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因素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金融危機的因素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漸行漸遠，但是危機治理政策還在發酵，一些國家宏觀和微觀層面均出現良性運轉，長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較好，而有的國家卻出現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及長期效果與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現象。就我國而言，自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明顯，2013年6月短暫的錢荒引發股市波動。雖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聲高漲，但政府卻表明態度決不救市。前后比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變化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來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回答這些問題，既有助于正確評判過去政策制定的依據，也有助于理解當前政府的行為及未來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漸進過程，且受到權威人士的影響較大。因此，可以說政策制定過程是一個黑箱過程。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還存在及時性特點，參與決策的人數更少，因此相對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研究對象。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分析和論證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一）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宏觀因素

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宏觀國素主要包括：一是國家制度。所有社會力量和利益聯盟的政策訴求。都要通過國家機器以及由此構建的政策平臺才能實現。國家作為最后貸款人。在金融危機救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里僅限于有貨幣國家）——為銀行的負債擔保，穩定金融市場的信心。在金融危機救治過程中，國家（最后貸款人）首先要確定的問題是救誰和救什么，而“救誰和救什么”是由國家制度決定的。然而，國家制度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三是社會經濟意識。一個國家長期形成的經濟意識主導著人們的行為偏好和價值判斷，而這些社會經濟意識會影響到政策的選擇。如果不顧及社會經濟意識，不僅使經濟得不到恢復，甚至會把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社會經濟意識的主導者一般是處于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言行影響著居民對經濟政策的解讀。同時，社會經濟意識也是傳統、文化乃至習俗相結合的產物。三是國際環境。國際環境從兩個方面影響政策的制定，即國際經濟環境本身和一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得越緊密，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就越大。因此，一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需要把國際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而不是外生變量。不過，超級大國可以利用其經濟地位，率先實施某項金融危機治理政策，而其他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該政策的影響。超級大國也可能為了避免引起眾怒而采取政策創新，乃至按照大國利益修改國際慣例。

（二）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微觀因素

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微觀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為。政府可以分為強政府和弱政府。強政府政策頒布和執行的時滯較短，而且一般可以實現預定目標；弱政府的政策時滯較長，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為了確保政局的穩定，不論強政府還是弱政府都會采取強制政策。從效果來看，弱政府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盡管時滯較長，但政策往往科學性、公平性相對較好；強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率較高，但政策的結果往往不能準確把握。二是企業。公共政策的實施結果總會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況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對此，企業會通過尋找聯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給政府施加壓力，以使政策對自己更有利。這是企業間的博弈，也是企業與政府間的博弈，而這種博弈是以企業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三是社會組織。私人部門直接參與危機救治行動、承擔危機的損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資源的有限性。影響金融危機治理的國內社會組織主要是工會和行業組織，但其行為的影響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積極影響表現在，社會組織通過自律行為和自救行為，使大家團結起來共度難關，還可以推動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機治理政策。消極影響表現在，游行示威、罷工等破壞行為可能導致金融危機轉變為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此外，國際社會組織也會對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產生重要影響。如IMF作為重要的國際社會組織，對各國政策的制定影響很大。

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影響因素的實踐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都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盡管從結構上看，各國的治理政策都是擴張性政策，但各國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異，且從結果上看，不同國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這是多種政策制定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宏觀影響因素具有趨同性

根據2008—2010年金融危機時期世界各國制定的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屬性——制定的政策是否與國家制度、經濟意識和國際環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說明國家制度、經濟意識和國際環境影響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沒有影響。具體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點：維護資本利益、采取凱恩斯主義方式、面向全球化的開放政策。也就是說，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觀因素具有趨同性。宏觀因素的趨同性給予了政策決策者一道保護屏障，因為納稅人能夠較容易接受整體宏觀環境的狀態，從而減少了對決策者的質疑。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市場更加重視資本的權益。所以在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成為危機治理的首要考慮對象，盡量減少資本所有者的損失不僅是國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資本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其次，社會經濟意識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政策制定后社會可能產生的反應。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這種意識的影響還有待時日。從理論角度來看，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政府干預經濟已基本成為共識，但政府干預經濟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場經濟，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不過是短期應急行為而已。盡管有學者認為市場具有自我修復的功能，但是已經沒有政府敢冒這樣的風險，凱恩斯主義的回歸已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共識。最后，國際環境對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影響程度不一。金融危機爆發后，貿易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幾乎成為危害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因素。盡管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已成為共識，但實施過程仍然障礙重重。國際貨幣體系、貿易體系的扭曲加劇了世界經濟失衡，但其變革受到諸多因素的阻礙。與此同時，國際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國際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及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等也在影響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總體而言，政治經濟大國可以利用國際環境制定利己的經濟政策，并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國家只能適應國際環境，在既定國際環境中盡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國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團的政策。總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實際上是對國際環境的適應性選擇，而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意識只不過是以適應國際環境為前提，進而減少政策執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微觀影響因素具有差異性

根據2008～2010年世界各國制定的金融危機政策，比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體所獲利益的大小，其中獲利最大者也就是影響力最強的。各國不同的微觀基礎決定著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力。結果見表2。

篇（2）

一、引言

有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事件大大增加（顧露露，2011），而近日普華永道也報告稱，“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將迎來創紀錄的一年”。但同時普華永道公布的另一份統計數據卻顯示，2012年上半年中中國境內的并購交易數量同比下降了25%。一方面是海外并購的風起云涌，另一方面是國內并購的黯然失色，那么金融危機對中國并購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金融危機下的并購績效影響因素是否產生了變化？現有文獻對金融危機這一特殊背景下的企業并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研究了發生在金融危機前后的并購事項，并選取收購方是上市公司的樣本，檢驗金融危機下收購公司并購績效的影響因素是否發生改變，結果發現金融危機前后并購績效的影響因素發生了顯著變化。

二、文獻回顧

（一）并購績效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回顧 Shleifer和Vishny（1994）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對國有企業進行干預，扮演扶持之手和掠奪之手的雙重角色，從而影響并購績效；潘紅波和余明桂（2011）通過分析政府的支持之手、掠奪之手與異地并購之間的關系，發現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異地并購中的發生的概率及其并購績效都存在顯著的區別。Bagnoli和Lipman（1988）發現當股份集中時，大股東所起的作用直接影響接管是否成功；馮根福和吳林江（2001）指出并購當年的績效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正相關；李善民等（2004）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持股比例和持股方式對并購績效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并購績效越好。張紹基和楊勝淵（2001）實證研究后指出主并公司規模、Tobin'sQ效果、自由現金流量對購并后績效有影響；黃本多和干勝道（2008）認為高自由現金流低成長性的上市公司并購總體績效為負，說明并購并沒有給這類公司帶來價值的提升；孫忠娟和謝偉（2011）發現，核心能力越強、知識越豐富的企業越具有彈性，越有能力適應新的、變化的環境，其并購后整合能力越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企業的并購績效。Dalton等（1999）認為，董事會規模與企業業績正相關，大規模的董事會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有助于實行對管理層的監督，進而提高公司的業績；Brickley（1997）認為獨立董事的比例與公司業績正相關，而Agrawal和Knoeber（1996）卻得出了獨立董事在董事會成員中的比例與公司業績負相關的結論；Boyd（1993）認為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能夠促進企業的并購績效，但Baliga等（1996）發現兩職是否分離與企業并購績效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Papadakis（2005）并購交易的自身特征是影響并購交易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周小春和李善民（2008）認為采取現金方式收購、交易規模大有助于企業并購的價值創造；李善民等（2011）指出股票支付的收購公司所取得的超常收益顯著為正，且顯著大于現金支付所獲得的超常收益。

（二）金融危機與并購績效相關文獻回顧 Michael等（2003）以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中的銀行并購事件為樣本，發現在危機中當地的銀行監管部門鼓勵甚至強迫業績不好的銀行進行合并來減少銀行倒閉的風險，但作者指出兩家經營實力均下降的銀行進行并購重組或者將一家實力弱的銀行并入實力強的銀行后，比前述這兩家單獨的銀行都更容易發生經營失敗，從而得出了并購績效為負的結論。Shen等（2011）以發生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和之后的亞洲八個國家的跨國并購事件為樣本進行研究，實證檢驗跨國并購理論中的并購動機在危機前后是否發生變化，發現“引力假說”動機在危機前后均存在，但有些動機只存在于危機前，而有些只存在危機之后。顧露露等（2011）以發生在1994年至2009年間的我國157個海外并購事件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單筆并購金額有所減少，但并購事件數量卻大大增加，并以2009年海外并購事件最多，作者運用市場模型、FF3M模型和時間研究的基本方法對并購績效進行了研究，發現即使是金融危機后，海外并購事件公告日的市場績效依然明顯為正，反映了市場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正面評價。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本文將分別從以上提及的特征入手，結合金融危機時期的特殊性進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設。

篇（3）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房地產價格經過最初幾個月的下降以后，從2009年6月開始房價有了一輪快速的增長，到2010年4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增量已達到12.8%。針對房價上漲過快的狀況，政府出臺一系列措施。但這些措施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究其原因，由于房價受多種因素影響，每種因素對房價影響的大小不一。因此深入分析影響我國房地產價格的因素及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不僅具有理論意義，還具有現實指導性。

一、模型推導

房地產價格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歸根結底無外乎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影響房地產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消費者收入水平等；影響房地產供給的因素主要有開發成本等，從眾多影響房價供求的因素中選取了M1同比增量、實際利率、外匯儲備同比增量和土地購置面積同比增量這4個有代表性的因素來研究其對房價的影響。其設定模型為：

Z=A0+A1X+A2Y1+A3GZ+A4WH+Ut

其中，Z代表全國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增量；X代表實際利率；Y1代表M1同比增量；GZ代表土地購置面積同比增量；WH代表外匯儲備同比增量；A1到A4為他們對應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A0為截距；Ut為隨機誤差項。

二、數據來源以及研究方法

文中選取的所有指標為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的月度數據，即從2007年8月到2010年9月份的數據，重點研究次貸危機爆發后，4種因素對房價的影響，X代表實際利率，是由人民銀行確定的5年以上的中長期貸款的名義利率減去通脹率近似得到，其中通脹率用CPI予以代替；Y1代表每月狹義貨幣供應量累計同比增量，由人民銀行公布的《貨幣統計概況－貨幣供應量》計算得到；GZ為土地購置面積同比增量，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WH代表外匯儲備余額同比增量，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每月外匯儲備余額計算得到；Z代表每月全國的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增速，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研究方法：一是對房價指標和其影響因素做多元線性回歸，查看t值、F值是否顯著，擬合優度即R2是否合適等。二是從中選出最重要的因素，做回歸分析，看是否符合統計學檢驗，是否符合經濟意義，進而確定影響我國房價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實證分析

（一）多元回歸分析

Z=-17.53+0.52X+0.74Y1+0.026GZ+19.41WH+ Ut

R2=0.87，DW=1.22，F=54.415

R2較高，F=54.415，且大于臨界值，方程是顯著的，即房價指數與上述解釋變量間總體線性關系顯著，但X的系數t統計量為1.000283，P值為0.3252，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X的系數是不顯著的，同時GZ的系數t統計量為0.638，P值為0.52也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因此GZ的系數也是不顯著的，很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線。

（二）多重共線檢驗

通過簡單相關系數的檢驗，可以看出X與GZ和WH有很強的相關性，即實際利率和土地購置面積指標和外匯儲備指標有相關關系，GZ與X有很強的相關關系，而土地購置面積指標和實際利率也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模型是有多重共線的。

（三）重新設定模型

去掉X和GZ兩個因素，并再次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得到：

Z=-13.85+0.7565Y1+11.892WH+Ut

R2=0.87，DW=1.17，F=110.4039

可看到R2依然是0.87，較高，每個解釋變量的系數的t檢驗顯著，F統計量也顯著，Y1和WH不存在多重共線的問題，方程是顯著的，即房價指標與M1同比增量和外匯儲備同比增量有很強的相關關系。

四、結果分析

根據對我國金融危機后房地產價格及相關因素的具體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了實際利率和土地購置面積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并不顯著的結論。因此剔除了這兩個因素，可以看出：影響我國房地產價格的主要因素是我國的貨幣發行量（Y1）及外匯儲備(WH)。

1.實際利率和土地購置面積因素。經過上文實證分析可知，實際利率和土地購置面積因素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并不顯著。原因主要有：利率方面，銀行在發放貸款的實際操作中，并非嚴格按照長期貸款利率進行發放，會有各種各樣的懲罰及優惠政策，由于金融危機后我國放寬了信貸政策，因此，銀行在發放貸款的過程中，各種政策更為靈活，發放額度也更大，對住房需求者來說，這使他們更容易的從銀行取得貸款，加大了市場對房地產的需求量，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利率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土地購置面積方面可理解為，由于金融危機前，房地產商已囤積了足夠多的土地，而且土地的購置與房地產的開發間存在時滯，因此，危機后土地購置面積并不會對房地產的價格產生顯著影響。

2.貨幣供應量和外匯儲備因素。如上文實證分析所得，在金融危機后，貨幣供應量和外匯儲備因素對我國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十分顯著。貨幣供應量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抵御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我國及時推出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政策，大幅放寬了信貸政策，此時，銀行的信貸投放量呈井噴之勢，2009年全年的信貸規模達到了創歷史的9.7萬億，這大幅增加了社會上的貨幣供應量，在這些新增的信貸投放量中，大部分投向了不可再循環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實體經濟在短時間內無法吸收如此之多的貨幣，因而一部分資金在利益的驅動下，就轉向了樓市，這部分資金推動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外匯儲備方面，主要原因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主要經濟體都處于衰退狀態，我國經濟則相對穩定，投資的收益率也較高，而且人民幣有潛在的升值趨勢。因此人民幣就成為國際熱錢的優良避風港，熱錢流入中國后，在享受中國潛在的人民幣升值紅利的同時，會轉入投資收益率較高的樓市，進一步推動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綜上所述，在今后這一階段，在抑制房價的過程中，不能再局限于調整信貸政策和控制土地供給，應充分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外匯儲備中的熱錢流入，抑制房地產的投機性需求，以此來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防范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保證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維護經濟穩定。

參考文獻

[1]周海波．房地產價格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5）：537～543

篇（4）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進行文獻的歸納和評述；第三部分簡要介紹本文采用的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機期間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差異，呈現全文的實證結果；最后總結全文。

二、文獻綜述

從資本結構的決定理論來看，權衡理論認為，公司資本結構的調整是對調整成本與收益進行權衡的過程，即使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導致調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會主動向目標債務水平進行逐步接近。

國內外研究從數個角度研究了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針對美國樣本識別出資本結構的核心影響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長性、有形資產比重、公司規模、行業債務比重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盈利水平等六個控制變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則針對37個國家的超過15000家公司進行研究，則為資本結構影響變量的選擇提供了國際對比經驗，識別出最重要的因素為上一期的負債水平、有形資產比重、公司規模和行業債務水平，國內的研究中，顧乃康et al.（2007）借鑒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識別出公司規模、營利性、產業因素、名義所得稅率、成長性等五個核心變量。此外，還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

針對國內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現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規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長能力（童勇，2004；連玉君和鐘經樊，2007）等財務因素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后續研究將調整成本的研究視角擴展到外部融資環境，考慮了制度因素（李國重，2006）、市場化進程（姜付秀和黃繼承，2011）、宏觀經濟（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何靖，2010）、產品市場競爭（姜付秀等，2008）、地區差異（麥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響因素，發現融資環境的改善均影響了企業的資本結構。

三、樣本來源和變量統計

上市公司基本財務數據來自CCER數據庫，我們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財務數據，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數據，并基于公司特征變量進一步篩選滿足本文實證條件的樣本，篩選原則如下：（1）選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僅發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類和ST/PT類公司；（3）剔除總負債率大于100%，事實上已經資不抵債的公司；為了克服離群值的影響，本文分別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對主要變量進行了Winsorized縮尾處理。

就核心變量—資本結構的定義而言，資本結構表示的是企業的負債，對于中國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總債務（短期債務加上長期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變量的選擇上，我們使用TobinQ衡量投資機會。托賓Q定義為資產的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之比。

我們用Cflow衡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采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來衡量。

我們用Cash衡量現金持有。對于現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業的貨幣資金除以總資產。

我們用Size衡量公司規模。由于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在數億到數千億之間有巨大的波動，直接采用該變量回歸使得估計系數非常小，且存在嚴重的異方差，因此我們將其對數化，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代表公司規模。

我們用Tang衡量有形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即具有實物形態的可辨認的資產，該變量主要體現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價值的資產占據公司總資產的比重。

此外，我們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層持股比重、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會規模變量來衡量公司治理結構對企業負債水平的影響。

下表給出了描述性統計的結果。

表1

四、實證結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機期間，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其中模型設定如下。

篇（5）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3-0170-02

一、中國羊絨產業發展現狀

世界原絨年產量穩定在16000噸以上，其中蒙古產3000噸以上，俄羅斯、伊朗和中西亞國家產1500噸以上，中國絨山羊飼養量達到7650萬只，產量12000噸以上，擁有全球75％的山羊絨產量和95％的優質山羊絨產量以及80％以上的山羊絨絕對出口量。中國羊絨企業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300余家發展到現在的2600余家，僅知名的品牌就達120多個，總加工能力已超過2000萬件，羊絨加工企業呈現出“南北兩派”，南派以“春竹”、“兔皇”、“珍貝”為代表，三足鼎立，北派以“鄂爾多斯”、“雪蓮”、“鹿王”、“圣雪絨”、“清河”、“臨河”為代表，六雄稱王。1983年出口羊絨209噸，金額為1543萬美元，2007年中國山羊絨出口量為3075噸，2008年出口羊絨2385噸，金額為19444萬美元，60％以上的產品出口到日本、美國、意大利、英國、法國、香港地區、韓國、德國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1990年羊絨衫出口58萬件，出口金額3194萬美元，到2008年出口羊絨衫1825.7萬件，出口金額61079.7萬美元，出口量翻了31.5倍。中國已成為世界羊絨生產、加工、消費和出口大國(見圖1)。2009年受美歐等國家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減少致使國內羊絨價格下跌。2009年1―6月中國無毛山羊絨出口量為754.8噸，同比下降33.93％，出口金額5021.8萬美元，同比下降45,4％，出口價格6.64萬美元／噸，同比下降17.37％。使中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面臨著新的挑戰和考驗。

二、中國羊絨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1　缺乏自主知名品牌，沒有價格優勢。中國羊絨產業由于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自主知名品牌，主要靠貼牌出口經營，每年出口的羊絨制品中，99％以上為貼牌出口，以自主品牌營銷的比例不足1％。自主品牌仍在國際低端市場銷售，只能以低成本。低價格的比較優勢進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國產羊絨衫的價格也遠遠低于國外，中國羊絨及制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一直在低價位上徘徊(見圖2)。技術和品牌，甚至價格仍由歐美發達國家掌控，使中國羊絨產業基本上成為國際市場的原料輸送和加工車間，世界高端產品的“原料基地”，中國羊絨產業擁有資源優勢、產品優勢，卻沒有品牌優勢和價格優勢。

2　低水平重復建設，生產加工能力過剩。中國現有羊絨加工企業2 600多家，加工能力是羊絨產量的3～4倍，在生產能力快速擴張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由于大部分企業設備技術落后，缺乏資金，無法提高產品質量和創新產品，羊絨產品只能停留在初加工、低檔次的水平，維持了一種低水平的數量型增長，加工能力的急劇膨脹，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無序競爭，最終損害整個羊絨產業的整體利益，使羊絨產品在國內市場上相互殺價、低價傾銷，行業內部大打原料戰、大打市場戰，在國際市場上缺乏技術、品牌、服務的高層次競爭力。

3　區域資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發揮區域集群競爭優勢。全國2600多家羊絨加工企業地區和品牌生產區域分布全國，各種經濟成分、規模并存。東西部地區羊絨企業在銷售模式、營銷手段、原料和專業經營等方面各具有優勢。內蒙古、寧夏、河北等地的羊絨產業基地是當地羊絨產業發展的典范。但中國羊絨產業缺乏優勢資源的整合，在資源布局、信息共享、技術創新、市場營銷、出口戰略、品牌創新等方面各自為陣，尚未實現資金、產能、技術、人力、客戶資源的互補共享，形成特色資源的整合優勢，使區域集群整體競爭優勢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得不到發揮。

三、中國羊絨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1　全面創新提高中國羊絨產業技術和品牌的競爭力。中國羊絨產業要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其品牌優勢和價格優勢，關鍵在于加快進行包括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營銷創新在內的全面創新。致力于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價值，培育國際知名品牌，改變中國羊絨產業只擁有資源優勢、產品優勢，卻沒有品牌優勢和價格優勢的不平衡局面。

2　加強產業鏈高端環節的建設，發揮中國羊絨產業鏈的整體優勢。首先要完善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建設，加強產業鏈之間的合作，通過實施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品牌創新戰略，利用資源優勢研發新品，在國際市場上不斷推出新品、精品、高端產品，變貼牌經營為創自主品牌經營。其次要加強營銷隊伍的建設，制定營銷策略、積極擴大市場、進入高端市場。同時應全面推動中國羊絨業與國際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拓展國際羊絨生產、加工、銷售渠道，逐步進入國際高端行列。要促進產業鏈的調整和升級，提高產業鏈的附加值和在國際市場的知名度，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從而發揮中國羊絨產業的整體優勢。

篇（6）

一、中國羊絨產業出口發展歷程

中國羊絨產業已歷經了40多年發展,經過了初始發展、震蕩加速發展和調整發展三個階段,經歷了由低級到高級的原料出口、加工出口、產品出口、企業發展、創新品牌的過程(見圖1)。在這三個發展階段,羊絨產業出口貿易持續增長,已經從第一羊絨資源大國逐漸發展成為世界羊絨生產、加工、銷售和出口第一大國。我國羊絨及其制品在國際市場所占的份額進一步提高,行業分工更加精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產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技術創新和品牌創新意識逐步加強。

二、我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可持續性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長期平緩的出口增長速度,影響向羊絨強國發展的進程

中國是世界羊絨出口大國,所生產的無毛絨、羊絨紗和羊絨衫等制品,60%以上出口到日本、美國、意大利、英國、法國、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有逐年增長之勢。2008年出口羊絨2385噸,金額為19444萬美元,比1983年提高了11.4倍;出口羊絨衫1825.7萬件,金額61079.7萬美元,是1990年的31.5倍。

但數據顯示,中國羊絨出口量仍處于臺階式震蕩增長,總的增長幅度均不大。1970 年到1975年是200噸的臺階,1976年到1990年在100噸以內的臺階,1993年到2000噸后,一直在震蕩徘徊階段,其中1999年達到了5074噸,但到2008年又回到了2385噸(見圖1)。羊絨衫出口也同樣表現為臺階式震蕩增長,徘徊不前(圖2)。

(二)出口產品仍處于國際羊絨產業鏈的低端,缺乏品牌優勢

我國羊絨產業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從原料收購運輸,到初、深加工,再到制成品,最后銷售經營的產業鏈條和產業集群。但由于大多數企業依然是初加工產品,所以我國大量出口的是利潤非常微薄的羊絨原料。盡管近年來一些企業提高了產品的科技含量,羊絨企業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10家發展到2600余家,并培育了150多家國內知名企業和180多個品牌,初步形成以鄂爾多斯為代表的內蒙板塊、以米皇為代表的湖州板塊、以貝加爾為代表的深圳板塊及以夢特嬌為代表的“品牌延伸”板塊。但由于缺乏自主知名品牌,在我國每年出口的羊絨制品中,99%以上為貼牌出口,自主品牌營銷不足1%。目前國際市場上羊絨衫3/4是中國產品,但真正掛中國品牌的不到20%。中國有資源優勢、產品優勢,卻沒有品牌優勢,僅僅是國際市場的原料基地和加工車間。

(三)加工能力明顯過剩,維持在低水平的數量型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由產絨大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一羊絨加工大國和制品出口大國,羊絨年產量由2800噸激增至9800噸,占世界總產量的70%以上,國內羊絨加工企業多達2600多家,無毛絨分梳能力突破2萬噸,除加工國內全部原絨外,每年蒙古、俄羅斯等產絨國的3000噸羊絨也進口我國進行加工,中國的羊絨實際分梳量達到了20000噸原絨的水平,是資源總量的2倍以上。在生產能力快速擴張的同時,由于“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大部分企業設備技術落后,難以創新和提高產品質量初加工、低檔次的重復建設,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無序競爭,最終損害羊絨產業的整體利益。

(四)價格長期緩慢增長,羊絨制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價格優勢

盡管我國羊絨收購價一直處于增長趨勢,但羊絨和羊絨衫出口價格自80年代至今卻增長幅度不大。除1989年和1990年羊絨出口價格出現過14.06萬美元/噸和11.65萬美元/噸的歷史最高價位,其余年份一直在6-8萬美元/噸的價位上徘徊,直到2008年也只增長到8.01萬美元/噸。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7月的出口價格甚至降為6.55萬美元/噸(見圖3)。我國羊絨制品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時卻價格逐年下跌(見圖4)。中國羊絨制品在國際市場的議價能力并沒有隨著中國羊絨產業的發展而提升。

(五)區域資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發揮區域集群競爭優勢

羊絨加工企業和品牌生產區域分布全國,各種經濟成分、規模并存。東部地區在銷售模式,營銷手段等方面具有優勢,西北地區在原料和專業經營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鄂爾多斯集團公司、鹿王集團公司、圣雪絨集團是我國實力強大的出口創匯企業。內蒙古鄂爾多斯高科技紡織工業園區、富興羊絨工業園區和寧夏靈武市、同心縣羊絨工業園是我國羊絨產業集群與羊絨工業開發園區有機結合的典范,是西北地區的特色羊絨產業集群。同時,我國還擁有眾多羊絨產業基地。但我國羊絨產業缺乏優勢資源的整合,在資源布局、信息共享、技術創新、市場營銷、出口戰略、品牌創新等方面各自為陣,尚未實現資金、產能、技術、人力、客戶資源的互補共享,難以形成特色資源的整合優勢,實現規模化經營和產業化生產,從而不能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市場競爭,發揮整體優勢。

三、我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可持續性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政策、資金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擴大出口

中國羊絨產業要保持在出口量和出口速度的同步快速增長,首先各級政府應加大在政策、資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勵多種類型、多種規模的企業擴大出口產品數量,提高精品產品出口。尤其是加大我國規模以上的集團企業和全國命名的各類羊絨基地的出口產品力度,通過共同開發國際市場提升我國羊絨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帶動中小企業共同開發國際市場。其次,要加強、規范出口管理,規范市場秩序。同時要推進羊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發揮中國羊絨出口優勢,增強中國羊絨產品在國際市場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響力,使中國羊絨產業不僅在出口量保持競爭優勢,同時也使出口增長速度得到同步發展。

(二)加強產業鏈高端環節的建設,發揮中國羊絨產業鏈的整體優勢

首先要完善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建設,加強產業鏈之間的合作,通過實施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品牌創新戰略,利用資源優勢研發新品,在國際市場上不斷推出新品、精品、高端產品,變貼牌經營為創自主品牌經營。其次要加強營銷隊伍的建設,制定營銷策略、積極擴大市場、進入高端市場。同時應全面推動中國羊絨業與國際業界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拓展國際羊絨生產、加工、銷售渠道,逐步進入國際高端行列,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從而發揮中國羊絨產業的整體優勢。

(三)合理整合加工資源,使中國成為世界精品、世界名品生產基地

應合理整合加工資源,調整產業結構,加大研發力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加快進行包括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營銷創新在內的全面創新。在產業鏈的各個生產環節應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精品型方向轉變,以減少產能過剩,變世界原料產地和制造工廠為世界精品、名品生產基地。

(四)創建、營銷國際品牌,爭取國際價格主動權

中國具有羊絨資源、加工、消費、出口優勢,但在國際市場上卻沒有價格優勢。要爭取羊絨產品的國際價格話語權,首先要加強產業鏈各個環節在價格制定、調節和管理方面的規范管理,規范市場秩序,推進羊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增強競爭能力。要充分發揮政府和行業協會在資源、信息、價格方面的協調和管理作用,建立一個有序、規范、穩定、共贏的羊絨市場,為中國羊絨產業形成合力走向世界創造條件。其次是加快進行包括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營銷創新在內的全面創新,形成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最后要加強與世界各國羊絨相關組織的合作,參與國際合作活動,建立國際標準制定和質量認證體系,建立國際市場價格監測系統,掌握國際羊絨市場價格變化信息,以便及時調整我國的價格戰略,改變羊絨大國只有資源優勢和加工優勢而沒有價格優勢的局面,爭取我國在國際羊絨市場的價格主動權。

(五)整合東西部地區的特色資源優勢,發揮東西部地區的集群競爭優勢

要實現以創建國際品牌為標志的中國羊絨產業集團化、集中化、集約化的發展目標,就要充分整合我國東西部地區的特色資源優勢、區域優勢、特色基地優勢,突出主導產品,發揮西部地區羊絨產業園區的羊絨產業集群特色優勢,通過兼并重組或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構建大型集團,實現資金、產能、技術、人力、客戶資源的互補共享,實現規模化經營和產業化生產,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市場競爭,從而發揮產業的整體優勢。通過舉辦各類博覽會、交易會、信息交流會,溝通信息、交流經驗、共同開拓國際羊絨市場、提高中國羊絨產業知名度。要充分發揮我國羊絨行業協會的作用,整合和優化中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布局,提高我國羊絨產業在國際市場的集群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李岳云,吳瀅瀅,趙明.入世5周年對我國羊絨產業貿易的回顧及國際競爭力變化的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7,(8).

[2]劉新建.我國羊絨產業出口的現狀與策略[J].亞熱帶農業研究,2007,(2).

[3]張瑩瑩.湖北省羊絨產業出口貿易現狀及對策分析[J].當代經濟,2009,(1).

[4]田泓.中國羊絨產業現狀[J].中國經貿,2007,(9).

[5]周占琴.中國絨山羊業發展現狀、前景與對策[J].產業透視,2008,(4).

[6]楚曉,張蘭平等.我國羊絨產業持續發展問題研究[J].甘肅農業大學學報,2003,(1):62-67.

[7]寧夏羊絨產業發展調研報告[EB/OL].中國精品羊絨網,省略.cn,2008-10-23.

[8]薛鳳蕊,喬光華.世界羊絨產業的發展趨勢[J].世界農業,2008.

[9]2004-2009.7月毛紡原料及制品出口匯總[EB/OL].中國毛紡織行業協會,省略.cn/hytz200907ex.htm.

[10]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8)[M].中國羊絨產業產量及進出口額,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11]中國海關統計年鑒(上、中、下卷)[M].北京:中國出版社,2008.

[12]國家統計局外經司.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1983-2008[M].北京:中國統計年鑒出版社.

篇（7）

金融會計風險最先源于金融行業，是指在生產管理中因為會計核算失誤形成決策失誤，對單位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單純的從財務角度分析，金融會計風險涉及到的內容比較多，主要是在一定時間內的預期資金，作為金融風險中的中醫組成內容，金融會計風險會因為財務人員、會計處理方式等原因，導致金融會計風險無法得到有效控制。

二、事業單位金融會計風險因素

1.會計核算

財務部門是事業單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所有業務活動核算的整體，在會計核算過程中如果核算方法不正確或者不規范，則會導致風險因素而對出現。從實際角度分析，我國部分事業單位為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往往會在信息處理上做文章，導致會計核算工作不規范，會計信息失真，這一系列的因素均會給事業單位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影響。另外，對于部分業務，很多事業單位因受到人員因素以及處理方式的影響，導致結算數據不真實，會計信息存在虛假性，財務信息失真信息十分嚴重。從我國事業單位的性質以及發展現狀分析，在會計核算中會涉及到非常多的環節，如果其中一個環節出錯，那么則會導致會計工作失去平衡性，比如沒有及時檢查單位財務、在會計核算中所采取的方法不規范，導致貪污賄賂事件出現、沒有對憑證進行嚴格審查、財務審查力度不夠等。

2.會計操作

在近幾年，我國事業單位得到有序發展，尤其是電子技術的應用為我國事業單位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全國各地事業單位已經形成了健全的會計結算制度，這對優化內部控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由于諸多財務人員缺乏風險防范意識，或者不具備專業的技能，在會計結算中并不按照規定辦理業務活動，甚至出現越權辦理業務的現象，這種情況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會計的結算風險。

3.人員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在事業單位金融會計的發展中財務人員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由于部分單位缺乏內部控制，對會計人員約束力不夠，則會形成不同程度的人員管理風險，對事業單位會計核算造成影響。其中財務人員約束不利主要表現在：部分財務人員操作行為不規范，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出現差錯；部分財務人員道德水平較低，甚至因追求個人利益，會肆意修改報表，對事業單位經濟造成損失；事業單位所設置的會計崗位不合理，缺乏制約機制與激勵機制，并且會計核算的程序不健全，對人員管理而言起到不良影響。

三、事業單位金融會計風險防范對策

1.構建完善的內控體系

在事業單位金融會計工作的發展中，完善的內部控制體系是保障單位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現如今，在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事業單位財務風險與經營風險會逐漸增加，單位看清形勢，構建完善的內部控制體系，將內部控制的約束作用進行發揮。一般而言，在構建內部控制體系的時候需要結合事業單位實際發展現狀，實現會計部門與其它部門的相互整合，保證完整性、規范性、科學性，進而形成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的會計制度。另外，還需構建事業單位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對金融創新以及金融會計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究，防范金融會計風險，提高信息真實性，提高金融會計的科學性。

2.提高會計制度的執行力度

要想真正提高事業單位金融會計工作的有序發展，不僅需要構建完善的會計制度，并且還需要提高會計制度的執行力度。需保證會計制度能夠真正落實到實處，并且實現會計崗位的合理設置。另外，還需利用會計制度約束會計人員的基本行為，保證所有的會計人員都能夠做到有法可依。與此同時，必要時候還需加強對會計人員的監督與管理，減少金融會計風險的發生幾率。

3.優化會計監督職能

篇（8）

一、引言

關于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定義，目前尚未形成權威概念，其常與互聯網理財產品、互聯網理財平臺、網絡理財產品等概念交叉使用，具體形式或產品類別人們在認識上也存在差異。本研究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主要包括五類：集支付、收益、資金周轉于一身的理財產品（如阿里巴巴余額寶）、與知名互聯網公司合作的理財產品（如騰訊理財通）、P2P平臺的理財產品（如人人貸的優先理財計劃）、基金公司在自己的直銷平臺上推廣的產品（如匯添富基金現金寶）、銀行自己發行銀行端現金管理工具（如平安銀行的平安盈）。這五類理財產品存在收益率不穩定、網絡平臺風險責任不清等問題，研究其用戶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對相關企業如何做好經營管理、提高用戶滿意度、保持競爭優勢具有參考價值。

二、文獻回顧

（一）國內外基于TAM等理論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相關產品的實證研究

國外學者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相關產品使用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經常運用理理論（TRA）、計劃行為理論（TPB）、技術接受模型（TAM）等理論，TRA中的主觀規范、TPB中的知覺行為控制以及TAM中的行為態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學者在構建研究模型時主要考慮的指標變量，隨著互聯網金融領域相關產品風險問題的凸顯，感知利益、感知風險、感知信任也被納入用戶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中。

國內學者基于TAM理論并結合經濟學中的相關理論對移動銀行、移動支付等用戶使用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鄧朝華等基于TAM理論分析驗證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可靠性、感知行為控制、服務成本是影響移動銀行服務用戶采納行為的重要因素；楊水清等以TAM為理論基礎并結合效價理論，從技術屬性、個體特征、社會影響三個方面對移動支付用戶初始采納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相對優勢、兼容性、個體創新、主觀規范和形象正向影響用戶采納意愿，感知風險和感知成本負向影響用戶采納意愿；李凱等指出移動支付系統與其他信息系統相比一個重要區別是移動支付給用戶帶來的感知風險，其研究跳出了以TAM理論為主的研究框架，從交換理論視角分析了感知風險和感知利益在用戶行為決策中的作用機理。

此外，國內有學者基于TPB、TAM、創新擴散理論（IDT）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行為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邱均平等基于TAM和TPB理論分析驗證了自我效能、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是影響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關鍵因素；張萬力等運用TPB和IDT理論構建了互聯網金融理財行為模型，探討用戶行為形成過程，研究結果表明互聯網金融理財目標顯著影響信息搜尋，溝通交流正向影響理財意愿；羅長利等基于TAM和TPB理論驗證了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收益、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正向影響用戶對余額寶的使用意愿，感知風險負向影響用戶使用意愿。

（二）國內外基于UTAUT模型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相關產品的實證研究

國外有學者基于技術接受和使用統一理論（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對移動銀行、網絡銀行用戶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Yu運用UTAUT模型分析用戶使用移動銀行的影響因素；Martins等在UTAUT模型基礎上引入感知風險因素，分析用戶使用網絡銀行的影響因素Oliveira等結合任務技術適配模型（TTF）、初始信任模型（ITM）和UTAUT模型，分析驗證了便利條件、行為意向直接影響影響使用行為，初始信任、績效期望、技術特征和任務技術適配性顯著影響使用意向Slade等基于UTAUT模型，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方法分析驗證了績效期望、社會影響、創新性、感知風險、感知信任是用戶接受移動支付的重要影響因素。我國學者運用UTAUT模型探討了手機支付、移動銀行、微信支付等業務用戶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但目前還沒有學者運用UTAUT模型分析本文所指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用戶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綜合國內外基于UTAUT模型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實證研究，將UTAUT模型作為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行為影響因素的基礎模型，在保留績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EE）、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SI）、便利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FC）等因素的基礎上，增加感知風險（Perceived Risk，PR）和感知成本（Perceived Cost，PC）兩個因素，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

三、研究模型與假設

TAM是解釋或預測信息技術使用的普適模型，之后人們對TAM不足加以改進，將理理論（TRA）、動機模型（MM）、計劃行為理論（TPB）、創新擴散理論（IDT）、社會認知理論（SCT）等共八個理論進行整合，提出了UTAUT模型。有學者實證研究認為UTAUT模型對行為的解釋比TAM更為全面和完善。UTAUT模型的四個核心變量分別為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和便利條件，其中前三個變量對使用意向產生重要影響，便利條件對使用行為直接產生影響。本研究在UTAUT模型基礎上增加感知風險、感知成本因素，形成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行為影響因素模型，如圖1所示。

（一）感知風險

Luo等將感知風險定義為用戶對各種潛在威脅敏感性的個人感知，將感知風險分為性能風險、財務風險、時間風險、心理風險、社會風險、隱私風險、生理風險、整體風險八個方面，并在其研究中證實感知風險負向影響用戶對移動銀行的使用意向，因此提出假設：

H1：用戶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感知風險負向影響使用意向。

（二）感知成本

消費者在不同的服務方式間轉換必須要考慮不可忽略的成本，從其他的理財方式轉換到互聯網理財需要一些額外的成本。Abroud等指出用戶的感知經濟價值，包括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會對使用意向產生負向影響，因此提出假設：

H2：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所承擔的成本負向影響使用意向。

（三）其他因素

H3：用戶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績效期望正向影響使用意向；

H4：用戶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努力期望正向影響使用意向；

H5：用戶受到的社會影響正向影響使用意向；

H6：用戶感知到的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便利條件正向影響使用行為；

H7：用戶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意向正向影響使用行為。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問卷設計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結構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使用情況，第二部分是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認知情況，本部分問卷采用李克特七級量表，對影響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因素進行測量，第三部分是對被調查者基本情況的采集，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等問題。通過網上問卷調研平臺發放電子問卷280份，回收問卷229份，其中有效問卷203份，問卷的有效樣本量為28個題項的7.25倍，符合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的樣本量基本要求。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通過SPSS20.0軟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數進行信度分析。從表1可知，問卷總體的Cronbach's Alpha值為0.866，各分量表的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問卷設計合理。

問卷各變量的測量指標均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問卷及相關文獻理論基礎修正成為本研究的量表，故具有較高的內容效度。在建構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進行檢驗，分析結果顯示，各變量的KMO值均大于0.7，表明樣本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各變量均只提取一個公因子，總體解釋度較高，且各測量指標的因子載荷大于0.7，表明問卷效度較高。

（三）模型檢驗

利用AMOS17.0軟件采用極大似然法對假設模型進行擬合分析，實際測量結果與各評價指標如表2所示：CMIN/DF、IFI、TLI、CFI、RMSEA均在合理范圍之內，GFI、NFI與評價標準略有差距，表明假設模型擬合程度比較好。

各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標準化路徑系數如圖2所示。感知風險對使用意向有顯著的消極影響；感知成本對使用意向沒有顯著的影響；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對使用意向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便利條件對使用行為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使用意向對使用行為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分析結果表明：研究假設H1、H3、H4、H5、H6、H7成立，H2不成立。

五、結論討論

（一）結論

本研究基于UTAUT模型構建了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行為影響因素模型，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意向、便利條件是直接影響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重要因素，努力期望、績效期望、感知風險、社會影響通過使用意向對使用行為產生間接影響。感知成本對使用意向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相比銀行相關產品而言具有明顯的成本方面的優勢。就準入門檻而言，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最小單位是1元，雖同很多貨幣基金門檻相同，但相比一般以5萬元為基準的銀行理財產品更適合大眾投資者，因此感知成本不是影響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重要因素。依據研究結果，經營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相關企業應注意將用戶的感知風險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注意降低用戶的風險感知，降低結果損失的程度，同時降低互聯網金融理財平臺操作的復雜性，開展服務營銷，提高用戶的績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使用戶獲得更多的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便利條件。此外，很多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是受周圍人群的影響，所以經營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相關企業要設法提高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社會影響和適用人群，以進一步促進用戶的使用行為。

（二）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不足與展望有三點：首先，研究沒有考慮用戶的性別、年齡、經驗等控制變量的影響作用，若對控制變量的影響作用加以分析，結論會更具針對性；其次，本研究提出了7個影響用戶使用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因素，測量維度并不完全，在后續研究中可以結合消費者信任等理論增加使用行為的測量維度，以增強模型的解釋力度；最后，本研究沒有進行競爭模型的探索和評估，不能保證所得模型的解釋力一定是最佳的，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對競爭模型的探索，從而使所得模型更具說服力。

參考文獻

[1]邱均平，楊強，郭麗琳.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使用影響因素研究[J].情報雜志，2015，34（1）：179-184.

篇（9）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 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從實證方面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東部地區，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李建軍、田光寧，1998）。

4.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波及，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到1998年5月，終于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震蕩，股市陷入危機，盧布遭受嚴重的貶值壓力。俄羅斯金融危機是俄羅斯、經濟、危機的綜合反映 ，被稱為“俄羅斯綜合癥”。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導致其國際收支惡化，財政稅收減少。但究其根本，國內政局動蕩，經濟長期不景氣，金融體系不健全，外債結構不合理則是深層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機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宣布該州因財源枯竭，90天內無力償還欠聯邦政府的 154億美元的債務。這導致當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債券價格也暴跌4 4%，雷亞爾持續走弱，央行行長在三周內兩度易人。雷亞爾對美元的匯價接連下挫，股市接連下跌。“桑巴旋風”迅即向亞洲、歐洲及北美吹開，直接沖擊了拉美國家，歐洲、亞洲等國家的資本市場。巴西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影響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而其內部原因則是公共債務和公共赤字日益擴大，國際貿易長期逆差，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失誤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其實就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各國頭上，只不過是在不同時候降落在不同國家頭上而已。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幾乎年年都有。事實上，2001年再度爆發阿根廷金融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頻繁性。

20世紀以來典型的金融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1).傳染性；(2).突然性；(3).破壞性；(4).頻繁性。總的來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一個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發展的趨向來看，金融體系內部越來越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觀經濟結構失調，僵硬的匯率制度，脆弱的金融體系，不合理的外債結構往往成為醞釀金融危機的土壤，也是導致這幾次金融危機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

金融危機爆發頻率的增加為我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1.實施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對于一國經濟而言，大致可以選擇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和由央行干預的固定匯率。比較而言，固定匯率在微觀經濟效率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央行明確承諾維持匯率穩定的義務卻使得央行必須犧牲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浮動匯率則可使貨幣政策能夠對各種沖擊做出反應，從而引致較優的宏觀經濟績效。然而實施固定匯率制卻并非意味著絕對地固定名義匯率，而應當動態調整以反映經濟發展的趨勢。事實證明，匯率變動的壓力如果不能以主動的方式加以化解，則必然就以危機的方式釋放。以墨西哥與泰國為例，僵硬的匯率制度越來越不能反映真實匯率變動的趨勢，從而固定匯率的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投機者的沖擊下，外匯儲備就會下降并引發市場信心危機。

2.對于國際救援寧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貸款援助往往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反危機措施之一。來自IMF等外部貸款救援有利于穩定幣值，恢復危機發生國的經濟增長，但是其組織結構決定了其職能的發揮需要以極少數國家的利益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的差異就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其實又是兩次危機緩解時間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貸款條件往往比較苛刻，甚至會以犧牲部分國家利益為代價，并且附帶著漫長的討價還價時間，這對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而這其實也就是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寧愿過貧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對于在金融危機以后的國際救援不應給予太多指望。

3.適當的外債規模和結構

雙缺口模型證明了發展家即使在較高儲蓄率時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資和外債。事實上，外資流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債的規模與結構應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尤其是對于巨額短期資金進出應當適度從嚴，以減少金融市場的動蕩。在上述的幾次金融危機中，短期資金幾乎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債于投資用途，而不應用于償還舊債，更不應當為特權階層所揮霍。

4.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東亞奇跡”正為世人所矚目之際，因此，其中緣由更值得沉思。事實上，在高增長光環的掩蓋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帶動的亞洲經濟中早已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加劇了經濟失衡，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基本條件。 三、防范危機的現實思考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主要可歸功于穩定的宏觀環境、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謹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資本帳戶下的不可自由兌換。然而，雖然沒有遭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卻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金融系統有多么安全。事實上，我國在漸進改革中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已經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這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有的改革；2．證券市場違規操作，過度投機現象；3．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IMF曾對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作了歸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1.鼓勵各國政府實行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2.由國際結算銀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標準，鼓勵新興市場遵守這些標準；3.在IMF建立自動生效的援助機制，當符合標準的國家在遇到金融危機時，自動給予援助；4.IMF積極鼓勵新興市場使用價格手段來限制那些不適當的、過多的短期資本流入；5.注意力從限制短期貸款的發放轉移到確實讓放貸者承擔更大的風險。而對于我們國家而言，除了IMF所歸納的這五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我國經濟中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并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1.加強審慎的監管體系。審慎監管體系的脆弱性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監管，一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就會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效的審慎監管體系，則由于明確或潛在的存款保險的存在以及不對稱信息的原因，銀行體系里將存在大量的道德風險。這樣，在發生危機時存款保險或政府會提供擔保的預期會誘使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據我國目前實施監管的現狀，應當重點從制度上完善監管體系，杜絕監管的漏洞，促使銀監會 、證監會、保監會分工協作高效運轉；培育金融監管體系運轉的微觀金融基礎；將金融系統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有效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監管監管者，平衡和制約監管者的權力和義務。

2. 完善和穩定金融體系。傳統的經濟認為市場導向型的金融系統優于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然而更新的表明兩種金融系統各具優勢和劣勢 。對一國而言，選擇那一種模式更多地應當從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慮。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當具備有效的體系，良好的標準，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實踐證明，健全的金融體系將對抵御金融危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國有銀行體系。目前，國有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歷史壞帳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此外，我國應當引入民營銀行，形成適度競爭的銀行體系。各國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才是提高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根本途徑。

4.謹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指導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績效卻相差甚遠。許多國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當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國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為現實的選擇，重要的是要為金融自由化創造有利的初始條件，謹慎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5．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控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

[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貝內特T麥克勒姆，國際貨幣經濟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軍、田光寧，九十年代三大國際金融危機比較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

[4] 陳學彬，當代金融危機的形成、擴散與防范機制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

篇（10）

這正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啟示》一書將要告訴我們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銀行總部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對大量文獻的分析，向讀者再現了東亞金融危機發生時的驚心場景，揭示了隱藏在危機表象下的根源本質，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結論。

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的專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數仍然沿用新古典主義與國家主義這兩種主流學派的觀點。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作者在對兩大主流學派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四種可供替代的危機根源模式：投機攻擊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機模式和經濟不平衡模式。這為我們理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系統分析框架。

投機攻擊模式是四種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匯率制度本身內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純粹的投機攻擊足以給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體帶來危機，而不受其宏觀經濟基本面等因素的影響的重要結論。

全球化模式認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造成了許多東亞經濟體的危機隱患。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監管的缺位導致金融部門特別是銀行系統高負債和高不良資產。這是造成金融隱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