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貿易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動態貿易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電商企業總是在抱怨物流快遞基礎設施以及配送隊伍不能對其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快遞企業則抱怨電商企業根本不管他人死活，因此需求與供應的矛盾不斷地發酵、不斷地放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無論是每年各種節日期間的爭吵還是消費者的抱怨，基本上都是在一段時間內的動態發展過程中不斷的得到一種大致平衡。

這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一種電商物流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就是經濟學中有名的“蛛網理論”。

讓我們看一下近幾年來中國電子商務訂單量的增長以及快遞企業的供應量狀況，其中主要以阿里巴巴“雙十一”以及申通、圓通的業務能力作為說明。

自從2010年開始，阿里巴巴每年均在11月11日這一天舉辦活動。2010年“雙十一”達到1200萬單，2011年“雙十一”達到將近3600萬單，2012年“雙十一”更是突破到7000萬單以上。

伴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以及淘寶網C2C業務的增長，圓通其實是受益快遞公司中一個典型樣本。

通過圖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圓通所承接的阿里巴巴及淘寶的訂單量每年以200%的速度遞增，但是同樣與之配套的站點供應能力卻是以不到78%的速度遞增。

同樣，民營快遞單量排名第一的申通站點供應能力也是如此。自其2007年剛接觸淘寶訂單時，其日均處理包裹量為30萬單，此后的2008年為70萬單，2009年為100萬單，2010年為200萬單，2011年達到300多萬單，2013年日均處理包裹量已經基本保持在日均500萬單。這還不是特指阿里巴巴“雙十一”時期的訂單量，只是日均訂單量而已。與之相對應的申通的網點設置截止到目前也才不過8000多家，其發展的速度與圓通類似。

如果以阿里巴巴代表電子商務行業，申通、圓通代表中國快遞行業，那么在巨大的訂單配送需求量以及實體配送供應能力之間就存在著一條鴻溝，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一點，蛛網理論在市場調節中發揮著隱性作用。

2010年阿里巴巴的“雙十一”訂單量差不多用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完全消化掉，但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很多退單的情形；2011年的“雙十一”阿里巴巴所產生的訂單量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消化掉。但是到了2012年，阿里巴巴充分認識到大數據的作用，并且提前聯合九大快遞企業做出應急預案，訂單超出預警自動轉移分配，僅僅用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就消化掉了7000余萬的訂單。

所以說當需求與供應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的情況下，不要相互抱怨、不要相互指責，很多東西只要通過市場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實現自適應的目的。

“蛛網理論”的隱性影響―市場調節

當配送供給彈性與訂單量的需求彈性不匹配時，會出現兩種情況：

供過于求：快遞必然會進行網絡收縮，從而保證產品價格以及成本的降低，所以這種波動性會逐漸減弱，運營狀態趨于穩定，這個收縮的過程屬于收斂性蛛網。

供小于求：快遞必然會進行網絡擴充，但是它所擴充的僅僅是基于基本訂單量增長的擴充，絕對不會用正式工去擴充，為了應付突發性訂單增長會啟用臨時工、學生工、親屬來完成。這種擴充的階段是以需求為核心，需求量越大，則供給波動性越大，并且如果超過需求波動則會越來越遠離均衡點，甚至無法恢復均衡，這種結構稱為不穩定結構，也就是發散性蛛網。

發散性蛛網對于快遞網絡的破壞性是巨大的，為了抵消過度擴張的惡果，快遞企業有可能以惡意低價攬收、惡性關站裁人為代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造成企業倒閉的惡果出現，中國民營快遞不乏這樣的先例，如DDS、星辰急便、CCES等都屬于這一種，也就是狂奔在擴張的死亡道路上的典型。

當配送供給彈性等于訂單需求彈性時，波動將一直循環下去，既不會遠離均衡點，也不會恢復均衡，這種供給彈性與需求彈性相等為“蛛網中立條件”，蛛網為“封閉型蛛網”。這是最好的一種方式，但是現實情況下很難做到。

篇（2）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絕對比較優勢。

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國富論》中首次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 社會各微觀經濟主體按照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 進行專業化生產， 并通過市場進行交易， 最終會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當這種交易活動超出一個國家的范圍時， 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產生了， 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成本或絕對優勢理論。亞當斯密認為， 絕對優勢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獲得的， 每個國家都具有其適宜于生產某些特定產品的絕對有利的條件， 進行專業化生產后其生產成本較低， 彼此交換產品對參與交換的所有國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對比較優勢。

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認為每個國家不一定要生產本國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應集中力量生產那些利益較大或不利較小的產品， 通過國際貿易， 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 貿易各國都可以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這就是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思想。相對比較優勢理論認為， 比較優勢既存在于絕對優勢的最大優勢里， 也存在于絕對劣勢的最小劣勢中。以相對比較優勢為基礎， 世界各國進行產品貿易將使參與貿易的各個國家都獲益。

（三）要素稟賦學說。

20世紀上半葉， 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國之間生產要素的相對差異是產生比較成本差異的必要條件， 因此，赫克歇爾-俄林學說被稱為要素稟賦學說。由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優勢來自于技術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 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學說認為相互依賴的多種生產要素的差異是比較優勢的源泉，因此要素稟賦學說是對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相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擴展和補充。

（四）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產生問題上提出了與傳統理論迥異的觀點， 他們認 為， 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 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國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過去政策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國際貿易是由規模報酬遞增所驅動的。相當一部分國際貿易，特別是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其產生的原因不是國與國之間在資源稟賦上的差異， 而是規模報酬遞增形成的國際分工。

（五）新興古典學派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首次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它真正統一考察了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 做出了具有重大創新價值的理論解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是內生比較優勢理論。雖然分工前沒有優勢或劣勢， 但由于其規模報酬遞增的生產函數，在投入不變時，其產量大于分工前，這就是內生分工優勢理論的思想。

二、從比較優勢理論的沿革淺析經濟學動態演進路徑

從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簡要回顧中可以看出， 經濟學理論的沿革和發展有著其內在的必然聯系， 存在著理論發展的必然路徑。

（一）對假設條件進行修正和改進。

不同學派的比較優勢理論之間， 觀點和假設存在著很多差異， 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這些理論的觀點和假設， 能明顯看出其間的傳承印記。亞當斯密認為財富增加依賴于勞動分工，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可以使每個國家都增加財富， 國際貿易的產生在于各國生產成本上存在絕對差異。大衛·李嘉圖則在國家之間生產函數不同、消費者偏好相同的假設下，從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上解釋了國際貿易的起因和影響。其后，赫克歇爾、俄林進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資本要素，得出要素稟賦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對價格的不同， 引發了國際貿易。從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歷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論與現實之間保持一致性的壓力， 細化和推進假設條件的設置是導致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論和新方法對已有的研究內容進行深化。

亞當斯密從絕對技術差異和分工優勢角度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 大衛·李嘉圖從技術相對差異上分析了相對比較優勢。赫克歇爾、俄林則從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稟賦差異入手， 說明要素稟賦差異將導致各國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差別。之后， 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等人從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貿易理論。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學派則將流行的交易費用概念引入比較優勢分析， 著重研究了內生分工優勢。回顧比較優勢理論前后的發展歷程可知， 新學派的理論都是對舊學派理論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論和新分析方法對已有的研究內容進行深化的過程， 學者們相繼提出了新的比較優勢源泉或影響因素， 使得比較優勢理論研究從分工前擴展到分工后、從生產領域擴展到交換、消費領域的各個環節中， 推動了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

（三）在實踐檢驗中發現問題推進理論體系的改革。

比較優勢理論發展過程中， 對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學說的實證檢驗，里昂惕夫之謎引起了學界較大的反響， 這種爭論反過來促使了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學說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論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經歷實踐的考驗， 亦有眾多經濟學家活躍在對著名經濟學理論的實踐檢驗當中。實踐檢驗的結果若與理論預測一致則說明該理論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論與實踐檢驗出現差別則新的研究宣告開始。

（四）理論沿著從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的方向推進。

人們在對比較優勢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約束條件的考察中， 關注的焦點已從先天性的資源稟賦等因素逐步轉向分工與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創新、人力資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從靜態比較優勢轉向動態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理論的沿革延續了眾多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動態軌跡，這也標志著比較優勢理論的進一步完善。這一研究動向為理論研究者推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啟示，保持動態的研究意識和思維將有利于推動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三、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結合比較優勢理論分析了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從中我們可以找出經濟理論動態演進的幾條一般規律。所以我們在進行經濟學理論研究時，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設條件的設置。

假設條件是經濟學理論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基礎， 假設條件如何設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理論的研究深度和論證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決定理論的發展前景?？疾旒僭O條件的設置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起點， 若能在假設條件設置上有所突破， 則很可能揭開新理論的面紗。面對已有的經濟學理論， 研究者們可思考該理論的假設條件是否具有足夠的抽象性和簡潔性， 足以研究到復雜現象的本質。同時， 更要考慮該組假設條件是否存在繼續深化、細化的可能性， 從而推進研究的準確性和理論論證的嚴密性， 擴大理論的適用范圍。

（二）推進論證體系的深化。

論證體系是經濟學理論的核心， 經濟學理論的科學價值最終取決于該理論論證體系是否嚴密， 論證內容是否嚴謹。對經濟學理論進行研究， 可嘗試在論證體系上尋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該理論的論證內容是否存在繼續深挖的空間， 可更換角度從新視角分析老問題。推進論證體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簡易的事情， 這需要深厚的基礎知識和創新的思維模式， 然而， 一旦在論證體系上有新的進展， 則可能是突破性的、歷史性的。

（三）通過實踐檢驗辨別理論真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通過實踐檢驗辨別理論真偽是經濟學理論論證的重要環節。實證研究是通過實踐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論、技術以及越來越簡便實用的計量軟件對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 從檢驗的結果中辨別理論真偽， 推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但同時， 研究者們也應保持適度， 切忌濫用、迷信實證研究， 陷入實踐檢驗的沼澤中。

（四）從動態化的視角深化理論研究。

篇（3）

1.基本概念介紹

演化博弈論：是把博弈理論分析和動態演化過程分析結合起來的一種新理論。

演化穩定策略：演化穩定策略是演化博弈論的重要思想，即在重復博弈中，僅具備有限信息的個體出于其利益得失的考慮，不斷對其策略進行調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復制動態：在演化博弈過程中，由學習速度很慢的成員組成的大群體隨機配對的反復博弈過程。

2.征收關稅的利益分析

根據自由貿易理論，國際間消除貿易壁壘，進行自由貿易無論是對單個國家還是對世界整體，都是有利的。

在自由貿易理論中，征收關稅會造成生產和消費的扭曲，自由貿易則會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

3.模型構建

3.1 國際貿易中征收關稅的演化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

下面將用具體的演化博弈模型來分析兩國間進行貿易過程中的博弈行為。

考慮征收關稅的極端情況，即征收高額關稅，以至于產品在征稅前在兩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產品供給需求狀況由消費者理論及生產者理論中的市場均衡決定；征收關稅后貿易額直接降為零的情況（便于我們的收益分析）。

假設征稅行為S；貿易兩國進行自由的國際貿易能夠獲得的額外利益為W；由于一國征收關稅的同時，另一國因為沒有同樣征收而受到的損失C（法律訴訟、征稅造成的利益降低）；只在國內進行貿易可獲得利益為E；一國征收關稅另一國不征稅，則征稅的國家得到的搭便車收益T。

收益矩陣如下：

3.2 兩國收益狀況分析

A選擇不征稅概率為x，征稅1-x，B選擇不征稅y，征稅1-y

則A不征稅時的期望收益是：U2=(1-y)(E-C)+y(E+W)

不征稅的期望收益：U1=(1-y)E+y(E+T)

總期望收益：U=xU1+(1-x)U2

B征稅的期望收益：R2=(1-x)(E-C)+x(E+W)

不征稅的期望收益：R1=(1-x)E+x(E+T)

總期望收益：R=yR1+(1-y)R2

博弈方策略類型比例動態變化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核心，其關鍵是動態變化的速度

A的復制動態方程：其動態變化速度可用下列微分方程反映：

x(U1-U)=x(1-x)(U1-U2)=x(1-x)[y(W+C-T)-C]

B的復制動態方程：

y(R1-R)=y(1-y)[x(W+C-T)-C]

當A，B兩個復制動態方程等于零時，得到的五個平衡點：

(0,0)，(1,0)，(0,1)，(1,1)，(C/(W+C-T)，C/(W+C-T))

當0

3.3 關稅的演化穩定策略分析

利用該演化系統相應的雅克比矩陣，對平衡點的據不穩定性進行分析。假設均衡點E5存在，根據A，B的復制動態方程組，可以解得雅克比矩陣為：

根據雅克比矩陣在五個均衡點的行列式和跡的值的符號，可以判斷這五個平衡點的局部穩定性：

可以看到EE具有局部穩定性，是演化穩定策略，代表A、B兩國同時選擇征稅或者不征稅。下面的復制動態相位圖表示多次博弈后結果的方向，代表兩群體復制動態關系和穩定性。

從相位圖來看，E2E1E3O收斂于E1點，是雙方選擇征稅，E2E4E3O收斂于E4點，此時雙方選擇不征稅。這兩部分的和是1。由于演化過程是不斷變化博弈的過程，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很多情況下，兩國可能采取不一致的做法。當E2E1E3O的面積越大，系統收斂于E1的概率越大，A，B兩國選擇征稅的概率也越大。

在這一演化過程中，雙方沿著什么樣的路徑是不確定的，復制動態演化博弈的結果常常取決于帶有很大偶然性的初始狀態。因此，設定的參數值不同，將導致不同的結果。

現在我們討論各個參數對演化博弈行為的影響：

（1）雙方參與國際貿易所得的額外利益W。

如果雙方都不征收關稅，進行自由的雙邊貿易，這樣的結果能帶來雙方受益的增加。如果自由貿易得到的額外利益增加，W增大，C/(W+C-T)減小，鞍點向E1點移動，E2E1E3O部分的面積變小，系統有更大的可能收斂于E4，選擇不征稅，即自由貿易的概率增大，最終趨于自由貿易的演化穩定策略。

（2）一國征收關稅后，另一國沒有征收而受到的損失C提高，則C/(W+C-T)增大，E2E1E3O部分的面積增大，則雙方選擇不征稅的概率減小，最終將趨于雙方都征收關稅。

（3）一國征收關稅另一國不征稅，則征稅的國家得到的收益T提高，則C/(W+C-T)增大，E2E1E3O部分面積增大，雙方選擇征稅的概率增大，自由貿易受到限制。

4.政策選擇

通過參數分析可得，自由貿易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自由貿易也可以通過推行某些政策達到：

雙方進行自由貿易，若能通過發揮本國優勢得到足夠大的利益，則形成自由貿易并維持的可能性就會增大。因此，在國際貿易中，一國要充分發揮本國稟賦優勢，通過企業優勝劣汰，形成在具有相對優勢甚至絕對優勢，從而在既有貿易中獲得豐厚的貿易利益，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

參與國際貿易的兩個國家中，其中一個貿易保護征收關稅，同時另一國并沒有征收，則未征稅的國家不但得不到國際貿易的額外利益，還會遭到損失。一旦產生這樣的預期，該國同樣會征收關稅作為反應。最終兩國都會征收關稅，并且之前的被征稅國、受到的損失越大，自由貿易的可能性越小，世界范圍內資源未得到優化配置，造成福利損失。

若一方對另一方征收關稅后能夠得到豐厚的利益，則該國取消關稅進行自由貿易的可能性就會進一步降低，如果沒有突破性的合作計劃產生，在短期內就會維持這種貿易保護的政策選擇。

最后，當征稅國發現貿易保護得到的利益不斷減小，遠不如自由貿易得到的福利增加，同時單方面被征稅的國家受到的損失不算很大，或者兩國形成經濟共同體的戰略伙伴關系時，雙方將會積極取消關稅壁壘，在國家間進行自由貿易。

參考文獻

[1]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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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評論 北京）關于加入WTO的諸多對策，皆主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此為基礎實現產業升級，最積極的思想不過“為國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配件，或者從事其中手工裝配那一部分”，至于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產業，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國際資本，誤導中國戰略發展的利益驅動和立場問題不談，僅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人的創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而忽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可能是理論誤區之所在。本文從解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開始，論證中國產業的升級，不應僅僅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同時應該是國家有意識地支持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過程。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不是前后順序發展的關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進的關系。

一、比較優勢的動態性

國際貿易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論”。人們普遍認為，居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思想，是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而主張國家保護的德國歷史學派才主張“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實際恰恰相反：比較優勢或者比較利益，從來就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不存在什么“靜態比較利益”。只不過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一般要從現實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并且有意無意地，主動被動地把它長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論”中，就承認比較利益的動態性。他把絕對優勢分為兩大類，第一是自然優勢，第二是“獲得性優勢”，指工業發展所取得的經濟條件，二者結合構成一個國家在生產和出口某種產品上具有的勞動生產力的絕對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因此絕對優勢應該是動態的。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悻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生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但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或許，效果更壞？-這才是“經濟自由主義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爭論的焦點。

比較利益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所以強調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并且進一步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因為所謂“國際市場經濟”，已經被發達國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參與者。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而依靠市場力量，則根本無法實現比較優勢的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被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戰后初期，發展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70年代后因為效果不佳，自由貿易理論占了絕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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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起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就突破了萬億美元，超越日本成為繼美國和德國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自2006年初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仍保持了近幾年來快速增長的態勢。據海關統計，2006年前三季度全國進出口總值達12726億美元，同比2005年增長24.3%，其中出口總額為6912.2億美元，增長26.5%。僅前三季度的貿易順差就達到了1098.4億美元，超出了去年全年1018.8億美元的水平。然而，我們應清醒地看到我國的主要出口產品仍然處于國際分工的中低端環節，或者說在國際分工的中低端位次上我國的產品和生產具有國際競爭力。于津平（2003）運用RCA和貿易互補性指數測算出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的比較優勢；魏浩、毛日和張二震（2005）用同樣的方法和收益性結構指數發現中國最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制成品仍集中在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上。傅朝陽（2005）也運用RCA和NTR指標分析得出我國經濟的要素稟賦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要素供給相對豐富，出口部門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發展

大衛?李嘉圖（1817）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絕對優勢思想，引出了比較利益理論（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出在各國在國際分工中“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衡取其輕”便可以獲得各自源于貿易的利益；赫克歇爾-俄林（1933）的H-O Theorem從資源稟賦的角度解釋了比較優勢原理，擴展了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基礎；哈伯勒（Haberler，1936）又用機會成本理論（opportunity cost theory）解釋了比較優勢原理。此后，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羅布津斯基等諸多學者又豐富并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使之成為國際分工的主流思想。

早在19世紀末馬歇爾（1890）就在《經濟學原理》中指出了除要素稟賦外決定生產成本的其他變量，他分別論述了“大規模生產”與“產業區”的問題，引出了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效應。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A.K.Dixit & J.E.Stiglitz，1977）將規模經濟的概念引入國際分工領域，指出消費市場及其引致的生產規模的擴大降低了平均成本。即使存在要素稟賦的劣勢，由于市場的擴大和規模經濟的作用，平均成本可以低于小規模生產的具有要素稟賦優勢的別國，并迫其退出該產品的生產。而外部規模效應也說明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對規模經濟的追求也會導致國際貿易的發生?？唆敻衤↘rugman，1979、1981）通過在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中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得出了即使兩國間沒有技術和要素稟賦差異，也會由于規模經濟而產生國際貿易的結論。相反，勞動力增長和外部規模效應等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取得規模經濟的一種途徑。他認為，在其他相同的條件下，擁有更大國內市場的國家將有更高的工資率，國家傾向于出口那些擁有較大國內市場的產品。國家間商品生產和貿易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生產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歷史因素和政府計劃所決定的。埃塞爾（Ethier，1979）分析了規模經濟與機器種類多樣化兩難的問題，解釋并說明了機器種類數量的增加與新技術的增加、內生的技術進步有關?？唆敻衤?983）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分析了產業內貿易并闡述了技術競爭理論，指出如果技術進步發生在后進國家，結果是縮小了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邁克爾?波特（M. Porter，1990）指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形成不僅是其比較優勢，更重要的是他的主導產業是否具備比較優勢，生產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優勢產業的基礎，而提高效率的源泉是在于企業是否具有創新機制。他既考慮現實的利益，更考慮潛在的利益對比，強調要素質量的提高對一國競爭力的影響。

二、比較優勢理論評析及我國對外貿易的結構特征

按傳統的比較優勢原理，國家之間的技術和資源稟賦差異與貿易量成正相關關系，各國之間貿易形式主要應是不同產品之間的行業間貿易。但在戰后的現實是：發達國家之間行業內貿易量大量增加、產業領先地位不斷在國家間轉移；當代國際貿易的現實和比較優勢理論的產品市場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假設相悖；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陷入了廉價勞動力、豐富的自然資源等低位資源要素產品出口 “比較利益陷阱”。而且密集使用自身具備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根據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會使本國的比較優勢最終因對要素的密集使用而產生的邊際收益遞減趨勢所抵消。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忽視了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市場效應，固化原有的國際分工，導致發展中國家恒久處于國際分工的中低端環節，逐漸陷入單一產品結構的畸形產業結構。因此過分地強調靜態的貿易利益而忽略其動態特征的靜態的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無法改變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公平現象，反而只能使其不斷加深。

如何使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更加符合現代國際分工現實和使所有國家都能得到分工的利益，迪克希特、埃塞爾、克魯格曼和邁克爾?波特等國際經濟學者們作了理論的動態發展，用新貿易理論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對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作的動態的詮釋，在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將國際貿易的諸多變數如市場結構、研發要素、技術創新等引入動態考察的范圍。技術創新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產業中形成規模報酬，規模報酬又影響國際分工。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是技術創新作用于內生變量，通過改變需求收入彈性，就會使貿易條件產生良好的變化，形成規模經濟效應獲得貿易的利益從而導致福利的最終上升。同時，地區分割的市場對產品國際競爭力產生的直接影響是分割的市場促使區際產業趨同，進而導致區際貿易壁壘阻礙商品和要素的國內流動，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從而影響規模經濟在一國國內的形成。

在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當今世界，一國的對外經濟利益的取得主要取決于其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如果其要素稟賦在較為落后的產業而且使之靜態化，那么在國際分工中將處于不利地位，貿易大國就有可能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從而損害國家長期發展的可能性。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外貿戰略既要立足現有的成熟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同時又要積極培育和壯大新興的未來的支柱產業，使二者協調發展，不可或缺。因此，主動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動態地發揮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斷地探索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途徑，制定相應的戰略，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我國貿易政策分析及策略探討

篇（6）

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較成本學說的演變及分析

（一）李嘉圖的古典貿易理論及局限性

雖然比較成本說是由托倫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圖最先注意到比較成本的重大意義并對之加以論證。李嘉圖認為，當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生產成本存在比較差異時，只要兩國分工生產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商品，那么，兩種商品的產量都將會增加，各國都能通過交換得到比較利益。當我們將上述結論進一步推廣到三個國家、三種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進行驗證，發現它仍然適用，這就證明比較成本說的基本原理是科學的。

李嘉圖對國際貿易學說的巨大貢獻是重視比較成本差異并以此創立比較成本學說。這一學說糾正了以往學者認為自由貿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國家的偏見，這為解釋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在理論分析中，由于李嘉圖采用了與斯密的絕對成本說相似的勞動單因素模型，假設資本和勞動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的前提下，以活勞動耗費多少來區別成本差異以及所用的隱含假定背離現實，使得李嘉圖的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國際貿易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隨著科技進步對當代國際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大，這種局限性也日漸突出起來。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謝爾-俄林-薩謬爾森模式

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出版了《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它以生產要素自然稟賦為理論基礎，探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更深一層原因，論證了國際分工的好處和自由貿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產要素自然稟賦論，事實上是師承赫克謝爾，故又被稱為“赫克謝爾-俄林定理”。薩謬爾森和斯托爾拍發表了《實際工資和保護主義》一文，用數學方法論證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貿易引起的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為此，國際貿易界有時又將俄林的生產要素自然稟賦論稱之為“赫克謝爾-俄林-薩謬爾森模式”?？蓪⒍砹值纳a要素自然稟賦論描述為：生產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相對來說是不同的，各國在生產那些能較密集利用其較充裕生產要素的商品時，必然會有比較利益產生。故每個國家最終會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產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較密集使用生產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謎”對傳統貿易理論的挑戰

從李嘉圖的古典貿易理論到俄林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方法的基礎皆為成本比較，對成本差異的分析則從單一要素擴展到多個要素，同時對貿易原因和貿易格局的解釋也逐步深入。但隨著國際貿易領域的擴大和對貿易理論研究的深入，特別是面對日益變化的國際貿易現實情況時，人們愈發感到傳統貿易理論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某些理論假定與國際貿易實際不符，諸如生產要素在區域內充分流動，而在區域間或國家間不能流動；國際商品貿易自由化，不存在運輸成本、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等。上述種種理論假定，顯然與國際貿易現實相去甚遠，而在這些假定條件下推導出的理論必然難以解釋國際貿易中不斷出現的新變化，特別是對戰后大量出現的跨國公司貿易現象更是解釋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為靜態分析，表現為假定各國資源稟賦不變；假定生產技術不變，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國勞動生產率不變為隱含前提，在要素稟賦論中則認為商品生產的要素配置比例不變。

（四）開辟了新領域的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群

對“里昂惕夫之謎”的爭論和研究，導致了戰后國際貿易新理論群的萌發。戰后國際貿易新理論群的顯著特點是：注重技術這一生產要素在決定比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對自然稟賦限制的突破，將使國際貿易格局受自然稟賦的約束日益減少。同時，又強調各國貿易比較利益具有可變性。

西方國際經濟學家將戰后貿易理論的新發展歸納為兩個相互平行又相互補充的理論支流：一是新要素貿易理論，二是新技術貿易理論。新要素貿易理論認為，在考慮國際貿易商品的比較優勢時，剔除傳統貿易理論中提出的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要素之外，還有其他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戰后貿易理論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規模經濟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對貿易比較成本的影響，并構成了相對獨立的理論分支。新技術貿易理論則以特質商品（指吸收了技術革新成果的新產品及容易產生差別的商品）為對象，研究這些特質商品貿易優勢在國家之間的動態轉移，考察壟斷性競爭（如技術壟斷）等因素對國家貿易的影響，從而產生了“技術差距論” 和原料產品貿易周期說，等等。

此外，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就是比較利益研究的動態化。戰后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則以生產技術的變動為出發點，注重研究與經濟發展相伴隨的比較利益結構的動態變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貿易政策、經濟發展戰略對建立動態比較利益的作用。

篇（7）

現代經濟學認為，商品生產不僅取決于各種傳統的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經營管理能力）的數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組合上述各種生產要素的技術。因為技術不僅可以節約稀缺的經濟資源，同時在給定的要素規模條件下可以實現更大的產出和生產更多樣化的產品。事實上，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早已肯定了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影響，只不過當時強調的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而已。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突破了以俄克歇爾-奧林-薩繆爾森（H-O-S）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稟賦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稟賦理論”、“貿易技術論”、“市場結構論”和“動態比較優勢論”等為代表。

“新要素稟賦理論”與H-O-S模型的區別在于：其一，從“勞動”這一傳統生產要素中分離出熟練勞動（即人力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其二，將知識也視為一國的稟賦之一。通過研究和開發（R＆D）產生的知識，既可以體現在勞動力上，也可以體現在資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隱含了一國在動態意義上可以創造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其三，將“技術”變量引入要素稟賦模型，如同傳統的勞動和資本一樣，強調創新對貿易模式的影響。技術變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R＆D支出水平和具體的創新數據來表示?！靶乱胤A賦理論”雖然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較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但是沒有觸及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問題：首先，理論中沒有徹底解決“技術”的待遇問題。因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將“技術”視為要素之一，但是既沒有探討高低技術能力共存以及相應地對相對生產力和相對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忽略了“技術”的動態特征。其次，“新要素稟賦理論”將生產要素看作是貿易流向的內生決定因素。事實上，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等幾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斷變更著的，因此不能以靜態的眼光將要素看作是一國固定的“稟賦”。

“貿易技術論”將技術差異視作貿易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波斯納的“貿易技術差距模型”中，一國由于發現了某種新產品和新工序而獲得了暫時的比較優勢，直到其競爭對手具有了相應的創新模仿能力，創新國才會喪失這種比較優勢。但是，由于創新國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可以不斷地通過新的創新取代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舊創新，進而在各階段始終保持比較優勢。在海什和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中，假定一國在創新生產上具有優勢，在商品生產的初期，生產需要較高的技術水平、商品價格較高、產量較低，加上接近市場有助于接受消費者的信息反饋和進行相關的服務，生產在創新國進行；隨著商品的成熟和標準化，價格下降、生產時間變長，商品生產可以轉移到其他具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創新國繼而可以生產另一種新產品?？梢?，無論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還是“產品周期理論”都認為創新國會出口新產品；都強調在引進一種新技術對產品生產定位影響中的時間的重要性；都認為新產品的生產和R＆D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應該位于技術能力發達的國家。但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和“產品周期理論”忽略了以下兩個事實：其一是時間，時間會使產品趨于標準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會提高外國生產新產品和模仿現有產品的能力。

“市場結構論”又被稱之為“新貿易理論”，主要用以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該理論不僅增加了對國際經濟的需求方面的考慮，同時將有關的理論研究置于不完全競爭框架之下，強調了壟斷力量、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性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市場結構論”對“技術”的處理有兩種方式：其一，將“技術”視作產品差異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在布蘭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術”是一國攫取壟斷租金的一種策略性資源。

“動態比較優勢論”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積累（即知識）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在格羅斯曼和海爾普曼的模型中，將比較優勢定義為R＆D與制造相對效率的跨國差異。該模型的主要觀點是：通過研究經驗的積累促進R＆D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獲得比較優勢，并借助規模收益遞增而提高一國的增長率?？唆敻衤Ｐ偷慕Y論也很相似：由于“邊干邊學”會增加知識的積累，因此比較優勢是建立在學習的差異的基礎之上的。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個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論，將比較優勢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對現有的貿易模式進行了要素稟賦上的解釋：“新要素稟賦論”拓寬了生產要素的范疇，最終考慮了內生技術的動態意義。其二，從產業經濟學中引申出來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市場結構論”，將諸如壟斷力量和規模經濟等不完全競爭特征引入國際經濟學，而“市場結構論”和H-O-S模型從某種意義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歸入新古典理論、也沒有被主流貿易理論吸收的學說。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技術理論”認為“在出口績效與R＆D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雖然“新技術理論”將“技術”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難以將“技術”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時也忽略了作為“技術”核心特征的那些來自于壟斷力量和技術變化等的動態意義，堅持一國經濟的專業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長。為了解決上述這些問題，熊比特關于創新的觀點被結合到新貿易技術論之中：一方面，技術差距學說與技術進化論相結合，說明了技術差距對增長和專業化模式的動態含義；另一方面，技術的廠商特有性質和壟斷力量與成功的創新相結合，用來解釋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廠商維持技術優勢的目的。

二、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一般影響

如上所述，當代的貿易理論認為，在從靜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動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維系動態比較優勢的關鍵。無論是對初始的貿易出口國、還是對初始的貿易進口國而言，都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一方面，為了獲得或維系比較優勢，國際貿易成為國內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伴隨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轉移或擴散，既能刺激初始創新國的再創新意識，也能削弱其比較優勢。

國際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表明，技術創新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基礎之一。因此，貿易出口國往往是某種技術領先的國家。國際貿易對于出口國，或現實世界中的技術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而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其一，在靜態意義上，只有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新產品和新工藝，才能具備出口的潛力；因此，一國只有進行充分有效的技術創新，才能保持相應的比較優勢，進而將這種創新優勢體現在相應產品的凈出口增長上。其二，如果信息對稱的話，國際貿易會借助進口國的市場反饋促進商品輸出國的技術改進，或帶來新一輪的技術創新活動。其三，在動態意義上，伴隨國際貿易的展開，商品輸出國的創新優勢會隨著各種技術擴散的發生逐漸消失。其效果無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術創新逐漸消失的過程中喪失相應商品的凈出口地位；要么改進技術或從事新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后者往往會達到刺激初始出口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國通過初始出口所獲得的貿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強其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因此，初始技術領先國在某種意義上講，擁有一種“先發優勢”。這種優勢如果不被外界經濟事件打斷的話，對本國的技術創新而言，不僅能持續下去，有時極有可能出現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五，國際技術貿易雖然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擴散，但是對于技術輸出國而言，其輸出的技術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關鍵和次新的技術，其在本國的收益率已經明顯處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適時地將其出售并獲得較好回報，對于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術落后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依賴于以下幾個渠道：其一，國際商品貿易將新產品輸入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給輸入國帶來了模仿生產的動機，而模仿生產的本質就是一種學習新技術、新工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溢出開始發生，輸入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有所增強。其二，由于輸入商品的競爭力會影響到當地廠商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也會間接地刺激當地廠商的技術創新活動，以期達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輸入商品本身擁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或技術訣竅，往往伴隨國際貿易的是各種形式的技術指導，由此技術創新會在不同程度上擴散到輸入國。其四，在國際貿易的準備階段，為了便于進口方了解產品的性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商品認知的差異，輸出方會在一定限度內展示其產品的特性，由此導致技術創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貿易談判破滅，這種擴散往往不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其五，國際技術貿易是技術創新擴散最為直接的方式，它不僅會對技術引進國的技術存量具有積極有效的影響，同時由于引進國的市場需求狀況、人力資本、生產設備等等諸方面與輸出國存在著的較大差距，因此會刺激引進國的“二次創新”或適應性創新。總之，通過以上種種方式，最終會增強輸入國的整體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而言，通過上述渠道積累的某種技術一旦達到一定的水平，原輸入國不僅能減少對由該技術生產的產品的進口依賴，而目。極有可能成為國際市場上相應的商品凈供給者。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僅在靜態意義上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并改善了本國的技術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動態意義上通過各種渠道和機制促使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創新機制的形成，為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三、國際技術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影響及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既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也是國際技術轉讓的主要形式之一。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許可證貿易、咨詢服務和技術服務、合作生產。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國際技術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趨勢：其一，國際技術貿易日趨活躍，規模不斷擴大?？萍歼M步以及技術信息的傳播加快，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其二，技術轉讓“軟化”。純知識或信息形態的軟件技術轉讓，如專利、專有技術、技術情報等等，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國際技術貿易格局呈現多極化，但發展不平衡。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等原因，國際技術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發達國家在技術出口中一直處于壟斷地位。其四，跨國公司在國際技術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長期以來，跨國公司控制了相當份額的國際技術貿易；此外，跨國公司以技術輸出帶動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改變了以往對發展中國家單純的資本輸出。

影響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包括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技術能力以及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等。而國際技術貿易（技術引進）對提高發展中國的技術能力、改善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終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1、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

技術能力是一種存量，它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技術能力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有形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技術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隱含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的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等。就國家而言，常常表現為一國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就企業而言，具體表現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

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技術貿易直接引進技術，能夠提高本國兩方面的技術能力，并最終影響到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首先，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無論引進的是成套生產設備等硬件，還是專利技術等軟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從而也提高了該國有形的技術能力。其次，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也能提高發展中國家隱含的技術能力，因為技術的引進常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員工對新技術的學習、掌握的過程。比如，企業在引進技術項目時一般都要求附帶的現場指導和培訓計劃，企業員工可以通過接受培訓和技術應用的實踐消化吸收引進的技術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所有隱含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技術能力的加總就等于一國隱含的技術能力，也就是說，技術引進通過促使企業員工學習、掌握新技術而增強了一國的技術能力。反過來，這些技術能力又為發展中國家以后的技術引進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二次技術創新奠定基礎。

2、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企業具有創新意識，才會留意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資源進行R＆D活動，將潛在需求轉化為實際收益；消費者具有創新意識，才可能接受創新產品，進而形成潛在的技術創新需求。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作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篇（8）

現代經濟學認為，商品生產不僅取決于各種傳統的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經營管理能力）的數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組合上述各種生產要素的技術。因為技術不僅可以節約稀缺的經濟資源，同時在給定的要素規模條件下可以實現更大的產出和生產更多樣化的產品。事實上，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早已肯定了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影響，只不過當時強調的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而已。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突破了以俄克歇爾-奧林-薩繆爾森（H-O-S）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稟賦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稟賦理論”、“貿易技術論”、“市場結構論”和“動態比較優勢論”等為代表。

“新要素稟賦理論”與H-O-S模型的區別在于：其一，從“勞動”這一傳統生產要素中分離出熟練勞動（即人力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其二，將知識也視為一國的稟賦之一。通過研究和開發（R＆D）產生的知識，既可以體現在勞動力上，也可以體現在資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隱含了一國在動態意義上可以創造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其三，將“技術”變量引入要素稟賦模型，如同傳統的勞動和資本一樣，強調創新對貿易模式的影響。技術變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R＆D支出水平和具體的創新數據來表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較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但是沒有觸及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問題：首先，理論中沒有徹底解決“技術”的待遇問題。因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將“技術”視為要素之一，但是既沒有探討高低技術能力共存以及相應地對相對生產力和相對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忽略了“技術”的動態特征。其次，“新要素稟賦理論”將生產要素看作是貿易流向的內生決定因素。事實上，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等幾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斷變更著的，因此不能以靜態的眼光將要素看作是一國固定的“稟賦”。

“貿易技術論”將技術差異視作貿易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波斯納的“貿易技術差距模型”中，一國由于發現了某種新產品和新工序而獲得了暫時的比較優勢，直到其競爭對手具有了相應的創新模仿能力，創新國才會喪失這種比較優勢。但是，由于創新國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可以不斷地通過新的創新取代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舊創新，進而在各階段始終保持比較優勢。在海什和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中，假定一國在創新生產上具有優勢，在商品生產的初期，生產需要較高的技術水平、商品價格較高、產量較低，加上接近市場有助于接受消費者的信息反饋和進行相關的服務，生產在創新國進行；隨著商品的成熟和標準化，價格下降、生產時間變長，商品生產可以轉移到其他具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創新國繼而可以生產另一種新產品?？梢?，無論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還是“產品周期理論”都認為創新國會出口新產品；都強調在引進一種新技術對產品生產定位影響中的時間的重要性；都認為新產品的生產和R＆D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應該位于技術能力發達的國家。但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和“產品周期理論”忽略了以下兩個事實：其一是時間，時間會使產品趨于標準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會提高外國生產新產品和模仿現有產品的能力。

“市場結構論”又被稱之為“新貿易理論”，主要用以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該理論不僅增加了對國際經濟的需求方面的考慮，同時將有關的理論研究置于不完全競爭框架之下，強調了壟斷力量、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性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市場結構論”對“技術”的處理有兩種方式：其一，將“技術”視作產品差異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在布蘭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術”是一國攫取壟斷租金的一種策略性資源。

“動態比較優勢論”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積累（即知識）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在格羅斯曼和海爾普曼的模型中，將比較優勢定義為R＆D與制造相對效率的跨國差異。該模型的主要觀點是：通過研究經驗的積累促進R＆D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獲得比較優勢，并借助規模收益遞增而提高一國的增長率?？唆敻衤Ｐ偷慕Y論也很相似：由于“邊干邊學”會增加知識的積累，因此比較優勢是建立在學習的差異的基礎之上的。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個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論，將比較優勢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對現有的貿易模式進行了要素稟賦上的解釋：“新要素稟賦論”拓寬了生產要素的范疇，最終考慮了內生技術的動態意義。其二，從產業經濟學中引申出來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市場結構論”，將諸如壟斷力量和規模經濟等不完全競爭特征引入國際經濟學，而“市場結構論”和H-O-S模型從某種意義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歸入新古典理論、也沒有被主流貿易理論吸收的學說。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技術理論”認為“在出口績效與R＆D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雖然“新技術理論”將“技術”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難以將“技術”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時也忽略了作為“技術”核心特征的那些來自于壟斷力量和技術變化等的動態意義，堅持一國經濟的專業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長。為了解決上述這些問題，熊比特關于創新的觀點被結合到新貿易技術論之中：一方面，技術差距學說與技術進化論相結合，說明了技術差距對增長和專業化模式的動態含義；另一方面，技術的廠商特有性質和壟斷力量與成功的創新相結合，用來解釋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廠商維持技術優勢的目的。

二、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一般影響

如上所述，當代的貿易理論認為，在從靜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動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維系動態比較優勢的關鍵。無論是對初始的貿易出口國、還是對初始的貿易進口國而言，都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一方面，為了獲得或維系比較優勢，國際貿易成為國內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伴隨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轉移或擴散，既能刺激初始創新國的再創新意識，也能削弱其比較優勢。

國際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表明，技術創新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基礎之一。因此，貿易出口國往往是某種技術領先的國家。國際貿易對于出口國，或現實世界中的技術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而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其一，在靜態意義上，只有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新產品和新工藝，才能具備出口的潛力；因此，一國只有進行充分有效的技術創新，才能保持相應的比較優勢，進而將這種創新優勢體現在相應產品的凈出口增長上。其二，如果信息對稱的話，國際貿易會借助進口國的市場反饋促進商品輸出國的技術改進，或帶來新一輪的技術創新活動。其三，在動態意義上，伴隨國際貿易的展開，商品輸出國的創新優勢會隨著各種技術擴散的發生逐漸消失。其效果無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術創新逐漸消失的過程中喪失相應商品的凈出口地位；要么改進技術或從事新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后者往往會達到刺激初始出口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國通過初始出口所獲得的貿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強其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因此，初始技術領先國在某種意義上講，擁有一種“先發優勢”。這種優勢如果不被外界經濟事件打斷的話，對本國的技術創新而言，不僅能持續下去，有時極有可能出現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五，國際技術貿易雖然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擴散，但是對于技術輸出國而言，其輸出的技術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關鍵和次新的技術，其在本國的收益率已經明顯處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適時地將其出售并獲得較好回報，對于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術落后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依賴于以下幾個渠道：其一，國際商品貿易將新產品輸入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給輸入國帶來了模仿生產的動機，而模仿生產的本質就是一種學習新技術、新工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溢出開始發生，輸入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有所增強。其二，由于輸入商品的競爭力會影響到當地廠商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也會間接地刺激當地廠商的技術創新活動，以期達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輸入商品本身擁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或技術訣竅，往往伴隨國際貿易的是各種形式的技術指導，由此技術創新會在不同程度上擴散到輸入國。其四，在國際貿易的準備階段，為了便于進口方了解產品的性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商品認知的差異，輸出方會在一定限度內展示其產品的特性，由此導致技術創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貿易談判破滅，這種擴散往往不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其五，國際技術貿易是技術創新擴散最為直接的方式，它不僅會對技術引進國的技術存量具有積極有效的影響，同時由于引進國的市場需求狀況、人力資本、生產設備等等諸方面與輸出國存在著的較大差距，因此會刺激引進國的“二次創新”或適應性創新?？傊ㄟ^以上種種方式，最終會增強輸入國的整體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而言，通過上述渠道積累的某種技術一旦達到一定的水平，原輸入國不僅能減少對由該技術生產的產品的進口依賴，而目。極有可能成為國際市場上相應的商品凈供給者。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僅在靜態意義上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并改善了本國的技術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動態意義上通過各種渠道和機制促使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創新機制的形成，為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三、國際技術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影響及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既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也是國際技術轉讓的主要形式之一。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許可證貿易、咨詢服務和技術服務、合作生產。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國際技術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趨勢：其一，國際技術貿易日趨活躍，規模不斷擴大。科技進步以及技術信息的傳播加快，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其二，技術轉讓“軟化”。純知識或信息形態的軟件技術轉讓，如專利、專有技術、技術情報等等，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國際技術貿易格局呈現多極化，但發展不平衡。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等原因，國際技術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發達國家在技術出口中一直處于壟斷地位。其四，跨國公司在國際技術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長期以來，跨國公司控制了相當份額的國際技術貿易；此外，跨國公司以技術輸出帶動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改變了以往對發展中國家單純的資本輸出。

影響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包括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技術能力以及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等。而國際技術貿易（技術引進）對提高發展中國的技術能力、改善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終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1、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

技術能力是一種存量，它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技術能力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有形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技術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隱含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的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等。就國家而言，常常表現為一國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就企業而言，具體表現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

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技術貿易直接引進技術，能夠提高本國兩方面的技術能力，并最終影響到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首先，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無論引進的是成套生產設備等硬件，還是專利技術等軟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從而也提高了該國有形的技術能力。其次，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也能提高發展中國家隱含的技術能力，因為技術的引進常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員工對新技術的學習、掌握的過程。比如，企業在引進技術項目時一般都要求附帶的現場指導和培訓計劃，企業員工可以通過接受培訓和技術應用的實踐消化吸收引進的技術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所有隱含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技術能力的加總就等于一國隱含的技術能力，也就是說，技術引進通過促使企業員工學習、掌握新技術而增強了一國的技術能力。反過來，這些技術能力又為發展中國家以后的技術引進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二次技術創新奠定基礎。

2、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企業具有創新意識，才會留意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資源進行R＆D活動，將潛在需求轉化為實際收益；消費者具有創新意識，才可能接受創新產品，進而形成潛在的技術創新需求。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作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篇（9）

一、課堂教學模式不斷適應新形勢進行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課程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非常重要的專業基礎主干課程之一，是中國對外貿易基本理論、政策、實踐相結合的系統性專業基礎課程，是學習其它國際貿易專業系列課程的先導基礎課，所以其在整個專業課程體系中的重要性和關鍵性不言而喻。近20年來在這門課程的教學實踐中，通過不斷的探索、積累和總結分析，我們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效課堂教學模式，激發了學生們的學習研究興趣，使教學目的和目標得以充分實現，為學生其他專業課程的學習以及今后不斷更新知識結構、學會自己去分析解決問題、創新思維都起到了引導示范的作用。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課程具有動態發展性的特點，要求學生必須掌握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理論、方針以及政策，利用其去具體分析解決貿易實踐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因此，該課程理論與實際結合非常緊密，在教學別強調時效性。但我們知道這類時效性很強的課程，教材的編寫無論怎么更新都存在滯后性問題，而相對于其他專業型課程，這門課程的內容和教材從文字上看又不是那么深奧難懂，關鍵就在于如何正確地引導和培養學生學會觀察經貿時事動態前沿、利用相關理論和知識解決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為此，必須在教學中突破教材原有框架體系，對相關內容進行調整，不斷補充完善并更新一些實際內容，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達到應有的教學目標。因此，基于網絡信息的專題式、開放性、研究性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的探索實踐，使得這門課程的教學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研究興趣，而且突出了內容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增強了學生變被動為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極大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果，對于探索培養應用型、創新型、職業型人才目標的實現尤為重要。

二、局限于教材的原有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1.傳統照本宣科式教學模式的單一性。

按部就班的教材體系“滿堂灌”的知識傳授式教學方法，不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生興趣，課堂沉悶，學生收獲不大。這種單一的教學方法很難真正調動起學習積極性并主動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去認真思考和分析解決現實問題。而對知識機械掌握的結果是并沒有真正把握住專業學習的精髓，沒有學會如何去觀察現實中經貿熱點難點問題，如何去分析解決它們。

2.教材內容滯后性的問題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課程是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新興動態發展性學科，是對各個具體歷史階段的中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發展規模、商品結構、經營方式、經濟效果、對外關系等方面理論與實踐的概括總結，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而當代國內外經貿形勢的變化以及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都急需我們去關注去想辦法研究解決。雖然教師在備課過程中經過精心準備已經將最新的資料內容補充進去，但被動接受的學生仍不知道如何去觀察發現新的時事動態，如何去搜集資料，沒有養成主動學習的方法和習慣，而且還容易對現有教材產生用處不大的看法。

3.課后作業和思考題缺乏必要的靈活檢驗手段

教材各章節后的習題和思考題限制住學生根據新形勢新前沿動態去分析解決熱點焦點問題，機械的知識點記憶容易造成學完很快就忘的弊病。對于真正實現這門課程的教學目標和我們培養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的目標，這種傳統的檢驗考查學習效果的方法手段，顯然不利于全面提升學生的素質。

當然，簡單的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造成的一些問題絕不僅僅這些，關鍵是這些問題帶來的后果使得課堂教學的效果不利于我們培養真正能適應現實工作需要的應用性創新型職業型人才。為此，長期以來，我們根據課程的特性，堅持在課堂教學中通過教學模式的探索改革，逐步形成了現有的利用網絡信息追蹤專業領域新形勢、新問題、新動態的專題式、研究性高效課堂教學模式，受到學生歡迎和好評。

三、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的構建與探索實踐

篇（10）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質疑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指建立在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之上的比較優勢理論，這種比較優勢是以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基礎之上，是一種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個假設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許多學者都對這種比較優勢提出了質疑，概括來說主要可分為比較優勢陷阱說和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認為，如果一國完全以靜態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即完全接受由邊際生產成本狀況確定的國際分工角色，運用本國自然資源優勢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較低的附加值，而忽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則最終將陷入低附加值循環，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有學者發展了上述比較優勢陷阱（張小蒂，李風華，2001），指出如果一國技術創新的路徑選擇不當，即過度地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完全地發揮后發優勢，則只能跟在先進國家之后，從而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之上，從長期來看這種比較優勢將逐漸弱化。比較優勢弱化的原因可以從發展中國家國內國際兩個角度來分析。從國內環境看，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人口眾多，人均占有資源數量不豐裕，經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使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優勢逐漸弱化；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使勞動力成本優勢不斷弱化。從國際環境看，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現出口的“貧困化增長”；同時，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擴展，使資源與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受到諸多貿易壁壘的限制，在國際上發展的空間越來越有限。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是存在比較優勢陷阱和比較優勢弱化并不意味著比較優勢理論已經過時或者不適用了。本文通過合理地拓展比較優勢理論的內涵和外延，發現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指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內涵和外延的拓展

從靜態比較優勢到動態比較優勢

從20世紀中期以來，許多學者在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方面做了許多努力。理論上來說，第一次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創新期、發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處于創新期的產品實際上屬于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發展期則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入成熟期則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當進入衰退期時基本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轉變，產品的生產也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比較優勢也將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斯蒂格利茲、克魯格曼、格羅斯曼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其對傳統理論的重要發展是將技術進步、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問題結合起來綜合動態地研究一國的比較優勢。

在國際貿易的根源上，動態比較優勢認為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不僅僅來自于兩國要素稟賦差異產生的產品相對價格的差異，而且受技術因素影響的規模經濟差異將會導致生產成本差異，從而產生價格差異，因此，國家間相對要素稟賦差異和規模經濟差異共同決定貿易格局。在貿易的構成上，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方面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每一個國家根據產業內專業化模式僅能生產某一產業內廣泛的潛在的產品系列的一個或幾個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應的作用，消費者總在效用最大化原則支配下，偏好商品種類的增加，這樣從生產和需求兩方面找到了產業內貿易的依據。在貿易利益上，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動態理論認為，貿易利益不僅來自于比較優勢利益，而且還會因生產效率提高、生產集中、生產的合理化以及產品多樣性而存在潛在利益。

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化，為發展中國家先天比較優勢的升級和后天比較優勢的培育奠定了基礎，這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第一層次的拓展。

從先天優勢到后天優勢

所謂的先天優勢是指一國先天存在的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等優勢，也叫自然優勢；后天優勢則是指原本沒有，通過后天培育而形成的優勢。后天優勢的培育不僅要通過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還要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產業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先天的比較優勢上升到后天的比較優勢?！凹夹g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往往成為后進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獲得“后發優勢”的源泉。有的學者甚至將這種“后發優勢”納入廣義的比較優勢（張小蒂，2002）。但是，本文認為“后發優勢”僅僅是后進國家所具有的潛在的比較優勢，它要轉化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還要取決于“技術外溢”效應的大小和“干中學”中學習效應的大小，如果一國僅僅被動地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并且在“干中學”中缺乏消化、吸收與創新，則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術創新路徑選擇錯誤而導致的比較優勢陷阱。因此，本文認為后進國家如果能在主動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過程中，加快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就可以在特定產品或特定行業上，或者在技術、管理、營銷上，替代或趕超同類的國際競爭者，獲得后天優勢。

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波特創立并發展完善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波特相繼發表了《競爭戰略》（1980）、《競爭優勢》（1985）、《國家競爭優勢》（1990），系統地闡述了競爭優勢理論。波特把國內競爭優勢理論運用到國際競爭領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論。該理論包括四個要素：生產要素，包括一國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出來的推進要素，且后者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國內需求，包括國內需求結構、規模、成長率、高級購買者壓力以及需求的國際化，波特認為擴大國內需求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進而獲得競爭優勢；相關支持產業，即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品的國內產業，包括上游供給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其是影響一國主導產業取得規模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程度，包括企業的形成與組織方式、競爭激烈程度、創新與企業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有利于企業成長和競爭力的維持，政府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此外還有政府和機遇兩個輔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一個動態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進而產生一些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相對具有以下新特點：競爭優勢理論除了考慮現實的利益外，還考慮潛在利益對比，考慮一國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一國的創新機制，取決于企業后天的努力和進取，只要勇于創新、積極競爭，后進的國家可能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國家。此外，競爭優勢理論涉及產業和企業，強調非價格競爭，更注重要素質量和市場的需求檔次。

總之，比較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分布與產業互補的合理性，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而競爭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沖突和產業替代的因果關系，強調各國間相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競爭優勢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較優勢，但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要通過競爭優勢才能體現出來。因此，有必要將原有的比較優勢拓展到競爭優勢。

上述比較優勢三個緯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傳統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內涵的拓展；從先天優勢到后天優勢，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外延的拓展。比較優勢動態化要求比較優勢內容即外延的不斷拓展，以資源稟賦等先天優勢為基礎的狹義的比較優勢必然發展到以后天通過努力而培育形成的優勢為基礎的廣義的比較優勢。

推動比較優勢升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