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影響匯總十篇

時間:2023-12-27 14:37:27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生育率的影響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生育率的影響

篇(1)

無論觀察哪個國家的情況,其構成最明顯的變化常常都是由生育率的變化導致的。比如說,在以色列,極端正統猶太教家庭的子女數量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以色列人多3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21世紀下半葉極端正統猶太教教徒的數量將會變成以色列人口最眾多的宗教群體。我們來看看耶穌基督后期圣徒教會,不久之前這還是個邊緣化的信仰群體。而因為他們的家庭規模龐大,現在在美國,其教徒的數量已經快要超過猶太教徒了,或許都已經超過了。考夫曼認為,1900年到1975年間保守的福音教新教徒數量的激增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生育率比較高,而不是因為有很多人轉而皈依了這個教派。同其他人口統計學家一樣,他認為在21世紀,西歐信仰宗教的人群數量將會明顯增加,而原因則是貧窮國家移民的大量涌入和非信徒人群的低生育率。

篇(2)

關鍵詞:

養老金繳費率;人口老齡化;現收現付;生育

文章編號:2095-5960(2013)04-0106-05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社會經濟政策選擇,特別是影響到代際之間收入再分配政策選擇,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現收現付養老金制度能否持續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Yakita(2001)假設預期壽命不確定,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水平的影響,指出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金支付水平提高[1]。Breyer and Stolte(2001)假設勞動力同質,將勞動供給和生育行為內生化,深入研究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水平的影響,也得出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金支付水平提高的研究結論[2]。與上述學者研究結論不同,Razin等(2002,2007) 研究指出人口老齡化和養老金支出水平負相關,即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養老金支出水平將下降[3][4]。此外,Galasso and Profeta(2002,2007)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政府養老金政策選擇的影響,指出為應對人口老齡化,一方面可提高養老金稅率和現收現付養老金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可降低養老金稅率和現收現付養老金支付水平[5][6]。蔡昉、孟昕(2003),童玉芬、劉廣俊(2008)等學者將人口老齡化與養老金聯系起來進行研究,探討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7][8]。王云多(2011,2012)通過研究養老保障水平變動對家庭組成和生育決策的影響,指出政府提高養老保障繳費和待遇將對家庭組成和生育決策產生一定負面影響,而且這些負面影響難以通過家庭內部代際之間和代內之間的轉移而完全抵消[9][10]。總體上,已有就養老金繳費水平的研究并未考慮到生育內生性問題。基于此,文章研究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對現收現付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將生育孩子偏好異質性加入到一個簡化迭代模型,而這種異質性會在那些有或沒有孩子的人當中產生收入再分配。

文章結構設定如下:第二部分構建生育偏好異質性影響養老金繳費率的理論模型,第三部分闡述生育偏好異質性對均衡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第四部分闡述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與均衡養老金繳費率的關系,第五部分提出研究結論。

二、生育偏好異質性影響養老金繳費率的模型構建

文章使用三期迭代模型研究生育偏好異質性對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假定企業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生產要素市場為完全競爭,假定經濟社會由世代交疊的童年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人口組成。個人童年期由其父母撫養;個人工作期不僅要工作和撫養子女,而且還要繳納養老金;個人退休期消費支出由個人工作期儲蓄和退休期領到的養老金負擔。假定個人童年期和工作期時間固定,受預期壽命不確定影響,退休期時間長度不確定。為簡化起見,假設個人在退休期開始階段既有可能存活也有可能死亡,假設存活的概率為λ,不考慮非勞動收入和遺贈,就愛聽將工作期的儲蓄購買年金,假定私人年金市場為完全競爭且保險公司風險中性,保險公司精算公平的年金以供退休者使用。

假定每個人勞動生產率相同,但生育孩子偏好不同。偏好程度由擁有孩子相對于物質消費的邊際效用權重α表示。通常情況下,α在代內分布于0和α〖TX-*4〗之間,即α∈[0,α〖TX-*4〗],累積分布為:F(α)=α0f(α)dx。其中,f(α)是密度函數,即使人口的數量會改變,這種分布在每一代人之間均相同。出于研究的需要,文章還假設每個人有兩種選擇,即生育孩子〖AKn~〗(≥1)或者不生育孩子。

文章規定工作期時間稟賦為1,假定撫養每個孩子的時間固定,有孩子和沒孩子的人工作期儲蓄相應如下:

spt=(1-τt)ω(1-ε〖AKn~〗)(1)

snt=(1-τt)ω (2)

式(1)和式(2)中st代表工作期個人儲蓄,上標p和n分別代表個人有孩子和沒有孩子,τt代表工作期養老金繳款率,ω代表不變的工資率,有孩子和沒孩子的人退休期消費如下:

cpt+1=R(1-τt)ω(1-ε〖AKn~〗)+βpt+1(3)

cnt+1=R(1-τt)ω+βnt+1(4)

R=(1+r)/λ是年金毛收益率,βjt+1(j=p,n)表示退休期領到的養老金。文章假設βt+1=βnt+1=〖SX(〗1〖〗σ〖SX)〗βpt+1,σ表示退休期和工作期之間再分配程度,且1-ε〖AKn~〗≤σ≤1,σ=1代表理想再分配,即有孩子和無孩子的退休者養老金相同,而σ=1-ε〖AKn~〗代表無再分配,養老金與繳費期長度成比例,隨著生育孩子數量增加,由于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養老金繳費年限減少,孩子越多領取的養老金越少。由于現行大多數養老金體系都為現收現付形式,都涉及代際收入再分配,因此文章只關注σ=1的情況。

為了便于分析,假設不考慮工作期對一般商品的消費,個人效用取決于生育孩子的數量和退休期消費的貼現值,見式(5):

Ut=α〖AKn~〗+λρct+1(5)

式(5)為個人效用函數,α代表對孩子的偏好程度,ρ為貼現因子,α=0的人不選擇生育孩子,λρ[R(1-τt)ω(1-ε〖AKn~〗)+βt+1]

α〖TX-*4〗〖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6)

這里存在一個偏好截止度α=α*t,滿足

α*t〖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 或

α*t〖AKn~〗=λρR(1-τt)ωε〖AKn~〗(7)

式(7)左側代表有〖AKn~〗個孩子的效用,而右側代表放棄的工資收入,這是撫養〖AKn~〗個孩子的機會成本。當且僅當α*t≤α時個人才會選擇生育〖AKn~〗個孩子,當α

Nt+1=〖JB([〗α〖TX-*4〗α*t〖AKn~〗dF(α)〖JB)]〗Nt(8)

當個人偏好程度α*t≤α≤α〖TX-*4〗,會有〖AKn~〗個孩子。與國內外研究設定一致,文章假設人口增長率(νt)為正,νt=α〖TX-*4〗α*t〖AKn~〗dF(α)。假定養老金制度為現收現付,考慮政府預算平衡,應滿足:

τtωLt=λβtNt-1(9)

Lt代表著整個t期勞動供給,Lt=〖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Nt,即有孩子或沒有孩子的人勞動供給總和。從式(7)可知,每位退休者養老金如下:

βt=〖SX(〗τtω〖〗λ〖SX)〗〖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vt-1(10)

現在考慮改變養老金繳費率對生育偏好截止度的影響,從式(7)可知α*t=λρR(1-τt)ωε,由α*t對τt求導,可得:

〖SX(〗dα*t〖〗dτt〖SX)〗=-λρRωε

在理想再分配狀態下,生育和撫養孩子導致工作時間縮短不會減少養老金,并且隨著養老金繳費率提高會降低凈繳費工資,這是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當繳費率上升時,甚至不太想要孩子的人也會選擇要孩子,會提高生育率。

三、生育偏好異質性對均衡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

參照Galasso和Profeta的研究,文章假設養老金繳費水平由生活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人決定,比較兩個可選擇的繳費率。

首先,考慮工作年齡人口最偏好的繳費率。有孩子和沒有孩子的人一生效用分別如下:

Upt=α〖AKn~〗+λρ[R(1-τt)ω(1-ε〖AKn~〗)+βt+1(12)

Unt=λρ[R(1-τt)ω+βt+1(13)

在政策選擇方面,通過預算考慮繳費率對個人的影響。假定由個人決定繳費率時,個人會意識到他們當前選擇的繳費率也會影響他們退休期養老金水平,即τt+1=τ。文章旨在說明在當前生育行為下改變養老金繳費水平的可能性,從式(12)和(13)可知,沒有孩子人最偏好繳費率τn滿足:

〖SX(〗dUnt〖〗dτt〖SX)〗=λρ〖JB([〗-Rω+〖SX(〗dβt+1〖〗dτt〖SX)〗〖JB)]〗=0

而有孩子人最偏好繳費率τp滿足:

〖SX(〗dUpt〖〗dτt〖SX)〗=λρ〖JB([〗-Rω(1-ε〖AKn~〗)+〖SX(〗dβt+1〖〗dτt〖SX)〗〖JB)]〗=0

因此,可以通過提高繳費率來增加養老金。假定dβt+1/dτt>0,d2βt+1/dτ2t

此外,與工作年齡人口相比,退休者偏好使他們養老金最大化的繳費率,退休年齡人口生育率已經在前期決定。假定退休者對繳費率偏好呈單峰狀,最偏好繳費率τr滿足dβt/dτt|vt-1=0,有和沒有孩子的退休者偏好同一繳費率。出于分析目的,文章假定對有孩子的工作者而言,繳費率τr小幅增加引起的養老金增長遠多于由人口增長誘發的養老金增長,即Rω(1-ε〖AKn~〗)>>βt+1(τr)[(dvt(τr)/dτ)/vt(τr)],在這種情況下τp

眾所周知,在單峰偏好假設下,均衡繳費率與決策人選擇一致。由于大多數人口為工作年齡人口,因此決策人若為工作年齡人口,偏好α=αm的工作年齡人口滿足:

F(αm)Nt=[1-F(αm)]Nt+λNt-1(14)

結合式(8)和式(14)可得:

αm=F-1〖SX(〗vt-1+λ〖〗2vt-1〖SX)〗=αm(τt-1)(15)

式(15)中vt-1在t期開始已決定,取決于繳費率τt-1。從式(8)和(15)中v的定義可得:

〖SX(〗dαm〖〗dτt-1〖SX)〗=〖SX(〗λ〖AKn~〗〖〗2(vt-1)2〖SX)〗〖SX(〗f(α*(τt-1))〖〗f(αm)〖SX)〗〖SX(〗dα*t-1〖〗dτt-1〖SX)〗

〖PS16.EPS,BP#〗

〖TS(〗〖HT5”H〗〖JZ〗圖1決策人偏好與偏好截止度〖TS)〗

因此,考慮式(16)和dα*t-1/dτt-1

推論1:如果α*(0)>αm(0),那么0

推論2:如果α*(0)≤αm(0),〖AKτ^〗(0,1]。

在推論2情況下,暗示當α*(0)≤αm(0)時,對于任意τ∈[0,1],αm(τt-1)曲線仍然在α*(τt)曲線上方,即決策人是一個有〖AKn~〗個孩子不考慮繳費率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均衡繳費率〖AKτ~〗與有孩子人的偏好繳費率τp相同,即〖AKτ~〗=τp。另一方面,在推論1情況下,αm(0)

四、人口老齡化、生育偏好異質性與均衡繳費率

正如上面提到的,人口老齡化可以被描述為退休期開始時生存概率提高。從式(7)知道,預期壽命延長不會影響到偏好截止度,個人擁有的孩子數量不變,基于精算的年金可得。因此,曲線α*(τ)并不會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而移動。另一方面,隨著退休期生存概率提高,表明退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增加,預期壽命延長會使曲線αm(τ)向上移動。因此,人口老齡化使強烈擁有孩子偏好的人成為決策人。

當退休期開始存活概率為λ時,令〖AKτ~〗λ代表均衡情況下的繳費率,考慮如下兩種情況:一種情況〖AKτ^〗≤〖AKτ~〗λ,另一種情況〖AKτ~〗λ

現在考慮預期壽命從λ延長到λ'。當α*不受影響時,對αm的影響如式(14)所示,F'(αm)dαm=〖SX(〗1〖〗2ν(〖AKτ~〗λ)〖SX)〗dλ或〖SX(〗dαm〖〗dλ〖SX)〗=〖SX(〗1〖〗2ν(〖AKτ~〗λ)f(αm)〖SX)〗>0。在第一種情況下,正如在給定τt,第一種情況下不等式不能被逆轉一樣,預期壽命延長不會改變均衡繳費率。也就是說,隨著預期壽命延長,一個對孩子擁有強烈偏好的人會變成一個決策人。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均衡繳費率不會改變,仍為τp(即〖AKτ~〗λ'=τp,τp=〖AKτ~〗λ),偏好的截止度也不會改變。另一方面,隨著退休人口的增加,每位退休者的養老金會減少。

在第二種情況下,式中的不等號不會改變,如果與αm和α*之差相比,dαm/dλ較小。也就是說,當均衡繳費率足夠低,以至于決策人沒有孩子甚至預期壽命延長,均衡繳費率仍為τn(即〖AKτ~〗λ'=τn(=〖AKτ~〗λ)),人口增長率不會改變。隨著退休人數增加,每個退休者養老金會下降。相比之下,與αm和α*之差相比,如果dαm/dλ足夠大,如果它改變了不等式,這時預期壽命延長使均衡繳費率從τn變為τp,即〖AKτ~〗λ'=τp。因此,如果人口增長率充分低或者如果人口不那么集中在偏好αm,預期壽命延長能使決策人從一個沒有孩子的工作者轉到一個有孩子的工作者,這使均衡繳費率從τn上升到τp。

五、結語

文章分析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對現收現付制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通過內生生育行為,研究表明,由于現行的養老金發放多為現收現付,養老金繳費水平受生育決策影響。如果繳費決策權由偏好不生育孩子的人轉到偏好生育孩子的人,應選擇提高養老金繳費率,這會導致不太喜歡孩子的人也會選擇生育孩子,導致總生育率可能會增加。

在老齡社會,由于存在大量退休者和養老金收益率下降,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可能使有孩子的人成為決策人,偏好較高繳費率,生育偏好異質性可能對現收現付養老金制度有積極影響,強化了養老金收入再分配功能。這是因為隨著繳費率不斷提高,不太喜歡孩子的人也偏好孩子,人口增長率會提高,高生育率會增加未來工作年齡人口,他們是未來的繳費者,大量潛在繳費者的存在可增加未來養老金供給,提高未來退休者養老金支付水平。

參考文獻:

[1] Yakita A.Uncertain lifetime,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2001,14:635-640.

[2] Breyer F, Stolte K.Demographic change,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and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pension reform[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2001,14:409-424.

[3] Razin A, Sadka E, Swagel P.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size of the welfare state[J] 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 ,2002,110:900-918.

[4] Razin A, Sadka E.Aging population: the complex effect of fiscal leakages on the politicoeconomic equilibrium[J] 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 ,2007,23:564-575.

[5] Galasso V, Profeta P.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security: a survey[J]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2002,18:1-29.

[6] Galasso V, Profeta P.How does ageing affect the welfare state? [J] European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 ,2007,23:554-563.

[7] 蔡昉,孟昕.人口轉變、體制轉軌與養老保險模式的可持續性[J].比較:2003(10):1-7.

[8] 童玉芬,劉廣俊.北京市人口老齡化及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J].人口與發展:2008(4):14-20.

[9] 王云多.家庭組成、生育決策與社會保障[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56-62.

[10]王云多.人力資本、內生生育行為與經濟增長[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2(4):77-82.

Fertility Favor Heterogenicity’ Effect on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 During Aging

WANG Yunduo,XU Zhen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isiness Administrat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on the choice of the size of a payasyoug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and hence the endogenous fertility choices of individuals in a simpl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may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increase the share of the retired population who prefer a higher contribution rate; if the system involves redistribution between retirees with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he increased contribution rate raise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hildren, i.e., future contributors.

Key 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aging;payasyougo; fertility

篇(3)

人們對于法律知識或者是觀念了解的程度就是法律意識,如果從廣義的角度理解,法律意識還包含了人們對法律要求和作用等相關情況的了解程度。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形成的重要階段,他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是由于心理還不夠成熟,也很容易受到社會上一些不良思想的影響。因此高校需要通過法律教育,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讓他們可以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一、當前我國高校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現狀分析

近幾年來,我國高校頻頻出現刑事案件,這不禁引起了社會和高校的重視。人們開始擔憂當前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和法律意識。根據相關的調查數據顯示,高校學生的犯罪已經占到了全部刑事案件中的17%,并且還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對我國大學生法律意識的一項調查數據中顯示:只有2.8%的學生對我國的法律體系比較了解,但是他們通常情況下只關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承受挫折的能力卻比較缺乏。當前高校中的學生基本都是九零后,他們在和同學的相處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但是在處理矛盾的過程中又缺乏冷靜思考和解決矛盾的能力,十分容易出現仇恨和易怒的情緒,最后導致悲劇的出現。當然除了學生的因素之外,學校的法律教育不到位也是主要的原因,盡管有的高校會開設法律課程,但絕大多數都是作為選修課程。這無形中就讓學生不再重視這門課程,只希望考試過關,并不在乎自己的法律意識是否真的得到了提高,更不可能在現實的生活中去靈活運用法律知識。

二、高校法律教育對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的重要意義

大學生需要具備的基本素質也包含法律意識,我國在推行依法治國,因此法律體系也在逐漸完善,而具備基本的法律素養也是他們更好融入社會的基礎。1、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是由高校的性質決定的當前世界已經進入到人才競爭激烈的時代,而高校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基地和搖籃,它所遵循的教育思想,實施的教育內容都會對人才的培養效果直接產生作用。在法律普及的過程中,高校的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它不但可以為我國的發展和建設培養專業化的人才,而且也可以把學生培養成復合型人才,讓學生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而衡量他們綜合素質的一項標準就是法律素質。2、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和諧社會的構建,主要就是要為人們的生活營造良好的氛圍,而高校作為大學生生活和學習的地方,也需要為他們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把法律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不管是管理者還是參與者都需要具備很好的法律素養,而且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法律體系,大學生即將邁入社會,他們會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的法律問題。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甚至和我國未來的發展直接相關,所以高校必須要用法律教育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使他們的法律觀念不斷提高。3、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可以提高他們適應社會的能力大學生接受高等知識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學習知識,讓自己的社會屬性得到進一步提高,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高校對學生進行法律教育,更清楚的了解自己的義務和權力,這樣他們在以后進入到社會時,就可以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力軍和接班人。

三、加強高校法律教育,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的主要途徑

1、重視法律教育對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的重要性高校想要充分發揮法律教育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作用,需要從思想上重視法律教育的重要性,不管是學校的領導還是任課教師都要充分認識到法律教育在提高學生道德素質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我國實現法治建設最主要的途徑就是法律教育,當然也是學校健全法治教育的基本工作。我國的高校可以充分發揮校領導的帶頭作用和各院系教師的主力作用,構建起大學生法律教育的培養體系,讓法律教育成為高校思想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也需要加強自身的自檢力度,使法律教育工作可以更好的開展。2、豐富法律教育的內容我國的法律體系比較完善,所包含的內容也很多,但是對于大學生而言不可能將所有的法律知識都掌握牢固。所以高校在進行法律教育的時候需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對本校的法律教育內容進行豐富。高校也可以積極培養具有高素質、高水平的法律教育教師,將法律高校畢業的優秀畢業生積極的吸納到本校的教師隊伍中。在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過程中,還需要重視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只有學生學習法律課程的積極性得到了提高,他們才會有學習的積極性。與此同時,高校要積極的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將第二課堂的作用發揮到最大。當然還可以舉辦一些與法律知識相關的模擬法庭或者是法律知識競賽活動、法律咨詢活動等,這樣學生就可以通過具體的實踐過程,把所學到的知識進行進一步的實踐和鞏固,在不斷的實際應用中提高學生對法律知識的靈活應變能力。3、使學生的守法和用法意識得到提升由于高校大學生刑事案件頻發,社會對高校的關注度也不斷提高,大學生一旦觸碰了法律對自身造成的損害是不可估量的。高校在對學生進行法律意識教育時應該把學生的成長放在首要位置,這樣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就可以靈活的運用法律意識來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所以高校不可以空講法律知識,而是要讓學生在實際的生活中理解法律,運用法律。4、全面優化法律教育師資隊伍從根本上說,法律教育本身就是一項具有較強實踐性、政治性、知識性以及理論性的綜合性教育,一方面應該有規范內容、明確目標以及平穩的教育教學渠道,另一方面還應該接受正規法律知識培訓,存在一定實踐經驗與理論水平的法律教師隊伍。當前很多高校的法律專業教師都不是法律專業人才,還有些教師沒有接受過有關法律專業的培訓,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教育隊伍建設依舊任重而道遠。比方說,“硫酸傷熊”案件的法律當事主體劉海洋就表示:“在大一的時候,我們學習《法律基礎》專業課程,接觸有刑法與民法。然而,通過試劑燒傷動物是否觸犯法律并不清楚。”該情況并不存在普遍性,然而,卻留給法律界以無限思考。高校法律專業教師有必要樹立客觀正確教學觀念,而且在法律課程教學過程中,法律教師必須樹立以下教學觀念,其中一種為樹立教學過程中教師扮演主導角色,學生處于主體地位觀念,確保學生能夠轉化被動接受法律知識為主動求學的學習理念;第二種為法律教師應該意識到法律教學目的主要是保證學生能夠養成獨立思考習慣,不只是相關法律知識的單純傳授,也就是說,是對高校生法律意識進行培養的一種教育;最后一種為教學期間,必須密切結合育人與教書,兩者應該相輔相成,防止出現育人、教書割裂情況。

四、總結

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提升可以幫助他們更好的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有利于構建和諧的校園環境和社會環境。因此高校必須要重視法律教育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作用。

【參考文獻】

篇(4)

一、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

在進行西方節日的教學中,我發現學生對西方國家的文化背景了解很少。隨著節日的西方化,學生對圣誕節略知一二,可提到節日的由來就一無所知了。還有傳統的西方節日復活節,愚人節等幾乎一無所知,使我甚是不解,同時也增加了教學的難度。究其原因西方文化普及不夠,學生知識面窄,影響了語言的教學,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使教學難度增加。在生活中應多方面讓學生接觸西方事物文化,讓學生耳濡目染,有利于英語的學習。

二、教師的影響

每位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學能力及教學方法不盡相同。但是每位教師都要全身心投入到教學中去。鼓勵學生走出學英語的第一步Open their mouth ,speak English ,幫助學生提高英語水平,同時教師自身也要努力地去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和改進教學方法。教學方法還要靈活多樣適應不同階段學生的心理特點。對初中生要多采用直觀教具,配合聽說訓練,注意生動形象;教學環節安排要緊湊而有節奏,做到動靜結合。例如,可多采用如實物教學、看圖說話、表演等方式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表現自己。根據學生機械性模仿記憶的特點,可以加強句型訓練,培養他們整句學習的習慣。隨著年級的提高及學生心理的變化,教學方法要多運用機械訓練與語言再造相結合的方式,在形成不同概念體系的基礎上形成相對應的交叉聯想。要多創造英語語境讓學生應用。這樣,我們就有可能解除學生學習英語的害怕心理,排除他們的心理障礙,去掉或克服那些消極的因素,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效果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以消極的。怎樣對待這些影響,變消極為積極?教師應起指導者和輔導者的作用。但學生則應對環境因素作具體實際的分析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就一定會取得理想的學習效果。

三、家庭的影響

父母的英語教育理念。兒童二語習得和成人一樣存在個體差異(Stewart,2003; Cummins,1994),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外語環境下目標語的學習資源有限,而父母的英語教育理念和個人能力決定了對該資源的開發力度。關于“讓孩子學習英語的意義”這一問題,不同家長的答案不一:出于功利性或“升學”需求的占多數,少數出于內在驅動力,即對英語語言本身和其文化內容感興趣。有的家長教育孩子視英語學習為“一種樂趣”,有的家長則教育孩子視其為“一種人生經歷”。因此孩子學習英語的效果也就不同,是因為其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接近后者。這表明兒童二語習得有其內在的規律,而且兒童對語言的興趣主要是自發的,功利性動機在兒童的學習過程中可以轉化為內在驅動力。從學習效果上看,功利性學習動機的兒童獲得的往往是考級或獲獎證書,在語言上表現為考試指定范圍內語言理解或表達方面的不同強項,而有內在驅動力的兒童收獲的是對文學和音樂的欣賞或獨特的思維方式,表現為有一定深度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有的家長堅信自己在中國培養孩子能力的可能性,認為“兒童不應該像成人那樣正式學英語,應重復母語的沉默期效應,以聽和體驗為主”;由此可見,盡管家長都認識到了為孩子提供語言環境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們對英語的重視程度和對兒童二語學習過程的理解不同,所提供的語言輸入內容和輸出方式相差較大,學習效果迥異。另外,受訪家長反映,學校的英語課程仍以應試為主且效果不佳,所以他們對社會辦學的依賴性很大。整體說來,家長、學校和社會辦學機構對兒童英語教育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標準,以至于形成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局面。

四、學生自身因素的影響

1、智力因素及語言天賦

智力是一般可以認為是人的各種基本能力的綜合,包括觀察力、注意力、記憶力想象力、思維力等。至于語言天賦,有語言專家認為,它應包括四種能力:語言編碼能力、語言感受能力、語言記憶能力、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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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贊科夫指出:“教學法一旦觸及學生的情感和意志領域,觸及學生的精神需要,這種教學就能發揮高度的作用。”在英語學習中,情感因素的研究價值不亞于認識因素的價值,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現象。焦慮是影響學生學習效果的情感因素之一,我們每個人都有焦慮的體驗。焦慮被認為可能是最妨礙學習過程的情感因素,因為它與不安、失意、自我懷疑、憂慮、緊張甚至絕望等不良感覺有關。(Arnold,1999:8)美國教育家布魯姆說過:“一個帶著積極情感學習課程的學生,應該比那些缺乏熱情、樂趣或興趣的學生,或者比那些對學習材料感到焦慮或恐懼的學生學習的更輕松、迅速。”(張曉燕,2001)但一些研究指出:在小學階段,焦慮一般抑制了學生的學業成績;而到了中學階段,焦慮的積極作用往往超過了它的破壞作用,在焦慮水平增加或學業成就的下降之間出現負相關;到了大學階段,焦慮與學業成就普遍為弱的負相關或零相關,或者為他們的正相關所取代了,從這一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看出焦慮對學習的影響與認識水平有一定的關系。

英語學習中的焦慮主要指學習者需要用英語進行表達時所產生的恐懼或不安心理。焦慮的產生與人們所感受到的對其自我或自尊的威脅有關,英語學習正是一個充滿自我威脅與挑戰因素,存在容易引起焦慮的特殊情境:操作一種新的語言容易出錯,并且這種活動過程通常暴露在他人評價之下,因此學習者常處于擔心遭到否定的困憂之中。英語學習焦慮就是由外語學習中自我威脅引起的各種不愉快情感反應和心理不適的集合。學習任務難度太大,擔心出錯或否定評價均可導致焦慮。焦慮給語言學習造成惡性循環,導致緊張和害怕,從而進一步增加了焦慮的可能性。那么焦慮的表現形式和分類是如何的呢?

焦慮的表現形式因人而不同:有的人臉紅心跳,有的人渾身冒汗,更有甚者全身發抖甚至說話結巴,詞不達意。有的人大小便頻率增加,皮膚或手心出汗,面色木然或蒼白,有的坐臥不寧,惶惶不安。

Arnold(1996:66)書中總結出的語言焦慮跡象大體有四類:① 回避(如“忘記”答案,裝出粗心的樣子,遲到,早退等)。②身體動作(如扭動,玩弄頭物或衣物,抖動身體等)。③身體不適應癥狀(如抱怨頭痛,肌肉抽動,身體部位有莫名的疼痛等)。④其他跡象(如用功過度,有完美主義思想,回避社交,不感正視他人,有敵意等)。

從辯證法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應從正反方面看:焦慮除了類型有別外還應該有一個程度問題,盡管焦慮的程度難以確定,但在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前都一定的焦慮,擔心學習不好的心理有時能產生更大的動力。焦慮感過多或過少都可能成為阻礙英語學習獲得成功的因素。所以對焦慮的認識不應該只停留在它的不利方面。

來自家長、老師、考試的壓力再加上急于求成的心態都會使學生產生焦慮的情緒。如果壓力適中,就會起積極作用,但壓力過大,又會轉化為消極作用。因此,老師一方面讓學生明白英語學習是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要以平和的心態對待外語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另一方面也應該讓他們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務,使他們能動起來,而不是無所事事。這樣既可以促進學習的動力又可減少情感障礙,對不同的學生和不同的學習任務,我們應該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趨利避害,盡可能地抑制焦慮在語言學習中的消極作用,同時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因為有些研究者發現一定程度的焦慮有助于學習,那就是焦慮的積極作用。比如由于競賽和競爭意識而引發的適度焦慮,有時能激發人的潛能。與“不思進取”的平靜比起來,這時的焦慮可能是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筆者在實踐教學中在針對焦慮問題的處理上提出了幾點建議和設想。

1.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創設輕松的課堂氣氛

古諺云,親其師才能信其道。師生關系好了,距離接近了,師生之間溝通與交流暢通無阻,課堂環境輕松愉快。輕松愉快的氣氛是的師生雙雙的教與學達到理想的最佳效果。良好的師生關系,輕松的課堂氣氛是英語課降低焦慮提高效率的一個前提條件。

2.不糾錯或少糾錯,幫助學生建立模糊容忍度

心靈主義者認為:錯誤是走向完全的路標,人很難不犯錯誤,應予容忍,不加以糾正,在以后的學習中自然會得以更正。外語學習是一種“模糊情境”,學習者面臨不熟悉的語言體系和文化背景,因而交際中有大量非結構、隨機應變的因素和難以確切把握的信息暗示,這種模糊情境常被視為威脅并引起心理不適。目前“學以致用”的交際性英語教學要求要求我們轉變方法,重交際輕語法,幫助學生進行必要的心理調整,包括克服害怕出錯、羞與交往的心理、對否定評價的“脫敏”,減低監察意識和提高模糊容忍度。

但是對于那些影響交際表達和反復出現的錯誤,還是應當適時而又適當地給予糾正的。

⒊以合作學習的形式減少學習者的焦慮感

合作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以小組為形式,為了共同的學習目標共同學習、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的一種教學策略。它是學習者的樂于接受的一種學習方式,能大大降低學習者的焦慮感,這是因為在合作學習中,每個學習者都是小組的一員,每個人有一種歸屬感,學習者受到關注和受到評價的范圍擴散,因而被評價的焦慮感降低了。同時在合作學習中,學習者在向全班同學表達看法之前,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問題,并且有機會和小組成員相互交流看法,獲得及時反饋并進行必要的更正,因此犯錯誤的機率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焦慮感也隨之降低。

【參考文獻】

[1]Arnold, Affect in language learning [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8-67, 226-244.

[2]Stern, H.H. Issues and Options in Teaching[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郭書彩.外語課堂合作學習中的情感與認知因素[J].國外外語教學,2002:19-22.

[4]黃珉珉.現代心理學全書[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56.

[5]黃  萍.發揮情感因素在英語教學中的積極作用[J].廣西大學梧州分校學報,2000,(4).

[6]劉建達.論外語學習中的情感過濾[J].山東外語教學,1996,(4).

篇(6)

一、當前中職旅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職業教育蓬勃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成長、完善,中職旅游教育已經形成一套相對完整的教育體系。但在蓬勃發展的同時,旅游教育作為中職院校的“老牌專業”,還存在很多問題。

1.理論高過實際,學生理解障礙

中職旅游教育的教材不斷改版,內容也不斷理論化和深化。但中職院校的生源大多是中考失利的學生,他們的理解能力包括消化知識的能力,相對來說比較緩慢,如果教育只停留在說教的層面,那么無法體現旅游這門課的專業性。我們首先應給旅游專業定性,中職旅游到底是理論類課程還是實踐類課程,這其實并不沖突,任何學科都是在理論基礎上指導實踐的。只是,當下教材的實用性不強,往往是站在理論的層面去解釋旅游現象和理論。旅游業是一個瞬息萬變的行業,國家旅游局的任何政策都會影響旅游專業的教學。但是教學內容和課程都是相對固定的,這對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和就職崗位的變化有很大的難度。

2.缺乏實習條件和見習環境

中職院校的場地和資金有限,很多見習活動沒法展開,地方政府相對忽視中職院校的旅游教育,導致很多教育任務只是紙上談兵。雖然,學校會提供一些面向企業的實習單位,但崗位有限,競爭激烈。大部分學生都會失去寶貴的實習機會。校外見習是拓展生活經驗的有力途徑,但是,實習崗位的缺失導致很多學生和這個行業幾乎是零接觸,這給他們之后的就業、應聘增設了許多障礙。

實際教學中很多問題紛至沓來,有學科本身的問題,也有學生學習缺乏自覺性的問題等,在教學中比較棘手。中職旅游教育應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課程,并且理論教學是為了指導實踐的有序展開。因此,筆者推行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論,并將它融入到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去。

二、解決中職旅游教育中存在問題的措施

1.從生活中取材,化簡為易

從生活中取材不是隨意選擇教學素材,對旅游專業的學生來講,自身的服務態度、鼓勵團隊的能力、介紹景區基本特點的知識儲備以及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這都需要實際的演練。從學校的角度來說,學校安排旅游系學生去外省的名勝景區做活動,在管理上比較難掌握。但是,我們可以就近挑選市區有名的景點,且該考點也是旅游資格證考試的項目,我們可以以它為模板進行實際訓練。學校可以組織學生到景區參觀,教師先做引導,初步介紹景區的基本特點以及在給游客講解時應該把握哪些重要部分,給學生做好示范。之后給學生足夠的時間撰寫導游詞并背誦,逐個模擬帶團參觀講解的流程,深入分析學生講解中存在的問題,肯定他們的優點,期待他們后續的進步。這是比較容易操作的教學模式,從較好掌握的市區景觀著手,舉一反三,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講解順序,把握講解的重點,幫助學生掌握講解的套路,形成各自的講解風格。這有益于個人的發展,真正做到教育面向學生。

2.開展校企合作,實現校企雙贏的局面

中職院校的學生將來大部分都要去企業應聘,如果能提前和工位崗位接觸,這對他們今后的工作更有幫助。中職院校應該以積極、包容的態度和一些企業開展合作。企業希望提高員工的整體素養,加大自己企業的競爭力;學校希望給學生提供實踐崗位,讓他們和今后應聘的崗位零距離接觸。這是一舉兩得的美事。例如,我們可以和當地的旅游公司合作,將本校二、三年級的學生推薦給旅游公司,根據旅游公司的安排讓學生進去實習,體驗給游客服務的真實過程。

21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也追求更優質的服務。因此,我們必須提高中職院校學生的專業素養,讓他們形成扎實的知識儲備,并且為他們盡可能提供多的實踐機會,為他們的順利就業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周洪宇.陶行知生活教育學說[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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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焦慮(anxiety)是變態情緒之一。又稱心理異常。一般認為焦慮是指個體由于預期不能達到目標或者不能克服障礙的威脅,使得其自尊心與自信心受挫,或使失敗感和內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緊張不安、帶有恐懼感的情緒狀態。心理學家從臨床的觀點把焦慮反應看作是帶有不愉快情緒色調的正常的適應行為,把它們描述為包含對危險、威脅和需要做出特別努力但對此又無能為力的苦惱的強烈預期。在歐美國家,早在40-50年代,焦慮就是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以及實踐中關注的焦點。到了50-60年代,關于高焦慮與學生的學習成效之關系的研究開始大量出現。70年代的許多研究,從傳統的課堂教學環境到計算機輔助教學都取得了類似的研究成果,證明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教學方式,焦慮對學生的學業成效都有著顯著的影響。

二、相關研究

1 對外語學習焦慮的認識。進人20世紀80年代之后,二語習得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許多研究都對學習中存在的情感變量與外語學習之間的關系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焦慮被認為是最關鍵的心理變量之一,而語言焦慮是語言學習所特有的一種復雜的心理現象。這些研究的結果證明,外語學習焦慮的外在典型反應可以是焦慮的一般癥狀,如:“學習者手掌心出汗;腹部疼痛:心跳和脈搏加快”等。但是,外語學習焦慮的進一步反應可能通過以下一些行為表現得到顯示,即“語音變調”不能正常地發出語言的語音和節奏;站起來回答時有“凍僵”的感覺:忘掉才學過不久的詞匯,甚至根本說不出話。一些極端癥狀可能是“逃課。避免與老師的目光接觸,不預習就來上課”等等。

2 外語學習焦慮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但是,在外語學習中,有關研究最初并沒有能夠明確地證明焦慮與學習者外語學習成績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對于焦慮在外語學習中的作用沒有明確的結論。如Kleinmann的研究以母語為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的英語學習者為對象,發現焦慮癥狀與學生口頭表達復雜的語言結構(如:被動句)的難易程度有關系。Young以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學習者為對象進行了調查,試圖證明口頭表達的熟練程度是否會受到焦慮的負影響:結果發現學生的口語考試成績于一定的焦慮測量手段有關。但是。當對語言學習產生影響的變量從焦慮和口語水平的關系中排除掉之后,采用聽寫測量手段檢查語言能力在統計上得到控制時,焦慮測量與OPI成績之間的關系不顯著。

三、外語學習焦慮的測量

1 外語學習課堂焦慮量表。Horwitz把上述諸多研究中存在難以斷定結論的現象歸因于外語學習焦慮研究中缺少一個專門針對外語學習的可靠而有效的測量手段。Horwitz等對外語學習焦慮癥做出如下定義:一個與課堂語言學習有關的、在這門語言的學習過程中產生的顯著的自我知覺、信念和情感情結。MacIntyre&Gardner對語言焦慮的定義是:與二語語境(包括說、聽和學習)有著特殊關系的緊張和畏懼感覺。為了了解學習者對外語學習過程產生的特殊身心反應的程度差異及其對外語學習的影響,根據學生的自我報告、客觀實驗以及一系列相關測量方法的分析整理,Horwitz設計出了一個后來被廣泛采用的外語學習焦慮測量方法――外語課堂學習焦慮量表(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即FLCAs),其目的是測量外語學習焦慮的廣度和深度。該量表由33個問題組成,包括外語課堂學習焦慮的三個方面,即交際畏懼(communication appmhension),考試焦慮(test anxiety)和負評價恐懼(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其中29個問題(占87%)涉及與聽、說、讀、寫、語言記憶以及語言處理速度相關的典型困難。使用這一量表進行多次實驗后。Hot-witz得出如下結論:迄今為止的實驗結果表明,外語學習焦慮是可以有效且可信地進行測量的,而且它在外語學習中起著重要作用。

2 交際畏懼。根據McCroskey的解釋,交際畏懼指的是個人對于與他人的真實或者預期交際產生的恐懼或者焦慮程度。他指出,典型交際畏懼癥的行為模式是交際回避(avoidance)或者退縮(withdrawal)。與沒有畏懼的人相比,交際畏懼癥患者在介入他人的會話以及追求社交方面顯得更加勉強,Daly&Stafford的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MeCmskey,Fayer&Richmond(1985)研究了美國的波多黎各大學生在學習西班牙語和英語過程中的交際畏懼與自我知覺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對自己英語能力的自我評估低的學生更容易出現較高程度的英語交際畏懼。Foss et al的類似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課堂中存在交際畏懼。它似乎成了學生掌握英語的絆腳石。

3 考試焦慮。FLEAS三要素中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考試焦慮。Sarason將其定義為:帶著恐懼心理來看待考察過程中成效不充分的傾向。換言之。學生擔心考不好。Culler&Hola?han推測,考試焦慮可能是學生學習技能中的缺陷引發的。一些學生在考試過程中感受到焦慮,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組織安排考卷上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外語課堂學習中,對學生的測試幾乎每天都會進行,因此學生在此過程中經常感受到壓力和焦慮,出錯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這很有可能對他們在考試中的表現以及提高水平構成影響。

4 負評價恐懼。FLCAS的最后一個組成部分是負評價恐懼。Watson&Friend09861對此的解釋是:對他人的評價有畏懼感,對負評價產生沮喪心理以及擔心其他人會對自己作出負評價的預期心理。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期望是對個體自身和他人行為結果的某種預測性認識,它不僅會影響個體的行為結果,而且也可能對個體在行為過程中的焦慮產生影響。

5 實驗報告結果。Horwitz在研究中對上述三要素給外語學習產生的負影響作了分析。在實驗報告中,Horwitz的結論是:FLCAS與交際畏懼的相關系數為,28(p=.063,n=44)。與考試焦慮的相關系數為,53(p

越低。Price(1991)在其實驗報告中也對FLCAS和外語學習的成績之間的關系得出了類似的結論:106位第二學期法語學習者的FLCAS得分與考試焦慮及當眾表達呈正相關。分別為r=.58(p

四、焦慮研究對大專生英語教學的啟示

篇(8)

一、“焦慮”的概念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所謂焦慮是指個體由于預期不能達到目標或不能克服障礙的威脅,使得其自尊心與自信心受挫,或使失敗感和內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緊張不安、帶有恐懼感的情緒;而從臨床的觀點來看,把焦慮反應看作是帶有不愉快情緒色調的正常的適應行為,把它們描敘為:包含對危險、威脅和需要作出特別努力,但又無能為力的苦惱的強烈預感;而語言學家Horwitz等認為,外語焦慮是學習者在外語課堂學習中產生的關于學習者的自我知覺、信念、感受和行為的一種情結;[1] Gardner和MacIntyre也認為“焦慮是與外語語境有特殊關系的緊張和畏懼感覺”[2]。也有大量研究表明,語言焦慮和學習效果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焦慮越少,習得越多;焦慮越多,習得越少。

二、“焦慮”對旅游英語專業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

旅游英語作為專門用途英語,對學生在聽、說、讀、寫、譯技能方面有著更高的要求,特別是能夠具備運用英語進行溝通和組織的能力。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學生們的口語表達總是稍遜于其它三個方面的表現。而這其中的一個主要誘因便是焦慮。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 缺乏自信心

過于注重自我形象,害怕會說錯或擔心語音語調不對,招致同學的嘲笑而丟面子,從而產生緊張、憂慮的情緒。

2. 受老師言行的影響

擔心老師會隨時糾正他們犯的每一個錯誤,讓他們產生緊張;老師問到沒做準備的問題時會緊張;與教師眼光接觸時,會接到“不預習就來上課”等責備的神情。這些現象表明老師的某些行為會直接影響學生的焦慮情緒。

3. 語言能力

口語焦慮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學生的語言基本功不夠扎實。如:語音、語調不夠正確規范,詞匯方面由于涉及許多旅游方面專業生僻詞匯,難讀拗口;句型、語法選擇不夠準確等。所以,英語基礎差的學生,易產生畏難心理。

總之,焦慮的學生回答問題以及參與課堂活動的自覺性很小,他們還傾向于回避比較復雜的句子結構、語法等;而心情較為放松的學生則會表現得躍躍欲試。因此,語言焦慮與語言課程成績以及教師對學生成就的評定呈負相關。

三、旅游英語口語教學中克服和減輕焦慮的策略

(一)關注學生需求、鼓勵學生開口

心理學家研究表明,人們是憑借別人對自己的反應作出自我判斷的。因此,教師要對消極性焦慮這一情感因素給予足夠的重視,要注意觀察學生的言談舉止,善于發現那些口語課堂上焦慮敏感的學生,根據學生焦慮的不同原因及不同程度,對癥下藥。有意識地找出他們的積極因素,幫助他們尋找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給他們更多的關愛和機會,將他們的課堂焦慮降到最低限度,只要他們取得一點點進步,就及時表揚,進行正向反饋,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快慰和成就感,從而信心倍增。同時,根據學生不同的性格、特點,采取不同的方法,培養和提高他們口語表達的能力。如:對活潑大膽,反應迅速、性格外向的學生,應采取“吹毛求疵法”,即在保護他們積極性的同時,對他們從嚴從高要求,讓他們說得對,說得準,說得好;對性格內向的學生,應采取“賞識激勵法”,著重培養他們敢說和愿意說的良好習慣,鼓勵他們敢于發言提問。

(二)創設愉快學習氛圍、建立小組合作模式

羅杰斯曾指出:和諧的課堂氛圍是學生創造性自由表現出來的重要心理環境;而不良的課堂氛圍會對學生造成壓迫感和不安全感,創造性不能自由發揮,并且會使之產生戒備。他認為,能否創設一種和諧的課堂教學環境首先取決于教師的行為,即取決于他做什么以及怎么做![3]因此,教師的言行會使學生產生激發或抑制學習的行為,教師的和藹可親可以化解他們心中的恐懼、疑慮他們也就很放松地進入課堂狀態。教師不能讓學生感到平庸、乏味,一定要善于抓住學生的注意力,而且所教授的東西一定要準確且有切實的內容。教師一方面要發揮課堂的教學藝術,用情緒感染學生;另一方面又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地學習,師生密切配合形成一種教師樂教、學生樂學的良性循環局面。所以在旅游英語教學中,不妨多采用合作型的小組活動形式進行口語練習,因為成功的小組活動形式可以使學生產生歸屬感,有積極的和相互支持的氣氛,也可以促進各成員的積極參與,自我形象增強,從而提高語言學習效果。

(三)遵循由易到難原則、給予及時評價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教師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教科書的安排,按步就搬地進行授課。但實際上,課程內容和學習任務對學生的學習效果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如果學習者覺得某種教材過于深奧,學習任務過難,他們必定會喪失信心,產生焦慮。學生的學習應遵循由未知到己知,由淺到深,由表及里,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等循序漸進的原則。只有從簡單的開始,才容易入門,才容易產生“興趣”,才容易把教學活動進行下去。因此,教師不僅要根據教科書里有什么而教什么,還要了解學生需要什么而教什么,教學活動要時刻以學生的學習需要為準,包括他們的情感需要。

同時,學生在追求學習目標、完成學習任務的過程中,如果能及時得到反饋,即讓他們及時知道自己學習的結果,能明顯地激發學習動機,調動學習的積極性。所以對學生的口語評價應貫穿于教學的全過程,讓評價照顧到每一個學生的個體差異,對每一個學生都起到激勵的作用,使學生在每一次的評價中均體驗到成功的喜悅。

總之,消極性焦慮對英語口語教學效果有很大影響,而教師在減輕學生口語學習的消極性焦慮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教師應幫助學生克服焦慮和其他心理障礙,營造高效高質、和諧共進的交際英語氛圍。當然,學生要提高口語水平,最根本的應從自身實際出發,努力掌握基礎英語知識,提高英語綜合能力;在口語課堂上要不怕丟面子,多開口講英語,積極主動地參與小組活動,在和同伴的交際中不斷提高自己“說”的能力。

參考文獻

篇(9)

(一)生態旅游的發展階段模式由于欠發達地區生態旅游中供求關系不夠明確,多以短期利益獲得為導向,致使旅游產品已難以滿足現代生態旅游者的需求,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景區生態旅游資源浪費和環境的破壞。為更好的發揮欠發達地區生態旅游發展的“后發優勢”,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目標,“旅游景區首先選擇重點景區進行旅游項目規劃,通過政府和旅游公司強有力的外力推動,走總體規劃、突出主題、規模發展、特色開發、梯度開發和持續發展之路”[3]。比如四川省九寨溝景區制定一系列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項目規劃,然后有步驟的實施開發,獲得較好的經濟社會效益,走在我國自然景區旅游發展的前列。

(二)生態旅游社區參與模式旅游項目發展資金的短缺、社區(村寨)居民參與度不高和基礎設施不完善限制了欠發達地區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以“社區(村寨)參與為主驅動力的“政府+公司+社區旅游協會+旅行社”的經營模式”[4],是目前較為適合經濟欠發達、生態環境保持較為完整、民族風情豐富多彩的地區開發旅游資源。該模式引進社區參與理論,策劃動員社區(村寨)居民參與生態旅游的規劃、開發、旅游互動和利益分配過程,不斷激發居民的積極性為主要內容的互動模式。該模式既能較好地解決旅游發展的各種資源和環境保護問題,又能促進欠發達地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生態旅游創建了一種較好的發展模式。以貴州省平壩縣天龍屯堡生態旅游景區為例,在這一方面走在了同類景區的前列,獲得了較好的生態社會經濟效益。

二、梵凈山地區生態旅游現狀

(一)生態資源現狀1、奇特的自然景觀和稀有植物資源。梵凈山地層古老,山區層巒疊翠、坡陡谷深、飛瀑懸瀉、溪流縱橫;境內群峰高聳,溪流潺潺,山青水綠;“梵凈山主峰上空水分較易凝結,形成變化萬千、形態各異的云海景觀,其中以曠世奇觀的‘梵凈佛光’最為典型”[5];該地區擁有6種國家一級重點保護植物,以珙桐、紫薇王等稀有植物最為著名,形成世界上種類繁多的生物資源基因庫。但是由于交通、資金和開發力度不夠等原因還沒有在生態旅游資源市場中形成自己的品牌。2、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梵凈山地區村寨居住了大量的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居民。這些少數民族經過數千年發展,形成“上刀梯、紙包火、釘雞、白馬懸蹄、口含紅鐵、滾龍、儺戲”等特殊民俗活動,還保持著土家族、苗族的花燈、龍燈、走馬燈、祭風神等原生態民俗資源。到目前為止,這些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還沒有完全融入景區發展規劃中,致使民俗文化開發力度不夠,沒有在貴州省的同類人文生態旅游中展示黔東民族風俗文化的獨特性風情,未能有效地將民俗文化整合成生態旅游的品牌資源。3、源遠流長的佛教文化。梵凈山地區佛教歷史源遠流長,距今1000多年前唐代時期周邊已有寺廟和簡單的佛教活動。到明萬歷初年(1573年)佛教活動空前繁榮。梵凈山又是全國著名的彌勒道場,它與文殊道場五臺山、普賢道場峨眉山、地藏王道場九華山、觀音道場普陀山等同為中國佛教五大名山和道場。梵凈山佛教文化活動還沒有形成規模經濟效益,與五大佛教名山的名氣不相匹配。梵凈山佛教文化宣傳力度還不夠,沒有形成全國范圍的佛教法會或佛教文化宣傳長效機制。

(二)生態旅游管理現狀一個地方旅游形象的好壞,不僅取決于旅游資源是否豐富多彩,還取決于良好的旅游管理。梵凈山生態旅游是以自然保護區為基礎的,當地村寨居民非法利用與不合理開發保護區資源已成為保護區管理的主要問題。首先,居民參與生態旅游資源的規劃與開發的積極性不高。梵凈山景區村寨的多數居民不知道或者不清楚自己在梵凈山旅游開過程中,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更多的是為游客提供簡單旅游商品加工,景區多數居民通常情況下利用自身的居住條件開設賓館或者進行簡單的飲食加工,很少有人參與比較高檔的旅游商業活動。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為生活所迫到浙江溫州、廣東深圳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自謀生計。其次,居民參與景區旅游管理的積極性不高。在梵凈山旅游開發的過程中,“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能從旅游開發中得到實惠,大多數人只會感受到發展旅游帶來的社會生活成本增加”[6](如物價上漲、擁擠等)。部分居民在追求安靜、舒適的生活環境的驅使下,不愿意或者拒絕與游客分享本民族的特有“風情”,甚至對于游客的“經常打擾”產生反感和厭惡情緒,這對旅游環境的保護是十分不利的。再次,社區(村寨)居民缺少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當地居民是與當地自然歷史和文化資源關系最密切者,也是梵凈山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因素之一。世代靠山生活的當地村民,經常深入山林獲得其生活必須或者有較高市場價值的資源以滿足生活需要或者轉手賣給游客,從某種程度上破壞了梵凈山固有的生態環境,不利于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三、社區參與對梵凈山生態旅游發展的啟示

旅游經濟欠發達的梵凈山景區可以走一條以原生態、純風俗為特色的發展道路,將社區(村寨)居民納入到旅游景區生態旅游規劃、開發活動中去。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思考或設計梵凈山旅游景區的發展:

(一)利用景區(村寨)居民信仰維系生態資源多樣性政府和旅游公司應當深入當地村寨了解村民的民族風俗,在旅游開發的過程中利用他們對山神、圖騰、神靈的崇拜來維系少數民族地區稀有物種、動物資源的多樣性。首先,對山神、圖騰的崇拜在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居民的信仰中占據重要地位,當地村寨居民對梵凈山原生態的自然資源有一種發自本能的尊敬與崇拜。其次,土家族等少數民族視白虎為本族人的祖先,將白虎供奉在家中以求神靈保護。利用少數民族的信仰減少人為對梵凈山景區稀有動植物資源生存環境的破壞,維系稀有資源的可持續循環利用。再次,利用“風水林”在居民心中的影響來保護原生態森林。苗族村寨村民通常都把一些視為影響整個村寨的前途和居民命運的山林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對任何破壞“風水林”的行為都是零容忍。

(二)充分利用黔東原生態的民俗文化打造旅游文化品牌黔東地區保存了數千年的原生態的民俗文化,以“勤勞”、“淳樸”等特點而聞名。把土家族、侗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納入到生態旅游文化資源規劃和開發中,積極引導當地村寨居民參與民俗文化旅游項目的塑造。依據土家文化、侗族文化、苗族文化等原生態人文旅游資源,設計各種專題旅游項目:比如土家族的迎親中戴花、妝郎、陪十姊妹、上頭、找莫畢(土家語)、哭嫁歌、搶喜把、換花鞋、跨七星燈、安床、搶床、滾喜床、踩門檻、迎親拜堂等嫁娶系列活動;侗族的“玩山”、走寨、“行歌坐夜”、搶花炮等民俗系列活動;苗族的祭祖、嫁娶、圖騰崇拜等系列活動;設計旅游項目時,需要求投入感情,真正進入角色,營造身臨其境的感覺。針對游客的個性需求,設計游客直接參與旅游活動項目:比如農家樂、工藝制作、紡織制作、體育競技等,讓游客參與其中,在玩中體會異域風情,以達到讓游客產生“流連忘返,難分難舍”情懷的目的。

(三)積極引導社區(村寨)居民參與生態旅游項目開發由于生態旅游自身特征能滿足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給的需要,從而使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成為國內外旅游學者研究的熱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在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旅游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和需要,并將其作為開發主體和參與主體,以保證旅游可持續發展和社區發展,既能增強當地居民的自豪感,又能為生態旅游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篇(10)

面臨考試學生便會存在考試焦慮,盡管心理教育在課堂教學中廣泛實施,但是學生考試焦慮仍然存在,影響學生考試時的正常發揮。近年來,我校對高三學生積極開展心理調整,有效改善了其對高考的焦慮,總結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

選取××高中高三3班62名學生作為研究組,其中男生32名,女生30名,年齡17.1~19.4歲,平均年齡18.5±0.2歲;選取高三2班60名學生作為對照組,其中男生32名,女生28名,年齡17.2~19.6歲,平均年齡17.9±0.6歲。兩組學生各方面資料對比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采用高考考試焦慮診斷量表,對兩組學生考試焦慮進行測量,詳細了解學生考試焦慮的情況。詳細了解學生的考試焦慮情況后,對照組實施常規教育宣講,為學生講解高考考試的重要性,考場規則,學科知識的常規復習,定期進行學習解壓活動(如教研活動、體育項目組織、戶外娛樂活動等),以及如何正確對待高考,等等。讓學生詳細了解高考相關信息,在常規復習基礎上適當解壓,從而輕松迎接高考。研究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重點實施心理調整干預,根據學生各自心理特點和學習情況,進行針對性的心理教育和疏導。在了解學生的情況后第一時間開始制訂針對性干預方案,然后針對性實施,并不斷深入了解學生心理變化情況。在干預期間首先確保學生有充分的復習準備,對他們各自的弱點學科進行分組復習,哪里弱就補哪里,強弱結合復習,讓學習強者帶動學習弱者,拉近差距。其次,定期開展心理調整工作,對一些敏感、焦慮、抗挫能力低下的學生進行單獨輔導,指導他們正確認識自己,疏解心理壓力,增強心理調整能力,做到輕松復習、正視高考、不怕高考。再次,制定一套放松操,深呼吸、慢吸氣、緩放松,每日課前組織學生集體操作,讓其從頭到腳放松,這樣不但能提高其自我調節能力,還能提高心理承受能力[1]。

1.3觀察對比指標

對兩組學生均于高考前2個月開始實施,實施一個月后采用高考考試焦慮診斷量表,測量各組學生考試焦慮得分,對比效果。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記數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應用×檢驗,計量資料采用兩樣本t檢驗,p

2.結果

通過實施不同的干預方法后,兩組學生考試焦慮情況差異顯著,p

表1 兩組學生干預前后考試焦慮情況對比分析(n,分)

注,兩組對比p

3.討論

考試焦慮普遍存在面臨考試的人身上,并非高考學生,而就存在考試焦慮的人而言,高考學生的比例最高。究其原因,高考對我國學生而言,至關重要,可以說關系將來,關系一生。存在考試焦慮的學生大多存在煩躁不安、焦慮、擔憂等特點,記憶也會有所下降,思想逐漸僵化,平日坐立不安,手足無措。針對這些情況,應在第一時間進行干預,對其干預的重點在于心理調整。心理調整的積極干預是結合學生考試焦慮表現的行為、特點進行針對性教育、指導,學習差的從學習入手,增強其自信心;對考試太過害怕、擔心的,引導其進行心理調試,提高心理調試能力;對高度緊張學生,應傳授其放松的方法,運動、娛樂、寧靜,等等[2]。研究組在詳細了解學生考試焦慮情況后的第一時間便制訂針對性干預方案,實施后學生焦慮得分明顯低于常規教育的對照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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