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面臨的問題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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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8-0-02

近年來，隨著單位制的解體，相對傳統的社會群體整合機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城市社區成為基礎性的治理單位。同時，在社會轉型不斷深入的現階段，各種問題、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區，傳統的治理模式難以滿足需求，社區治理面臨著諸多挑戰，因此，相關人員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決城市社區問題的情況下，充分發揮城市社區的作用，推進社會穩步發展。

1 社區治理的基本內涵

社區治理是將社區作為載體，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區事項的互動，是一種為不同主體提供各種服務，且各活動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區治理通過對相應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滿足適度開發、調試公共資源系統的需求?！币虼?，社區治理的實施能夠有效彌補政府治理社會時能力不足的問題。

2 城市社區治理面臨的挑戰

2.1 社區治理行政色彩濃厚

通常情況下，城市社區的建設是在政府的引導下進行的，所以社區除了自治以外，還承擔了許多政府轉移的職能，導致社區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城市社區治理權力多來自上級需求，社區各組織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經濟來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國家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居民委員會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組織。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居民委員會多承擔“政府代言人”的職責，通常根據政府的需求開展基礎性公共服務，并未進行明確分工，未給居民謀取效益。居民選舉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員會工作職責、工作角色的錯位，造成社區長期處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忙于行政性事務的狀態，基本無暇顧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行政色彩的濃厚，使社區治理出現角色錯位、迷失的現象，表現為：從政策上看，國家主張城市社區自治，減少政府的過多干預，但實際的社區治理中，政府卻又不可控的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因而在社區治理現實中，所產生的矛盾、問題和主要來源于社區權力、結構的沖突。

2.2 社區治理主體關系的困境

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物業公司、居民委員會等是最為關鍵的主體，主體之間存在工作職責不明確、角色混亂等情況，間接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居民委員會是一個集行政管理、社區服務于一體的組織，能為社區居民提供相對優質的公共服務，但通常不會主動作為，回應社區居民的訴求。近年來，伴隨著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住房逐漸趨向于商品化，物業公司開始進入城市社區。物業公司作為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組織機構，主要工作是為業主提供房屋保養、設施維修、保安等服務。物業公司作為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新型組織機構，和業主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經濟效益的驅使、監管機制的缺乏，物業公司通常因權力的不對稱而凌駕于居民、業主之上，導致利益糾紛事件頻繁發生。而導致這一現狀的主要原因是社區治理各主體間權責不明確，最終造成角色定位處于混亂狀態，主體之間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

從另一方面來講，居民委員會的行政化、業主委員會等機構力量薄弱，相應工作的實施均在物業公司的幫助下進行，而物業公司的經營目標又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成效，導致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情況嚴重時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的矛盾還會升級。城市社區各主體不具備完善的監管機制、制衡機制，代表業力的委員會力量薄弱，無法制約物業公司，做不到真正維護業益，最終導致社區居民委員會忙于行政事務性工作，降低了服務效益；而市場化運營的物業公司，為了謀取更多的經濟效益，不顧及業主的需求，降低該組織機構的服務質量。

2.3 社區居民參與度低

社區作為城市的基礎組成單位，也是整合基層、城市生活的共同體，也應當是表達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狀況的單位，而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基礎之上的。由此可見，社區居民參與是保證社區問題有效治理的關鍵。居民作為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成員，通過監督作用的發揮、社區活動的參與，使社區治理成為社會基本單元。但從實際工作上看，因受傳統組織參與形式的影響，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性、責任意識差，未對社區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大部分居民處于被動參與社區活動的狀態。同時，個別居民還認為是否參與社區活動，其本質是一樣的，都無法發揮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區重大決策中不主動行使發言權。目前，社區居民參與較多的社區活動主要是文體性的健身活動，如廣場舞等，參與人群為老年人、婦女，大多數居民在社區治理中缺乏真正的決策性參與，所具備的監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區治理長時間處于“失語”狀態，阻礙了城市社區的發展。

3 城市社區治理路徑創新

3.1 明確城市社區主體職權

政府需創新城市社區治理機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確社區治理參與主體的職權、關系。在現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要想創新治理機制，最為主要的任務是政府轉變對基層社區的治理理念，給予社區治理針對性的指導，將權力歸還于社區居民。在城市社區的治理過程中，明確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等主體關系、工作職權和角色，強化居民委員會對業主、物業公司的監管作用。同時，還需適當扶持居民自治組織，以便于充分發揮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對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

目前，物業公司普遍存在不公開收支、居民上繳物業費未用到社區硬件維護方面等現象。并且，物業公司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不認真處理居民、社區反映的問題。比如：居民上繳物業費后，物業公司未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處理，常見的有社區衛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業公司處理，也得不到物業公司的積極回應，總體服務質量低。針對這種情況，需加大對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對物業公司的服務、收費等程序實施公開、透明制度，強化社區居民的監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幫助下更好的維護居民權益。

3.3 構建社區參與平臺，提高居民參與積極性

社區居民參與度是評估社區建設水平的關鍵。目前，城市社區居民主要從以下途徑參與社區活動：在居民委員會引導下參與、在社區黨支部引導下參與、通過社區網站或是微信公眾號參與、通過社區民間組織參與、通過聽證會的開展參與等。由此可見，城市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途徑越來越多，并且在不斷進行創新。但從城市社區的實際參與情況上看，居民參與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數城市社區活動缺乏針對性，并不是針對社區居民關心的問題而開展的活動。因此，除構建相對科學、合理、多樣化的社區參與平臺外，還要提高居民參與的積極性，重點是在參與內容上進行創新，在滿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發居民的興趣，提高其參與自主性，并根據社區居民構成的特點開展活動，滿足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進而達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業公司和業主矛盾較突出的問題，組織雙方代表召開懇談會，讓物業公司明確了解居民的需求，讓居民了解物業公司的實際困難，雙方協調、共同解決問題；在衛生環境差的社區，多組織“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集體活動，動員居民廣泛參與，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共同改善社區的居住環境；為老年人多組織休閑、娛樂性的活動；為小朋友多組織學習知識的活動等。

3.4 再造社區組織，提高運行效率

在全面發展城市社區組織的基礎上，保證社區組織真正服務于居民、徹底治理社區問題是創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題。新公共管理理論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論中的“再造”是對社會公共組織、公共體制的轉變，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強創新能力。并且，還可通過對組織目標的改變，權力結構、組織激勵的變革來完成該轉型。該理論同樣適用于城市社區的組織再造。

從城市社區的組織再造上講，其主導思想是將激勵機制、管理制度納入社區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動、社區服務等為主要業務的組織機構更好的借鑒先進的管理模式，增強組織發展能力。曾有學者基于社區再造的基礎提出了構建企業化的社區，也有學者在再造理論基礎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績效導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這對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治理內容的創新具有建設性的意義。而與此同時，社區居民的參與行為也可以進行再造，現在很多地方的社區對活動參與、社會服務和公益行為嘗試采取積分制或是銀行儲蓄制管理模式，這都是很有益的創新。

3.5 將社區社會資本管理進行公開

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處于統一機構的人通過互動、接觸，能建立期望、義務，形成信任關系，能動員社會關系，合理配置社會資源。而社區社會資本的缺失是當前社區急需解決的問題，以預防社區發展、資本之間形成惡性循環。社區居民是社區治理的主要人員，而社區又是組織居民生活時所形成的主要場所，社區資本主要體現在居民對自身生活環境、社區服務人員工作狀況的認可和相關活動的參與上。而將社區資本運作進行公開作為城市社區治理路徑的創新，不但能有效解決社區問題，還能幫助社區治理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提高社區居民生活的質量。

4 結 語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社區作為社會的基礎“細胞”，其治理效果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城市社區治理情況的分析，發現社區治理普遍存在主體關系不明確、行政化色彩濃厚等問題，影響著社區治理的效果。因此，相關人員需加大城市社區治理的創新力度，明確社區主體之間的關系、準確定位角色；居民委員會要認真處理行政權、自治權關系，加大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充分發揮業主委員會功能；重視居民委員會的管理方式、管理機構的改革力度，增強社區居民活動參與性等。此外，物業公司還應從社區居民的需求出發，構建相對合適的治理機構，將社區治理作為維護基層秩序的基礎，并將社區的社會資本管理進行公開，在發揮居民作用的情況下，進一步治理社區，推動基層社會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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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021-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開始了“村改居”的工作，它是城市化下一種新的社區模式，不同于城市社區居民治理的模式。

一、“村改居”社區的興起及其特點

“村改居”工作興起于21世紀初，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所特有的現象。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0%，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進了“村改居”的工作。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村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在經濟結構上基本擺脫了傳統第一產業的束縛。再者，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農村的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在城鎮化的進程中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2.6%增長到了2012年的52.6%。北京的城鎮化發展尤為迅速，城鎮化率增加近20個百分點，除北京與天津外，其他省份城鎮化發展也處于加速階段，從1995年到2008年，福建、江蘇、浙江三省城鎮人口比重均增加25個百分點以上[1]。城鎮化的迅猛發展，使得一些省市“村改居”工作發展迅速，如膠州灣海底隧道建設擠占土地導致4個村村民的集中安置，直接由農村村落成為城市社區。濟南市到2004年底，“村改居”數量就已經達到了102個，占城市社區居委會總數的25%[2]。

“村改居”的興起主要是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推動，這一城市化下的產物，有自身的特點。第一，社區居委會職能的逐漸轉變。城鎮化的發展，原來的村委會一夜之間掛起了社區居委會的牌子，但并不意味著成為城市居民委員會，它是邁入純城市社區建制的過渡階段。原來的村委會工作重心在經濟上，村主任總把修道路，挖井種樹等事情的處理狀況放在工作的第一位，而把一些公共事務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F在“村改居”的社區居委會，逐漸進行從發展經濟到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轉變，如社區共建，社區注重聯系居民，按時發放居民社會保障補助。模仿城市居民組織選舉，積極發展社區聯系居民的機制，定期社區黨員走入貧困家庭，進行一定的扶持。再者，社區居委會面臨“村改居”后原來農村集體財產的安置，社區居民的就業以及權益保障等問題，從現實來看，這些問題涉及了原來村民直接的利益，處理這些問題更加的棘手?！按甯木印焙蟮纳鐓^居委會面臨新的考驗。第二，居民與居委會關系的逐漸轉變。相比從前，村委會由于對“有關集體土地的使用、鄉村事務的管理、征繳稅費及鄉村整體發展的決策，都與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3]?？梢钥闯?，村民和村委會之間相互聯系更頻繁，村民對村委會更具有依賴性?！按甯木印焙?，由于社區居委會職能的逐漸轉變，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環境衛生，文藝活動，計劃生育等事務上來，社區與居民的經濟利益關系削弱，并且社會保障的社會化，使居民與社會有了更多的聯系，居民對居委會的聯系逐漸稀松，依賴性變小。

二、“村改居”社區治理的困境

（一）社區居委會行政化色彩偏重

“村改居”社區是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的過渡階段，這些社區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村改居”社區被納入城市居委會后，管理體制行政科層化，居委會人員的任職條件等都由街道確定，很多事情唯街道辦馬首是瞻。以前村委會財政由集體經濟承擔，但是進入城市轉制以后，由街道撥付，并且經費減少，造成社區有事時經費拿不來的困境，還要向街道上級部門申請經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區對街道的依賴。第二，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政府的職能部門經常把任務推給街道，但“下任務不下權”、“下事情不下錢”[4]。以前的村委會基本出面協調本村的大小事務，基本顧忌到每個人的利益，但是在城市中，社區轉變了角色，充當了服務者的角色，上級政府職能部門把任務委派給街道，街道下放任務，把社區作為自己的派出機構，社區成了上級部門的“一條腿”，把引導變成了指導。社區疲于應付上級任務，而忘記了自己服務的功能。

（二）居民參與不足，社區自治能力不強

現在“村改居”社區治理中，行政化效應仍然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社區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意識淡薄，社區動員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區自治的能力。撤村后，雖然村民在戶籍身份上變為城市居民，卻因為缺少新的聯系紐帶而出現疏離化的傾向，這樣更加需要新的組織載體對其進行服務和管理。同時，外村人及外地人口作為城市新的人口群體，打破了原來農村的“半熟人”社會。這些社區居民離開了原來的村落，脫離了原來的村委會的管理，對現在的社區缺乏認同感。多數村民進入城市后，有事還是會找原來的村干部，很多村民“居”在社區中，而非“生活”在社區中。在心理上還沒有完全接受現有的“村改居”社區治理模式。當問到你關心社區的事情嗎？大多村民認為沒什么事情找社區干什么，平時也很少關心社區的事情，社區工作人員有事叫就去，沒事就不去社區。大多數“村改居”的居民政治的參與意識強烈，可是政治參與行為不高。除此之外，“社區治理是基層多元利益主體進行集體行動和選擇的過程，社區治理需要協調多方的利益與關系，現代社區分化為功能各異的各類現代社會組織，與傳統社區相比具有高度的分化性?！盵5]受主客觀影響，“村改居”社區居民對現有社區共同利益關心較少，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社區的很多活動都是由賦閑在家的老年人參加，年輕人都忙于工作，社區成立的一些協會或者興趣小組都是和老年人有關，對于年輕人來說，社區由于經費等問題，難以開展活動吸引年輕人的眼球。社區由于參與主體的局限性，再加上居民參與意識不強，導致社區自治能力不強。

（三）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相對緩慢

當前“村改居”社區自組織的發展面臨一些困境。“村改居”后的居民主要由原來的失地農民組成，39.7%的調查對象文化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有29.3%的調查對象文化程度為“高中（中專、中技）[6]，這些居民大多是年歲較大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低，對于社區規章制度也不是很了解，缺乏參與社區事務的前提和動力，目前是阻礙社區自組織發展的主要障礙。大多數“村改居”居民在受訪中談到，社區的事務自己也搞不懂，按章辦事就行。再者，“村改居”后，大量外來人口涌入社區，對社區事務關注度不高?！按甯木印钡纳鐓^居民發展自組織也只是局限于有共同愛好的一群人，他們組織興趣協會，文化活動，但這些自組織沒有制定相關的組織制度，人員編排，主要是靠熟人社會間的情感維系，情感的維系具有很大的易變性，如果情感有所波動，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成員對組織的參與。

三、解決“村改居”社區困境的路徑

（一）逐步理清“村改居”社區居民委員會與政府的關系

當前，許多城市社區和街道辦事處的關系處于被領導和領導的一種關系，“村改居”社區效仿城市社區的運行機制，直接承擔上級指派的任務。按照“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原則，理順政府與社區的關系。社區居委會協助，配合上級政府管理社區事務，不是一級行政機關，其主要的職能是行使社區居民賦予的自治權，為社區居民服務，應進一步理順基層政府、街道辦事處和社區的關系，可以嘗試在基層政府與社區之間建立一種委托―“式契約關系[7]。政府作為上級領導，對社區事務應該是給予指導、協調、動員、監督的功能，在財力物力上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而不是參與干涉社區事務。社區居委會作為其人，按照上級指示完成各項工作，以此有效地推進兩者平等合作的關系，除此之外，社區作為自治的載體，應該改良方法，廣開渠道，積極配合，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創造好的條件，并且讓居民感受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甜頭，關乎社區重大事件時，可以召開居民聽證會，制定相關制度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使居民參與到社區管理之中。社區居委會不再是上級政府的“一條腿”，而是幫助上級政府更好地進行基層治理。

（二）建立社區居民參與的制度規范，逐漸完善居民自治

隨著我國基層民主的發展，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居民參與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參與方式，參與對象等，加快建設“村改居”居民參與的建設，在“村改居”后，需要建立社區居民參與的長效機制，必須用制度來明確不同參與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再者，方便提供便捷的參與渠道，各個“村改居”社區根據本社區的實際狀況，制定詳細的參與程序，讓居民一目了然。

“實行居民自治，制度建設是根本”[8]。也就是說要加強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居民可以直接或者間接進行居委會選舉，居民會議主要進行決策議事，由居民集體討論的自治章程為主作為民主管理制度，準時無誤地公布社區重大事務，向居民公開的民主監督制度。這樣做，可以使居民有了制度的保證，也給居民自治提供了一個標準。在對“村改居”的居民進行采訪時，居民們認為居民有權力選舉居委會班子，對此他們表示很滿意，對于整個選舉過程，大多數居民認為選舉過程還是比較公正的，認為通過選舉可以選出好的領導。

（三）發展社區自組織

“國家太大，社會成員之間不可能建立面對面協調機制，社區較小，居民之間可以而且事實上存在面對面協調機制；市場信奉‘沒有免費的午餐’，市場不信眼淚，而社區提倡鄰里互助，關愛弱勢群體。”由此看來，社區自組織是國家和市場的補充，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社區自組織優于“被組織”，在自組織環境下，社區居民的生活關聯度，熟悉程度都比較高，它內在的規范能夠讓居民無形的自組織起來，降低了社區治理的成本。如何實現社區治理目標的實現，需要社區外力的支持，同樣也需要社區居民自組織對社區內部事務的整合配置，從而實現社區的“善治”。目前，“村改居”社區最主要的自組織是社區居委會。許多居民自發組織形式多樣的協會，可以不僅豐富生活，而且為社區居民之間的交往提供了一個平臺。社區自組織和社區治理的目標是相一致的，發展社區自組織，是為社區治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大力培育發展社區自組織是衡量社區治理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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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領21 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認為社區居民是自己社區的“提供者”，居民自己應該決定提供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和如何運營這些公共服務，公共服務職業者在社區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應該是提供服務和支持，而不是成為公民的上級，他們應該和公民站在一起，這才能形成一個社區。

一、相關概念涵義

1. 社區與社區自治組織?！吧鐓^”一詞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區與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其含義是指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和親密伙伴關系。自20 世紀80 年代末以來，逐漸受到諸多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們的關注，對于“社區”一次的理解也呈現“百家爭鳴”式的發展。筆者比較認同滕尼斯對于社區的定義，“社區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內的人所組成的具有共同的認同感和價值取向的社會生活共同體?！?/p>

2.公民治理理論。公民治理理論的主要觀點和基本主張集中地體現在美國學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蓋森等人的系列文獻中。他們從不同角度強調，以公民與官僚合作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現代行政的必要途徑，公民應積極參與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礎之上，在一定意義上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一種超越。美國學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明確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對公民治理理論框架進行了較為完善的建構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組織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區為例

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帶來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體差異性和職責不清等問題迫切需求理論的指導，而治理理論便在這種需求下在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興起。其領域涉及社區流動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婦、婦女兒童社會服務、就業服務、社會救助、心理健康服務等。通過發展社區內居民成為機構會員，定期為社區居民提供就業技能培訓、健康檢查、心理輔導等培訓課程。經過六年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地具有影響力的民間基層自治組織。它所體現的顯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幾點：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體行動，凸現治理績效。在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提到西方社會學家西梅爾的觀點，“比起大集團來， 小集團的行動更果斷， 而且能有效地運用他們身邊的資源，向心組織的小集團一般總能發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團中， 能量經常是潛在的?！?城市社區自治組織較于政府部門是范圍更小的集團，且更易促使社區居民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從而帶來更好的治理效果。 經過筆者在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館的調查發現，社區小范圍的組織機構比當地居委會等政府派出機構更能夠組織社區居民采取果斷有效的行動。例如，為促進當地小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新市民生活館為當地外來人口的“生意人”舉辦小型的“商業交流會”，探討各自的“生意經”及個人經歷，很好的促進了當地人的人脈交際；定期為社區居民開辦就業職能培訓，如烹飪技術教學、淘寶店鋪經營等技術，來促進社區居民的就業，這些是當地政府所無暇顧及的。2.更有效的實現社區共享資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劇”以及奧爾森提出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形象說明了社會生活中，人們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視公共事務的治理。個人理可能導致集體行為的非理性結果。在此理論下認為社區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只關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則為了實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獲得自身利益的權利，故二者難以就社區共有資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體行動。政府與市場一直以來被視為解決公共事務治理問題的兩種途徑，相應的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也就成了解決公共事務各種問題的兩種方式。然而，無論哪種途徑，都無法完全解決資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難題。 從這一角度出發，社區作為一個自主治理的單元，由社區自治組織協調社區內居民共同治理來解決公共資源治理的難題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區居民形成共同意識。目前，社區居民普遍缺乏社區意識，對社區公共事務淡漠。這是由城市發展進程中社區的產生和構成方式決定的。我國大多數的城市社區為了方便基層部門的管理，多半由“劃片”產生，只是這種方式下產生的社區中居民共同意識淡薄，缺少歸屬感。 而社區自治組織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發組織產生的，為居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公共活動領域，有助于強化居民的社區意識 。同樣，筆者在對上海新途社區設立在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歸涇村的新市民生活館的調研過程中發現，以新市民生活館為活動的組織場地，為社區居民組織舉辦各種免費的就業技能培訓、政策宣傳，心理輔導講座和社區內流動兒童英語輔導班等各類團體組織活動，并在每月舉辦一次社區主題型活動，使社區人心凝聚，社區居民的共同意識得到了強化。

三、 當前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困境及對策建議

1. 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困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轉型，各種社區自治組織涌現，雖然在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政府開始向社區自治組織開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遺補缺”，社區自治組織的發展主要受一下幾個因素的制約：（1）地位合法性問題。 國家對社區自治組織實施控制管理，允許有限的結社自由 。但筆者認為，這種自由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國家的態度決定著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的前途，此外還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機制的約束。（2）活動經費籌資困難。筆者在對設立在浦東新區的新市民生活館調研中發現，維持館內運營的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的贊助、政府的招標項目，而且資金有限，通常需要組織的籌資部門對外聯系籌集資金。經費缺乏是社區自治組織發展中相當普遍和嚴峻問題，大多數的社區自治組織由于資金來源渠道有限，創收能力弱，隨時面臨關閉的危險。

2.對策建議。社區自治組織的健康發展對我國城市社會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從政府角度來說，社會組織對社區事務的參與治理可以減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負擔，還權于社會，讓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從社會組織角度來說，參與到社區治理中與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進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的發展，同時還有利于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對此，筆者認為，促進社區自治組織的健康發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門應加強相應的社區自治組織政策支持，把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方針落實到實處，使社區自治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軌道；其次，在社區自治組織注冊登記上予以較低的“門檻”，并在后期發展中通過對社區自治組織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資金扶持；最后，監督管理上充分發揮外部監管的作用，將其納入規范有序的管理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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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必須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來指導如何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當追述到集體行動困境產生的原因時，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既然集體行動困境是由于在個人利益的驅動下某些理性個體不合作造成的，那么促成理性個體之間的合作不就可以了嗎？社會資本正好起到了促成多元治理治理主體合作的作用。

首先，社會資本所倡導的信任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主體之間合作奠定了精神基石。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所包含的信任有助于促進自發性的合作與協調，可以用來改善社會行動。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部，基本上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利益訴求的主體，由于各民族文化差異大，各治理主體之間互不理解，導致了信任度低，表現出來將是各民族之間互相猜忌，合作無從談起，所以，只有加強各民族，各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合作才能展開。信任是一塊基石，牢牢地奠基于合作的大廈之下，不易被發現，卻默默的發揮著它的作用。

其次，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合作提供了互惠規范?；セ菀幏妒且环N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帶來普遍利益的非均衡規范。互惠規范不是合作者之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均衡互惠”，而是“現在給予人，將來人給予”的“普遍均衡”，一個良好的預期支持著大家遵守規范，等待著實惠的到來。[4]互惠規范雖不能給違反者法律上的懲罰，但會使違反者的長期利益受損。今天個體在社會組織中獲得利益，在未來必須支付出相應的成本給予其他個體。如果受益個體違約，將來在組織中不可能再得到合作的機會，更不可能獲得利益。這就是互惠規范的長期性懲罰。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時往往造成集體利益的最小化，造成長遠利益的損失，而互惠規范能把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結合起來，不遵守的便給予長期性懲罰。

最后，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治理主體合作提供了社會網絡。帕特南指出“如果說，橫向的市民參與網絡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那么一個組織的建構越具有橫向性，就越能夠在更廣泛的共同體內促成制度的成功?！盵5]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存在著政府、社團組織和各民族居民等不同的治理主體。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時，各治理主體之間由于缺乏一個合作的網絡平臺，往往各行其是，無法達成共識，造成工作重復，資源浪費，甚至可能產生摩擦。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特殊性和復雜性，各治理主體之間產生摩擦的幾率很大，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間。于是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入陷了集體行動的困境。所以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合作依賴于平行發展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三大要素之一，這說明社會資本理論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是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主體治理之間合作的重要條件。綜上所述，本文推導出了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多元治理主體合作和社會資本三者之間內在邏輯，如圖所示：（略）。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產生及社會資本存在狀況

隨著改革開放，傳統的單位制開始逐步解體，新型的城市社區制正在建立，社區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的過程中，產生了多元治理主體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關于產生的原因，本了以下兩點概括：

首先，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狀況不理想，沒有達到多元主體共治的局面。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社區治理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政府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仍處于絕對的權威和強勢的地位，其他的治理主體都是“弱勢群體”。政府是社區治理唯一的公共權力的中心，控制社區絕大部分資源，對社區實行自上而下的直線式管理。其他的治理主體無法與政府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這導致了其在治理過程中沒有話語權，無法真正成為社區利益分配的決策者，更無法達成他們的利益訴求。因此各治理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和行使權力的熱情不高，消極怠工，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的局面。

其次，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治理主體容易產生糾紛與沖突。社區內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會產生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現象。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互動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民族的融合。但是我們也該看到每一種文化的個性決定了文化的排他性，這導致不同民族交往的過程中出現文化否定和碰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便是不同民族群體間的糾紛與沖突。如本民族居民族對非本民族居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不尊重，甚至出現傷害民族間感情的過激行為。民族文化不同是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深層次原因。這導致了各民族間缺乏信任的基礎，只靠單純的利益結合而形成的合作無法形成一種長效機制。如何使社區內各民族之間共通互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才是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解決的關鍵所在。

關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社會資本存在狀況及問題，單菲菲進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性研究。她認為“現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顯著特征表現在同質性社會資本遠遠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她還認為“社會資本存在著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局限信任’多于‘普遍信任’；第二，‘封閉性網絡’多于‘開放型網絡’；第三，互惠規范難以建立”。[6]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與總結?，F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仍處于萌芽階段，存量小，發展緩慢，同質性社會資本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傊鐣Y本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下面三個方面：36首先，社會網絡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正式的社團組織很少，多民族參與的社團更是少之又少。在民族內部容易形成一些非正式的組織，這些組織對其他民族具有強烈的排斥，是一種封閉的網絡。社區組織成員的活動與宗教文娛活動密切相關，而對社區公共事務缺乏關注和興趣。其次，互惠規范的約束力存在較大差別?；セ菀幏缎纬捎谏鐣W絡成員的不斷合作之中。宗教性組織的互惠規范往往是宗教教義，顯然約束力較強。正式的社團組織互惠規范是社團規則章程，也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其他的社區互惠規范約束力約束力不強，不能起到規范成員的作用。這便削弱了組織的影響力，降低了組織在多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最后，社區普遍信任尚未形成。信任產生于相互認同的個人和群體之中。同一民族的群體認同度高，容易產生信任。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存在，導致了社區內各民族認同感低，不能形成普遍信任。普遍信任的培育任重道遠。

培育社會資本，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集體行動的困境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存在是社區治理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局，本文得出了“社會資本促成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走出集體行動困境”這一內在邏輯。通過研究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存量發現，少量的社會資本不能發揮出在解決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時應有的作用。只有培育社會資本，增加社會資本的存量，才能發揮出社會資本的在解決集體行動方面的積極效用。要培育社會資本，必須從社會資本的三要素入手，使三者協調發展。

第一，培育信任，凝聚社會資本的精神。城市多民族社區信任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了自組織、居民參與和制度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社區內自組織的長期互動促進治理主體之間信任的關系。在社會資本框架下，社區自組織和網絡成為信任的重要載體。信任是合作互助的前提和基礎，更是互助合作的結果。隨著組織內部成員之間長期互動、協調和溝通的發生，彼此間有了許多互助合作的行為。因為互助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所以成員之間互助合作的行為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彼此間的信任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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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區公益微創投的存在必要性

社區公益微創投是針對社區服務領域公益項目的公益資本投入，目的是通過資金、管理和技術支持，培育充滿活力的社區公益性社會組織，其出現主要是為了彌補政府功能的分散化和社區結構的碎片化而產生的社區治理危機。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為原則的官僚科層體制自身的弊端造成的，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發育不良則是社區碎片化難以進行自我療傷的深層次邏輯。非居民需求導向的街居體制使社區許多現存與潛在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社區居民缺乏共同治理的情感與人際基礎，及自我治理的能力。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條治理路徑均面臨困境時，社區公益微創投應運而生。它強調明晰行政資源與居民自治相結合的各自邊界，最終實現社區內部組織從“自娛自樂”到“參與治理”、從“單一活動”到“項目運作”、從“各自為陣”到“抱團取暖”的轉變。

2從公益微創投到社區自我治理的路徑探索

一個個公益組織構成了社區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元素。在從公益微創投走向社區自我治理的過程中，有如下四個重要階段。

2．1為激活社區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社區草根組織

在社區開展公益微創投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外來提供服務類與社區內部組織兩類，而公益微創投的真正起點是社區內部組織的草根組織。其可以從居民最感興趣的、成本付出更少而生活收益更高的地方開始，通過社區動員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與積極性，在專業社工隊伍的帶領下，挖掘社區能人，通過街道層面的新型平臺，申請微型項目，建立起更多的草根型社區組織，為了滿足居民多樣化的需求發展。

2．2實現責任主體從基層政府到草根組織自身的轉移

公益微創投的最終目的在于培養社區自我治理能力，同時為社區居委會減負。公益微創投所運用的項目指導型“三社聯動”機制，有利于發揮專業社工啟發草根組織自我意識的作用。結合我國臺灣地區社區營造經驗，專業社工可以引導草根組織確定組織發展目標，啟發社區草根組織解決社區難題，而且可以長期陪伴草根組織，逐步培養其自治能力。在這個過程中，草根組織逐步建立自我意識，獨立解決問題，開展工作。治理責任隨著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加強，自下而上的草根組織開始分擔居委會的功能，為居委會減負，還可以實現從社區草根組織到社區自治組織的轉變。

2．3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承接組織資源

政府購買服務環節是對草根組織治理能力的檢驗與歷練，這必須建立在其治理能力到達一定高度的基礎上，這一階段社區草根組織的關注點從文體娛樂上升至志愿服務及社區自治。如果基層政府通過購買服務這一規范化的方式給予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更多的資源，那么社區難題的治理將更加便利，同時通過與外來社會組織的競爭和社會購買服務項目的評估，內生型社會組織的專業性會進一步提升，也更加契合居民需求，基層政府的負擔將減輕。

2．4社區實現自我治理

經過公益微創投，居民需求導向的社區草根組織紛紛建立，并在專業社工的引領下獨立承擔風險與服務責任，在治理能力提升后承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成為與專業社會組織相競爭、相補充的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不斷為基層政府減負，解決居民關心的社區難題，并通過公益微創投平臺，吸引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形成社會治理網絡，居民的自我意識與參與度得到質的提高，社區實現真正的自我治理。

3結論

我國當前的公益微創投仍處于建立社區草根組織的初級階段，而且受到行政考核體系的制約，草根組織給街居體制帶來的更多的是增負效應。而公益微創投平臺的年度項目制、退出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造成項目的不可持續發展問題，也在制約著社區草根組織向更高治理層次的轉變。從公益微創投走向社區自我治理依舊還有漫長的道路，需要政府的配套改革、社會工作體系的完善與居民自我治理意識的提高等。

參考文獻

［1］吳新葉．政府主導下的大城市公益創投：運轉困境及其解決［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7，18（03）：38－45．

［2］孫燕．以“三社聯動”為基礎大力開展社區公益創投［J］．社團管理研究，2012，（01）：45－46．

［3］尹浩．整體性社區構建：來自公益創投機制的啟示［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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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措施

導入農業IPM技術措施，特別是環境衛生，可有效控制城鎮有害生物種群密度。

生物防治

不需要新的或更好的生物防治技術的發現，只需要治理者積極保護和鼓勵自然存在的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敵。

選擇性農藥

源于植物體的一些毒素，可作為誘餌，撒施劑、葉用性噴霧劑，使用分子遺傳技術將可產生的植物毒素插入到植物體內。

化學農藥

選擇環境友好型、窄譜型、可選擇的低毒性農藥，剔除原始的、高影響的，缺乏與環境兼容的化學農藥。

適時靶向施藥

通過對病原菌、雜草、昆蟲物候模型的建立，采用合適的定時噴藥計劃。以小面積防治代替大面積防治，不僅能降低農藥使用量，還能保護已適宜的自然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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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融入；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

一、問題的緣起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對勞動力要求的變化，農民工群體年齡的代際交替和城鄉之間以及城鄉各自內部之間生產關系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相比于第一代農民工，其有更強的競爭優勢和更高的生活期望，也更突顯對發展空間的要求，積極主動地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是，當他們來到城市中，遠離農村社會的文化群體時，一方面渴望融入新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卻面臨著諸多困難，文化沖擊、制度、人為隔閡等因素使他們很難融入到城市主流社會。長期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很容易造成 “反叛亞文化”或游民化現象，導致一些社會失范行為出現，比如近年來的“殺馬特”現象，還會形成邊緣人群體，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城市社區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過渡轉換場域，農民工要融入城市，由農民變為市民，離不開城市社區這個社會化組織載體。從目前來看，農民工社區融入狀況不盡人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索如何改善社區融入來解決根本上的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大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改善農民工的生存環境，是我們的研究重點。

二、文獻回顧

關于對城市社區融入問題的研究，從研究主體來看，目前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弱勢群體上，尤其以農民工群體為主。農民工作為城市建設的主體，在城市生活中卻面臨著各種困境。在研究中，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農民工的社區融入問題進行探索，一是以某一地區為例，對該地區農民工的社區融入現狀進行實地調查，反映農民工社區融入存在的問題。比如田恬； 郝秋麗（2008）通過對北京石景山區Y小區的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的社區融合狀況的調查，揭示了社區中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二是從社會支持理論入手，對農民工群體的社區融入問題進行分析，認為社區支持不足以及社區文化排斥是造成農民工融入難的關鍵。比如張利軍（2006）關于農民工社區融入和社區支持的研究中，認為只有通過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社區保障、社區參與等多方面的社會支持，才能最終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三是從文化建設的層面對農民工社區融入問題進行分析。文章多從文化適應、文化認同、文化交流及社會融合等不同層次出發，探索農民工 的社區融入問題。四是從制度層面對問題的解讀。認為當前農民工出現“融城難”的現象，主要是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戶籍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缺位導致了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生活，實現身份的轉化。五是綜合各層面對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的多方位解讀。認為農民工城市融入難不僅僅是社會制度的問題，還存在生活方式、心理歸屬感的問題。

而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的研究，一是關注于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之間差異的比較。比如：李培林和田豐（2012），在對中國農民工社會融入的代際比較中，借助css數據，描述了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社會、心理和身份四個層面的社會融入狀況。二是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研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融入過程中存在“內卷化”的現象。即：社區場域推力大于拉力與同質群體拉力大于推力的綜合作用使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融入成為虛化的“推拉”過程，他們被限制在同質群體中不斷“內卷”。三是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政策的研究，通過對出臺的各種政策的解讀以及實施情況的實際調查，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提出科學的政策意見。

綜上所述，我們對目前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的評述，一是對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的現狀反映，多是通過建立一定的指標，根據某一地的實地調查來反映當地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現狀，其指標并沒有統一標準。二是沒有突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的分析。三是對社區融入困境分析多是從具體的社會支持或社會排斥理論入手，而如何結合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理論，來改善社區融入是本文思考的重點。

三、研究思路

在界定研究對象時，借鑒李培林和田豐（2011）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劃分依據，相比于按流動的區域劃分，通過代際來劃分農民工的方式能更有效地凸顯農民工群體在社會融入問題上的發展變化。因此，本文按照年齡劃分，以1980為標準，把1980年以前出生的農民工界定為“老一代農民工”，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定義為“新生代農民工”。

本文主要通過對比新舊兩代農民工群體的差異，探究在社會融入問題上，是否也存在著代際差異，并突出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融入問題上面臨的新問題。并從社區建設的角度入手，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一方面促進社區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為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提供一些意見參考。

四、研究發現

借助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2011年7-11月開展的第三次“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CASS2011）的數據發現，調查結果顯示，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分別為44.76歲和25.58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97年和10.17年，兩者差異非常顯著，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農民工具備更好的文化知識儲備。

在對經濟層面、社會日常生活層面和社會心理層面的研究中，發現在經濟層面，新生代農民工在月收入和年消費上均高于老一代農民工；社會日常生活層面的比較中，以社會互動的頻率、強度為指標，調查顯示，其老一代的農民工的互動頻率明顯高于新生代農民工，但這和所居住及流動的區域環境有關。在社會心理層面的研究結果，新生代農民工對城里人的接納程度顯然好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愿意與城里人聊天、一起工作、成為鄰居、親密朋友。

五、結論及建議

從調查結果來看，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同老一代農民工有很大的差別，但在社會融入問題上所面臨的困境是相似的。并且在社會融入過程中，完善社區建設，改善社區治理情況，對三種類別的社區融入都有明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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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人口大規模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導致農村空心化，造成了農村經濟社會功能整體綜合退化。其過程一般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農村空心化的前期，其主要表現為均質化的村落因規模急劇拓展而呈現“外擴內空”的空間格局；21世紀初至今是農村空心化的后期，其表現為傳統村落因人口向城鎮遷移出現“人走房空”的蕭條景象。綜合來看，農村空心化不唯是傳統村落的空間形態發生了變化，就其本質而言，亦是城鄉關系失衡的具體表現。農村的衰落和空心化成為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為鄉村治理帶來了諸多問題。例如，農村家庭的殘缺與不和諧，造成了農村社會的不和諧；農村教育、文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等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差距的加大，使農村呈現出總體性衰敗的現象，嚴重影響了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農村空心化的治理是實現社會穩定、政治民主和基層治理的重要基礎。其可以與美麗鄉村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就近、就地解決農民轉移、就業，減少農村人口盲目流失，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恢復農村經濟的活力，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田園城市的理論

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提出的基于“自然之美、社會公正、城鄉一體”思想的田園城市理論，對我國現階段下美麗鄉村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也是遏制農村空心化趨勢，建設“田園型農村社區”的重要理論依據?；羧A德田園城市理論提出的背景是在英國工業革命后期，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農村空心化趨勢越來越嚴重，農村因缺少勞動力面臨發展停滯，而城市不斷擴張，城市?。ㄈ缃煌?、環境等）問題突出，與我國當前的農村發展狀況比較相似?；羧A德指出，理想的田園城市應當既體現環境優美、空氣清新、城鄉融合的自然之美，又能反映機會均等、充分就業、無貧民窟的社會公正。他的這一主張實質上強調了要以城鄉發展的互動與和諧取代彼此的孤立與分離。田園城市實質上是城和鄉的結合體，即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羧A德在田園城市規劃理論模型中，把城市規?？刂圃?000英畝（約24平方公里），其中心城市面積1000英畝（約4.06平方公里），農業用地5000英畝（約20平方公里），人口32000人，其中30000人住在城市，2000人散居在鄉間；市中心建有中央花園和公共服務機構（如圖書館、市政機構、學校、商場、醫院等），由6條林陰大道把城市分為6個部分，并通向鄉村；居住區建有環形鐵路，臨近鐵路建有工廠、牧牛場、市場等，農田中間有小塊宅地由經營農田的農戶居住，田園城市的土地及其收益歸全體居民集體所有，居民生活并工作在田園城市。英國新田園城市理念，融入“社區參與、有機增長和自給自足”三要素，更強調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農村空心化治理的實踐

霍華德的田園城市規劃理論模型最適合我國農村小鄉鎮建設，構建“田園型鄉村社區”，為治理農村空心化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實踐。首先，科學規劃農村空間布局，治理農宅閑置和農田拋荒。農村“空心化”從空間上表現為許多舊村老宅空置，尤其在交通不便利的邊遠山區因無人耕種的農田，長年荒蕪。應按照產業區、生活區和農業區分明的原則合理規劃農村空間布局，將小的自然村和大的行政村進行有規劃的合并，建立適合3萬人左右生活的“田園型鄉村社區”。完善學校、醫院、銀行、圖書館、農貿市場、商業街、休閑娛樂設施和場所等基礎設施建設，社區服務中心還應設立工商、衛生、交管等政府公共服務窗口，實現城鄉一體化管理。其次，建設農村新的公共經濟發展模式。隨著農村人口的流動，農村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承包經營狀況發生了很大改變，很多農民退出農業生產。為了規范農村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轉，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保護土地的再生產能力，需要構建農村新的公共經濟發展模式，由村集體將土地實行統一流轉，按照土地的不同使用途徑進行集體經營管理，在農業區建設高效農業示范區，政府提供農業項目啟動資金，補助特色養殖業發展。村集體可成立“苗木公司”，將原來的林地進行集約化經營，苗木公司每年獲得的效益由全體村民共同受益。村民每畝土地每年可以獲得相應的土地流轉費，農民可就地轉化為苗木公司的“工人”，擴大了農民就業渠道，苗木基地本身則成為綠色防護林和社區的“綠肺”。在產業區建設村辦企業充分吸納農村勞動力，同時拿出一部分非耕地（比如原來的舊村落），建設工業園區，統一建造生產廠房，鼓勵村民興辦企業，就地解決村民就業。第三，提高鄉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對由鄉鎮改建的“田園型鄉村社區”，建立城鄉統一的居民社保制度，讓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均等化覆蓋社區，村民實現集中居住和福利保障，耕地實現集體流轉，勞動力就地實現就業，農民不再外出打工，合家團聚，空心化趨勢下出現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自然解決，農村、農業、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發展方式發生根本轉變，實現農村傳統社會中的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醫。

榮獲“2013年全國十大美麗鄉村之一”稱號的江蘇省張家港市南豐鎮永聯村就是典型實例，人們在“田園型鄉村社區”――永和社區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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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進程中，在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的轉型過程中，社區發展也面臨新的困境與挑戰，當下轉型社區基層秩序的重建與家園歸屬感的重塑，需要對這些問題做出理論與實踐意義上的雙重回應，這也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融合理想圖景的有益探索。對此，國內外學界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這也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奠定了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于重建轉型社區基層秩序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求突破。首先，倡導活私開公的資源整合，梅爾文?德爾加多（Melvin?Delgado）將公益支持與獨立經營融為一體，重新打造社區服務體系。其次，強調社區的功能定位，沙凱（Sharkey）認為應當將社區建設成為中轉機構，形成政府服務與居民需求的良性對接。最后，將社會組織作為提供社區服務的主要力量，海恩波特（C?Heginbotham）動員由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合作和信用聯盟及草根組織等形成聯盟，為社區真正實現自治再造基礎。

國內學術界從社區網格化模式入手探討轉型社區秩序重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尋求“政府治理”與“社區自治”間的有效契合。田毅鵬教授指出，尋找網格管理與社區治理之間的聯結，調試好國家與民眾間的距離構造，從而實現對基層秩序的重建。二是從具體運作機制的視角探討網格化管理在城市基層秩序中的構建與完善。文軍教授通過探討網格化模式的構建，認為網格化管理模式實現了在城市管理從單一被動到多元聯動的轉變。三是從組織與空間關系的視角出發分析網格化建設的投入效益、資源匹配和最佳規模。劉君德教授認為，通過社區網格化模式可以實現社區服務組織的最優空間布局和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最佳區域設置。

當下社會學界對于基層秩序重建與社區網格化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探索，但仍有以下幾點缺憾。一方面是研究視角的缺憾，以往研究大都在現有的社區運行機制的內部尋求突破，鮮見從網格化模式這一切入點來探討社區轉型社區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研究層次的缺憾，對于轉型社區的研究長期停留在宏觀層次上，當下需要從微觀的層次上來對轉型社區進行扎實的田野調查。

二、轉型社區的困境與網格化模式的應對

本文以c市雙山村為例，針對當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結合部由村到城的發展而建立起來的社區進行深入研究，展現其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需求，以此為基礎，彌補以往的城鎮化進程及社區治理問題，并嘗試以帶有理論與實踐雙重意義的網格化治理模式為解決轉型社區問題的工具。

（一）城鎮化進程中社區轉型關鍵期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隨著城鎮化的進程，諸多鄉村社區開始邁向城市社區。在這一轉型過程中，C市雙山村有四個方面的問題令人關注。一是村委會社區管理模式向街居社區管理模式轉型過程中的簡單復制，這與城市社區要求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自治宗旨脫節，這需要我們探索社會管理的本土性與科層制兩者的合理融合。二是社區轉型過程中人口結構的復雜變化，外來流動人口需要社區轉換治理思路來應對社區流動性，協調相關政策與社區資源，為外來流動人口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助力。三是在城鎮化進程中社區居民的空間分異，如何促進新建商品小區與回遷小區的溝通與交流，需要社區設計可操作的方案。四是公共精英的缺失，轉型社區的公共事務急需要公共精英的重現培育，這也需要社區在治理過程中尋找可行的方式激活社區能量，打造社區自治的精英基層。

（二）社區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勢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社會改革步入深水區，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對社區穩定秩序造成沖擊，尤其是隨著單位制的終結過程，社會原子化動向表現的愈來愈明顯，社區承擔著解決基層秩序不穩定因素的政治使命，這就需要創新社區治理模式，讓社區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防護網絡。另一方面，隨著網格化治理模式由北京向各大城市的擴散與復制，原本適合臨時性管理的應急手段變成一種長時段制度化與結構化的治理模式，這不僅帶有制度泛化的色彩，更在行政末梢的延伸過程中對基層的自治方式有所影響。而本研究期望通過分析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勢及其缺陷，從而為其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型社區的治理提供移植的契合性方案。

（三）創新與超越：網格化治理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型社區中的移植

在調查雙山村困境的表征與原因、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劣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將探討網格化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治理系統與治理問題的對接需要環環相扣的整體性設計，從而為基層實踐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宏觀與微觀的雙重建議。筆者認為對于雙山村的網格化管理與服務應當著重堅強以下六個方面工作。首先是合理劃分網格，結合已有居住邊界，依托原有路網，原則上按照每個網格200戶，人口約600人，將6000人口的雙山村劃分10個網格。其次，明確一名社區工作人員作為網格負責人，由每個網格居民公開選舉，定期巡查，并建立健全網格工作流程，以網格信息庫、基礎臺賬、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報告、有人負責、有人解決、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機制，實現事在網中辦。最后，嚴格考核問責，實行定期考核和通報、評比制度，實行責任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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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問題是學術界對城市化問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已有大量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參考。本文從城市民族問題、城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問題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城市化問題三個層面，對近期一些學者的調查、觀點、結論等做了簡要介紹。

一、城市民族問題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民族問題，指的是由于城市民族成份日益齊全，城市少數民族常住和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從而在城市管理與服務等方面出現的新舊問題。

沈林在城市化進程中需要關注的若干民族問題探討中，將城市化過程中的民族問題概括為九個方面：一是少數民族被邊緣化。即由于體制和城市化發展對人才需要的特性，導致少數民族群體在城市競爭中很難生存下去，甚至受到排擠。二是城市化與民族文化關系問題。即城市化同民族文化脫節或結合的問題。三是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生態問題。即城市化進程對民族生態環境的破壞問題。四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平等權力的保障和管理問題。五是舊城改造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消失問題。六是如何做好城市社區民族工作問題。七是城市少數民族文化心理需求與城市少數民族社團發展的困惑問題。即建立單一少數民族社團同法律法規的抵觸問題。八是城市民族工作中的一個理論問題。即誰來關注重視城市中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問題。九是法律缺失問題。即有些民族問題的處理尚沒有可參考的法律依據。⑴吳大華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研究中，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分為普通務工型、特色經營型、盲目流動型和遷徙城郊異地開發型四類，并指出某些少數民族人口進入城市后會引起城市管理難度增加問題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等。李筱文對廣州民族社團組織在城市中的作用研究中，認為城市民族社團為增進民族之間的融洽關系發揮著參謀作用、橋梁作用、示范作用、紐帶作用和帶頭作用，民族社團的建立及活動的開展問題是促進城市各民族關系和諧的關鍵。周建新將移居社區向移民社區轉化模式分為文化象征模式以瑤族“千家峒”為代表、唐人街模式以僑居國外的華人社區為代表、新鳳凰模式以廣州新鳳凰村為代表和終結模式，對城市外來民族群社區問題進行了分析。楊庭碩從城市功能的定位分析了影響城市民族街區形成的因素問題，認為影響民族街區能否形成的關鍵是城市規劃者是否將其納入規劃中，是否對民族街區的形成給與了支持和幫助。⑵杜發春從新型城市化的生態觀出發，突出了城市化進程中對生態環境、公共資源保護問題的重要性。⑶陳運飄討論了城市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問題，將城市文化及城市少數民族文化概括為宗教、少數民族族群、象征符號意義、亞文化團體及文化、飲食文化等，指出城市少數民族文化對城市社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⑷

二、少數民族城市化問題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問題主要指的是，少數民族人口進入城市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包括進入城市的原因、對城市的適應性、社會關系網的建立及文化特征的體現等問題。

馬建釗、陳曉毅對深圳“民俗村”的實地考察研究中，從少數民族員工在物質層次（吃、穿、住、行等）、制度層次（道德倫理、社會規范、典章制度、法律等）和精神層次（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宗教等）三方面討論了文化適應性問題，并指出外來少數民族文化適應對推進少數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縮小東西部差距和社會和諧均有所裨益。⑸

王琛、周大鳴以深圳為例研究了城市少數民族的社會交往與族際交流，將少數民族遷移模式分為：一是因調動、轉業、畢業分配和應聘等形式。二是因招工扶貧而來。三是少數民族個體來深圳務工、經商和作小生意。將少數民族居住模式分為：一是企業招工形成的民族聚居。二是進城經商形成的少數民族聚居點。進而分析了不同模式下的少數民族社會交流網絡，并指出在族際交流融合過程中，風俗習慣、民族性格、語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異仍是影響民族交往的深層次因素。⑹

劉朝暉、楊正軍在廈門市外來穆斯林的城市適應問題研究中認為，廈門市外來穆斯林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首先是從尋求牛、羊肉開始的，這是網絡關系建立的內部因素；外來穆斯林同當地人群的文化差異是這些穆斯林相互之間形成聯系的外部因素，外來穆斯林主要通過“拉面館”這一傳統職業形式來積極融入城市生活；其次是通過自己的宗教文化來加強“族群邊界”，在城市文化的包圍中力圖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并借此塑造了“內斂性”的社會關系網絡。⑺

馬強對廣州穆斯林群居現象研究中指出，穆斯林哲瑪提（伊斯蘭教對哲瑪提的理解，是相對不穩定的、沒有時間確定性的，臨時組成的穆斯林人群的稱謂）是城市穆斯林宗教社區的重要形式，并將哲瑪提分為：一是清真寺（懷圣寺、濠畔寺、先賢古墓、小東京寺和新市回族墳場）。二是家庭型或家庭聯合型（主要是外來穆斯林中建立在業緣、地緣和朋友關系基礎上家戶之間的互動）。三是公司型或公司聯合型（中外穆斯林開辦的公司之間的相互聯系，尤其指在齋月時期同一寫字樓或同一樓層公司之間的頻繁往來）。四是清真餐廳型（位于大街小巷的清真餐廳，經常會成為來廣州找工作或旅游的穆斯林首先接觸的穆斯林象征物）。五是學生構建的哲瑪提（到廣州讀書的穆斯林學生）。六是國內外旅行社宣教團（臺布里厄－主要指民間傳教組織）。七是網絡哲瑪提（主要指從事阿拉伯語和英語翻譯工作的，國內外穆斯林創辦的BBS論壇）。認為在都市社會中，一方面看到的是少數民族傳統的失落，另一方面卻也能感覺到民族文化、信仰的回歸。⑻

張瑩、馬京在昆明回族移民“城中村”遷移者的文化適應和社會調適研究中，認為遷移調試是一個持續的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決定時期、與過去斷絕時期、過渡時期和適應時期。⑼周大鳴、王挺以廣州H區為例研究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治理對策。認為城市外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治理并不是單一的政府職能部門單方面的公共行政行為，而是牽涉群體摩擦、文化變遷、族 群認同等多方面內容的復雜過程。其有效實施的關鍵是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相互認同。⑽

三、民族地區城市化問題研究

民族地區城市化問題是指少數民族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人口分布、生產生活習慣等，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有別于散雜居地區的一些問題。近年，我國西北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鎮人口數量迅速增加，一方面，這是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有益表現，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

高永久、劉庸在西北民族地區社區研究中，認為由于民族因素的影響西北民族地區城市社區豐富多樣。并從六個角度進行了分類：一是按民族特色分類（單一民族社區和混合民族社區）。二是按功能特征分類（經濟型社區、文化型社區和旅游型社區）。三是按民族文化類別分類（漢族文化社區、回族文化社區、藏族文化社區等）。四是按地域特點分類（中心社區和邊緣社區）。五是按宗教信仰分類（無宗教信仰社區和有宗教信仰社區）。六是按社區管理歸屬分類（單位型社區、寺院型社區、混合型社區和特殊社區）。指出西北民族地區城市社區多元化發展趨勢，對民族社區的存在和發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多元化發展方向有助于民族社區保留民族特色文化和傳統；另一方面，民族社區內部在財產、地位等方面產生了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有可能導致社區的分異和流動。⑾

梅方權在以西藏昌都地區為例的非工業化與藏區城市化研究中，認為藏區城市化的支撐機制不應過分依賴工業，而是要突出藏區貿易中轉站作用（昌都地區位于川藏線和滇藏線上，基本與以前的茶馬古道的驛站重合，應進一步發展大區間的貿易流通）、以牧業為本實現牧業現代化，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以旅游業為龍頭促進城鎮經濟增長、發揮特色產業的帶動作用（民族手工藝制造業和藏藥業等）及鼓勵農牧民進城。昌都乃至整個藏區缺乏發展工業的生態條件，完全可以通過發展畜牧業、特色產業和旅游業等來推動城市化進程。 12

張來成在流動人口和甘南州社會轉型研究中，認為在推動甘南州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中人口及人口流動變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口流動、遷徙、聚居、城鎮化推動著甘南州社會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逐漸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農牧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型。并將甘南流動人口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指令性流動（1949-1978）。二是自主流動（1979-1992）。三是經濟誘導流動（1993-2004）。同時指出制約甘南州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有經濟社會基礎因素、體制限制和思想觀念限制。加快甘南州工業化、城鎮化向現代化轉型的思路為：一是發展縣域經濟，提高城市化水平。二是以勞務輸出為動力，引導州內人口流動。13

張濤對甘南州牧民定居與效益分析中，指出甘南州在發展過程中面臨最突出的問題是生態環境退化。生態環境退化和牧民貧困的廣泛存在，放大了生態不安全、社會不安全之間的循環累積效應，制約著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影響著整個國家的生態安全和社會安全。為此，必須選擇一種全新發展模式，消除牧民貧困的同時減輕生態環境壓力。而牧民定居正是改變傳統牧業生產方式，建立現代化牧區生產與生活模式的根本保證。14

文章對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問題三個層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及觀點作了簡要綜述，除上述研究成果以外，還有諸多學者均作了深入研究，這一方面的理論探討不斷得到完善，所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備受學術界及管理部門的廣泛關注。

參考文獻：

[1]沈林. 民族工作缺失與民族工作過度——城市化進程中需要關注的若干民族問題[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⑵-⑾、⒁ 周大鳴、馬建釗主編.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民族問題研究[C].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