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發展階段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圍繞整改，抓落實

通過整改集中解決問題是整改落實階段的著眼點和落腳點，也是對學習實踐活動實際成效的重要檢驗。截止目前，已經整改落實的事項有3項，其余正在按措施進行尾留工作的落實。在整改落實階段中：一是努力克服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精心組織生產，積極開拓市場，極力促進產品銷售，工業經濟保持了平衡較快發展。1—7月份，全縣規模內工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17.92億元，占計劃任務31億元的57.8%，同比增長78.5%；產品銷售收入完成16.73億元，同比增長70.1%；實現應交稅金1.46億元，同比增長60.2%；產銷率達到93.4%。主要產品原煤產量為407萬噸。目前，工業項目進度比較順利，完成投資1.3億元（其中設備訂購4000萬元），重點項目青崗坪煤礦目前已累計完成投資7.5億元，已完成了工業廣場土建工程，職工宿辦樓主體工程，掘進井洞1300米。縣城集中供熱工程1—7月份完成投資1700萬元，累計完成投資1.52億元，煙囪、涼水塔已建成，辦公樓、主廠房、變電站、綜合樓已竣工，目前正在建設輸煤系統和安裝設備。清塬、席家山、七里川煤礦技改擴能項目也全面展開。民營企業全民果干廠等小企業已進入試產階段。二是加強銀企合作，解決企業資金短缺問題，其落實企業貸款問題。三是我局始終堅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原則，認真執行整改落實方案，解決改制企業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注重為群眾辦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好事。為縣制藥廠改制遺留的職工兌付安置費98%，職工失業保險已辦理，統籌費、醫保等問題正在協調繳費。

三、完善體制機制，健全規章制度

篇（2）

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有三個來源：中國的經濟現象、了解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來研究。

揚棄西天取經

研究中國問題，要有一種長足心態，必須把現有理論拋開，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后的條件是什么，決策的目標是什么，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等。從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所提出來的，看似對發展中國家問題解釋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應用，結果將與預期相差甚遠。原因在于理論是否適用，決定理論的條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現有的理論不能指導我們更好轉型，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生產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是落后生產力。根據主流理論去轉型，開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很快經濟會陷入到停滯。要揚棄西天取經，因為西天取的經來自于發達國家，也必然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等為理論前提，中國強行嫁接只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要實現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應該在發展中國家，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現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敗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繼承與揚棄。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學界要進行理論創新與發展，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因為新的理論總是來自于新的現象，但中國的現象如何來理解，一個是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因為講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作為發展中國家，研究當然是希望前進，必須從基本道理中尋求認識。一個是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范疇來進行研究。只有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經濟學界進行交流溝通。

引入自生能力

認識到中國問題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來研究以后，就可以開始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與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結合點是在要素稟賦和結構上。一個國家要在產業上、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其要素稟賦結構要趕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資本在其稟賦結構中的比例。這就必須利用其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積累，從而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提升以后，原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失掉比較優勢，而新的優勢產業也會涌現，這樣產業升級就變得可能。另外，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決定了是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隨著資本積累增多，將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

新經濟結構理論中把企業自生能力引進現代經濟研究領域。引進企業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對發展、轉型以及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不同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就要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企業從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向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不斷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前提條件是，如果是內生，就必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狀況，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就會產生剩余，有剩余才會有更高的積極性進行積累，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然后產業就會不斷升級。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對很多轉型現象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解釋。比如，轉型中的國家開始轉型的時候，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業自生能力這個概念以后，會發現在轉型之前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政府按照休克療法補貼的話，這些產業就會，之后會造成極大的失業，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發展。任何當局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發生，無論是把補貼都取消掉還是繼續補貼，效率都是很低。漸進雙軌被認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時又最務實。漸進雙軌是一方面政府給予企業補貼，另一方面放開比較符合當時發展狀況的企業的準入，不僅準入，而且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實現經濟穩定和高速增長。

認識階段特征差異

在不同發展階段國家，金融結構、人力資本、貨幣政策是不一樣的，經濟運行理論創新與發展路徑會有所不同。

發達國家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升級必須依靠發明，這其中風險很大，所以必須有良好的金融安排。這對發展中國家并不好使，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一般勞動力較密集，資本需求少，且風險生產的產品成熟。所以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和資本需求與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

篇（3）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參考文獻】

［1］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譚崇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3］鄭長德．世界不發達地區開發史鑒［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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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斯特“保護貿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的形成，與他多年旅居美國有關。李斯特在美期間，正值美國保護貿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護貿易不但沒有妨礙美國經濟發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財富增進的事實。當時，美、德境況頗為類似，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相同，同受英國“谷物法”限制，農工產品無法向英國自由輸出。美國既然為建立和扶植工業而實行“保護政策”卓有成效，德國也應加以仿效，這樣才能最終趕上工業先進國。因此，我們可以說，李斯特“保護貿易”的主張，首先得自于他對美國經濟經驗的觀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理論”。 他曾兩次提出貿易制度要和一國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論斷。一次是他在總結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時提出，對于一個在各方面條件都具備的國家來說，可以而且必須按照自己的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階段，是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擺脫未開化狀態，在農業上求得發展；第二階段，是用商業限制政策(即貿易保護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最后階段，是當財富和力量已達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復自由貿易制度，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無限制的競爭。他還說，當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階段，德國、美國在第二階段，英國在第三階段。

另一次論述經濟發展階段問題時，他更明確地說：“從經濟方面看來，國家必須經過如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時期。”并認為，只有處于第五時期的先進國家可以實行自由貿易，因為它不害怕和別人競爭；而處在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和農業時期的國家，也需要自由貿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農產品換取別國工業品，以促進本國經濟繁榮，加速向高一級的發展階段轉化。只有處于農工時期的國家，如德國和美國才需要保護關稅，以免受先進國家競爭。

再次，從不保護貿易的反例論證保護貿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們分析了后發展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國際交往中沒有保護的尷尬境地。當時英國經濟最發達，因而自由貿易是最適合英國的，英國人會把他的剩余資本用來在他認為法規制度、資源狀況都比較合適的國家和地區去發展自由貿易，以至整個英國最后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帝國。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落后國家的命運如何呢？“在這樣的形勢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將遭到同樣的命運，最上品的酒要供應英國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法國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業那類營生。德國到那時看來對英國世界沒有什么別的可以貢獻，只有一些兒童玩具、木制的鐘、哲學書籍等類，或者還可以有一支補充隊伍，他們為了替英國人服務，擴大英國的工商業優勢，傳播英國的文學和語言，犧牲自己，長途跋涉到亞洲或非洲沙漠地帶，就在那里淪落一生。到那個時候，屬于這個英國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談到德國人或法國人時，就像我們想到或談到亞洲各國人的那副神氣―樣，這個轉變是不需要多少世紀的。”盡管后來的情況并不像李斯特所預測的那樣(可能正是實行了保護政策的結果)，但李斯特的理論完全是符合邏輯的，是有理論震撼力的，看一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就國際貿易展開的激烈爭論，我們就能感受到它的現實震撼力。

二、李斯特關于“保護貿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張無條件的貿易保護制度。他的保護關稅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對自由貿易，實行閉關自守，而只是把它當作一種保護本國工業發展的手段。因此，他對保護關稅作了多方面限制：對那些與國計民生有頭等意義的工業部門和新興工業部門，要給予重點保護，如紡織業；對一般工業進口，可規定不同稅率對輸入加以限制；對奢侈品工業，只給予最低限度的保護，而對于一切復雜機器的輸入應予免稅或征收很輕的稅。對于保護時期，也要作適當規定。如被保護的工業經過保護以后能與外國競爭，甚至價格低于進口品，就不用保護了；如果保護了幾十年仍扶植不起來的工業，就不必再保護；對于那些沒有強大競爭者的工業，即使本國工業基礎比較薄弱，也不要保護。他還認為，隨著本國經濟的發展，應逐步降低進口稅率。如仍實行高關稅，就會對國家有害，因為它限制了本國工廠主與外國的競爭，會助長他們的惰性。應當認為，這些觀點和主張是很有見地的，是對外貿易理論和政策史上的光輝篇章。

其次，在對外主張保護關稅的同時，李斯特在國內商業政策方面主張必須廢除關卡，統一稅則，實行自由貿易。因為不在國內各邦之間實行自由交往，便沒有統一的德國。但是，他認為在對內實行自由貿易時，也有必要由國家作適當的政策干預，并認為經濟越發展，國家在立法和執政方面對經濟干預越不可少。這表明，李斯特對國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必須發揮作用這一問題，已有較深刻的認識。

在李斯特看來，不僅要建立統一市場，促進國內商品流通，讓優勝劣汰機制發揮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會，創造吸引外資的條件。他說：“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和商業是會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他們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壓制，就會逃避到別的城市，別的國家，在那里尋求自由、安全和支持。……無論何處，驅逐它們的總是理性的缺乏和專制虐政，吸引它們的總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的愚昧無知，英國就很難達到掌握工業優勢的地位。就我們德國所處的地位來說，與其抱著守株待兔的態度，靜候著別國由于政策失當，把他們的工業驅逐出境，使這些工業不得不流亡到我們這里來尋找避難所，不如不要等待這樣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而主動提供對工業有利的條件，邀請他們到我們這里安家落戶，這樣作不是要聰明得多嗎?”

三、對李斯特“保護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評價

綜合看來，李斯特的經濟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發展經濟學，他的著作是經濟發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對此，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和一些經濟學說史研究者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英文版編者序中指出，“此書所論及的問題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直到20世紀下半葉，那些關心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人仍然可以從李斯特的學說中尋求到啟示。李斯特真正無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個預言家，他預見到了‘所有不發達國家的抱負’，而不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辯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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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德國歷史學派；保護貿易論；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國歷史學派簡介

德國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出現在德國的庸俗經濟學流派。它強調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的階段特征，反對自由主義，代表德國產業資本階級的利益，把過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對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先驅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羅雪爾將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

1.1 德國歷史學派的產生背景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19世紀初的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其國內市場競爭機制不發達，民族工業脆弱，資本主義發展相對落后。19世紀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為發展本國的工業，對抗來自英國的工業品，19世紀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即歷史學派。他們指出，當本民族處于落后的情況下，想不甘落后，必須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因而要采取貿易保護政策。

綜上，德國歷史學派是在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抽象演繹法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中興起的，反映了貧困落后的德國要求追趕先進鄰國的歷史使命感。

1.2 德國歷史學派的哲學基礎

德國歷史學派受德國哲學傳統中廣泛注重歷史方法的深遠影響。這種哲學傳統反對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反對自然秩序，反對將豐富和獨特的社會現象付諸于概括性的理論。歷史主義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最重要哲學基礎。

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征。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征。

歷史主義認為看待事物時應以動態的眼光，其認為人類社會具有不可逆性，每時每刻都處于發展演變之中。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觀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特點和氣質，因此很難有一個經濟規律是適用于所有國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繹推理為基礎和特征的普遍規律，只存在以個別國家的經濟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學”，它是歸納總結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經濟規律。

2 德國歷史學派的國度性與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的理論創新水平再沒有高過李斯特，本文筆者在此主要介紹李斯特的思想，并通過李斯特的思想來解讀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主張。

李斯特的經濟理論由他提出的“生產力理論”、“經濟發展階段論”和“保護幼稚工業理論”三部分組成。我們分別通過這三個理論，來闡述分析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理論是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理論基礎，也是他論證保護貿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據。

李斯特認為，貿易政策制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國家的利益，考慮發展生產力和發展工農業的需要。他認為自由貿易原則不能是”唯利是圖”，更不能把”唯利是圖”當做是社會的普遍經濟規律。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與眾不同的特點，且每個國家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建立的世界主義政治經濟學，將自由貿易作為理想，其實本質上是從英國利益角度出發的。同理，德國實行保護貿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以財富為研究對象，認為生產力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財富，它認為若具有生產力，窮可以變富，但若不具有生產力，富也不會長久。物質生產力的基礎是農工商業，其中工業是重中之重。對于生產力落后的國家要想促進其長遠發展，實行保護貿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認為要想真正的促進生產力發展，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識到教育/科技對于提升生產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識到生產力進步離不開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強調產業部門間的協同合作；四是發展生產力的基礎是民族精神的進化。此外它還認為工業是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環節，必須對其將其重視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識到工業對于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斷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法規，進而提高國家的生產力。

2.2 經濟發展階段論

李斯特的“經濟發展階段說”是保護貿易政策的一個主要根據。通過分析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他認為每個國家都需要經歷五個階段，分別是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業時期，要想獲取最大的貿易利益，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就應該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比如在農業時期，自由貿易是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能夠促進農業發展，還能夠培育工業基礎；在農工業時期，保護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減少了競爭壓力，也有效促進了工業發展；在農工商業時期，自由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以便于我國現今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獲取最大貿易額。

經濟發展階段論在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中都得到過驗證，比如英國在農工業時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美國、德國處于農工業時期時，采取的是保護貿易政策，他們都取得了不錯的貿易利益，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

2.3 保護幼稚工業理論

李斯特理論的落腳點在于國家干預，因此，生產力理論和經濟發展階段論都是保護幼稚工業理論的基礎。

他提出，當一個國家正處于農工業發展階段時，需要通過保護國內市場以促進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后進的德國只有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因此，他提出，保護關稅政策是當時德國可采取的提高生產力的最有效手段。關稅保護政策是李斯特為后進德國開出的強國良方。

保護幼稚工業不是盲目保護一切產業，而是理性保護那些能增加國家物質財富，創造國民精神的產業。這里需要注意：①一國工業雖然幼稚，但沒有強有力競爭者時，不需要保護；②只有剛開始發展且有強有力的外國競爭者的幼稚工業需要保護，且最高期限為30年，保護期限過后要有能力同外國競爭者進行競爭。因此，這種國家干預是講科學，重過程，有節制的，保護也不是保護落后和低效率。[1]

3 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作用例證

德國歷史學派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

19世紀初，德國仍處于分裂和割據狀態。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內部，存在著各自為政的38個邦國，德國境內關卡林立，存在著多種商業法規、度量衡制度和幾百種地方性貨幣，嚴重地影響了國內市場的形成，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1834年，38個德意志聯邦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它是在德國統一前，以普魯士為首的各邦國為掃除相互之間的貿易障礙而結成的同盟。德意志關稅同盟把德國境內大部分邦國結成了一個緊密的貿易和經濟區域，是德國走向經濟和政治統一的重要步驟。

德意志關稅同盟建立后，德國有了統一對外的關稅政策，開始了工業革命。一開始該政策的實施是比較溫和的，稅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雖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國的工業力量，但還是無法抵御英國壓倒式的工業力量，面對這種形勢，德國在李斯特的影響下當機立斷，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屬皮革/毛紡織品等稅率，極大地促進了該時期的保護關稅運動，一段時間后，該政策的效力真正地發揮出來了，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德國資產注意生產，還有效地抵制了英國競爭。

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德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指出，“保護關稅成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2]在這個意義上，李斯特貿易保護主義不自覺地充當了推動德國社會轉型的動力。以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為顯著特征的這一時期在德國歷史上被稱為“李斯特時代”。

可以說，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歷史學派就是針對德國經濟發展不完全，經濟較落后的情況，提出保護幼稚工業，針對德國各邦國經濟上的獨立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經濟主張可以很好的發展德國經濟。由此可以看出，針對不同時期、不同條件的國情，經濟學說也要具備一定的階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情況下，我們又應該以什么樣的理念來發展經濟呢？

4 德國歷史學派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從上文中對德國歷史學派思想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適合于本國國情的經濟理論可以很大程度上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亟需尋找一個理論，為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至關重要。然而，當前社會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存在對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現象，甚至認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它的學說越來越被邊緣化。

當前我國社會中存在一種“依附型經濟學”之風，不僅忽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也將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拋在腦后，導致了諸多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象出現，比如技術落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環境污染等。針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走出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進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我國應在認真學習和吸收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制定適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只有這樣才能事半功倍，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二是推動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三是開創以中國哲學和中國經驗為基礎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在這方面，德國歷史學派的發展經驗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價值。

德國歷史學派被稱為是”國民經濟學”，它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使德國成為當時的世界級強國，在這個過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沒.面對這一現象，很多國家都紛紛開始效仿，希望發展本國的生產力，壯大自身的實力，因此，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重讀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學界應該以德國歷史學派為榜樣，為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而奮斗。

深入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馬克思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國內對德國歷史學派了解不多，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馬克思不可能借鑒庸俗經濟學的思想，所以，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聯系也就被割裂了。實際上，馬克思的理論根植于德國經濟學的傳統之中，與德國歷史學派有著許多共通之處。而且，正如霍奇遜指出的，“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3]追溯馬克思經濟學形成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德國歷史學派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深受當時德國哲學思潮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與歷史法學、生物進化論、法國大革命、經濟與技術的巨大變遷等學術思想與歷史事件，都影響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者。因此，重新發現并深入研究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深刻淵源對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不可否認，德國歷史學派對于我國的經濟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我國也應該對此加強重視，但同時我國自己的哲學傳統和改革經驗也不容忽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經濟學自主創新.正如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4]中國哲學傳統包含著有機的、系統的和整體的世界觀，這與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傳統有內在的統一關系。[5]此外，中國改革經驗也與德國歷史學派所遵奉的文藝復興經濟學的回溯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國經濟學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對傳統文化重新闡釋，并創造新的文化，這是開創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基礎性工作。而哲學基礎與中國哲學傳統具有相似之處的德國歷史學派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的借鑒經驗。

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學說具有一般性，但更應該認識到其國度性和特殊性。因此，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矛盾出發，建立以中國存在的廣大勞動者為主體的“中國勞動經濟學”是我國經濟學發展的必要途徑，更是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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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約瑟.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M].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賴納特.技術在富國和窮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熊彼特體系中的欠發達問題[A].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劉永佶.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7]桂莉.簡論德意志第二帝國社會保障制度[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05）.

篇（6）

(二)歐美發達國家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多數經濟學專家和統計學專家都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進行了研究。其中經濟學家、統計學法威廉•配第就對國民收入總量進行分析、統計。隨后，出現了價格與需求函數關系量化分析，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進而實現統計和分析這兩門科學的相互融合與共同發展。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提出了國家經濟核查體系，人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充實國家經濟核查體系。此后，出現了投入產出分析法與資金流量表。這些都極大了促進了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推廣應用和發展。

(三)中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統計作為國民經濟計劃的檢查與制定工作之一，在企業，乃至國家所有部門中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成為了總結與分析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國目前形勢而言，統計學數據等有關內容并沒有獲得較為深刻的利用，統計學的重要性經常被忽視。因此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要明確統計學在整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識體系中的關鍵所在等，并不斷發展此趨勢，利用措施彌補數據的不足和數據質量問題，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采取現代統計學分析法，實現統計學的獨立發展，以此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體系。

篇（7）

產業是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準確把握地區產業發展的階段，是明確產業發展方向、合理制定區域產業整合戰略的前提。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經濟發展必須以不逾越重大階段為前提，區域經濟的發展也不例外。因此，選擇區域的主導產業，首先需要深入研究進而準確把握區域經濟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判別，可以通過運用經濟發展階段判別指標體系計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方法來實現。

一、經濟發展階段與主導產業的內涵

經濟發展階段是經濟發展中的各組成要素在某一時點上的發展程度的集合。近現代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以工業化為標志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與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將區域經濟發展分為前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后工業化階段五個階段。

主導產業是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產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進技術、增長率高、產業關聯度強，對其他產業和整個區域經濟發展有較強帶動作用的產業。主導產業不是孤立的一個產業，而是一組產業、一組產業群。

二、鄭汴地區產業發展階段的基本判別

為了比較客觀、準確、全面地確定鄭汴地區產業發展的階段，我們主要采用三次產業結構、人均生產總值、工業內部結構等指標來綜合判斷鄭汴地區的產業發展現狀，為鄭汴地區主導產業的選擇和培育提供依據。

（一）基于庫茲涅茨工業化五階段的判斷

2008年，鄭州三次產業GDP分別達到94.70億元、1659.49億元和1249.8億元，三次產業構成比例為3.15:55.24:41.61，產業結構為“二三一”的構成；開封三次產業GDP分別達到153.66億元、312.45億元和223.26億元，三次產業構成比例為：22.28:45.32:32.4，產業結構也為“二三一”的構成。說明鄭州市和開封市兩地區都處于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的階段。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等人認為，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產業結構演進遵循以下規律：在工業化初期，第一產業比重較高，第二產業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都會有所提高，并且第二產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第三產業，相應地，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優勢地位被第二產業取代。當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產業時，區域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當第一產業比重下降到10%左右時，第二產業產比重快速上升到最高水平，區域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此后第二產業的比重會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如果根據庫茲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來界定鄭汴地區的產業發展階段，則鄭汴地區處于工業化發展的后期，鄭州也處于工業化發展的后期，而開封處于工業化的初期階段。

（二）基于錢納里工業化三階段的判斷

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人把經濟增長理解為經濟結構的轉變，并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不發達經濟到成熟工業經濟整個變化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六個時期，從任何一個發展階段向更高一個階段的躍進都是通過產業結構轉化來推動。

2008年，鄭汴地區的人均生產總值為30570元，運用國家統計局使用的按1998年美元折算，人均生產總值為3869美元。按照錢納里標準模式可以看出，鄭汴地區已進入工業化中級發展階段。其中，鄭州市人均生產總值5141美元，剛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的高級階段，開封市人均生產總值為1862美元，還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初期。因此，如果按照錢納里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判斷，鄭汴兩地的工業化水平差異較為明顯。

（三）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判斷

C.G.克拉克根據威廉?配第的有關研究，依據若干國家一定時期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之間轉移的統計數據，得到了表1的經驗數據，并形成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注：威廉?配第.配第經濟著作選集（中文版）[M].商務印書館1981版，第9頁。

如果按照配第-克拉克等研究得出的經驗數據，由表2我們可以看出，鄭州目前大概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五階段，即剛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開封大概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即工業化的初期階段；鄭汴地區處于經濟發展的第四階段，即工業化的中期階段。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鑒2009，經過整理計算。

（四）綜合判斷

鄭汴地區產業發展正處于工業化后期與初期，區域產業發展不平衡。通過以上三種方法對鄭汴地區產業發展階段測算，我們發現，基于庫茲涅茨工業化五階段的判斷，鄭州和開封分別處于工業化發展的后期和初期階段；基于錢納里工業化三階段的判斷，鄭州和開封分別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高級階段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初期；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判斷，鄭州和開封分別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和初期階段。因此，根據鄭州和開封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采取庫茲涅茨和克拉克的標準評判的結構是比較科學的，對鄭汴地區產業發展階段的判定相對更為客觀真實。因此，我們認為鄭州和開封分別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和初期階段。由此看來，很有必要選擇和培育兩個地區的主導產業，實現協同發展。

三、區域經濟發展階段主導產業匹配

根據對發達國家和我國工業化先行城市經濟發展的經驗總結，本文整理總結了反映區域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對應不同主導產業的經濟發展階段主導產業群匹配表，見表3。

四、主導產業的區域個性分析與新興產業推演

（一）區域個性分析

以上區域經濟發展階段主導產業的匹配，實際上是運用歷史梯度推進的方法推導的備選主導產業。現實中，由于各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各異，因此，區域主導產業的選擇除了通過主導產業群匹配表進行初步篩選外，還應該進行個性分析。根據所研究區域的資源稟賦特色，增加備選主導產業。

（二）區域新興產業推演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演進，生產和生活需求的更新換代，各區域必然會產生過去歷史上未曾出現的產業，即新興產業。因此，還需要由新興產業未來推演預測，增加備選主導產業。新興產業形成的備選產業群推演可有三類：一是估算、比較各項技術未來的經濟價值大小；二是通過對未來市場需求的分析預測；三是技術與需求結合，有的產業有市場需求但技術不能實現，有的產業有技術但當前需求未產生。這三類方法推演出的產業，也應成為備選主導產業庫中的產業。

五、鄭汴地區主導產業選擇

（一）鄭州市主導產業選擇

結合現有基礎、考慮未來發展的方向與潛力，依據鄭州的工業行業梯度系數和SSM分析，我們確定,鄭州的工業主導產業為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裝備制造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裝備制造業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性，在現代工業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工具和原動力；另外，裝備制造業對于技術進步和創新具有推動作用。目前，鄭州裝備制造業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2008年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工業增加值18%左右。其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在全省和整個中部占有重要地位。

高新技術產業主要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等。今后，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應該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產業、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制藥行業。加快開發生產通信設備、計算機及零部件、集成電路及新型電子元器件、汽車電子及其他電子專用設備和家用視聽設備，形成電子信息產品生產基地和軟件產業園區。依托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出口加工區、河南科技市場等，加快信息產業化項目建設，培育一批IT行業骨干企業。促進生物基因、生物血液、現代中藥等現代醫藥制品的發展，加強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在食品、輕工業、農業領域的應用，開發新型生物化工產品。

（二）開封市主導產業選擇

結合現有基礎、考慮未來發展方向，依據開封工業行業梯度系數和SSM分析，農副食品加工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具有一定的優勢，對區域發展帶動作用較大，最終確定化學工業、農副食品加工業、機械制造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和紡織業為開封市的主導產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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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配第.配第經濟著作選集[M].商務印書館，1981.

[5]劉平量.發展階段差異和區域差異對主導產業選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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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國經濟增長必然伴隨產業結構演變，不同國家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產業結構演變程度也不相同。為了更好的分析各國產業結構演變進程以及各國發展階段的差異性，提出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方法作為衡量指標，分析各國產業結構發展軌跡中的差異，以及是否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的一般規律。本文選取五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分析。

二、產業結構演變系數

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是以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作為基準值，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進行評價，然后將評價結果相加得出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產業結構演變系數主要是為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活動中第二產業的發展程度，并以此來判斷主要國家產業結構的演變進程，基本公式可以表達為：

式中：DCIS――產業結構演變系數；A――第一產業占GDP比重；I――第二產業占GDP比重；S――第三產業占GDP比重。

在公式（1）中，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值域為1∞，當DCIS=1時，說明一國第二產業占比最大、第一和第三產業占比非常小，A/I、S/I值接近于0，則此國就處在絕對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但這是一個極限情景，很少會有國家處于此極端情形。相反，當DCIS值趨近于無窮時，說明一國第二產業占比已經最小化。一般情況下，當DCIS∈（1，3）時，一國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大于第一、三產業比重，國民經濟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可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應呈“U”型分布，左側最高點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最低點為工業化發展階段中的重化工業化發展時期，右側最高點為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接下來比較分析五國產業結構演變進程是否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三、比較分析

將五國各階段產業結構中三次產業占GDP比重的數據代入公式（1），得出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值，并形成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如右圖所示。

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799年），DCISmax=8.333333，是所分析時間段美國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40%，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此時第三產業也得到了發展，1799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就已經達到48%，所以致使此點DCIS值明顯高于曲線右側高點C。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一產業產值逐漸下降，第一產業的勞動力轉移至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產值逐漸上升，曲線從左側最高點向下滑，過度到工業化發展階段，這期間曲線上下波動，是由于美國國內經濟危機造成的。當下滑至“U”型曲線最低值B點（1955年）時，DCISmin=2.59063575，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38.6%，為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曲線越過最低點向右上方滑動時，逐漸向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過度，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發展加快，并開始占居主導地位，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向右上方移動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曲線右側最高值C點（2013年），DCISmax=5，是所分析時間段中美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值為79%，而此時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已縮小至1%。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說明美國產業結構已完成農業經濟發展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至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演變，產業結構演變的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日本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成明顯的“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946年），DCISmax=3.802281369，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38.8%，農業經濟占居主導地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產業產值逐漸上升，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從左側最高點下滑至“U”型曲線最低值B點（1970年），DCISmin=2.15424386，是所分析時間段中日本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46.42%，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曲線越過最低點B向右上方滑動至右上方最高點C（2013年），DCISC=3.846153846，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73%，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從曲線趨勢可知，日本產業結構已徹底完成工業化發展進程，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演變的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德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850年），DCISmax=4.385964912，分析時間段中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44.8%，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開始由農業國轉向工業國，曲線從左側最高點下滑至最低值B點（1935年），DCISmin=1.776198934，是所分析時間段中德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56.3%，為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1990年以后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開始快速跳躍上升，德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產業結構得到不斷調整，第三產業發展加快，曲線向右上方移動至最高值C點（2009年），DCISmax=3.77852503，是所分析時間段中德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值為72.73%。從曲線趨勢可知，德國產業結構已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其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一般規律。

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應該正處于“U”型走勢的底部位置，說明中國經濟正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最高值在A點（1952年），DCISmax=4.784688995，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為50.5%，在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為了調整由于戰爭導致的產業結構落后問題，1958-1960年“”運動急于求成發展重工業，使曲線向右下方滑動，在B點（1960年）處形成一個最低點，UB=2.247191011，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4.5%。1961―1965年對國民經濟進行重新調整，經歷五年時間產業結構比例漸趨協調，曲線位置上升至C-D點之間。但隨后發生的十年“”又使產業結構政策重心回歸至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曲線向下滑至E點（1976年），DCISE=2.214537015。這一階段由于國家政策調整導致曲線變動幅度很大，且DCIS值都很低，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處于產業結構糾偏階段，改善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第一產業內部結構得到提升，第二產業內部以輕工業發展為主，第三產業發展速度加快。產業結構發展模式實現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轉換，曲線緩慢上升至F點（1992年），DCISF=2.395909192，國民經濟逐步進入穩定發展階段。1993年，以市場機制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趨于合理化，工業結構中輕工業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重工業卻占居重要地位，工業化發展進程加速，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呈現下滑至最低點G（2008年），DCISmin=2.059807713，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8.55%，為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2009年以后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開始緩慢下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呈緩慢上升趨勢，曲線開始呈現上升趨勢，2013年DCIS=2.272727273，但仍處于“U”型曲線的底部，中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

印度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走勢較平緩，系數值較其他國家高，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說明印度尚未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曲線最高值在A點（1952年），DCISmax=6.211180124，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50.5%。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逐漸下降，曲線緩慢向右下方滑至B點（1991年），DCISB=3.819689048>3，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為30.13%，說明印度仍處于封閉條件下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且經濟增長幅度非常有限。曲線的最低點C（2007年），DCISmin=3.421091286>3，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7.84%、29.23%、52.93%，產業結構為“三、二、一”發展模式，處于服務經濟發展階段。但一般情況下，按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走勢來看，處于“U”型曲線最低點時，一國國民經濟應該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但此時印度第三產業卻占居主導地位，說明印度經濟并未遵循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直接由第一產業轉移至第三產業，說明第二產業對GDP增長貢獻不大，在印度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高且比較落后，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革命。雖然，國民經濟已經以服務經濟為主，但實際工業卻仍處于初期向中期過度的發展階段。因此，印度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特殊性。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美國、日本、德國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均已處于“U”型曲線的后半部分，正處于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其中，美國DCIS值整體高于日本和德國，因為在18世紀末美國處于農業發展階段時，第三產業就得到了發展，所以，第一、三產業兩項加到一起產生的DCIS值就會高于日本和德國。

其次，日本DCIS曲線從左側最高點A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過渡到最低點B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僅用24年時間，而美國、德國在19世紀70、80年代時的DCIS值與日本在A點1946年的DCIS值相當，DCIS值的最低點分別在1955年和1935年，美國、德國分別用了75年和65年的時間。可見，日本發展工業化晚于美國、德國，但發展速度卻非常快，且在DCIS最低點時，日本、美國、德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46.42%、38.6%、56.3%，說明德國經濟中的工業份額重于日本、美國，而日本也重于美國，直到現在三個國家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的份額也是德國大于日本，日本大于美國。

再次，中國、印度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均處于“U”型曲線底部，但兩國經濟卻存在明顯差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的最低值DCISmin=2.059807713，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8.55%，第二產業占居主導地位，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印度經濟發展也處于“U”型曲線底部，DCISmin=3.421091286>3，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7.84%、29.23%、52.93%，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的卻是第三產業，以服務經濟為主。但實際上，印度工業卻正處于初期向中期過度的發展階段，造成這樣格局的原因可能是印度在參與世界分工的初期就受到中國產業競爭的制約，而未能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革命。所以，即使中國與印度均處于“U”型曲線的最低點，但實際上所處的發展階段卻截然不同。

最后，從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可知，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印度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比最大的年份分別在1955年、1970年、1935年、2008年和2007年。可見，雖然五個國家產業結構演變軌跡均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但五國產業結構演變中各個節點的時間卻有很大差異，產業結構演變程度有一定差異。

參考文獻：

[1]張雷.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J].地理學報，2003，58（4）

[2]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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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是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產階級中最具有民族精神的經濟學家。他從當時德國的國情出發,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了國民經濟學理論、關稅保護論、生產力論、經濟發展階段論等經濟理論。這些經濟理論至今對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仍有深刻的影響。本文僅對其貿易保護理論進行淺析,希望獲得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發。

一、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述評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19世紀中葉的德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分裂、市場分割、經濟遠遠落后于英、法的封建郡主制農業國。當時,德國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進口的則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國內部對實行什么樣的國際貿易政策意見分歧很大。一方面,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盛行整個歐洲,大多數人都受到了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世界主義學說”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國工商業協會為核心,主張實行貿易保護關稅政策。在此時代背景下,作為德國工商業協會顧問和保護貿易學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了以保護關稅制度為核心,為經濟較落后國家服務的“國民經濟學”或“民族經濟學”的國際貿易學說體系。

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分為國內自由貿易和國際自由貿易,國內自由貿易是有益的,應在國內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建立國內統一市場,取消國內關稅,這與國民個人自由不相抵觸,但國際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保護政策與個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李斯特反對斯密等人的“世界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整體利益并非個人利益的簡單總和,“國家同個人一樣,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掛在心頭”,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其成長為一個工業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條件,即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國家主義經濟學”。

一國開展對外貿易要著眼于提高國家生產力,而不僅僅是國家財富單方面的增加。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國應實行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從經濟方面,國家都必須經過以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

而當時的德國經濟正處于農工業時期,要過渡到農工商業時期,就必須有國家實施強制性的貿易保護政策,來扶持本國工業的發展。

李斯特提出的貿易保護政策具體包括:⑴對古典自由貿易理論提出批評,他指出“比較成本說”不利于德國生產力的發展,并指責古典學派的自由貿易學說忽視了各國歷史和經濟上的特點;⑵在國家發展階段理論上,李斯特主張根據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⑶主張國家干預的對外貿易政府對國民經濟活動進行部分限制,保證國家經濟利益,從而保證個人持久利益(舉例風力與人力對森林成長過程中的作用);⑷提出了國家保護的對象應該為幼稚工業,保護手段為采取禁止輸入工業品與征收高額關稅的辦法。

李斯特保護貿易學說在德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利于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勢力的斗爭。李斯特的整個理論是積極的,他對于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應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的觀點是科學的,他關于從保護貿易為過渡和僅以幼稚工業為保護對象的主張說明他承認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的利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保護貿易政策的得失,揭示了建立本國高度發達的工業是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關鍵。

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的進步意義:(1)強調國家利益對貿易政策選擇的重要性。李斯特的貿易學說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他從德國當時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關稅保護理論,以維護德國在同英法等國的貿易中的國家利益。當今經濟全球化代表一種新型的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其秩序基本上由發達國家主導建立,主要體現著發達國家的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過程時就必須考慮如何借“國家之手”保障本國經濟和經濟安全。貿易自由化的內在動力來自于貿易給各國帶來的經濟利益。(2)強調工業對國家進步的重要性。工業是國家生產力之本,是一國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國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這一發展民族主導產業的思想在當今世界仍具有深遠意義。因此,工業化成為了當今發展中國家鍥而不舍的目標。(3)強調國家適度干預經濟的重要性。李斯特從強調落后國家的特殊國情、落后國家所處的較低的發展階段以及落后國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提出必須對私人經濟實行干預的主張。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壓力和挑戰,在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同時,更應注意強化政府調節經濟的作用,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國際協調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

李斯特的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李斯特認為農業不必以關稅來保護,這明顯是不合目前現實的。李斯特當時堅持這一看法,是因為英國的“谷物法”使農產品過剩的德國無法找到銷售市場。農業是各國目前保護的重點對象,關稅、許可證配額、進口專營等對農產品的貿易壁壘高筑,歐盟等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嚴重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農業的貿易競爭力。

總之,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仍然具有很強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為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貿易政策提供了借鑒和啟發。

二、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對中國外貿政策制定的啟示

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已有發展所積累的經驗教訓和對發展戰略更高程度的認識允許我們借助李斯特貿易保護學說這一視角,重新審視當今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

1.國家利益的至高無上性

這是我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的首要前提。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貿易理論混同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無視國家機器的存在與國家利益的差別。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中就提出國家干預在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在現實中,國家作為國際貿易活動的控制者,既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架起國際貿易的橋梁,也可以出于政治目標、外交目標制定自己的貿易政策。一國對不同的國家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正是因為不同的國家對其有不同的國家利益。在經濟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利益仍高于一切,任何一國的國際貿易政策都是以本國利益為基點的。因此,貿易政策是國家利益的產物,政府可以通過貿易政策實現其國家利益和目標。

2.通過適當的貿易保護政策,發展獨立創新型的民族工業

國際貿易競爭是各國生產力競爭的主要表現。如果想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我們要提高國內的生產力水平。根據李斯特對生產階段的劃分和貿易保護理論,我國應根據自己所處的階段和實際情況采取相應的對外貿易政策。WTO所奉行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只有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適應。我國的經濟發展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科技產品和知識產權上同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差距,所以中國不能盲目接受WTO的條款,而應實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僅是單純的引進和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只能在短期內引進能夠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但卻是不利國家的長久發展,甚至造成惡劣的結果。中國目前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差。在結合市場機制的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積極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對一些重點產業提供必要的創新支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知識產權發展體系,鼓勵國內自主創新項目的發展。

3.既應調整對外保護又應強化內部競爭。

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大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實施自我保護將一直是必需的,而且我們應利用國內市場龐大的優勢盡量以雙邊一對一談判的方式來加強自我保護。由于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目前保護的重點應由已相當成熟的制造業轉向尚十分幼稚的服務業。當然,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保護將須采取關稅之外的許多軟性形式,如應采用更積極的產業支持政策。不過,中國的問題一向是保護狀態下即缺乏充分的內部競爭,故而,在對局部產業有效保護的同時如何保證足夠的內部競爭及技術進步等實為必須解決的一大課題。如果二者必須擇一,長遠看恐怕是完全開放于中國更有益處,但以我們的智慧和能力,終究不必走到非此即彼的地步。

當前,我國的發展無疑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借助李斯特的學說來重新審視我國國際貿易政策的選擇。因為,這是一個最早具備了發展中國家視角的發展理論,是一個建立在扎實的歷史研究基礎上的理論,而且是一個有過成功實踐的理論。

注釋:

①費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陳萬熙譯.商務印書館,1961.

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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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紹文.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4]梅俊杰.后進國發展理論的先聲――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發展學說評估[J].學術界,2002(1).

[5]光等.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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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958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個10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2國外研究現狀。

2.1理論貢獻。

（1）區域平衡增長論。

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Leibenstein）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區域不平衡增長論。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Myrdal）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論。

（3）區域階段發展論。

倒U型理論（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型。

（4）鐘型發展理論（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2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

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

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2）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

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

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

60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3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年）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年）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年）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4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譚祟臺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5］方創琳主編《區域發展戰略論》，科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