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統計學分析匯總十篇
時間：2023-09-05 16:46:17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口老齡化統計學分析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2004年1月～2006年5月在我院就診的確診高血壓的老年患者117例，其中男87例，女30例；60～69歲92例，>70歲25例；文化程度：小學7例，初中16例，高中或中專31例，大專48例，本科以上15例；干部58例，工人21例，農民13例，其他25例。選擇條件：①符合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的診斷標準。②曾進行抗高血壓藥物治療。
1.2研究方法采用自行編制的高血壓患者依從性問卷。在調查對象入院的48 h內，由調查者對調查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包括患者的一般資料、疾病資料、服藥情況及治療依從性的評定資料：①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就醫條件、社區醫療服務及服藥依從性差的原因。②疾病資料。包括總病程、住院次數、疾病癥狀、血壓分級、病情。③服藥情況。服藥種類、服藥次數、近期療效、藥物不良反應。
1.3用藥依從性評定用4個問題評價服藥依從性：“你是否有忘記服藥的經歷？”“你是否有時不注意服藥？”“當你自覺癥狀改善時，是否停藥？”“當你服藥自覺癥狀改善不大時，是否曾停藥？”4個問題的回答均為“否”，即為依從性佳。4個問題中只要有1個及以上的回答“是”，即為依從性不佳[2]。
1.4 統計學方法運用Foxpro建立數據庫，SPSS 1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顯著性分析用χ2檢驗[3]。
2結果
2.1用藥依從性分布情況服藥依從性佳者為43例，占36.8％；服藥依從性不佳者74例，占63.2％。
2.2影響因素分析在各個因素中，就醫條件、社區醫療服務、總病程、疾病癥狀、近期療效、病情分度、藥物不良反應、服藥次數等因素對高血壓患者服藥依從性均有影響（P
2.3用藥不依從的原因分析在依從性不佳的患者中，認為高血壓病不需長期服藥者占15.2％，忘記服藥的占20.3％，認為無癥狀就不用服藥者占34.9％，擔心藥物不良反應者占12.6％，認為太麻煩者占9.4％，經濟原因7.6％。
3討論
用藥依從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對醫療或健康建議的遵從程度[4]。用藥依從性可通過多種方法檢測，如自我報告、藥片計數、醫師評估、血壓控制程度、患者隨診程度等，有學者認為以“自我報告”方法所獲得結果的可信程度最高[5]。本文用問卷調查所得用藥依從性為36.8％，與我國其他學者研究結果相似[2]。
影響高血壓患者用藥依從性的原因很多，包括社會人口學因素、疾病和治療狀況、患者和醫師方面及醫患關系等。本文結果顯示，就醫條件、社區醫療服務、總病程、疾病癥狀、近期療效、病情分度、藥物不良反應、服藥次數，這些因素是影響用藥依從性的主要因素，而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住院次數、血壓分級對服藥依從性的影響沒有統計學意義。
對用藥不依從者的原因分析發現，患者對高血壓知識的不了解是導致用藥不依從性的關鍵。而有關高血壓健康知識的了解對于用藥依從性來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本文結果顯示，不依從的原因中，最常見的是癥狀好轉和忘記吃藥，這與其他研究是一致的[6,7]。其主要原因是患者缺乏對高血壓知識的了解，故認為沒有癥狀病就好了，可不必服藥。
根據上述結果，提出幾點提高高血壓患者用藥依從性的建議：①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講解有關高血壓的知識，使其明確高血壓是慢性病，需長期治療，不規則治療會造成嚴重的后果。②加強社區醫療服務，改善治療效果，如醫院跟蹤治療，專業護理人員開展家庭隨訪，社區衛生院指導用藥等對促進高血壓患者用藥依從性有著重要的意義。③醫務人員盡量簡化治療方案，用藥宜簡單，盡量減少用藥次數和合并用藥，向其耐心解釋處方所開寫藥物的應用目的、劑量、用法及療程，以免老年高血壓患者漏服、忘服、錯服和多服而影響療效和增加不良反應。
參考文獻
1黃敬亨.健康教育學.上海：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2.8
2戴俊明，衛志華，張蓓燕，等.社區高血壓患者的藥物利用與依從性關系分析.高血壓雜志，2001，9(1)：65
3劉濤. 高血壓患者用藥依從性影響因素分析.實用醫藥雜志，2006，2(2)：23
4HaynesRB,TaylorDW,SackettDL. Complianceinhealthcare.Baltimore. JohnsHopkinsPress,1979.1-7
5GilVal.Validityof 6indirectmethodstoaccesstreatment complianceinarterialhypertension.Med ClinCare,1994,102(14):532
篇（2）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志碼：A
0 引言
自19世紀后期法國最早出現人口老齡化開始，西方許多國家相繼進入老齡化社會，在全球面臨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年人健康、養老服務、社會福利等問題及其政策應對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早期的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為主，20世紀40年代伴隨人口老齡化發展起來的老年學和其它交叉學科開始借鑒地理學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動、環境等），20世紀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為代表的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進行了老齡化地理領域的開拓性研究。
西方老齡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學的人口地理學、醫學地理學、健康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社會地理學，以及社會老年學的文化老年學、環境老年學等分支學科[1]，是一個跨學科（主要為老年學和地理學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領域，也被稱為“地理老年學（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齡化地理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對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間和地方之間關系的研究[3]。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的發展歷程與人文地理學研究轉向和思潮有密切關系。20世紀60年代“計量革命”引發的西方地理學界實證主義研究，7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從宏中觀尺度描述向微觀個體行為空間研究的轉變，9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主義、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出現的“文化轉向”，均對地理學的老齡化研究產生深刻影響，據此將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歷程劃分為3個階段：
（1） 20 世紀80 年代及以前。老齡化地理領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的開拓性工作為始，初期的研究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環境相互作用調查、服務提供的政策導向等主題的描述性分析[4]，此時期更多的是人口學、老年學、醫學等學科領域借鑒地理學方法作為一種工具來研究老齡化。直到20世紀80 年代末，老齡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為社會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其關于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運用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及其隨時間的變化和為老服務提供等兩大主題[5]。
（2） 20 世紀90 年代。地理學家在反思持續占主導地位的經驗主義和實證空間科學方法的不足基礎上，對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傳統主題和方式逐漸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齡化空間趨勢和老年人口行為、各種老齡化設施和環境的考察、保健和護理等方面。同時，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地理學與老年學產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齡化地理研究的視角除了關注健康、醫療保健、照護等傳統主題外，還開始關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經驗，老齡化的研究范疇已不僅限于社會地理學，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2]。
（3） 21 世紀以來。在地理學研究“文化轉向”的總體趨勢下，老齡化地理學從人文地理的文化轉向中學習理論和方法論，與學科的理論發展尤其是社會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相聯系[6，7]，老齡化的地理關注范圍進一步擴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會老年學關于老年人流動性、居住、福利、護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傳統經驗領域，尤其是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延伸更廣泛，促進了老齡化地理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發展[2，8]，如并行發展的人文地理學和社會老年學分別以各種方式批判性地與人文科學重新結合后，日益轉向參與老年人個體日常現實經驗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對包括傳記、自傳、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質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現代人文地理的關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論取向探索的興趣與日俱增[1]。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上階段的中心議題，主要集中于關注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等4個方面研究內容。下文將從這4個方面對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進展進行評述，并結合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現狀提出國內相關研究的可借鑒之處。
1 對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
長期以來，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方面議題一直是人文地理學者和社會老年學者等對老齡化地理的研究焦點，包括老年人口空間分布、老齡化地區成因和老年人口遷移等核心內容。
1.1 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口空間分布
老齡化空間格局作為地方、國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擴散的例證，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經、環境、財政、衛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典型的如聯合國每幾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齡化》系列報告，提供了對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齡化：成功的挑戰》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眾多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影響的基礎[10]；Mccracken 等學者通過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數量分布變化，運用匯集人口、流行病學和老齡化轉變的模型描繪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演變的地理-歷史進程[11]。亞太地區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機構和學者對這些區域老齡化空間分布、人口老齡化與健康、家庭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重點關注[12，13]。老齡化空間研究通常還包括對隱含老齡化負面含義的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病）繪制地理范圍圖[14]，對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間環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復能力特征的分析[15]，縱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發展促進對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認識[16]，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和空間數據的多層次模型繪制人口趨勢地圖[17]等方面。
學界關于老年人口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從國家和區域層面展開實證描述老年人口空間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較多。學者對歐美國家層面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較大差異，如，早期對美國巴爾的摩、費城和匹茲堡三大城市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間分布呈分散趨勢，反之則呈集中趨勢[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和東北部等9個州集中分布了全國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紀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區及郊區吸引了較多老年人[20]，對俄羅斯聯邦和整個加拿大城市系統老年人口空間集聚模式和趨勢的審視[21，22]也說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區、特定區域（如類似州、城市之間）等。在城市層面，對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市的研究顯示內城老齡人口密度較高而郊區和新建城區較低[23]；美國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顯集中于都會區的核心區，從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認為，老年人大多青睞大都市區，其中一半的人首選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區[25]；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城市地區人口空間分布研究結論[26]說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會區的中心地帶和偏遠的鄉村區域，城市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保持較高水平而郊區老齡化程度逐漸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齡化地區成因
對于城市內部老年人口多為集中分布于舊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齡化地區的研究結論，學者們進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如城市擴張引起的年輕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遷率、城市核心區不同社會階層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階段等對城市老齡化地區形成區域的影響[16]，但考慮政治和文化因素對人口老齡化影響的研究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對人口老齡化空間不均衡起普遍影響作用的[27]。Golant指出，復雜的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模式說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區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也都具有不盡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亞快速發展的新興城市的人口分布后發現，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設年代越久遠的地區數量越多，這是由于城市居住區向郊區擴張帶來大量年輕人口從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導致的[29]。在美國的研究則發現，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老年人口增長較快地區為非都市區，但70～80年代末出現了老年人口逆向遷移，從非都市區或鄉村轉向城市地區，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轉向郊區化遷移趨勢。由此說明，老年人口分布狀況隨時因不同的城市化階段影響而出現即時的變動，城市老年人集聚區也隨之發生變化。
有學者進一步探討老齡化地區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個老齡化地區的發展過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遷移還是當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結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區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響，不同地區人口遷移率是對老年人口集聚差異影響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學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產生和從外遷移來的人口都對區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產生重要的影響[30]。對此，比較具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解釋是美國學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間集聚學說”，他在對美國20世紀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格局變化的研究中，通過分析人口的動態遷移歸納出3種老齡化地區類型：①美國在50年代經歷了城市化快速發展下非老年人遷出和老年人殘留的非都市區老齡化的“殘留集聚（accumulation）”過程；②60年代經歷了郊區化趨勢下退休老年人遷入郊區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遷移的郊區老齡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過程；③70年代經歷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時遷入但老年人遷入比例相對較高的郊區老齡化“匯合集聚（congregation）” 過程。可見，各地區老齡化的過程和結果會因其不同年齡人口的遷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遷移
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動力之一是老年人的遷移，因此，對老齡化空間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學者對老齡化和移民長期關系研究的興趣[32]，20世紀70～80年代，歐美國家對此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從國家、區域和城市內部等不同的空間尺度展開。
對一國范圍內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多為利用普查數據，探討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變，如退休、喪偶、再婚、重病傷殘等發生時，在不同地域間的遷移行為。如對美國的研究顯示，20世紀60年代老年人口移動的數量和比例增加，多數是由北部各州遷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等陽光地帶（the Sunbelt）[33]，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遷入數量逐漸減少直至變為凈遷出區域，原來為凈遷出的東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遷出數量出現下降趨勢[34]。在這些老年移民中，年輕時因為工作離開故鄉而退休后選擇回鄉養老的遷移稱為回歸遷移，同樣較多的回歸遷移是趨向陽光地帶或者退休者地帶[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體機能下降或失偶而回遷，還可能因為更進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養老機構遷移，這樣一個遷移周期體現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階段的遷移模式[36]。同時國家尺度的研究出現了少量的關于老年人季節性遷移和跨國遷移的文獻，研究學者們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數據后分析認為，季節性遷移的經常發生可能預示著老年人會發生居住地的遷移[37]，如果老年人經常進行季節性遷移且滯留遷移目的地時間較長，超過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時間時，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義[38]。
基于都市區與非都市區和城市內部空間尺度的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顯示，這一尺度的遷移是老年人口遷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老年人與其他年齡人群一樣從農村向大都市遷移，此后又從同一個都市區內部大規模穩定地遷出到非都市區[39]，同時遷入都市區、尤其是中心市區的老年人數量逐漸減少，都市區成為老年人外向凈遷出的區域[40]，整體呈現老年人口從都市區向非都市區擴散遷移的趨勢。同樣的對美國城市內部的老年人遷移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從城市中心CBD到郊^的離心遷移大于從郊區到CBD的向心遷移[41]。
關于老年人遷移動因的研究主要關注于老年個人屬性特征、家庭特征和遷入地特征3個方面的影響因素。Walters探討美國退休老年人群遷移影響因素并劃分3種遷移類型：第一類老年遷移者具備較好的經濟、身體狀況，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而遷往具有宜人氣候和居住環境舒適的地區，屬于享樂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類老年遷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經濟和身體條件較差者，由于經濟和居住的依賴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遷移或是尋求成年子女照顧而選擇和孩子居住，屬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類老年遷移者通常是不與配偶同住的嚴重傷病者，因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業的陪護和護理，因此會遷向醫療設施較好的地區，這類老年移民屬于嚴重傷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見，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經濟、家庭特征和社會環境特征等導致老年人發生遷移行為的原因不同。
2 對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與照護
地理學者從人文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其他理論視角持續而深入關注老齡化領域的研究聚焦于醫療、保健、照護和空間的關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學主要集中于在較小的單位區域對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分析并集合成諸如社會健康圖集的文獻[44]，或是繪制具有老齡化負面含義如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病）、剝奪和死亡率之間關系的范圍圖[14]，以及大量關于老人護理的研究文獻如關注于發展良好的社區護理實踐模式和在這些模型后面的理論框架、正式和非正式護理之間的關系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影響、增長的社區護理對家庭的影響等主題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理學者一直致力于關注健康地理的演變和擴展合作，專注于把地方（place）當做一個健康老齡化決定因素的研究任務，即空間和地方影響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徑[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學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從局部或微觀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入手，揭示在此語境下照護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內容涉及理解老年人與家及周邊環境契合的狀況及體驗，這些空間情景的社會、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這些空間、距離如何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給老年人的照護[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別是家）是如何和為什么對老年人口照護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環境
地理學家持續關注人類經驗中環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護理的地點、空間和時間的重要性并形成了關于地點是不確定的、復雜的和有爭議的重要觀點[47]。隨后對環境和設施的深入關注使地理學家進一步理解了社區、城鎮、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環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護理環境和醫院[49]等支持或挑戰老齡弱勢群體[50]的方式。生活在農村環境中的老年人面對的挑戰繼續吸引少數地理學者的特別關注[51]。
地理學者從社會老年學角度長期關注老齡化和空間、地點之間聯系及擴展[52]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環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對住宅設施設計的影響、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等，這些研究為應對以現行政策和規劃為導向的 “健康老齡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區”主題做出了貢獻[53]。學者們關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會結構分析的變換，晚年住房選擇形式不斷地受到結構約束，老年人面臨的多種住房選擇依賴于他們的時間、空間和社會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不平等持久影響晚年住房機會的分化，且通過政府住房政策被進一步限制，從而也影響老齡化社區空間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環境影響的研究方面，對某些特定環境如住宅[56]、封閉的退休社區[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們生活其中變化的社會和物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對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的研究出現了批判性地評估社會和空間結構之間的關系的傾向，揭示種族、性別和階層的空間綁定定義[58]，探索老年人的空間和社會分異，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齡的社會和空間隔離背后的現實[59]，Laws的研究通過追蹤年齡關系的城市歷史來反映代際關系與城市建設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60]，Rogerson運用GIS空間技術比較了美國15個最大城市地區老年人群體的社會隔離狀況[61]。
3 對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
由于老齡化社會的需求，西方國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老年服務設施和老年社區建設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環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養老機構接受照護服務。但隨著越來越增加的老年人養老保障和服務需求，20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遭遇了“福利危機”，政府為了減輕沉重的養老負擔，實施了以私營化占相當重要地位的各項社會福利改革方案，與官方和民間達成的將家庭及社區當作最佳養老地點的共識――“就地養老”相關的照護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國的“基于家庭和社區的服務”和歐盟的“長期照護制度”方案等。對此，許多西方地理學者對老年服務供給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分析后一致認為，社會經濟、政治和制度的變化造成了衛生服務重組，導致了服務設施區位變遷，從而影響了老年人獲取、使用衛生保健服務的方式[62，63]。
學者對加拿大安大略省長期護理服務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服務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觀點，結果顯示在特殊的政治結構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務供給模式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對老年人使用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導致更大的潛在的脆弱性[64]。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影響也波及到更廣泛的空間：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蘭的研究揭示，長期護理提供的私營部門轉向已經導致在農村地區相對于城市地區較少的服務，盡管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住在農村社區[65]；Fortney 等對美國社區服務方案的研究表明，農村老人因為居于地理可達性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獲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務，他們可能面臨在醫院或養老院接受照護的困境[66]。針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區服務缺乏的農村地區的狀況，很多學者強調需要為此考慮解決的策略。所有這些地理學者探討的焦點是，要想保證服務供給分配的相對公平，該如何規劃布局服務設施的區位和尋找適宜的服務提供方式。
4 對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的研究
歐美國家的地理學者認為，老齡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義傳統提供了許多了解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關系的新視角，從人的層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體驗出發，研究一定環境條件下其對空間和地方在身份、意義、滿意度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與老年人的生活和經驗之間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斷交織發展的多層次、動態過程，從而完整理解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效應。這方面研究的獨特視角是關于地方（場所）的研究，以美國地理學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區變化中老年人的地理體驗[52]為始，持續在微觀尺度上關注老年人對各種地方（如家庭、社區、村莊、城鎮、養老院等）的主觀體驗，多運用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回憶錄等參與性、質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邊生活環境對其地方依賴、身份認同及身心照護等的影響[67]。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較大部分是關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環境的體驗。Rowles持續對阿巴拉契亞農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進行探索，使用充滿地方感和農村環境生活感覺的定義和概念評論老齡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詳細研究芝加哥入住單人間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經驗時，采用民族志傳統，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爭的細節，并發現他們的“街道危險故事”加劇了窮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會隔離[69]。Harper利用符號相互作用理論和民族志材料來探索老年人與他們生活周邊環境的關系以及他們與親屬發展的相互關系[70]。Elder的研究明確指出老年個人生活中歷史（時間）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地理學者以生命歷程線索重要性的啟迪[71]。近來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題是與家的意義相結合的研究。隨著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時間增加，老年家庭逐漸變成保健和社會照護的一個站點，家居空間日益呈現復雜性質[72]。地理學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間影響生活和經歷的復雜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義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48]。此外，家居空間被看作是這樣一個地點――一方面，它使人產生舒適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懼和失落或提供脫離接觸和撤離的地點[73]。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時有影響力的“精英”式歷史人物的傳記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對生態學的先驅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討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對Uvedale Price（1747-1829）――一個英國風景畫作者的研究通過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評論年老和疾病對他的影響，他對于老齡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夠保持體力和智力活動，以及人們如何看待他的年齡增長的[75]。Said 關于“晚期風格”的工作認為偉大的藝術家和作曲家晚年創造的音樂并不總是與他們的生活和事業相協調而以平靜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結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斷裂和充滿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輝煌和富有影響力[76]。
5 對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的啟示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之間相互關系為核心，從區域空間、社會經濟和文化、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3個基本視角[8，77]，對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模式（老年人口空間分布和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和政策評估、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等方面展開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義思潮和文化轉向的影響，由之前宏觀層面研究探討老齡化社會演化的自然規律轉向對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義進行理解和詮釋，研究方向越來越趨向于從中觀和微觀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環境和個體生命體驗，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數理統計定量分析方法轉向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方法，質性分析和個性化案例研究越來越受重視。西方老齡化地理研究分階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圖1所示。
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1999 年60 歲以上人口超過10%，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作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社會發展面臨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挑稹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從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老年學、醫學、建筑規劃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研究視角，重點關注人口老齡化演變趨勢預測及生育政策調整、老齡化社會經濟影響尤其養老保障和養老保險、積極老齡化應對策略等領域。中國地理學界對老齡化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成果逐步豐富，研究內容涉及人口老齡化時空特征和區域差異[78-80]、老年人日常活動和流動遷移行為[81，82]、老年公共服務需求和老年社區建設[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環境[85，86]、養老服務空間組織和規劃[87-89]等，多為運用定性描述分析、統計分析和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實證研究方法來刻畫宏觀的老齡化空間格局，以及對老年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總體來看，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齡化較多方面，研究體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論、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議題方面還較為薄弱，老齡化地理學需要進一步完善充實。借鑒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學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 拓展研究視角。與國外的研究相比較，國內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偏重于區域空間視角的老齡化區域空間差異和老齡化設施規劃等少數方向，較多與人口學、公共健康、環境心理、城市規劃等學科交叉融合而較少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融合，因此地理學在面對老齡化影響地域空間的實際問題時缺乏多維度多空間尺度的綜合應對。今后老齡化地理學應注重拓展社會、經濟和文化視角的研究，加強與社會、經濟、文化、管理、技術等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從中汲取多樣化的理論和方法以促進學科持續發展。
（2） 擴展和深化研究內容。雖然中國地理學已經從多角度對老齡化問題進行了探索，但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圍繞老齡化與空間、地方相互關系核心問題的各方面進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來越趨向于注重中微觀的地方與老齡化關系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則更多偏重宏觀和中觀尺度的空間研究。實際上，對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比如社區和家庭照護的現實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對老年社區建設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老齡化地理學在地方和老齡化關系方面進一步擴展和深化的重點研究內容之一；同時加強對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及心理情感等微觀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圍繞老年人養老照護的相關利益者的需求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的規劃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數理統計分析方法轉向運用民族志、口述歷史、傳記等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中國地理學研究老齡化問題仍多采用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為了在描述社會空間格局演變和機制的同時深入細致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未來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應該對質性研究、關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視，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進學科領域內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研究并行發展。
參考文獻：
[1] Skinner M W， Cloutier D， Andrews G J. Geographies of ageing：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after two decades of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5，39（6）：776-799.
[2] Andrews G J， Cutchin M， Mccracken K，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The constitution of a discip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7，65（1）：151-168.
[3] Cutchin M P. The Geography of Aging： Preparing Communities for the Surge in Seniors[J]. Gerontologist， 2009，49（3）：440-444.
[4] Rowles 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and aged：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86，10（4）：511-539.
[5] Harper S， Laws G. 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5（19）：199-221.
[6] Hardill I. Introduction： Geographies of aging[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09，61（1）：1-3.
[7] Schwanen T， Hardill I， Lucas S. Spatialities of age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old age and space[J]. Geoforum，2012，43（6）：1291-1295.
[8] Andrews G J，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Mapping a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J]. Geography
Compass，2009，3（5）：1641-1659.
[9]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5[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15.
[10] Kinsella K， Phillips D R. Global ag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J]. Population Bulletin，2005，60（1）：1-40.
[11] Mccracken K， Phillips D R.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36-60.
[12] United Nations E A S C， Escap T P.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R]. 2005.
[13] Phillips D R. Age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M]. London： Routledge，2000.
[14] Warnes A M. UK and western European late-age mortality： Trends in cause-specific death rates， 1960
-1990[J]. Health & Place，1999（5）：111-118.
[15]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ageing： Progress and connections to social gerontology[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7-12.
[16] Davies A， James A.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M]. Aldershot： Ashgate，2011.
[17] Bailey A. Population geographies and climate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35）： 686-695.
[18] Goodman A C. Using Lorenz curves to characteriz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J]. Urban Studies， 1987（24）：77-80.
[19] Bean F D， et al.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mong the elderly[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4：319-355.
[20] Rogers C C. Changes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areas[R]. Washington DC，1999.
[21] Heleniak T. Geographic asp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Russian Federatio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3，44（5）：325-347.
[22] Moore E G， Pacey M A.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aging in Canada[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2004：5-21.
[23] Hiltner J， Smith B W. Intra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the elderly[J]. Journal of Geography， 1974（73）：23-33.
[24] Flynn C B. General versus aged interstate immigration，1970-1986[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41-154.
[25] Golant S M. Housing America's Elderly： Many Possibilities/Few Choice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1992：368.
[26] Hugo G. South Australia's Age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Nature[J]. Austra-
lasian Journal on Ageing，2000，19（1）：23-32.
[27] Hanlon N.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13，19（5）：645-646.
[28] Golant S M. The residential moves， housing locations， and travel behavior of older people： inquiries by geographers[J]. Urban Geography，1989，10（1）：100-108.
[29] Scott P. Urba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J]. The Geographer，1971（18）：1-16.
[30] Frey W H. Elderly Demographic Profiles of U.S. States： Impacts of “New Elderly Births，”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J]. The Gerontologist，1995，35（6）：761-770.
[31] Mccarthy K F. The elderly populations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ange since 1960[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83.
[32] Mchugh K E， Mings R C. The circle of migrati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ging[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6，86（3）：530-550.
[33] Lee E S. Migration of the aged[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31-135.
[34] Golant S M. Post_1980 regional migration patterns of the USA elderly popula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0，45（4）：135-140.
[35] Serow W J.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USA：1955～ 1960 and 1965～ 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78（33）：288-295.
[36] Litwark E， Lo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1987，25（3）：266-272.
[37] Krout J A. Seasonal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J]. The Gerontologist，1983，23（3）：295-299.
[38] Rush C H. A survey of winter Texans in the lower Rio Grande Valley， 1982～1983[R]. Edinbury： TX： Pan
American University，1983.
[39] Longino C F. Changing aged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patternes，1955～1965 and 1965～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2，37（2）：228-234.
[40] Longino C F. Migration winners and losers[J]. American Demographics，1984（6）：27-29.
[41] Wiseman R F， Virden M.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intra-urban elderly mig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1977（55）：324-337.
[42] Walters W H. Types and patterns of later-life migration[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2000，82（3）：129-147.
[43] Milligan C. Bearing the burden： Towards a restructured geography of caring[J]. Area，2000（32）：49-58.
[44] Glover J， Harris K， Tennant S. A social health atlas of Australia[M]. Adelaid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Uni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9.
[45] Cutchin M P. Spaces for inquiry into the role of place for older people's care[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6] Wiles J. Conceptualising place in the care of older people： The contributions of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7] Rowles G. Place in occupational science：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 the quest for meaning[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2008（15）：127-135.
[48] Brickell K. ‘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36：225-244.
[49] Andrews G， Phillips D. Changing local geographies of private residential care for older people 1983-1999： Lessons for social policy in England and Wal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55：63-78.
[50] Mazzei F， Gillan R， Cloutier D.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older adults in a purpose-built acute care dementia unit[J]. American Journal of Alzheimer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2014，29：311-319.
[51] Joseph A， Cloutier-Fisher D. Age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Vulnerable people in vulnerable place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133-146.
[52] Rowles G D.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
[53] Golant S.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Are We Expecting Too Much？[M].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2014.
[54] Holdsworth D， Laws G. Landscapes of old age in coastal British Columbia[J]. Canadian Geographer， 1994（38）：162-169.
[55] Robison J T， Moen P.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housing expectations and shifts in late midlife[J]. Research on Ageing，2000，22（5）：499-539.
[56] Phillips D R， et al. The impacts of dwelling conditions on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Hong Ko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60（12）：2785-2797.
[57] Michael Y L， Green M K， Farquhar S A. Neighborhood design and active aging[J]. Health & Place，2006，12（4）：734-740.
[58] Jackson P， Penrose J. Construction of race， place， and n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
nesota Press，1993.
[59] Laws G. Understanding Ageism： Lessons From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J]. The Gerontologist，1995，
35（1）：112-118.
[60] Laws G. “The Land of Old Age”： Society'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urban built environments for elderly peopl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3，83（4）：672-693.
[61] Rogerson P A. The geography of elderl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1998，12（7）：687-698.
[62] Cartier C. From home to hospital and back aga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nd of life， and the gendered problems of place-switching health servic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3，56：2289-
2301.
[63] Wiles J， Rosenberg M W. Paradox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anada’s home care provision： Informal privatisation and private informalis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anada，2003，28：63-89.
[64] Cloutier-Fisher D， Joseph A. Long-term care restructuring in rural Ontario： Retrieving community service user and provider narrativ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0，50：1037-1045.
[65] Joseph A E， Chalmers L. Restructuring long-term care and the geography of aging： A view from rural New Zealand[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96，42：887-896.
[66] Fortney J， Chumbler N， Cody M， et al. Geographic access and service use in a community-based sample of cognitively impaired elder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03，21：352-367.
[67] Peace S， Holland C K L.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in Later Life[M].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2005.
[68] Rowles G. What’s rural about rural aging？ An appalachi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88，4：115-124.
[69] Rollinson P. The story of Edward： the everyday geography of elderly single room occupancy （SRO） hotel tenant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90，19：188-206.
[70] Harper S. The kinship network of the rural aged： A comparison of the indigenous elderly and the retired immigrant[J]. Ageing and Society，1987，7：303-328.
[71] Elder G.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4，57：4-15.
[72] Milligan C.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People， Place and Care in an Ageing Society[M]. Aldershot： Ashgate，2009.
[73] Meijering L， Lager D. Home-making of older Antillean 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J]. Ageing and Society，2014，34：859-875.
[74] Cameron L， Forrester J. A nice type of the English scientist： Tansley and Freud[J].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1999，48：64-100.
[75] Watkins C， Cowell B. ‘Mr. Price the picturesque’：Critic， connoisseur and landscape enthusiast[J]. Walpole Society，2006，68：1-77.
[76] Said E.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2006.
[77] 高月罰吳丹賢，許澤寧，等. 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綜述和研究框架構建[J]. 地理科學進展，2015，34（12）：1480-1494.
[78] 李日邦，王五一，譚見安，等. 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階段、趨勢和區域差異[J]. 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79] 袁俊，吳殿廷，吳錚爭. 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空間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人口科學，2007（3）：41-47.
[80] 陳明華，郝國彩. 中國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分解及影響因素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4）：136-141.
[81] 柴彥威，等. 中國城市老年人的活動空間[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82]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北京市流動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 人口研究，2004（6）：53-59.
[83] 高曉路. 城市居民對養老機構的偏好特征及社區差異[J]. 中國軟科學，2013（1）：103-114.
[84] 于濤方，王瑾. 面向人口老齡化的城市規劃應對[J]. 規劃師， 2012（09）：75-79.
[85] 楊林生，王五一，譚見安，等.環境地理與人類健康研究成果與展望[J]. 地理研究，2010，29（9）：1571-1583.
[86] 戴俊騁，周尚意，趙寶華，等.中國老年人宜居城市評價指標體系探討[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1，31（20）：4008-4013.
[87] 楊建軍，湯婧婕，湯燕. 基于“持續照顧”理念的養老模式和養老設施規劃[J]. 城市規劃，2012，36（5）：20-26.
[88] 詹運洲，吳芳芳. 老齡化背景下特大城市養老設施規劃策略探索-以上海市為例[J]. 城市規劃學刊，2014（6）：38-45.
[89] 陶卓霖，程楊，戴特奇. 北京市養老設施空間可達性評價[J]. 地理科學進展，2014（05）：616-624.
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篇（3）
【中圖分類號】R541.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602（2015）05-0301-01
慢性心力衰竭在臨床中是慢性原發性心肌病變與心室長期壓力或容量負荷過重，使得患者心肌收縮減弱，不能維持心排血量?依據患者的臨床現象通常分為左心衰竭?右心衰竭以及全心衰竭[1]?從文獻報道中了解到，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每年都在以不同速度增加，死亡人數與致殘人數也在增加?實踐研究數據說明，全球患有慢性心力衰竭的人數超過1500萬?我國該種病癥的發病概率大約在10%?導致該種病癥的原因有風濕性心臟病?心肌炎?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以及肺源性心臟病等等?針對不同的病癥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從當前慢性心力衰竭發病的情況可以看出，防治該種病癥的措施特別重要?本文選取我市兩家基層醫院于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1620例為研究對象?研究探討基層慢性心力衰竭病因，對藥物應用的狀況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我市兩家基層醫院于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1620例?其中男962例，女658例?慢性心力衰竭的診斷標準主要包括：首先，具有心臟病基礎性疾病?其次，具有慢性心力衰竭癥狀，按照按紐約心臟病協會心功能分級標準，出院診斷心功能II-IV級?最后，經檢查患者至少有一項達到相應的標準，包括病因學?心臟形態學及心臟功能性指標（X線胸片和?或心臟超聲心動圖和?或心肌灌注掃描等）?
1.2方法
選取我市兩家基層醫院于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1620例?研究分析患者的臨床資料?比較兩家醫院在慢性心力衰竭的病因與藥物治療的狀況?
1.3統計學分析
對實驗中的所有數據都采用了SPSS17.0 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比運用t的檢驗原理，計數資料主要采用X2進行檢驗，以P
2 結果
通過分析了解到，兩家醫院在診斷慢性心力衰竭原因方面并無差異，兩家醫院均認為慢性心力衰竭的病因為風濕性瓣膜病?高血壓?先天性血管病?冠心病以及其他原因?病因基本相同?而在藥物使用種類方面，鈣拮抗劑?β-受體阻滯劑?ACEI?多巴胺類?AngⅡ受體拮抗劑，醛固酮拮抗劑使用比例不同，數據符合統計學差異（ P
3 討論
通過對比兩家醫院檢查慢性心力衰竭的原因得出，冠心病是慢性心力衰竭的主要原因?其次為高血壓?風濕性瓣膜病以及先天性心臟病[2]?這與國外的研究報告類似?針對慢性心力衰竭的用藥狀況，兩家醫院的用藥情況并不是完全一致?從相關的醫學資料與臨床診斷可以看出，神經內分泌治療模式，其主要有用于血管緊張轉酶抑制劑，β-受體阻滯劑?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治療慢性心力衰竭的，對患者病情改善具有顯著的效果?也有文獻說明，美托洛爾?比索洛爾和卡維地洛對治療慢性心力衰竭的效果較為明顯，有效降低臨床該種病癥的病概率20%左右?但是我國在藥物應用的過程中針對該類藥物的使用狀況并不是很清晰?本次的研究活動也只是證明該類藥物降低患者病死概率的30%左右?在本次研究活動的過程中了解到，臨床醫師用藥認識的提高，可以促進患者早日使用正確的藥物進行治療?
現如今，在社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心力衰竭已經成為衛生組織共同關注的問題?并且慢性心力衰雞的發病概率每年都在以不同速度上升，病死概率依然較高?從相關的研究中了解到，臨床慢性心力衰竭發病人數與病死概率持續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正以一定的速度增加，同時心血管疾病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在面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增加的現象來說，研究?分析?探索治療慢性心力衰的治療方案對我國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3]?現如今，人口老齡化是我國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而基層醫院作為我國醫療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疾病診斷與疾病治療的過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老齡人口的到來需要從各方面保障老年人口的身體健康?針對慢性心力衰竭的這一應先老年人健康的因素，需要謹慎對待?
綜上所述，本次研究結果與國外的研究結果相符，基層臨床醫師提高藥物使用的正確性，采取有效的治療慢性心力衰竭措施，早期使用明確降低心衰病死概率，促使患者早日收益?
參考文獻
篇（4）
近年來，腦梗死發病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這可能與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存在較大關系[1]。在臨床中，腦梗死屬于一種比較常見的急性腦血管病，多發于老年患者中。而在急性腦血管病中，腦梗死就占了70%左右[2]。腦梗死不僅具有極高發病率，還有極高的致殘率與死亡率，這對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嚴重威脅。為了進一步探討老年腦梗死患者血液流變學指標檢測特點，分析老年腦梗死患者與健康老年人血液流變學指標的差異，本次研究利用病例回顧性分析方法，將在我院于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這段時間診治的總計317例老年腦梗死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的研究和比較分析，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現在就將分析探討的臨床經驗總結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利用病例回顧性分析方法，將在我院于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這段時間診治的總計317例老年腦梗死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的研究和比較分析，將這317例老年患者作為觀察組，將同期體檢健康老年人總計456名作為對照組。觀察組中有男性患者為165例，女性患者為152例，年齡跨度為55～85歲，平均年齡為（67.8±2.4）歲，其中所有患者均經臨床病理診斷為腦梗死患者。而且對診治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相互之間并不存在顯著性的差異（P值>0.05），表明相互之間沒有統計學意義，對本次研究結果不存在影響。對照組中有男性為232例，女性為224例，年齡跨度為56～83歲，平均年齡為（66.3±3.1）歲。而且對對照組老年人的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相互之間并不存在顯著性的差異（P值>0.05），表明相互之間沒有統計學意義，對本次研究結果不存在影響。
1.2方法 對兩組老年人分別取空腹血9 mL分別注入1 g/L肝素抗凝管，109 mol/L構橡酸鈉抗凝管中[3]。
1.3觀察指標 纖維蛋白原、血漿粘度、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紅細胞壓積、血沉等血液流變學指標[4]。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統計學軟件處理。計量資料以用（x±s）表示，組間均數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療效比較采用成組設計兩樣本比較的秩和檢驗，選用Z統計量，構成比的比較采用χ2檢驗，所有數據經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P
2結果
觀察組患者纖維蛋白原、血漿粘度、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紅細胞壓積、血沉等血液流變學指標均比對照組健康人群數值要高，組間每項指標比較差別均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近年來，腦梗死發病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這可能與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存在較大關系。在臨床中，腦梗死屬于一種比較常見的急性腦血管病，多發于老年患者中。而在急性腦血管病中，腦梗死就占了70%左右，腦梗死的主要臨床癥狀為語言障礙、運動障礙、面癱和吞咽困難等[5]。腦梗死的發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患者血管內膜損傷、痙攣以及血小板凝集從而導致其形成血栓，進而引發血管狹窄甚至閉塞。腦梗死最終能夠導致患者的動脈血流逐漸減少，嚴重情況甚至中斷，使患者腦組織發生軟化或者缺血性壞死，是一種十分嚴重的腦血管疾病[7-8]。
本次研究結果中觀察組患者纖維蛋白原、血漿粘度、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紅細胞壓積、血沉等血液流變學指標均比對照組健康人群數值要高，組間每項指標比較差別均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血液流變學指標的異常變化是引發老年患者腦梗死的重要因素，血液流變學指標的定期檢測在老年腦梗死患者治療中具有顯著的臨床效果，能夠早期預防、診斷老年腦梗死患者的發病，降低了老年腦梗死患者的發病率，對我國治療老年腦梗死患者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值得臨床借鑒和推廣。
參考文獻：
[1]Igarashi H， Hamamoto M， Yamaguchi H. et al. Cerebral blood flow index： dynamic perfusion MRI delivers a simple and good predictor for the outcome of acute-stage ischemic lesion.[J].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tomography，2003，27（6）：874-881.
[2]高中芳，席向紅.老年腦梗死患者血液流變學指標檢測分析[J].中國血液流變學雜志，2005，15（1）：73-74.
[3]劉海濤，譚小華.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腦梗死的血液流變學分析[J].右江民族醫學院學報，2009，31（4）：590-591.
篇（5）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lderly peptic ulcer endoscopy and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Our hospital in December 2014～December 2015， 106 patients with peptic ulcer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is 46 cases treated peptic ulcer of middle-aged and young pati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0 cases anti peptic ulcer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groups of endoscopic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upper abdominal pai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anceration， perforation， obstru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Key words：The elderly；Young and middle-aged；Peptic ulcer；Endoscopy
消化性潰瘍屬于內科臨床上一種常見的疾病，誘發此病的原因為：患者體內胃酸分泌過多或者是幽門螺桿菌感染，導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從而引發此病[1]。目前，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較快，導致此病在老年群體的發生率逐漸上升，影響了老年人的身體健康以及生活質量。本文針對老年人消化性潰瘍內鏡及臨床特點進行了分析，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消化性潰瘍106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將其分為兩組：對照組和觀察組，對照組46例患者（中青年組），男性25例，女性21例，年齡20～57歲，平均年齡（34.5±0.3）歲；實驗組60例患者（老年人組），男性46例，女性14例，年齡60～78歲，平均年齡（68.3±0.5）歲，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需要進行常規檢查，實施內鏡檢查、幽門螺桿菌的檢測和病理活檢等。針對兩組患者的臨床表現、內鏡特點以及并發癥發生率進行對比，并根據內鏡檢查，對患者的潰瘍程度以及面積進行統計分析[2]。
1.3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7.0 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運用（x±s）表示，采用t檢驗， 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以P
2結果
2.1兩組患者臨床病癥對比分析 實驗組患者出現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變、穿孔、梗阻以及并發癥等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
2.2兩組患者內鏡觀察情況對比分析 觀察組巨大潰瘍發生率（33.3%）明顯高于對照組（17.4%）；其小潰瘍發生率（13.3）明顯低于對照組（32.6）；兩組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
3結論
消化性潰瘍是一種常見的內科疾病之一，主要是由于患者體內胃酸分泌過多或者是幽門螺桿菌感染，導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從而引發此病。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加快，此病在老年人群體中發病率較高，同時由于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各個功能出現衰退，其臨床表現不具有典型性，病情恢復速度較慢，所以老年人消化性潰瘍的臨床特點具有以下幾個方面：
3.1臨床癥狀方面 同中青年患者相比，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出現退化現象，所以臨床表現不具有典型性，通常表現是患者出現腹脹、體重減輕和貧血，而腹痛癥狀多無規律性，直到出現穿孔或者是出血之后才來就診，導致錯過了治療的最佳時期，給治療增加了難度[3]。所以，針對老年人存在消化性潰瘍疾病的風險時，應在患者身體條件允許的時候，對患者實施內鏡檢查，及早發現病情，并實施針對性治療。
3.2內鏡觀察方面 本研究結果表明：觀察組巨大潰瘍發生率（33.3%）明顯高于對照組（17.4%）；其小潰瘍發生率（13.3%）明顯低于對照組（32.6%）；兩組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
3.3并發癥發生率方面 本研究結果表明：實驗組患者出現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變、穿孔、梗阻以及并發癥等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
綜上所述，老年人消化性潰瘍的臨床表現不典型，同時發生并發癥的幾率較高，對病情的控制難度較大，應該加強內鏡檢查，以便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參考文獻：
[1]陳銳，朱尤慶.老年消化性潰瘍230例臨床與內鏡特點探討[J].心血管病防治知識（學術版），2011（6）：5-52，54.
[2]曹紹岐，孟小芹，甘愛華，等.老年消化性潰瘍129 例臨床與胃鏡特點分析[J].臨床醫學工程，2012，19（2）：237-238.
篇（6）
中圖分類號：R73-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5-0515（2012）2-374-03
惡性腫瘤是上海市居民死亡原因之一，占全死因構成的31%，自1962年以來一直僅次于循環系統疾病居第二位。向化鎮是崇明縣18個鄉鎮之一，位于崇明島東部，與上海長江大橋相鄰，十個行政村、一個居委，常住人口3.2萬，人口密度相對較大，腫瘤粗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為進一步查明向化鎮惡性腫瘤現患特點，我們通過對2002-2008年向化社區腫瘤新發病例隨訪數據分析,了解社區腫瘤發病的基本特征,為有效開展腫瘤防治工作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來源于《上海市惡性腫瘤登記報告系統》，由全市所有二級以上醫療機構進行病例報告，崇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匯總后由向化鎮醫生進行入戶核實隨訪，并且與《上海市死因登記報告系統》進行核對，每年進行數據清洗。
1.2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統計指標計算方法如下：①粗發病率：新發病例數除以相應的人口數發病，統計時間為2002年至2008年，單位是10萬分之一；② 標化發病率：為消除年齡構成不同對粗發病率的影響，使用年齡標化的發病率進行比較，率的標化以世界衛生組織標準人口進行標化。③APC：年度變化百分比，發病（死亡）率的時間趨勢分析中采用對數刻度，來表達相對變化的程度。用y表示率的自然對數，即y=ln（r），以y為因變量，x為自變量（年份或年份段的組中值），配合下述線性模型y=α+βx+ε，式中α為常數項，β為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從回歸系數β可以估計APC，并用百分數表示APC=100*(eβ-1)。④用Poisson分布分析比較男女發病率，用SAS軟件進行數據匯總分析。
2 結果
2.1 腫瘤發病情況
2002-2008年度崇明縣向化鎮共登記報告惡性腫瘤（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良性腫瘤）701例，惡性腫瘤發病粗率為314.71/10萬，去除人口變動和人口老齡化的原因，標化發病率為157.61/10萬。0-64歲發生惡性腫瘤的累積危險性為9.94%，0-74歲發生惡性腫瘤的累積危險性為17.76%。與2002年相比，2008年總發病率上升了0.90%，總標化發病率上升了0.86%（見表1）。
表1 2002-2008年崇明縣向化鎮腫瘤發病情況
2.2 性別分布
報告的701腫瘤新發病例中，其中男性395例，占56.35%，女性306例，占43.65%，男女性別比為1.29：1。Poisson分布比較男女發病率 (P
表2 2002-2008年崇明縣向化鎮發病性別分布
2.3 年齡特征
分析不同年齡組發病率變化情況，發現45歲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發病率開始大幅度上升，男性高于女性，80歲組達高峰。男、女性惡性腫瘤發病率分別達到2177.07 / 10 萬和765.39 /10 萬。而且男女間惡性腫瘤發病率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明顯增大。見圖1。
2.4 發病順位
七年間惡性腫瘤發生率前5 位的依次為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結腸癌，占全部惡性腫瘤的60.06%。其中肺癌發病率62.85/10萬、構成比為19.97%居首。其次為肝癌：發病率50.73/10萬、構成比為16.12%。胃癌：發病率36.81/10萬、構成比為11.7%；乳腺癌：發病率22.45/10萬、構成比為7.13%；結腸癌：發病率16.16/10萬、構成比為5.14%。
2.5 惡性腫瘤的發病趨勢分析
我們對2002-2008年崇明縣向化鎮全部惡性腫瘤（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良性腫瘤）的發病率進行趨勢分析（表3）。
表3 2002-2008年向化鎮全部惡性腫瘤發病情況趨勢分析
從表3男性數據分析：APC為6.581％(P>0.05)，顯示七年間男性癌癥粗發病率趨勢平穩；APC為5.921％(P>0.05)，顯示七年間男性癌標化發病率癥發病趨勢平穩。女性數據分析：APC達11.923％(P
3 討論
文中顯示向化鎮2002―2008年惡性腫瘤粗發病率、標化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男性發病趨勢平穩，而女性發病呈上升趨勢，提示本鎮居民人口老齡化（特別是女性）致癌癥發病率呈持續增長。而導致癌癥發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其他危險因素可能變化不大，或有升、有降，在所有癌癥相關危險因素中，女性的總體暴露及其受危害程度可能高于男性[1]。肺、肝癌、胃癌、乳腺癌、結腸癌是危害本鎮居民健康最主要的惡性腫瘤，其中肺癌和肝癌居前兩位。向化鎮惡性腫瘤的發病順位與徐匯區居民惡性腫瘤的發病順位[2]有所不同，向化鎮居民的肝癌發病排名第二，提示崇明肝癌的發生可能與當地的生活習慣有關[3]。本文結果還顯示，男性腫瘤發病率高于女性，這可能與男性的不良生活方式較女性多有關，如吸煙[4]、酗酒；從年齡分布看發病率隨年齡的增加而上升；肺癌是向化鎮居民惡性腫瘤發病首位，提示腫瘤防治的重點人群為中老年男性[5]，應大力開展社區腫瘤防治知識普及、宣傳及健康教育。
今后要重視開展社區惡性腫瘤的三級預防工作。一是完善社區惡性腫瘤登記，腫瘤登記是掌握某一地區惡性腫瘤發病率及其變化規律的唯一手段[6], 從而為衛生行政部門制訂腫瘤防治計劃和開展腫瘤防治研究提供科學依據。二是制定各種惡性腫瘤健康教育促進計劃，在居民中大力開展“防癌抗癌”健康教育，把腫瘤一級預防工作放在改變居民的行為生活方式上，控制吸煙、飲酒和提倡合理的飲食結構。從而增強社區人群防癌意識，自覺遵循健康的行為方式，積極參與腫瘤篩查和普查活動，以常見腫瘤為目標，開展“四癌”早發現等二級預防項目。三是加強社區全科醫師社區腫瘤知識培訓，運用早期發現腫瘤的有效措施，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四是建立惡性腫瘤防治網絡系統，腫瘤條線醫師通過網絡系統了解患者在社區康復的情況并給予指導，提高社區腫瘤防治的工作質量和效率。
（本文承蒙上海市崇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唐明、陳伯鈴的審閱和指教，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鄭 瑩,吳春曉等.上海市區1973至2005年癌癥的發病趨勢.診斷學理論與實踐.2009,8(l).
[2] 劉華,倪紅偉. 徐匯區惡性腫瘤現況分析.中國腫瘤2001,10(3).
[3] 曹衛中,陳勇.崇明縣居民肝癌死亡分析.中國公共衛生2000,16（7）:634.
篇（7）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 普外科相當多患者夾雜有心腦腎疾病， 對圍手術期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充分的術前準備和術中、術后的監護， 各種并發癥萌芽狀態的及時處理， 往往是手術成敗的關鍵。實踐證明， MDT在術前準備， 減少術后并發癥， 縮短住院時間上起到相當大的作用[1]。本文回顧性的研究了2010年1月～2012年12月期間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普外科收治的結直腸癌患者281例， 探討MDT在圍手術期處理中發揮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本研究回顧了2010年1月～2012年12月期間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普外科收治的結直腸癌患者281例， 其中男162例， 女109例；年齡25～84歲， 平均59歲。根據入院后術前是否組織MDT診療， 隨機分為MDT組和非MDT組。兩組患者基本情況構成相近， 具有可比性（表1）。
1. 2 資料定義 所有資料均來自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普外科住院并手術的結直腸患者。納入標準：①術后病理檢查確診為結直腸癌；②首次發現并治療者；③接受手術治療；④腫瘤可被切除即根治性切除手術（根治性保肛手術， 排除造口手術患者）；⑤排除合并腸梗阻患者。所有術后出現肺部并發癥均根據病歷記錄統計， 其中肺部感染根據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會醫院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標準診斷[2， 3]， 呼吸衰竭診斷以PO26.0 kPa為標準診斷。若患者出現了術后相應的并發癥則記為“有”， 反之則記為“無”。
1. 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值資料均采用SPSS 13.0處理。連續變量采用t檢驗；分類變量采用卡方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共有281例病例符合納入條件， MDT 組與非MDT組之間基線一致。其中MDT組與非MDT組平均總住院時間、肺部感染發生率、呼吸衰竭發生率、切口感染發生率的P值均
3 討論
MDT 的理念在國內外醫學界已經得到廣泛的倡導和嘗試。研究顯示， 專科的集中化的診療思路與MDT的群體思路的融合是目前惡性腫瘤的基本診療模式[4]。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 老年人在結直腸癌患者中的比例逐年提高， 夾雜病多， 手術風險大是其特點。入院后經過組織MDT， 對患者的診療計劃進行一個綜合的討論， 制定出合理的診療方案， 充分的術前準備， 可以大大減少患者的術中、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 縮短住院時間， 減少患者的住院費用。本文中， 結合本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期間收治的結直腸癌患者， 開展了MDT診療模式， 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 MDT制定了合理的術前準備， 同時由于多學科的參與， 對術中、術后可能出現的并發癥提前進行的預防[5]， 如對營養較差的患者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養支持， 術前良好的控制血壓、血糖， 對肺功能不佳的患者進行專業的指導訓練等， 這些MDT制定的術前準備方案被良好的貫徹到每一位患者， 從而大大減少了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 減少住院時間。可見， MDT在結直腸癌患者的診治中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能使患者從中獲益， 尤其是對夾雜病多的急危重患者， MDT的貫徹執行能大大降低手術風險， 提高手術的成功率， 減少并發癥的出現。
參考文獻
[1] Tomita M， Sakamoto S. The role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in the surgical area--at present and in future.Nihon Geka Gakkai Zasshi， 2010，111（4）：220.
[2] 王娟.醫院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 （草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 1999， 22（4）： 201.
篇（8）
居民死亡原因統計能直接反映居民的健康狀況和本地社會衛生水平、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服務等對居民健康的影響。也是制定慢病工作計劃,評作衛生服務效果的重要依據。為了解泉州市豐澤區居民健康狀況和各類疾病的危害程度,促進各級醫療機構死因監測工作的深入開展,為制定疾病預防與控制策略提供科學依據,筆者對2008年該區居民死亡數據進行分析。
1 數據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人口數據來源于當地公安部門人口統計數據,人口死亡數據來源于豐澤區死亡監測系統,由各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按照“居民死亡醫學登記”的內容。上報到豐澤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2方法:依據國際疾病分類ICU~10進行死因分類,以根本死因進行歸類。標化死因亡率接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1.3統計學分析:采用衛生部死亡醫學登記系統(DeathReg 2005)軟件、進行錄入統計分析,率的比較用u檢驗。
2 結果
2.1 總死亡情況:2008年豐澤區死亡總人數為906人。死亡率為447.95/10萬標化死亡率為187.72/10萬,其中,男性死亡人數506人,死亡率250.18/10萬,標化死亡率106.68/10 萬,女性死亡人數為400人,死亡率197.77/10 萬,標化死亡率 81.65/10萬。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
全年共出生2313人,出生率1.14%,自然增長率為0.69%。另外,新生兒死亡12例,死亡率1.32%。嬰兒死亡16例,死亡率為1.77%,新生兒死亡人數占嬰兒死亡人數的74.58%。
2.2年齡別死亡率嬰兒死亡率為1766.00/10萬,40歲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死亡率迅速上升,65歲以上人群死亡率為6456.95/10萬。死亡年齡構成比為0歲組1.77%,1歲的組1.32%,20歲的組6.18%,40歲的組19.98%,60歲的組38.63%,80歲的以上為31.12%。
各年齡段主要死亡的特點分別為:0歲組主要死因為新生兒產傷和窒息,占該年齡組全死因的50%;1歲的和34歲的組以損傷和中毒列首位,占54.76 %;35歲的和64歲的組惡性腫瘤居第1位,占51.33 %。循環系統疾病次之,占20.15% ;65歲以上年齡組的循環系統疾病的危害最大占該年齡全死因的50.09%。
2.3 死因構成比及死亡率見表1。2008年前10位死因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97.89 % 。循環系統疾病是第1位死因,腦血管疾病死亡最多,占循環系統疾病的55.30%。其次是心臟病的急性心肌梗死占最多。從表1可見,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損傷和中毒、傳染病和寄生蟲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
2.4 惡性腫瘤前10位死亡順位、構成比,見表2。 豐澤區2007年全死因腫瘤居第2位,惡性腫瘤占98.08%,死亡率128.55/10萬。
3 討論
豐澤區2008年主要死因與國內其它地區調查結果基本一致[1~2],居民死亡具有以下特點:①循環系統疾病在全死因中居第1位;①豐澤區監測的4種慢性非傳染病疾病導致居民死亡的人數占全部死亡人數的64.02%。
可見,豐澤區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慢性病,而慢性病與人口老齡化、不良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及城市日漸嚴重的空氣污染、生活節奏快、壓力大等有關,同時大多數慢性病病程長,依從性較差,知曉率、治療率、控制率低,并發癥發病率高、致殘率高、死亡率高。因此,必須加強慢性病的防治工作,進行健康教育宣傳,提高慢性病的知曉率、治療率、控制率,降低死亡率,減少疾病所帶來的各項損失。
參考文獻
篇（9）
1.1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14年3月～2015年1月住院的老年病人64例，其中女性39例，男性25例。所有病人均有不同程度心血管疾病，病程3～5年，平均病程(3±0.5)年，30例患有糖尿病，病程2～5年，平均病程(2±0.3)年，55例患有高血壓，病程4～7年，平均病程(5±0.3)年，以上病例均神志清醒，具有正常交流能力。將其隨機均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對照組中男性12例，女性20例，年齡60～65歲，平均年齡(60±2)歲，接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78%，高中及以下22%。觀察組中男性13例，女性19例，年齡61～64歲，平均年齡(59±3)歲，接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71%，高中以下29%。兩組在年齡，病史，語言交流，接受教育程度上無明顯差異。
1.2教育方法
對照組采用醫護人員進行健康知識口頭宣教:口頭告知老年病人走動時注意安全，按時服藥，測血糖，查血前禁食。觀察組在此基礎上，使用護理標識提示，具體如下:
⑴標識制作:采用硬質紙張，色彩鮮明，統一，字體美觀醒目，配以簡明易懂的圖案，具有科學性及人性化。將紙張裁剪成15cmx10cm尺寸，電腦復刻標語。"空腹查血"，"按時測血糖"。
(2)標識應用:警示標識安置在濕滑，梯級等地面，提示標識可貼在床頭或床尾。護士予安全防護指導，做好各項檢查治療準備方法，將標識提示給病人，跟蹤病人病情變化。
(3)相關記錄:記錄兩組患者的跌倒率，按時服藥，測血糖率，空腹查血率，進行匯總，登記表格。
1.3評價標準
兩組分別實施不同方法后，期間對患者的各項健康教育指標進行觀察分析，2個月后，對兩組病人跌倒率，按時服藥，空腹查血，按時測血糖率進行統計匯總，并比較分析。
1.4統計學分析
選擇spss18.0進行數據統計，計數資料的表示采用［n(%)］進行，并采用卡方檢驗進行數據分析，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個月后，發現觀察組患者的按時服藥率、空腹查血率、按時測血糖率均明顯高于對照組，跌倒率低于對照組，兩組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
篇（10）
【中圖分類號】R4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9―0306―02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絕大部分老年人在社會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身體健康等方面均需要得到全面的關懷[1]。通過對社區相關護理項目進行全面的了解，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以此來為老年護理科研、護理教學以及臨床護理提供相應的參考依據[2]。為了對社區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進行全面了解，本研究將對本社區2010年1月―2012年1月參與長期護理的778名老人的相關情況進行回顧性分析，現報告如下。
1 一般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社區2010年1月―2012年1月參與長期護理的778名老人作為研究對象，對所有患者的護理需求進行調查。其中有341例女性，437例男性，所有患者的年齡為65―97歲，平均年齡為82.6歲。
1.2 方法
此次調查的內容主要由社區衛生服務的需求與利用、養老機構的需求與利用、個體的社會健康狀況、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個體的功能狀況、個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人口的統計學資料。
1.3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4.0軟件對本研究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的對比用χ2檢驗，而計量資料的對比用t檢驗，Ρ
2 結果
2.1 人口學特征
本研究中有27.2%的患者喪偶，其中以女性患者居多，占到了所有喪偶總人數的76.9%左右（χ2=57.40，Ρ
2.2 身體健康情況及其功能狀況
2.2.1健康情況：本研究中有77.4%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主要有肝膽病、關節炎、心臟病、白內障以及高血壓，其中有66.7%的患者至少受到一種慢性疾病的影響，患者的年齡越大，其所占比例也就越高。（χ2=10.91，Ρ
2.2.2身體功能狀況：其主要包含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量表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日常生活活動量表的結果顯示，搭乘交通工具是此類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影響最為嚴重的部分，其次為購物，患者的年齡越大，其受影響的程度也就越深。
2.3 社區衛生服務的需求以及利用情況
經過調查發現，社區老人對于鐘點工、社區醫療以及社區護理的利用比例較大，其社區醫療服務的需求主要為醫院出診、家庭病床以及社區護理。認知水平、生活自理能力、高齡是影響社區服務工作的關鍵因素。由于社區護理工作未得到廣泛的開展，老年人的經濟條件有一定的限制，對社區服務的相關事項缺乏足夠的了解，這也就導致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需求率以及利用率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
3 討論
3.1 社區護理以及養老模式的發展
此次調查的結果發現，老年人的數量呈現出急劇上升的趨勢，且表現為高齡化，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老年人的慢性疾病發病率也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患者的認知功能逐漸減退，他們在生活自理方面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障礙。由于受到各類健康問題的影響，患者在社會支持、心理以及身體等方面對家庭的依賴性加重，隨著家庭結構不斷走向小型化以及核心化，傳統家庭的養老功能正在逐步減弱，這種形式的出現使得老年人的養老迫切需要得到社會服務事業的支持，以此來對家庭養老過程中的不足來進行彌補[3]。
3.2 老年人長期護理在社區衛生服務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
在老年人的長期衛生服務體系中，護理所涉及到的范圍主要為社區綜合性醫療衛生服務以及養老機構的相關服務[4]。護理的主要職能是臨床醫療服務向社區或養老機構的延伸，同時也可以看做是衛生服務過程中所涉及到的部分工作向護理工作轉移。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在對老年人進行長期護理時，部分從業人員的素質還有待提高[5]。
3.3 遵循以人為本的護理理念
在對老年人進行社區護理服務時，護理人員一定要對患者的社會、心理以及身體健康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進行全面評估，并找出患者在長期護理過程中的重點內容。只有從精神、文化、社會、心理以及身體等各個方面來對老年人的行為反應進行全面分析，才能對其提供有效的護理，使其健康問題得到有效地解決。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絕大部分患者存在慢性疾病，其認知功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退，患者的社會獨立生活生理以及自理能力降低，大部分患者存在社會獨立生活能力低下以及自理能力低下的情況。由此可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需求率以及使用率均相對較低，作為社區衛生服務的關鍵部分，社區老年患者的相關護理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通過強化社區護理來提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提高社區老年人的生存質量以及生活水平。
參考文獻：
[1] 牛惠玲，王秀麗，王曉麗等.烏魯木齊市米東區老年人長期護理服務需求的調查分析[J].中華護理雜志，2009，44（11）：1023-1025.
[2] 劉艷慧.石河子市失能老年人長期護理模式研究[D].石河子大學，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