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資源和環境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焦點。陸地資源過度開采日益枯竭,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新資源。《

2． 2．6 與海洋精細漁業

海洋精細漁業指將3s、計算機、通訊、網絡及自動化技術等高科技與地理學、漁業、生態學、沉積學等基礎學科有機地結合,對魚群、水質、底質進行從宏觀到微觀的實時監測,以實現對魚苗生長、發育、營養狀況、災害以及相應的環境進行定期信息獲取和動態分析。通過診斷和決策制定計劃,并在gps 和gis 集成系統支持下發展信息化現代海洋漁業。海洋精細漁業具有新型現代漁業生產模式,綜合應用了3s 等空間信息技術,將促進人類合理利用漁業資源,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產量和質量,改善生態環境。海洋精細漁業是未來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也是“數字海洋”戰略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3 　海洋資源、環境領域中亟待應用3s 技術的重大課題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曾提出“數字地球”戰略,我國的《21 世紀議程》和“數字城市”工程均包括3s 方面的內容[19220 ] 。作為“數字地球”的一部分,“數字海洋”、“數字港灣”等名稱已被相應地提出,建立了一些行業性、地區性地理信息系統(如漁業gis、黃河口gis) 。我國各有關部門對海洋資源與環境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全國沿海66 個海洋站、200 多個驗潮站和3 個海洋資料浮標網的長期觀測[21 ] ,加之陸地/ 氣象/ 國土衛星資料及航片資料,積累了大量的數據。所以運用gis 技術建立海洋立體監測管理系統在我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海洋綜合管理系統有廣闊的應用空間。但總體上講,3s 應用范圍窄程度低,海洋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任重道遠[22 ] 。在海洋領域利用gis ,首先要建立開放式的、具有先進體系結構的計算機網絡平臺;然后利用優良的gis 工具和數據庫管理系統,構成一個集成化的環境,以滿足海洋立體監測管理系統功能的需要;再利用海洋綜合管理分析與決策子系統對各種信息進行分析、模擬,為海洋資源開發、環境和氣候監測、防災減災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服務。根據我國海洋資源與海洋環境現狀,結合海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當前,應盡快發揮3s 的優勢,深入研究以下領域。

3. 1 數字海底系統

海底地形信息對于海岸帶的演變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gps 技術與海底測深技術相結合,提高了水下地形測量精度,但費用高且無法經常測量,對大面積水域也難以得到連續的全景水深信息。gis 與rs圖像處理系統結合應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rs 數據是地理信息系統的重要信息源,且大多數gis 已擁有獨立模塊進行圖像處理。以gis 為平臺, 利用各種海底探測技術所取得的資料,建立數字海底數據庫,應用自動成圖技術,集成由海底地形地貌、地質構造等相關參數組成的數字海底系統。數字海底系統是多學科海底數據和海洋地質模型支撐的信息化海底系統。其關鍵技術包括海底地學專業模型技術、地學數據技術、與數字地球間的集成技術;其主要目標是使海底領域與數字地球接軌,促進海底資源的開發和海洋環境的治理。

與3s 具有緊密聯系的海洋環境下礦產資源的原位實時探測技術、海底電視觀測系統及水下可視化定點采樣技術、先進的海底礦產資源現場測試技術是國外正在發展的高新海洋資源探查技術,在大洋礦產資源探查與評價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國目前對上述技術的掌握程度很低,這無疑嚴重阻礙了我國對大洋礦產資源的分布、儲量、開發潛力和開采方法的正確判斷。盡快開發大洋礦產資源探查技術顯得異常必要和迫切。

3. 2 海岸帶系統

海岸帶是地球四大圈層交匯的地帶,物理過程、化學過程、生物過程及地質過程交織耦合,陸海相互作用強烈。全世界河流入海懸浮物質、生源要素及污染物的75 %～90 %歸宿于海岸帶,全世界60 %的人口和2/ 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區,海岸帶環境演化直接關系到人類的生存空間、生存質量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海岸帶陸海相互作用(loicz) 研究成為國際地圈- 生物圈計劃( igbp) 的核心計劃之一,旨在研究未來氣候變化、土地利用、海平面變化及人類活動等對全球海岸帶生態系統功能和可持續利用的影響,提高對于未來變化的認識和預測能力。河口- 近海系統位處沿海經濟帶,是陸海相互作用最為活躍的地帶。就我國的國情而言,占我國陸域國土13 %的沿海經濟帶承載著全國42 %的人口,創造著全國60 %以上的國民經濟產值。我國沿海經濟帶的快速發展對海岸帶資源與環境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同時也賦予海岸帶沉重的環境壓力。

海岸帶系統是海岸帶綜合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尤其在海岸帶功能區劃、海域劃界、海域資源有償使用管理等信息管理中,是目前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23 ] 。通過rs 與gis 技術集成方法,結合海岸帶綜合管理所需的元數據(metadata) 技術和網絡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充分利用多源衛星資料和已有的實地調查資料,構建海岸帶信息系統是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同時又具有巨大管理效益的研究項目。它將幫助研究者從海岸帶環境場及其動態變化規律探索的角度來進行海岸帶動態變化研究,進而開展陸海相互作用的研究。

3. 3 海洋災害監測與預報

3. 3. 1 海水入浸實時監測

當前,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漲,且海水入侵面積仍有擴大的趨勢。我國海岸線長,沿海地區面積大、海拔低,海平面單位高度的上漲會對沿海地區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危害。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開展比較晚,應運用3s 動態、實時監測海水入浸,分析、預報災情,提供有效的措施及建議。

3. 3. 2 重大自然災害監測預報

東部沿海地區為海洋災害多發區,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臺風、海流、風暴潮、海浪、赤潮等災害[24 ] 。因此,如何準確預報重大災害,提高區域綜合減災能力,已構成可持續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大科學問題。采用以飛機和衛星平臺相結合的遙感成像技術實時地獲取災害蔓延范圍信息,用gps測定災區的準確地理位置,結合gis 中已存儲的災區地形、交通等信息,即可對災害進行評估、預測,并能對不同決策方案的效果進行模擬、對比,向各級決策部門提供救災、減災的輔助決策方案。

3. 3. 3 海洋生態環境動態監測

海上溢油事故頻繁發生、沿海工業廢水排放量日益增多、海水養殖業趨向于高密度大面積的產業化、工廠化養殖,造成環境質量下降、近海營養鹽過剩,赤潮頻發,嚴重危害著海洋生態平衡。因此,運用3s 建立海洋環境動態監測系統及海洋生態變化監測系統,對合理管理海域、分析環境變化和預測海洋生態狀況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3. 3. 4 海洋工程安全立體監測與預報

近海資源與環境的開發依賴于海洋工程構筑物,工程安全狀況直接影響開發工作的經濟、環境效益,甚至決定開發工作的成敗。海洋工程安全性既取決于工程結構本身狀況,也取決于周圍的環境荷載,如風、浪、冰、地震荷載等。建立對海洋工程構筑物狀況及其環境影響的監測體系意義重大。

篇（2）

基本判斷之二：數字經濟將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首先，數字經濟將推動消費需求加速釋放。隨著網絡環境的改善和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數字經濟越發廣泛地融入居民生活。其次，數字經濟將引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機器人等新技術新裝備快速應用與發展，數字技術開始融入到傳統產業之中，引領推動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再者，數字經濟將促進新興業態培育汛蟆J字經濟領域不斷孕育出新模式新業態，倒逼傳統行業領域的變革，打破賄的產業發展格局，催生出越來越多的經濟增長點。

基本判斷之三：數字經濟將推動構筑中國經濟競爭新優勢。全球產業與經濟競爭愈發激烈，各國家和地區莫不抓緊機會構筑自身競爭優勢。我國人口基礎大、單位數量多，市場規模大，能夠構筑起數字市場優勢；網絡和信息化基礎設施發展迅速，移動互聯網發展全球領先，能夠構筑起數字基礎優勢；網民的數字消費意識強，對新模式、新業態的接受程度快，能夠構筑起數字觀念優勢。綜合來看，數字經濟將推動構筑中國經濟發展與競爭的新優勢。

面向2017年與今后一段時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將展現出七方面趨勢：

一是數字經濟內涵外延將持續陜速擴展。當前全球對數字資源重要性的認識、全球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等已非昔日可比，誕生出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新應用和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模式、新業態。可以說，今天所說的數字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新數字經濟”。未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模式的創新和認識的提升，數字經濟的內涵將進一步創新。

二是需求增長將鼓足數字經濟發展動力。從消費層面看，我國正處于消費升級期，數字消費又是消費的重點。從產業層面看，我國正處于產業升級期，大數據正成為與土地、勞動等同等重要的生產要素，智能制造正在引發新一輪制造業變革，數字化、虛擬化、智能化技術將貫穿產品的全生命周期，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技術等將加快向傳統行業滲透切入，產業升級需求將孕育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創新層面看，數字經濟將成為創新創業的重要領域，具有規模的智力資源、資金資源將涌入數字經濟領域，為其發展注入持續動力。

三是政策創新將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個國家都在數字經濟領域發力，試圖加快經濟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也在近兩年持續推出了多個規劃、指導意見，以加快推動大數據、互聯網等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未來，國家對數字經濟的重視，將推動相關產業政策的創新，從而進一步優化數字經濟的發展環境。

四是數字經濟發展將加速完善保障支撐。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需注重配套保障建設。在基礎保障方面，將進一步推進寬帶網絡升級、提高互聯網普及率、發展新型應用基礎設施。在創新保障方面，將加快信息技術創新步伐，推動數字技術與各領域的協同創新，打造公共創新服務載體，優化創業創新孵化空間。在安全保障方面，將加快建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體系，增強網絡空間安全防御能力，加強數據資源和用戶信息安全防護。在統計保障方面，將探索建設適應數字經濟特點的統計體系，使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可見、可觀，為數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鼓足干勁。

五是數字紅利共享機制建設將加速推進。要實現共享發展就要讓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實現普惠性釋放，為此需要推進打造相關機制，比如數字就業促進機制、數字技能提升機制、數字精準扶貧機制、數字政府強效機制等。

篇（3）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economy changed the world much including people’s life, work, study, and also brought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media, business, social relation, film and TV, publishing and recre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meet the necessity of domestic society and economy, many countries propose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ade good winnings. In our cas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bear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tent compar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digital city or smart city become new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made an introduction on development of digital-economy in U.K. and London and wants to provide a little inspiration for the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digital-economy；digital-city；London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2）-09-39（7）

1　前言

當前，全球經濟與社會正發生著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迅速、廣泛和深刻的變化，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突飛猛進，信息化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了深刻影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十分重視信息化，把加快推進信息化發展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任務，并基于此形成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數字經濟的本質在于信息化，它是一個信息和商務活動充分數字化的、全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系統，具體包括信息技術、傳統產業、基礎設施、社會生活等信息化的發展。

在國家層面，英國、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歐美發達國家，乃至摩洛哥、馬來西亞、塞內加爾、約旦等發展中國家，都先后出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制訂推動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指導方略。作為經濟和人口最為密集的空間，城市仍是數字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市場和發展平臺，特別是一些國際城市，由于其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交通流，亟須通過信息化的發展給予城市更好的建設、管理和服務手段。當然判斷一個城市的數字化程度，不應以某領域內某項技術創新和成就為指標，數字城市注重的是信息技術必須對整個城市的生態系統發揮著基礎的作用，并為人們生活工作帶來切實影響。2009年英國政府推出一份綱領性文件——《數字英國》，主題是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推廣全民數字應用及提供更好的數字保護，從而將英國打造成世界“數字之都”。經過幾年的發展，英國數字經濟已經取得較大進步，倫敦更是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國際領先城市和歐洲“數字經濟之都”。[1]本文在對數字經濟發展國際比較的基礎上，將重點對英國及倫敦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進行分析，為我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和對照。

2　數字經濟主要評價指標及國際比較

篇（4）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6-0154-05

數字經濟作為世界創新和包容性增長的動力，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的共識，而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往往會使得這些國家在數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據國際制高點[1]（衡量數字經濟主要是基礎技術設施、IT和通信部門投資、電子商務和寬帶普及率等）。2016年舉辦的杭州G20峰會，中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主持并起草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如今，全球約有25億人連接互聯網，預計2020年互聯網用戶將增加到40億人，2016年G20集F成員互聯網經濟規模達到4.2萬億美元，平均E-GDP增長率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長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長率為11%，發達國家為8%、新興經濟體為18%。在數字經濟不斷驅動下，全球有28個國家制定了數字經濟戰略，分別是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土耳其、英國、埃及、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雖然一些國家并未制定整體數字經濟戰略，但數字經濟內容被包含在國家寬帶戰略、電子政務戰略和網絡安全戰略和國家創新戰略之中。數字經濟將是未來增長最快，也最具潛力的領域。

一、全球ICT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背離

縱觀全球主要國家信息、通信和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ICT）產品貿易，其整體貿易中比重普遍出現下降趨勢，這與經濟全球化下生產網絡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趨勢比較吻合[2]。與此相反，ICT服務貿易占各國服務貿易比重卻普遍呈現上升趨勢，表明ICT服務貿易對各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在不斷增強。

貨物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中國、韓國、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愛沙尼亞、荷蘭、美國和日本（如下頁表1所示）。與2000年相比，有6個國家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智利、捷克、波蘭、斯洛伐克、中國和俄羅斯。從進口看，2013年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國、荷蘭、日本、愛沙尼亞、韓國和瑞典。與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個國家的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

服務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 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英國、德國、印度、法國、愛爾蘭、中國、荷蘭、比利時和西班牙。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個國家的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別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亞和冰島；而增長較快的國家則分別是愛爾蘭、比利時、巴西、西班牙、中國、芬蘭和盧森堡（見下頁表1）。

二、全球ICT服務業增加值的貢獻

選取上述38個國家的最終ICT服務業需求作為研究對象，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國家、非OECD國家、中國、印度、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該38個國家的最終需求的滿足程度進行分析，具體如下：

（一）ICT服務業自我增值貢獻占比偏高且自給自足模式明顯

在全球生產片段化趨勢下，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部分占整體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國家平均值來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頁表2所示）。雖然呈現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階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對于OECD國家，BRICS國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占整體需求比重則同樣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國增幅相對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務業的自我貢獻率較高往往代表著該類服務業封閉度相對較高，其國內呈現典型的自給自足[3]。

（二）ICT服務業增值貢獻表現出顯著的區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亞為例，1995年其ICT服務業自我增值為114.22億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10.44億美元、100.13億美元、159.34億美元、219.25億美元、215.84億美元和292.14億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為20.73%，相對于全球對澳大利亞貢獻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國在其中所體現的參與度卻較高，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1.45%，2011年中國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最終需求的貢獻值達到4.05億美元。OECD國家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整體需求的貢獻年均為7.99%，非OECD國家對其年均貢獻為4.93%，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縮寫為APEC）國家則為7.82%，東盟國家是1.93%，北美自貿區國家是2.13%。

（三）發展中國家ICT服務對中國需求貢獻的地域集中度和發展相似度較高

在對中國貢獻較大的國家或集團中，APEC國家、東南亞國家和東亞國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對于1995年的ICT貢獻值，2011年ICT貢獻值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德國、馬來西亞、英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和印度。但從增長速度來看，排名靠前的均為發展中經濟體，分別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中國貢獻的增長速度較慢，如西班牙、荷蘭、法國、日本、美國、德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可見，發展中國家的ICT服務對中國的貢獻增速遠超發達國家經濟體。

三、全球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徑

從供給側角度看，上述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28個國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術設施質量，促進信息通信技術領域變革[4]，其目標共性主要體現在：支持信息通信技術部門研究和開發，促進信息通信技術標準建立，吸引風險資本投資對信息通信技術投資，加強信息通信技術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和服務出口[5]。各國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接幸韻錄父齜矯媯

一是普遍加強國內ICT基礎設施建設。各國普遍將國內寬帶容量和速度，提高寬帶覆蓋面積進而更好連接較為偏遠的地區。這些國家對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都設定了目標，比如，加拿大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入3.5億加元使至少28萬個加拿大家庭的寬帶接入速度達到5兆比特每秒；美國國會考慮60億美元的聯邦撥款計劃，以支持國內建設無線、互操作的寬帶公共安全網絡。提高寬帶基礎設施的彈性和適應性可以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6]，這些國家通過建設包括海底電纜在內的國際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或者區域分布數據中心以鼓勵和支持建設互聯網的分布交換和備份系統[7]。

二是加速ICT新技術、商品和服務創新。這方面內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開發項目的培育，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分析是技術投資的優先領域，如開發超級計算機、發展云計算、深化大數據和信息網絡分析；促進區域性或全球性ICT標準統一[8]，例如，歐盟為了實現成員國任何新的IT設備和應用程序、數據存儲和服務的無縫交互鏈接進入，啟動了互操作性標準建設；鼓勵吸引外國資本對ICT領域進行投資，有些國家通過引入全球性競爭較強的風險投資改善ICT產業投資效應，或者鼓勵初創型企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或者有針對性支持ICT創始公司在本國設立企業等[9]；擴大ICT產品和服務出口，例如墨西哥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就是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設備出口國，并且IT產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設數據開放和電子政府。數據開放的重點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門的數據向民眾開放，為民眾和企業提供跨境數據服務[10]。通過建設一站式的電子商務網站，能夠確保政府公共部門可以在一定權限下進行數據訪問，實現普通商業數據為國家層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撐[11]。一些國家也通過建設數字信任來完善國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數字身份識別和電子審批系統等。

四是開展數字身份和電子認證。公民電子身份體系建設，包括移動數字身份體系、推進公民電子身份識別認證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過投入大量資金來建設高度安全和有效的電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統，以便為公民和私營部門提供移動設備參與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時，加強個人和機構數字號碼的分配和設計，以便系統快速準確地對身份識別和驗證。根據目前對于數據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設置行業數據知情標準，以確保政府可以對需要了解的關鍵行業數據進行獲取、分析或者公開[13]。另外，開展電子文檔驗證服務，例如數字簽名驗證。

五是維護數字隱私和安全。數字信任是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和核心所在，而隱私保護是建設數字信任的基礎。上述各國數字經濟戰略幾乎都涉及隱私保護問題，并將隱私保護視同于知識產權保護行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傳播信息資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踐行數字公民行為準則[14]；出臺最先進最有效的法律制度來保護公民和企業的核心敏感資料，比如為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專門成立機構來檢測ICT技術的進步和技術形式的變革，及時修訂落后法律和規章制度以符合技術進步要求，并且對已違反法律規定的相關方面實施制裁和懲戒；開展數字風險監測和預防研究，比如，政府與研究機構致力于開發和利用創新的網絡安全監控系統，大力支持網絡安全的相關研究等。

六是促進ICT與教育、醫療和運輸結合。在加強ICT與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提高和改進駕馭系統的有效性，重視對教育機構的數字化建設投入，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推廣和改善在線學習環境，為方便民眾在圖書館使用相關數據而提供的個性化學習輔助或高效快捷的寬帶解決方案。在ICT技術手段與醫療體系結合方面，加速遠程醫療系統建設，提供在線健康和醫療保健預定，全面普及建設老年人等醫療電子檔案，擴大遠程醫療保險和福利范圍，匯總研究和分析遠程電子醫療出現的醫療糾紛以及制約電子醫療推廣的制度障礙[15]。在ICT與運輸物流結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術創造一個安全、經濟和環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體系。

七是促進信息包容和提升數字職業技能。促進信息包容方面，不斷擴大對寬帶接入服務不足的地區進行扶持，特別是輔助家庭弱勢的社會群體，政府加速推進全民數字素養水平，提高網上風險自我防范意識教育、網上機會識別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數字職業技能方面，提升數字化素養以幫助女性回歸工作崗位，以Web為基礎對勞動力進行培訓、加大對數字培訓機構公共資金支持，擴寬與數字技術相關的課程，提高ICT技術培訓課程的數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畢業生數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務員數字技能。

四、對中國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

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國家日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而我國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實施“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同時，應積極從供給側角度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并逐漸推動數字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引擎。從以上主要國家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核心和實施路徑看，可對我國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培育國內數字市場。我國應大力培育國內數字經濟良好的生存環境，在數字經濟的管理上，政府監管和引導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強，在為數字經濟參與方提供開放數據共享平臺的同時，提供公開透明、法制化的市場環境。通過共享基礎數據源方式促進數字經濟參與方享有平等市場準入地位，進而降低參與的進入壁壘，擴大參與意識和創新意識。

二是大力發展ICT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要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寬帶服務支持，更要加快對最先進數字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斷跨越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鴻溝，努力ICT領域形成技術優勢和主導權。建立國內統一的高標準的ICT技術設施網絡，為國內創新型社會建設提供強大的數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術和商品及服務創新。我國應為數字技術的革新項目提供資金激勵，并建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共享開放式平臺，這要在研發領域率先實現數字和信息的開放共享，降低企業數據重復搜集和數據庫建設的成本。

四是建設強大的數字開放平臺，促進電子政府服務體系的形成，不斷豐富服務層次和內容，全面鋪開數字城市網和智慧民生服務體系建設。

五是開展公民和企業數字身份數據庫建設。大力拓展數字身份的識別和認證體系建設，為深化公民和企業的其他相關數據的采集形成構建平臺。

六是繼續加大維護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大力開展確保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的技術研發，高度確保對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信息保護。

七是促進ICT與其他民生領域或產業的融合發展。形成一批切實可行的實用性技術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數字經濟改善民生領域或助推其他產業，如智能制造業發展。

八是通過人力培訓和開發不斷提高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職業技能水平，強調數字經濟的普惠性，特備是要重視和實現對弱勢群體的數字包容支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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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2003，（5）：477-503.

[11] 李忠民，周S穎.美國數字貿易發展態勢及我國的對策思考[J].全球化，2014，（11）：60-72.

[12] 李忠民，周維穎，田仲他.數字貿易：發展態勢、影響及對策[J].國際經濟評論，2014，（6）：131-144.

[13] 張娜.我國數字經濟現狀探討[J].現代商貿工業，2011，（10）：22-23.

[14] 彭德雷.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與中國路徑選擇[J].亞太經濟，2015，（2）：39-44.

[15] K.J.Stiroh，J.Baldwin，S.Greenstein，B.Hobijn，M.Orl. Are ICT Spillovers Driving the New Economy？ [J].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篇（5）

 

一、        “十四五”期間發展目標繼續貫徹落實省、市、區相關部署和任務，繼續以創優“四最”營商環境為目標，以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為動力，以創優營商環境提升行動為抓手，積極主動融入一體化發展進程，為實施“營商環境聯建、重點領域聯管、監管執法聯動，市場信息互通、標準體系互認、市場發展互融，逐步實現統一市場規則、統一信用治理、統一市場監管”的“三聯三互三統一”工程，貢獻市場監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間重點任務

1.合力打造一體化的市場準入環境。落實市場準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協同，為地區市場主體準入提供便利化服務。統一市場準入規則。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制定統一的管理規范，實現業務流程、條件要求、解釋口徑、辦理時間“四個統一”。加快實現證照管理一體化，推行“證照分離”“多證合一”改革事項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協力推進“一網通辦”建設。共同落實數字政府建設，構建跨區域政務服務網，強化公共數據交換共享，完善網上身份認證、電子簽名、電子文書歸檔等功能，統一電子營業執照運用場景。按照市級的統一部署設立地區“一網通辦”綜合服務窗口，加強政務信息和數據的互聯互通，提供區域性一體化受理、收件、查詢、發證等服務，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體化的市場監管環境。深入推進市場主體監管制度創新,營造規則統一、公開透明的監管環境,全面提高市場監管效能。落實一體化信用監管體系。推動“雙隨機公開”、抽查檢查等信息在區域內充分共享應用,落實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標準、企業信用修復規則、實現信用監管標準互認結果互用。對重點監管領域和對象實施精準監管,對守信企業開通“綠色通道”,實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對失信企業實施重點監督和聯合懲戒。落實知識產權一體化保護工作。引導市場主體積極創造、運用和管理知識產權,鼓勵以知識產權利益分享機制為紐帶,促進創新成果知識產權化。加強地區行政執法,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業維權成本。配合推進消費者權益保護。落實“滿意消費行動,共建區域內消費糾紛解決機制,共同推動經營主體自律,配合打造統一的消費投訴公示平合。推進消費領域社會監督。協同監管網絡交易。充分發揮全省網絡市場監管服務系統平臺作用，注重整合轄區電子商務經營者基礎信息、經營信息、監管信息等信用數據，開展研究分析，實施分類監管。落實地區網絡、合同案件查辦協作機制，協同破解新形勢下的網絡監管難題。

3.合力打造一體化的質量供給環境。配合推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一體化建設。在信息、業務、資源各方面配合推進一體化建設，實現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協同聯動、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設和華東地區社會公用計量標準，促進社會公用計量標準建設整體水平提升。培養計量技術人員，互派計量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交流互動。推動特種設備監管一體化。推進特種設備單位、人員、設備信息互查互享，檢驗檢測結果互認和運用。

4.合力打造一體化的食品藥品安全環境。全面建成責任體系更加健全，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全程監管更加科學，“黨政同責”、“四個最嚴”、“四有兩責”全面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全面履行，社會滿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藥品安全現代化治理體系，形成企業自律、政府監管、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無證經營等行為，杜絕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控制和減少較大及一般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繼續鞏固省食品藥品安全城市成果，積極配合爭創國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繼續深化食品安全“四項治理”行動，全面推進小作坊登記和小餐飲、小攤販備案管理。保持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案件的高壓態勢，公開違法違規、虛假欺詐產品和企業信息。以落實企業主體責任為基礎，推動實現順向可追、逆向可溯、風險可控的地區食品領域全產業鏈追溯體系。不斷推動食品藥品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障人民群眾飲食用藥安全。

三、        “十四五”期間保障措施加強組織領導，成立發展規劃工作領導小組，由黨工委書記、局長擔任組長，分管副局長擔任副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共同做好“十四五”規劃工作和“十四五”期間各項重點工作。“十四五”規劃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心得體會2800字范文稿當前，以信息技術和數據作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并成為推動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經過近年快速發展，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數字經濟大國。“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的重要機遇期，準確研判“十四五”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地緣新特征新變化新趨勢，對于維護延長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及增強提升國際塑造力影響力引導力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把握數字經濟戰略機遇，加快推進“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增強社會前進動力，更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制高點。深入貫徹落實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系統謀劃、統籌推進數字經濟強國建設發展對于我國而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加快發展數字科技，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堅強基石。盡管我國是數字科技應用大國，卻不是數字科技研發強國，很多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須加強數字科技關鍵技術攻關和布局，以數字科技大突破帶動數字經濟大發展。

一是采取清單制梳理我國數字科技的短板軟肋，短期內尋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備份源，使“卡脖子”技術不因外國的封鎖而斷供。

與此同時，發起專項研發計劃，集中力量攻克核心電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統、數據庫、工業軟件等短板，補齊數字科技研發鏈。

二是面向數字科技前沿領域，設立國家或世界實驗室，牽頭發起全球大科學計劃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創新資源，主動嵌入全球數字科技創新鏈條和生態系統，吸引和積聚全球創新人才。

三是支持數字科技試點應用，積極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業、智慧醫療等發展契機，推進數字新科技先行應用，為數字科技應用提供試驗平臺和應用場景，在應用中不斷完善技術，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加快推進數字基建，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有力支撐。我國在發展數字基建方面處于起步階段，相對而言比較滯后。由此，應科學決策、統籌布局，把數據中心、場景中心、區域中心、應用中心有效結合。

一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要有戰略導向和規劃牽引，前瞻布局數字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推動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社會投資的積極性主動性，把“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緊密結合，共同構建數字基礎設施體系。

二是正確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通過制定行業規則、設施標準、規劃布局、互聯互通等，引導數字基礎設施的有效投資和有序建設。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慮本地發展情況和財力承受情況，尤其要根據實際需求開展數字基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

三是正確處理好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以需求為牽引，把應用場景建設置于數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勵大型龍頭企業和平臺企業依托自身需求參與數字基建，并開放為社會使用，實現數字基建供給和需求精準匹配。合理跨區域布局數字基建，將數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場等渠道打通，形成產業鏈應用生態。

加快發展數字貿易，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強大引擎。隨著5g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以b2b為主導的產業互聯網推動的企業間數字貿易將成為拉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強大引擎。須順勢而為，充分發揮我國在電子商務領域的先行優勢，依托消費互聯網與產業互聯網雙輪驅動數字貿易發展，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效益與質量。

一是繼續做大做強消費互聯網驅動的數字貿易，利用數字技術“在線化、無接觸、可傳輸”特性，進一步提升產品與服務的數字化水平，大力發展跨境電商、數字娛樂、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新興業態，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費選擇。加大主要電商平臺的全球化戰略布局，通過收購或自建本土化網站，建設更多海外倉、展貿中心和營銷服務中心等，帶動更多中國產品與服務進入海外市場，形成國內國外雙循環，拓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空間。

二是培育壯大產業互聯網驅動的數字貿易。制訂實施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構建多層聯動的產業互聯網平臺，推動更多企業“上云用數賦智”，支持打造“研發+生產+供應鏈”的數字化產業生態，共享產能、技術、數據、人才、市場、渠道、設施等，促進產業互聯網帶動的新型數字貿易快速發展，使其盡快成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

穩步推進數字貨幣，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有力抓手。當前，各國高度重視數字貨幣的研究與實踐，競相加快央行數字貨幣布局。對于我國而言，以微信、支付寶為代表的零售支付體系發達，同時，較早啟動了央行數字貨幣的理論研究，加快了央行數字貨幣試點落地步伐。展望未來，須順應全球數字貨幣發展趨勢，及早謀劃、動態應對、爭取主動。

一是加快戰略布局，協同推進人民幣數字化與國際化工作，實現國際國內同步部署，強化央行數字貨幣與數字貿易、數字經濟的聯動發展，助力人民幣更好承擔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計價、支付、結算職能并發揮世界儲備貨幣角色。

二是積極開展試點示范，在試點探索的基礎上，優先選擇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先進地區整體落地，及時總結央行數字貨幣發行、運營與管理經驗，有序推動央行數字貨幣多場景推廣應用進程。與此同時，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零售移動支付方式聯動互促、協同發展的模式與路徑。

篇（6）

作者：馬化騰

數字經濟已經占到中國GDP的30.6%，帶來280萬新增就業人口，占中國年新增就業人數的21%。毋庸置疑，數字經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領域。2017年，數字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被視為撬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通過短短幾年的時間普及了移動支付，跨越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時代。在一、二線城市，已經可以做到無須依賴POS機，一部手機就可以解決日常交易的絕大部分需求。

過去兩年“互聯網+”在中國落地生根。在金融、醫療、教育、交通、O2O（線上到線下）等領域中直接貼近消費者的環節，“互聯網+”已經成為工具，或是改變著和用戶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業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變只是開始。就像“互聯網+醫療”，絕不僅限于用手機掛號、打通醫保支付這么簡單。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重塑各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數字經濟推動了共享經濟在更多領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通過數字交互完成分離。租用帶來的便利，使得整體社會資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節約。

數字經濟也在用科技構建凝聚社會的基礎要素――信任。數字時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記錄、實時可查詢等優勢，為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構建數字信用。得益于數字信用，我們可以采購遠在千里之外的各種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順風車，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貸服務。

數字經濟造就了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的最好時代。中國互聯網企業生于草莽，長于叢林，成就了和西方發達國家不盡相同的生態。去中心化的發展讓數字連接下沉為基礎設施，進而使得生態體系中的各個主體得以自發式高速成長。

數字經濟接下來最值得期待的是與制造業的融合。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也是經濟增長的脊梁。數字經濟在貼近用戶側采用輕量級、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發展模式，但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融合，應當有更加系統的規劃，從頂層設計開始改變，由需求引發供給，通過云、大數據、柔性制造，讓生產資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讓數據提升效率、爆發力量。

篇（7）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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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篇（8）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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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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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挑戰，為新經濟的前行提供“引擎”，是此次新華三Navigate 2017領航者峰會討論的重點話題。新華三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于英濤在演講中指出，數字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應用的創新交替引領、彼此促進。新IT則是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術變革的聚合，它從IT基礎設施的虛擬化、資源池化開始，融合了大數據、大互聯平臺、大安全防護以及創新的服務與模式，為應用的創新提供支撐。

作為新IT解決方案領導者的新華三，面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態勢提出了“應用驅動，云領未來”最新戰略，重點在于讓應用驅動IT的云化，在廣義的新IT環境中，實現技術與應用的雙輪驅動，持續引領、推進數字經濟走向未來。

圍繞著“應用驅動，云領未來”這一戰略，新華三通過云平臺、大數據、大互聯和大安全四個方面的技術能力進行支撐，并分別規劃了明確的創新“路徑”。未來的新華三，將通過全面支持云生應用的H3Cloud 2.0，帶動基于云的業務與模式創新；為用戶提供數據平臺和數據服務的大數據引擎；借助應用驅動、萬物互聯的應用驅動網絡，構建數字經濟的神經系統；并借助“自主創新+生態共建”，為數字經濟打造全面升級、主動防御的大安全體系。

篇（10）

二、警惕網絡經濟的西方范式

網絡經濟時代或數字化、網絡化時代的到來，以1992年美國克林頓政府倡導建設國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為開端。從1993年起，全球范圍內掀起了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熱潮，繼美國之后，日本、英國、法國、德國、韓國等國家紛紛提出建立本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自從互聯網這一國際信息高速公路開通以來，網絡經濟發展勢頭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預言家的想象，正以幾何級數高速膨脹。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資本家是利用一種新技術，而且僅以它能否帶來比不用它時更大的經濟利益為準。計算機互聯網技術正是這樣一種與巨大經濟利益相關的重大技術發明，它驚人的發展速度幾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驅動。“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主義的野蠻發家史，走的是一條強盜式的道路，它們通過掠奪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才換來了今天的經濟發展成就。一旦達到目的，就將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謂貿易規則制定出來，將非法變成合法，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金科玉律。現在，數字化經濟時代的到來再一次為它們提供了豐富的網絡資源和機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想重溫舊夢，利用互聯網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發起新一輪“圈地運動”。它們試圖依托網絡和信息優勢，控制世界的有形和無形資源，使之朝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方向流動和積聚，以期達到像19世紀資本主義列強通過強大的資本優勢控制世界一樣，在21世紀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優勢控制世界。這種“吸血鬼”式的網絡資本主義特征是信息時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傾向，它的實際價值和所產生的效益絕非首日之殖民掠奪，技術侵略等傳統手段所能夠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