某一比率K。所以，財產保險業的總預期賠款和給付表示為：
其中， K為總預期賠款和給付與可保財產的比率，At 為非人力財富在第t期期初的價值。
無論是國家、集體還是個人，均遵循個人預算恒等式：
At +yt=ct+At+1
其中， yt為第t期的收入， ct為第t期的消費。據此，可將個人生存時非人力財富的動態變化表述為：
不難發現，非人力財富總是由初始財產與當期之前的儲蓄累加而成的。為便于分析，不妨將時間無限延伸到過去，則財產是由當期之前無限期界的儲蓄累加而成的。據此，財產保險業的總預期賠款和給付進一步表示為：
其中， St為第t 期的儲蓄。
可見，當風險的分布不變時，影響保險預期賠款和給付是當期的非人力財富總和。經濟發展水平對財產保險預期賠款和給付的影響，是通過改變儲蓄，進而改變非人力財富存量實現的。也可以說，財產保險業的預期賠款和給付由一個國家或地區過去的發展路徑決定。
2．人壽保險保費模型
人壽險的保單可以視為“生存保險”和“死亡保險”的線性組合，它們的預期給付表示為：
生存保險的預期給付
死亡保險的預期給付
其中，為t 時點的死亡率，為t 時點的貼現因子， 為t 時點發生給付條件時的給付金額。
根據所羅門?許布納建議的壽險給付計算式 ，壽險的給付取決于未來的收入路徑。所以，生存保險的預期給付表示為：
死亡保險的預期給付表示為：
可以發現兩點結論：其一，生存保險和死亡保險的預期給付取決于發生給付條件時的給付金額從現在到未來無窮期界的積分，對于生存保險和死亡保險的任意線性組合而言，其預期給付同樣取決于給付金額的從現在到未來無窮期界的積分。其二，由于發生給付條件時的給付金額取決于居民收入的未來路徑，所以，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壽保險業的預期給付的影響是通過對未來收入路徑的影響實現的。
3. 不可保風險向可保風險的轉化對預期賠款和給付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部分不可保風險會向可保風險進行轉化。學者們對可保風險的定義是不同的。第一種定義，是可保風險要求風險的發生可以根據統計觀察的相關概率進行可靠的估計。第二種定義，是只要針對某種風險的保險合同可以簽訂，這種風險就是可保風險。第三種定義，是存在較強的“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風險是不可保風險。無論是按哪一種定義規定的不可保風險，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都會有一部分向可保風險轉化。首先，是隨著經濟發展，保險技術也逐漸提高，一些既無統計數字也無理論分析可能的危險也可以被承保。比如商用通訊衛星保險，在其發展初期，通過估計各個零部件故障發生概率的方式來確定發生損失的概率。可見，保險技術的提高和保險技術的積累會使得原來既無統計數字也無理論分析可能的風險可以采取一些替代方式來進行度量。其次，隨著經濟發展，原有的一些不具有普遍性的風險會逐漸變得具有普遍性。例如，隨著一個產業從萌芽到成熟，生產規模逐步擴大，起初屬于各企業特有的風險也會轉化為整個行業的普遍風險。比如計算機病毒所造成的損失，在初期是孤立的風險，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計算機在生產中的使用普遍化，計算機病毒造成的損失也就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風險。再次，隨著經濟發展，對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控制措施也逐漸發展。例如，隨著經濟的發展，對各類人群的健康情況可以積累更翔實的數據，從而在保戶投保人壽保險時將高風險的保戶區分出來。
（二）經濟發展水平對保險管理費和風險費的影響
1．隨著經濟發展，保險管理費會有所降低
保險管理費指在保險合同簽訂過程中發生的各項費用，以及保險公司的日常運營經費。盡管保險管理費在商務保險之中的比重可能較低，但是在家庭保險中的比重則是不能忽略的。傳統上認為總保費的1/3用于管理費是正常的，因此，當經濟發展水平對保險管理費產生較大的影響時，也會對保險業的發展產生較大的影響。
隨著保險業發展，保險公司的競爭也更加激烈。對既定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預期賠款和給付的規模是既定的，如果保險公司通過降低保費進行競爭，就只能通過降低管理費和保險費來實現。對于家庭保險而言，保險費的比例是很低的，降低保費的渠道只有壓縮管理費。
經濟發展使得管理費的壓縮成為可能。首先，經濟發展降低了厘定保費的費用。由于各保險標的風險狀況存在差異，為了避免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行為的存在，就需要對各保險標的風險狀況進行區分，并實行差別的保費費率。隨著經濟發展，保險標的的范數量增加，每一類風險狀況的保險標的都擁有一定的規模，這就使得對一些保險標的的費率厘定可以有直接或間接的參照，從而降低保險管理費中厘定費率的部分。其次，隨著經濟發展，一張保險合同中承保了更多的風險，從而降低了管理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期，保險公司的業務范圍通常較窄，針對專門的保險公司占有較大比重，承保人需要一系列的保險合同來承包面臨的所有風險。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一家公司可以為承保人提供“綜合的”或“多重危險”的保險合約，將曾經被認為是互相獨立的險種集合起來，而不是分散到經營這些相互獨立險種的專業保險公司之中。這種在同一張保單中承保盡可能多風險的方式可能會減少保費的等級，但在降低管理費方面的影響也是明顯的。
2．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風險態度也發生變化，從而導致風險費的變化
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人們的風險態度也不同。保險和賭博這兩種傾向常常并存在同一個經濟個體之上，即“弗里德曼――薩維奇之謎”。對此的解釋很多，如弗里德曼提出的非單調效用函數、卡曼尼和特維斯基的“期望理論”、等級依賴效用等等，但是，對于面臨損失的風險越大，就越傾向于保險這一點仍然是比較一致的。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面臨損失的絕對量也在增加，這就促使人們對保險更加偏好，也愿意提供更高的風險費。
（三）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其他風險管理工具的機會成本
保險并非唯一的風險控制方式，風險管理一般要經過風險辨識、風險評估、風險防范的過程，一般而言，人們通過規避風險源頭、自留風險、轉移風險（包括保險）等方式來對風險進行管理與控制，保險產品也面臨著其他風險控制方式的競爭。
不同的風險控制方式有著不同的成本，這些成本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這就使得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上，這些風險控制手段得到的應用程度不同。以對風險源頭進行規避為例，為規避風險，就要對風險進行識別，對引起風險的條件進行控制。然而，風險的識別要求獲取關于風險的信息，信息的取得又是需要成本的。可以說，任何風險管理的措施都會對應著一定的要素投入，這些要素投入在其他生產過程中能夠帶來的產出就是獲取風險信息所支付的機會成本。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單位時間的平均產出較少，將時間、精力用于風險識別和風險源頭控制的機會成本也較低，這時控制風險源頭，減少風險的手段更富有競爭力。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單位時間的平均產出也隨之增加，將時間、精力用于風險識別和風險源頭控制的機會成本也隨之增加。此時，在減少風險和對風險進行保險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控制風險源頭這一手段的競爭力將下降，保險這一手段的競爭力將上升。
三、模型檢驗
根據上述模型，經濟發展對保險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對預期賠款和給付的影響、對管理費的影響、對風險費的影響，以及對其他風險管理工具機會成本的影響來實現的。其中，預期賠款和給付的影響通常占保費的2/3左右，因此，經濟發展對預期賠款和給付的影響是經濟發展對保險發展的主要影響機制。并且，預期賠款和給付的模型顯示出財產保險保費對總資本的關聯，以及人壽保險保費對經濟發展路徑的關聯。為檢驗上述模型，本文以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時序數據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截面數據進行檢驗。
1．財險保費模型的實證檢驗
根據上文的財產險保費模型，財產保險業的總保費收入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過去的收入路徑，或者是當前的非人力財富。我們采用后一個結論，即財產險保費和非人力財富存在強相關。
我們已當前的資本存量來近似代表當前的非人力財富。對于1997―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流量數據，根據永續盤存法，以公式
來計算資本存量。其中，K和I分別為資本存量與固定資產投資，為資本折舊率，假定為3%，基期年的資本存量以下式計算：
其中，g為樣本期投資的年均增長率。
根據所得數據，做1997-2006年全國財產保險保費收入與資本存量的散點圖如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從這一散點圖可以直觀看出，財產保險保費收入與資本存量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
本文進一步以2005年各省、市、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保險業發展截面數據進行檢驗，仍以公式：
計算各地區的資本存量，其中，g為1996-2006年間的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
僅考慮財產保險保費收入與資本存量之間的關系，列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 y1為財產保險保費收入，χ1為資本存量。回歸結果如下：
（0.14）（16.45）
R2=0.91，F=270.62
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ADF=-11.6，在1%的水平顯著。
因此，可以認定在截面數據中，財產保險保費收入與資本存量之間也存在較強的正相關。
2005年各省、市、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財產險保費與資本存量散點圖如上：
這一散點圖更加直觀的顯示出財產險保費收入與資本存量之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
2．人壽保險保費模型的實證檢驗
根據上文的人壽保險保費模型，人壽保險業的保費收入取決于未來的收入路徑。對于一個收入路徑而言，只要知道了初始的收入和各期收入的變化，就可以得出未來收入路徑的整個序列。由于未來的不確定性，為未來收入路徑的估計是通過預期來實現的。人們采取的預期形式，可能是簡單的外推預期、適應性預期和理性預期等。我們采用理性預期的觀點，認為預期值與實際值的差異是期望為零的隨機變量，用下一期的實際經濟增長作為這一期對經濟增長的預期，若將這一趨勢外推，則下一期的實際經濟增長就反映了收入增長的路徑。應該說，這種用經濟增長來描述經濟增長路徑的方法只是對未來經濟增長路徑的一種近似。
本文只對1997-2006年的保險業數據進行分析，做1997-2006年全國人壽保險保費收入與下期經濟增長額的散點圖如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從這一散點圖可以直觀看出，人身保險保費收入與下期經濟增長額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
本文進一步以2005年各省、市、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保險業發展截面數據進行檢驗，考慮人身保險保費收入與下期經濟增長額之間的關系，列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 y2為人身保險保費收入，為下期經濟增長額。回歸結果如下：
（0.96）（7.40）
R2=0.62，F=54.79
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ADF=-8.45，在1%的水平顯著。
考慮到北京2005年中意保險的大單因素，去除北京市的樣本，回歸結果如下：
（1.03）（15.96）
R2=0.89，F=254.68
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ADF=-6.37，在1%的水平顯著。
因此，可以認定在截面數據中，人身保險保費收入與下期經濟增長額之間也存在較強的正相關。
2005年各省、市、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人身險保費與下期經濟增長額散點圖如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這一散點圖更加直觀的顯示出人身險保費與下期經濟增長額之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這也暗示了人身險保費與經濟發展路徑之間的正向關聯。
四、結論
篇（3）
保險是構建個人理財規劃的基礎配置
首先，從實務角度而言，理財規劃就是對人的一生的現金流量和風險的管理。說到底，還是對人的一生的財務風險的管理，因為通過消費和投資對現金流量進行調控，還是要規避人的一生的居住、子女教育以及養老等可能產生的風險。而保險，作為管理風險的基本產品，在理財規劃中的作用可想而知。從理財規劃的定義或者說是基本作用，可以看出保險在理財規劃中的重要性。
其次，根據家庭理財金字塔的原理，理財規劃應先搭建一個穩健的基座，再逐步增加高收益產品。金字塔的底部是面積最大，也是最穩健的一層，是構建理財規劃的基石。通常來說，這一層的配置標的是風險較小的理財產品，包括儲蓄、保險、國債等。保險之所以位于基礎層級中，是因為它具有管理家庭財務風險的基礎功能。但這種功能卻往往容易被人們忽視，因為人類先天就存在“短視”與“自大”的基因。千萬注意，如果沒有保險，就等于缺少堅實的底座，家庭的財富金字塔就很容易倒塌。理財金字塔模型也說明了保險對任何收入階層的人都不可或缺。
再次，從收入分配的4321經驗法則來看，人的可支配收入的10%需要進行保險支出。這是目前國際保險業界的公認標準。
最后，從理財規劃的角度看，人生的5張保單是必需的，他們分別是買給父母、配偶、子女、房子，以及自己。用自己一定的財務資源，去規避親人和財產的風險，是每個成熟家庭必須考慮的。
保險推動了現代意義上理財規劃的啟蒙
理財規劃思想早在歐洲的私人銀行就有所體現，但一般認為現財規劃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保險業。筆者認為這也是中國將要走的道路，而且現在已初露端倪。
1929―1933年美國股票的暴跌引發了經濟大蕭條，使人們普遍喪失對銀行和券商的信任，經濟危機又使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加深，由于保險的穩定器功能及可以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其地位空前提升，部分保險人為了更好地推動業務，開始對客戶進行一些簡單的個人生活規劃和綜合資產配置咨詢，這部分保險人就是今天美國理財規劃師的前身。之后，因為理財規劃成為推銷各種金融產品的外衣，理財規劃師也曾遭遇低潮。1969年12月，為推動理財規劃行業的健康發展，包括保險人在內的13位金融專業人士，提出了“關注客戶目標比關注單一金融產品更重要”的服務理念，開始推廣“理財規劃”的概念和方法。隨后，即1970年，首家金融理財專業協會IAFP宣告成立。自此，理財規劃作為一門獨立職業在美國迅速發展，1990年以后開始全球化。
可見，保險業是激發真正的理財規劃的最肥沃的土壤，期待每一位保險從業者，開始運用理財的思維來推廣保單，當然，一定是適合客戶的保單。否則，我們還難以稱為一個理財顧問。
把握保險理財的黃金發展期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保險密度為1766.49元/人（折合271.77美元/人），同比增長19.44%；保險深度為3.59%，同比增長0.41個百分點。而同期，全球市場保險密度為662美元，其中，美國、日本、英國和法國等發達經濟體的保險密度約4000美元/人，我國與其相比相差10多倍。全球保險深度為6.2%，其中美國、日本、英國和法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平均保險深度在10%左右，我國與其差距非常明顯。
據國內某商業銀行對中國1000個家庭的在線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中國家庭財富健康參考指數為58.12，表明目前中國家庭財富普遍處于亞健康狀態。其家庭金融資產分布無法與個人生命周期、家庭財務狀況和宏觀經濟變化趨勢相匹配，財富結構亟待優化。其中，保險產品的配置被嚴重忽略，66%的家庭對保險產品的配置比例不足10%。
篇（4）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中國保險業經歷了恢復、發展和逐步市場化的階段，政府監管也經歷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過程。但是，從國民經濟及社會進步的宏觀角度來考察，并對比國際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保險業的發展狀況，我國保險業顯然還處在粗放發展的時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險市場機制不完善，定價（包括傭金、手續費率）機制不健全；保險經營管理的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相對于其他同類行業的地位明顯弱小；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為從事風險管理的行業，更遠未對社會發揮其專業作用；保險業尚未深人到我國城鄉居民的觀念之中。因此，我們要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應用保險的基礎理論、發展理論以及相關的經濟學、法學等理論進行研究，為我國保險事業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一、保險的本原理論及相關基礎理論
保險的本原理論，即指不確定性、風險和風險管理理論；保險的相關基礎理論，即指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理論。
對保險理論進行研究都是開始于對風險的研究，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險的原理即是將單個損失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整體損失的確定性，使客觀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這就要求投保人的損失是可計算的，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要得出一個具有合理精確度的可確定的損失概率分布。這種概率分布主要來自于多年的經驗數據，有些分布則可以從理論推導中得來。進入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人們逐漸從效用理論的角度研究保險問題，效用理論成為分析風險與保險的基礎理論。比如，通過相關模型的推導顯示，作為大部分人群的風險規避者，為了在不確定的收人選擇中獲得確定性收入而愿意放棄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這種收入的差額就構成了風險貼水的概念。風險貼水則構成作為風險管理手段之一的商業保險保費存在的理論基礎。該模型分析的一個推論是，在消費者是風險規避者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險人生存并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動因。
上個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人們對風險理論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經濟學（包括博弈論）的逐步興起，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和逆選擇問題以及保險合同中的非對稱信息問題日益成為保險研究的熱門話題。一方面，保險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對稱性特征。射悻性這個概念的含義是指，合同的雙方對于合同履行的結果都有可能獲得比對方更大的利益，而這種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種承諾和某一不確定事件的發生。同時又由于保險合同本身變得越來越復雜，使得保險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對合同信息掌握上處于不利的或者說是弱勢的地位，這一點也是保險合同的重要特點。這個特點決定了保險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于經貿和民事合同，保險合同更多地存在著雙方博弈的空間。另一方面，保險具有長期性及廣泛性特點。一份長期壽險合同可能持續投保人、被保險人的一生；同時，一家保險公司所對應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是很大的一個群體，一家保險公司的破產會直接影響著許多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險公司經營得好壞又是單個的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所無法知曉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為了彌補自身對保險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為了獲取更多額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實告知自己作為合同一方的有關信息，這就構成逆選擇或道德風險。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發展，可望在研究保險合同的相關問題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重視保險的基礎理論研究，可以使我們對進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實和更深入；反過來，保險理論研究應當始終為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服務。保險的本原理論應當至少解決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1.保險能夠為社會提供什么產品與服務，以及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應當提供多大量的產品及服務。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階段下的保險市場需求與供給，以及保險費率的特點及其確定。
2.如何提供上述產品及服務。實際上就是保險的經營管理方式，涉及的問題比較廣泛，從保險市場結構到具體保險供給商的內部企業治理，再到保險公司從產品設計到風險管理服務及理賠的各個環節。其核心問題是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效率問題，同時也包括發展的動力問題。
3.與上述二個基本問題密切相關，或者是對上述問題需要進行一步分析的問題，是需要解決保險合同各有關當事人的關系問題。包括針對不同的投保人群體，適合什么樣的保險產品；在社會經濟不同結構下，如何進行保險產品的創新與開發等。
二、保險發展理論
傳統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經濟部門增長的基本模型。在微觀層面，保險公司發展是保險資本、人力資源、產品數量與結構等相關變量的函數；在宏觀層面，保險發展則是國民經濟發展、社會保障程度、市場化程度、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變量的函數。在研究方法上，數十年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研究模型，如哈羅德—多馬模型、羅伯特·索羅、愛德華·丹尼森運用不同生產函數解釋經濟增長的方法等，都可以給我們以啟發。
從需求方面來看，同一般商品類似，保險市場需求也應具備對保險產品和服務有消費的欲望和消費的能力兩個要件。與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險作為一種無形商品，它更是一種承諾，是消費者一旦遭受損失，對保險人履行賠償義務承諾的一種購買；同時從人壽保險的角度來說，它也是人們對自己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的一種選擇。保險市場需求有兩個決定因素：從財產保險（主要是企業火險和水險）角度，保險市場需求依賴于經濟總量的成長，這種依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總量的成長，保費收入總量不斷增長；二是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保費收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越大。從人壽保險角度和個人財產保險角度，保險市場需求更依賴于國民收入水平。當然，兩者是有聯系的。保險需求主要是一種消費需求，同時，隨著保險產品的不斷發展，一些投資連結產品不斷問世，保險需求也逐步地帶有一定的投資需求的屬性。保險需求有以下特點：
1.保險需求有明顯的階段性。商業保險是總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當人們的財富只能夠維持當前基本的生活消費時，一方面，人們所做的事情只能是進一步創造和增加財富，而較少有風險防范與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們也沒有能力從當前僅有的財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為風險轉移的成本（即商業保險中的保險費）。
2.保險消費觀念的建立有較明顯的外部決定性。尤其從短期來說，保險消費并不是一個被人們自然接受的觀念。這一點不僅對尚處在保險產業發展初期的保險市場來說至關重要，少數發達國家也存在類似問題。據統計，在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0000美元的國家中，盡管大部分國家的保險深度達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國家的保險深度水平很低，他們之間的差異在0.1％—8％之間。人們對保險消費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對于付出一定的代價去“換取”全體財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險合同是一種對將來的承諾，人們在以保險消費來處理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的關系上，并不感覺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險合同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由保險人一方制定的“繁瑣”的保險條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責任”，使得許多投保人以及更廣大的潛在投保人對簽訂保險合同望而卻步。另外，還存在宗教、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原因。
3.從長期來看，保險需求有較強的收人彈性，而價格彈性較弱。保險需求程度極大地依賴于人們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階段，有不同的保險需求函數；保險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隨時買來、即期消費，并且還可以隨著商品價格的升降來決定現時對該商品的消費量。保險商品作為一種通過對風險評估、投資收益及各相關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確定的產品及價格，一旦確定就不易變更。因此，保險人面對的是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的市場。對保險市場需求的分析也必須主要是根據保險產品的特點進行分析。
從供給角度分析，保險市場需求有以下特點：
篇（5）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中國保險業經歷了恢復、發展和逐步市場化的階段，政府監管也經歷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過程。但是，從國民經濟及社會進步的宏觀角度來考察，并對比國際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保險業的發展狀況，我國保險業顯然還處在粗放發展的時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險市場機制不完善，定價（包括傭金、手續費率）機制不健全；保險經營管理的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相對于其他同類行業的地位明顯弱小；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為從事風險管理的行業，更遠未對社會發揮其專業作用；保險業尚未深人到我國城鄉居民的觀念之中。因此，我們要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應用保險的基礎理論、發展理論以及相關的經濟學、法學等理論進行研究，為我國保險事業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一、保險的本原理論及相關基礎理論
保險的本原理論，即指不確定性、風險和風險管理理論；保險的相關基礎理論，即指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理論。
對保險理論進行研究都是開始于對風險的研究，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險的原理即是將單個損失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整體損失的確定性，使客觀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這就要求投保人的損失是可計算的，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要得出一個具有合理精確度的可確定的損失概率分布。這種概率分布主要來自于多年的經驗數據，有些分布則可以從理論推導中得來。進入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人們逐漸從效用理論的角度研究保險問題，效用理論成為分析風險與保險的基礎理論。比如，通過相關模型的推導顯示，作為大部分人群的風險規避者，為了在不確定的收人選擇中獲得確定性收入而愿意放棄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這種收入的差額就構成了風險貼水的概念。風險貼水則構成作為風險管理手段之一的商業保險保費存在的理論基礎。該模型分析的一個推論是，在消費者是風險規避者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險人生存并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動因。
上個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人們對風險理論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經濟學（包括博弈論）的逐步興起，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和逆選擇問題以及保險合同中的非對稱信息問題日益成為保險研究的熱門話題。一方面，保險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對稱性特征。射悻性這個概念的含義是指，合同的雙方對于合同履行的結果都有可能獲得比對方更大的利益，而這種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種承諾和某一不確定事件的發生。同時又由于保險合同本身變得越來越復雜，使得保險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對合同信息掌握上處于不利的或者說是弱勢的地位，這一點也是保險合同的重要特點。這個特點決定了保險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于經貿和民事合同，保險合同更多地存在著雙方博弈的空間。另一方面，保險具有長期性及廣泛性特點。一份長期壽險合同可能持續投保人、被保險人的一生；同時，一家保險公司所對應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是很大的一個群體，一家保險公司的破產會直接影響著許多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險公司經營得好壞又是單個的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所無法知曉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為了彌補自身對保險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為了獲取更多額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實告知自己作為合同一方的有關信息，這就構成逆選擇或道德風險。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發展，可望在研究保險合同的相關問題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重視保險的基礎理論研究，可以使我們對進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實和更深入；反過來，保險理論研究應當始終為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服務。保險的本原理論應當至少解決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1.保險能夠為社會提供什么產品與服務，以及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應當提供多大量的產品及服務。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階段下的保險市場需求與供給，以及保險費率的特點及其確定。
2.如何提供上述產品及服務。實際上就是保險的經營管理方式，涉及的問題比較廣泛，從保險市場結構到具體保險供給商的內部企業治理，再到保險公司從產品設計到風險管理服務及理賠的各個環節。其核心問題是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效率問題，同時也包括發展的動力問題。
3.與上述二個基本問題密切相關，或者是對上述問題需要進行一步分析的問題，是需要解決保險合同各有關當事人的關系問題。包括針對不同的投保人群體，適合什么樣的保險產品；在社會經濟不同結構下，如何進行保險產品的創新與開發等。
二、保險發展理論
傳統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經濟部門增長的基本模型。在微觀層面，保險公司發展是保險資本、人力資源、產品數量與結構等相關變量的函數；在宏觀層面，保險發展則是國民經濟發展、社會保障程度、市場化程度、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變量的函數。在研究方法上，數十年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研究模型，如哈羅德—多馬模型、羅伯特·索羅、愛德華·丹尼森運用不同生產函數解釋經濟增長的方法等，都可以給我們以啟發。
從需求方面來看，同一般商品類似，保險市場需求也應具備對保險產品和服務有消費的欲望和消費的能力兩個要件。與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險作為一種無形商品，它更是一種承諾，是消費者一旦遭受損失，對保險人履行賠償義務承諾的一種購買；同時從人壽保險的角度來說，它也是人們對自己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的一種選擇。保險市場需求有兩個決定因素：從財產保險（主要是企業火險和水險）角度，保險市場需求依賴于經濟總量的成長，這種依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總量的成長，保費收入總量不斷增長；二是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保費收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越大。從人壽保險角度和個人財產保險角度，保險市場需求更依賴于國民收入水平。當然，兩者是有聯系的。保險需求主要是一種消費需求，同時，隨著保險產品的不斷發展，一些投資連結產品不斷問世，保險需求也逐步地帶有一定的投資需求的屬性。保險需求有以下特點：
1.保險需求有明顯的階段性。商業保險是總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當人們的財富只能夠維持當前基本的生活消費時，一方面，人們所做的事情只能是進一步創造和增加財富，而較少有風險防范與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們也沒有能力從當前僅有的財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為風險轉移的成本（即商業保險中的保險費）。
2.保險消費觀念的建立有較明顯的外部決定性。尤其從短期來說，保險消費并不是一個被人們自然接受的觀念。這一點不僅對尚處在保險產業發展初期的保險市場來說至關重要，少數發達國家也存在類似問題。據統計，在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0000美元的國家中，盡管大部分國家的保險深度達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國家的保險深度水平很低，他們之間的差異在0.1％—8％之間。人們對保險消費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對于付出一定的代價去“換取”全體財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險合同是一種對將來的承諾，人們在以保險消費來處理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的關系上，并不感覺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險合同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由保險人一方制定的“繁瑣”的保險條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責任”，使得許多投保人以及更廣大的潛在投保人對簽訂保險合同望而卻步。另外，還存在宗教、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原因。
3.從長期來看，保險需求有較強的收人彈性，而價格彈性較弱。保險需求程度極大地依賴于人們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階段，有不同的保險需求函數；保險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隨時買來、即期消費，并且還可以隨著商品價格的升降來決定現時對該商品的消費量。保險商品作為一種通過對風險評估、投資收益及各相關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確定的產品及價格，一旦確定就不易變更。因此，保險人面對的是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的市場。對保險市場需求的分析也必須主要是根據保險產品的特點進行分析。
從供給角度分析，保險市場需求有以下特點：
1.保險市場是建立在總體市場發育程度的基礎之上的。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保險供給總量決定于當時的社會總財富。
2.保險市場供給的增長與保險技術的發展是呈正相關關系的。隨著保險業務規模的增大，資本金的作用實際上趨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險責任準備金。各項責任準備金的提留是一個建立在精算科學基礎上的工作，而沒有這方面的技術基礎，保險業務經營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險市場競爭中，及時根據市場需求推出有競爭力的產品是極其重要的，新產品的開發融合了對該產品標的損失分布的統計分析、將來準備金運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關方面的技術要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才能夠真正贏得市場。
3.長期保險市場供給具有較明顯的階段性。一般來講，在保險市場發展初期，保險費率較高，保險供給的增長速度較慢，保險業能夠通過高費率獲得比較高的利潤率。在產業增長階段，市場競爭的發展和市場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險供給的增長會呈現出一個快于社會總財富增長速度的時期。這個階段將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市場成熟階段是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險在總體經濟中的滲透率逐步接近飽和，這時保險供給將保持一個大致與總財富增長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長。國際保險權威雜志《Sigma》的研究結果是，非壽險業務的飽和點大約為所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
4.保險本身的特點決定了保險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進入壁壘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險的原理要求保險的經營者具備兩個基本的經營要件：一是要有足夠的資本金，以保證在該保險人尚未建立起保險基金時（主要是保險公司開始經營業務及保險業務發展過快時）對投保人的賠付。因此，進入保險市場的條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業或其他第三產業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夠大的承保面。根據大數定律的原理，承保覆蓋的范圍越大，保險費率越低。反之，保險公司保險的范圍小、承保的標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險責任范圍內的賠付，整個公司的資本金就將支出殆盡，從而使保險公司面臨破產的風險。在進行上述一般經濟分析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經濟增長與生產率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經濟社會如何能保持創新的強烈動機及持續發展的機制。在保險業發展中，我們應當甄別出在不同發展階段刺激保險發展的主要因素。在當前發展階段，除了需要關心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長外，應當尤其關注以下兩方面的研究：
一是現代企業制度理論與保險業發展。目前我國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狀況，包括企業管理和內控機制等，都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制約我國保險公司長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應當在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理論的同時，根據我國保險公司的特點，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機制。
篇（6）
一般來說，資產保全的概念就是讓企業主自己所創造的財富保值增值，而資產傳承的含義不僅僅是企業主本人財富保值增值，而且按照這種方式一輩一輩地傳下去，成就一個富貴的家族。這就需要有切實可行的方法并配備強大的工具才行。我們舉例說明。某企業主王女士56歲，在準備將自己的企業逐步交付給兒子經營之際，為自己投保了一份兩全人壽保險，年繳保費200萬元，五年繳費，累積繳費1千萬元。到98歲滿期給付1000萬元+累計分紅2400萬元+累計生存保險金993萬元。共計可獲得收益4393萬元（以上是保險公司給客戶提供的利益演示表上的數據）。列表顯示，這款人壽保險保單具有儲蓄功能，可以使該客戶為自己積攢一些養老金。現在我們關注的是，為什么就為這么一點蒼頭小利這位企業家還要投以重金購買？我們用現實生活中的實例來說明人們投保保險的目的的不同。貝克漢姆出戰2006年德國世界杯前，為自己的黃金雙腳購買了一份意外傷害保險，保額高達3100萬英鎊，約合3.4億元人民幣，他的保單和一個普通客戶投保一份保額為2萬的意外傷害保險的內容幾乎是一樣的，保單上的保險責任是，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雙腳傷害（貝克漢姆是限制在比賽中因意外事故造成雙腳傷害），保險公司按保單上的保額給以理賠。就是說保險公司給付了理賠金后，保險責任就已經完成了。那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呢？普通客戶保2萬的目的是萬一傷了雙腳，保險公司要賠償2萬元治雙腳，他投保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醫療費；而貝克漢姆是雙腳傷了要保險公司理賠3.4個億。至于治不治雙腳，怎樣治療等等就統統和保險公司無關了。很明顯，他投保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保雙腳，也不是獲得醫療費，而是為了錢。僅僅只是保額上的差別，就造成了保單功能的巨大差別。同理，企業家要的也絕不是他購買的這份保單所帶來的這一點點紅利，而是保單賬戶的強大功能。企業主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恰當的運用這些功能，可以大大增強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
一、人壽保險的第一大功能：私人銀行
我們都知道，銀行為企業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就是提供貸款。本案例就是利用一個五年計劃，建立了一家專為本企業服務的專用銀行，這家私人銀行可以為本企業提供如下支持。
1.終身貸款。從保單生效之日開始，直到98歲，可貸款期間為42年。繳費期滿后貸款額度在本金的40-70%之間，也就是400-700萬，額度從低到高呈不斷上漲趨勢。
2.低息貸款。按銀行同期6個月貸款利率略有浮動，而不是按42年的期間核定利率。
3.無條件貸款。貸款的期限和利率等都是保險合同里規定的，所以是無條件的。
4.救命貸款。這家私人銀行所提供的貸款與銀行提供的貸款有根本性質的不同。銀行貸款用的是銀行的錢，企業經營情況好的時候可以正常提供，一旦形勢不妙最先撤梯的就是銀行；而這家私人銀行的貸款不同，錢是自己家的，正常的時候和銀行貸款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當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可能所有的貸款全部撤離了，只有這家私人銀行的貸款是永遠不會撤的，他會和企業同生死共患難，是可以真正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那種。
總之，根據企業獲得周轉資金方式的不同，可以將企業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企業很難得到銀行的貸款，資金周轉發生困難時只好借高利貸，在解決了資金周轉問題的同時，也給企業戴上了一條沉重的枷鎖，這一類企業最不穩定，風險也最大；第二類企業能夠獲得銀行的支持，可以正常經營；第三類企業不僅有銀行的支持，還有自己的私人銀行做后盾，是最穩健的一種。
二、人壽保險的第二大功能：擔保公司
擔保公司屬于非金融機構，具有借款擔保、票據證券擔保和交易履約擔保等功能。在上面的例子中，當王女士的保單生效后就有了此項功能。繳費期滿后即可提供1千萬元的擔保，隨著保單價值的提高還可以不斷增加擔保的額度。它可以為企業增加投資渠道，拓寬財路；可以增加企業的信譽度，使經營更加穩健；企業危難之時可抵押貸款，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為什么大額人壽保單能夠成為為企業主公認的資信呢？首先，大額人壽保單的客戶一般都選擇實力強、信譽好的大型保險公司；其次，人壽保險公司對于大額的人壽保單的審核都比較謹慎，比如，高保障型的人壽保單通常體檢會比較嚴格，高保額的人壽保單的契約調查很嚴。能夠擁有高額人壽保單的客戶應該就是三證齊全了：醫院的健康診斷書、誠信評估機構的品牌證書和代表責任和價值的愛心證書。
用人壽保單所做的擔保或抵押具有明顯的優勢：第一，他不需要反擔保，風險是最低的。第二，也是他最奇妙的地方是：可分可合、可攻可守，分散風險、化解危機。
人壽保單都可以擔保什么呢？第一就是保企業。在企業正常經營的時候，人壽保單可以增加企業的信譽度，使企業的經營更加穩健；如果感到前景不好隨時可以出手的，小到一個門頭的出兌、出賣，大到集團公司的兼并、重組，只要錢給到位了就行，但是人壽保單作為核心資產應當是永久保留的。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核心資產就是保險，核心的核心是再保險。第二就是保被保險人自己，只要保單價值足夠大，無論發生什么風險都可以保證被保險人和他的家人榮華富貴。
三、人壽保險的第三大功能：現金工廠
老板是保單的被保險人，員工是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團隊的投資專家，一般都是國際一流的投資高手。經營管理由保險公司負責，按法律規定所賺得的利潤至少70%歸被保險人所有。產品是免稅保值的專屬貨幣（真金白銀）。經營模式是年復利滾動增長，經過若干年的積累后，創造大量的免稅現金。
但是這種復利大部分客戶是拿不到的，為什么呢？復利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有兩個：一是雪球要足夠大；二是時間要足夠長。首先這里就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問題，保費足夠多、雪球足夠大才能稱之為錢工廠，復利對于路邊賣茶蛋的小攤就沒有很大的利益。其次這個現金企業和我們正常公司的經營不同，使的是兩路勁，公司經營賺的是快錢，錢來的快，走的也快，這個錢工廠經營的是慢錢，是先慢后快，賺的是很長時間以后才用的錢，比如養老的錢。本案是按3%復利演示的，投入的是一千萬資金，產出的是四千四百萬的利潤，有的保險公司的紅利演示表是按6%進行演示的，產出的就是幾個億的利潤。
這家現金工廠的成果是免稅倍增的。其現金的計算方法與普通賬戶的計算方法不同：本賬戶的1元收益相當于普通賬戶中的2元。因為無論是遺產稅法還是個人所得稅法采用的都是超額累進稅制，在個人所得稅稅率表一（工資、薪金所得適用）中，超過10萬元以上的部分稅率是45%，在個人所得稅率表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事業單位的承保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中，超過5萬元的部分稅率是35%，在遺產稅草案中，超過1千萬以上部分稅率是50%。如果按照遺產稅法，本賬戶中的4500萬元的價值就差不多相當于其他方式所得9000萬元的價值，這就是人壽保單賬戶和其他賬戶的根本區別。
同樣的保單在普通客戶手里就是個存折，可是在一個大企業家手里他就成了一家金融企業的營業執照，保單雖然是在我們自己手里，可是保單里的錢可是一點兒也沒閑著，在保險公司為我們雇用的專家團隊手里運作著。
四、人壽保險的第四大功能：防火墻
防火墻功能是人壽保險保單最基本的功能，這個防火墻有以下作用。
1.免稅功能。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保險收益金免稅。因為保險最大的受益者是國家。保險是經濟的穩定器和助推器。遇到重大災害，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以大大減輕政府的負擔。
2.避債功能。人壽保險體現的是生命的價值，是不能用于還債的。我們再從法律角度看，我國大陸居民的私人財產有5種：不動產、動產儲蓄、投資及其收益、繼承權。這些財產都小于債權，一旦欠債，所有這些財產就都是還債的材料，在這里唯一大于債權的是保單的受益權。因此，也有人說壽險保單是財富的天然守門員。而在我國60多家人壽保險公司的幾千個險種當中，具有避債功能的險種并不多，只有選對險種才能避債。
3.防受益人。前面第二項功能中，用保單做抵押擔保最安全，因為所有權沒有發生轉移，如用諸如房屋、股票、黃金、古董等恐有節外生枝，被牽制裹挾之憂可能還需要反擔保。
投入防火墻資金的比例應當是多少呢？投入企業主個人人壽保險的錢，比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就削弱了投資的力度，太低則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一般為占總資產的10-20%。
五、人壽保險的第五大功能：身價單
1.從企業資產配置的角度來看，企業的價值和企業家的價值是不同的
企業的價值和企業家的價值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在一個健康的、穩定經營的企業中，企業價值和企業家價值這兩者的比例一定是平衡的。一個值錢的企業家領導的不值錢企業可以打敗一個不值錢的企業家領導的值錢企業，一個一流的企業家率領的三流企業可以打敗一個三流的企業家率領的一流企業。企業的價值是用貨幣來衡量的，可以是港幣、人民幣或者是美元等，而作為企業家借助了人壽保險這個金融工具，能夠把這種強大的金融工具成功地運用到企業的經營中。
2.從家庭資產配置的角度來看，家庭的核心資產是人壽保單，而不是那些個消費品、日用品和現金。如果把日用品、消費品和現金等都看成是財富，人壽保單就是財富的來源之一，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將成為家庭財富的最主要來源。
3.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有的人是資產，有的人就是負債。人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當人和財富合二而一的時候，人本身就是資產，就是財富。如果利用人壽保單把所有的家庭成員都都變成了資產，而且是優良資產，那這個家庭從此就會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直到繁衍出一個強大的家族。
六、人壽保險的第六大功能：戰略金庫
篇（7）
幾大金融機構分享財管盛宴
我國的各類財富管理機構正在逐步構建出一個層次分明的財富管理行業。未來將形成一批客戶定位清晰、管理資產規模龐大、國際化的大型財富管理機構及一批走精品化路線的中小型財富管理機構。
各大金融機構針對的目標客戶其實并不相同，其所占市場份額也大小不一。投中數據顯示，我國金融財富持續積累，截至2015年末，我國個人可投資財產已經超過100萬億元，而且2016年仍將保持快速增長。
在我國居民資產配置當中，存款占比為40%，房地產占比約35%，其他如股票投資、債券投資總額相加不足20%，體現出我國民眾投資理念仍較為保守務實。
隨著“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的理念逐步被大眾接受，以及我國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人群規模的不斷擴大，財富管理已逐漸成為國內各金融機構業務轉型升級爭奪的焦點。公開數據顯示，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福建6個省市的高凈值人群已經覆蓋了全國高凈值人口總數的55%，財富人口的集聚與人均GDP或地區經濟發達程度具有緊密的聯系。
“目前國內規模最大、最具有影響力的仍然是銀行理財業務”，投中集團分析師張祥向《經濟》記者分析稱，“因為具有傳統商業銀行背景而占有大量客戶群體，銀行可以自然延伸到財富管理領域，因此，傳統商業銀行的財富管理業務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中國財富管理業務的主力軍。”
中國銀行業協會的數據也顯示，當前銀行理財規模穩居財富管理行業首位，且已進入規模穩步提升的通道。2015年我國銀行理財規模已突破20萬億元，預計在2016年，銀行理財規模將超過23萬億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市場信托公司，其以信托財產的多元化及可投資領域的多元化而受歡迎。《經濟》記者從銀監會網站獲悉，信托總財富管理規模已超過15.62萬億元，其主要分為3種類型，分別是央企信托、銀行信托及地方信托。
公募及私募基金公司緊隨其后，總規模接近11萬億元。張祥表示，其中，公募基金管理資產總額約7萬億元，私募基金管理資產總額約4萬億元。在2007年股市快速上行的帶動下，我國基金規模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基金的投資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對沖、量化等新的投資品種上，基金總體規模得到有效增長。此外，以余額寶為主的互聯網基金的誕生，開啟了“互聯網+基金”模式，也意味著基金公司未來打破傳統瓶頸，跨入了新的時代。
南京財經大學中國區域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陸岷峰也向《經濟》記者介紹稱，第三方財富機構經歷了從無到有、迅速崛起的過程。“目前，其財富管理機構總數量已超過萬家，成為財富管理行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可否認，國內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的市場份額依然較小，投中數據顯示，2015年第三方財富管理總資產約為4.68萬億元，占整個財富管理的市場份額約為5%。”
同時，保險公司擁有巨量資產，因而沒人會懷疑其介入財富管理業務的能力。《經濟》記者從保監會獲悉，保險機構資產總額已經超過12.36萬億元，按規定其2016年可用于權益類資產投資的金額約為3.71萬億元。
“這全要歸功于保險行業的快速發展，保費高速增長，保險行業資產管理規模穩定增長”，陸岷峰說，目前保險類機構主要投資的項目有債券、股票和基金。“其一般將總資產的20%-30%用于存款、30%-40%用于債券、10%-20%用于股票和基金。保險類機構主要有兩大優勢，分別為背靠保險母公司自有資金充足和投資領域廣泛。”
銀行霸主地位受挑戰
隨著央行先后開啟降準、降息的閘門，銀行在財富管理行業的絕對壟斷地位將成明日黃花。隨著利率的逐步下降，未來銀行理財的擴張規模將會受限，銀行理財近三年的收益率已呈現下降趨勢，銀行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13年底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為5.68%，2016年銀行理財產品的年化收益率或將逐步降到4%以下。
同時，銀行還在被動承受著來自不同財富管理機構的沖擊和挑戰。由于銀行理財業務還停留在金融產品代銷的初級階段，并不能滿足客戶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在銀行無法拿出更新的經營模式及政略之前，其財富管理業務的發展或還將面臨諸多瓶頸。
業內有批評聲音稱，目前國內絕大部分銀行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財富管理的含義，有些銀行人士甚至認為財富管理只是對高凈值個人高息攬儲的一種方式。另外，銀行將銷售自身理財產品以及基金、證券、信托、私募等投資機構理財產品看作是一種通道業務而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銀行將該業務一股腦地甩給了其子公司。這些做法都使得原本屬于銀行的財富管理份額正在被不斷蠶食。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此并不十分認同，他向《經濟》記者表示，“目前我國很多銀行都是通過子公司開展財富管理業務的，這在國際上是普遍做法，也已經比較成熟，沒有什么不妥。”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劍峰也不認同外界對銀行的批評聲音，他表示，我國銀行的財富管理業務實際上正普遍處于較為寬松的利好環境中。“目前，銀行理財產品既不受基金法的約束，也不受信托法的約束，只受部門法規的約束，這實際上是中國商業銀行獨特的一個創新，是我國銀行業實現綜合化經營的獨特方式。”
殷劍峰稱，從2004年中國商業銀行推出第一只理財產品，中國銀行業的財富管理經歷了12個年頭。“總結而言，財富管理的發展背后有兩個根本的動力。其一是銀行業規避管制的動力，包括規避存款利率的管制、規避貸存比的管制等。其二是中國商業銀行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通過創新來進行綜合化經營的動力。”
未來我國銀行在管理子公司時，要逐漸變得能放能收才好，可以通過人事管理、激勵機制、業務流程設計、信息系統設計等機制，讓銀行資管能夠在銀行業務的板塊和條線中進行運作，實現協同效應，這樣銀行財富管理業務便可有更大發展。
但不可否認的是，財富管理行業的多巨頭格局已經形成，未來等待銀行的絕不會是一馬平川的坦途。海通證券非銀行金融行業高級分析師孫婷向《經濟》記者評論稱，“未來，商業銀行將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建立基于財富管理的核心競爭力，這需要銀行增強資管能力、服務能力、產品融合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
孫婷表示，銀行在發展財富管理業務時，服務能力還有待提高。財富管理應是為個人和家庭提供財富解決方案，這完全不同于銀行目前售賣的理財產品，或其他金融產品的銷售。“為了提高財富管理業務的服務能力，商業銀行需要對現有的投資產品、服務產品和流程做非常大的整合，這些整合甚至需要涉及跨界融合，才能夠真正形成基于財富管理解決方案的服務能力。”
孫婷表示，商業銀行如何塑造基于財富管理視角的核心競爭力，是財富管理業務面臨的巨大挑戰。如果商業銀行能夠盡快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那么銀行一定在財富管理行業能找到對抗其他財富管理機構挑戰的方法。
財富管理面臨多元發展
第三方財富公司等各類機構，正在不斷嘗試加速金融創新以滿足各類投資者日漸復雜化、多元化的需求。
鵬華基金公司研究部副總經理伍旋向《經濟》記者表示，目前來看，我國財富管理基礎產品的結構尚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公募基金資產整體較為單一，約有一半都為貨幣基金，其余多為股票和混合型基金，債券基金和對資產配置全球化有重要意義的QDII基金的占比也很小；投向非標的產品受剛性兌付的影響，尚未形成合理的風險收益預期。”
隨著基金法的不斷完善，基金專項資產管理子公司業務熱情已被點燃，繼銀行之后，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相繼進入公募資管行業，資管市場進一步放開，充分競爭格局已然形成，各類財富管理機構正逐步向著多元化發展。
在討論如何多遠化時，國外的成熟市場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張祥介紹稱，作為財富管理的起源地，歐洲也有著較多的金融產品與投資市場，歐洲財富管理市場的主要產品包括，私人股權投資基金、房地產投資基金、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對沖基金等。歐洲許多的機構投資人為個人投資者提供中介服務，而許多個人投資者除了直接投資基金產品以外，也通過其他產品間接持有機構投資人的份額。
“在歐洲，各監管機構依據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和財富管理產品的性質而專門設計了不同的監管指令，總體上實施的是以產品為主的功能監管。”張祥說。
同樣，美國可供配置的財富管理標的類別也非常多，除了國債、企業債以及固定收益證券和股票之外，還有對沖基金、期貨、期權以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美國的財富管理機構則通過多元化的產品和服務滿足著不同層次客戶的理財需求，在促進其國內金融資源有效分配、優化收入結構、增加養老保障水平等諸多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張祥表示。
例如，美國對于財富管理行業的準入和產品監管都較為嚴格。張祥分析稱，“從產品方面來看，公募產品和管理機構都受到美國證監會的嚴格監管，而私募產品的監管側重于對較大規模管理機構的監管。這有利于保護中小投資者。”
總而言之，美國財富管理市場有幾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首先是產品豐富，能為其社會行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第二是風險可控。其主要的資產配置策略風險性較高，股票在其中占比最高為33%，其次是保險和養老金儲備占比32%。由于其股票市場較成熟，所以市場整體資產流動性較高且風險可控。”張祥表示。
此外，美國財富管理機構類型多樣，市場層次較為分明。資產管理公司、傳統私人銀行、大型券商、中小型獨立券商、獨立財務顧問及家庭工作室是美國主要的幾大類財富管理機構。
“美國財富管理公司的創新意識也較強，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且持續蔓延之時，也沒有減慢創新的步伐，反而在考驗中逐步實現跨越式發展”，張祥認為，“這應該歸功于有效的監管。美國非常注重投資者保護，對基金運作施以嚴格監管，強調建立在托管制度、投資限制和信息披露基礎上的投資者保護。這使得其財富管理市場即使在面臨危機的情況下也具備較強的恢復能力。”
陸岷峰也介紹稱，“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第三方財富管理占據整個財富管理市場份額的60%以上。在我國臺灣、香港等地也占30%左右，所以伴隨著我國富裕人群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預計未來發展潛力最大，速度最快的將是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
通過對比國外成熟市場，可以看到我國財富管理市場有著不小的進步空間。但伍旋也表示，我國財富管理行業多元化、正規化的進程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國財富管理行業已具備了一定規模，財富管理機構類型也在逐漸多元，基礎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多、質量也有提高，分業監管體系已基本建立，民眾的理財意識同樣在逐步增強。我國財富管理行業未來可以繼續發展壯大基礎產品市場，在不放松投資者保護的前提下，拓展各類投資產品的投資范圍，適當減小投資限制，為財富管理提供風險收益豐富的配置選擇。”
篇（8）
1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原因分析
1.1風險因素
“無風險，無保險”，風險是保險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客觀依據。風險具有客觀性和發展性，隨著經濟的發展，風險也在發展，人們在使某些風險損失減少的同時又創造了新的風險。
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使產業結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出現了電子計算機技術、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業，創造出了數倍于歷史上任何時代的物質財富。但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壞性更大的風險。在現代社會風險日益增加的情況下，人們對保險的需求也日益強烈，從而使得作為風險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保險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
風險和風險的管理方式是共同發展的。經濟的增長促進了風險的發展，新的風險的發現及解決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帶動的人類實踐向縱深的發展的同時，也會不斷的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1.2財富因素
一國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響保險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險需求隨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險的儲蓄性決定的。短期內，由于平均消費傾向遞減，作為互補的平均儲蓄傾向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遞增。按照Kuznets的實證研究，長期內，平均消費傾向是恒定的，但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加，儲蓄總量也在增加。保險具有儲蓄的性質，決定了保險的需求會隨著人們的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險的保障性質決定的。對于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可以運用效用理論。面對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問題，可以將期望值看作一個經濟項目的價值，這就是期望值原則。無論面對怎樣的隨機損失X，付出數額E(X)就不會感到有差異。但多數決策者并不按照這一原則，初始財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決策。保險需求的財富彈性是指，個人財富的變動率所引起的保險需求的變動率。“如果我們假定所有國家都沿著一條共同的發展道路前進，就可以從研究中得出一條合理的結論，即保費的收入彈性大于1。”說明國民收入的一定增長會產生保費收入的更大規模的增長。
1.3人口結構的變化
經濟的發展也會使社會中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壽險產品的需求。經濟的增長使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也使人們的期望壽命增長，對壽險作為儲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強烈。另外，長壽意味著壽險價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齡的人的分布情況，以及與此對應的財富的分布狀況，是影響保險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與人壽保險的關系更為密切。
此外，由于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有穩步增長的趨勢。養老保險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們超長存活而無經濟來源。因此，平均壽命的增長也促進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我國較高的少年兒童贍養率，對壽險構成了顯著的正面影響，同時我國正在增加的老年贍養率，也將使我國壽險業受益。
1.4意識水平的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和人口遷移的頻繁，傳統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特別是對外開放以后，經濟發達國家一些進步、文明觀念的引入，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變了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險，與許多新生事物一樣將越來越為大眾所認識、所接受。隨著經濟的發展，受教育的人口越來越多，相應的教育投資也越來越大，這其中包括對保險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學轉化為更廣泛的技術和生產力的重要環節，這樣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進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1.5社會經濟體制的變化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諸如儲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術創新活躍等因素，是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發展的表征，而不是發展的原因。從根本上看，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發展就不會出現。每個人必須受到激勵，才會去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為此，需要設計某些機制，使社會收益率與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為了使經濟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地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這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對保險產生相當的影響。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會擴大總需求，從而加大保險需求，反之，減少保險需求。如果政府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使貨幣需要大于貨幣供給，可能因而減少保險的購買；反之，則增加保險的購買。
2我國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實證分析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內容是方方面面的，我們僅從經濟產出的總量上來分析對保險消費的影響，用國民生產總值這一變量來代表經濟增長。這里運用簡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簡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為了研究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但相關關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關系，因為某一變量的變動與另一個變量密切相關并不一定說明一個是因，另一個是果，如果變量的變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那么這種分析的效果必然會減弱。結構模型根據變量之間聯系方式，找出他們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問題。我們這里之所以選擇簡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說明：第一，如果經濟的增長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稅收制度等不變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費和儲蓄，并且這種作用是直接的。這樣包含國民生產總值和保險消費變量的簡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國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貨幣因素影響的非均衡的增長，則為了使經濟回到均衡點，政府會運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通過提高利率來抑制消費增加儲蓄。一方面實際的傳導機制或者還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傳導機制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會受到限制，使結構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鑒于以上的兩點分析，我們這里選擇簡化式的模型（見附圖）。
我國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大致呈現一致性，說明國民收入是影響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國的保險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其中有許多的因素。例如，保險產品替代品的價格、體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將運用如下的模型進行分析，
InY=?琢1+?琢21nX+?著
Y:保費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琢1，?琢2：回歸系數；?著：隨機干擾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結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為0.983，調整的R2為0.982
可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通過各種檢驗，反映了國民生產總值和保費收入之間的關系。這里的常數值并沒有實際的意義。
對上式求導，dY/Y=1.765dx/X，即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實際的保費收入預期會增加1.765%。這里的收入彈性是總體的彈性，包括壽險與非壽險之和。與壽險業相比較，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相對發展穩定。
如果隨著財富的增加，人們趨向于更加的風險規避，即前文中我們的效用函數的選擇是合理的，那么我國壽險業與國民收入的關系就是比較合理的。因此，同樣我們可以得到關于非壽險業務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該模型也能夠很好地通過各種檢驗。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大致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結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國際范圍內的非壽險收入彈性，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非壽險收入彈性分別為1.14和1.75。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介于二者之間，大致有兩種原因：第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使風險因素和風險事故增加，促進了對保險這種風險分擔機制的依賴。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國的非壽險的收入彈性。實際上，在非壽險業務的內部，各種不同的產品對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樣的。
影響壽險業發展因素多于非壽險業的，所以使壽險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我國的壽險業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為：
1nY=-25.690+2.891nX
Y：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這個模型的統計檢驗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夠較好的反映二者的關系。我國壽險業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2.89，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為，第一，人們隨著財富的增加風險態度趨于更加的風險厭惡；第二，市場利率風險使人們選擇了相對穩定的保險這種儲蓄方式；第三，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場中介問題）以及保險人對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樣本數據較少，存在高估壽險業收入彈性的可能。
可見，無論壽險業還是非壽險業，都與國民生產總值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我國保險業高速增長的基礎，這為實際業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參考文獻
1孫祁祥,孫金勇.保險需求因素分析——兼論中國保險業增長潛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2卓志.我國人壽保險需求的實證分析[J].保險研究，2001(5)
3鄒薇.經濟發展理論中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篇（9）
1 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原因分析
1.1 風險因素
“無風險，無保險”，風險是保險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客觀依據。風險具有客觀性和發展性，隨著經濟的發展，風險也在發展，人們在使某些風險損失減少的同時又創造了新的風險。
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使產業結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出現了電子計算機技術、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業，創造出了數倍于歷史上任何時代的物質財富。但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壞性更大的風險。在現代社會風險日益增加的情況下，人們對保險的需求也日益強烈，從而使得作為風險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保險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
風險和風險的管理方式是共同發展的。經濟的增長促進了風險的發展，新的風險的發現及解決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帶動的人類實踐向縱深的發展的同時，也會不斷的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1.2 財富因素
一國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響保險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險需求隨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險的儲蓄性決定的。短期內，由于平均消費傾向遞減，作為互補的平均儲蓄傾向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遞增。按照Kuznets的實證研究，長期內，平均消費傾向是恒定的，但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加，儲蓄總量也在增加。保險具有儲蓄的性質，決定了保險的需求會隨著人們的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險的保障性質決定的。對于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可以運用效用理論。面對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問題，可以將期望值看作一個經濟項目的價值，這就是期望值原則。無論面對怎樣的隨機損失X，付出數額E(X)就不會感到有差異。但多數決策者并不按照這一原則，初始財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決策。保險需求的財富彈性是指，個人財富的變動率所引起的保險需求的變動率。“如果我們假定所有國家都沿著一條共同的發展道路前進，就可以從研究中得出一條合理的結論，即保費的收入彈性大于1。”說明國民收入的一定增長會產生保費收入的更大規模的增長。
1.3 人口結構的變化
經濟的發展也會使社會中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壽險產品的需求。經濟的增長使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也使人們的期望壽命增長，對壽險作為儲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強烈。另外，長壽意味著壽險價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齡的人的分布情況，以及與此對應的財富的分布狀況，是影響保險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與人壽保險的關系更為密切。
此外，由于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有穩步增長的趨勢。養老保險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們超長存活而無經濟來源。因此，平均壽命的增長也促進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我國較高的少年兒童贍養率，對壽險構成了顯著的正面影響，同時我國正在增加的老年贍養率，也將使我國壽險業受益。
1.4 意識水平的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和人口遷移的頻繁，傳統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特別是對外開放以后，經濟發達國家一些進步、文明觀念的引入，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變了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險，與許多新生事物一樣將越來越為大眾所認識、所接受。隨著經濟的發展，受教育的人口越來越多，相應的教育投資也越來越大，這其中包括對保險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學轉化為更廣泛的技術和生產力的重要環節，這樣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進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1.5 社會經濟體制的變化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諸如儲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術創新活躍等因素，是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發展的表征，而不是發展的原因。從根本上看，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發展就不會出現。每個人必須受到激勵，才會去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為此，需要設計某些機制，使社會收益率與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為了使經濟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地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這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對保險產生相當的影響。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會擴大總需求，從而加大保險需求，反之，減少保險需求。如果政府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使貨幣需要大于貨幣供給，可能因而減少保險的購買；反之，則增加保險的購買。
2 我國經濟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的實證分析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內容是方方面面的，我們僅從經濟產出的總量上來分析對保險消費的影響，用國民生產總值這一變量來代表經濟增長。這里運用簡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簡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為了研究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但相關關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關系，因為某一變量的變動與另一個變量密切相關并不一定說明一個是因，另一個是果，如果變量的變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那么這種分析的效果必然會減弱。結構模型根據變量之間聯系方式，找出他們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問題。我們這里之所以選擇簡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說明：第一，如果經濟的增長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稅收制度等不變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費和儲蓄，并且這種作用是直接的。這樣包含國民生產總值和保險消費變量的簡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國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貨幣因素影響的非均衡的增長，則為了使經濟回到均衡點，政府會運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通過提高利率來抑制消費增加儲蓄。一方面實際的傳導機制或者還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傳導機制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會受到限制，使結構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鑒于以上的兩點分析，我們這里選擇簡化式的模型（見附圖）。
我國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大致呈現一致性，說明國民收入是影響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國的保險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其中有許多的因素。例如，保險產品替代品的價格、體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將運用如下的模型進行分析，
InY=?琢1+?琢21nX+?著
Y:保費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琢1，?琢2：回歸系數；?著：隨機干擾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結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 (0.0000)
F=1160.374
R2為0.983，調整的R2為0.982
可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通過各種檢驗，反映了國民生產總值和保費收入之間的關系。這里的常數值并沒有實際的意義。
對上式求導，dY/Y=1.765dx/X，即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實際的保費收入預期會增加1.765%。這里的收入彈性是總體的彈性，包括壽險與非壽險之和。與壽險業相比較，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相對發展穩定。
如果隨著財富的增加，人們趨向于更加的風險規避，即前文中我們的效用函數的選擇是合理的，那么我國壽險業與國民收入的關系就是比較合理的。因此，同樣我們可以得到關于非壽險業務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該模型也能夠很好地通過各種檢驗。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大致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結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國際范圍內的非壽險收入彈性，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非壽險收入彈性分別為1.14和1.75。我國的非壽險業務的收入彈性介于二者之間，大致有兩種原因：第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使風險因素和風險事故增加，促進了對保險這種風險分擔機制的依賴。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國的非壽險的收入彈性。實際上，在非壽險業務的內部，各種不同的產品對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樣的。
影響壽險業發展因素多于非壽險業的，所以使壽險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我國的壽險業的保費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回歸模型為：
1nY=-25.690+2.891nX
Y：壽險業務收入；X：國民生產總值。
這個模型的統計檢驗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夠較好的反映二者的關系。我國壽險業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2.89，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為，第一，人們隨著財富的增加風險態度趨于更加的風險厭惡；第二，市場利率風險使人們選擇了相對穩定的保險這種儲蓄方式；第三，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場中介問題）以及保險人對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樣本數據較少，存在高估壽險業收入彈性的可能。
可見，無論壽險業還是非壽險業，都與國民生產總值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我國保險業高速增長的基礎，這為實際業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參考文獻
1 孫祁祥，孫金勇.保險需求因素分析——兼論中國保險業增長潛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2 卓志.我國人壽保險需求的實證分析[J]. 保險研究，2001(5)
3 鄒薇. 經濟發展理論中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篇（10）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6）02-0046-04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針對實物財富或者貨幣財富進行的分配過程是自然經濟規律的客觀作用。根據克拉克的思想，勞動、資本、技術、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得到各自貢獻的部分，是初次分配過程中經濟效率與實現公平的體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主流的分配思想并未考慮公共要素對于財富創造的作用，相應的，也就沒有將公共要素的分配計入其中。
一、當前分配問題的研究思路及現狀述評
（一）當前分配理論的研究思路
主流經濟學對于分配問題的研究，有著不同的視角。總體而言，收入分配指的是對收入進行的分配，即收入是分配這一活動的標的物。當前關于分配問題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思路，即在資本、土地、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創造出收入以后，就進入了對收入進行分配的過程，以總收入為基礎，將分配分為三個層次，即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以市場為主導，主要注重發揮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即效率問題;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主要以政府部門為主導，解決公平性的問題。這一思路蘊含的基本前提是，三次分配的標的物即總收入，都是由資本、土地、勞動、技術等要素創造的。
圖1主流經濟學的分配邏輯
（二）研究現狀述評
當前國內的研究現狀是，對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分配格局問題、多層次的收入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均等化等方面的關注較多，再分配領域的研究則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為主，這與社會轉型的特殊背景有很大相關性。眾多研究資料各自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但是整體上存在以下問題：第一，擴大公平與效率的分歧。現有研究資料顯示，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研究者對于公平與效率的權衡取舍都在矛盾中進行，也難以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既符合福利最大化又滿足效率最大化的平衡點。初次分配對于效率的客觀要求是財富增加的重要動力，而再分配對于公平的價值取向是財富增加的重要條件。“做大蛋糕”與“切蛋糕”孰輕孰重始終是一個待解的難題。第二，縮小分配的標的物范圍。當前的分類方式中，初次分配的標的物主要是物質性財富，可以直接用貨幣進行衡量。再分配的標的物實質上也是物質性財富，只不過是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稅收等手段實現。除此之外，還存在多項非物質性財富，對于財富的再創造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無法進行貨幣化衡量，這些并未包含在其中。第三，拉大了不同分配層次的界限。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之間是相互影響與制約的關系，界限并不清晰。
基于此，本文認為，全面分析分配問題，合理把握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均衡，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總收入的創造過程，除了公認的生產要素以外，還存在哪些有助于增加總收入的要素？如果這些要素參與了收入的生產過程，那么是否又參與了分配過程？ 首先需要確定的一點是，影響收入創造的要素，必定影響收入的分配。
二、重構分配邏輯
傳統對分配問題的研究主要以消費型（貨幣型）收入為主，而這類收入又是由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創造的。如果將收入的范圍擴大，將公共要素納入收入的生產函數中，則顯然會產生不同的分配邏輯。
（一）關于分配的標的物
1.收入。收入是一個流量概念，一般指經濟利益的總流入，即傳統經濟學中分配的標的物。對于國家來說，采用的是國民收入的概念，是指物質生產部門勞動者在一定時期所創造的價值。對于個體來講，收入指個人從各種途徑所獲得的收入的總和，包括工資、租金收入、股利股息及社會福利等所收取得來的收入。該指標是預測個人的消費能力、未來消費者的購買動向及評估經濟情況好壞的一個有效指標。在此基礎上，傳統經濟學一般認為收入分配指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在一個社會內部的不同集團之間、不同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割或占有，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或社會經濟體制條件下，根據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原則和收入分配機制實行的經濟運行過程，是社會經濟活動系統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2.收益。收益是一個比收入范圍更廣的流量概念，是廣義的收入。亞當?斯密將“收益”界定為“那部分不侵蝕資本的可予消費的數額”，即收益是財富的增加;歐文?費雪在《資本與收益的性質》一書中對收益進行了分類，即精神受益、實際收益、貨幣收益。當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實際收益，即物質財富的增加;林德赫爾將收益解釋為資本在不同時期的增值，視收益為利息;希克斯則認為收益是在期末、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程度的前提下，一個人可以在該時期消費的最大金額。從漢語語義學上來講，“益”指好處或利益，與“害”相對。“收益”即得到的好處。在這個角度上來說，收益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內涵，尤其在公共經濟活動層面。
3.財富。財富是一個存量概念，是本文所分析的分配的標的物。在許多國家，財富包括對基礎服務的享受，如醫療衛生，以及對農作物和家畜的擁有權。財富的定義有很多：色諾芬認為財富就是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諸如馬、羊、土地等有實際用處的東西;亞里士多德指出真正的財富由使用價值構成;早期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亞當?斯密將財富既理解為價值即社會財富，又理解為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李嘉圖則認為在財富中還含有不是由人力取得的一些物品;馬克思將財富理解為社會財富，并將社會財富歸結為勞動產品;《辭海》對財富的定義是“具有價值的東西”;《現代經濟詞典》對財富的定義是“任何有市場價值并且可用來交換貨幣或商品的東西都可被看作是財富。它包括實物與實物資產、金融資產，以及可以產生收入的個人技能。當這些東西可以在市場上換取商品或貨幣時，它們被認為是財富。財富可以分成兩種主要類型：有形財富，指資本或非人力財富;無形財富，即人力資本”。
綜合各個不同的概念，可以將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概括：收入是收益的一個類別;不同類型的收益總和即是財富。
（二）財富分配前提：財富創造
以財富為分配的標的物，是重構分配邏輯的前提。以此為基礎，首先分析財富的創造過程，即財富是由哪些因素生產出來的（流程1），再分析財富的分配過程（流程2）。
圖2財富分配邏輯圖
1.財富：生產、分配與再生產。第一，財富的創造過程。在流程1中，市場性生產要素和公共性生產要素共同參與了財富的創造。一般來說，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要素是生產財富的主要要素，同時，安全、機會、教育、健康、社會保障、政策與制度、合作等也對財富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意義。前者可以概括為能夠通過市場交易的市場性生產要素，后者可以概括為公共性生產要素。第二，財富的分配過程。一般來說，凡是影響財富來源的因素，都會影響財富分配。在流程2中，基于公共性生產要素和市場性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過程劃分為市場分配和公共分配就成為合理的邏輯。個體通過市場分配的方式獲得相應的收益，個體通過公共分配的方式索取相應的權益。第三，財富的再創造過程。在流程3中，不管何種形式的財富分配，其最終目的都是通過新的分配結果來促進財富的進一步生產，即財富的再創造過程。而市場分配與公共分配的結果影響著財富的再創造。
2.公共性生產要素與市場性生產要素。財富是生產要素創造的結果，財富總量的增加是公共性生產要素和市場性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市場性生產要素豐富而公共性生產要素稀缺，財富總量難以達到最大化;市場性要素稀缺而公共性生產要素豐富，同樣不是最優的組合。只有二者以合適的比例組合的時候，才能形成公平的、富有效率的社會。
首先，市場性生產要素。市場性生產要素是可以在市場上交易的生產要素。主流的經濟學理論認為，財富是由一系列能夠直接生產產品（有形）或服務（無形）的要素在經過合理的組合后創造的，這些要素包括土地、資本、技術、勞動、知識、管理等，可將其統稱為資源。資源的所有者在擁有明確產權的前提下，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以獲取收益，在這一過程中，各種生產要素價格體系得以形成。在此基礎上，市場分配的目標是保證個體獲得參與市場活動的報酬，以投入獲得產出為基本原則，以競爭為基礎，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照對財富的貢獻度各自獲得相應的份額，是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利益的分配。
其次，公共性生產要素。除市場性生產要素以外，還存在另一類要素，同樣在財富的創造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卻被忽略或者說未被納入生產要素理論中（對于分配的重要性已經有很多論述。但是還沒有從生產或者財富創造的角度進行分析的），這一類要素由公共分配產生，不能通過在市場上進行有價交換以獲取私人收益，但是對于個體來說，是有著明確的歸屬權，與產權意義有所差異的是，此歸屬權是建立在個體基于公民身份獲取的法律權利基礎上的。“公共”意味著非排他，即集體成員在相應的范圍內共享收益。從國家層面來講，即是社會公眾普遍享有的收益。具體來說，公共性生產要素是指進行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時所需要的公共資源，是維系經濟秩序和社會制度必須具備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社會制度等，是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市場性生產要素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不同，公共性生產要素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全社會范圍內對個體進行分配，進而構成個體用以創造收入的財富。從分配結果來看，在市場掙得的收入是一種報酬，但不是唯一的報酬。對于很多人尤其是弱勢群體而言，能否獲得創造財富的機會同樣是重要的，公共性生產要素則提供了這一機會，這也正是公共分配的重要意義所在。
三、財富分配：個體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
財富的生產過程是各類生產要素由分散走向集中的過程，其集中的指向是財富的創造;而財富的分配過程則是財富由集中走向分散的過程，分散的指向是不同類型的收益，以促進形成新的生產要素組合，并最終被生產要素所有者投入到財富的再創造過程中。在分配（分散）過程中，經由市場性生產要素和公共性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財富，按照各自的貢獻轉化為具體的收益，即要素所有者的全部收益是公共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共同作用。因此，分配的核心正是收益的具體分配方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收益既是任何層次分配的起點，也是分配的終點。
基于財富的豐富內涵，以及兩種類型生產要素可能產生的財富類型，可以將國民財富分為個體財富、共同財富和公共財富，對財富總量進行的分配進而形成收益，即個體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這一分類的基礎是個體的三重身份，即獨立人、組織人、社會人，即個體以獨立人身份獲得個體勞動收益、以組織人身份獲得組織收益、以社會人身份獲取公共收益），每個類別的收益都是市場分配與公共分配的共同作用，也是由市場性生產要素和公共性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
（一）個體直接收益
國家或者社會的財富在經過一系列的分配過程之后，一部分轉化為個體的直接收益。個體直接收益是指作為獨立人的個體所獲取的勞動收益，是一種獨占性收入，以個體對社會財富的貢獻度為衡量依據所獲得的收益，是個體憑借自身具備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能力所實現的貨幣凈流入，是可以用貨幣進行衡量的收入。如扣除各種稅費的工資（純收入）。
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為個體以貢獻度為基礎獲得勞動收益提供了基礎。個體貢獻度的衡量依據主要是其擁有的市場性生產要素。個體的勞動技能、時間投入、知識水平等都是財富產生的基礎，基于投入獲得相應的報酬是基本的經濟準則。在這一過程中，個體之間所擁有的市場性生產要素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貢獻度，進而成為差異化的個體收益的產生基礎。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注意和應該優先解決的是，如何保障個體獲得應得的直接收益而避免出現應得未得的問題。這既關乎經濟效率的實現，也影響財富的再創造。市場分配的有效程度對于個體直接收益的獲得有著關鍵的影響。
（二）共同收益
個體作為組織人獲取的共同收益，即個體憑借自身具備的組織成員身份而獲得的收益，是一種分享性收益，是與其他成員共同分享的收益。共同收益是以個體對組織財富的參與度為衡量依據所獲得的收益。組織人共同收益的獲得，是其分享組織發展成果的表現。如各類組織的年終獎設置。
個體以參與度作為獲取共同收益的依據，是建立在合作收益的基礎上的。組織內部不同個體之間的合作方式，對組織財富的創造有著重要的影響。具體來說，個體以組織人而不是獨立人的身份參與經濟活動，核心在于預期通過組織作為載體，與組織內成員進行合作，充分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以實現組織創造的總財富大于單獨個體創造的財富之和的目標。假設存在互補個體A與B，個體A能夠獨自創造Ta的財富，B能夠獨自創造Tb的財富，而A和B以組合的形式開展經濟業務能夠創造Tc的財富，Tc>Ta+Tb。其中Tc-（Ta+Tb）即為應該重新分配給A和B的共同收益。對于共同收益的分配要解決以下關鍵問題，即如何保障組織人獲得合理而不是過高或過低的共同收益，換言之，組織人以各自承擔的合作成本作為分享共同收益的基礎，此合作成本即為參與度。
（三）公共收益
第三層次是個體和組織作為社會人獲取的公共收益，是一種共享性收益。公共收益是以個體和組織（生產要素所有者）對社會財富的關注度為衡量依據所獲得的收益。如退休人員對發展成果的共享，其以定期提高的養老金為內容，并不對制度內的個體進行區分。
對公共收益的分析首先要明確社會人獲取公共收益的基礎。社會人在財富創造過程中所產生的公共需求是對公共收益進行分配的根源，每個個體都通過對社會事務的關注來表達自身的公共需求，并進一步以持續關注的方式對具體的分配情況進行監督。首先，無論是獨立人還是組織人，都需要在安全的環境、產權的保護、法律的制約下開展財富的生產。此為基礎一;其次，從獨立人的社會屬性來看，要想避免貧困者日益貧困、富裕者愈加富裕的馬太效應，應該保證每個獨立人擁有創造財富的機會，在機會與能力的共同作用下，獨立人之間的差異化所得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其中以公民身份獲取自公共教育的知識、獲取自公共衛生的健康、獲取自公共法規的機會與權利、獲取自公共政策的信息等，都為獨立人提供了創造財富的機會。此為基礎二;最后，從組織人的社會屬性來看，公平的交易秩序、自然的市場體系、一致的制度規則等是每個組織人所必需的基本條件，能否通過公共收益的分配實現以上各類公共需求的有效滿足，是判斷當前以及預期財富總量的依據。此為基礎三。
四、現實解釋：以養老保障體系為例
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以世界銀行提出的五支柱模式為基礎，目前主要包括三支柱，即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個人商業養老保險。而關于世界銀行主張建立的“零支柱”和“第四支柱”，盡管我國并沒有予以明確，但是實際上還是有相應的體系實現這兩個功能的，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差別在于，世界銀行主張國家責任的均等體現，每個國家公民均可享有，而低保存在諸多限制條件。關于第四支柱，基本上與我國長期存在的家庭養老是一致的。
針對現狀，以本文提出的財富新論為基礎，有助于找出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的完善路徑。在構成圖中（見圖3），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產生的收益可以按照個體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的類別進行劃分：
圖3養老收益分配構成圖
（一）存在問題
第一，零支柱。我國零支柱的養老體系尚未建立，國民并未以公民身份獲得基本養老金，也就是說個體并未以社會人的身份自國家獲得這一公共收益。而實際上，作為國民養老金的主要來源――國家稅收，正是由全體國民共同創造的，理應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第二，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收益具有個體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的三重屬性，這一屬性集中體現在個人、用人單位、國家的三方繳費責任，同時具有獨立人、組織人、社會人身份的個體可以在這一體系中獲得收益。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具有以上三重身份的個體并不能均等化地享有三類收益，并集中體現在農業轉移人口群體。
第三，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具有明顯的個體收益、共同收益屬性。處于市場競爭中、以組織優勢（資金、技術、人才等）實現財富總量的創造，基于此前提，個體以組織人身份（用人單位的繳費責任）和獨立人身份（個體的繳費責任）獲得企業年金產生的養老收益是合理的。以此衡量企業年金體系，可以直觀的總結存在的問題，即大部分建立企業年金的組織具有明顯的壟斷特征。
第四，第三支柱。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具有明顯的個體收益屬性。在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產品（保單）中，個體以繳納保費的形式、以保險公司為載體，實現老年風險的化解。然而，當前商業養老保險并未發揮應有的支柱作用。
第五，第四支柱。個體以血緣、親緣關系在家庭中獲得基本的養老收益，一直是我國主要的養老保障模式，尤其在中國的農村地區，這一特征更為明顯。但是，在當前家庭結構逐漸改變、老齡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家庭養老實際發揮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
（二）解決思路
第一，構建零支柱，建立國民養老金。以公民身份建立惠及全民的國民養老金，以實現個體最低的養老保障。國民養老金的建立，可以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基礎，改革當前的繳費方式，即實現“繳費型”向“非繳費型”的轉變。
第二，完善第一支柱。在城鎮化的背景下，將農業轉移人口全部納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有助于大數法則基礎上的制度本身的可持續性，也是國家推行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的基本體現。
第三，改革第二支柱。對壟斷企業加強監管，對非壟斷企業提供支持，是改革企業年金的基本路徑。
第四，鼓勵第三支柱的發展。商業養老保險的功能發揮，可以通過與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予以實現，以此解決個體繳費困境。
第五，對第四支柱予以支持。家庭養老困境的緩解，在于解決當前家庭養老服務人員不足、經濟支持不足的問題，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以第三方組織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日常服務。
結語
無論按照哪種方式進行財富分配，其邏輯基礎在于保障每一項參與財富創造的要素都能夠獲得應有的報酬。以此為基礎，需要調整思維模式，重新審視財富的生產要素，將各項公共要素納入其中，賦予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有的權重，這既是有關經濟總體效率的基本問題，也是有關社會總體公平的基本內容。在我國城鎮化持續推進、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各項改革處于關鍵階段的總體背景下，以新的視野研究分配問題，無疑是一項新的嘗試。
參考文獻：
[1]喬?B?史蒂文斯.集體選擇經濟學[M].楊曉維，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92.
[2]席恒，雷曉康.合作收益與公共管理：一個分析框架及其應用[J].中國行政管理，2009，（1）.
[3]席恒.公與私：公共事業運行機制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