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分析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際政治分析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自由主義邏輯與國際民主

    國際政治學發軔于自由主義,但其最興盛的學派是現實主義。盡管越來越受到挑戰,但可以說直到今天,現實主義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學派”的地位。對人性的悲觀、對權力的爭奪、對相對利益的追逐、歷史的循環論判斷是現實主義堅硬的理論內核。分析其理論邏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現實主義否認國際民主的存在。作為“超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中、特別是現實中的主導話語,以至于在英語國家中流行“權力政治乃口語中的國際政治”的說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國際政治、更準確地研究國際民主問題,我們還需要看看硬幣的另一面。

    與現實主義不同,自由主義對國際民主持樂觀的態度,從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別的思想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點。

    和平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國際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說自由主義對國際和平以及對國際體系持續進步性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過,相互依賴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共和自由主義從不同的角度(經濟、制度、政體)進行研究,對于國際和平得出了殊途同歸的結論。實際上,各派別在理論上對國際民主問題也都給出了自己的證明,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及而已。相互依賴理論對權力(非對稱相互依賴產生權力)的重新發現,使人們能夠重新認識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關系,小國(在某種情況下)亦可以形成對大國的權力優勢,大國與小國之間在獲得權力優勢的機會上的相對平等得到了初步證明。全球化時代,“復合相互依賴”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說明了在存在多元行為主體的世界中,經濟等“低級政治”領域的國際互動越來越重要,軍事的作用正在不斷地減弱,各種非主權行為主體(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顯,世界事務中,更加廣泛的參與和協調成為可能。“復合相互依賴”進一步弱化了現實主義權力、等級的話語,彰顯了國際民主中平等、協調、參與的重要意義。[2]制度自由主義發現了無政府體系中的“市場失靈”現象,國家之間無法達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并非由于現實主義所謂的國家對相對收益的計較和對權力的欲望。而國際制度能夠幫助國家解決這種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國之間互動的交易成本降低,讓國際合作成為可能。相互聯結的制度網絡能夠有效地制約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犯規行為”,實際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國家權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義最直接地探討了民主問題,民主和平論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論研究成果。盡管民主和平論著重于討論國內民主體制與國際和平的問題,但其對民主的信仰、對民主價值的闡釋卻同樣適用于國際領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個分析層次:單向國家層次(monadic)、雙向互動層次(dyadic)和國際體系層次(systemic)。單向國家層次主要研究民主政體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質;雙向互動層次主要專注于文化層面的研究,認為民主國家比專制國家更容易滿足現狀;國際體系層次的研究是最新的發展,理論邏輯尚不清晰,但全球層次的民主與體系沖突之間的關系是其研究的基本問題。[3]雖然民主和平論是關于民主政體與國際和平之間關系的還原主義研究,但它認為國家內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則、思考邏輯會不斷地滲透到體系層次中去,并通過國家之間的交往不斷地內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義開始逐步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國際機制之所以改變,不是因為國家所宣稱的客觀利益發生了轉移,或是由于權力分配的更動,亦非政府面臨的制度化條件發生了改變,而是由于人們利益觀念的改變——即由于行為者的學習所造成的。”[4]通過“學習”,國家能夠對協調、合作等國際民主價值形成比較明確的認知,營造更加濃厚的國際民主環境。然而,自由主義所說的“學習”只是溫特所謂的“簡單的因果作用”。要發現國際社會的變化,更全面地看待國際民主的現在與未來,我們還需要建構主義的幫忙。

    二、建構主義邏輯與國際民主

    在建構主義的理論中,“觀念”具有第一性,這樣,“人”的位置就被極大地凸顯了出來。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僅物質層面深深地印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而且整個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義”,這并不是否定物質的客觀實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質世界是一張“黑白素描畫”的話,那么,正是觀念、文化為它涂上了“油彩”。在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理論中,“國家也是人”,諸個人的共有知識或者說文化再造了國家作為“法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因此,國家某種意義上也帶有身份、利益、意圖等人的特征。[5]在建構主義的世界中,人和國家不再是主流理論(理性主義主流理論)所描述的物質的傀儡,而是自己行為的主人;物欲“橫行”的世界是決定論意義的,而觀念的意義是給人們帶來了變革的希望。現實主義看不到變化的可能,它認為“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這樣,現實主義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實的“規律”,而是在推導一套“應然”的結論。溫特在說明“我們今天認為是國際政治‘常識’的內容”時寫道:“某種類型的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行為體,這些行為體是利己的個體,因此國際體系部分地是一個自助體系;但是國家也相互承認主權,所以國家之間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國家有維持現狀的趨向,這使他們約束自己的行為,在受到外來威脅時尋求合作,因此體系部分地也是一個助人體系,這與霍布斯面臨滅頂之災式的自助邏輯有著根本不同。”[6]在建構主義論證中,我們看到了一幅國際民主發展的圖景,各國從相互廝殺的恐懼中認識到了獨立、寬容、合作、互助等國際民主價值的重要性,在不斷的交往實踐中,民主文化規范能夠成為另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隨著交往頻度的提高、時間的持續,國際民主價值的內化程度也會增加,當越過溫特所謂的“傾斜點”時,國際民主文化則會有質的提升,國際民主的價值內涵也會顯得更加豐富、具體。

    三、英國學派邏輯與國際民主

    英國學派是國際政治學理論中最具“多元主義”特質的一個流派,在英國學派的理論中,我們能夠看到多種思想傳統對它的影響。馬丁·懷特總結出了國際理論研究的“3R”傳統(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他認為單靠三種傳統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足以理解國際政治學,只有把這三種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國學派盡力避免在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中間“選邊站隊”,而是辟出了一條“中間路線”。這并不是說英國學派是各流派之間妥協的產物或是一個不同理論的“大拼盤”,英國學派有其獨特的研究視角與領域,它把由國家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個“社會”,我們從其論述中能夠感知英國學派對國際民主價值潛藏的態度。

篇（2）

在人類哲學的發展歷程中，語言作為一種學習工具，也成為了人們樂于研究的對象。在語言和使用過程中，中外哲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每個內容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差異和不同的重點，也有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這些思想為政治研究提出了國際關系的哲學基礎。

中國的古人對語言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討。“名實論”是有關語言、社會后果以及語言行動的話題。先秦時期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不僅僅是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社會的行為存在著很密切的聯系。語言不僅是作為一項交流的工具，而且也具有它自身所不可被替代的社會價值。舉例說明，語言可以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口角產生的根源。所以必須給予語言足夠的重視。“言意論”討論了語言和含義的關系。語言是否得體是中國古代語言準則的重要標準之一，包括內容得體，方式得體，除此之外還涉及到語言的表達和語境的關系問題。在儒家的“言?Z觀”說話的時機和內容，以及交談對象的身分地位都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這就提示我們，說話應該是經過思考的，采用恰當的方式來表達思想。

語言不僅僅是表達思想和行為的工具，而且與個人的道德素質和國家的治國安邦有密切的關系。古代的哲學家對于語言的交流者的社會、品德、身份、語境關系都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為當代的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蒙。

相比來說，西方有關語言的哲學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但是事實上，直到20世紀才真正形成了具有實際意義的語言哲學。哲學家們發現，萬物理論的出現都是源于語言的表達，社會世界甚至人類自身都會受到語言的限制和規定，這樣的論述對后世的國際關系的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此外，哲學觀也關注語言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語言的存在和社會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的表達反映了人們的現實生活。基于語言和現實的社會接觸是非常接近的，所以無論是研究社會的任何方面，反映社會語言與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如果學習一門語言，對于用這種語言研究社會也很有必要，所有語言都是社會、歷史、政治的發展。

二、基于語言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

語言視角提出應該重視語言在國際關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觀點強調應該在分析世界的政治地位的時候，應該重點分析語言的作用以及影響，并且認為語言是構建人和社會行為的重要工具。從本體論的觀點來看，國際關系是以物質的形式存在的，同時由大量的語言信息構成，但是同時又認為世界政治同時也是語言活動的產物。認識論方面，國際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很多人來說，國際關系這種現實主要還是由于語言符號所構建起來的，這種認識也是主要由語言途徑獲得。對于方法論來說，當面對復雜的國際關系，應該依賴語言作為思考的工具，通過對不同的政治文本和話語進行解讀，并且通過文字的形式將自己的研究發現作為研究結果記錄下來。從價值論的觀點來看，所有的語言活動都是社會活動的產物，所以國際關系中那些被構建起來的社會現實也在不斷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更新和重建。

國際關系并不是獨立于人類的實踐活動之外的體系，而是社會發展和國家交流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產物。語言的作用不僅是反映和記錄國家的歷史和社會現實，而且還作為工具對社會和政治進行一定程度的構建。語言本身就是國際關系和歷史現實的組成成分，離開了語言作為研究的基本因素，世界關系也很難著手研究。

國家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對話的關系，相互合作相互溝通，雙向交流的關系，那么國際關系就是為國家提供物質和經濟實力競爭的場所。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國際關系就是依賴于語言社會和文化的構建。盡管國際關系會不時的以不合適的方式體現出來，但是更多時候取決于語言的智慧運用。如果說物質基礎決定著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那么話語權就體現著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所處的政治地位所賦予的價值。

作為基礎系統的語言是國際政治權利的主要形式。語言是存在的基礎，語言符號的運用是通過社會關系的運行來實現的。對于語言符號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國家的行為主題的語言構建、施加語言暴力、對行動和事件的敘述和描述，在國際關系中，所有的活動都屬于政治活動。敘述為人們提供理解和認識的全新視角，并通過語言符號來構建一些情節和動作，由此來引導人們形成對事物的認識。

可以說從哲學角度的語言視角闡明了語言與國際關系之間的密切聯系，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軸心學，國際關系從一開始不能就沒有語言的幫助，語言活動不僅是國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導致話語理解的性質形成和意識的權利。

篇（3）

權力是國際政治領域最為核心的概念之一。在西方三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那里，無一例外。等其他學派也都注意到了權力這一關鍵范疇。國際政治理論各學派看待權力的視角不同，研究權力問題的方法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

新世紀以來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社會相互依賴和影響的程度逐漸加深，但國際政治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行為體仍然是國家，權力因素依然在國際層面扮演著關鍵角色。

一、信息與權力的結合

信息在顯示其稀缺價值時, 就被賦予了權力。這是信息與權力二者的結合點。在信息時代，這種結合被無限放大并加以強化了。不論對于個人、團體，還是對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不外如是。在信息社會，“信息不僅是資源，而且已經成為權力源。”“信息本位正在逐漸替代金錢和其他實物，甚至傳統的權力，而起著絕對重要的支配作用。”信息權力逐漸超越傳統權力，成為比傳統政治權力更有份量和活力的權力。

信息權力是如何產生的？它與傳統的國際政治權力觀有何區分？本文試圖從信息時代的背景下，考察權力的變移，并對信息權力的出現給出解釋，對其內涵做一番分析。首先有必要從學派發展的角度，梳理一下國際政治的主要權力觀，并指出它們與時代特性的相關性。

二、傳統的權力觀與時代特性

1.現實主義的權力觀

現實主義成熟完善于20 世紀20 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也正是現實主義開啟了國際政治作為獨立學科的存在。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奠基人漢斯·摩根索認為，權力限定利益，“利益”是根據權力大小界定的。在他看來，權力是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動的力量，反映的是行使者與被行使者之間的一種心理關系。權力是能夠達到并維持人控制人這一目的的任何手段，它可以是武力，也可以是控制思想的心理聯系。摩根索把國家權力要素歸類為地理、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裝備、人口、國民性、國民士氣、外交的素質和政府的素質等。其中，對國家權力構成最重要的是軍事裝備，它賦予地理、自然資源和工業能力等因素以現實效應性。在傳統的現實主義政治家眼里，軍事實力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一國權力大小首先在于其軍事實力強弱。

1979年《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出版是新現實主義即結構現實主義產生的標志，它的作者華爾茲也不否認權力的重要地位，但認為權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0世紀90年代進攻性現實主義從結構主義分離出來，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這一學派強化了對權力和霸權的追求，可以說是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回歸。

2.建構主義及的權力觀

建構主義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并迅速發展壯大。建構主義強調觀念,認為觀念造就了權力和利益，從而使之在國際政治中發揮作用。“觀念決定權力的意義與內容,決定國家實現利益的戰略,也決定利益本身。”可以說，主流建構主義并不否認權力的地位, 只是強調其內涵需要重新界定。在建構主義學派看來，權力和利益不是物質的，而是由觀念構成的。它的邏輯思路是這樣的:觀念建構利益，利益建構權力。

理論的研究者，不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同樣重視權力問題，但研究的出發點是不同的。國際政治學理論除了眾所周知的戰爭革命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在權力觀上，也認為它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對世界格局具有決定作用。但同時認為道德的力量不可忽視，在國際體系中應該實現權力與道德的并重。

3.硬權力與軟權力觀

現實主義強調物質，建構主義重視觀念。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則認為，物質因素只是國家權力的一個方面。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約瑟夫·奈那里，權力被劃分為硬權力和軟權力。其中硬權力包含國家的軍事能力、自然資源和其他有形物質的力量，軟權力的源泉則包括文化和意識形態、國際機制相關的規則與制度。硬權力是一種“對抗型”的權力，而軟權力是一種“合作型”的權力。與之相對應的是，硬權力可以在一定的政治主體如國家內部得到強化和擴散，而軟權力則更加依賴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認同一定的文化價值觀，支持一定的體制機制規則。

一言以蔽之，軟權力具有開放性和非壟斷性，即軟權力的基本組成要素不能由一定的國家或國際集團所獨有。軟權力的大小與文化和知識的開放性正相關：文化和知識越是被傳播，軟權力越大，越是被壟斷，軟權力越小。只有當一種文化廣泛傳播時，軟權力才會產生強大的力量。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冷戰結束以后，各國紛紛通過提升自己的軟權力資源來塑造國家形象和影響國際形勢。如今，伴隨著以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新科技革命，軟權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現，傳統的地緣政治學已經無法來解釋和評估其日漸凸顯的影響。

4.權力與時代特性

上述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權力觀，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學科發展情況相聯系，無一不具有特定的時代特性。在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時段里，正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后，是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崩潰后最為混亂的世界體系，弱肉強食，各國以實力說話。自由主義盛行的時候，恰恰是美蘇爭霸的時期，世界兩極體系形成了暫時的穩定。系統論、控制論盛行，新技術革命初見端倪，各國自然轉向對非傳統因素的研究。而文化建構主義在冷戰結束的大背景下，世界逐漸走向多極發展，后工業化時代來臨，電子技術發展和信息網絡化一浪高過一浪。

三、信息時代特性、權力變移及信息權力的產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大變革，國際政治的學者也對其進行了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在政治軍事層面，是關于冷戰兩極體系的終結及世界秩序的重建過程；在經濟層面，是關于全球化趨勢和相互依賴的加深。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層面的變革：即信息革命在全球范圍的推進及其在國際政治領域產生的廣泛而重大的影響。伴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國際間的交流交往方式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這一影響和變化，反映在權力領域，便也烙上了時代特性。在權力問題上，信息革命正在改變以地理單元為基礎的有形權力秩序。網絡信息化使得權力的許多方面以信息形式存在，信息本位正在取代有形資源成為衡量權力的基本尺度。國家間的權力對比和權力轉移，所依賴的基礎已經不局限于單純的物質資源、經濟水平和軍事力量，而更多的與信息技術正相關。“與過去那種靠戰爭來仲裁一切的時代不同，今天值得注意的一類力量，并不來自于槍桿子。”來自于哪里呢？毫無疑問，是信息。

信息時代使那些無形的權力要素更加凸顯，權力本身正在發生變移。首先是文化知識。蘇珊·斯特蘭奇認為，知識是一種結構性權力，知識的獲得和掌握者可以控制知識的傳播渠道，讓那些他們所不希望其得到這種知識的人仰望，不讓他們接觸，從而掌握權力。斯特蘭奇進一步強調了知識權力對財富分配的影響。她的重大貢獻在于將考察權力基礎的要素從物質引向了知識層面。彼得·德雷克也贊同這一觀點。“事實上，知識是當今唯一有意義的資源。傳統的生產要素——土地等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它們并沒有消失，它們只是變得次要。”阿爾文·托夫勒也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國家權力的衡量方法從武力轉向財富，又從財富轉向知識。在《權力轉移》一書中，他把權力的基礎分為三個主要支柱：暴力、財富和知識。他論述說權力的本質在當今世界已經發生變化，暴力、財富等較低級的權力，是軍事霸權主義時期和經濟爭霸時期世界政治的權力基礎。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知識這個高級權力的地位將發生扭轉，將成為決定未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主要因素。他因此斷定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是知識越來越成為權力的主要支柱。

其次是信息技術本身。信息技術可以直接轉化為綜合國力的構成要素，包括經濟實力要素和軍事實力要素。在經濟層面，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計算機、多媒體通信、軟件等電子信息產業迅速崛起，成為帶動國民經濟全方位發展的主導產業，并帶來了新的生產經營方式和理念。在政治軍事領域，武器裝備和作戰性能越來越依賴和取決于于電子信息技術的轉化和應用程度“, 電子信息技術已取代導彈核技術成為當代國防科學技術的核心和衡量國防現代化的主要標志”。信息技術進步正在改變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深刻的變革正在從軍事理論到作戰樣式，蔓延到武器裝備和編制體制。在信息時代，軍事領域的各種信息攻防手段增多，黑客與反黑客、信息系統與網絡成為新的作戰要素，網絡安全正在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方面。

總之，在信息時代，信息太重要了，信息與權力的結合在多個層面展開，促使傳統的權力要素向信息方向變移演進。信息權力這時便應運而生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權力已經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作為代表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新的象征，信息權力正在日益影響甚至主導國際事務。

四、信息權力內涵分析

信息權力的概念，首次由由約瑟夫·奈和威廉·奧多斯在1996 年明確提出。信息權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是一個國家信息化程度的總的體現。簡言之，信息權力，是一個國家信息資源、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和信息經濟等方面實力的總和。奈在1998年與基歐漢合著的另一本書《信息時代的權力和相互依賴》一文中繼續指出，下個世紀信息技術有可能成為權力最重要的來源，并預言,如果一個國家控制了信息權,那么這個國家最終能夠主導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證明了這些學者的論斷。二戰以來，美國的國家權力除了表現為其強大的武裝部隊，還體現在其官方傳媒“美國之音”上，體現在互聯網上大量的來自美國的信息資源和技術參數，以及由其所營造的文化氛圍。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加速發展，而信息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產業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及觀念的調整、國防工業裝備的不斷升級等等，都反映了信息權力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央。2013年被美國中情局雇員斯諾登曝光的“棱鏡門”事件令世界震驚，也佐證了美國迄今為止所保持的對于其他所有國家的領先地位，原來也是基于其信息優勢地位。一句話，美國掌握了優于其他國家的信息權力。

信息權力是信息時代一種新的權力形式，是國際政治進程中傳統權力觀的變移方向和歸宿。那么信息權力與傳統權力的區分在哪，內涵有何不同呢？

一方面，信息權力也是權力，它具有傳統權力觀的共性特征，即物質性特征。這一點從前文中關于信息時代的權力變移和信息權力的產生過程不難了解。基于信息技術，國家不斷將其轉化為軍事國防技術的成果，使得信息“硬化”和“物質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術本身是知識的載體，是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傳播的依托，使得權力由物質向非物質化的演變的趨勢也加劇。因此信息權力也是具有非物質性的。

信息權力同時具有物質屬性和非物質屬性，這很好的詮釋和融合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軟硬權力觀。軟權力和硬權力都很重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軟權力的作用比以往更加凸顯了。信息權力的出現，一方面鞏固了硬權力在展示國家“肌肉”方面的能力，同時也讓軟權力的發揮更加游刃有余，可謂“外剛內秀”。可以說，信息權力是權力軟硬兩個方面的倍增器，它在增加國家物質力量有效性的同時，還能夠增強一國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吸引力。奈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在信息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已經普遍增強了全球其他國家民眾對美國思想的認識和美國價值觀的認同。因此，我們聰明地運用權力的方式應該是軟硬權力并重。

綜上所述，信息權力兼有硬權力的物質性和軟權力的非物質性，信息權力是硬權力和軟權力的綜合體。信息權力的物質化和非物質化同時演進對國際關系中的權力因素帶來極其重要的影響，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信息權力成為國家綜合力量對比的集中體現，各國必將圍繞信息權力展開新的競爭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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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約瑟夫·奈. 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阿爾文·托夫勒.力量轉移[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

篇（4）

摘 要：“高等教育國際化”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新的研究視野。在梳理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現狀，并歸納了高等教育國際化視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點。

關鍵詞 ：高等教育國際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現狀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隨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樣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世界呈現出全方位的密切溝通和相互影響，高等教育國際化成為這種溝通和影響下的必然產物，高校肩負起文化傳承創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課題。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現狀

1.1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并沒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國際跨文化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簡稱IAIE）在英國倫敦成立，其后協會著手創辦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雜志，專門探討“跨文化教育”的問題。國外學者們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1）對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論證。德國的克里斯托弗·烏爾夫（2010）教授曾指出：“對未來的人類而言，有必要在教育體系中引入以和平與社會公正為導向、旨在可持續性的跨文化教育視角”。

（2）對指導跨文化教育實踐理論流派的研究。影響較大的理論流派有：①“文化變遷論”，指出“文化接觸的作用和影響具有雙向性”；②“文化同化論”，以1964年高頓的“ 同化七階段說”、7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階段說”最為著名；③“文化融合論”（20世紀初），主張“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優秀文化的同時，部分地放棄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將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來，從而共同創造一種綜合的、新的第三種文化”；④“跨文化適應論”，即從個體的角度研究在對異文化適應中的心理反應和變化過程；⑤“跨文化交流論”，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種不同類型： 第一種是不發達民族向發達民族學習，第二種是將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種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異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論”（1915），主張尊重各階層、各民族的文化，實現社會的多樣一體。

（3）對跨文化教育在各國的實踐現狀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別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國、荷蘭、希臘、奧地利、西班牙等國的現狀，提出了加強跨文化教育的建議。

1.2 國內研究現狀

田雨、張榮華在論文中明確出現了“大學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國內對“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討大部分都融入在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中，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跨文化境遇”研究。這部分研究著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將視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給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狀態帶來的巨大影響。較具代表性的有：方國才；馬進甫；許國彬等；馬艷妮；李遼寧；鄒磊磊等。第二類是對跨文化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聯研究。如：付用蘭；林青；張榮華等。第三類是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實踐的對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過跨文化選擇、協調、化解沖突和融合，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第四類是對國外跨文化教育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與借鑒研究。如：黃志成；陳正、錢春春；趙萱；彭靜敏；徐斌艷等。

總的來說，“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對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統性不強。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義、目標、原則的論文較多，而系統地從實踐角度進行的研究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夠。研究多停留在經驗層面，尤其針對大學生這一特殊群體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層面，對于如何解決好大學生在文化碰撞、選擇、融合中的思想深層問題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時代性不突出。從高等教育國際化視角去研究大學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問題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國際化視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點

2.1 主動性與互動性統一

與“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經常相提并論的一個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隨著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漸認識到兩者的本質區別。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張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動接納，而高等教育國際化視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動關注多種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是促進各種文化在社會中平等交融的一種動態過程，即在教育中主動關注不同文化的差異，研究不同文化對學生的影響，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能夠相互理解、共同學習；是通過教育活動在不同文化團體之間發展一種能夠平等共處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與融合性并存

大學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價值是引導大學生主動接受并理解文化差異，這要求教育過程既要強調民族性，又要兼顧融合性，也就是說我國的大學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華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礎上，構建新的教育環境，發展新的教育途徑來培養大學生的個性和品質。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帶來的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的日益頻繁，人才流動性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強，我國很多優秀學生留學海外，給他國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鮮元素，同時，國外優秀人才也不斷涌入中國，給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導性與自構性結合

一方面，大學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實施者應是學校。學校教育對推動社會先進文化發展貢獻巨大，學校通過教學與實踐，不僅教會學生了解自身文化，還教會他們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與歷史，增強對社會的包容力。以為指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依然應該成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靈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對自己的文化都有一個重新發現和理解的過程，每一代人不僅學習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構自己的文化”。開展大學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腳點正是大學生自我價值的構建，其核心是發揮學生對自身文化系統的調適功能，建立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認同感、自信心和自覺性。

綜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現狀，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視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點，才能更好地應對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價值觀的碰撞與交融，進一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國際化人才培養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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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奈特．劉東風，陳巧云譯．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變革與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篇（5）

一、問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以1978年黨的為起點，我國體制改革已走過29個年頭。29年的改革實踐表明，我國體制轉型的基本模式確立了政府在體制轉型和社會經濟發展中始終發揮主導作用的地位。而政府的主導地位又是通過相關財政金融政策經其執行機制體現出來的，其中財政政策的作用更為突出。在連續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我國已經出現社會財富分布懸殊的情況，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福利保障發展緩慢，術后顯失公正，經濟運行出效果不夠顯著上。不同財政支出規模下的政府在實現經濟項目和社會項目績效方面表現出差異。政府干預本身也可能失效。許多人都意識到一味要求增加財政支出并不一定是醫治社會問題的良方，也不一定必然會增加社會福利。因此關鍵是怎樣才能在一定的財政支出規模下進行合理的支出制度安排，運用財政支出工具提高政府支出的績效，使經濟更有效率，更好地滿足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的公共財政框架逐步建立，“績效”思想才逐漸被財政界重視，但對支出績效的界定一直不清晰，缺乏全面的支出分析，理論基礎與定量研究不充足。這一系列問題成為制約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建立，實行財政支出改革的阻礙因素。因此理清財政支出績效的基本理論，對影響支出績效的原因進行理論梳理，提出大體的優化思路和初步的政策建議，為我國政府由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過程中治理成本控制提供基礎的支持和建議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方面的實證分析

雖然有關財政支出績效方面的研究很多，且相關因素也很多，但因水平以及取其重要性，我僅從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利用統計學以及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分析。下面我將依據我國實際數據開展實證分析，探討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穩定性影響的重要性。

1　數據和變量定義

文中分析所擬采用的樣本取自我國1978-2006年29個年度的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整理而得，樣本數據略。選擇的變量為財政支出(x)、國內生產總值(y)、人均資本存量(k)。

2　實證分析

(1)ADF平穩性檢驗。由于直接對數據進行回歸的話，很可能造成虛假回歸的問題，從而影響我們分析的準確性，所以，在檢驗各變量的協整關系之前，先檢驗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取ADF單位根檢驗對GDP與財政支出進行單位根檢驗。EViews給出的時間序列y,x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他們滿足構造協整方程組的必要條件。

由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由于1.384645大于5％，10％的數值，所以y變量不平穩，同理變量x一樣不平穩。經過一階差分可以發現y、x序列經一階差分之后變成平穩序列，所以這兩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協整檢驗及因果檢驗

①協整檢驗：雖然有些時間序列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性組合卻平穩，這個線性組合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稱為協整關系。

②格蘭杰因果檢驗：經濟時間序列經常出現偽相關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可能出現較大的相關性，如計算全體高等院校年招收本科生人數與某市家庭計算機擁有量序列得到較大的正相關系數，實際卻毫無意義。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就是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是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美國加洲大學著名計量經濟學家Granger于1969所定義的因果關系及其檢驗。Granger檢驗確定的是一個變量能否有助于預測另一個變量。例如對于兩個變量x、Y，如果x有助于預測變量Y，即根據Y的過去值對Y進行自回歸時，如果再加上x的過去值。能顯著地增強回歸的解釋能力，則稱x是Y的Granger成因：否則稱為非Granger成因。

③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非平穩序列的線性組合必須具備協整性，因此要對GDP和財政支出之間進行協整檢驗，看彼此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y、x的殘差項進行回歸分析并對其殘差序列的單位根進行檢驗結果為表2。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由于-2.086552小于5％，10％的數值，所以殘差e變量平穩，即序列y、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以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GDP與財政支出之間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理，運用E―Views軟件對1978-2006年的GDP和財政支出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為財政支出是GDP的格蘭杰成因。即財政支出是經濟增長穩定的一個原因。

(3)模型估計與檢驗

我們可以用模型y=Akαxβ，考察財政支出總量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對該模型取自然對數后線性化得到：lny=lnA+alnk+Blnx，其中y為GDP，k為人均資本存量，x為財政支出。繼續用Eviews軟件估計各個參數得到如下結果：

lny=5.790633+0.451672×lnk+0.572282×1nx (1)

(7.68)　 (7.09)　(6.99)R2=0.988145

方程的估計結果顯示，在1978-2006年這一經濟時期。財政支出總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和效果還是具有顯著的正向拉動效應的。結果顯示了彈性變化，財政支出每增長1％，使GDP增長0.57％。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經濟總量和財政支出政策的宏觀把握上，必須保持財政支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適應性增長態勢，以使國家財政保持必要的宏觀經濟調控彈性和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立足于我國處于體制轉型的攻堅階段這個事實。在有限的財政資金下，政府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因此需確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財政支出結構的分析框架。

1　優化財政支出績效的整體思路

(1)轉變政府職能，順利實現政府轉型。財政收入是政府職能的物質基礎，財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職能的現實手段，政府職能的轉變必然影響財政支出的規模、結構與效率、效果。政府在改革中長期發揮著促進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傳統的弊端也日益顯露。

(2)配套推進財政轉型，實行公共財政。

篇（6）

一、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國際收支現狀分析

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收支為順差,順差額達到了52827萬美元,較2008年國際收支順差62801萬美元減少了9974萬美元,較2007年國際收支順差83844萬美元減少了31017萬美元,三年來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收支順差規模呈現減少趨勢,每年以20%的速度在下降,引起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國際收支順差減少的原因在于:經常項目的順差減少,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逆差(特別是金融項目的逆差)大幅度增加所造成的。

2009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經常項目順差為57807萬美元,較2008年經常項目順差63761萬美元減少了5954萬美元,較2007年經常項目順差76682萬美元減少了18875萬美元,三年來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經常項目順差規模每年以14%的速度在減少。

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4980萬美元,較2008年資本與金融項目960萬美元的逆差增加了4020萬美元,由2007年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7162萬美元發展為2009年4980萬美元的逆差,三年來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規模呈現大幅度增加趨勢,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每年以400%的速度在增長(詳情見表1)。

二、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國際收支特征分析

2009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收支呈現出: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國際收支順差規模減少、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經常項目順差規模小幅下降、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金融項目逆差大幅增加的特征。

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收支順差額達到了52827萬美元,較2008年國際收支順差62801萬美元減少了9974萬美元,較2007年國際收支順差83844萬美元減少了31017萬美元。

2009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經常項目順差為57807萬美元,較2008年經常項目順差63761萬美元減少了5954萬美元,較2007年經常項目順差76682萬美元減少了18875萬美元,三年來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經常項目順差規模每年以14%的速度在下降,引起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經常項目順差減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貿易順差大幅度的減少。

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經常項目支出占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91.04%,增加到2008年的95.46%和2009年的94.58%,吉爾吉斯斯坦從中國的進口占其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83.53%,增加到2008年的86.12%和2009年的88.21%。總體來說,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經常項目和貿易占其國際支出的比重基本保持平穩發展。

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經常項目支出占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82.48%,減少到2008年的51.8%、2009年的27.29%,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經常項目支出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從吉爾吉斯斯坦的進口大幅度的減少,進口占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52.16%,減少到2008年的18.7%和2009年的4.91%。

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出口56877萬美元,進口額572萬美元,貿易順差為56307萬美元,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出口較2008年減少了4734萬美元,較2007年減少了16568萬美元。2009年中國從吉爾吉斯斯坦的進口較2008年減少了1062萬美元,較2007年減少了1617萬美元。2009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貿易順差為56307美元,較2008年的59977萬美元減少了3670萬美元,較2007年的71316萬美元減少了15009萬美元,三年來,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貿易順差以年均10%的速度在減少。

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4980萬美元,較2008年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960萬美元增加了4020萬美元,由2007年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7162萬美元發展為2009年的逆差,三年來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規模呈現大幅度增加趨勢,每年以400%的速度在增加。引起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項目(特別是直接投資)逆差增長所致。

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金融項目支出占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8.96%,減少到2008年的4.54%、增加到2009年的5.42%,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占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3%,減少到2008年的0.97%、2009年的0.5%。

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金融項目支出占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17.52%,增加到2008年的48.15%、2009年的72.71%,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金融項目大幅度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直接投資大幅度的增加,直接投資占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際支出的比重由2007年的2.60%,增加到2008年的30.3%、2009年的31.66%。

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直接投資3689萬美元,較2008年增加了1033萬美元,較2007年增加了3583萬美元。2009年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直接投資325萬美元,較2008年減少了369萬美元,較2007年減少了3231萬美元。2009年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差額為-3364美元,較2008年的-1962萬美元增加了1402萬美元,2008年和2009年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大于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同2007年的情況截然不同(2007年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大于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差額為+2540萬美元),三年來,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規模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勢,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呈現大幅度減少的趨勢。

三、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國際經濟活動中面臨的問題

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國際經濟活動中存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華商的生命及財產沒有安全保障,私有化過程緩慢,機會成本高昂。

1.吉爾吉斯斯坦政局持續不穩、社會動蕩迭起

2005年吉國的“郁金香革命”,了阿卡耶夫政權,巴基耶夫上臺后,反對派不斷向巴基耶夫政府發難,總理內閣不斷更迭。2007年,吉國反對派聚集上萬人在總統府前安營扎寨示威,要求巴基耶夫下臺。2010年4月7日比什凱克發生大規模,奧通巴耶娃取代巴基耶夫任臨時政府總統。5月13日,反對臨時政府的群眾武力占領了南部三個州政府大樓。5月14日,臨時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賈拉拉巴德市發生交火。5月19日,數百名吉爾吉斯族示威者對前總統巴基耶夫的祖宅焚毀事件表示不滿并發生沖突。6月10日晚,在奧什發生了吉爾吉斯族人針對烏茲別克族人的種族暴力沖突,吉國的武裝團伙燒殺搶掠,死亡人數近2000人,近40萬烏茲別克族人流離失所。

在吉爾吉斯斯坦經商、投資的中國人大約有3.5萬人,此次暴亂雖然沒有造成中國人的傷亡,但財產損失巨大,由于生命及財產安全缺乏保障,迫使大量華商回國,嚴重影響了華商在吉爾吉斯斯坦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了一定規模的經濟損失。

2.吉爾吉斯斯坦私有化緩慢、恢復國有化呼聲高漲

吉國在私有化過程中,財產利益分配不公,國有資源在私有化以后,收費大大提高,資本家只顧賺錢,大大加重了普通民眾的承受能力。巴基耶夫反對派要求將能源、通信、網絡企業重新收歸國有的呼聲很高,在吉國投資的華商將面臨吉國國有化所帶來的政策風險。

3.機會成本高昂

吉爾吉斯斯坦經濟發展緩慢,2009年的外債為24.28億美元,占吉國GDP的50%以上,物價持續高漲,去冬今春以來,吉國民用水電、供熱費上漲1.5至4倍以上,天然氣和食品等生活用品也大幅調價,生產生活成本高昂。

注釋:

篇（7）

一、我國國際收支的發展現狀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13年3月末中國的國際收支為順差，其順差額度達到了1570億美元，比2012年全年的國際收支順差額減少211億美元，由于2013年的國際收支順差額僅為第一度的數據，因此目前還很難得出2013年全年國際收支的規模究竟如何，但就2013年第一季度的數據來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規模有了增加的跡象，2005年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額出現了逐年增長的趨勢，由2005年的2274億美元迅速增加到了2010年的5250億美元，從2011年起，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有所減少，但是其規模依然保持在4000億美元，從2012年開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出現了急劇減少的情況，由2011年的4015億美元，急劇減少到了1781億美元，2012年比2011年減少了2234億美元（詳情見表1），那么，我國國際收支順差規模的這種巨大變化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國際收支中的哪一個項目的巨大變化引起了其巨大的變化呢？通過我國的國際收支結構變化加以詮釋。

二、我國國際收支結構分析

2013年第一季度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達到了1570億美元，其中有35.16%是依靠經常項目的順差來實現的（2013年第一季度我國的經常項目順差為552億美元），64.84%是依靠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來實現的（2013年第一季度我國的資本與金額項目順差為1018億美元），縱觀我國歷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實現的途徑，我們發現2006年至2008年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主要依靠的是經常項目的順差來實現的，這三年中，經常項目對國際收支的貢獻都在80%以上，2005年、2009年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旗鼓相當，經常項目占比多于資本與金融項目10個百分點左右，2010年、2011年和2013年資本與金融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遠高于經常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資本與金融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率較經常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高出30個百分點，但是2012年卻發生了自2005年以來的首次逆轉，2012年全年的國際收支順差均由經常項目實現，經常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高達109.43%，資本與金融項目卻呈現為逆差168億美元，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為負的9.43%（詳情見表2），這樣的國際收支結構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又一次的被改變，繼續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的局面，而且是經常項目順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小于資本與金融項目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這樣的國際收支順差的結構令人擔憂。

從理論上來說，一國的國際收支應該表現為均衡，但是在現實中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國際收支總是以失衡而告終，但是各個國家都追求均衡的國際收支，為此，采取結構失衡但是總量均衡的措施，實現的途徑大體有兩種最優的選擇，一種是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的搭配，一種是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搭配，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希望通過出口創匯，因此較多選擇第一種即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的搭配，而發達國家出于充分占有有限資源的考慮往往選擇第二種搭配即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搭配，從以上分析我們發現，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規模雖然有所減少，但是其結構依然不是最優的搭配，呈現出其自身的特點。

三、我國國際收支特征分析

我國國際收支最明顯的特征是國際收支中的兩大項目――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共同實現雙順差，這樣的局面僅在2012年有所改變，但是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又重新回到了長期以來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最為關鍵的是，2013年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552億美元（貨物貿易順差659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273億美元，收益順差185億美元，經常轉移逆差20億美元）、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高達1018億美元（含錯誤與遺漏），然而直接投資的規模僅為294億美元，由此推算，在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1018億美元中絕大部分的資本流入是依靠非直接投資引起的，要么是證券投資，要么是其他投資，要么是錯誤與遺漏，這三部分的規模就達到了724億美元（由于國家外匯管理局沒有公布更加詳細的子項目數據，因此無法準確羅列具體子項目的數據），無論如何，國外資本以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和錯誤與遺漏的方式流入我國的這724億美元的資本相對直接投資都具有極不穩定的特點，其中證券投資和錯誤與遺漏中的國際游資隨時等候市場動蕩以獲取高額利潤，這部分資本是具有很大風險的，因此，2013年第一季度的國際收支結構不是非常健康的，應當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以免出現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金融風險的發生。

縱觀歷次全球或區域性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都首先起因于國際游資的炒作與襲擊，被襲擊國家的國際收支結構往往是經常項目順差減少甚至出現逆差，而資本與金融項目呈現大量順差，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入的規模很大，這些資本往往聚集在被襲擊國家的股票市場或房地產市場，國際游資的大量聚集推高了被襲擊國家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形成巨大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巨大的泡沫形成后，國際投機家伺機襲擊，大量賣出被襲擊國家的股票和房地產，短期內形成了巨大資本迅速撤離被襲擊國家的局面，帶來的是被襲擊國家的股市大跌、房價大跌，經濟衰退、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等一些列經濟、金融危機。

四、完善我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對策建議

作為發展中國家理想的選擇當然是經常項目保持順差以獲取有限的外匯資源，那么，經常項目的順差只有依靠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逆差加以彌補和平衡，因此，我國應該繼續保持2013年第一季度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結構即堅持出口大于進口，或者在增加出口的同時，加大進口能源、貴金屬及資源性產品，化解貿易貨物過度順差所造成的貿易摩擦，充分利用外匯資源，減少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資本與金融項目中應該加大中國對外投資的力度，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鼓勵居民個人海外投資，讓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規模減少，特別是要減少海外投資者在中國的證券投資、房地產投資的規模，以防范國際金融風險的爆發。

與此同時，我國應當特別重視對外投資的發展與管理，主動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加快集團化、國際化的進程，增強我國企業跨國投資和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競爭力。我國一些條件成熟的金融機構也應當在符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順應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和證券市場國際化趨勢，逐步發展海外金融機構，開拓海外金融證券業務，積極嘗試與國際著名金融投資機構合資共同發展海外金融證券業務，為我國的企業和個人到海外投資提供優質的服務，讓我們的投資者投資有收益而不是承擔巨大的投資風險，金融機構加大海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幫助我國的企業和個人合理的規避金融投資、企業投資的國際金融風險，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有更多的企業、個人愿意加大對海外投資的規模，真真實現我們的資本“走出去”有收益、無風險的最佳投資選擇，只有這樣才能鼓勵資本流出，使我國經濟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保持均衡發展，實現國際收支結構的優化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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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F5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3-0027-03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伴隨著快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濟發展過快而引發的環境污染、能源危機、交通安全等問題日益顯現。而鐵路產業的優勢由此凸顯，各國政府加大了對鐵路產業的財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國內和國際鐵路市場都出現了大力發展的態勢。

關于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國內外學者都做了相關的研究。國外的研究主要側重定性研究。比如，Lalive和Schumtzler（2008）認為，在具有完全競爭的競標模式下的市場采購帶來的效率將高于傳統的模式，從而有利于提高鐵路運輸設備的競爭能力； Fumitoshi Mizutani和Hideo Kozumi（2009）通過對日本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日本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發展與日本所指定的標準化制造高度相關。國內學者對于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研究較少。鄭昌泓（2007）實證研究了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且對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業的戰略體系進行了闡述；楊亞琴和李紅昌（2010）采用SWOT方法對我國高鐵內外環境分析，并得出結論：研發投入對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的競爭力影響最大。

二、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貿易新特點

（一）鐵路運輸設備進出口總規模持續擴大

根據UNcomtrade數據，1995―2014的20年間中國鐵路運輸設備進出口總額從2.55億美元升至54.5億美元。其中進口總額從1.91億美元上升至16.6億美元，年均增幅11.4%；出口總額從0.64億美元攀升至37.9億美元，年均上漲22.6%。 2010年以后，受金融危機后國際市場需求回暖的帶動，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全面上揚，2012年創下新高，出口總額達到44.94億美元，同比增長51%。

（二）新興經濟體逐漸成為我國鐵路運輸設備的主要貿易伙伴

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包括東盟、阿根廷等國家，對這些國家和地區出口合計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1.6%。2014年，我國對東盟出口鐵路設備38.4億元，同比增長1.2倍；對阿根廷出口34.5億元，同比增長45.9%。此外，我國對巴西、南非和埃塞俄比亞的鐵路運輸設備出口出現倍增。

（三）鐵路運輸設備產品出口結構更加優化

隨著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業進出口規模的擴大，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技術日益成熟，出口產品的結構也在不斷優化。根據海關編碼（HS REV.2002）和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 REV.3），從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品類來看，鐵道及電車道機車、車輛為主要出口品種。

三、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中國、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都擁有國際知名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且上述八國也是鐵路運輸設備貿易大國，故由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特性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就1995―2014年中國與世界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大國的相關數據采用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IMS）、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和貿易相似性指標測算，將20年來中國與世界鐵路運輸設備制造大國進行指標對比分析，觀察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競爭力變化情況。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IMS）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國某一產品的出口額占世界該類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它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指數，但通常可以更直觀地反映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及競爭地位變化情況，也是在國際上對產品進行競爭力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其計算公式為：

IMSm=Xm/Wm

式中，IMSm――某國m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

Xm―某國m產品的出口額；

Wm―世界貿易中，m產品的出口總額。

該指標是一個份額比例，它指的是某國某產品的出口額與世界市場上該產品出口總額之比。

圖1 中、法、德、日、西、意、加、美鐵路運輸設備IMS指標（1995―2014）

數據來源：根據COMTRADE數據計算

由圖1可以看出，20年來中國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國際市場占有率呈顯著的上升趨勢，由最開始的0.9%上升至2012年峰值13.3%。而法國、加拿大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西班牙國際市場占有率并不高，近年來呈現出上升的趨勢。日本的國際占有率一直平穩落在2%―5%區間。德國市場占有率一直是最高的，其國際市場占有率呈現先增后降的趨勢，其市場占有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崛起。

（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1965年，經濟學家巴拉薩（美國）提出了一種對國際貿易比較優勢進行量化的方法，即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法。該指數是指一國某商品出口額占其國內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在世界貿易中該類商品出口額占世界商品出口總額比重的比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RCAm=（xm/x）/（Xm/X）

式中，RCAm―某國出口產品m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Xm―該國m產品的出口額；

x―該國出口商品總額；

Xm―世界貿易中m產品的出口額；

X―世界貿易中，出口商品總額。

通常來說，若RCAm>2.5，則說明該國的m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若1.25

初時，中國的RCA指標僅為0.3；近年來，中國的鐵路運輸設備RCA指數已經接近1，在2012年RCA指數達到了1.18，表明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在出口時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未來可以預見RCA值將進一步增加，顯示我國在鐵路運輸設備貿易上將更具競爭優勢。

德國、意大利的RCA指標大于1.25，說明德國和意大利在鐵路運輸設備貿易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西班牙近20年鐵路運輸設備制造RCA指標皆大于1.25，說明其鐵路運輸設備貿易有極強的比較優勢。此外，日本和法國的鐵路運輸設備RCA指標都近乎小于1，說明日本和法國在鐵路運輸設備貿易僅有弱的比較優勢。加拿大的鐵路運輸設備RCA指標則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顯示其競爭力正不斷減弱。

（三）貿易相似性測算（Trade similarity）

通過借用Bray――Curtis （BC） 指數，并基于“距離”來度量相似性（S）：

其中X 代表出口份額，j 代表部門，t 代表基年（ = 1995） ，k =0，1，2，…，19。

BC 是一個有界度量指標（0 ≤BC ≤1） ，適用于非對稱分布，對子部門分類的敏感程度也較低（Tajoli and De Benedictis，2006）。

圖2給出了由相似性指標S反映的中、法、德、日、西、意、加、美等國鐵路運輸設備貿易結構相對于基期的變化情況。第一，中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四國的S值明顯下降，表示此四國近年的出口結構不同于1995年，即出口結構在過去20年中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第二，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四國的S值在近20年間下降幅度并不大，未超過0.5，說明其在近20年間鐵路運輸設備出口結構未發生明顯變化。第三，有關中國的S曲線在2003年后變得比以前陡峭得多，下降幅度也變得很大，說明中國在經歷了鐵道部門改制加入WTO后，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貿易結構的變化速度和專業化分工程度大大提高了。

四、結論

（一）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發展迅速

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出口近年來發展迅速，出口額快速增加，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逐漸擴大；同時，鐵路運輸設備出口以加工貿易為主。在與其他幾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大國的競爭力指標比較中，我國鐵路運輸設備國際競爭力呈現出不斷增強的趨勢。

（二）合并后的中國中車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

中國南車、中國北車合并后的中國中車，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兩家公司通過合并后研發、市場等資源的共享，重復投資將得到避免，從而有利于成本的控制和利潤的改善，也將有效地避免兩家公司相互壓價競爭對利潤率的影響。中國中車將加大海外市場開拓，有利于做大中國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總量，帶動包括零部件行業在內的整個行業的發展。

（三）應重點發展和支持高鐵產業

目前，我國重點發展和支持高鐵產業。以中國中車為代表的鐵路運輸設備制造企業營業收入絕大部分來自于高鐵及其零部件的銷售。因為歐洲企業的建造成本遠遠高于中國和日本，能夠進行高鐵份額大戰的就只有中國和日本。近兩年來，國際上的高鐵訂單也正是主要由中日在進行競爭。然而政治風險、標準壁壘以及自身專利問題則是中國高鐵出口必須面對的三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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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美國農業立法是各個利益集團妥協的產物，在年度法案(bill)獲得通過成為正式立法(act)之前，美國國會、聯邦政府和各個農場利益集團都要進行大量調研、游說活動，并進行政策辯論，提出有利于本集團的立法建議，最后付諸法律程序。作為農產品生產和貿易大國，農場經濟在美國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農場利益集團歷來在農場立法程序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在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部和國會中，農場利益集團都有大量的人，參眾兩院的農業委員會在農場法案上有絕對的發言權，對于通過農場法保護美國農場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尚在實施的美國《2002年農場法》(全稱為《2002年農場安全與農村投資法》，The Farm SP-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將在2007年9月由新法替代，也就是2007年農場法。目前這項法案正在進行調研、聽證和辯論。本文擬對影響2007年農場法案制定的主要因素，農場利益集團的不同立場，以及該立法的政治經濟學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 影響2007年農場法案制定的主要因素

一般認為，影響美國農場立法的政治因素主要是國會政黨力量對比、農產品價格走勢和當年財政預算約束。①農場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也對農場法的具體內容起著關鍵作用。目前，對美國2007年農場法案的直接影響主要來自農場經濟形勢發展、國會農業預算狀況和WTO農業談判進程。

《2002年農場法》實施以來，美國農場經濟形勢發展相對一直不錯，其間農業支持政策發揮了重大作用，2004年牛奶和棉花補貼、2005年玉米和棉花補貼額度都很大，同時農產品出口強勁，其中2002年為533億美元，2005年達624億美元，只是2006年略有下降。②

從美國農場經濟政策的運作上看，國會財政預算計劃直接影響下年度農業支持力度，因為美國農業支持計劃分屬不同的功能性科目，年度預算確定后很難突破，除非拆東墻補西墻，或者由國會和總統額外增加支出。有些是強制性計劃，如農產品價格支持計劃和食品券計劃，而農業研發與農業推廣、農業信貸、農場銷售服務和大多數農村發展計劃則屬于非強制性農場支持。2002年～2008年由農產品信貸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opera-tion)執行的農場補貼每年平均達到115．43億美元。③

美國國會研究發現，影響當前農場支持政策的國外因素主要是世界貿易組織農業談判結果，包括現有承諾、新一輪談判進程和結局以及農產品貿易爭端的解決結果。①美國的“黃箱”補貼上限為191億美元，主要包括牛奶和白糖補貼、農產品銷售貸款、貸款不足支付及其他和單位產量掛鉤的直接支付，還有反周期補貼、農產品儲備計劃、作物保險和信貸利息補貼等。“黃箱”支持很大程度上和價格變動相關，一旦國內價格上漲，這個上限很容易突破，而國內支持規則的改變又影響到農產品支持政策的走向。世界貿易組織農產品貿易談判主要涉及市場準入、國內支持和出口補貼三個方面，如果新的農產品貿易規則不利于農場支持，則農場支持方向就會改變。目前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出現僵局，因而美國國內維持現行農場支持政策的呼聲十分高漲。當農產品出口形勢較好時，改變國內支持政策未必會有利于美國的談判地位。2004年，世界貿易組織確定了未來新一輪農業談判的基本框架，其中可能涉及到美國取消“出口強化計劃”(EEP)或“牛奶出口激勵計劃”(DEIP)。在對待農產品貿易爭端方面，巴西上訴美國棉花補貼獲得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所以，對美國來說，為了避免其他國家效仿巴西，在農業補貼方面最好的選擇就是暫緩實施新農場支持計劃。因此，農場利益集團紛紛表態，支持《2002年農業法》繼續延期實施，延緩新的農場法出臺。

美國農業立法決策中，從國內因素看，農場利益集團的作用仍然是決定性的，主要的農場利益集團包括農業部、各種農場協會、各州贈地學院等，②而實際上國會也是強有力的利益集團，或代表著不同利益集團。

2005年以來，美國農業部先后舉行了52場2007年農場法立法論壇，其中農業部長親自參加21場，③發表了5篇觀點性文章，主要就水土保持、農村發展、能源與農村等三個問題闡述自己的認識。2006年9月美國農業部發表了《2007年農場法案主題論文：加強美國農業增長的基礎》，探討了國際農產品市場、美國農場主的競爭對策及國際農產品市場變化的因素等廣為關注的問題。該報告的基本觀點是，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美國必須保護農業，并一再強調主要關注4個問題：重視對科學和私營經濟激勵；強化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能力，最大程度發揮美國農業保護政策的功效；投資科研和教育，解決病蟲害問題和動物性疾病問題；向廣大消費者提供準確的農產品消費信息。對于美國新一代農民就業，農業部提出從信貸投放、信貸擔保、科研和教育方面幫助新農民，通過風險管理計劃幫助新農民等。①這些成為美國政府制定2007年農場法的基調。

美國農場利益集團如農場主組織、野生動物保護組織、森林利益集團、教會組織等都在對新農場法發表看法。2006年7月27日，最大的農場利益集團“美國農場局聯合會”(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簡稱AF-BF)宣布，②鑒于世界貿易組織農業談判結果尚不明朗，并且《2002年農場法》有利于政府支持農場經濟，所以呼吁支持延長該法一年。另一大農場利益集團“全國農場主聯盟”(NFU)近期也要求美國國會延期實施《2002年農場法》一年，③它們認為這項立法比以前的立法進步明顯，現在通過新的立法將會使美國農場經濟面臨更大挑戰。而在2006年1月，農場利益集團“全國農場主組織”(NFO)曾宣布，支持現行農場法繼續實施一年④。贈地大學⑤也紛紛參加新農場法草案或建設性意見的起草，如衣阿華州立大學、

馬里蘭大學等。當然對于延長《2002年農場法》也有不同意見，如衣阿華玉米種植者協會(ICGA)認為應改寫舊農場法，納入“收入保險計劃”。⑥不論是否支持如期出臺新農場法，提高農場支持或維持目前的支持政策是爭論的焦點。

2006年以來，美國參院農業委員會進行了8場聽證會，聽取對2007年農場法的看法，①農業委員會主席錢布里斯(Saxby Chambliss)明確提出，2007年農場法必須包含“安全網”條款。②國會眾院農業委員會也在2006年1月開始聽證程序，主席古德雷特(Bob Goodlatte)指出，新農業法必須正視世界市場的機遇和挑戰。③國會來自農業州的議員代表農場利益集團或本州，也在表達其期待。

由一家農場基金會組織的2007農場法調研報告④發現，“從所有的結果看，農場主把生物能源視作農場立法的基本目標，同時也視為一項新的或者進行資助替代的優先項目。”在學術界，衣阿華州立大學連續3年召開“生物技術產業展望大會”，研討生物能源工業發展問題。在2006年5月發表的美國農場局聯合會政策計劃中，明確強調對生物能源的廣泛議題的全面支持。⑤2006年9月，美國農場局聯合會專門召開了全國生物能源專題研討會制定游說國會的計劃。

由此可見，美國農場利益集團對新農場法的關注涉及的主要議題是，農場收入和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走向、水土保持計劃政策和生物能源政策。農場信貸、農作物保險、畜產品銷售、農業科研投入、農產品出口、農村發展等問題也是利益集團關注的重大問題，相信都繼續會在新農場法中得到體現。但是，不同的聲音仍然存在，如美國農業部在上述難題之外，更加關注農村發展問題，美國國會則需要充分在新農場法中代表其他非農場利益集團關心的問題，所以新農場法仍將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產物。而由于這項立法的管理對象是美國農場業，因而主要的條款涉及農業補貼、水土保持和生物能源問題。

二　2007年農場法立法的政治經濟學

最初美國制定農場立法是為了解決農產品過剩、農場經濟蕭條和農場收入下降難題，這是從大蕭條時期開始的，主要調整農場主、農村金融機構、農作物保險機構、農場合作社等農場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參加法律制定的利益集團僅限于農場業。從《1933年農業調整法》開始，每隔一年或者數年頒布一個短期農場立法(也叫農產品立法)。隨著農場經濟的發展和越來越多的其他利益集團的介入，出現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農場法由主要涵蓋農產品生產和水土保持等向綜合立法轉變。

(一)農場收入和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

在《2002年農場法》的農場經濟“安全網”政策中，享受“農產品計劃”補貼的農產品達25種，補貼項目有“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無追索“營銷救濟貸款”和“貸款不足支付”等。農場“安全網”的目標是為特定農場主提供最低水平經濟福利，同時提供風險保障。①以白糖和牛奶等農產品為例，通過限產和對糖的無追索貸款支持蔗糖價格和甜菜糖價格；通過提供購買保證支持牛奶及奶產品生產，一旦牛奶價格過低，政府即啟動反周期補貼。在非市場價格支持手段之外，另有直接收入補貼，保證采購處理庫存牛奶。《2002年農場法》實施后失去花生營銷配額的農場主，還可以申請獲得“贖買”支付。棉花補貼也由一種擴大到六種。因此，《2002年農場法》獲得農場主的廣泛支持。

反對農場支持政策者認為，高額補貼扭曲了農產品貿易，同時成為農場土地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限制了美國農產品競爭力，而且農業補貼越來越被少數大農場占有，顯然不公正。支持補貼者認為，其他國家的補貼限制了美國農產品出口，而且國內補貼下降將導致農場土地貶值，從而降低了地方政府在教育、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能力，將直接影響農村地區發展。大農場利益集團則認為，大農場效率高，理應得到高補貼，政府不應鼓勵低效率的小農場。美國國會農業專家沃馬克(Jasper Womach)認為①，2007年農場法首先應當滿足國內需求，其次，在世界貿易組織體制下滿足美國農產品貿易需求，同時還要滿足財政預算要求。

2005年美國農場凈收入832億美元，其中補貼高達227億美元，②補貼主要流向大農場，而大農場利益集團的游說力量相當大，決定著政治選票。于是，立法、政策執行部門都在探索解決農場補貼難題，如限制農業補貼、控制農產品供給和進口配額問題、進行綠色支付問題(CSP計劃等)、贖買農產品計劃，或者把農業補貼分解到州等。最近美國農業部還提出了建立“農場整體收益安全網”計劃(Whole-farm Revenue Safety Net Program)．這是美國“農場收入安全網”的新發展，主要包括“收入穩定賬戶”和“農場整體收益保險”等措施。③如果新的農場法確定實施這項計劃，將使美國農業補貼趨于長期化，并將影響到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農業談判中提出農業補貼新方案。這項建議的提出與美國當前農場集約度不斷提高及世界貿易組織農業談判發展有關。據統計，當前美國農場資產的專用程度維持在75％～85％上下，越是大農場集約度越高，所以資產價格波動很大，影響到收入穩定。④此項建議還基于另一方面考慮，即以往美國農場計劃以當前或以往農產品生產記錄為基礎進行支持，因扭曲了農產品價格而廣受詬病，而且價格信號失真也誤導生產。

美國農業部認為，建立“農場收入穩定賬戶”可以通過促使農場主在高收入年份增加儲蓄、在低收入年份提取收入激勵農場主管理風險。迄今共提出了三種農場收入穩定賬戶計劃：(1)農牧場風險管理賬戶(FARRM)，允許農牧場主儲蓄20％所得，并減免稅收。儲蓄進入生息賬戶，所得按年分配并納稅，農場主自行決定何時提取本金，政府在提取本金當年征稅。每筆儲蓄可存5年，實行先存先提原則。超過5年的儲蓄不提取，將征收10％的罰金。該賬戶的資格要求是個人納稅戶。農場主需在儲蓄發生年份有未納的聯邦所得稅才能減免稅收。有資格參與該計劃的農場主占37％，儲蓄額約為35億美元，預計減免稅收9億美元。

(2)反周期賬戶(CCAs)，把農場主的特種儲蓄控制在限額內，農場主根據需要儲蓄，賬戶資金按照商業利率計息。征稅限制在農場主5年平均總收益調整后的2％以內，每年不得超過5000美元，提款條件是調整后的總收益低于前5年均值的90％。提取總額限于當前調整所得提高到5年平均所得的90％部分。

農場主要想參加該計劃，其前5年的平均所得應達到5萬美元，或者自己屬于有限資源賬戶。約有25％的個人業主式農場主具有加入該賬戶計劃的資格，平均每個賬戶儲蓄得到2100美元補貼。農場合伙人和小企業合

伙人也有資格參加，他們的儲蓄總額可達3.62億美元，在該賬戶中符合納稅要求的存款會超過32億美元，政策成本達16億美元。

(3)個人風險管理賬戶(IRMAs)，通過對農場主提供包括稅收減免和政府征稅上限激勵，促使農場主儲蓄，農場主只要有收入即可參加計劃。農場主儲蓄實行稅前抵扣，儲蓄和利息收入只在提取時才征稅。提款條件是收入低于前3年平均收入的80％，提取總額為當前調整的所得總額提高到3年平均總收益的80％部分。所有單個賬戶規模平均約為1000美元，符合要求的儲蓄有27億美元，總余額超過55億美元。

上述三種賬戶計劃旨在穩定農場經濟，同時促進農場主投資。政府為此將減少數十億美元的稅收，但是這個補貼是隱性的，似乎并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協議。

農作物產量與收入保險是《2002年農場法》農場安全網的又一項新的發展。收益保險計劃最早開始于1996年，現在有人提出農場整體收益保險方案，把農場的經營所得合并保險。①目前政府開辦的實驗性農場收入保險有兩種，即總收益調整保險(AGR)和小型總收益調整保險(AGR-Lite)，兩種保險方案都是按照農場整體收益保險的原則實施的，作者預計未來美國農場收入保險的基本方向大致如此。

統計顯示，參加總收益調整保險和小型總收益調整保險計劃能夠抵消調整農場總收入下降。農場主按照前5年農場平均所得記錄，可選擇65％、75％或85％水平投保，一旦收入下降到投保值以下，即獲得賠償，保險公司的理賠金額等于實際收益和投保值之差乘以投保水平。在已經開辦的收入保險試驗中，賠付率為75％和90％。兩種保險試驗均需要農場主提交年度農場規劃，以便按照賬戶變動情況調整投保。兩種方案的不足之處是無法全面建立農場整體保險，從承保對象看，是沒有參加農產品產量和收益保險，包括多重風險產量保險、收入保障險、作物收益險和收入保障險的農場主，總收益調整保險不保約占農場收入35％的動物及動物性農產品，每個險種限賠650萬美元；而小型總收益調整保險計劃雖不限制動物投保，最高賠付額只有100萬美元。由此可見，未來2007年農場法的補貼力度將高于《2002年農場法》。

(二)水土保持立法

相對于農產品價格支持立法，水土保持立法在美國農場業界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在為期10年的農地休耕期到期后，這個問題更加引起關注，同時世界能源供給狀況和近期美國乙醇汽油發展迅速，也為這個政策的延續添加了更多值得關注因素。首先，重視水土保持是1930年代以來美國農場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1933年農業調整法》含有這項內容，《1936年水土保持與國內配額法》及《1938年農業調整法》都把它作為政府的職責，《2002年農場法》水土保持部分政策條款，也是前幾個農場法水土保持內容的延續，這部分內容最大而且增加最多。其次，目前美國水土保持立法已經和限制農產品生產、提高農場收入結合起來，通過政府支付使農場休養地力，改善環境，同時提高農產品價格，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要求，一舉數得。美國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綠箱”承諾導致水土保持投入在農產品政策中成為最重要的因素。第三，《2002年農場法》的水土保持規定在激勵農業用地開展水土保持方面開了兩個頭，一是大幅度增加水土保持計劃資助，二是通過“水土保持安全”計劃(CSP)。美國國會研究報告①認為，農場利益集團將對新的水土保持立法條款包括資金分配、綠色支付、休耕土地面積和政策效果評價進行激烈辯論。可以預見，政府將分擔越來越多農場主開展水土保持費用，而且通過綠色支付強化“水土保持安全”計劃也是發展方向，這些對評價政策效果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土地休耕，由于現有土地休耕計劃在2007年將屆滿，同時“水土保持保留計劃”(CRP)合同也到期了，所以農場利益集團都很關心這個問題如何延續。一些利益集團開始了減少休耕土地的游說活動，這些主要包括希望擴大乙醇產量和希望降低飼料價格的農產品用戶，但是野生動物組織想法恰好相反，強烈反對恢復更多“水土保持保留計劃”用地。無論如何，土地休耕帶來的生態功效和提高農產品價格的功效實為一舉兩得，于是美國每年大約有10％(4000萬英畝)的農用地休耕，而參加CRP計劃的農地也用3500萬英畝，后者占用了2005財年美國水土保持預算的40％，除此之外還有濕地保留計劃和草地保留計劃等。①美國農場主充分嘗到了土地休耕政策的甜頭。

(三)生物能源政策

能源對農業及農村發展關系重大。2006年，美國農業部發表《2007年農場法主題報告：能源與農業》，闡明農業部在這個有關美國農場經濟轉型的重大發展和政策問題上的看法。研究顯示，20年來美國可再生能源消費增長與政府推動關系很大，美國先后出臺了《1978年能源稅法》、《美國2004年創造就業法》、《2005年能源政策法》(EPACT)和《1990年清潔空氣法修正案》(CAA)。《農業部2000財年撥款法》在“水土保持保留計劃”內實施農地生物收獲試驗計劃和農產品信貸公司支持的“生物能源計劃”，而《2000年農業風險保障法》中的《生物產品研發法》開始推動農業部和能源部在生物能源方面合作協調。《2002年農場法》第一次把能源問題納入農業立法范疇，其中第九款制定了支持計劃，資助購買生物產品以支持生物制造業，教育公眾認識生物柴油的益處，資助具有資格的農牧場主及農村地區的小企業購買再生能源系統，并擴大3個、授權6項新的生物能源計劃。從2000年12月到2006年3月，農產品信貸公司(CCC)的“生物能源計劃”向生物能源制造商支付5．37億美元，購買了25億加侖乙醇和1.731億加侖生物柴油。①美國生物能源用量的不斷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石油能源的緊張，減少了美國環保壓力，同時為美國大量農場休耕土地重新投放提供了可能。

美國農業部提出支持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主要措施為：(1)擴大政府直接干預，措施包括提高“再生能源組合標準”(RPS，即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水平；把可在生能源的稅收支持政策延期到2015年之后；只有在生物能源稅收激勵無效后才停止該政策；制定加速使用可再生能源設備折舊投資政策；建立用于建設高壓傳輸設施、風能或太陽能發電、地熱發電、煤田沼氣開發等特種用地的貶值補貼；利用納入“水土保持保留計劃”用地加速生物種植和風能開發；重新啟用農產品信貸公司的“生物能源計劃”等措施。(2)擴大政府間接干預。通過全國性農業研發計劃支持植物纖維制造乙醇；創新金融工程支持生物技術經濟；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研發、實驗和商用前期研究空檔進行資助；推動生物經濟教育和探索；提供農村發電和送電需求。②

美國國會研究報告③指出，對于生物能源的生產急需繼續改進現有技

術，開發新技術，降低生產成本。美國現有農場能源生產還無法顯著減少對石油產品的依賴，同時快速增長的生物能源需求似乎影響到食品、飼料和工業加工用的生物原料。國會農業政策專家亞克布西(Brent D．Yacobucci)④指出，由于美國各級政府的激勵和強制政策，生物能源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由于產能等問題，很可能會刺激降低關稅進口乙醇。“國會將繼續對乙醇燃料和環保成本收益問題保持興趣，同時也會關注美國燃料市場的效果。”近期美國國會關注生物能源問題，焦點主要集中在：(1)重組汽油(RFG)氧化要求與甲基叔丁基醚(MTBE)添加劑退出問題；(2)可再生燃料標準；(3)混合燃料；(4)酒精燃料稅收激勵政策；(5)從加勒比海地區進口乙醇問題；(6)對使用雙燃料車輛的經濟支持問題。國會所體現的政策意圖是，任何清潔能源或生物能源問題與現有能源的生產消費密切相關，即使討論也應當共同進行。

美國各州也紛紛通過稅收政策、刺激生產政策和生物能源消費政策，強制推動生物能源生產。例如，2004年明尼蘇達州規定生物柴油銷售必須達到2％，從而創造了1600萬加侖的市場。現在美國各州最少有一個推動使用再生能源的計劃。另一項推動來自“再生能源組合標準”(RPS)，強制發電企業使用可再生能源，現在已經有華盛頓特區和其他20個州接受了“再生能源組合標準”。

如上所述，農場利益集團、美國農業部、國會及地方利益集團在美國能源問題上的政策思路差距很大，難于達成一致。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石油利益集團的政策行為和在2007年農場法案中的政策思路進行分析，但這個因素是無法回避的。

三 結　論

篇（10）

紡織業是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美歐發達國家紛紛出臺技術壁壘阻撓紡織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嚴重阻礙了我國紡織產業國際競爭優勢的正常發揮。面對新的國際競爭形勢，必須認真分析我國紡織業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重新評價我國紡織產業在世界紡織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積極探尋提升我國紡織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最佳路徑。

1.國際競爭力含義與SWOT分析法

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與各國的競爭力相比較，其創造增加值和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的能力。世界各國對國際競爭力比較接受的權威解釋是歐洲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對其的界定：“國際競爭力是一國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按宏微觀層次的不同，國際競爭力又可分為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運用SWOT法進行選擇分析，就是將各種主要內部優勢因素（Strengths），弱點因素（Weaknesses）、機會因素（Opportunities）和威脅因素（Threats），通過調查羅列出來，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來，然后運用系統分析的思想，把各種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分析，從中得出一系列相應的結論。運用這種方法，有利于人們對組織所處情景進行全面、系統、準確地研究，有助于人們制定發展戰略和計劃，以及與之相應的發展計劃或對策。

2.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力分析

2.1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優勢分析

中國紡織行業在國際市場上有著比較明顯的競爭優勢，按照波特競爭優勢理論來分析我國紡織行業。要素條件：廉價的勞動力市場、豐富而又優質的勞動力資源，使我國的紡織行業通過低價競爭占領市場。需求因素：巨大的國際市場需求。紡織品屬于日用消費品，全世界對于該類產品的需求量很大。相關產業：豐富的原材料資源。我國是個農業大國，棉花等紡織品的重要原料的生產都居世界前列。產業結構、戰略結構和競爭：我國的紡織品出口企業大多采取低價競爭的策略。所以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具有相當的競爭能力，可以大規模占領市場。

2.2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劣勢分析

中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劣勢包括國際市場的占有率、競爭力系統、產品附加值、品牌、勞動力成本、企業規模、人才、科研、營銷方面等幾個方面。

（1）競爭力系數：由于中國入世，使紡織品進口限制措施大幅度降低，進口的迅猛增加不可避免，中國的競爭力系數也將有所下降，削弱了中國紡織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2）國際市場占有率：隨著配額的逐步取消，原先配額保護下的中國紡織品出口并不一定在競爭中取得較大優勢，也并不一定能擴大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因而使此項國際競爭力優勢可能有所下降。（3）勞動力成本：近來明顯的趨勢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較快，與周邊紡織品出口國家及各發展中出口國勞動力成本增長不快的情況相比，中國在此方面的優勢不再明顯。（4）品牌：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缺乏名牌、出口檔次低、創匯效益差的劣勢顯露無疑。（5）產品附加值：中國紡織品歷來是以低價出口占據國際市場的，雖然出口量很大，但產品的附加值明顯較低。（6）人才、技術、科研、營銷：中國在生產人才、營銷人才和技術人才方面顯然難以與發達國家相抗衡，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和營銷的渠道方面更是相差千里，使中國在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上劣勢明顯，后勁疲乏。（7）企業規模：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己經有一大批規模巨大、實力雄厚、具有很強競爭力的超大型紡織品跨國公司，形成國際市場上一種壟斷力量。中國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小。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8）我國紡織企業核心優勢的建立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2.3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力機會因素分析

（1）貿易自由化方面：廢除《多種纖維協定》的有效執行和紡織品配額的全面取消，使得我國“長期受配額影響最大的國家”地位有了實質性改變。（2）國際合作方面：在勞動力資本負擔不斷上升的壓力下，國外紡織企業紛紛到我國投資設廠，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客觀上推動了我國紡織產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紡織企業面臨較大的勞動力成本壓力，加之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很多企業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投資環境相對較好的國家，如柬埔寨、越南、土耳其等進行直接投資設廠。

2.4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力威脅因素分析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隨著紡織業內部技術革命的發展，建立在低成本優勢基礎上的我國紡織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面臨重重威脅。（1）成本上升：隨著國內工資水平的上升以及國際勞工標準的使用，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逐漸被淡化。（2）競爭者崛起：根據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我國現有優勢仍屬于低層次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來源于特殊的資源優勢（較低的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競爭者使用較低的成本也能夠取得的生產技術和方法、發展規模經濟等方面。（3）國際新貿易保護主義制約：我國在“市場經濟地位”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紡織業仍將面臨來自在發達國家各種非關稅壁壘、反傾銷和區域性貿易聯盟體制等多種貿易保護手段。（4）產業結構升級受阻：生產過剩也易激化自相殘殺的價格戰，加速進口國向我國實施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全球紡織品貿易摩擦仍是世界紡織業的焦點，但已趨向開放的全球市場也勢必吸引更多的中國紡織企業加強發展步伐，提高產品質量和提升產品附加值以搶占更大的國際市場。

3.提升我國紡織品出口國際競爭力的建議

在全球資源組合的大環境下，提高產業自身的國際競爭力是產業全球化戰略的根基。對于紡織業的發展，國家應逐步實現由貿易發展導向到國際競爭力導向的戰略轉變。

3.1產業集聚戰略：我國紡織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布局分散，不利于發揮整體優勢。為了使我國盡快實現從紡織大國向紡織強國轉化，就必須大力發展產業集聚。因此，資源要素的集中或集聚是發展我國紡織產業的一條有效途徑，有利于紡織產業做大做強。

3.2集團化戰略：紡織企業在必要時刻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通過股份制改造，實行資產重組，形成企業集團，獲得規模經濟優勢，使其真正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和參與國際競爭的力量。

3.3市場導向和市場選擇戰略：世界紡織貿易已形成三大消費市場和三大制造中心的基本格局。三大消費市場是以美國、加拿大為中心的北美市場，以歐盟為中心的歐洲市場和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市場。圍繞三大消費市場分別形成了世界紡織的三大制造中心：一是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東盟等亞洲國家和地區，二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區，三是土耳其、中東歐和北非等國。紡織品的產銷區域一體化越來越加強，形成了北美、歐洲和亞太“三分天下”的格局。

3.4核心競爭優勢戰略：確定先導產業是最重要的產業政策之一。有如下的產業選擇戰略可供選擇：①以服裝為龍頭，帶動相關產業的全面發展。②以絲綢為特色，讓中國絲綢走向世界。③以化纖為基礎，為紡織全行業提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