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藝相關知識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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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建國初期，我國炮兵部隊裝備的偵察測量儀器僅是一些舊雜式望遠鏡和為數很少的方向盤、炮隊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陸續進口蘇聯的炮兵用偵察測量儀器，并在蘇聯的援助下開始仿制。1958年仿制成功蘇聯波阿波方向盤，命名為1958年式8倍方向盤，簡稱58式方向盤，其至今仍在部隊服役。
結構功能展示
58式方向盤主要由鏡體、三腳架及附件三大部分組成，具有質量小、攜行方便、用途多等特點。其總質量為11.9kg，可由一名戰士攜行。
58式方向盤主要有5種用途：測量目標的磁方位角、方向角、高低角;測量目標的距離;賦予火炮及觀測器材的基準射向;觀察射擊效果，測定炸點偏差量;偵察敵情，研究地形。
鏡體
鏡體是方向盤的主體，主要用于觀察、定向及測量，其由單目鏡、高低機構、方向機構及定向機構四部分組成。
單目鏡 單目鏡是一個單筒式望遠鏡，放大倍率為8倍。其主要由物鏡、目鏡、分劃鏡、鏡體、視度調整螺及概略瞄準具組成。
單目鏡前部設有物鏡及物鏡罩，物鏡罩是一個金屬圓筒，用以保護物鏡，并可安裝潛望鏡。鏡體上方設有干燥器，干燥器內裝有干燥劑。鏡體頂部設有概略瞄準具。鏡體右側的圓盤上刻有方向盤的定型年式“五八式”、生產廠代號“378”及產品編號“2100530”等銘文。鏡體左上側設有照明燈插座和照明窗，照明燈插座供夜間插裝照明燈，通過照明窗照亮分劃鏡上的分劃。鏡體后部設有目鏡及目鏡筒，目鏡筒上設有視度調整螺，用于調節目標像的清晰度。
單目鏡內的分劃鏡上設有十字刻線，十字刻線的水平、垂直線上設有分劃，用于測量方向角、高低角。這兩種分劃的測量范圍均為80密位，刻線間隔均為5密位。分劃鏡上還設有水平、垂直測距分劃，與2m標桿配合時可測量50～400m范圍的距離，這兩種測距分劃均設有“50、60、80、100、150、200、300、400”數字標記，這些數字標記以米為單位。
在不同距離范圍內，水平、垂直測距分劃的刻線間隔表示的距離值不同。在50～100m之間，刻線間隔為2m;在100～150m之間，刻線間隔為5m;在150～200m之間，刻線間隔為10m;在200～300m之間，刻線間隔為20m;在300～400m之間，刻線間隔為50m。
高低機構 高低機構用于高低瞄準及測量高低角，其主要由高低本分劃環、高低補助分劃環、高低轉螺及傳動裝置組成。
高低本分劃環設在鏡體右側，其上設有7條刻線，刻線間隔為100密位，刻線附近標記有“0、+、-、3”。“+”為紅色，表示正向;“-”為黑色，表示負向;紅色“3”、黑色“3”表示正負各300密位。高低本分劃環左邊的護板上設有一條刻線，該刻線稱為指標線，用于標定、讀取高低本分劃環上的密位值。
高低補助分劃環固定在位于目鏡右側的高低轉螺上，其上設有100個分劃，每一分劃為1密位，每隔10密位設有紅、黑兩種顏色的數字標記。紅色數字按照順時針方向標記，表示正向;黑色數字按照逆時針方向標記，表示負向。
轉動高低轉螺時，傳動裝置帶動單目鏡俯仰，高低本、補助分劃環也隨之變化。
方向機構 方向機構可使單目鏡旋轉360°，用于方向瞄準和測量方向角、磁方位角。其主要由磁針本分劃環、磁針補助分劃環、磁針轉螺、方向本分劃環、方向補助分劃環、方向轉螺、方向解脫子、方向解脫板、按鈕、水準器及套筒組成。
磁針本分劃環設在鏡體下部，分劃為黑色刻線和數字，設有60條刻線，刻線間隔為100密位，共6 000密位，按順時針方向僅標記偶數“0、2、4、6……”。磁針補助分劃環設在磁針轉螺上，分劃也為黑色刻線和數字，設有100條刻線，刻線間隔為1密位，共100密位，按順時針方向逢10進行數字標記。磁針本分劃環、補助分劃環的指標線均設在這兩種分劃環的附近，并設有 “磁”字標示。
方向本分劃環設在磁針本分劃環的下方，方向補助分劃環設在方向轉螺上。這兩種方向分劃環上均設有紅色刻線和數字，刻線間隔及總密位數的設置方式分別與磁針本分劃環、補助分劃環的相同，但數字標記方向相反，并且指標線以“方”字標示。
方向解脫子設在套筒上，向上扳動方向解脫子到位后，可大幅度轉動方向盤，以便進行快速概略瞄準;旋動方向轉螺，則可略微轉動方向盤，以進行精確瞄準。
方向解脫板設在方向本分劃環下方，用于固定、解脫方向本分劃環。當需要保持視軸不動而調整方向本分劃歸到某一數值時，壓下方向解脫板，即可旋轉方向本分劃環。
按鈕設在方向轉螺外側中央位置，用于固定、解脫方向補助分劃環。當需要使方向補助分劃歸到某一值時，用手按壓按鈕到位后，方向補助分劃環即可轉動。
水準器設在套筒上方，用于調整鏡體的水平位置。
定向機構 定向機構用于將方向盤定向于磁北方向，其主要由磁針室、定向解脫子、定向轉螺及球軸組成。
磁針室設在鏡體下方右側，其內裝有磁針，可通過磁針室上面的兩個觀察窗看到磁針的兩端和指標線。兩個觀察窗外分別有“南”、“北”二字。磁針室的下方設有磁針制動螺，用以解脫和固定磁針。逆時針旋動磁針制動螺，磁針即被解脫。固定磁針時，動作相反。
定向轉螺、定向解脫子設在磁針室的左側。當壓下定向解脫子后，定向機構及其以上的鏡體部分可進行大幅度轉動，使方向盤概略對向北方。松開定向解脫子，再轉動定向轉螺，可使磁針精確對準指標線，完成方向盤的定向動作。
球軸設在鏡體下方，用于將鏡體固定在三腳架的球軸座內，并與水準器相配合，以調整鏡體的水平位置。
三腳架
三腳架由球軸座、架頭及架腿組成。
球軸座 球軸座主要由座壁、蝶形緊定螺等部件組成，用于固定鏡體下部的球軸。座壁呈兩瓣狀，一側設有蝶形緊定螺。將方向盤下部的球軸放入座壁內，扣合兩個座壁并旋緊蝶形緊定螺，即可將鏡體固定在架頭上。
架頭 架頭用于連接架腳和球軸座，其主要由緊定螺、制動板及垂球掛鉤組成。
架腿 架腿主要由固定架腿、活動架腿、緊定螺、背帶、扣帶、駐鋤及踏板組成。固定架腿上設有緊定螺、背帶及扣帶，緊定螺用于固定、松開活動架腿，當旋松緊定螺時，活動架腿可在固定架腳內自由拉動以調節三腳架的高度。背帶用于使用者背負三腳架，扣帶用于在收起架腿時將3條架腿綁縛在一起，以便攜行。活動架腿下部設有駐鋤及踏板，踏板用于使用者腳踩，以便將駐鋤插入地面的土壤中進行固定。
附件
58式方向盤的附件主要由潛望鏡、照明具及鏡盒組成。
潛望鏡 潛望鏡供方向盤隱蔽作業時使用。其是一個沒有放大倍率的轉換光線的鏡體，由鏡筒、上鏡頭、下鏡頭組成。上鏡頭的前方設有保護玻璃及遮光筒，用以防止玻璃反光而暴露自己。下鏡頭的外部設有帶緊定螺的緊定箍，用于將潛望鏡固定在物鏡罩上。
照明具 照明具供夜間作業照明用。其由蓄電池、插座、插頭、連接導線、兩個燈頭及照明具袋等組成。
兩個燈頭，一個為手燈，一個為分劃鏡照明燈，兩個燈頭上均設有開關。分劃鏡照明燈上設有卡板，使用時將分劃鏡照明燈卡板插裝在鏡體的照明燈插座上，內裝蓄電池的照明具袋安裝在架腿上。手燈用于夜間照明看讀鏡體外部的各種分劃。
鏡盒 鏡盒由鏡體盒及潛望鏡盒組成。鏡體盒用于容納方向盤鏡體，其內部還裝有干燥器、扳手、起子及絨布等。潛望鏡盒用于容納潛望鏡。
方向盤的攜行、安裝與撤收
攜行
行進時，鏡盒的背帶右肩背負，鏡盒位于左腰部。照明具袋的背帶左肩背負，照明具袋位于右腰部。三腳架的背帶右肩背負，三腳架位于身體右后方，并且保持駐鋤向上。潛望鏡盒的背帶穿在腰帶上，并且保持潛望鏡盒位于身體左后方。
安裝
安裝方向盤就是將方向盤由行軍狀態轉為戰斗狀態，分為架設三腳架、安裝方向盤和調整方向盤三步進行。
第一步：架設三腳架
在戰斗或訓練中，應根據任務、地形及敵情等狀況，靈活采取高架、低架的架設方法，以達到更好地完成任務和隱蔽自己的目的。其主要步驟是：取出三腳架，解開架腿扣帶，旋松架腿緊定螺，抽出活動架腿至適當長度，再旋緊緊定螺。然后使三條架腿均勻分開，同時注意保證架頭應概略水平，中心對正架設點，踩踏踏板，將駐鋤踩入土中。
第二步：安裝方向盤
擰松球軸座緊定螺，打開座壁。將鏡盒打開，取出方向盤鏡體，將鏡體下部的球軸裝入球軸座內，合上座壁，然后緊定球軸座緊定螺，同時調整方向盤，使水準氣泡居中。
第三步：調整方向盤
壓下定向解脫子，轉動定向機構，使磁針北極概略對向北方，然后逆時針旋動磁針制動螺，磁針即被解脫。轉動定向轉螺，使磁針與指標線精確對正，再將磁針固定。壓下方向解脫子，轉動方向機構，使方向盤概略瞄向目標。轉動單目鏡視度調整轉螺，以看清500m以外的目標。最后，根據需要安裝潛望鏡或照明具。
撤收
撤收就是將方向盤由戰斗狀態轉為行軍狀態，通常按安裝相反的順序進行，即還原、裝盒、收架。
第一步，還原。將磁針本、補助分劃和高低本、補助分劃轉到零位，并固定磁針。
第二步，裝盒。擦拭器材，分別將照明具、潛望鏡、鏡體取下，并按原來位置放入盒（袋）內。
第三步，收架。擰松架頭緊定螺，收攏并縮回架腿，擰緊活動架腿緊定螺，用扣帶將架腿束緊。
撤收完畢后，應檢查各附件是否齊全。
方向盤的主要用途
58式方向盤有多種用途，本文以測量各種角度及利用測距分劃測量距離為例作一介紹。
測量各種角度
炮兵在進行射擊修正時，常常用58式方向盤觀察射彈偏差，而射彈偏差可以直接用方向盤報讀出方向和高低偏差。這是方向盤的重要用途之一，即測量目標的磁方位角、方向角和高低角。
測量磁方位角 從測點的磁北方向線起，順時針至目標方向線之間的水平夾角，稱為磁方位角。
測量時，使球形水準氣泡居中，磁針與指標線精確對正。然后旋動方向解脫子和方向轉螺，使分劃鏡十字線交點精確瞄準目標。看讀磁針本、補助分劃值，即為所測磁方位角值。
測量兩個目標之間的方向夾角 利用58式方向盤，可測出兩個目標之間的方向夾角。
測量方法有用鏡外方向分劃測量方向角、用磁針分劃測量方向角及用鏡內方向分劃測量方向角三種。
用鏡外方向分劃測量方向角時，首先轉動方向轉螺及高低轉螺，使分劃鏡十字線交點瞄準右方目標。保持視軸不動，解脫方向本、補助分劃環使其歸零。再轉動方向轉螺及高低轉螺，使分劃鏡十字線交點瞄準左方目標。看讀方向本、補助分劃值，即為方向角值。
用磁針分劃測量方向角時，首先轉動方向轉螺及高低轉螺，使分劃鏡十字線交點瞄準右方目標，看讀磁針本、補助分劃值。再轉動方向轉螺及高低轉螺，使分劃鏡十字線瞄準左方目標，看讀磁針本、補助分劃值。用右方目標分劃值減去左方目標分劃值，即為所測方向角值。
若兩個目標的方向角小于80密位時，可用鏡內方向分劃直接測量方向角。其要領是：轉動方向轉螺和高低轉螺，用分劃鏡上測方向分劃中的任意一條刻線瞄準第一個目標，然后看讀至另一目標所夾的密位數，即為方向角值。
測量高低角 方向盤與目標的連線和方向盤水平面所夾的角，稱為目標的高低角。其夾角在方向盤水平面以上時為正，以下時為負。
測量高低角時，首先轉動高低轉螺和方向轉螺，使分劃鏡十字線交點與目標重合。看讀高低本、補助分劃值，即為高低角值。看讀時，應注意先從本分劃上判定角值的正負，然后看讀與本分劃同色的補助分劃。正值（仰角）分劃為紅色，負值（俯角）分劃為黑色。
測量兩個目標之間的高低夾角 利用58式方向盤，可測出兩個目標之間的高低夾角。測量方法有用鏡外分劃測量高低夾角和用鏡內分劃測量高低夾角兩種。
用鏡外分劃測量高低角時，分別測出兩個目標的高低角。按同號相減，異號相加計算，所得結果即為高低夾角值。
篇（2）
[中圖分類號] R18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6（c）-0161-02
Investigation on hospital infection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of medical workers
LUO Tong CAO Shengsheng
Department of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ichun City in Jiangxi Province， Yichun 33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ospital infection related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of medical workers. Methods 78 medical workers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2 to January 2013 were selected as study object， whose hospital infection related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were evaluated， assessment result of medical workers with different working years and jobs were compared. Results Hospital infection related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of medical workers with longer working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medical workers with shorter working，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octors and nurses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rences on hospotal infection related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of medical workers with different working years and job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rence between doctors and nurses.
[Key words] Medical workers； Hospital infection； Knowledge； Awareness； Investigation
醫院感染是對到醫院就診及住院治療患者原發病造成不良影響較為突出的一類感染，另外，其還可對患者的治療心理及信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對于醫院感染的控制一直是臨床醫務工作的重點。另外，臨床對于醫院感染的控制重視程度也不斷提升，而研究普遍顯示，要做到有效的醫院感染控制，醫護人員自身對于感染知識的掌握及意識程度是極為重要的方面[1-2]，只有醫護人員首先提升對醫院感染知識掌握的程度及重視程度，才能從根本上達到有效控制的目的。本研究就醫護人員醫院感染相關知識及意識情況進行調查分析。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2月～2013年1月本院的78名醫護人員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41名，女性37名，年齡22～48歲，平均年齡（34.3±4.5）歲，其中醫生42名，護理人員36名；工作年限：10年者26名。
1.2方法
將78名醫護人員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及意識情況根據相關標準進行評估，然后將其中不同工作年限（10年者）與工作崗位（醫生、護士）人員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及意識情況進行比較。
1.3評價標準
①醫護人員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掌握情況采用知識問卷的形式評估，問卷中的內容均為醫護人員工作中涉及的醫院感染防控知識，問卷所有知識點的總評估分值范圍為0～100分，以分值達到95分及以上為優秀，以評估分值在90～94分為良好，以評估分值在80～89分為一般，以評估分值在80分以下為較差。②醫護人員的醫院感染意識程度則由院感染辦工作人員采用不定期抽查的形式進行評估，以抽查過程中發現醫護人員在工作中能夠完全按照相關感染控制標準進行操作為意識較高，以抽查過程中僅見1次未按照感染控制標準進行操作的情況為一般，未達到上述標準為較低。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AS 8.0數據處理軟件，計數資料均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不同工作年限與工作崗位人員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掌握情況
工作年限>10年者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掌握優秀率高于
表1 不同工作年限與工作崗位人員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掌握情況[n（%）]
與工作年限
2.2 不同工作年限與工作崗位人員的醫院感染意識情況比較
工作年限>10年者的醫醫院感染意識較高率高于
表2 不同工作年限與工作崗位人員的醫院感染意識情況比較[n（%）]
與工作年限
3討論
醫院感染的防控一直是臨床工作的重點，主要與醫院感染對患者造成的巨大不良影響有關，其不僅僅可造成患者原發病治療相對困難[3]，甚至可導致病情加重及患者的死亡等[4-5]，因此對于醫院感染發生率的控制一直是醫院工作中的重點。而要達到有效的防控，工作人員自身對于醫院感染知識的掌握是必要基礎[6-8]，而其對于醫院感染控制的意識則是重要前提，故認為對其醫院感染知識及意識的改善是干預的重點。而要做到有效干預，對其現狀的細致全面了解則是重要依據。
本研究就醫護人員醫院感染相關知識及意識情況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工作年限較長者其醫院感染相關知識及意識情況均優于工作年限較短者[9]，而醫生與護理人員的醫院感染相關知識及意識情況則無顯著性差異，故應對其加強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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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圖分類號〕D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3）03-0083-06
檢察官客觀義務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應是一種制度和技術裝置，這一制度安排既對檢察官執行職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檢察官在行使權力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要求檢察官積極有效地檢控犯罪，另一方面又要求其切實維護被追訴人的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將兩種相互對立的職能集于一身，未免有點強人所難。實踐中，檢察官要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確實是一門高超的藝術，也是對檢察官智慧和能力的考驗和挑戰。如果我們承認檢察官是人而不是神，那么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客觀義務的實踐限度。無奈，這就是客觀義務論者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在現實面前，客觀義務論者不應心灰意冷，更不應退卻，而應保持清醒，知難而進，在承認客觀義務“先天不足”的同時，通過“后天改良”彌補缺陷使其能夠茁壯成長。而“后天改良”的方法是除了為客觀義務注入必要的、合理的制度和程序因子外，還必須為其生長培育一個良好的體制和機制環境。然而，即便這種改良非常成功，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客觀義務所固有的“基因”并不能徹底改變，期許客觀義務是一劑治愈中國刑事司法頑疾的良藥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那么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路在何方？筆者的回答是：在風雨飄搖中堅守客觀義務，在如履薄冰中完善辯護制度，在平等武裝中優化訴訟結構，在權力自律和權力制衡中尋求權利對權力制約的有效路徑。
一、檢察官客觀義務從抽象走向具體
檢察官客觀義務最大的問題是其空洞化有余而實效性不足。客觀義務的研究陷入了一種宏大的理論敘事中，缺乏對現實問題的關照和細致入微的學術分析，甚至作為一種政治話語而備受青睞，這是產生上述問題的重要原因。一種理論無論多么美麗動聽，必須具有實用性，確實能夠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指引，這樣的理論才具有生命力。為此，檢察官客觀義務的研究必須走出理論的神壇，回歸到現實實踐中來。這就迫切需要我們對客觀義務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作出認真的思考和解讀。例如，檢察官客觀義務在我國是一種道德義務還是法律義務？如果是一種法律義務，那么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的義務？實踐中以什么標準以及由誰來評價檢察官是否盡到了客觀義務？檢察官違反客觀義務的行為是否應當受到制裁以及應當受到什么樣的制裁？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客觀義務研究中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只有這些問題得到解決，客觀義務才能從空洞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的實踐。
（一）檢察官客觀義務應當上升為法律義務
如果將客觀義務停留在道德的層面，那么道德義務的履行必然建立在個體自律的基礎上，人類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自律往往是靠不住的，況且客觀義務本身具有人性中“強人所難”的特點，這更加劇了主體自覺履行義務的難度。因此，只有借助外部強制力，通過建立有效的“他律”機制，才能迫使檢察官知難而“為”。從“義務”的法律屬性看，義務和責任、后果相對應，如果違反義務不必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義務。當履行義務變得可有可無的時候，權利主體的相應權利將不復存在。只有將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客觀義務才具有了堅實的基礎和制度化的保障，否則客觀義務只能淪為道德說教抑或空洞的口號。作為一項法律義務必然以法律規范的形式體現出來。雖然總體上可以將客觀義務定位為法律義務，但是在表現形式上可以采用“原則+制度”的模式，一方面將檢察官客觀義務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中予以明確規定，另一方面在刑事訴訟法中通過一系列具體制度予以體現和保障。這主要是考慮到“客觀義務”是一個歷史性、動態性和包容性的概念，隨著對該問題研究的深入，客觀義務理論將不斷豐富發展，法律規范不可能窮盡客觀義務的全部內容。如果僅僅局限于某幾項有限的制度，而不確立一般性的基本原則，那么客觀義務的功能必然受限，難以發揮對檢察行為的全面指導和約束作用，尤其是對那些尚未上升為法律規范而檢察官又應當客觀公正進行的行為，“基本原則”發揮著“填補法律漏洞”的功能，避免了制度性局限所帶來的檢察官怠于履行客觀義務的現象。“法律原則以宏觀的指導性和較寬的調整范圍穩定地對法律關系主體的行為進行調節和規范。”〔1〕
（二） 檢察官客觀義務有其特定的內容和范圍
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內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即便是在德國，“這種‘客觀義務’到底包括哪些內涵也不是十分清楚”，〔2〕學界對其研究時間較短，因此有學者提出：“在我國，從目前研究成果來看，為檢察官客觀義務下定義為時尚早，關鍵問題在于現在研究者對檢察官客觀義務的精神實質的把握仍顯欠缺。”〔3〕檢察官客觀義務研究中，必須注意其內容“泛化”的問題，防止將客觀義務變成一個漫無邊際、無所不包的術語。按照筆者的理解，檢察官客觀義務是指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應當超越當事人立場，擔當“法律守護人”的使命，對不利和有利被追訴人的情況一并注意，并在必要時為被追訴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動，在協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的同時，維護被追訴人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以保障法律的實施和公平正義的實現，并在違反義務時承擔一定的不利后果。筆者關于檢察官客觀義務內涵的界定與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具有兩點不同：一是強調檢察官維護正當程序以及保障被追訴人訴訟權利實現的義務；二是反映了檢察官客觀義務所具有的“義務”性質，即明確違反義務所應承擔的后果。這就使我們對檢察官客觀義務的認識更加全面、具體，也有助于促使檢察官在實踐中更好地履行客觀義務。
客觀義務作為一項法律義務有其特定的指向和范圍邊界，主要包括以下八個方面的義務：即客觀全面地收集、開示和出示證據的義務；對非法取證行為進行調查核實并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避免提起不當訴訟的義務；客觀提出量刑建議以及在認為被告人無罪時請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或者申請撤回的義務；為被告人利益提出抗訴或者申請再審的義務；保障被追訴人訴訟權利的義務；訴訟關照的義務；保障辯護人行使辯護權利以及認真傾聽辯護意見的義務。與域外相比，我國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內容更加豐富，義務也更加繁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方面客觀義務乃職權主義和實體真實主義的產物，我國刑事訴訟傳統上的超職權主義以及對實體真實的追求不僅契合了客觀義務的要求，而且強化了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另一方面我國的檢察機關具有法律監督機關的地位，檢察官作為司法官看待，檢察機關擁有批捕、羈押審查等一系列強制措施決定權以及對侵犯辯護人訴訟權利的行為提供法律救濟權，一定程度上代行了域外法院的司法審查職能。根據權力、義務相統一的法理，檢察官理應承擔更重的客觀義務。
（三）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的狀況應當有一套科學的評價標準
既然客觀義務最終要回歸到實踐層面，體現在檢察權的行使中，那么就必須有一套可供檢驗、評判檢察權行使正當與否的標準。無論是對檢察官的績效考評還是違反客觀義務后的責任追究以及不利后果的承擔，都離不開一套相對明確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基于此，筆者通過研究試圖為中國的檢察實踐提供一套可檢驗的標準。唯有如此，客觀義務才能從理論的“神壇”走向具體的實踐，才能實現一種“看得見的正義”。這些衡量指標主要包括：證據方面的客觀義務（協助收集、調取證據，應辯護方申請進行證據保全，全面開示和出示證據，積極調查非法取證行為并對非法證據材料予以排除）；強制性措施審查和使用方面的客觀義務（嚴格把握逮捕條件、防止逮捕措施濫用，加強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實現逮捕與羈押的分離，強化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監督和制約，加強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審查和監督）；追訴方面的客觀義務（嚴格把握立案條件并全面行使立案監督職能，貫徹初查措施的任意性規則，客觀全面地審查并做到與不并重，依法撤回或請求無罪判決，嚴格限制對已經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補充偵查）；量刑方面的客觀義務（檢察官應當收集、移送與量刑有關的各種證據材料，檢察官不應違背真實信念提出策略性量刑建議，提出量刑建議不應損害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檢察官應正確看待無罪辯護與量刑辯護共存的問題）；全面抗訴的義務。
（四）違反客觀義務應當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
這些不利后果的承擔既有實體方面的，也有程序方面的。在實體方面，既可以體現在日常績效考評中的否定性評價，也可以是就個案對責任人的行政、紀律處分，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在程序方面，主要體現為糾正違法行為、更換辦案人員、排除非法證據、禁止在法庭上出示證據、宣告違法訴訟行為無效、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等等。
二、在矛盾沖突中堅守客觀義務
自德國19世紀從法國引入檢察官制度時，關于檢察官定位問題（一造訴訟當事人還是法律守護人）的爭論就一直持續不斷。經過那場世紀大論辯，雖然檢察官客觀義務最終在德國得以確立，并在隨后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目前兩大法系國家（地區）共同認可的理論，但是由于其自身面臨諸多無法克服的難題，客觀義務從誕生至今就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在域外，有的認為“客觀公正的檢察官是癡人妄想”，客觀義務是“烏托邦”；有的認為是一種“高貴的謊言”；有的認為讓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通常會流于偽善的釣魚式查證”〔4〕，等等；我國著名刑事訴訟法學者陳瑞華教授尖銳指出，必須正視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化”的基本現實，不要對檢察官客觀義務和中立立場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待。〔5〕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實踐的困難及其有限性就否定客觀義務理論和制度本身所蘊涵的價值，從而放棄對客觀公正立場的追求，客觀義務的國際化發展已經證明了該項制度所具有的頑強生命力。
在我國，強調檢察官客觀義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是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刑事訴訟任務。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寫入其中，成為我國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任務和原則，而客觀義務的基本精神即在于保障人權，尤其是維護被追訴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因此，強調客觀義務有利于增強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機能。二是有助于預防和減少刑事錯案的發生，提高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客觀義務以其對“有利及不利情形”的雙面注意以及對實體真實的追求，發揮著預防錯案的功能。三是促進控辯實質上平衡，維護程序公正。客觀義務是在檢察官承擔追訴犯罪的職能之外，又增加了一項負擔——對被追訴人的保護和關照，以此抑制其過于狂熱的追訴偏好和沖動，使檢察官的追訴活動有所節制，并在程序正義之路上理性展開，從而避免傷及無辜。鑒于我國目前辯護制度尚不發達、被追訴人辯護權保障狀況短期內尚難以大幅度改善的現實條件，走強化客觀義務之路，讓檢察官對被追訴人進行必要的關照和幫扶，對矯正控辯失衡也許更具有實質意義。這一切都決定了作為“法律守護人”的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對辯護權實現的重要性。如果檢察官能夠保證律師的會見權、主動或者根據律師申請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全面移送并出示有罪無罪、罪輕罪重的證據材料、認真傾聽辯護律師的意見，那么被追訴人的訴訟防御能力將會大大提升。四是可以證成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檢察機關作為實質上的訴訟一方當事人承擔檢控犯罪的職能，與其承擔的法律監督職能之間相互沖突的問題，近年來，屢遭學界詬病和質疑，這涉及檢察權行使的正當性問題，關乎檢察制度的興衰乃至存亡。客觀義務中所包含的超越當事人立場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超然性、公正性的角色期待提供了正當化根據。總之，在中國當下全面加強檢察法律監督的語境下，越是強調檢察監督職能，就越應當強化檢察官的客觀義務，二者相輔相成。
強化檢察官客觀義務雖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客觀義務的實現狀況卻不盡如人意，檢察官在實踐中違反客觀義務的問題相當嚴重。主要表現為檢察權行使的偏私性、工具性、報復性、恣意性以及差別性等方面。這與社會公眾對檢察機關、檢察官的期待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也背離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檢察官作為司法官的角色。
檢察官客觀義務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之所以存在著如此嚴重的斷裂，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所決定：一是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面臨著的心理上的難題和無法逾越的角色沖突。這種角色沖突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將會變得更加劇烈，使得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變得更加艱難。主要表現為檢察官證明責任的強化對客觀義務履行的影響；檢察官承擔取證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與承擔非法證據排除義務的沖突；檢察機關強制偵查權的擴充與人權保障義務之間的沖突；以及強化檢察官的檢控職能與強化辯護權保障義務的沖突。二是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面臨諸多體制上的障礙。表現為：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性，導致少數黨政領導和部門對檢察權行使進行不當干預；“上命下從”的檢察領導體制對檢察權獨立行使的影響；此外“司法一體化”的訴訟體制不僅嚴重削弱了檢察機關對違法偵查行為的監督，而且使檢察機關和檢察官違反客觀義務的行為無法受到有效的司法審查和制約。三是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面臨著機制上的障礙。首先，“警檢分離”的工作機制使得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的基礎不可避免地遭到動搖；其次，檢察機關內部不合理的績效考核機制，使得檢察官的個人利益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掛起鉤來，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檢察官在辦案中難免會偏離客觀立場。最后，行政化的工作機制使作為個體的檢察官喪失獨立的意志和品格，淪為權力棋盤上的一粒“棋子”，隨時處于執棋人的調遣和擺布之中。四是案多人少的矛盾使檢察官承受較大的辦案壓力。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檢察機關將面臨更大的偵查和出庭公訴的壓力，尤其是要在法庭上承擔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對于所有適用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檢察官也都必須出庭支持公訴，這些無疑都增加了檢察官的工作量。而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履行勢必需要更多的司法投入，為了提高檢控效率，檢察官可能會疏于客觀義務的履行。五是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面臨程序上的困境。除了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缺乏具體、明確的判斷標外，還存在著客觀義務的法律程序保障不足、權利救濟機制弱化、程序性制裁虛無等問題。上述這些問題是我國客觀義務研究中必須予以正視的問題，也是檢察制度乃至司法制度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盡管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在中國面臨如此眾多的難題，盡管其實現狀況差強人意，但是客觀義務本身所蘊涵的公正、中立、權利關懷、限制權力的思想契合了中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需要，代表了一種先進的檢察理念和檢察制度。在檢察權擴張且缺乏司法審查和制約的體制下，在“誰來監督監督者”的命題依然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借助客觀義務這一自律裝置，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檢察權的濫用，防止權力恣意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因此，在我國當下，客觀義務值得我們倍加珍視和呵護。對于刑事司法制度來說，檢察官客觀義務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不僅關涉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正當性，也是培育公眾認同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機制。
三、認識檢察官客觀義務理論的限度
在我們看到檢察官客觀義務對我國法治建設所具有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客觀義務自身的局限性。
（一） 強調客觀義務不利于我國刑事訴訟向當事人主義方向的發展
畢竟，客觀義務是職權主義訴訟制度的產物，是把檢察官塑造成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利保護者”角色，刑事訴訟中檢察官與被告人的關系猶如家長制下的父子關系，“兒子”的前途命運都緊緊掌握在“父親”的手中。這樣一種關系，無形中抬高了檢察官和檢察機關的地位，也增強了檢察官的優越感，使檢察官具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主人”感覺，這顯然有悖于當事人主義所要求的平等精神。在日本關于檢察官客觀義務的討論中，松尾浩也教授認為，強化檢察官的司法官地位或者客觀義務，其結果勢必會“助長檢察官的權威、沖淡當事人主義的性質”〔6〕。我國一些學者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例如，龍宗智教授認為，強調客觀義務總是伴隨著強調檢察官的司法官地位，強調檢察官作為法制守護人包括被告保護者的身份，這不免會影響控辯平衡。〔7〕彭勃博士亦認為，承認檢察官客觀義務是將檢察官的權限提升到與法官類似的高度，必然造成檢察官對刑事案件影響力的增強，使檢察官對案件的處理權難以受到有效的司法抑制，背離了當事人主義訴訟原則。〔8〕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說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向當事人主義方向努力，那么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則是伴隨著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全面加強，刑事訴訟不僅沒有繼續“當事人化”，而且一定程度上還出現了退步。一個典型例證是公訴案件的移送方式又重新回到1979年刑事訴訟法“全案卷宗移送”主義的老路上，學者們所普遍期待的“狀一本主義”并未被立法機關所采納。刑事訴訟法兩次修改的實踐表明，在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上，立法者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成熟的思路，而是呈現出左右搖擺的態勢。客觀義務的研究必須放置在具體的訴訟模式之中來進行才更具意義。
（二） 強調客觀義務一定程度上會損害審判權威
因為強調客觀義務意味著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加強，也意味著檢察官的司法官地位得以強化，檢察官在審前程序甚至整個訴訟程序中成為了主導，其結果是法官在刑事訴訟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抑制，其程序中心的主體地位受到擠壓。這不利于樹立審判權威，也使得“審判中心主義”在我國難以有生長的空間，而司法審查和令狀主義都是建立在“審判中心主義”的基礎之上。在刑事訴訟中，由于缺少一個中立、權威的裁判機構，不僅無法對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的情況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而且違反客觀義務的行為也難以受到有效審查和制裁。“在司法權威問題上，缺乏最終權威，遇到問題和糾紛更多地依靠制度外不規范的協商和溝通解決。”〔9〕于是，在客觀義務問題上呈現出二律背反的現象。一方面，中國的法治建設尤其是檢察制度建設需要強化檢察官客觀義務；另一方面，對客觀義務的過度強調又可能會阻礙刑事法治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如何在權衡上述利弊的基礎上做出選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也是客觀義務論者必須回答的問題。它涉及到諸如檢察監督、控辯平衡、審判監督與審判權威的關系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以及偵查權、檢察權和審判權的合理配置問題。
四、中國刑事司法公正更具根本性的路徑選擇
為防止檢察官過分當事人化、監督和制約檢察權的正當行使，必須堅持客觀義務，但是因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實踐層面的有限性，檢察官客觀義務并非治愈中國刑事司法頑疾的“靈丹妙藥”，也不是通往刑事司法正義之路的唯一選擇。更具根本性和實質意義的路徑是通過優化訴訟結構、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來保障司法公正的實現。
（一）改革訴訟結構、優化職權配置
當務之急是要改變目前“分段包干，各管一段”的訴訟體制，大力推進“審判中心主義”建設，建立中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加強審判權對偵查權、公訴權的監督制約。檢法關系中應凸顯法院的中心地位，首先是由訴訟的基本特點、規律所決定的。訴訟是由控辯審三方構成的三角結構，審判方超越控辯雙方踞于結構頂端，從整體和程序上對訴訟過程具有權威性作用和決定性影響，不僅在實體上最終決定和辯護的命運，而且在程序上對偵控方和辯護方的訴訟活動進行評判，從而規范雙方的訴訟行為；其次，是由不同的權力屬性所決定。不論是公訴權還是審判監督權，檢察機關行使的都是請求權或提出意見權，這種請求權相對于法院的裁決權（確認權、決定權）而言，只能處于從屬地位。〔10〕關于法院的地位，正如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國》中所表述的那樣：“在法律帝國里，法院是帝國的首都，而法官則是帝國的王侯。”〔11〕只有法院足夠強大、權威，才可以保障偵控方遵守程序規則，維護程序的公平正義。從此意義上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權利侵害采用“檢察救濟”的模式，應當說是一種權宜之計，所能提供的權利保護十分有限，而真正有效的救濟機制則在由獨立的、中立的法院提供“司法救濟”。另外，為了建立合理的訴訟結構、提升審判權威，還應當對檢察監督體制進行改革，實現監督方式、監督重心的轉變。在監督方式上，應當通過“訴權”的充分行使來強化其監督職能，檢察監督應當更多以“訴”的形式體現出來，從而實現法律監督權與訴權的有機統一；在監督重心上，應當弱化審判監督，尤其是對法庭審理活動的監督以及檢察長通過列席審判委員會所實施的監督，進一步強化偵查監督，尤其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監督，切實履行對非法取證行為的調查核實職責以及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
（二）充分發揮辯護權的監督和保障職能
在對客觀義務的研究中，學者們普遍認識到客觀義務的實踐限度，認為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并不能代替辯護功能的發揮。例如，我國臺灣學者林鈺雄教授指出：“單單客觀性義務本身，并不足以保障被告的主體地位及防御權利。首先，應然并不等于實然！客觀性義務是一種應然面向的義務，但不表示個案中之實然狀態。更何況正是因為法官和檢察官必須徹查事實，千頭萬緒，所以縱使本于良知，也可能忽略或誤判某些有利于被告的線索或證據。就此而論，辯護人的功能在于，專就被告有利方面督促國家機關實踐其應然的客觀性義務，并且動搖其不利于被告事項之判斷，以便保證無罪推定原則能在具體個案中實現。”〔12〕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德肖微茨也認為：“不是所有的檢察官都是公正的，所以，我們永遠需要熱情的辯護律師來監督檢察官。”〔13〕客觀義務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自律性約束機制，而自律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對客觀義務論的效用不能過分高估，而應當注意通過合理的訴訟構造與制約機制來提供更為有效的公正性保障。〔14〕目前，完善辯護制度、強化辯護職能，重點是認真貫徹落實新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切實保障辯護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聽取意見權以及獲得救濟權的實現，建立律師依法執業的有效保障機制，防止和減少對律師的職業報復行為。
（三）注意協調網絡輿論與檢察權獨立行使的關系
在檢察官履行客觀義務方面，尚需注意社會輿論對客觀義務的影響。隨著網絡等新興媒體的普及，尤其是微博的巨大影響力，檢察機關在實現檢務公開的同時，要做好網絡輿情的引導和應對工作。檢察業務的司法性決定了檢察官應保持適度的超然性和獨立性，檢察官應當具有法治的思維和理性的判斷，防止網絡對司法的“綁架”，對于一些有廣泛影響、社會敏感度較高的案件，應特別警惕。在我國檢察獨立、司法獨立原本非常脆弱的情況下，如果不注意處理好網絡輿論與檢察權獨立行使的關系，那么檢察官履行職務將面臨“雪上加霜”的艱難困境，不僅客觀義務難以實現，而且司法公正的追求也將遙不可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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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許永俊.多維視角下的檢察權〔M〕.法律出版社，2007.126.
篇（4）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3-176-02
隨著醫學院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非直屬附屬醫院在醫學院校實習生的教學工作中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教學任務，并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但與直屬附屬醫院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眾多影響師資帶教水平的因素中，帶教老師對醫、教、研關系的認知和處理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為認知指導行為，帶教老師對醫、教、研關系的認知、處理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傾向和精力投放。文章于2017年1月對某非直屬附屬醫院帶教老師進行了醫教研關系認知情況的調查。
一、對象與方法
1.對象。采用目的抽樣方法，對某非直屬附屬醫院150名醫、技、藥類帶教老師進行問卷調查。
2.方法。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深入科室發放調查問卷。共發放調查問卷150份，收回調查問卷150份，回收合格問卷145份，合格率96.67%。
3.統計分析。應用EpiData3.1錄入數據，使用SPSS2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二、結果
1.一般情況性別：145名帶教老師中，女性57人，占39.3%，男性83人，占57.2%，5人信息缺失；年齡：為（36.04±6.73）歲；工齡：為（11.69±7.91）年；帶教年限：為（7.03±6.25）年；崗位：臨床醫生118人，占81.4%，技類人員15人，占10.3%，藥類人員4人，占2.8%，8人信息缺失；學歷：本科55人，占37.9%，碩士74人，占51%，博士13人，占9.0%，3人信息缺失；職稱：初級31人，占21.4%，中級66人，占45.5%，副高級34人，占23.4%，正高級10人，占6.9%，4人信息缺失。
2.醫教研整體關系認知情況就醫教研三者之間關系，對醫院而言，不同學歷的帶教老師認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3.72，P=0.444）；對醫院而言，大部分不同學歷的帶教老師認為醫療、教學、科研三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但對個人而言，三者之間關系認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5.18，P=0.004）；博士學歷中認為三者是相互促進關系的帶教老師高達76.92%，認為三者之間是既沖突又相互促進關系的為23.08%。具體見表1。
不同職稱的帶教老師認為醫教研三者之間關系對醫院和個人而言，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8.19，P=0.224；χ2=6.35，P=0.39），具體見表2。
3.醫教研優先級順序認知情況對醫院而言，不同學歷的帶教老師認為醫教研的優先級順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4.05，P=0.171）；對個人而言，醫教研的優先級順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2.66，P=0.243）。
對醫院而言，不同職稱的帶教老師認為醫教研的優先級順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2.17，P=0.666）；對個人而言，醫教研的優先級順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603，P=0.343）。
4.帶教水平影響因素認知情況在對認為影響個人帶教水平的最重要原因調查中，認為醫療、科研工作繁忙，無暇顧及的帶教老師占68.1%，認為師資培訓不到位的占17.7%，認為個人能力有限的占9.9%，認為帶教技巧方法還未掌握的占9.2%，認為醫療、科研工作更重要，教學無所謂的占5.7%。具體見表3。
三、討論
醫、教、研三者關系，對個人和醫院不同主體而言，認知不同，比例發生變化。對醫院而言，認為三者沖突的僅占0.70%，但對個人而言，認為沖突的卻上升到2.82%；對醫院而言，認為互相促進的原本占66.2%，但對個人而言，這一比例下降到50%，減少16.2%；與之相應，對個人而言，認為既沖突又相互促進的上升到47.18%，較對醫院而言上升了14.08%。說明雖然大多數帶教老師肯定醫教研之間的促進關系，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帶教老師在肯定促進關系的同時認為存在沖突，而這一沖突關系，在個人身上比在醫院層面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可能和帶教老師自認個人處理三者之間關系的（潛在）能力比醫院要弱有關。76.92%的博士學歷帶教老師認為就個人而言三者之間是促進關系，估計和博士學歷科研能力比較強從而降低三者之間的沖突一面有關。
無論對醫院還是個人而言，醫療的重要性非常明確。對醫院而言，僅有6.39%的帶教老師未將醫療放在第一位，對個人而言，僅有9.22%的帶教老師未將醫療放在第一位。總體而言，認同醫療、教學、科研優先級的比例要高于醫療、科研、教學的優先級比例。但在科研地位的認知上，個人而言，醫療、科研、教學優先級比例為35.21%，比醫院而言的醫療、科研、教學優先級比例高11.27%；同時認為科研、醫療、教學優先級的比例比醫院而言的科研、醫療、教學優先級比例高2.83%。以上說明涉及到個人時，部分帶教老師會將科研的重要性提前。與他們而言，科研對個人的重要性大于對醫院的重要性。
68.1%的帶教老師認為醫療、科研工作繁忙是影響個人師資帶教水平的最重要原因，進一步說明了醫療、科研、教學在實際帶教中的沖突關系，超過半數的帶教老師無法很好地處理醫療、科研、教學三者之間的關系。
在當前醫務人員的薪酬體系中，職稱的高低和收入掛鉤，而科研的成績和職稱升聘又捆綁在一起。此外，為求發展，醫院對科研的獎勵力度日益加大。因此，帶教老師個人對科研越來越重視。但在醫療核心地位不變、醫療任務繁重的情況下，教學和科研的時間安排沖突會不斷增加，教學對個人的利益導向不及科研對個人的利益導向大。作為醫院斫玻如何處理醫療、科研、教學三者之間的關系，不單單是認識到醫療為核心，教學、科研為兩翼的問題，更重要的在于引導帶教老師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根本是要不斷提高帶教老師的個人素質，提高帶教老師處理好三者之間關系的能力。在招聘環節上，加大對高水平、高素質人才的引進，注重應聘人才的個人業務素質、能力，借助其能力緩沖醫療、科研、教學三者之間執行層面上的沖突。在帶教老師遴選上，嚴格遴選條件，加強對帶教老師業務能力、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訓。針對醫院主要以醫療和科研成績對臨床醫生進行激勵的狀況，醫院應適量加大對教學的獎勵傾向，突出表彰、獎勵教學優秀的帶教老師和教研室，提高獎勵金額；將教學指標列為各種評聘的基本指標和醫院科室的目標責任制中，并真正執行。
[資助基金：廣東省教育廳臨床教學基地教學改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2015JDA048、2016JDB080。]
參考文獻：
[1] 盧海濤，康與緋，張文川.對非直屬附屬醫院教學質量影響因素的調查研究[J].基礎醫學教育，2015（2）
篇（5）
采用問卷調查對廣州市某“三甲”醫院的202名護士離職意愿的相關因素進行調查分析。結果護士考慮離職的頻率：從未考慮離職22人(10.9％)，偶爾考慮離職117人(57.9％)，經常考慮離職63人(31.2％)：考慮離職的主要原因是福利待遇低]63人(81.1％)、工作量大152人(75.7％)：離職意愿與不安心工作(r=0.638)、對工作平臺不滿意(r=0.360)均呈正相關關系(P
[關鍵詞]護士：離職：護理管理
護理人員的離職是一個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問題，它是造成護士短缺和護理質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筆者以廣州一家‘三甲”醫院的部分護士為調查對象，旨在了解護士離職的相關因素并提出對策，為醫院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穩定護理隊伍提供參考。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廣州市某三甲綜合醫院的202名護士為研究對象。
1.2方法
本研究自設調查問卷，于2011年5月對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包括個人一般情況：離職相關因素：包括考慮離職的頻率、離職的原因(列舉待遇低、工作量大、看不到發展前景等多個選項)；以及當前的工作感受(如是否安心工作、對工作平臺的滿意情況、對薪酬待遇的滿意情況等多個選項)。
1.3統計分析
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數據用SPSSl3.0軟件統計包進行處理。檢驗水準為0.05，P值均為雙側概率。
2結果
2.1基本情況
本次研究共發出問卷210份。剔除不合格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202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6.19％。202名調查對象均為女性，年齡范圍20~47歲，平均(28.90±5.73)歲：學歷：中專15人(7.4％)，大專123人(60.9％)，本科以上63人(31.7％)：崗位性質：正式在編55人(27.2％)，合同147人(72.8％)：婚姻狀況：已婚99人(49.0％)，已婚103人(51.0％)。
2.2護理人員的離職傾向
護理人員考慮離職的頻率從未考慮離職22人(10.9％)，偶爾考慮離職117人(57.9％)，經常考慮離職63人(31.2％)。
2.3護理人員考慮離職的原因(表1)
2.4離職意愿、不安心工作、對工作平臺不滿意、薪酬待遇的相關分析
結果顯示，離職意愿與不安心工作(r=0.638)、對工作平臺不滿意(r=0。360)均呈正相關關系(P
篇（6）
[中圖分類號] R657.5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6（c）-0174-02
Observ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operation opportunity on the efficacy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HUANG Chunsheng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of Shangli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Shangli 33700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peration time on treatment of severe pancreatitis.Methods 206 patients with severe pancreatitis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from March 2010 to March 2012 in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ccording to treatment，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group，early operation group and transit operation group，among them，the cases load of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group were 96，the early operation group were 73 cases，37 cases selecting with treatment of transit operation.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fter being treated for 9 days，173 cases were cured，33 cases were invalid，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group was 90.63%，the early operation group was 71.23% and transit operation group was 91.89%.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group and transit operation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transit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operation treatment group，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Conclusion Operation tim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reatment of severe pancreatitis，the patients having no obvious complications should choose conservative treatment，and the patients having serious complication or operation indications should be treated by operation actively. [Key words] Operation opportunity；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Efficacy
重癥急性胰腺炎為胰腺炎的一種特殊類型，病情比單純急性胰腺炎危急，發生后并發癥多[1]，病死率極高[2]，據不完全統計，病死率占總體發病率的17%左右[3]。因此合理有效的治療顯得極為重要，手術時間選擇成為治療最為關鍵的環節。為更好地研究重癥胰腺炎手術時機的選擇，本研究對本院2010年3月～2012年3月治療的206例重癥胰腺炎患者病歷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本院2010年3月～2012年3月診治的206例重癥胰腺炎患者病歷資料，所有患者均符合2007年中華醫學會提出的急性重癥胰腺炎診斷標準。其中，男性121例，女性85例，年齡最大74歲，最小20歲，平均（45.6±6.4）歲，入院時間為5～36 h，平均（12.4±4.1） h。疾病分類情況：134例膽源性，72例非膽源性，其中，酒精性46例，高脂血癥24例，原因不明2例。根據治療情況分為保守治療組、早期手術組及中轉手術組，其中保守治療組96例，早期手術治療73例，37例選擇中轉手術治療。早期手術治療對象包括剖腹探查、腹腔鏡、內鏡手術及經皮穿刺術等治療。中轉手術治療組對象為保守治療失敗，發生腹腔感染、膽道梗阻、消化道出血等需急診手術者。
1.2 臨床癥狀及實驗室檢查
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上腹部劇痛、嘔吐、腹脹及高熱，體溫39～40℃，查體均有腹膜刺激征，聽診腸蠕動減弱或消失。實驗室檢查均有低鈣血癥、血象增高及血清淀粉酶增高。B超檢查均提示胰腺腫大、周圍滲出及胰腺壞死。
1.3 方法
1.3.1 保守治療組 入院后行保守治療，以抗休克、糾正水電解質紊亂、靜脈持續滴注胰島素為主，同時進行抗感染、鎮痛、解痙、營養支持及胰腺休眠療法，禁食、胃腸減壓及使用H2受體阻滯劑治療，并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調整治療方案。
1.3.2 早期手術治療組 保守治療5 d后，癥狀未見改善，且實驗室檢查病因未明，有可能合并嚴重并發癥甚至危及生命者予以早期手術治療，其中41例行剖腹探查術，25例行腹腔鏡手術治療，1例行內鏡治療，3例行經皮穿刺術治療。
1.3.3 中轉手術治療組 保守治療過程中37例患者中轉手術治療。其中繼發腹腔感染8例，膽道梗阻6例，消化道出血9例，膽源性胰腺炎5例，巨大胰腺假性囊腫9例。
1.4 觀察指標及療效判斷標準
觀察指標：觀察3組患者治療9 d后及不同時間段手術治療的死亡率及總有效率。療效判斷標準[4]：臨床癥狀消失，實驗室檢查、輔助檢查正常為治愈；臨床癥狀明顯好轉，實驗室檢查、輔助檢查明顯緩解為好轉；無效為患者死亡。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0統計學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通過9 d治療后觀察，共治愈173例，無效33例，其中保守治療治愈87例，無效9例，總有效率為90.63%；早期手術治療組治愈52例，無效21例，總有效率為71.23%；中轉手術治療組治愈34例，無效3例，總有效率為91.89%。保守治療組與中轉手術治療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保守治療、中轉手術治療組分別與早期手術治療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表1）。
表1 9 d治療后3組療效的對比
注：與保守治療組比較，*P > 0.05；與早期手術治療組比較，P < 0.05
3 討論
重癥胰腺炎多數患者經保守治療后，均可以有效治愈，但有20%～40%的患者治療無效會發生死亡[5]，故合理有效治療，特別是手術時機的選擇，可有效挽救患者生命。重癥胰腺炎手術時機選擇尚無明確標準，多分為早期及急性發作期手術，早期為入院后24～48 h手術，急性發作期為入院后1～2周內手術治療。急性膽源性或梗阻明顯患者多選擇早期手術治療，手術目的為解除梗阻，而其他類型的患者一般傳統上均選擇保守治療，保守治療過程中出現嚴重并發癥者再予以中轉手術治療，而手術一般以簡單手術為主，以免復雜手術引發嚴重并發癥等情況發生反而加重病情[6]。
本文患者根據情況分為3組，兩組選擇手術治療，早期手術均為入院后48 h內手術治療，中轉手術治療組為保守治療出現合并癥患者，通過9 d治療后觀察，結果表明，保守治療治愈率與中轉手術組治愈率偏高，而早期手術治療組明顯偏低，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早期手術治療并不能完全降低患者死亡率而提高治愈率，而中轉手術及保守治療，也并不一定會增加患者死亡率降低治愈率，所以合理選擇手術時機有助于減少患者手術創傷，減輕患者經濟負擔[7]。目前，重癥急性胰腺炎進入感染期后的手術時機仍存在較多爭議[8]，因此，重癥胰腺炎患者如無明確手術指征可以先進行保守治療，在保守治療過程中如出現嚴重并發癥或明顯手術指征者可以再中轉為手術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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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禹連付.重癥急性胰腺炎早期治療方法的選擇[J].臨床醫學，2012，32（2）：42-43.
篇（7）
【關鍵詞】大學生；乙肝；知識；調查；健康教育
乙型肝炎(簡稱乙肝)是一種流行范圍廣、發病率高、危害性大的傳染病。在我國有60%的人群被HBV感染過，10%的人群為乙肝表面抗原陽性攜帶者。據有關資料報道，每年約有25萬人死于與乙肝有關的肝硬化或肝癌。大學生正處于乙肝高發年齡階段(乙肝高發年齡在20～50歲之間)[1]，是傳染病蔓延和流行的易感人群。為此，進行大學生乙肝相關知識調查，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健康教育，使他們在住校生活中具有預防乙肝的高度意識和掌握其預防乙肝的相關知識，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對預防和降低乙肝的發病率具有重要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漯河醫學高等專科學校2007年2994名新生健康體檢，其中男1011例，女1983例，年齡16~22歲，入校前居住城市667例，縣城886例，農村1441例。
1.2 調查方法：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調查表對大學生進行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學生一般情況、乙肝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及乙肝疫苗相關知識的認知情況等方面。由護理人員向學生發放問卷，并講明調查的目的、內容及填寫的方法，所有問卷均由大學生自行填寫。發放問卷2994份，收回2991份。將所得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根據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和綜合性的健康教育，達到預防和降低乙肝的發生率。
2 結果
2.1 大學生對乙肝傳染源及傳播途徑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見表1。
2.2 大學生對乙肝疫苗相關知識認知情況：見表2。
3 討論
隨著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教育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乙肝對人體的危害，對乙肝的預防知識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本調查(表1)顯示，在2991名大學生中僅有56.9%的學生掌握了乙肝的傳染源；36.5%的學生知道輸血、血制品可以感染乙肝；36.3%的學生認為與乙肝病毒攜帶者密切接觸可以感染；43.4%的學生知道接觸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血液、分泌物可以感染乙肝；33.4%的學生知道不正規的拔牙、針灸、紋身、扎耳孔可以感染乙肝。說明大學生一半以上缺乏乙肝方面的知識，并且知道的知識不夠系統和全面。特別是缺乏接觸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血液、分泌物、不正規拔牙、紋身、扎耳孔可以感染乙肝、乙肝疫苗方面的知識。大學生正處于乙肝高發年齡階段，在校生活高度集中，相互接觸頻繁，存在著相互使用生活用品等問題，又可因為經濟問題及好奇、愛美心理的存在，學生經常選擇到不正規的小診所看病治療、拔牙、紋身、扎耳孔及攤位就餐等，因此是傳染病蔓延和流行的易感人群，應對其進行系統、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糾正其模糊認識，幫助學生正確認識乙肝和預防乙肝。
4 對策
4.1 開展形式多樣的健康教育方法，提高學生對乙肝相關知識的知曉率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乙肝病毒檢測陰性的學生實施保護性預防健康教育，定期開展以班級為單位的乙肝等傳染病預防保健知識講座，在校園內增設多個健康保健知識宣傳欄及發放宣傳資料；對乙肝病毒攜帶的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健康指導，消除不必要的心理負擔，定期到醫院復查，并教育其懂得從保護他人的角度去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用品，不讓自己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污染周圍的環境，增加傳播機會；同時開展一對一的健康咨詢與健康教育，進行疑問解答，疫苗注射計劃指導；對乙肝現病的學生進行教育，指導其正確對待疾病，保持良好的心態，避免不良情緒的產生而影響治療效果，并督促、指導休學治療；開通咨詢熱線電話，隨時解決困惑學生的健康問題等，從而提高大學生乙肝相關知識的知曉率和自我保護意識。
4.2 加強健康教育計劃的落實，促使學生做到知曉乙肝是一種可預防而難治愈的疾病，防治乙肝病毒感染是最廉價、最有效、最安全的措施。由表2顯示，大學生對乙肝疫苗相關知識掌握不夠，對乙肝疫苗的認知與落實兩者之間存在著差異，這說明雖然有66.4%的體檢大學生知道注射乙肝疫苗可以預防乙肝，但并未積極采取措施進行預防。按照健康教育知曉模式[2]，只有在提高學生對乙肝預防的認知水平及學生對乙肝相關知識的知曉率，并且建立起積極、正確的信念和態度，學生才有可能主動、積極地接種乙肝疫苗。為此，加大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健康教育的力度，使其充分認識到乙肝對人體的危害，以及預防乙肝的重要性，提高學生對傳染病的預防保健意識，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增強自我保護意識，正確預防乙肝，提高其采取預防措施的主動性及依從性。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幫助他們制訂針對性的健康教育計劃及預防接種計劃，為學生提供優惠、便捷的預防接種環境，建立詳細的注射卡，標明每次注射的時間、劑量并監督學生嚴格地按照計劃程序去落實，真正地提高學生的接種率，預防乙肝的發生。
4 結論
通過對大學生乙肝相關知識的調查，了解大學生對乙肝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針對存在的問題，采用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方法，提高大學生對乙肝防護知識的知曉率和自我保護意識，在校園里普及乙肝疫苗的注射，最大限度地保護高發年齡段的學生，對預防和降低在校生乙肝的患病率，經過一年的隨訪調查，2991名大學生到目前為止無一例新增乙肝，健康教育對預防疾病、提高人口素質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迮文遠.計劃免疫學[M].第2版.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496~506.
篇（8）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3.772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3-1799-02
口腔內科疾病是一種十分常見的多發病癥，齲齒、牙周病等都是人們十分常見的口腔內科疾病，其中，齲齒更是口腔疾病中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近些年，口腔疾病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人們對口腔健康的重視程度也在逐漸提升，為了對人們的口腔健康狀況有所了解，并調查口腔內科患者對口腔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醫院對前來就診的患者進行了調查，并針對調查結果給出了合理的建議。
1 調查對象與調查方法
1.1 調查對象 醫院在2012年2月到3月這一個月的時間內，對前來本院口腔內科就診的患者進行了調查，按照自愿參加的原則，尊重口腔患者的隱私。
1.2 調查方法 本次口腔調查采取問卷調查的形式，醫院自行設計了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口腔患者的個人信息、就診原因、個人口腔護理狀況以及口腔健康檢查等，并設置了一些跟口腔內科相關的知識問答以及口腔保健之類的題目。本次問卷調查由口腔內科的護士進行發放，一共發放了720份，并全部回收，其中有效調查問卷有698份，調查有效率在95%以上。
1.3 數據統計 口腔內科對口腔患者相關知識掌握情況進行調查之后，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并將處理結果用百分比的形式顯示。
2 調查結果統計
2.1 患者基本信息的調查結果 本次有效的調查案例為698例，男性有282例，女性416例，調查對象中最年輕的22歲，年齡最大的是74歲，大專及以上學歷有254例，高中或者中專271例，初中及小學有173例。
2.2 患者就診原因調查結果 分析患者就診原因，有25.50%的患者是因為牙齒疼痛，25.50%是因為牙齒松動，18.05%的患者是因為齲齒，8.45%的患者是到醫院進行常規口腔健康檢查。
2.3 患者口腔護理狀況調查結果 統計患者口腔護理情況可以看出每天刷牙在兩次及兩次以上的患者占88.11%，每次刷牙實踐在三分鐘以上的患者占29.80%，有81.95%的患者刷牙時各面都會刷到，而其他患者則刷唇頰面。
2.4 患者對口腔健康檢查的認知情況 在本次調查中，71.20%的患者認為口腔健康檢查十分必要，需要定時進行口腔健康檢查，其中有7.45%的患者認為兩次口腔健康檢查應該相距3個月，20.20%的患者時間間隔應為半年，有43.55%的患者認為口腔健康檢查應該一年進行一次，還有28.80%的患者認為沒有必要進行定期的口腔健康檢查，他們認為等到病情顯現之后再進行口腔健康檢查也來得及。
3 對口腔內科患者提供的一些建議
醫院分析本次口腔調查結果后發現，口腔內科患者對口腔疾病及相關知識缺乏認識，并缺乏必要的口腔保健基本知識，很多患者沒有進行定期口腔內科健康檢查的意識，也沒有養成良好的刷牙習慣，每次刷牙時間過短，刷牙時往往只清潔牙齒和唇頰面，有遺漏部位，因而不能有效清除口腔內細菌，從而導致口腔疾病的產生。接受調查的患者中有九成以上是出現了明顯的口腔病癥才來醫院就診，而能夠定期進行常規口腔健康檢查的患者僅占8.45%。為了讓患者早日擺脫口腔疾病的困擾，減少口腔內科疾病的發病率，醫院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策略，并給患者提供了合理的建議。
3.1 對口腔內科患者加強口腔保健知識的宣傳教育 醫院口腔內科的大夫及護士要對前來就診的患者進行口腔保健知識的宣傳教育，使患者認識到口腔疾病的危害以及養成良好口腔衛生習慣的重要性；免費為口腔患者發放口腔保健知識宣傳手冊、就醫指南等，方便患者翻閱；大夫及護士還要耐心接受患者的口腔問題咨詢，在口腔內科患者候診區內循環播放口腔保健知識的宣傳片，引起患者的注意。通過有效的口腔健康知識教育，患者在得到醫療服務的同時還能不斷提高自身的口腔健康保護意識和防病能力，降低患口腔疾病的概率，并能通過人們的口耳相傳，提高公眾的口腔健康防護意識，并使公眾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積累口腔衛生常識，增強健康意識，在不斷積累的過程中養成健康的刷牙習慣等。
3.2 幫助患者養成良好的刷牙習慣 正確的刷牙方式以及養成良好的刷牙習慣等對于保護口腔衛生，遠離口腔疾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口腔內科的大夫及護士要指導口腔患者正確選擇牙刷與牙膏，選擇牙刷時一般要選擇刷頭適中，刷毛柔軟、清潔度好而且能夠清潔各個牙面的保健型牙刷。
3.3 培養患者定期進行口腔健康檢查的意識 口腔疾病是一種十分常見的多發病癥，口腔內科疾病中，齲齒更是被視為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因此口腔內科大夫及護士要培養患者定期進行口腔衛生檢查的意識，使患者認識到口腔疾病的危害性。口腔疾病是一種慢性疾病，病變過程較長，初期沒有十分明顯的臨床癥狀，患者如果忽視口腔健康，不定期進行口腔檢查，等到口腔疾病表現出明顯的臨床癥狀時就會忍受巨大的痛苦，并且要付出更多的治療時間和治療費用。因此，醫生建議患者每半年或者一年進行一次口腔健康檢查，若有醫囑應按時復查。
4 結 語
口腔疾病是威脅人們身體健康的一大殺手，近些年，口腔疾病的發病率呈現上升趨勢，本院對前來就診的口腔患者進行調查之后發現，患者對口腔疾病相關知識的了解與掌握程度不夠，缺乏必要的口腔保健知識，也沒有養成良好的習慣。醫院需要加強相關的口腔衛生知識普及與宣傳工作，培養患者的口腔保健意識，使患者養成正確的刷牙習慣，降低口腔內科疾病的發病率，更好地保護人們的身體健康。
篇（9）
關鍵詞 醫院財務制度 財務管理 影響
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不斷發展，各方面體質的改革也都在穩中有序的進行，在這些改革中，醫療體制的改革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改革方面。然而，每個方面的改革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醫療體制改革分為多個改革方向，其中，醫院財務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是一個關鍵的改革方面，對于醫院的管理，運行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新醫院財務管理制度的要求
1.財政預算的管理要注重科學化，精細化的管理方向
在醫院財務管理中，財政預算的管理是一個重要方面。醫院是一個具有公益性特點的國家運營部門，在財政預算中會得到國家的大量撥款，這是醫院順利運行的經濟基礎。而且，作為一個特殊的機構，醫院的資金流量也是比較大的，如何控制好醫院的財政預算管理，是目前醫院財務管理體制改革面臨的重要難題。
目前醫院的財務管理中，在財政預算的管理方面有很多問題，一些醫院的現行財務管理制度有疏漏，對于財政預算的管理并不嚴格，造成了不少的經濟損失。同時，由于對財政預算的管理不到位等問題頻繁出現，讓一些醫療機構，管理部門出現了財政虧空，赤字等問題，這對于醫院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新《醫院財務制度》中，提到要讓財政預算的管理更加科學化，精細化，這就要求財務管理人員從財政預算這個管理方向重視起來，這是關系到醫院整體運營的重要財務方面。想要讓醫院的財務管理更加科學化，就需要制定相關的財務管理條文，以制度的方式約束起來，在平時的工作中，財政預算的每一筆收支都要記錄的清晰明確，做到每一筆賬目都有詳細記載，無論是收入還是支出，都要注重管理的精細化。這是醫院財務管理中，財政預算管理更加有保障的關鍵。
2.要加強醫院財務管理的內部管理，解決現行制度存在的問題。
醫院的財務管理的改革，歸根到底是要把財務管理的制度管理提到首要地位。在醫院的財務管理中，制度約束永遠都是管理體制正常運行的關鍵。但是在目前的醫院財務管理中，制度的欠缺問題凸顯，表現在財政管理成本對象的管理不科學，財務賬目管理的不夠嚴謹，財務報告的分析體系不夠完善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歸根到底都是財務管理中內部管理體制不健全的原因。體制的欠缺導致約束力下降，財務管理人員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就會松懈下來，長此以往，醫院的財務管理問題會越來越嚴重，醫院總體的發展也會受阻。
新《醫院財務制度》實施以來，內部財務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實行成為一個重點改革方面。醫院財務管理部門首先要從自身做起，針對醫院財務管理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切實的制定一些有針對性的管理原則，制度，并且將這些規定付諸實施，財務人員加強自身的自律意識和工作的積極性，責任感，對自己的工作重視起來。同時作為財務管理的上級領導部門應該加強對于財務管理從業人員的監督，監督力量的加強也是財務管理工作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用制度的方式把財務管理工作規范起來，能夠更好的保障醫院的順利運行。
二、新《醫院財務制度》實施對醫院財務管理的影響
自從新《醫院財務制度》實施以來，各級醫院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的號召，努力進行醫院財務管理的改革，節約成本，綜合效益，為把醫院的財務工作做到最優而不斷努力。經過對于一些醫院的調查分析，我們了解到，在實施了新《醫院財務制度》以后，對于醫院的運行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1.財政收支更加明確化
新《醫院財務制度》實施以來，最明顯的效果就是財政預算管理的科學化更高，精細化程度更高了，這是新制度實施以來取得的最顯著也是最終能夠獲得的成果之一。醫院的財政預算來自于國家的財政資金撥款支持，財政預算的科學合理不僅關系到醫院財政資源的利用和整體運行，還關系到國家經濟建設資金的使用。在我國，醫院人民生活離不開的一個機構，國家對于醫院每年都有大量的資金支持，用以保障醫院的發展和人民正常的生活。財政收支的明確化，從很大程度上節約了醫院的運營成本，節省了國家資金，遏制了資金的浪費，這對于國家和醫院都有很大的經濟效益支持，是醫院財務制度改革以來取得的重要成績。
2.財務管理的規范化程度更高更強
財務管理制度的規范對于財務管理人員的工作順利進行是一種制度上的約束。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一種工作的順利進行都需要制度的約束，在醫院的財務管理中，通過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輔助于各種形式的監督，讓財務管理工作更加規范化，制度化，提高了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同時也從整體上提升了醫院的財務管理工作水平，對于醫院健康有序的發展提供了更重要的保障。
結語：新《醫院財務制度》推行以來，各種財務管理的措施的推進對于醫院整體的運營提供了重要幫助，在今后的醫療體制改革過程中，財務管理改革還將有序進行，相信能夠給醫院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多的幫助，財務管理工作也能更上一個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篇（10）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2.216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 城市流動人口越來越多， 其中育齡期婦女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由于缺乏對母嬰保健知識的了解和自我保健意識的薄弱， 部分流動人口還受農村舊觀念和舊習俗的影響， 導致流動孕產婦病死率和新生兒疾病發生率偏高[1]。為調查本市流動人口母嬰保健知識知曉率及其影響因素， 本院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市區和城鄉結合部進行問卷調查， 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研究以2011～2014年本市的20～40歲的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 共發放調查問卷2567份， 排除無效和年齡40歲的調查問卷， 實際回收有效問卷2379份。
1. 2 方法 采用整群抽樣法在本市流動人口較為密集的市區和城鄉結合部隨機發放本院自制的母嬰保健問卷調查表。調查以當場集中發放問卷、匿名填寫后當場回收的方式進行。調查地點主要在市區和城鄉結合部的商場、公園、游樂場等地。問卷內容包括患者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戶籍、文化水平、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及現有小孩數等）、母嬰保健知識（包括飲食衛生、產褥期檢查、高危妊娠、規范生育、母乳喂養等）及希望獲取母嬰保健知識的途徑三個方面。調查問卷共20題。總分100分， 以總分≥80分者為知曉。
1. 3 觀察指標 ①觀察調查對象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狀況及小孩數等基本資料及他們希望獲取母嬰保健知識的途徑。②觀察不同影響因素與調查對象母嬰保健知識知曉率的關系。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一般資料 回收2379份有效問卷中2182例為流動人口， 197例為常住人口。流動人口中男1042例， 女1140例。年齡20～30歲1154例， 30～40歲1028例。大專及以上613例， 初中和高中1134例， 小學435例。收入5000/月170例。已婚1164例， 未婚1018例。無小孩1086例， 1個小孩975例， 2個及以上121例。流動人口中有1743例（79.88%）認為通過電視節目是獲取母嬰保健知識的最佳途徑， 有1126例（51.60%）覺得通過網絡平臺（網頁、微信及微博）是最方便獲取母嬰保健知識的途徑， 有726例（33.27%）認為健康講座、宣傳單及報刊書籍可以作為獲取知識的輔助工具。
2. 2 流動人口母嬰健康知識知曉率與相關因素關系 性別、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及子女數量是影響育流動人口母嬰保健知識知曉率的重要因素。見表1。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 本市流動人口對飲食衛生、產褥期檢查、高危妊娠、規范生育、母乳喂養等母嬰保健知識知曉率水平普遍較低， 其中性別、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及子女數量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而年齡對流動人口的母嬰保健知識知曉率影響不大。
男性對母嬰健康知識的知曉率顯著低于女性，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 本市流動人口對母嬰保健知識的知曉率普遍偏低， 應當充分利用各種資源， 針對流動人口中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較低及未婚未育的人群， 選擇他們比較容易接受的途徑加強宣傳教育工作， 提高他們的知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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