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產業經濟學的認識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對產業經濟學的認識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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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4-0027-2

一、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

傳媒產業經濟學它以經濟學為主導，以產業經濟學和系統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傳媒產業經濟學可以借助一般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但也有其特有的規律，因為提供信息產品的傳媒產業具有與其他產業所沒有的特殊性。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整個傳媒業及其相關的產業政策和總體經濟。這里有一點要特別提出，傳統經濟學是無法對傳媒經濟進行準確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里有一個很重要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對傳媒經濟卻不適用，如對信息產品的消費是不符合這一規律的，它是可以反復使用并且邊際效用往往是遞增的。況且，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傳媒經濟系統，而傳媒經濟系統的構成是由以傳播過程為載體相伴發生的一些經濟過程或者經濟增值活動。所以我們只能運用系統經濟學理論來研究它。系統科學中的老三論（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和新三論（突變論、協同論和耗散結構）都可以在傳媒經濟研究中大展拳腳。它還可細分為報業經濟學、電視經濟學、廣播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等多個分支學科。目前，這些學科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

傳媒管理經濟學它以管理學為主導，以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研究對象為媒介實體以及消費者。管理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經濟學理論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橋梁。傳媒管理經濟學是媒介經營管理研究的經濟學基礎，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經營管理中。由于經濟管理一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所以許多人誤以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大同小異。事實上經濟學和管理學是有很大區別的兩門學科。它們對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行為主體的關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經濟學理論的系統性、科學性、統一性較強；管理學的權變性、藝術性、多樣性較強。認識兩者的區別有助于兩門學科的相互借鑒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兩門學科的交叉或邊緣學科的研究。現在我國許多新聞院校都開設這門課程，但名稱五花八門，有些叫媒介經營，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經營管理，筆者認為叫媒介經營管理較合適，而且這門課在新聞學本科開設較為適宜，傳媒產業經濟學則應設為研究生課程。媒介經營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的翻版，在西方，傳媒就是企業，可以直接移植企業管理這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當然，在我國則不一樣，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中國傳媒必然面臨更復雜的問題。

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以傳播學為主導，融合新聞傳播、文化批判、政治經濟等多學科理論，研究對象為傳媒制度、文化影響和政府政策等。這一學科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屬性，經濟學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對前面兩個學科理論的批判與修正。這里有兩個概念需要澄清，傳媒經濟中的傳媒兩字包括三層含義：作為產品的傳媒、作為企業的傳媒和作為產業的傳媒。而產品、企業和產業都是經濟問題，因此，傳媒經濟本質上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把傳媒作為產品、企業和產業，新聞傳播學解決的是傳媒的意識形態問題，而經濟學解決的是傳媒的經濟問題，兩者分工明確，涇渭分明。因此，傳媒經濟學就不是一門交叉科學。說傳媒經濟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實際上是混淆了傳媒和傳播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經濟屬性的傳媒理解成傳播，從而把傳媒經濟學當成了傳播經濟學。綜上所述，以經濟學為主導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疇實際上僅限于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傳媒管理經濟學這兩個學科。傳播政治經濟學，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不能算是傳媒經濟學，它只是傳媒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校正器。這里讓我們再回到周鴻鐸的觀點傳媒經濟不是經濟學科，他理解的傳媒經濟實際上是以傳播學為主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盡管周鴻鐸是我國較早提出傳媒經濟的學者，但我們認為：無論是誰創立了所謂的傳媒經濟學科，無論一個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樣的視角和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都不影響別人借鑒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傳媒經濟現象。至此，我們可以把杭敏和羅伯特·皮卡特的劃分作了進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范式限定在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這兩個學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傳媒經濟研究的進路

在明確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之后，我們還必須選擇研究的進路。那么，該如何選擇有力推進傳媒經濟研究和學科發展的最佳進路呢？目前，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幾種：

1.致力傳媒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如吳克宇的電視媒介經濟學，金碚的報業經濟學等，以周鴻鐸編著的傳媒經濟系列、媒介經營與管理系列叢書（共2部）最為龐大。這些系統性的研究盡管還稍顯粗糙，但其開拓性是值得稱道的。

2.將新經濟理論如注意力經濟、競爭力經濟引入傳媒經濟研究中，提出傳媒競爭力、傳媒影響力等概念。這些研究往往從國外經典案例出發，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示。

3.通過對傳媒產業的數字化定量描述，試圖作出對傳媒產業走勢的判斷。近年來數百種傳媒市場實證調查研究報告問世。以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清華大學崔保國、中央電視臺張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為我國傳媒產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

篇（2）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

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篇（3）

在二次世界大戰后，產業經濟學由日本最先發起，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馬場飛雄，宮澤健一，佐貫利雄等。就我國而言，產業經濟學起步較晚，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從日本和發達國家引進，直到90年代后期，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與國際經濟的日漸接軌，產業經濟學才受到國內眾多經濟學者和政府的重視。這樣看來，產業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時間確實很短，是一門比較新興的學科。

在我國產業經濟學起步較晚，理論經驗知識不成熟，且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產業經濟發展雖然發展速度較快，但是其中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產業經濟學理論發展不成熟。由于產業經濟學理論發展不完善，導致我過產業經濟的發展不夠規范，產生一些問題。目前，我國產業經濟面臨著新的階段性特征，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這種有著自己特色的大背景下，我們如何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對于提高我國產業經濟發展的新要求有哪些，以及提高對外開水平的核心內容是什么，需要做的具體工作是什么等等問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都要求我國產業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豐富，不斷發展。

第二，內外需增長動力明顯不足。一是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持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人民幣被迫升值，對出口行業帶來巨大壓力。二是近年來，我國逐漸成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和全球貿易摩擦的中心。如礦產業、紡織等傳統優勢產業。三是由于受國內宏觀經濟調控的影響，內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增長十分乏力。2013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7%，明顯比前些年16%-18%低。

第三，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去年，美國和歐洲開始實行“再工業化”戰略，這對我國制造業發展很不利，這就使得歐美加大對資本和技術輸出的控制，對我國實施“技術封鎖”，使我國產業升級步伐放緩。由于技術能力底下，在資源日益枯竭，人口勞動成本快速上升，生態建設成本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我國產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基于上述我國產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筆者在此提出幾點改進措施，希望能對中國產業經濟的發展狀況進行有效的調控，能夠妥善解決其突出的問題。

一、豐富和完善產業經濟學理論

馬克思理論中提出：“實踐是理論和認識的來源，理論指導運用于實踐”。我們要充分把握好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在實踐中找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此，我們要深入研究我產業經濟學現行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找出切實可行的辦法，規范產業經濟在我國的發展。

二、優化產業結構

據國家統計局的《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在2013年全國GDP為56.88萬億中，第三產業GDP以46.10%的占比首次超越第二產業GDP占比的43.90%。這對經濟結構轉型和產能優化有著重要意義。第三產業就業能力更強，消耗能源少，對環境污染輕，有利于我們發展綠色經濟，綠色GDP。我國經濟正處于換擋期，因此，我們要穩中求進，不得急功近利。努力創新宏觀調控方式，使經濟在合理區間內健康運行。

三、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產業資產全球化

在我國產業發展受到國內和國外兩頭成本壓力上漲的情況下，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顯得尤為重要。在國內，我們受到環境、資源、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要求我國產業經濟的發展需要走向國際，才有機會全球范圍內募集更多較低成本的生產要素。歐美國家開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對我國實行“技術封鎖”。促使我們不得不靠自己努力，加強技術創新，才能在全球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站穩腳跟，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李 雪.產業經濟學的若干問題研究―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夏大慰教授訪談錄[J].經濟師，2011.07

[2]李磊，趙旭，張，王軍.我國高技術產業結構現狀及發展戰略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6.12

[3]劉洋.我國環境產業經濟發展現狀及趨勢[J].經濟觀察.2011.12

[4]姚凌嵐.中國產業結構現狀及發展方向[J].宏觀經濟觀察.2010.07

篇（4）

信息經濟學是針對“信息”這一對象分析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的交叉科學，融管理學、經濟學、系統科學、運籌學和信息科學于一體。當前信息經濟學的體系構建主要依照兩種研究思路來進行。

思路一：信息經濟學的“二分法”。它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產生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經濟學的學科交叉性。在微觀部分強調經濟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使得價格的搜尋需要付出成本，買賣雙方的私人信息會影響決策，個體有限理性。價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場調節手段，運用契約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的激勵約束手段與機制不可或缺。而宏觀部分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對信息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與地位。

思路二：信息經濟學的“三分法”。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3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中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重點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中觀信息經濟學，即產業信息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國際信息經濟與本國信息經濟的關系等。按照3個層面的劃分，使得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保持一致和良好銜接，因此信息經濟學又稱為西方信息經濟學、理論信息經濟學、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工業經濟學。

2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盡管不同學者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見解，但是整體上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以下6個方面：

(1)經濟信息。研究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對于行為人的影響，探討某種信息條件下行為人相互作用的經濟問題，如非對稱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論、不利選擇與道德風險、廣告模型、市場信號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質屬性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費后，也不會消失，而且通過加工提煉，會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時效性。時間會使得信息價值消失。三是不對稱性。所謂的委托一和逆向選擇。四是知識性。同樣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價值不同。五是獨創性。如知識產權保護、著作權保護等都是信息獨創性的表現。六是效用動態性。信息商品通過傳播被更多人認可，可能效用會增大；如果被惡意擴散則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對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對信息商品的價值認識不同。

(3)信息社會。人類文明進入到信息社會，也稱為后工業社會，社會經濟的主體由制造業轉向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即信息和知識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勞動力主體不再是機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交易結算不再主要依靠現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貿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國內，跨國貿易和貿易全球化成為主流；由傳統的金字塔形組織管理結構向網絡形的組織管理結構轉變；信息和知識生產成為社會生產的重要方式；數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對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戰爭形態。

（4）信息經濟。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信息經濟是通過產業信息化和信息產業化兩個相互聯系和彼此促進的途徑不斷發展起來的，出現了新形式的勞動對象、勞動關系和經濟結構。有人稱搜索引擎為互聯網經濟的車輪，預測搜索引擎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基于Web2.0這種創新的信息技術和創新的理念，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實現了網絡經濟環境下新的商業活動交易和辦公模式，將會成為未來人類經濟活動的中心。

（5）信息產業。工業信息化、農業信息化以及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建立在基于信息技術的智能化設備的基礎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產業發展與全球化和一體化，加強了全球分工。信息產業催生新興行業，引發了全球“物聯網”和“數字地球”的研發，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3信息經濟學的新發展

（1）新組織信息經濟學。IT技術的發展，使得組織的體系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了較大改變，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資源配置方式，新組織的信息機制設計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組織的委托理論和激勵約束機制，虛擬企業和戰略聯盟中的信息不對稱等。

（2）網絡信息經濟學。網絡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網絡經濟的開放性和競爭性更加強烈，由此，網絡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如網絡信息傳送與交流、網絡信息價值評價、網絡經濟政策和網絡經濟法規的制定等，其中一個重要研究內容為建立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的網絡平臺，實現各種有價值的交流互換、共享而改變行為方式促進“協同交易”。

(3)國際信息經濟學。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形成，各國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要擴展到國際領域，討論世界信息經濟的生產效率、信息資源配置效率，國際信息政策對比、評判與預測研究，各國信息經濟依賴程度與跨國信息經濟比較等內容。

（4）交叉地帶信息經濟學。信息經濟涉及通信、經濟、管理、計算機等多種學科，各學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特點，分析信息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與區別，探討各學科之間的異同點，從而揭示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4結語

篇（5）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再次，信息經濟學中關于信息資源最優配置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的思想，將有助于我們在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進一步關注信息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努力創造信息資源合理流動的外部環境，提高信息技術對提高產業競爭力的認識，協調信息網絡的發展，加大信息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強化信息產業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帶動功能，以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

最后，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社會問題開拓了新的視野。實事求是地講，信息經濟學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經濟學所使用的方法為經濟學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經濟學不確定條件下的選擇理論和對策論，把現代決策理論的分析方法引入經濟決策分析之中，使得經濟分析不斷貼近現實經濟生活。實際上，在我國目前經濟理論界的經濟分析中，很多學者都引入了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相信隨著信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其分析方法將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領域的應用中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  馬費成等：《信息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篇（6）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

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

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

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模化的投入和產出上進行分析。

篇（7）

中圖分類號：F26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1-0039-02

我國的新興產業跟著時展的腳步在不知不覺當中已經發展成為了今天所見到的新興產業群，這不但是國家時代主體發展的成果，同時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是產業順應時代進步而變化的必然趨勢。我國的產業經濟的研究主體問題之一就是新興產業群，對新興產業群的鉆研和剖析，能夠幫助我國的經濟產業進行持續長遠的推動和發展，同時也能夠在極大程度上幫助我國完成新興產業群的建設，使其經濟水平得以顯著的提升，進而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經濟水平與社會的發展進步狀態。

一、我國新興產業群所具備的特征

我國的新興產業群由于國情與其他國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我國的新興產業群相較于其他國家而言也就具備了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體制性和梯度性的獨立特征。這兩種特別的性質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新興產業群與其他國家新興產業群發展走向的差異。因此，本文將針對我國新興產業群的這兩點特殊性質進行簡單分析：

1.國家新興產業中體制性的具體特征：我國的新興產業群在生產和發展的過程當中，往往會出現各種的阻礙與干擾，其主要體現在國家政府的有關職能部門對于新興產業群以及相關的經營運轉的過分干擾，國家政府的職能部門由于擁有較大的行政權力，因此有時可能會將國家的某一個產業當成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這樣的做法往往會間接地使整個市場的競爭力與主體地位產生不平等的分配和動搖，進而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公平、不合理，從而干擾了我國其余的新興產業和產業群整體的建設以及持續穩定且長遠的發展，使得國家新興產業的發展與規劃變得扭曲畸形。

2.國家新興產業群的梯度性特征：我國的新興產業具有梯度性的特性，這種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發展出現了兩種階段，同時國家經濟水平的發展規劃也開始發生了失衡所導致的，這兩個階段也就是我國前后兩個工業化階段，由于二者的建設同時進行，因此也就導致了新興產業群當中的各個行業的發展出現了水平上的差異，進而使得國家新興產業的內部出現了梯度性的特殊分布特征。除此之外，由于我國的經濟綜合水平比例不協調，城鄉經濟水平差異過大，這也就使得新興產業的整體結構與產業銷量出現巨大的差異，這也是我國新興產業群出現梯度性現象的成因之一。

二、新興產業群的建設生產為我國帶來的影響

1.國家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承載體：國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承載體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新興的產業群；隨著社會與時代的進步，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逐漸地走向了國際化的發展道路，我國的新興產業群已經逐步地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持續穩定發展所必不可少的一大承載體；盡管新興產業群就目前來看，其發展還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動與支持，但是隨著新興產業群的日益發展與壯大，我國的新興產業群已經逐漸地能夠為自身和其他行業的發展提供動力和支持了，新興的產業群如今在國家社會經濟的促進和帶動下已經能夠為國家經濟社會的建設提供良性的動力了，我國的新興產業群已經成為了國家建設規劃不可或缺的堅實力量之一。

2.新興產業群是國家實現國際化建設的重要因素：新興產業群對于國家完善跨越式的國際經濟發展來說，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同時也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發展建設的關鍵因素所在，我國當前還處于發展中國家的階（下轉49頁）（上接39頁）段，所以，我國要想全面地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建設水平就需要新興產業群的發展與支持。產業的變革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國更應該為經濟繁榮發展而加強新興產業群的建設。可以說新興產業群是國家能夠進行快速發展的發動機，同時也是實現我國與世界發展接軌的重要橋梁之一。

三、我國產業經濟學對于新興產業群未來發展規劃的影響

我國的新興產業群的不斷建設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國家各項產業和產業經濟學本身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與走向，我國的新興產業群與國家產業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正處于一個互補的階段，可以說產業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需要新興產業群的帶動。同時，新興產業群的發展也離不開產業經濟學的促進和推動，二者互相扶持，相互依存，因此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于我國新興產業群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深遠的影響。

我國的產業經濟學就現階段而言，已經初見成效，對于產業經濟的分析和研究已經有所突破，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向上已經大致地將我國的產業經濟規劃為六大部分，分別是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產業未來發展、產業施行政策以及產業組織和關聯；這六個部分就是領導著當前我國經濟市場的發展趨向以及新興產業群的總體發展方向的關鍵核心部分。

四、結束語

我國的產業經濟學與新興產業群的發展和建設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效，產業經濟學對于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規劃的研究衍生出了新興產業群的發展思路，同時經過我國實際的實踐使得新興產業群得到了跳躍式的進步與發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我國的經濟社會的進步和完善建設；新興產業群作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承載體之一，為我國實現國際性經濟發展搭建了有效的橋梁，同時國家新興產業群所特有的梯度性與體制性的特征，也向我國的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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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永生，田學森.關于國土資源產業經濟學科發展的思考[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14，（9）. 

篇（8）

中圖分類號:F5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

在物流概念傳入中國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人們對物流的認識不斷深化,企業和各級政府發展現代物流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在不斷的提高,物流產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新的利潤點。物流產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物流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有關物流產業的問題尤其重要,它是中國物流進入發展期提出的課題,是制約中國物流發展的關鍵因素,是進行物流管理實踐的理論基礎,也是制定物流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

一、物流產業研究的理論價值

1.拓展物流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需要。物流學作為新興的應用性學科,其學科地位要得到學術界和社會的普遍認同,必須形成自己獨有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一個成熟的產業,首先要求理論的成熟,而一個新興的產業,在成熟的過程中,理論也自然是成長性的。物流學科的發展體現了這種成長性。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物流學科書籍林林總總,出了不少,總的來說對物流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本文針對中國物流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針對物流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需要,想從理論上作些思考和探索,力求對推進物流學科的發展和建設出一點微力。

2.是拓展產業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充實產業經濟理論研究的需要。物流產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除了具有一般產業的基本特征外,還具有自身的產業特性。物流產業是依托于“物”的流動過程建立起來并為“物”的流動過程服務的復雜產業系統,具有復合性、聚合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其邊界跨越多個產業,且內容構成具有動態性的特點,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實體產業,而后者正是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此外物流產業輸出的是具有不同品質構成的物流服務,物流服務千差萬別,完全相同的物流服務幾乎不存在,即物流服務具有異質性的特點,而產業經濟學的分析基礎是以同質產品為研究對象的微觀經濟理論。物流產業要進一步推進,必須加強對物流產業基本知識、基本運行規律的研究,因此,加強對物流產業經濟的研究,既是產業經濟理論研究的需要,也是我國物流產業發展的實踐的需要。至今還沒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認的權威性的、全面綜合系統研究物流產業經濟發展規律的著作,發表的學術論文也不多見,目前大部分學術著作和論文僅停留在對物流及物流技術等有關問題的研究,物流產業理論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

在不斷加深對物流活動基本規律研究、認識的基礎上,從物流產業經濟這個高度指導和推進物流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本文認為對物流產業的研究主要把握以下幾個主要問題:一是物流產業產生、發展過程。二是物流產業組織,主要為適應物流產業發展的物流產業組織形態、產業組織結構的變化規律等。三是物流產業結構,主要研究物流產業內部各產業要素之間的關系、物流產業結構變動的一般規律等。四是物流產業關聯度。運用產業經濟學的產業關聯分析工具,研究物流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相互關系、提出物流產業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等。五是物流產業發展環境支持。通過系統研究物流產業發展所需的環境支持,了解物流產業發展過程中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及作用途徑,從而為物流產業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條件。六是物流產業政策。產業發展離不開產業政策的指導,特別是作為新興產業的物流產業,更需要系統配套的物流產業政策的指導和政府產業政策的傾斜支持。七是物流產業發展戰略研究。八是中外物流產業比較研究。研究不同國家物流產業發展的特點和一般規律,從中吸取有益的產業發展經驗、教訓和啟迪。九是一些其他問題或交叉性問題。從產業經濟理論角度來作更深層次的研究,目前成果較少。為此,本文想在有關方面有一個推進。

二、現實的呼喚:需要物流產業發展與理論研究的支撐

1.物流產業地位的確立對物流產業經濟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已逐漸成為各級政府乃至社會大眾關注的目標。2001年國家經貿委、鐵道部、交通部、信息產業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六部(委)下發了《關于加快我國現代物流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中國第一部明確物流的重要性,并把它作為新興支柱產業之一的正式條文。2009年初,國務院通過的關于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物流產業赫然在列。這次物流產業的調整和振興方案的規劃出臺,對物流產業的發展應該起到一個奠基石的作用,整個物流體系將不斷得到完善和提高。目前,全國已有北京等省(自治區、直轄市)或將物流產業列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進行培育與發展;或將物流產業列為第三產業中的支柱產業;或將物流產業列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或將物流產業列為第三產業中的重點產業;或將物流產業列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或將物流產業列為第三產業中的先導產業。這都充分說明各地看到了發展物流產業的前景,這將對推動經濟發展,擴大內需,擴大就業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物流產業的發展僅處于起步階段,深入研究物流產業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對于制定物流產業現代化,優化物流產業結構,推動物流產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要通過加強對物流產業經濟理論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上有所突破、創新,從而為物流產業地位的確立和鞏固奠定理論基礎。

2.物流產業發展的實踐對物流產業經濟研究的呼喚。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物流產業發展十分迅速,物流總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物流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突出,但在發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如缺乏科學的“物流產業觀”,嚴重地影響物流建設速度、規模、結構和運行效益;物流服務配套設備、設施陳舊和落后,缺乏配套扶持政策;物流服務行業原則和標準落后,造成成本高,服務效果差,發展受阻;物流產業中的稅收問題突出。這些都成了制約物流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因素,而這其中許多問題是由于缺乏對物流產業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研究和認識,如物流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物流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關系不協調等問題。

3.適應物流產業發展的特殊性的需要。物流產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具有自身的產業特性。如物流產業具有很強的依托性和產業關聯強度,它的發展涉及許多部門和行業。物流產業發展必須與其他產業發展相協調,物流產業政策必須與社會發展政策相協調,必須與其他的宏觀經濟政策相配套,只有把物流產業政策納入國家總體產業政策體系中去,才能尋求有關方面的支持,才能使物流產業持續地發展。因而,向物流投入傾斜的財政金融投資政策等,政策的配套對物流產業的發展顯得十分重要。

4.制定科學物流產業政策的需要。物流產業政策是物流產業經濟問題的重要內容之一。物流產業經濟問題的任務之一就是為政府制定和實施物流產業政策提供理論依據。而任何一種經濟政策都有其理論根源,人們對同一經濟問題的不同認識,就會產生不同的政策主張,導致不同的實施后果。中國目前對物流產業發展和物流企業運作的同時有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交通部、鐵道部、外經貿部、民航總局、郵政局,甚至包括財政部,信息產業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等部委的參與和管理。由于現行體制的原因,有關各方對物流產業的認識和所實施的管理必然采取不同的視角,也可能具有部門利益的背景,它們在面對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時,必然會基于不同的視角。因此,從理論上正確分析各種經濟政策就顯得十分重要。通過對物流產業經濟問題的深入研究,切實掌握物流產業發展的基本規律,及時地制定出科學的物流產業發展政策和措施,在當前顯得特別必要,當然物流產業政策涉及范圍很廣,如物流產業政策導向、產業布局政策、產業組織政策和產業宏觀政策等,這些都需要進行全面系統研究。

總之,從理論和實際來研究物流產業意義重大,它將對中國物流產業的發展產生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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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s Research

SUN Zhan-wei, TANG Ke-yue, WANG Yang

篇（9）

一、前言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力巨大，經濟給世界各國帶來的經濟發展影響各不相同，所以在這場危機中各國經濟學家都競相研究，如何準確把控經濟發展的動向和未來。發展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與此同時，經濟學發展理論對中國經濟市場的影響很大，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其經濟結構既要迎合市場發展結構，還需準確把控各經濟結構的發展關系。本文將在重構經濟學理論結構的基礎上，提出合理框架，使發展經濟學滿足中國市場的發展規律，為經濟市場提供穩定的運營結構。

二、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現狀分析

（一）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分析

新結構經濟學是指在原有市場理論基礎上，迎合經濟發展時代背景引出的一種新型市場運營理念，其理論發展依據可以真實反映出現代化市場運營結構特征和各領域產業發展情況。

（二）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特征

任何一個經濟體在發展初期，其結構都是不穩定的，受勞動資源、商品儲備、物質資本等因素的影響，既定的發展模式并不能滿足各種產業結構快速發展需求，所以新結構經濟學應滿足以下幾點發展特征：

1.宏觀指導意義。經濟學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表述能力非常強，新結構經濟學不僅可以從產業發展規模、生產能力、商品經營范圍、交易情況、資本密集度等方面體現基礎經濟定位理念。還能增設多種理念配置，讓各產業結構按照規范化、科學化的發展道路發展。

2.經濟走向突出。任何一個產業的經濟發展情況都不僅僅體現在效益上，其商品使用功能、資源需求、市場份額等問題都會影響產業的經濟走向。新結構經濟將各種領域產業劃分為諸多經濟體，各經濟體的產業基礎配置和升級目標大體相同，在發展水平中，其理論指導價值非常突出。

3.定義發展水平。作為根本配置機制，市場對經濟定向發展的掌控能力很弱，在市場資源配置日益復雜的經濟市場中，只有推動產業升級才能拓寬產品經營范圍，提高企業經濟創新功能，所以當企業對公共知識、物質、精神消費陷入疲軟狀態時，新結構經濟會重新定義各領域產業的發展水平，并制定一個具有理論依據的市場機制來穩定資源協調管理功能和控制基礎設置。

三、重構發展經濟學框架

通過上文論述發展經濟學特征可知，實踐經驗對學術理論的補充作用最強，對重構發展經濟學框架的指導意義最大。本文通過研究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結構發現，重構發展經濟學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化過程，且其基本原理和結構框架對經濟理念的引導能力巨大，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論述重構發展經濟學的主要框架。

（一）基本原理

以經濟學發展為市場運作起點，經濟在任何時間都不會隨著學術理論組成結構的變化而改變，國家賦予的土地、資本、勞動力等都是構成經濟生產元素的重要內容，所以從概念上來講，重構經濟學框架應引入基礎設置的發展作用。如現代化建設、制度建設、社會資本體系、價值理論觀念等，這些內容都可以引導經濟學演變。不同經濟發展內容產生的經濟結構不同，在正式交易與非正式交易中，經濟學構架可以影響各層級市場的發展特征變化。

（二）框架結構

在現代化建設和制度、法律、文化系統的影響下，經濟框架逐漸形成了軟、硬兩種結構理論，隨著市場活動的多途徑變化，基礎設置對經濟學理論的框架影響作用越來越低。產業模式、經濟發展水平、風險預測等都可作為經濟學框架，企業、組織、個人的生產勞務關系也是由固定金融機構聯合構成的。從事產業生產的組織和個人不僅會影響硬性基礎設置的動態經濟變化情況，還會干擾軟性基礎設置的經濟發展情況，所以對于新結構經濟來講，系統化的經濟學理論對重構發展經濟學框架的引導作用并不大，在發展層級市場結構的過程中，動態框架結構會逐漸轉化成產業發展關系圖，并會圍繞各領域產業發展特征呈階梯式發展模式延伸。發展經濟學框架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參照相似發展理論。在革新理論結構過程中，經濟學家通常會針對不同國家的發展現狀進行經濟對比分析，如國家經濟發展狀態、市場經營環境、經濟增長背景等內容都可以突顯出一個國家潛在的經濟增長點。所以發展經濟學應引入并參照相似發展利潤，以他國發展情況為發展依據，大力開展優勢產業，盡可能避免因產業發展結構問題引發的經濟停滯現象。

2.各領域產業發展關系。目前，我國公有、非公有經濟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關系上，但隨著經濟發展環境不斷惡化，各領域產業的發展關系發生了改變，低碳經濟、節能產業的發展，讓經濟結構框架的變化能力更具導向性和預判性，針對這些經濟發展問題，政府可以通過協調軟、硬基礎設置的方式提高各領域產業和諧發展的關聯性。

3.技術、產品的創新優勢。新興產業必須要具備多種市場競爭優勢，如使用價值、發展價值和創新價值等，這些價值觀念可以增進潛力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合作發展關系，幫助經濟市場獲得更多的發展能力。在資源和執行能力的限制下，大部分企業紛紛舍棄了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任務，紛紛走向了粗狂型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模式在經濟結構主義上來講非但不科學，還容易造成發展經濟學框架結構紊亂和無序變化。

4.經濟結構補償。與傳統結構主義比較，新結構經濟學可有效促進發達產業市場優勢的良性推廣，稅收政策、福利產業、保護補貼等結構補償措施可以在時間上、經濟資本量上給予經濟市場極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但是如果僅靠單方面的提供經濟結構補償，其重構出來的發展經濟學框架并不足以展現真實的經濟市場運營構架，所以還應從開展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市場競爭實力、發揮潛在經濟功能的基礎上，拓寬經濟結構補償的發展道路。

三、新結構經濟學對重構發展經濟學的影響與作用

本文對經濟發展內容進行深入思考后，逐漸認識到如果要想創建一個具有持續性、發現性、重構功能的經濟學結構框架，必須在發展經濟學中引入新結構經濟學的相關理念，其影響與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突破固有研究方法

新結構經濟學能夠為發展經濟學奠定具有高度科學功能的研究方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理論上具有明顯不同，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新結構經濟學能幫助發展經濟學為經濟市場提供必要的產業發展指導，資源配置中心作用和資源配置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各發展產業的結構完整性和理論時效性。成本較高的密集型產業可以增加產業的自生能力，讓產業在不斷升級和發展的過程中擁有較強的信息補償功能，并有效降低產業經濟發展的成本費用。

（二）提升政策影響力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并不大，如果國家政府需要通過提供至關重要的基礎設置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話，則經濟的增長需要付出多種類型的經營資本。所以發揮投資短期效應，為未來經濟鋪設發展道路，有效補充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利益誘導問題，可以促進政府獲得強勁的經濟增長、良好的貿易表現。如果政府對產業保護補貼的自生能力嚴重缺乏，則發展經濟學結構的層級產業會出現激烈的競爭關系，且這種關系對政府財政狀況的影響會逐漸加大。

（三）穩定經濟貿易結構

發展經濟學對于外貿市場結構主義的研究效益很強，在經濟融合發展的全球化經濟體制的帶動下，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可以增加我國市場經濟與國際市場經濟的融合性。隨著西方跨國企業利用現代化產業搶占我國經濟市場的進程不斷加快，我國發展結構已逐漸無法擺脫這種依附陷阱。所以針對重構后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新結構經濟學建議中國經濟市場應優先考慮進口替代戰略，讓現代化產業先在封閉的、受保護的市場環境中發展。在滿足其他發展要求的情況下，再通過拓寬國外市場的方式，提高中國現代化產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經營發展份額。

四、結論

通過上文對新結構經濟學以及重構發展經濟學進行系統論述之后可知，從多元化發展視角上分析，經濟學理論的完整度和完整性對現實經濟市場各領域產業運營結構的影響與作用非常大。雖然復雜的市場環境給經濟學理論重構框架帶來諸多干擾因素，但是卻從根本上解決了市場產業結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內生差異性。所以，在主增長理論的支撐下，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還會逐漸向重構后的發展經濟學框架中延伸，并且其影響意義會逐漸加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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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學科建設；邏輯框架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49-0064-04

一、引言

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漁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本國乃至全球的漁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僅受到了越來越多國人的重視，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受到廣泛關注[1]。解決漁業經濟發展、漁業資源可持續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不僅需要從自然科學與技術角度加以研究，而且需要從經濟學角度加以探索。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就是以探索漁業資源與環境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協和演進規律及其應用為使命的經濟學科。然而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該學科的發展尚有諸多方面需要進一步構建、發展及提升。筆者曾撰文對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初步論述[2]，本文在其基A上，對該學科的演進路徑進行回溯，對學科的基本框架進行梳理，供同仁商榷以共同推動該學科的發展，并最終實現人類社會、經濟及漁業資源環境生態系統的協和發展。

二、學科發展的回溯與反思

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既是漁業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同時也是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溯其由來，就不能不從漁業經濟學的發展開始。漁業經濟學之思想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國古典經濟學家A.斯密甚至更早，而日本學者蜷川虎三1933出版的專著《水產經濟學》是最早的漁業經濟學專著。之后戈登?史葛（Gordon，H.Scott）在《漁業資源的最優利用經濟方法》（1953）[3]及《共享資源經濟理論：漁業》（1954）等論文中提出了生物經濟平衡和最大經濟產量（Maximum Economic Yield，MEY）的概念及其方法[4]。1961年日本學者岡本清造出版了《水產經濟學》。之后，隨著漁業經濟的日益發展及全球漁業資源的逐步衰退，世界許多漁業國家相繼將發展漁業的重點由增加捕撈強度轉向漁業科學管理，漁業經濟學的文獻也快速增加。Н.Π.琴索聯夫的《蘇聯漁業經濟學》（1977）、李?安德森（Anderson，L.G.）（1977）的《漁業管理經濟學》，洛根渥爾德與漢尼森合著的《漁業經濟學》（1978）、近滕康男的《水產經濟論》（1979），清光照夫、巖歧壽男著的《水產經濟論》（1982）和大海厚宏、志村賢男等的《現代水產經濟論》（1982）等都是其中較有影響力的著作[5]。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雖然著作數量增加、對漁業資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經濟學理論闡釋逐步深入，但受生產力發展所限，直到目前為止，國外漁業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實質上是就是漁業資源經濟學，主要研究人類對漁業資源的合理開發與有效配置問題。我國學者畢定邦[6]、胡笑波[7]等人曾經在系統梳理前任研究成果并結合中國實際的基礎上，分別于1990及1995年出版了《漁業經濟學》教材。然而受計劃經濟時代學術背景的影響，這些教材在學術體系上與全球主流經濟學有較大差別。其后國內出版的漁業經濟學教材至今尚未能及時系統地整合國內外學術成果，形成能夠有效闡釋中國乃至全球漁業產業結構、區域布局、資源分布、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及其背后隱藏的經濟規律。概言之，從主體看，目前的漁業經濟學總體來看仍然停留在以漁業資源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發展階段，需要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研究內容等方面加以系統整理。

在漁業經濟學發展的同時，20世紀50年代以來，環境污染、包括漁業資源在內的自然資源衰退問題受到了全球關注，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應運而生，漁業資源與環境問題受到了經濟學家的重視。從全球范圍來看，20世紀90年代起，捕撈、養殖及其相互之間、漁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的經濟研究成為了漁業經濟學界的重要研究領域，漁業資源經濟研究與漁業環境經濟研究逐步出現了交融趨勢。

概而言之，對于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而言，要真正建立起一門學科，尚需認真總結、梳理和回答如下這些主要問題：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基本概念有哪些？建立在這些基本概念與假設基礎上有哪些基本理論？在這些基本理論指導下，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有哪些特有研究方法？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哪些可以借鑒到本學科中？如何將漁業資源經濟學與漁業環境經濟學加以系統整合而形成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體系？如此等等。

三、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邏輯架構

就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基本邏輯架構而言，筆者認為其架構應當包括緒論、基本理論、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四個逐步遞進的主要部分。對四個部分的基本構成，思考如下：

1.緒論。在緒論部分，需要對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學科性質、本學科與漁業經濟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漁業資源學、漁業環境科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進行界定和說明。

2.基本理論。基本理論部分，主要應當包括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回顧、外部性理論、公共產品理論、自然資源的產權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自然資本理論以及漁業生物經濟模型等部分。其中，外部性理論、公共物品理論、產權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自然資本理論是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它們既是經濟學基礎在本學科中的延展，同時也為本學科研究方法、尤其是漁業資源與環境資源價值評估、相關經濟政策的設計及經濟分析提供基礎。

（1）經濟學基礎理論回顧。經濟學基礎理論回顧部分既為本學科提供基礎，又是本學科與經濟學基本理論之間的鏈接。盡管本學科具有自身特色，但作為對經濟學基本理論的進一步延展及應用，在構建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時，首要的是界定本學科與經濟學基本理論之間的關系，以便為后面各部分的分析提供基礎。其中包括對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市場結構理論、社會福利理論、GDP核算理論、財政、貨幣與貿易政策等知識的簡要回顧。

在此需特別說明的是，在對經濟學基本理論進行回顧時，作為經濟學基礎的延展，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有必要對資源的稀缺性這一經濟學基本假設進行重新界定與認識。若資源無稀缺性，也就無需節約，無需研究其開發利用的成本與收益及有效利用與配置。這一點毋庸置疑。傳統的漁業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可捕撈的漁業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和配置問題。其中主要討論的是漁業生物資源的稀缺性，在對于水域與水生生態系統等環境資源，在傳統漁業經濟學中被看作是外生變量。因此，在構建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時，應當對傳統經濟學的稀缺性假設作一定的延展，這種稀缺不僅是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產生的相對稀缺，而是取決于漁業生物資源、漁業環境資源更新能力而產生的絕對稀缺，這種稀缺資源是這一耦合系統中的內生變量。

（2）外部性理論。所謂的外部性指的是這樣一種經濟現象：生產者或消費者等經濟主體在自己的經濟行為中產生了一種有利或不利的影響，而這種有利影響所帶來的利益并未被產生這一行為的經濟主體自己所獲得，或這種不利的影響所造成的損失并未由產生這一行為的經濟主體自身所承擔。外部性理論之所以應當被納入到該學科基本理論之范疇，是因為人類開發利用漁業資源的各種行為不僅會通過對漁業資源的作用而產生外部性，而且還會對水域環境造成外部性。可以說，漁業生產、水產品流通和消費過程中，外部性隨處可見。如何糾正外部性帶來的資源扭曲性配置，在保護好漁業資源與環境的同時盡量提高人類福利是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必須探討的問題，這一問題將貫穿于學科發展的始終。沒有外部性理論的作為基礎，就不可能構建起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3）公共物品理論。公共物品的界定與物品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有關。所謂非競爭性指的是某人對一種物品的消費不會妨礙他人同時享用該物品，也不會減少他人消費該物品的數量和質量。非排他性則指的是在技術上無法將那些不愿意為其消費行為埋單的人排除在消費該物品的受益范圍之外，或者雖然在技術上可以排他，但排他成本很高而導致經濟上不可行。如果一種物品同時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則說這種物品是純粹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物品可能具備非競爭性但不具備非排他性，或者反之，此二者均被歸入混合物品，而一些物品同時具備競爭性和排他性，稱為私人物品。

（4）產權理論。產權是一束界定所有者權利、特權以及使用資源的限制的權利[8]。它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漁業資源的產權界定不同，開發利用過程中的經濟績效會有所差異。冰島、新西蘭等漁業管理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是否以產權理論為基礎進行相關政策的設計、推進政策執行直接影響漁業資源保護之績效[9]。要研究漁業資源及其相關的環境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利用，就必須以產權理論為指導來進行制度設計、績效評估。因此產權理論應當成為漁業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基石。

（5）可持續發展理論。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按照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的定義，指的是“既能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漁業生物資源及其賴以生存的環境資源是人類的寶貴財富，隨著全球人口的增加，它具有與日俱增的稀缺性。在其開發利用過程中，人類必須平衡當代人與子孫后代的權益，必須實現此類稀缺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和永續利用。為此，需要探討漁業資源貼現率高低、產權配置以及資源生物特性、環境特性等對資源跨期配置、動態最優的影響及實現動態最優利用的機制與路徑。這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依托。

（6）自然資本理論。所謂的自然資本，又稱生態資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自然資產。包括四個方面：（1）傳統的自然自然資源；（2）環境消納并轉化廢棄物的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3）自然資源的再生增殖能力；（4）生命支持系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