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11 15:52:25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百科知識》：生育水平是用什么來衡量的？中國現在的生育水平很低嗎？
喬曉春教授：我們用生育率來反映生育水平。我們常說的生育率其實指的是總和生育率，它是指某一年各年齡組婦女生育率的合計數，說明每名婦女按某年各年齡組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可能生育的子女數。總和生育率形象地用婦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數量來反映現在的生育水平，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標之一。
到底中國的生育率有多低?這是從1990年以后一直都沒有搞清楚的問題。離我們時間最近、人們普遍認為比較可信的是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當時是2.31。從那以后，由于出生人口數據漏報，每次調查得到的生育率都很低，甚至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是1.22，比上世紀90年代任何一次調查都低，甚至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這使研究者產生了懷疑。也就是說，90年代以前生育率很高，但是我們知道多高；90年代以后生育率降低，但是我們不知道有多低。
由于人口普查和其他全國性調查提供的數據不太準確，學者們只能估計生育率是多少。學者的估計，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基于內部一致性原則，用人口調查和普查的數據估算2000年的生育率，結果是1.3～1.4，很低。我認為這個數據是不可信的，因為你所依據的數據就是不準確的。另一種是借助外部數據，即用非出生數據、非人口調查數據進行估計。主要是用教育部門的小學入學登記數據，雖然這個數據也不可能很準確，但思路是對的。估計的2000年的生育率在1.8～2.0。兩類估計結果差很大，但我更傾向于后一類。我的觀點是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是1.8～2.0。
《百科知識》：長期以來，人們的觀念就是中國人太多。生育率低可以降低人口數量，難道不是好事嗎？
喬教授：曾經的高生育率導致的人口過多，長期以來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但是研究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會發現人口少，生育率低也會帶來很多嚴重的問題，比如消費需求低下、老齡化程度嚴重導致社會保障壓力巨大、勞動力成本高使其產品缺乏競爭力等。
美國上個世紀80年代曾經聚集了最有名的科學家，研究按照美國的體制，人多些好還是人少點好，最后得到的結論是人多點好。因為他們有技術，有生產能力，經濟發展不起來是因為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沒有人要。真正的市場經濟的動力是消費而不是生產。如果有人買，什么不能生產？經濟自然就發展迅速。美國之所以經濟發展不快，原因是消費不旺，根本原因就是人口太少。
再比如說日本。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日本生育率下降速度甚至比我們政府推動下的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生育率下降速度還要快。日本學者和美國學者現在得出一個結論：日本這十幾年的經濟不景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太快，老齡化速度過快。現在日本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其實人多已經不是壓力了，資源都可以從外面進口。人多對一個國家沒有絕對的限制，只有相對的限制，只要經濟發展好了，人多點沒有問題。
《百科知識》：生幾個孩子是比較理想的？中國需要如何進行調整以達到較理想的狀態？
喬教授：從理論上來說，總和生育率在2.1左右是最合適的，就是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多一點，這樣子女一代和父母一代的數量保持平衡，人口結構保持不變，社會結構不會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波動而產生相應的波動。比如說就業、高考，要是趕上人多的一代，就會競爭非常激烈。要忌諱這種人口結構的大起大落。因此從長期來看，2.0～2.1是最理想的。
1.22的生育率相當于一個人一生就生一個孩子，城市1.2差不多，但是在農村人們不可能平均只生了1.2個孩子。你的感覺和實際數據完全不一樣。現在網上有人說生育政策要放開，但他們的依據都是生育率是1.2，如果真是1.2，嚴格來說不需要討論了，就是要放開。但是沒放開，意味著官方和學者都不認為生育率是1.2。現在的情況是，盡管沒有證據，感覺人們的生育率還是很高，大家在某種程度上是依據感覺在做事。學者的研究、國家的決策都不能依據感覺，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人知道真實的情況。因此，在生育率說不清楚的情況下，無論是學者還是政府，都沒有權力來改變現在的政策。
保持政策不變在短期是可行的，但是時間長了是不行的。歐洲的生育率很低，大家研究發現一個規律：將生育率從高降到低是可能的，但將長期以來已經較低的生育率提高卻不太可能。中國計劃生育是努力把生育率從高降到低，這是可能的，也是有效果的，但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能把生育率從低調到高。原因是人們的生育意愿一旦已經很低了，則是無法逆轉的。
《百科知識》：我們做過生育意愿的調查嗎？結果怎么樣？
喬教授：目前還沒有比較好的調查。國家計生委在2002年曾委托零點調查公司對中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做過一個調查。后來發表的文章中，國家計生委公布的數據是在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下，你希望生幾個孩子，結果是2.0。同時也問了沒有計劃生育你想生幾個孩子，但是結果好像沒有公布。
根據那個調查，我們可以初步判斷，現在的生育意愿還在2.0以上，我們還有機會。但是生育意愿永遠是單向下降的，這是規律，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會的變化，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形成的低生育意愿，是不可改變的規律。一旦下降到一定程度，再放開政策，甚至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都不可能使生育率回升。
我們面臨的一個選擇，就是如何權衡使生育率低一些同時又不至于低到出現嚴重問題的程度。從數量上來說，希望人少一點，但是又不能少到不生了，人口出現大幅度的負增長，甚至人口數量出現大幅度的下降。中國估計在本世紀20年代會出現負增長，人口開始出現絕對減少。人口減少從數量上來說是好事，但是長期的負增長會給人口結構帶來很嚴重的問題，老齡化就是其中一個方面。我們不能為了解決數量問題而不管結構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準確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數據，讓我們知道什么時候該平衡了。
《百科知識》：您能否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狀況做一個展望？
喬教授：假定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是1.8，如果政策不變，人們的生育意愿會不斷下降，生育率會持續下降，人口增長率也會持續下降。此時，人口達到零增長的時間是2024年，最高人口為13.93億。從2024年以后中國人口開始減少，而且自然增長率會快速地持續地下降，到2085年甚至可以下降到-13.4‰。而總人口會持續下降到2100年的6.7億。老齡化程度會非常嚴重，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00年的10.1%上升到2100年的48.9%，即到2100年，中國會有一半的人口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中國13億人口日的推后，是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經過艱苦努力得來的，凝聚了幾代人幾十年的心血，確實來之不易。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經過30多年的艱苦努力，我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歷史性轉變。據統計，1968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35.59‰，死亡率為8.21‰，自然增長率高達27.38‰，到2003年這三個指標已經分別下降到12.41‰，6.40‰和6.01‰，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下降幅度達到了78%。人口總和生育率從1968年的6.45下降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的1.4（見圖1），這種急劇的下降態勢是舉世罕見的。
隨著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大幅下降，我國人口增長的速度下降也很快。從每增加1億人口所用的時間來看，從6億到13億分別經歷了10年、5年、5年、7年、7年、7年和10年的時間。目前我國人口每年增加800萬左右，根據我們的預測，在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和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我國人口達到第14億的時間是13年后即2018年左右，達到15億人口是2035年左右。眾多學者的預測結果顯示，我國人口頂峰是15-16億之間，大概在2040-2045年左右出現，其后才會逐步減少。
從我國人口發展的現狀來看，總數很大，在增長的慣性作用下，人口數量還將持續增長。盡管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極限，比一些發達國家還要低，在一些城市如上海市目前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不可思議的不足0.7，平均3對夫婦才生育2個孩子，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獨生子女一代逐步進入生育行列以后，按照政策他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這樣總和生育率可能會有所回升，人口自然增長率會有一定的反彈，但是我國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穩定，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方，群眾的生育意愿還比較強，稍有松懈，生育率就可能會有較大的反彈。這就是為什么我國還要長期執行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的主要原因。
二
我國通過實行計劃生育少生了3億人口，節省了大量社會撫養費用，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我國目前正在享受生育模式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勞動力數量充足，而社會撫養人口數量相對較少，可以把更多的資源用于發展經濟，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人口因素。但是這種機會不會一直存在的，如果我國的生育情況不發生大的變化，那么20年后我國的勞動力絕對數量將會逐步減少，并且勞動力隊伍也會不斷老化，我國勞動力數量充足的優勢將不復存在。
通過實行計劃生育我國在很短的時期內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但同時經濟發展水平還相對比較低，人均GDP剛過1000美元，這種超越經濟發展階段的人口轉變進程也蘊涵著一些不利的因素，最直接的就是人口老齡化階段的提前到來。從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處于底部的少年兒童人口在快速減少，預示著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將會減少；中間的中青年人口眾多，預示著未來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會快速膨脹（見圖2）。人口老齡化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沉重的壓力。
鑒于計劃生育政策肯定會帶來一些負面后果，一些專家提出應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適當放寬生育限制，普遍允許生育二胎。因為從人口自身的再生產來看，下一代人要與上一代人的數量保持一樣，那么每對夫婦必須生育2.1-2.2個孩子，而我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即使經過了有關部門的調整也只有1.8，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生育政策的調整是一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的欠發達地區，在社會保障水平低覆蓋面小的廣大農村地區，潛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還很強，稍有松懈，很可能會葬送我國長期努力才實現的人口低速增長局面。實際上，現在很多地方已經放寬了獨女戶和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的生育限制，允許他們生育兩個孩子。即使以后進一步擴大兩胎的政策也只能在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城市和地區局部實行，而不能一下子推向全國。
三
目前中國13億人口中，城市人口有5.2億，占總人口的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個百分點。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縮小城鄉差距，需要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生活，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率可能由目前的4：6變成6：4，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0%，城市人口要比現在增加3億以上。在中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征地農民進入城市后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
王園長幼兒園孩子數量的遞減只是全國少兒人口逐步減少的一個縮影。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少兒人口從數量到占總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續下降。在公眾不察覺間，中國早已進入少子化時代。
嚴重少子化
少子化這個詞來源于日語，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來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學者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他們制作了一個“兒童人口鐘”，在互聯網上，以倒計時方式提醒公眾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兒童”還有多長時間。根據他們的預測，到3011年5月，日本將沒有兒童。
日本人很認真地在敲響警鐘，但許多中國人也許只會認為這是危言聳聽――1000年還遠著呢！中國可沒有這個危險，咱們人多啊，13億多人，世界第一呢！實際情況如何呢？
根據人口統計學標準，一個社會0～14歲人口占比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內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兒人口比重約為13%，處于“超少子化”階段。而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2010年0～14歲人口總量為2.2億，占總人口的16.6%，已經處于嚴重少子化水平。
這種變化從歷史來看更加觸目驚心。根據統計數據，中國0～14歲人口比重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到現在一路下滑：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1990年為27.7%，2000年為22.9%，到2010年已經降為16.6%。
從絕對數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為2.28億，1990年后出生人口為1.75億，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億。20年時間內，出生人口減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數據之外，還有一些數據同樣可以提供中國孩子在減少的證據。從教育部的在校生統計數據看，從1998年開始，小學在校生開始減少。從2004年，初中生人數逐年減少。減少幅度從數十萬到四五百萬不等。
從招生情況看，小學招生人數從1997年的2500萬減少至2014年的1658萬，初中招生人數也從最高峰時每年招生2263萬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萬人。
根據六普數據的推算可以看出，未來問題會遠比現在更嚴重。在未來10年，中國23～28歲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數量將萎縮44.3%，如果生育率沒有明顯提升，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還要低一大截。
負增長預警
許多人有這樣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口很多，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人口負增長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也應該在遙遠的將來。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區。
人口學者何亞福解釋說，中國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還在增長的原因是人口慣性。雖然孩子數量越來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開始老去，中國出生人口將遠少于死亡人口，總人口萎縮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上將是空前的。中國少兒人口數量逐年減少，正是人口負增長的一個先兆。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按高、中、低三種生育率方案對中國人口增長率所做的預測，按照中方案，中國人口將在2026年轉入負增長，此后負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直到2060年才穩定下來。而按照低方案，中國人口在2017年達到13.6億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人口萎縮的具體時間取決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變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聯合國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間。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判斷，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大勢已定，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人口負增長造成的風險。
說到負增長帶來的負面后果，日本是個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嚴重，在2005年就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出現長達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長期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高齡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輕人越少，社會越會趨于保守，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都會大大下降。
少兒人口是未來的消費主力和勞動力。少子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未來內需不振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據統計，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開始出現凈減少。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保險的繳納者數量減少，而養老保險的領取者卻在增加，養老壓力將會空前巨大。同時，勞動力減少也將倒逼經濟結構轉型，對未來社會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人口學者梁建章、黃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導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縮會給經濟發展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人口減少會導致消費與需求同步萎縮，經濟失去動力和活力，匹配效率下降，最終導致人均GDP的相對下降。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通過研究不同國家的人口趨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后認為，低生育導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首要根源。
誰愿意多生娃
中國嚴重少子化的現實背后，是不斷走低的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子女數）。根據歷次人口普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非常危險的水平。
本報采訪發現，1.4左右的總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絕大多數人口學者認可的。按照中國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數將萎縮36%，兩代人就萎縮60%。
聽起來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狀況并非不可以改變。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總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兒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沒有說起來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國，傳統“重數量，輕結構”的人口觀念還沒有改變，生育政策還只調整到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雖然已經在加快推進，但至今沒有看到實質行動。
其次，即使政策改變，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開，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曾參與2006～2010年江蘇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五年追蹤調查，結果發現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終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產有其特有的慣性，要人為改變它非常難。一個普遍現象是，把生育率降下來不容易，把已經降下來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開始重視鼓勵生育。不僅在內閣設立了少子化擔當大臣來專門應對少子化危機，還采取了多種獎勵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終不佳。韓國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兒童節打出公益廣告，“你能給孩子最棒的兒童節禮物是弟弟妹妹”。
廣告再溫情，也抵不住部分群體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國城市，人們已經把一孩當成正常的默認狀態，往往需要強烈的理由才會去生育第二個孩子。
根據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志剛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鎮化和推遲生育也是壓低總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機構對生育意愿所做的調查表明，養育成本過高、女性職場壓力等多種因素都影響民眾的整體生育意愿。
1.人口增長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當前我國勞動力人數增長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動力人數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關系，我國的大部分生產部門對新勞動力投入的吸納度較小，有的部門甚至不需要新勞動力的投入。在此情況下，投入勞動力越多．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經濟增長。勞動力的供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現代產業結構轉軌，從而很難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至于制約經濟增長的質量。最后．閑置勞動力不僅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要別人來撫養．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負擔。更為甚之，一部分勞動力因沒有工作收入而淪為盲流．引發違法犯罪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從而破壞了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穩定的社會環境。
2.人口增長對就業的影響
面臨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我國現在存在的失業問題是由于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勞動力需求。勞動力的增長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關．人口迅速增長在經過15年左右的間隔之后，勞動力也隨之大規模增加，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從而引起了嚴重而持久的失業問題。我國人口到21世紀初已基本超過13億．近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達1500―2000萬人，其中城鎮新增勞動力600萬人，產業結構的變動還將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地區轉移。體制轉軌的深入又使傳統體制下包容的國有企業冗員顯現出來。但在勞動力需求方面，隨著經濟技術結構的推進，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不斷下降，因而當人口大幅度增長，導致就業壓力增大，這將是當前和未來半個世紀我國經濟生活中長期困擾的問題。
3.人口增長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規模及綜合實力派的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和提供的最終貨物和服務的總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凈增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導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隨著我國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實施。我國人口控制現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經步入慣性增長時期．加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經濟結構的日趨合理，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適度增長階段，這樣．人口因素對于各項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經沒有前幾次人口增長高峰時期的作用大，但影響還將持續下去。繼續控制好人口增長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較大提高；全國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有可能提前實現。
二、人口質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技術進步與人口數量并無必然的關系。特定人群的創新能力，主要取決于制度對創新的鼓勵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識水平。與技術進步緊密相關的是人口素質大過于人口數量。因此，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僅在于人口數量的龐大，更在于人口素質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質人口的增長，不僅不能促進技術進步，反而會成為社會進步的負擔。由于人口急速增長導致了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降低，勞動力素質的降低，對于經濟發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就現代的經濟發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必要的。這樣的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學技術素質及身體素質，特別是科學技術素質和文化素質對于高速的經濟成長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國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較明顯提高，人口的過快增長，加重了教育事業的負擔，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設施的不足，對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過低。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熟練工人和科學技術者在數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這些勞動力的素質低成為制約中國勞動生產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
三、老齡化人口的增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點人口規模大，發展速度快，文化素質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人口老齡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增加了社會負擔系數，還影響部分產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就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阻礙作用，被撫養人口負擔特別是老齡化負擔的增大對于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將來在中國隨著老齡化的發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長加重國家財政負擔，需要提供社會福利，老齡醫療，福利設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種社會服務。從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看，老齡者的家庭用品、消費品、醫療費及交際費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將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老齡者人均消費額減少，住宅建筑、電視機以及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部門的需求量減少，這樣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減退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發展。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于個人儲蓄也產生相當的減退效果，減少了資本積累。中國老齡者的實際收入一貫較低，他們的經濟來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這樣隨著今后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退休、退職的年齡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階層的儲蓄傾向將漸漸減弱，導致了今后老年階層的儲蓄進一步呈現降低趨勢量，同時還導致了供養這些老人的子女儲蓄也下降。
需要說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齡結構而言．老齡化問題目前不能通過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來解決。已有學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數完全是過去高生育率的結果，并未因現在推行計劃生育、降低出生率、減少出生人數而有所增加。如果現在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勢必會增加未來的老年人數。總之，雖然人口出生率不能無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決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樣只會讓我國的老齡化社會長期持續下去，根本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經濟增長。
四、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1.經濟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
由于過去我國整個經濟水平很低時，農業占主導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參加勞動．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經濟狀況，同時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時提供保障。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孩子都能給父母帶來正的效應，子女的數量和質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獲得滿足。自1991年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顯著下降。客觀地說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歸功于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增長，國民可支配收入也相應增加。具體到單個家庭．經濟的增長反映為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收入增加，則生育人口的邊際成本也相應增加：一方面，作為家庭收入來源的勞動收入增加，生育、撫養一個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顯然，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加，養育一個孩子的各種成本也相應增加。比如。給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資的費用會相應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越高．因此．隨著經濟增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應地下降。
2.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對農村人口出生率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國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低經濟發展水平導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將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負相關的。
五、結論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經濟增長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經濟是人口存在和增長的基礎．沒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長：人口是經濟行為的主體．沒有一定數量、質量、密度和結構的人口．社會經濟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長。但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中，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起著決定性影響。經濟增長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環節，滲透到人口增長的各個主要方面，決定人口數量增長的方向過程，及人口綜合素質的提高，為人口存在和增長提供物質保證。沒有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就失去了長期維持的基礎．不能長期維持。經濟增長使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就業機會發生變化。人作為社會的主體．是社會生產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會生產關系以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口為基礎，人口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承擔者，是人類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沒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經濟活動，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長對社會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它能促進或延緩經濟的增長。人口對經濟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經濟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實現的．主要表現在，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適應社會經濟增長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增長起促進作用：相反。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不適應社會經濟增長的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便起阻礙、延緩的作用。人口增長與經濟的發展相互之間是起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關鍵在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否相互協調，是否相互適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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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縱觀整個世界，大批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項目正如火如荼地實施，這類項目涉及復雜的社會、生態及經濟體系。在俄羅斯，一方面需實現農業生產的短期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要確保農村地區人口、環境及社會發展的長期利益，但兩方面要達到平衡尚存一定的困難①。
俄羅斯人民歷來認為，農村可持續發展是指社會經濟穩定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業效率提高、土地合理管理、農村勞動人口零失業及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實現這些戰略目標最關鍵的因素是人力資源及其數量和質量特征。因此，根據《俄羅斯聯邦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下簡稱《戰略》），俄羅斯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國策的重大目標之一是：到2030年時通過降低死亡率、延長平均預期壽命及減少人口外遷等措施，確保農村人口②數量穩定，并為人口增加創造有利條件③。隨著《戰略》的實施以及一些目標指標的逐步實現，農村地區人口狀況也在慢慢得到改善。農村人口數量穩定，維持在3500萬左右；平均預期壽命延長，達到75.6歲；人口外遷數量減少，每年不超過7.41萬人，如表1所示。當然，由表1可知，當前人口兩大主要目標值，即平均預期壽命和人口外遷數，與2030年的目標參數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這些狀況使得俄羅斯農村地區人口前景問題亟待解決，尋求可行辦法以改善農村人口狀況變得日益重要。
從宏觀區域的角度來分析農村人口的發展趨勢和前景頗為重要，這是因為一個區域單位有著相同的自然條件、環境條件、人口條件、文化歷史條件、地理條件等特點，凡此種種，可滿足該區域內居民和行政部門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某種程度上關系到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與使用，以及經濟實體之間合作關系的維護①。
俄羅斯西北聯邦區面積廣闊，共轄11個聯邦主體②；人口逾1380萬，其中農村人口達220.4萬（約占西北聯邦區總人口的16%）。在全俄聯邦區中，西北聯邦區的農村人口比例最低。對比如下：各聯邦農村人口占比平均值為26%，中央區為18%，烏拉爾區為19%，遠東區為25%，西伯利亞區為27%，伏爾加沿岸區為29%，南方區為37%，而北高加索區高達51%。西北聯邦區氣候條件惡劣，大部分屬危險農業生產區，故其農村人口比例低于其他聯邦區。
西北聯邦區各聯邦主體農村人口比例不盡相同。比例最低的是摩爾曼斯克州，為7%；最高的是列寧格勒州，為35%。此外，各聯邦主體居住條件也有所不同。比如，摩爾曼斯克州、阿爾漢格爾斯克州以及科米共和均位于俄羅斯所在的北歐地區，屬極端高寒地帶，不適合人類生存；而位于西北聯邦區南部的普斯科夫州和諾夫哥羅德州，其居住環境和俄羅斯中央區較為相似；加里寧格勒州屬西北聯邦轄區，它位于波羅的海東岸，是俄羅斯一塊飛地（隸屬某一行政區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圣彼得堡是列寧格勒州行政中心，在全俄城市中舉足輕重，也是俄羅斯最大的經濟、文化、歷史和旅游中心。
另外，西北聯邦區各聯邦主體經濟差異較大。一方面，“北部半荒漠地區”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擁有發達的礦業基地及全俄最大的木材生產基地；另一方面，“人口相對稠密的南方地區”的經濟問題類似于俄中部地區的典型經濟問題③。
過去25年間，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減少了52萬（減幅為19%）。在西北聯邦區總人口中，農村人口比例由過去的18%降為現今的16%，如圖1所示。另外，筆者此前的研究顯示①，過去數十年間，除上述趨勢外，西北聯邦區大部分農村地區人口狀況還出現了一系列不利變化，如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死亡率增加、生育率下降而導致的人口減少、人口外遷、平均預期壽命降低及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出現較大差距。以上變化說明，西北農村地區出現人口危機，改善農村人口狀況刻不容緩。
西北聯邦區各地地理、歷史、文化及經濟狀況存在差別，因此，一些轄區的人口發展顯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這些差異在農村地區尤為明顯。《戰略》實施期間，西北聯邦區有7個轄區的農村出現了人口減少現象；情況最嚴重（減少1/3以上）的有摩爾曼斯克州（44%）、普斯科夫州（38%）、阿爾漢格爾斯克州（34%）及科米共和國（36%），如圖2所示。經濟學博士里巴科夫斯基（L. L. Rybakovsky）稱，這些地區農村人口減少是因為地區間存在穩定的“移民通道”，人口從這些地區遷出后被圣彼得堡這塊“移民磁鐵”吸了過去①。該段時期，圣彼得堡的人口增加了18.92萬。
加里寧格勒州和列寧格勒州的情況與上述恰好相反，兩州人口增幅分別是17%、11%，如上頁圖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來的25年間，這些地區的人口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如圖3所示。由統計數據可知，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農村人口增速放緩。如2002―2004年間，列寧格勒州人口出現小幅度減少，這與當時的移民浪潮有關。從2005年起，人口恢復正增長模式，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具備吸引力。在西北聯邦區，加里寧格勒州、列寧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經濟最為發達。它們有著多樣化的市場，人力需求大，就業機會多，薪資待遇好，公共基礎設施完善。除此之外，加里寧格勒州之所以能夠吸引外來人口，是因為當地人積極參與國家所實施的項目②。
1992年和1993年時，通過一些行政手段，卡累利和國有不少城市居民搖身變為農村人，從而導致當地農村人口激增。這一情況，卡累利和國并非獨例。20世紀90年代，全國上下掀起一股由城市人向農村人轉變的風潮，從而影響了城市結構的轉型③。
需要注意的是，俄羅斯西北聯邦區的農村人口在近數十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如下頁圖4所示。2003年，人口負增長出現峰值（-14.7‰），此后，負增長成為趨勢。在某些年份，盡管人口呈負增長，但外來人口的遷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口；然而，目前這兩項指標均為負值，分別是-3.9‰、-2.9‰。
農村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死亡率極高，如下頁圖5所示。西北聯邦區人口死亡率在2003年達到峰值（24‰），是總生育率的2.6倍。2003―2014年，農村人口死亡率顯著下降，現今這一比例為16.2‰；相反，出生率在增加，達到12.3‰。目前，出生率呈上升趨勢，但如果當前生育參數及年齡性別結構在未來數十年仍然維持不變，農村人口態勢難以迎來積極發展。在此種情況下，我們發現人口狀況面臨著不小阻力。這一阻力是由女性人口結構變化所致，尤其是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使出生率難創新高，甚至難以維持原狀。另外，低出生率將導致老齡人口增加，勞動適齡人口從而減少。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人口狀況是否能改善？必需資源是否已消耗殆盡？如果當前人口相關指標保持不變，如果通過實施各種人口政策來應對不利趨勢，通過對人口預測進行分析，我們便能夠預測未來人口數及年齡性別結構的變化情況。
二、研究方法
人口預測是對未來人口狀況（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及其他質量特征）和人口流動主要指標（生育率、死亡率及外遷率）的科學性預測。這一預測立足于預期人口規模及人口年齡性別結構，而出生率、死亡率各類特征的未來動態變化假說又為該預測指標提供了基礎①。預測人口狀況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使用特定的數學函數（外推法和分析法），二是年齡轉換法（亦稱合成法）。但是，由于第一類方法未考慮人口增長和年齡性別結構成分的變化，預測結果可能出現偏差。此時，啟用第二類方法更為可靠，因為它考慮了自然和機械運動預估波動率以及當前的人口結構。
在預測人口情況時，我們采用了年齡轉換法（合成法）――僅有此法既能預測總人口數，又能通過年齡、性別預測人口分布情況。20世紀上半葉，美國人口學家維爾普頓（P. K. Whelpton）造了合成法②。該方法的實質是依照三類指標（生育率、死亡率及遷移率）定時“追蹤”一類人群的運動情況。計算方案如下：在年初t，將某一年齡段人口總數設為S，一年內，原來的總數會因以下因素發生變化，如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遷出及人口遷入。一年后，時間為t+1，人口年齡段為x+1，即人口總數公式為：
除新生兒外，該算法適用于各個年齡層。在t+1年，我們考慮了新生兒群體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為并非所有的新生兒都能活夠周歲。首先，必須統計新生兒的數量。因此，我們要弄清楚年齡別生育率和相應年齡婦女的平均數量。育齡婦女數量倍增促使生育率提高。年齡別出生率的相關數據經初步預測得出，即“未來出生率不變假說”。婦女人口數量相關數據源于此前變化的影響。由于變化的影響，我們獲悉女性在年初的數量，所以有必要計算出育齡婦女的平均數。
為了在出生人口中獲悉嬰兒性別比信息，我們可使用出生性別比，即通過長時間觀察而得出的經驗法則（105名男孩比100名女孩，相當于0.52：0.48）。由生命統計表可知，相應性別人口存活下來，出生率倍增，從而計算出t+1年新生兒總數St+10 ③。
在制定預測方案時，我們對人口動態作了一系列猜想：
其一，在計算過程中，我們的立足點是從2015年到2035年農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保持不變。我們認為，這種不變模式意味著主要人口指標處于同級水平，相應指標包括性別、年齡別死亡率、年齡別生育率及遷移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其二，在預測時，我們考慮了人口發展過程中幾項主要指標可能出現的變化，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和遷移率。我們未研究結婚率、離婚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條件等，因為這些因素從一開始就體現在自然運動、機械運動的量化特征中①。
其三，為了簡化計算過程并清楚地了解所有方案的變化情況，這一系列猜想滿足的前提是該地區遷移率為零②。
該預測活動圍繞四種方案進行：
一是“零變化”。該方案立足于生育率、死亡率及遷移率的現行趨勢。換言之，以2015年為初始年份，到預測期截止日，上述三項指標保持不變。
二是“生育率提高”。生育率逐年提高，符合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規定的目標指標。
三是“死亡率下降”。在官方目標值基礎上，死亡率逐年下降。
四是“管理優化”。生育率逐年上漲，死亡率逐年下降，符合國家解決人口發展問題的相關規定。
“管理優化”“生育率提高”及“死亡率下降”這三種方案中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年變化一致，它們以國家概念性、政策性文件中的目標指標為基礎。這些文件旨在改善人口狀況，包括農村地區復雜特殊的人口問題，如上頁表2所示。根據俄羅斯2014―2017年及2020年農村可持續發展計劃，到2020年，農村人口毛出生率有望增加33%，即年均增長率為5%。目前，俄羅斯制定的項目或戰略性文件均未涉及降低農村人口死亡率。因此，我們從起點開始，堅持指導方針（該方針基于預測期間俄羅斯人口政策概念），到2025年，毛死亡率將下降40%；在此基礎上，我們可推斷，死亡率年均下降率為2%左右。
三、研究結果
預測結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即便采取最積極的人口發展方案，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依然不可避免地減少，如上頁圖6所示。“零變化”方案意味著生育率將停留在2015年（基準年）的水平，同時會面臨最糟糕的局面――到2035年時，農村人口將減少108.29萬，減幅達49%。
如果選擇更為有效的“死亡率下降”方案，西北農村人口也會減少，但減幅比上述情況要小，為44%（合974.6萬人）。由“生育率提高”方案可知，農村人口在2035年時將達到135.59萬，較2015年減少84.82萬，減幅為39%。而如果采用“管理優化”方案，極有可能出現最佳結果，但仍不能解決人口下降問題。由該方案可推知，農村人口在2035年時將達到146.88萬，較基準年減少33%。
預測數據中，農村人口減少主要是指勞動適齡人口減少，如表3所示。因此，即使實施“管理優化”方案，到2015年時，西北聯邦區農村勞動力仍將減少60.2萬（較基準年減少49%）。因此，當局在實施社會、經濟及人口政策時，應著重關注勞動適齡人口。同時，人口政策（尤其是“提高生育率”和“管理優化”方案）將促進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到2035年時，農村勞動力人口所占比例將由原來的17%增至33%，而據“管理優化”方案可知，該比例有望達到35%。
因此，實施上述任一人口發展方案，到2035年，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較2015年仍然會減少。然而，不同的方案所產生的減幅則不同。因此，預測人口數量最低是112.12萬（“零變化”方案），最高數量是146.88萬（“管理優化”方案）。通過對比各種預測方案，我們發現，總體而言，“降低死亡率”方案與“零變化”方案有著類似的發展趨勢，而“生育率提高”方案與“管理優化”方案則有著緊密聯系。
在預測期間，農村人口數量表明，跟“提高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方案相比，“管理優化”方案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這也表明，在籌劃和實施國家人口、經濟、社會政策時，綜合法存在可行性。
如上所述，俄羅斯西北農村地區人口狀況各不相同，故需區別看待預測結果。上述數值也表明，農村地區的人口發展趨勢存在明顯差異。因此，依照農村人口預測的動態類型，西北聯邦區可分為三個模塊，即人口持續增長區、非穩定變化區和人口持續減少區。
如下頁圖7所示，第一個模塊僅包括一個主體，即摩爾曼斯克州。據上述四種方案可知，該州農村人口在未20年將實現逐年遞增。所以，依照預期效果最佳方案（“管理優化”），到2035年，該州農村人口將增加8.38萬，漲幅達48%。
如下頁圖8所示，第二個模塊的農村預測人口主要呈下降趨勢，但至少有一種方案可以斷定，到預測末期時，人口會出現小幅增長。這些地區包括普斯科夫州、列寧格勒州、加里寧格勒州及科米共和國。據“管理優化”方案，這些地區的農村人口數雖處于下行趨勢，但在某個點將出現“逆轉”，表示人口正增長。然而，從多方面看，這些積極變化受結構性因素牽制，持續不了多久。
如下頁圖9所示，第三個模塊由阿爾漢格爾斯克州、沃洛格達州、諾夫哥羅德州及卡累利和國組成。它們的人口發展前景最為黯淡，也就是說，其農村人口數呈逐年遞減趨勢。這些地區的人口預測結果不盡如人意，即便是采用最有利的“管理優化”方案，人口數依然會下降，顯示出人口變化的集體性特征，這也會導致這些地方農村總人口減少。因此，對聯邦當局和地方而言，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應對人口問題。
四、結論
依據俄羅斯國家未來重大計劃和戰略文件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而制定的目標指標，預期是促使俄羅斯可持續發展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但研究結果（尤其是預測結果）卻表明，該目標指標未能使得農村地區人口增長，且有可能導致人口大規模地減少。這說明此前按照生育參數所制定的目標指標亟需調整，盡管有預測認為此指標能打破不利局面，確保農村人口穩定增長。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區，這五省區的伊斯蘭教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75％。五省區中又以新疆為最多，新疆伊斯蘭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52.4％，十個信仰伊斯蘭的民族中七個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數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
二、人口的現狀與變動
1. 人口增長很快且民族間差異大
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由800.6萬增至2031.1萬，增長153.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了115.0％。也就是說伊斯蘭人口要比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高出33.7％。像這樣47年人口就增長1.5倍多，在全國人口史上也是屬高速增長之列。這充分說明我國伊斯蘭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
但分別看這十個少數民族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增長率是有區別的，增長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和柯爾克孜族的增長率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而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則是負增長，這與這兩個民族屬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體部分在國外有關。塔塔爾族在俄羅斯稱為韃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這二個民族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國越境走出。
十個伊斯蘭民族人口增長狀況請見下表：
資料來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從表1中看到，全國伊斯蘭人口在不同階段增長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間，增長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僅增長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間增長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8年增長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長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間增長的高一些，但在這個期間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全國人口增長率降下來的情況下，伊斯蘭人口的增長就顯得突出了，比漢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漢族人口的增長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間伊斯蘭人口增長15.4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11.66％。
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這種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許多地方，伊斯蘭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標都超過了國家的規定，而且超過的幅度大大高于漢族。這與民族的文化構成和生育意愿有關，伊斯蘭民族在生育觀念上除了有養兒防老、解決勞動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還有宗教上擴充人口的意識，如女兒一般不外嫁，與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蘭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須隨伊斯蘭教。
早婚現象是伊斯蘭人口的一個特點，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有關，伊斯蘭教義上將“出幼”(即成年)年齡定為女孩9歲，男孩13歲。“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肅的回族、東鄉族在70年代初還有14、15歲的女孩就結婚的現象，現在女孩17、18歲就結婚仍然很普遍，經濟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現在文化低、就業率低、不上學、不就業，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蘭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絕大多數伊斯蘭家庭起碼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獨生子女很少，如甘肅東鄉族自治縣1991年統計，獨生子女領證率為1％，也就是說僅為個別現象。另據1989年中國18個百萬人口以上少數民族總和生育率統計，哈薩克族為4.74，維吾爾族為4.65，為最高的兩個民族。可見伊斯蘭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而且這種高生育率是與文化狀況密切相關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為伊斯蘭人口中的文化構成普遍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對較高。
與出生率相反，大多數伊斯蘭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較低，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個伊斯蘭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較高，其余都較低(見表2)。
2. 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1)年齡結構輕，但民族間差異大
2000年伊斯蘭十個民族人口的年齡構成仍呈年輕型。0～14歲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國平均水準，65歲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會負擔系數高，少年兒童負擔系數高。
在這10個民族中，以0～14歲年齡構成看最低的柯爾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間相差10個百分點，說明差別是很大的，從中還可以看出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兒比例很大，說明這幾個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齡構成輕的伊斯蘭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這與當地生育政策較寬有關。尤其是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等，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個伊斯蘭人口均屬年輕型人口。
總負擔比(也稱總扶養比)，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比。從表4可以看到，伊斯蘭人口的負擔比均高于全國平均數，柯爾克孜族達到100以上，也就是說每一個勞動力就要負擔一個老人或兒童，可見經濟負擔之大。
少年兒童負擔比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柯爾克孜族和哈薩克族負擔最多，說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負擔低，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人，這項指標有好幾個伊斯蘭民族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些民族老年人口長壽比例較高。
(2)性別比比較正常
伊斯蘭人口的性別比一般偏低，據1990年統計，與全國持平及低于全國水平的有七個民族，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只有三個，這三個民族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和東鄉族。
伊斯蘭民族不重男輕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較正常，不像漢族過去一直有溺女嬰的習俗，人為地使性別比偏高。在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均低于全國平均水準。
3. 人口文化素質狀況
伊斯蘭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農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和個體經商，使其整體文化程度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語言，在現代社會經濟交往中，他們要再學會漢語才便于交流，這樣就面臨雙語教學的任務，加大了民族學生的學習負擔。
從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來看，除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質都較差，從大學生比例上看七個民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文盲率來看也有七個民族高于全國平均比例，這說明大多數伊斯蘭人口的文化素質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以下。
轉貼于 伊斯蘭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對婦女的約束過多，使婦女參與文化教育的機會降低，因此婦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婦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驚人；其中東鄉族婦女的文盲率最高為92.07％。東鄉族的文化程度很差，這個現象由來已久，這與該民族分布有關，東鄉族都集中在東鄉縣的農村，城鎮人口很少，經濟又落后，教育事業發展緩慢，所以文化素質差的現象很突出。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蘭民族文化程度高，這與國家在大學招生和中小學入學優惠等政策有關，人數少優惠政策的效益就明顯。另外在文盲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劇下降，這與統計方法有關。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少數民族只要會一定的本民族語言和文字即算脫盲，而民族文字的識字率表的難易程度相對低于漢族，所以很多稍許能識字的即算脫盲了，也就是說統計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實的情況是文盲比例還比較高。
4. 職業構成
一般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在產業部門應占30％以下，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伊斯蘭民族人口的職業構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烏孜別克和塔塔爾族的指標接近這個水平。
伊斯蘭民族善于經商，因此在職業構成中我們可以看到分民族的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例中，有5個民族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超過了15％，他們是烏孜別克、塔塔爾、回、哈薩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業、職業構成都很差，例如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這與他們分布的地理、自然環境差，大都居住邊遠的農村，經濟收入低文化素質又不高有關。這三個民族從事農牧業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東鄉族竟達96％。
5. 婚姻與家庭
伊斯蘭民族早婚的現象雖然比解放前有所減少，但目前在農村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這次普查中有七個伊斯蘭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現象。
伊斯蘭民族一般都是教內婚姻制，即夫妻雙方都信仰伊斯蘭教，因此其婚姻相對而言比較穩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婦女地位仍較低，致使家庭關系不夠穩定。如這次普查中，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離婚率都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親結婚在伊斯蘭民族中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甘肅保安族聚居的積石山大河家鄉，由于近親婚配率高，使遺傳性疾病增加，僅呆癡人口比例就達2％左右。蘭州市新華巷一個回民聚居區1982年進行的一項近親婚配調查中，發現回族的近親結婚率高出漢族5倍。在新疆哈薩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親結婚率高的現象。
家庭規模較大，也是伊斯蘭民族的一個特征。因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導致家庭規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蘭人口發展的趨勢
1. 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人口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
我國人口急劇增長帶來的壓力，在伊斯蘭民族地區同樣顯得很嚴重。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東鄉族自治縣、保安族自治縣等伊斯蘭地區都出現了人均耕地下降，影響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壓力，使許多民族宗教人士開始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自覺地響應政府的計劃生育號召。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通貴鄉、涇源縣，新疆溫宿縣、霍城縣的維吾爾聚居地、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地方，都有阿訇積極參與宣傳動員實行計劃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還擔任了計劃生育協會的理事。還有的阿訇在伊斯蘭的經典中找出了可以進行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進行宣傳，并帶頭動員自己的親屬做了絕育手術，因此目前在伊斯蘭地區對計劃生育的宣傳是能夠接受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起來。但響應程度不一，這與人口壓力的大小有關，在人口壓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愈顯得迫切。目前來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壓力相對要大一些，而從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薩克族地區人口壓力就相對小一些。由此計劃生育的政策指標也不一樣，在邊遠山區和牧區一對夫婦允許生三個孩子，新疆的一些邊遠山區還允許生四胎。
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計劃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點，一般在齋月不做手術，給婦女做手術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盡量避免進行大月份引產，宣傳工作要動員宗教人士出面一塊搞，這樣計劃生育就會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寧夏涇源縣，從1980年開展計劃生育，到1991年節育率已達到90％，總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長趨于平緩。又如新疆霍城縣，編印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材料，制作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板塊和錄像片，使群眾逐步接受了計劃生育觀念，這個縣的蘭干鄉維吾爾族人口占96％，2000年該鄉的計劃生育率、節育率分別達到91.2％和75.7％，成了全縣的計劃生育先進單位。
事實證明在伊斯蘭地區計劃生育正日益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且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視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將會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漢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另外伊斯蘭人口的自然增長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少，在近些年數百萬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軍中，由非伊斯蘭人口更改為伊斯蘭人口的數量并不多，因為伊斯蘭嚴格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慮到以上因素，預測今后10年我國伊斯蘭人口將再增長20％左右，達到2200萬左右。
2. 人口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將進一步提高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少數民族人口的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必將也會有一個大的飛躍，伊斯蘭人口當然也不會例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鄰獨聯體國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工作中也將得到長足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長，必將為衛生和文化事業提供堅實的基礎。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制造了中國奇跡，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最近30年來，我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6.8%。隨著不斷降低的生育率，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關系已經發生了徹底的逆轉，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我國傳統的經濟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文化習俗等都將伴隨人口結構轉變發生劇烈沖擊，將會面臨巨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我們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面對的人口“負債”，我國必須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變化。
二、人口紅利的內涵
人口紅利的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美國學者大衛·布魯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禮物或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 。
國內學者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的一般特征，即“中間大，兩頭小”，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有利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的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即“人口紅利”或“人口機會窗口”。同時，陳友華等學者指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是交替出現的，“人口紅利”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期 。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機會窗口”，其實質意義落腳于人口的負擔系數，也稱撫養系數、撫養比，即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它表明，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一般研究中，將50%的人口負擔系數作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分界線。 。即人口負擔系數小于或等于50%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期，也可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負擔系數即是社會總撫養比，計算公式如下：
少兒人口指0-1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勞動人口有兩種算法：
一是按我國現在執行的退休制度， 15-59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59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0歲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歲的話，15-64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6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5歲及以上人口。按勞動年齡的兩種算法可以算出兩種撫養比，即社會總撫養比（一）和社會總撫養比（二）。
三、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和人口紅利分析
1.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
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變化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高速增長期，1949～1970年；快速放緩期，1971～1978年；平穩波動期，1979～1990年；穩步放緩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長期。建國初期，在“人多力量大”、“偉大母親”和“多生多光榮”等鼓勵多生多育口號的號召下，我國人口出現高速增長，從1949年的54167萬人增至1970年的82992萬人，年均增加人口數2620萬人，年均增長20.526‰。雖然這個階段死亡率由于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的不斷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帶動了我國人口的高自然增長率。
1.2快速放緩期。70年代初，我國人口專家預測：未來我國人口將暴增，我國將承受巨大的人口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開始提倡“只生一個好”，我國人口出生率開始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個千分點；雖然死亡率這個階段趨于平穩，但隨著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隨之迅速下降，從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個千分點。
1.3平穩波動期。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后，我國更加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趨于穩定，但由于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經進入生育年齡，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平穩波動狀態。
1.4穩步放緩期。從1991年起，我國出生率開始呈穩步下降態勢；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間繼續維持穩定，但從2004年開始隨著我國老年人口比重不斷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長率隨著出生率的穩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穩步下降。
2.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紅利狀況
隨著實行計劃生育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間）逐漸進入勞動年齡，我國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隨著我國計生政策的不斷深化，我國的育齡婦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國的少兒人口數也隨之迅速減少，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隨著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斷提高，老年人口數隨之不斷增加，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穩步提高。在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和少兒人口數迅速減少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的少兒撫養比迅速下降，雖然我國老年撫養比也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穩步提高而不斷提高，但抵不過我國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還是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趨勢。
2.1若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即國際慣用算法，也是我國六普以前的算法）。從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高達68.61%，其中少兒撫養比高達61.17%；到1964年，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提高，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提高，高達79.37%；到1982年，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后少兒撫養比的迅速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回落，為62.60%；之后隨著少兒撫養比的穩步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穩步回落，到1990年已經降為49.83%，剛好低于50%的臨界值；到2010年六普時，我國社會總撫養已降為34.28%，遠遠低于50%的臨界值。以上分析說明：若按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199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期，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勞動年齡按15～59歲來算，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時，我國少兒撫養比為34.36%，老年撫養比為15.70%，社會總撫養比為50.05%，比值剛好等于50%。2010年，我國少兒撫養比為23.70%，比五普時下降10.66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為19.02%，比五普時提高了3.32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比為42.72%，比五普時下降7.33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比為42.72%，比50%的臨界值低7.28個百分點。以上分析說明：若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則2000年我國剛進入人口紅利期，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下降，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四、未來我國人口紅利的預測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讓我國現階段獲得巨大的“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紅利”的對立面是“負債”，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和不斷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國“人口紅利”的耗盡，以下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我國建國后歷年1%人口抽樣數據對我國未來的“人口紅利”進行預測。
1.2011～2035年我國人口狀況的預測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測算。從圖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國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呈有序波動，波動較為平穩，在2000～2010年10年間，我國人口的出生率從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個千分點。根據2000～201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波動情況，我們可以推測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也將延續2000～2010年的波動規律，從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從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情況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降為負數，即我國人口總量開始停止增長（見表1）。
1.2人口總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從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長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時我國人口總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數（見表2）。
2. 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推算
2.1 0～64歲人口死亡率的預測
從表1可以看出：從1978～2005年27年間，我國死亡率波動較為平穩，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動，但從2005年開始呈逐年上升態勢，主要是由于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引起的，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緩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經高達8.92%，按照聯合國的定義， 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所以可以推斷2005～2010年我國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斷提高引起的，而0～64歲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較為穩定，從而可以假設2011～2035年我國0～64歲人口的死亡率將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歲人口數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據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為：
2.2.2第二步根據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數、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來推算2011～2035年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
如2011年推算公式為：
3. 2011～2035年我國人口紅利的推算及預測
根據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總量、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60歲及以上人口數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來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比（一）和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比（二），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我國社會總撫養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將達到50.16%，社會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即將在2017年消失。隨后逐年繼續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比將高達79.01%，其中老年撫養比將高達57.52%，到時我國將肩負著沉重的老年撫養負擔。
若我國把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話，則我國社會總撫養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將達到50.82%，社會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退。隨后每年以2個以上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比也將高達57.24%，老年撫養比將高達38.36%，我國的人口紅利也將很快耗盡。
五、計生政策調整迫在眉捷
30多年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國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嚴峻的人口暴增形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隨著人口紅利的即將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從擁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年輕型人口類型逐漸轉向老齡化結構，再加上現有的計生政策給我國帶來了男女比例失調、貧富差距加大和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諸多社會問題等，我國的計生政策已經到了必須及時調整的時候，必須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1.我國現行的計生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憲法》49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同時《婚姻法》也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生育政策：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況之一者，由夫妻雙方共同申請，經縣級（含縣級市、區，下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審批，可按人口計劃及間隔期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
1.1經市（不含縣級市）以上病殘兒醫學鑒定組織鑒定，獨生子女患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過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的；或再婚前雙方各生育過一個子女，離婚時依法判決或離婚協議確定子女隨前配偶，新組合家庭無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經縣級以上醫療保健機構鑒定患不孕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1.4獨生子與獨生女結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礦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崗位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的；
1.6夫妻雙方均屬農業人口，第一個子女是女孩的。
2.計生政策調整必要性和緊迫性
2.1人口總量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據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測算：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億內，并將在2028年停止增長，隨后將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為1.18，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學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為2.1，意味著下一代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
2.3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3.32%，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2%。隨后將逐年提高，根據推算：到2035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高達32.13%，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將高達24.40%。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2.4人口紅利即將消退。以我國現行的勞動制度，即以15～59歲為勞動年齡來算，我國人口紅利將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齡延至到65歲的話，則我國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失。而我國的大部分行業還是處于勞動密集型，距現代化還有一段很長的路。依靠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據有關數據顯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總撫養比穩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年輕勞動人口比重的不斷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提高，老年撫養比開始不斷攀升，成為日本經濟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現有的計生政策已經漸漸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漸失調：現有的計生政策讓我國傳統的觀念承受巨大考驗，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催生了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讓我國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日漸失調（見表3），將給今后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貧富差距加大：現有的計生政策讓獨生子女擁有較大的財產繼承，而農村的二胎特別是越窮越生的子女長大后面臨與獨生子女較大的經濟差距，產生尖銳的社會矛盾。三是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著一些社會問題：部分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溺愛，以至于長大后對挫折的承受能力較差，又將肩負沉重的養老負擔；隨著新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婚育年齡，男婚女嫁、傳宗接代和姓氏傳承等中國傳統觀念嚴重困惑著獨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失獨家庭在經歷了“老來喪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獨自承擔養老壓力和精神空虛，帶來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有些機構已做了樣本統計：目前中國15歲至30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有1.9億人，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因此每年約產生7.6萬個失獨家庭，按此統計，目前中國的失獨家庭至少已超百萬。
2.6生育需要一個周期。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律，從出生人口變成勞動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紅利已經消退了再來調整計生政策。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個周期，并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并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的。”我國人口生育政策是時候進行必要的調整了，必須及時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六、計生政策調整的幾點建議
1.首先建議馬上放開單獨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買賣商品那么簡單，無法也不能提前設定條件，所以雙獨家庭比重相當低，其實更多的是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雖然我國已經放開了雙獨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絕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現，但我們不能忽視了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們面臨的社會問題也不容小視：獨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養老問題、中國人傳統的姓氏傳承和回誰家過年過節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單獨婚姻家庭。建議馬上放開一方為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盡可能緩解現有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
2.其次建議有條件地放開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開雙方都不是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適當加大生育間隔期，以緩解由此帶來的人口增長。選擇在我國人口紅利開始發生轉折時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又適當地加大生育間隔期，有利于進一步緩解我國即將到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不會帶來人口總量的劇增。因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對人口總量不會太大影響。
3.再次建議全國實行統一的計生政策
對現有的計生政策進行微調，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戶籍在全國實行統一的計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總體素質和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因為從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來，其實真正全面實行嚴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戶籍人口，而我國城市戶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時僅為29.14%，而占總人口比重高達70.86%的大部分人口實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窮越生，最后影響孩子的戶籍上報和教育，很多失學兒童特別是失學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當前我國大部分農村除戶籍以外其他幾乎與城市沒什么區別，實施城鄉無差別的人口計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最后建議嚴格執行和落實婚育政策
相關部門應制定嚴密的措施，確保婚育政策落實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國的人口總量控制在預期范圍內，還能夠彰顯公平。當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層落實不到位，還存在較嚴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據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15-64歲的育齡婦女中：存活子女數達3個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數為3個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數為4個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數達5個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間一年內有生育的育齡婦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齡婦女年齡分，其中15-19歲的育齡婦女占了2.35%。
參考文獻
弱精癥是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男性患上弱精癥，就會為此籠罩上一層陰霾。這些男性不育患者的檢查貌似正常，實際上的運動能力低下，臨床上初步認為，如果一個人的平均運動速度低于25微米/秒—28微米/秒時應視為弱精癥—即活力差，或曰運動能力差甚至基本無活動能力。大約4%至10%的男性朋友會備受其害，甚至無法享受為人父的幸福。
那么，男性患上弱精癥能懷孕嗎？弱精癥的原因比較多，是否造成不孕，要看患病的程度。根據我在1980年代末期動物實驗的結果發現，運動速度的高低有顯著的種屬差異，速度低的生育率也低。比如牛的運動速度可達50微米/秒—70微米/秒，小鼠和大鼠可達45微米/秒—55微米/秒，而大熊貓的運動速度僅為20微米/秒左右。大熊貓的繁殖能力低是保護這一珍稀動物的一大難題。由于目前觀察例數還太少，尚不能肯定大熊貓的生育率低就是因為其運動速度過低。我們知道進入女性生殖道之后要經過漫長的“萬里征程”才能到達輸卵管與卵子會合，首先，進入陰道內，有可能會被陰道內的酸性環境殺死。其次，很大一部分被子宮頸這個“大門”擋了回去，所以，只有一小部分很用力的能以極快速度闖進宮頸口進入宮腔（往往不到總數的1%），贏得先機，得到受精的機會，一路上不知道要淘汰多少柔弱無力游動的。進入宮腔后，還要運行一段比自己的身體長上萬倍的距離，因此，沒有速度是萬萬不能的。后最短不過數分鐘，最長可達1—2小時，即能在輸卵管內發現。宮頸黏液對有選擇作用，只有運動良好形態正常的才有較大可能得以通過。
那么，我們又如何預防和治療弱精癥呢？能否提高男性不育患者的運動速度，解決他們的生育問題呢？很有這種可能。良好的生活習慣對于男性功能的保持或提高很重要。比如控制飲酒量和吸煙數量。酒精能損傷的結構與運動能力，受到損傷的如果受精，還會影響胎兒在子宮內的發育，引起流產，有時還會生出畸形怪胎，或孩子出生后智力差，成為低能兒。酗酒造成胎兒發育差的問題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認為酒的惡果就是“有誤子嗣”。吸煙時間越長，畸形也越多，而且隨著正常數目的不斷減少，活動力也會減弱。據分析，很可能是煙中的毒性物質在體內起作用，使調節生成的基因受到損害，然后使形態與活動能力發生改變。不要總穿緊身牛仔褲，過長時間的桑拿或泡熱水澡，以免因為溫度過高而影響活動能力。平時注意多食用一些富含鋅的食品，如肝、蛋、魚、肉等動物食品，以及花生、核桃等植物性食物。
臨床上我們一是通過中西藥物治療來改善活力，如中醫提倡養精之道，認為“求嗣必先養精，宜節勞，毋耗其心神，以養血補精；宜戒酒，毋以酒為色媒，以免胎元不固；宜清心寡欲，毋以藥而助火，以安神惜精；宜息怒，毋怒傷肝而相火動，以補陰抑火；宜慎味，毋貪肥濃之味，以淡泊之味食療養精。”治療中切忌不分陰虛陽虛，不辨屬寒屬熱，一味追求鞭、腎、鹿茸等大熱大補的壯陽之物。六味地黃湯為古方補腎之主方，四物湯為補血主方，合用則可取得補腎補血之效。五子衍宗丸專治生成障礙，作者根據三方合用特制五子生精丸，在臨床已應用多年，介紹如下（單位為克）：
“計劃生育應該被囊括到關于氣候變化進化緩解與適應的更大策略中，較低的人口增長率將使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更容易達到。”
把計劃生育與全球氣溫聯系起來的，并不止這73名國會議員，包括《塞拉俱樂部》、聯合國人口基金、國家野生動物聯合會等西方媒體和機構也卷入了這一浪潮。
國家野生動物聯合會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快速而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長以及由此導致的資源消耗，就算不是引起環境問題的全部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更為極端的是人口信托組織，該組織在名為《排放源更少，排放量更小，成本就更低》的報告中，提出地球上有一群“過剩”的污染源，而這些污染源正是人類。他們力主對抗全球變暖的最佳方法，是通過避孕與墮胎來減少人口。
只生一個，走向綠色？
要想弄清關于人口與氣候的爭論，那簡直就像喝醉的時候一頭撞進萬花筒里，令人混亂不安。其實，憑直覺可以知道，基本事實是清楚的：每個新出生的人類個體都是一個新的消費者，都擁有自己的碳足跡，而且會留下無窮無盡的后代。
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兩位學者保羅?莫塔夫和邁克爾?施萊科斯曾經嘗試厘清“碳遺產”的概念，他們的研究結果發表在《全球環境變化》雜志上。
總的結果令人震驚。在保持不變的情境下，一個放棄生孩子的美國人可以減排9441噸二氧化碳，幾乎是其畢生排放總額的六倍，相當于坐飛機在紐約和倫敦之間往返2550次。同樣是這個美國人，如果他按照傳統的節能減排做法，比如換一輛更省油的汽車、大量減少開車、安裝節能窗戶、使用節能燈泡、更換冰箱，以及把家里所有的紙張、玻璃和金屬全都回收利用，能減少的排放還不到500噸。
成立于1991年的OPT組織則進行了另一項研究：通過計劃生育實現的碳減排每噸的成本只有7美元，而通過太陽能實現的減排則要51美元。
不同的研究結果似乎都在說明，減少人口能夠減輕地球負擔的說法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事”。
諱莫如深的
1998年，美國作家比爾?麥克基本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題為《或許就一個：關于縮小家庭規模的個人環境性見解》。盡管麥克基本謙虛謹慎又模棱兩可地使用了“或許就一個”的說法，但是他仍被貼上了“道貌岸然”、“假仁假義”、“極端主義者”的標簽。其實，該書一出版，麥克基本就說“或許一個”的話題是“最后一個議論的”，他還真說對了。
1998年書出版的時候，對大多數人來說，為了環境的原因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是一個無稽之談，更不要說為此少生孩子了。此后，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有一點沒有任何變化：在英美的任何主要環境團體，你可以聽到少坐飛機、多做回收，但你絕對聽不到中產階級的西方人為了拯救地球應該少生孩子的說法。家庭規模成了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而且幾乎成為唯一的。
這個議題讓人尷尬之處在于，發達國家要為大部分歷史性氣候變化負責，但卻好像要把責任推卸到人口增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頭上。而對于反對移民的人來說，他們擔心歐洲人口（通常指白人）增長得不夠快，因此指責減小家庭規模不通情理。
也許，最普遍的問題就在于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家庭規模只是個人的私事，根本不在政治法律或者公共運動之內。
不得不提的是，幾乎所有人都對強制計劃生育感到為難：中國政治家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把“獨生子女”政策當作應對氣候變化危機的辦法提出來，但圍繞這個政策產生了一大堆所謂強制節育和墮胎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