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融合發展的意義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產業融合發展的意義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創意產業目前在國外是發展勢頭最為強勁的產業，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也逐漸興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將創意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給予高度重視。旅游業作為以滿足人們愉悅需求為根本目的的時尚產業，無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宣傳促銷，都與創意產業密切相關。將文化創意植入到旅游業中，用文化創意帶動旅游業的發展，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旅游業發展的趨勢。

一、產業發展背景

1.創意產業蓬勃興起，成為推動行業發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經濟進入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背景下，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正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創意”更被認為是決定經濟效益的關鍵因素。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就曾經認為“真正推動20世紀90年代巨大繁榮的不是充沛的資金投入或高科技創業潮，而是各種噴薄而出的人類的創意”。“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所以新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理查德·弗羅里達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創意也是一種資本形式——可稱之為“創意資本”。人們的新理念、新技術、新商業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產業，這些就是“創意資本”。經濟要發展、繁榮，那么各種類型的組織(個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國家)都必須培育、推動、激發和投資于創意。創意思維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創意在城市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推動作用，創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

創意產業的出現可謂是知識、文化在經濟發展中地位日益增強的結果。創意產業內涵的關鍵是強調創意和創新，從廣義上講，凡是由創意推動的產業均屬于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可以與多種產業相融合，提高他們的觀念價值。而且其產業資源、產業要素、產業運營可以圍繞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動態組合，從而促進產業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創意產業是一種發展模式的創新，是對傳統的產業發展邏輯的顛覆。在技術進步、產業融合、消費轉型的新時代背景下，它對于包括旅游業在內的其他很多產業的發展都具有指導意義，為世界各國在知識經濟全球競爭中帶來新的發展思路和途徑，創意產業與其他行業的融合發展也被我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提到了極重要的戰略地位。

2.旅游產業發展步入瓶頸，亟待升級轉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旅游業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形勢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我國旅游業已經進入了重大戰略調整期，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戰略調整的重中之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旅游產業的轉型發展和升級換代，是我國旅游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關鍵任務。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就是要轉變旅游產業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發展形態，實現我國旅游產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方向轉變，由注重規模擴張向擴大規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轉變，由注重經濟功能向發揮綜合功能轉變。因此，旅游業態創新會是實現我國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所謂旅游業態創新即通過圍繞著旅游產品的生產、經營和流通等各環節上的具體方法和過程的創新。旅游業態創新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業態融合是旅游業態創新的最主要形式和發展趨勢，如會展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會展旅游業、工農業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工農觀光業、文化休閑業和旅游業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閑旅游業等等。隨著創意產業的日益興起，創意產業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對重塑旅游業的產業體系將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創意產業所具有的創新性、滲透性、高增值力、強輻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將為旅游業注入持續發展的生機和動力。可以預見，旅游產業與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將是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必將對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升旅游產業能級、促進旅游產業轉型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創意產業對深化旅游發展凸顯的作用

1.拓寬旅游資源范圍。在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中，確定了我國旅游資源有8個主類和37個亞類，155個基本類型，看似涵蓋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個方面。然而，旅游資源的范圍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旅游資源的功能性內涵決定了旅游資源是在動態地發展變化的，其范圍和深度是隨著人們的消費需求、認識水平、開發水平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而在這一范圍的拓展中，創意產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創意產業以其獨特的趣味性、知識性、時尚性、創新性不斷地將新鮮的元素注入到旅游產業發展中，并能夠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類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和各類動態與靜態的活動，賦予其旅游資源的功能，從而將原本不被視作旅游資源的轉化為時尚的旅游吸引物。網絡游戲、動漫樂園、loft、soho、博物館、音樂節、影視基地等等都是伴隨著創意產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創意產業園區本身就成為了一個旅游景點，如北京“798”藝術區、上海“8號橋”現今已經成為城市的旅游新地標，吸引著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篇（2）

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提供依托。創意產業本質上是知識密集型產業，能夠有效地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產業創新能力不足等制約問題。泛長三角經濟區的地理位置、人才儲備以及經濟基礎等，為制造業的革新和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由于人力成本提高、資源環境惡化等因素，江浙滬地區制造業發展漸入瓶頸，于是以創意產業為主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成為該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安徽省在加快產業承接、積極促進產業轉型、大力發展制造業的同時，積極尋求創意產業的聯動發展。創意產業體現了高度的產業融合，其中制造業是創意產品重要的融入方。創意產業為制造業提供創新設計，從而提高制造業的競爭能力，制造業為創意產業培育市場或客戶。未來泛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結構轉型，將體現為創意產業與制造業的融合發展。

究竟如何衡量創意產業對制造業的融合程度？在融合發展過程中，創意產業和制造業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如何發揮創意產業的創新融合功能，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本文根據1997年、2002年及2007年全國和泛長三角經濟區三省一市的投入產出表，對制造業和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進行比較分析，為該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建議。

1.文獻綜述

我國區域制造業綜合發展能力總體提升，但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綜合發展能力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以制造業、服務業等為代表的產業接力式發展為泛長三角區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產業支撐；孔偉杰指出企業創新能力是企業轉型升級最關鍵的因素，單純依賴于出口數量擴張無益于企業轉型升級甚至可能出現負向效應，而發達國家的后向技術關聯效應將會激發企業轉型升級。但自主創新對制造業結構的作用受創新類型、創新結構、創新成果轉化等因素的影響；Mac-pherson通過對紐約市制造企業與外部生產業之間關系分析后，發現制造企業對研究、設計、產品開發等外部生產的需求顯著增強。

對于創意產業與制造業產業的融合發展，Fredfiklin等指出：產業之間的傳統邊界正在模糊，產業融合的演進同時在企業和產業層面展開，主要過程包括知識融合、技術融合、應用融合和產業融合。創意產業的出現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顛覆，是基于經濟運行系統的創新；創意產業對傳統產業的影響，主要靠占領設計前沿、應用新技術和形成密集但自由的創新者、生產者、消費者的新網絡而保持競爭優勢；新創意衍生出的新產品和新市場以及更多創造財富的機會，將促使一國經濟成長和轉型；創意產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是突破代工型經濟瓶頸、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有助于強化企業對危機的抵御能力，從而加快形成完整的創意產業價值鏈；張勝冰指出包括工業設計、廣告設計、咨詢策劃等在內的工業創意活動，體現了創意產業與生產業良好的交叉融合；而文化產業與制造業多通過延伸融合、交叉融合和關聯融合三種機制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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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Pine Ⅱ B.J.，Gilmore J.H..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4）：97.105.

[2]陳少峰.中國文化企業報告2014[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194.

[3]單元媛.高技術產業融合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4]韓小明.對于產業融合問題的理論研究[J].教學與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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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無論是利用外資，還是外貿進出口以及參與國際分工方面均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據測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截至目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另一方面，我國利用外資也呈現總體攀升的態勢，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國際背景下，我國2009年非金融類FDI累計達433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6.5％，在這一層面上構成了世界范圍內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開放宏觀經濟學認為，外向型經濟的提升與國內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全球化戰略、本土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隨著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化與提升，可以促進本土企業微觀生產率的提升，進而帶動宏觀經濟增長乃至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這一論點得到了國內外眾多研究者的認可。例如，GVC理論的開創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化國家或地區的擴散和延伸可以導致這一系列國家和地區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機制的自動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發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多國公司通過控制全球的生產、制造和交易，來維護自身的主導地位，并通過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投資的最優配置，結果往往將低附加值的產業實現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并形成在轉入地的外資集群。在此基礎上，愛德蒙德指出，進入本土的跨國公司如若與本土企業建立緊密的上下游關系，技術溢出越明顯，進而得到本土企業能夠通過這種外資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內獲得比分散情況下更多的技術外溢效應。

國內眾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沈坤榮等曾對國內有關FDI的技術外溢方面的研究進行動態歸納和整理，結果發現，眾多學者傾向認為FDI企業對于我國具有正向的技術外溢效應，至少在不同行業之間或地區內部具有較為明顯的正向外溢效應。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實踐給人的直觀感覺也似乎印證了這一點，即我國外向型經濟的貢獻已不單純體現在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上，而是囊括了經濟發展、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這一領域的資深專家劉志彪教授等推出的專著《全球化中中國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理論分析和戰略調整》透過現象看本質，指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超常規增長，但并未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他們認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條升級”，進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動內在機制不成立。這一論點引起了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反思，顯示出充分的社會影響力。

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構成了中國長期以來集中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的主陣地，該著作正是以此為切人點，從產業集群理論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視角，描述和回顧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動態變化過程和現狀，推演了目前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的內在機理，深入剖析了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對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及績效進行了理論闡釋和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從東部外向型經濟升級與產業轉移、自主創新、加快生產業投入、裝備制造業升級、地方產業集群升級、提振內需等方面對我國未來外向型經濟發展進行了開創性前瞻。筆者認為，這一研究的總體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問題意識貫穿整個研究；其二，GVC和產業集群二維視角的融合體現出其理論和研究視角的重大創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融于整個研究體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廣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進；其五，既有宏觀戰略的調整和轉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業實現功能升級的微觀機制構建，凸顯出重大的實踐價值和意義。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外向型經濟和本土產業的內在關系不僅構成了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更構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研究課題，這一視角也彰顯出這一問題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與其他相關研究相印證和比較，劉志彪教授等的這一論著站在本土產業長遠發展和宏觀全局的戰略高度進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銳和獨到，實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建構和突破，在外向型經濟研究領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產業集群和GVC視角下本土產業結構的特征化事實

劉志彪教授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對外貿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出口絕對額達到50多倍的增長，但我國本土產業并未實現內生化升級。長期以來，我國生產要素向東部地區流動、形成產業集聚，并依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模式融入GVC，對此，筆者認為，我國本土產業結構呈現以下的特征化事實，東部地區也不例外：

1、從產業國際競爭力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占主導

盡管通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干中學、出口中學，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有較大的提高，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仍凸顯劣勢，在國際市場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學者的研究可以印證這一觀點。

通過對2004年美國市場上中國與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業競爭力比較中，金碚等發現，中國辦公、電信設備、個人及家庭用品、服裝、紡織競爭力較強，而化學品、運輸設備、動力機械等劣勢最為明顯；同樣，在歐盟市場，與歐盟25國外的歐洲國家、美國、瑞士和俄羅斯相比我國競爭力優勢最為明顯的仍是個人及家庭用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弱的是汽車、化學品和鋼鐵；在日本市場，與美國、歐盟、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相比，產業國際競爭力最強的是服裝、個人及家庭用品、EDP辦公設備等，處于最劣勢的為集成電路、電子元件、汽車、石油等。

甄峰、趙彥云認為我國制造業產業競爭力總體在國際范圍內呈現硬實力較強而軟實力不足的態勢，勞動要素成本和產品市場擁有絕對的優勢，而自主創新、生產效率、企業組織等則相對較差。這從另一視角印證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的比較優勢，同時折射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不容掩蓋的劣勢。

2、從GVC分工來看，我國本土產業分工仍處于微笑曲線的最低端

眾多學者傾向認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由此，在參與GVC的國際分工中最優化的決策必然是從事國際組裝和代工。按照其觀點，目前中國若選擇高端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自主研發、品牌打造和市場拓展發展戰略是不切實際的。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實踐似乎也是這類觀點一脈相承：截至目前我國仍處于國際價值鏈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線的最低端，這決定了我國產業附加值總體呈現不斷降低的態勢，產業增加值率從1981－1987年的0.48－0.44區間中不斷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這種價值鏈分工的低端化特征，決定了我國主要進行簡單的來件組裝、來料加工等，這一特征事實在傳統紡織、服裝、家庭日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家用電器、電腦零部件等領域均十分明顯，同時也構成了近年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重要標志。一般來說，位于微笑曲線兩端的回報率高達20％－25％，而處于低端化的加工環節利潤率僅為5％。有學者對進入中國的FDI做了這樣的概括：出資30％，擁有了50％的股份，獲取了70％的利潤，尤其是對于OEM的“貼牌生產”廠商而言，最多獲取了8％的利潤，而92％的利潤流向了國外。

3、從產業控制權來看，本土企業的產業控制權喪失

正如上文所述，劉志彪教授等在有關東部外向型經濟的這一論著中問題意識十分明確。全書的核心觀點在于，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東部地區超常規發展的內在動因在于依賴初級要素進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推進，然而根本性的問題也正是由此而產生，即東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過度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潛在產能迅猛增長和資本積累能力強化的過程中并未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導致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巨頭憑借對高端環節的控制成為GVC中的主導者，進而導致本土產業的控制權喪失，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被鎖定在GVC的最低端，成為相應的被支配者。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的達21個產業。具體體現在玻璃行業中最大的5家企業已全部合資；占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

此外，根據王蘇生、黃建宏和李曉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資企業對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市場已擁有一定的市場控制權，尤其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儀器儀表等領域占據了半壁江山，其中，除專用設備和通用設備以外均超過了國際通用的外資市場控制率警戒線；另一方面，在外資對我國制造業的股權控制率層面，2000－2005期間呈現不斷增加態勢，累計增加了近10個百分點。

4、從產業穩定性來看，外資企業浮萍式特性易造成產業的空洞化和增長的貧困化

盡管長期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不斷增長的總體趨勢，但是從內在結構，尤其是出口結構來看，外資企業出口在其中的比重連續達到50％以上，甚至在初級產品的加工和組裝貿易中，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也超過五成以上；盡管近年來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貿易層面，其中九成以上為外資企業所主導。最新統計顯示，2009年出口200強榜單呈現出“國退外進”的局面，入圍出口2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由上年的50家急劇減少了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億美元，占當年出口200強企業合計出口總值的18.1％，所占比重較上年下滑3.8％。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出口200強榜單中失去的陣地全部為外資企業所侵占。由此，在中國出口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占據153個席位(其中外商獨資企業110家)，比上年增加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億美元，在200強企業出口總值中的比重較上年上升3.7％，達到77.8％，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出口總值中的份額高出21.9％。

在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長三角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額中，外國企業的貢獻度至少達到60％以上。劉志彪教授等認為，由于外資企業在中國通常采用獨資形式，在技術經濟關聯度方面與我國本土企業基本不相關，進而形成了“產業飛地”特征，也就決定了這種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并未實現本土產業的內生式升級，與此相反，“擠出效應強而溢出效應弱”結構影響的外在負向效應越來越強化。基于這一態勢，筆者認為，中國本土企業在產業中的份額越來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產業過度“外向化”而“內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從外資企業的歸屬上看，其顯然隸屬于國外的母公司。盡管長期以來外資企業為我國的高速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對我國而言仍只能是像眾多學者所形容的“無根的浮萍”，具有很強的漂移性特征，對于從事加工貿易、國際代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外資企業尤其如此。例如，本輪金融危機對這種“浮萍”式外資企業外在沖擊極強，容易造成本土產業中的外資企業集體“外遷”，最終導致又一層意義上的“內在空洞化”惡性循環的形成，由此宏觀經濟增長可能陷入貧困化陷阱。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低端化的內在機理和負向效應

如若將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否視為中觀層面或宏觀層面的考量指標，劉志彪教授等則從微觀經濟主體即本土企業層面基于GVC的國際分工視角深入剖析了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過程的內在機理。

根據格瑞斐的研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產業升級的自發內在規律和機制一般為：從工藝升級開始，走向產品升級，再實現向功能升級的轉向，最后遞推到部門升級。基于此，劉志彪教授等對這四種不同階段企業升級的表現形式及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現狀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與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圖1所示，一方面，我國本土企業擁有積極參與GVC國際分工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國外大買家為了提升自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擁有鼓勵、督促、支持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外在積極性，本土企業(供給方)與國外發包方(需求方)這種前后雙向的“協同效應”促進我國本土企業迅速實現了由最初的工藝升級向產品升級的過渡，乃至相對復雜的生產流程改進和生產線再造的產品升級階段已進入了高度升華階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導者與被支配者、俘獲與被俘獲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這種本質上的博弈關系決定了國外大買家與本土企業利益上的不一致性。盡管在被俘獲的過程中，國外主導者為本土企業工藝和產品升級提供了快捷的路徑和干中學的機會，但是在涉及產品設計、關鍵技術的傳遞和外溢、品牌打造和營銷網絡的構建等更高層次的升級要素時，外企不僅不存在內在主動性，相反還會進行設計封鎖、技術封鎖與市場封鎖，進而導致本土企業產品升級向功能升級的中斷，由功能升級向部門間升級的延伸也就更談不上了。

換個角度，從本土企業進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認識到本土企業在GVC分工

中所處的初級階段以及產業結構低端化的內在機理(見圖2)。

本土企業在GVC分工中的被俘獲地位，決定了其未來發展面臨兩難抉擇：其一，進也難，本土企業具有沖出“被俘獲”的外在約束、從事技術自主研發和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內在動力，但這一抉擇勢必帶來短期利益的損失(現有低端化分工條件下沉沒成本投人的損失、國際大買家的轉包等)和更高的不確定性(涵蓋技術創新成功與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與否、市場拓展的順利與否等)；其二，退也難，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商戰中，不進則退，本土企業如若在全球化國際分工中繼續維持低端化現狀，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勞動力成本、低附加值、低價格的策略，利潤空間必然進一步稀薄，市場份額也進一步降低，最終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場所淘汰的境地，最終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中斷，增長和發展方式也難以從根本上實現轉變。顯然，如若微觀主體的自主創新得不到保護，加之沒有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以及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沒有得到根本上的執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徑便是選擇安于現狀，繼續從事低端化分工。劉志彪教授等人的這一論著在產業結構低端化現狀的微觀機理方面分析得頗為透徹。

同時，該論著還對本土產業低端化的負向效應進行了研究。長期以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以產業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國際分工，而產業結構并沒有得到優化和升級，仍處于低端化階段，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和外在負效應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

其一，由于在參與國際分工初級階段的過程中，生產潛能和資本積累得到進一步提升，然而與此同時我國沒有抓住契機，實現本土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和優化整合，這勢必影響我國下一輪經濟啟動并導致增長陷入貧困化陷阱，如圖3所示，經由拐點H沿著L1路徑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輪經濟博弈過程中，能夠實現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轉向，則經濟增長將實現新的爆發式增長(如圖3中的路徑L2、L3等)，但其包括沉沒成本、機會成本等在內的成本和代價相比之初參與GVC分工即進行結構優化要高得多，在下圖3中表現出發展路徑由本來的L3變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和質量。

其三，長期以來，包括東部沿海地區在內的中國本土企業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對初級加工貿易、國外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工業進口以及后向國際大買家的高度依賴，形成典型的“依附經濟”發展特征，進而轉變為普雷維什所提出的真正意義上的角色。劉志彪教授等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這種依附關系作了經典概括，即“發包”與“承包”、“創造”與“制造”、“高端”與“低端”、“控制”與“被控制”、“老板”與“打工者”的關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國際代工角色循環往復地造成產業結構低端化特征的鎖定，并得以“固化”，反過來進一步抑制微觀主體自主創新的積極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貿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資企業的母國的同時，我國卻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國際貿易摩擦壓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國際大買家對我國本土企業的俘獲和控制，對我國產業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勢必造成較嚴重的威脅。

其七，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對國際大買家的高度依賴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國本土企業和產業在參與GVC分工中整體上均位于低端化階段，筆者認為如若得不到及時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能夠助推我國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如知識創造、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等均無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長期以來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將難以得到根本性轉變。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多重困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而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勢必又構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重點。然而從改革開放30年我國持續高增長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相伴隨的經濟現實來看，有多重因素制約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劉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視角從微觀機制和宏觀層面兩方面深入剖析了產業結構升級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觀層面，本土企業在GVC實現功能升級存在一系列的障礙和阻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長期以來GVC中國際分工的主導者即國際品牌的發包方與我國本土企業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構成本土企業推進功能升級的“鴻溝”，發包方不僅沒有內在動力鼓勵、支持和推進本土企業升級，相反，在與之博弈的過程中，發出“如若我國本土企業走自主創新、構建自主品牌等內涵式道路，進而與其形成競爭態勢，必將現有貼牌生產的訂單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可信反應策略，我國眾多本土企業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優選擇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圖1所示，我國本土企業在向“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的積極攀升過程中，又向“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進行了回歸。其二，我國本土貼牌生產制造企業本身在公司治理、技術創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構成升級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業被國際大品牌廠商短期利益所“俘獲”，這也很大程度上應驗了我國本土企業存在的“短視性”，當然外在制約也與之共同構成本土企業維持原狀的重要緣由。其四，本土企業發展觀念的制約構成升級的又一重障礙。

在宏觀層面，劉志彪教授等在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大量的微觀調研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對整個產業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本土產業優化和升級存在諸多障礙：首先，發達國家給我國本土產業在嵌入外包和代工過程中所獲取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設置了嚴格的“隔離帶”，如果我國本土產業向GVC的高端升級，進而威脅發達國家主導者的核心利益，這種價值鏈“阻斷”效應就更加突出，由此，構成我國本土產業調整和優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產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產業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對國際產業選擇和布局的過度依賴，將時刻對我國產業升級進程構成威脅與毒害。其三，外在環境的制約，即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競爭日趨激烈，外在競爭者不斷進入，與我國本土企業形成更加白熱化的競爭，本土產業更凸顯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國本土產業通過“干中學”、“出口中學”走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邁向GVC高端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通常利用技術專利、產品標準等方式設置“結構封鎖”(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間接地抑制我國本土產業結構的升級。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本土企業的微觀主體升級層面，還是從我國出口導向型整體產業的宏觀層面考察，我國本土產業升級都遇到眾多西方跨國壟斷集團微觀層面的重重阻礙和國家層面的多維度結構封鎖，再加之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以及有意無意地針對中國反傾銷的訴訟案件數不斷上升等因素，我國在GVC國際分工中價值鏈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確定性”。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路徑和戰略前瞻

基于我國的現實國情和長期以來的發展路徑，我國出口導向型企業在GVC

的國際代工中被俘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進而導致我國整個出口導向型產業布局被鎖定在勞動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術創新含量等低端的組裝和生產制造領域。由此，我國本土企業如何跳出處于“微笑曲線”低端的“必然詛咒”，本土產業又該怎樣成功實現向GVC的高級化和高端化的邁進?劉志彪教授等的專著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具有可實施性的戰略。

篇（5）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9-011-04

股權投資業務是指通過投資非上市公司股權，獲得企業經營管理權，并利用投資機構自身專業能力、管理經驗，優化被收購企業的管理架構、經營模式，提高企業附加值，再通過上市、并購、管理層收購或柜臺市場股權轉讓等方式實現退出，從而獲得收益的投資方式，包括VC（創業投資）、PE（私募股權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簡言之，就是“尋找潛力企業、改造收購企業、賣掉升值企業”。

我們認為，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則是在股權投資業務的各個環節，融銀行、證券、信托、金融資產管理等金融業務為一體，結合股權基金管理公司、產權交易所、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外部機構的專業服務，創新金融業務模式，圍繞股權投資打造覆蓋企業金融和個人金融的業務鏈條，為企業提供全面金融服務方案。

一、發展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是商業銀行推進金融創新的關鍵領域

（一）世界范圍內股權投資業務快速發展

股權投資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40年代，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ARD）的成立標志著現代意義上股權投資的開始。僅僅幾十年間，股權投資已成為西方國家除銀行貸款外的重要投資手段，占其GDP的4%至5%。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股權投資基金數量增加近7倍，管理資產規模增加約25倍，總投資額突破5000億美元，并誕生了KKR、凱雷、華平、摩根、新橋、英聯、黑石等多家托管規模超過百億美元的全世界知名股權投資基金。

20世紀80年代，股權投資業務登陸我國。經過十余年的“潛伏期”，90年代中期，股權投資業務得益于海外風險投資理念的滲透和國內股票市場的發展，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2005年以來，股權投資業務逐漸被銀行、基金、信托等國內金融機構關注，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國內股權投資業務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本土股權投資基金逐步取代外資在國內投資，占據主導地位。截至2009年末，中國大陸股權投資基金約500余支，總募集金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二）我國商業銀行積極介入股權投資領域

本世紀以來，我國銀行業對股權投資業務表現出濃厚興趣。國內各大商業銀行，包括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和中信、浦發、民生等股份制銀行均高度重視股權投資業務，以不同形式、不同角色，參與到股權投資業務各個環節中去（詳見附表）。其中，浦發銀行在天津專門設立直接股權投資基金業務部；建設銀行旗下子公司建銀國際在2009年完成股權投資業務案例4件，總金額達1700萬美元，規模居當年機構投資數量前列。目前，商業銀行參與股權投資業務主要采取以下四種模式：

1. 并購貸款

對投資方發放用于支付并購股權對價款項的本外幣貸款，以項目貸款的方式，間接參與股權投資業務。不同于普通貸款的是，該類貸款只能以股權分紅形式償還債務，風險較大。

2. 托管+財務顧問

銀行作為資金的托管人，負責保障股權投資資金安全，避免投資基金與其他資金相混淆，并提供結算、現金管理、公司理財等服務。這也是商業銀行參與股權投資業務的基本模式。

3. 私人銀行業務+信托型股權投資基金

該種模式以信托型為股權投資基金的基本架構，成立信托股權投資基金，通過向企業或有較大資本、豐富經驗的個人投資者發放信托憑證，在國家規定的信托投資標準內融集民間閑散資金。這一方面通過銀行龐大的個人和企業客戶數量來募集股權投資所需要的資金，另一方面也豐富了私人銀行中理財業務的服務內容。

4. 銀證合作

銀行與證券公司的全面合作將銀行對于股權投資業務所提供的金融服務推向了一個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平臺。雙方發揮各自優勢，能在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前提下，為股權投資業務提供融資、投資、投資后管理支持以及投資退出、托管等多方面金融服務，為股權投資業務的投資方和被投資方制定全面金融服務方案。

（三）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服務模式

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是對以上四種業務模式的全面綜合和深入拓展，并增加民間融資、公司治理、上市退出等多項環節，滿足企業在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不同階段、不同類型的金融服務需求，打造全方位、一體化金融服務模式；同時，依托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財務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在國家現有金融政策監管模式下，完善綜合服務鏈條，實現各金融領域間業務的迅速銜接和有效配合，優化服務流程，豐富服務內容，實現全面金融服務。

二、發展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是商業銀行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方向

（一）商業銀行傳統業務弊端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傳統業務普遍類似、產品雷同，銀行專注于業務規模，過于注重發展傳統業務：一是銀行金融服務同質化現象日益嚴重，缺乏差異化，與市場、客戶需求逐漸脫節。二是同業間營銷戰愈演愈烈，“托關系”成為業務發展的核心環節，傳統業務發展潛力不足，容易陷入瓶頸。三是資本市場發展逆轉融資方式，直接融資比例提高壓縮了銀行業在市場主體融資活動中的占比。四是缺乏特色業務支撐，銀行議價能力逐漸降低，贏利水平難以提高。五是銀行自身綜合服務能力不足，無法與國際接軌，在金融市場日益開放的環境下，受到越來越多來自外資銀行的沖擊。

（二）商業銀行積極向中間業務轉型

近年來，各大銀行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從規模提升向價值提升轉型，紛紛加大中間業務拓展力度，實現貸款業務與投資銀行、零售業務等相關業務的融合發展，并積極介入基金托管、金融租賃、保險、信托等，構建綜合化經營平臺。在公司業務領域，大力發展財務顧問等業務；在零售業務領域，逐步向理財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延伸；強化網點功能建設，大力推動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和自助銀行四大渠道發展；在銀行卡業務方面，逐步擴大貸記卡業務規模和自有商戶數量；在業務方面，多方面深化合作，提高業務效益提升。中間業務的快速發展，為銀行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銀行打造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積累了豐富的業務知識和操作經驗。

（三）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具有廣闊發展前景

股權投資業務是新金融資本、高端人才和高成長企業的結合，雖然收益高，但在組建初期仍會遭遇資金募集、政策準入等方面問題。商業銀行在資金實力、項目資源、信息來源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等諸多原因其對創新型企業和中小企業關注程度有待提高。股權投資和銀行業務在風險容忍度、投資持續性、資金募集等方面具有互補性。打造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使銀行充分利用其綜合化實力和國際化影響力，對接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在國家現有金融政策監管模式下，全面介入股權投資業務，促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有機融合，傳統金融服務與新興產業發展的有機融合，不僅能在新形勢下，給銀行業發展帶來新的動力，更能進一步擴大銀行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產業轉型中的貢獻度和影響力。以股權投資為核心建立產業金融一體化戰略聯盟，有利于金融資本迅速轉變為產業資本，從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同時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與股權投資密切相關的國家基本法律修訂，尤其是2009年10月份創業板推出，股權投資形成機制和退出機制進一步完善。2010年4月28日，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強調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股權投資基金制度建設，標志著我國股權投資業務將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

在西方國家，股權投資業務已與銀行緊緊相連，股權投資資金來源中，絕大部分都是機構投資者的資金，其中銀行、養老基金、保險基金占60%以上。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十年、二十年內，國內股權投資業務將達到這個比例。打造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不僅是企業多元化金融需求的要求，也是銀行轉型升級、實現綜合化發展的要求，是中國金融業逐漸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的要求，符合金融服務發展轉型升級的趨勢。

（四）銀行參與股權投資業務所面臨的挑戰

一是政策面上，由于部門立法、條塊分割，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股權投資業務的統一法律體系，股權投資業務仍缺乏標準化的辦理流程。二是股權投資業務所具備的保密性使得該業務在實際操作時會產生非上市企業財務數據會計制度不健全、報表質量不高、財務數據不準確等問題，可能導致操作風險、合規風險、道德風險等。三是國內股權投資業務缺乏完善的培養機制和考核標準，管理人職業素養和商業感覺有待提高，公司治理成果尚不能保證。四是目前眾多發展初期的企業難以在基金存續期內滿足上市條件，國內證券市場難以滿足退出需求，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股權投資資金的流動性。

三、商業銀行大力發展以股權投資為核心的金融產業鏈的戰略重點

（一）聯合多家金融企業，完成產業鏈組織架構

銀行以旗下的投行公司為主要發展陣地，與相關基金、信托公司出資成立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在股權投資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憑借銀行的綜合金融業務體系和基金公司的未上市投資經驗，共同募集投資基金，挖掘轉型升級行業中處于擴張期或成熟期的投資機會，為被投資企業提供一體化的增值服務，推動項目公司上市或并購重組。

銀行與證券公司合作，出資組建專門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證券公司，承接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的投行上市業務，幫助被投資項目公司上市，帶動社會資本和機構投資者等進入，在此過程中實現財富增值，同時貫通股權投資資本退出渠道。銀行擁有的全資或控股的保險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證券公司及信托公司等，與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上各個環節實現全面對接，充分挖掘股權投資帶來的業務協同效應，在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上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實現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的一體化。銀行可以在國家現有金融政策監管框架下，獲得國內銀行系證券投行業務牌照和直接投資業務牌照，完善綜合經營鏈條，提供全面金融服務方案，全程參與到股權投資業務的經營流程中，打造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金融產業鏈。

（二）綜合多項業務品種，實現產業鏈環節構成

1.股權投資業務

股權投資機構以專業的投資能力，充分整合金融資本和民間資金，廣泛吸引各方面資金介入，為產業優化和升級建立起完善的資金支持體系。股權投資機構在為新興行業及其優秀公司提供相對長期資金支持的基礎上，對項目公司提供融資、財務管理、市場、技術、戰略、經營方針等方面的協助，與項目公司建立起“收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全面提升項目公司的質效，并推動其中質地優良、盈利能力較強并且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發行上市或并購重組。

2.證券投行業務

證券公司承接股權投資機構的投資活動，為項目公司提供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結構完善、上市輔導、上市承銷等一條龍服務，以股權投資業務為基礎，通過資本市場和多種資本運作工具，推進產業整合，提高產業集中度，起到加快產業發展，提升產業層級的作用。

3.銀行、信托等金融業務

產業鏈上的銀行、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為股權投資機構提供資金托管、資金理財等傳統服務，而且其龐大的個人和企業客戶數量能夠成為股權投資機構募集基金的備選池。此外，這些金融機構擁有龐大的機構網絡，不僅能夠充分調配金融資源，實現規模效應，針對項目公司的需求提供全面的存貸、結算、現金管理、公司理財、企業年金等一體化的金融服務，而且可以為項目公司的管理團隊和員工提供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4.專業機構服務

股權投資在資金募集、項目挖掘、增值服務和投資退出等環節不僅需要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參與，還需要從法律、財務等專業角度來對各個投資環節進行全面的評估和調查。法律、財務、評估、信用評級等一系列專業服務機構能夠以其專業的服務水準提升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的競爭力，進而帶動高端的專業服務業快速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均衡協調。

（三）發揮協同效應，打造全面金融服務方案

1.業務拓展協同

由于當前資本市場和宏觀經濟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尋求負債籌資和權益籌資相結合的方式平衡資金成本。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上各個機構的主營業務涵蓋債權融資、股權融資和專業服務各個領域，根據項目公司的實際需求提供貸款、股權融資、夾層資本在內的一攬子金融服務，并且從投資銀行和資本市場的角度與項目公司實現緊密對接。產業鏈上的任何一個機構，都能夠憑借銀行、證券公司、股權投資機構龐大的資源網絡及其與產業鏈上其它機構的密切配合，利用產業鏈的拓展互補效應和品牌協同效應拓展多元化業務。

2.營運資源協同

除了項目公司資源，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上各個機構的其它運營資源，也將在法律政策允許和合作協議的范圍內在產業鏈上進行共享調配，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用最大化。保險機構、信托公司和證券公司運用其龐大的自有資金余額，通過股權投資機構充分將資金、人才、投資經驗、研究資源、服務機構資源整合起來，實現資金和人才在產業鏈上的合理配置和共享，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增加各個機構的盈利來源。

3.風險控制協同

銀行與股權投資業務的緊密結合，一方面能改變銀行偏重于傳統企業服務的現狀，更多地關注到新興創新企業和中小企業中；另一方面，股權投資機構對中小企業的風險控制有著豐富的經驗，加上證券公司、專業服務機構的介入從不同角度分別對股權投資業務提供的建議，能夠有效地降低整條產業鏈的風險，保證投資業務風險的可控性；再者，股權投資金融產業鏈整合了這兩類機構的優勢，能夠有效提高客戶企業快速成長的機率，從而減少銀行和股權投資機構自身的風險。

參考文獻：

1.丁華，《試論私募股權投資在我國的發展》[J]，中國商界，2009（12）

2.房四海，《風險投資與創業板》[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

3.高正平，《中國商業銀行股權投資業務分析》[J]

4.馬克?默比烏斯著，魯剛偉、何偉譯，《股權投資實用指南：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re concepts》[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5.李連發、李波著，《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理論及案例》[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

6.盧櫟仁，《規范PE是產權市場發展新機遇――對國家發改委批準成立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的評析》[J]，產權導刊2009（5）

7.清科研究中心，《2009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年度統計報告》[R]

8.武圣濤，《中美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規制比較研究》[J]，經濟論壇，2009（12）

篇（6）

一、國外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措施

（一）財政支持政策

國外普遍以強有力的財政支持政策力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日本先后設立了“六次產業化”專項資金、輔助基金、發展配套資金等，其中作用最為突出的是2013年成立的“株式會社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基金”（A-FIVE基金）。該基金由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出資設立，即“公共-私募聯合基金”，出資期限最長為20年，部分資金由國家以貸款形式出資。A-FIVE基金以直接出資、股權投資入股或設立子基金的形式支持“六次產業化”經營主體發展。在都道府縣一級，A-FIVE基金還與地方自治體、農業團體以及金融機構等民間組織聯合成立子基金（A-FIVE基金出資所占比例必須低于50%，出資年限最長為15年），擴大其參與“六次產業化”的范圍。另外，地方農林漁業者（以資金或農產品入股）、合作企業（以資金、技術或銷售網絡等入股）、子基金（以資金入股）還會聯合出資成立合作戰略聯盟，但子基金出資所占比例（有表決權股份）原則上不高于50%，農林漁業者出資所占比例要高于合作企業出資占比（見圖1）。

在日本，得到認定的“六次產業化”經營主體可以獲得補助金、貸款以及投資等3類財政資金支持，但獲取資金規模及獲取條件不同。獲得補助金不需要擔保，但資金用途有限制，且有嚴格的業務要求，最高限額為自有資本的兩倍；貸款需要擔保，且資金用途有限制，最高限額為自有資本的2～5倍；接受投資的經營主體一般為企業，不需要擔保，但財務制度要完善，且項目設計的自由度要高，最高限額為自有資本的20倍。在具體財政支持方面，日本對“六次產業化”經營主體建設直銷店及流通和?N售設施、購買加工設備、企業和農戶開發新產品以及開拓銷售渠道、農協建立直銷店等分別給予最高3/10、1/2、1/3、7/8的財政補貼，對于開展技術研發、實施海外開發活動推進項目、舉辦洽談會及交流會等予以定額補助，補助金額可上下浮動30%①；韓國對購置加工、運輸流通設施設備的“農業第六產業化”經營主體給予80%的財政補貼，其中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別承擔50%和30%；[2]以色列則基于本國農業發展的特色對大規模溫室建設進行補貼，還對本國科技人員工資采取全額撥款的支持政策，以推進農業科學技術研發及推廣應用；美國對農戶農產品儲藏進行補貼，農業科技研發投入則重點向中小型農業企業傾斜；法國實施“技術咨詢補貼”政策，鼓勵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接受技術咨詢，補貼額度約為咨詢費用的30%。[3]

（二）金融支持政策

國外比較重視金融支持政策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作用，包括無息或低息貸款以及信用保險優惠等。如日本《農工商合作促進法》中明確規定，對于得到認定的農工商合作事業計劃或支援事業計劃，可享受低利息融資和保險優惠。一是在低利息融資方面，貸款利率因經營主體類別、貸款目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異。對于融資用于農林水產品生產、流通、加工、銷售以及必要公用設施購買等的普通農林漁業者，貸款利率為0.1%，且無貸款期限限制（生產設備投資貸款期限為20年以內）；對從事中小企業事務的中小企業者，貸款利率為0.4%，用于購買設備的貸款期限為20年以內、用于企業日常運營的貸款期限為7年以內，其余用途的貸款期限為15～16年；對于從事國民生活事務的中小企業者，有擔保的貸款利率為0.35%～0.95%，無擔保的貸款利率為1.35%，貸款期限限制與從事中小企業事務的中小企業者一樣。二是在保險優惠方面，對于通過認定的中小企業者，擴大其擔保金額、提高補償率以及降低保險費率。其中，各類保險擔保額度均比普通標準高1倍，優惠幅度較大（見表1）。美國更是長期對家庭農場主實施低息或財政貼息貸款、政府信貸擔保以及“無追索權貸款”等政策，綜合表現出貸款形式多樣、優惠幅度大、還貸周期長等特點；意大利向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貸款的利率為4%～5%，而非優惠貸款利率為15%～22%；荷蘭從事農產品加工的農業生產者可享受4%～6%的低利率貸款政策。

（三）稅收支持政策

國外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稅收支持政策主要體現在對農業合作組織和農業企業（尤指農產品加工企業）采取低稅或免稅政策等。法國對農產品加工企業實施稅收減免、加速折舊和虧損結轉等優惠政策。其中，虧損結轉方式比較靈活，普通經營性虧損可向后結轉5年、折舊產生的經營性虧損可不定期向后結轉。法國對合作社聯盟及總社的主要支持為所得稅減免，如農產品加工合作社可享受35%～38%的公司稅減免和50%的不動產稅減免等。[4]美國等也對農產品加工企業實施了稅收優惠政策。美國最初對農民合作組織實行稅賦全免，隨著其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具有免稅資格的農民合作組織減免稅收（平均為工商企業的1/3左右），但仍對其他農民合作組織分配給社會的紅利、惠顧返還金以及其他收入實行免稅待遇。[5]另外，美國還允許農業生產者個人或農業企業自主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記賬方式，如農民選擇“現金記賬法”繳納個人所得稅，通過降低應納稅基減輕稅收負擔。[6]

（四）公共服務支持政策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健全的服務保障體系作為支撐，以克服資本、技術、人才跨界融合的障礙，其中公共服務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公共服務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無法完全依靠市場自發提供，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或間接支持以補充。美國建立了完善的農業信息服務體系，為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等經營主體提供充分的國內外市場信息，以便農業經營主體做出合理的經營決策；建立了以農業部、商務部、“農產品信貸公司”、“海外農業服務局”等為重要成員的海外農產品促銷體系和農業教育、科技、推廣“三位一體”的科技研發推廣體系。另外，美國還對合作社進行大力支持與保護，一方面，專門設置農業部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管理局對其進行管理和提供有效的服務；另一方面，通過各種財政政策支持農村合作組織發展，如幫助其開拓產品市場、對其成員進行培訓等。[7]韓國政府出資在農村社區學院、農業科學各研究所、農業產業和政府之間建立區域網絡――“區域農業集合計劃”，向農民提供農業生產技術指導、為農民提供農產品營銷幫助，還建立了為農業研究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農業研究和發展促進中心。[8]法國建立了以高等、中等農業職業教育和農民業余教育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教育體系，加強對農民的專業技能培訓以及現代農業經營理念灌輸。

（五）其他支持政策

各國還都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產品物流體系建設等，為農村產業融合創造良好的發展條件。如法國財政資助傳統民居維護與修繕、修建鄉村旅游公路、成立鄉村旅游常設會議機構，在全國范圍內規劃建設自行車道和綠色通道等。[9]各國政府還依托本地特色產業，主導舉辦全國性的節慶活動，為農產品品牌推廣、市場拓展搭建便利的平臺，促進農村第三產業與第一二產業的有效融合，如法國每年舉辦以葡萄酒為主題、荷蘭以郁金香為主題的節慶活動等。另外，各國還對農產品市場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管理、制定統一的產品質量標準，以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規避同業惡性競爭，如荷蘭為農業全產業鏈制定標準，實行一體化管理等。

日本還通過支持農協發展，間接推動農業“六次產業化”進程。農協經營著日本國內所有農作物從產前、產中到產后的所有環節以及其他所有的涉農業務[10]，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區域間資源及產業鏈，促進區域間經濟協同發展，是日本推進農業“六次產業化”的重要抓手。因此，日本對農協的支持力度較大。在稅收方面，政府對農協的各項稅收均比其他法人納稅稅率低10%左右，且對農協免征所得稅、營業稅和營業收益稅；在補貼方面，農協實施經政府批準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時，政府對其所需廠房、設備等予以50%的投資，農協新建倉儲、固定設施投資等最高可獲得政府80%的補貼；政府還支持農協開展公共事業、對農協開展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項目予以貸款貼息等。[11]

二、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支持政策精準發力的保障――經營主體認證

經營主體認證管理是確定農村產業融合政策支持對象的必備環節，是決定政策措施有效性的關鍵。日韓兩國均設有眾多的“六次產業化”經營主體認證機構②，明確了嚴格的認證條件。以日本為例，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能被認證為“第六產業”：第一，經營主體必須是農林漁業從業者個人（法人）或由其組成的團體（農協、地區農業組織等）；第二，經營主體必須以自己生產的農林水產品等作為原材料進行新產品研發，或者在銷售產品時采用全新的方式，亦或根據實際情況合理調整并完善生產方式；第三，農林水產品等新商品的銷售量在5年內增長5%，且農林漁業及相關業務經營從項目開始到終止必須產生利潤；第四，事業計劃項目期為5年以內，其中3～5年最佳。在具體的認證程序上，日本每年開展3次經營主體認證，將符合上述條件的經營主體納入政策支持范圍，對于事后管理過程中考評不合格的將撤銷認證資格，不再扶持。

韓國也實施了申請、經營主體認定、詳細計劃制定以及實施的四階段“農業第六產業化”認證程序，由各級主管部門分工完成，認證有效期為1～3年不等。對于通過“農業第六產業化”認證的經營主體，重視其事后管理或監督考核，如對經營主體是否履行計劃、補助資金使用是否合理等開展2～3次/年檢查，對于不合格者根據原因全部收回或降低支援資金，支援資金減額和終止支援帶來的剩余資金獎勵優秀的經營主體。[12]在具體執行層面，由國家農業主管部門③統籌負責，地方各級農業相關部門積極協調配合（見圖2）。

三、推進我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思考

第一，推行主體認證，加強后續監管。農村產業融合經營主體認證是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支持政策精準發力的前提保障，只有符合認證條件的經營主體才有獲取政策支持的資格。這就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認證體系，認證的條件要合理、具備可操作性，能量化衡量的指標盡量做到量化約束，這樣也為后續政策跟蹤監管、考核等提供便利。我國目前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財政支持主要體現在項目支持，但存在著“重項目申請、輕項目成效”的現象。加強政策后續監管是對政策支持主體的一種硬約束，迫使其落實經營計劃，有效規避套取政策?Y金的行為。對于政策支持期間脫離認證條件、未按照政策支持要求行使義務、政策支持到期后未能達到預設目標的經營主體或事業計劃，取消其資格認證和政策支持，實行資格認證的退出機制。

第二，創新支持形式，拓展資金來源。資金是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支持政策實施的物質保障，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農村產業融合不能完全依靠普通農戶自身，需要更多的經營主體參與。相對于農村一二三產業分立發展，融合的農村一二三產業資本密集程度提高，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財政支持資金，并創新財政支持資金的使用方式，如日本成立“六次產業化”基金，再依托此基金以投資入股等形式參與農村產業融合或成立子資金，擴大、增強財政支持資金的覆蓋面及帶動能力，提高財政支持資金的綜合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積極引進工商資本，工商資本作為財政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的重要補充，具有管理、技術等優勢，但要嚴格控制工商資本的投資入股比例，保證參與農村產業融合的農民對經營事業具有絕對控股權，避免工商資本控制農業，導致參與農村產業融合的農民被邊緣化，不能充分享受農村產業融合帶來的增值收益。

第三，完善金融稅收制度，實行精準政策支持。農村產業融合基在農業，而農業又有別于工業，各類金融、稅收政策應區別對待。針對不同的農村產業融合主體或事業計劃，實行差異化的政策支持，如在融資方面，實行差異化的貸款期限或貸款利率政策，對農村產業融合主體適當延長貸款期限、降低貸款利率等，適應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現實需要；在稅收方面，實行差異化的稅率政策或稅收模式，減輕農業產業融合經營主體的稅收負擔。

第四，擴大支持范圍，優化融合環境。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需要站在更高的層面，具有全局性視角，統籌農業農村整體發展，不能就支持而支持。這就要擴大農村產業融合支持的范圍，向間接性支持延展，主要體現在如下4個方面：一是繼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公共設施以及農產品物流體系等建設，優化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外部環境；二是借助“互聯網+”推進農業信息化建設，打造農村綜合性信息化服務平臺，為農村產業融合參與主體提供充分的生產、加工、銷售等信息，提高融合主體經營決策效率；三是支持農業技術研發及推廣，包括農業專用機械、生鮮農產品冷鏈物流技術、農產品精深加工技術等，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提供堅實的技術支撐；四是支持農村公共服務業發展，促進農業產業鏈延伸、提高農業產業鏈的協調性。

[注 釋]

篇（7）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山東省德州市，調研組與當地政府、農業、財政、稅務、國土、電力、金融等部門，企業、合作社等進行了兩次座談。總體上看，當地政府對農產品加工業十分重視，整體發展形勢較好。以加工業為引領，帶動了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及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等相關服務業聯動發展，延長了產業鏈、提升了價值鏈、拓寬了增收鏈，促進了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一方面，以農產品加工業為代表的二產促進農業一產通過二產鏈接上三產。石家莊市圍繞小麥、優質玉米、蔬菜、梨果、大棗、奶業、禽蛋、優質型豬等8個主導產業，積極推進優勢特色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發展。2014年農業產業化經營總量達到779.8億元，居河北省首位;規模生產加工基地68個，銷售產值355億元;市級以上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195家;每年新完成加工項目投資40億元以上;建設有藁城市、鹿泉市、欒城縣3個省級農產品加工示范基地，加工園區入駐企業380家。德州市立足豐富的農產品資源優勢，重點培植了糧油、功能糖、果蔬、調味品、畜產品等10大優勢特色加工產業集群，全市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770家，2014年實現銷售收入1767億元，比上年增長9.7%;樂陵星光糖液集團銷售收入超過50億元、7家企業超過20億元。

另一方面，以休閑農業為代表的三產促進一產直接鏈接三產帶動二產。石家莊市已建成休閑觀光農業園54個，總投資15.5億元，園區功能由采摘、觀光向休閑、體驗、垂釣、農家樂等多功能逐步豐富;德州市共有休閑農業經營主體94個，從業人員400余人，營業收入7.6億元;兩市已初步呈現“發展加快、布局優化、質量提升、領域拓展”的良好態勢，成為一二三產業的融合體、農民利益的共同體、農耕文化的傳承體。

以農民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經營主體蓬勃發展，推進農業一產向二三產業自然延伸，使農戶分享融合發展的成果。座談中了解到，河北省固安縣天綠食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吸納6000多名社員，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社，將土地集中起來，由3家企業帶動，開展規模化、現代化種植并進行初加工，使農民在種子、化肥等生產資料議價上有了話語權，提高了種植和初加工水平，增加了收入，把增值收益留在了農村、留給了農民。合作社創辦者村支書李俊田介紹，通過分紅，每家兩位60多歲的老人，每人每年可以得到8000元的收入，實現老有所養。德州市臨邑縣永益合作社集種植、養殖、加工、銷售于一體，吸納全村帶地入社，加工的小磨香油、石磨面粉、雜糧面條等產品供不應求，整體提升了全村農民的收入水平。

創新金融支持為以農產品加工業為引領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融資環境。座談中了解到，2013年河北省邯鄲市人民政府印發了《關于“金財通”農業產業化企業融資辦法的通知》。市政府每年拿出1億元資金，要求縣級政府出資不低于500萬元，按照1s1比例配套，向邯鄲銀行存入“金財通”貸款增信保證金，銀行以不低于保證金8倍貸款規模，向農產品加工企業提供貸款。這樣，企業不需要抵押和擔保，可獲得一年期內不超過500萬元的貸款，利率上浮不超過30%。據邯鄲市農業產業化辦公室閆明海主任介紹，這項創新金融政策實施以來，銀行共向208家企業放貸9.151億元，未出現騙貸、欠息、未按時還貸等現象。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穩定健康發展

調研中，企業和合作社反映了很多問題和困難，主要集中在融資、用地、企業負擔等方面。調研組針對這些問題，與政府部門和企業進行了交流探討，提出應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認識，把農產品加工業擺上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將農產品加工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考核內容和統計指標體系;整合資源，加大扶持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形成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合力。

一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各級政府、農業部門可以整合現有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現代農業、農業產業化等涉農資金和中小企業專項資金等用于扶持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產前產后環節同步規劃、建設和實施。也可以設立農產品加工業專項資金，采用以獎代補、先建后補、貸款貼息等方式支持企業原料基地、物流配送和技術改造，獎補加工大市、大縣和園區。

二是完善稅收優惠政策。目前，加工企業平均稅負約占銷售收入的8%～10%，而利潤僅為銷售收入的3%～5%。加工企業增值稅“高征抵扣”，進項稅為13%，銷項稅為17%，4個點不能抵扣，如河北養元智匯飲品有限公司在這4個點上每年多交8000多萬元的增值稅。應加快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試點工作，擴大試點行業范圍;完善抵扣辦法，按銷項折算抵扣額度，免除進項稅發票核對環節。可以將加工企業所得稅實行減半征收，并擴大農產品初加工范圍。

三是強化金融服務。農產品加工企業大多是一次性收購原料常年加工，流動資金壓得多，貸款需求迫切;但是由于抵押物有限，企業、合作社貸款特別是季節性收購資金貸款很困難。座談中了解到，河北省晉州市長城經貿有限公司自建的冷庫等設施、定興縣興達蔬菜合作社自建的交易市場都是由于沒有房產證不能抵押，跑了多家銀行都沒有獲得貸款。因此，應鼓勵各類金融機構設立農產品收購資金專項貸款，對風險可控、綜合回報較高的龍頭企業用于季節性收購農產品所需貸款，納入政策性銀行支持范圍;商業性貸款在貸款利率方面應給予優惠;擴大抵押物范圍，發展以農產品倉單、出口定單、土地經營權、山林權、經濟作物和飼養物作為抵押品等多種抵質押方式。

四是完善用地用電用水政策。加工用地是農用地、工用地兩不靠，加工企業用地稅收少、投資少，一般很難拿到用地指標。初加工享受不到農用電優惠，河北省初加工執行工業用電，長城經貿有限公司儲藏保險用電為工業用電，每度0.8元多;水費高，企業反映既是按照要求上馬了節水設備仍無法享受用水優惠。因此，必須堅持保護耕地和節約用地，在確保“基本農田不能動”的前提下，可以將農產品加工用地列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鼓勵通過廠房加層、老廠改造、內部整理等方法提高土地利用率。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入股、聯營等形式與其他單位、個人共同興辦加工企業和加工合作社。建立農產品加工園區和一二三產業融合區，引導企業進入園區發展。落實農產品初加工用電執行農業生產用電的價格政策，對于初加工用水、用電、用氣、用熱參照農用價格執行。

調研組對河北省農業廳成立農產品加工局、山東省農業廳農產品加工局即將掛牌給予了高度肯定，希望農產品加工業管理部門要充分發揮規劃指導、監督管理、協調服務的職能作用，更好地推動農產品加工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樹立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理念，提升農產品加工企業自身整體實力

實地走訪和座談中，調研組與20多家企業、合作社進行了交流。宗錦耀提出，今后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方向，應從生產導向轉向消費導向，實現“三個轉變”，即從規模擴張向轉型升級、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分散布局向產業集群的轉變。企業和合作社作為農產品加工業重要的經營主體，應樹立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理念，要在利益分配、產品生產、技術創新、運營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不斷提高自身整體實力，創造并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

第一，產權清晰化。企業可以通過兼并、重組、參股、聯合等方式，促進要素流動和資源整合，與上下游中小微企業建立產業聯盟，與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種養大戶和農戶結成風險共擔、效益共享，機制靈活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石家莊君樂寶乳業有限公司、河北養元智匯飲品有限公司、山東德州扒雞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都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業職工持股，產權清晰，利益直接，激發了職工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了活力，使企業發展擁有恒久動力。

第二，生產標準化。一流企業定標準，標準化是組織現代化生產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條件，是合理發展產品品種、組織專業化生產的前提，是提高產品質量保證安全的有效途徑，是讓民眾吃得放心、吃得營養、吃得健康的唯一選擇。石家莊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牽頭制定柴雞生態養殖等3項國家標準，建有國家柴雞生態養殖綜合標準化示范園，2014年實現銷售收入2.5億元。

第三，技術集成化。技術創新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適應知識經濟、智能化、信息化發展的關鍵。農產品加工企業尤其是食品類加工企業，要以營養、安全、美味、方便、實惠為方向，推動現代生物技術、環境控制技術、工程技術的集成應用，加快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同時，在副產物綜合利用上，要研發推廣一批實用技術，實現節能、減排、清潔、安全、可持續生產。河北紐康恩食品有限公司注重技術創新，生產以紫米、南瓜等多種口味的彩色主食產品，與西北農林大學合作，研發適用于傳統主食的專用酵母，留住傳統主食“小時候的味道”。臨邑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在大豆蛋白生產過程中，利用工業廢水制備沼氣發電，實現廢棄物循環利用;山東臨邑海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玉米芯為原料加工木糖產品，實現副產物高值化利用。

篇（8）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6）12C-0061-03

近年來，在淮安市委市政府主導和推動下，淮安市高級職業技術學校（以下簡稱淮安市高職校）借力淮安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快速發展，主動融入、大膽創新，積極策應省職教創新發展實驗區建設和區校一體化發展戰略，逐步走出一條具有淮安職教特色的產教融合之路。

一、緊貼經濟社會發展，跟蹤需求，催生“區校一體、產教融合”發展模式

（一）淮安經濟轉型發展推動產教深度對接

淮安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蘇北新興的工業城市。近年來，淮安堅持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積極推動新型工業化、現代農業和服務業建設進程，著力打造蘇北重要中心城市。淮安經濟技術開發區是淮安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亟需大量的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淮安市委市政府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高度出發，將淮安市高職校劃入開發區管理，為實施“區校一體發展”提供了可能，從戰略層面推動學校走“區校一體、產教融合”發展道路。

（二）園區經濟提檔升級推動產教聯體發展

淮安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迫切需要區域內高水平職業學校提供人才支撐。近年來，開發區打造“臺資聚集新高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富士康淮安科技城、明基達方電子、臺玻集團、膳魔師等臺資大項目紛紛落戶，區域內形成了“4+2”工業體系和“4+3”現代服務體系，累計進區企業500余家，外資企業200多家，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趨旺盛。“區校一體、產教融合”發展模式必然能有效實現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和服務產業經濟能力的“雙提升”。

（三）學校追求優質發展推動產教全面融合

淮安市高職校是一所中、高職教育融合，全日制和開放本、專科教育并舉的市屬國家級重點職業學校。作為市級層面的職教中心，不僅應具有較強的辦學實力和豐碩的內涵成果，還要在全市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發揮引領、骨干和輻射作用。為了實現學校優質發展，主動融入園區，深化校企合作，走產教深度融合之路已成為必然之舉。

二、立足學校辦學實際，積極實踐，豐富“區校一體、產教融合”發展模式

（一）明確“市區共建”，推進區校一體化發展

經充分的調研論證，市政府明確，在保持學校市直事業單位建制不變的基礎上，將市高職校劃歸淮安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要求開發區從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整體需求出發，加強對學校專業設置、招生、就業、校企合作等方面的統籌規劃和指導安排，市、區共同為學校的建設和發展提供財政支持，由此建立了獨具特色的市、區共建的管理體制，為推進“區校一體、產教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礎。

行政管理體制調整后，開發區為學校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務。在實體建設方面，開發區為學校在工業園區投入4億多元新建了占地面積340多畝、建筑面積約16萬平方米的現代化新校區，實現了校區與園區零距離對接。在機制建設方面，開發區強化統籌力度，成立了校企合作理事會，建立了職業教育發展聯席會議制度，每年舉辦職教區域合作（淮安）論壇，為學校辦學創設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開發區支持學校牽頭成立了“淮安市高職校職業教育集團”，形成了以學校為核心的辦學聯合體，建立了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發展機制。在政策扶持方面，開發區出臺了支持職業學校教師引進、校企合作、經費支持等系列文件，形成了良好的的職教發展保障機制，成為江蘇省第二批職業教育創新發展實驗區。

（二）動態調整專業，實現專業與產業有機對接

根據園區產業結構調整的現實需要和發展趨勢，學校對專業結構進行優化調整，實現了專業與產業的有機對接。一是與現代制造業對接，打造裝備制造類品牌專業。學校加強機電一體化技術、模具設計與制造、數控設備應用與維護等主干專業的建設，進一步發揮學校作為江蘇省技能型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基地的優勢和作用，培養園區“4+2”工業體系需要的現代制造業技能型人才。二是與IT產業對接，建設信息技術類特色專業。學校與區內江蘇微軟技術中心等軟件人才培養和軟件外包等企業，建立了訂單培養等多形式的合作關系，加強軟件工程等專業的建設。三是與現代服務業對接，發展現代物流等新興專業。學校瞄準物流業發展的廣闊前景，擴大了物流專業的招生規模，從物流企業引進5名技術骨干充實師資，先后爭取央財120萬、省財300萬元，總投入近1000萬元建設現代物流實訓基地，進一步完善配套的實驗實訓設備，為培養物流服務與管理人才提供良好條件。

（三）健全合作機制，推動校企合作深入開展

學校把握產教融合發展方向，積極發揮政策和區位優勢，通過建立內部契約型合作關系，努力推動校企合作深入開展，主要的校企合作模式有這樣幾種：一是訂單培養。學校圍繞主干專業與企業共建了20個訂單培養班，部分班級以企業冠名，如“淮鋼班”“保安班”“軟件人才特色班”等，連續舉辦六屆“富士康建教合作專班”，建立了雙主w、全過程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二是引企入校。引進江減傳動、尹鑫公司等企業，在校內投資設備建設生產性實踐教學基地，與中諾思聯合共建現代物流綜合實訓基地，與浙大博洋科技有限公司共建逆向造型研發中心，與北京洛捷斯特公司合作建設江蘇第一個“長風網”學習中心。校企共建共享，共同育人。三是企業辦校。學校與膳魔師、淮安富士康等企業合作開辦“廠中校”，與淮安益恒精密機械制造有限公司、敏實集團淮安公司等企業共同探索現代學徒制試點，促進行業、企業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四是雙元模式。在開發區加快推進“鞏固臺資、進軍歐美”進程中，學校主動策應、支持服務開發區打造歐美日韓企業投資熱土，引進德國“雙元制”培養模式，并積極推進本土化實踐，為歐美企業進駐淮安提前儲備高素質技能人才。

（四）推進協同育人，實現教學與生產過程對接

在具體的人才培養過程中，積極推進校企利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資源一體化育人，推進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有效對接，主要的實現形式有：一是校企互嵌式。數控專業與敏實集團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建立“校企雙向嵌入”人才培養模式。計算機專業建立“四嵌四化”人才培養模式，“四嵌”即在專業文化建設中嵌入IT企業文化，在職業教育體系中嵌入企業職業培訓體系，在課程體系建設中嵌入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在專業課程標準中嵌入IT行業標準；“四化”就是培養目標終身化，師生身份雙重化，教學環境情境化，評價模式多元化。二是工學交替式。機電專業對接膳魔師、臻鼎科技等園區企業，有計劃地安排教學見習、輪轉實習、頂崗實習，形成校企一體、雙元培養、半工半讀的教學模式。物流專業學生在百世科技集團等企業要參加3次以上漸進式頂崗，優秀的學生將進入“雪狼計劃”等項目培訓，從而成為企業未來的骨干。三是前校后廠式。學校保安、電子等專業與市保安公司、淮安富士康等企業開展訂單招生，開辦“廠中校”；數控、電子與江減傳動、尹鑫公司等企業合作開辦“校中廠”，引進富士康、達方電子等數家企業生產線，建立“七合一”培養模式，實現校企互利共贏。

三、堅持科學發展方向，登高望遠，深化“區校一體、產教融合”發展模式

（一）推動優化市區共建管理體制

市區共建的兩級管理體制，為推行“區校一體、產教融合”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必要條件，這是淮安職教發展的特有體制，具有政府統籌管理的前瞻性。下一步，學校將積極爭取政府部門進一步優化兩級共建機制，在經費投入、師資引進等方面予以重點保障，利用政策杠桿和市場機制，進一步整合資源，推進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

（二）著力推進專業群與產業群對接

策應淮安“4+2”工業體系（即鹽化新材料、特鋼、電子信息、食品4大主導產業以及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兩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4+3”現代服務體系（即物流、金融、旅游、商貿4大基礎服務業加電子商務、健康養生、文化創意3大新興服務業），對接園區產業鏈和產業群的拓展，淮安市高職校要著力打造裝備制造、電子信息、財經商貿等3―4個與區域主導產業發展相對接的省級現代化專業群。要開展專業群對接產業群實踐教學平臺的建設，形成適應多元課程需要的“產教綜合體”，為實踐教學提供更多便利。

（三）不斷深化校企合作運行機制建設

學校要在校企合作中進一步發揮主體作用，根據學校自身優勢、特色和企業需要進行合作，重點建立對合作企業的調研論證機制、培養對象的選拔和淘汰機制、教學模式運行機制和服務合作的師資培養機制。進一步創新校企合作的運行模式，著力推進產學研用一體模式，即品牌和特色專業要與企業共同創立集科研、生產、應用和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于一體的經濟實體，利用經濟杠桿把雙方的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師生共同參加合作企業的生產、設計、改造、研發等環節，既為企業提供人才和技術服務，又提高師生的實踐能力，更好地實現校企協同育人。

（四）扎實開展“雙元制”、現代學徒制育人

篇（9）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篇（10）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旅游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必將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可見，產業融合發展成為時展的必然趨勢。由于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內的不同部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滲透和交叉，為這兩大產業最終實現產業融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將產業融合發展這一戰略舉措有效的利用，可以有效實現我國市場經濟競爭力的有效提升。

一、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互動機制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互動與整合成為時下流行的一大重點研究項目。因為這兩大產業的互動和整合從根本上推動著旅游和文化繁榮發展，同時，對于區域文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也有積極的影響。與世界各國相比較，我國之所以文化資源豐厚，是因為我國具有歷史悠久、文物古跡和風俗民情等優勢。因此，文化所凸顯出的獨特優勢，為人們旅游帶來了動機和目的。相應地，旅游產業作為文化傳播和發展的載體，為人們對文化的吸收和了解提供了交流和深化的平臺，同時，通過旅游文化產品可以將文化產業推向世界化。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旅游產業逐漸呈現出歷史遺跡、人文景觀、民風民俗等重要的文化資源。文化作為旅游的本質屬性，使得文化因為旅游的開發而變得生機勃勃且富有活力;而旅游作為文化資源的開發者，因為文化的滲透而變得豐富多彩且富有品味。因此，旅游和文化產業的有機融合對經濟的快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然而，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互動機制，對將來產業的融合發展也具有極大的作用。雖然旅游和文化產業對各自的資源開發和利用都劃定了界限，使得有關部門都按照自身的屬性進行發展。然而由于歷史遺留和傳統劃分方法等原因，使得旅游行業中存在著一些本質應屬于文化產業，但卻利用文化資源為旅游服務的經營企業;與此同時，在文化產業的范疇中也生存著一些發揮著旅游作用的生產企業。可見，在行業滲透和學科交叉的當今社會，兩者之間彼此難分，使得原本隸屬各自不同界限的部門將旅游和文化元素合二為一。雖然在實際上二者各自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即文化是經濟產業的屬性，而旅游是經濟產業的功能，但在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當下，兩者卻具有相輔相成、互利共生的作用。因此，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相互關聯，它們之間存在著互動的作用，使得與旅游有關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而旅游產品對文化元素的融合，并適當開發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從很大程度上講，具有重要的影響。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互動機制，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相互依存。由于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不可分割，使其為產業領域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活力。二是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共生互融主要體現在自身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例如，旅游的優勢體現在市場，而文化的優勢則體現在內涵。沒有文化的旅游就沒有魅力，而沒有旅游的文化就會缺少活力。可見，只有產業融合發展才能為這兩大產業的經濟提高起到一定的影響。三是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互動共進。由于旅游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實現了彼此之間的互動共進原則，因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例如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素質來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且文化還可以通過輻射效應與滲透效應來提升旅游資源的品味，從而給旅游者帶來較高的審美體驗。可見，要有效利用文化對旅游產業優化升級的積極推動作用。然而，旅游同時對文化產業的發展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旅游通過引致效應為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提供了平臺，從而實現了文化產業向著市場化和規模化的方向發展。總之，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是互相依附、彼此生存，只有充分發揮出自身的價值，才能真正為產業的融合發展提供重要的條件。近年來，隨著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關聯性和滲透性越來越強，使得原本就處于模糊邊界的兩大產業，逐漸向著產業融合的發展方向演變。而只有實現真正的產業融合，才能使文化在旅游業發揮出自身的優勢，從而推動著旅游產業向前發展，同時旅游在文化的提升和傳播方面發揮自身價值，為其提供相應的載體和平臺，從而實現彼此的互補共贏性。同時，隨著人們的生活日益豐富和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對生活的觀念也相應發生了改變，從而較易選擇能滿足心理和精神層面的需求的文化產品。因此，針對這一心理特點，旅游產品的更新換代相應的融入了很多色彩。可見，在旅游產業植入文化產業的文化內涵和創意元素使得旅游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拓寬，而相應的旅游產業為文化產業的發展，不斷衍生出新產品來拓展市場空間。

二、未來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策略分析

產業的融合發展是時代的需要，也是產業發展驅動下的產物。而如何才能真正實現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是當今市場發展所必須解決的重點問題。隨著廣大人民群眾在旅游活動中對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和多樣化，因此，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產業發展為旅游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在制定產業融合發展的對策過程中，應時刻把握利用旅游業的發展來全面推進文化產業發展大繁榮的基本原則，并堅持合理利用和有效保護以及旅游文化發展的科學化水平和可持續發展。第一，創新與產業融合發展有關的體制機制，有效實現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近年來，我國雖然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然而就目前形勢而言，產業融合發展仍存在著領域不寬廣和機制不到位等各種難題，從而使得產業融合發展不能完全適應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因而，要從根本上實現產業的融合發展應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完善的工作機制，成立專門的旅游和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領導班子，并對產業發展進行有效的指導，從而加快推進產業的融合發展。二是制定和完善規劃體系。文化旅游部門應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產業融合發展規劃，而且要對規劃提出高質量、高標準和高起點的要求，從而使得產業融合發展走向世界和服務人民具有現實的意義。三是產業融合發展必須要得到政策的扶持。產業融合部門應明確政策導向，并建立起政策扶持體系，對于國家和各級部門對產業融合發展的引導資金應積極爭取，從而切實發揮政策的導向作用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四是對于產業融合發展要宏觀指導。例如，旅游局對旅游產品開發指導應注重文化特色和文化內涵的突出性;針對旅游景點所處實際情況制定規劃時，應注重增加文化內容對旅游業的豐富性;還可以指導旅游文化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對其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和創新。第二，通過加快重點景區的建設來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對于具有針對性文化元素的旅游景點，我們應堅持以原生態、原風俗、原文化、原居民的保護原則，并將其積極申報為國家重點景區。同時，通過對重點景區的基礎設施的文化品位不斷提升，使得旅游景點的特點得以展現和優勢得以凸顯，從而擴大旅游景點的影響力;不僅如此，通過加快景區配置設施的建設和游客中心以及星際飯店、酒店等旅游接待設施的建設，從而實現運用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還可以通過構建健康綠道體系，將旅游景點向世界現代田園城市建設的方向推動，從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親近大自然的需求，使得廣大人們群眾能夠更深切、更直觀的感受到產業融合發展所帶來的神奇效果。第三，打造有影響力的旅游文化活動品牌。對于旅游和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有效實行，我們應將能反映地方特色的文化產品充分納入旅游項目的推廣計劃，可以為充實旅游產業的文化內涵提供幫助，同時，我們還可以利用旅游景點積極開展一系列與發揚文化相關的活動，從而加大對外宣傳力度，打響品牌;還可以加強與周邊地區的溝通和聯系，并充分利用新媒體的多種宣傳形式進行旅游文化產品的促銷，實現聯動互動和互利共贏。第四，利用建設智能化景點來打造智慧旅游。近年來，面對越來越多的旅游產品，使的市場競爭力越來越激烈。因此，要想把旅游業快速發展，就必須依靠作為文化產物的現代科技力量，有效利用網絡技術將旅游業所涉及的相關文化元素有效聯系，并將其通過新媒體的形式直觀的傳播出去，不僅為游客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化服務，而且為旅游企業提供了高效的營銷平臺和廣闊的客源市場，從而突出產業融合所帶來的優化效果。第五，通過提升廣大旅游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來實現產業融合發展的魅力。在產業融合發展的今天，我們應高度重視對旅游業人才的優化。因為旅游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游客的旅游審美和旅游感知，因此，我們要大力實施人才戰略，著力突破人才對產業融合發展的局限性。隨著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越來越突出，必將為我國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帶來契機。只有不斷創新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才能為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提供有利的條件。總而言之，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是時展的需求，必將對產業發展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邱瑛，祁穎．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與路徑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5(5):36-37．

［2］舒小林，劉東強，齊培瀟，等．中國城鎮化與旅游業發展的動態關系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4(11):122-129．

［3］范紅艷，薛寶琪．河南省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耦合協調度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6(4):10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