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要素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增長要素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經濟增長的相對性

“經濟增長”是一個相對概念，對經濟增長的測度即可說明這種相對性：對同一經濟體經濟增長情形的跨時期比較，同一時期的跨區域比較；對不同經濟體的同時期比較。因此，孤立的談論經濟增長缺乏意義。國家間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長率的差距。收入增長率可以理解為改變初始收入水平的強度。這里的收入包括國家收入（總量GDP）和國家內部個體的收入兩個層面，同樣也存在兩種類型的不平等：國家間收入的不平等和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來，上述兩種不平等性趨于強化。長期依賴基礎資源出口的國家，深受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所累，與發達國家差距日益擴大，而從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新生的經濟體，包括印度、中國等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則瀕臨警戒線，基尼系數已偏離國際公認的安全范疇。

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走向“負增長”。這里的“負”并不是經濟數據的走低，而是經濟增長路徑對未來發展的負面約束，也包括其對發展初衷的違背。實際上，“國富民弱”的增長模式以傷害普通個體利益為代價，其所實現的國家繁榮不可持續。占據較大人口份額且消費傾向顯著的低收入群w消費能力缺失，其對于依賴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復蘇的政策效果而言將產生極大的負面激勵。經濟增長本質上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經濟增長的歸屬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帶來的兩種差距，在現實中存在，在邏輯上成立，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歷程，這種不平等性是對偽經濟增長的譏諷。

2 經濟增長的要素體系及其內在邏輯

2.1 實物資本

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在許多關于經濟增長動因分析的實證研究中，資本都被賦予較為顯著的份額，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這些模型的構建為理解和認知經濟增長問題提供了便利。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學家的主觀認知中存在如下演變過程：大衛?李嘉圖以及托馬斯?馬爾薩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在生產的要素中，比之于資本，其實更為青睞于土地這種要素。而伴隨工業革命在歐洲的興起，資本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實世界中資本作用的擴張在經濟學家的主觀印象中開始日益強大。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關鍵因素的認知開始深入人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阿瑟?劉易斯于1954年曾經說過：“經濟發展事實上就是資本的快速積累。”持相似觀點的學者還包括著名經濟學家羅斯特。

“資本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關鍵作用”這樣的認知從發達地區開始擴散到發展中國家，許多期待實現繁榮的地區開始采用資本取向的政策。盡管現實世界中，通過盲目實現資本擴張達到經濟增長的企圖最終證明都是低效的，但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實并無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經濟學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為強調資本與其他要素的結合。

2.2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同屬于要素積累，擁有資本屬性，即實現資本增值的能力。對于經濟增長動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較多的未知因素時，將人力資本變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問題得到清晰的說明。人力資本不同于實物資本的一個顯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種正的外部性。關于創新激勵的文獻中，將這種外部性稱為溢出效應。通過進行更為高端的教育行為，個體素質的提高推動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資本在個體層面的積累開始增加。人力資本通過向鄰近個體傳遞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對技術、技巧以及認知世界途徑的更好理解等。這種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經濟運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個經濟的產出水平。因此，人力資本增長率的下降將在邏輯上引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規模決定了消費需求以及生產能力的基數，人口增長率則決定了人口規模的未來特征。特定社會群體中的人口結構則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模式特征。實際上，人口規模一方面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使得經濟增長成效在面對個體時被弱化，這種悖論說明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一個最優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人口的負面作用，諸如人口的資本稀釋作用，將使得我們在面對人口問題時需持極為審慎的態度。如今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加拿大這樣的寒冷國度，人口開始負增長。我國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規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圍內變動。在較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長依舊可用“泛濫”二字形容。人口規模在為經濟增長貢獻基礎要素的同時，創造了這個印度長期的貧窮。因此，人口數量及質量決定了有效勞動的供給水平，人口規模則是需求市場的決定因素。如同創新的擴散一樣，人口在特定社會中的變遷，我們同樣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擴散過程，人口的增長同樣遵循一個S形的過程，人口增長的速率在達到峰值之前，將會有一個加速的過程，在峰值之后，開始有一個緩慢的過程，并最終走向零增長的過程，以趨于穩定的狀態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

2.4 技術進步與生產率

技術的本質來源于技術可以改變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既定的實物資本以及人力資本量可以實現更多的產出。通過研發活動，改變舊有的技術模式，即所謂的技術創造。有計劃地投入必要的資源實現技術創造的成功。作為一種創新，新技術同樣會遵循一個典型的擴散過程：自一種新的技術被研發出來開始，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經由特定的渠道，從某個企業、某種產業開始向更多的企業以及其他產業擴散、滲透，從技術研發地區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擴散。這個過程即是技術轉移，然而技術轉移的障礙沒有弱化的趨勢。技術進步之于經濟增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確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適用技術而不是技術殘留物。技術進步更為有效的方法是培養完整的科研隊伍，尊重科學和人才，并為各種研發活動提供便利，后發國家完全有可能實現所謂的“技術跨越”。

生產率是生產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積累及其轉化效率兩個方面共同決定。要素積累決定了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的數量，而生產率則描述了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情形。強化要素的積累過程，并提升生產率有利于實現更多的產出。這兩種選擇的側重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增長模式選擇的差異。盲目依賴要素積累的發展方式并不符合經濟持續增長的要求，最優積累規模的解決或許對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可以給出一個說明。

2.5 開放與競爭機制

19世紀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從某種意義上就是由當時清政府所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所致。在我國古代歷史中，與友邦進行絲綢、瓷器等貿易的記載非常之多，這是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實現國家繁榮的例子。實行開放政策，走出封閉經濟的困惑，實現要素的國際流動，發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個市場的作用，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有效以及更穩定的環境。自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歷經32年，我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式增長。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從低附加值產品的輸出國轉變為技術轉讓國，擴大國內需求，提升13億人口尤其是7億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或許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不應繼續沿襲一條低端的開放道路。開放經濟比之于封閉經濟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好處，無論對于國家改善國際形象或者對于追求國家收入，都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發展模式。開放經濟并不一定適合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經常處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開放過程中會出現環境問題、國家問題。當然，開放將是相對的，而且開放經濟對國家內部個體收入的改善可能較為微弱。

3 政府角色：適度干預

濟學研究的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對“看得見的手”以及“看不見的手”這兩者作用的表達以及爭論。由于存在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克服這些市場失靈的低效對經濟的傷害。政府通過實施各種經濟發展政策、貿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產業政策等構筑了經濟發展的基礎環境，并靈活地對因市場失靈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壟斷等低效形態進行干預，實現最優的市場績效。與此同時，政府對因市場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進行干預，縮小國際內部區域以及不同個體間的收入差異，緩和社會矛盾，營造經濟發展的穩定氛圍。因而，政府盡管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之中，卻通過提高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不斷干預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因而，經濟增長的不同軌跡是對政府作用的極好證明。

盡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經濟學》中所揭示的那樣，政府由于競選、尋租或者其他原因會出現無效的狀態，即所謂的政府失靈。因此，政府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能忽視，更不能盲目依賴。最好的發展模式應當是“大市場，小政府”。如果經濟增長是由政府推動而不是由市場自發實現，這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或許是一種悲劇，至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是這樣。改革的陣痛其實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這是因為這種痛苦的過程如果持續的時間太久，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的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原本向好的經濟增長趨勢可能會被逆轉。這其實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長期增長之間的決策問題，考慮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會起到應有的作用，以及時滯性等問題，我們在思考或許政府采取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無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內完成，因而這種存在負面作用的政策，盡管將會預示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但其被采用、被實施以及真正的發揮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4 結論及反思

經濟增長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的同時，也有可能為改良經濟增長中個體收入差異以及提高個體的福利水平或者稱之為幸福感等問題的解決制造麻煩。換句話說，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的準備階段，而真正的目標應當是實現經濟發展。盲目追求“數字”或者“增長率式”的增長訴求應當被拒絕。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許多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陷入低增長周期，各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保護主義重新占領國際貿易市場。，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需求顯著縮水。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出口”面臨悲觀預期的情形之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國內需求，調整經濟結構成為必然趨勢。

我國的經濟結構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問題：產業結構、地區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以“二三一”格局為主，產業高度化不夠，致使我國經濟的知識化和服務化特征不明顯。地區結構以“東中西”收入差距擴大為典型特征，甚至有“東部崛起，西部發展，中部塌陷”之說，三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無法發揮聯動效應，增加我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需求結構是指我國過于依賴出口，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這個問題更趨嚴峻。

因而擴大內需，實現需求結構的優化非常必要。

悲觀地講，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收入差異、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經濟結構低效，甚至“幸福指數下降”都是由其所致。樂觀地講，經濟增長本身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這些問題由經濟增長而來，通過對其的解決即超越了經濟增長自身，而實現“經濟發展”這一更有效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王小魯，樊綱，劉鵬.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J]. 經濟研究，2009（1）：44-47.

[2] 林毅夫，劉明興. 中國的經濟增長收斂與收入分配[J].世界經濟，2003（8）：3-14.

[3] 易綱，樊綱，李巖.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 經濟研究，2003（8）：13-20.

篇（2）

一、世界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史進行分析能夠了解到，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世界經濟呈現著各國獨立發展的狀態。在世界市場形成之前，區域貿易出現在了世界經濟之中。但是各個貿易區之間并沒有聯系，一直到航海技術以及科技革命后，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逐漸體現。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跨國公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使得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更加緊密，推動了國際貿易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的數量增加和規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資(FDI)的流入量也不斷增加。筆者經過分析發現，隨著跨國公司數量的不斷增加，直接投資波動幅度明顯加快。受到投資本身特性的影響，以及其波動與跨國公司數量的關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資在世界經濟中的活躍程度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對整體的趨勢進行分析能夠發現，直接投資的增長率比國際貿易要快，目前，國際直接投資已經超過了國際貿易。現階段，轉型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流入量顯著提升，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可以說，轉型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成為了吸引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就目前的發展形式來說，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國際直接投資，已經完成了國際貿易為主要特征的轉變。這使得對世界經濟增長受到要素流動影響進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要素觀的應用

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本質問題為經濟體的想差異性和真實收入隨時間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經濟增長理論一直是廣大經濟研究學者探討的重點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增長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由于世界經濟的增長機理會隨著世界經濟運行特征的改變而發生變化，所以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以及內生增長理論都成為了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斯密在其經濟增長理論中提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國際分工，而國際分工的動力則來自于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異。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進行專業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過工人的反復操作，提升了物品的產量。在不同的工藝制造中，進行有效的勞動分工，能夠使得勞動生產力得到成倍的增長。同理，在不同的國家，勞動生產率不盡相同，使得國際分工產生。不同的國家專門進行某一種專長的業務操作，在世界范圍內提升了生產率，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新古典增長理論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假設了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其中發揮調節作用的是價格機制。新古典增長理論還指出，資本與勞動可以互相替代、規模報酬不變以及技術的進步是外生的。結合道格拉斯函數能夠得出：第一，經濟最終總會趨向均衡增長。第二，短期的經濟增長受到儲蓄率變動的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由技術的發展情況所決定。第三，不同的經濟體之間可能會存在趨同。在內生增長理論中，資本、勞動力以及技術都是基本的生產要素。該理論中假設了人力的投資、資本積累知識外溢會影響技術的進步，對其產生推動的作用。所以，能夠實現長期的、持續的經濟增長。相比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對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增長不僅需要要素的量變，還要求著要素的質變。

三、要素流動對世界經濟增長影響機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微觀效應分析

人均實際產出持續的、穩定的增長就是經濟增長。在目前跨國公司的數量以及直接投資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要素流動對于世界經濟增長的微觀作用為：要素流動有效提升了要素的邊際生產效率。在實際的生產中，有多種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組成了生產過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中，包含著技術、資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統稱為資本K。所以，要素流動的過程可以由資本流動的過程進行直接的體現。為了分析要素流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微觀效應，可以進行如下假設：在生產過程中，只包含著資本K以及勞動力(可以用字母L進行代替)。這就意味著，資本K從一個國家流向另一個國家，就是要素的流動。對于資本K的流入國來說，新流入的資本結合學習效應，能夠完成對L的邊際生產效率的提升。同時，資本K與新的L相結合，在保證了原有生產效率的基礎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邊際生產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對于資本K的流出國來說，剩余K的邊際生產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漸轉移到資本部門，有利于新的資本K的生成。由此能夠得出，要素流動對于兩個國家的要素邊際生產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說，要素流動對于世界經濟增長的微觀效應就是要素的邊際生產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中觀效應分析

篇（3）

近年來，在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領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宏觀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財政分權、外貿政策、政府支出等；二是用生產函數研究教育、固定資產投資、電力消費、基礎設施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試圖從全局的角度對這些研究進行總結分析。

一、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

用傳統的生產函數研究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但是在此基礎上，再結合其他要素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能源、電力消耗、基礎設施、外商投資、信息化、教育投入等,表面上看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得出了顯著的結果，這些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彈性都比較大，統計檢驗都比較顯著,也符合經濟學的原理。問題就出現在這里，如果以上這十多個要素都有如此功效,那我們就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投入成本最小的那個要素,加大投入,那我國的經濟就應該有顯著的增長,顯然,這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錯誤的。主要問題如下：

1.可能的解釋。也許有一個理由可以支持局部正確總體也正確的結論，那就是投入要素之間本身存在著復雜的關系和多重共線性問題，一般不可能其中某個要素單獨增長，而其他要素維持不變，但這種解釋不具有說服力，即使在資源約束條件下，投入要素中個別要素仍然是有可能很快增長，顯然不能僅依靠資本、勞動力和這個要素的增長來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2.偽回歸問題。可以設想要素投入和經濟增長一樣，本身存在著增長的趨勢，雖然經濟理論可以解釋，但時間序列中，在變量為非平穩時間序列時，存在著偽回歸問題，需要進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而目前的研究由于數據的局限，很少有學者這樣做，導致偽回歸。

3.要素投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知道，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與投入要素之間存在著以下幾種關系，一種是相關關系；第二種情況是解釋變量是被解釋變量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OLS直接進行估計，得到最優無偏估計量，嚴格意義上講，這種情況也不多見，一般我們認為勞動力投入是外生的，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的原因；第三種情況是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關系，也就是存在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它們與隨機誤差項不獨立，會存在聯立性偏誤、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等問題。

4.數據問題。利用生產函數進行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最有爭議和誤差最大的是關于資本的數據來源問題，有的學者用基本建設投資加上更新改造投資代替；有的學者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代替；有的學者估算出資本存量進行估計；有的學者利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固定資產存量作為替代變量進行計算；有的學者利用折舊額進行計算；目前得到較多學者認可的是用資本的存量進行計算，但由于我國并沒有相關數據，所以一些學者采用一定的方法進行估算，不同的估算方法導致結果差異較大。

5.基本假設問題。生產函數是有一定的條件的，比如用SOLOW余值法進行技術進步的測定，基本假設就是規模報酬不變，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在我國的經濟增長中，這樣的情況很難同時存在。

二、政策建議

1.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不切實際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全局眼光來研究問題。分析除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以外的諸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多的應該將這些要素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視為相關關系，而不能簡單地視為因果關系，哪怕經濟理論和計量分析支持這種說法。因為此時哪怕模型再好，統計檢驗再顯著都沒有任何意義。

2.用傳統的生產函數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與資本、勞動力、廣義的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義的，不過，要考慮好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數據處理問題、經濟計量方法問題，不能簡單地用OLS進行回歸。

3.投入要素的重新分類。先看一下丁伯根生產函數模型：Y=A0ertKαLβ (1）

Y表示產出，K、L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投入量，A0是常數，表示綜合技術進步水平，α、β表示勞動和資本的產出彈性，產出彈性之和是函數齊次性的階α+β，從而根據α+β＞1、=1、＜1可確定生產函數規模報酬分別是遞增、不變、遞減。

從本質上講，導致經濟增長的要素可分為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勞動力資源，其中有形資源可用資本代替，無形資源包括知識、技術進步、制度、管理、信息資源等要素，人力資源是勞動者數量和質量的綜合反映。

無形資源中，知識包括科學和技術，科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潛在的和間接的，技術是直接的，在生產函數中可通過系數r表示技術進步率，至于制度、管理因素，一般難以量化，可通過生產函數的系數A0反映，這樣，信息資源可單獨作一個要素，即將生產函數變形為公式（2），其中I表示信息資源。

Y=A0ertKαLβIy （2）

當然，研究中同樣要處理好數據問題、變量的內生性問題、經濟計量方法問題，可通過工具變量法或聯立方程模型進行估計，此外，如果能找到技術進步、知識等數據或其替代變量，也可以對生產函數進行某種修改后進行定量分析。

篇（4）

林業經濟增長情況在研究分析階段，需要選擇先進的技術手段來進行，要素投入能夠幫助工作人員明確林業管理的重點內容。經濟增長狀況分析離不開數據收集與處理，下面文章將針對工作各流程的技術要點展開探討，幫助選擇有效的分析方法。

1數據收集和統計分析

1.1數據收集和處理。

分析林業經濟增長情況時，現場工作人員可以通過數據整理分析來得到準確的結果。要素投入方法對經濟情況分析能夠起到促進作用，但在應用過程中，仍然需要完善的數據采集分析系統，將收集得到的數據進行處理，以此來提升結果的可靠性。林業作為寶貴的自然資源，凈化環境的同時，還能夠帶來經濟效益。對經濟效益的分析要考慮全面因素，因此數據分析也比較復雜，需要將收集到的信息與額定指標做出比較，再結合投入自己數額來分析，方便判斷經營管理期間是否出現虧損現象。林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也與經濟增長指標存在必然聯系。數據收集工作需要由基層員工完成，在任務開展階段，要組織基層工作人員學習任務流程，嚴格按照規定標準來完成任務，確保數據來源可靠，分析任務才能夠高效進行。

1.2林業總產值增長情況。

黑龍江地區森林覆蓋面積比較大，在對產值進行計算時也發現正在呈逐年上漲趨勢。林業發展雖然屬于環保公益類項目，但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也十分明顯，總產值上漲后，所獲得的經濟效益也會逐漸增高。林業產值受環境因素影響嚴重，同時也與管理情況存在必然連續，加強管理并采用科學的蟲害預防方法，能夠增大樹木的生長效率，死亡數量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圍內。長期以來，林業經濟過于依賴國民經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目前正在向獨立發展方向轉型，需要一段過渡時間。

1.3林業要素投入情況

1.3.1勞動力數量變化。

要素投入需要明確管理任務中的要點內容，并結合林業發展方向來進行，使管理體系更加科學合理。初期林業工程建設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但隨著林業逐漸發展進步，管理技術也有所進步，廣泛應用信息設備，減少數據傳遞階段的誤差。人力資源的使用量逐漸焦減少，這與要素投入之間存在必然聯系，還存在林業單位大量辭退工人，采用買斷的方式減少勞動力數量的方法。

1.3.2資本數量和結構變化。

為提升經濟增長速率，林業管理體系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洪澇災害對林業帶來了嚴重的影響，林業經濟損失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為避免此類問題再次發生，經濟管理在主要體系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同時也促進了工作開展流程的創新。引入資本理念后，雖然在經濟體系上仍然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但并不會發生嚴重的連帶影響。林業工程建設也可以分階段進行，制定科學的目前，這樣各個階段所完成的工作任務都會對經濟增長帶來促進作用，這也是要素投入帶來的積極促進作用。

1.3.3造林面積變化。

林業發展需要植樹造林，確保林業種植的數量，這樣才能夠形成森林系統，管理任務開展所面對的主體也更加明確。將要素投入方式應用在林業數據采集分析中，能夠幫助管理人員確定造林面積，最大程度的發揮森林對生態環境乃至經濟體系的促進作用。開展要素投入后，植樹造林的面積發生了很大變化。荒廢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利用，這種造林面積變化具有很大的優勢。

2模型估計與分析

林業發展過程中，對經濟增長情況的分析會產生大量數據，數據整理與保存也成為了難題。通過建設完善的施工制度體系。借助計算機設備對數據進行分析，更加簡單高效，將數據輸入到其中后，可以建立出統一的模型，與額定的參數進行對比分析，判斷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趨勢，是否存在嚴重的下滑情況。如果發現經濟收益下滑，也要對引發的原因進行分析，避免類此問題再次發生在林區中。數據分析也需要公式的參與，這些公式都是固定的，不需要工作人員臨時更改，分析處理所用時間有明顯的減少。要素投入有明確的針對對象，因此能夠幫助工作人員在短時間內建立模型概況，再逐漸對其內容進行完善，實現對數據進行分析的目標。其結果可以作為林業發展情況判斷的依據，應用在經濟增長情況分析上也能夠取得良好的成果。較低的A值還存在另外一種合理解釋:即林業是一個正外部性較強的產業，林業要素投入中以國家為主的部分大多用于林業六大重點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投入多轉化為林業生態效益和資源儲備，并沒有計入林業經濟產值核算。國家林業投資所占比重的參數估計值β4=0.837，說明國家投資占全部林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這一指標是弱顯著性的。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方面，雖然林業具有正外部性，增加公共投資能夠促進林業發展；由于林業固定資產投資大多用來進行林業基礎設施建設，研究結果說明林業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具有特殊性，需要實行國家投資為主的形式。

3對策與建議

在對林業發展狀況以及經濟收益進行研究時，可以將日常維護中遇到的問題引入其中，促進森林資源生產技術不斷發展進步。經濟收益增長與森林資源的產值具有很大聯系，因此要協調好成本投入與資金收回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在林業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應當加強林業的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林業生產的技術水平比較落后，還需要大力提高；林業投入要素有相當部分轉化為生態資產，發揮了公益作用，從而沒有計入經濟效益，造成了林業產出被低估的現象；國家投資對林業的支撐十分重要，應不斷加強。結合研究結果，筆者認為，應該從下幾個方面努力。

3.1增加對林業的資本投入。繼續堅持生態林業的建設方針，進一步增加國家財政對林業固定資產的投資。開拓林業投融資渠道，對社會資金進入林業給予政策優惠，積極引導金融資本參與林業發展，提高林業投資的整體水平。

3.2要提高林業系統工作人員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充分保障基層林業工作人員的各項權益，免除基層工作人員的后顧之憂。加強林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林區的工作環境，豐富林區的精神文化生活，招賢納士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致力于林業建設的工作。

3.3繼續擴大造林面積，做好森林生態價值核算。充分利用科學技術手段，積極借鑒林業發達國家的評價制度，評估我國林業的生態價值。建立合理的換算體系，將造林的生態收益轉換成經濟收益，更全面的反應林業的產出。

4結論

加強林業領域的科研投入，充分利用技術進步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財政對農林院校和林業科研機構的資助力度，建立林業科研成果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有效機制，強化基層林業科技工作站和推廣站的建設，提高林業經營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篇（5）

一、南寧市工業經濟現狀

（一）工業經濟發展迅速，輕重工業結構不斷優化

1．工業經濟發展迅速，但與發達地區相比更有差距。從下表可看出，2005年至2009年南寧市工業發展迅速，2009年工業總產值比2005年增加了684．84億元，增長了2．4倍，2008年工業總產值超過1000億，達到1050．6億元。五年間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了2．64倍，工業增加值增長了2．4倍。工業總產值增速、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速和工業增加值增速都超過同期的GDP增速。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工業“短腿”不斷拉長，成為經濟增大的一大推動力（見表1）。

但是與發達城市相比，南寧市工業與其還有很大差距。2007年，南寧市工業總產值為1069．01億元，全國省會城市排位20位。而同期廣州市的工業總產值為7109．18億元，為南寧的6．65倍，長沙市的工業總產值為2190．25億元，為南寧的2．05倍，武漢市的工業總產值為3141．50億元，為南寧的2．94倍，杭州市的工業總產值為4103．89億元，為南寧的3．84倍。

2．輕重工業比例不斷優化。改革開放后，輕重工業比例不斷優化，從下表可看出，改革開放后1990年到1995年輕重工業比重變化最大，輕工業的比重由69．64％下降到58．29％，重工業比重由30．36％上升到41．71％，浮動了11．35個百分點。2004年至2005年輕重工業的變化幅度也比較大，輕工業由56．36％下降到51．16％，重工業由43．64％上升到48．84％，浮動了5．2個百分點。

從總體上看，輕工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趨勢，重工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從下面的曲線圖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變化（見表2）。

（二）大中型企業不斷涌現，企業經濟效益總體水平有所提高

1．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近年來，隨著政府對工業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南寧市的企業規模不斷擴大。

2006年南寧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743家，2010年已達到1303家，增長了75．37％。2006年南寧市擁有大中型企業只有67家，2009年已經增長到103家，增長速度相當快。南寧市億元以上工業企業增長速度也非常快，億元以上工業企業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比例逐年上升，2006年南寧市擁有億元以上工業企業105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4．13％，2010年南寧市擁有億元以上工業企業已達299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2．95％，5年間，南寧市億元以上工業企業增長了184．76％，所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比例上升了8．82個百分比（見表3）。

近年來，南寧市的重點產業實力不斷壯大，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2008年南寧市農產品加工、機械與裝備制造、鋁加工、電子信息、生物工程與制藥、化工、建材、造紙與紙制品等8個重點產業實現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27．48％。億元企業逐漸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極，2008年，193家億元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611．53億元，增長28．29％，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71．47％，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73．16％，拉動全市工業增長20．1個百分點。

2．企業的經濟效益水平總體有所提高。

2009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845．53億元，同比增長16．11％；實現利潤33．99億元，增長14．29％；實現利稅總額89．7億元，增長19．67％，其中稅金55．71億元，增長21．51％。全員勞動生產率195128元/人，增長1．62％，全年規模以上工業產銷率92．76％，比上年提高0．95個百分點。

（三）工業技術進步加快，特色經濟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南寧市對工業發展做出了一些調整，對工業企業技術改造投資逐年加大。2008年，南寧市累計完成工業投資162．66億元，工業投資中，技術改造完成124．57億元，占76．58％，全市制造業完成技術改造投資115．56億元，占全部技術改造投資81．12％。2008年，南寧市整個鋁加工行業的技術改造投資就達10．01億。

近年來，南寧市已經形成食品、鋁加工與機械、造紙、精細化工、生物工程與制造、電子信息六大重點產業為主較為完整的并具相當規模的現代產業體系，正在逐步形成以生物制藥、電子信息新材料、機電一體化為主的新興產業群。與此同時，南寧市已經擁有南寧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南寧廣發重工集團有限公司和南寧錦虹棉紡織有限責任公司4家大型企業；廣西電網公司南寧供電局、廣西賓陽永凱糖業有限責任公司、南寧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廣西雙胞胎飼料有限公司5家利稅總額超億元企業，其中廣西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南寧卷煙分廠2008年利稅總額已達297346萬元。

南寧市工業企業底子薄起步晚，這是南寧市工業企業的弱勢，但從另一方面看，也是其優勢所在。

如果南寧市可以利用這種后發優勢，吸取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加大對工業的投入，南寧市的工業將有飛躍式的發展。

二、制約因素分析

（一）工業化率相對較低，產業結構虛高度化

1．南寧市工業化率低，工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高。

從下表可以看出2000年南寧市的工業化率非常低，只有22．83％，低于廣西工業化率7．44個百分點，相比比較全國57．6％的工業化率更是低了34．27個百分點。到2009年，南寧市的工業化率增長了10．83個百分點，達到33．66％，但是仍落后于廣西3．53個百分點，落后全國6．48個百分點。工業化率是衡量一個地區工業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廣西是一個工業欠發達地區，南寧市的工業化率還達不到廣西的平均水平，可見南寧市的工業落后程度，而與全國水平相比，南寧市的差距就更大了（見表4）。

南寧市工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夠，2000年南寧市工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8．87％，到2009年也只達到25．74％，上升了16．87個百分點，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間，工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但也只有38．22％。與同為西部省會城市的成都相比，2009年成都市工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46．30％，比南寧高了20．56個百分點，與沿海發達城市相比，南寧的差距就更大了（見表5）。

2．產業結構虛高度化。南寧市的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并不是三次產業的協調發展，而是呈現一種虛高度化的態勢。

從1992年以來，南寧市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三次產業的排名由一、二、三變為三、二、一，這表明南寧市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

但是從下表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從1950年到2000年，以十年為一跨度，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由最低時的24．53％增加到53．20％，但是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卻從最高時的49．26％跌至30．28％，也就是說第三產業的高速發展并不是以第二產業的高度充分發展為基礎的，產業結構處于一種虛高度化的狀態（見表6）。

南寧市產業結構的虛高度化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三產業的高利潤促使投資偏向第三產業，工業投資相對減少，第三產業的充分發展又吸收了更多的投資，這又進一步推動第三產業的加快發展，形成一種非良性循環。以2009年為例，工業投資為241．51億元，第三產業投資為780．67億元，為工業的3．23倍。

（二）產業集聚不明顯

1．產業集群力度不夠。南寧工業企業總體規模小，大企業少，2007年南寧市807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大型企業4家，占0．5％，中型企業71家，占8．8％，小型企業732家，占90．7％，小型企業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

量大面廣的小型企業普遍規模不大，2007年732家小型企業實現工業總值3778148萬元，只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56．47％。從企業的發展來看，許多中小企業都是一些全能企業，企業產品結構基本雷同，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普遍經濟效益不高，缺乏競爭力。

南寧市工業企業主要以生產加工一般的資源性產品為主，附加值不高、產品競爭力不強。另外，南寧市工業企業缺乏專業化分工協作，產業內普遍存在“小、散、亂”的布局特點，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結構扁平化的問題。產業和企業難以達到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產業集聚也就很難實現。

2．支柱產業不強，主導企業不優。南寧市的食品、鋁加工與機械、造紙、精細化工、生物工程與制造、電子信息六大重點產業中，在全國處于行業領先地位，具有絕對競爭力的企業少之又少。下表列舉出南寧六大行業的龍頭企業，除了南南鋁業、玉柴專用汽車公司在國內比較有影響力的企業外，其他企業在全國同行業中知名度、綜合競爭力都不高。龍頭企業的競爭力不強、規模不大，直接影響著這一產業的規模效應的實現，無法發揮龍頭企業在產業結構中主力軍和生力軍的作用。

南寧市的工業化進程仍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工業企業的整體素質和技術水平都比較低。

2007年全市807家規模以上企業，虧損企業162家，虧損率達20．07％，4家大型企業，虧損率為0，71家中型企業虧損數為11家，虧損率為14．29％，732家小型企業虧損數為151家，虧損率為20．63％。

南寧市的上市公司的營業情況也能說明南寧市企業的經營情況。2008年，注冊地在南寧市的7家上市公司總資產318．41億元，占廣西上市公司的42．88％、總股本33．31億股，占廣西上市公司的31．89％，年底總市值170．68億元，占廣西上市公司的35．38％。2008年有五家公司實現盈利，2家公司處于虧損狀態，虧損率達29％。

（三）招商引資力度不夠

南寧作為一個產業項目和產業資源都相對薄弱的城市，只有通過引進項目和資金，才能實現了開放型經濟的發展。

另外，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的引進也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有效途徑。但是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原因，南寧市的招商引資工作仍需大力加強。

1．招商引資力度不夠，直接利用外資數量有限。從表8可以看出，南寧市的外商投資金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與西部招商引資大市相比，南寧市的外商直接投資無論是金額還是項目都較少（見表7）。

2．承接產業轉移招商引資存在“兩多一少”的問題，即企業投資考察多，在談項目多，真正簽約落實的項目少。2008年南寧市共簽訂工業投資項目合同149個，億元以上項目29個，合同引進資金223億元，實際到位的資金只有12億元，到位率只有5．38％。

（四）工業企業融資難和用地難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1．融資問題仍然是瓶頸。目前，南寧市工業企業融資難問題仍然是制約項目推進的瓶頸之一。中小企業面臨嚴峻的融資困難，90％以上的中小企業存在流動資金不足，貸款滿足率不足20％。技術改造資金不足的狀況依然突出，全年技術改造貸款到位資金僅占當年到位資金4．74％。融資渠道有限，現有國有銀行很少對有中小企業項目固定資產貸款業務，擔保公司擔保的貸款只是短期的流動資金貸款。

2．工業用地難仍然較為普遍。第一，土地儲備嚴重不足。絕大部分工業園區都沒有進行土地儲備或者土地儲備較少，土地供給遠不能滿足工業的快速發展。第二，部分開發區存在土地利用粗放等問題。第三，用地指標及其有限。南寧市建設用地指標中真正用于工業項目的農轉建設用地指標比例較低，工業項目農轉用地指標嚴重不足。

（五）人才尤其是專業技術人員匱乏

南寧市是全區科研機構和科研人才集中的地區，但是南寧市在人才培訓，人才隊伍構成和建設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南寧的高校辦學層次低。2009年，南寧市共有普通高等院校30所，南寧市共有在校生25．76萬人。南寧市有研究生培養單位6個，南寧市共有在校研究生1．13萬人。第二，人才層次不高，高級專家、高層次人才少。截止到2007年底，南寧市有各類專業技術人才11．1萬人。從學歷層次上看，引進研究生以上的高學歷人才只占2．75％。從職稱層次上看，副高級以上人才只占3．69％。

人才作為先進生產力和強大的戰略資源，已經成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要素，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而南寧市專業技術人員的匱乏，高層次人才的缺失和人才結構的不合理，制約著南寧市人才隊伍整體作用的發揮。

三、對策研究

（一）全方位的開放政策

1．全方位的人才政策。

（1）人才與勞動力市場開放應從改革人口的戶籍管理制度入手，創造條件逐步取消對本市需要的非本市戶籍人口在就業招工、子女入學、購買住房等方面的政策。

對具有較高素質、能帶資金到南寧市發展的人才和勞動力應采取優惠政策，吸引他們到南寧落戶。

（2）重視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統籌南寧市內眾多高等院校、職業技術學院（校）的人才培養工作和產學研工作，并加強同市外、區外、境外高等院校、職業技術學院（校）的合作與協作；針對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要求，進行學科和課程的設置；在高等院校和職業院校內建設實訓基地等等。

（3）創造機會和條件，努力提升現有人才的素質能力。首先，從政府方面來看，政府不僅要加強各級領導干部的理論培訓，還應加強各級領導干部的基層工作經驗。

其次，從企業方面來看，企業應更新觀念，注重對現有人才的培養，以多種方式提升現有人才的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

（4）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引進工作。南寧本土培養和擁有的高層次人才非常有限，南寧市應千方百計在引進人才上下功夫。

可建立高層次人才創業園，以吸引南寧外流的高層次人才的回歸；進一步提高引進人才的待遇和補貼；在戶籍、配偶工作、子女入學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人才政策貫徹到非公有制領域，增強非公有制企業引進人才的力度；不拘一格降人才，除了對高級職稱的技術人員和高學歷人才的引進外，還應側重對具有一技之長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2．進一步優化軟硬投資環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良好的投資環境是招商引資的基本條件。根據2010年國家統計局南寧調查隊對全市400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對南寧市投資環境滿意度居全區首位。但是，南寧市在投資硬環境方面還有許多方面需要完善除了繼續完善投資硬環境，南寧市還要在投資軟環境方面下功夫。

第一，簡化行政管理機構和審批管理手續，提高辦事效能。

第二，貫徹落實好自治區和南寧市為優化投資環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增加優惠政策的透明度。第三，營造良好的親商氛圍，形成“合作共贏”的理念。第四，不斷完善政策體系和法律體系，用政策優勢和完善合理的投資法律法規來吸引客商。第五，培育基礎產業，完善配套服務，提高中間產品的本地供應能力。第六，進一步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南寧市應加大資金投入，積極聯合各企業，共同推動南寧市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還要注重對信息基礎設施配套項目和上下游產業項目的建設。

在招商方式方面，應根據新形勢發展需要，不斷創新對外招商方式，采取網絡招商、品牌招商、委托招商、專業隊招商等多種方式，廣泛利用網絡、媒介、中介等途徑，大力推進招商引資工作。利用中國—東盟博覽會的契機，搭建招商平臺，實現中國—東盟博覽會對大項目的拉動作用。

（二）培育產業集群產業是發展的基礎，要不斷提高產業聚集能力，解決好目前南寧市存在的結構扁平化的問題，培育南寧市的產業集聚和龍頭，提高南寧市的綜合實力，應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

1．依托龍頭企業，加大力度培育優勢產業鏈。南寧市應依托內源型項目生成和外源型項目的引進，扶持、做大一批龍頭企業，加強上下游配套企業的生成，促進相關產業項目的集聚。此外，政府應發揮積極作用，引導本地中小企業根據自身特點主動融入到相關產業鏈中，增強優勢產業上下游的配套能力。并通過財政、金融、人才等政策扶持重點項目和推動產業鏈形成。

2．增進企業協作，構建新型產業分工體系。南寧市的龍頭大企業應帶動其上下游配套中小企業的協同發展，通過合作、契約、參股等形式，把部分生產經營環節轉移給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也應圍繞區內優勢大企業，主動調整發展方向，為大企業提品加工、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服務，促進“配套集群”的形成，增強本地配套能力。

3．以區域特色為依托，著力培育有競爭優勢的特色產業集群。南寧已經初步顯現南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電子信息、生物工程與制藥產業，南寧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消費品工業，南寧—東盟經濟開發區的農副產品加工產業等等優勢產業。

培育特色產業群的關鍵是產業的專業化整合問題，就是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原則，大力推行產業的集中化和專業化，在短期內快速形成氣候，打造區域性特色品牌。

4．以特色工業園為重要載體，提高產業的聚集水平。園區管理部門應著力引導已有同類企業進入產業園。另外，在項目引進和開發上也應注意特色性、系統性、集聚性，將新生企業引進產業園。形成同類企業有機結合的集群發展，增強產業聚集能力，推動集群發展優化升級。從而達到深化分工，加強合作協作，增強競爭能力的目的。

（三）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

南寧市尚處于資源集聚階段，200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60．22億元，與國內重點城市比較，除北京因奧運會建設固定資產投資達到19．3％以外，上海、廣州等中國特大型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僅為10％左右，表明南寧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方式比較單一，要推動南寧市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就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合理高效利用資源。要通過經濟、行政和立法等多種途徑，降低對產生高污染的資源的消耗強度。大力推廣節約成本，降低不可再生資源消耗與占用量，包括嚴格土地審批制度，保護耕地，節約用水等。

2．產學研相結合，改造傳統產品，培育高科技產品。

科學技術是提高經濟效率、降低污染的根本途徑，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手段。只有不斷加速科技進步，才能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改進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增強市場競爭力。

南寧市應結合支柱產業戰略，不斷提高科技三項占財政支出的比例。

3．提升高等院校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多種形式的產學研合作。南寧市要主動聯合、幫助高等學校加強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重點科研基地建設，努力構建科技自主創新平臺。支持有條件的高等學校、科研院所與地方政府或企業聯合建設研究開發院、科技研發中心、產品研發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促進產學研結合點前移。

4．多種舉措促使科技成果轉化。首先，市、縣（區）、開發區政府要給予科技成果轉化以實際的資金支持。另外，要建設一批符合南寧產業發展需要、開放性社會化的共性產業技術創新基地，建設一批示范性大中型企業中試基地，加強企業中試基地與科研院所的緊密合作。

最后，發揮工業園區在科技成果中的作用，努力將園區建設成為南寧市科技、企業的孵化基地。

5．加強科技服務和創新平臺建設。依托政府、科研機構、高校的協作，建設面向社會、資源共享的創新技術平臺；依托現有質量檢測機構，建設公共檢測平臺；依托現有科技信息情報機構建設專業化的科技信息平臺；依托行業協會及行業技術中心等機構，為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支持。

（四）著力于解決工業發展瓶頸問題

1．拓寬融資渠道。

（1）加強中小企業投融資服務，努力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貸款難的問題。首先，政府主導，擔保機構積極介入，主動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服務。

其次，還應創新中小企業融資服務模式，做好中小企業信息網絡服務平臺建設。

（2）創新投融資方式。可嘗試國有資產存量置換方式增加財政投入。如在基礎設施領域采取BOT方式，TOT方式融資，以上市公司國有股權作抵押向社會發放轉換債券。同時，加大對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貸款比例，促進民間私人投資。

（3）積極利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調整的機遇。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爭取中央和自治區政府的資金支持。加大與各大金融機構的聯系，以爭取更大的資金支持。

2．切實解決工業企業用地難問題。

篇（6）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以金融市場開發、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資為三大投資動力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上海經濟增長已連續十幾年實現兩位數增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達到12.3％，已連續第15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06年，在經濟增長慣性推動和內生增長動力的驅動下，全年實現生產總值上海市生產總值（GDP）10,296.9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2%，2007年生產總值（GDP）12,001.1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3%。

顧國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9.50%，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要遠高于1978～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1]。他主要運用的是索羅增長模型，不存在規模經濟。陳詩一認為近十多年來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由第二、第三產業輪流推動的[2]；石磊在“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找那個指出：產業結構的升級導致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3]。周億粟通過對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關分析得出：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走上了主要靠資本和技術投人帶動，而不是靠勞動投人，甚至可以減少勞動投人的階段[4]。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結構的優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創新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之后，都面臨著如何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問題。原則上講，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則需要實現從外延式增長方式向內涵式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從主要依靠要素數量的擴充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經濟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對經濟增長還有拉動作用？出在何種發展階段？上海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導致的？上海的研究和開發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有多大？雖然一些學者研究了技術進步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并沒有揭示出影響技術進步的要素是什么，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也是出于經濟的直觀判斷。本文擬用傳統的增長理論來確定上海的發展階段和投入要素的彈性系數，用內生增長理論來研究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部分，從而回答上述問題。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羅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得出要素和研發在不同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起不同作用的命題；第二部分為上海的實證分析；第三部分是結論。

一、經濟增長模型

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古典經濟學家非常重視。亞當•斯密將經濟增長的原因歸于三個方面：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和新機器形式的技術進步。隨后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經濟學家也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派出現以后，該學派就不再把經濟增長的三個方面視為重要問題，而轉而去描繪亞當•斯密的第一個思想（競爭市場的作用），并選擇了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來得到經濟增長的均衡結果。

對于斯密的第二個思想，最早作出貢獻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揚格，其核心思想為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和規模報酬，而新古典經濟理論核心是資源配置和比較利益。舒爾茨也與揚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認為經濟增長應源自勞動分工和遞增規模報酬。盧卡斯（(Lucas)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來解釋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解釋為什么生產中的專業化和學習的專業化（教育）能促進經濟的增長（Stiglitz，1986）[8]。

新古典經濟學派及制度經濟學派分別經濟增長的原因，一為市場競爭，一為勞動分工與經濟組織結構與制度的演進，卻未將技術創新作為其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派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的，制度經濟學派將其掩蓋在勞動分工之內，而真正將技術創新直接作為推進經濟增長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馬克思（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認為，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抓住市場機會重新組合生產要素的過程，一種創新通過擴散，會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滅，便會轉入經濟衰退，由于創新的引進不是連續的、平穩的，而是時高時低的這就形成了經濟波動周期[9]。

新古典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技術創新學派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每一個學派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夠全面。羅默于1986年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人口增長），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的產物。先后設計了兩個增長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對阿羅的“邊干邊學”模型的修正與擴展，第二個模型將知識賦予一個完全內生化的解釋，認為，知識是經濟主體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行為的產物，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是同步的[10]。經濟增長理論開始出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個變量：產量（Y），資本（K），勞動（L）和知識或勞動的有效性（A）。在任一時間里，經濟中有一定量的資本、勞動和知識，而這些被結合起來生產產品。生產函數為：Y（t）=F(K(t),A(t),L(t))其中t表示時間，而且生產函數滿足稻田條件 。資本、勞動和知識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勞動和知識以不變的速度增長：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為外生參數，分別表示勞動和知識的增長率。

由此變化圖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這個命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距離自己穩定狀態越遠時，經濟增長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是表現為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大；隨著接近穩定狀態，要素投入遞增的程度會越來越小，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率作用會逐漸下降；從長期看，經濟增長會等于外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實際資本存量等于長期資本存量；當實際資本存量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時，經濟增長率會小于技術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就應該減少資本存量。

2.內生增長模型

本論文使用的內生模型是在羅默、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開發模型和宇澤弘文與盧卡斯人力資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學者韓廷春所構造的增長模型，以消除 “阿羅―羅默”模型中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和沿著“宇澤―盧卡斯”模型中強調人力資本要素對技術進步的作用卻忽視了知識的增加 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本模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即最終產品部門、人力資本部門及R&D部門。最終產品部門生產出用于消費的消費品（C）及用于生產的投資品（I）；人力資本部門生產出用于人力資本部門、R&D 部門及最終產品部門所使用的人力資本（H）；R&D 部門生產出用于最終產品部門及R&D 部門所使用的新技術、新發明和新設計，即R&D資本（R）[11]。最終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經濟的均衡增長率依賴于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θ1)與R&D 部門的生產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時間貼現率(ρ)的大小，與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成同方向變化，與時間貼現率成反方向變化。因此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越高；現時的儲蓄率越高（即人們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越大），則經濟增長率越高。這里，盡管均衡增長率與人口或勞動力的增長率有關，但即使人口增長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經濟的持續增長仍是可能的。

通過內生增長理論的動態分析可得出這個命題：技術進步使生產曲線外移，長期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增大，這時實際資本存量要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必須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時間內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還會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實際資本存量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由于人力資本與R&D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也能夠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二、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及指標的選定

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即對其進行分解所需要的數據是產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人力資本、技術交易額和R&D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但上海人力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得。所選用的數據為1990年到2007年，均來源于歷年《上海統計年鑒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并且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

資本投入量應為直接或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或簡稱資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活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如住房等。在眾多估算中國資本存量的研究中，賀菊煌(1992)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資料的缺乏，本文擬從折舊總額中反推資產總額。一般說來，資產越多，折舊額與大，如為正比例關系，只要選定折舊率就可以推出資產總額。由于研究中最關心的是資本的彈性系數，只要折舊額和資產滿足正比例關系，在作回歸分析中，不同的折舊率對彈性系數是沒有影響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舊率為5％。就勞動投入指標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而在中國，由于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收入分配體制不盡合理和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完善，而且我國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作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其余的指標按對應統計年鑒指標的數據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得到。

2.用索羅模型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為對數線性生產函數（即Cobb―Douglas生產函數）：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別是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γ為外生的技術進步率，ut為隨機變量。 在此基礎上，做了四個回歸，其中回歸（1）包含資本、勞動和時間三個變量，回歸（2）包含資本和時間兩個變量，回歸（3）包含勞動和時間兩個變量，這三個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4）為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資本不能通過t檢驗，而勞動通過了t檢驗，說明有可能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在模型（2）去掉勞動這個變量所的分析結果都通過了t檢驗，模型（3）去掉資本這個變量所的結果也通過了t檢驗，并且擬合優度都不錯，從而說明資本和勞動確實存在著非常強的共線性。在運用索羅模型分析上海經濟增長中，資本和勞動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勞動指標所用的數據是上海歷年勞動力人數，而應該選用的是實際勞動的投入量，所以勞動這個指標含有較大的主觀取舍，而資本的數據相對要客觀得多，因此選用資本作為模型的變量。在前三個模型中，D-W沒有通過統計檢驗，說明存在著序列相關。為消除序列相關，模型（4）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

從模型（4）得出，資本彈性系數為0.8891，說明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沒有大于1也沒有等于1，考慮模型（1）將資本和勞動力系數相加所得為0.97，接近1。運用傳統的增長理論可知，此時的實際資本存量略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如果資源屬于有效配置，經濟是不會處于這個階段，因為如果經濟短期處于這個階段，要素投入會停止甚至減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彈性系數達到1。說明上海的資源配置比較合理，市場比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產率為0.0111，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只有15％，和一些學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異。考察所運用的模型的差異可發現，這些學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和為1，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嚴格的假定，現實中一般不會是這種情況。而本文所作實證分析中沒有這個假定，所以可認為本文的結果相對可靠些。當然所選用的數據年限、數據處理不同，也會導致的結果的不同，但這些不是主要因素。從分析結果可看出，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帶動的。

3.用內生增長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技術進步來源有兩種：一是人力資本的提高，二是知識存量的增加。知識存量的增加是通過技術交易從外部獲得和自身的研發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識存量的增加所導致技術進步的相關因素，所運用的回歸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別對應表示資本、勞動、技術交易額、研究和開發的彈性系數，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隨時間變化對GDP的影響，θ反映了技術交易額與研究和開發的交互作用對GDP的影響，ut為隨機變量[12]。在實際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變量或存在共線性或不能通過t檢驗等一些問題，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對上述模型變量的篩選。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變量，可看出R&D和技術交易額的交互作用項系數非常小，t檢驗值也非常小。消去這個變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歸。從這個回歸可看出，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在這里選擇資本變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資本這個變量所作的回歸，時間變量的系數很小，t檢驗也很小。在本文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時間變量t 的系數所反映的是制度變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術進步，也就是說此項系數是索羅模型中全要素生產率除去技術進步的剩余項。從回歸結果可得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變化很小，靠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大。除去時間和勞動變量，就得到回歸（8）。模型（8）共包含四個變量：資本、R&D、技術交易額和研發與技術交易額的交互項，這些變量都能通過t檢驗。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發與技術引進的關系，作了回歸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發是滯后項，而模型（10）技術引進是滯后項。模型（11）是為了消除回歸（9）中的自相關性，而采用的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3。

從（8）、（9）、（10）的模型可看出，無論研發和技術引進是否采取了滯后，還是誰先采取了滯后，研發和技術引進的交互相都為負值。這說明上海的研發和技術引進相互之間有擠出效應，也就是說自主研發就不會引進，同時技術引進就不再研發，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我們知道，相對全國來說雖然上海的經濟技術水平屬較高層次，但相對發達國家，經濟技術水平屬于落后的，所以對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企業技術能力發展戰略為：技術引進到消化吸收，再改進和創新。上海毫無疑問也應該采取如此戰略，這個發展戰略被日本和韓國等一些國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果。從這個發展戰略來看，技術引進和研發是相輔相成，先技術引進，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發，是提高當地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捷徑。而從上海的實證分析中，卻沒有體現這種發展戰略。

通過（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1.3%，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8.7%。在技術進步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72.7%，技術引進的貢獻率為52.5%，兩者的交互項為－25.2%。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帶動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和用索羅模型所作的結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論分析可知，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過要素投入的增長階段之后，必須靠技術進步來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上海已經持續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必須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搗東南亞國家的覆轍。不少專家考察后發現，美國這些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是與美國從80年代開始的以發展高新技術為主的創新戰略密切相關的；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經濟發展依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最為關鍵的是技術進步的來源模式。有理論分析可知，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對于后進國家和地區來說，縮短差距的捷徑就是先引進再研發，形成技術引進和研發互相促進的關系。[13]但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所得的結果卻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論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必須找到相應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結 論

從運用傳統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量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上海的經濟增長是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術進步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在現階段還沒有出現內涵式經濟增長的拐點。二是在現階段制度變遷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說在上海市場對要素資源配置比較完善。三是技術進步來源中的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相互脫節，沒有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顧國章，高正迎.加快技術進步促進上海經濟增長 上海綜合經濟[J].2000,(1):9-10.

[2]陳詩一.上海經濟增長的變動軌跡及其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1978－2001年[J].上海綜合經濟 ，2002,(1):12-14.

[3]石 磊 .上海經濟增長的源泉―－“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之一[J].復旦學報（社科版）2003,(3):11-15.

[4]周億粟.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相關趨勢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3,(7):60-64.

[5]沈坤榮.1978一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 ，1999,(4):14-22.

[6]易 剛，林 明.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 J ].中國社會科學, 2003,(3):45-60.

[7]張軍.改革以來中國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一些發現及其解釋[J].世界經濟文匯 ，2002,(1):18-31.

[8]P.M.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5) :71-102.

[9]史清琪，秦寶庭.評價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研究 [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

[10]胡永遠，楊勝剛.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J].經濟評論，2003,(3):74-76.

[11]Young.A. The Razor’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1091-1 136.

[12]Jones, Charles.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 May, 110(2) :495-525.

[13]張仲禮，王泠一.上海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與政策導向[J].社會科學,2002,(5):12-16.

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篇（7）

中圖分類號：f06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9003708

一、引言

經濟體的快速增長一直是各個國家和地區追求的終極目標之一，中國經濟長達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奇跡。可這種增長的動力來自于哪里？能否持續下去或被復制？背后又有著怎樣的邏輯？已經成為許多研究者長久以來關注的焦點。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長達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由大量投資、人口紅利和資源環境消耗帶來的，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等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投入模式的產出效應正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弱化，特別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如今中國經濟在世界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增長模式的轉變成為躋身世界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更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內容。

決定中國經濟走向的因素有很多，按照已有文獻研究，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的貢獻一直是爭論的核心。相應的有制度決定論、新古典內生要素論、金融決定論和地域決定論四種觀點。歸納起來都是在強調其中的某一個或某一些要素，這多是緣于分析問題的角度和采用的分析方法與模型的不同。如今更多的文獻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審視經濟增長。而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模式，承載著轉變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解決環境污染、保障經濟走上新型工業化道路和小康社會實現的多重目標性，在快速的經濟增長中，顯得格外突出。因此，對循環經濟視角下經濟增長的動力分析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重大實踐意義，而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等要素與經濟可持續發展關系的討論則是該領域的重點。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視角，本文從循環經濟的角度來審視經濟增長問題，探討資源環境約束下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和決定性因素。

二、經濟增長動力分析

1基于研究范圍和對象

縱觀增長經濟學發展脈絡，按照研究對象分大致有三類觀點：

第一類，國家經濟增長研究。其中，古典增長理論假定技術不變，只研究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強調資本積累的作用，認為經濟增長與儲蓄率和投資率有著緊密的聯系。新古典經濟增長則認為，資本邊際產出遞減趨勢無法對經濟增長做出合理解釋，在尚未擺脫以資本積累為核心的分析思路下，將經濟增長的動因歸于外生的技術進步[1]。不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romer[2]、lucas[3]以及becker和murphy[4]等為代表的研究者嘗試突破以上研究理論框架，逐漸完成技術因素在模型中的內生過程。但是，隨后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實證分析卻發現技術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高，例如，東亞四小龍的tfp甚至比南亞許多貧困國家還要低。雖然后來研究者指出，對tfp隱含在設備引進中和勞動力素質提高的忽視是造成上述結論的主要原因[5]。但更多的研究者開始考量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因素是經濟增長本身，制度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它為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提供有效的激勵，特別是對于中國這種經歷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家。易綱等[6]以及胡鞍鋼[7]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董祥海和李升[8]則對c-d生產函數進行修改，加進制度因素，認為1980—1994年間制度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主要部分。

第二類，區域間經濟差距分析。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世界經濟日益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中國區域間經濟增長差異也在不斷擴大，關于各地區增長差異和國際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大量涌現，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和分解上。例如，根

edward和denison[9]的研究，全要素生產率可分解為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和要素（即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配置效率。而樊綱等[10]、汪鋒等[11]以及胡曉珍等[12]也嘗試將制度因素引入，多方面考察區域增長差異的終極原因。

第三類，產業增長因素分析。north[13]集中研究了1600—1850年間的海洋運輸業生產率提高的原因，發現此期間海洋運輸業并沒有重大的技術進步發生，認為其生產效率的提高主要來源于制度創新，即經濟組織和市場制度的改善。而rae和ma[14]對中國農業生產率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張軍等[15]則對中國工業（包括國有工業和鄉鎮企業）生產率進行了研究。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袁新華等[16]分別從這些方面對比探討了制度變革對漁業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

總體來說，現有文獻多是根據范圍及對象的不同來研究經濟增長的差異及其背后的原因，國民經濟、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是比較典型的三個層次，可持續發展理念在這三個層次上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實施。但不少研究者直接將制度因素體現在c-d生產函數中，無論是將其內生還是外生，都試圖得到理想的結果，最終卻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理論說明或推導演示，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評價至今仍缺乏堅實的理論和數理基礎，更沒有在經濟學領域達成共識。

2基于要素稀缺性

在田園經濟時代，自然資源較為豐富，人口相對稀少。“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形象說法。人口增長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隨著“資源絕對稀缺論”和“資源相對稀缺論”的提出，研究者發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決定國民財富增長的主要因素，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依賴于資本要素的積累。國民收入投入到生產勞動的比例越大，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后來又經過研究發現，進入工業革命后，技術進步相比資本和勞動，逐漸成為解釋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而becker[17]和schultz[18]等研究者又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發現，提高工人的技術知識和技能是保證人均資本持續增長的根本。

近些年，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越來越復雜，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也開始嘗試把一些原有的既定因素和沒有考慮到的因素囊括進來，特別是制度因素。制度經濟學派認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釋經濟增長率上的持續差異” [19]，特別是對于中國式的轉軌經濟國家的崛起。同時，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先后爆發了兩次能源危機，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稀缺性開始得到廣泛的關注。以循環經濟為代表的增長方式轉變先后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傳播。制度和資源環境因素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對經濟增長要素分析及其效率問題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前者要求制度量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后者則需要科學地選擇能夠代表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指標。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增長模式，其發展動力分析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而綜合考量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和制度對循環經濟推廣的影響，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本文將在以往文獻的基礎上統籌考慮新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問題，以循環經濟為切入點研究可持續發展的一般規律。

3循環經濟視角下的經濟增長

從20世紀后半期開始世界經濟不斷遭遇資源環境問題，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更是將資源環境問題推到最前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在當代，經濟體的快速增長和持續發展共同構成世界各國經濟活動及學術研究的主題。中國從20世紀后半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保護資源環境的法規政策，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加強環境規制，國民經濟追求在最大化利用資源環境的同時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

20世紀90年代，中國正式引入循環經濟，并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在全國試點推廣，特別是在資源能源產業、耗能大戶和環境影響嚴重的領域。不同于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循環經濟提倡“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環流動型經濟模式，追求生產要素更高的使用效率和更少的環境破壞。近二十年來，循環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可持續發展的成效。

根據現有經濟增長理論，要素積累、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是促使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

術和制度是影響循環經濟在產業發展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主流經濟學也認為，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加強環境保護通常有兩種辦法：一是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包括機器設備的更新、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和原材料材質的改善。二是改進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和替代環境污染大的生產工藝。這相當于引入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是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和制度的一種重新組合。但現有研究還沒能夠將這種變化科學地體現在生產函數變化形式上，對于技術和制度與產出之間的建模存在很大的爭議，而這兩點恰恰是考察循環經濟發展成效的關鍵要素，這也是本文力爭解決的問題。

鋼鐵工業既是典型的原材料和基礎產業，又是資源密集型與能源密集型產業。在為人類提供生產、生活資料的同時，對環境也造成一定的壓力，其中蘊含著諸多減量化、再利用以及資源化的可能性，在實施循環經濟上具有較大潛力。早在1978年，國家冶金部就對鋼鐵工業能耗與世界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進行過調查，并制定計劃，革新改造，組織節能培訓，先后制定了燒結、焦化、煉鐵、煉鋼和軋鋼等14個工序節能規定，隨后還印發了《鋼鐵工業節能技術三十例》，使行業節能上了一個大臺階。1983年，冶金部進一步向國家提出了《鋼鐵工業以發展連鑄技術為中心提高成材率的措施方案（草案）》，使中國連鑄比和鋼的成材率節節上升。2005年，國務院和發改委又分別了《關于做好建設節約型社會近期重點工作的通知》和《鋼鐵產業發展政策》，強調鋼鐵工業的節能減排[20]。

雖然近幾年中國鋼鐵行業節能減排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按行業分能源消耗量排名依然處于第一位，從全國能源消耗比例看，還存在著小步上升的趨勢（如表1所示）。在工業廢水、so2、固體廢物排放中，只有工業廢水排放比例在逐漸減少，工業so2排放比例還有微弱的上升勢頭，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比例則存在一定的波動。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的深化還面臨著巨大的問題，因此，以鋼鐵行業為例來研究循環型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時也區別已有的對一國循環經濟發展機制的研究視角。

三、以鋼鐵行業為例的實證分析

圍繞著生產關系的經濟學解釋，研究者已經建立了許多描述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柯布—道格拉斯函數（c-d生產函數）是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經濟學中使用最為廣泛的生產函數。它模式簡便，卻也是最具爭議的領域。不少文獻直接假定α+β=1，默認研究對象符合規模報酬不變，卻忽視了現實中的一國、一地區或某產業很難在長期內保證最佳規模，甚至是接近最佳規模的情況。而且要素間除了有可能的共線性外，還有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這些都使得c-d生產函數的實證研究效果大打折扣。

一般認為，資本和勞動是生產關系形成的兩個基本要素，也是構建生產投入產出關系計量模型的基本指標。但隨著經濟增長研究的深化，技術、自然資源和制度等成為解釋經濟增長的新要素，而現有研究卻沒有對此達成共識，給出一個合理反映要素投入和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特別是對于制度的衡量和量化存在很強的隨意性。相比之下，dea模型由于沒有要求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也沒有對變量的內生性質和外生性質進行特殊的限制，只需模型中的變量存在投入產出關系即可，成為目前分析投入產出效率和因素影響的常用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嘗試通過隨機有效前沿分析方法，從生產三要素、技術以及制度因素三方面構建相關指標，研究鋼鐵行業的生產決定過程，探討上述各要素在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決定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分析鋼鐵行業產出與各制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具體來說，首先，通過兩步dea，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理論框架，對中國七個區域鋼鐵行業的循環型增長進行投入產出效率分析，重點提煉出技術和制度效率水平。其次，運用反映區域比較優勢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國鋼鐵行業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和制度的影響程度。最后，通過協整方法研究要素之間可能存在的變動關系，以得出比較客觀的結論和建議。 為了能夠反映區域比較優勢對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截面效用影響，且鋼鐵行業在中國的發展帶有顯著區域布局特征，本文將全國劃分為華北（hb）、東北（db）、華東（hd）、華中（hz）、華南（hn）、華西（hx）以及西北（xb）七個區域，根據各省市的指標值采用算術平均的方式獲得相應的勞動、

資本、自然資源、技術和制度量化指標，并據此截面劃分口徑，利用1995—2010年的相關量化指標建立相應的面板數據分析模型，以體現鋼鐵行業發展的區域布局特點，同時設定區域為研究對象，避免了部分省市數據缺失導致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信度不高的問題。

1技術投入指標的量化

由于通過年鑒數據很難直接獲得有關鋼鐵行業用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科技投入及相關指標，因而本文并沒有直接在指標設置中使用年鑒相關數據，而是通過dea法，對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的投入產出效率進行計算，并以此投入產出效率值作為衡量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科技投入的量化指標。在dea 計算過程中，以投入產出效率表示的技術效率值是一個相對指標，并不能代表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科技投入的絕對水平，但這個以相比指標表示的科技投入水平并沒有影響到本文的分析結果，本文著重分析科技投入的時序變化對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影響，強調的是一種基于時序分析的趨勢研究，而不是具體投入指標水平的量化研究。

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的產出指標應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反映生產經濟價值的物量指標，本文選取鋼鐵行業單位能源消耗的鋼產量反映鋼鐵行業的經濟產出，該指標不僅能反映行業生產的總量變化，同時也能反映出行業的經濟生產效率。二是反映生產外部性的環境指標，本文選取單位能耗下的鋼產量來描述經濟生產對資源環境的影響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經濟生產給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越小，循環經濟活動效果越顯著。兩個產出指標通過各自的方差貢獻率進行賦權匯總，得到綜合的產出指標。遵循傳統的生產要素指標設置方法，從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三個角度出發選取產出的投入指標，本文分別選取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年末職工人數和鋼鐵工業煤炭消耗量作為衡量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生產的投入量化指標。相關的dea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各區域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的技術效率大致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在2000年左右，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的技術效率達到最低，2000年之前技術效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而2000年之后技術效率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中國清潔生產等循環經濟戰略部署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先后進行了多次培訓和試點工作，因而1995年以來中國鋼鐵行業技術效率經歷了高開低走再上升的過程主要源于最初循環經濟發展較高的邊際效用，2000年之后中國鋼鐵行業技術效率的上升趨勢主要源于國企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特別是大中型國有鋼鐵企業體制的改進，以及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進一步強化和改進了循環經濟導向的技術投入和效率。

2制度指標的量化

制度指標的量化一般是通過構建相關指標體系的方法完成的，但指標體系的構建往往具有主觀性，且制度相關指標數據較難獲取，因而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并加以一定的賦權方法獲取表征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度量化指標是很難實現的。結合技術投入量化指標的獲取方法，本文采用了兩步dea結果差值的方法來獲取用以反映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度量化指標。在技術投入量化指標獲取的第一步dea計算過程中，并沒有考慮制度變量對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投入產出效率的影響，而是在第二步dea計算過程中，將能夠反映制度因素的相關變量考慮到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投入產出效率的計算模型中，據此可以得到考慮制度因素影響后的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技術效率。比較考慮制度因素影響后的技術效率與未考慮制度因素影響前的技術效率，兩者間的差值反映了制度因素對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影響，可以作為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制度因素的量化指標。本文選取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社會工業增加值比重、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研發支出占gdp比重以及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作為衡量影響鋼鐵行業投入產出效率的制度政策調整指標，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其提取公因子，得到綜合的調整指標，將其作為dea的投入指標進行第二步的dea分析，最后將兩步dea投入產出效率的差值作為衡量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度量化指標。相關結果如表3所示。

注：下標2表示未考慮制度因素前和考慮制度因素后的投入產出效率量化結果的差值，其實質是剔除制度因素后投入產出效率的水平。

由表3可知，制約循環經濟

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度變量影響程度出現了先增強后弱化的趨勢。其中2000年之前，制度變量呈現出不斷強化的趨勢，說明中國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發展受到制度因素不斷增強的正面影響，也就是說，2000年前后中國的節能減排、國有企業改革等制度改進和相關促進政策所釋放的邊際效用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2000年之后，制度變量表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鋼鐵行業的發展呈現出市場導向，在制度建設得到一定完善的情況下，法規政策對鋼鐵行業產出的影響在下降，市場因素成為鋼鐵行業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四、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約因素分析

在得到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度和技術量化指標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建立基于面板數據的回歸模型，以考察資本（k）、勞動（l）、自然資源（n）、技術（a）和制度（g）因素對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影響程度，相關計量模型如下：

相關面板數據分析結果表明需采用固定效用變截距模型，各系數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面板數據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調整后的判定系數為0778，具有較高的擬合優度，面板數據固定效用變截距模型擬合效果較好。在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相關因素中，資源的投入、技術效率以及制度環境都對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其中，比較技術效率和制度環境，技術效率對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遠遠超過了制度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制度環境有利于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自身技術創新投入的增加來完成的，而不是單純被動地受制度政策限制來發展循環經濟。勞動和資本的投入與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呈現出負相關關系，說明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勞動和資本的投入與產出相比有投入過剩的現象，特別是勞動的投入，而資本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配置低下問題，因而還需繼續優化要素配置結構，轉變生產模式。通過固定效用分析可知，西北和華東地區的固定效應較大，說明西北和華東地區鋼鐵行業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區域優勢，相反，西南地區固定效用為-7294，鋼鐵行業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較弱的區域優勢。 　表4面板數據固定效用變截距模型相關檢驗結果

為了更好地研究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決定過程，本文對制約鋼鐵行業產出的各相關因素進行協整檢驗，以考察各制約因素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作用關系。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相關檢驗結果表明，影響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的制約因素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即資本和勞動的投入都對技術進步有影響，但技術進步的主要來源是依靠資本的投入來完成，勞動在技術進步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弱。在鋼鐵行業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資本的投入，相對而言，人力資本對技術效率的提高影響程度則較弱。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立足于國民經濟增長實踐，考慮發展中越來越重要的制度和資源要素，基于主流經濟學的學理分析，從循環經濟視角探討經濟增長問題。利用dea法對1995—2010年間中國七個區域鋼鐵行業的發展進行投入產出效率分析，突出說明技術和制度因子的效率水平以及其發展趨勢，并運用反映區域比較優勢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國鋼鐵行業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和制度等因素的影響程度，最后通過協整方法研究了要素之間可能進一步存在的相關關系。依次得出如下三方面結論：

第一，自然資源、技術和制度對單位能耗下的鋼產量有正相關的影響，也就是說，這三個要素對于鋼鐵行業循環經濟模式下的鋼產量具有積極的提升作用。其中，技術的相關系數要更高一些，說明近些年中國鋼鐵行業產出的提高更多的是依靠技術的投入。另外，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國有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配套政策釋放了較強的技術創新力量，制度的創新也在一定的時間點發揮著直接和間接的促進作用，但技術進步儼然已成為中國鋼鐵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而資源投入的正相關關系則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鋼鐵行業是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屬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分析發現勞動和資本的投入與鋼產量呈反比關系，說明中國循環經濟模式下的鋼鐵行業存在勞動力過剩和資本配置效率不高的問題，特別是勞動力的使用還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

第二，技術、資本和勞動間存

在一個協整關系，其中，資本與技術間的相關關系較勞動和技術間的相關關系強，鋼鐵行業技術進步主要是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而且資本的作用最大。另外也可以說明，中國鋼鐵行業的技術進步比較倚重模仿和引進，技術多以成套設備和技術專利的大規模資本投入為主。

第三，從區域優勢角度出發，西南、東北、華北、華南、華中、華東、西北地區的區域優勢依次增強。但通過方差分析，七個區域循環經濟背景下鋼鐵行業產出存在顯著的差異，其中f統計量值為8134，p值為0000，說明區域地理位置對鋼鐵行業具有重要影響。這一方面與鋼鐵行業的資源依賴性分不開，更與各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程度有關，特別是因各地區技術創新水平、習慣和相關促進政策及制度約束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異，這也為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差異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

根據以上結論，在未來較長時間內，資本投入雖然還是中國鋼鐵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應盡可能地減少技術對其投入的依賴性，鼓勵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自主創新和項目創新，不斷提升中國勞動力總體水平。制度與循環經濟發展關系密切，但分析結果并沒有明確指出制度在經濟增長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而過分依賴或強調制度創新并沒有根據。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資本合理配置都是影響中國經濟走向的重要因素，它們彼此的配合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不同時期，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不同，因而只分析各要素的貢獻率遠遠不夠，更要明確要素之間的彼此牽連和作用關系，以及辨明不同時期起著關鍵作用的要素。當前中國循環經濟已經踏上低能耗、低排放的發展之路，但是最初由節能減排釋放的巨大邊際效用正出現弱化的趨勢，未來一段時間，技術進步將是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制度創新、人力資本提高和資本投入結構優化則發揮著積極配合和支持作用。

參考文獻：

[1]solow，mr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2]romer， p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71-102

[3]lucas， e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3-42

[4]becker，sg， murphy，mk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1137-1160

[5]劉明興，陶然，章奇制度、技術和內生經濟增長[j]世界經濟文匯，2003，（6）：64-80

[6]易綱，樊綱，李巖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經濟研究，2003，（8）：13-20

[7]胡鞍鋼未來經濟增長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j]政策，2003，（1）：29-30

[8]董祥海，李升c-d生產函數的一種改進模型[j]大眾科技，2004，（10）：17-19

[9]edward，fd，denison，e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r] new york：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6276-92

[10]樊綱，王小魯，張立文，朱恒鵬中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j]經濟研究，2003，（3）：9-18

[11]汪鋒，張宗益，康繼軍企業市場化、對外開放與中國經濟增長條件收斂[j]世界經濟，2006，（6）：48-60

[12]胡曉珍，張衛東，楊龍制度環境、技術效率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j]公共管理學報，2010，（2）：79-88

[13]north， d c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76（5）： 953-970

[14]rae，a， ma， h projecting chinas grains and meats trade： sensitivity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r]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research consortium annual general meeting，200314-16

[15]張軍，施少華，陳詩一中國的工業改革與效率變化——方法、數據、文獻和現有的結果[j]經濟學（季刊），2003，（4）：1-38

[16]袁新華，李彩艷，繆為民我國漁業經濟增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a]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2008中國漁業經濟專家論壇論文集[c]2008180-187

[17]becker，sginves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70（5）：9-49

篇（8）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8

1 前言

近年來飛速發展的經濟給資源環境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壓力，江蘇省作為我國的經濟大省，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的環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迫在眉睫，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也必然成為了重中之重。本文通過數據收集、整理與分析，得出了江蘇省近年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現狀，借此探索經濟、生態和社會三者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2 江蘇省資源環境分析

經過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以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為標志，江蘇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江蘇省人口保持極為緩慢增長的同時，其能源消耗量卻大大的提高了，當然這也為經濟帶來了一定的好處，由圖1可知，江蘇省的不變價GDP連年大幅增長，從2005年的18272.12億元發展到2014年的49964.15億元，每年的GDP增長率均超過10%。

由此可見，江蘇省經濟發展迅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在資源環境方面，還是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工業碳排放量嚴重、工業“三廢”排放嚴重等問題。盡管近年來對江蘇各地的環境整治力度不斷加強，使得部分資源環境有所好轉，但先天環境條件不足，加上長期以來的污染和破壞，江蘇省的資源環境安全形勢仍不容樂觀。

由圖2可以看出，江蘇省工業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最大，且仍有增長的趨勢，從2005年到2011年工業碳排放量持續增長，從原來的3911.67萬噸增長到4847.30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較為穩定且呈緩慢減少的趨勢，由2005年的131.2萬噸減少為2014年的87.02萬噸。工業廢水排放量也大幅減少，從2005年的29.6億噸到2014年的20.49億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相較于前兩種工業“三廢”，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卻連年增長，從2005年的5757萬噸到2013年的11443.77萬噸，2014年有所改善。

3 Commoner模型介紹及數據來源

3.1 Commoner分解模型

Commoner（1972）認為環境質量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1）人口增長因素，它主要由人口總規模進行反映；（2）經濟增長因素，主要由人均產值進行反映；（3）技術進步因素，主要由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量進行反映。

即：污染物的排放數量一人口×（產量/人口）×（污染物排放量/產量），具體表示為：

（1）上式中，I表示污染排放量，P表示總人口，G表示GDP。方程右邊第一項表示經濟規模效應，第二項表示人口增長效應，第三項表示技術進步效應。

基于（1）式進行因素分解分析，會有三種結果：如果某要素對環境的效應為正值，則表明該要素增加了環境壓力；如果某要素對環境的效應為負值，則表明該要素減少了環境壓力，有利于協調發展；如果某要素對環境的效應為零，則表明該要素不產生環境壓力。

在Commoner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對數權重平均分解法（LMDI）對上述三種要素進行分析。LMDI分解法是完全的分解方法，不會產生殘差，而且乘法和加法兩種分解形式易于轉換，選擇任何一種都是無差異的，本文采用加法形式。具體如下：

I=E×P×C （2）

其中，E表示經濟規模效應，P表示人口增長效應，C表示技術進步效應。

（3）

（4）

式（3）中，為污染排放從年的變化，為年的污染排放量，為O年的污染排放量。為經濟規模對污染排放的影響；為人口增長對污染排放的影響；為技術進步對污染排放的影響。式（4）中的表示各因素變化對污染排放變化的效應值。

根據Ang的LMDI分解方法，可將式（3）右邊的各項表示為：（5）（6）（7）

3.2 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江蘇省2005～2014年時間段的各項數據進行統計研究。其中，GDP、人口、能源消耗量、工業三廢等數據均來自相應年份的《江蘇統計年鑒》，工業碳排放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的能源平衡表中的終端消費量的數據，根據表1的各種能源消費的碳排放轉化系數計算而得。GDP根據《江蘇統計年鑒》中的不變價轉換指數轉換為2005年不變價GDP。

4 資源環境的影響因素分析

經濟增長離不開經濟規模、人口數量、技術進步的共同作用。在研究人類各項生產生活行為對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影響程度中，經濟規模、人口數量、技術進步是影響資源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將著重從上述三個因素來分析江蘇省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影響研究。

根據前文所獲得的數據計算出各影響因素對污染排放的貢獻量，具體結果見表2。

4.1 經濟規模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

經濟發展對環境資源的巨大壓力和環境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主要困難和突出矛盾。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由表2可知，2006～2014年江蘇省經濟規模增長效應都是正值，并且逐年上升，可見經濟規模的擴大加劇了資源消耗量并造成環境污染的加重，并且起到了主導作用。

4.2 人口規模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

人口的增長必然要求經濟活動水平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才能維持日益增長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需求。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也存在著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人口界限。圖1表明，江蘇省人口總量控制得相當不錯，但是人口的增長貢獻了均值為8589.79萬噸環境污染。可見，人口規模的增大加重了江蘇省的資源、生態環境的壓力，但它并非主導作用。

4.3 技術進步對環境質量影響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到，技術進步效應在2006到2014九年中是負值，表明在這九個時期技術進步效應減緩了江蘇省的資源環境壓力，該時期的技術進步從整體上來說屬于“環境友好型技術進步”，特別是在2013、2014年，技術進步效應分別達到-318539.20萬噸及-34784.71萬噸，說明這兩個時期技術進步效應對改善該地區的資源環境壓力起到了主導型作用。

篇（9）

關鍵詞：要素集聚 區域經濟 經濟增長 影響差異

研究理論框架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要素投入，從而認為資本、勞動、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它對經濟增長的研究是基于制度給定的理論假設來分析經濟增長。但是對于制度轉型和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經濟增長而言，制度因素始終是一個無法忽視的重要因素。

研究區域經濟發展，離不開區域生產要素，而區域生產要素始終處于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斷流動的生產要素總會在某個地區匯集形成要素集聚，或者說集聚意味著生產要素在一定空間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集中。要素集聚就是各生產要素通過人類的經濟活動集聚在某一特定區域，從而產生集聚效應，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

集聚經濟不僅是發達國家和先進地區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更是欠發達區域實現跨越式發展，追趕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有效戰略工具。由此看來，區域要素集聚已經成為影響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把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影響因素概括為資本、勞動、制度和綜合要素集聚水平。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方法一般采用索洛增長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建立經濟增長與各因素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即：

Y = A (t) Kα LβIγG δ （1）

其中，Y代表總產出；K代表資本存量，指數α代表資本的產出彈性；L 代表勞動投入，指數β代表勞動的產出彈性；I代表制度要素主成分，γ代表制度要素的產出彈性；G代表綜合要素集聚水平，δ代表要素集聚的產出彈性；A代表技術進步，也稱效率系數，衡量現有技術的生產率，是一個大于0 的參數。

對（1）式取對數，轉化成多元線性回歸形式來求解，見下式：

如果指數α+β=1，則上式可簡化為以下形式：

將相應數據代入，可得到各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再利用索洛剩余法進行因素分析，從各個變量的相對變化來觀察經濟增長與資本存量、勞動投入、制度要素和要素集聚以及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

（1）式中各項指標的內涵與數據來源說明如下：

Y為總產出，即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K為資本存量，即將各省資本形成總額按照其資本形成總額指數進行價格換算（以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然后將其按區域加總；L為勞動投入，即歷年從業人員數。

I為制度要素。本文以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市場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四個指標的主成分作為制度要素。其中非國有化率主要體現在工業領域，即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與全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的比值；市場化程度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三項指標的比重；市場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反映經濟利益分配市場化份額的大小；對外開放程度用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來度量。這些制度要素指標的原始數據取自全國和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經濟年鑒，然后根據各指標的含義分別計算出各地區的數值，再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分別求出各地區四個要素指標的主成分，并將其作為各地區的制度要素。

G為綜合要素集聚水平，是在分別計算各地區資本要素集聚度、勞動要素集聚度、技術要素集聚度和制度要素集聚度的基礎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分別將各地區四個要素集聚度指標換算為各地區的綜合要素集聚指標。其中資本要素集聚度是根據資本存量指標的業績指數（業績指數是某地區單位GDP所需要使用的資本量）、人均資本、地均資本三項指標計算的主成分指標；勞動要素集聚度就是就業人口密度；技術要素集聚度是在將各地區科技活動人員數、R&D經費支出、專利授權（公開）數三項指標作為技術要素代表性指標的基礎上，先分別計算三項指標人均數的主成分和地均數的主成分，再用兩個主成分的幾何平均數作為該地區的技術要素集聚指標；制度要素集聚度是在計算出各地區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市場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的四個要素的人均主成分和地均主成分的基礎上，再用兩個主成分的幾何平均數作為該地區的制度要素集聚指標。

本文對東中西部地區的劃分方法以“七五”計劃報告對中國大陸國土所作的戰略性劃分為根據，其中東部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11個省和直轄市；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8個省；西部地區包括新疆、、寧夏、陜西、甘肅、貴州、青海、云南、四川、重慶、內蒙古、廣西1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

計量檢驗與結果分析

根據三個地區的劃分，文章采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數據，分別研究各地區資本存量、勞動力變化、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對GDP增長的影響，特別對要素集聚對GDP的影響程度和貢獻度在地區上的差異性進行深入解析。

在各地區面板數據的分析中，以LnGDP為被解釋變量，LnK、LnL、LnI、LnG為解釋變量，首先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以說明各變量與GDP之間的可解釋性，然后進行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以得到各地區的回歸方程。

各地區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檢驗結果可看出，各地區的資本存量、勞動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都是GDP的解釋變量。

利用Eviews 3.1對回歸方程（3）進行回歸計算，分別得到東中西部各地區的回歸方程。

東部地區回歸方程為：

根據上述回歸方程的計算結果可看出，要素集聚對各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首先從產出彈性來看：東部地區最大，達到0.1864；而西部地區最小，只有0.0568，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3.3倍，表明東、西部地區的要素集聚水平和集聚能力差距很大。其次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看：各區域要素集聚對經濟增長貢獻度情況，見表2。

從表2中的數據可直觀判斷，東部地區的要素集聚貢獻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又高于西部地區。

第一，三個地區的要素集聚貢獻度都呈不斷上升態勢，其中東部年均增長2.8%，中部年均增長3.2%，西部年均增長4.5%。西部地區的增長程度最大，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生產要素投入迅速增加，要素集聚水平快速提高，從而使近年的要素集聚貢獻度迅速增長，說明要素集聚對該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第二，東部地區要素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于中西部地區，1990-1999年間，東部地區分別高于中西部3.82個百分點和7.45個百分點；從2000-2009年水平來看，東部地區分別高于中西部4.95個百分點和6.39個百分點。說明東部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集聚了更多先進的生產要素，而且與中部地區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但與西部地區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有縮小趨勢。

第三，中部地區要素集聚貢獻度大于西部地區，但西部地區要素集聚貢獻度的增長速度快于中部地區。在1990-1999年，中部地區的貢獻度高于西部3.63個百分點；但在2000-2009年，中部地區的貢獻度只略高于西部地區1.44個百分點。說明西部地區的要素集聚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其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在不斷提高。

結論

本文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采用索洛增長方程，通過實證檢驗來分析我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經濟增長受資本、勞動、制度和要素集聚四個因素影響的差異情況，特別是研究要素集聚對不同區域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差異性。從分析結果不難看出，要素集聚對各地區經濟增長都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在東部地區，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明顯，要素集聚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20%。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區，要素集聚的貢獻程度也已達到15%左右，這充分說明要素集聚已經成為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各地區的要素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來看，東部地區遠大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東部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發展基礎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集聚了更多先進的生產要素，這也是東部地區獲得快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黃暉等.技術要素集聚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差異影響[J].經濟地理，2011（8）

2.章元等.聚集經濟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J].世界經濟，2008（3）

篇（10）

[中圖分類號]F2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8)03-0043-05

[收稿日期]2008-04-17

[基金項目]2006年山東省教育廳基金項目(J06W08)。

[作者簡介]尉雪波，男，山東萊陽人，山東財政學院統計與數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觀經濟統計分析；謝海艷，女，山東菏澤人，山東財政學院統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張冰，女，山東棗莊人，山東財政學院統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根據經濟學理論，在要素稀缺并且不能完全替代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關系制約，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間有著直接的關系。就山東省來說，近年來經濟增長迅速，那么，影響其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有哪些，它們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有多大?本文借鑒相關理論如西方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及國內外實踐經驗，運用有關統計學、計量經濟學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嶺回歸估計、多元回歸方法等，建立了相應的經濟增長模型，對山東省經濟增長的現狀、原因，特別是各種要素投入在山東省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其經濟增長的合理化建議。

一、區域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型

(一)區域經濟增長模型包含的要素投入及指標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