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影響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人口紅利拐點被認為是，由于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由于人口增長率的持續降低從而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率（經濟增長率降低），并且明顯受到人口紅利因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擔的影響的時點。

為了便于分析，人們使用總撫養比小于50%（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

2.人口紅利對改革開放的影響

改革開放后我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看到30多年來中國經濟整體上都保持著一個較高的增長率，而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中國相繼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世界第二進口大國，并于2012年在進出口總值上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確實是受“人口紅利”之惠。統計數據顯示，1982年-2000年，中國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長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1]

經濟的高速發展，滲透著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紅利的到來，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在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前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剩余勞動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這一條件剛好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人員保障，這以后的時期，我國開始充分的發揮我們的人口優勢，大力引進外資，擴大開放，我國開始成為“世界工廠”。而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賴于人力成本物美價廉。尤其是加工貿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優勢而在世界商品市場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當前加工貿易約占中國貿易總量的50%，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發揮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8.1%，也為中國創造了巨額貿易順差。眾多機構都認為，人口紅利對經濟步入快車道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根據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人口紅利，這個數據與此前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經濟騰飛時的人口紅利的貢獻率基本相當。[2]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外貿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459737人，占16.60%；15-59歲人口為939616410人，占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從這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現在的狀態時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斷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在不斷地增長。由此我們可以推算出，我國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人口比例在不斷地下降,也是就是說人口負擔在加重,撫養比在增大。

而這些因素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也會相當大，首先由于人口紅利的優勢即將不在，我國的勞動人口比例相對下降，而恰好我國在國際市場中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國勞動力成本僅為發達國家的2%—4%。從工資水平的國際比較看，我國制造業雇員工資仍處于較低水平，較之于發達國家，目前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大約是英國的1/27，日本的1/22，美國的1/21。較之于新興國家，大約是韓國的1/13，新加坡的1/12。較之于發展中國家，大約是馬來西亞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廉價，這一優勢的喪失，將會對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產生不小的沖擊。

4.中國與日本之間比較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結構轉變的國家，同時也是亞洲最早出現經濟騰飛的國家。整個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延續了50年左右的時間。其中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紅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20年的停滯期。很多人都將這些歸結于日本的經濟泡沫的破滅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這么說：白皮書里分析認為，現在這種情況再加上日本社會的少子化問題，潛在增長率非常有可能長期保持低迷 。[4]

擔心中國經濟重蹈日本覆轍，并不是多余的。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5]美國面臨著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的雙重問題，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現在又在向人民幣施壓，于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兩國同是出口導向性的外向型經濟，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3%，2005年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25.1%。所以相似之處我們也應該警戒。

5.拐點以后的企業要轉型

在這里為什么要談及企業轉型呢，原因是“人口紅利”減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與價格優勢。原有的加工貿易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失去，局部地區開始出現用工難，用工荒的現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的供求變化。而我國的出口企業多是從事加工業，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企業數量不足，而加工業也是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勞動的不可替代性，產品的附加值也比較低。

近年來，中國外貿的宏觀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反傾銷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幅度下降、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外銷價格優勢下降、同行競爭愈來愈激烈等因素的影響，外貿企業的價格競爭優勢將越來越少，企業的利潤下降，將面臨無利可圖的局面。“未來是一定要靠產業升級、靠勞動者素質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勞動力的數量提高產值。”陳佳鵬強調，在十幾年后人口紅利完全消失時，將主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進一步提高制造業產值。[6]

因此，我國的外貿企業，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需要生存還發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轉型。

（1）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這對企業具有較高的要求，無論在產品的研發，生產還是其他環節，都要具備一定的潛力，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實施改進，以增加利潤。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企業，要建立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當然，這樣也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來看對企業有利的。

（2）業務方向轉型，擴展新業務，大力發張第三產業的外貿經濟。第三產業屬于服務業，相對來說對勞動力的素質、經驗要求較高，但是從業者的年紀要求沒有嚴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從事到其中去，這有利于緩解我國緩解人口紅利拐點以后的社會壓力的的問題。

（3）市場方向的轉型，刺激國內市場。一直以來，很多外貿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針對的都是國際市場，而國內市場并沒有真正的打開，因此出口企業可以有針對性的刺激國內市場，從而擴大銷量，增加收益，提高員工工資，這也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6.總結

一個國家的要想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就必須優良好的社會環境，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人口紅利的存在也為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也給我國帶來了不少機會和挑戰。機會就是說，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來提高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挑戰就是說，人口的不斷老化，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均開支也會不斷的增大。這兩個因素的疊加才是未來更加嚴重的挑戰。人口紅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人口紅利的依賴。為此外貿企業也必須從自身做起，積極尋找自身存在的劣勢，尋找新的出路，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紅利消失后利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 劉霞輝.人口紅利”消失會不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N].中國證券報,2007.02

[2] 李意堅.人口紅利--抓住投資的時代機遇[M].你應該懂點投資學2010.08

[3] 梁達.多因素疊加影響我國出口競爭力[BD].中國證券網，2013.08

[4] 池田信夫.經濟陷入長期停滯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葉雷.日本經濟為何“失去二十年”[N].中國證券報，2012.05

[6] 唐飛.人口紅利尚存+對外貿易未衰中國將延續制造業大國地位[N].中國產經新聞報，2014.02

篇（2）

二、湖北省人口結構轉變狀況與人口紅利分析

（一）出生率與死亡率

根據《湖北省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在1949～1958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達31.87‰，死亡率平均為13.43‰，平均自然增長率高達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時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湖北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以來，婦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長趨勢得到極大的遏制。1973～1991年，這一時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

（二）年齡結構的轉變

根據最近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湖北省1990年0～14歲人口比重為28.45%，15～64歲人口比重為66.05%，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5.5%。到了2000年這三項數據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又變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來湖北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處于勞動年齡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斷增加的。按照國際上劃分人口類型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7%時，其人口即稱為“老年型”人口，這樣的社會即稱之為“老齡社會”。根據歷年《湖北省統計年鑒》的抽樣數據，自2003年起，湖北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達到了7.13%。雖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過2002年之后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根據第三章所給出的衡量人口紅利的標準還有撫養比計算公式可得出結論，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總撫養比分別為51.41%、41.19%和29.87%，說明了湖北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進入了人口紅利時期。隨著總撫養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總撫養比小于44%，進入了人口暴利時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關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采用了社會就業總人數這個指標反映了人口紅利的影響途徑，用GDP衡量經濟增長的情況，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勞動適齡人口變動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建立如下的雙對數函數的回歸模型：

其中：Y代表經濟總產出，用生產總值（GDP）表示，L為勞動力投入，用社會從業人員數量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資本存量表示，在這里用固定資產的總投入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μ0為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數據來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統計年鑒，如表2。

（二）相關分析

我們首先可以運用SPSS軟件對地區生產總值、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這三個變量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間相關性很強。

（三）回歸分析

通過Eviews6.0軟件用lnL、lnK對lnY進行OLS回歸，可得如表4：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回歸方程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非常好；從t統計量來看，變量的顯著性較高；同時該模型的F值為7445.928，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而且DW=2.123168屬于1.5～2.5之間，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具有自相關性，綜上，該模型通過了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4.346208.說明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單位勞動，可帶來4.346208單位產出的增加，可見湖北省的勞動投入彈性較高。

（四）結論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新設一個指標為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計算出自1996年開始的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

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勞動力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GDP增長率）。

由表5可知，勞動力投入對湖北省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時間段為1996～2006年，說明這段時間內人口紅利帶來的勞動力人口的增加給經濟增長帶來了促進作用。

四、基于人口紅利視角的政策建議

（一）湖北經濟發展的機遇

“人口紅利”雖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從上個章節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適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其總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勢必為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作用。而且從撫養比的數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進入了人口紅利的暴利期，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國家統計局對人口數據的預測，到2030年前后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同理，對于湖北省來說，未來的20年里也是湖北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因為勞動適齡人口及就業的增加，人口紅利能給經濟帶來巨大的效應，雖然老年的撫養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學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對未來養老的考慮可能出現第二次人口紅利，在這里就不做闡述。

（二）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及其國內學者對全國人口數據的研究預測，未來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保障大群流動勞動力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擴大就業。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就業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來都是第一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而未來的市場，服務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們要積極的發展第三產業，開放服務業市場，達到降低失業率，增加就業崗位的目標。而且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我們還應當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的發展，如給予稅收上的優惠等。為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2）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轉移，這一大群人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湖北省的總人口中有50%以上是農村人口，所以其勞動力的來源也大部分來自農村。但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以及這一制度產生的各種弊端凸顯出來，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現在各省都在實現限購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這一大群的流動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買著房子。

篇（3）

1.引言

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是隨著我國進入老齡化設計，人口結構發生了轉變，我國目前已處在勞動力供給豐裕時期的末尾。對于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的影響的相關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其中人口紅利的研究成為研究中的熱點問題。所謂人口紅利就是指人口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的優勢導致比較高的勞動參與率，所產生出來的對一國的經濟增長比較積極的效應，包括儲蓄率上升，人均消費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這樣的研究背景，對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詳細的分析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達到對未來經濟增長趨勢進行預測的目的。

2.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的增長，關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都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經濟結構和人口轉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齡結構對經濟的增長有非常重要意義。而在人口紅利是否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這一問題，不同專家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正是得益于人口紅利的持續增長。他甚至經過詳細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的存在貢獻了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還認為，我國人口紅利的存在還能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長空間。而王德文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與人口紅利具有某種默契關系。正是因為在人口紅利發展的最佳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紅利推動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經濟市場化發展而言，中國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離開人口紅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發展時機。另外，車士義（2011）通過驗證勞動參與率的擴大與經濟負面影響的關系，進一步證實了人口紅利的發展給經濟增長帶來的推動作用。在他的試驗中，已經對第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某種預測。他認為在第二次人口紅利時期，必須將勞動參與率維持在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負債的片面影響。而侯東民（2011）認為，正是由于通過人口紅利使得經濟結構的調整有了充分的準備時間，才使資本遞減速度減少。因為，在我國改革開放時期，人口負擔也最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國家壓力，使國家能夠有更多地資金和精力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與多數學者認為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聶鵬（2011）則對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人口紅利是促進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原因，并且強調發展外商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郭琳（2011）則利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參與率是影響一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響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之一。強調應該需要積極采取措施，提升我國勞動參與率，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實證分析的方式論證了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且強調，在充分把握人口紅利效應的同時，應加強產業結構轉型，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

但是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我國人口紅利在一定意義上也不利于經濟發展。如Schultz（2005）認為，我國當期儲蓄和年齡結構之間存在著重大依賴關系。而Johnson（1999）則對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國儲蓄率持懷疑態度。穆光宗（2008）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對于發展經濟而言，只能說是增加了一個可能性，具體說推動作用還比較牽強。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國際通用的Mason（2004）為代表。以實際的撫養比值域的變動研究第一人口紅利。該撫養比表示為：即有效生產人口同有效的消費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產人口是通過對歷年的分年齡勞動生產率進行加權計算而獲取。有效消費人口是則是通過把歷年的分年齡消費水平通過加權計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齡勞動生產率同分年齡消費水平同時被確定，那么就會得出固定不變的有效勞動人口人均產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紅利就成為經濟活動盈余的影響指標。但是在國內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撫養比的指標，但是在指標含義反面略有不同，國內的撫養比指標則采用了人口負擔系數來表示。其計算方法則是有老年人撫養比和少年撫養比只和構成。其中老年撫養比則是指65歲老人占勞動人口（15-64歲）的比率。少年撫養比則是值14歲以下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比率。

3.與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首先，勞動參與率與人口紅利不僅在經濟學方面存在一定的聯系，同時，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在國內的研究統計中，通常把經濟活動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的一個近似替代，因此根據勞動參與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勞動參與率保持較高，其勞動年齡人口優勢才能充分發揮，進而才能實現人口紅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紅利的時候，可以把勞動參與因素考慮在內。其中勞動參與率的計算公式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勞動參與率，PR表示經濟人口（就業人口+失業人口），P15表示15歲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過上文的文獻綜述可以看出，國內的研究把人口負擔系數作為衡量人口紅利的指標，并且把人口負擔系數也成為撫養比。在本文對于研究中，采用了總撫養比的方式來表示人口紅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紅利。表示老年撫養比，即：65歲及以上的人口與15～64歲人口數量的比率。表示少兒撫養比，即：14

歲及以下人口數量與15～64歲人口數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經濟增長效果的時候，本文選用了GDP作為衡量指標。其中關于各個指標的含義和選取區間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變量選擇及數據處理

指標 替代變量 數據 數據來源

變量名 符號 區間 頻率

經濟增長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11》

勞動參與率 ER ER

人口紅利 F F

其中，在實證分析之前，由于數據序列是時間序列，因此需要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排除經濟序列偽相關給統計結果帶來的影響。

在進行平穩性檢驗過程總，本文利用了ADF單位根檢驗法，其中詳細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序列的ADF單位根檢驗

變量 檢驗形式 ADF

統計量 臨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檢驗形式為（c，t，k），其中c表示截距項，利用t對趨勢項進行表示，利用k對滯后項進行表示。變量序列的一階差分利用d來表示。

通過對檢驗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顯著性水平條件下，其變量GDPP、ER、F三個變量之間存在一階單整關系。即三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序列。

通過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出，四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序列。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計法對模型進行協整檢驗。

利用協整檢驗可以看出，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非貿易部門的就業情況以及貿易部門的就業情況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三個序列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詳細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協整檢驗結果

協整向量數目 TRACE檢驗值 跡統計量 5%顯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三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和協整關系，符合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條件，因此對人口紅利和增長之間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得到檢驗數據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Granger結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變量不是行變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據Wald系數檢驗X2統計量計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顯著性水平為1%。

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看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的情況下，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經濟增長卻不是導致人口紅利Grander原因。進而得出了兩者之間的關系的結論。

4.結論和對策

4.1 研究結論

通過上文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經濟增長卻不是導致人口紅利Grander原因。進而得出了兩者之間的關系的結論。說明人口紅利的存在切實的促進了GDP的增長。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GDP的增長對人口紅利的卻不存在顯著性影響。

4.2 建議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紅利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社會老齡化的發展，人口紅利也逐漸的在小時，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經濟的增長步伐。但是本文只考慮到了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未對其他要素進行考慮，尤其是在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的環境下，人口紅利的消極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被其他變量的變化所抵消。因此還需要客觀的看待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

首先，充分利用現有人口紅利，發揮經濟增長比較優勢。雖然本文論證了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且可以預測代未來人口紅利的發展趨勢，但是人口紅利消失的過程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甚至有專家斷言，我國人口紅利還將繼續存在大約5—10年的時間。這就說明，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人口紅利仍然能夠為下一步我國的經濟法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條件。也必然會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發揮自身不可多得的優勢。我國政府必須正視這個因素，并且在提高就業率和確保產業結構調整、挖掘勞動力潛力方面充分利用這個條件。同時，人口紅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國政府在努力提高就業形式和就業率的同時。必須不斷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對就業培訓力度的投入，不斷地做好各類人才和各行各業人才的吸引和利用。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人口紅利的潛力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潛力。這種轉移潛力目前正受到城鄉體制與諸多限制城鄉勞動力轉移等制度的影響。因此，加快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步伐，進一步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不僅僅有利于轉變城鄉二元結構轉變，更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為了避免人口紅利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國應該加快產業升級，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消極影響。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式，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使得勞動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產業流動。進而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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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我國老齡化問題正在加劇，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與此同時，2004年春季以來，我國各地均出現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現象，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未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大，勞動力無限供給引起的人口紅利時代逐漸消失，“用工荒”現象將日益成為常態，我國將邁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在此背景下，企業該如何根據不斷變化的人口情況，創造性地開展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必須解決的問題。本文從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視角切入，在對人口紅利及人后口紅利等相關研究回顧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人口紅利漸失對企業的影響及后人口紅利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應對策略。

2文獻回顧

2．1人口紅利相關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學者提出了“黃金年齡結構”的概念，自此，有關人口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但人口紅利的概念則是由美國夏威夷大學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來的。人口紅利一般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由此而帶來的經濟發展的有利人口條件。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階段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時期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倒U字形分布，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據絕對優勢。根據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動態變化，人口紅利一般要經過窗口打開、高峰期和開始關閉三個階段。對應地，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達頂點、然后開始不斷下降的趨勢。人口紅利的出現會帶來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于人口紅利呈現的“中間大、兩頭小”特征，該特征一般表現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較高的儲蓄率。基于上述原因人口紅利期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人口紅利與經濟之間存在著正向影響的關系。人口紅利的到來會促進經濟發展;反之，人口紅利漸失會因勞動力成本上升，進而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并最終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2．2后人口紅利相關研究

所謂后人口紅利時代，即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經濟發展將不再依靠勞動力的低成本無限供給。在人口紅利漸失的背景下，企業將面臨勞動力供給有限、勞動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問題。于寧(2013)認為“后人口紅利時代”就是人口紅利窗口開始關閉的時期。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對我國經濟發展會帶來機遇和威脅。根據胡鞍鋼的看法，2010－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最高點(71．9%－71．5%)，隨后開始下降，結合人口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占比達到了頂峰74．5%，然后開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國的老齡化也達到了9．1%，并且持續上升;201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值34．2%，然后開始逐步上升，從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占比和中國人口的總撫養比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在2010年達到頂峰，隨之人口紅利開始下降，我們稱之為后人口紅利時代。后人口紅利時代呈現以下特征:勞動力市場已經從傳統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普通勞動者短缺成為一種常態;員工和企業的關系已經從傳統的企業買方市場向員工的賣方市場轉換;在注重人口轉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時，更注重提高員工的素質;人口呈現老齡化;人口老齡化率與工資水平呈U型變動關系。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也必將會發生變化，由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智力密集轉變，由出口驅動型向投資驅動、消費驅動轉變。

3人口紅利漸失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3．1普通勞動力短缺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數據表明:雖然我國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增長速度開始減緩，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老齡化、少子化趨勢明顯，人口年齡結構已經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長”轉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在此背景下，帶來的首要問題是普通勞動力短缺將日益成為常態，普通勞動力短缺勢必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3．2人力成本上漲

人口紅利漸失表明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達到了“劉易斯轉折點”，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人口紅利漸失導致勞動力市場會出現供給小于需求的現象，勢必會導致勞動力價格出現上升。人力成本不僅包括員工工資這種顯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訓等隱性成本。由于勞動力短缺，企業為了防止員工跳槽帶來的人力資源的流失，會給員工增加薪酬，人員的頻繁流動也加大了隱形成本漲幅的增加，最終導致企業生產總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

人口紅利漸失不僅使得企業雇傭足額數量員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導致企業之間對高素質人才的爭奪加劇。人口紅利的漸失，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企業以往通過低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已經不可行，企業必須不斷完善其經營管理，使企業由之前的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降低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程度，轉而向高素質人才招聘、培養的方向發展，從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升級為對科技經營人才的競爭。在此背景下，企業間高素質人才爭奪必將加劇。

4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對策略

在人口紅利漸失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面臨著基層員工短缺、人力資源成本增加、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系統性問題。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結合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本研究認為，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努力。

4．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將由傳統的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使內部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因此要著重從擴大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入手，實現員工的工資主動式增長。

4．2轉變企業用工政策

中國快速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由“啞鈴型”結構逐步向“倒金字塔”結構轉變，預示著中國未來勞動者供給形式的嚴峻性，使得企業必須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現有勞動者，并期望在勞動者不足的情況下，低齡老齡化勞動者能夠返聘，更好地為企業所用，因此，企業的用工政策應更多地從長遠角度考慮，建立完善的企業用工政策體系。此外，企業還可以與勞務派遣公司、高校等進行合作，從而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

4．3完善勞動力市場

隨著中國快速老齡化和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力出現短缺，促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由企業一方主導向企業和勞動者共同博弈轉變。中國人力資源服務市場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國的勞動者能夠有更多地選擇，促使雙方協商共謀企業的發展，使得勞動者在工資增長方面有了發言權，保障了勞動者工資增長的權益和享受企業發展的成果。

4．4加強教育和培訓

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傳統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不復存在，他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會進行轉型發展，企業原有勞動者不能適應企業的需求。在人口紅利漸失背景下，通過不同方式的培訓提高企業員工在知識水平、技術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質，提高企業職工的職業技能和業務素質;通過建立健全職工教育的制度，通過短期學習、進修和校企合作項目等提高企業職員知識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計劃和科學的薪酬體系，獎懲分明，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建立完善的企業福利政策，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建立一個長期的共贏關系。

5結語

盡管人口漸失對企業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導致勞動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問題，但是只要能夠重視人力資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加強培訓，就會實現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消除人口紅利帶來的消極影響，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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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二、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與協整分析

由于模型（1）（2）選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必須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帶有滯后階數采用SIC最小準則來確定，根據模型（1）（2）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對模型（1）（2）中的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殘差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是平穩的，說明這些變量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變量序列間具有協整關系。從而可對模型（1）（2）進行回歸并且回歸是有意義的。

（二）回歸結果及解釋

從回歸結果來看，模型擬合效果很好，可決系數達0.998，調整后的擬合優度也達0.997，F檢驗統計量遠遠大于臨界值，F檢驗通過；陜西省社會撫養比、人口紅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資本的彈性系數p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t檢驗。

回歸系數顯示，陜西省人均固定資本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而陜西省社會撫養比（即本省的人口紅利）和人口紅紅利外溢因素對陜西省人均GDP的影響是負的。這是因為，陜西省雖然是教育大省但由于工業及服務業發展并不及沿海地區，因而同時又勞動力輸出大省，所以人均GDP的提升并沒有得益于人口紅利外溢。

從回歸結果來看，可決系數達0.993，調整后的擬合優度也達0.990，F檢驗統計量遠遠大于臨界值，因此，拒絕所有自變量系數的估計量為零的原假設，F檢驗通過；社會撫養比、人口紅紅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資本的彈性系數p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t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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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2095-5960（2016）06-0001-06；中圖分類號：C061.2；文獻標識碼：A

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經歷了人口轉變的國家得到證實（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們更為關注兩個問題：第一，在人口轉變結束之后，這個增長源泉（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陸D，蔡P，2014[7]）？第二，在持續低生育率的老齡社會，人口變化是否還可以帶來新的增長機會（World Bank，2016[8]），或者說，第二個人口紅利能否抵消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帶來的不利影響（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穎等，2016[10]）？這兩個問題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現實，因為中國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李建民，2014）[11]。在給中國經濟帶來豐厚人口紅利的人口轉變結束之后，第二個人口紅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樣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創新才能夠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這些問題的答案有賴于我們對人口紅利的來源、結構和機制的深入認識。

一、人口紅利的來源

從歷史發展的邏輯看，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給經濟帶來的一個增長源泉。有研究者認為，從世界范圍看，1960―1995年期間的人口變化對人均產出提高的貢獻率接近20%，在亞洲和歐洲這個貢獻份額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在一般意義上講，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個體（家庭）經濟行為變化為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人口紅利有三個直接的來源。第一個來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和勞動年人口比重提高，這種變化增強了人口的生產能力和儲蓄能力，進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這種“年齡結構效應”（Bloom et al.，2009）[12]，也被稱為“第一個人口紅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邏輯關系實際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美國人口經濟學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個來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死亡率下降減少了勞動力的減損，而生育率下降則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僅從絕對規模上擴大了勞動供給，同時也強化了“結構效應”，使得第一個人口紅利更加豐厚。第三個來源是個人和家庭面對因人口轉變所帶來的變化而在決策和行為上（如儲蓄、勞動供給、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應，因此被稱為“行為效應”（Bloom et al.，2009）[12]。這種行為反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數量的減少激勵了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資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進行這種投資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為父母對自身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提供了更多機會；二是預期壽命的延長可以改變人們的消費決策、儲蓄決策和退休決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條件下，人們會主動調整自己整個生命周期的規劃和風險應對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這些微觀個體（家庭）行為的變化（增加儲蓄、勞動力供給和對子女教育與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觀層面上聚合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促進資本深化和創新。這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行為效應”就是“第二個人口紅利”（Mason，Lee，2004）[9]。

從來源上看，第一個人口紅利與第二個人口紅利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第一個人口紅利主要是一種結構效應，第二個人口紅利則主要是行為效應。但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也存在著行為效應，如女性勞動供給的增加、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及自我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等。同樣，在第二個紅利中也存在著結構效應，如延遲退休可以推遲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終結時間和減緩負擔比加重的速度。同時，兩個人口紅利之間也存在內在聯系，第二人口紅利是對第一人口紅利時期形成的有利條件的釋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楊英，林煥榮，2013）[21]，或者說，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已經蘊含了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機會。這種連續性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積累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是第二個人口紅利期國民儲蓄能力的重要基礎；其次，第二個人口紅利中的人力資本收益是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中對年輕一代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再次，兩個人口紅利在時間上存在著一個交疊時期。由人口變化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的長短取決于人口轉變的速度，即人口轉變的速度越快，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就越快，達到的負擔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紅利期就越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老齡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來說，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可以持續40多年，那些人口轉變速度比較緩慢的國家的人口紅利期甚至可以持續50年，而像中國這樣的人口轉變非常迅速的國家，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則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轉變過程中的出生隊列，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結束之前就已經加入勞動力，他們接受了比父輩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這個人力資本增量實際上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就為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綜上，我們可以從人口紅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個概念，即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的生產性是基于人是生產者這一基本前提而產生的。人口是一個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個人組成的。不同的人在勞動能力、勞動力供給行為和生產效率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因此，有這些具有不同經濟特質的個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產性，或者呈現出生產性的強弱之別。在這個意義上講，人口紅利是指因人口轉變而帶來的人口生產性的提高。其中，年齡結構效應和勞動供給效應可以提高人口的生產性和儲蓄能力，人力資本投資效應則可以通過資本深化和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轉變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儲蓄、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投資。這些與人口轉變無關的因素導致的儲蓄、勞動供給或人力資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紅利。

二、人口紅利的結構

人口紅利是一個具有結構性特征的人口經濟現象，包括了儲蓄、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等多個維度。按照這個認識邏輯，我們就會面對另外兩個問題：一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口紅利的結構是否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二是不同國家的人口紅利結構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紅利結構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差異？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還需要做嚴謹的實證研究，本文在此僅做理論上的探討。

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結構特征是儲蓄效應、勞動力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紅利期的不同階段，這三種效應并非總是同時發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這種結構差異會影響到不同階段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整體貢獻。例如，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和發展的中期階段，最為短缺的生產要素不是勞動力，而是資本。因此，撫養比減輕導致的儲蓄率提高就成為人口紅利中的首要因素，因為儲蓄率提高可以為經濟增長注入所需的資本，而投資增長則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吸納剩余勞動力。從中國的經驗看，在經濟增長的絕大時段，投資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當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人口紅利的結構開始出現變化，勞動力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臨近“劉易斯轉折點”（蔡P，2010）[22]和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時候。

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結構與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結構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個人口紅利的來源主要是個人（家庭）的行為效應，因此，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結構特征更為鮮明。首先，因為每一個人（家庭）所具有的資源稟賦不同，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這一點對中國尤為重要），因此，盡管每一個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儲蓄、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投資等經濟行為上都存在著明顯差異。這種微觀行為的差異性會直接影響到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水平和結構。其次，相對于儲蓄效應和勞動供給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在第二個人口紅利中變得更為重要，因為在第一個人口紅利已經終結的老齡化社會，新加入勞動力的隊列在規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勞動力的隊列規模，如果要使整體勞動力保持原有的生產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前提只有一個，即新加入勞動力的隊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一個隊列的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資本投資與生育率有密切關系，一個隊列人口的勞動總產出并不會隨著這個隊列規模的縮減而成比例減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個人口紅利中的儲蓄效應和人力資本投資效應持續的時間更長，也更穩定。以儲蓄為例，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儲蓄率提高主要是因為出現了消費剩余，之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出現了目的性儲蓄，但基本上都屬于短期儲蓄行為。在第二個人口紅利中，人們的儲蓄動機主要是為了更長的老年時期的生活做經濟儲備，因此是一種長期儲蓄行為，這為資本市場提供了一個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

三、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終結？

對人口紅利結構的解析和對人口紅利結構變化趨勢的認識，直接關系到對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終結的判斷。隨著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研究者也開始關注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結束（蔡P，2006[23]；陳友華，2005[24]；劉懷宇，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續第一個人口紅利的問題（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國外學者關于第一個人口紅利終結的判斷標準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動態特征，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低于總人口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時，人口紅利就轉變為“人口負債”（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人口紅利期轉變為人口負債期。也有學者從更嚴格的意義上定義“負擔比”，即從有效勞動供給角度判斷生產者與被負擔者之間的比例關系（Mason，2007）[30]。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報告中把人口紅利期的變化劃分為4個階段，或者說，把世界各國劃分為4種類型：（1）處于前人口紅利的國家，這些國家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在4左右；（2）處于人口紅利早期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小于4，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3）處于人口紅利后期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還不快；（4）處于后人口紅利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較高并將繼續提高。

國內學者的觀點分為兩派，其中一派的觀點與上述觀點基本一致（王豐，2007[31]；蔡P，2013[32]），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在21世紀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因為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自2013年以來已經出現了持續減少的情況，而人口撫養比水平則持續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據分年齡的消費和生產曲線計算了有效勞動供給，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在2014年結束。還有一些學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對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尚在，因為中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改革退休制度來增加有效勞動力供給，從而延長人口紅利期。另一派的觀點是根據人口撫養比的水平（如低于50）來判斷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的時限（陳友華，2005[24]；劉懷宇，馬中，2011[25]）。這種觀點對中國人口紅利可以延續的時間更為樂觀，認為它可以延續到2030年甚至更長遠（田雪原，2006[33]；劉家強，唐盛代，2007[34]；陳佳鵬，2012[35]）。筆者認為，以人口撫養比水平作為人口紅利期的起始標準是一種靜態判斷方法，在邏輯上存在著一個缺陷。例如，當人口撫養比的提高時，即使其仍處于50以下的區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變化也不可能給經濟增長做出任何貢獻。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綜合判斷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消失。首先，從年齡結構效應看，2012年以來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持續減少，2010年以來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下降，經濟活動人口比重持續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結構效應）已經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轉變已經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條件下，生育率變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效應不復存在，實際上，中國的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近年來出現了下降趨勢。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銀行分類標準，中國已處于后人口紅利階段。

四、第二個人口紅利實現的機制

目前的中國人口和經濟都處在歷史轉折點上，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也在發生著重要變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轉變時期的人口形態是人口轉變的歷史承繼，隨著第一個人口紅利走向終結，第二個人口紅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人口紅利將貫穿中國經濟的整個發展過程。從人口紅利角度，我們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人口紅利發展階段和第二個人口紅利發展階段。中國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轉變帶來的第一個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擺脫“馬爾薩斯均衡陷阱”和實現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王豐，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后人口轉變階段和第二個人口紅利期，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國內外學者都高度重視人口紅利的實現機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豐，2007[31]；陳衛等，2015[39]），如果沒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紅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或者說只是“數學上的紅利”。對于中國而言，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從而全面啟動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實現機制。

第一，建立一個更具有彈性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在老齡化社會，深入挖掘勞動力資源和激勵勞動力供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完善勞動力市場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主要機制。具有彈性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可以真實地表達勞動力供求關系，可以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及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可以動員潛在的勞動力資源進入市場，進而增加勞動力供給。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的教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資本效應是第二個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人力資本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創新的主要力量，進而人力資本投資是創造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機制（Lee， Mason，2006）[13]。發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體系，是中國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勵性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這種激勵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供給激勵，二是儲蓄激勵。這兩個激勵應該成為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則。具有這兩個激勵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還可以使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生產性，即可以有效地動員勞動供給和儲蓄。只要人們在老年時期不是過分依賴公共或家庭轉移支付，第二個人口紅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負擔比提高的不利影響（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是伴隨人口老化新增的儲蓄必須以資本的形式進入市場（王豐，2007）[31]，而資本市場是把儲蓄轉變為投資的重要機制。完善的資本市場不僅可以保障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經濟活動。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從長期的角度看，一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應該實現三個均衡：一是勞動者的收入與其勞動生產率的均衡，二是勞動者的終生收入與終生消費的均衡，三是勞動者的收入增長與生命周期階段變化的均衡。具有這三個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時激勵人力資本投資、勞動供給和儲蓄，因此是實現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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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導言

中國自1978年以來，經濟“飛躍式”發展，被世人稱為“中國奇跡”。同時，中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基本完成了多數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轉變過程，可稱為“人口奇跡”（車士義，2011）。人口結構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吸引了國內外諸多學者（Bloom，安德魯·梅森，蔡昉等）進行研究，兩者關系關乎中國未來國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經濟持久增長的維持。因此研究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對于國家維持經濟發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中國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學術界已產生爭論，許多學者研究得出結論，本文針對這些結論，聚焦具體爭論點，進行對比分析，并給出本文觀點。

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定位爭論包括：（1）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即中國人口轉變是否促進經濟發展）（2）若存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多大。（3）中國人口紅利出現時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紅利概念。“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時期，人口增長率下降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中的少兒比重大幅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顯著上升）所帶來的利益。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委員會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一般來講，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換過程中，少兒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勞動力人口占比擴大，引來勞動力供給增多，從而有利于經濟發展。本文將對三大爭議進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爭論點

1.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概念引入中國后，國內外很多學者對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存在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明顯人口紅利，且中國正受益于人口轉變帶來的經濟增長。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認為，人口轉變使中國從1960年開始享受人口紅利，而改革開放后，人口紅利成為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王豐和Mason（2005）分析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認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帶來了潛在的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充裕，同時伴隨著較輕并日益降低的少兒和老年負擔，促使人均產出快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陽（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并不明顯，甚至不存在人口紅利。穆光宗（2006）認為，人口機會窗口只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助力，人口紅利期不等于經濟高速增長期，穆光宗（2008）還認為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賀菊煌（2006）認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會引起經濟增長率下降，但它同時也會引起人均消費永久性提高。蔣正華（2011）甚至認為中國不存在人口紅利，他認為人口多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是更多壓力，而不是紅利。

針對上述學者不同觀點，本文認為中國存在明顯人口紅利。一段時間內合理的人口結構將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給，進而刺激經濟增長。中國人口轉變在一定時期內形成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基礎，會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

2.中國若存在人口紅利，它有多大？中國的人口紅利到底有多大，國內外眾多學者利用數據及相關模型得出了結論。王豐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國勞動力比重上升帶來人口紅利對于中國人均 GDP 增長率時發現在1960—2000年之間勞動力比重上升帶來的貢獻為8.3%，而改革開放后的1982—2000年間這一數字為15%。武劍（1999）研究發現，由勞動力投入增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國分省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總撫養負擔對人均GDP增長的邊際效應為-0.115，即總撫養負擔每下降一個單位，經濟增長速度將加快0.115個百分點。在考察期間，中國總撫養負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6.8%。改革開放以來，總撫養負擔下降對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陳友華（2008）構建了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簡化數學模型，測量了人口紅利對1978—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現人口紅利對GDP的貢獻量與貢獻率均呈持續增長的趨勢；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人口紅利對中國每年GDP貢獻份額超過10%。鐘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算出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個國家1961—2003年的數據，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轉變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46%。王金營和楊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國數據，分析得出中國勞動負擔比與經濟增長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勞動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提高1.06個百分點，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勞動負擔降低累計帶來的經濟增長占總增長的27.23%。車士義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國數據進行誤差修正分析，得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短期內不顯著，但和經濟增長保持長期均衡的關系，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每提升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會提升0.028個百分點。車士義，陳衛和郭琳（2011）運用1978—2008年中國的數據，運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份額進行了分解和測算，得出人口紅利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

3.中國人口紅利出現時期。對于中國人口紅利能夠持續多久，主要有兩種觀點，分別是：一種觀點以陳友華等人的研究為代表。陳友華（2005）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 20 世紀 80年代后期才開始出現，一直要持續到 21 世紀30 年代初，前后歷時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紅利最為豐厚，他同時指出中國的情況與日本較為相近，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學軍（ 2003） 也得出了類似結果。另一個觀點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為代表。王德文等（2004）認為，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并將一直持續到 2015 年前后。王豐等（2006）和馬灜通（2007）的研究結論也支持此觀點。

眾學者觀點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紅利定義的界定沒有選擇統一標準。根據文中人口紅利定義，結合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見圖1），數據來自世界銀行（2010），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人口機會窗口”期，若中國能充分發揮人口轉變優勢，該時期將在2015—2020年之間結束。這一結論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結論相似。

三、結論

中國人口紅利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很多學者（Bloom，蔡昉，Mason）都進行了長期研究，其中不乏爭議，主要集中于中國人口紅利是否明顯存在，中國人口紅利多大和能持續多久。很多學者從自身視角給出結論。本文闡述了一些學者的觀點，并結合研究給出觀點。

本文肯定人口紅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時認為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在20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一直持續到2017年左右結束。為了能夠實現人口紅利的最大化，中國需要大力促進就業，擴大人力資本投資，改革中國的戶籍制度，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變。通過執行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設計，中國必將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進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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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引言

我國現階段的人口紅利實質是依靠資本以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不斷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現階段的“人口紅利”只是數量型的發展，而沒有變成質量型的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GDP年增長率不斷平穩走高，造成這一成效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與人口紅利以及改革與制度的紅利。這一結果證明，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對于外界的依賴程度比較高，其生態以及環境條件更加脆弱，各種資源更加稀缺，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夠一直延續。對于質量型的“人口紅利”來說，其本質就是依靠著各種人力資本，并且使其成為經濟能夠可持續增長的來源，我國的“人口紅利”正處于下降的趨勢，要想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必須要使“人口紅利”轉型，將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內涵和機制，以使其為我國未來的自主創新發展奠定基礎。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人口紅利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與不懈動力，在“二次人口紅利”中，我國應該從提高人口數量和轉變人口規模兩個方面，為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提供源源動力。

（一） 提高人口數量，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對于“人口紅利”來說，其具有“效率”及“要素”兩方面的功能。對于要素這方面來講，其主要是相關生產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適齡勞動人口為經濟增長以及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輸入，這就是“人口紅利”的實質。當開始的人口紅利不斷增長并到達其頂端之后，人口紅利的影響就將逐步減弱了。并且在開放性條件下，對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結構以及資源的國家，人口紅利的作用顯現并且會一直被放大，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進一步使人口紅利下降國的紅利更快地衰退。換一個方面來思考，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在數量的價值增加和素質提升，存在數量增加以及結構改善等，這往往能夠提高人口在推動自主創新、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等方面的效率，從而補充數量型要素投入的影響力及遞減性，最終能夠為推動相關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科技革命，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持。

（二）轉變人口模式，促進我國經濟增長

當人口的增長到達頂峰時，想要通過人口進一步轉變所帶來的人力資本質量以及存量的改變，就需要轉變人口模式：從數量型人口模式轉向多層次的質量型人口模式。這樣就能夠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發展的人力資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勞動力人口數量的減少所產生的發展方式轉型以及經濟增長等問題，同時轉變質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夠使得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由資源型經濟轉型改變為創新型經濟，并且能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一些革命性變化起到關鍵的影響作用，這就是“二次人口紅利”的本質。二次人口紅利與傳統的人口紅利不同，傳統的人口紅利是依賴數量型勞動力供給的經濟增長效應，而二次人口紅利是在不同質量層次的人力資本條件下，創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勞動力生產發展，從而帶來的相關的自主創新效應以及經濟發展效應等。同時，二次人口紅利也是我國在社會與經濟的轉型期間，相關的人口轉變進入到了后期階段的表現，這時就需要相關的制度革新，來挖掘、培養和釋放人力資本的存在數量以及增長數量。與此同時，還能夠激勵與支持各個層次人力資本的相關創新活動以及產業優化發展，最終能夠從本質上促進經濟的增長。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內涵

二次人口紅利的內涵，就是通過探索傳統資源中的隱形人力資源與回流科技人力資源，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一）傳統資源中的隱性人力資源

二次人口紅利將在三個層次中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第一個是企業家層次，一群年輕的群體，主導著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個是智力國民層次，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發揮自身的潛能，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積極創新，提高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第三個是技工層次，大量的、熟練的技工，為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高效的勞動力。

首先是相關的企業家人力資本，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內涵之一。因為相關的企業家人力資本是具有創新能力以及創新精神的人力資本，擁有一個有效的激勵制度，能夠提高企業家人力資本對國家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在相關的創新活動或是創新經濟中，企業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關鍵，主要表現在對于決策、管理、承擔風險和創新的綜合能力。但是，對于企業家人力資本的估測難度非常大，應將企業家人力資本看作是企業發展甚至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天性表現為對于相關生產以及創新活動中隱性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而知識能夠更好地幫助企業家發現創新機遇，以此來挖掘并更大限度地發揮自身及企業之外的資源優勢，從而能夠更好地管理與組織企業，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樣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與技術進步。對于國家來講，改革開放的相關制度與環境，能夠為相關的企業家群體形成以及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與條件，從而推動企業和區域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次是非職業的發明家及創新者，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又一內涵。非職業的發明家大多數的社會身份是個體科研者、私營企業家、創新愛好者等，而他們往往具有強烈的創造發明熱情，同時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嘗試、不怕失敗的勇氣。非職業的發明家以及其相關的發明創新活動與國家的科研計劃、重大科研項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確的目的性、時間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關部門的資金保障。一般情況下，就是通過自主研發完成其發明，同時將其創造轉變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資金等現實條件以及環境的制約。我國存在著大量或者是具有創新知識技能的人，他們是“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新興力量。

最后是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是經濟未來增長的關鍵因素。對于我國來說，不得不面臨年輕勞動力增長即將減速的事實，但農村的數千萬農民工逐漸變為城市工人，將農民工素質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從而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

（二） 發展與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資源

科技人力資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參與了相關專業培訓，且參與到了系統的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生產、擴散以及應用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的相關人員。這也是“二次人口紅利”在經濟增長中的一個不可忽視因素。科技人力資源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中的一個，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資格的科技崗位工作人員，換個詞就是科技活動從業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學技術領域的高等教育人員，就是科技人力資源儲備。

對于科技人力資源來說，其包括了整個經濟活動中的高素質人員。我國雖然在科技人力資源的人員總量上占據著領先地位，但是我國每一萬名勞動力中的科技人才數量與每一萬名勞動力中研究人員數量都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大，勞動力的數量也大，因此，盡管我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雄居世界第一，相關的科技研發人員總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國在研究人員這一指標上卻低于發達國家。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我國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數集中于一線以及二線城市，其涉及的行業或領域主要集中在相關的公務員等公共服務行業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關的企業、農村地區以及經濟領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對于我國的中西部與東部比較來說，研發人員在水平以及數量上的差距較大，而西部存在的問題是相關的科技人力資源結構中，高層次創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給不足，造成了創新管理體制機制的落后，并與經濟發展脫節等問題，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于我國來說，其自主創新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很多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潛力。

自從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吸引了眾多海外優秀科技人才，自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每年進入我國的科技人員達到幾十萬人。“十二五”以來，我國實施了各種人才計劃，使人才引進數量再創新高。對于高層次科技人力資源的回流，不僅能夠為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最為直接的要素以及動力，同時也是我國“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機制

二次人口紅利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機制，一般包含人口優勢、人口轉變方向、現代型人口結構、競爭優勢、制度紅利等，本文重點從勞動力分流、人力資源匹配、產業發展三個重要內容，進行二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分析。

（一）相關勞動力的充分流動

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資本在產業內或者是行業內以及組織內部的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流動；創新型高級人力資本從發達國家向國內的流動等。這一機制可以有效地為我國經濟的增長奠定人才基礎。

（二）人力資本匹配性的投資

對于人力資本的匹配性投資，不僅需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方向進行匹配，并且還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資，就是根據世界經濟的動態，來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前瞻性人力資本投資計劃。這一機制為人力資本存儲數量的累積及相關的優化奠定了結構基礎。

（三）實施配套性的產業發展

對于人力資本來說，不能自動地促進自主創新以及經濟增長，同時也不會自動地產生紅利，就像人口紅利一樣，中國在人力資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人力資本的結構以及質量、培育與其相適應，對各種層次的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升級，才是產生二次人口紅利創新和發展的關鍵。通過跨越不同人力資本的門檻，使更多的、適用的人力資本可以參與到不同屬性以及層次的創新活動之中，從而形成多種層次的自主創新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結構，同時全面提高要素的生產率。對于二次人口紅利來說，不僅是傳統人口紅利從數量型到質量型的轉變，最為關鍵的是將各個層次的質量型人力資本體系進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這一機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強有力的保障基礎。

結論

對于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來說，其可以為傳統經濟以及其未來發展模式的轉變提供全新的機會。對于我國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以及條件，因此，需要我國政府在制度層面創造良好的環境，這其中涵蓋采用一系列的關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體制等改革的措施，來盡力挖掘隱含的人力資本，從而培養新型的人力資本，提升相關的人力資源質量以及相配套的產業結構、相互協作的組織形式、創新的社會空間，這樣可以使我國經濟增長的路徑暢通，使質量型人力資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產率，最終達到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取得紅利與獲得新源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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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綜合多種社會關系、經濟關系的社會實體。1798年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問世標志著人口理論的正式產生，也引發了學界對人口轉變（Demographic transition）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熱烈爭論。“人口紅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進而引發生產與消費變動產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轉變的三個階段會相應形成“人口負債（少兒型）―人口紅利―人口負債（老年型）”的紅利區間，在轉變的第二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少年人口數保持高位但逐漸降低，老年人口緩慢消減，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較低，此時總人口呈“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有限時期內高儲蓄率與投資率、高勞動參與率、高人力資本、低社會負擔，從而實現各個增長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帶來的額外的經濟增長就是“人口紅利”（于學軍，2003；蔡，2004；陳友華，2005）。

自建國以來，中國的人口問題一直受到重視與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區人口調查數據，結合當時中國人口增長快、資金積累少、糧食匱乏、工業化水低的國情，得出中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論斷。其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得以實施，從1981年至今，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變遷的基礎上持續施加行政力量，干預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加速了人口紅利期的到來。中國在低收入條件下進入總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狀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階段，這種人口結構變遷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隨著老齡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社會撫養比逐年升高，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面臨新挑戰。老齡化新背景下，中國人口紅利能否繼續推動經濟增長？我們又如何實現對存續紅利的挖掘和兌現？這是亟待我們思考和回答的新課題。

一、中國傳統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實現，是由初始條件、人力資本狀況、制度環境、資源稟賦、開放程度、歷史機遇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于中國來說，20世紀80年代強有力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紅利期的到來，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儲蓄水平的經濟政策成為了中國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前提條件。

過去三十多年，人口紅利拉動了中國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長（蔡，2006）。在部分具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條件的前提下，中國人口紅利主要通過要素供給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可歸結為三條路徑：一是豐富的人力資本及人力資源構成勞動力要素稟賦；二是勞動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撫養比降低提高了全社會儲蓄率，利于資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成為重要的非有形生產要素部分。

（一）人口紅利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人口紅利帶來的最直接效應是適齡勞動人口增加和人口撫養比降低，它通過該路徑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僅在于數量方面，還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資本提升與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具體包括：（1）提高勞動參與率。從數量上看，人口紅利期存在大量適齡勞動人口，使得中國勞動參與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國際較高水平（郭琳、車士義，2011），這是中國人口年齡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重要條件（都陽，200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4）分析世界115個國家和地區40年（1960―2000）的數據，也得出了中國人均GDP與勞動適齡人口數量變化呈正相關的結論。（2）增加人力資本投入。人口是勞動力的源泉，人口增長既影響勞動力的數量，又影響勞動力的質量（李通屏，2002）。生產性年齡階段人口數量的增加，能通過競爭以及傳遞效應提高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資本，從而提高社會產出水平。（3）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針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蔡（2008）認為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延緩了物質資本報酬遞減，從而維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農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部分）流動到城市，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創造出了巨大生產力（汪小勤，2007）。而社會撫養負擔降低使更多勞動力從家庭非生產性活動轉移到生產性活動中，提高了社會總產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實證研究的結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觀點。蔡、王德文（1999）通過對1978―1998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分析發現，在此期間實現的年平均9.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流動過程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世界銀行（1998）的一項類似研究表明，物質資本對中國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份額為17%，勞動力轉移貢獻了16%。

（二）人口紅利對儲蓄率的影響

人口紅利提高儲蓄率的理論源于“生命周期假說”，在消費者理性選擇下，儲蓄在個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趨勢，人在處于勞動年齡階段時儲蓄能力最強。如果一個社會少兒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儲蓄傾向會降低，而適齡勞動力比例較大時，社會儲蓄率較高。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人口紅利是儲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有著較強的消極影響。Leff（1969）通過對1964年74個國家（27個發達國家與47個欠發達國家）數據的截面估計發現總儲蓄率與非勞動年齡人口數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亞洲國家數據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李克平（2006）認為由于中國家庭戶均勞動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兒撫養負擔較輕，因而出現高達16%的家庭儲蓄率。汪小勤（2007）則通過基本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和新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從理論層面證明了儲蓄率上升對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在兩者數量關系的具體測度上，Loayza et al.（2000）運用面板分析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將導致儲蓄率分別減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國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的實證結果。然而，也有學者對上述觀點持異議：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數量減少以及老齡化）會帶來人均資本增加以及個人養老儲蓄動機增強，同樣會有力促進經濟增長。保羅?舒爾茨（2005）對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擴展后發人口年齡結構并不顯著影響儲蓄率。袁志剛和宋錚（2000）構建迭代模型發現發現，人口老齡化一般說來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這是造成中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識與分歧，我們首先要肯定人口紅利通過提升儲蓄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繼而一方面繼續利用現有人口紅利帶來的較多儲蓄，進行適度合理投資；另一方面關注和慎重考量老齡化時代儲蓄率變化情況，注重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通過經濟增長提高人均收入，通過制度設計促使人們保持足夠儲蓄率，同時疏通投資渠道，利用好每一單位資本。

（三）人口紅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與生產要素單純的量的擴大沒有關系，而取決于GDP增長率中不能用勞動和資本投入增加來解釋的那部分剩余，實際上是一種余值增長。蔡（2012）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在人口紅利消散背景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現階段第二次人口紅利能夠在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實現后人口紅利時代全要素生產率的的改進，并提出應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積極應對老齡化、調整生育政策來改善這一生產率來源。車士義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得出人口紅利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的結論，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議。

在以全要素生產率為角度展開的研究中，人口紅利并非單純被作為勞動力要素的貢獻者，而是作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一種隱含著生產功能的投入，這樣的考量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紅利的作用。這也提醒我們在老齡化時代更應注重人口結構轉變對人力資本開發、物質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作用，而非專注于勞動力數量的增減，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紅利并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老齡化時代中國人口紅利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從人口年齡結構演化規律以及其他國家經驗來看，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在21世紀繞不開的重大挑戰，也將是中國新時期人口紅利繼續發揮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來自老齡化時代的挑戰

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13.4億，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8.87%。根據“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7%的人口結構為老齡化”的國際慣例，中國已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了老齡化時代。據于學軍（2003）、陳友華（2006）的預測，中國人口紅利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可發揮四十年的作用，延續至21世紀30年代結束。而王德文、蔡、張學輝（2004）得出了更不容樂觀的結論，他們經過模型分析，認為2015年將是中國人口撫養比最低點（達39.4%）以及人口紅利轉折點，此后隨著老齡化進程加速，中國將進入人口負債階段。

曾毅（2005）認為中國老齡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齡老人比例增長更快、老年人數量龐大、老年撫養比與總撫養比大幅度增高、獨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鄉與東中西部地區差異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國老齡化的一大特點。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恰與人口紅利的促進路徑相反，盡管經濟增長是個復雜的過程，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勞動力資源的收縮和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儲蓄率的降低和資本的國際流動將導致人口老齡化較嚴重地區資本形成的減少；老年勞動力比重的提高將損害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不利于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齊傳鈞，2010）。

除了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不足外，值得特別關注的還有老齡化帶給社會的沉重養老負擔以及間接制約：

1.老齡化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在財政包攬傳統下，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工資支出規模不斷擴大；此外，企業職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補貼以及老齡人口醫療補貼等都在快速老齡化趨勢下壓力大增（高淑紅，2011）。據《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2012）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養老金缺口將成為未來中國財政的最大風險。

2.老齡化降低消費傾向，引領消極消費結構。王金營、付秀彬（2006）通過分析中國1978年以來的時序數據，認為老齡化會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消費水平的提高速度減小，長期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營采取的計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齡化目前對居民消費呈現正負交錯的影響效應，但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后將會對人均消費產生負面影響的結論。在消費結構方面，老齡化增大社會撫養比，使國民收入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養老、護理、醫療等）支出增加，減少了個人儲蓄和生產性投資，會降低社會總產出水平（鐘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齡化還會導致農村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盡管目前該影響并不顯著，但確實保有增長趨勢（曲兆鵬、趙忠，2008）。

3.老齡化牽制勞動適齡人口生產率。“養兒防老”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和客觀現實，當下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正開始承擔“四二一家庭”養老重擔。根據國家統計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變動情況抽樣數據分析，在中國老年人主要經濟來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親戚提供幫助，占最大比重。除過物質上的投入，子女還承擔著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內容。① 而中國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尤為龐大（占全國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沒有養老金，只能靠家庭養老。如此一來，不得不考慮到老齡化時代適齡勞動人口在供養較多老人時投入的機會成本和對經濟造成的拖累效應。

（二）老齡化時代繼續發揮人口紅利的應對之策

基于中國實際情況，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等制度性客觀約束致使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并未得到充分開發，仍有挖掘的潛力；與此同時，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也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徹底消失，在帶來挑戰的同時，它也賦予我們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新機遇。新背景下如何繼續挖掘與合理利用人口紅利是我們的探究方向。

1.實現勞動力充分就業。劉元春、孫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齡結構只是反映了潛在的勞動力資源數量，只有勞動參與率保持比較高的水平，同時失業率能夠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發揮人口年齡結構所帶來的優勢。學者們普遍認為充分就業是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的關鍵（于學軍，2003；蔡，2004；都陽，2007等）。如果勞動力人口不能充分就業，勞動力人口與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沒有區別，同樣是人口負擔。郭琳、車士義（2011）通過對1990―2009 年的時序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勞動參與率在20世紀90 年代以來一直趨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紅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車士義（2009）還提出個人參與工作的意愿也對勞動力資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齡的規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導致目前相當一部分勞動適齡人口不愿參加工作。雖然中國目前勞動力市場還未表現出明顯而全面的供不應求，但在老齡化時代勞動力資源稟賦逐漸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實現勞動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彌補其總量上的降低，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

2.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中國存在明顯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東、中、西部發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勞動力特別是龐大的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是人口紅利兌現的重要條件。據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均9.2%的GDP增長率中含有勞動力流動方面16.3%的貢獻。中國當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與老齡化構成并生共存、相互影響的態勢。此背景下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方法可總結為兩個方面：（1）城市化、對外開放進程自然誘發勞動力流動。毛新雅、彭希哲（2012）認為城市化與對外開放政策為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優勢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發勞動力流動、獲取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而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務，又可以從城市化領域繼續開發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戶籍制度、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制度支持勞動力流動。沈麗君（2005）提出只有通過建設城鄉間統一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破除限制流動和轉移就業的政策制度障礙，將農村的勞動力稟賦與城鎮的經濟機會結合，從而延長農村人口紅利期、延緩城鎮老齡化，才能打通兌現人口紅利的渠道。車士義（2009）從中國現實出發，提出只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才能使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得到充分發展，起到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而這需要通過戶籍制度的逐漸松動與大幅放開來實現。

3.實現勞動力結構優化升級。人口結構優勢能否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要看勞動力結構是否適應中國的產業結構、工作崗位需求。在老齡化背景下，我們更要量體裁衣，實現有限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發揮其促增長的作用。根據中國實情，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將人力資源發展為人力資本是我們應迅速展開并長期堅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齊險峰（2008）指出人力資本快速積累，不僅可以補償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而且可以為未來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源泉。車士義（2009）提出勞動力素質應該適應新的產業結構，中國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結構性失業，尤其是廣大農村勞動力，雖然大量存在，卻無法適應社會對農業以外勞動力的需求。在具體實施方面，依賴于對教育、公共衛生及健康、就業及培訓等公共投資（胡鞍鋼，2011）。

4.改革與完善養老保險體制。盡管中國已經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型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但實際實行的是混賬管理的辦法，① 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多年且規模劇增，不僅造成巨大養老金缺口，而且對人口紅利的發揮造成束縛。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個具有積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功能或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勞動者的養老期望來增強儲蓄動機，以及資本市場的增值來保持高儲蓄率。在具體的實施方面，學者研究了以下途徑：（1）全面構建積累制的養老金。楊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納稅模式鼓勵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發展，以信托模式構建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的安全運營機制，參考英國SERPS 計劃的退出選擇（contract out）機制，構建與收入相關聯的強制型個人賬戶養老金計劃。（2）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剛（2004）提出達到養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規范資本市場，現階段可讓社會保障基金通過委托國際性基金公司走向國際資本市場，得到盡可能高的資本回報。王怡等（2012）提出應借鑒英國經驗，由政府設立專門投資運營養老保險基金的部門，來統一運營養老保險基金；并降低銀行存款及國債投資比例，適當放開股票市場。而唐均（2012）呼吁“投資不等于入市”，反對證券投資，認為既有國情下仍應通過中央專管機構給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設立社會保險銀行，保證比CPI 高1個百分點）以實現養老金增值。

雖然中國目前正在邁入高速老齡化階段，但短期內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并不會消失殆盡。鑒于中國城市化雖然經歷了超常規增長，但仍然有著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傳統人口紅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間。

結語

過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紅利作為中國最為典型的要素稟賦，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全要素生產率三條路徑促進了中國經濟騰飛，而其作用的順利發揮是以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應制度的建立為前提的。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與有所改觀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勵相容，從而對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

面臨老齡化時代的新挑戰，一些不完善的經濟、行政制度，以及長期存在的不良經濟結構已經喪失了過去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其的替代和彌補作用（戶籍制度束縛勞動力自由流動；養老保險體系面臨日益增大的資金壓力；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造成勞動力市場低效率等）。當老齡化打破了中國經濟增長原有的穩態時，其對中國人口紅利的繼續兌現和進一步挖掘產生了客觀的阻礙。而為了保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我們一方面要在給定人口資源約束條件下，糾偏人口要素的錯配，提高既有紅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設計，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這些設想的實施需要落實在養老保障體制、金融體制的完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戶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經濟增長要素的聯動之中。

可以說，能否兌現既有人口紅利以及創造人口紅利新空間，就在于靈活貫通的勞動力市場、完善的教育體系、合理健康的產業結構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環境能否建立起來，其關鍵還是得依靠相關政策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這也是新的資源約束條件下提升經濟效率的最優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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