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想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的思想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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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62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5）18-0-01

1 在經濟學教學中滲透經濟思想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趨勢的帶動下，各行各業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有效開展經濟學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在教學中適時滲透經濟思想也非常必要，這是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1.1 適應市場需求的必然途徑

教學的實質是幫助學生盡快融入到社會實踐中，因而加強教學的實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電子商務及國際貿易不斷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各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在這種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要及時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幫助企業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傳統的經濟學教學理念無法滿足當前的市場需求，加強經濟思想的滲透可改善教學現狀，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

1.2 經濟學教學質量提升的有效方法

經濟學教學的目的是通過培養專業性人才，幫助人們客觀分析當前的經濟環境，為下階段的經濟活動做準備。雖然當前的高校教學中現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實際教學質量仍然存在較大不足，教學內容滯后、教學方法單一等弊端，導致經濟學教學的優勢無法有效發揮出來。經濟思想的滲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經濟學的教學現狀，突破傳統的經濟學教學。

2 經濟學教學中的不足

教學質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實現，教師個人的專業素養、學生對于知識的吸收能力、教學設備及教材等都會對教學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2.1 教師自身不足

這種不足不僅表現在專業能力上，同時也表現在教學方法與教學理念上。教師自身的專業經驗對教學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經濟學教學需要教師依據自身經驗，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內容。這就對專業教師提出較高要求。

2.2 學生個人意識的影響

經濟學在高校中比較普遍，其作為一門基礎性較強的學科往往無法得到學生的重視，學生僅出于對學分的需求，側重于對考試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統性知識與思維的培養中存在較大。

2.3 經濟學自身教學特點的影響

經濟學對師生的要求比較高，且涉及的知識面也非常廣，在實際教學中，部分理論知識過于抽象，學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師個人教學習慣的影響，無法充分發揮當前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在營造課堂氛圍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學生個人興趣的培養。

3 經濟學教學中經濟思想滲透的措施

3.1 加強重視，改進教學理念

經濟學是一門較為實用的學科，在具體的教學中可結合實例具體分析，從而讓學生直觀地感受到經濟學的作用，轉變意識。經濟思想的滲透可幫助學生了更好地實現角色轉變，主動承擔相應責任，從而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

3.2 教師的自我完善

由于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基礎性學科，因而在實際教學中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優勢，提高教學效果。定期擴充專業知識，更新教學理念，發揮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重視新思維的學習與分析，加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從學生感興趣的地方著手，有針對性的進行經濟思想的滲透，營造活躍的教學氛圍，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3.3 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

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這兩門課程的教學中，應將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對低年級的學生來說，在講授經濟學課程時應把教學重點放在經濟學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經濟學課堂上多穿插一些經濟思想方面的內容，包括近來的經濟學思想與早期理論的聯系。

3.4 采取融合的教學思維模式

教師在講授原理之前要為學生提供各種背景材料，在解釋過去文獻的基礎上介紹最新的理論，并依據不同背景點評經濟學家的處境和思想，從而引出東西方經濟思想的差異性。結合原理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特征，據此講解經濟學基本原理，使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定義和實質，總結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簡單的方法和模型解讀經濟學原理，理解其內在規律。

4 結 語

經濟思想在我國的發展比較久遠，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情況下，提升經濟學教學質量非常必要。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下，要逐步將經濟思想滲透到日常教學中，轉變教學觀念，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幫助學生正確認知經濟學，使其在正確意識的指導下科學掌握經濟學原理及技巧，成為新時期的全能型人才。

篇（2）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生態經濟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經濟學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較少關注生態環境問題，而將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結構的分析上，忽視了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復雜性，缺乏可持續發腱的理念。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樞紐，馬克思將其生態思想滲透在對勞動與勞動過程的分析之中。

(一)勞動與勞動過程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石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馬克思認為，“勞動或實踐是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在一定社會關系下進行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勞動是調整人與自然界之間物質變換的途徑，“勞動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勞動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不僅體現了物質與人的關系，同時也體現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

(二)勞動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

馬克思以勞動是人類有目的的、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為起點來考察勞動，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是勞動的本質，它是所有社會形態所具有的普遍關系，而這種普遍關系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它不以社會形態為轉移。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他將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稱為“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馬克思認為，人通過創造性勞動占有外部世界，通過社會勞動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勞動的本質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在馬克思看來，當人通過社會勞動與自然發生物質變換關系并改變外部世界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會勞動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對象化。勞動使人成為社會化的人，使改變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變成社會化的活動，從而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成為社會中普遍的生態關系。

(三)勞動過程既是物質交換過程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勞動過程既體現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也體現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勞動過程是人們從對自身有用性角度出發有目的且有意識地利用自然物質的活動過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的實質。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屬性時，馬克思指出，商品體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統一關系：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闡述勞動二重性理論時，馬克思指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辯證統一于商品之中：具體勞動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抽象勞動生產商品的價值，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體現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辯證統一關系：勞動過程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價值增殖過程體現了剝削性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不僅加快了人類攫取自然界物質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廣度，還決定著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滅亡。馬克思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納入了社會關系中進行研究，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被資本雇用意味著連接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方式被資本所雇用，因此，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促使資本家支配更多的生產要素。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是依靠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手段在它的兩端產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換來的：在人與自然的一端，表現為資源耗竭與環境退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在人與人的一端，表現為貧富差距擴大、生產生存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而一切問題的根源都來自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

(四)生產經濟關系是生態關系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不僅揭示了生產過程中應當包含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而且還指明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顯然，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系統和自然生產系統納入了自然——人——社會所構成的大系統中，因此，生態關系與經濟關系也是內存統一的，它們構成了生產經濟關系。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一)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經濟學研究從其起源開始，就將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納入了研究范疇之內。如果

從重農學派算起，兩方經濟學迄今已有250多年的歷史，大體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三個階段。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開始，經濟學家們就已經認識到自然條件會約束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配第將勞動和土地看作是價值的兩個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及其能動要素為財富之父”的論斷。盡管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將研究重點從價值論轉向社會經濟方面，勞動和資本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問題，但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仍然沒有脫離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從馬爾薩斯開始，西方經濟學逐漸意識到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將會約束經濟增長。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馬爾薩斯認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將呈冪指數增長，但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或是以線性形式增長的，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會超過固定的或線性增長的自然資源的供給。因此，資源的稀缺不會因為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而有所改觀，而將是一種絕對稀缺。李嘉圖將其生態思想建立在薩伊定律、土地收益遞減規律以及馬爾薩斯人口法則的基礎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長給生活資料帶來的壓力，并認為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是不均勻的，自然資源之所以稀缺是生產率較高的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對此，他提出了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論”。在解決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問題上，李嘉圖主張技術進步的作用，認為優質資源的相對稀缺不會成為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鴻溝。穆勒將稀缺概念引入廣義的環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靜態經濟”的概念。在他看來，自然資源、環境、人口和社會財富應保持在一個相對靜止的穩態，為了防止出現食物短缺和自然環境的退化，該穩態要遠離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極限。在穆勒看來，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構成了生產的三個要素。他認為，依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無限的，所以勞動不會成為生產增長的限制因素，而資本的增加取決于儲蓄率的大小，其總額限制了生產的發展。此外，土地作為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存在邊際收益遞減效應，所以土地也會制約生產的發展。

(二)新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在新古典時期，人口增長、資源稀缺等問題遭到了壓制，但他們并沒有從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資源的最優開采率，確信價格在替代資源開發、經濟持續增長中的作用，認為可以僅由資源的效用來衡量社會福利最優，而無須政府的干預。龐巴維克認為，土地和資本應該與耐用消費品處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礦藏地稅應該等同。索利首次根據邊際效用原則探討了采掘業的價值問題，他推進了穆勒的礦業生產中存在現在與未來矛盾觀念的分析，認為次級礦藏不能無限地持續下去，而次級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圖的農業地租理論不適用于礦業；自然資源最終的耗竭證明，即使最壞的礦藏，一旦涉及價格，礦產地稅就是正當的，而最壞的農業用地則不可以繳租。馬歇爾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認為商人們沒有支付市場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爾賓認為，外部效應打破了經濟學中資源最適宜配置的條件，然而徹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當的，因此，馬歇爾的原理可以作為辨明社會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標準。新古典經濟學始終認為，市場價格是由供給和需求的均衡所決定的，一所以生態環境問題也可以通過價格和產權來調節。

(三)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經濟學開始了凱恩斯主義革命。此時，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并存，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也沿著這兩條道路不斷發展。庇古是干預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可能總是有效地運行，因此，在推進經濟福利目標上需要政府干預。“人們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將其過多的資源用于現在的服務，而將過少的資源用于未來的服務，鑒于這樣的‘自然’趨勢，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進行利益補償，否則，政府進行任何人工于預以支持這種趨勢，必將減少經濟福利。”關于資源破壞問題，庇古認為，“市場力量常常無助于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資本的創造或者保存”，“從性質上看，政府既是未來人，也是當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話，需要依據法律監督和行動，以保衛本國可耗竭資源免受過早或者不顧一切的開發”。關于可耗竭資源的理性使用、環境質量的保護、限制過度消費、推進節制等，庇古提出了國家補貼、稅收和立法等解決方案。凱恩斯雖然沒有圍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展開廣泛論述，但他對人口增長、自然資源富足抱有樂觀態度，他認為，“從現在起，我們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長。進入黃金時代的節奏，將部分地依賴我們控制人口的能力，這個我們能夠做得到。”盡管國家干預主義學派的目標是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預中卻出現了“政府失靈”，因此，市場又成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另一條道路，并逐漸形成了基于所有權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生態經濟思想。科斯從所有權角度指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資源的產權已明確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擁有產權都能帶來同樣的最優配置結果，這可以通過雙方之間的談判自然實現，產權賦予不同的人只會帶來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同。然而實踐證明，科斯的理論依舊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爾斯和蒙哥馬利又提出了頒布市場污染許可證等措施來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新發展

由于當代西方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還是市場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方面，而對支持人類經濟系統的生態環境缺乏系統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學家的抨擊。在20世紀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考察了人口對土地、水資源、空氣、自然資源采掘和生產部門的壓力。盡管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以技術進步對日益嚴重的環境與資源問題的緩解作出了解釋，但是這種論戰引發了更多的關于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問題的思考。以肯尼思·博爾丁的《飛船地球》和赫爾曼·戴利的《穩定的經濟》等為開端，西方經濟學家對傳統的無節制增長的觀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生態經濟學隨之迅速發展起來。

三、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比較

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相通之處主要體現在：第一，兩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聯系為出發點，將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納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統之中。第二，兩者都要求人與自然必須保持和喈統一。兩者都認為人類與自然具有統一性，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破壞自然就是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第三，兩者在生態問題上都表現出了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精神。兩者都要求人們在利用和改造資源環境的同時，必須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發展的能力構成危害。

盡管兩種生態經濟思想之間存在一些相通之處，但是兩者的差異性卻是根本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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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是對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并從統計出來的數據內發現事物的規律。統計方法中蘊含著豐富的統計思想，只有對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運用統計方法。統計學的命脈是它與學科之間有著必要聯系，如果這種聯系不復存在，那么統計學就會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統計學的應用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經成為了一種“萬能工具”，它對人類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類發展探究中，都離不開統計學的參與。同樣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統計學這個“萬能工具”。統計學的具體實施，第一步應用解決的就是研究的目標和對象。經濟學作為當今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來愈高。想要在經濟學中有效的利用y計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認識統計思想。

一、經濟學的性質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人和社會如何將稀缺資源運用到各類商品中，并使這些商品供人們消費之用，正是這些資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經濟學應運而生。經濟學的出現，使人們用最少的資源來滿足人類的需求。經濟現象包含了許多的變量因子，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使得對經濟學的探索難上加難，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來完成對經濟學的探索。

二、統計思想是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學與統計學都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數學的利用可以發現定性和定量之間的經濟模型；對于統計學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數據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減少經驗性分析的不準確性。經濟系統中的不確定性使我們沒有一個精準的方式來進行研究。所以統計思想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經濟學中，利用科學的統計方法能建造出一個數學模型，從而對經濟關系進行分析。一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們，都是通過利用統計思想來完成他們對經濟學做出的杰出貢獻的。可見統計思想在經濟學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來研究經濟問題，那么就必須涉及統計學的應用，因為統計學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數據和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經濟學實際理論中，用到統計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統計思想可以將經濟學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準備數據階段，這其中包括收集與整理；第二階段是分析數據階段，利用統計方法的多樣性，來進行數據分析。

三、經濟學中的統計思想

（一）數據收集的統計思想

宏觀數據和微觀數據共同組成了經濟數據。其中宏觀數據大多數是又政府部門進行收集和，而宏觀數據只有利用現有的數據，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宏觀數據主要是二手數據。微觀數據中大多數數據都沒有進行過專業的統計，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觀數據的經濟研究就要對數據重新進行整理，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經濟學原始數據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樣調查法，抽樣調查法就是從眾多的數據中，隨機挑取幾個數據，通過少量的數據反映總體數據的特征。可見抽樣調查法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證統計思想。

（二）數據預處理的統計思想

無論是一手數據還是二手數據，都可能數據不能滿足分析要求的情況，所以就需要對數據進行預處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現數據缺少的情況，而影響正常的分析工作。對數據進行預處理的過程中就會發現這其中包含著很多統計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監測數據的可信度，效度檢驗是通過數據來反映研究主題是否有實際意義。插補方法是對數據進行補充，從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數據轉換是在不對數據進行改動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方式來進行數據變換，展現出靈活性的思維模式。宏觀數據平衡是使指標之間達到平衡，來從中找到數據的準確性，將平衡協調的思想發揮到極致。

四、經濟學實證分析的統計思想

（一）經濟現象描述出的統計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將統計指標、統計表、統計圖中的數據進行加工融合，來分析出這些數據特征。統計指標的最明顯特點就是可以將大數據轉換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簡單的數字來展現數據的重要特征，幫助總體想法的形成。統計表能替代較長的文字描述，通過更直觀的方式進行分析和對比。統計圖更能生動的表達數據，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統計是一種比較常用的經驗思維，通過分析個體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來對事實進行整理、歸納，并歸納出一定的發展趨勢。顯而易見，描述統計方法屬于推理性邏輯，不具備科學性和準確性。

（二）計量經濟分析出的統計思想

經濟學研究如果只是對數據研究，那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對數據的總體進行推斷是有必要性的，從中體現推斷性統計思想的重要性。推斷統計是以樣本觀測數據作為基礎來對總體特征做出的估計，其中包含了區間參數和總體參數兩部分內容，從中可以展現出估計與檢驗的統計思想。參數估計是通過樣本中的數據來對總體特征進行推斷，其中的準確率較低，其結果大概就是區間內的概率。樣本推斷總體是在認識方法中將同類事物進行推斷。只有樣本和總體的性質相同，得出的數據才能代表總體。但是其中的樣本可能帶有偶然性，在估計理論中在樣本的數據是非常嚴謹的。經濟學的統計思想還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體現在對社會經濟學的認識，理論模型是必然經濟規律的呈現，在理論模型轉化為計量模型時，必須將隨機性的因素考慮進去。經濟預測中對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預測中都含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為并不是每個預測數據都是準確的。只有對偶然性充分正確的認識，才能為必然性打下夯實的基礎。在計量模型估計參數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統計資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從而消除偶然性，獲取必然性。在統計預測中會發現，大部分的規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來的發展空間也只能給予適當的區間限定，從而體現出或然性統計思想。

五、分析經濟學中的統計思想

（一）經濟學和統計學的不同

經濟學和統計學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邏輯形式的不同，經濟學偏重于演繹邏輯，是在理論的指導下收集數據，從分析結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設，最終得出結論。經濟學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學習一定的理論知識，在構建假設的數理模型，從假設的模型中得出數據，最后形成一個二手數據，最后得出結論。而統計學大多數是利用歸納邏輯，以數據作為研究中心，通過描述磣齔鱟畛踅崧郟通過對樣本的分析推斷出總體特征。統計學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針對于經濟學中的問題，先進行數據收集，通過對數據的分析來得出相應結論，最后根據統計方法制定最后的結果。

（二）統計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統計規律是人們在一些雜亂無章的狀態下，去尋找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統計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數據的基礎上去研究問題，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規律。統計方法是研究中比較常用的一種方法，單純的從數量關系上去尋找規律難免會產生誤導的問題。而統計學是教會人們如何運用正確的方法，來進行結論的解釋。在一個好的經濟學實證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實證搞的過于復雜，把時間精力浪費在研究實證的正確性上，要從一開始就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六、結語

綜上所述，經濟學的研究離不開統計思想的參與，所以要正確的認知統計思想，在經濟學的實際運用中，使用正確的統計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明白經濟學和統計學在邏輯推理方面存在著怎樣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論。從某種程度上講，目前的統計方法在經濟學中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要注意正確的運用統計方法，避免一些統計方法的誤用造成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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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篇（5）

一、國內關于哈羅德?伊尼斯研究現狀

從研究現狀來看,我國對哈羅德?伊尼斯的研究很少。除了2003年何道寬譯的《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外,再沒有單獨研究伊尼斯傳播思想的著作。哈羅德?伊尼斯被提及也是常常作為麥克盧漢的引子,是麥克盧漢的陪襯。這與他豐富的理論成果是不相符的。

在研究派系上,哈羅德?伊尼斯被認為是“媒介決定論”的先驅。后來在尼爾?波茲曼創立的媒介環境學派上,伊尼斯被認為是“媒介環境學”的始祖。關于哈羅德?伊尼斯的“媒介決定論”本文暫且不論。筆者認為,哈羅德?伊尼斯的傳播觀里還包含了很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二、伊尼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論證及分析

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派在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中,代表了一種宏觀的視野,它關注的是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即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作用,強調以一種“歷史的”、“制度的”方法來研究傳播現象。①從伊尼斯的兩部傳播學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觀點。

(一)國際政治經濟的寫作背景

哈羅德?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經濟學家,初期是專攻經濟史的,他在研究加拿大的皮貨、紙張、采礦業、木材業、漁業、谷物、石油等產業的過程中,發現了紙張等傳播方式在國際貿易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進而轉向研究傳播學。從他的研究歷程來看,伊尼斯的兩本傳播學著作跟經濟學是有很大聯系的。

另一方面,《帝國與傳播》的主題就是關于美國和英國對加拿大的雙重宰割。伊尼斯在書中試圖分析二者之間的差別。他寫這部著作適逢加拿大面臨強大的技術傳播系統的威脅,“加拿大文化生活的核心”可能遭受打擊,進而引發危機,而且這種趨勢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他寫作這兩本傳播學著作是要給加拿大人敲響警鐘:加拿大不能滿足于初級產品的生產,經濟不能受制于人。加拿大人必須弘揚自己獨特的國民性,文化上也不能受制于人,不能成為英美等國的邊緣,不能受文化帝國主義的擠壓。②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無論是以前的學術背景還是研究傳播學的目的,伊尼斯的這兩本著作都帶有政治經濟學的傾向。

(二)“帝國論”與“偏向論”中的政治經濟傾向

伊尼斯筆下的“帝國”,有兩層意思,一個是作為政體的大型國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組織。③伊尼斯又把他所謂的帝國分為兩大類:政治帝國和宗教帝國。政治性帝國倚重空間的控制,大肆擴張,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國倚重時間的傳承,比較能夠經受改朝換代的折騰和帝王更替的滄桑。④從他的帝國所指來看,他的寫作思想跟政治和權力有很大的相關性,這一政治傾向性一目了然。

伊尼斯認為,媒介可以分為兩大類,其基本區別是:有利于空間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時間上延續的媒介。⑤“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中寫道,不同的技術各有其傳播‘取向’,這些取向決定了社會組織的形式。由這些技術決定的‘知識壟斷’控制了各種社會團體間政治權力的分配。”⑥這里面的社會組織也即權力組織、政治組織。

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論就是傳播與帝國(組織)的關系,也就是說,傳播的政治傾向,已經帶有政治經濟學的萌芽。

(三)著作中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思想

在《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中,伊尼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詳細敘述了傳播的發展史,也分析了傳播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技術等的相互關系。由于時間、空間、學科跨度都比較大,所以他沒有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做理論提煉,但其著作中有很多明確的敘述都可以表明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政治學和經濟學相依相伴,很難區分,但為了更詳細有力地說明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筆者從下面四個方面加以論證和分析。

1、傳播對政治的影響

在《帝國與傳播》的緒論中,伊尼斯提到:“在政治的組織和實施中,傳播占有關鍵的一席。”⑦這個觀點表達了傳播對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傳播對政治的影響,對內主要表現在權力的分配上,體現為帝王(君主)對宗教組織的權力爭奪、官僚機構與社會大眾的權力制約和這三者權力的相互抗衡;對外表現為國家與國家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帝國的興衰。由于處于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各個時期的權力主要矛盾會不同,媒介對其造成的影響也會不同。

“從倚重石頭轉向倚重莎草紙的變化,以及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在發生著的變化,給埃及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壓力。”⑧在巴比倫,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達成了長期的妥協,于是就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⑨……希臘人的口頭傳統強大,字母表靈活。他們在政治帝國和宗教帝國這兩個觀念之中打進了一個楔子。⑩文字的廣泛傳播加深了城邦之間的鴻溝,加快了希臘文明的瓦解。⑾ 在中國,因為漢字復雜,輿論受到嚴重的束縛,造成長期的動蕩,引起改朝換代,導致蒙古人征服中原。”⑿在文明古國,媒介的偏向會導致帝國或繁榮或興亡。

隨著紙張的出現,印刷業的逐漸興起,媒介成為社會各政治組織爭奪的場地和工具,在組織的簇擁下,媒介發揮了更廣泛的影響。“革命之后,報紙多半緊密掛靠政黨,關心如何影響公共輿論。……新聞記者成為積極參政的人物。大量的政治小報使新聞界處于縱的狀態,國內外集團通過直接補貼來操縱新聞界。對納粹黨的當選,廣播喇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報紙和廣播這兩種媒介沖突的結果。”⒀從以上的敘述可以得出:印刷媒介和廣播媒介對國家的政治體制、民主和法制甚至是世界的格局和沖突都有很大的影響。監督政府、制造輿論,充當政,影響國際關系,媒介自身也成為了一種權力象征。

2、傳播對經濟的影響

傳播對經濟方面的影響,伊尼斯在著作中也有提到。在印刷媒介出現以前,媒介對經濟的影響是很微弱的。媒介對經濟的強大影響主要體現在印刷媒介出現后的廣告上。

在古代,關于媒介對經濟的影響,伊尼斯只是零星的提到, “紙的生產傳到歐洲是商業革命的標志。紙的使用推動了信用的成長,其表現是保險單和匯票的使用。”⒁“與新聞紙相關的經濟十分敏感,其壟斷地位與廣告相關。這樣的經濟強調新媒介,尤其是廣播這個新媒介,后來對大規模的經濟蕭條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⒂在伊尼斯看來,媒介既會促進經濟的發展,也會造成經濟蕭條。

3、政治對傳播的制約

媒介作為一種工具,總是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組織手里,被加以利用或被拋棄否認。從媒介的發展史來看,政府組織對不同的媒介會采取不同的態度和措施,造成某種媒介的發展或快或慢,甚而消失。媒介會受到不同組織意識形態的主導,進而其傳播內容和手段也會帶有一定的傾向性。

埃及君主為了維護其組織嚴密、高度集權的行政機構,他們才建立了金字塔等石頭媒介。“君主集權有利于宮殿建筑的發展,君主們喜歡用石頭雕刻,把石頭作為銘刻的媒介,尤其喜歡把法律刻在石頭上。其意圖是建立龐大的帝國并使之協調一致。”⒃

印刷工業產業化以后,印刷業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它們成了調節政府和人民的橋梁。一方面,他們作為政府的工具,引導輿論,宣傳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它們又將公眾對政府的意見、建議通過媒介傳達給政府。同時,媒體也是各大政治集團爭奪權力的工具。政治團體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各個媒體加以扶持利用或給予打壓,其手段主要是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審查制度和稅收制度。這些在伊尼斯的著作中都有敘述,“專制君主對批評的壓制,迫使報紙和書籍挪到荷蘭去印刷,然后再偷運回法國。1712年,強制執行的印花稅,限制了新聞業的擴張。沃爾浦爾首相上臺后,印花稅又促進了政府對新聞業的壟斷。政府對報紙的影響又推到廣播上。”⒄

4、經濟對傳播的制約

媒介作為一種物質載體,也要實現其生產、加工和交換的價值,它是經濟交換的一部分,受到經濟系統的制約。媒介的高速發展是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技術的發展也促進了媒介傳播手段和效果的提高。廣告的出現,更使得各種傳播組織強強聯合,發展成為傳媒集團。

“報紙成為‘經濟布局的機器上的一個零件’。”⒅為了更生動地說明媒介的經濟傾向,伊尼斯還引用了芬諾1799年寫的一段話:“美國報紙是最下賤、最虛偽、最奴性、最腐敗的報紙――其編輯是最愚昧、最貪婪、最粗鄙的機器人,這個機器人用銹跡斑斑的鐵絲做成,這種鐵絲是骯臟的商業貪婪。”⒆

媒介是應商品貿易的需要而出現和發展的。為了適應經濟規律和擺脫政府的控制,廣告應運而生。隨著廣告的出現,媒介的商品屬性隨之而來,利潤成了其追逐的最大目標。

結 語

哈羅德?伊尼斯是在他去世的前兩年完成這兩部著作的。由于受當時的歷史和技術條件限制,他的媒介理論沒有預測到現在傳媒對“消費主義”的推動,沒有預測到“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但盡管如此,他的著作已經具有了傳播的政治經濟學引子,并且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美國具有機械化的傳播體制和有組織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并將其強加于普通法。這種新型的帝國主義體制,從法律上說是要保護的,然而事實上,它卻被用來擴張帝國主義。”⒇面對美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和影響,面對網絡時代的廣泛傳播性和瞬時性,現在來研究伊尼斯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論,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①莊曉東 主編:《傳播與文化概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頁

②③④⑤哈羅德?伊尼斯 著,何道寬 譯:《傳播的偏向》譯者序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6）

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中，不論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經營方式、運行機制如何變化，其社會主義性質和社會功能都是既定，如何使企業的經營與之統一和協調，這就要靠思想政治工作發揮主導作用。一方面，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保證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在企業的貫徹執行，促使企業依法經營，杜絕國有資產的流失；另一方面，保證企業生產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為目的，促使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這些職能要求從事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必須不斷加強理論學習和政策、法規的學習，切實加強政工組織機構和人員隊伍的建設，通過有效的系統組織工作，使企業員工樹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觀念、競爭觀念、質量觀念、效益觀念，形成企業特有的遠景，這樣才能引導企業健康發展。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這是一種長期的投資，需要投入的成本是很大的，并且投入產生的收益通常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對于習慣用短期投資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們就會輕視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對于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來說，它的穩定和發展，有利于社會的整體改革，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所以，從長遠看、從整體看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巨大的，它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從現實當中，我們卻發現思想政治工作呈現淡化和弱化趨勢，究其原因是一些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內涵背離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我們應當把握其中的一些經濟規律。

1、處理好成本和收益的關系。“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當我們得到一樣東西的時候，必然要付出另一些東西，這是自然的規律。比如：企業召開任何一個會議，我們就要考慮其成本，除了直接產生會務費用，交通費用等，還要考慮間接發生的按正常時間支付員工的工資和員工因參加會議而沒有生產所產生的效益等。當然，我們并不能因為開大會要發生成本，就不開了，關鍵是要考慮會議的必要性、針對性和科學性，是否有利于企業的短期目標或長期目標的實施，從而找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點，當這個大會只是一些簡單的文件傳達和局部任務的布置，我們就要考慮會議的形式及范圍，是否屬于有效需求，控制好投入和產出的關系。

2、運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凱恩斯的“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經濟運行自我調節和配置的規律。現代企業的經濟運行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而且大多數是企業不可控制的，就外部環境中的人文社會因素而言，它的變化往往會影響社會對企業產品與服務的需要，這就要求企業的產品與服務必須及時、主動地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思想工作的落腳點和出發點也應該與外部環境相配套，營造一種適應競爭的企業文化，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從這一原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企業的管理、決策、行風、形象建設等等完全可以用“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節和配置。政府應該在政治和法律方面進行主導、調控，而不需要直接干預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具體內容和形式，甚至向企業強制灌輸某種模式和內容，這樣只會令企業思想工作滯后于市場經濟運行，脫離企業的實際需求，其效果往往是事與愿違，給企業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二、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能提供智力支持和動力，是人力資本的提升，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就是企業的每一個員工，是通過有效的載體和途徑，引導員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轉變員工的思想觀念、培育良好的職業道德，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這個過程中員工的自身素質是得到不斷提高的，從而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運用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思想政治工作在提升人力資本的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眾所周知，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一個由企業諸方面能力結合而成的有機整體，是企業內在素質的外在表現，是企業經營的靈魂。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提升人力資本的過程，一定要把握經濟學原理的本質。

1、邊際效用遞減原理。所謂邊際效用是指某種物品的消費量每增加一單位所增加的滿足程度。這種滿足程度是隨著消費量的增多而減弱的。比如：一個人很想吃葡萄，當面對新鮮美味的葡萄時，吃第一顆的時候感覺是最好的，吃第二顆的時候感覺也不錯，但隨著吃的數量增多，人就會感到滿足了，再吃已經沒有什么感覺了。這種邊際效用遞減原理告訴我們，企業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要不斷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徑和新方法，在對員工進行教育、培訓、引導的時候，一是掌握員工的需求，“對癥下藥”，提高其興趣；二是不流于形式，要有的放矢，注重實效；三要避免簡單的、重復的模式，使員工產生麻痹、抵觸現象。

2、激勵反應。所謂激勵效應就是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人們做出決策，通常會對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當成本或收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說，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例如，當西瓜的價格下降時，人們就決定多吃西瓜少吃蘋果，因為購買西瓜的成本降低了。其實激勵的有效實施，就是意味著效率的提高或收益的增多，它是人們決定行動的關鍵因數。因此，企業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當企業制定合理化建議獎勵制度時，員工就會增加自覺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當企業制定自學成材獎勵制度時，員工就會加大自我增值誘因；

當企業明確晉升制度時，就是激勵員工提升自我的需求；當企業推行榮譽獎勵時，就會給員工帶來心理滿足和成就感。完善的激勵機制會為企業注活力源泉，激發員工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使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性，是一種互動關系，形成有利于實現企業資源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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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傳統西方經濟理論；可持續發展

伴隨人類文明的延續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伴隨人類物質財富總量的急劇增長，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傳統西方經濟學)所面對的問題卻一點也沒有減少，而且與經濟危機相伴而生的是經濟學所遭遇的理論“困境”，以及“困境”過后并無多少明顯改進的理論“創新”。

一、老子道家學說的經濟思想

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和人口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三大世紀難題。是持續發展還是停滯不前?人類面臨有史以來最嚴竣的挑戰。鑒于這種危機感，可持續發展理念隨即橫空出世。該理念一方面反映了人類對自己走過的發展道路的反思和摒棄，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今后選擇的發展目標的憧憬和向往。可持續發展理念剛一問世，馬上得到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不同文明背景國家的普遍認同，并日漸風靡于國際社會。

可持續發展被權威的UNCED(聯合國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該理念從理論上闡明了發展經濟同資源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因果互動關系。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另一方面，該理念也無可掩飾地反映出以人類為中心和“人類中心主義”以利益為本位的價值取向。究其實，可持續發展觀還是一種不全面的發展觀，仍然沒有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觀，勢必將人類發展再次帶入困境而難以自拔。

流行于國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同先哲老子“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觀相比，在思想境界上稍遜一籌。老子認為，大自然是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而不停地運動著的，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觀規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謂自然是萬物之自然，是萬物按其本性成就自己的客觀規律。在老子的哲學語境里，人和自然是一個既相對獨立又和諧統一的整體，即所謂天人合一宇宙秩序的奧秘，就在于道不干預萬物，萬物自然造化而和諧相處。人類只有遵循萬物之自然，為無為，事無事，才能無為而治。這就是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奧妙。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求，無疑是博大精深和獨具慧眼的。古今中外無數事實證明，人類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改造自然。如果人為的因素超過自然生態所能忍耐的極限，自然規律就必然會對人類進行無情的報復。

二、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缺陷

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帶給人們的困惑根源于它的邏輯路徑。西方經濟學以“稀缺性”作為自己研究的邏輯起點，把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認為人們所從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一系列經濟活動無不是也理應是為了彌合有限資源同無限欲望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所謂“稀缺性”概念的實質。其次，西方經濟學提出有名的“經濟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則”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原則”兩層含義，而“擁有完全信息和具備完全理性”是該項假定的核心。由此，傳統經濟學得出的結論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徑在于鼓勵經濟人按照“利已以利他”的原則活動一既然資源是稀缺的，人們就應當加緊索取和利用。如此一來，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今天都面臨著發展經濟同保護生態之間的尖銳矛盾，本應平衡和諧的天人關系近一個世紀以來被顯著打破而嬗變為一種天人對抗或人地沖突。而且，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掠奪性的資源大開發所帶來的“吃不完”的問題似乎比從前的“吃不飽”更為棘手，這種由“稀缺性”假設出發到“過剩性”矛盾結束的狀況同樣使眾多的學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對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和生產過剩問題，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可以說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對于什么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這一日益受到關注的問題，傳統西方經濟學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一個體效用最大化一也越來越與客觀現實相矛盾。“效用”一詞被定義為“物對于人的有用性”，它內在地包含了物質利益最大化是人們追求的唯一目標這一價值取向，作為測量人們心理滿足程度的數量指標，其曝露無疑的“精確化”數理傾向本身就是對經濟學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種背離。

從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經濟理論，到凱恩斯主張的隨機而動的政府干預政策，再到新自由主義者把市場經濟理論和政府干預相結合的觀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經濟背景下各派學說總會輪流擁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隨從，但“現實的市場經濟”同“理想的市場經濟”之間似乎始終橫亙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以至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微觀經濟無效率、社會不公平成為西方經濟學家自己也承認的市場失靈的三大表征。

20世紀70年代末，薩繆爾森就指出“(市場經濟)現在反復地鬧滯脹病，有利于滯脹中的‘滯’的部分的政策導致‘脹’的部分惡化，而有利于‘脹’的部分的政策導致‘滯’的部分惡化，只是經濟始終處于進退維谷之中”。

市場失靈所產生的“馬太效應"，與大哲老子對人性貪婪的洞察驚人地吻合。市場經濟是非常神奇的，它在短短二百多年內所創造的財富，遠遠超過以往一切時代社會財富的總和。然而，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它的嗜利的本性，使它在公平領域失去了往日的靈光。市場失靈的表征之一，就是社會分配不公。

三、結束語：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之路

從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史來看，以人為主體的經濟活動亦可歸屬不同的層級：自然境界中的經濟行為以滿足人的溫飽為意旨，可名為“短缺經濟”；功利境界中的經濟行為除了滿足衣食之欲以外更追求自我之名與自我之利，所謂“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權衡構成該境界的本征；道德境界中的經濟行為雖不拒斥自足自利，但無論“義利之辯”抑或“群己之爭”均以前者為百行之先；而進入天地境界之后的經濟行為則已實現知天、事人、利群、悅己的相容相合，其達于“天人合一”超然之境的意念是人類可持續永恒發展的最高追求。通過對老子哲學思想的深入學習和認真反思，尤其是“天人合一”自然哲學思想的重溫，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我們對人生天地境界的領悟，更有利于生活在在時代的我們懂得如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明白如何在遵循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和服務社會的職能，以及明白如何通過“兩手抓”來推動兩個文明的協調進步和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另一方面，通過對老子《道德經》的反思，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搞所謂的“全盤西化”既不應該也是不必要的。我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化，將基本原理同中國當前的社會發展實際相結合，主動從中國古代浩繁廣博的思想寶庫中汲取精神養料，才能把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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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蔣自強，史晉川等．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第二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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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能啟發學生思維的教學模式。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學教學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復習舊課，列出、、幾個概念或問題，然后是導入新課，板書要講的章、節等內容，并在相當程度上很注意“板書”這一教學環節。多年的教學經驗使我感到板書固然很重要，但也時常覺得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條理清晰、重點難點突出的板書對大學生的思維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啟發思考作用的同時，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許多概念、原理還沒等教師在黑板上寫完，學生馬上就會產生這樣的意識：高中時學過了，誰不知道。其后的教學活動我們可以想象會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認為在教學中教師要著重從現實經濟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課堂教學中來，通過介紹、分析、講解，啟發、調動、吸引學生思考，并在學生積極思考的過程中，把他們原來有所接觸但實際并未掌握好的經典概念予以生動的解釋。在這個前提下再板書必要的綱目，我覺得比為板書而板書更能引起學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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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宏微觀經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核心課程，是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在普通高校的教學過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如何使學生將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通過經濟學教學改革完成宏微觀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是許多普通高等院校經濟管理專業教師共同關注的問題。阮守武（2009）認為經濟學的教學關鍵是要讓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待經濟學的發展，幫助學生建立起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李桂娥（2010）提出借鑒劍橋大學研究型教學的經驗，以創新教學理念為指導，以問題為導向，從課堂教學和課外指導兩個方面開展研究型教學，對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有顯著作用；曹建忠（2011）認為應將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目標設定為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學生建立經濟學的思維模式、提高學生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數學建模于20世紀80年代初，引入我國復旦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課堂中。自1996年“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工作會議召開后，全國高校掀起數學建模熱潮。建模思想作為能有效提升學生動手實踐和創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越來越受到高校教師的關注。因此，如何將建模思想滲透到數學課程教學成為我國學者的研究熱點，并且成果豐碩。然而，在宏微觀經濟學中也存在大量的數理模型，我國學者對于如何將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研究略顯不足。實踐證明，經濟學模型對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想象力、邏輯思維能力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過研究如何將建模思想融入到高校經濟學教學中，把經濟學理論知識與建模思想進行有效融合，引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這對于我國高校更好地完成宏觀微觀經濟教學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二、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必要性

1.當前高校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缺乏對學生經濟學思維的培養。作為經濟學科的學生，除了需要掌握經濟學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經濟學的思維模式。然而經濟學知識相較一些科目理論性強，原理、知識點深奧，初學者不易理解，教師大多重視知識的傳承，為學生提供的案例性學習、探索性學習的機會比較缺乏，忽視了對學生經濟學邏輯思維的培養。

（2）教學方法傳統。現實教學中，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普遍存在單一、枯燥等現象，“講授-接受”式教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導地位，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的交流互動較少，這必然導致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傳統的教學模式，雖使學生獲得了暫時性的理解和記憶，但缺乏讓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和用經濟學模型解決實際問題的訓練，導致學生知識吸收的僵化。

（3）教學中建模案例的匱乏。經濟學是應用性很強的社會學科，以理論教學為主的教學方法使得學生在學習了理論之后，仍然不會運用這些理論分析實際問題，實際教學中，教師采取的措施多是單純地套用經典案例，忽視了對建模案例的指導。

2.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意義

（1）有利于推進高校經濟學教學的進一步深化改革。現實教學中，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普遍存在單一、枯燥等現象，灌輸式教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在目前經濟學教學目標中，要完成計劃的教學內容，傳統的經濟學教學方式很難實現，而如果在教學過程中有效融入建模思想，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促使經濟學教學目標得以實質性的完成。可見，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是經濟學課程教學目標本身的需要，有利于推動高校經濟學教學的進一步深化改革。

（2）有利于推進高校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在經濟學教學中，由于經濟學知識相較一些科目理論性強，原理深奧，不易理解，學生在學習時容易表現出消極態度。把建模思想引入到經濟學教學中，重點培養應用型本科人才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促使學生應用經濟學知識的能力在具體的建模過程中得到較大提高。同時，在建模過程中，學生需獨立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針對性閱讀并及時消化，將其應用到建模中來，可提高學生獲取新知識以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有利于高校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3）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在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在內容處理上，偏重理論與習題的講解，往往由于內容單調，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而通過構建經濟學模型可以改善學生對經濟學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的情況。因為運用經濟學模型解決的問題均源于實際的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同時，建模思維具有很大的靈活性，結果不唯一，學生可從不同角度，建立相應的模型來解決實際問題，有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

三、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途徑

高校經濟學教學融入建模思想的目的，就是促使學生學會運用數理模型和經濟學模型，把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進行提煉、進而采用模型對問題進行解答。建模思想體系的內容是培養學生在遇到實際經濟問題時，首先要通過分析與推理，將實際問題用經濟學語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該問題實際背景的假設，建立起相應的經濟學模型，進而尋求適當的計量工具來獲取模型的結果，最后還需將模型的結果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具體途徑如下：

第一步：實際問題的提出。結合日常生活，對于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提出疑問。

第二步：提煉，抽象化。這一步是把實際問題進行提煉、簡化，把實際問題抽象成經濟術語。同時，收集必要的信息，弄清楚對象的特征，找出相對應的經濟學理論。

第三步：形成模型假設。把問題融入經濟學理論之后，需要提出一系列符合該問題實際背景的假設，為建立起相應的經濟學模型做鋪墊。

第四步：建立模型。基于模型假設，建立相關的經濟學模型，并闡釋模型原理，對問題進行量化處理，運用數理模型把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進行提煉、抽象為數學問題。

第五步：求解模型。對模型求解，得出解決的方案。可以使用傳統的解方程、畫圖、證明的方法，也可以使用計量經濟學軟件等。

第六步：在以上過程得出的結果后，將結果結合實際問題，進行說明和闡釋，最終解決疑問。

同時，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樹立建模思想時，還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1.經濟術語表述口語化

在最初的教學階段，由于經濟學知識理論性較強，原理深奧，不易理解，學生在學習時會感覺到枯燥無味，容易表現出消極態度，學習積極性不高。所以，面對初學經濟學的學生，首先要引導學生在可以觸摸到的平常生活中去理解經濟學的概念，用生活語言來解讀經濟學的各種概念，讓學生覺得教材里的概念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譬如經濟學中的價格彈性、機會成本、經濟利潤、道德風險等概念，任課教師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并配備具體生動的例子進行講解，這樣既可以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又會加深學生對基本概念的理解，從而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2.案例教學推廣深入化

融入建模思想的本質就是要聯系實際。因此，在高校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我們不是僅僅在講課的過程中偶爾插入幾個例題，而是把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貫穿經濟學教學全程。應該盡量結合實際，設計適宜的問題情境，引導學生參與教學活動，讓學生體驗到通過自己的思考能夠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因此，在課堂教學中，以具體案例作為教學內容，通過具體問題的建模范例，介紹建模的思想方法。同時，選取的例子要貼近教材內容，貼近學生認知水平，貼近現實生活實際。涉及的專業知識不能太多，且要易于理解。此階段的重點是站在提高學生素質的高度，通過師生共同討論，把滲透建模的意識作為首要任務，注重培養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應用模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比如2015年我國股票市場多次暴漲暴跌，央行多次降準降息，全力護市，這些發生在現實中的經濟學案例貼近學生認知水平，貼近學生生活實際，若把這一案例結合經濟學教學中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IS-LM模型等相關知識對學生進行講解，必能激發起學生探討的積極性，從而達到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建模工具運用日常化

經濟模型求解的過程一般比較繁瑣，需要較強的數學功底，要求熟知模型的應用原理。隨著教改不斷推進，現代教學輔助儀器也在不斷地進入課堂。從以前傳統的黑板到十多年前的投影儀，再到現在的多媒體，這些現代儀器的應用，給現代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所以教師應充分利用這些輔助設施來提高自己的教學質量。尤其是計算機的普及，給經濟學模型求解帶來了很多的方便。教師如果能夠好好利用計量軟件的話，那么教學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教師還要引導學生加強課后練習，提高對軟件的熟悉程度。課后練習是培養學生使用計量軟件應用能力的重要環節，在設計課后練習題的時候，應該選擇一些適合初學學生能較好操作的實際問題，這樣既可以讓學生掌握理論知識，又可以讓學生獲得用使用計算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結語

宏微觀經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的核心課程，在普通高校的教學過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目前，由于高校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理論知識傳授重于思考能力培養、教學方法方式傳統等一些弊端，導致知識固化，使得學生無法將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建模思想作為能有效提升學生動手實踐和創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得到越來越多的高校教學的關注。高校經濟學教學融入建模思想的根本，就是促使學生學會運用數理模型把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進行提煉、抽象為數學問題，進而對問題進行解答。通過培養學生在遇到實際經濟問題時，首先要通過分析與推理，將實際問題用經濟學語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該問題實際背景的假設，建立起相應的經濟學模型，進而尋求適當的計量工具來獲取模型的結果，最后還需將模型的結果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用于解決實際問題，進而形成建模思想體系。另外，為了將建模思想有效地融入高校經濟學的教學，在教學過程中，任課教師要注重經濟術語表述口語化、案例教學推廣深入化、以及建模工具運用日常化，從而推動高校經濟學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推動高校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以及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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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立體分析方法對于解決實踐問題亦很有幫助。例如，時下我國經濟運行最傷腦筋的問題為內需不足，“擴大內需”即成為各學科學者所著力解決的任務。經濟法學者用立體分析的眼光來看，制約國內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內需擴大有賴于各項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應當從以下幾種角度來思考：一是從市場主體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確立非國有市場主體的地位，進行淡化所有制的企業立法，就會促進非國有資本的投資；通過完善企業經營機制和治理結構的制度設計，增強企業適應市場和技術創新的能力，就會提高供給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二是從市場規制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規制不正當競爭和限制競爭行為，營造公平交易的環境，重構誠實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決當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機的問題；通過打擊假冒偽劣，加強產品質量監督，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就可以提高消費者的消費積極性。三是從宏觀調控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完善產業政策和財政、稅收、金融、國有資產投資等經濟杠桿的運用規則，實現宏觀調控的規范化，就有助于解決市場供需矛盾。四是從社會保障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就不僅可以提高消費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費者的社會保障預期而調動消費欲望。總之，針對內需不足的問題，應當同時從上述幾個方面采取綜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對策，而不應當只從宏觀調控方面來思考。

八、法律與經濟，經濟更重要

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體現了“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翻譯”的經濟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經濟學原理，以致經濟法學界將二者關系形象地概括為“三分法律、七分經濟”，這就揭示出經濟學在經濟法學中的本原地位。特別是當今經濟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經濟學，甚至經濟學的概念和論斷直接為經濟立法所吸收。當今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同時，不同學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識和方法已不可能給予現實滿意的解釋。因此，在經濟法學的研究中重視經濟因素，符合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相互滲透的潮流。強調經濟因素對經濟法學的重要性，應注意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1.經濟法學在貼近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同時，應堅持自己的獨立品性。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法學總是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經濟政策和方針的解釋上，放在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新現象的解釋上，這種研究方法反映了經濟法學貼近生活、解釋實踐的特征。但是當其一旦走向極端，就會背離法學應有的嚴謹科學態度，顯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學本身應有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亦缺乏自身獨有的品性。經濟法學研究應當具有前瞻性，應當著意探求經濟運行的普遍性和規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現實立法背后，進行簡單的反映和注釋，更不能把現實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決的現象，當作普遍規律而上升為理論，否則經濟法學有淪為純“政策注釋學”的危險。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經濟法學界許多理論觀點、學說和主張處于短命、易變的狀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各學派對于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變化過程。

經濟需要由法律來規范，但并非所有經濟現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來規范。一般說來，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的經濟問題，是常態性問題而非短暫性、臨時性問題，是由常見性原因、深層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淺層次原因所引起的問題。經濟法學只應當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的經濟問題，并依據以這類經濟問題為對象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提出法律對策。經濟學則不同，無論何種經濟問題，也無論其由何種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進行研究并依據研究結論提出政策建議。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機理，描述其過程和后果；經濟法學研究經濟現象，則主要是針對其利弊、原因和過程進行制度設計并尋求如何將其設計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鑒法律經濟學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確的數學公式、數學模型等量化分析優勢，經濟學日益向相關社會科學滲透、擴張，顯露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法律經濟學即是法學與經濟學相互融合的產物。法律經濟學者主張運用經濟學的觀點，特別是微觀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和評價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著實現經濟效益的目標設計和選擇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價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資源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動即立法、執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因此，視界的開拓、方法的創新必然促進整個法學的變革和重構。在傳統法學看來，秩序、正義、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價值，法律的任務就在于創設或維護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法律經濟學則認為，法律應該有利于經濟效益最大化，所謂“正義”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學的基本原則。這樣以社會財富最大化為基礎，整個法學概念體系完全可以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也為不同的法律領域提供了一種傳統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誠然，法律經濟學的適用有失之片面和過于強調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為一種“范式”的革命，其對整個法學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作為與經濟學更有親緣性的經濟法學，當然能更好地借鑒、使用法律經濟學分析方法。就我國現階段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狀況而言，似乎有兩點值得注意：（1）不宜過分提高效益目標的地位。作為法律制定和實施主體的國家雖然越來越重視經濟，但畢竟不是經濟人，或者說經濟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國家的政策目標和法律的價值目標中，公平正義和安全穩定不能不擺在首位。所以，強調法律的效益目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標置于法律的整個價值目標體系中來思考。再者，效益目標對法律影響主要有立法和執法兩個環節。效益目標對立法的影響表現在制定法律時就充分考慮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實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標對執法的影響只宜限于執法者有自由裁量權的場合，公正執法和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執法的最高原則，執法者追求效益目標時不得超越此原則，這也是近些年來執法過程中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等借口考慮效益目標而執法不嚴不公的現象盛行的深刻教訓。可見，效益目標對法律的影響應當以影響立法為重點。（2）法律的經濟分析應當以來源于我國實踐的數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項法律制度時，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構成因素，而不運用經過調查、統計所得到的數據資料對各項構成因素的數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與各收益因素之間的函數關系，那就不是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如果雖然進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據的只是外國的數據資料，那其結論對我國僅有參考意義，而不宜用來說明我國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經濟學論著中，雖然畫出了反映一定函數關系的圖像，但未注明其數據和圖像的來源（是我國的還是外國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還是援引他人的），13那就不可能有說服力。應當承認，在我國現階段，學者們要想獲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數據，還相當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就限制了法律經濟學的作用和地位。

九、當代與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是硬道理。面臨著趕超型發展目標，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發展中國家處理當展、公平和效率與代際發展、公平和效率之間關系的特殊規則。在此背景下的經濟法，不僅要保障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而且要規范政府經濟行為的行使方式與限度，使政府行為及其所控制的市場行為對后代的負面影響得以限縮，做到當代的發展不損害后代的發展，當代的利益不損害后代的利益。這種使命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確立更加顯現和緊迫。市場機制和與之對應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當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故對于可持續發展來說，有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續發展為價值取向的國家干預和相應的經濟法來彌補。所以，考慮、顧及和保護后代利益，對經濟法來說更為重要。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發展模式的全新發展模式，使人們擺脫了傳統發展思想的束縛，從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類的發展史與文明史，構成了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實踐表明，由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采用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會、經濟生活一系列顯著變化。例如，經濟體制和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宏觀調控方式和市場規制方式的變化，等等。事實上，可持續發展目標已經內化為經濟法的目標價值取向，給整個經濟法的立法和實施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1）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理念的影響。經濟立法應當將可持續發展目標內化為目標價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實施的全過程中始終貫穿此價值目標。傳統的經濟立法、經濟政策只注意到現時利益的調節與分配，只調整當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沒有深入到人類利益的基礎和人類代際關系的領域，以致行為短期化傾向嚴重。因此，可持續發展需要實現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利益均衡，正確處理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2）可持續發展對經濟立法、經濟法實施的影響。歷史經驗證明，人類過去實行的許多非持續性政策，正是導致今天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律、經濟政策，就是要將環境、生態、人力資源等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納入經濟立法之中，改善管理體制與制度，有效地使用經濟手段與其他鼓勵措施，將經濟發展導入可持續發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續發展需要從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圍、更長遠的未來利益來考慮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決策的重點和實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評價以及政府行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與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類自誕生以來的趨勢，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它強調世界大同，與國際接軌，引進國外技術、制度和觀念等。本土化則強調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大同、接軌、引進都應當符合國情。發展中國家面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動迎接挑戰的同時，更應當重視從本國國情出發來作出因應的對策。知識界在努力認識、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時，又或多或少有些喪失自我的傾向。于法學研究而言，全球化趨勢與中國國情和現實之間的關系愈發緊張，如何借鑒、移植國外立法例并使之與本土法律資源、本國經濟發展相協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不同的部門法對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說來，不同國家的民商法之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鑒與移植，而不同國家的經濟法之間可借鑒和移植的程度則很小。這是因為，民法與市場機制相對應，與日常交易規則密切相關，而市場機制、日常交易規則在各國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國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類生活的共同基本準則，易于借鑒和移植，從而同大于異，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領域已經出現統一實體法的趨勢；經濟法與國家干預對應，是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規范，而國家干預主要是針對市場供求狀況實施的，市場供求狀況具有多樣性和多變性，這決定了在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時期其國家干預的體制、目標、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國家的經濟法之間往往難于借鑒和移植，從而異大于同。14總而言之，經濟法中的諸多理念與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時空維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無論建立在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發育程度和供求狀況的市場，還是政府干預市場的不同方法與力度，都表明經濟法的內容難以趨向統一。例如，中國經濟法自身的邏輯起點和獨特發展歷程，政府經濟行為的運作與規范，競爭立法模式的選擇和對經濟性壟斷、行政性壟斷規制等命題莫不反映出經濟法的國情差異。因此，現代的、作為一種制度規范的經濟法不宜靠移植、借鑒得以創立，而應當從我國的本土資源中演化創造出來，更加注重對本國國情的研究。現今灌輸的全球化內容其實大量的是西方國家的價值觀、經濟和政治制度模式――因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發達國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政治優勢強行輸出自己的價值觀，獲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國要趕超發達國家，只能基于本國國情創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歸根結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質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國際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終是為解決本國問題服務的。現時出現的“全球本土化”一詞，是耐人尋味的。經濟法在全球化的趨勢中，應立足于對我國政府與市場的研究，探索政府對市場運行有效和適度的干預方式，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和健康發展。

十一、傳統與現代，現代更重要

作為知識的積累和傳遞，我們理當學習、繼承傳統的學說和知識。但是，我們也一定要考慮到前人理論的實際語境與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劍。現代社會有與傳統社會顯著區別的特性，其本身發展也可謂是日新月異，經濟法應當充分考慮現代的實情。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出現，它必將改變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必將帶來人類社會的深刻變革，推動經濟和社會運行的重新整合，給法律的內容、調整方法以及整個法制的運作機制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中國經濟法學應當把握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特別是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知識經濟的思潮納入經濟法學研究的視野之中，更加關注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及其對經濟法的影響與要求，著重研究國家如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法律對策。例如，競爭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密切相關。農業經濟時代競爭的決定因素為土地，工業經濟時代競爭的決定因素為資本，而知識經濟時代競爭的決定因素為知識。競爭方式從有形資產向無形資產的變遷即昭示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歷史差別，這種差別則必須為法律所認識、包含。又如，勞動關系在早期被納入到民法的調整范圍之中，但實踐證明，由民法調整勞動關系已不足以保護處于弱者地位的勞動者，并且導致社會勞動力資源的萎縮和階級斗爭的激化，于是，就出現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則、體現國家干預、以保護勞動者為主旨的勞動法，并脫離民法而成為獨立法律部門。時至今日，仍有學者食古不化，意圖讓勞動關系回歸到民法體系之中。15此種思維方法即是忽視勞動關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勞動關系屬于民事關系的舊有觀念上。再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以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相結合的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而不是以自由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近代市場經濟。所以，我們在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法學思考時，就應當著重從現代經濟學中汲收理論營養，而不必崇拜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還如，在設計我國現代法律體系的框架時，許多學者一直把法律體系的傳統框架即“六法全書”框架16奉為樣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論依據來思考，經濟法當然無立足之地。殊不知，從古代、近代到現代，法律賴以存在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調整的方式和技術，都在變動，法律體系的框架當然會隨之重構，并且呈現由混沌到清晰、由簡單到復雜的進化趨勢。“六法全書”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經濟法是現代法，“17在”六法全書“框架中當然無法理解經濟的獨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書“框架來概括近代法盡管是適當的，但用”六法全書“框架來硬套現代法則不合時宜，因為現代已出現了許多近代不曾有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法律現象。現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為基礎的法律框架重組，經濟法就是這種法律框架重組的產物。所以，只有把經濟法置于現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經濟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鑒與原創，原創更重要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科學意圖與世界學術規范相接軌。在早期“補課”任務大體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兩種人還保持著較為高昂的創造力：一種是外語功底深厚的人，這些人可以越過翻譯界直接追蹤世界學術最新動態，有話語方面的進口權；另一種是對現實各種動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們能夠直接從生存經驗和社會實踐中汲取思想能量，對現實作出創造性學術回應。上述兩種人似乎代表了學術研究中借鑒與原創的兩個方向。兩者相比，原創更具有重要意義。同樣的，中國經濟法學要求研究者根據內在的本土資源，以批評的態度，獨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維，提出特殊而具體的重大原創性問題，并謀求得到正確的答案。例如，中國經濟法的知識內容源于兩方面：高度計劃體制下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西方經濟法學說。但是經濟法學者在繼受上述兩方面知識來源的時候，未能重視結合我國實踐進行原創性的開拓工作。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普遍認為：市場缺陷是現代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現代經濟法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重要的、亟待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由此推論出經濟法的使命在于彌補“雙重缺陷”。18但是，在特定的語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結論并不一定適合現實國情。借用“雙重缺陷”及其彌補的分析框架來給經濟法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定位，這當然有意義。但不應當只轉述西方經濟學中關于“雙重缺陷”及其彌補的理論，而應當著力分析我國的“雙重缺陷”有何特點，彌補“雙重缺陷”的對策有何特殊性。這樣的研究才有原創性。

又如，許多學者在其經濟法著作中都把經濟法律關系理論作為經濟法總論的主要內容，但都不夠成功，給人的感覺是對民事法律關系理論的直接套用。雖然應當承認，民事法律關系理論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主體、客體、內容）和民事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消滅及其法律事實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責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這只適宜于像民事法律關系那樣內在結構較為簡單的法律關系，而對于內在結構復雜、多樣的經濟法律關系來說，則顯得不適應，以致用這種分析框架來描述經濟法律關系，往往給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對制度設計幫助不大，并且對經濟法學分論各章不便適用，即使適用也沒有多大義。這就需要尋求經濟法學的新型分析框架。筆者認為，經濟法總論的分析框架應當在總結、抽象、歸納經濟法分論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形成，即是說，應當原創而不是借鑒。完全可以說，經濟法總論的獨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經濟法學走向成熟之時。

十三、靜態與動態，動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