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狀況匯總十篇

時間:2023-10-07 08: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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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狀況

篇(1)

一、農民工的基本概況

(一)農民工的數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2012年初沈陽市共有約135萬外來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0.51%。外地來沈陽打工的農民工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沈陽市農民工分布比較集中在和平區的長白、砂山等地區。沈陽市轄區內大約有85.9萬農民工,占全部外來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區四個區的農民工都達到了10萬人以上,其中沈河區的農民工達11.0萬人,是全市外來農民工最多的一個區。

(二)農民工的來源地

在沈陽市工作的農民工有75萬人來自于遼寧省內其他縣市(占56%),有32萬人來自鄰近的黑龍江?。ㄕ?2%)、吉林?。ㄕ?%)和(占4%)。山東(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陽市農民工人數均在2萬人以上。四川(1%)、江蘇(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陽市的農民工均在1萬人以上,來自其他省份的農民工占6%。

(三)農民工的行業分布

沈陽市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占22.6%)、批發和零售業(占27.7%)、建筑業(占13.2%)、住宿和餐飲業(占8.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4.5%)。此外,農林牧漁業占6.5%,房地產業占2.1%,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2%,采礦業占0.8%,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占5.7%,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占0.8%,其它行業占6.4%。

(四)農民工的年齡及學歷結構

沈陽市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年齡在14歲及以下人口10.6萬人,占全部外來人口的7.7%,15~45歲年齡段人口104.0萬人,占77.1%,46~59歲年齡段人口15.0萬人,占11.2%,60歲及以上人口5.4萬人,占4.0%。沈陽市的農民工初中以下學歷的人約20萬人,占14.8%,初中學歷的約60萬人,占44.5%,高中學歷的有18萬人,占13.3%,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有37萬人,占27.4%。

二、農民工的經濟狀況

(一)工作時間

沈陽市的農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續的占25.26%,工作時有時無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沒工作就在家閑居的占13.82%。大部分農民工沒有休息日,如餐飲、建筑業實行的是以天為單位計算工資,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資。調查問卷顯示,大部分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都多于8個小時,每天工作少于8個小時的人僅占少數,每天工作8~10小時的農民工占34%,10~12小時的農民工占28%,12~14小時的占24%,甚至還有些行業的農民工每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

(二)勞動合同簽訂

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低,遠遠沒有達到政府規定的比率。建筑行業中普遍存在包工頭方式這種非正規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業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低于其他多數行業。在沈陽市的農民工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有口頭約定的占18%,簽了書面合同的占66%,簽了書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條款的占12%,既沒簽書面合同也無口頭約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陽市農民工從事不同行業之間收入水平差別較大,收入較低的行業是服務業、住宿餐飲業和制造業,月均收入分別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較高的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建筑業,人均月均收入分別為2124元和2002元。例如,從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業農民工工資上漲六倍到十幾倍,平均上漲了十倍。沈陽市餐飲業人員工薪水平排后,在44個行業中排在第34位。餐飲業人員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飲行業社會地位低、勞動強度大,城里年輕人不愿意在餐飲行業就業。

個案一:放線員小趙來自遼寧省鐵嶺市熊官屯鄉,初中未畢業。2006年到沈陽建筑工地做放線員學徒,月工資600元。2012年小趙的月工資達到1萬元。去掉冬閑5個月,工作7個月小趙能賺到7萬多元。

個案二:力工老趙是遼寧省阜新市大巴鎮的農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資30元(同期木工日工資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資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資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計件算工錢,日工資500元,架子工日工資150元)。

三、農民工的社會狀況

(一)農民工的住房情況

在沈陽市大部分農民工都是租房。大約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約20%的家庭是與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約10%的農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單位提供的簡易住房、倉庫、鍋爐房、收發室等。已購房農民工約占5%,多為年輕人,購買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農民工的租房面積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個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樓房每個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兩家合租)。多數農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區等待動遷的平房,房屋狹窄潮濕,周邊環境較差。例如,一位來自葫蘆島建昌的木工來沈陽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區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沒有水,要到別人家去接水吃。

(二)農民工的社會文化生活

農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農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設施不全的社區,居住周邊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單位有關精神文化生活設施、場所不足,缺少參與城市文化活動的渠道和機會。在閑暇時間農民工的主要娛樂是打牌、打麻將、喝酒、閑聊、看電視、閑逛,很少有人去公園或參加體育活動和讀書看報。為了推進城市農民工的文化建設,新世界會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為了首批授牌的農民工文化建設試點工地。推進建筑工地農民工文化建設,不僅可以改變農民工文化交流封閉的問題,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區生活。

(三)農民工的消費行為

流動性強、薪資低下限制了農民工的消費,教育制度導致農民工子女教育消費支出比例高,醫療保障制度導致農民工的醫療保健費用增加。農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費理念,特別是有關非物質商品的消費很低。農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費,消費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機上網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給家寄錢的占11%,儲蓄存款的占15%。一位農民工說,在城市生活花銷太大,水煤電都得花錢,還要租房,要想攢點錢,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農民工的社會交往

由于城市農民工處于整體較差的生活狀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往往選擇回避必要的社會交往,這種回避不只是簡單的足不出戶,而是多方面的,具體表現為:對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視、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時感到拘謹;對自身處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較為強烈、與他人交往時表現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視與歧視以及對社會群體生活表現出消極心態等。

(五)農民工的權益保障

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工傷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但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缺少法律上的細則規定,很多農民工基本游離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農民工雖然融入了產業,但沒有融入城市,其就業穩定性差,參加社會保險不積極,對參加養老保險在觀念和認識上也有誤區。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陽全市農民工參保人數達到23998人,比1月份實現凈增長8169 人。沈陽市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為11%、32%、47%和7%。

四、農民工的心理狀況

(一)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動因

大部分進入沈陽的農民工目的性強且集中,因“務工經商”進入沈陽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屬于“隨遷家屬”,另有8.4%的人屬于投親靠友。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來人口的87.5%。調查看到,與上一代農民工打工掙錢的單一性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的目的已發生巨大變化,求發展、開眼界成為主流,由以往進城掙錢回鄉發展開始向精神層面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二)農民工對未來的期望

沈陽市農民工對未來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農民工希望將來能掌握一門專業技術,13%的農民工希望能成為城市人,13.6%的農民工則希望能掙很多錢,13.6%的農民工希望自己能當老板,同時還有一部分農民工則希望能得到社會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則希望在城里待幾年后再回農村等。

(三)農民工的自我身份認同

農民工雖然為推動現代化的進程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但卻不為所在城市社區所接受和認同。由于不能享受到與市民平等的待遇,適應能力弱的農民工對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公平的現象體會較深,對社會不公平的評價比其他人更消極。調查發現,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認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數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則認為自己除了沒有城市戶口外,跟城里人沒什么區別。

(四)農民工對工作和生活的滿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農民工很滿意,56%的農民工滿意,20%的農民工不滿意,12%的農民工很不滿意。在生活方面,18%的農民工很滿意,61%的農民工滿意,15%的農民工不滿意,6%的農民工很不滿意。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一些農民工不愿意回答這類問題。

總之,農民工是中國當今社會特有的一個龐大群體,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質量參差不齊,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穩定性。政府、企業和社會要盡力想出現實可行的具體辦法改善沈陽市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隨著一批大型工業園區的建成,廣西地區在冶金、石化、機械等關系到人民生活的產業上逐步發展和壯大,通過自主創新,打造出一批行業內領先的企業。通過道路鐵路的建設,為地區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建立橋梁,圓滿完成西氣東輸等國家的戰略實施建設。由于地理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廣西地區的農牧業是支柱型產業,作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農牧業的發展并沒有減弱的趨勢,相反,通過一些技術手段,產品的質量和銷量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除此以外,廣西地區在發展過程中結合了文明生態的理念,通過技術上的支持和產品上的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提高資源利用率的同時,造福于子孫后代。

2.廣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評價指標及其選取原則

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評價指標能夠充分反映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而評價指標在不同的地區具有明顯的差異,因此,要合理的選擇評價指標。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原則。第一,系統性和全面性,評價指標能夠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中的總體狀況,滿足系統論的有關觀點;第二,客觀性和可比性,評價指標應排除主觀上的干擾,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保證經濟數據的真實性、完整性、客觀性,提高指標的橫向可比性;第三,科學性和可行性,指標的制定必須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又要和當代的實際情況充分結合。

3.廣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因子分析

3.1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驟

伴隨著心理學的發展,分量分析法也開始不斷發展,逐漸健全和完善了因子分析法,為經濟發展狀況的分析提供了科學依據。因子分析法是利用數學公式,對有關數據進行處理,從而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在運用因子分析法時最重要的一個過程就是確定具體的因子模型,只有確定了因子模型后,才能分析全部變量和變差,從中確定公共因子的作用大小,分析變量和變差之間的聯系,這往往通過公共性大小就可反映出來。因子分析法能多元分析法的延伸,能夠對數據進行有效處理,做到綜合評價。因子分析法的步驟如下:

(1)建立原始數據矩陣。因子分析法是對相關矩陣進行的數學處理,必須將原始數據通過矩陣的方式反映出來。比如現有A個地區,B個評價指標,于是在建立原始數據矩陣時就需要建立 這樣的矩陣。

(2)對原始矩陣進行標準化處理,常用的轉化方法有Z-scorc法。

(3)求出標準化矩陣的相關矩陣R。

(4)對相關矩陣R求解特征值,然后根據所求解的特征值確定相應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5)計算特征根的累計貢獻率。利用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確定主因子的個數,根據每個主因子的信息貢獻率確定相應的特征數,其大小由指標間的差異確定。

(6)說明因子含義。

(7)估計因子總得分值。

(8)計算總因子得分估計值。如果總得分越高,則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就越好。

3.2廣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子分析簡要計算過程

對廣西地區的經濟數據分類計算和整理。原始數據如表1所示。

利用相關軟件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建立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R。R的特征值和貢獻率如下表2所示。通過表2,我們可以得到變量相關系數矩陣的三大特征根,它們分別是6.665,1.755,1.026,選取這三個特征根時,累計貢獻率達到了85.871%,滿足了累計貢獻率達到85%的原則,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對主分量編號,分別為F1,F2,F3,針對這三個主分量,建立原始因子載荷矩陣。然后對各個因子載荷進行有關處理,比如在結構上進行簡化,這樣經過處理后的載荷因子在反映數據時更加明顯和清楚,在提高簡潔性的同時,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在表3中,主成分方差分布在0.725到0.941這個區間內,而主因子能夠對這個分布情況進行合理的解釋,從而在主成分方差和主因子之間建立了聯系,確保了數據的準確性和合理性,能夠及時對數據進行檢驗,保證了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分析的效果。

將主因子對應下的數據和變量數據相乘,就可得到主因子的得分,分別計算F1,F2,F3的得分。然后根據各因子的信息貢獻率,確定相應的加重全數,這樣得到的分數就是綜合因子得分,減少了因子之間因差異性造成的分數差距,提高了總得分的科學性、合理性。計算公式如下:

F=0.706F1+0.186F2+0.108F3

通過這個總得分的計算公式就可計算出因子得分和K-means聚類,為經濟發展狀況的分析提供數據支持。

3.3綜合評分簡要分析

綜合總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過表4,可以看到南寧市的總得分最高,而貴港市的總得分最低,由此可見,對于廣西地區來說,南寧市的經濟發展狀況最好,而貴港市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容樂觀。通過K-means聚類分析法,對廣西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分析,分類的標準是嚴格按照綜合得分的高低劃分,在第Ⅰ類中只有南寧和柳州兩個城市,作為廣西的省會城市,南寧的發展受到了格外的重視,而柳州是重工業基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備了堅實的基礎;在第Ⅱ中,都是新興城市和旅游城市,具有很好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第Ⅲ類,雖然具備發展潛力,但是發展步伐較上面的城市來說不是很快;第Ⅳ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與其他城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應找到經濟增長點,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促進經濟的全面、快速、持續、健康、良好的發展。

4.廣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啟示

4.1廣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梯度有所變化

在廣西地區,傳統觀念一般認為有三個社會經濟發展梯度。第一梯度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第二梯度是具有工業實力,經濟逐步發展的地區;第三梯度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西部大開發等國家戰略的實施,廣西地區的經濟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經濟發展的梯度也出現了變化。第一梯度憑借經濟發展方面的經驗,仍然在穩步發展,第二梯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找到了切入點,抓住經濟增長點不放,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經濟呈現迅猛發展,不斷縮小和第一梯度的差距,第三梯度也找到了經濟發展之路,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呈現了良好的勢頭。但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坑洼效應”,有關政府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通過出臺優惠措施,加大人才和資金的引入力度,在減小地區差異的基礎上,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只有這樣,廣西地區的整體社會經濟才能發展。

4.2社會經濟發展必須搞好戰略定位和措施

篇(3)

引言

會理縣處于四川省西南山區,涼山彝族自治州南部(26。N,102。E),東鄰會東縣,難接云南省元謀縣、永仁縣,西靠攀枝花市、米易縣,北與德昌縣,寧南縣相接壤。會理縣海拔較高,會理縣城海拔達到1800米,縣城四方被山脈環繞。亞熱帶濕潤性季風性氣候,氣候適宜,冬暖夏涼,適宜人類居。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會理縣全縣總人口43萬,全縣包括50個鄉鎮,2012年全縣人均農民純收入達到8836元,位于涼山彝族自治州內縣域經濟前列。境內108國道經過,靠近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成昆鐵路,有通往相鄰縣域的省級公路,交通便利。

1.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分析

縣域發展是由一個縣域范圍內的自然、經濟、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的質量和數量、政府的政策,產業結構的構成、經濟水平基礎、人口的數量與結構、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因素。

2、會理縣的自然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分析

2.1會理縣的自然條件分析

會理縣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海波較高,境內擁有4357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礦產資源豐富,有銅礦,鐵礦等。林業資源豐富,有2570000畝森林,覆蓋率為37.4%。年降水量豐富,在1212毫米左右,境內地勢落差較大,蘊藏著豐富的水能資源。

2.2會理縣的經濟狀況分析

會理縣依靠當地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工業基礎,吸引外資企業,經濟水平發展較快。

2012年,會理縣生產總值達到190.59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32.48億元比上年增長4.7%;第二產業增加值116.53億元,比上年增長21.6%,工業化率達到54.4%;第三產業增加值達到41.58億元,比上年增長13.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到65.34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4.83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4.81億元,比上年增加28.6%,稅收收入7.52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838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005元。

2.3會理縣的社會狀況分析

會理縣人口有43萬,作為一個典型的民族縣,有22個少數民族,包括占全縣人口16%比例的彝族、羌族、苗族等。這樣有利于造就多樣的民族風情,為發展旅游業打下了基礎。受歷史原因的影響,縣內有基督教、佛教等活動場所??h城內有會理古鎮古城,目前,已經被國務院批復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由于本地優越的自然條件,縣內盛產石榴,形成了以石榴為特色的石榴文化地域,被封為中國石榴之鄉。

3.會理縣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阻礙因素

會理縣位于大西南地區,涼山彝族自治州腹地,橫斷山區南部。縣域交通條件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縣內有108國道,S11省道,距離四川省省會600公里,市場距離與省內其他縣域比較處于劣勢。以會理縣城為中心,縣城四面環山,老城區的功能區分不明顯,新城區的發展得到限制,當地農民小產權房的新建不利于縣城的合理規劃,境內的交通條件改造的成本較高,投資較大,不利于縣城的長期發展。

縣城經濟以第二產業為主,第一產業以及第三產業有待發展,第一產業的發展不足造成縣內物價偏高。此外,工業化水平雖然達到了54.4%,但是城鎮化率只有34%,低于全國的平均率以及四川省平均率,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需要得到改善,農民的住宿、醫療條件需要得到改善。

縣域境內的民族眾多,民族文化存在差異,少數民族之間由于交流不暢容易引起沖突,人口的結構、教育水平較低,社會保障等水平不高。

在旅游資源方面,雖然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及中國石榴之鄉的頭銜,但是由于交通因素、自然資源、宣傳程度不夠、歷史文化資源的組合不佳,其與涼山州其他縣域比較存在劣勢,因為市場距離較遠,交通不便、旅游資源的組合不佳,在旅游的旺季與相鄰的西昌、攀枝花、瀘沽湖等地相比,人氣不旺,旅游的相關產業得不到很好的發展。

4.改善會理縣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的建議

首先,改善交通條件,讓境外的人財物容易進出。成昆鐵路、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永郎站距離會理縣城有70公里的距離,由于地區山區,國道108盤山而走,客車行駛需要2個小時,貨車行駛需要更多的時間。從會理縣城到攀枝花市區公路有100公里,對于高速客運發展的今天,這大大增加了人們的心里距離,高速客運的發展勢在必行。

其次,提高旅游資源的質量與數量,加大市場宣傳。把紅色文化與龍肘山為首的自然風光、古城小吃、文物建筑相結合。在自然保護區設立一定數量的旅游度假區,充分利用自然風光以及人文風光的本體特色;加強對會理古城的修復,加大對古城的宣傳,加大中國石榴之鄉的宣傳,樹立品牌效應,建立品牌文化。

再次,政府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投資,提高農村偏遠地區的教育水平,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改善農村地區的農民住宿條件,農民土坯房的改造,提高農村地區的醫療條件,提高醫護工作人員的素質。堅持以科學發展的理念,以人為本,加強少數名族與漢族、少數民族之間的團結,共同發展。

最后,調整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引導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合理發展住宿業,商業等第三產業。合理發展第二產業,以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帶動經濟的發展。

總結

通過對會理縣自然、社會以及經濟的分析,得出會理縣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條件高于周邊其他縣域,如寧南縣、會東縣。但是由于受自然條件、交通條件以及市場距離的限制,會理縣的旅游產業等相關產業受到了阻礙、企業化運輸成本偏高,需要采取相關措施來協調經濟社會的發展。(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地理與資源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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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譚云進.縣域經濟發展評價的意義和指導思想研究[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05:85-86

篇(4)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增長速度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的影響。進入新世紀,江蘇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人口再生產始終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達7549.5萬人,自然增長率為2.28‰,人口總量占全國5.7%。與上年相比,總人口增長1%,自然增長率上升0.07個千分點,人口總量占全國比重保持不變。而同期江蘇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1548.36億元,比上年增長14.9%。經濟總量占全國10.3%,比上年提升0.3個百分點。按常住人口計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達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長16.80%。

2008-2012年,江蘇人口增長2.65%,不足上一個10年增長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國平均增長速度(2.99%)。而這一時期,江蘇經濟增長則達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經濟增幅分別達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遞增13.6%,高出全國同期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2012年,又創出14.9%的新增速,經濟增長步入一個新的快速穩定增長期。從人口經濟密度來看,1997年為5.9人/萬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萬元,2012年繼續減少到0.35人/萬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江蘇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關,處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國家水平之間水平,標志著江蘇人口與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年齡結構趨于優化,勞動力資源豐富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從而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據我國科學家研究表明:在我國改革開放頭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加的貢獻份額達到24%、人力資本積累(即素質的提高)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份額為21%;而同期,約有1/4的人均GDP增長是靠撫養比下降帶來的。

江蘇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調整優化,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2000年以來,全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和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達5609.27萬人,占常住人口74.3%,與上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103.56萬人,比重上升0.64個百分點。與2000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385.2萬人,比重上升2.78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僅為江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給江蘇帶來“勞動力人口增加,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的“人口紅利”現象。2012年,全省人口總撫養比為34.48%,其中,少兒人口撫養比為19.74%,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4.74%。與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總撫養比下降5.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江蘇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3962.54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上升8.8個百分點;全社會人口總撫養比則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與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減少了18人。

(三)教育發展優先,人口素質提高

優先發展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提供更多優質教育資源,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和重要任務。近年來,江蘇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成效顯著。九年制義務教育不斷鞏固,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學在校生人數從2000年718.55萬人下降到2012年455.75萬人;初中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93.5%。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結構比例趨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眾化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大學本??粕暾猩藬祻?000年的18.2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萬人,畢業生人數從2000年8.01萬人增加到25.73萬人。農村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全部免除。

隨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江蘇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89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9.25年。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達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萬人擁有大學(含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萬人增加到0.69萬人,增加0.3萬人,擁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別為3.79萬人和1.46萬人,分別增加0.15萬人和0.15萬人,小學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萬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也為社會全面進步,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基礎。

篇(5)

1.“兩段式”的經濟運行。1978年前的30年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具有總量小、速度慢的特征。這一時期的地區生產總值、農業總產值、工業總產值、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四大指標1978年比1949年分別平均年遞增5%、3.96%、10.8%、7.5%。1978年以后的26年為第二階段,其特點是總量增大、速度加快。2004年的四大指標分別比1978年平均年遞增9.7%、7.6%、7.3%、10.8%。尤其近4年的經濟增長,處于有史以來的最好水平。2004年地區生產總值在遭受了歷史罕見的旱災情況下創118350萬元,比2000年平均年增長19.6%;農業總產值60001萬元,比2000年平均增長11.9%;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收入從2000年開始每年都創歷史新高;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6.7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6億元,比2000年分別平均遞±曾14.8%和12.3%。以上數字說明洮南經濟已經步入新的發展時期。經濟發展的兩段式特征,是經濟體制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前30年經濟形態為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投入產出和結構受計劃制約發展平衡,但速度緩慢。1978年以后的26年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及轉向市場經濟時期。由于受國家政策和市場影響,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好時期,曾創下了工業企業利潤居全省首位的水平。但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徘徊發展的局面,波動較大。第一階段總量小但穩步發展,第二階段總量大、發展快但波動大。兩段式的發展形態是國家經濟形態變化的必然結果。

2.資金速度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總量上看,1978年,各項貸款余額為8659萬元,到1988年達到了55624萬元,是1978年的6.4倍,平均年遞增20%。2004年已達到23.6709億元。資金的高速增長,帶動了經濟的增長,出現了快速發展的第二階段。最近幾年貸款曾受金融政策制約出現了穩定發展態勢,但仍具有投入決定產出的屬性,呈明顯的資金速度型的經濟特征。

3.曲折而平行的經濟發展形態。1978年以后,全市的經濟在出現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波浪式曲折發展過程,地區生產總值、工業、農業總產值在同一時期上升或同――時期下降。這種曲折的平行說明了――方面是生產總值受工農業總產值和第三產業總水平的制約;另一方面也說明三個產業緊緊依賴,“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抗御市場風險能力較低。

4.工業生產經歷了穩步發展、快速發展、徘徊和低谷運行的3個階段。前30年的工業呈穩步發展,這是全市經濟的共性,后26年呈快速發展,是伴隨著低谷運行的快速發展,曾經歷了幾年的速度和效益滑坡時期。穩步發展是受益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洮南作為計劃經濟時期總體經濟的一個點,國家和省地從平衡經濟的角度,在行業布局、資金投入、設備材料調劑等方面,尤其是毛、糖、革、紙等行業從全省工業基地角度考慮得到計劃經濟的傾斜,經濟發展呈穩步態勢。后26年由于加大了資金投入,工業企業和勞動人數的增加,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好時期。國家抓大放小和適度從緊的金融政策,企業的自我積累、自我改造、發展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受工業產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場占有率較小的限制,多年積弊同時暴發。當市場發生變化時,抗御沖擊的能力弱,曾出現過低谷運行的局面。

無論波峰還是低谷,都不是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都具有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因素。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利潤居全省前列,成績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全國市場的毛紡織品搶購風潮和個別地區的肝病暴發,毛紡品、治肝藥品供不應求,使得部分企業處于飽和生產狀態,嚴格地說是市場給工業生產創造了一個良機。

90年代初期,由于國家的體改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變化,加之企業設備陳舊、產品老化、管理落后等計劃經濟遺留的積弊同時暴發。當市場發生變化時,使得輕紡型工業遭到嚴重沖擊,受害重、損失大,出現了幾年的低谷徘徊的局面。伴隨著改革和擴大招商引資的步伐,洮南工業又早現出新的生機,一些新的產業在洮南落戶,填補了產業的空白,成為洮南經濟新的增長點。

5.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還較低。56年的農業生產經歷了穩步發展時期、高速發展時期和波動發展時期。全市的農業1979年以后的5年出現了高速發展時期,5年平均遞增19.5%,創發展速度的最好水平。由于受自然因素制約,加之規模的集約經營水平低,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很弱,以后又進入了波動發展時期。

6.居高不下的各項貸款余額。全市銀行各項貸款余額從1950年的13.1萬元,發展到1996年的19億元,平均每年遞增22.6%,到2004年的23.67億元,平均增長2.7%。一是說明總量增長較快,二是說明較多的貸款中已形成一部分的呆滯和死化。

7.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不足,結構偏低。1949-1996年投資總和僅為9.14億元。48年中唯有1993年突破1億元(電廠投產因素),占國民收入的27%,其他年份多數占國民收入的10%左右。48年合計的固定資產占國民收入的12.9%。按宏觀經濟的積累和消費的25:75比例關系衡量,洮南的投資結構是偏低的,欠帳較多,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開始固定資產投資是每年創新高,首先是利用亞洲開發銀行資金,修建了洮南城市道路及綠化等工程;其次,調動各部門財力實施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措施;三是通過招商對城市環境開發建設。到2004年,當年投資總量已達到6.87億元,占生產總值的29.6%(現價)。在結構上處于平衡發展的行列。

8.農業、工業、商品零售業前48年三分天下,后8年工、農并重,第三產業優先發展。到1996年,48年總計的農業總產值57.5億元,工業總產值57.8億元,僅差0.3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4.6億元。如果扣除物價因素,也基本上是等量水平,具有鮮明的主體產業三分天下的屬性。1997年以后的8年,工、農、商品零售業總產值分別為389737萬元、309649萬元、569301萬元,可以說工業、農業并重,第三產業優先發展。

9.第三產業增加值、牧業總產值由結構偏低到攀升。全市第三產業增加值1986-1996年期間總量為10.3億元,同期

的國內生產總值為43億元,比重為24%。世界范圍內都以三戶增加值作為衡量經濟的主要指標,按省和白城市的要求還有差距。牧業產值48年總量為10.1億元,占同期農業總產值的17.7%,按市政府規劃也有一定的距離。1996年牧業產值7174萬元,2004年達到20768萬元,平均每年增長14.2%。第三產業增加值2004年達到39217萬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33.1%。

二、經濟運行狀況對今后工作的啟示

上述主要經濟指標反映出洮南市經濟的良好勢頭,同時也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影響經濟增長的外部因素還很多,不可預測因素在增加,內部制約因素進一步顯現。為保持洮南市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提高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在充分利用國家各項政策的同時,要分析研究和開發市場,提高產品的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有利于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在今后一定時期內,全市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是“三個發展”和“兩個轉變”。即:穩步發展農業、快速發展工業、優先發展第三產業。實施傳統工業向現代工業轉變;粗放農業向集約農業轉變,促進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提高經濟總體產出水平。

1.調優農業,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大力發展避災農業和適應農業,加快發展特色農業,全面啟動農產品加工業,突出發展以奶牛為主的現代牧業。戰略性的調整生產資料投入結構,提高畜牧業整體產出水平。積極發展經濟林業,不斷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傳統粗放農業向現代集約農業的轉變。

2.調整結構,快速發展工業。根據現有工業基礎,利用當地資源培育重點骨干企業,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做強新興支柱產業,興建高科技工業,開發高精尖產品,加快新產品的開發和技術改造進程,提高生產經營水平,發展拳頭產品。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加快資源型工業向科技型工業的轉變。促進工業、企業的發展。

篇(6)

學齡前階段是每一位兒童的黃金時段,是激發他們內在潛能、開拓大腦功能的黃金期。孩子此時心靈純凈、天真無邪,接受事物往往可以高速度高質量。這一時期利用好了將大有裨益。此階段對孩子進行教育是必須的,比如,可以讓他們學習唐詩宋詞、讀經典書籍、發展一門特殊的技能等等。如不進行學前教育,勢必使兒童起步更晚,發展更慢。因此,關注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已是燃眉之急。

經濟在發展,社會在前進。世界之大,總有更好的地方吸引著更多的人前去。為了生計,多少父母選擇了背井離鄉,去另外一個城市打拼。這便涉及到一個現實問題,相比而言,幸運的孩子被父母帶走,同去外地,彼此相見不曾是夢,他們成為了流動兒童;不幸運的是那些被留在了老家,孤苦伶仃,盼星星盼月亮,多少年都見不到父母的,這便是留守兒童。國家前幾年實行了一個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使流動兒童入學難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

一、何為流動兒童與學前教育

(一)何為流動兒童

流動兒童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早在15歲之前就隨父母遷至異地,戶口仍為出生所在地。如此一來,他們并不能像遷移地兒童一樣享受地方政府負擔的教育經費。據統計,2013年流動兒童規模比2005年同比增加41.37%,且有繼續增長的趨勢。這是一個極度需要被關注的群體,他們一直被社會排斥著,亟須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二)何為學前教育

學前教育即為學齡前的教育,這個階段的孩子接受新鮮事物靈活且快,是開發兒童腦力的關鍵時刻。天才的形成,往往與這個時期適時正確的引導大有關系。老師或家長可以對兒童進行多方面誘導,以激發他們大腦的無限潛能,提前激活他們的水平。聰明的有智慧的家長,大多數都會緊把這個時期,督促引導學生,無限地挖掘他們的潛力,發掘孩子的閃光點。

二、現存狀況

據統計,遷移人群中遷移方向大多是由農村到城市,且農民工居多。他們為了生計,為了家庭,離開祖籍不遠千里去拼搏,且這幾年數量每每增多。每五個城市兒童中就大概有一個來自農村的流動兒童,可想而知,上學難的問題困擾著每一位流動兒童。其實,也存在城市向農村、城市向城市遷移的情況,這里面就不乏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有涵養的人物。

另外發現,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學前教育,這部分父母往往閱歷豐富,有獨到的見解,能為孩子的教育時時刻刻去著想;還有,遷移到省內的往往比遷移到省外的家庭兒童更容易接受?W前教育,遷移到省外必定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戶籍未變但人卻進入另一個省,這樣一來遷移地政府便不會讓其享受免費教育,所以不難想象,遷移到省外的流動兒童想要得到學前教育實非易事。

三、現存狀況原因分析

(一)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遷移狀況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很多家庭迫于經濟壓力或者工作需求,不得不遷移外地,其中家庭經濟背景貧困還是占大多數。人人都有上進心,總想往更好的方向發展,于是就會起身去更大的城市、更繁華的地界。這里會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給予他們以心靈的撫慰。

(二)我國國情

我國現存國情為東部地區發達,西部地區落后;城市地區發達,農村地區落后,這就引起了很多打工一族的游離遷移。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少有年輕一代愿意繼續留在農村務農,相反,他們紛紛外出,以求更多錢財,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遷移人口的增多及流動兒童數量的上升。

(三)教育體制的缺陷

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政府只對本地兒童履行免費教育的義務,而對戶口為外地的流動兒童則受到跨域戶籍的限制,導致流動兒童上學難的問題。

四、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及遷移狀況對流動兒童學前教育選擇的影響

據一項調查顯示,遷移人口當中農村兒童比城市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情況更少,可能因為農村家長思想覺悟較低,文化水平不夠,故而沒有對孩子的學前教育引起足夠重視。另外,可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女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比男兒童少得多。

從一個省遷移到另一個省的兒童比在同一個省內遷移的兒童更易接受到學前教育,原因可想而知,某些體制的限制導致外省的兒童并不能隨心所愿地在遷移地接受學前教育。

能夠知道為子女教育積極籌劃存錢的父母,其教育的流動兒童進行學前教育的幾率往往更大。這主要與父母的素質涵養有關,這些父母常常有預見性,會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各種教育。

最后調查發現,父母文化水平也與流動兒童學前教育有著莫大的關系。這些父母大都是高學歷群體,他們有素質、有涵養,可以以自己接受教育的過去來啟發如今對孩子的教育,從而讓孩子更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

五、建議

(一)國家修改完善相應政策

國家有關規定和政策嚴重阻礙了流動兒童學前教育的選擇,尤其是跨省流動的兒童得不到當地政府的扶持,被教育拒之門外。國家曾搞過“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筆者認為,有關政策還有必要繼續修正和完善,譬如針對跨省兒童入學難的問題,針對戶籍難以變動的問題等等。只有國家做出引領,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格局。

(二)政府積極行動

如果說國家是事件的引領者,那么政府就是事件的實行者,流動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情況與政府有著直接的關系。政府可以擴建幼兒園,以期收納更多的流動兒童,對流動兒童持平等態度,從思想上糾正對流動兒童的排斥。另外,政府可以統計流動兒童的多少,讓他們辦臨時戶口,并積極容納有臨時戶口的流動兒童。政府也可以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以使更多農村兒童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不會像在遷移地那樣無助。

(三)家長提高自己、積極督促

家長是孩子最親近的人,家長的一舉一動將直接對孩子產生重大影響。首先,要盡量少搬遷,非到迫不得已不要遷居異地;其次,要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增強自己的文化水平,從自身去真切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盡最大努力讓孩子得到應有的教育;再有,家長要合理規劃、積極存錢,有條不紊地為孩子的教育打算好每一步。

(四)社會各界人士廣泛關注

篇(7)

Contrast Analysis for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 Nie Shaoping, Tang Yan, Huang Qin. Yunnan Psychiatric Hospital, Kunming 65022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Finding out that the mental illness recovers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s the variety between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 from theoretically argument, in fulfillment the proof opens the management is the mentally ill to recover from illness back to return the social important path, appealing for mental illness create more better recover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 to manage the mode. Methods Take with the machine take out 20 examples open to manage the above patient in a year the usage the PROS measures the form measures with SSPI the form proceeds the test respectively, and to test data proceed statistics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mental illness recovers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s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s contain obvious difference(P

【Key words】 Mental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period; Open the management;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目前,在精神病康復期的管理工作中大多以封閉或半封閉的管理模式為主,開放式管理的范圍和力度還十分有限。從精神病的特點和醫療安全的角度看,前一種管理模式的優點毋庸置疑,但其不足也日趨顯現。因為,當我們從康復心理學和行為醫學的角度對病人開放管理前、后的心理及社會功能狀況進行深入研究對比分析時,我們發現康復期的病人在實行開放管理后其心理及社會功能狀況較開放前有顯著進步,社會適應能力明顯增強。開放管理對提高康復質量,減少病情復發降低再住院機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用量化的方法進行對比分析,與同行進行切磋,意在拋磚引玉。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隨機抽取康復科轉入開放管理1年以上的20名病人進行測評,其中男性15例,女性5例。年齡最大64歲,最小29歲,平均42歲。病程最長16年,最短2年,平均7.5年。文化:大專2例,中專5例,初中10例,小學3例。診斷:精神分裂癥18例,情感2例。

1.2 方法 采用IPROS(Inpatient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Outcome Scale)量表和SSPI(The Scale of Social-Skills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量表[1]分別對病人開放管理前、后的心理及社會功能狀況進行綜合測評。其中IPROS量表側重于心理狀況的測評,而SSPI量表側重于社會功能狀況的測評。

2 結 果

IPROS及SSPI測評結果顯示,開放管理前、后患者心理及社會功能狀況有顯著差異(P

3 討 論

將精神病康復期開放管理前、后的心理狀況及社會功能狀況進行量化分析對比研究的方法,經情報檢索尚未見相關報道。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一條讓患者從住院環境平穩過渡

到出院后的社會環境之道路。因為患者長期生活在住院治療的封閉管理狀態,對外界人文地理等日新月異的大變遷沒有一個認同乃至參與的過程,一但出院后面對陌生的環境心中不免產生一種自卑、失落感,因而他們大多閉門不出,缺少人際交往,很難融入現實社會。如果對康復期即出院之前的患者實施一段時間的開放管理,將使他們逐漸認知、適應并融入到社會環境的大變革之中,把住院環境和出院后的自然環境之間的心理落差和現實落差降到最小,為其出院后迅速回歸社會、適應社會奠定基礎。

用文章前面介紹的兩個精神病康復測評量表對我們的研究工作進行量化測評,經統計分析有顯著意義。開放管理能滿足病人的需要,增加病人的自我約束力,同時提高病人的社會適應能力[2]。分析表1我們得知,開放管理能使病人走出自卑、封閉的心理狀態,其社會適應性,人際交往能力以及興趣愛好都有顯著進步。分析表2我們同樣看到,開放管理能使病人較好地定位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角色,照顧好自己的同時也學會關心和照顧周圍的人。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精神病康復期實施開放管理后病人心理及社會功能狀況較開放前有顯著進步,社會適應能力明顯增強,這對提高康復質量,減少病情復發降低再住院機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精神病康復期開放管理是患者回歸社會的重要途徑,應予重視。

4 參考文獻

篇(8)

[中圖分類號] R781.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5(b)-0102-05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analysis for 226 families in Beijing City

ZHANG Yan1 SHI Yigu2 HUANG Birong2 HAN Yongcheng2

1.Dongfe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of Chaoyang Distrct in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2.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of the residents from Dongfeng and Tuanjiehu Communitis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family aggregation and the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Methods Community recruitment method was used. The dental exa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pplied on 699 people from 226 families meeting the including requirements. Th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s were 37.3% (261 cases) and 47.4% (331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 of having any of the above two problems was 64.8% (453 cases) in selected peopl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itting model including family aggregation level was meaningful (P = 0.004), and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wa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age (F = 6.523, P = 0.000), education (F = 6.003, P = 0.000), marital status (F = 4.571, P = 0.001),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F = 3.981, P = 0.046), BMI (F = 2.630, P = 0.049),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F = 10.562, P = 0.001). Conclusion The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is existed in analyzing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In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the social-behavior factors of dental health include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BMI,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Key words] Dental health;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Family aggregation;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口腔疾病是影響我國居民健康的常見病、多發病,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將“口腔清潔、無齲洞、無疼痛感,牙齦顏色正常、無出血現象”確定為人體健康的十大標準之一,其中,齲病和牙周疾病因為累及人數廣泛,是危害我國居民口腔健康的主要問題[1]。根據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60%以上的人患有齲齒,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良好的口腔健康行為能夠有效地預防口腔疾病[2],減少口腔疾病的發生,而健康行為是由社會、文化、知識和態度等影響人們健康的一系列因素構成的,同時家庭的行為習慣與規則也會對家庭成員的行為與觀念產生很大的影響。同一家庭的成員生活在相同的物質文化環境當中,所接受到的健康知識和信息都是類似的,很容易形成對健康行為的一致看法[3]。因此,需要探索口腔健康狀況與家庭聚集性以及社會-行為影響因素的關系,進而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家庭干預措施,維護人群的口腔健康。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市朝陽區某社區內家庭成員的口腔健康狀況與相關社會行為危險因素,評價口腔健康狀況與家庭聚集性以及社會-行為影響因素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采用社區招募的方法,入選標準為具備完整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且都能參加口腔檢查和問卷調查的成員。設計招募家庭200個,實際報名參與的家庭230個,經過篩選其中符合標準的226個家庭列為受試家庭,共包括699人。口腔檢查和問卷調查的時間為2012年6~12月。

1.2 方法

1.2.1 檢查人員和質量控制由經過統一培訓后,通過標準一致性試驗(kappa值為0.7~0.8)的3名口腔醫生確定為臨床調查員,由這3名口腔醫生完成所有受試家庭成員的口腔健康檢查。本次調點為齲齒和牙周疾病的臨床檢查。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在對1名調查對象接受口腔檢查的同時完成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問卷調查。

1.2.2 問卷調查采用統一制定的口腔調查問卷對調查對象進行面對面訪談式調查。問卷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人口統計學信息,口腔保健知識和與口腔健康相關的社會-行為危險因素。

1.2.3 牙列狀況檢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視診結合探診的方式進行。檢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鏡和CPI探針,必要時可以借助棉簽擦去軟垢。

1.2.4 牙周狀況檢查檢查時將CPI探針輕緩地插入齦溝或牙周袋內,探針與牙長軸平行,緊貼牙根。沿齦溝從遠中向近中移動,做上下短距離的顫動,以感覺齦下結石。同時查看牙齦出血情況,并根據探針上的刻度觀察牙周袋深度。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用頻數分布和百分比進行數據描述;應用χ2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將個體水平作為水平1,將家庭水平作為水平2,應用二分類反應變量多水平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分析。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特征

本次調查共包括226個家庭,699人。在確定的699名調查對象中,男306人,占43.8%,女393人,占56.2%。從年齡分布來看,0~

2.2 口腔健康總體狀況

在接受調查的699名對象中,患有齲病261人,占37.3%,在患齲者中,平均患齲顆數為(2.8±2.3)顆,中位數為2顆;有牙周疾病的調查對象331人,占47.4%,在有牙周疾病的調查對象中,輕度占98.1%,中度占1.9%??傮w而言,出現上述兩種口腔健康問題的共453人,占64.8%。

2.3 不同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單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現齲病及牙周疾病為反應結果,以P = 0.1為選擇標準,從單因素χ2檢驗結果看,不同年齡組、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總收入、體重指數、是否有醫保、1年內口腔常規檢查和口腔知識態度評分與是否出現上述口腔健康問題可能有關系(P < 0.1)。具體而言,在年齡分布中,18~

2.4 考慮到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將χ2檢驗差異P值 < 0.1的因素結合家庭聚集性進一步進行二分類反應變量多水平Logistic回歸分析。首先定義兩個水平,即將調查對象定義為水平1單位,將家庭定義為水平2單位,擬合兩水平零模型,結果表明,是否出現上述兩種口腔健康問題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P = 0.004)。見表2。

表2 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二分類兩水平Logistic回歸零模型

注“-”表示無數據

進一步將單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變量引入二分類反應變量多水平Logistic回歸模型,由于存在部分變量包含缺失值的情況,最終納入方程的共有670名調查對象,225個家庭,模型可解釋的部分占82.1%。

擬合模型的最終結果表明,在考慮家庭聚集性的情況下,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1年內是否進行過口腔檢查、體重指數和知識態度評分與是否出現上述口腔健康問題有關(P < 0.05)。詳見表3、4。

表3 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二分類兩水平Logistic回歸方差檢驗結果

表4 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二分類兩水平Logistic回歸模型估計值

3 討論

3.1 患齲情況與牙周疾病情況及與其他文獻的比較

本次調查表明,0~

齲病和牙周疾病的調查結果與北京市之前的各類人群口腔健康調查[4-7]相比有所不同,原因是由于年齡分組方法的不同,本次調查的結果是探索牙病在家庭聚集性方面的影響因素,可以作為之前北京市口腔健康調查的有效補充。

3.2 家庭聚集性及與其他文獻的比較

目前的大部分口腔健康狀況研究沒有包括,或者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沒有進行家庭聚集性的調查與分析。本次調查和分析結果表明,口腔健康問題的出現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一方面家庭中某位成員出現口腔健康問題,其他家庭成員出現口腔健康問題的可能性也增加,另一方面,家庭的口腔相關健康行為也會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口腔相關健康行為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這與高艷霞等[8]對齲齒家庭聚集性研究的結果相同。提示在今后研究探索、分析和預測口腔健康狀況時,有必要將家庭聚集性納入分析過程中,特別是制定口腔健康干預措施中,要兼顧到家庭聚集性的因素。

3.3 本研究的結果提示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本次調查和分析的結果表明,在考慮家庭聚集性的情況下,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1年內是否進行過口腔檢查、體重指數和知識態度評分是其社會-行為影響因素。在這些影響因素中很多已經被之前的口腔健康研究所證實[9-12]。相對于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等不可干預或短期內比較難進行干預的因素相比,定期進行常規口腔檢查、控制體重和增加口腔相關健康知識和態度,這些因素是口腔衛生工作者今后開展口腔健康預防工作的重點內容。而家庭聚集性的結果也表明可以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特定口腔健康干預,也是為今后開展社區口腔健康干預進行有益的探索。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調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調查對象的選擇屬于社區招募的形式,家庭年齡結構等不能人為控制,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導致本次調查的患病率水平與實際水平存在差異。另一方面,樣本量的限制也可能導致此次調查中某些行為危險因素,如每日吃零食的次數等,沒有顯現出統計學顯著性,如果今后的調查研究能夠有更充足的樣本量,可能會利于進一步分析更多的社會-行為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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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R19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4)05-0598

在衛生服務研究領域中,保證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是衛生服務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內容,伴隨著衛生公平性研究發展起來。本文就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進行介紹,為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學借鑒。

1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內涵

衛生服務利用是需求者實際利用衛生服務的數量,是人群衛生服務需要量和衛生資源供給量相互制約的結果,可以直接反映衛生系統為人群健康提供衛生服務的數量與工作效率[1]。分析衛生服務利用程度是檢驗衛生服務效率和潛力的一種常用手段。測量衛生服務利用的指標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數量、利用衛生服務而消耗的費用(貨幣價值)等[2]。

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是衛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兩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樣衛生服務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務,垂直公平性是衛生服務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應獲得更多所需的衛生服務[2]。英國的Wagstaff等人提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釋為:有同樣醫療需要的社會成員接受到(利用了)同樣的衛生服務,而無論她是窮人還是富人、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白人還是黑人[3]。在現實生活中,通常衛生服務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國外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測量衛生服務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線和集中指數是評價衛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簡單的一種測量方法,用于評價不同階層人群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進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測量方法上,國際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極差法、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洛倫茨曲線、差別指數、不平等性斜率指數與相對指數、集中指數等。《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測量方法:用兒童成活率分布指數和傷殘調整期望壽命(DALE)衡量健康狀況的公平性;用衛生服務系統的反應性表示衛生服務提供過程中的公平性;用衛生籌資公平性指數(IFFC)表示衛生服務籌資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測量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5]。

3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我國衛生服務領域的公平性研究開始了于上世紀90 年代中期, 國內學者利用極差法、洛侖茲曲線法等研究方法對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區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評價,但是國家級或省級的研究較少,不足以對我國衛生領域公平性進行整體評價[4]。目前,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侖茲(Lorenz)曲線和Gini系數、極差法、集中指數(CI)、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倫茲曲線(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數(Gini Index,G)

洛倫茲曲線是經濟學中用來反映社會收入分配或財產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線,其基本思想為:將收入或財產按不同人群或地區分為若干等級,橫軸表示每一等級的人口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計值,縱軸表示每一等級擁有的財富的百分比的累計值,連接各點,即得到洛倫茲曲線。

基尼系數是根據洛倫茲曲線計算出的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統計指標。利用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來評價健康或衛生服務公平性的優點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狀況,但是缺點是不能反映每一層狀態改變對總體分布的影響。即只能反映總體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確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區域間還是區域內差異[5]。國內李娟生等運用Gini系數以及Lorenz曲線等對1610名育齡婦女的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了分析評價[6]。但基尼系數及洛倫茲曲線在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中運用較少,在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評價方面運用較多。

3.2集中指數(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數(CI)是世界銀行推薦的用于評估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健康和衛生服務不公平性的指標。集中指數是借鑒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的思想用以評價健康公平性的統計指標。后來被引入衛生服務公平性測量,目前已成為測量衛生服務領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會經濟狀況排序,對不同社會經濟狀況組之間人口分布變化比較敏感,從而反映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和衛生服務利用不公平的影響。

集中指數法用于度量與經濟狀況相關的衛生服務不平等情況比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狀況,而且對人群社會經濟狀況的分布比較敏感,所以最能滿足我們測量不公平時所要達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數的算法屬于單因素分析法,沒有綜合考慮其它指標的作用。查閱大量文獻發現,衛生服務利用的集中指數幾乎沒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數的評價準則有待于進一步完善[7-10]。

雷鵬等對不同健康指標用于健康公平性評價的比較研究中發現,采用不同健康指標得到的集中指數差別較大,說明以不同健康指標代表人群健康狀況來評價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相聯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強有弱[11]。同時建議在對不同指標集中指數進行計算之前,可對不同健康指標進行年齡標準化率后再計算,因為年齡往往是重要的混雜因素,卻被一些衛生經濟學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數(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該法是將人群按社會經濟狀況分組后,分別計算各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數就是不同經濟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與其對應的社會經濟組的秩次之間回歸線的斜率,它反映了從社會經濟最低組到最高組之間健康狀況的改變,能反映出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其絕對值越小,代表社會經濟對健康的影響越小,健康狀況越公平,其特點是能反映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12]。方麗霖、韓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效果評價[13-14],該評價方法彌補了級差法在測量上的缺陷,對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極差法

極差法是最常用的測量健康公平的方法。這種方法通常用于比較社會經濟分組最上層和最下層的情況。極差法是將人群按其社會經濟狀況分組,比較社會經濟狀況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健康狀況的差異,從而說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國的衛生服務調查報告以及一些研究報告均有體現[15]。

級差法優點是簡潔明了,能夠直接比較不同社會經濟狀況收入人群的健康差異,其缺點是它僅僅反映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極端的健康差異,而忽略了中間組之間的變化,另外,極差法缺少對樣本構成的考慮,不適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區間的比較[5]。同時,謝小平等認為級差法中隱含了一個假設: 即衛生服務需要不隨收入或其他條件變化而變化, 而這個假設顯然是不科學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 那就需要將其與不同收入下衛生服務實際需要的分布公平性進行比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該法對按一定社會經濟學特征分組的人群的衛生服務需要量與相應的衛生服務資源利用量的比較,來評價是否實現了相等的需要獲得相等的衛生服務利用,又稱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經濟學特征的人群平均每個患者所利用的衛生服務資源。應用調查對象患病表示需要,門診、住院服務的費用等為利用量,計算方法是以每類服務的次均費用與所利用服務量的乘積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經濟收入組間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較來表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經濟收入組人群的門診和住院費用之間的差別,只考慮到了經濟因素對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屬于單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夠消除其它因素的影響,Le Grand法為一種簡單的反映衛生服務利用費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項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該法是對不同的衛生服務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別進行比較,較Le Grand法更具有簡便易行和資料的可得性等優點。由于進行了分項分析,沒有考慮衛生服務利用中一些復雜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間、衛生服務間、不同社會經濟狀態人群間等衛生服務利用的差別[17-18]。

3.6不相似指數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數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階層的健康比重和它相應的人口比重,測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階層,還是均勻地分布在各個階層中,并且可以計算出各個階層的差異程度。優點是把社會分為多個經濟階層,了解每個階層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異,可以對每一個階層的情況進行比較,從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況。缺點是使用了按社會經濟分組統計的數據,但僅僅對每個社會階層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與每個社會階層所占人口比例進行比較,而不是與社會經濟階層的社會狀況進行比較,且ID是一個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況。

3.7多因素回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時對多個可能影響衛生服務利用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建立有關影響利用的因素與衛生服務間關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歸和Probit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查閱文獻發現,用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受雇情況、年齡、婚姻狀況、社會支持水平、種族、有無健康保險、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變量可能影響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確切地說明影響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歸要求因變量是分類變量或等級資料,而反映衛生服務利用醫療費用、住院天數等變量為數值變量且這些變量往往不服從正態分布,所以需要做變量變換,若未做變量轉換只能選擇單因素分析方法[16]。

3.8擬合負二項模型

對于不同醫療保障制度參保居民,以兩周門診次數和年住院次數為因變量,需要變量和控制變量為自變量擬合負二項模型,常用的標準化方法有直接標準化法和間接標準化法,由于直接標準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間接標化法操作上簡便易行,因此國際研究中較多地使用間接標化法[3]。在實際分析中,“標化”變量 和“非標化”變量的選擇應該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和數據可得性進行確定,變量選擇也是標化的關鍵之處。

篇(10)

1999年,涇川縣被列為全國退耕還林工程試點縣,開始實施退耕還林工程,截至2016年底,全縣累計完成兩輪退耕還林任務43563.5公頃,經過全縣人民10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從2002年開始,涇川縣在國家林業局經濟研究中心指導下,開展國家林業重點工程——退耕還林社會經濟效益監測。

1社會經濟效益監測的方法

1.1樣本戶的選取調查村選在退耕實施年度最早、退耕面積較大的飛云鎮坡頭村,為了確保具有代表性,樣本戶一共選取了10戶,其中隨機選擇了經濟狀況較好的三戶、經濟狀況一般的四戶、經濟狀況較差的三戶。經過14年連續跟蹤調查,基本上能夠準確代表和反映全縣退耕村與農戶的社會經濟及生產生活狀況。1.2數據的調查層次及方法涇川縣退耕還林工程社會經濟效益監測對象為三個層次、四個內容,一是全縣社會經濟狀況和退耕還林工程實施后每年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情況;二是定點調查村——飛云鎮坡頭村退耕還林后每年的社會經濟發展變化情況;三是定點調查戶——飛云鎮坡頭村袁德貴等10個退耕戶年度生產、生活、經濟收入支出變化情況及退耕還林政策執行情況的意見建議的調查問卷??傮w涉及到資源、人口、經濟、生態、營林、退耕成果鞏固、政策兌現等149項指標,489個調查內容,并根據實際情況每年適當增減。監測調查數據的方法,主要采取重點入戶調查直接獲取原始數據。對定點戶逐項目、逐指標進行統計調查。1.3調查數據的獲取縣、村調查數據采取統計報表搜集數據的方法獲取,對縣級數據通過公開的統計資料和向統計部門、政府單位搜集整理。村級調查數據通過向鄉鎮統計人員和坡頭村村干部獲取,同時從年度報表數據中搜集整理。為確保調查數據的完整性、全面性、科學性,我們經常與縣統計、財政、人社、農牧、水保、氣象等部門銜接,實行數據資源共享,并對所獲取的各類數據進行甄別、驗證,科學分析,確保數據的科學合理性。

2社會經濟效益監測結果初報

經監測調查分析,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生態、經濟、社會效益日見顯現,對全縣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2]。2.1糧食單產提高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不僅對糧食產量沒有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有利于耕地集約化經營。通過14年的數據調查分析,涇川縣的耕地雖然有了一定的減少,但糧食單產由1999年退耕前的每畝200公斤增加到現在的300公斤,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精細化耕作、集約化經營[3]和農村生產力的提高。2.2退耕補助在家庭總收入中占比大幅度減少涇川縣累計得到退耕還林政策補助資金49463萬元,農民戶均退耕地面積3.7畝,累計戶均享受國家錢糧及種苗補助8230元。但退耕還林補助在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占比逐年度減少,通過對比分析,退耕補助所占農戶全年家庭總收入的百分比從1999年的26%,降低到2016年的不足1%,農民對土地資源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隨著二輪補助逐年到期,將面臨著部分退耕貧困戶沒有補助可領的局面。2.3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生產力進一步解放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解放了大量的勞動力,廣大農戶從傳統第一種糧產業逐步轉入到第二、第三產業。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增加家庭收入,據統計全縣2016年共有8.3萬人外出務工。從監測的10個退耕農戶看,8個家庭有外出務工人員,其中有2個外出務工人員的家庭就有5個。塬區鄉鎮90%的農戶轉向了經濟收入較高的果品產業,產業結構得到了充分優化。2.4鞏固退耕還林成果項目穩步推進鞏固退耕還林成果項目,主要包括后續產業、薪炭林、補植補造成果。從監測點的數據看,對農民受益比較顯著的是后續產業農村新能源建設項目和技能培訓項目。農村新能源方面:10個監測戶全部有沼氣池和節柴灶,8個戶有太陽灶;技能培訓方面:邀請科研院校的教授為農戶講解果樹栽植技術和反季節溫室蔬菜種植技術,監測戶每年都能夠定期參加培訓。2.5退耕成果十分顯著,生態改善、果品增收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全縣新增有林地面積近4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從1999年退耕前的34.9%上升至現在的38.13%,退耕還林為森林覆蓋率貢獻1/3的百分點。全縣各個山卯溝壑都得到了綠化,同時水土流失面積得到了進一步治理,以前比較常見的揚沙、浮塵天氣由退耕前的3次—8次到近幾年不再出現,野生動物新增4種,據農戶舉報城關鎮芋子溝林場罕見的出現了狼群。刺槐花源利用起步良好,每年有100多家養蜂者來我縣林區放蜂,年產蜂蜜300多噸。全國水土保持田家溝風景區和官山林場休閑避暑山莊,年吸引各方游客15000人次,森林旅游門票收入32萬元。果品產業是農民致富增收的支柱產業,全縣現在果園面積3.8萬公頃,2016年果品產量43萬噸,產值18億元,人均果品收入達到4300元。退耕還經濟林蘋果栽植面積0.7萬公頃,占全縣果園面積的18%,現都進入盛果期,為農戶發揮著積極減貧致富作用。2016年成功舉辦第三屆平涼金果(涇川)博覽會,邀請國際、國內專家教授參加《第三屆中國蘋果產業發展(涇川)高端論壇》和《國際蘋果發展學術報告會》,極大的推動了涇川果品的知名度。涇川蘋果上海推介會成功簽約1.6億元,為廣大果農銷售打開了新的窗口。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在涇川縣真正起到了生態良好,果品增收的雙贏局面。

3存在的問題

3.1沒有設立對照戶退耕還林效益監測,只選取了實施退耕還林工程的10個農戶每年進行跟蹤調查,根據退耕前和退耕后每年的數據進行縱向比較分析。沒有選取非退耕還林工程戶進行橫向對照監測分析。3.2沒有做生態效益監測評估對前一輪退耕還林,僅僅只做了社會經濟效益方面的監測,還應該加強生態效益方面綜合監測。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后對涵養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釋氧、林木積累營養物質、凈化大氣環境、生物多樣性等的監測和價值估算,是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3.3各級政府重視程度不夠退耕還林工程效益監測,不僅可以為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可靠詳實的數據依據還可以準確反映退耕還林在生態保護,農民增收的功能效益,目前,效益監測只有國家林業局經研中心在做,各級政府部門重視程度不夠,研究不夠深入,現有監測人員不足,培訓力度不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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