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增長的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前言

近幾個月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并開始波及世界各國的實體經濟，這使得學術界不得不再次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關系。近年來學術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主要建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內生增長理論通過將技術(知識)積累過程引入典型的增長模型，一舉突破了長期困擾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外生性問題，實現了技術進步的內生化――技術進步不再受經濟系統之外變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費者偏好、資本投資、R&D和教育等經濟系統內部因素所決定。因此，金融發展可通過動員更多儲蓄、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資和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等方式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為增進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二元關系的理解，本文將沿著熊彼特主義技術創新思路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及二者因果關系作初步的理論分析。

二、金融發展與技術進步

關于金融發展對于技術創新的最早論述，首見于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經濟發展理論》一書，論證了貨幣、信貸和利息等金融變量對經濟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就在于創新的實現，而創新的實質則是生產要素的組合。銀行信用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體現為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提供必需的購買力，這種購買力不是來源于銀行所吸收的儲蓄、真實票據的貼現和抵押，而是來源于銀行的信用創造，正是這種信用創造的能力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為金融發展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博奕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廣泛應用為金融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金融發展理論家不再滿足于對麥金農和肖理論的修修補補，他們明顯意識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諸多缺陷，以及根據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張的過于激進。他們在吸取內生增長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金融發展理論：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形成機制的解釋是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了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做了規范性的解釋。

在金融內生增長理論中，關于金融對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場方面。希克斯（Hicks)在關于金融市場效率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的歷史性論述中指出，產業革命的發生最重要的條件并不是技術，而是使得這些技術能夠在較大的范圍內廣泛實施的投資，而這種投資需要恰當的金融安排才能實現，因為新技術的采用往往需要大規模的、連續的、長期的資金注入。因此希克斯提出了“產業革命發生之前有必要發生金融革命”的論斷，他認為產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是因為在18世紀早期英國的金融市場有了快速發展，為技術的廣泛運用創造了前提條件。史密斯（Smith)指出，當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時，一個經濟只能選擇那些發展期較短的技術。而只有交易市場的活動效率逐步提高以后，市場才會傾向于選擇那些發展期較長的技術，這些技術也暗含著高投入和高產出，當這種技術的產出效果足夠大時，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的效率會直接影響到技術的選擇，從而對一國的均衡經濟增長率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西方經濟學界針對流動性風險建立金融市場出現的模型，比較深入地探討了金融安排、流動性與技術創新之間的聯系。在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威格（Philip Dybvig）流動性模型中，對高回報項目投資的流動性風險創造了對流動性、低回報項目投資的激勵。隨著證券市場交易成本的下降，會激勵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非流動性、高回報項目上，如果非流動性項目有足夠大的外部性，那么證券市場較強的流動性就會誘發穩定的技術創新。

三、技術進步與內生增長模型

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以在生產中的累積資本代表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但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沿著羅默的思路，盧卡斯進一步引進人力資本要素，認為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及從事人力資本建設的投入程度，但卻忽視了累積資本中所體現的知識水平。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中的累積資本(機器設備等)體現了有形資本的技術水平，這種技術水平的高低來源于研究開發部門所生產的新設計、新發明等；另一方面，從事教育、研究開發及產品生產的人力資本水平(如勞動者的素質及技能等)體現了勞動者從事生產與管理的效率水平，這種技術水平來源于人力資本的建設。技術進步本質上就是知識資本不斷積累和更新的過程，它包含了使勞動力技能提高的人力資本，以及使機器設備技術含量增加的R&D資本，這兩個部分共同推動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

設代表一個國家的知識資本水平，并假定知識資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識資本水平的高低、社會對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投入力度(包括國家在教育、科研活動上的投入力度，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的投入程度，以及個人從事在職培訓、干中學的投入程度)以及從事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所投入的勞動力份額，因而有

R&(t)

其中，是從事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所投入的勞動力份額，是社會對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投入程度，是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生產效率。

在經濟增長模型的數理分析中，可以在不影響分析結論的前提下對效用函數的形式作必要的假定。這里，定義跨時期消費的替代彈性為常數的效用函數如下：

效用函數，

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即使得全體消費者的消費效用最大化：

其中，p為時間貼現率，表示人們對于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 α為消費的邊際效用彈性的負值(α>0)。同時，將實物生產部門的產出分為消費C與儲蓄S，即：Y＝C+S，c為邊際消費傾向，且不妨假定勞動力總數即為人口總數。

因而，經濟增長的最優增長路徑可以由下述動態優化問題給出：

運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獲得一組微分方程系統，由此微分方程系統即確定了決定內生變量的最優增長路徑。

四、包含金融部門的內生增長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中，創新投資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金融發展對通過儲蓄積聚、儲蓄向投資（包括創新投資）有效轉化以及生產效率提高方面對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盡管不同的派別思路各異，但所關注的問題的實質是共同的，都在尋求金融部門與穩定增長之間的聯系，其基本思想是，金融變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資資源的有效使用及生產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徑是通過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以及有利于對投資項目的監督和資金向有效投資者的轉移的金融自由化。

早期的“Harrod-Domar”模型假定產出一資本比σ為常數，這里假定資本折舊率為0，并將凈投資I定義為資本存量的變化。因而有：

Harrod-Domar模型強調了儲蓄率s及資本的產出效率σ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但產出一資本比為常數的假定意味著資本的邊際產出是常數，與經濟現實不太相符，另外儲蓄等于投資的均衡條件忽略了金融部門在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的作用。

放松這些條件后,假定儲蓄能夠轉向為投資的比例是,則

其中，是生產率；是儲蓄轉化為投資（創新投資）的比率；st為儲蓄率。金融部門通過以上三個方面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由于R&D活動風險高、成功概率低，并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般的投資者不愿意從事R&D投資，而這就為金融系統的出現提供了激勵。金融系統不僅可通過對R&D項目事前的評估和事中、事后的監督，避免資源配置的逆向選擇和創新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 提高了技術創新成功的概率，而且可投資于大量R&D項目，分散了投資風險，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具體的促進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發展通過提高創新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升儲蓄向創新投資的轉化比率，而金融市場運行的成本將影響儲蓄一投資轉化比率，金融資源的漏出比率(1-)反映了金融市場的效率損失。金融市場的信息功能及項目篩選功能使得經濟主體能很好地選擇高收益投資項目，使資金投向回報率較高的項目上，從而提高了投資的生產效率，同時金融市場使得消費者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化解了流動性風險。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儲蓄率也將發生變化。可見，金融發展通過作用于以上三個參數，從而影響創新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金融部門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何有效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假定其效率表現為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比率，這一轉化比率的提高依賴于金融部門的工作效率λ，以及投入到金融部門的勞動力比例μ2，以下為儲蓄一投資轉化方程及儲蓄―投資轉化比率方程：

從而可以把上一部分關于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模型擴展如下：

運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獲得一組微分方程系統，由此微分方程系統即確定了決定內生變量的最優增長路徑。

此動態優化問題很好地描述了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作用的內生機制。金融發展通過發揮風險管理功能，促使儲蓄增加以及儲蓄向技術創新投資的有效轉化，從而有利于創新投資的增加。而隨著創新投資的增加，必然伴隨著知識的更新與技術的提高，從而提高了資本與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進而導致產出水平的增長。產出增長導致儲蓄的進一步增加，并通過金融發展促使創新投資進一步增加，通過技術進步促使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進而推動經濟的更快增長。

五、結論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互相促進、互為因果的關系，即金融工具、機構和市場既促進經濟增長，又被經濟增長所推動。金融部門通過發揮動員儲蓄資金、緩解信息不對稱、分散投資風險、監控企業行為和消除流動性風險等方式，鼓勵了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互為因果關系將導致以金融發達、經濟高增長為特征的高度均衡與以金融欠發達、經濟低增長為特征的低度均衡并存。

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為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使人們更深入地認識到金融系統的重要性。若要深化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解，以下領域繼續值得深入研究，如R&D融資、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經濟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對金融發展及經濟增長的影響等問題。

篇（2）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8月14日

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核心和實質體現在金融功能上，從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比較能夠接近問題的實質，并且與其他視角相比有更大的準確性，更客觀和穩定。金融創新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和影響渠道是復雜的。金融創新通過提高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等方式促進了金融功能的發揮，改進了經濟體系，從而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又會引起更多的金融創新，以滿足經濟體系本身的需要。但是與此同時，無論在宏觀領域還是微觀領域，金融創新也給金融經濟體系帶來了一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一、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

金融創新通過推動金融系統的發展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系統的發展也就是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資源跨期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這種效率上的提高主要包括資源配置成本的降低和風險管理能力的增強兩個方面。

（一）資源配置成本的降低。細說起來，包括降低資金需求單位的融資成本、提高資金盈余單位的投資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降低金融產品的交易成本等。

1、融資成本降低和投資效率提高，市場交易成本降低。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就是向社會提供金融產品，滿足投融資的需求。衡量金融系統功能發揮優劣的主要標準應該是需求者對金融機構和市場所提供的金融產品的滿足程度。第一，金融產品創新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選擇的產品品種，使融資渠道和投資方向增多，從而降低了資金需求單位的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盈余單位的投資效率；第二，由于金融機構在推出新產品方面的競爭而降低了手續費、傭金等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各種金融產品間的替代性增強而降低了轉換的機會成本。

2、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金融市場價格對信息反應的靈敏度提高。支付清算的能力和速度反映了支付和資金流轉的順暢程度和資金使用的效率。隨著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上銀行產品開始大量出現，統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統也逐步建立和完善。這使得金融體系的資金周轉速度和使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節約了大量的流通費用。并且使金融市場價格快速而及時地對信息作出反應，提高了價格機制的作用力。

3、金融機構資產增加，盈利性上升。金融創新使金融機構信用創造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使其所擁有的資產大幅度增長。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快速增長，這表明金融機構所能支配的社會資本總量日益擴大，在經濟中的作用力和能量也隨之增長。金融創新也通過增加資產收益和降低營運成本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從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

（二）風險管理能力的增強。這里是指金融系統剔除和規避個別風險的能力增強。金融市場上各種避險性創新產品和投資融資技術通過分散和轉移的方法，把個別風險降到了較小的程度。最具代表性的產品創新如金融期貨、金融期權和互換等等，都有使風險在不同風險偏好的經濟主體之間轉換的作用。

從本質上去歸并，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就是以上這兩個方面。下面，我們通過AK模型來進一步論述。

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構造是一個在勞動和可再生資本上表現出規模報酬不變的加總生產函數。然后，假設一個被標準化的固定勞動供給來忽略與人口增長和勞動供給有關的問題，所以加總的生產函數可以寫為Y=F（K）。而這個函數中，資本積累的邊際回報遞減，這一點對限制經濟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這是在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同時被給定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特征。但也有一系列模型，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這兩個因素之一會隨著資本的增長而自動的同比例增長，而該因素的增長正好抵消了邊際回報遞減的效果，從而使產出能夠與資本同比例增長。這些模型一般被稱為AK模型。

我們首先利用Pagano（1993）中的AK模型來分析金融創新會通過哪些途徑促進經濟增長。

在這個模型中，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Yt=AKt （1）

其中，Yt為總產出，A為資本邊際社會生產率，Kt為資本額。

假定人口規模不變，每期的折舊率為？啄，經濟中生產的商品可被用于投資或消費，則總投資為：

It=Kt+1-（1-？啄）Kt （2）

而在一個封閉經濟模型中，市場均衡的條件為總儲蓄St等于總投資It，但由于金融系統在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需要吸收一部分資源，故假設有1-？準比例的儲蓄在金融體系中流失，則有：

？準St=It （3）

令g為經濟增長率，s為儲蓄率（S/Y），由以上三式可以推出在穩態經濟下經濟增長率為：

g=A？準s-？啄 （4）

由上式可知，金融系統可以通過影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準、資本邊際生產率A及儲蓄率s來推動經濟增長。

從這個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幾個途徑：

一是可以促使更高比例的儲蓄轉化為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在封閉經濟體內，金融處于淺層次發展時，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通過把儲蓄轉化為投資這一功能，會以較高的存貸差、手續費、傭金、高額壟斷利潤等吸收部分資金，并且這個吸收比率較高。而金融創新會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和經營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從而使這個比率減少，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促進經濟增長。例如，垃圾債券在剛開始產生時主要為了方便一些小型公司籌集資金。

二是可以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金融創新使金融體系更好地發揮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即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資本邊際生產率最高的項目上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三是金融創新還可以通過調節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創新通過金融體系向儲蓄者提供良好的收益率，更好地對稟賦沖擊進行保險以及發展消費信貸等方式實現改變儲蓄率的目的，把大量可能消費或可能儲蓄轉化為現實儲蓄，提高了社會金融資源的可利用度。不過還應指出的是，儲蓄總量的形成并不完全取決于儲蓄率的高低，還有賴于國民收入的總量大小。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提高儲蓄的收益率和緩和稟賦沖擊是很重要的；而在資本充足的經濟中，發展消費以使儲蓄迅速向消費轉化，從而擴大總需求更為重要。多功能銀行卡的創新就是通過影響消費而推動經濟增長的。

綜上所述，金融創新可以通過影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資本邊際生產率、儲蓄率和促進技術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

二、金融創新阻礙經濟增長的原因

金融創新在有力地推動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一定的不利影響。金融創新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劇了投機，引發了惡性經濟泡沫的產生，降低了金融機構的安全性和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創新還影響了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實施效果，這些都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金融產品創新，特別是衍生工具，給不確定環境下的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為什么用于避險的金融產品又增加了金融業的系統風險？為什么金融機構為追求“三性”而進行的產品創新反而會降低其內在的穩定性？

首先，金融產品創新只能分散和轉移金融風險，而不能消除它。風險厭惡者通過遠期、期貨和期權等工具把他們不愿承擔的風險以較低的交易成本轉移給風險偏好者或風險中性者。然而，這只是一種“零和博弈”，只在微觀層次上降低了風險，而對整個經濟體系而言，不管以什么樣的方式重新組合，風險并沒有被消除，風險仍然存在于經濟體中。

其次，衍生類金融創新產品的杠桿率很高。杠桿率簡單地說就是合約總價值與參加合約所需要的費用之比。如期貨交易中，可以把保證金視為保值成本，一般保證金水平為交易產品價值的2%～20%不等。也就是說，期貨的杠桿率可以從5至50。期權交易中，期權費為保值成本，通過Black-Scholes公式計算可以得到其杠桿率也很大。金融創新模糊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界限，傳統的存貸利差縮小，使得傳統銀行大力開拓衍生類表外業務，當杠桿率大到一定程度時，衍生工具便由資產頭寸的風險管理工具轉變成了投機手段，由規避風險的交易變為最具風險的交易，從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再次，某些與傳統信貸相結合的金融產品創新增加了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使用如承諾、擔保、承兌等支持性信用工具并不直接放貸于客戶，而是給予客戶以其他方式借款的便利，銀行從中僅收取手續費收入，但實際上銀行卻可能承擔著與其收入不相稱的較大信用風險。

最后，隨著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各個開放經濟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從而使國際游資可以在各金融市場迅速轉移，并且對各國利率差額和匯率變化非常敏感。這些“熱錢”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在一國的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造成一國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并利用金融創新產品提供的便利條件迅速地在國家間轉移，從而使金融動蕩迅速波及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東南亞金融危機就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篇（3）

一、引言

自羅默（1986）的著作以來，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步入了它的第二次繁榮階段。現在增長理論的研究仍然十分活躍，不斷取得突破，已成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之一。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相互結合。理論研究的突破，為實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分析框架，而實證研究在技術方法上的不斷發展和改進，為發現新的增長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這兩者相互結合的結果是：一方面促使增長理論研究不斷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在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下，利用更新的實證技術方法建立了能更好地解釋現實的實證模型，直接指導人們的經濟實踐，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根據一定的理論分析，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應該做出適合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選擇，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發展

自從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76)開始，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就一直受到關注，而拉姆齊（1928）的經典論文則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在此基礎上，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在1956年索洛―斯旺模型的提出之后，經歷了它的第一次繁榮，人們把這一時期的增長理論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不僅對經濟增長給出了一定的解釋，更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點。但是，至20世紀70年代早期，由于缺乏經驗聯系的緣故，經濟增長這一研究領域已變得死氣沉沉了。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1986）和盧卡斯（1988）的著作為開端，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又經歷了第二次繁榮，使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革命性的發展，相關成果被稱為新經濟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注重研究經濟增長的內生性，特別是在對技術進步和擴散等進一步分析的基礎上，完善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為人們認識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觀念。

1.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特別是索洛―斯旺模型為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點，其后的研究包括現在非常活躍的新增長理論，都以它作為分析問題的起點。該理論提出的收斂性的概念，也一直是新增長理論的研究重點之一。所以，要說明增長理論的新發展，必須先對索洛―斯旺模型有一個了解。

索洛―斯旺模型的關鍵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產函數。它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各種投入報酬遞減，以及投入之間存在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彈性。該模型的突出貢獻，一是提出了經濟穩態這一關鍵概念，指出儲蓄率對經濟的穩態增長率沒有影響，各種經濟體的平衡增長路徑是平行的；二是以穩態增長的概念為基礎，預測了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在新古典的生產函數的假設下，索洛―斯旺模型首先預測了絕對收斂性，即相對于富裕經濟，貧窮經濟傾向于有更高的增長速度。在其隨后的發展中，該模型又給出了所謂條件收斂的預測，即各經濟體真實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對于各自的長期或穩態水平越低，增長率越快。收斂之所以是有條件的，是因為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人均資本和人均產出的穩態水平依賴于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以及生產函數的位置，而經濟將收斂于各自不同的穩態。在近些年來的實證分析中，經濟的條件收斂性已被越來越多的用作一個經驗假說。實證分析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所指出的資本積累率（包括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和條件收斂機制，對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確實有著相當大的解釋能力。可以說，索洛―斯旺模型為人們洞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分析工具。但是，該模型的一個明顯的缺陷是，長期人均增長率完全被模型外的因素――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所決定。

2.新增長理論。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后，如何將長期人均增長率內生化便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下一個課題。羅默（1986）和盧卡斯（1988）在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們在阿羅（1962）、謝辛斯基（1967）和宇澤（1965）的基礎上，進一步描述了干中學的模型。在干中學模型中，觀念是生產或投資的副產品，使得投資的邊際報酬不一定遞減，從而經濟可能長期增長。將長期經濟增長真正內生化的是技術變遷模型。在這類模型中，技術進步是有目的的R&D活動的結果，而且這種活動以獲得某種事后壟斷力量為激勵。這樣，如果經濟中不存在新觀念、新發明耗竭的趨勢，增長率在長期中就可得以保持。由于R&D活動的一些外部性、知識技術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何促進R&D活動，促進技術進步，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便依賴于政府的行動，如稅收、法律的維護和基礎設施的提供等。這使得經濟增長理論與發展經濟理論融合在一起，這種融合正是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一個趨勢。

與新古典增長理論分析相一致，實證分析也告訴人們條件收斂是一個事實，于是新增長理論又提出了預測條件收斂的技術擴散模型。該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因為對發明的模仿和使用比創新來的便宜，相比經濟發達的領先國，經濟落后的跟隨國會具有更快的技術進步率。也就是說，技術擴散模型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條件收斂的經驗含義進行了引申，在此基礎上預測了條件收斂。技術擴散模型還指出跟隨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將促進技術擴散速度，從而加快經濟的收斂速度。這為發展中國家增加人力資本投入，加快經濟增長提供了理論分析。

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另一個關鍵外生變量是人口增長率。更高的人口增長率降低了每個工人的資本和產出的穩態水平，因而趨于減少對于某給定的人均產出的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長率。所以通過人口增長率內生化，也可以實現長期增長率的內生化。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和遷移模型解決了這個問題。

總之，在解釋了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的決定后，新增長理論或內生增長理論，使我們能夠對經濟增長給出更加合理的解釋，特別是解釋了長期的經濟增長的決定。

3.新古典增長理論。與新增長理論的關系內生增長模型解釋了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但不應將它看作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替代物，而應視其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補充。內生增長模型明確了索洛模型中的技術進步的可能原因，但是并未說明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重要因素。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古典增長模型的任務。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是關鍵的索洛模型，則指出投資、人力資本積累、儲蓄等對于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影響。只有結合這兩個理論，人們才能對經濟增長的兩個中心問題:生活水平隨時間的增長和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差異有一個較全面的解釋。

三、我國經濟增長的發展選擇探討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做出以下發展選擇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1.堅持改革。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一個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經濟制度落后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等，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經濟制度。

2.適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首先，應該調整農業與工業結構，我國目前農業從業人數與總從業人數的比重要比美國高出18倍，這對經濟增長很不利；其次，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東部個別發達地區比西部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出6倍以上，調整地區間的產業結構勢在必行；最后，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還應該以資金、技術密集型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

3.積極擴大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是發展中國家完成向發達國家過渡的必經之路。目前我國人均進出口總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異，存在巨大發展空間，我們應該利用這一發展空間來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

4.增加R&D的投入。美國R&D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比我國高出3.7倍。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與R&D的支出密切相關,如果我們不增加R&D的投入，我國要在未來成為世界經濟領先的國家是不可能的。

5.提高職業教育水平。美國的大學生人數占25和25歲以上人口數的比重要比我國高出17倍，這說明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匱乏的，我國的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6.培育完善的市場體系。無論是從市場的規模，還是從市場的效率來看，我國的各種市場都不完善。要完善市場，首先要完善市場規則；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監督機制；第三是提高市場管理人員的管理水平。與此同時，我國現階段急需完善債券和股票市場。

7.治理環境污染。我國在經過前一段時間對環境污染的大力整治之后，目前的環境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須長期進行。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技術、物質資本、人才資本、市場、經濟制度、產業結構等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是整個經濟系統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相互結合，是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而實證研究在技術方法上的不斷發展和改進，為發現新的增長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根據國情，我國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展選擇是：堅持改革，適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積極擴大對外貿易，增加R&D的投入，提高職業教育水平，培育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治理環境污染等，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

參考文獻：

[1]周愛民:高級宏觀經濟學[M].經濟出版社,2001

篇（4）

中圖分類號：G4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7-0036-02

20世紀90年代，我國在各個領域全面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并加大對教育財政經費的投入，形成以政府教育財政投入為主、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新體制。教育投入的加大有利于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更有利于經濟快速的增長。但是，由于我國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教育系統內部體制不健全以及市場機制不完善等原因，使我國教育支出的溢出效應并沒有充分的發揮出來。研究溢出效應下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需要研究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與經濟增長的理論關系。

一、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

自古以來，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政府、社會和個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進而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革新，最終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問題，不僅僅是單純地探討教育支出與人力資本積累的關系，而是從教育投入的溢出效應角度來研究其對人力資本、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同時能夠進一步細化教育財政學的研究內容，為教育財政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了理論依據。另外，研究教育溢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既豐富了經濟增長理論，又更加明確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能夠為政府部門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國外研究觀點

Nordtveit（2009）[1]認為教育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盡管中等發展中國家采用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教育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發現教育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輸出，使教育支出與勞動力需求結構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討了知識溢出效應對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發現盡管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加深了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但是一國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致性使得國民經濟發展得到進一步地提高。

2.國內研究觀點

王超和羅然然（2004）[4]考察了我國各地區在教育方面的財政支出與GDP 之間的關系，發現教育投入在各地區經濟增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王德勁（2005）[5]發現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有顯著正效應，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作用。王延軍（2007）[6]考察了我國教育支出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發現我國教育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進經濟增長0.376個百分點，而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則可以促進教育支出增長0.694個百分點。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龍江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教育部門投入每增長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帶來的經濟產出的增長為2.58%。

二、基于溢出效應的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

1.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是美國沃爾什于1935年發表的《人力資本觀》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紀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資本逐漸形成了一種理論體系，并對西方教育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為經濟學家所關注。經濟學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資本是最具有生產力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教育可以產生“知識效應”和“非知識效應”，能直接或間接促進經濟增長，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可以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隨后，在舒爾茨的研究基礎上，貝克爾、丹尼森等進一步完善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人力資本通過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2.教育溢出理論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應的基本理論，主要以20世紀60年代的盧卡斯、羅默為代表，他們用外部性解釋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而為研究教育溢出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理論基礎。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質如液體和氣體等有形物質從容器中無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費掉。經濟學家將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將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認為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對任何稀有資源的消耗都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的比例，造成經濟市場活動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經濟。無論是教育支出作為一種消費性支出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還是教育部門通過人力資本、知識技術的流動對非教育部門產生影響，這兩種影響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表現出，教育投資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對社會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單位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不僅引起產出的提高，同時還會引起社會平均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這說明各地區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區對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將各地區人力資本轉化為真正的勞動生產力，才能充分發揮出教育溢出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最終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3.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這階段的理論經歷了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以索洛和斯旺為主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羅默為主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等，他們主要強調了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經濟增長理論彌補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兩大缺陷。羅默通過考察內生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建立起了新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再依賴于知識的溢出效應，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克服資本積累過程中收益遞減問題的關鍵是生產過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斷引入。因此，人力資本的規模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力量。經濟增長率取決于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政府可通過補貼的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完全競爭的市場所帶來的增長不是最理想的，壟斷競爭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各項經濟指標都有較大幅度地增長，尤其是我國教育支出增長趨勢明顯，其增長速度快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這表明國家對教育事業的重視，更能反映全社會對教育事業的關注。通過前面兩章的理論分析，我們已經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應下我國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我國教育支出和經濟增長水平都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這說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區，經濟發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區，經濟發展越慢。

2.教育支出、勞動力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復雜的傳導機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經濟的變化影響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會帶動教育支出規模的擴大；第二，經濟增長會影響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勞動力就業情況的變化會對經濟增長、教育支出規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況產生影響。

四、結論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教育通過提高人的素質，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實現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穩步增長。與此同時，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產生對社會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而勞動力和資本的流動又會產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隨著人口的流動性，教育支出的社會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獲益，從而提高此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視，因為受過教育的人的整體素質遠遠比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整體素質要高，他們在工作中不僅創造大量的社會財富，同時也創造高素質的文明和生活習慣，這些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無形和間接的，但卻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門應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合理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中央財政對教育的投入，確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穩定增長。同時，各地區通過高校為核心的知識創新區，以科教、人文、生態資源的集聚與共享為依托，以教育發展和科技創新為導向，充分發揮教育的溢出效應，推動知識經濟密集區和產學研聯盟建設，全面促進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升級。

參考文獻

[1] Bjorn Harald Nordtveit. Wester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discourses： Education， growth andsustainabil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29（2）：157-165

[2] Hong-Sang Jung， Erik Thorbecke. The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on human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in Tanzania and Zambia：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3] Dmytro Holod， Robert R. Reed III. Regional spillover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J].Economics Letters， 2004，85（1）： 35-42.

[4] 王超， 羅然然. 我國教育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4（7）：76-78.

[5] 王德勁.人力資本、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一個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5（9）： 62-66.

篇（5）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001-02

2002年全球共有192個為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國家和地區,這192個國家和地區不僅人口規模存在著巨大差異,其發達程度也各不相同。麥迪森(2003)綜合世界各國歷史和今天的表現,將所有國家和地區分成A、B兩組,其中A組是增長較快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了西歐、西方衍生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和日本;而B組則是發展相對A組滯后的地區。兩千年以前,A組與B組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相近的。到1820年,A組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約達到其他地區的兩倍。而到了1998年,這一比例達到了7:1。如果比較最富有的西方衍生區和最貧困的非洲國家之間,這一比例高達19:1。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一些國家富有而另一些國家卻相對貧窮呢?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經濟學家們就一直思考這個問題。

一、早期的增長理論

亞當?斯密在研究國家財富增長的源泉時指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同時,他認為市場容量的大小決定著分工水平。而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悲觀論者則認為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生率增長的速度會高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因而會造成人口的爆炸性增長。而生育是人的本能,生育率不會下降,因此人均收入的上升只是暫時的,長期內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會收斂到其靜態的均衡水平,這就是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更悲觀的理論認為由于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和土地的邊際報酬遞減效應的存在,報酬遞減將最終導致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停止。

經濟學的發展進入古典經濟學階段后,涌現出很多關于增長的新觀點。馬歇爾強調了企業的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熊彼特則進一步指出經濟增長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內部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實現“新組合”引起的,這種新的組合意味著舊的生產方法因過時而被拋棄,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

總體上,早期的增長理論盡管對經濟增長的源泉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所以,關于增長的證據十分零散,不便于研究者進行總結。隨著經濟學中數學工具的應用趨向成熟,對經濟增長的研究逐步邁入現代階段。

二、新古典現代增長理論

嚴格來講,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開拓者是哈羅德和多馬,但由于其模型中的生產函數的假定是固定比例的生產函數,使其結論中關于資本和勞動同時實現充分就業的穩定狀態的經濟增長很難實現,只能是“刀刃上均衡”,即如果沒有外部力量的作用,一旦經濟偏離均衡狀態將沒有辦法再自發回到均衡。盡管哈羅德-多馬模型由于前提假設的局限性,使得其結論和現實有一定的差距,但哈羅德-多馬模型標志著數理方法開始應用于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這是增長理論的第一次革命。

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修正了要素不可替代這一假設,各自獨立地建立了生產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也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于索洛模型的生產函數是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使得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條件下,長期的人均經濟增長率為零,總經濟增長率等于人口增長率,持續的經濟增長只能依靠于外生的技術進步。在索洛模型中,儲蓄率也是外生的,儲蓄率的變化只會改變經濟的穩態水平,對增長率沒有影響。針對索洛模型中儲蓄率外生的問題,卡斯(Cass,1956)和庫普曼斯(Koopmans,1956)將拉姆齊(Ramesy,1928)的研究引入到新古典增長模型,將儲蓄率內生化,建立了著名的RCK模型。但和索洛模型一樣,RCK模型的增長率仍然取決于外生的技術進步。

在內生增長理論誕生之前,也有一些研究試圖解決新古典模型中技術進步外生的缺陷。Arrow(1962)認為,技術進步是資本積累的副產品,進行投資的廠商可以通過積累經驗提高生產率,其他廠商也可以通過“學習”來提高生產率,即非競爭的知識具有外部性。但在阿羅的“干中學”模型中,一個社會的技術進步率最終取決于外生的人口增長率。Uzawa(1965)通過構建包含人力資本的兩部門增長模型,內生化了技術進步,認為,只要人力資本生產部門不遞減的要素邊際收益可以抵消物質生產部門遞減的要素邊際收益,經濟就能持續增長。但該模型中,如果人口或勞動力的自然增長率不大于零,經濟同樣不可能持續增長。這兩項研究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技術進步內生化的問題。

三、內生增長理論

以1986年羅默的文章發表為標志,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也進入了內生增長理論階段。Romer(1986)及Lucas(1998)的研究都試圖解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問題。研究解決了技術進步內生化的問題,但二者在研究的切入點上存在差異。羅默在Arrow的基礎上,從技術溢出的角度考察了內生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羅默認為,知識是追逐利潤的廠商進行投資決策的產物。知識具有溢出效應,任何廠商所生產的知識都能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也就是說,技術變革是知識積累的結果,知識積累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動力;并且知識投資具有自然的外部效應,知識不可能完全專利化和保密,知識可以無限增長,從而經濟就可以持續增長。盧卡斯建立的兩部門資本模型強調了勞動者脫離生產、從學校正規或非正規的教育中所積累的人力資本對產出與經濟增長的作用。同時,他把人力資本區分為社會生產中的一般化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使對人力資本的分析更加具體化。

繼盧卡斯和羅默之后,很多學者在他們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了深化和拓展。在早期的內生增長理論中,其實并沒有真正的引入技術進步理論。在增長的框架中加入R&D理論和不完全競爭因素始于羅默(1987,1990)。阿吉翁(Aghion,1992)和霍伊特(Howitt1992)、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也作出了杰出貢獻。這些模型沿襲熊彼特的思想,認為技術進步來自有目的的R&D活動,并通過某種形式的事后壟斷力獲得報酬。如果思想沒有出現耗盡趨勢,那么在長期,經濟就能保持正的增長率。然而,增長率和創新活動的數量并不是帕累托最優,因為存在新產品創新和生產方式等方面的扭曲。在這些框架中,長期增長率依賴于政府行為,例如稅收、法律和秩序的維護、基礎設施服務的提供、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國際貿易、金融市場和其他方面的管制。

盡管內生增長理論很好地將技術進步內生化了,它無法再預言條件收斂,但從很多國家的經驗數據可以看出條件收斂是一條很強的經驗規律。為了保持條件收斂的假說,巴羅和薩拉-馬丁(Barro&Sala-i-Matin,1997)提出了技術擴散理論,認為跟隨者通過模仿來共享領先者的技術,由于模仿比創新更廉價,因此保留了條件收斂的假設。收斂是否存在是需要進行實證研究的,在增長理論研究的早期,由于數據缺乏,很少進行經驗研究。隨著80年代Summers-Heston和Madison數據庫的建立與完善,同時受內生增長理論的啟發,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增長方面的經驗研究。

四、經驗研究

鮑莫爾(Baumol,1986)收集整理16個工業化國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數據加以回歸研究后認為:自1870年以來,經濟收斂現象在這些國家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是,德隆(DeLong,1988)認為Baumol的選樣有偏,分析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真正將對收斂問題的經驗研究推向的是巴羅(Barro,1991),他采用跨國數據回歸發現國家間的收斂是存在的,但速度非常慢,大約為每年2%。同時,巴羅也說明了在美國的各州之間及日本的各縣之間收斂是明顯存在的。我國的學者也使用此框架分析中國的地區間的收斂問題,沈坤榮、馬俊(2002)認為,中國存在著收斂俱樂部,即東中西三大地區間差距呈發散趨勢,而地區內則呈現收斂性。

通過對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發展脈絡的考察,理清了增長理論的研究演化過程。從早期的缺乏統一的研究框架到新古典模型將現實的增長問題模型化,使得問題的討論可以在一個標準框架下進行。而增長模型的變遷本質上是經濟系統的各變量不斷內生化的過程,通過重要變量的內生化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觀察到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

理論的發展必須經歷實證的檢驗,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圍繞國家和地區之間是否收斂的問題。經驗上對收斂是否存在尚有爭論,但正是這種爭論推動著理論的不斷進步。

參考文獻:

[1] Arrow,Kenneth J.1962,“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9,155-173.

[2] Barro,Robert J.1991,“Eco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407-443.

[3] Baumol,William J.1986,“Productivity Growth,Convergence and Welfare: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6,1072-1985.

[4] 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3-42.

[5] Ramsey,Frank,1928,“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Economic Journal,38,543-559.

[6] Romer, Paul M.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

[7] Solow, Robert M.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65-94.

篇（6）

 

1 盧卡斯人力資本增長論

1.1 盧卡斯人力資本增長論的主要內容

盧卡斯認為人力資本作為生產過程中的一種獨立要素，是通過其內在效應與外在效應共同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根據盧卡斯的理論，人力資本效應分為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內部效應指的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后，被投資者自身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而外部效應指的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后，被投資者在勞動過程中使他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由于這部分的理論知識己被人們所認同，并早已經應用于經濟現象的解釋中，故不再贅述。通過勞動者生產效率及其他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使經濟得到增長。

盧卡斯模型主要結論是：一國的經濟增長不需要外生力量就能實現增長，增長的源泉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同時，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中，較高的物質資本積累需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相對應。

1.2盧卡斯人力資本增長論的優勢

云南省自然資源豐富，是中國的能源、生物、旅游資源大省，云南各族人民依托資源優勢，開發利用優勢資源，為云南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經濟增長已經從主要依賴物質資本向主要依賴人力資本和技術資本轉化，自然資源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相對降低，加上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資源開發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同始而終。用辯證的觀點思考，未來云南的發展， 不僅依靠物質資本的供應，必須更加重視人力資本的開發與應用人力資源管理論文，

深刻明白人力資本對云南經濟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人力資本在云南省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是逐年增加。

云南的一個普遍實情是勞動力流動量大，而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資本水平）相對來說較低，由于盧卡斯建模方法的理論主要來源于宇澤的兩部門模型與羅默的知識驅動模型。集中了前兩個模型的優勢，盧卡斯所構建的包含人力資本的生產函數很直觀地揭示了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通過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子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中，并運用微觀分析方法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和索羅的技術進步概念結合起來，歸結為“專業化的人力資本”，認為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

針對云南實情，采用盧卡斯人力資本增長論來分析云南省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 云南省人力資本對其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

2.1測定人力資本效應的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最常用的方法，它通過估計各生產要素的彈性系數，再利用各因素與經濟總量的增長率來分別估計它們對經濟增長的不同貢獻。

根據盧卡斯人力資本增長理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作為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其二是其外部性作用，即指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通過人力資本對含有一定技術水平的資本的使用，提高了一定資本存量提供的服務量，這就表現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間接作用。

為了有效地測算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的這兩個方面的作用，本文引入了兩個模型，并通過二者之間的結合對人力資本的兩方面作用進行測算。這兩個模型分別為：

有效勞動模型：

式(1)中，表示t年的實際產出總量，表示t年的技術水平，表示t年的實際物質資本存量，為盧卡斯所指的有效勞動投入(，其中為t年的勞動力投入，為t年的勞動力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本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也即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和分別表示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和人力資本水平的產出彈性。

人力資本外部性增長模型：

其中，為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它表示勞動力所具有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即人力資本水平，其余各字母的含義與前面相同。該模型內生地引入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是采用模型回歸估計的方法，來確定各產出彈性的值。對兩式兩邊分別取自然對數可得：

㏑㏑㏑㏑

㏑－㏑㏑(㏑－㏑)㏑

2.2云南省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2.1 相關的數據資料

（1）實際產出量Y：是國民生產總值，用GDP表示的，2001∽2009年的云南省GDP的數據可以通過云南省統計年鑒獲得。

（2）物質資本存量K：其估算公式為0.95，其中為固定資產投資。2001∽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來自云南省統計年鑒。

（3）人力資本存量H：選取平均受教育年限法來度量云南省的人力資本存量。各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為各年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乘以各年的勞動力人數，即畢業論文格式。

（4）勞動力投入L：用從業人員的數量表示，通過云南省統計年鑒得知。

（5）人力資本水平h：用15歲及其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代替。

具體的數據見下表1：

 

年份

GDP

（億元）

固定資產投資

（億元)

 

 

物質資本存量

（億元)

 

 

勞動力投入

(萬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人力資本存量

（萬人／年）

2001

2077.47

558

558

2279.3

6.40

14587.52

2002

2231.88

818

1348.1

2333.3

6.46

15073.12

2003

2698.30

1276.26

2556.96

2353.3

6.53

15367.05

2004

2959.48

1331.00

3760.11

2401.4

6.59

15825.23

2005

3472.34

1743.00

5315.10

2461.3

6.61

16269.19

2006

4001.87

2220.50

7269.85

2503

6.76

16920.28

2007

4721.77

2798.89

9705.25

2573.8

6.91

17784.96

2008

5700.10

3526.60

12746.6

2638.4

6.97

18389.44

2009

6168.23

4527.02

16636.3

篇（7）

儲蓄、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論述一般集中在經濟增長理論和儲蓄理論方面。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存在著一致的結論，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儲蓄理論在于研究主體的儲蓄行為，認為收入增加對儲蓄增長有重要的貢獻。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各國經濟長期內普遍存在增長趨勢，不過有著明顯的差異。從而，各種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決定各國經濟增長并導致明顯差異的因素。按照增長理論的發展進程，主要有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凱恩斯理論、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等。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大變革時期。在英國工業革命拉開序幕、經濟系統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增長理論為典型代表。

1、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亞當·斯密在著作中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涉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原因以及如何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和環境，這些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基礎。

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財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并指出，若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先增加資本積累，只有蓄積的資財的豐裕，才能雇傭到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增加勞動的設備或進行改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也要增加資本積累。因此，資本積累是勞動分工的基礎，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2、大衛·李嘉圖的收入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他認為只要資本積累增長，就會出現正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下降，經濟增長也會下降。不過，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著眼點在于收入的分配，強調各種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響資本積累，進而決定經濟增長。李嘉圖贊同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認為一旦資本積累停止，投資即不再增加，經濟增長也將停滯，要使經濟從低水平重新增長，則要求資本家擴大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自動轉化為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

3、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強調資本積累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該意義上，古典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積累決定論。同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暗含著資本要素服從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假定，意味著由資本積累決定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最終經濟增長將處于停滯狀態。但工業革命以后的長期時間內，經濟增長未出現停滯跡象，表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并不很科學，且忽略了現代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在工業革命以后，由于儲蓄與投資實現分離，金融中介的產生下，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經濟理論

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分析并論證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認為薩伊定律是不正確的，提出凱恩斯定律。凱恩斯拋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數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數原理。凱恩斯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投資需求的效應方面看，產出的增長與投資變動之間存在乘數效應，即國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定時期投資增加額的數倍，反之，投資額下降，則國民收入將以投資減少的若干倍縮減。

2、加速原理。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投資在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同時，國民收入增加也會帶來引致投資，從而國民收入變化對投資變化具有加速效應。

3、儲蓄—投資論。凱恩斯理論的一個貢獻是用收入決定的儲蓄—投資論替換了古典學派利息決定的儲蓄—投資論。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動機選擇的行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儲蓄者依據其收入決定儲蓄量，根據利息率決定儲蓄形式，而投資則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成本，不受儲蓄的支配。

4、對凱恩斯理論的討論。凱恩斯理論特別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政府投資不僅可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而且還可通過乘數作用帶動私人消費和投資，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不過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難以突破其時代局限性：即著重短期分析，不太適用長期經濟分析；投資決定儲蓄論僅適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蕭條時期；只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而忽視了投資的供給效應；儲蓄多少與投資的數量對利息率缺乏彈性，儲蓄和投資均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假設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不符合實際情況；投資對國民收入乘數效應要發揮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

20世紀40年代前后，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通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開始。

1、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提出資本—產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認為經濟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資本—產出比率，經推導得出哈羅德經濟增長率方程為：gy=■。

篇（8）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經濟質量和經濟效益都有了顯著提高，人均收入、財政收入也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為我國獨特的制度和環境，經濟增長模式也與西方國家的發展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如何解釋這種變化，即何種因素推動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是許多學者所關心的問題。本文針對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幾種代表性觀點進行了梳理，并做了簡要評析。

關鍵詞 ：經濟增長；動力；制度；生產要素

中圖分類號：F123.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邁過10萬億大關，經濟年均增長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綜合國力和影響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制度，中國經濟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來運行，而現有經濟增長理論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然探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就顯得非常必要，這也隱含著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現在發達國家的增長模式是否不同的爭論。

二、關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幾種代表性觀點

從一國經濟增長來看，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勞動力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而制度決定論卻認為，制度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制度學派認為，只有實施有效制度，實行產權保護，刺激民間投資和技術進步，經濟才可能持續發展。諾斯甚至認為即使沒有技術進步，通過制度創新也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而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正是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時期，所以中國經濟增長自然與制度創新有著重要的關系。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是通過漸進式改革，而非激進改革之路。對于漸進改革的實質，樊綱[1]概括為“雙軌過渡”和“增量改革”。樊綱認為改革不是簡單的政府決策，而是一個社會內生的、整個社會共同選擇的過程，中國之所以選擇漸進式改革，是由于改革舊體制阻力較大，即無法進行存量改革時，只好先通過增量改革來發展新體制，隨著增量改革的積累，逐步改革整個經濟的體制結構，為“存量”的最終改革創造條件。先是農村改革，而后城市進行改革，價格改革由“雙軌制”逐漸過渡到統一。正是這種改革方式，保持了經濟避免出現劇烈的波動、社會陷入動蕩，經濟得以持續迅速發展。

與上述類觀點類似，錢穎一[2]等也強調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轉型中有著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們強調了中國已存獨特的M型體制結構對中國完成市場經濟轉型的重要作用。中國在M型組織中，層級的基層政府（農村地區的鄉、村政府、城鎮的區、街道政府）與其上級政府之間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權利，但它們卻有很大的自主權得以在國有部門以外建立市場取向的企業使地方政府得到發展。而且，地區之間爭先致富的競爭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勵私有企業的發展。極為有限的討價還價能力與極大的自主權結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強化了M型層級制內的市場活動，導致非國有部門得到迅速發展，市場力量逐漸增強，經濟實力自然得到提升。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楊瑞龍[3]則著重強調了漸進式改革中體制內力量的主動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該理論認為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中國的制度變遷方式將依次經過供給主導型，中間擴散性和需求誘致型三個階段。改革初期，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在權利中心（中央權利部門）組織和領導下，通過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規的強制下自上而下推進的，這就是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方式。而這種制度變遷方式的成功取決于社會的各既得利益集團的結構力量對比，特別是“諾斯悖論”的出現，導致市場取向的改革難以進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為溝通權利中心的制度供給意愿與微觀主體的制度創新需求的終結，從而化解“諾斯悖論”，這即是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間階段中的“第一集團”，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市場微觀主體的力量不斷壯大，當建立在排他性產權基礎上的微觀主體取代地方政府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時，我國就真正完成了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軌。如果說改革初非國有經濟力量的壯大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的話，那毫無疑問中后期政府成為了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集團”，特別是財稅分權后，直至今日，我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競爭所推動。

上述理論都關注中國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博弈過程，主要分析了國內的制度創新是如何導致經濟發展。但不可否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正處于經濟全球化時期，中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正效應，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稟賦、有效配置國內資源，參與世界產品競爭和貿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正是分析了中國是如何在全球化過程中，利用本國的資源稟賦同時利用海外資金和技術謀求本國發展，也即通過利用“后發優勢”增強本國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市場競爭力。他們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國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而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勞動力豐富、價格低廉，因此可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這個過程因海外先進技術的進入，企業又可以利用后發優勢，通過模仿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強本國產品競爭力。即中國的發展是選擇了一條代價小、風險小又能及時帶來收益的漸進式發展道路。而這條道路也是東亞四小龍得以崛起的原因。

對于中國經濟奇跡的制度經濟學解釋，無一都表明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在制度創新基礎上的。正是制度的變遷帶來了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制度經濟學強調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這必然導致發展特殊論，使理論失去共通性。另外從實證角度來看，也難以把制度內生化來衡量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的作用。而現有成熟的衡量經濟增長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長理論，于是也有很多學者從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出發，實證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的源泉多樣，包括內生增長理論所描述的人力資本積累、技術創新和模仿、勞動分工的擴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應等等，但都不外乎強調經濟增長包括資本積累、勞動的質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994年，克魯格曼[5]通過計算東亞四小龍的全要素生產率得出了這些國家都是投資驅動型經濟，而并沒有任何的奇跡。這種觀點和方法后來在中國流行，很多人試圖通過計算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判斷經濟增長的實質。

舒元[6]通過生產函數估算中國1952-1990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產率，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0.02%，對產出的貢獻率為0.3%；王小魯[7]同樣利用生產函數法估算我國1953-1999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認為1953-1978年間的全要素生產增長率為-0.17%，1979-1999年間的全要素增長率為1.46%，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4.9%；郭慶旺等[8]分別利用了索洛參差法、隱形變量法和潛在產出法估算中國1979-2004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得到的結果分別是-0.54%、0.954%和0.891%，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46%，同時要素投入增長對經濟的貢獻率則高達90.54%。以上實證結果都表明中國全要素生產增長率較低，即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要素投入增長，是一種投入型增長方式。

試圖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來尋找中國經濟的源泉也遭致諸多批判。一種觀點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沒有識別的帶來增長的因素，而且也還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誤差，因此用于衡量經濟增長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觀點則認為常見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法沒有考慮到新興經濟國家和地區（比如中國）應有所區別，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些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投資方向有所不同，而這兩者的技術進步機理不同。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中國的經濟增長效率事實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種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觀點都從一個方面來論述，要么突出制度創新的作用，要么就是從經濟增長的直接源泉—生產要素角度來分析。當然也有一些研究關注制度、生產要素、技術進步等綜合作用，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多種因素共同的結果。有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是同時受經濟轉軌、新古典式增長和二元經濟結構三方面影響。[11]有的則把制度因素增長模型，同時實證檢驗生產要素和制度等對經濟的影響，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產權制度都有效力，而現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則來自于產權制度。[12]這些方法都試圖以一種多因素的視角來剖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但理論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統一，仍存在諸多缺陷。

三、結束語

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了30多年，這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但是對于這種增長的動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尚未形成統一觀點。有的人會同意中國是通過一條特殊的道路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而有的則認為中國的增長就是生產要素大量投入而發生的，并無任何特別，并且現在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有助于預測經濟是否能夠持續快速發展，但上述諸多理論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關注視角的不一，尚難有統一的理論框架來解釋這種奇跡。或者正是因為中國國情的復雜性，經濟增長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動態進行，所以根本難以從一個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

參考文獻：

[1] 樊綱.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2] 錢穎一，許成剛.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J].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比較，1993，（10）.

[3] 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J].經濟研究，1998，（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Krugman 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 （1994），pp.62-78.

[6] 舒元.中國經濟增長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7] 王小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制度變革[J].經濟研究，2000，（07）.

[8] 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J].經濟研究，2005，（06）.

[9] 鄭玉歆.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及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規律[J].經濟研究，1999，（05）.

[10] 易綱，樊綱.李巖.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經濟研究，2003，（08）.

篇（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main contribution. Throug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e more clearly the various periods of growth the main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the core of Harold Daumas theory to exogenous technical decisions for the new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o 80 to Roemer, Lucas and other hum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economist, to new classical theory from a new thinking on the basis, put forward the endogenous technology as the cor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 The formation of this one theory suggest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not the external force, but the internal forces such as human cap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labor, learning-by-doing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del

中圖分類號： 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經濟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在經濟學理論研究過程中增長理論研究一直是比較重要的經濟理論之一。約瑟夫.阿羅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humpeter最早在1912年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以“創新理論”為核心，探討了經濟發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動，提出了獨特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熊彼特，1990）這是最早提出經濟增長理論觀點之一，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況出發，提出了增加投資彌補需求缺口的理論，其目的是消除短期的、周期性的經濟不穩定。哈羅德（R.F.Harrod）則把短期波動理論發展成為長期的增長理論并與美國學者多馬（E.Domar）不謀而合，因此被稱為“哈羅德-多馬模式”。50年代，Solow 將經濟增長理論引入了“新古典”時代，成功地解決了經濟增長路徑的穩定性問題，并發現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大貢獻作用，這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第二次飛躍；80年代中期以來，以Romer、Lucas 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致力于技術進步的內生化研究，探討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從而實現了經濟增長理論從外生均衡分析到內生機制分析的第三次飛躍，將經濟增長理論引入了“新”時代。

1.增長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資本積累理論

哈羅德和多馬都是運用資本增長和產出的增長關系來構建的增長模型。任何經濟增長必須以國民收入儲蓄（S=s?Y，設國民收入為Y，儲蓄率為s，儲蓄為S）的一部分來抵補等資本品的損耗，但若謀求增長，則必須注入體現資本品增加的新投資。 資本品和GNP之間存在著由技術水平決定的某種直接經濟關系，這一關系稱為資本產出比（K/Y=k,K表示資本存量，Y表示國民收入）。由此可見，要謀求產出增長，必須得到一定儲蓄的保證。可見，增長的快慢和收入水平、儲蓄率和資本產出比密切相關。（譚崇臺，2004）從動態的觀點來看，一個時期儲蓄轉化為資本即新資本形成時下一個時期產出增長的源泉，產出的增長近一步擴大資本形成的基礎。

資本存量的變化即是投資。資本存量為可K，投資為I，K為資本存量變化，則I=K，資本產出比為K/Y=k，即K=kY。一國的總投資必與總儲蓄相等，由上述可知I=K=kY

Y/Y=s/k, Y/Y表示國民收入即產出的變化率或增長率，如用G表示，則G= s/k

這就是哈羅德模式。說明GNP增長率是由國民儲蓄率和國民資本產出比例共同決定的。（多恩布什，費希爾，斯塔茲，2005）

多馬模式與哈羅德的模式基本相同，基本公式是：

G=s?σ

兩個模型基本區別就是在多馬模型用資本生產率代替哈羅德模型中的資本產量比率。資本產量比率又稱投資效率，是指每單位資本可得到的產量，用σ表示。與哈羅德模型中k相比，不難看出，σ=1/k。（車，2006）

并且哈羅德和多馬兩人的增長率中都假定資本產出比是既定的，因此只要有一定的儲蓄率，從而經濟增長率就是既定的或者說是“有保障的增長率”。然而問題在于s和k變量都是獨立的，不能保證都是按一定比例不變的方式運動的。所以在哈羅德的理論中所希望的穩定狀態是不確定的。因此充分就業的均衡經濟增長是不存在的。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哈羅德增長理論的“刃鋒”問題。意指均衡增長途徑似一把刀的刃鋒那樣狹窄，以致經濟難以沿著這一途徑增長。

篇（10）

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家庭物質生活水平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這都來源于收入的增加，這些家庭也消費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我國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個既定的年份，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國之間生活水平存在著巨大差別，1997年美國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亞人均收入僅為880美元――是美國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這種收入差距？為什么會存在經濟增長？對此，長期以來不少經濟學家做出了畢生的貢獻，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模型，其中三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增長模型是哈羅德―多馬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米德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三個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設，對同一經濟現象――經濟增長，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實現增長的途徑，本文試圖對這三個模型進行分析、比較與綜合。

一、經濟增長理論概述

(一)哈羅德―多馬模型

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的研究領域，是從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多馬開始的。我們這里以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為代表。

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理論是建立在凱恩斯的國民收入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哈羅德在建立其增長模型時做了如下假設：

1.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以是消費品，也可以是投資品。

2.儲蓄傾向不變，所以邊際儲蓄傾向和平均儲蓄傾向是相等的。

3.資本―勞動比率固定不變，因而資本產量比率也不變，即原有資本的生產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資本的生產率。

4.社會生產過程中只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且兩種要素之間不能相互替代。

5.技術狀態既定，不存在技術進步。

哈羅德在上述假設條件下將經濟增長抽象為三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第一個變量是經濟增長率，用G表示；第二個變量是儲蓄率，用s表示；第三個變量為資本―產出比率，用v表示。數學表達式為：G=s/v。從式中可以看出：一國的經濟增長率與該國的儲蓄率成正比，與該國的資本―產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羅德將經濟增長率分為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就是社會實際達到的經濟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實際增長率不能用哈羅德模型的基本公式來計算，這是因為實際經濟狀況并不滿足哈羅德的前提假設，比如儲蓄不等于投資。均衡增長率就是哈羅德提出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它所對應的是合意的儲蓄率和合意的資本―產出比率，因此，在實現均衡增長率的情況下，由于實現了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況而言，產量或收入達到最大值時，社會上既無失業又無通貨膨脹。自然增長率是在人口和技術都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社會所允許達到的最大增長率。哈羅德認為，當實際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發生偏差時，會導致經濟短期波動，而當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發生偏差時，則會導致經濟長期波動，而且一旦偏差發生，就有自我加強的趨勢。因此要實現實際增長率等于均衡增長率并等于自然增長率的長期均衡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稱為“刃鋒式”的經濟增長。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對哈羅德―多馬模型進行了修正，它放棄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關于資本和勞動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術進步的假設，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條件，并在此條件下得出結論，建立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型。由于他們的理論具有凱恩斯以前的傳統經濟學的痕跡，因而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提出該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國經濟學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與哈羅德不同的假設：

1.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可以是消費品，也可以是投資品。

2.生產中只使用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且兩種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資本―勞動比率是一個變化的量。

3.儲蓄總能轉化為投資，即I=S。

4.規模報酬不變，且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遞減。

根據以上假設，該模型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得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增長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資本裝備率。所以，要使人均國民收入上升，就必須使資本增長率大于勞動力增長率。而在技術進步條件下，模型為（GY-GL）=（1-α）?（GK-GL）+λ，可見，與沒有技術進步時（λ=0）情況不同，若λ>0，則即使人均裝備率不變，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資本的增長率，即GK=ΔK/K=I/K，由均衡條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條件下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我們假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權數α、儲蓄率s和勞動力增長率GL都是常數，因此，GY和GK都與δ有關，于是分別對δ求導后可以得知：GK隨δ變動的速度大于GY隨δ變動的速度。所以，對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說，如果由于某種原因，使得GK和GY發生偏離，都不會長期維持，都會自動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決于GL（長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卡爾多和意大利經濟學家帕西內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點在于把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結合在一起。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是：

1.資本產量比率或者是資本生產率固定不變，也即資本―勞動比率固定不變。

2.儲蓄等于投資。

3.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平均儲蓄傾向都為常數，但資本家的平均儲蓄傾向大于工人階級的平均儲蓄傾向。

由收入或經濟增長率的定義公式出發，就可以推導出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為：G=δ?[π/Y（Sπ-SW）+SW]，其中，δ為資本生產率，π代表資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資本家的平均儲蓄傾向，SW代表工人階級的平均儲蓄傾向。因為，δ、Sπ和SW都是常數，所以G只隨著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變化而變化，因此，新劍橋經濟學家們認為，可以采用調整資本家或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辦法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二、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對于哈羅德―多馬模型，它運用動態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實現穩定狀態下均衡增長的條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將經濟增長率分為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并考察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若實際增長率大于均衡增長率，就會由于投資大于儲蓄（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而導致通貨膨脹，而當實際增長率小于均衡增長率時，又會由于投資不足，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會上存在失業。并且一旦實際增長率與均衡增長率稍有偏差，這種差距將變得越來越大。對于自然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認為當均衡增長率小于自然增長率時，會由于勞動力過多，而工資低廉，生產的擴大將不受限制，最終導致社會經濟出現“長期興奮”狀態，當均衡增長率大于自然增長率時，會由于生產受到勞動力不足或者技術水平的限制而出現長期停滯的趨勢。因此，按照哈羅德―多馬模型的要求，只有當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相一致時，經濟才能穩定增長。但是，由于決定三種經濟增長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種增長率一致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因此，哈羅德提出的長期的穩定的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增長。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引入了古典經濟學的經典假設：薩伊定律、儲蓄永遠等于投資和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利息取決于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必然得出社會不會出現失業與通貨膨脹，也即不會出現哈羅德的實際增長率偏離均衡增長率的情況，而且，由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假設勞動和資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GK=GY），只要調整資本與勞動的配合比率或者說是勞動――資本比率就可以了。我們假設GY> GK，即Y的增長大于K的增長，于是δ=Y/K會增大，這時，GK和GY都會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經提到，GK的增大速度會大于GY，因此，最終GK=GY。這也就解決了哈羅德―多馬的“刃鋒式”問題。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本身也是很難實現，而且在現實中，資本和勞動也只是有條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反對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關于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設，而從儲蓄率入手，強調的是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假如實際增長率大于自然增長率的話，在資本產量比率固定不變的條件下，可以減少利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而降低儲蓄率（因為資本家的儲蓄傾向要大于工人階級的儲蓄傾向，而減少利潤的份額，即等于降低了資本家儲蓄率在社會總儲蓄率中的權重，進而導致總儲蓄率的下降），最終實現實際增長率等于自然增長率的穩定的經濟增長狀態。顯然，儲蓄率的調整是通過改變利潤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辦法來實現的，可是在現實經濟環境中，要改變利潤和工資的相對份額，必然會受到某個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樣輕松容易。

三、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比較與綜合”

盡管各派經濟增長理論各執一詞、意見相左，但其實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某種內在的互補性。首先，就前提假設來看，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假設儲蓄率和資本――勞動比率都不可變，因此，我們可以稱它為儲蓄率和資本――勞動比率不可變的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是假設儲蓄率是既定的，資本――勞動比率可以變動，通過市場自身調節來改變資本――勞動比率，以便與任一給定的儲蓄率相結合，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因此，我們可以稱其為資本――勞動比率可變的模型；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則是假定儲蓄率可以變動，而資本――勞動比率不可以改變，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儲蓄率可變的模型。

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都可以說是對哈羅德―多馬模型的修正和補充，通過數學處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終化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不同而已。對于已經實現了的長期的穩定的增長，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要求實際增長率等于均衡增長率等于自然增長率，而米德經濟增長模型則只要求GK=GY，并且它們的增長水平由GL決定，其實，這兩個模型所描述的情況是一樣的（見表一），這時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長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發生偏離之后，當哈羅德的實際增長率與均衡增長率發生偏離，經濟中就會出現“累積性”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從而導致各年收入變化產生連鎖反應，使得實際增長率與均衡增長率差別越來越大。而米德則認為這種偏離是不會出現的，在他看來，實際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實際上是一個東西（基于他的古典經濟學的假設）。而當哈羅德的均衡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偏離時，或者說是米德的GY偏離了GL時，哈羅德認為要么出現長期停滯，要么出現長期興奮，而米德則認為即使不用政府干預也可以自動（市場的力量）恢復到人口增長決定的增長率水平。所以說米德經濟增長模型描述了一條比哈羅德增長模型寬得多的經濟增長途徑。而新劍橋提出通過儲蓄率來實現穩定增長，如上文所說由于必然受到某個階級的阻撓，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過市場調整資本-勞動比率那樣容易，因此，我們可以說對于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哈羅德-多馬模型難于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綜上所述，雖然各種經濟增長理論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種經濟增長理論都對經濟增長這一“總使經濟學者著迷和神往的問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哈羅德-多馬模型雖然提出的是一種“刃鋒式”增長途徑，但它為我們實現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照，新古典和新劍橋模型分別從資本-勞動比率和儲蓄率為我們展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經濟增長理論，如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以及索洛中性技術理論等等，也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經濟增長做了科學的分析。因此，如果本著“分析、比較與綜合”的態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經濟增長理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必然會得到一個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經濟增長理論，從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論而陷于困惑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