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戰略規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公司戰略規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引言

當人類步入21世紀時,企業的經濟管理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管理會計研究的焦點從企業內部挖潛(成本、預算、控制)逐漸地轉移到對企業外部競爭環境的分析上,這一變化促使管理會計發展到戰略管理會計階段。戰略管理會計的形成即是以企業生存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強為背景的,其特別關注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注重對競爭對手的分析,強調非財務信息的利用。然而企業外部環境是變幻莫測的,其信息(包括財務和非財務的信息)數量龐大,信息結構(半結構化數據、多維數據)復雜,信息傳遞的知識多是隱含的,這些特點決定了應用原有的技術分析方法(如差量分析、比率分析等)無法實現戰略管理會計的思想,在實施戰略管理會計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技術分析上的障礙。

數據挖掘是近年來信息爆炸推動下的新興產物,是從海量數據中提取有用知識的熱門技術,其具有集成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的特征,在信息的深入加工、充分利用方面具有獨到且強大的功能。數據挖掘恰恰適合于處理上述戰略管理會計的環境信息,善于對那種數據海量、模式未知、結構復雜、知識隱含的信息的獲得和利用,因此數據挖掘能夠解決戰略管理會計實施中的一些技術障礙問題,其必將成為戰略管理會計實施的有力技術支持。

一、數據挖掘及其實施流程

(一)數據挖掘的概念和功能

數據挖掘是一個面向應用的,能夠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聲的、模糊的、在隨機的實際應用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潛在有用的信息或知識的技術,提取的知識表示為概念、規律、模式或規則。數據挖掘具有知識發現的功能:能夠發現廣義知識,并進行概念描述;能夠發現關聯知識,并進行關聯分析;能夠發現類知識,并進行分類或聚類;能夠發現預測型知識,并進行趨勢預測;能夠發現特異型知識,并進行偏差檢測。

(二)數據挖掘的實施流程

數據挖掘是一個反復的過程,通常包含以下幾個相互聯系的步驟:1.問題定義與主題分析;2.數據準備;3.建立模型;4.模型評估;5.結果表達與實施。

結合戰略管理會計的應用領域,其具體流程如圖1所示。

二、數據挖掘在AB公司的應用

本文以AB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背景進行實證研究,通過此實例探討企業實施數據挖掘的具體步驟及方法。

(一)主題確定

美國哈佛工商管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認為企業最關心的應該是它所處行業中的競爭強度。戰略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其超越了會計主體的限制,可以在與競爭對手對比的基礎上提供比較性的管理會計信息。在信息經濟的形態下,利用數據挖掘能夠將大量看似無關的數據關聯起來,發現其中的規則和知識,幫助企業判斷其競爭能力和強度。

AB公司是化工行業內的上市公司。上市十年來,公司規模不斷擴大。行業內日益激烈的競爭,使高層管理者更加關注公司在行業內的競爭地位,因此本次實證研究將數據挖掘的主題定義為對AB公司行業競爭能力的分析;挖掘任務確定為利用關聯規則算法挖掘各項財務指標與企業競爭能力的內在聯系,分析和研究財務指標與企業競爭能力之間的關聯關系。如果兩項或多項屬性之間存在關聯關系,利用關聯算法,其中一項的屬性值就可以依據其他屬性值進行預測。因此,可以依據關聯規則的挖掘結果,通過財務指標確定AB公司在其化工行業內的相對競爭地位,評價其競爭能力。

(二)算法原理及工具軟件選擇

1.關聯規則算法的原理。關聯規則是數據挖掘的一種主要形式,最早產生于發現超市交易數據庫中隱含的模式。關聯規則是尋找在同一事件中出現不同項的相關性。

關聯規則挖掘可形式化地定義為:設I={i1,i2,...,im}為項的集合(稱作項集),D為全體事件的集合,每個事件T有唯一的TID標識。若項集X?哿T時,稱T包含X。關聯規則的形式是X?圯Y,其中X?哿T,Y?哿T,且X∩Y=Φ,稱X為規則的前件,Y為規則的后件,規則的支持度和可信度是關聯規則的重要概念。

支持度Support(X?圯Y)=P(X∪Y)。

可信度Confidence(X?圯Y)=P(Y/X)。

在挖掘過程中,同時滿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的規則稱作強規則。

期望可信度(Expected Confidence),是在全體事件集中,所關注的項集出現的概率,即P(Y)。

挖掘得到的規則未必都是有用的規則,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可能是錯誤的,還要通過規則的興趣度(Interestingness)來判斷規則的有效性、新穎性和可靠性。支持度和可信度是興趣度客觀度量的基本框架,應用最廣泛。支持度衡量了規則的重要性。支持度越高,說明規則越重要。可信度衡量了規則的準確度、真實度。如果一條規則可信度較低,那么這條規則沒有任何意義。當關聯規則的可信度很高,支持度卻很低時,說明這條規則實用的機會很小,因此也不重要。應用這兩個指標,可以過濾掉一些無趣的規則,但是仍然會產生一些對用戶而言不感興趣的規則。作用度Lift(X?圯Y)=P(Y/X)/P(Y)的引入,避免了強規則對用戶的誤導作用,它是規則的可信度與規則的期望可信度的比值,反映了前件對后件之間的關聯影響的強度。作用度等于1,說明前件對后件沒有影響,這條規則就失去了關聯的意義了。所以,作用度一般得大于1,說明前件的出現對后件的出現有促進作用,而且值越大說明前件對后件的影響程度越高。

對關聯規則的客觀度量,還可以有多個角度。比如正確率和覆蓋率。正確率越高說明規則越可靠。覆蓋率高說明規則應用頻率較高。

2.工具軟件的選擇。Magnum Opus是一個專門用來挖掘關聯規則的工具軟件,本研究將其3.0版本作為挖掘的工具。

(三)數據預處理

1.數據選取。由于AB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將研究范圍鎖定為化工行業內的上市公司,財務指標數據選自于海生證券的大福星行情分析系統。參考中國化工企業管理協會2009年中國化工企業500強名單,最終確定了80家(考慮了選取數據的特征覆蓋面問題)化工行業上市公司,將其2008年度的數據作為分析樣本。

2.數據清理。由于上市公司會計報表屬于強制性公開披露的內容,因此,數據質量較好,錯誤及缺失數據較少,數據清理工作在此也就意義不大。

3.數據歸約。上市公司財務指標比較繁多,并且很多指標彼此相關、信息重疊,因此,有必要從諸多的財務指標中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指標,以降低維數。具體方法可結合定性判斷采用統計分析方法中的顯著性檢驗法(T檢驗)或正態分布檢驗,本研究借鑒了楊兵及劉洪等的研究成果,篩選出表1所列的10個變量。

4.數據變換。對于個別數值變量,需要將其數值進行變換,轉換為類別變量,變換方法較多,本研究選擇比較簡單的方法,即基于數值間的距離進行轉換,如,上市年限1-[0,4],2-[5,8],3-[9,12],4

-[13,16];競爭力水平評分也做類似的轉換,c-[0,49],e-[50,64],r-[65,79],a-[80,100]。

(四)實施挖掘及結果分析

經過預處理之后的數據,便可借助數據挖掘工具Magnum Opus來挖掘關聯規則。按照軟件讀入文件的格式,創建了變量名文件和數據文件,圖2是數據裝載后的挖掘界面。

首先,需要設定挖掘閾值來挖掘關聯規則。在一些實際測試中,針對一個特定的數據集,支持度0.02%的變動,使得規則的數量相差兩個數量級(以百倍變化)。因此支持度閾值的設定,對規則的數量影響很大。如果支持度取值過小,那么會產生大量無用的規則,不但影響執行效率、浪費系統資源,而且可能把目標埋沒;如果取值過大,則又有可能找不到規則,與知識失之交臂。為了找出支持度對規則數量的影響,應固定其他指標閾值,將最小可信度設為0,將作用度設為1,此時最小支持度的變化對規則數量的影響如圖3所示。圖3顯示了支持度的改變對規則數量產生的影響。由圖3可知,當最小支持度設為0.1時,對規則數量的影響是最大的,因此,本研究選擇了最小支持度為0.1。其他閾值也是通過多次調整進行挖掘來選擇,最終確定最小可信度為0.2,最小作用度為1.2。

圖4顯示了挖掘結果的輸出。

將競爭力水平變量設為后件,其他變量設為前件,經過多次不斷對閾值的修改,得出了較為理想的結果,表2列出了其中幾條規則。

各條規則說明了前件(各項財務指標的取值)發生時,企業在化工行業內競爭力水平為a(絕對競爭優勢)、r(相對競爭優勢)、e(無競爭優勢)、c(危機)的可能性。

根據挖掘得到的規則,通過計算AB公司2008年度的各項財務指標,初步確定該公司在化工行業內處于相對競爭優勢地位。

三、實證研究結論

利用數據挖掘工具找到了滿足條件的關聯規則,但工具本身不能判定關聯規則的實際意義,這需要根據企業的實際背景,依據豐富的業務經驗及在對數據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去判定關聯規則的價值,解釋規則的實際意義。在發現的關聯規則中,經常存在著可能有兩個主觀上認為沒有多大關系的項,但其關聯規則支持度和可信度卻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根據業務知識、經驗,從各個角度去判斷這是一個偶然現象還是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反之,可能有主觀上認為關系密切的項,結果卻顯示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不強。所以,挖掘規則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是要理解規則。只有很好地理解關聯規則,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發揮關聯規則的作用。

通過對這些財務數據進行挖掘,得到了一些有用的關聯規則。這些規則可以為企業的管理實踐提供一個依據。企業在實踐中,可以參照挖掘出來的這些規則。但挖掘出來的關聯規則能否真正有用,必須在實踐中應用并經受實踐的檢驗,所以需要對這些規則繼續進行研究,結合企業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分析,這樣才能使這些規則成為真正有用的知識。

數據分析和挖掘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通過關聯規則的挖掘,找出隱含的對企業有用的知識,指導企業實踐,從而有效地提升企業決策質量,使企業獲得重要的競爭優勢。

數據挖掘是一個互動循環的過程,數據挖掘并非生長在真空中,在應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應用領域人員不斷進行專業指導,從而避免挖掘技術偏離應用領域。另外,不能只關注數據挖掘的最終結果,數據挖掘過程中生成的信息同樣重要,在挖掘過程中不斷加深對數據的了解和認識,發現未知的信息和趨勢,這也是數據挖掘的意義所在。

【主要參考文獻】

[1] 余緒纓.現代管理會計新發展的主要特點[J].財會通訊,2004(3):28-29.

[2] R.格羅思.數據挖掘――構筑企業競爭優勢[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1(7).

[3] 華廣穎.數據挖掘在企業運作策略中的應用研究[D].天津大學碩士論文,2004(16).

篇（2）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零售商如何打敗了行業巨頭――西爾斯、J?C?潘尼和K-Mart？特德?藤訥怎樣用美國有線的名義從CBS、NBC和ABC那里奪走了市場？豐田怎樣白手起家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制造商？柯瑞格?馬考怎樣在短短的五年內建立了一個能以130億美元價格賣給AT&T的公司？邁克?戴爾怎樣從康柏和IBM那里奪得計算機市場？美國西南航空怎樣在巨人如林的航空業中站立起來？所有這些公司都沒有模仿他們競爭者的戰略，相反他們都建立了一個改變游戲規則的戰略。

世界級企業戰略方法是如何進行運籌的呢？

改變游戲規則

豐田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汽車制造商，主要是因為它能將競爭引向對自己有利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豐田汽車的創始人豐田先生來到美國參觀美國汽車業的最大企業――福特和通用汽車是怎樣制造汽車的。他發現了亨利?福特在20世紀初提出的批量生產系統，他所設計的這個系統是在一條生產線上持續生產出同樣型號的汽車來，目的是將整個裝配過程分解成快速、重復的動作，降低成本，使汽車成為大眾買得起的汽車。這個系統需要大量的訂單方能節約成本。福特最成功的車型是T型，亨利?福特對此有句著名的哲言：“只要汽車的顏色是黑色的，你就能夠得到你想要的汽車。”

豐田先生參觀美國汽車企業后發現，日本市場不可能像美國市場那么大，也就是說批量生產是行不通的。然后他開始設計自己的生產系統，終于誕生了有名的豐田生產系統。許多日本公司紛紛模仿，其數量幾乎與模仿福特生產系統的美國公司一樣多。

與福特生產系統不一樣，豐田系統不采用耗時及增加費用就能夠在同一生產線上生產不同型號的汽車。豐田總裁找到了改變游戲規則的對策，這一戰略是豐田常勝不敗的原因。

邁克?戴爾在短短的幾年內就通過改變游戲規則創建了計算機王國。他不是通過零售商店銷售計算機，這個富有創造力的得克薩斯人決定運用直銷方式，用量體裁衣的方法銷售計算機。結果公司一躍成為擁有幾十億美元的公司，人均收入最高，人均庫存最低，資金回報最高，股票價格跳躍式上升。

20世紀60年代末，薩姆?沃爾頓決定改變零售業的規則。在阿肯色州本頓維爾的小鎮，他開設了他的第一家百貨店，許諾“每日低價”。這個商店是如此成功，他在方圓50英里內又迅速開設了其他九家商店。為了保證十家商店的運轉，他在中心位置設立了一個倉庫。為了確保他的分銷系統比其他零售商效率更高，沃爾頓在當時還處于嬰兒時期的信息技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投資。沃爾頓在全國許多小鎮建立了這個分銷系統，使當時零售業的三大巨頭――西爾斯、K-Mart以及J?C?潘尼敗在腳下。沃爾瑪在三大巨頭互相模仿時，改變了游戲規則，快速地超過了這三大巨頭。

制定新戰略

特德?藤訥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廣播行業，他一直觀察三個大公司――ABC、CBS和NBC，這三家公司30年來一直不分上下。三家公司的方針相似，三家公司每年都做音樂節目，并決定哪家的占有率比20%多一點。藤訥決定另辟蹊徑，取代傳統的廣播形式。他選擇了有線和衛星廣播。他不是什么節目都做，他的節目全部都是新聞。他的節目也不是只在國內播出，而是走向了世界。在過去的10～12年里特德?藤訥賺了幾十億美元！

航空業原來一直是美國航空、美國聯合航空和戴爾塔的天下。直到西南航空出現，才完全改變了這種局面。大多數公司采用的是“輻射”性戰略，而西南航空采用的是“集中”性戰略。其他航空公司利用不同的機型，而西南航空只運用一種機型。其他公司在復雜的訂票系統上投了不少錢，而西南航空一個子兒也沒投。結果，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

專注于自己的競爭區域

當美國在線買下網景的消息宣布的時候，許多分析家不明白美國在線的目的何在。很快大家就知道了總裁史蒂夫?凱斯的動機，他是想通過專注于有利于自己的競爭區域來削弱微軟的影響。

首席執行官羅伯特?皮特曼那時說道，加上太陽微系統，這三巨頭都有能力為客戶提供端對端的服務。換句話來說，只有美國在線、太陽微系統、網景三巨頭才有能力使公司集軟件、硬件和互聯網業務于一身，從原始的銷售記錄到生產計劃，到分配中心，到發票，到應付賬、應收賬。競爭對微軟的影響要大于法庭的影響。

PressPoint是最早企圖改變的公司。許多年來全世界的報紙已經感受到了來自電子業的致命打擊，為了保護自己，他們為訂戶提供電子廣告欄，也算是一點兒挽救了。

PressPoint公司正在進行一項可能吸引旅行愛好者的特別計劃，它不是向這些旅行愛好者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而是向他們提供其家鄉的電子新聞。簽約之后，每一個申請者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夠得到家鄉的消息。公司的總裁蘭斯?普瑞米斯，將成為第一個電子報紙的老板。

制定清晰明確的戰略

1980年，施樂占有世界復印機市場份額的96%。1985年它只有13%了。原因在哪里？因為佳能進入市場，從根本上扭轉了不利的局面。佳能并不提供大型機器，其重點放在小型復印機上。它不是通過推銷員，而是運用分銷商進行銷售。佳能并不出租機器，只是采用直接銷售。它讓施樂花了五年時間創建分銷系統，七年時間從機器租賃中退出來。

如果你突然對競爭對手改變規則，他們也會一時束手無策。為了實施他們的戰略，你的競爭對手要有一套組織、一定的過程和系統、一定的技能和一定的方式運行企業所需的輔助系統。

篇（3）

[中圖分類號] F24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08－0064－02

[作者簡介] 蘇方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講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廣東 深圳 518060)

一、模塊時代已經來臨

隨著信息經濟的蓬勃發展，模塊競爭逐漸成為主要的競爭方式，有經濟學家提出模塊時代的來臨（青木昌彥和安藤晴彥，2003；Baldwin ＆ Clark，1997）。模塊是“半自律性的子系統，通過和其他同樣的子系統按照一定規則相互聯系而構成的更加復雜的系統或過程”（青木昌彥，2003）。模塊化是通過每個可以獨立設計的，并且能夠發揮整體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統來構筑復雜的產品或業務的過程（Baldwin ＆ Clark，1997）。模塊化就是將系統或整體分解成模塊和將模塊整合成系統的動態過程。事實上，模塊化并非近幾年才出現的新現象。例如，在汽車生產過程中，早已經采用模塊生產方式，各個零部件常常是獨立模塊，由各個獨立企業各自生產，最后再運到一起組裝。在電腦產業，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IBM公司就采用了模塊化設計技術取得了生意上的極大成功。IBM公司利用模塊化設計僅保留了中央處理器模塊，設計了其他不同模塊能夠互相互聯的明確的設計規則。這樣在較短的時間內它就整合了多家軟硬件公司的資源，向市場推出了成本較低、性能卓越的電腦產品，奠定了其在電腦市場上的霸主地位。在重大產業升級過程中，模塊化有利于產業快速整合資源、壓縮研發時間和盡快占領市場等優勢。傳統的單兵作戰的競爭方式在許多高科技競爭領域已經不適合了，模塊時代已經來臨。那么，誰將會是模塊時代的贏家呢？是那些遵循和善用模塊競爭規則的企業。

二、模塊時代的模塊競爭規則

鮑德溫和克拉克（Baldwin ＆ Clark， 2002）將模塊化的設計規則分為“看得見的設計規則”和“看不見的設計規則”。“看得見的設計規則”是由模塊規劃者設計的規則，形式主要有結構、界面和標準三種。模塊的規劃者是負責將系統劃分為模塊，再將模塊整合成系統的設計規則。“看得見的設計規則”是需要各模塊參與者必須共同遵守的明確規則。“看不見的設計規則”是各模塊在內部開發時自己模塊的設計規則，是“隱性規則”。傳統的競爭規則比較適合外部環境穩定的企業，企業通過精細的戰略分析、規劃和實施來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企業要想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和獲利，必須研發出最優的技術和生產出質量最好的產品。相對而言，模塊時代里最終取勝的并不必然是最優的產品和提供最優產品的企業。只有遵循和善用模塊競爭規則的企業，才能夠贏得模塊時代商業競爭的勝利。模塊競爭規則有盡快的占領市場、獲得強大的用戶安裝基礎、鎖定顧客、利用正反饋擴大優勢、采用柔性的競爭戰略等，其中主要的規則有：

1．高不確定性。未來技術的發展不確定非常高，有時甚至不知道最優的技術路徑是哪一條，傳統的預測工具和模型往往會失效。而市場上的一些小事件或企業的某些策略行為經過系統放大后可能逆轉整個形勢的狀態。在模塊競爭中，“蝴蝶效應”的現象并不鮮見。技術研發過程中持續嘗試和不同技術方向的小試驗往往可能成為決定整個競爭的關鍵點。為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系統的同一個模塊可能有多家廠商參與研發或生產，以便為整體系統提供多種可能的技術選擇。高不確定性既蘊含大量機會，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2．柔性的戰略規劃。正由于模塊時代的競爭，未來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模塊的規劃者而言，其管理者對技術方向的洞察力和使其他廠商接受并加入其劃分的模塊系統就顯得至關重要。除了如IBM的三位天才設計師在設計360系統電腦時一樣，一次就洞察技術的先機，抓住要害之外，更一般的管理方法是進行柔性的戰略規劃，保留技術研發的基本原則，留下更多的空間給技術人員進行實驗，隨時注意市場的新技術和本模塊內的新發現，及時調整戰略策略。

3．速度競爭。模塊時代的模塊競爭的眾多實例顯示了最終贏得模塊競爭的勝利者并不一定是技術最優者。例如，“阿波羅”公司獨自研發獨特的操作系統和網絡管理系統，直接導致其在與太陽微系統公司的競爭中失利。相反，在模塊時代成功的企業時常很好地利用了模塊化策略，如太陽微系統公司在開發工作站時，利用模塊化策略，采用現成的軟硬件資源和簡單的結構，迅速地將產品推向市場，同時因較少的研發投入，也使其產品有定價優勢。在模塊時代的速度競爭，對企業的經營成敗往往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

4．贏家通吃。在模塊時代，大到整個系統，小到模塊，競爭的最后結果往往只有一個贏家，“贏家通吃”的情況經常發生。因此，青木昌彥所指出的模塊競爭是一場“淘汰賽”。雖然競爭特別激烈和殘酷，最后往往只有一個贏家，但是因為贏家常常可以獨享市場蛋糕，獲得巨大的超額回報，所以吸引眾多企業參與到模塊競爭中來。

模塊時代，“游戲規則”已經改變（見表1）。模塊競爭規則使商業競爭白熱化，競爭非常激烈和殘酷。但是，競爭的最終贏家利潤極其豐厚。在模塊時代，傳統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無法充分調動員工高昂的工作熱情、非凡的創造力和強烈的進取心，無法使員工面臨巨大壓力，無法有效地集中所有員工的智慧于模塊競爭。因此，為了適應模塊時代的模塊競爭規則，我們需要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三、模塊時代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模塊時代的“摩爾定律”始終在發揮作用。英特爾公司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提出著名的“摩爾定律”：計算機芯片的性能每18個月增加1倍，而制造成本也會相應減少。這就決定模塊時代需要極富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的人才，人力資源管理需要新模式，才能保證企業在模塊競爭中占領先機，成為“淘汰賽”的最終贏家。與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對比，模塊時代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高承諾的人力資源戰略。傳統產業發展穩定，成本和效率常常是企業在競爭中獲勝的關鍵，所以企業通過采用高控制的人力資源戰略可以獲得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效率。但是，高控制的人力資源戰略往往不適合模塊時代的競爭。因為在模塊時代的競爭中，成本和效率雖然也是非常關鍵的要素，但企業競爭的成敗主要取決于創新能力和創新速度。這就需要全體員工進行通力合作和發揚創新精神，顯然采用高控制的人力資源戰略是無法激發員工的創新精神。因此，在模塊時代的競爭中企業需要采用高承諾的人力資源戰略。高承諾的人力資源戰略意味著企業對于員工的高期望和高度認同感。人力資源管理中的“皮格馬利翁”效應在競爭激烈的模塊時代尤其重要。

2．自由靈活的工作形式。傳統產業的競爭格局基本穩定，企業競爭力主要取決于如何更有效的生產和交易。事先規定的工作形式、內容和范圍等有利于節約管理協調的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穩定的質量。比較而言，因為模塊競爭的技術方向和路徑的高不確定性，所以傳統的嚴格限定員工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形式將會打擊員工進行各種試驗的積極性，不利于員工的持續創新，不利于企業競爭能力的培育和對技術與市場新機會的把握。模塊時代的人力資源管理需要新的自由靈活的工作形式，員工可以在遵守“看得見的設計規則”前提下，開展各種各樣的試驗。

3．外部市場考核。所有模塊的最終結果要由外部市場來決定，一個模塊最終勝出是整個競爭的終極評價方式。因此，要求模塊內所有成員精誠合作，協調一致，共謀決賽的勝利。任何內耗、不信任等對模塊內部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都是非常大的傷害。

4．雇員持股和股權激勵為主。在模塊競爭的獎勵和激勵機制中，最吸引技術人員的就是獲得超額的風險收入。在模塊時代，流傳許多因模塊競爭最終獲勝而成功上市或被其他大公司收購的一夜暴富故事。高工資、股票期權、有挑戰性的項目等成為吸引員工持續努力、熱情高漲工作的重要動力，減少員工流失的有效方法。特別是豐厚的股票期權計劃將員工的長期利益和企業的未來利益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所以也是類似硅谷的高新技術地區通常使用的激勵工具（薩克森寧，2000）。

5．嚴格招聘但不拘一格選人才。傳統的更多針對資歷和知識的招聘測試方式，無法幫助公司招攬優秀的創新型獨特人才。創新精神、對技術的癡迷程度、不同背景和工作經歷成為模塊時代招聘人才需要具備的重要素質，在人才甄選中資歷、學歷等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了許多。模塊成員需要有技術專長、愿意積極試驗、有不達成功決不罷休精神的“技術瘋子”。而有洞察力的模塊領導者，需要對于技術的方向和顧客的市場需求偏好有本能的敏銳嗅覺（柯茲納，1973）。在模塊時代中，企業可能需要嚴格把握招聘流程，但同時需要采用不拘一格選用人才的標準。

6．廣泛的培訓和靈活的技能開發方式。模塊競爭中員工的能力和知識是研發成功的保證。因此，廣泛的培訓和靈活的技能開發方式在許多模塊中非常多見。通過廣泛的培訓和靈活的技能開發方式，企業員工可以學習和掌握不同領域的知識和多種技能，有利于員工在工作過程中的創新。各模塊除了有豐富的培訓課程等正式培訓項目以外，利用模塊內部和外部的社會網絡進行知識的傳遞和共享等非正式人力資源開發方式也非常普遍。各種非正式的交流和社會網絡促進知識的流動和創新的不斷涌現。

參考文獻：

[1] Baldwin ＆ Clark． Managing an Age of Modular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 Vol75， (9／10)．

[2]青木昌彥，安藤晴彥．模塊時代：新產業結構的本質[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

篇（4）

打造更多的

強勢競爭力企業

韓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一舉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很大程度歸功于推行企業集團化戰略。韓國政府采取種種財政、信貸、貿易等優惠措施，大力扶植了三星、現代、LG等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從而拉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企業競爭已開始從規模、質量、服務、品牌競爭進一步轉向戰略競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支持大企業發展是各國政府參與全球競爭的戰略選擇。

我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僅為15家，而且多為政府組建，市場壟斷較強的國有企業。而反觀500強前10名的企業，一半是制造業企業，其中，排名第一的沃爾瑪為零售業企業。我國大企業主要是靠行政手段產生，市場競爭力差，這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有著本質的不同。

我們需要來自更多領域，更具市場競爭力的企業殺入世界500強。而這些企業的來源，關鍵在于我們的脊梁企業。因為在他們身上，能找出更多的世界500強企業的基因。而對于政府來說，必須承擔起國家戰略支持的責任，從脊梁企業中孵化出更多的“國家英雄”，參與國際競技。

國家戰略的國際通行路徑

近年來，各國政府對大企業的支持行為更趨公開、透明，采取了政治經濟一體化運作。我們看到美國的政府與企業相擁相伴步入國際市場，國家的政府首腦往往在對外事務中公開成為大企業的代言人。

支持大企業成長的國家戰略，已成為考量一國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我們可以借鑒國際通行路徑，雖然許多我們已在實施，但仍有亟待加強的地方。

通過清晰的戰略實現對大企業發展的引導。

政府要篩選市場競爭力強、有技術創新能力的大型高新技術企業，作為落實戰略技術和產業的載體，由此成長起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美國的做法是，每兩年一次《國家關鍵技術選擇報告》，對近期和中期關鍵技術進行分析，選擇戰略技術和產業并確立相應發展政策。這既為大企業發展提供了戰略指向，也疏通了政府支持大企業的渠道，使國家的戰略投入更集中地落實到優勢企業。歐盟則是組織和推動內部成員各國首先確定戰略技術，然后把戰略技術產業化，扶持各國戰略性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和技術選擇同樣大部分落實到有優勢的大企業。韓國則制訂了國家計劃（G7計劃），引導企業發展。

加強對大企業正當利益的維護。

各國政府為了提高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在世貿規則的框架下，通常都要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及時調整經貿政策，采取適度的貿易保護措施。這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支持大企業發展的重要手段。美國是在世貿組織打官司最多的國家，而且這些訴訟多數是美國勝訴，有效保護了美國企業的利益。

以大企業為基準制定產業規則和標準。

現代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規則經濟，在競爭中誰優先掌握規則誰就掌握了競爭的主動權。因為規則和標準的制定是一個從優選擇過程，所以應當是以同行業中最優者為標準并依此來制定規則。在美國和日本，我們都能看到以優勢大企業領銜產業標準的情況。控制了標準就等于控制了市場，就會給掌握標準者帶來特殊的利益。

支持大企業研發。

各國政府競相加大支持大企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尤以美國、日本突出。美國政府科研撥款的絕大部分落實到大企業，大企業在美國企業的研究開發支出總額中所占的份額約為95%，研究開發費用最多的15家企業占了支出總額大約40%。

推動并購重組催生大企業。

政府往往通過政策誘導和法律支持等手段積極推動重組，加快了大企業成長的速度。以美國為例，從上個世紀初開始，美國先后經過了五次大的并購。美國最早的大公司都是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如美國鋼鐵公司、電話電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等。各國政府推動重組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對國有大企業進行大力度的改造。法國在1986年開始的第一次大規模私有化運動中，對12個國有集團共29家國有企業進行了非國有化改造，總資產達1200億法郎，由此產出不少的競爭力強勢企業。

基本路徑――通過政策支持大企業。

政府直接投資。由國家資本入股的企業，大多是政府急需發展的支柱產業，政府對這些企業不僅注入國家資本，而且還給予優先貸款，必要時由政府出面擔保從國外銀行獲得高額貸款。比如韓國的現代、三星、大宇等企業集團中，國家資本都曾占有一定的份額。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過去的40年里，政府投資額平均占到社會總投資額的1/5。

降低稅率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或退稅政策來支持大企業發展，是各國政府通常采取的做法。以美國為例，減稅政策是美國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1987年的里根稅制革命，全面降低了大公司所得稅率，而小公司則無緣其中。

優先提供貸款。最典型的要屬韓國，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為落實重化工業戰略，政府的經濟政策極力向大企業傾斜，約有1/3~2/3的政府貸款被用于資助大企業集團發展。此外，大集團還享有許多特權，如無償得到各種補助金。

政府采購。由于大企業具有明顯的供給優勢，所以在政府采購過程中往往處于主動地位。很多國家的大企業都是靠同政府簽訂合同，從中獲得高額預付貸款，并由政府包銷產品和承擔風險損耗。據統計，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構成中，政府采購自1952年以來一直穩定在20%~30%的水平。這些巨額采購絕大部分都是與大企業進行的。美國大企業能夠快速成長，和政府的這種支持是分不開的。

政府救助。例如，2002年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為了挽救經營危機，曾向美國政府申請新的一系列緊急財政援助。盡管最后未果，但這一行動至少說明美國政府支持大企業的這種特殊渠道是開通的。日本政府則是成立產業再生機構，幫助瀕危大企業再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政府對大企業的支持應無體制歧視

篇（5）

作為2007年12月13日中美第三次戰略經濟對話的成果之一，上述“兩規”的出臺意味著監管部門將重新啟動審批合資證券公司，證監會機構部負責人亦稱其為“促進我國證券行業對外開放和創新發展的又一重大舉措”。

根據2008年版《規則》，外資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全牌照合資路徑，不過由于現實操作的種種制約，外資的反應并不積極。目前看來，真正可行的仍然是2002開放的“老路”，即僅限于投行業務的合作。

2008版的突破

與2002年版《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比較，2008年版《規則》對2002年版《規則》中的16條做了修改，并新增了一條。

新增加的第25條稱：境外投資者可以依法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易持有上市內資證券公司股份，或者與上市內資證券公司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并經中國證監會批準持有上市內資證券公司股份，上市內資證券公司經批準的業務范圍不變；在控股股東為內資股東的前提下，上市內資證券公司不受至少有一名內資股東的持股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的限制。單個境外投資者持有（包括直接持有和間接控制）上市內資證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得超過20％；全部境外投資者持有（包括直接持有和間接控制）上市內資證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得超過25％。

這一新增條款是整個2008年版《規則》的核心，為外資入股綜合類全牌照證券公司掃清了道路。

按照規定，入股上市內資券商，該券商的業務范圍不變，這意味著上市的內資券商雖然變更為合資券商，卻不受合資券商經營范圍的限制。

根據2002年版的《規則》規定，合資券商只能經營中國國內企業IPO和外資股的經紀業務，但不能從事國內A股經紀業務和衍生品業務，入股比例也限制在三分之一以下。

2008年版《規則》的出臺，讓外資得以有渠道進入全牌照券商，但對于未上市的內資券商，外資的入股比例及經營業務范圍仍需遵循原有規定。因此，新出臺的《子公司規定》舉足輕重。

因為在事實上，未上市的內資證券公司如果要走引資之路，受“全牌照”管制之限，只能與外資成立專事投行業務的子公司。

與此同時，由于《規則》明確在控股股東為內資股東的前提下，上市內資券商的控股股東比例不受最低三分之一的限制，因此很可能出現控股股東與外資股東股權接近的情況。倘如此，則中外雙方誰將主要握有公司管理權將成為關注點。

中國證監會機構部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表示，與原規則相比，修訂后的《規則》，在外資參股內資證券公司的準入條件上更為寬松，參股渠道更為多樣、監管機制更為適當。

但目前，不少外資機構似乎難以選擇走入股上市證券公司之路。“原因是現在上市券商的價格都太高，入股成本過大，因此外資都希望能夠入股那些未上市的券商，先拿到投行牌照，之后逐步獲得其他業務牌照。”接近管理層的一位人士說。

值得注意的是，新《規則》的給中信證券與貝爾斯登的戰略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據，“新《規則》后，這兩家公司的合作應該很快獲得批準。”知情人士透露。

子公司關卡

與2008版《規則》的放寬不同，《證券公司設立子公司試行規定》的防守意味更濃。

《子公司規定》第一條即明確所有證券公司的子公司，包括與外資合資的子公司都必須遵循這一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希望設立子公司的證券公司，《子公司規定》提出了明確的條件：最近一年凈資本不低于12億元，最近12個月風險控制指標符合要求；設立子公司經營具體業務的，其最近一年經營該業務的市場占有率不低于行業中等水平。按這一條件，則至少中等規模的未上市券商方有資格與外資合資設立子公司。

接近中國證監會的人士承認，這條規定實際上是對合資的國內券商一方設立了門檻，即便只成立投行業務的合資公司，外資機構與國內未上市的小型證券公司合資將不再可能。因而外資機構通過“強弱聯盟”實現實質上的控制權的可能性隨之降低。

此前，瑞信集團已經與方正證券簽署協議，計劃成立合資公司從事投資銀行業務，而摩根士丹利也已經與華鑫證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方正證券的投行業務市場占有率是否不低于行業中等水平，尚難以準確衡量。但華鑫證券早在2005年就被證監會從保薦機構名單中去除，因此，即便重新取得保薦機構資格，要使其業務達到行業中等水平以上，亦不是短期能實現的目標。

《子公司規定》中明確，規定中所指市場占有率，是依據中國證券業協會和證券交易所公布的數據計算；行業中等水平，是指從事某項證券業務的證券公司依據該項業務指標的排名居于中位數。

與此同時，國內中型以上券商，除已經通過IPO或借殼上市外，其余多有上市計劃，外資選擇合資對象的余地并不大。

此外，《子公司規定》還禁止母子公司間相互持股。“禁止母子公司相互持股的規定堵死了外資低價入股未上市券商，之后籌劃上市獲得全牌照的道路。”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說，“想拿全牌照，就要花大價錢。”

至于利用子公司擴大經營范圍，《子公司規定》的規定也極為審慎。子公司申請擴大業務范圍必須持續經營五年以上，信譽良好，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最近12個月各項風險控制指標持續符合規定標準；具有持續盈利能力和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最近一年主要業務的市場占有率不低于行業中等水平；同時要具備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的風險管理制度和內部控制機制。

一位合資券商的負責人表示，出臺的兩個規定。既是對新進入者提出了一個標準，也是對原有合資券商給個說法。該人士所指的說法即指證券公司子公司可以申請擴大經營業務范圍。

多家外資或合資投行負責人均表示，如果能夠允許，牌照當然是多多益善，最好能擁有全牌照。

不過上述想法仍屬上述投行人士的一廂情愿，外資投行尚要考慮如何進入中國市場，而合資券商中能夠達到擴大業務范圍的條件也是寥寥無幾。

篇（6）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2-0017-07

導 言

全球戰略，是指跨國公司從全球觀點出發，利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區位比較優勢，把價值鏈上的各個環節和職能加以分散和配置，使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實行綜合一體化經營，努力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以期獲得長期、穩定的全球競爭優勢，實現最大化的全球效率。跨國公司在實施全球戰略的時候，據以考慮的是全球性的機遇、全球性的抉擇以及全球性的效果。一項全球性戰略的制定，意味著決策者不受任何民族的、國家的限制，不是簡單地、孤立地考慮某一個特殊國家的市場和資源，而是通盤考慮整個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源的分配。

然而，伴隨著“新高經濟”時代的到來，跨國企業傳統的全球戰略管理模式受到嚴重的沖擊，跨國公司在運用全球戰略時會發現，簡單的資源或原材料的全球配置已經難以取得最佳效果，全球市場份額的擴張不單純是產品的流動，而演變成以產品為載體的專利與技術標準的擴張，企業經營的復雜程度也日益提高。如何增強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如何對建立在傳統分工基礎上的全球價值鏈進行管理?如何在新全球金融環境下謀求國別競爭優勢?這些問題都是跨國公司實施全球戰略面臨的新挑戰。

模塊(Modularity)經濟理論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這一理論指出，對于那些實力雄厚的、選擇全球戰略的跨國公司來講，選擇模塊經濟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實現全球價值鏈各個模塊之間的時間同步j生，以期達到最優化價值鏈配置；二是提高模塊化價值鏈對最終顧客的反應速度，以期獲得最有價值顧客(Value Consumer)的青睞。模塊經濟理論有著傳統分工理論無法比擬的優勢，能夠處理大規模生產和個性化需求之間的矛盾。事實上，跨國公司實行全球戰略，其最終著力點在于謀求統一性、靈活性和有效性地享有資源和商品銷售全球統一調配；在于能最有效地使用資本、技術、人力和物力，達到全球一體化的效果；在于能使跨國企業比單國企業在競爭中略勝一籌。這就要求在靈活化產品設計、制造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必須選擇合理的經營范式來貫徹全球戰略。經濟學者的研究揭示了這一選擇是由其相對的組織效率決定的，例如，青木昌彥認為，如果一種組織模式存在著一套決策機制能使其產生較其他組織模式更高的預期回報，就表明這種組織模式比其他組織模式更具效率；在模塊思想主導跨國公司的產品設計、制造和整合的過程中，其核心之處是要確定系統的設計規則，并向各模塊個體進行公布和傳播，各模塊個體在此規則的指導下，獨立地開展設計、制造活動，實現模塊化整合。青木昌彥認為向模塊化發展的產業結構趨勢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從事前的設計和生產的集中控制轉向分散化的創新，同時伴隨著更加靈活、更大眾化的設計規則(產業標準)以及事后的競爭性再集中。

由此可見，基于價值鏈分析方法的模塊經濟理論是當前理論界和實業部門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模塊經濟理論作為當前國際產業價值鏈發展的一種新形式，對此加以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模塊經濟：跨國公司全球戰略新視線

跨國公司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和科技全球化極其重要的驅動力量。進入新世紀，信息技術革命和技術創新對跨國經營戰略又提供了進一步的機遇與挑戰。在競爭壓力的影響下，跨國公司面臨著內部化還是外部化、專業化還是多元化的重要選擇。把握核心競爭能力是作出正確選擇的關鍵。為此，跨國公司正積極以知識為基礎，靈活運用模塊經濟，系統整合全球市場和技術，實現全球生產網絡的轉型，實現全球戰略意圖。

跨國公司的這種新模式在全球經濟中的幾個產業中正日益普及。與以往相比，跨國公司汽車制造商在裝配工廠里所執行的職能要少得多。裝配工人們把大量獨立部件裝配起來的大組件，也就是所謂的模塊，組裝到一起。這些模塊是供應商們在外地已經預先裝配好的。在大眾汽車內部，子公司已經越過了部件制造的階段而轉向模塊和系統的組裝；模塊和系統如今是運到裝配流水線的工廠中組裝的。模塊化組裝同樣促使了將裝配工廠建在供應工廠附近，因為模塊越大，長途運輸也就越困難和昂貴，而且也更可能需要根據汽車下裝配線的順序即時運輸(Just-in-time)。這種趨勢，反過來可能也推動了地區性生產系統的形成。汽車制造商企圖控制(位于他們和最終消費者之間的)價值鏈下端，他們迫使供應商必須達到組裝者所定義的職能性目標：制造或者組裝完整的模塊，而不是單一的部件；在質量體系和生產制度的制訂過程中聽取組裝者的意見。考慮到外包所需的高額交易成本，裝配者拋棄了與大量供應商保持公平的貿易關系的方式，轉而與精挑細選過的少數供應商保持更緊密的關系。如今，模塊在到達最終裝配工程的卸貨碼頭的時候已經組裝好了，隨時可以一下線就裝配到汽車上去。這意味著，供應商的工廠里制造工人越來越多，而最終的裝配工廠里工人卻越來越少。隨著汽車制造商在裝配上做的事情越來越少，供應商做的事情越來越多。根據一項評估的結果，一輛汽車的價值中有70％包括在僅僅15個模塊中。如果模塊化的趨勢繼續下去，將來的供應商會向汽車制造者們提供整組聯系在一起的模塊，也就是所謂的模塊系統。如他們將能夠像供應一個完整的內部系統那樣供應一個由座位、內部裝飾、車頂棚、儀表板和司機座艙構成的模塊。

頂級的跨國公司供應商們買下二流的供應商，以獲得供應模塊和系統所需要的更加廣泛的能力。這之所以能成為現實，是因為模塊化在價值鏈上創造了自然的突破口，便利了供應商的一體化。然而，很大程度上模塊化同樣也能作為一個內部戰略來實現，比如，在現實經營中，模塊經濟的創始國利用自己的金融實力和物流能力，將標準使用者生產的模塊式的產品(比如在汽車、飛機和IT產業)在全球范圍內，以最短的時間實現價值鏈，并從中獲利。模塊經濟操作者強調以建立和發展產品的標準為主線，在經濟全球化中將產品分解為不同的模塊，在資源能夠最佳組合的地方從事生產和組合，這一過程體現了標準和模塊生產者之間的雙贏關系，同時也體現了標準對于模塊生產者的全方位控制。

由此可見，在當今這樣競爭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環境中，推行全球戰略(參見圖1)，就要求將各

種職能行為，不僅僅是生產，還包括研究和開發、營銷和財務等，安排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在母公司的通盤協調下，進行綜合專業化與協作化的生產經營。跨國公司以高新科技為基礎，利用自己掌握的強大信息網絡，以產品標準和全新的商業游戲規則為核心，控制、整合了全球的資源，使得產品在其最能被有效生產出來的地方，以模塊方式進行組合，最終創造出全球價值。這一生產架構中，標準和游戲規則的制訂掌握在極少數國家手中，而大多數生產者則以模塊生產的形式，實現和落實著這些標準。在這個架構中，標準和游戲規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能夠確保制訂者的根本利益，但與此同時，標準的使用和落實者，也可以通過產品模塊的生產與組合獲益，形成雙贏，這在過去是沒有的。全球戰略與模塊經濟各自的本質

跨國公司選擇運用模塊經濟，實施全球戰略，是其謀求競爭優勢最大化的必然需求，其外部驅動力就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科學技術的進步、各國對經濟干預的減少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其內部驅動力是隨著市場競爭的變化而變化的，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原則要求企業的每一個模塊化組織或模塊化簇群都要直接對市場需求的變化作出反應，而不是通過科層方式的一系列企業內部的命令對市場作出反應，從而謀求價值鏈優化，獲得最可持續的利潤。

1．適應全球價值戰略，模塊化價值鏈

全球戰略下的價值鏈選擇是多樣的，模塊化使大型設計的不同部分可以同時進行設計，因此，跨國公司為實現全球戰略，可以運用模塊經濟原理，將其價值創造體系分為一系列模塊組合體，在這種體系下，跨國公司一般不拘泥于原有的供應商和承銷商。在生產集成產品時，跨國公司可以最優選擇供應商、構建高效供應鏈，這樣，就有可能在通用的標準技術約束下，實現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成本。模塊經濟的生產不需要長期的合作關系，也就沒有必要為此而支付相應的管理成本。相反，與原有供應商合作所具有的溝通便捷和鼓勵競爭的優勢，或者由于具有共同溝通規則而減少技術問題爭端的優點，卻應該是實現模塊經濟的企業必須考慮的。圍繞著產品標準在全球有效配置資源，形成標準控制下的產品模塊生產與組合，標準制定者在完成產品價值鏈的全過程中，在與模塊生產者的分工中，最終完成以雙贏為基礎的控制。這一雙贏的控制在生產的總架構和全過程中，在產品的零部件模塊生產及控制產品的“軟件”的制訂過程中貫徹始終。在模塊經濟中，跨國公司更有動力不斷地選擇新的供應鏈，并且只是進行短期的合作。這些選擇刺激了市場厚度的增加，反過來，市場厚度的增加也為模塊企業選擇相應的供應商創造了條件，形成了互動的相互促進機制。通過對全球供應鏈進行選擇的理性分析，可以重新定義價值鏈邊界，去除無效的低端環節，營造核心價值，在全球較量中贏得競爭優勢。模塊化組織價值鏈的特點如表1所示。

2．適應全球組織戰略，攫取模塊效率

模塊具有自組織、柔性特點，尤其是獨立地面對日益復雜的全球客戶需求方面。并且，這樣的組織功能全面、市場厚度更大。在各種突發的信用危機、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仍然能夠保持穩定性，跨國公司只要將不穩定的價值模塊去除或重整，就可以對組織功能進行再造，這就極大地降低了企業改造成本。事實上，最有效率的模塊集群化的網絡組織模式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發揮作用的，隨著市場厚度越來越大，市場進入越來越容易，對大型企業越發地構成了威脅，尤其是對于既生產模塊產品又對模塊產品進行整合的系統制造商而言。我國學者雷如橋等人結合企業的實力、規模以及區位等因素，對跨國公司組織模式效率進行了比較，結果如表2所示。

從以上對三種組織模式效率的比較可以得出，模塊的網絡組織模式效率是最高的，實現了模塊經濟的企業的整個價值鏈在信息、決策、財務和運作等方面與傳統企業而言是不同的，比如，許多企業組織(參見表3)并不是自己開發新技術，而是選擇市場上已有的技術。模塊組織則傾向于最優整合，從組織的知識轉移或編碼角度來看，這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在全球范圍內組織采購、生產和銷售需要有效的溝通，要求能夠充分利用已有知識或規則，盡可能快速地直接進行編碼，以使組織內各個部門之間消息溝通快速，實現技術領先或產品的市場領先。

3．適應全球成本戰略，贏得模塊利潤

模塊促進了跨國公司合理價值網絡的形成，降低了創新的交易費用(參見圖2)。信息交換的標準化結構，使得跨國公司不同模塊間的組合或分立更為簡便。多種模塊的架構使得在不同層次進行調整的創新行為只需要遵循不同的統一原則，可以大大縮短創新產品的設計周期，微軟的經驗顯示，這一周期在系統軟件研發過程中大約可以縮短36％，在工業應用軟件研發過程中大約可以縮短52％。由于在產品研發上存在著很高的不確定性，讓幾個小單位對個別模塊的革新同時展開競爭，雖然會出現資源的重復投入，但在整體上對社會來說是有效的。這也體現了創新的價值創造功能。

此外，模塊促進了創新的多樣性，更有利于企業降低研發成本，跨國公司通過模塊運作，按照統一組織原則不斷細分的特點使得創新的線索更易發現，這有利于創造多種多樣的新產品。在以“求新、求快、個性化”為時代特征的全球競爭時代背景下，這無疑是順應產品或服務的結構功能復雜化以及消費多樣化的必然趨勢。同時，跨國公司為實現模塊經濟，就必然要重新思考當前流行的業務外包戰略，進而通過價值模塊的營造和升級來實現企業的最高價值結構調整和升級。

以上研究說明，跨國公司沒有必要面面俱到，在生產價值鏈的技術開發、產品制造和市場營銷三大環節中，跨國公司更多的是“抓兩頭”，即緊緊抓住技術創新、技術標準的制訂和推廣、新產品的開發和升級，同時控制產品銷售渠道。非核心職能，如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密集型部分、不太復雜的產品裝配、產品分銷的物流組織等則可以外包到低成本地區。其次，跨國公司應該在全球范圍內模塊化地進行研究與開發合作，以提高技術創新效率。研究分散化意味著跨國公司體系將自己的發明能力與東道國的技術力量結合在一起，創造了更多的技術，增強了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競爭優勢。再次，實行“歸核化”模塊運作，把公司的業務歸攏到最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上，把經營重點放在核心行業價值鏈中本身優勢最大的環節上，強調核心能力的培育、維護和發展，通過實施戰略性外包以擴大公司的差異性競爭優勢，以達到“將特定的活動部署在最合適的地方”的戰略部署。

全球戰略與模塊經濟：跨國公司

在中國的應用及其特點

模塊經濟是高新科技條件下的產物，它更是一種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的生產模式(方式)。可以說傳統的全球戰略是內部化的產物，基于模塊經濟理論下的全球戰略則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基于模塊經濟的跨國生產體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國界企業之間的非股權合作關系，使價值創造

過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導企業之外完成，甚至整個企業的經營功能都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獲得，主導企業出現“虛擬化”和產權控制一定程度的弱化。但由于核心模塊的作用，主導企業控制著銷售渠道、市場規則和產品標準，價值的實現依然控制在主導企業手中。這種新型的跨國生產體系，給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的制造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在這種新型跨國生產體系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迅速成為基于模塊低端的委托加工(OEM)基地。中國大陸以龐大的市場、低廉的成本、數量眾多的優秀人才等有利條件成為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中國的進出口中出現加工貿易的比重、外資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大的趨勢，而外資企業的進出口中80％以上都與加工貿易有關。不管我們是否愿意，都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通過進入跨國公司的全球分工體系，成為委托加工的一環，并沿著其縱向分工體系向上攀登。到2008年，中國將很有可能成為委托加工型的“世界工廠”。中國制造業在物質生產規模明顯擴張的同時，仍將保持利潤水平較低的特點，并因此限制了創新能力的提高。作為成長中的全球制造業中心，在低工資水平的支持下，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會更加集中于部分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及高技術部門的組裝模塊業務方面。對置身于世界市場的中國產業來說，要想在設計、生產和推廣一個日益復雜的產品系統方面獲得競爭力，就需要用更少集中、更靈活的方式整合來自底層的創新和競爭。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這種新型的跨國生產體系也給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帶來了新的挑戰。人們知道，在經濟結構轉換的分析中，經濟結構的差異決定著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高一個層次的產業結構幾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個層次的產業結構。頭腦的思維遠快于生產過程的改進，模塊生產者必然面臨承擔已有產品被迅速淘汰的風險(當中國取代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產品模塊的主要生產中心時，上述風險便會實際地呈現在中國的面前)，這樣的過程加大了后來者學習的成本。高技術的無形產業最終將控制有形的標準化的制造業產業，標準和游戲規則的制訂、貫徹將左右全世界產業的運行，在經濟全球化參與者的雙贏的過程中實現自己對于世界經濟的控制。從另外的角度講，模塊經濟給了標準制訂者以左右他國的力量。當新標準提升后，標準的制訂者在選擇模塊生產區位上具有絕對的主動權，他的喜好則會造成某些按照傳統標準建立的產業的衰退(如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今天的中國臺灣)和另一些按照新標準建立的產業的興起，從而在全球范圍按照自己的利益形成新的國際生產格局，完成控制，而某些國家將成為這種控制的犧牲品。模塊經濟使得以美國為主的跨國公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它以高新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控制世界資源(人才、資金、稀缺的自然資源)的流向和經濟產出(進口、出口)的流向為手段，以產品標準和商業游戲規則的制訂來保證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根本利益，因而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在這個基礎上，全球的產業結構進行了重組，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正好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當產品標準與商業游戲規則得到確定后，規模與成本便成為重要的因素，如何正確在模塊經濟定位，如何作出正確的選擇，這恰恰是中國在今天必須要高度注意的。

結語及進一步思考

篇（7）

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對公司的各個參與者進行責任和權利的分布，以達到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的最佳平衡，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構成部分包括董事會、經理層、股東以及公司員工等其他利益相關者。勤勉義務在公司治理中的價值，尤其是在“董事會中心主義”的公司治理下，成為了約束董事權力擴張，保護公司和股東利益的制約機制。

一、勤勉義務的起源和概念

一般認為，勤勉義務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中董事的“注意義務”，在英國《2006年公司法》第174條中又被稱為注意、技能和勤勉義務，因此根據英美法上的理解，注意義務的含義是公司董事在履行職責時應當展現出合理的謹慎、技能和勤勉，如果董事在履行職責時沒有盡到合理的謹慎造成公司損失的，應當對公司承擔賠償責任。[1]在英美法中，注意義務最早是侵權法對侵權行為人因過失而施以的民事賠償責任。[2]隨著現代公司制度的發展，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出現分離，公司管理層股東執行公司事務，因而產生了問題，且公司股權越分散，問題越突出，成本越大。[3]為了解決問題，減少成本，英美法系通過一系列的法律規則約束公司董事和高管，而董事的信義義務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法律規則。

二、勤勉義務的主體

我國《公司法》第147條規定的勤勉義務主體包括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公司法》第216條又對高級管理人員的范圍進行了列舉。雖然《公司法》對監事施以了勤勉義務，但筆者認為勤勉義務規則主要還是為了規制董事和高管的行為。一是許多公司的內部董事都有兼任高管職務，董事和高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疊的；二是監事目前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的并沒有對董事和高管的行為起到有效的監督作用，對本就地位孱弱的監事施以嚴格的勤勉義務，不僅不會提升監事的監督職能，反而還會對公司人員擔任監事的積極性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筆者主要討論的重點是董事和高管的勤勉義務。

三、勤勉義務的內容

根據勤勉義務涉及到的職責范圍，其內容可以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經營決策職責和監管職責[4]。經營決策職責是董事和高管因決策失誤導致公司遭受損失時所應承擔的責任，實踐中對該種責任的判定也是最難把握的。對董事和高管的經營職責的審查，如果過于嚴格，可能會使董事和高管的經營決策過于保守，錯失良好的商業機會，反而不利于公司的發展；如果過于寬松，董事和高管又可能出現松懈、疏忽大意，損害公司利益。所以英美法國家通常對董事和高管的經營行為只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不進行實質上的審查，因而注重形式審查的商業判斷規則得以在英美法系中被普遍應用。

作為勤勉義務內容的另一大部分，監管職責，則在各國立法實踐中有著比經營職責更加清晰和明確的規定。監管職責要求董事會及其董事，包括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應當重點關注和加強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如果企業沒有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與監督機制，董事應當承擔監管失職的責任。根據勤勉義務對董事的要求，勤勉義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包括注意義務、技能義務以及勤勉義務。[5]

四、商業判斷規則

商業判斷規則是關于董事作出決議時就其過失是否承擔責任的判斷標準，這是由美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所確立，也是美國公司法上的一大特色[6]。只要董事作出決議時滿足幾個條件，其就能免于承擔過失責任，這些條件包括沒有“利益沖突”、“善意地相信該決議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決策程序全面充分”。[7]商業判斷規則的本質是法院假定董事會作出的決議是善意的并且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8]這樣的假定在司法審判中的體現就是原告承擔董事違反注意義務的舉證責任，原告需要證明董事作出的決議不滿足上述其中一個或者幾個條件，然后法院在對董事作出的決議進行實質性的審查。

有學者認為，商業判斷規則的運用彌補了美國立法上客觀標準適用的困難，一方面可以督促董事在進行決策時需要足夠的勤勉、謹慎；另一方面也保證了董事不會承擔過多的決策風險，避免因過分謹慎錯失商業良機。[9]總的來說，隨著商業判斷規則的適用，在美國關于董事因違反注意義務而受到責任追究的案例變得越來越少。[10]

五、我國勤勉義務立法現狀

公司治理規則的法律淵源一般見于法律、行政法規、司法裁判以及證券交易所或者各類行業協會的最佳實踐等規則中。[11]

（一）法律層面

涉及勤勉義務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和《證券法》。首先，《公司法（2014修訂）》關于勤勉義務的規定主要集中在第147條：“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第112條規定了董事出席董事會的勤勉義務，因此也被認為是《公司法》對勤勉義務進一步的具體規定。從147條和149條的規定也能看出，董事的勤勉義務也可根據公司具體情況在公司章程中進行更加明確的規定。其次，《證券法》第68條規定針對上市公司高級職員規定了信息披露的具體義務，這也是勤勉義務在信息披露中的具體體現。此外，《證券法》第152條規定專門針對的是證券公司高級職員的勤勉責任，明確了其勤勉義務的審查機構為證監會。

但是，《公司法》對勤勉義務的規定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公司法》將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勤勉義務進行統一的規定，忽略了這三者在公司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面對著不同的問題，把他們的義務畫上等號的做法會增加法院適用勤勉義務規則的難度，增加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12]具體而言，享有公司經營管理權的董事、經理層，其勤勉義務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合理行使經營管理權；而享有監督權的監事，其勤勉義務關注的重點則是監督權的行使是否適當。[13]因此，《公司法》對勤勉義務的粗糙規定難免使其流于形式。

（二）監管部門層面的規則和文件

雖然立法層面的勤勉義務規定原則性較強并且不夠具體，但是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的一些部門規章、指導性文件以及政策解讀中也能找到不少關于董事勤勉義務的規定。證監會是我國公司治理深化改革的領導者，證監會是在勤勉義務規則執行中扮演的角色比法院更加重要。其中，由證監會與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于2002年聯合頒布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以及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訂）》對董事的勤勉義務作出了較為細致的規定。

《治理準則》細化董事勤勉義務的規定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董事的履職提出了時間和精力上的要求；第二，對董事知識上的要求；第三，增加了董事責任免除的規定，一是異議董事的免責情形，二是董事責任保險的保護。《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修訂）》第98條對董事的勤勉義務作出了更加具體的規定。

筆者對我國關于董事勤勉義務的立法狀況進行了簡單的梳理。總的來說，勤勉義務規則的詳盡程度隨著文件的法律效力遞減而遞增，有學者指出雖然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規則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立法層面對勤勉義務規定的不足，但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案件中能否作為裁判依據也存有疑問。[14]但是，從目前現行有效的規則中，均沒有關于董事勤勉義務判斷標準的規定。

六、現階段勤勉義務在公司治理中的不足

在法律、法規和各種規范性文件的層面，可用于司法救濟的勤勉義務規則過于籠統和模糊。實踐中運用勤勉義務規則尋求救濟的案例并不多見，法院對于此類案例也是選擇性的回避。但是，勤勉義務所涉范圍廣泛，并不是僅僅包括決策職責，勤勉盡責也不是要求董事和高管做的每一項商業決策都能使公司盈利。勤勉義務關注的重點是董事和高管做出一項決策時是否已履行完整、充分的決策程序（due process）。

在證監會行政監管層面，證監會制定的規則反映出證監會對規制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勤勉盡責有一套較為成熟和完善的體系。雖然行政權力能夠對公司治理進行強有力的干預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司的內部機制合法有效的運作，但是此種干預畢竟屬于外部干預，無法協調公司內部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權利義務關系。此外，行政權力的過度擴張極易滋生機會主義和道德風險，并且我國缺乏對行政權力有效的約束和監督機制。

七、完善勤勉義務在我國公司治理表現中的替代性方案

（一）建立明確的勤勉義務司法審查標準

首先，如前文所述，針對《公司法》及其相關部門法上關于勤勉義務規則籠統的規定，筆者認為，《公司法》等效力較高的法律應對勤勉義務做出進一步的闡釋，即對勤勉義務的審查標準有一個大致的規定，確立司法機關理解和適用勤勉義務規則的基調。關于審查標準的選擇，筆者建議當前我國應當采用客觀標準為主、主觀標準為輔的審查方式。采用客觀為主、主觀為輔的審查標準，既可以讓董事和高管的能力保持在社會平均值，又可以督促能力水平更高的董事和高管最大限度地為公司利益行事。

其次，即使在《公司法》層面上確立了勤勉義務的審查標準，該標準也不屬于直接通過適用法條就能夠在個案中判斷出孰是孰非的準則，“普通人在類似情況下應盡的合理注意義務”的表述本來就很抽象。該審查標準也要放在具體案例中結合公司的性質和規模、公司管理組織、董事的數量以及董事的類型等方面具體分析。此外，最高法院還可以搜集整理相關案例，甄選出關于勤勉義務的典型案例以指導案例的形式頒布，供下級法院斟酌適用。同時，如前文所述，證監會和證交所出臺的相關文件中對董事和高管勤勉履職的行為做出了細化的要求，這些細化要求也可以作為法院在個案中實際考察董事和高管勤勉義務的參照。

（二）引進商業判斷規則

在美國的公司治理結構中，董事會主義盛行使得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處于強勢地位，美國并沒有同大陸法系一樣的監事會，董事本身就負有互相監督的職能。于是，商業判斷規則作為一項衡平機制而出現，一方面是法院避免評判一項商業決策的好壞，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董事免于承擔過重的責任，鼓勵公司進行商業開拓、采取合理的商業冒險。筆者建議我國引入商業判斷規則，該規則的使用能增強抽象法律規則的可操作性。

（三）加強公司內部控制的建設

涉及經營決策的勤勉謹慎僅是勤勉義務內容的一個方面，現代企業制度不僅要求董事和高管負責戰略決策和對外經營決策，還要對公司的內部的人員、機關及其活動進行控制和監督，而后者正是公司內部控制所涉及的內容。內部控制旨在保證企業的經營管理合法合規、資產安全、財務報告以及相關信息真實完整，提高運營效率，并促進企業實現發展戰略而制定的一套企業內部機制。董事會的監管職能主要表現在建立健全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方面，從而保證董事會在適當決定之前能夠知悉各種重要的信息，以防止可能的風險和失誤發生。良好的內部控制制度應當包含合理的戰略管理制度、風險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等，并且董事和高管的薪酬激勵措施應當與戰略管理、風險管理等掛鉤，以保證內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的執行。

（四）司法約束機制和行政約束機制的平衡

如前文所述，勤勉義務規則在我國的司法實踐和行政監管實踐中體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如何平衡司法約束機制和行政約束機制在規制勤勉義務中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提高和完善我國當前勤勉義務規則的重要問題。強大的行政干預和消極的司法介入，不單單體現在勤勉義務規則的制定和運用上，這也是我國當前公司治理結構普遍存在的問題。

因此，筆者建議應當提高司法機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升司法的能動性，增強中小股東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豐富法律適用的具體規則和簡化訴訟程序，降低訴訟成本。同時應當注意司法介入的邊界和限制，尊重公司自治，發揮公司章程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在細化和規制董事和高管勤勉義務的積極作用。行政機關應當防止行政權力的過度擴張，將關注的重點放在督促和幫助上市公司以及規模較大的非上市公眾公司建立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

我國經濟目前處于關鍵的轉型階段，資本市場的進一步擴大與開放伴隨著的是股權投資的發展和活躍，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將會逐步明顯。越來越多的機構投資者作為公司股東開始關注公司治理，并且嘗試改變和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越來越多的企業響應“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開始“走出去”，風險控制和管理將是企業關注的重點。這些改變將必然要求作為公司決策人和管理人的董事和高管更加勤勉盡責，對其技能、謹慎以及勤勉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合理而完善的勤勉義務。（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

參考文獻：

[1] 王建文 張宇 熊敬 著.公司高管重大經營決策失誤民事責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 Paul Davies and Sarah Worthington.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M].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2. para 16-24.

[3] 甘培忠 王冠宇.公司治理若干法律問題述評[A]；甘培忠 樓建波.公司治理專論[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

[4] 余勁松. 論企業走出去戰略下公司董事責任制度的完善[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3（03）： 50.

[5] 羅培新 李劍 趙穎潔.我國公司高管勤勉義務之司法裁量的實證分析[J].證券法苑，2010（03）：375.

[6] 楊勤法.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以司法介入的限度和程序設計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18.

[7] Andrew Keay. Director’s Duties[M]US： Jordan Publishing Limited， 2009：210.

[8] Stephen M Bainbridge. Company Law and Economics[M]US： Foundation Press， 20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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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是由分析人員、報表開發人員組成。向上，他們根據整體競爭情報戰略與相關績效指標，建立與之配套的工作框架、重點方向和行動目標，特別是要建立基于戰略方向的事由排序規則，用于分辨工作方向的輕重緩急。一切上層決策者所期望的，都在這層進行具體化，步驟化并描述出來，如根據不同工作目標，選擇不同的分析思路、算法和報告撰寫方式等。往下，根據運作的需求，提出具體的數據要求，也就是取舍的規則，明確哪些數據和信息是必須的，用以監控下層供應過來的信息資料，并將其導入分析統計模型，進行運算處理，最后產生報告，提供給上層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這層是需求部門和技術部門的中間地帶，所以這一層的執行團隊通常需要具備業務理解和技術實現兩個方面的能力。

第三層，是數據部門，他們接收來自分析層的數據交付需求，通過構建數據庫存儲并整合所有的數據、信息，使得這些數據可以被分析人員使用，在日常中則是更新數據資料記錄，維護備份，確保信息的安全。

最下面的一層，是統計/IT部門，負責數據源、信息源，根據數據部門的要求，開發、運作和完善數據及信息渠道，特殊情況下，數據、信息也可以從外部供應商購買。

整個競爭情報工作體系就是由以上四個層級組成，通過信息的雙向流動實現決策的合理性。但如前面所述，整個競爭情報工作體系可能會涉及大量的人員、資源和部門，更加需要公司從戰略上重視，但是在小公司中，并不具備足夠的條件去實現競爭情報體系，但是在高度細分的社會化市場下，公司往往可以把其它人能做得更好、更專業的事情外包出去，只留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部分，通過鏈接到專業公司現成的第二、三、四工作層中，實現類似于“云工作”的虛擬化體系，從而構建適合自身的競爭情報工作體系，提高在未來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能力。（賽立信競爭情報事業部　胡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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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上的主角。“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倡導的嶄新的全球化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過程也是中國跨國公司大發展的時代機遇，“一帶一路”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本文從會計提出中國會計國際趨同戰略。

一、會計國際趨同戰略的深遠意義

會計是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會計規制是重要的商業規則。財務信息是企業對國內外經營活動、投融資活動、并購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依據。近年來，國際會計準則日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全球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有力支撐。關于中國會計國際化與財務戰略的研究，不僅能夠為企業的對外投資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制度性話語權、書寫商業規則的一個重要舉措。

二、會計國際趨同戰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有利于中國跨國公司對海外業務進行有效管理

隨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國際經營活動超出了原先的國際貿易的范疇，一批跨國公司應運而生。中國新生的跨國公司與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有相同的特征，在對象國設立眾多子公司和分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經營活動和資產配置，進行更為復雜的跨國生產、采購、倉儲、銷售、并購活動。中國跨國公司需要通過一套完善的會計與財務管理體系，從而對海外分公司、子公司進行有效控制。中國跨國公司的海外資產控制，需要在一套國際化會計架構下運行。財務信息有助于中國跨國公司進行國際投融資決策、資產配置和并購活動。“一帶一路”沿線的東道國也通過會計與財務制度對中國企業進行監管。同時，在更加復雜多樣的環境下進行跨國經營，一方面需要中國跨國公司提高會計和財務水平。

2.有利于中國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拓寬融資渠道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融資需求，使中國的會計國際化成為配合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戰略。通過會計國際化戰略，中國企業得以提高財務信息的可比性，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在投資對象國的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融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絲路基金的建立、中國企業的快速發展、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等因素，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有力支撐，但是，中國企業的海外活動依然可能受制于資金瓶頸，遇到資金困難。由于海外項目合同金額一般都較大，于是要求企業拓寬資金渠道，加速資金在境內外的周轉。

3.有助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獲得國際認可

從政府層面看，中國在不斷完善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也一直在努力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國際認同。然而，一些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以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由，對中國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使中國企業蒙受損失。因此，中國財政部門、會計職業團體、會計學術界研究探討如何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通過會計國際化和國際財務戰略，提高會計規則的相互認同，避免一些國家找到反傾銷的借口。在確立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方面，會計可以而且應該發揮更大作用。

4.有利于中國企業融入當地經濟活動

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會計制度看，這些國家中大多數已經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但同時保留本國的會計準則與之并行。中國也于2006年實施新會計準則，吸收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內涵，并與歐盟簽署了會計準則相互認可協定。然而，中國目前與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尚未簽署會計準則相互認可協定，使中國企業不利于中國企業進入當地資本市場，也不利于中國企業在當地的經營、并購等活動。

三、實施會計國際趨同戰略的政策建議

1.重視規制制訂，提高制度性話語權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大和進一步開放式發展，中國應積極推進會計的國際化進程，提高制度性話語權，推進商業的制訂，全面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頂層設計。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則是中國全球經濟治理參與程度的重要標志。

2.積極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訂

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訂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通過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受托人、理事會等機構，更為積極地參與國際準則的制定。中國應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情況，積極穩妥推進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持續全面趨同，積極參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各層面事務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工作，不斷提高中國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3.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提高跨國公司的財務信息質量，推動國際會計中介機構的發展

政府應引導參與“一帶一路”的中國跨國公司按照國際會計準則要求，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提高中國跨國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中國企業應建立一套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會計賬簿體系，符合國際認可的會計準則的要求，并提供獨立的審計，以反映該企業的真實生產成本、財務狀況和市場經濟關系，表明中國企業的完全市場經濟主體性質。政府應鼓勵本國會計中介服務機構開展跨境服務，規范會計師事務所跨境執業行為，發揮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企業、中國資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指導支持會計師事務所構建國際會計與審計服務網絡，參與國際競爭，重點扶持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創建民族品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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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4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償二代信用風險最低資本監管規則對中國再保險（集團）的影響分析及發展策略研究

收錄日期：2015年4月14日

一、信用風險最低資本監管規則影響分析

償二代中有關信用風險最低資本監管規則的出臺不僅僅代表一項監管制度的誕生，更重要的是它將引導再保險市場交易行為的方向。一方面該監管規則的出臺導致中再集團及其他再保險主體的法律環境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市場競爭主體的經濟行為也將因此而發生相應的變化。

（一）法律環境。雖然《保險法》中明文規定：“經營財產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當年自留保費，不得超過其實有資本加公積金總和的四倍”、“保險公司對每一危險單位，即對一次保險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損失范圍所承擔的責任，不得超過其實有資本加公積金總和的百分之八；超過的部分，應當辦理再保險。”但由于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力度不足，急需擴張的保險公司往往不嚴格執行上述規定，從而導致大量分保業務流失。不僅如此，歷次法律監管規則的出臺都很少提到對再保險公司或者集團再保險業務的償付能力進行監管，例如在《再保險管理業務規定》中僅提到保險公司中涉及再保險業務的內容，應當符合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報告編報監管規則的要求。雖然再保險可以看成保險的保險，但是兩者的償付能力監管卻不能簡單地等同起來，直保公司與再保險公司或者集團的償付能力監管也不能簡單的等同起來。另外，《再保險管理業務規定》中規定：“外國再保險公司分公司的償付能力狀況，按照其總公司的償付能力狀況認定。外國再保險公司分公司自留保費以其總公司直接授權的額度為限。”則是用兩套標準來監管境內再保險公司及境內外資再保險公司的再保險業務，境外再保險人在國內開展再保險業務時，實際上是享有寬松的監管環境，這有利于其在中國的再保險市場中進行擴張，對中再集團的再保險市場份額帶來不小的沖擊。

與償一代不同，2012年4月18日出臺的償二代將再保提上議程，不僅增加了財產保險公司和人身保險公司（含健康險公司和養老險公司）分出業務再保險資產的交易對手（再保險分入人）違約風險的監管，而且逐步打破了國內再保險公司與在國內設有分支機構的國外再保險公司接受分入業務時償付能力監管標準不一致的原則。如表1所示，償二代規定境內再保險人包括境內再保險公司及境外再保險公司在境內設立的分支機構，兩者在確定基礎因子時統一根據中國保監會的償付能力監管標準計算償付能力充足率。這樣一來，在境內設有分支機構的境外再保險公司將要面臨兩種選擇，要么將與業務量對等的資本金調至中國境內；要么維持現狀，但在償二代的要求下，其償付能力將大幅下降，對應的風險因子也將大幅上升，這將大幅增加其經營成本。（表1）

同時，由表1與表3可以看出，無論是直保公司還是境內再保險公司，他們在向境內再保險分入人進行分保或者轉分保的時候，適用的交易對手違約風險的RF0賦值是一樣的。然而，當境內再保險公司向境內再保險分入人轉分保時，會考慮境內再保險分入人是否有擔保措施（包括信用證）來設定k1值，賦值如下：

k1=-0.25 有擔保措施0.25 無擔保措施

因為MC信用=EX×RF，其中RF=RF0（1+k），k=∑ki，MC信用代表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EX為風險暴露。所以境內再保險公司如果向有擔保措施的（包括信用證）境內再保險分入人轉分保時要比直保公司直接向境內再保險分入人分保需要的信用風險最低資本少1/4。相反，如果境內再保險公司向無擔保措施的境內再保險分入人分保時，適用k1=0.25，那么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會比直保公司直接向境內再保險分入人分保時的要求高1/4。k1值的規定旨在規范再保險公司，督促其自覺向有擔保措施的再保險分入人進行分保，進行風險控制，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不僅如此，償二代對境內財產保險公司和人身保險公司（含健康險公司和養老險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分保與境內再保險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轉分保的交易對手違約風險做出了不同的規定。表2與表4黑色數字為信用風險最低資本征求意見稿第二稿，從表2與表4中可以看出境內直保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分保的風險因子要明顯大于境內再保險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轉分保的風險因子。這就有可能導致之前在境外分保的直保公司轉而向境內再保險公司投保，再由境內再保險公司將部分業務轉分保到境外再保險公司，或者境外再保險公司直接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導致境內再保險市場的主體不斷增加，中再集團競爭主體增多。紅色數字則是征求意見稿第三稿，由表2可以看出，境內直保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分保所用到的基礎因子變動不大，僅有擔保措施的部分有所下降，而從表4可以看到境內保險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分保所使用的基礎因子除去AAA評級有輕微上升外，其他評級水平的基礎因子均大幅下降。由此可以看出，由境內再保險公司向境外轉分保的方式更加得到監管部門的認可與支持，其風險相較于境內直保公司直接向境外再保險公司分保的方式要小。（表2、表3、表4）

（二）競爭環境。聚焦到中再集團的競爭環境，我們不得不關注境內外資再保分公司以及境外再保險公司。據粗略統計，現有再保險市場業務格局是：中再集團，境內設有分支機構的瑞再、慕再、漢諾威再等，以及直接向境外分保的再保險業務各占1/3。如表5所示，2011～2013年境內外資再保分公司與中再集團的分保費收入之比幾乎為一。（表5）

截至2013年，境內外資再保分公司共有五家，分別是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瑞士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德國通用再保險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法國再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以及漢諾威再保險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償二代未出臺之前，按照《再保險管理業務規定》，境內外資再保分公司償付能力狀況，按照其總公司的償付能力狀況認定，因而境內外資再保險分公司可以用放置在國內的極少的資本金來賺取大量保費收入。如表5所示，2011～2013年境內外資再保分公司合計資產與中再資產之比小于50%，然而分保費收入之比卻幾乎相當。償二代取消了對境內外資再保險分公司的“超國民待遇”，加強對其償付能力充足率的監管，為中再集團提供了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僅如此，償二代根據境內再保險人是否為境內獨立法人機構設定k1，賦值如下：

k1=0 境內獨立法人機構0.05 非境內獨立法人機構

由于我國境內外資再保險公司都是分公司，屬于非境內獨立法人機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法律賠償責任，因而信用風險最低資本相較于中再集團而言要求更高一些，以防范信用風險的發生。信用風險最低資本的提高有可能導致境內外資再保險子公司的增加，使得再保險市場主體不斷增加，為中再集團的發展帶來機遇與挑戰。

境外再保險公司資金實力雄厚，產品創新能力很強，再保險人才充足，對中再集團而言，有很強的競爭力。隨著償二代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監管規則的出臺，允許再保險公司向境外分保時考慮再保險人的信用等級，但直保卻不適用。這對于在境外有大量分保業務的直保公司而言，其信用風險資本要求會大幅提高，償付能力將受到嚴重影響。例如直保公司分保給境內再保險人的資本因子為0.5%和1.3%，而分保給境外再保險人的資本因子則變成8.7%和58.8%。這樣，大量的分保業務將可能從國際回流到國內，從而為中再集團的發展帶來契機。但是，償二代根據境外再保險分入人是否為境內再保險分出人的母公司或者同一集團內的關聯公司設定k2，賦值如下：

k2=-0.1 母公司或同一集團內的關聯公司0 其他

這樣一來，境外再保險公司如果在境內設有分公司或者子公司，直保公司或者境內再保險公司向境外再保險公司分保或者轉分保時其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就會降低1個百分點，因而更加具有競爭力。外加境內直保公司向境外分保業務量的減少也可能導致境外再保險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或者子公司，增加中國再保險市場的主體，這也將為中再集團的發展帶來挑戰。

二、中再集團應當采取的發展策略

在償二代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的背景下，中國再保險市場的主體結構及市場份額必定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再集團如何在償付能力監管中利用發展契機，迎接挑戰對中再集團而言意義重大。雖然中再集團過去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也存在很多制約中再集團發展的問題。如財產再保險分保費由2011年的221.5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291.36億元，增幅達31.5%。然而，財產再保險業務結構不均衡，其中車險占到再保險分保費收入的59.81%，排第二的企業財產保險才僅僅占到15.14%。償二代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可能引起新的一輪外資進軍中國再保險市場的熱潮，在境內外資再保險公司及境外再保險公司在中國施展拳腳的時候，中再集團，作為中國唯一一家再保險集團，應當審時度勢，站在新的戰略高度，贏得發展先機。如果將中再集團比作一個人，那么它的左手應當是大數據，右手是產品創新，兩只腳一只是償二代，另一只腳是國際化，而身體則是各個部門的協調發展，腦袋是人才。相應得出中再集團的發展策略如下：

（一）人才戰略。首先，要加強中再集團與高校的合作，為集團儲備人才。人才是一個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保險業是一個需要多學科知識背景的產業，所以中再集團需要的不僅僅是保險專業或者再保險專業的人才，更需要有復雜學科背景的人才。中再集團可以通過高校來培養該類人才，從而為自身發展儲備后生力量；其次，要加強海外人才引進戰略。國外再保險要比中國再保險起步早，因而其再保險技術與人才儲備要遠遠優于中國。要想加速中國再保險的發展，就需要“引進來”。引進外國優秀的再保險人才；再次，信用風險最低資本監管規則有可能引起新一輪外資公司進軍中國再保險市場的熱潮，外資公司由于具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及技術水平，他們進軍中國市場后為了適應本土商業文化，往往會利用高薪來吸引一大批中再集團的優秀人才。因而對于中再集團來說，一方面應當為每位優秀的再保險人才提供充分發展及晉升的平臺，防止人才流失；另一方面要加大對現有人才儲備的培養力度，為每一位員工制定專門的職業設計和發展規劃，施行海外學習培養計劃，做到“走出去”。

（二）大數據戰略。21世紀不得不提大數據，它不僅僅是再保險業務開展的一種渠道，更是對再保險經營思維的一種碰撞。原保險業務越來越多的重視互聯網保險，并且互聯網保險保費收入占公司總保費收入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幾乎所有的保險公司都有自己的門戶網站和多個網頁，其展示內容也從開始的公司介紹發展到現在的保險產品售賣。原保險業出現的大量互聯網保險將催生對再保險的需求，作為民族再保險企業的中再集團，應當加大產品創新力度，滿足互聯網保險發展的需要。中再集團作為中國再保險市場份額最大的再保險集團，不應當是大數據的跟隨者，而應當去做大數據的引領者。只有這樣，才可以在與境內外資再保險與境外再保險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贏得長足發展。

（三）國際化戰略。一個國家如果閉關鎖國將會面臨被動挨打的局面，一個企業如果不把自身的發展放置在國際環境中也會停滯不前。雖然償二代為中再集團創造了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但如果就此局限在國內發展，不僅會使中再集團遇到發展瓶頸，也會使再保險這種國際化風險管理手段失去其原有的意義和色彩。中再集團雖然已經擁有自己的四個海外機構，但與世界上實力強大的再保險公司相比還相差甚遠。中再集團應繼續加大國際化戰略的步伐，通過推進國際化戰略，為國際業務拓展打好基礎，增加中國再保險在世界的話語權，同時反哺國內再保險市場的競爭力，做到在國內繼續保持再保險市場的主導地位，在國際上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產品創新戰略。中再集團利用其品牌優勢與本土優勢，確實在中國再保險市場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們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中再集團在一些尖端領域的市場份額很少，很多原保險市場的再保險需求中再集團由于產品創新能力不足都很難滿足。因此，中再集團要在現有產品基礎上，通過學習借鑒國外再保險產品，結合中國本土情況，設計能滿足多元化需求的再保險產品。同時，中再集團也可以開展產品設計大賽，鼓勵有想法有行動的大學生或者社會群體參與進來，不斷積累創新經驗，讓公司的產品生命周期不斷延長延寬，為中再集團的發展帶來不竭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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