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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增長的與經濟發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經濟增長方式的類型
一般將經濟增長方式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粗放型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或依靠擴大再生產規模來實現經濟增長，不注重改善經營管理和推動技術進步。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等而實現經濟增長，即在人力資源上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資源利用上不斷降低成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財力資源利用上，不斷提高投資收益率和資金利用率。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就是要從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實現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來實現經濟增長轉變，實際上就是從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主的轉變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活勞動耗費，使勞動力的增長低于經濟的增長，實現勞動力使用的集約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資規模，提高投資效果，盡量縮減投資增長超越經濟增長的系數，進而達到低于經濟的增長，實現投資使用的集約化。這樣，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呈現出從單項到綜合、從局部到全面、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如英國、韓國（如表1）。
二、我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方式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方式現狀怎樣呢？我國GDP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的數據如表2所示，鑒于統計數據的來源有限等原因數據從1995年開始。
表2反映出我國GDP年增長率整體呈緩慢上升趨勢，而勞動力年增長率除1998年數據異常外，總體上保持平穩。投資年增長率總體上呈明顯上升趨勢，2001年之前呈波動狀態，投資增長超越經濟增長不明顯，經濟增長方式為集約型為主或粗放型為主。但是，2001年之后投資增長率明顯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投資增長超越經濟增長明顯，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呈現出明顯的粗放型。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周期，宏觀經濟總體處于一種平穩快速的發展態勢。2001～2007年，我國GDP增長高位運行且增值率呈上升趨勢，2007年更是達到了11.5%。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經濟的高增長也付出了代價。從資源要素的投入量看，產出效率是比較低的。2006年，我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5.5%，重要能源、資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較高。如能源消耗24.6億噸標準煤，占世界的15%左右；鋼消費量為3.88億噸，占30%；水泥消耗12.4億噸，占54%。2006年，全國單位GDP能耗指標，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都未達到十一五規劃要求降低的幅度。2007年以來經濟的高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比較突出地顯現出來，資源類產品價格上漲，環境突發事件增多，使得經濟的發展面臨資源環境方面越來越大的約束，這種情況與增長方式粗放直接相關。因此堅持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提高經濟效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三、政策建議
轉變增長方式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采取綜合措施。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化體制改革，加快科技進步，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任務艱巨。為此，必須做到以下幾方面。
（一）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1、促進服務業發展。加快發展服務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是衡量現代社會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加快發展服務業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緩解能源資源短缺的瓶頸制約、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第三產業占經濟的比重大，但層次低，大多為生活服務業。因此要著力發展面向生產的服務業，促進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有機融合、互動發展。細化深化專業分工，加快邁上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的步伐。大力發展主要面向生產者的服務業如物流業、信息業、金融業、科技服務業，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同時還要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趨勢，繼續發展主要面向消費者的服務業，擴大短缺服務產品供給，滿足多樣化的服務需求。
2、堅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信息化應用水平，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大力振興裝備制造業；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已初步具備支撐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諸多條件，因此一定要充分利用好這些條件，促使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資金和物質要素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帶動轉變，改變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來推進工業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術創新和產業優化方向發展，注重傳統制造業的技術更新和設備改造，大力開發和使用經濟上合理、資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態環境友好的先進技術，使技術創新成為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強大力量。
3、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積極開展應用技術的研究和推廣。大力開發對高新技術發展具有帶動意義的前沿技術和核心技術，能夠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重點技術和配套技術。重點開展安全生產技術、工業節水技術、節能技術、高效利用技術的推廣和應用。應抓緊研究制定專項規劃，確定重大領域關鍵技術創新的目標和措施，加大研發和推廣力度，盡快取得突破性進展。
（二）促進節能減排
1、重視源頭控制。把節能評估、環境評價作為市場準入的強制性門檻，實行耗能產品最低能效標準，擴大強制性能效標識實施范圍。嚴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加快建立新開工項目審批問責制，嚴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提高節能環保市場準入門檻。嚴格執行項目開工建設“六項必要條件”（必須符合產業政策和市場準入標準、項目審批核準或備案程序、用地預審、環境影響評價審批、節能評估審查以及信貸、安全和城市規劃等規定和要求），建立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新上項目與節能減排指標完成進度掛鉤、與淘汰落后產能相結合的機制。大力開展項目建設，提高節能減排效率。全面推進節能減排項目建設，為從根本上解決高能耗、高污染問題打下良好基礎。以工業節能、建筑節能、農村農業節能、交通運輸節能為重點，全面推進節能減排工作。
2、加強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管理控制，著力督促重點耗能排污企業節能減排。把節能減排工作重點放在對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的管控和治理上。抓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節能技術改造和制度建設，努力解決能耗居高不下的問題；加大對高耗能行業企業的檢查監督；對全市重點排污企業進行嚴查監控，建立排污總量控制和削減目標責任制。
3、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為動力，堅持依法管理與政策激勵相結合，政府推動與社會參與相結合，形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體系。首先，建議制定專項制度和政策體系。鼓勵企業應用節能技術，實施清潔生產，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藝、技術及設備，促進廢棄物的再利用。加大對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企業的監管和限期治理的力度，使企業形成內在的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機制。其次，建立循環經濟的試點和示范工程，積極開展技術攻關活動，突破循環經濟發展的技術瓶頸。最后，區、縣（市）政府應加強對縣域經濟的規劃和政策引導，在招商引資中慎重選擇項目，堅決禁止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要求的項目落戶。按照“減量化、再利用、可循環”的原則，改進產品設計和制造工藝，積極開展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廢舊家電回收處理和汽車零部件再制造試點，逐步建立健全全社會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
（三）深化體制改革
通過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推進增長方式轉變。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市場的優勝劣汰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另一方面，要注重發揮政府引導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科學制定規劃，完善產業政策，進一步完善資源環境財稅政策，調整污染收費政策，促進“兩高一資”產品承擔其應承擔的社會成本。
1、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嚴把技術水平關、資源消耗關、環境保護關，把節能降耗、污染減排和節約用地作為市場準入的強制性條件，達不到最低能效和排放要求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一律不得建設。對新上項目，按照國家“上大壓小、扶優汰劣、有保有壓”政策，嚴格執行項目審批、核準和備案程序。
2、加快財稅、金融、價格體制的改革。市財稅部門綜合運用財政資金、財稅政策、財稅服務等手段，支持企業轉變傳統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促進節能減排。最近，國家在實行“區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之后，又推出了“綠色貸款”，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應嚴格按照國家的要求，控制對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入，控制污染企業的信貸資金來源，防止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同時將進一步加大對循環經濟、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優先為符合條件的項目提供融資服務。加快推進污染價格改革，充分發揮價格在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中的杠桿作用。用稅收、價格、信貸等經濟手段來迫使企業將污染成本內部化，引導市場主體自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參考文獻：
1、程恩富.現代政治經濟學案例[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一、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奧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奧肯定律”,用來近似地描述失業率和實際GDP之間的交替關系。其內容是,實際GDP增長相對于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約1%。即該定律說明了失業率與GDP增長率二者呈反向變化的關系。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奧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論者指出指出,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是高經濟增長率與高失業率并存。我國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經濟增長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帶來就業的相應增長。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國GDP增長與就業增長的數據,龔玉泉、袁志剛(2002)發現,盡管隨著勞動要素市場配置機制的作用不斷強化,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斷下降,同向變動的趨勢逐漸明顯。但是經濟增長與城鎮登記失業率之間的相關性一直不明顯。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具有明顯的向下“剛性”。從GDP就業彈性來看,自1978年以來基本上呈下降趨勢,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GDP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他們提出,GDP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吸納能力在不斷下降。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擠就業的。
然而有的學者堅持認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典型的“無就業增長”。高經濟增長率并沒有帶動高就業率。通過對就業增長與GDP增長的回歸分析,這些學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關系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1989年),高經濟增長率與高就業增長模式,就業GDP增長彈性系數為0.315;第二階段(1990年-2000年),高經濟增長率與低就業增長模式,就業GDP增長彈性系數為0.112。
二、經濟發展對就業增長的影響機制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雖然在對就業彈性的具體測度上存在差異,但學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之間存在非一致性。進一步地,圍繞這種非一致性的形成機理,學者們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地探討。
早期,對于兩者之間的這種非一致性,有論者利用技術進步加以闡述。雖然技術進步可以通過其內在的創新和擴散機制不斷擴張經濟社會的生產力前沿邊界(即GDP潛在增長率)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TFP),但利用技術進步因素來解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就業增長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則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從技術進步對就業增長的內在傳導機制來看,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是雙重的。從技術沖擊的短期效應來看,由于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資本有機構成,同量產品和資本的所需的勞動力投入會逐步下降,從而產生技術進步的就業擠出效應。但從技術進步的長期影響來看,技術進步能大大增加社會產出,提高社會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導致社會消費結構的改變和產業結構的演進,尤其是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征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技術進步在長期又具有就業增長效應。其次,從20世紀90年代的國際數據實證來看,以高技術和新經濟著稱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GDP就業彈性明顯高于中國;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韓國,其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高,而在大多數年份,其GDP就業彈性幾乎是我國的2-3倍。
龔玉泉、袁志剛(2002)認為,上述的解釋并未對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機理提供一個邏輯一致的闡釋。他們指出,要正確理解和識別中國經濟增長和實際就業增長的關系,關鍵在于如何定義和衡量勞動投入,尤其是名義勞動投入和有效勞動投入。有效勞動需求量是指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約束下、以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勞動力價格(工資成本)為原則的勞動力使用量。有效勞動需求量反映了就業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義就業人數反映了企業中在編人數的多少,僅是一個統計意義上的數量概念。在我國,統計上的從業人員是指名義就業人數,統計上的就業增長也是以此指標計算出來的。在我國,有效勞動需求量和名義就業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和在體制改革的不同階段是不同的。在實行安置型就業的計劃經濟時期,有效勞動需求量往往小于名義就業人數,其表現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職無工”,即隱性失業;在市場經濟改革初期,有效勞動需求和名義就業人數的數量偏差逐步縮小,而當經濟增長帶來有效勞動需求量增加時,名義就業人數并不一定隨之增加,而是表現為企業對冗員的充分利用,即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名義就業人數的增長;當市場經濟改革完全到位時,經濟增長與有效勞動需求量就會出現協同變動,而且所有就業人數均為有效就業者。
胡鞍鋼等(2004)認為,從1992年至今,我國處于經濟轉軌的中期。這一時期全面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需要對原有的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在這種部分行業、部分經濟類型出現衰退,另一部分行業和經濟類型不斷崛起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調整,所以這一時期的就業形勢顯著地表現出“創造性摧毀”的特點,同時也進入了高失業、低就業、高增長階段。一方面在新興產業(指IT信息服務業、旅游業、金融保險業、文教衛等)、新興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會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但另一方面在傳統正規部門中(指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大量摧毀舊的工作崗位。這是一個典型的“創造性摧毀過程”,但創造的速度遠遠低于摧毀的速度,造成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
三、結論性評論
我們看到,國內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已經進行了具體和系統的研究。這對于我們從更深的層次上看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有價值的。具體而言,對于中國的就業彈性是否偏低,以及導致其變化的原因,仍存在廣泛的爭論。我們認為,從一般的角度看,最為關鍵的是要對“就業彈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適用范圍有更為清晰、明確的認知。
我們相信,在正確看待“就業彈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的基礎上,充分結合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的特殊國情和制度變遷,才能對我國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的關系有一個更為準確的理解。進而,才能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確的理論依據和政策方向。
經濟發展是一個比經濟增長含義更廣的概念。經濟發展是在經濟增長基礎上，一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結構現代化演進過程。
經濟發展既包括經濟增長，還包括伴隨經濟增長過程而出現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 它不僅是一種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和擴張， 而且還意味著其質的方面的變化， 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創新， 社會生活質量和投入產出效益的提高。簡而言之， 經濟發展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 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持續高級化的創新過程或變化過程。
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基礎和核心，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就不會有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無論從字面含義、還是深層含義都是有聯系的，這點不難理解。只是二者的區別就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了。有人干脆就會混為一團，不加區別。普通人不知二者區別或干脆認為二者可互相代替，無關緊要，可是如果國內經濟主管部門人員、大大小小的企業主也沒有一點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恐怕就使區域經濟甚至國家經濟陷入只追求增長，而沒有了發展。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手段，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不能離開經濟發展這個目的去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那樣會導致經濟發展中的比例失調、經濟大起大落和社會不公及社會劇烈動蕩。使企業陷入蠻干，導致社會發展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會引起社會的倒退，最終我們每一個人都逃脫不了受害者的命運。
掌握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的區別，刻不容緩。20世紀50-60年代前，傳統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意味著國家財富和勞務生產增加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60年代后，這種觀點受到了若干國家現實的挑戰，一些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迅速增長，但其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并未得到相應改善，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況仍十分嚴重。20世紀80年代之前，經濟學家把增長與發展分為兩個問題。增長研究發達國家長期中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問題，發展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向發達的問題。8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逐漸從世界角度來研究增長與發展問題，把經濟發展同經濟增長區別開來。經濟發展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不僅涉及物質增長，而且涉及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的演變。既著眼于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還著重于經濟活動效率的改進。同時又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進化過程。
首先，二者是“量變”和“質變”的不同。經濟增長只是社會財富“量”的變化，經濟發展則是“質變”。經濟發展不僅僅包括社會財富在數量上的變化，還包括社會結構的優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豐富，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改善等社會方面的進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對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經濟增長率來表示。本年度經濟總量（通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的增量與上年所實現的經濟總量的比率，即經濟增長率。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除經濟增長的指標外，還包括社會發展指標，教育發展指標，如公共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如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國民幸福指數、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等；環境指標，如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
江蘇省作為我國沿海地區的重要省份，經濟較為發達，經濟實力在全國位居前列。一直以來，江蘇省都對金融業的發展予以高度的觀注，并且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點項目。通過金融業的大力發展和金融產業結構的不斷完善，金融業發展逐漸成為江蘇省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持力量。現如今，金融業發展已經在江蘇省促進經濟增長的戰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機制
（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區域金融促進區域資本投入水平的上升。區域資本形成與積累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而資本的積累又取決于資本產出率與儲蓄的規模。金融資產由于具有明顯的多樣化特點，加上金融部門的融資機制的影響，促使儲蓄向投資加快轉移，因此區域金融發展大大促進了儲蓄規模的增加。金融發展越好，其金融產品、金融機制的選擇越多，人們投入金融業務發展的欲望也越強烈。因此，金融業越發達，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轉化率越高，增加區域資本投入。
2.金融發展促進資本產出效率的提高金融發展有利于改善資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為潛力的投資者提供足夠的資金進行創新。同時，金融機構對企業的外部監管促使企業自身主動積極改善經營方式。所以金融發展有利于促進資本產出效率的提高。
（二）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影響
1.區域經濟對金融運行效率產生決定性作用基于現代貨幣信用經濟，金融資源供需平衡取決于經濟的基本狀態。規模經濟，促進規模的增長，金融資源供給和需求直接影響金融行業的發展。因此，金融經濟效率的效率有決定性的作用。
2.區域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對金融資源的跨區域流動產生影響金融資源只能夠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條件下方可發展成為具有獨立性的特殊資源，引導者其他經資源的分配。區域經濟差異的擴大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產生負面的作用。
二、江蘇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
（一）區域金融差異
金融存款和貸款方面從2005~2012年，江蘇金融機構存款貸款余額不斷上升，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到2012年年底，江蘇存款貸款首次超過12萬億元，比改革開放初期，存款余額從1978年到2012年增長到75481.51億元，規模擴大約1244倍，貸款余額從1978年到2012年增長到54412.30億元，規模擴大約472倍，存貸款總額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由此可見，江蘇金融機構具有的資金實力也在不斷增強，金融資產也處于擴張的階段，逐漸適應江蘇省經濟對資金的需求。2.保費收入方面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江蘇省增加了保費收入，并增加顯著。到2012年，江蘇省一共90家保險公司，數量比上年增加4家，比2005年增加1685家，從業人員從2005到2012年增加8.8萬人。保費收入在2005年為437.34億元，在2012年上升為1301.28億元，增長率達到197.53%。
（二）區域經濟差異
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江蘇省內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有所不同，地區差異日益加劇。江蘇省不同地區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差異進一步拉大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1.國內生產總值（GDP）江蘇省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處于平穩增長的階段，社會事業和經濟發展均處于上升的時期，經濟效益也獲得明顯的提高，經濟增長較好。在2012年江蘇省生產總值達到54058.22億元，比2011年增長10.08%，人均GDP為68347億元，比2011年增長9.7%。全年財政收入達到14843.89億元，比2011年增長5.12%，進出口總值達到5480.93億美元，比2011年增長1.54%，固定資產投資達到31706.58億元，比2011年增長20.49%。由此可見，江蘇省整年的經濟發展特點表現為：投資、消費、出口穩定增長，增長結構有所改善，消費、投資、出口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動力，財政收入明顯增加，經濟結構調整可見成效，經濟增速良好。
（三）二者關系分析
1.金融存款和GDP隨著金融機構貸款的不斷積聚，在2005年至2012年間實現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對GDP的超越。通過相關性檢驗，測得二者具有很強的線性相關性。由此可見江蘇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地方GDP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2.貸款余額和GDP雖然金融機構貸款與GDP增長速率不盡相同，差距被逐漸拉大，但二者的發展趨勢依然朝向相同的方向。經過對二者進行相關性檢驗，確定二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因此，江蘇地區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和地方GDP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3.保費收入和GDP2005年至2012年間，江蘇省保費收入迎來飛躍式發展，而在2005年至2007年間，保費收入的增長速率與GDP的增長速率基本保持一致。經過對二者進行相關性檢驗，確定二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由此可見，江蘇省GDP與保費收入的變化趨勢保持一致。
三、如何促進江蘇省區域經濟與金融協調發展
（一）積極推進資本布局和對外開放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機會，拓展更多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在開放條件下，充分做好相關的金融風險預防工作，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經驗，技術和財務管理人員，加快金融創新的步伐，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競爭力。使用該地區自身經濟優勢和地理優勢，毗鄰上海廣泛吸收大型骨干企業，合資企業，高質量的外國公司和民營企業在江蘇南部。積極做到江蘇省政府提出的“爭先、領先、率先；創新、創業、創優。”大力促進國債和公司債券市場的發展，降低企業債券發行的門檻，試點城市儲蓄市場的發展。鼓勵民間資本的有效運轉，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域內的金融集體。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當下將信用評級機制市場化，促進低風險資本市場的模式創新。
（二）加強完善信貸風險預警機制
風險預警機制是基于各種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對貸款風險評估、貸款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時間、數量的風險、風險對象、風險損失率進行分析。銀行應當盡快加強和完善信貸風險預警機制建設，培養廣大農民的可信度，降低業務風險。對影響較大的資產質量預警信號，及時消除各種潛在風險的貸款損失可能造成的。
（三）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必須盡快治理與優化信用環境，提倡誠實。協調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機構和監管機構需要監控，不僅需要防止債務人，逃避和拒絕金融債權，通過各種途徑對企業失信行為的人嚴懲。改變融資觀念，拓寬融資渠道。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積極吸引私人資本，努力擴大利用外資，引導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資本擴張能力的優勢企業，推動相關企業和項目融資;采取財政貼息的方式，引導金融部門增加信貸加入。例如在江蘇省江北新區浦口區的發展過程中相關部門針對企業信用水平相對較低的現象，采取靈活的措施，對于市場的企業和項目，給予貸款支持。爭取在江蘇省內做到創新創業的先行區，自主創新的示范區。堅持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綜上所述，江蘇省區域金融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性，二者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必須通過有效的對策來促進二者的協調發展，結合多一點，爭取使江蘇省成為全國創新發展的排頭兵，科學發展的領頭羊。以促進江蘇省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盧長春 鐘雪松 郭小芳 單位:遵義師范學院
目前，我國正致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而對于國內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相當重視，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應該盡早找出存在于經濟增長中的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法，而正確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經濟生活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經濟增上實際上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物質方面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經濟發展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即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以及經濟形態的變革。經濟發展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國家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意味著質的變化；而經濟增長在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產生，而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是經濟效益問題，也就是農業生產力的匱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較高等；生態環境問題，也就是說我國人均GDP處于低谷時期，對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是國家和人們必須面臨的挑戰；資源消耗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出現煤電油緊張的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分配不公問題，我國城鄉的貧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當快，同時隨著人口增長、城鄉之間的差異以及結構調整導致的就業壓力等原因，都會導致分配不公問題的擴大；道德建設問題，因腐敗問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以及逃稅漏稅和亂收費等問題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影響。由上述情況可知，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的上升期，而要實現高速度的增長往往要注重內涵也就是質的提高，這就需要我們著眼于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因此，我們必須深刻了解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聯系與區別，才能正確解決經濟增長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系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增長重在數量，而經濟發展重在質量，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側重于經濟數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側重于經濟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發展共同構成數量與質量，結構與總量的統一；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包含、相互促進。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為持續有效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經濟增長是基礎，經濟發展是結果，離開了經濟增長就不能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因此體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必要條件是經濟的增長，而實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充分條件是經濟的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
首先，二者的理論基礎不同，經濟增長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而經濟發展則依據的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均衡發展理論等；其次，二者的目標取向不同，經濟增長著眼于經濟的短期變化，而經濟發展則關注的是經濟的長期變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標不同，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經濟總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經濟發展除了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衡量外，社會個發展指標、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以及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也是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二者對于實現路徑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經濟增長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長中求發展，側重于先實現經濟增長，而后再談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方式則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有效改善經濟結構，必須從發展中求增長。由此可見，經濟增長與發展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
三、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途徑
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增長的上升期，隨著市場推動力的增強逐漸形成自主的經濟增長機制，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首先，要將生產力的釋放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來提高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使國民經濟發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環經濟以資源的充分利用使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還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提高人的素質和知識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核心，通過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從而構建出和諧的社會。
當今社會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來實現經濟發展，堅持以人為本，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真正解決經濟增長背后的諸多問題。近年來，我國經濟會議強調穩中求進，這體現了實現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們只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有了更透徹、精準的把握，才能實現未來的經濟發展目標，最終實現穩中求進經濟結構體制。
2009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這標志著福建地區已納入國家戰略范疇，成為當前一系列保增長舉措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認清福建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福建區域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方向與政策制定都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模型的設定與數據采集
(一)參數選擇
1、國內生產總值指數GDP(排除價格因素)。理論界普遍認為，最能充分反映一國或地區的綜合經濟發展能力的指標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因此本文選擇國內生產總值指數GDP(排除價格因素)作為模型的因變量來衡量福建省經濟增長的總量，即GDP(排除價格因素)=GDP/CPI指數。
2、金融相關比率FIR。本文選擇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金融相關比率FIlL作為解釋變量，由于缺乏福建省金融資產和M2(現金、企業活期存款、企業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的之和)的統計數據。無法直接使用這一指標，在此本文用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的數據作為金融資產的近似衡量指標。我們定義金融相關比率為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與GDP之比，即FIR=(DI+L)/GDP。其中，D1、L分別代表全部金融機構存款、貸款。
3、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經濟的增長必然離不開固定資產的投資，因此本文也把福建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作為自變量之一來構件模型。即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CPI指數。
4、勞動力資源。勞動力資源對GDP的影響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此，本文用全社會從業人數來作為勞動力資源的指標，作為自變量之一。
(二)模型構建
由上述選出的因變量和自變量，構建以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
其中，y是福建省GDP(排除價格因素)；x1是福建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排除價格因素)；x2是福建省全社會從業人數；x3是福建省FIR。
由此，某一年(t年)的公式為：
y1=β0+β1x1t+β2x2+β3x3+et
其中，et是t年的殘差；其余同上。
(三)數據采集
本文選擇1990～200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主要是根據福建統計年鑒，另外還在福建省統計信息網公報等網站獲得相關數據。
二、實證分析結果
(一)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軟件進行分析。SPSS輸出結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R2為98.4％，說明所有解釋變量聯合能夠解釋被解釋變量GDP變動的98.9％，整個模型擬合效果較好。
(二)非參數檢驗結果
非參數檢驗結果表明，F值為288.393，在99.9％以上該方程式整體非常顯著。
(三)參數檢驗結果
參數檢驗結果表明，3個自變量中x2和x3的t值都很大，非常顯著。這表明勞動力資源和FIR，和福建省的GDP增長密切相關。
從表中雖然也看出X1不是十分顯著，可能的猜測是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的滯后性。因為本次實證分析的著重點是FIR指標，所以就不再因此對模型進行調整。
由此，本文得到了比較合適的經濟模型，各種檢驗基本達到要求。通過模型可以看出，福建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水平是息息相關的。
三、政策建議
通過對福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定量研究，可以確認，福建省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強相關性。但是我們發現在福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質量較差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妨礙了金融因素對福建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發揮。要解決這些問題，充分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必須著重在提高金融中介的資產運用質量，發揮金融體系對資源配置效率的積極作用，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
規范的市場秩序和良好的市場環境，可以促進金融業的穩定發展，提高金融資產的總體質量。金融市場環境的改善。需要監管部門協調政策和行動，從法律、政府和措施各個層面，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進一步強化金融監管，完善監管體制，建立和完善市場秩序。
(二)完善金融體系組織建設
加大對民營經濟的資金支持力度，福建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民營經濟的高速增長來支撐。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和健全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組織體系，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制。同時減少對金融機構貸款的政策性干預，樹立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的觀念，真正建立互利合作的銀企關系。政府也要在政策法規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金融支持，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方面的服務。
(三)大力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提高福建金融市場化水平
首先必須在政策上對國有銀行與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視同仁，對非國有金融機構應多點支持，少點干預，更多地交由市場來決定非國有金融機構的發展路徑。
其次要加強對非國有金融機構的正確引導，明確各類非國有金融機構的發展方向，實施正確的發展戰略，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為非國有金融機構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最后要規范非國有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加強內部風險控制和管理。
(四)積極鼓勵、推動金融創新
二、安徽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本文從安徽省的實際情況出發選取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代表指標作為變量，構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模型，具體分析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
GDP作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水平的指標，已經得到了世界各國經濟學家的普遍認可。本文選擇消除了通貨膨脹因素的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安徽省地區生產總值指數來衡量安徽省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并且由于自然對數轉換不會改變變量間原有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所以對GDP指數取自然對數，用LGDP表示。
對于金融發展程度的衡量，理論上應該從金融發展規模、結構和效率三方面全面展開，但在實際上受到地區數據可獲得性等種種因素的限制，不同的學者往往會根據具體情況展開研究，直接導致他們的研究指標存在顯著地差異。比較權威的是西方學者Goldsmith提出的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的系列指標，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關比率（FIR），它是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之比，通常被人們簡化為金融資產總量與GDP之比，主要用來衡量區域金融工具整體增長狀況。
我們用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的數據作為金融資產的近似衡量指標，用安徽省所有金融機構年末存款和貸款余額之和與GDP的比率，作為衡量安徽省金融發展水平的總體指標，基本上可以揭示出安徽省金融發展狀況，并從總體上衡量金融深化水平。因此，定義金融相關比率為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與名義GDP之比，即：FIR=（S+L）/名義GDP，其中S表示安徽省金融機構存款合計，L表示安徽省金融機構貸款合計。為了消除時間序列的異方差，對FIR指標取自然對數，記為LFIR。
整體的樣本空間選擇在1990年到2010年，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相關各期，本文分析軟件為Eviews6.0。
（一）平穩性檢驗
在計量經濟學中，非平穩時間序列不具備平穩時間序列的統計特征，因而有必要在建立模型之前對有關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檢驗結果發現其不是平穩序列，則進行一階差分或二階差分繼續檢驗，直到通過檢驗后才能進行后續分析。本文運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分別對LGDP和LFIR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表1 對LGDP和LFIR序列單位根檢驗的最終結果
注：（C，T，K）表示ADF檢驗式是否包含常數項、時間趨勢項，以及滯后期數
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GDP原數列不平穩，一次差分序列是平穩的，即LGDP是一階單整，記為I（1）；LFIR原數列不平穩，但經過一次差分后序列變為平穩序列，所以LFIR是一階單整，記為I（1）。
（二）協整檢驗
協整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同階單整的非平穩時間序列的線性組合是平穩時間序列，則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就是協整。協整的經濟意義在于：兩個經濟變量，雖然它們各自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如果它們是協整的，則它們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存在協整關系在多數時候是時間序列接受進一步檢驗的基礎。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是時間序列是同階單整序列，有單位根檢驗知LGDP和LFIR是同階單整的非平穩時間序列，所以這兩個變量可以接受進一步的協整檢驗。
表2 約翰森協整檢驗結果（Johansen Cointeration Test）
注：（1）根據赤池準則，對于變量組選的滯后期為2；（2）表中的協整不包含趨勢項，但有截距項
通過計量軟件Eviews6.0進行約翰森協整檢驗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跡統計量Trace Statistic等于24.72305，大于5％顯著水平臨界值20.26184，表明在5％顯著性水平下LGDP和LFIR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格蘭杰因果檢驗旨在判斷一個變量變化是否是另一個變量變化的原因，本文采用格蘭杰檢驗法對各指標進行檢驗，以驗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表3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注：（1）根據AIC和SC準則，選擇的滯后期為2；
（2）*表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對于滯后2期，經濟增長（LGDP）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金融發展（LFIR）的格蘭杰原因；金融發展（LFIR）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是經濟增長（LGDP）的格蘭杰原因。所以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被認為在經濟理論史上第一次論述了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金融機構滿足新興企業信貸要求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所在,并強調銀行的功能在于甄別出最有可能實現產品和生產過程創新的企業家,通過向其提供資金來促進技術進步。繼熊彼特之后,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 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新古典學派同樣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如Robert Lucas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認為經濟學家過分強調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理性的人們往往可能會在貨幣供給量變化之前就已調整了自己的行為,故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即使在短期內也是垂直的。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對于金融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Patrick認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供給主導”的作用。金融發展在動員儲蓄、管理風險、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究竟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卻存在許多爭論。以Goldsmith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認為,金融發展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直接增加儲蓄,從而促進了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關文獻均對這一假說提供了經驗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與Shaw為代表的金融壓抑主義者卻認為,現金余額的實際收益率是資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根據這一觀點,經濟增長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績效取決于利率的發展績效。因此金融壓抑主義者認為,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為重要。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Arestis等(2001)使用來自5個發達國家的數據,采取時間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場易變性和銀行體系效應的基礎上,檢驗了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結果也表明盡管銀行和股票市場都可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銀行的效應更大。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賓國強(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了我國實際利率、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驗證了麥金農的理論,實際利率、金融深化確實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對金融深化有促進作用,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 & Coelli(1995)提出的隨機邊界模型以及中國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數據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之間的關系, 間接度量我國金融發展的資源配置效率。研究發現,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的關系具有明顯的時空特征;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并未促進我國技術效率的全面提升。
隨著現實的經濟金融狀況不斷發展,二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復雜,雖然諸多的學者基于各種理論試圖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分析,但仍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通過對以往成果的研讀,可以使后來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有更深層面的了解,從而在路徑的選擇上更好的決策,以指導中國經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標和數據方面,隨著理論上“金融”這一概念的不斷發展,隨著現實經濟與金融創新的發展,著力尋找更全面準確和易于衡量的指標,以及質量更高的數據。
2.學科基礎方面,經濟計量學的發展應該引起科研工作者相關機構足夠的重視,要從制度上引導和促進其發展,以期更好服務于該課題和相關課題的研究。
總之,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亦是永無止境的。
參考文獻:
一、引言
金融業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業不僅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和各式各樣的中介服務，更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從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金融業無疑是現代經濟的發展核心，各種金融工具的出現以及組合使得金融資源更加合理的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分配，為各行各業的發展提供資金來源和融資渠道，同時也為資本過剩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資本保值、增值和投資的渠道。但是，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機制在學者們之間尚未達成一致意見。有些學者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僅僅是線性相關，在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金融發展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他們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非線性關系即空間作用。
二、相關文獻回顧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通過研究得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存在同步關系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的流動性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少學者對中國經濟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陳高通過研究得出國家應該通過相應宏觀金融政策的引導，縮小各地區金融發展的差距，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均衡發展。陳黎敏（2011）通過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1978―2008年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總體呈現很強的正相關性，但由于各地的經濟基礎不同，各地區之間差異較大。通過梳理上述研究文獻不難發現，目前已有的分析中，大多數學者忽略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忽視地區間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因此，本文將從空間計量模型的角度對數據進行分析，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考慮在內，全面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三、空間相關性分析及模型建立
從現有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學者均使用MoranI指數分析空間相關性，本文也將利用MoranI指數來對省市自治區金融業的空間相關性進行檢測，但為了使研究更簡便，于是將傳統的MoranI指數進行調整，改進后的MoranI指數表達式如下：
其中 ， ， 表示第i個省的GDP，n為樣本區域總數， 為相鄰空間權重矩陣。
MoranI指數的取值范圍一般是[-1，1]，如果0
根據空間計量經濟學，空間效應可以通過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來表現。在SAR中，變量的空間相關性通過因變量的空間滯后項來反映，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空間自回歸模型為：
LnGDP=α+β1LnBank+β2LnStock+β3LnInsure+ρW_LnGDP+ε
其中W為n×n階空間權重矩陣，Wij表示了空間鄰接關系，W_LnGDP表示空間滯后因變量，ρ表示空間自回歸系數，該估值反映了空間相關性的方向和大小。
當被模型的解釋變量忽略的變量傳遞了空間相關時，可以假定空間相關是通過誤差過程產生的。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空間誤差回歸模型為：
LnGDP=α+β1LnBank+β2LnStock+β3LnInsure+λLnW_μ+ε
其中λ表示空間誤差自相關系數，用來描述回歸殘差之間的空間相關的強度，W*μ表示空間滯后誤差項。
根據模型及其轉變，將搜集到的數據利用極大似然法對包含了空間滯后項以及空間誤差項的SAR和SEM模型進行回歸后的結果顯示，空間系數ρ和λ在統計上均高度顯著，這更進一步證實了空間相關性的存在。通過對SDM模型結果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通過地理空間機制對我國經濟的增長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同時銀行業的作用是最大的，這和我國金融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較為符合。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金融資源調配目前很大程度上還是通過銀行業來實現，證券業、保險業的經濟調節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對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空間計量分析后發現，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的空間相關性，但是金融業發展的空間輻射能力有限，并且金融業中的空間相關性主要表現在銀行業中，我國的政策體制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金融業發展的輻射作用的有效發揮。
地區間金融發展的合作如果想要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局面，需要消除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割據局面。政府應對相關的規章制度、行政法規進行調整和修改，從制度上解決區域割據局面。另外各地方政府之間也應加強交流與合作，制定一些雙邊或多邊協議，通過市場和利益補償等機制，達到雙贏的局面。只有消除了體制障礙后市場的力量才能有效推動區域間經濟的分工與合作，加快區域間金融資源的流動，促進區域金融中心得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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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她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又經歷了內憂外患,國家動蕩不安和天災人禍的頻繁侵襲,在貧弱的基礎上,走出了工業化面向現代文明的道路。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回想三十年前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已不可同日而語,國民生產總值翻了數十倍,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各城市的基礎建設也達到世界水平,中國上海更是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統計資料顯示,1978 年我國GDP 總量僅為3624 億元人民幣,1986 年上升到1 萬億元的水平(當年價格),1991 年又上升到2 萬億元的水平(當年價格)。隨后,每年平均增加1萬多億元,到2007 年,我國GDP 總量已達到24.9萬億元(當年價格)。扣除價格因素,按不變價格,2 0 0 7 年G D P 總量為54331 億元,比1978 年增長14 倍,在29年中,年均增長9.8%。其繁榮程度令世界震驚,中國的發展已經不能單純用震撼來形容,而是世界的一個奇跡。就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引起世界的經濟的蕭條時,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復蘇中表現出的實力與貢獻,令世界各國感到欽佩。這一切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鑒證。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存在不足的一面,具體表現為發展程度和發展速度的不同,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從而金融發展也不平衡。而金融發展的不平衡也導致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的的差異。為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建立兩者的相關模型,并通過實例來研究使兩者之間的關系更加明晰的。
金融的發展主要包括金融總量的增長,如金融資產的發展、金融機構的發展、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金融結構的改善和優化。而經濟的增長則體現在實體經濟的提高,如可持續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生產技術的進步以及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體制的完善等。縱觀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金融占了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迅速的國家,經濟也大都發展迅速。因而,兩者之間大致平行。無疑,金融發展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并且對現代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所以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本文著重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及作用力度多大,以及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金融增益等作為研究對象,主要闡述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經濟金融質量。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從現有的理論觀點看,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存在五種可能: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沒有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有顯著的影響。兩者之間存在的很強的相關關系僅僅是巧合,經濟增長的同時,金融機構同樣增長,但是兩者各自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上述觀點忽視制度問題,為多數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持有。
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即經濟的增長帶來金融機構的發展變化,促進金融市場的建立。這一觀點可稱為金融發展的因應需求論(Demand-Drive)。對資本的需求即包括短期也包括長期不斷增加,能夠籌集資金用于經濟發展的金融機構應運而生。金融體系的兩個基本功能是將儲蓄者和投資者匯合在一起為投資資金找到最合適的投資項目。現代的金融體系之所以復雜是因為為實現這兩個基本功能,不同的條件下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上述觀點為現代制度學派經濟學家所持有。
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也就是說,因果關系的方向是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當然,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之一。金融發展既可能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也可能是必要條件。這兩種觀點在最近的研究中都不少見。(1)充分條件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經濟史和理論上的分析都表明,金融體系不完善是阻礙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大多數研究發達國家金融發展問題的經濟史學家都持這一觀點。(2)必要條件金融發展推動經濟增長。假定沒有其他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金融體系就能產生持續的高增長。本觀點由熊彼特提出,支持者包括一些貨幣學派經濟學家。
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障礙。這里因果關系的方向仍然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但是重點關注的則是由于金融領域的泡沫和貨幣危機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這種觀點認為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銀行股票市場和國際資本流動方面的沖擊都可能導致金融危機。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包括凱恩斯(Keynes 1936)、戴蒙德(Diamond和Dybvig 1983)和克魯格曼(Krugman 1998)。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關系。既有理論分析表明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也有理論分析表明經濟增長引起金融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接受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關系這一觀點。根據不同的假設,不同的理論得到了以上不同的結論, 因此,需要通過實證檢驗來驗證那種結論更符合實際情況。
三、 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統計描述
通過1994到2008年的GDP總值Y和存貸款余額F的數據,作出下圖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橫軸是年份,縱軸代表了Y與F的變化趨勢
很明顯,90年代以來,我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都非常迅速,并且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金融也在發展,初步假設這兩者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四、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1.指標的選取以及數據的來源、處理
本文通過建立GDP,就業人數,資本以及銀行系統的發展等四個指標來衡量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選取每年GDP來衡量經濟增長, 用Y表示;就業人數用L來表示;選取存貸款余額之和來衡量銀行系統的發展,用F表示;選取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K來表示資本存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國際統計年鑒》
2.指標的檢驗和模型的建立
根據前人的研究分析以及經濟理論的定性分析,本文共選擇了國民生產總值Y、就業人數L、存貸款余額之和F、固定資產投資總額K四個指標作為研究對象。首先我們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型方程著手:
表示綜合要素,以下用存貸款余額之和F來替代
則:
對兩邊取自然對數,得到:
相關系數分別表示資本、勞動及金融發展產出的彈性,常數h用來反映Hicks中性技術進步可能的生產率。
在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本文運用了協整理論對它們進行分析,因為大多數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可能是非平穩的,若直接對其進行回歸分析,很可能會產生“偽回歸”現象,即兩個毫無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很可能會得到一個“顯著”的線性回歸模型,影響模型解釋力。協整理論從分析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入手,把時間序列分析中短期動態模型和長期均衡模型的優點結合在一起,為非平穩時間序列的能否建立有效回歸模型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法。
3.變量的平穩性檢查
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前先對其進行平穩性檢查,只有變量在一階平穩的條件下才能進行協整分析。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查方法檢查變量的平穩性,選取GDP作為經濟總量指標,分別研究它與就業人口,金融發展水平,和資本總量的協整關系。分別對的數據取對數,記為,應用ADF檢查方法對其進行單位根檢查,檢查結果為:
表2 中國各變量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表示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顯著性水平為1%的臨界值, 表示一階差分,檢驗由Eviews6.0軟件完成
由表2可知,所有變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穩的,而把他們進行一階差分后,剔除不平穩的現象,在顯著水平為5%的情況可都變成平穩的,即都是一階平穩序列。若直接對這些原始變量做線性回歸,都可能產生“偽回歸”,得到虛假的理論。而探討非平穩變量間的均衡關系恰好是協整分析的優勢所在。
4.協整分析
如果涉及到的變量都是一階差分平穩的,且這些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稱這些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它反映了所研究變量之間存在的一種長期穩定的關系。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也是判斷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是真實回歸還是虛假回歸的有效方法。
協整檢驗有兩種主要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的兩階段回歸分析法,二是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基于VAR的協整系統檢驗。前一種方法一個缺點就是在小樣本下,參數估計的誤差相當嚴重,并且當變量超過兩個以上時,變量間可能存在多個協整關系,無法找到所有可能的協整方向,其分析結果不易解釋。Johansen(1988,1991)針對上述問題提出極大似然估計(MLE)法。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的兩階段回歸分析法方法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
前面已經檢驗了都是一階平穩的,由此可以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
表3 的EG檢驗結果
注: 表示檢驗所用模型,分別表示常數項,趨勢項,滯后階數
通過表3,從長期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國民生產總值Y與存貸款余額之和F、固定資產投資K、就業人數L有關。且F、K、L的系數皆為正,即Y與F、K、L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當存貸款余額,固定資產投資,就業人數增長的時候,國民生產總值也增長,即當金融發展的時候,經濟也增長。
表4 的EG檢驗結果
注:括號的數值為t統計值
通過表4,從短期來看,國民生產總值Y與存貸款余額之和F無關,與就業人數L無關,與固定資產投資K有關。
經過上述分析可知,Y與F、K、L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即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是長期的正相關的。再對中國各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5.回歸分析
中國各變量的回歸方程:
運用計量軟件Eviews3.0對包含了金融發展測量指標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進行估算,從回歸的結果來看, 值的判斷及方程的顯著性F均表明回歸方程整體顯著,從系數的顯著性檢驗t值來看,t值均顯著。從回歸方程來看,很明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
五、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中國近十幾年來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本文采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分別選取了GDP,,存貸款余額,固定資產投資及勞動人數等四個變量,用Eviews3.0,Eviews6.0計量經濟學軟件進行研究,又通過ADF檢驗平穩性,應用Engle和Granger的兩階段回歸分析法進行協整分析,最后的出的回歸方程。從回歸結果來分析,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較顯著。
2.金融發展是一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本文提供了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正相關的實證。自80年代以來,中國國內的金融領域不斷的發展,同時經濟增長的也分外喜人。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政策是國內經濟增長的理性選擇。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金融風險正風起云涌的今天,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這一論題同樣面臨新的挑戰,那么,隨著金融過度發展帶來的金融風險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周期重要因素,不僅要增強各國之間的金融交易往來,更要借鑒發達國家發展金融市場的經驗,來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
通過本文的分析,金融發展會影響經濟增長,且因素是多方面的,簡言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在當前全新的客觀現實條件下,蘊藏著廣闊的潛在研究空間。顯見,中國在制定經濟增長政策的決議上要正確認識到金融發展所帶來的發展空間。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金融體系制度,一個國家金融體系完善與否,及效率高低,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其次我們不應該將重點僅僅放在單純通過進一步自由化措施或增加金融服務來鼓勵金融發展并進而提高經濟增長,而且, 中國也應該將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等方面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換句話說,在目前階段,中國在通過金融擴張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的規模同時,也應該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內在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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