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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宏觀經濟走勢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中圖分類號：F20
一、2003―2006年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雙穩健”
（一）政策實施背景
從1993年6月以來，針對1992年前后的過熱經濟狀態，中國政府采取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此輪適度從緊的政策使得商品價格從1995年逐年回落， 1997年商品零售價格只上升0.8%，居民消費價格只上升2.8 %。
進入2003年，中國政策保持著以積極政策為主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因素，最突出的是投資過熱和糧食供不應求問題。
圖1 2000-2006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二）實施措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針對國內出現了部分行業投資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壓力增大等問題，2003――2008年中國政府采取了“雙穩健”措施。具體措施包括：
1.2003年6一9月，國家采取了規范房地產發展、土地管理等多項措施；2004年4月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較大幅度調高電解鋁、房地產、鋼鐵和水泥4個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對一些行業和方面的投資項目進行全面清理；暫停耕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審批；公布對“鐵本事件”的嚴肅查處。3.減免農業稅、增加對農民的補貼，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使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產量明顯回升。
（三）政策效果
事實表明，此次的宏觀調控對于緩解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其同某個局部利益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宏觀經濟調控的目的是為維護宏觀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從根本上說有利于各地區、各行業的發展；其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做出判斷和決策，會與某利益集團的利益存在沖突，這是不可避免的。
四、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政策實施背景
2008年，次貸危機發展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世界總體經濟形勢趨于嚴峻。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較高，出口占GDP比率約為40%，外貿依存度約為70%。世界經濟衰退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沖擊，“中國制造”遭受重創，我國出現了企業倒閉和失業潮，同時股市跳水，對外金融投資出現虧損，投資信心下降。我國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大幅度降至2008年的9.6%，2009年更是降低到了9.2%。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1.積極的財政政策
（1）減少稅收，擴大政府支出（4000億拉動內需）；從中央到地方都發行國債、地方債。（2）動用資金開發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提高社會福利保障，加強對落后地方的援建。（3）通過勞動法的調整等減少企業負擔。（4）加強公共財政的社會保障、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的穩定。（5）產業振興計劃。（6）促進對外貿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稅，二是人民幣升值。
2.寬松的貨幣政策
（1）2008年7月份開始相繼停發3年期中央銀行票據、減少1年期和3個月中央銀行票據發行頻率，引導中央銀行票據發行利率適當下行。（2）2008年9、10、11、12月連續下調基準利率，下調存款準備金率。（3）2008年10月27日實施首套住房貸款利率7折優惠；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4）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劃的約束。
（三）政策效果
此輪為應對經濟危機的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導致貨幣流動性嚴重過剩，我們可以看到2011年物價如同“過山車”一般，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從年初4.9%的月度同比漲幅一路上漲，進入5月之后，CPI漲幅迭創新高，直到7月份同比漲幅達到了6.5%，創下37個月的新高，引起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五、2010下半年至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適度緊縮性政策
（一）適度緊縮性政策
有驚無險趨向顛簸:
我們喜歡用“乘過山車有驚無險”來描述中國近年來的經濟。2011年最后的季度，中國微觀經濟開展的次要趨向卻頗為不測地顯現出趨好的特點:
其一，GDP增長持續堅持偏高程度。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估計將小幅回落，但仍堅持偏高增長程度「出口增長分明加快和消費持續小幅調整是招致經濟增長有所加快的次要緣由。作為“十二五”殘局之年，各地熱情低落的“十二五”規劃的施行將會招致2011年投資增長微弱反彈，估量201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將超越25%;.估計2011年國際消費總值將初次打破40萬億元，到達44.5萬億元，增長9.3，比2010年略為調整。
其二，三大需求增長將“一升兩降”。2011年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長都將有所加快，其中出口加速將較為分明，但投資的微弱增長將在很大水平上抵消這兩大最終需求增幅的下降。2011年。估量全年社會消費品批發總額名義增長16.9%，實踐增長14%左右。消費增長持續加快次要有三大緣由:一是受消費增長周期的影響，消費增長將持續平和調整，估量此輪消費增長調整的低點在2013年或2014年;二是汽車消費增長將分明加快.這將招致總消費需求增長有所加快屯三是受房價過高、房價下跌空間受政策限制等要素的影響，2011年房地產投資和消費的增長都將加快.這會帶動家居、家裝等消費市場的增長調整。
我們估計2011年出口增長將分明加快，全年出口增長估量在，0%到15%的區間運轉，比GDP增長略高。出口增長能夠分明加快的緣由次要有:一是由于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的動力缺乏，三大興旺經濟體都會有一定水平的加速；二是受2010年出口增長高基數的影響，2011年出口也將趨于加快；三是受原料價錢下跌較多、人民幣貶值預期較強、出口競爭劇烈等要素的影響，國際企業出口積極性削弱。
與出口、消費增幅加快相反，投資增長能夠仍呈現分明減速。估量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無望到達28％，甚至有能夠打破30％。這次要有兩方面緣由：一方面，與以往“雙數”五年規劃都是“低規劃”不同，這次各地五年規劃是在應對金融危機獲得嚴重停頓、經濟再回10％的高增長的環境下制定的，屬于例外的“高規劃”。據中國經濟研討所調研理解，沿海一些興旺地域，仍把“十二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目的定在10％以上，而很多中西部地域把目的定在13％至18％，比“十一五”還高。所以，“十二五”后期投資能夠會呈現“大干快上”。另一方面，各地的“十二五”高規劃預備都比擬充沛，一局部是延續了“反危機”的強安慰效應，曾經有分明的預熱。這就使得“十二五”一殘局就能夠呈現投資的“井噴”式增長。
其三，物價增幅無望逐漸回落。估計2011年物價總程度(CPl)增長呈小幅回落的態勢，且前高后低。總體看，招致物價下行的要素增多加強，招致物價下行的要素增加削弱，估計全年CPI增長2．5％左右。許多媒體渲染的通貨收縮急劇增長的報道和評論，并沒有迷信的剖析和現實的依據。
我們剖析，影響物價下行的要素次要是：貨幣金融政策將持續平和調整；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將在將來兩年集中釋放，會招致工業品價錢回落；內部環境趨緊，會進一步加大國際工業品價錢的回調壓力；中心農產品(大米、豬肉)未呈現較明顯的供求缺口，糧價和蔬菜價錢都將趨于加快；2011年實踐消費增長能夠持續回調，將對物價下跌構成一定的抑制造用。
推進2011年物價下跌的要素次要有三個：由于存在較大的供求缺口。2011年蔬菜和鮮果類價錢還會持續堅持較快的增長趨向；投機要素或氛圍依然相當濃郁，但隨著金融政策過度收緊，其影響無望削弱；一些壟斷性產品及資源品價錢下跌的壓力較大。這是將來一段日子價錢下跌的內在要素，但壟斷性產品及資源品價錢下跌的次要緣由是價錢變革或稅收變革。具有分明的可控性。
面臨的還是一些老成績:
2011年活動性過多成績不會基本改動，且能夠構成內外疊加效應。國際寬松的貨幣政策仍在持續，只是寬松度有所削弱，繼續兩年多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使房地產市場“調而不降”。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11年進入片面施行階段，美元將進一步眾多。兩股力氣疊加，將構成很強的資產泡沫化效應。從最近兩個月社會資金又在放慢流入房地產市場看，房地產投機的熱情又在低落。這預示著房價在2011年終能夠微弱上升。房價泡沫越高。
將來的調險越大，對此要高度警覺，制定治標之策。投資能夠呈現“迸發性增長”，投資與消費增長再次面臨嚴重失衡成績。“十二五”時期的開展與過來30年或過來10年完全不同，其面臨的最微風險和應戰是中國也能夠墮入“中等支出國度圈套”。要防止呈現“中等支出國度圈套”，必需改動開展形式，促進開展方式的基本轉變，經過經濟社會平衡開展和產業競爭力進步來打破開展的瓶頸和“圈套”。無視國際國際環境變化及最終需求缺乏而過度強調(或依賴)投資高增長，將會招致一系列難以處理的成績。因而，防止投資再次呈現過度增長，應成為2011年微觀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任務。
出口分明加快，將使內向型企業效益下降，產能過剩成績逐漸顯性化。受出口增幅能夠大幅加快及本錢分明上升的影響。2011年內向型企業的收益率將分明下降。在這種狀況下，企業最復雜的選擇是逐漸保持實業，而將資本、資金轉向資產品市場(房地產、股市、期貨等)，這不利于傳統出口產業的轉型晉級。同時，出口增長分明加快，意味著一些行業少量的產能過剩將需求國際市場消化，國際市場的產能過剩成績顯性化，從而加劇國際企業間的惡性價錢競爭，招致全體工業的利潤率下降。
微觀經濟政策取向成熟遭到國際國際經濟大環境的限制，“十二五”中國經濟速度難免有一定的加快，估量將由過來30年年均10％增長降至均勻8％左右的增長。我們不只要承受這一現實，而且要改動開展觀念，把經濟開展的重點放在放慢構造調整上，放在轉變經濟開展方式上。
關鍵詞:CPI指數;宏觀經濟;協整分析;平穩性分析;granger因果檢驗
Key words: the CPI index;macroeconomics;Co-integration analysis;the stable analysis;granger cause and effect test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5-0010-02
1CPI指數和宏觀經濟走勢之間關系的時間序列分析
1.1 CPI指數與宏觀經濟走勢的協整分析在分析中,經濟增長變量采用“全國生產總值(GDP)” 來度量。1978-2008年,全國生產總值(GDP)和全國消費物價指數(CPI)的原始數據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ADF檢驗進行平穩性檢驗,并為消除經濟變量中存在的異方差性引起的不利的影響,我們將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對lnGDP和lnCPI序列及它們的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變量lnGDP和lnCPI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表明lnGDP和lnCPI是一階單整序列。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
本文采用EG法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首先用OLS法對原數列進行協整回歸,發現存在自相關,對模型進行自相關處理后最終得到的協整方程為:LnC=1.419422+0.3924lnG+[ar(1)= 1.424909,ar(2)=-0.521498](1)
Dependent Variable: LNC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22/10 Time: 15:28
Sample(adjusted): 1980 2008
Included observations: 29 after adjusting endpoints
Convergence achieved after 100 iterations
Backcast: 1979
回歸結果顯示,模型(1)的擬合度較高,能以99.86%的概率保證程度來解釋原始序列的波動,說明整個方程的擬和優度較好,F檢驗通過1%的顯著性,證明所有自變量對因變量的總體解釋力度很強,并且通過了自相關性檢驗和異方差檢驗,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據此,lnGDP和lnCPI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協整方程如(1)所示。
1.2 我國CPI和GDP之間的誤差修正機制本文采用EG兩步法來建立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將殘差項引入模型作為解釋變量,并將長期關系模型中的各變量以一階差分的形式表示,對短期動態關系進行逐個檢驗,比較其顯著程度,最終確定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LnC=1.419422+0.392496lnG+1.424909DlnC-0.521498DlnG+0.989862MA(2)
擬合結果顯示,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變量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一致,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從系數估計值(-0.521498)來看,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521498)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
1.3 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檢驗對CPI和GDP的原數列及其差分序列進行VAR系統穩定性檢驗,根據AIC和SC越小越好的準則,經過1-6滯后階數的比較最后確定原序列在5階時VAR系統穩定,而其差分序列在6階時VAR系統穩定,在此基礎上分別對CPI指數和GDP的原數列及其差分序列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表明,在短期lnGDP與lnCPI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是我國經濟增長促進了我國的CPI指數,而在長期來看,經濟增長與CPI指數之間具有相互的促進作用。
2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2.1 本文的結論通過對我國CPI與我國GDP、各個相關因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①長期來看,我國CPI與我國宏觀經濟走勢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我國GDP增長1%,我國CPI指數增長0.3924%;②短期來看,我國CPI指數對我國的GDP存在正向影響,本期CPI每增加1%,本期GDP則增加0.2743%。短期波動對長期均衡趨勢偏離的程度也較高,表明CPI指數對反映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上年度GDP與CPI指數之間的非均衡誤差以(-0.5446)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③從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來看,在長期我國CPI指數和我國的經濟增長存在相互的促進作用,但是在短期,經濟增長是我國CPI的Granger原因而我國CPI并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
2.2 政策建議從以上分析得出,我國應在努力提升CPI指數的同時,防止CPI指數過快過高而引起通貨膨脹現象。并且建立以CPI指數為中心的價格體系。筆者認為,我國應從擴大內需入手,避免國家應采取擴張化的貨幣政策而引起通貨膨脹。并且通過貨幣政策即提高銀行房屋貸款利率方法有效抑制“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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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6-0023-04
過去半年多來,由于我國政府應對全球危機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實,所以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積極性變化。最近,高盛公司、瑞士銀行、摩根士丹利等一些海外金融機構紛紛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值。高盛公司將中國2009年經濟增長的預測值從6%上調到了8.3%,認為201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甚至將達到10.9%。但是,2009年前4個月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運行雖然已經觸底,但整體回升還面臨許多不確定性,經濟仍在低位運行。在國際經濟依然低迷的背景下,未來幾個季度,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可能尚難樂觀,在很大程度上將可能經歷鋸齒型的發展。因此,有關宏觀政策應作進一步調整。
一、經濟運行的走勢:V型還是鋸齒型
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程度的加深和蔓延,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實現率先復蘇充滿了期待。關于中國經濟運行的走勢,人們在經歷了L型、W型、V型等爭論以后,目前國內外大多數專家傾向認為可能是V型。理由是,從2008年11月份以來,中國政府應對外部金融危機的措施得力,成效比較顯著。主要表現在:一是投資增速加快,消費較快增長,國內需求持續提高。2009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1%。1-4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5%,比2008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別提高6.5和8.7個百分點;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90.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5%;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17.5%。二是工業生產逐步企穩。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3%,1-4月為5.5%;采購經理指數(PMI)連續5個月回升,已由2008年11月的38%上升到4月份的53.5%;用電量和發電量降幅減少,4月份全國用電量同比減少3.5%,而1-2月用電量下降的幅度是4.4%。三是結構調整積極推進,區域發展協調性強,產業升級加快。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都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沿海地區工業總體增速雖然較低,但恢復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勢較強,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換設備、醫療設備及器械制造業等增速明顯超過工業平均增速。四是金融運行情況良好,市場流動性充裕,金融市場平穩運行,社會信心提振,市場預期改善。
但是,能否就此認為中國經濟進入了V型軌道?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因為,從2009年前4個月的情況看,經濟基本面雖然似乎“觸底”,但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經濟運行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使得“反彈”動力不足,未來經濟運行還難以樂觀。
一是通貨緊縮壓力與流動性充裕并存。2009年2月份以來,CPI連續出現負增長,PPI負值還在繼續加深,標志著中國全面通縮的壓力還在加大。與此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十分寬裕,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其中3月份M2同比增長高達21.3%。二是銀行信貸超常擴張與企業信貸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前4個月,中國銀行業信貸投放達到了5.17萬億元,已經超過了2008年全年投放量,也超額完成了2009年年初制定的5萬億的目標。但是,當前企業的投資欲望并不強烈,一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嚴重不足,投資增速仍在下滑。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相當一部分在銀行體系內空轉,沒有真正進入實體經濟。三是政府投資加大與財政收入下滑并存。一方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得財政支出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工業企業利潤不斷下降,政府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持續下滑。2009年一季度,我國財政支出同比大增34.8%,而財政收入同比下降8.3%,財政收支矛盾開始顯現。四是資產市場企穩與實體經濟依舊低迷并存。盡管當前我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些回暖的跡象,但實體經濟仍然困難,庫存壓力很大,經營效益仍在下滑。比如,2009年4月我國發電量增速仍然維持負增長狀態,并且降幅比3月份還大,這說明工業生產恢復并沒有先前預期的那么樂觀。再如,工業產成品存貨絕對規模仍高達1.98萬億元,對工業生產和效益的影響仍不容忽視。再比如,產能過剩問題依然突出。目前閑置的產能不僅包括需要淘汰的落后、低端產能,更包括為出口服務的先進、高端產能。由此可見,未來國內企業自主投資依然低迷。五是內需擴大面臨較大壓力。從經濟內在規律和中國歷次經濟周期變化看,經濟增長和消費增長存在大約一年的滯后關系。同時,工業增速放緩和消費回落的滯后期大約為4-6個月。若這些規律繼續有效,那么對2009年的消費增長將構成較大壓力,消費增速進一步下滑的概率很大。六是外需持續疲弱,貿易順差明顯下滑。目前,盡管美國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但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疲弱的外需仍將是制約中國經濟反彈的最大因素。
上述問題,都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還未得到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時間。其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出口需求,有賴于全球經濟尤其是歐美市場的復蘇,這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其二,內需的真正啟動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有待于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諸多深層次問題的逐步解決。其三,投資增長以及投資效率進入良性循環,還需要社會信心的全面恢復,需要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大舉進入,顯然這也需要時間。其四,中國經濟經過了長達6年的高速增長后,積累了不少結構性矛盾,需要利用市場出清機制進行一次大的調整。這種調整包括產能調整和總需求結構調整,需要經歷一個痛苦而又漫長的市場出清過程,期間必然會出現利潤下降、虧損面增加,以及企業的關閉、破產、并購與重組。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民間投資是否有效啟動;二是中小企業是否擺脫了生存和發展困境;三是潛在消費是否轉變為現實消費;四是經濟是否向好發展。從目前的情況觀察,這四個方面目前還不太明顯。由此,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在本次危機中可能不是V型軌跡,甚至不是一個簡單的W型,在很大程度上將可能經歷一種波浪式的“鋸齒”型發展軌跡。當然,我們期望能夠通過適度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使經濟振蕩的波峰與波谷不要太大,并盡可能縮短整個振蕩周期。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空間與重點
在應對這場全球經濟衰退中,我們看到了各國政府都無一例外地選擇和啟動了財政政策。中國政府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采取了一系列財政政策措施。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當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也隱藏著若干風險。其一,在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政府能夠拿出來的錢是比較少的,更多的是需要靠銀行貸款。在中央4萬億和地方政府20萬億的投資大單中,政府能夠提供的只是給予企業的少量投資補貼,絕大多數依賴企業投資。而企業的投資又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筆者擔心,近期這種投資和貸款的“突飛猛進”有可能使既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受到影響。
其二,積極財政政策可能不能阻止經濟陷入“二次衰退”。政府刺激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屬于短期政策,它只能在短期內通過增加總需求,防止經濟過度下滑,但不能從根本上使經濟從低谷走向復蘇。這一點,日本1990年代的教訓值得注意。筆者認為,如果整體經濟的運行過度依賴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經濟很容易出現“二次衰退”。因為,在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作用下,因市場壓力減輕,政府部門和企業結構調整的動力將減弱,它們更多的選擇是擴大生產規模,而不是調整結構。這樣,一旦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遞減,經濟就會陷入“二次衰退”。
因此,我們應該在財政政策方面進行調整。
首先,應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投向,不斷增強公共財政的民生和消費性質。消費比重過低、對外依存度和投資依存度過高,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充分發揮公共財政在扶持經濟轉型中的特殊作用。為此,財政開支必須堅持三個原則:一是財政開支應該是民生型、福利型而不是生產型的;二是財政開支的方向應該是消費型而不是生產型的;三是財政開支的方向應該是促進社會和諧。基于以上原則,筆者建議:一是要從根本上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二是重點建立健全農村(準)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各級政府應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建立健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合理劃分中央、地方的事權、財權,以及各級地方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由不同級次的政府分工合作保障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農村的基本公共衛生、農村的生態環境保護收益的外部性很強,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農村的水利灌溉系統、農田改造、農村道路(省級公路、縣級公路)建設、鄉村電網建設、農村醫療保健服務等準公共產品可以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混合供給。
其次,應提升公共財政赤字比率,擴大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增長空間。在當前情況下,我國的公共財政應該從傳統的“綜合平衡”理念,轉變為資產負債表管理的新思維,從以擴大財政收入維系財政收支平衡為目標,轉到以全面支持國民經濟長期建康、快速發展為核心。日本野村證券經濟學家辜朝明認為,為應對資產負債表衰退,在企業恢復借貸之前不應過多考慮財政赤字的問題。過分擔憂財政赤字,反而會使復蘇的過程充滿反復。國內學者李稻葵也認為,當前實行赤字財政必要而且合理。
第三,健全資本市場體系,完善地方債券發行機制,增強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動力。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目前地方債由財政部,也由財政部代為辦理償還手續。而且,只有省級政府和計劃單列市具備通過中央地方債券的資格,地級市、縣級市都禁止發行地方債券。筆者認為,隨著條件的逐步成熟,未來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可以轉移給省級地方政府。當然,必須制定嚴格的管理辦法來規范地方政府的發債行為。
三、寬松的貨幣政策:績效與代價
目前經濟好轉的跡象使得近期出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降低,但決策部門考慮到經濟反彈的基礎尚未穩固,立即出臺針對信貸擴張力度較大的調控措施也不可能。因此,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會延續。
理論證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屬于短期政策。而且,對于當前的衰退,其政策效應不如財政政策。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如果貨幣政策運用不當,那么,將加大未來經濟結構調整難度,延長結構調整時間。筆者認為,未來一段時間,應實施靈活的貨幣政策。(1)貨幣當局應根據市場流動性的變化情況,靈活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控制在20%之內,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2)要圍繞實施國家產業政策和行業振興規劃,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在信貸結構優化的基礎上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3)加強窗口指導,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改進金融服務,加大創新力度,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4)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四、需求政策的調整:內需擴大與外需增長并舉
反思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除了微觀層面的銀行家貪婪、監管者行為失當、中介機構欺詐等原因外,宏觀層面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國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和新興經濟體的順差,以及美國與其它經濟體消費、投資的不平衡)是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國和嚴重的出口導向型亞洲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都需要確立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以降低對外國需求的依賴。
從中國應對危機的策略選擇方面看,也基本上遵循了這一思路。這些政策的積極效應目前開始有所顯現,未來可能進一步顯著。
從近期的情況看,消費保持了良好態勢。2009年4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4.8%。但是,筆者認為,對于內需的擴大,我們不應過于樂觀。因為,中國人儲蓄傾向濃郁的傳統文化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特別是在危機時期。尤其是,由于缺少一個社會福利網,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短期內也難以提高。因此,在一個可預見的時間內,筆者對內需的擴大持謹慎態度。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依賴外需的增長。那么,外需能否成為中國經濟恢復增長的引擎?
最新出口數據表明,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疲弱的外需仍是制約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最大因素。2009年4月份中國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比上月加深5.5個百分點。但據海關總署分析,按工作日平均計算,4月份出口環比增長6.9%,這是繼上月后單月出口再次環比增長。盡管出口連續出現環比增長,并不意味著外需萎縮的情況出現逆轉。值得關注的是:加工貿易占中國出口額一半以上。4月份,加工貿易進口同比下降27.4%,這意味著未來3-6個月加工貿易出口形勢仍不樂觀。而機電產品又占出口的六成。4月份,機電產品出口同比下降22.2%,降幅比上月加深3.4個百分點。從目前情況看,上半年出口同比降幅會在20%左右。
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加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增加了中國穩定外需的困難。流感疫情造成的心理恐慌,也有可能對外貿造成不利影響。從最近各國公布的數據看,歐美經濟難言好轉。2009年5月4日,歐盟委員會預計歐盟27國和歐元區經濟在2009年將萎縮4%。同時,把2009年歐盟經濟和歐元區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由1月份的增長0.5%和0.4%統一下調至萎縮0.1%。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歐盟,其經濟增長預期的進一步下調使得中國對歐盟出口更不容樂觀。最近,美國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如2009年4月份制造業指數升至40.1,高于3月份的36.3;金融領域的數據有所緩和,固定收益率曲線變得陡峭化,高收益證券交投有所回暖;整體建筑支出在3月份也出現了0.3%的增長。然而,美國經濟增長目前依然沒能擺脫美聯儲“直升機撒錢”效應的催化。歐美這兩個中國最主要貿易伙伴經濟衰退的持續,不可避免給中國出口增長帶來沉重的包袱。因此,外需的調整可能會持續數年而不僅僅是幾個月,沿海省份尤其如此。外部需求的持續萎縮,日益加劇了中國外向型產業的困難。這些企業持續經營困難,不僅影響上下游企業生產與投資,而且由此造成就業人數減少、居民收入下降,進而對未來消費增長產生制約。因此,在需求政策上,短期內我們必須兼顧內需擴大與外需增長。從長期看,必須將內需培養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筆者建議:
一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從藏富于國轉變為藏富于民。數據顯示,從1998-2007年,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從68.1%下降至57%。在外需不旺,需要大力啟動內需的現實下,政府必須讓利于民。如何讓利于民?一個重要選擇是收入分配機制向居民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基于刺激消費這一目的,收入分配首先應該向低收入人群傾斜。從經濟學理論來說,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分配給窮人比分配給富人更能刺激消費,也更能增加一個國家的整體福利。
二是完善對外貿易政策,提高抗御外部危機沖擊的能力。在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繼續保持順差的情況下,建議穩定人民幣匯率,減弱人民幣升值預期,消除全球經濟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匯率傳導機制,避免匯率成為美國轉嫁危機的政策工具。近一段時間以來,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越來越多,預計未來我們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為此,我國政府和企業應有預見性地做好應對措施,務實、有效地化解中外貿易中可能出現的糾紛。(1)細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不同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對紡織輕工行業的鼓勵類產品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重點支持自主品牌產品與高技術附加值產品出口,提高技術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出口退稅率,最終實現出口產品以不含增值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保證我國出口產品平等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2)增加對外貿企業的信貸支持,幫助企業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國際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要對中小型外貿企業在資金、技術上予以一定支持,幫助企業通過技術升級渡過難關。(3)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將外匯貨幣資產更多地轉換為戰略性資源資產,為我國擴大內需提供長期的資源供給保障。
由于國際經濟及國際貿易增長迅速減緩,21年中國外貿進出口增長速度將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將達2個百分點以上。在外需增長受到嚴重制約的情況下,21年中國繼續實施的“擴大內需”為主的政策將對拉動全年經濟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內需增長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國投資增長迅速,特別是由于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國有投資增長強勁,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完成投資同比增長15.8%,高于上年同期4.4個百分點,高于上半年.7個百分點,增長率大大超過上年;消費前三季度同比增長1.1%,增長將與上年基本持平,這是一個在2年較高基數上來之不易的較快增長。21年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是相當可觀的,尤其在美國、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過預期的外部環境中,更顯得“一枝獨秀”。可是,21年內需的超額增長并沒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長的猛降,從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長7.6%,據預測,21年我國GDP將達到7.5%左右。
目前看來,今后一段時期國際經濟環境仍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最近美國遭受的恐怖襲擊事件將加深景氣低迷,發達國家內部面臨的結構性調整還需時日。國際經濟波動所給予中國經濟的影響,滯后期大約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穩定的情況下,21年宏觀調控的著眼點還必須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從長期看,由于中國有12億多人口,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堅持以內需為主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堅持以內需為主意味著一國的需求結構偏重于內需,并要有一個適當的外貿依存度。在人口眾多、內需為主的大國,外貿依存度一般不會過高。經濟最發達的大國如美國,外貿依存度為2.7%,日本為2.1%(2年,根據聯合國LINK網站資料計算)。這一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44%左右,高于美國、日本等許多經濟大國一倍多。不過考慮到匯率等因素,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慮到中國加工貿易的較大規模,該數值似乎也還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國人口為12.6億,大大超過美(2.73億)、日(1.27億)諸國,其依賴國內市場的份額理應更大。為適應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特多、國內市場潛力特大的大國特點,實現以內需為主的長期方針,減緩國際經濟波動所給予我國經濟的影響,有必要慎重考慮適當調整我國需求結構中的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重。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會有很大的發展,必須堅持對外貿發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從中長期看,今后為了穩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適當降低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宏觀政策的著眼點應通過更積極地擴大內需、促進國內的消費與投資來實現。
二、關于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連續幾年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國債投資36億元,據測算,國債投資對1998、1999、2三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1.5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和1.7個百分點。21年國債規模15億元,對拉動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不僅有力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增強了經濟發展后勁。同時,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促進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消極方面,長期使用國債投資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改革的目標相抵觸;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債項目逐步傾向于低收益或無收益的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減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產生腐敗。另一方面,國債承受能力總是有限的。但是,中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可能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我在21年中國社科院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春季座談會上說過,銀行存貸差大,談不上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最近,財政部長項懷誠也說,這種有“擠出效應”的觀點在中國還沒有證據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銀行存貸款差規模一直很大,財政投資在資金上擠出不了民間投資,我國目前老百姓的儲蓄存款已超過7腕億元,21年1月末達到7.18萬億元,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4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9萬億元,存貸差額3萬億元多,社會資金綽綽有余。民間投資不暢不足,不是由于財政擠出,而是由于體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財政投資的投向大多數為公路、供水、機場等基礎設施,屬于公,共支出領域,在項目方面也不會擠出民間投資。一般來說,在供大于求的總格局下,有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生產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間投資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這些閑置的經濟資源時,政府支出規模包括投資規模的擴大,不但不會導致“擠出效應”,不會產生由于供應失衡而誘發的通貨膨脹,而且還將對閑置資源的利用,促進和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引導社會資金的流量與流向等產生積極作用。
目前情況下,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擠出效應上,當然,隨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效果的顯現,民間投資的擴大以及閑置資源的消失,瓶頸的出現,這種擠出效應也會逐漸顯露出來,而此時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問題也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判斷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夠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看三條:一是看國際經濟形勢何時能夠好轉,外需增長勢頭能否恢復,而這在當前看來是不確定的,目前世界經濟放慢的趨勢,有說是周期性的,有說是結構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響,國際局勢的動蕩,對今后走勢眾說紛紜,難于肯定。二是看社會投資何時能夠上去,而21年社會投資,1—3季度,集體與個人投資增長9.1%,低于國有及其他類型投資增長18.2%的水平,這也與外需不足情況下為外需配套的社會投資受到抑制有關。三是看財政指標離警戒線的距離,國際上常用財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過3%、國債余額占GDP比率不超過 6%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目前中國的這兩項指標離國際常用的警戒線都還有距離,我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歐盟規定的 3%警戒標準,仍在公認的警戒線內;從債務角度看,我國國債負擔從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遠遠低于歐盟規定的6%的警戒線。
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淡出時間要推遲,至少21年還要繼續實施。但在國債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調整,要加大
企業設備和技術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國債分配給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對西部的投資。據國家經貿委的材料,國債專項資金技術改造貼息項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億元,拉動投資281億元,拉動銀行配套貸款1721億元,就是說1元的國債資金帶動了1元的社會投資、6元的銀行貸款。 誠然,我國能維持7-8%的增長速度也不算低了,問題在于這個速度在我國現時還難以解決就業問題。在中國,就業問題應主要靠結構調整來解決,要靠大力發展民間中小企業,靠發展服務行業,靠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解決。而結構調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下子完成,因此現階段增長速度還很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財政政策力度還應加大。在外部需求進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擴大內需顯得越發重要,據此,如果全球經濟繼續放慢的話,積極財政政策不僅不能淡出,力度還應有所加強。
此外,貨幣政策在配合財政政策方面還應多發揮作用。近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了比較好的相互作用。過去3年金融機構共貸款7億元配套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項目的實施。目前情況表明,貨幣政策的補位作用有待加強,近期貨幣供應量減速,9月末狹義貨幣M1比2年同期增長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個百分點,比2年年底低3.7個百分點,比21年上半年低2.6個百分點。1-9月份貨幣流動性比率(M1/M2)為37.12%,比年初低1.37個百分點,表明貨幣的流動性也在減弱。如果再考慮到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進一步加快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顯得十分必要。現在物價形勢較穩,目前通脹壓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費品價格指數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下降.6%,金融貨幣政策可適當放松,這個“閘”還可以運用,保持貨幣供應量的適度增長,支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防止經濟出現進一步減慢趨勢。不過貨幣政策的松動要相當謹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慮金融風險的問題;二是要防止出現通貨膨脹。
積極財政政策能否淡出,不僅取決于財政自身的狀況,還要取決于貨幣政策的狀況。如果不及早為貨幣政策作用的正常發揮創造必要的條件,當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時,有可能貨幣政策仍然發揮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財政貨幣政策困境。為此,需要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為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三、關于需求政策與供給政策
前幾年實施的政策,是以擴張性財政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國經濟學界最近有人提出,還應當采取供給方面的政策,主張今后更多地從供給方面著眼,實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與供給方面的政策結合起來,這個意見是值得注意的。
強調供給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的主張。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并不是象凱恩斯主義所認為的那樣,主要取決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也不應該是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給”方面傾斜,使企業提高競爭力和投資的積極性。
中圖分類號：F120.4 文獻標識碼：A
宏觀經濟的調控是以間接調控為主，以計劃經濟為指導，以經濟手段為主要調控方式的綜合調控，其調控的經濟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伴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宏觀經濟的發展更應該站在世界化、全局化的角度進行了。因此，就需要把握宏觀經濟發展規律，不懈地探究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勢。
一、 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勢
我國宏觀經濟總體上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運行的，逐漸形成了以市場經濟為主，宏觀經濟為輔的經濟現狀。因此，根據現狀，對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勢進行探討。
（一）促進我國宏觀經濟與環境效益和諧統一。
據以往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來看，經濟發展速度都超過了百分之十，在這樣經濟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國宏觀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當我國一心關注于經濟效益時，卻忽視了環境效益。又隨著人們經濟實力的上升，對生活品質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就逐漸由一味追求經濟發展轉變為把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經濟重任上。促進我國宏觀經濟與環境效益的和諧統一不僅是人生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是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二）大力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
一個國家合理的經濟結構應該是第三產業最為發達，其次是工業，最后才是農業。然而，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產業結構的發展相對來說具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為了使得我國宏觀經濟未來長遠健康的發展，就需要改變我國工業最為發達，第三產業發展比較落后的現狀。構建一個新型的、合理健康的產業結構。
（三）發展資本型的產業經濟。
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我國在國家競爭中一直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只能夠憑借密集型的勞動力占據廉價優勢。因此，在未來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就需要轉變為資本混合型經濟發展模式，促進高新科技的研究，培育新時代科技人才，使得我國的經濟不僅能夠發揮廉價優勢，還能夠以高質量、高技術站在世界經濟舞臺。
（四）平衡東西部經濟發展。
現階段我國經濟整體發展不平衡，東部經濟比較發達，西部經濟比較落后。然而，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嚴重背離了我國社會主義理念的本質，嚴重阻礙了中華兒女共同富裕的宗旨。所以，在我國未來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就迫切需要變革這種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促進經濟的全局、全面發展。
二、針對宏觀經濟未來發展的調控政策
促進我國未來宏觀經濟的合理健康、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還需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節。下面筆者就根據未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對相關的調控政策進行探討。
（一）有效進行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進行宏觀調控政策的兩種主要手段。合理利用財政政策就需要發揮財政收支的功能。為了使得我國未來經濟能夠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和諧統一，那么就可以對具有高污染的產業進行更高標準的稅收，達到抑制該產業更大規模的污染。針對我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就可以利用財政補貼與減少第三產業的稅收進行，從而使得第三產業在政策的支持下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屬于第三產業，所以，在促進第三產業的同時，也能夠促進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平衡東西部發展就需要通過財政資金的扶持，可以通過財政收入，把東部的稅收用到西部的基礎建設等，使西部經濟發展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從而轉變西部經濟落后的現象。
（二）合理進行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的執行一般是通過銀行實現。所以，為了改變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弊端，規范未來經濟的走勢，就需要合理的進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就可以讓銀行對政府需要扶持發展的對象，放低貸款要求，降低貸款利率，從而緩解其資金不足的現狀，促進其長遠發展。就拿為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為例，為了使得第三產業能夠大力發展，就可以對從事第三產業的企業降低貸款要求，放寬還款日期，使該產業能夠在經濟運行中具有勃勃的生命力。
（三）完善宏觀調控中監督職能。
發揮調控監督職能是使得宏觀調控政策保質保量的有效途徑。質監部門發揮監督職能就應該嚴格審核各種制度實行標準，嚴厲打擊財政支出不落實處的現象，并以身作則。完善質監部門的監督職能，才能夠有效反饋調控政策的實施結果，才能夠更好的促進宏觀經濟未來走勢的正確方向。
在推進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只有具備長遠性目光，準確把握我國宏觀經濟的未來走勢，并采取相關的調控政策，才能夠更好的使得我國經濟更健康、更合理、更科學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賀州市環境衛生管理處）
參考文獻：
今年經濟走勢及市場預期的變化
2016年的經濟開局可謂是跌宕起伏，各界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或許可以用“亂花漸欲迷人眼”來形容――從1月至3月中上旬的看弱，到3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樂觀，又到當前的謹慎。
第一階段：1月至3月中上旬。對于這一階段經濟形勢的看弱，是因為主要經濟數據不僅低于去年同期值，而且顯著低于市場預期。2016年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低于市場預期（Wind資訊統計的市場預測均值）0.5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2%，低于市場預期0.5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3月下旬至5月上旬。3月2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4.8%，結束了2015年以來同比負增長的局面。并且3、4月份房地產市場、鋼材市場均表現活躍，1―3月財政支出也有顯著增加。另外，3月份整體經濟數據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反彈，且均高于市場預期，強化了市場對于經濟企穩的判斷。
第三階段：5月中旬至今。5月，市場對于我國經濟走勢的討論增多，加上4月份宏觀數據整體走弱，使得更多人對經濟形勢持謹慎態度，資本市場也受預期影響產生了波動。
對于當前經濟，各界關心的問題之一是物價走勢。今年以來，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各界對物價走勢的預期也出現了波動，先是產生通縮預期。1月份，在低基數效應下，CPI同比增速為1.8%，繼續停留在“1時代”。2月份 ，CPI同比增長2.3%，高于市場預期0.5個百分點。3、4月份CPI均保持在“2時代”，加上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以及PPI同比增速快速反彈，各界對通縮的擔憂也發生了轉變，轉為擔心可能發生通脹，并會因此掣肘我國出臺偏寬松的貨幣政策。
當前經濟形勢分析
筆者認為，2015年以來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不排除調結構、去產能的影響。對于走弱的經濟，我國并沒有出臺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但從今年一季度來看，財政、貨幣方面的數據均給市場帶來了一些“穩增長、政策加碼”的預期，市場產生一定波動。
對于一季度的經濟數據，更需關注其中潛藏的風險。一季度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現象有所凸顯，推動房地產投資增速上升，維持了投資增速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第二產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對固定資產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拉動GDP同比增長0.6%，對沖了因為金融業增速下滑對GDP增速的負面影響。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表現出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如果沒有穩增長政策的刺激，我國經濟下行幅度或許更大。但從1―3月的經濟狀況來看，穩增長的刺激作用似乎存在與調結構、去產能相悖的痕跡，比如3、4月份鋼材、汽車市場的異常繁榮與去產能似乎存在明顯矛盾。
4月份，經濟數據全面回調。在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加快、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管控壓力加大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信貸規模收縮較大。4月財政存款大幅增加，由于不統計在M2中，拉低了4月M2的同比增速。從實體經濟來看，工業、消費、投資、進出口需求同比增速出現全面下滑。隨著前期鋼材市場、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度提升以及各界對政府穩增長預期的增強，3月份高耗能、高投資行業出現死灰復燃跡象，對3月經濟數據的全面上行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4月投資增速略有下滑，存在明顯的政府投資減速跡象。1―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0.5%，較1―3月回落0.2個百分點，1―3月較1―2月上漲0.5個百分點。從民間投資來看，1―4月同比增長5.2%，較1―3月回落0.5個百分點，1―3月較1―2月回落1.2個百分點。從工業領域來看，3月生鐵、粗鋼、鋼材、原煤生產分別較1―2月上漲9.2、8.6、5.4、1.9個百分點，分別較4月份下滑4.2、2.5、2.8、6.5個百分點，高投資、高耗能、產能過剩的“黑色系”對3、4月份的工業生產影響較大，與3、4月份投資增速變化也存在些許的巧合。在財政支出方面，1―4月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同比增長7.0%，繼續保持偏寬松的財政政策狀態，但地方財政支出同比增速出現了顯著回調。
2016年年初以來，個別地方政府在執行“穩增長”政策方面出現了偏差，有投機現象。有的因為GDP的壓力出現了繼續依靠房地產、鋼鐵產業等帶動地方經濟增長的苗頭。
對于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不必過于謹慎。首先，經濟增速放緩不等于政府不作為、不刺激；抑制產能過剩不等于不生產、不投入。比如像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就需要相關配套設施的投入及建設。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充電樁建設，也不是僅依靠一兩個大型企業就可以實現在全國布網的工程，這種投資仍需依靠政府。其次，對于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也要保持信心和理性，適當的預警也有助于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我國物價走勢預測
當前形勢下，對我國物價走勢判斷的難度在加大。今年年初，國家統計局對CPI的統計口徑進行了一些調整，再疊加各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一季度CPI同比增速出現大幅上漲，進一步增加了各界對于通脹的預期。
（一）數據的可比性問題
根據筆者分析，從2016年1月起，CPI的統計口徑發生了以下幾方面變化：一是食品權重顯著變小，食品占比由之前的0.3下調到0.2。二是將原來的“煙酒”項和“食品”類合并為“食品煙酒”類。三是食品部分所包含的分項和權重略有調整，但對于整體CPI走勢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四是對于非食品部分，除了對各項權重進行相應調整外，還將部分服務類價格與其他商品類價格合并為“其他用品和服務”類。
由于權重調整，今年公布的CPI數據存在與2015年數據不可比的情況。對此，筆者用2015年的權重重新估算了今年1―4月的CPI數據。根據估算，1―4月CPI同比增速分別為2.2%、3.3%、3.1%、2.9%，分別比今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CPI同比增速高出0.4、1.0、0.7和0.6個百分點，分別高出2015年同期1.4、1.9、1.7和1.4個百分點（見圖1）。
（二）今年通脹壓力分析
雖然從可比口徑看，2016年1―4月CPI同比增速更快，但這并不構成2016年形成通脹的充分條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1.2015年存在低基數效應
受國際原油價格暴跌帶來供給沖擊，以及豬肉價格持續下滑的影響，2015年前4個月的CPI環比增速低于2002―2015年同期均值，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低基數效應。正由于這樣，從同比角度來看，2016年的CPI同比增速在一定范圍內高于2015年屬于正常波動。
2.季節性因素、天氣因素疊加豬周期的影響
季節性因素、天氣因素疊加豬周期，導致2月CPI環比增速大幅上漲，拉高了2月以后各月CPI數據的基數。當時各界對通脹形勢的擔憂主要在于兩方面，一是2月份CPI同比增速由上月的1.8%上漲到2.3%，上升了0.5個百分點；二是各界認為豬肉價格上漲會推動CPI同比增速繼續上行（當時豬肉價格恰逢上漲小高峰時期）。而現在來看，當時的擔心是多慮了。2月份是春節所在月，受節日因素影響，商品價格普遍存在環比上漲的情況。另外，2月中旬發生了兩次較大規模的冷空氣侵襲，對蔬菜價格影響較大，致使春節過后蔬菜價格持續居高不下，直至3月中旬后蔬菜價格才見回落。4月蔬菜價格進一步回落，隨著夏季的來臨，預計今后蔬菜價格繼續上漲的空間有限。再有就是豬周期，由于前期豬肉價格持續走低，生豬供給減少。同時受季節因素影響，作為主要飼料的玉米價格上漲，也增加了豬肉的供給成本。由于國內玉米儲備充足，生豬養殖產業化市場恢復能力增強，預計豬肉價格僅存在有限的上漲空間。筆者通過對農業部網站公布的每日農產品價格指數跟蹤，發現5月份豬肉價格漲幅收窄，出現價格回落的跡象。
3.核心CPI并未顯著上漲
從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1―4月核心CPI來看，并未出現顯著上漲，因此今年的價格上漲主要源于季節性因素所導致的食品價格上漲，并不存在價格普遍性、持續性上漲的基礎。3、4月份可比口徑下CPI同比增速的回落，也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觀點。
（三）對當前形勢下物價走勢的預測
基于前述分析，筆者對于今年的物價走勢有如下判斷：一是今年CPI同比增速不會太低。2月份CPI環比增速大幅上漲，預計將拉高全年CPI同比增速上升0.4個百分點以上。二是今年不存在價格大規模普遍上漲的基礎。從CPI構成中占比較大的非食品價格來看，受當前經濟形勢低迷以及去產能、調結構或將波及就業形勢的影響，需求端非食品價格不具備大幅上漲的條件。
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
對于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以供給側改革為主，但也要適度擴大需求。建議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是保持需求端的適度擴張。無論從我國所處的經濟環境還是從供給側改革來說，都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空間，需要適度的需求擴張政策來保證經濟的平穩增長。
當前我國面臨的兩大現實壓力。一是就業問題，2016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765萬人，較2015年增加15萬人，加上中職畢業生和高中畢業后不再升學的畢業生，預計2016年將有1500萬左右的青年需要就業。再加上去產能、調結構過程中可能形成的失業群體，2016年的就業壓力比較大。二是實現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兩個翻一番”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也需要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2015年11月，總理在韓國首爾的演講中指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就需要今后五年經濟年均增長6.5%以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需求側沒有拓展的空間，那么供給側改革也將面臨較大的壓力。
二是在貨幣政策調控方面不需大幅擴張，主要是防止進一步加大資產價格泡沫風險。
三是將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供給側管理的手段。在財政政策方面，可通過精準定向調節的方式實施，比如通過政策傾斜，減少企業稅費、減少創新型企業的成本、增加企業活力；通過抬高產能過剩行業的準入門檻，引導、培養企業的創新觀念。
四是盡量通過改革、創新的辦法為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提供更好的投資機會。比如通過簡政放權來降低制度性成本；通過國有企業改革打破投資準入障礙；加強產權保護等。
從1997到2004年間，中國白酒產業逐漸從中低端產品到高端產品過渡，很大一部分過剩產能被剝離出來，當前正處于黃金增長期。產品結構的變化，中低端產品的產能被剝離出去，實現了從中低檔酒向高端酒過渡，相應的提價帶來的效應使白酒產業規模在增長。
在烈性酒的消費上，全球消費最高的國家是英國，烈性酒在整個酒水消費中的比重占到了18％～25％，在大部分國家，比如日本，烈性酒在整體酒水消費中的比重占到了10％以上，與目前我們國家的白酒消費水平比較吻合，可以預計，中國白酒的消費量進入了一個平穩的階段。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
用兩組數據進行分析：人口結構的變遷是引領白酒消費最重要的因素。白酒消費最主要的人群年齡在35～44歲之間，這個人口結構的比例在2005年到2015年之間會保持增長。以日本為例，在35～44歲之間的人群，人口比例在增長或保持較高水平的時候，對烈性酒的消費呈現出高增長的態勢，當35～44歲這一人群，人口比例呈下降趨勢的時候，烈性酒的消費量也在下滑。目前，我國35～44歲這一人群的人口結構最有利于白酒消費。從2015年之后，隨著中國人口結構調整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很可能會面臨白酒消費的下滑，白酒的銷售也會出現下降。目前的形勢是消費量在平緩的增長，消費價格也在增長，帶動著整個產業規模的增長。我們預期在未來的5～8年內，中國的白酒行業會繼續增長，到2015年的時候會出現變化。
未來中國白酒產業是波動式增長
白酒產業最典型的一個特征是政務消費引領商務消費，商務消費再引領個人消費。政府GDP增長帶動固定資產投入的增長，隨之也會帶動白酒消費的增長。白酒消費量和白酒消費的規模跟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成正比關系。我們看到，隨著GDP增長以及中國固定資產投入的增長會帶動白酒消費的繼續增長。從未來看，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持續波動的狀態。過去的3～4年中國經濟都在持續高速增長，未來3～4年中國經濟可能要經歷迂回曲折的過程，處于波動狀態。在波動的時候，就意味著白酒企業在經濟的高峰期可以高額盈利，在整個經濟的低谷期，也會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所以，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日趨波動，白酒產業在未來將呈現波動式的增長。
中國白酒產業是一個中等競爭強度的產業
中國白酒企業的數量在逐年遞減。數據統計，1998年時，中國的白酒企業有1400多家，到現在只剩將近900多家，這個說明整個白酒產業在不斷進行調整。調整的背后，是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水井坊等知名白酒品牌在中高端市場銷售額的快速增長。2006年的數據顯示，這四家企業當年的銷量只占當年白酒總銷量的8.8％，收入和利潤所占的比重分別達到了15.4％和13.4％。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白酒產業在不斷增值，產業結構在增值的過程中，整個產業內的銷售收入和利潤都在上升，這進一步肯定了產業增長的大趨勢。所以說，中國白酒產業是一個中等競爭強度的產業。
在一個中等競爭強度的產業里，白酒企業應該關注兩個方面：一是追求產品的優化。茅臺、五糧液和國外像軒尼詩這樣的知名烈性酒品牌相比，差距還很大，產品的發展空間也很大。中國經濟的增長會帶動白酒產業需求和消費量的增長，高端白酒市場規模不容小視，高端酒的提升空間很大。另外一個就是白酒板塊在股市的表現。自年初以來滬深兩市指數反彈高達50％，食品飲料行業反彈幅度4鐋，高端白酒板塊只有30％。白酒板塊在股市中的表現應該引起白酒企業的關注。
白酒企業三個方向
多元化
白酒企業最典型的特征是現金流充裕，負債率很低，這為多元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產權利益的改革，要么多元化，要么成為多元化的一部分，會是未來發展的一種趨勢。
平臺化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03-01 全球金融化危機之后，2011年6月—9月又爆發了美國和歐洲債務危機，現在正在發酵之中，希臘和西班牙再爆新危機，引發全球股市暴跌。為了應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新變化，企業需要重新調整自己的座標定位，創新自身的發展戰略，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專家認為，企業在創新發展中要突出“七個注重”。
一、注重聯合重組，走集團化之路
美歐債務危機后，世界經濟出現了大洗牌、大調整、大重組、大轉型的新動向。為此，企業要順應大勢，突出強強聯合，在兼并重組上把自己做大，在優化結構上把自己做強，走集團化之路。世界500強全是集團化，大項目牽動，大集團引領，集群式發展，走集團化之路是必然化選擇。今后要追求企業集團化，技術集成化，經營集約化。過去企業布局分散，單打獨斗闖市場，今后要聯合起來，轉變觀念放寬視角，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聯合競爭中做大做強，敢于走創新重組之路，黑龍江省有哈量、哈電集團都在與國外企業兼并重組中做出了樣子，趟出了路子，應該好好總結推廣。
二、注重轉型升級，走科學發展之路
全國經濟正在加快轉型升級，這是“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必然選擇。現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有幾個導向，要由外延擴張型轉向內涵增長型，由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重新塑造兩個密集型企業。過去我們提倡“兩個密集”是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資源密集是為了深加工，勞動力密集是為了擴大就業。現在回頭看這“兩個密集”是粗放發展模式，資源密集型高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勞動力密集型缺乏科技創新競爭力。現在我國正面臨資源和人口兩個紅利逐漸消失的局面，企業需要轉向新的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科技創新，資本密集型高投入產出，這才能塑造高端企業。所以現在要提倡發展新式密集型企業，從資源密集、勞動密集的粗放增長，轉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新增長模式。黑龍江有四大傳統產業：能源、化工、食品和裝備制造。今后要提倡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電子信息等產業，要向新型產業靠攏，完成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落實好科學發展觀。
三、注重科技創新，打造核心競爭力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來自市場認可的新技術和新產品，所以自主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企業群中最有成長周期和成長空間的企業，都是科技創新型企業。企業要加大技術創新研發的投入力度，組建高端人才集聚的研發隊伍，研究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占領前沿市場份額，企業才能在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獲得長久的發展。這就要求企業樹立新理念，從注重招商引資轉向注重招才引智，投放財力加快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把企業打造成人才高地和資金洼地，依托科技創新體系，加快科研成果轉化，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帶動企業產品創新，贏得市場份額，增大利潤空間，推動企業走創新驅動之路。
四、注重品牌戰略，占領高端市場
市場競爭分為兩個階段的升級過程：第一階段是企業之間產品成本和價位的競爭，這是低檔次的企業競爭。第二階段是企業之間競爭品牌和服務，這是高檔的企業競爭。企業要提前完成這種轉變，進入高端的競爭階段，在品牌和服務上做足文章，敢于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加大廣告投入力度，尤其在初期要耐得住寂寞，舍得巨額投入，注重培育企業的知名品牌，打造高端產品，瞄準高端人群，搶占高端市場，獲得高效回報。
五、注重管理創新，打造企業文化軟實力
在市場上企業產品的質量、價位、品牌競爭，是企業硬實力的競爭，企業文化是企業的軟實力的競爭，軟實力更有硬效益。企業文化的內涵很深刻，包括企業精神的提煉，企業哲學的歸納，發展戰略的確定，員工理念的整合，給全體員工樹立統一的價值觀，整合員工的行動和理念，增強凝聚力和戰斗力。所以企業的管理創新要向打造企業文化轉型升級，對員工要以人為本，給予人性化關懷，調動人性、維護人權、發揚民主，發揮企業文化的磁場作用，對內增加凝聚力，對外增強競爭力。同時注重打造企業自身特色的文化，企業員工世代傳承，在市場中保持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六、注重銀企合作，提升融資能力
今后企業管理理念要從封閉式轉成開放式，更加注重研究和金融業的合作，拓展發展的空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金融活則經濟活，金融強則企業強。加強銀企合作，改善金融環境，解決企業貸款難和貸款貴的問題，以此根治企業長期存在的貧血癥。另外企業要更新理念，研究到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減輕企業到銀行貸款的壓力，瞄準上市融資才能做大做強，借助股市融資加快自身發展。世界500強企業都是通過上市直接融資發展起來的。企業還可以在資本市場通過產權交易變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企業學會資本化運作，才能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弄潮兒。
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余波未盡，對世界及我國經濟的影響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反映在交通運輸方面，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不僅改變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率，擴大經濟總量，而且將促進交通運輸方式改變，提高運輸效率；信息技術等新技術的應用促進交通運輸信息化、智能化、系統化。信息技術的應用使交通管理和運輸組織發生重大變革，使客貨運輸管理、運輸工具控制、運輸安全等方面發生巨大飛躍；新能源技術及其產業化，將為交通運輸工具節能減排提供技術支撐；隨著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核能轉化為電能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燃油類交通工具將逐步被電動型交通工具所替代；歐美由于債務危機和失業率居高難下，內需不足，經濟復蘇放緩，進出口大幅減少，而這些國家的進口占我國出口很大份額，國際貿易運輸海運比重較大，因而，發達經濟體進出口減少影響我國貨運增幅減小，而道路運輸比重相對提高；我國周邊國家俄羅斯、蒙古、印度、老撾、緬甸、越南、朝鮮等國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相對較小，相對西方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較快，從2011年經濟增長的情況看，俄羅斯4.3%，蒙古國9%，印度8.4%，老撾8.6%，緬甸5.8%，越南5.9%，增速均高于發達經濟體。因而，國際貿易回升較快。周邊國家與我國貿易加大，將擴大我國道路運輸總量。
中國經濟變化對交通運輸的影響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將恢復較快增長，但受投資和消費需求實際增速下降及其波動影響，以及經濟周期交替的影響，GDP增速波動幅度較大。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呈小幅回落態勢。全年GDP增速將回調到8.7%左右,比2011年減小0.5個百分點，總量達到54萬億元。經濟增長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需求特別是出口增長明顯放慢。2012年消費增長相比2011年繼續放慢，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13.8%，實際增長10.5%左右，比上年下降1.1個百分點。2012年出口增長明顯放慢，預計全年出口增長10%左右，比上年下降10.3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預計2012年全年增長20%左右，比上年下降3.8個百分點。
預計“十二五”時期比“十一五”時期GDP年均增速降低2.2個百分點，受此影響，預計“十二五”時期旅客周轉量、貨物周轉量增速相應下降，2015年相對2010年分別增長56%、45%，總量分別為23432.5億人公里、62915.1億噸公里。
在產業增長結構中，重化工業比重較高的情形下，道路貨運的比重相應較高；在重化工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提高的情形下，道路貨運的比重相對下降，而道路客運的比重相對上升。“十一五”期末，三次產業比重為10.1:46.8:43.1，預計“十二五”期末三次產業的比重為7:46:47。預計2015年道路貨運周轉量比重下降到28%左右（“十一五”期末為30.6%）；道路客運周轉量比重上升到58%左右（“十一五”期末為53.8%）。
“十二五”時期城市化加快，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將保持在2.5億左右，城市化率將達到55%，比“十一五”期末提高5個百分點，因而城市客運總量比農村客運總量的比重顯著提高。由于城市容積率的提高，道路空間開拓的有限性，公交車客運和軌道交通客運的比重將顯著提高。
我國經濟及交通運輸發展的政策取向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貫穿“十二五”經濟社會工作一條主線。轉變發展方式的路徑主要是資源利用方式從資源的粗放型利用向集約型轉變，推動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從主要依靠投資驅動向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協調推動轉變，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從重化工業為主向高新技術產業帶動的三次產業協調發展轉變。
一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繼續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更有效地保護環境，從根本上轉變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多種手段有機結合的節能減排長效機制，積極發展低碳技術和減排技術，關鍵是要發展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產業。確保實現“十二五”提出的節能減排新目標，確保實現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減排40％－45％的目標。從能源長遠發展戰略考慮，我們要率先發展太空太陽能產業。
保障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政策取向：開征和調節資源稅，推進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開征環境稅，在產業政策上強化環境準入，完善消費品價格政策體系，在進出口手續中增加環保閘門，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
二是提升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
要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協調拉動經濟增長，關鍵是調整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十二五”時期，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政策取向，在宏觀收入分配格局中降低國家財稅增長幅度，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在企業分配格局中，縮小企業利潤留成比例，擴大職工分配比重；健全以按勞分配為主、各種要素按其貢獻參與分配的科學政策體系。完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的政策取向，實施優先保證五項“人人享有”的保障政策，即免費的義務教育和中職教育、少量收費的基本衛生保健、適當的住房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養老安排。
三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十二五”規劃已經基本確定產業結構調整的四個定量指標：第三產業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4個百分點。生產業在服務業中所占比重由2007年的接近30％，提高到40％；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5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呈現規模；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比2010年提高10—15個百分點，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單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7％左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0％左右。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措施包括財政支持政策和政府采購政策。
實施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今后幾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相對于2009年以來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既有利于解決周期性的矛盾，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繼續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常規手段對沖不合理的貨幣增量，更要通過加息，使基準存款實際利率轉負為正，適度加大人民幣升值幅度，把握好協調抑制通脹與穩定出口經濟增長的關系。
2012年，考慮到物價“居高難下”和經濟減速的雙重壓力，應當實施適度微調的穩健貨幣政策（保持幣值和物價的基本穩定）。根據以往經濟發展經驗，m2的中性增速等于經濟增速加通脹率再加2—3個百分點：一是貨幣供應量應保持在15%左右；二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5—2個百分點），增加銀行可貸資金；三是優化信貸結構，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民生、小微企業給予融資便利；對于房地產、“兩高一資”等行業嚴控貸款規模。四是適度控制新增貸款規模，全年宜控制在8.5萬億元左右。
財政政策推動結構調整
理順財政收入來源機制，一是將國有資本預算與年度財政預算統籌考慮；二是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基礎上的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的安排，從根本上解決“土地財政”問題。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一是支持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服務業的發展；二是增加就業和再就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支出；三是擴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改革的支出；四是保證收入分配改革中各項必要的補貼支出。
2012年，財政政策取向應當是對于“穩增長”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提高與民生相關的財政支出，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具體政策措施是將財政赤字目標由上年的9000億元提高到1.3萬億元左右，并將其中的4000億元作為中央代地方發行的地方債，重點用于保障房建設。因為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2009-2011年分別為6.8萬億元、8.3萬億元和10.4萬億元；從負債規模看，這三年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總負債規模分別為15.04萬億元、17.47萬億元和20.10萬億元，當年名義GDP的比例分別為44.1%、43.9%和42.8%，遠低于60%；各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低于3%，因而我們還有舉債空間。
改革和完善價格體系聯動機制
規范和完善市場體系，促進價格形成機制合理化。一是規范農產品生產價格合理提升，抑制中間流通環節過高的附加值。二是抑制農資產品及其他工業品價格過快上漲。三是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避免占有利用的暴利性。四是規范運輸價格隨燃油價格波動而調整的定價機制（運價+浮動燃油價格）。五是適當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物價補貼。
提升交通運輸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是推進交通運輸方式轉變。建立交通運輸技術研發基金，對于在交通運輸組織和管理（客貨運輸信息管理、運輸工具控制、運輸安全）等方面運用國內外先進技術（信息技術、電子技術、通信技術和系統工程技術）給予財政支持；對于購置先進技術設備降低購置稅率。以促進管理智能化、客運高速化、貨運物流化。推進交通運輸節能環保。
鼓勵和支持更新交通運輸工具，對于購置新能源交通車輛（電動車、燃料電池汽車等）降低購置稅。鼓勵和支持能源使用方式更新，對于使用新能源（電能、燃氣、生物燃料）給予財政補貼。
二是促進道路運輸結構調整優化。大力發展城市公共交通（公交、軌道交通），限制私家車和單位公車擴張。加大政府財政對公共交通運營的支持力度，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增加財政補貼，以逐步降低公共客運票價。對于單位和私人購置乘用車提高購置稅，提高停車車位費。去年全國財政對客運（城市公交、出租車、農村客運）補貼420億元；北京財政補貼公交和地鐵100多億元。貨運無補貼。推進城鄉道路客運一體化。城市公交向周邊鄉村延伸、建立鄉村客運站網，給予資金補貼，減免稅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