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帶來的好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城中村改造帶來的好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城中村”的現狀及問題

“城中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城中村”看似城市，又似農村，它具備城市和農村的雙重特點。“城中村”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和農村管理體制。

(一)“城中村”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疾風暴雨式的城市建設，城市用地需求急劇膨脹，城市將其周圍的農村用地逐漸轉化為城市地區。隨著農村耕地被征用，農民的居住環境發生變化，就業方式也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很多農村開始了城市化進程。然而村莊在城市化道路中卻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新現象，“城中村”的出現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

僅從“城中村”的名稱可以看出，它兼有城市與農村的雙重特點，看似城市，又似農村，“城中村”的雙面性給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和諧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成為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我縣“城中村”的問題

1.人口構成復雜，難于管理

2.環境衛生情況需進一步完善

3.市場秩序有待改善

4.公共設施的相對缺乏

二、“城中村”問題形成的原因

(一)客觀原因

1.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

所謂城市化，是指存在城鄉差別的前提下，農村人口、就業、產業、建筑、設施、服務、經濟水平、文化、景觀等要素普遍向城市的轉移和轉化過程，包括原由城市的擴大、新城市的興起，原有城鎮上升為城市，新城鎮的增設和擴大等內容及其過程。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原有中心城市規劃調整后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不斷向外擴展，城市近郊村莊逐步被包圍，村莊的耕地大多被開發利用，而村民的宅基地卻保留了下來。

2.城鄉二元體制

在城市化過程中，原來農村的土地被開發或征用，村莊卻以“城中村”的形式，成為城市的一部分。然而，城鄉二元體制根深蒂固，村民雖然生活在城市中，卻由于其農村戶口無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待遇。農民失去了耕地，唯一留下的就是集體土地和宅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我國城市土地產權歸國家所有，而農村土地的產權歸農村集體所有，國家可以征用作為農民生產資料的農用地，但難以征用作為農民生活資料的宅基地”。這樣同在城市的一片藍天下，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作用，城市居民和“城中村”居民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3.廉租房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巨大缺口

“城中村”之所以成為學生、白領、藍領、粉領和、黑領的共同選擇，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其租金的低廉。也就是“城中村”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原因就是“城中村”村民利用原先對其不利的城鄉二元體制，通過低廉的房租賺取不低的收益。我國城市廉價房工程雷聲大，效果小，這為“城中村”村民利用宅基地實現自身利益創造了機會。九成以上的專家認為“城中村”解決了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

(二)主觀原因

1.農民路徑依賴心理

在實踐中，本來處于城鄉二元體制中的弱勢，由于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土地征用，農民從地理區域上進入城市的隊伍中，這讓他們享受到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宅基地使用權帶來的意外收益，農民可以通過出租房屋等方式獲得收入，一躍成為城鄉二元體制中的優勢群體。“城中村”的居民開始習慣并享受城市化進程中帶來的好處，并對這種獲得收益的方式產生了依賴。“路徑依賴”產生，居民出于對既得利益和風險的考慮，不愿接受甚至抵制新的變化，不管這一變化是時展的趨勢還是政府政策的導向，他們滿足于現狀，成為新型的“租金食利”階層，不會積極主動地改變“城中村”的現狀，甚至成為解決“城中村”問題的最強大阻力。

2.政府管理中的困境

首先，從“城中村”產生的原因來看，政府在城市建設和招商引資過程中，為了短期的利益，迂回征地，最終造成了“城中村”的出現。由于現行土地征用政策對耕地的補償有明確的測算標準，而對村集體建設用地和農民宅基地及其上的附著物(鄉鎮企業廠房、農民住房等)的補償則缺乏必要的界定，因此城市政府為了盡量減少土地征用賠償的金額和社會負擔，大多采取了繞村莊，只征收耕地的方式來尋求城市建設用地的快速擴張。這種“吃肉留骨頭”的做法最終留下了“城中村”問題。

其次，在“城中村”問題的解決上，政府要面臨資金和農民阻力等諸多壓力，推進“城中村”改造困難重重。

3.開發商的趨利性

利益一向是“城中村”問題的敏感話題。“城中村”的形成本身就是在城市化進程中政府、開發商、村民博弈的結果。其中開發商為了降低成本，選擇耕地和空閑地開發，而回避村莊，這樣村莊的開發被長期擱置。另外“城中村”的開發難度大，尤其是“釘子戶”問題的不斷出現，讓很多開發商“望村興嘆”，回避村莊開發項目。

三、我縣“城中村”的解決途徑探討

(一)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向城鄉一體化邁進

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最主要的就是要終結二元戶籍制度，這樣可以讓“城中村”村民和城市居民保持身份一致。實行統一的城鄉戶籍登記制度意味著政府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村民利用土地集體所有權獲得租金和其它土地相關利益。把土地統歸國家所有，就可以迫使“城中村”的居民們不得不融入到市民當中，也能夠實現“城中村”的現代產業引進，讓它與整個城市一起運轉，從而實現城市的健康、和諧發展。

(二)切實解決“城中村”居民的生活保障問題

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終結二元戶籍制度并非易事。構建和諧社會必然要求做到城與村的和諧，收回村民集體土地使用權，必須給村民充足的補償，以保障他們的生存和生活問題。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必須確保農民失地不失利。其中的關鍵之處就是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三)加強管理，維護“城中村”安定

我縣“城中村”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市場秩序混亂，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政府管理中的困境：政府沒有經濟能力真正參與到“城中村”的管理和改建中去，于是就出現了“管不了，不如不管”的選擇。然而現實情況是，政府必然要作為主導力量投入到“城中村”的改建中去。建議我市政府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管理，維護“城中村”的安定：

篇（2）

“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較普遍現象，表現為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期，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張使大量村莊包圍在城市建成區內，這種村莊內仍舊實行農村管理體制，再加之利益的驅動，導致“城中村”的規劃、建設、管理長期處于混亂無序和低水平狀態。筆者經過深入調研，就“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建議與對策進行簡要闡述。

一、“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有專家分析認為，“城中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制度角度講，土地集體所有制、宅基地政策是形成“城中村”的重要制度條件，土地集體所有和宅基地政策把村民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基于土地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分化瓦解。從社會角度講，中國農村宗族和地緣觀念很強，這種安土重遷的居住觀念構成了“城中村”存續的社會心理條件；同時，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增值，外來人口急增，使得私房出租成為一個利益豐厚的產業，這是“城中村”得以發展的社會條件。從政府角度講，認識不足，缺乏及時的規劃和調控，對“城中村”的發生、發展后果估計不足，沒有及時拿出有效的規劃、改造措施，最后積重難返。

二、“城中村”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幾年，隨著城市化建設進程的加快發展，“城中村”給城市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空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也存在著土地管理混亂、社會保障缺位、村莊治理垢病、產權關系模糊等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土地利用粗放，土地資產流失

由于“城中村”缺乏統一的規劃和管理，造成土地利用率和產出率低下，房屋建筑占地面積大，建筑風格與城市規劃不夠銜接，房屋容積率低，土地利用十分粗放，同時，“城中村”的土地區位條件相對優越，土地的產權又屬于村集體所有。這樣，優越的區位條件和相對于城市低廉的土地價格，使某些村集體熱衷于自己搞土地開發，排斥政府征用土地，導致由于規劃和基礎設施改善而使土地升值的部分國有土地資產的流失。

（二）管理體制不順，管理難度較大

“城中村”周圍已經被城市社區所包圍，而“城中村”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區，它既像城市又像農村，既不是城市又不是農村。從管理體制上看，城市社區的管理體制與農村社區的管理體制有較大的區別，它們在“城中村”形成矛盾和沖突，有時又會出現管理上的“真空”，“城中村”的性質使城市管理部門管不到，街道、村、鎮管理又不力。

（三）人口構成復雜，社會治安堪憂

“城中村”的人口構成十分復雜。據調查，主要由以下幾類人構成：首先是當地的原有“村民”（部分村民的戶籍實際上已經成為市民），其次是租用“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城區市民，第三是來自外地、職業構成十分復雜的外來人口。

（四）公共設施缺乏，環境問題嚴重

“城中村”的基礎設施是與原來低密度的建筑和低密度的人口相適應的，相對比較薄弱。現在由于部分市民和大量外來人口的入住、小企業的開辦，使得給水、排水、道路、交通、電力、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超負荷運轉，導致污水橫溢，垃圾亂倒、蚊蠅叢生，環境質量較差，村內道路狹窄且雜亂無章，建筑凌亂，城市形象低下，嚴重影響著城市的市容市貌。

三、解決“城中村”問題的建議與對策

近幾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突出，嚴重制約著城市的發展，影響著城市品位的提升；對“城中村”實行改造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改造勢在必行。借鑒省內外“城中村”改造的經驗，筆者認為在推進“城中村”改造過程中，需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城中村”改造，必須遵循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統一建設的原則。

“城中村”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否按照城市總體規劃進行改造，直接影響到城市總體規劃能否得到有效實施。規劃要與城市化水平相適應，高起點、高標準地完善市政公用設施，完善環境規劃和空間設計；充分兼顧經濟功能和其他社會服務功能的協調，營造高質量的生活環境，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建筑設計要體現民俗特色，有品味，上檔次，成為城市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二）“城中村”改造，政府必須加強領導，各部門必須統一思想、密切配合、大膽解放思想，不斷更新觀念。

各個“城中村”的狀況不同，干部群眾的思想水平、物質基礎也不一樣，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任務各有側重。必須以改革的思路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關系，“城中村”改造是事關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大事，必須加強領導、精心組織、穩妥推進。此外，“城中村”改造觸及到群眾的既得利益，還必須調動村民參與改造的積極性，要從實際出發，在不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前提下，給群眾一些政策性的補償和一定的資金扶持，使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三）“城中村”改造，必須解決好集體土地和集體資產改制問題。

撤村建居后，農村集體土地原則上應依法征用，轉為國有。轉為國有后的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在國家未實施城市建設前，可區別不同情況進行處理。政府對此必須出臺具體的實施辦法。如：太原市在做控制性詳細規劃時考慮，“城中村”有剩余土地的前提下，按每人133平方米控制，包括其安置村民住宅用地、小區級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小區級及以下配套公共綠地、預留的生產發展用地。

（四）“城中村”改造，政府必須出臺相關配套政策，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

“城中村”改造涉及到土地開發利用及其管理機制問題，涉及到體制問題、產業轉型問題，涉及到城市規劃實施問題，涉及到教育、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在改造過程中，需要協調城建、規劃、勞動、公安、國土等眾多部門共同行動，牽扯到城市政府、基層政府、村集體、村民、開發商等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所以，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必須完善相關配套政策，建立健全“城中村”村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確實解決好村民的養老、醫療、就業、低保、教育等問題，消除失地后村民的后顧之憂，才能推進“城中村”改造的順利進行。

（五）“城中村”改造，必須實行政府調控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手段。

“城中村”改造是推進城市化的大事，也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件難事。這其中既有做群眾思想工作的難度，又有實行政策補償的難度，還有成本投入的難度。只有把政府調控與市場運作相結合才能解開這一難題。如資金運作，單靠某一方面的投入是不夠的，必須多元化融資，除可采取群眾集資一部分，銀行貸款一部分，政府補助一部分外，還要用優惠政策激起投資者的投資興趣，以此吸收大量的民間資本，從根本上解決建房資金缺口的困難。

（六）“城中村”改造，必須將村民納入教育培訓計劃，使其能夠真正適應城市社會生活的轉變。

“城中村”改造不是單一的城市建設問題，目前很多城市都存在重視“城中村”的景觀改造，而忽視人的改造問題，改造后村民的生存技能、生存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依舊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這是城市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這為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埋下了隱患。因此，改造過程中政策措施的制定不僅應關注如何順利推進“城中村”改造以及改變當前城市發展的環境、衛生、居住狀況等問題，還應該關注如何籌集資金對村民進行教育培訓，提高村民就業技能與水平，對自主創業提供智力與資金扶持，引導村民走自食其力、自主創業的道路，實現村民生存方式的根本轉變。

四、結語

目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改造工作已提上了議事日程，解決“城中村”問題，逐漸成為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突出問題。如何解決并處理好“城中村”問題，已成為一個新的課題。在改造過程中，要按照二十一世紀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堅持做到公平合理，分類實施，穩步推進，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不斷積累經驗，把“城中村”打造成建設形態、人居環境一流的現代化文明社區，成為城市的亮點，達到城市建設和經濟效益雙贏的目的。

篇（3）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城中村，從廣義上講是指被城市建設用地包圍或納入城市建設用地范圍的原有農村聚落――城市轉型不完全的、具有明顯城鄉二元結構的地域實體。簡而言之,就是 “都市里的村莊”。隨著城市化，城中村作為歷史遺存，日漸脫離主流社會，以一種落后的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直接影響了村民的人居環境、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因此各省政府因地制宜方案指導城市舊城區和城中村改造，進一步提升城市發展品質和改善人居環境，有序推進城市空間拓展。

本文對城中村改造提出一個理論框架，以廓清認識，為改造實踐指明著力的方向，從規劃設計層面上就城中村改造的進行探討。并結合一個案例陳莊村，對城中村改造的意義進行總結。

一、城中村改造的理論框架1、城市政體理論(Urban Regime Theory)――城中村改造的理論基礎。張庭偉先生的城市政體理論(Urban Regime Theory)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城市發展的動力――市政府(所謂“政府的力量”)，工商業及金融集團(“市場的力量”)和社區(“社會的力量”)三者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對城市空間的構筑和變化所起的影響，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由斯通(Stone)、羅根(Logan)和莫羅奇(Molotch)所創建的政體理論是從發達國家中城市政策的演變分析中得出的。該理論認為，城市空間的變化是政體變遷的物質反映。誰是“政體”的成員，誰是“政體”的主導者，會引起城市空間結構的不同變化。城中村改造實質上反映的也是政體力量的對比：當政府力量在從中占據主導地位時，政府主導的改造拆遷就成為必然選擇；當企業（市場）力量占據主導地位時，城中村改造就會朝著企業的意愿發展；當業主（社會）力量足夠強大時，城中村改造就會最大限度地滿足業主的利益。城中村改造的關鍵就是協調好各種政體力量的利益關系。2、城中村改造的利益格局城中村改造涉及政府、業主與改造單位三方的利益，其中政府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其它兩方代表各自的利益，城中村改造的實質是調節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達到利益均衡。

（1）政府與改造單位的關系。該關系主要涉及規劃與地價兩方面問題。規劃方面主要考慮的問題是，政府在確保達到城市發展要求的前提下，兼顧改造單位的利益，確定適當的開發強度，分擔合理的市政配套設施。地價方面主要考慮政府如何采取地價優惠或補貼的方式，給開發建設單位讓利，確保改造項目得以進行。因此，確定合適的開發強度與地價就成為平衡二者關系的焦點。（2）政府與業主的關系。該關系主要涉及房地產權確認及保護小業主利益問題。與一般國有土地不同，城中村因土地產權不清晰而產生了大量違法建筑，給城中村改造帶來很大障礙。因此，解決改造前后房地產權確認問題是處理政府和業主之間關系的主要內容。當然，通過完善改造政策、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現樓房爛尾、業主無法回遷等問題，也是政府的職責所在。（3）改造單位與業主的關系。該關系涉及拆遷安置補償，主要考慮改造單位以何種方式、標準對業主進行安置補償的問題。該關系很大程度上是個市場問題，政府不宜直接介入。總而言之，解決土地產權問題是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前提。3、城中村改造的規劃設計須把握幾個原則性問題除產權、規劃、地價及拆遷補償安置外，具體到特定的城中村改造項目，還須解決要不要改造、改造主體、改造目標和改造模式等原則性問題。這些原則性問題是解決產權、規劃、地價及拆遷補償安置等的前提和基礎，決定了后者的方式和內容。（1）正確判斷要不要改造。一個城中村要不要改造，不僅僅取決于其物質環境狀況，更要考慮其背后種種復雜的社會經濟形勢，特別要與所在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形勢、經濟結構及人口結構相適應。

（2）明確改造的主體。一般來說，政府、企業、業主都可以成為改造主體。具體到特定項目，這取決于三者的意愿和彼此力量的對比。一般說來，如果涉及市政基礎設施等公共利益，由政府為主改造就比較合適；如果是純粹的經營性項目，則由企業為主可能就比較合適；如果業主是一個具有足夠開發實力和資質的法人，由業主組織改造也是理想選擇。當然，各方之間進行合作也是一個改造途徑。（3）制定切合實際的改造目標。改造目標既要符合城市規劃標準，又要切合實際情況。改造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中村的現狀情況。

（4）確定合理的改造模式。針對不同的改造目標和現狀情況，有不同的改造模式可供選擇。

二、 陳莊溝城中村改造案例

1、為什么要對進行改造

陳莊溝城中村由于歷史和管理體制等原因，布局結構混亂，基礎設施缺失，環境衛生、消防安全、治安計生等問題突出，道路泥濘、污水橫流、垃圾成堆、供水電力通訊雜亂等現象嚴重，極大地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影響了城市的整體面貌。為了改善人居環境、提升城市品味，對其進行改造已成為必經之路，這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民心工程。

2、造后將會給村民帶來的好處

本小區規劃總用地面積176690，總建筑面積561806。其中地上面積489636，地下70320，多層住宅144574 ，高層294162，商鋪46300，幼兒園3600，社區服務用房1000，容積率2.38，建筑密度28%，綠地率40%, 建成以后將會帶來以下變化。

（1）、環境的改變：陳莊溝城中村的規劃和建設兼具了居住與商業辦公功能，各種市政配套設施齊全，營造了一個綠色、經濟實用的良好居住環境。

（2）、住房條件的改變：舊房換成采光充足、通風良好、結構合理，水、電、氣、暖、有線電視等居住配套設施齊全的新房。個性化和實用性兼具的原則，把建筑的空間藝術展現得淋漓盡致，舒適兩房、溫馨三房、奢華四房，凸顯了社區生活。設計上巧妙的減少室內交通面積，增加客廳面積，將寬敞式大客廳搬入居室；起居室與客廳比例適宜，空間劃分合理；大飄窗的開闊視野，空氣清新流暢，光線充足。

（3）、房產價值的改變：村民住宅轉變為證件齊全的商品房。這些房產可以進行租賃、自住或出售，提高經濟收入。

（4）、村民個人收入的改變：城中村改變后將成為功能齊全的綜合區域，蘊含著巨大商機，將會給安置在該區域內的村民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為村民從事第三產業提供良好的區位優勢，村民個人收入將大大提高。

由于環境的改變、住房條件的改變、區域優勢及房產價值的提升、居住人群層次的提高，將會使村民的生活習慣、文化層次和經營方式得到改變，從而使村民的經濟收入、文明程度、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3、改造后達到的效果

規劃布局合理，外觀新穎，小區內道路主干相接，環繞相連，花壇、草坪、花園分布合理，綠化面積、容積率、密度等各項技術指標均滿足規劃要求。小區內還設有大型超市、幼兒園、公用車棚、公用停車場及老人活動中心、社區醫療服務機構、物業管理、體育健身器材的完備，營造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健康、優美現代生活氛圍濃厚的花園式小區。 一是進一步改善群眾居住環境，提高群眾生活水平，增強群眾文明意識，促使群眾和諧向上，保障群眾同享城市改革發展和文明進步成果，積極建設文明和諧社區。二是進一步推進全市“四城同創”，增強城市生機與活力，強勁城市輻射力和帶動力，不斷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競爭力。三是進一步解決城鄉并存的二元結構，促進城市的全面和諧發展。四是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集約、節約利用土地，盤活土地使用效益，拓寬經濟發展空間，提高居民經濟收入。五是進一步深化社會公共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優化社會公共管理方式，解決居民的居住、出行、醫療 、教育、社保等保障問題。

三、結束語

在城市化大潮中，對在城市建成區內以原農村居民點為依托形成的與周邊城市環境構成鮮明反差的以原農村居民“一戶一棟”為基本特征的特殊居住區――城中村的改造工作是以改善城市環境、提升城市品質、美化城市形象為目標的。在重視城市利益的同時也要重視村民的利益，通過產權、規劃、地價及拆遷補償安置四方面問題來平衡好政府、業主與改造單位三者之間的利益。

參考文獻

篇（4）

基金項目：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河北省戶籍制度變遷與改革路徑研究”（項目編號：S2010204）

中圖分類號：D631文獻標識碼：A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于城鄉二元格局造成的二元戶口劃分，其系統性、延續性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深刻而長遠。如從政治權利、身份地位、教育機會、職業獲得、社會保障等方面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政治經濟生活。河北省戶籍制度改革相對較早，推進過程較快，改革措施較為系統，改革經驗和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值得總結分析。同時，所轄區域內戶籍改革差異較大，但存在共性問題較為突出，表現出一定的典型特征，破解共性關鍵問題有利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戶口一元化，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一、河北省戶籍制度改革回顧與總結

河北省逐步降低城鎮落戶門檻，有利于城鎮化進程；穩步建立落戶篩選機制，引導人員合理流動；同時積極推進配套改革，加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首先是石家莊開省會城市之先河，使外來人員進城落戶不再成為難題，決定自2001年8月1日起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實施細則》。2001年8月1日到2003年10月1日，石家莊市共接納外地人口14萬余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8．6萬余人，非本地生源大中專畢業生1．5萬余人。

其次是2003年7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轉《關于我省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了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標和原則，明確具體改革內容：（一）按照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以落戶條件取代計劃指標，實行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三）改革高等學校及中等專業學校學生戶口遷移辦法。對具有國家承認的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員、具有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的人員、留學回國人員、各類專家、各學科領域的帶頭人員以及為本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特殊貢獻的其他各類人才，可憑聘用單位錄（聘）用證明及相關證件資料，辦理其本人及直系親屬落戶手續，不受無固定住所限制。據公安機關統計，2003年10月到2008年底，全省城鎮人口共增長400萬，年均增長約80萬。除自然增長和城中村成建制轉為城鎮人口因素，每年純遷入城鎮的只有30多萬人。

第三是2009年4月28日省政府《關于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放寬了我省城鎮落戶條件，就引進省外人才到我省城鎮落戶、實行高校畢業生先落戶后就業政策和針對高層次人才的人才居住證制度等做了明確規定。基本落戶條件：取消“穩定職業”限制；人才投資者落戶條件放寬到“有穩定住所”；高校畢業生大專以上學歷先落戶后就業；外省高層次人才實行人才居住證制度。同時，加強城鎮道路交通、給水排水、供熱供氣、郵政通信、環境保護和文教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鎮承載能力，滿足城鎮新增人員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城鎮的協調有序發展。

二、戶籍制度改革中的問題

（一）落戶篩選機制催生新弱勢，不利于社會和諧發展。（表1、表2）從表1、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城鄉居民在收入與支出、住房、教育、衛生醫療、就業等各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城鎮居民收入高、消費支出相對少，農村居民收入少，生活消費支出相對多，體現在恩格爾系數上就是從2001年至2008年一直遠遠高于城鎮居民，說明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用于解決生活溫飽問題，用于發展教育、住房、醫療等資金較少。而教育、住房、醫療、就業這些公共福利應該由政府平等地提供給每位公民，但卻由于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數量和質量向不同戶籍的居民提供。

同時，通過前面的戶籍改革回顧與總結可以看出：戶籍改革目的主要是吸引三類人群到城鎮集聚：即農民工、畢業生、人才投資者，三類人群中主要以農民工為主。這些改革中，雖然改變了以往二元化的戶口登記，但落戶篩選機制同時又再生產著新的二元邊界，比如，投資額度等經濟邊界、學歷文憑等人力資本邊界、居住年限等時間邊界等。這些做法在把農村或其他地區較優秀的人才吸引到城市，但同時又造成了一批新的城市弱勢群體。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三個群體對“您得到城鎮戶口后得到的最大實惠是什么”同一問題的回答差別極大：79%的農民工選擇養老保險，70%的畢業生選擇住房保障，65%的人才投資者選擇教育醫療。如果說養老保險是進城農民工的基本保障，是他們的命根子；那么住房保障是畢業生擇業時選擇城市的重要砝碼，是他們立業的定心丸；而優越的教育醫療條件是人才投資者落戶城市的首選因素，是他們發展的助推器。同樣是落戶同一城市，起點已經很不一樣，他們的下一代還要在父輩選擇的城市繼續生存發展，而這樣的落戶篩選機制不斷催生城鎮新的弱勢群體，使城鎮人口分層中下層人口數量增加，削弱中間層力量，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下層基數增大趨勢，不符合社會穩定發展的橄欖型模式，不利于社會階層結構穩定，不利于社會和諧發展。

（二）戶籍改革對農民工吸引力不大，不利于推動城鎮化進程。戶籍制度改革的取向是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有序引導人口向城鎮轉移、人才向城鎮集聚。把戶籍制度改革作為推動城市化的主要內容的石家莊市，根據其經濟發展數據測算，一個城市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一個農村人口的7倍以上，可見人口轉移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表3）

根據圖1、圖2可以看出，河北省自實施戶籍改革以來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增加幅度在2005年以前增幅較快，如石家莊2001～2003年新落戶人口44.7萬人，其中，68.2%的人為就地“農轉非”，19.5%來自務工人員，6.0%來自親屬投靠，3.4%為外地大學生，2.9%為在城市購買住房和投資經營的人。但到2007年、2008年不是很快。在調查中發現三類人群對戶籍改革持不同態度：77%人才投資者對戶口持無所謂的態度，49%的畢業生認為戶口能起到一定作用，72%的農民工選擇無可奈何的態度。究其原因，人才投資者擁有知識、技術和經濟資源，不難在城鎮立足，當然多數是無所謂的態度；而畢業生剛剛走向工作崗位還需要戶口做保障；農民工想要得到城市戶口，但發現有了戶口并不是所有的福利也都有了，所以是無可奈何。在我們的走訪中有典型的個案，如開出租車的張玉堂來自山東菏澤農村，在石家莊已經呆了16年，不僅早就買了房，還娶了石家莊周邊農村的妻子，生了孩子。但他這樣認為：“戶口也就那么回事。10年前我就能入，當時都沒入，現在就更不想入了。”像他這樣“理性的流動人口”還不在少數。在對農民工調查時，很容易發現他們都在理性權衡戶籍改革中的實際利弊得失，有65%的農民工認為“城里掙錢農村花比較劃算，但在城里買房、供子女上學、生活消費比較吃力”。（圖1、圖2）

（三）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籍管理混亂，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調研小組運用典型調查法，專門對市域城市的典型――唐山和縣域中心城市的典型――遷安進行深入走訪調查，選取的樣本點分別為唐山路南區城郊結合部農村――許各寨村和遷安城中村――石巖莊村。在兩個樣本點對村民共隨機發放調查問卷120份，回收有效問卷96份。對問卷的結果進行整理匯總和分析后發現，城郊結合部和城中村戶口管理混亂，農民對戶籍改革滿意度低。唐山市路南區果園鄉許各寨村是建設大路南、大南湖項目中需要平改樓的村莊之一，被調查的村民中對于平改樓過程中農民戶口也變為城鎮戶口感情頗為復雜，被調查的村民中認為平改樓戶籍改革能帶來好處的只有23%，李寶柱的話基本代表了村民的心聲“好處是戶口變了，也能住上樓房；壞處是樓房住上了，地也沒了，但孩子上學、大人上班也不一定有保障啊，有個風吹草動可咋辦？”遷安市是全國百強縣，經濟社會發展步伐較快，但城中村建設遇到了戶籍改革難題，以前交費辦“農轉非”的人，戶口遷出村子但人其實一直居住在村子里，現在村子發展起來了并且近鄰城區要拆遷，房屋、宅基地及承包地都要得到相應經濟補償，可他們既無權在村里享受集體福利，又無法在城里找到穩定職業，所以很多人要求將戶口遷回遷出地，即“非轉農”。這在操作上既無慣例可循，也遇到遷出地村委會和居民的拒絕，阻力和困難重重。這一問題反映的是在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由于無統一法律規范的制約和引導，各地為了推進城中村改造，只強調空間形態改造，沒有同步推行土地性質轉為國有、村民身份轉為城鎮居民、使戶籍法律制度權威性自我削弱。加之戶籍制度與其他教育、社保、就業、醫療等福利捆綁在一起，表現為戶籍制度粘性極強，給戶籍改革和管理帶來更大的難度。

到2010年6月1日，河北省設區市建成區內共有城中村360個，已累計啟動改造267個，改造完成94個，啟動率、完成率分別為74%和26%。其中，石家莊、唐山、邢臺城中村改造啟動率已達100%。全省城中村改造拆遷面積2，003萬平方米，完成拆遷任務的44.6%，累計騰出土地2794.9公頃，收儲土地2，167.8公頃。大部分市已完成了一半的城中村拆遷，唐山市已達到93.9%，而張家口市、廊坊市、滄州市、承德市尚不足1/3。大面積的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口管理跟不上就十分不利于計劃生育、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管理，百姓不滿意就容易上訪告狀，這樣不利于地方經濟建設，也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

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議

（一）堅持省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鎮統籌規劃，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深入進行。河北省的城鎮體系總體上是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組成的金字塔結構，塔尖是有一定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骨干城市，以少數特大中心城市為主，塔身是其他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塔基是數量眾多的小城鎮，各自發揮特定的功能和作用，互補且協調發展。11個設區市、22個縣級市、114個縣城和969個獨立建制鎮共同構成了河北省城鎮體系，但同在河北省城鎮體系生活的居民其基本情況卻有明顯區別。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弘揚社會公平與和諧的主題，必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河北省農業人口占58%，除了要繼續做大做強兩大省域中心城市（石家莊和唐山）外，還要加快發展壯大其他中心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中心鎮，形成輻射作用強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長極，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要逐步形成省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鎮的三級格局，提供與城鎮發展協調配套的各種社會福利，讓取得城鎮戶籍的人口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城鄉統籌發展成果，加大對人口向城鎮集聚的引力。

（二）縮小城鄉基本社會保障差距，促進戶籍改革平穩順利進行。無論從我國歷史還是從社會現實出發進行分析，在中國社會收入分配體制中，戶籍制度都是極其重要的標準和依據，甚至是進行資源配置的最基本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戶籍制度演變為權益分配的基本依據。河北省也不例外，戶口是個人從政府及其相關機構組織獲取收入和補貼的必要依據，各種消費補貼、住房補助、福利分房、子女入托就學、養老醫療保險等等都是以戶口為基本條件而享有的。這也就產生了戶籍制度的粘附性，這種粘附性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城鄉差距。在轉向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現代戶籍管理制度應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平等的社會管理制度，所以政府的角色應該是縮小城鄉社會保障差距，使戶籍制度的粘附性減弱而不是增強。透過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籍管理混亂的現象看本質，百姓無論是要農村戶口還是城鎮戶口，其基本出發點是多得到點諸如教育、住房、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實惠。分析到這一點，戶籍改革就要求政府彌補農村社會中社會保障那塊明顯低矮的短板，否則城鄉統籌這個水桶總有漏水之處。

（三）降低農民工落戶城鎮的要求，加大戶籍改革力度。在中國的國情下一個農村居民要改變為城鎮戶籍有三條途徑：上學就業、投資購房、村落拆遷。教育資源本身就薄弱的農村要培養一個大中專畢業生所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更何況目前就業在復雜的社會背景下戶籍、家庭代際關系都起到重要作用，上學就業這條路對農村居民而言是有希望但難度很大。對于沒有什么一技之長、資金積累的農民而言要投資購房落戶城鎮是空中樓閣。村落拆遷不是村民一廂情愿能決定的事情。面臨一方面戶籍改革吸引力不大，一方面篩選機制過于嚴格，政府應該降低農民工落戶城鎮的要求，投入更多財力供給公共產品和服務，留住那些打工在城鎮、消費在農村的流動人口。讓他們留在城鎮，取消二元戶口不會引起人們常擔憂的大量農村居民涌向城市的問題，也不會出現城市貧民窟、秩序混亂等社會問題。隨著財政拿出大量資金轉移支付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的均等發展，帶來的效應是財政收入不斷快速增長。由于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各個生活圈都得到均等的發展機會，所以戶口一元化及放松遷移會帶來更大繁榮。

（作者單位：河北聯合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

篇（5）

在眾多的提案中,委員們緊緊圍繞河北發展大局建言獻策,如轉變發展方式、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等。此外,本屆政協會議的提案展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是委員們更加關注民生,提案內容涉及食品安全、中小學生減負、分配不公、醫患糾紛、城市危房改造、冬季取暖等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同時,如何發展低碳經濟、打造鋼鐵強省等經濟領域的話題,成了委員們關注的新熱點。

四大民生期待

省政協委員、省財政廳廳長齊守印說,今年全省省級可以動用的各項財政資金為706.6億元,按照預算草案,其中57.1%將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次是用于“三農”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面。也就是說,政府錢袋子近六成將用于民生。

樓市:“瘋狂的房子”是漲是跌?

瘋狂房價背后的癥結何在?委員、專家們對此熱議不斷。在眾多或宏觀或微觀的評說中,一位專家的“民生思維”引人注目:在有些地方,房地產僅僅被視為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會政策的一部分。有些地方政府無視住房的社會功能,只看重房地產開發帶來的財政收入和對GDP的拉動,再加上開發商、銀行的逐利趨向,這導致了房價不斷逼向虛高。對于2010年的房價,接受采訪的地產界委員們并沒有給出明確的預測,不過他們表示,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肯定會對2010年的房價產生影響。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預測,2010年1月份市場需求將明顯減弱,成交量經過理性回調后,將保持一段時間的低位水平,不排除一季度樓市出現“牛皮市”行情,即樓市進入有價無市的拉鋸狀態。

醫療:進一步增加醫療投入

2009年,新醫改方案等系列改革舉措,讓老百姓看到了解決藥價高、看病難問題的希望。基本醫療衛生將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公立醫院突出公益性,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下45%的藥品降價……人們為政府的努力和舉措叫好。對于城鎮居民醫保方面,河北省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政策嗎?對此,省政協委員、河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付文才說,到2009年,我省已實現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比國務院提出的目標提早了一年。我省正在逐步增加投入,做到公共財政向民生傾斜。雖然各地補貼不一樣,但按去年的指標來講,我省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群體最高可報銷50%的費用。

就業:渠道更通暢,前景更光明

就業是民生之本。金融危機給百姓生活帶來的直接沖擊就是就業空間縮小,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和困難人群這三類重點群體的就業問題尤其突出。與會專家分析,雖然我省經濟出現增長勢頭,但新的一年仍然會面臨經濟困境,由于結構失衡,制度相對不完善,也加劇了一些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擴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受沖擊最大的是中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省政協委員、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付文才,就農民工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談到,對于沒有工作崗位和即將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今年春節前后,我省將繼續組織實施“春風行動”專項活動,召開農民工專場招聘會,開設農民工綠色通道,大力開展“送崗下鄉”。在此基礎上,組織開展企業用工和農民工就業調查,加強信息和崗位對接,加強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引導農民工有序流動、就地就近就業,落實穩定就業、擴大就業和創業帶動就業各項措施,確保春節后農民工整體就業局勢平穩。付文才說:“我省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已實現了制度全覆蓋,2010年,農民工享受城鎮醫保已無制度障礙。”他介紹,有工作的農民工,可在單位參加城鎮職工醫保;進城市生活的,可參加城鎮居民醫保。2010年,我省將努力促進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城鎮居民、各類學生參保。

拆遷:城中村改造不能單純拆舊房建新樓

“城中村改造不能單純拆舊房建新樓,還要考慮如何壯大村集體經濟,解決村民變市民后長遠的生活保障問題。城中村改造要根據區域規劃,預留適量的商業面積,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村民栽下‘搖錢樹’。同時,按照發展規劃吸引戰略投資者,提升城中村改造品位和水平。”隨著河北省三年大變樣如火如荼地進行,城中村改造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省政協委員武義青說,“許多城中村地處城市中心區,地理位置寸土寸金。我們可以借鑒先進城市的做法,在改造中對被拆遷居民實行貨幣安置或異地安置,由政府將整個城中村的土地進行收儲。這樣就能避免因一時沒有好的建設項目而造成的濫建,也為城市未來發展留下了寶貴空間。”

五大經濟趨勢

“發展與低碳并重”

據統計預測,2050年世界經濟規模比今天要大3-4倍,但排放將降低1/4。河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省政協委員李趕順揮舞著雙臂,在會議討論上興奮地說:“低碳經濟是未來經濟的緊箍咒,低碳+經濟,就不能有低碳無經濟,也不能有經濟無低碳。河北不僅能源資源基礎好,而且在國內具有先發優勢,從傳統的加工制造業到新型的能源產業,從培育、壯大參與的低碳發展格局正在保定逐步形成。實際上,低碳城市改變的不僅是產業,還包括城市交通、建筑、照明等系統,從而最終決定人們的生活。或許在不遠的將來,裝載太陽能電池的公園長椅可以讓我們輕松的充電上網。著眼于以低碳經濟為標志的新一輪的全球競爭,我省應未雨綢繆,盡快制定低碳經濟發展路線圖,搶抓機遇。”

“深化京津合作”

發揮毗鄰京津優勢,帶動經濟發展,一直是河北努力的一個方向點,近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面對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在經濟復蘇之機,各地特別是京津加快調整結構的同時,發揮河北環京津優勢,深化與京津合作,這就為河北經濟發展迎來了一次難得的機遇。省政協委員李志表示,河北省與京津在產業上有明顯的互補性,有承載產業轉移的地理優勢,有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人力資本條件。河北省應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在堅持市場為基礎的前提下,發揮政府在經濟中的導向作用,在互補性較強的領域尋找合作的切入點,加大合作的動力。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用優惠的政策、廉價的生產成本積極承接從京津流出的資本,先人一步,搶占先機,用足用好優勢項目,達到三方互惠多贏的目標。

“加快私營企業發展”

農工黨、九三學社小組在討論中認為,經濟結構不合理,是長期制約我省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老大難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經濟取得了世所罕見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高增長在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增強了國家實力的同時,也積累下諸多矛盾和問題。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我們需要加快私營企業發展,政府應該重新審查“抓大放小”、“國進民退”政策的利弊,打破行業壟斷,降低行業門檻,讓私營企業真正進入市場參與公平、公正的競爭。轉變政府職能,通過切實有效的舉措,重點削弱和監督“障礙性權力”對發展要素的制約和排斥,吸引更多的外部要素進入經濟市場。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沒什么可說的,關鍵在于要真抓敢抓,這是一個關系到經濟增長整體活力的大問題。要更多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這樣更有助于就業問題的解決。

“節能減排是企業的生命線”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伴隨著能源的改進和更替。能源的開發利用極大地推進了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當前,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面臨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省政協委員、民建廊坊市委主任徐光泰認為,我省應圍繞九大工業行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的實施,把節能降耗減排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落實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政策措施,促進工業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舉措,在推進節能減排中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河北企業應在資本市場更活躍些”

省政協委員、河北浙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千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河北的企業應該在資本市場上更活躍一些,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培育更多的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企業。在陳千朗委員看來,河北的企業應該在資本市場上更加活躍,不僅要充分發揮現有鋼鐵、化工等行業上市公司的融資功能,更應該鼓勵和培育更多的企業參與到資本市場。“其實河北的上市企業資源十分豐富,現有的一些優質企業應該轉變觀念,積極上市,而一些成長性好的中小型企業,也要有參與資本市場的目標和愿望。”

會議上委員們的熱烈討論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同時也反映在委員提案上。據了解,截至會議閉幕,共收到委員提案482件,立案477件。省人大主任、省委書記張云川對其中8件提案作出重要批示,并指出,這些提案是在作了深入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很有價值,應高度重視,請有關部門認真辦理。此外省長陳全國對其中9件提案作出重要批示。據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收到提案的情況“讓人覺得眼前一亮”,能看出大家從整體利益考慮,并且內容更具體,更具操作性和前瞻性。多數聲音認為,今年提案更成熟、更理性,質量有很大提高。

“三年大變樣”需要文化的關切

我很贊成這樣的觀點:任何建筑及其風格都出于實用和審美的需要。迄今為止,雖然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是純粹為了審美而建造的,但也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放棄過對審美的追求。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古今中外的多種文化在這里碰撞、攪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一座城市的品位,最終取決于能夠給人們帶來多少文化享受的愉悅和美感。“三年大變樣”在實質上是對這種狀況的一種文化覺醒。它的深層次意義在于,面對加速工業化和快速城市化的現實,城市建設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回應。所以說,“三年大變樣”需要引起文化的更深關切。

提高診療費用,改善“醫藥倒掛”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實施后,將會惠及到更多百姓,考慮到更多民生。不過,按照國家新醫改政策,要實行基本藥物目錄,減少百姓藥物支出,改變目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以藥養醫”的前提是提高醫生的診療費用。醫生的勞動體現在給病人的看病過程中,目前去醫院看病掛號費也就是醫生的診療費只有幾元錢,導致藥費的支出占了醫療費的絕大部分。提高醫生的診療費,降低藥品價格,改善“醫藥倒掛”的現狀,醫生在開處方時才能開出治療效果最好、最適合病人的藥。

企業家需要社會責任感

篇（6）

曾幾何時，這里卻曾經是海南乃至全國都聞名的拆遷“釘子村”，十幾年間因為拆遷問題發生過多次警民沖突。而自2007年6月，三亞市政府在這里試點拆遷新模式，似乎經改變了這里拆遷難的舊事，久征不下的兩塊分別為196畝和12.93畝的土地的拆遷在幾個月內都完成了。據月川居委會黨支部書記林世耀介紹，“強制拆遷”已經轉化為“自主拆遷”，“要我拆”已經變為“我要拆”了。那么，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拆遷新模式有助于解決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拆遷難現象嗎?

讓利于民新拆遷

月川社區是三亞最大的城中村，位于三亞的主城區。常住人口有900多戶、3500人，另有4萬多流動人口在此租房居住。據林世耀介紹，這里的常住人口80％以出租房子為生，其余的打打零工。

自1986年三亞成為地級市以來，政府對月川的征地拆遷就沒有停止過。征地的模式一成不變：政府出面征地，由拆遷公司進行拆遷。到目前為止，月川90％的土地已經征完。而補償的標準一直偏低，最低的甚至只有3塊錢一平方米，高的也就1000多元。

持續20多年的拆遷，在月川的居民中間引發了強烈的不滿和反彈。多數居民感覺心理不平衡：本來是我的地，政府轉手就能得幾百上千萬，自己卻只得到幾千元的補償；另外，地征了之后，居民們失去了房屋出租的收入，生計無著。在此情況下，月川發生過多次因為拆遷引發的沖突和對抗：1993年，有上百人集體上訪；1994年11月11日，又因拆遷問題發生過數百人參加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正是這次沖突讓月川名聲大噪。

沖突的結果是，月川居委會對面的那12.93畝地，從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間，三亞市委、市政府近10次試圖對該地段進行拆遷改造，均因補償價格過低受到當地群眾的強烈抵觸而流產；市行政中心要用的196畝，也因同樣的原因久征不下。

從2006年開始，隨著三亞土地資源利用矛盾的日益突出，對包括月川在內的舊城改造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時任三亞市常務副市長的嚴之堯(2008年2月調任海南省國土資源廳廳長)認為，多數的老百姓并不反對拆遷，主要還是補償不到位。開發商要求的是盡可能低的拆遷成本，而居民要求的是符合市場價值的合理補償，兩者博弈的結果常常都是被拆遷人的權益受到損害，這是被拆遷人對拆遷抵觸的主要原因。而被拆遷人無法理解自己財產自己無權處置的做法，感覺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未得到尊重。這種心態一定會引發被拆遷人對政府產生不信任甚至是對立情緒，這種敵對情緒還非常容易引起社會群體的同情和支持，導致政府處于被動的地位。

嚴之堯到三亞各地進行調研。他意識到，拆遷只有照顧到老百姓的利益才會比較容易做，而開發商的趨利性決定了由他們主導的拆遷不可能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他設想以居委會和村民出資成立拆遷公司，自己拆遷自己，地塊中標公司將合理的拆遷費用支付給這個拆遷公司，盈利由拆遷公司和參股居民按股份分紅。而由于月川社區的特殊性，嚴決定新模式的試點從這個最難的“釘子村”開始。

2007年6月，由月川居委會和村民出資的三亞河東月川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冊資金50萬元，居委會占有30％的股份，另外下轄的7個居民小組則按人口的不同分別占有剩下的70％股份，居委會的每一個居民都成了拆遷公司的股東，享有參與管理和收益的權力。

拆遷公司成立的“第一炮”就是協助政府征用了長期以來無法征下來的市行政中心用地196畝，涉及的140戶居民在3個月內全部拆遷完畢。據林世耀介紹，這塊地原來是居民居住的地方，也是黃金地段，地價本可達到500TY／畝，但由于是政府用地，月川公司并沒有得到多少利益，相關的居民也只是得到了每平方米1050元的補償和安置住房。

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是居委會對面12.93畝土地的拆遷補償，這是月川公司的第二筆業務。涉及戶籍居民僅80戶300多人，但在此居住的外地人口卻有近1900人，拆遷面積約2.1萬平方米。

經過幾輪評估，政府、競標單位和居委會均認可了拆遷安置費大約為2731萬元，而在隨后的2007年10月29日下午，這一試點地塊的地價款從39萬元／畝掛牌，最后以2220萬元／畝成交。地價款加上拆遷費用，競標成功的銘遠公司拿下這塊地花了5000余萬元，平均每畝431萬余元。

后來，銘遠公司經過比較，決定把拆遷工作交給月川公司來完成，后者承諾按2731萬元承包拆遷，并在120天內完成地塊拆遷安置工作。拿下拆遷項目后，月川公司立即開始進行廣泛宣傳，采取分工包點負責的做法，不集中開會，而是利用好友、親戚，不分晝夜，深入每家每戶做工作。在實際操作中，想盡一切辦法，利用各種關系，先從自己的親人、朋友和村里威信較高、能起帶頭作用的村民人手做起，做好一戶丈量一戶，然后進行公示、算價、賠償付款、拆遷。種種努力之下，這塊地的拆遷工作在一個月后就完成了。

喜與憂

在拆遷結束后，根據三亞市的有關規定，政府將土地拍賣獲得的地價款的80％也返還月川居委會，只留下20％作為城市規劃和綠化的費用。再加上2731萬元拆遷補償款扣除了支付給居民的貨幣補償后的余額，月川公司在此次拆遷中獲得了2000萬左右的收益。

對被拆遷的居民來說，他們獲得的拆遷補償還和過去一樣，是1050元／平方米，但月川公司在拆遷完成以后，在原地塊的一部分建設原居民的安置住房、出租鋪面，一套住一套租，原居民的生計沒有受影響，居住條件也得到了改善。出租鋪面、出租屋的產權則歸居民所有，統一由月川公司進行經營管理，居民分取紅利。

至于為何要進行統一管理，林世耀認為，以前租住在這里的流動人口多是拉水泥的苦力、清潔人員等，工作不穩定，每月收入二三百元，“素質很低”，帶來了治安等一系列隱患，也影響了村容村貌，進行集中管理是為了改變“最好的土地上建著最差建筑”的狀況，吸引高層次的租客，改變城中村的面貌。

另外，月川公司還在原地塊上建了一個農貿市場，每年有400萬左右的收益。2007年年底，月川公司的每個股東得到了800元的分紅。目前，月川社區居委會已將500萬元作為村民補貼養老基金專款專用存入銀行賬戶，每月給原籍月川村民60歲以上的老人發給100元，今后逐步增加。現已給171名老人建立了

補貼卡，按時發放。

在林世耀看來，以上兩次拆遷的成功，主要是因為政府不再和一家一戶的被拆遷戶打交道，轉而交給地塊所在居委會辦的拆遷公司。而這種公司運作拆遷事務，最大的優點是人頭熟、地面熟，哪一家的違章建筑是什么時候建的，怎么建起來的，是否應該付給拆遷補償，他們往往比政府部門更清楚，因此容易化解矛盾；另外，居委會中每個居民都是公司平等的股東，這樣就把居委會每個居民的利益與舊城改造捆綁在一起。

嚴之堯則告訴記者，以前的拆遷都是交給開發商包干，他們能不能做好拆遷，百姓愿不愿意接受他們的拆遷，都是未知數。雖然按照規定，拆遷公司必須通過競標獲得拆遷項目。但實際上，一般都是與政府關系密切、有能力調用警力的公司才來競標，并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而這些公司先期已經支付了與政府來往的成本，往往都會最大限度壓低被拆遷戶的補償標準，從而引發各種矛盾和對抗。現在，“三亞拆遷模式”政府零收益，被拆遷戶得到了最大補償，自然能夠實現和諧拆遷。

嚴還認為，“三亞拆遷模式”實現了居民、政府、企業的多贏：居民在原地安置，并獲得部分商業地產用作長遠發展的可靠保障；政府減少了行政成本(超脫于具體繁雜的拆遷事務，避免了大量的上訪和糾紛調處工作)和財政成本(不需要無償劃撥的安置土地)，并且得到無爭議的土地儲備；潛在的開發商可以通過公開競標獲得土地使用權，不用糾纏于繁雜的拆遷事務，可以一心一意謀求主業的發展。

盡管三亞拆遷的新模式得到了廣泛的好評，但不同的聲音也不是沒有。有媒體便質疑居委會主辦的拆遷公司是否具備拆遷資質?是否有拆遷許可證?林世耀認為，居委會拆遷公司是新事物，人們不應該過分求全責備，中國近幾十年的許多改革在最初的時候都是不合法的，但后來都得到了認可。目前海南省和國家建設部的官員正在研究這種拆遷新模式，不久就會有說法。

今年2月，月川社區居委會在《三亞晨報》發出了一則醒目的公告，凡1985年后，未經市政府和該社區居委會同意出具土地使用證書，私下非法買賣土地建房者，今后市政府擴建、征地、拆遷將不予安置賠償。這個公告實際上暗合了月川在此次拆遷中對違章建筑不予補償的做法，而這種做法在一定范圍里引發了強烈反彈：畢竟他們當初買地建房是付了錢甚至得到默許的，現在卻血本無歸。

據林世耀介紹，由于月川地理位置優越，近些年許多人從城內跑到村里非法購地建房，甚至猖狂購地搶建，以圖獲取政府拆遷賠償，致使月川社區在近幾年違章建筑達15萬平方米。而根據嚴之堯的計算，如果要對全三亞的違章建筑都進行補償，政府為此要多支付40到50億元。嚴還認為，國家規定農村土地不能買賣，外人在城中村私自買地建房本來就是違法，不進行補償是為了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引導人們依法辦事。

而被拆遷居民意見最大的，是貨幣補償標準與市面價格偏差較大。據國家統計局三亞調查隊調查顯示，今年1月份三亞市新建房的住宅均價為8416元每平方米，同比漲9.7％；高檔住宅的均價為每平米14896.18元，同比漲14％。在物價飛漲的今天，還1以2005年的1050元一平方米拆遷補償，價格明顯太低。雖然月川公司在附近建了新住宅給他們，但其中巨大的差價仍讓一些居民心理不平衡。

能否推廣?

鑒于月川社區創新城市拆遷模式取得順利進展，并見實效，目前河東各社區均效法月川社區的做法，紛紛成立了類似的拆遷公司。

2008年1月，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等海南主要領導先后在新華社報道的《三亞舊城拆遷堅決讓利于民》一文上作了重要批示。省政府辦公廳組織省建設廳及省國土環境資源廳組成調研組，于2008年2月中旬就三亞市舊城拆遷改造工作進行了調研。在3月份完成的調研報告中，調研組建議通過特區立法使“三亞拆遷模式”法制化，依法規范海南的“城中村”拆遷改造行為；并建議向建設部上報，爭取全國推廣。目前，國務院法制辦和建設部的調研組也來到了海南，專程了解新拆遷模式的運作情況。

對于三亞的拆遷新模式，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副教授朱亞鵬認為，這是三亞政府在努力解決拆遷這個全國性的難題，是一種創新的嘗試，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居民的利益。雖然不一定全部都很好，但值得提倡。

朱也認為這種模式創造了，一種多贏的局面：政府避免了傳統拆遷方式可能造成的負面政治后果；對開發商來說，雖然拆遷公司是半指定的。在這一點上有一定束縛，但并沒有增加拆遷成本，何樂而不為?而居委會則提高了權威，也爭取到了利益；居民個人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限，組織成公司就能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好處，處境比以前好了。而且有居委會主導的拆遷不會很強硬，傾向于說服引導，也對居民有利。

更重要的是，這種拆遷模式向由市場機制來解決拆遷問題的方向上邁進了一步。發達國家的拆遷主要采用民事談判的方式，讓開發商和居民平等談判，政府進行監督仲裁，不會動用公權力偏袒某一方。有一戶不同意就不能拆。即便是為了公共利益必須進行的拆遷，也要經過嚴格的仲裁或法律程序。

篇（7）

“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寫我的真名。”面前這個30多歲的漢子，胡子拉碴，精神有些頹廢。面對記者的采訪他懇求說。這是哈爾濱市郊區的一個失地農民，5年前他獲得了巨額補償款，而這來得太容易的“幸福”又在肆意揮霍和購買黑彩中迅速消失殆盡，如今他又背上了100多萬元的外債，每天東躲……據報道，哈爾濱市周邊部分村鎮農民的房屋、耕地被拆遷和征用。他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得到巨額補償，幾乎一夜之間都成了百萬富翁，但即刻返貧的人又何止上面所提的那個30多歲的漢子！

其一：賭博成群

2012年5月8日，杭州江干區法院九堡法庭公開審理一起債務糾紛案。案子的主人公是個女的。2004年，村里拆遷，她家分得近百萬的拆遷補償款和幾套大房子，讓她一夜間成了富婆。然而，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這個女人去澳門40多次，輸光百萬家產，更是欠下100多萬的外債，不得不離家躲債。這次，連她老公也吃上官司，被債主告上法庭。

九堡鎮綜治辦主任俞德坤說，當地拆遷戶一夜暴富后又一夜返貧者保守估計有12%以上……社區內有一拆遷戶，也是妻子在外賭博輸了四五百萬，欠債后被人告到法院，到最后，家里甚至連安置房都被法院查封。九堡法庭庭長沈澄介紹，2011年該法庭共審理民間借貸案件116件，占民商事案件的36%，他透露，民間借貸官司基本涉及拆遷戶，很多表面是借款，其實相當部分是賭債。

2013年春節前，武漢警方在當地“城中村”摧毀一專業賭博團伙。這個團伙開專車將賭客拉到三面環水的湖中孤島賭博，警方發現賭客中不少竟是周邊城中村拆遷戶。參與案件偵破的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負責人說，這個團伙還設有專人攬客，“拆遷戶是他們招攬的重點對象。”一名在事發地點附近居住多年的詹先生透露，左嶺街道自從進入政府的拆遷規劃后，賭風日盛。“牌打得大，一般半天能輸贏兩三萬。到了春節，賭博公司更是明目張膽，在村里找個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擺上桌子，搭起簡易賭場。”拆到哪，賭博公司就跟到哪。

事實上，左嶺街只是眾多“城中村”的縮影。在武漢一些“城中村”，村民因“拆”一夜“暴富”，面對突如其來的財富，一些拆遷戶守不住“錢袋子”，賭博公司看中這里的“商機”，先用小利引誘，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武漢市東西湖區額頭灣村黨支部書記陳軍說，“‘城中村’聚賭很常見，真是可恨！前幾天剛被警方端掉，村里5名村民現場被抓。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賭紅了眼，一天要輸上百萬，沒錢了，找‘放碼’公司借高利貸。”

陳軍說，額頭灣一名40多歲姓陳的村民，幾年前因賭博輸光100多萬補償款，還抵掉一套還建房。他因還不清高利貸，上街持槍搶劫，被判了七八年。剩下家中3個小孩，重病的母親，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無助。

杭州市江干區筧橋鎮弄口村村民江馬紅，面對從天而降的3套安置房和130多萬元現金，這一夜的暴富，讓她傻了眼，并越發對賭博上了癮。眼看著存折一點點變空，為了填補賭債，江馬紅盯上了身邊的親朋好友，謊稱有投資項目，帶著騙來的錢再度投身賭海。聽到風聲的人一紙訴訟狀把她告上法庭。

其二：揮霍浪費

“拆遷富翁”返貧，跟拆遷戶自身難以適應身份轉變、缺乏投資理財意識有關。《 望》周刊曾調查發現，“拆遷富翁”普遍對未來生活缺乏科學與理性的規劃，常常是相互攀比，盲目消費，甚至于拿著大筆錢財浪費或不正當消費。

在武漢郊區，大多數村民普遍買了20萬左右的轎車。離城區更近的東風村、長豐村，奔馳、寶馬等豪車隨處可見。陳軍說：“不少村民拿到錢就是暴發戶心態，錢花得莫名其妙。”一個姓韓的村民過窮日子兩口子感情很好，一拆遷就離婚了。男方租房再婚，竟花15萬元把租房豪裝一遍，不工作坐吃山空。

家住杭州市江干區九堡鎮的謝小梅說，自從拆遷一下子有了100多萬元補償后，家里的生活慢慢地發生了改變。她和丈夫再也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數碼產品、名牌皮包，開始出現在家里的儲物柜上。2009年2月，謝小梅家買了一輛奧迪轎車。丈夫說，“家家戶戶都買了車，我們不買人家看不起。”

在北京一名袁姓的男子抱著一條棉被、拎著一雙破鞋來到當地派出所，一再懇求民警讓其去坐牢，“在牢里不會餓死、凍死”。這名男子38歲，獨身。前不久，他的房子被拆遷，拿到了18萬余元補償款。他將其中的2萬元還了債，用剩余的16萬余元買了一套舊住房。但由于手頭拮據，他又把剛買的房子轉手賣掉。時隔不久，賣房所得的錢被他揮霍一空。民警聽了有點哭笑不得。

北京曾有這樣一個村莊，在拆遷后，村民去團購奧迪車。農民拆遷戶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但他們根本沒考慮豪車養護費用高昂的問題。還有一些農民拆遷戶，買輛帕薩特開黑車謀生，因為沒人敢坐這種高檔黑車，車上必須掛個“5元”的牌子招攬生意。有的拆遷戶開始依靠收安置房租金過日子，其余的時間，就打麻將、看電視，生活百無聊賴。

從近年杭州法院傳來的信息顯示，有一些家庭，因為補償款的分配消費，導致家庭破裂，親人成仇對簿公堂。杭州郊區一位干部說，大筆的錢盲目消費掉后，村民中有些已“錢袋空空”，靠房租度日……對這些人來說，拆遷曾是一場“分錢”的盛宴，宴會散場那一刻，悲劇已在萌芽。

其三：吸毒走歪門

財富確實是一把雙刃劍！拆遷補貼，讓農民過上了從未有過的好日子；然而，面對從未有過的巨額財富，不少農民不知所措，只顧眼前，得過且過。還有部分人員甚至吸毒染上毒癮。杭州某社區的許某原先做豆類生意，經濟情況在當地屬“上乘”。拆遷后，他拿到上百萬的拆遷補償款和兩三套房子，就停了小生意，從此吃喝賭、醉生夢死，染上毒癮后沒幾個月跌落為村里的“破落戶”。債主天天上門要債，許某東躲，耄耋之年的父母每天以淚洗面。這個鎮2012底記錄在案的吸毒人員比2003年翻了兩倍。

吸毒、酗酒、賭博、放高利貸，成為部分因拆遷致富的人們最為熱衷的消遣與投資方式。杭州郊區有一名村民家里得到150萬元的征地補償款后，他的孩子就不再出去工作了，整天跟一班朋友下餐館、進舞廳，后來染上毒癮，“這兩年，被他揮霍的錢起碼有幾十萬了”。這些亂象不僅危及家庭穩定，也影響社會和諧。2011年底，杭州城郊一所小學的家庭情況調查表上，在父母職業一欄，有不少孩子竟寫上“打麻將”三字。

據杭州《今日早報》報道，因拆遷安置款引發的財產糾紛、家庭糾紛這兩年也在大幅增長。去年，杭州江干區九堡鎮司法所調解的因安置引發的分家析產糾紛就多達40來起，占調解總數的四成以上。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獲得者俞德坤說，在日常調解中經常碰到拆遷戶嗜毒酗酒的案例，他認為，處理起來十分棘手。

返貧原因

暴富導致心態失衡

那些以躬耕壟地來養家糊口的農民們，一下子面對大把的百元鈔票，誰能心情平靜？

武漢額頭灣村過去只是城市邊緣的一個農業村。村民靠種地和養魚維生，年收入不到8千元。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無存款。2010年，城中村拆遷讓村里發生巨變。每戶剔除建房外，還能得到50萬元拆遷款，相當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

“這時村民的心態就開始變化了。”村支書陳軍說。50歲以上是吃過苦的一代，還能保持本色，把錢看得很緊。40歲到50歲的一群人，把錢看得松些，一有錢心就“亂”了，又沒有技能，部分人就沾染賭博習氣。20歲到30歲的人群更為揮霍，也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資低還把工作辭了，天天呼朋喚友、吃喝玩樂。

杭州江干區某鎮，原是錢塘江北岸的一個農業鎮。2003年以來，隨著杭州城市東進步伐的加快，這里建起了客運中心、地鐵站，迎來拆遷。這里的農民除了得到上百萬元的房屋拆遷補償款之外，還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標準分配了安置房，戶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一下子，村民在暴富中心態失衡。

“祖祖輩輩地里刨食，哪天不想過好日子啊！沒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萬富翁，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了。”于是買高檔數碼產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江干區有一個姓王的拆遷戶還沒拿到拆遷款，就把原來自己抽的十幾元一包的“利群”換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中華”。錢一到手，他給自己和剛學車的老婆各買了一輛30來萬元的小轎車。這兩輛車子，現在多數時間只是在家里的車庫待著。

缺乏理性理財

事實上，不僅僅是杭州、上海、武漢，在北京和廣州、深圳、鄭州、南京、西安、哈爾濱等城市，同樣出現大量因拆遷補償而暴富的案例。而“拆遷暴富”在短時間的返貧現象，目前已向中小城市郊區村民延伸。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研究員楊建華認為，拆遷戶中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較低，面對突然暴富后在理財方面并沒有規劃，這些尚未做好思想準備的村民面對“天上掉下的餡餅”很難做到合理消費、理性理財，這也給了賭博團伙、放高利貸者可趁之機。

管理缺位失控

導致“拆遷富翁”返貧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不到位，拆遷后的管理跟進相對滯后。

“拆遷農民”問題頻出的背后，反映的是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受到沖擊甚至被顛覆，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亟待重建過程中出現的陣痛。一些城郊村的村民們普遍反映說，這些年，村一級組織的管理職能在弱化。拆遷前只知道要他們配合，催他們拆遷；拆遷后村變成社區了，忙著通大路、造高樓，村民們的素質教育無人過問，社區的文化活動也停止了。

失地農民因為揮霍征地補償款而返貧看似個人問題，實為社會問題，最終結果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要求政府解決返貧后的生活困難，尋求低保金等，甚至因之前的賣地行為引發新的糾紛，影響社會穩定。可見，村民涉賭、涉黃、涉毒，內因是主因，但外因不容忽視，此外因即教育和引導。

由于缺乏教育和引導，所以從根本上對這一社會群體也談不上什么關注了，因此他們也不會主動關注這個社會。一夜暴富的村民中，很多人游手好閑，他們與正常社會疏離、割裂，什么理想、道德、情操，對他們來說仿佛是天外之音。社會核心價值不去占領他們的思想，社會丑惡就會腐蝕他們的靈魂。

建議與對策

一、探索有效機制

調查資料顯示，目前全國失地農民人數有4000—5000萬人，而且每年還以300萬的速度增加。總體上看，他們既有別于農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業能力弱，社保水平低，發展能力差，成為一個邊緣群體。失地農民的生存狀況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建立相應保障機制刻不容緩。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認為，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征地拆遷不可避免，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對農民的征遷安置不應是簡單的經濟補償，要關注與解決好拆遷戶返貧問題，保障好拆遷戶的長遠生存權、發展權。首先，轉變被征地農民的觀念，提高綜合素質。幫助他們科學合理規劃賠償款的使用。其次，發揮政府引導、服務作用。出臺稅費減免等優惠政策，為拆遷戶投資創業提供寬松的環境，加強就業培訓，給予必要的專業指導，引導和扶持拆遷戶成功就業創業。再次，政府部門可以結合地方實際情況，采取貨幣安置、招工安置、農業安置、劃地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種安置方法相結合的方式。并通過集中歸并、資產量化、統一經營等形式，努力實現集體資產產權變股權，農民變股民，讓拆遷農民的財富具備造血功能。讓農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才是真正化解“拆遷富翁”返貧危機之根本。

在解決思路上，福建省廈門市自2006年起推行的失地農民“金包銀”工程值得借鑒。所謂“金包銀”，就是在工業區開發、舊村改造征地過程中，統一規劃建設“底層店面、上部公寓”的商業用房，然后逐步對舊村內部進行規范化配套改造，使農民獲得新收入來源。這樣做的可取之處在于，不僅使失地農民有了穩定的收入保障，而且讓農民公平享受到了舊村改造的好處，引導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專家說，此舉給失地農民的今后生活有了“托底”。

為確保失地農民能順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轉型，如北京大興區從2010年開始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對具體的“四有”方案，即“就業有崗位、增收有資產、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務有組織”。在生活保障方面，大興區的轉非人員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保率都達100%。

像杭州在拆遷人口眾多的江干區，區政府已經了一份關于加強失地農民管理工作的專門文件，對如何幫扶失地農民提升素質、增強創業就業能力、完善就業服務平臺建設等等均作出了詳細的規定。

二、強化教育和管理

導致部分拆遷致富村民的返貧悲劇，在很大程度上也與社會對轉型的農民引導不力或管理失位有關。

有專家指出，目前，我們的社會對征地補償還大多是“一錘子買賣”、“一次性買斷”，普遍缺乏對征地農民正確的消費和投資引導意識，甚至對失地農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還很不夠。對此，地方政府要完了地，還要從頭到尾管好人。只有“以人為本”，從長計議，才能讓拆遷農民不是“富裕一陣子”而是“幸福一輩子”。中國社科院趙春燕博士感嘆：從這個意義上講，拆遷補償，并非是金錢補償那么簡單，還應包括理財投資、技能培訓、就業安排等一系列的補償，如果這方面補償不到位，暴富返貧帶來的問題，依然會如同拆遷糾紛中的社會矛盾一樣，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子。

實際上，對于這些拆遷戶來講，原有的謀生模式和工作習慣被打破，新的健康和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未完全建立。可見，相應的公共服務、社會支持、工作激勵、心理疏導，眾多方面，正是多年來我們忽視和認為無足輕重的補償，如今被證明恰恰是在財富補償之外，也亟需補償到位的東西。杭州市蕭山區寧圍鎮成為“接軌大都市”的排頭兵，由“強鎮”向“新城”轉變。該鎮提出“富了口袋富腦袋”的口號，并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萬名農民進課堂”活動。此舉值得提倡。

在加強管理的同時，要嚴厲打擊賭博和吸毒等非法犯罪活動，以“拆遷富翁”跌入泥潭的血淋淋事實強化警示教育，讓拆遷征地農戶珍惜財富，遠離賭博，遠離吸毒。

三、引導理性投資

篇（8）

近年，綠地的瘋狂并非個案。在半小時商業圈的誘惑、城市化運動以及政府支持的綜合推動力下，從小地產商到地產大鱷均如同“染毒”一樣，瘋狂追崇城市綜合體開發。據初步估算，目前成都城市綜合體約有80余個，杭州100多個，南京、上海、無錫均有50多個……甚至是正在改造的城中村，都在興建城市綜合體。而就綠地所選擇的開發區域，無不存在城市綜合體開發過剩的問題。這意味著，當綠地完成3到5年開發之后，將繼續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

或許是已經看見城市綜合體飽和會給未來帶來經營困擾，綠地在瘋狂興建城市綜合體的同時，對酒店項目也情有獨鐘。其回籠資金最重要的方式便是賣掉城市綜合體中的寫字樓和住宅部分，而持有酒店和商場。

高端酒店對綠地最直接的好處便是可以獲得競標土地的入場券，甚至可以據此獲得低價的優惠，并提升其所開發的城市綜合體可銷售部分的價格。開發完成后，還可以用酒店進行抵押貸款，獲得更多銀行信貸支持其未來項目的開發速度與規模。與萬達類似，綠地對酒店的熱衷有一部分原因是，鮮有酒店擴張速度能夠跟得上他們興建城市綜合體的開發速度。

截止到目前，綠地已開業的酒店有19家，盡管其中只有一家是自有品牌，但據綠地相關負責人透露，2012年綠地約有50家酒店正在建設，聲稱2015年要擁有150家酒店，其中要有100家為自有品牌。這樣的野心不得不讓人為其捏把汗。自建酒店品牌，綠地自己就能跟得上其開發速度嗎？如何保證自有酒店品牌及管理質量，未來對以房地產開發起家的綠地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

篇（9）

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的內涵是：在城市化進程中，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向城市轉移并逐漸轉變為市民的一種過程和狀態，同時伴隨著思想意識、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現代化的轉變。所以，農民市民化不僅僅是農民物質生活水平的市民化過程，更是農村傳統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在現代城市生活沖擊下的融合提升過程。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深刻的揭示了發生于西方發達國家的這種農民市民化的一般規律。

義烏以專業市場聞名于世，多年來不斷深化“興商建市”發展戰略，大力實施“貿工聯動”，加快推進經濟國際化和城市現代化進程，經濟社會聚集著前所未有的爆發力、擴張力。2011年3月啟動的“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更是為義烏轉型發展、爭創內陸“小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所以，有必要回顧農民市民化的歷程、動力機制、存在的問題，分析特點與不足，以便充分利用“義烏試點”改革的契機，推動相關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的改革，創造更有利于農民市民化的環境，取到更為廣泛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成果，為建設國際性商貿名城提供內在動力。

一、義烏農民市民化的歷程

農民市民化大致有四個階段。一是職業的轉變；二是地域的轉移；三是身份的轉變；四是角色轉型和再造，即實現農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等向市民的順利轉變，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農民職業非農化的過程即是職業和地域轉變的過程，而農村土地、戶籍等制度方面的變遷也意味著身份的轉變只是個時間問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真正難點在于第四階段，它需要較長時期的作用。

縱觀義烏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農民市民化進程，義烏專業市場的每一次拓展提升都為農民市民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推動著義烏人口在地理上的有趨向集散，即逐步從各鄉鎮、街道向義烏市場區域轉移，農民市民化幾乎完成了前三個階段的轉變，“新市民”處于艱難的角色轉型和再造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興起和到城市擺攤經商的少部分人，開始了農村職業非農化的進程；到20世紀末，義烏集貿市場的迅速發展，通過“以貿促工、貿工聯動”使得農村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諸多方面發生了較大變遷，村級組織的經濟職能逐漸突顯，不少村出現了一村一品的產業布局，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也開始了職業非農化進程；21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給義烏專業市場的貿易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義烏小商品走向國際的同時，對義烏城市的發展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2002年開始實施城鄉一體化戰略，并于2003年制定頒發《城鄉一體化行動綱要》，舊城改造、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開展，行政區劃從原來的21個鄉鎮并調為6個鎮和7個街道辦事處，拓寬了中心城區和衛星鎮的同時，建成區規劃范圍不斷往外擴張，城鎮戶籍人口從原來的3萬發展到23.24萬（2011年數據）左右，大量從事進城打工或經商的農民實現了身份的轉變。在過去的10多年里，全市城市化率年均新增3%左右，年均數萬人成為“城里人”。2008年以來出現的“非轉農”現象，一度引起社會極大的關注，分析原因，正是城鄉二元結構一體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體現，是經濟發展對城鄉二元結構中處于弱勢的農村進行的一次利益調整，是對農業長期支持工業的一種“經濟反哺”，本質上并不是農民市民化的逆流。逐漸抹平城鄉二元結構之間巨大的經濟利益差異，將為戶籍、農村土地制度等制度改革鋪平道路，有利于下文將要提到的“城中村”、“空心村”、“村改居困難”問題的解決。

二、義烏農民市民化的動力機制

隨著義烏專業市場國際化、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推進，農民市民化正成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重要手段。可以說，農民市民化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催生下的一種必然產物，是轉型期我們農村社會變遷的一種特殊表現和內在要求，分析其發展的動力機制可以有助于我們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同時優化其農民市民化的質量。我們主要運用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E.S.Lee提出的人口遷移理論――“推拉理論”來解釋動力機制下義烏農民市民化的演化過程，并結合義烏的情況進行恰當的延伸。

該理論的主要觀點在于：在工業化的背景下，農民市民化進程會受到來自農村內部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推力”是從農民市民化的主體出發，著重于促進農民主動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條件的改善、城鄉收入差距、農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等。“拉力”是從作為主體的農民所受到的外部驅動出發，著重于能夠促使農民被動接受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工業化、產業結構變動以及城市現代化帶來的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受教育和工資水平、較好的生活品質等等。

結合義烏的實際情況，推力和拉力是交織在一起發生作用的，在不同的時期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農民市民化”萌芽期，縣委書記謝高華的“四個允許”的決定開啟了經商合法之路，除了極少部分農民通過考上大學實現非農化，大部分農民主要是受到縣城里經商可以獲得比農村務農更高的收入的期待的“推力”作用；20世紀90年代是“農民市民化”加速發展期，政府于1993年成立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開始主導義烏專業市場的發展壯大，“以貿促工，貿工聯動”的發展戰略促使了城市社區專業街林立和一村一品的風行，隨之而來的城市化、工業化浪潮拉動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或務工，或自己經商創業，逐步扎根城市；21世紀至今是“農民市民化”新時期，隨著加入WTO帶來的國際貿易大發展大繁榮，義烏經濟社會進入跨越式發展期，《城鄉一體化行動綱要》、《加快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等戰略政策的相繼出臺，助推了舊城改造、撤村建居、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對農民市民化的“拉力”作用得到極大提升。當然隨之產生的空心村、城中村等問題也考量著農民市民化的質量，而“農轉非”、“非轉農”等政策的出臺也是在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戶籍、財稅金融等體制短時期內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對于利益分配更為公平的調整，有利于“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發揮。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很有必要保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給，以確保動力機制的運行。回顧義烏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經歷的數輪強縣擴權，實施的新型戶籍管理制度以及出臺的《加快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義烏市被征地農村居民養老保障暫行辦法》、《義烏市城鄉居民大病醫療保險辦法》、《義烏新農村建設二十條》等政策都為農民市民化的進程提高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新形勢下，新型城鎮化正蓄勢鋪開，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政府一系列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稅金融和行政區劃方面的聯動改革，將有效解開農民非農化進程中涉及到的農民搬遷補償政策、宅基地流轉、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對推拉機制的制肘，釋放推拉機制的效力，提升農民市民化的品質。

三、義烏農民市民化存在的問題

1、非農化和農村城市化的不同步使得義烏廣大農村產生“空心村”現象。具體表現為不少村民擠到村莊交通較好的地方私建住宅，時間一長，舊村也就“空”了，加上一戶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沒有得到落實到位，反映著人們存在著“能占就占、能多占就多占”的思想和觀念，既浪費了有限的土地資源，又嚴重影響了村容村貌和農村的舊村改造。根本原因在于義烏目前的宅基地有序流轉制度尚未建立，宅基地產權不明晰，宅基地的收益分配不清晰，無法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農民市民化進退兩難。

2、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產生了“城中村”、“村改居困難”、村官腐敗、“房東經濟”等一系列問題。在義烏這樣經濟富裕的縣域，阻礙農民市民化、農村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力量在于農村集體經濟：農民往往既能獲得農村政策的好處，如宅基地分配、征地補償款、村集體資產出租、物業等經營收入的分紅，又能得到城市發展的邊際效應，如務工人員和加工廠的租金收入，進城成為戶籍上的市民積極性不高。而一旦喪失農村居民這種身份，便意味著喪失了這些豐厚的穩定收益，從而產生“城中村”的頑癥、“村改居”的艱難。曾經發生的數百名公務員“爭當農民”的怪事即是明證。

3、“新農村建設”使得廣大農民享受到市場生活水平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問題，亟待解決。問題主要有：①規劃部門在新農村規劃設計方面一味迎合群眾的經濟利益，深受諸如新建房屋一定要“有天有地”等群眾思想的影響，對未來缺乏長遠的打算，產生的大量雷同的“三合一”聯體排屋，形成的清一色專業經營村布局，既使得居民有房住不完，房屋空置率很高給土地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又使得義烏更像一個農民城，與國際上享有盛名的義烏市城市形象不相稱；②外來就業人口的增多促進了“食租”群體的滋生，弱化了人文優勢，延緩了農民市民化的進程。部分村民靠房屋租金生活，缺乏進取精神，根本不愿就業，而部分富二代則開始習慣吃喝玩樂的攀比，這些現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體市民素質的提高，加劇了農民市民化的“文化硬傷”，這與義烏試點推進下的國際化戰略背道而馳；③房屋建設過分注重出租經濟效益，忽視了綠化及環境保護，隨之而來的臟亂差現象普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破壞引發的社會沖突時有發生。所以有必要完善社區服務和管理，努力尋求解決農民意識與城市居民身份的矛盾，依靠社區力量，來提升社區成員的生活品質，并為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提供借鑒。

4、農民市民化第四階段的角色轉型和再造問題不到位，是上述問題的思想根源。農民市民化過程中，部分農民由于個人能力和水平差異，對于市民這一角色的行為標準不清楚，對于市民角色相應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范和模式缺乏足夠的認識，其對舊城改造、新農村建設、“村改居”等工程背后的城鄉一體化、最終實現廣泛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并沒有多大的體會，從而導致職業、地域乃至戶籍身份已經實現轉變的情況下，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依然沒有得到質的轉變。所以，政府要轉變觀念，在堅持“興商建市”戰略、大力推進義烏試點改革的同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城市的文化積累，提升文化品位，構建諸如職業培訓和教育等公共服務體系，使得農民市民化向“物質富裕、精神富裕”的兩富生活邁進。在農民角色轉型和再造過程中，政府可從以下三個層次來推進，以保障農民市民化第四階段的順利深入：

①宏觀層面，繼續進行農村宅基地流轉制度改革、戶籍與居住證制度掛鉤、社會保障等制度創新，為推拉理論的效力發揮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②中觀層面，大力鼓勵、扶持、促進社會組織舉辦各種活動來提升“新市民”的社會參與度，擴大其社會關系網絡，豐富其職業經歷和生活體驗，進而保障農民市民化以后的社會權利，確保、提升其社會地位；

③微觀層面，加大現代觀念、文明準則和城市意識的教育和宣傳，引導農民破除小富即安、小打小鬧的小農經濟思想，樹立求大發展的創業精神、現代法制觀念、城市公共生活意識等等，使思想和行動跟上城市現代化的步伐。

四、義烏農民市民化的發展趨勢

問題即是機遇，結合國家的新型城鎮化的部署和義烏試點的改革精神，我們不難看出義烏農民市民化的發展趨勢。

1、義烏將以“新型城鎮化”為載體農民市民化。十報告提出“新型城鎮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鎮化，傾向明顯，下一步的城鎮化將有別于原有的人口、土地規模化擴張的城鎮化，將更注重質量，以緊湊、多樣、低碳為原則因地制宜。接下去的義烏新農村建設、農村城市化進程將從原有的經濟利益導向中擺脫出來，將更注重農民市民化的質量，實現物質富裕的同時追求精神富有，城鎮建設模式趨于多樣化，將有更多的花園式新農村新社區出現。

2、特大鎮將成為解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突破口，通過中心鎮、一般鎮和中心村構成一個產業結構和社會關系不斷優化的經濟綜合體，成為承載農民非農化、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平臺。新型城鎮化的部署之一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國家將按照小城鎮落戶先行全面放開、中小城市落戶有序放開、大城市落戶繼續嚴格控制的原則，制定公開透明的各類城市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政策，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鑒于佛堂鎮在2010年底成為浙江省首批27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之一，所以戶籍制度改革有望在佛堂進行試點。于此同時，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義烏將繼續推進居住證制度，將較快的實現戶籍制度和居住證制度的有效銜接。隨著國際貿易對義烏體制機制改革的要求，農民宅基地確權、流轉、有償退出等制度創新也將以試點的形式試行，這無疑會從制度上放開對農民市民化的制肘。

3、農民市民化進入角色再造時期的攻堅時期，通過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的聯動作用，身體、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三方面的素質將得到質的提升，農民將成為更廣泛意義上的市民，具有現代化理念、國際化視野的新市民將成為義烏國際化進程中一股強大的推動力。空心村、城中村等現象，將會逐步得到解決。

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說：“鄉鎮在經過一個讓人以為已死去的休克時期之后，重新獲得了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農民市民化并不意味著農業的終結，也不是鄉村的終結，而是為一種新的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出現提供了可能。類比法國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所發生的，當前中國的農民市民化有很多相似之處，當年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后來又漸漸遷移回農村，使得農村以一種新的方式而存在，最終完成農業現代化、農村城市化、鄉村社區現代化三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建設。而義烏毫無疑問將走在這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前面，在義烏試點改革的旗幟指引下，以開拓進取精神，不斷深化農民市民化的偉大實踐。（作者單位：浙江省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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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在四、五線城市及小城鎮的城市化過程中，每屆政府的更替對房地產政策的連續性造成一定的影響，一些官員的失信更是讓一些外地房地產投資商損失巨大。在這些地區由于經濟不發達，政府官員的觀念比較陳舊，法律意識淡薄，操作的隨意性很大，往往不守招商引資時的承諾，形成“關門打狗”的局面。

對于投資者而言，在與政府部門前期談判時要做好談判紀要，簽署正式協議并要求政府部門即使換屆，也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在決定進入這個市場時，需要考察一下當地主要官員的任期及誠信程度。當然最保險的和聰明的方法提一個項目在當屆領導任期內完成。

舊城改造的拆遷風險

在舊城改造、城中村改造項目中，拆遷安置及補償不可避免。如果我們對征地與拆遷工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么在遇到困難后會造成措手不及，并陷入遙遙無期的說服動員工作中，貽誤了預定工期。

我們的征地與拆遷工作離不開當地政府與基層組織的幫助，以當地政府為強有力的后盾，加上當地村或街道說服動員的配合，采用合法的手段及靈活的策略一定能把征地與拆遷工作做好。尤其是要運用法律手段把拆遷中可能帶來的法律糾紛及早消除。

我個人認為盡量不要參與舊城的開發，雖然利潤高一點，政策上可以利用的空間多一點；但如果操作不好，很容易陷在其中而無法脫身。加之目前國家又出臺了關于搬遷方面的政策，拆遷工作更加難搞。最好還是通過土地招拍掛市場取得土地的開發權，雖然土地成本提高了，但是由于當地的地價本身比較低，對樓面地價影響不是很大；這樣有一個好處是減少麻煩，可以加快開發進程。

聯合開發中的合作風險

在中西部地區投資房地產時，由于在當地融資非常困難，往往采用與其他當地企業或個人共同出資或一方出地一方出錢的方式。而在這樣的合作關系中往往埋藏著潛在的矛盾。要想避免矛盾的發生，就應該親兄弟明算帳，必須先制訂好游戲規則，在合作之前，簽訂細致的合同并嚴格遵守。

融資不暢的資金鏈風險

在中西部四、五線城市及小城鎮中，銀行體系主要以國有四大行為主，其他商業銀行幾乎沒有。當地銀行基本上不會對外來房地產企業進行金融支持；即使支持，辦事效率很低、節奏很慢；而且隱性的財務成本非常高。在辦理按揭貸款時，你別指望一個星期能辦好，一般都要超過一個月，所以在資金安排中必須留有余地。

因此在這些城市進行房地產投資之前，先要了解當地金融環境，對于金融環境不好、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地區，盡量使用自有資金進行投資，確保資金鏈不出現問題。

對市場需求分析錯誤的風險

四、五線城市及小城鎮做房地產的一個難題還是地方經濟基礎薄弱，甚至沒有成型的支柱產業和產業鏈，人們的消費觀念相對落后，收入少消費能力不強。因此，我們在投資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市場調查，包括當地的民眾習慣和風土人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