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權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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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些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深入，就業機制的改革，產業結構的調整，用工權力的下放，而相應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卻沒有跟上，給婦女平等的就業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女大學生就業問題、女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對此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我國婦女就業機會不平等的現狀

我國雖然已經從立法和行政執法等方面為保護婦女的勞動權益提供了制度和組織上的保障，但在現實生活中，各種侵害婦女勞動權益的現象依然層出不窮。婦女就業難目前已成為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女大學生就業問題、女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婦女的就業機會和從事職業的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較男性承受更大的壓力。許多女大學生在畢業求職過程中都會遇到性別歧視問題。據2002年江蘇省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80％的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曾因性別原因遭到用人單位拒絕，其中34．3％的女生有過多次被拒絕的經歷。“性別歧視”成為女大學生求職中的首要的和最大的障礙，[1]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2007年3月，《濟南時報》與山東人才網聯合推出“女大學生求職調查”，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者中，認為性別歧視“比較嚴重”的占52．8％，認為“不太嚴重”和“不存在”的分別占44．4％和2．8％。[2]許多用人單位為了回避《勞動法》中關于不得辭退孕期、產期和哺乳期婦女的規定，不愿意雇傭婦女，或者在雇傭時對男女求職者采取不平等的標準。目前，婦女與男性之間在就業狀況上有著顯著差異，婦女就業率比男性低17％，而失業率更是比男性高1倍。在40至49歲年齡段的婦女中，每3人就有1人失業，就業和再就業形勢最為緊迫。而對于處在最佳勞動年齡的30至39歲年齡段的婦女群體，失業或待業的比例高達25．5％。婦女失業出現年輕化的趨勢，從學校畢業不久的2l至29歲年齡段出現了14．4％的失業婦女。[3]232。總之，目前我國婦女謀求職業時受歧視的現象相當突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企業競相壓低人工成本，職稱論文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加劇，如果沒有足以遏制就業歧視的對策，對婦女的就業歧視就會日益嚴重，這將直接危及婦女的勞動權。勞動權是實現婦女生存權、參政議政權和發展權的重要保障。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是勞動者謀生的手段。如果婦女的就業權不能實現，將直接危及其生存權，生存權沒有保障，其他人權將失去根基。[3]234

二、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婦女就業成本比男性高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就業市場的主要矛盾。中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全國現有下崗失業人員約l300萬人，2005年新增勞動力、復員轉業軍人、高校畢業生等需要就業人員約l100萬人，兩者相加，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多達2400萬人，按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在現有經濟結構狀況下，能夠安排的只有1000多萬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是1400萬人左右。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這幾類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相當大。就業機會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勞動力過剩的狀態使得勞動力“買方市場”長期存在，勞動者由此處于弱勢地位，相對于男性勞動者來說，婦女勞動者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因為特殊的生理原因，《勞動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婦女孕期、產期和哺乳期隨意辭退女職工，同時應給予產假，并依法支付產假期間的工資。這樣，對雇主而言，將從兩個方面影響其成本：首先，女工休假期間既不創造價值，卻要依法享有一定的工資．這相應增加了其成本；其次，在此期間，原有的職位必須有其他人來填補，這既要付工資，又有可能要支付一定的培訓費用，而雇傭男性就不會存在這一問題。所以，為避免成本增加影響利潤，企業就會盡量減女的雇傭。[4]150-151

(二)保護性勞動立法中存在著性別偏見

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點，工作總結國家制定了很多專門保護婦女勞動者的法律，比如，《勞動法》第59條、《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和《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的規定》，規定了婦女禁忌從事的一些勞動；還有《勞動法》和一些法規中關于“四期”保護的規定。這些規定限制婦女在經期從事某些工作，有些法律則是有關孕婦夜班和休息的規定。法律禁止婦女從事某些對身體有難度的工作。婦女不得從事對身體有害的工作，支撐這些法律的原理認為，婦女不像男性那樣在生理上那樣適合同樣的工作機會。于是，通過法律設防以阻止婦女進入傳統上非婦女從事的職業。這些法律法規的確在計劃經濟時代對保護女性勞動者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從計劃走向了市場，從政府統管一切走向了企業擁有很大的自。當企業在計算自己的成本的時候就會覺得雇用女性職工有很多的條條框框，而且還要提假、哺乳時間和一些特別措施。因此在錄用時更偏好于男性，把婦女置于勞動市場的不利位置。在經濟和政治轉型期，要求雇主給婦女提供特別照顧的責任轉換成了雇主雇傭婦女的障礙，當對勞動力需要降低時，它又成為雇主裁減女雇員的誘因。更進一步的是，如果沒有一個公正的實施這些法律的機制，推行這些法律只會增加婦女在尋求雇傭時的負擔。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注中國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婦女的經濟狀況，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婦女過度保護而不是提供平等的機會，會形成婦女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的額外障礙。

(三)生育保障制度滯后

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生育保險制度，在維護女職工生育期間的合法權益、保護女職工身體健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傳統的生育保險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建立在企業或單位保障的基礎上，女職工各項保險待遇完全由企業或單位來支付。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女職工的生育價值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相背離，客觀上造成了女職工集中的企業與女職工較少的企業負擔不均，把本應社會共同承擔的“生育”成本，完全由單位來承擔，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雖然早在1994年底，勞動部就頒布了《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開始生育保險社會化改革，但是進展十分緩慢，社會統籌覆蓋范圍有限，與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相比較，同期生育保險參加的人數較少。生育保險社會統籌的層次也較低，基金無法在大范圍調劑，使生育保險難以起到互助互濟、均衡負擔的作用。其中有些條款已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與《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有關待遇規定不一致。而且因其在執行中存在支付水平過低、結余過高等問題，未能從根本上減輕企業負擔，反而造成有些企業和女職工負擔加重，影響了生育保險作用的發揮，企業不愿招用女工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當前，生育保險制度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如何進一步加以完善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四)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的影響

社會性別是指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于婦女或男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英語論文性別是男女之間的生理區別，具有自然屬性，而社會性別具有社會屬性。世界各國的人們對婦女和男性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性別意識。在中國，遺留的封建意識和長期的計劃經濟給人們帶來了很多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觀念。如“三從四得”、“男尊女卑”影響，使很多人認為婦女就應該依附于男人，“男人以事業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這些觀念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國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它嚴重的阻礙著婦女與男性平等的步入社會就業領域。

三、關于促進婦女就業機會平等的法律應對措施

(一)嚴格實施現行的有關保障婦女平等就業的法律法規．使其落到實處、取得實效我國現行的有關保護婦女平等就業的法律法規雖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有待于完善，但畢竟已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為主體，包括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等在內的初步保護婦女平等就業權為主體的促進男女就業平等的法律體系。這些法律都規定了婦女享有和男子一樣的勞動就業權。如《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1條規定：“國家保障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勞動權利”。該法第22條第1款規定：“各單位在錄用職工時，除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立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律落到實處。因此，我們要嚴格實施現行的有關保障婦女平等就業的法律法規，要求用人單位嚴格遵守現行相關法律法規，勞動行政部門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并通過加強法制宣傳，增強廣大婦女對相關法律的了解，提高她們的維權意識，婦女遭受就業歧視的不良現象就會大大減少。

(二)轉變立法思路，修改現行立法中不利于婦女就業的有關規定，并增強可操作性

目前我國關于兩性就業平等的立法依據仍主要局限于強調男女兩性之間存在的生理性別差異，將婦女置于弱者的保護地位，輕視基于社會性別的平等權利和社會地位的保護。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許多生產活動對人們體力的需要減弱，對智力需求不斷加大，從而使男女之間的生理差別，在現實的經濟活動和勞動過程中逐步縮小。因此，要建立兩性平等就業的法律制度，首先要轉變立法思路，將對婦女的偏見置于一邊，從提供和創造平等的就業機會著手，消除立法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如放棄對女性進入某些行業的強制性禁止規定，賦予女性自主選擇權。在憲法和以后的民法典中重申男女平等、平等就業權的基本人權地位；其次還可以在立法中補充男性的家庭責任。撫養小孩、關心老人、照顧家庭是全社會男女共同的責任。與家庭和孩子有關的福利不應只針對女性規定，而應同時針對兩性規定。中國的勞動法賦予了女性很多福利政策，如產假和哺乳假的規定。同時還規定了女職工比較多的單位應當建立哺乳室、幼兒園及托兒所等設施。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將照顧家庭和孩子的責任理所當然地加到了女性的身上，通過法律形式把用人單位建立托兒所產生的經濟成本強加于女性。結果，用人單位認為這些設施的建造成本是女性所帶來的，自然就不愿意雇傭女性，女性成了這種保護性立法的犧牲者。

(三)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將生育成本社會化

婦女的生育行為不僅僅屬于個人行為，更是對國家和民族有利的社會行為。留學生論文婦女生育行為的這種社會性，以及女職工因生育行為可能給自身勞動生涯帶來的各種勞動風險，客觀上要求所有企業均衡地承擔女職工生育保險費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征收的女職工福利保障費，要由所有企業共同負擔，這樣聘用女工的企業就不會因為負擔女職工的福利費用而比其他企業增加額外的負擔；也可以按累進辦法給聘用女職工的企業適當的稅收減免。企業聘用女職工越多，享受的稅收減免也越多，并把這一條款納入稅法中，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用人單位對婦女的排斥心理。而在社會化統籌生育保險的條件下，企業能夠相對準確地評價男女雇員的勞動能力，有助于實現男女就業機會的平等。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婦女運動的發展，婦女生育正在被確認為社會總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國家通過立法形式，將它納入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之中，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以法律形式對生育保險制度進行確認，該法新增的第29條規定：“國家推行生育保險制度，建立健全與生育相關的其他保障制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為貧困婦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生育保險制度改革是生育保障體系改革的核心，國家應盡快制定《生育保險條例》或出臺《社會保險法》，以生育保險改革帶動生育社會保障制度的推進，逐步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體系。

我國婦女的平等就業權利在實現過程中還會遇到各種問題，隨著勞動力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自和所有制的多元化，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繼續存在。除嚴格實施現有法律，加強立法，從法律的角度來保障與促進婦女平等就業，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婦女的整體素質，轉變傳統性別觀念。使各種保護力量和保護方式系統化、制度化，然后形成一種社會合力，以實際行動來進一步落實對婦女就業權利的保護，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起到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張麗霞．試論我國婦女就業杈的法律保護[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104．108．

篇（2）

《奇異的插曲》是“美國現代戲劇之父”尤金?奧尼爾中期最重要的劇作之一，“是標志著奧尼爾走向全面成熟的第一部劇作，奧尼爾對此劇所傾注的精力比對過去的任何劇作都多。”[1]劇本發表后立即成為全國的暢銷書，奧尼爾因此第三次榮膺普利策獎。在這部被奧尼爾稱為“我的女人劇”的劇作里，女主人公尼娜普遍被評論家稱為是一個“狡詐地操縱她的男性崇拜者[2]”的“妖女”。筆者認為，尼娜是一位敢于追求自我實現、自身幸福的有強烈女性意識的現代女性，她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大膽抗爭及最后對男權中心文化的無奈屈從揭示了西方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

1 抗爭

年輕時的尼娜朝氣蓬勃，勇敢堅強，是西方現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敢于突破傳統思想的窼臼，大膽地去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她不受門第觀念影響，不顧父親利茲教授的反對，與出身貧窮但十分優秀的學生戈登相愛奧尼爾，憧憬著與他共同邁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當父親的暗中干涉使她未能如愿而抱憾終身時，尼娜便以一個敢于反抗男權的獨立女性的姿態出現，指責父親對自己人生幸福的破壞和扼殺，“我決定馬上從這兒搬出去[3]”。這句話斬釘截鐵地表明了尼娜沖出家庭牢籠、擺脫父權控制的渴望免費論文下載。在后方醫院，尼娜將自己純潔的身體獻給傷兵，讓他們快樂，為心中對死去的戈登懷有的負疚感而自我“奉獻”、自我懲罰。雖說這是一種“道德沉淪”的表現，但卻是對以利茲教授為代表的清教主義清規戒律的一種大膽的叛逆，是尼娜受其壓抑而采取的抗爭行為。

經歷了失去愛人的痛苦，尼娜并沒有像傳統女性那樣自怨自艾，反而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她以自己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戈登神話”。為擁有一個孩子成為孩子的母親，她選擇跟自己不愛的薩姆結婚。這同傳統的男性一直將女性視為生育工具完全相悖；尼娜要在滿足自己的需求中完成男女兩性角色的轉換；當薩姆的家族病史阻止她成為母親時，她又選擇了達萊爾，就在達萊爾完成她做母親的心愿的同時，尼娜從他那里找到了現實生活中情感的寄托。尼娜還使父親的學生馬斯登填充了父親死后她所缺失的父親角色的空白。丈夫薩姆、情人達萊爾、父親的替身形象馬斯登及兒子小戈登，是尼娜死去的心上人的四個分身和替補，是他們成就了尼娜不死的“戈登神話”，實現了她心目中所追求的作為女人最完美的境界，如她所言，“我應當是地球上最驕傲的女人！我應當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4]

作為劇本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尼娜雖勢單力孤，卻依然不失為一個勇于把握自己命運、抗拒男權的女性形象。在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與幸福、爭取同男人平等生活的權利進行大膽抗爭的同時，尼娜也在積極努力地尋找著自我、成就著自我,展現著一個同男性具有平等地位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價值。

2 屈從

“19世紀的美國社會只為女人提供了一種得到社會尊重和接受的角色——賢妻良母奧尼爾，一種要求女性不斷自我犧牲，一心滿足他人的角色。這樣一來，不論處于什么心理狀態和知識層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極力使自己符合這個規定的角色。有關生育的書籍、上流社會女性雜志、兒童文學也不無要求女性無私地放棄自己的理想，將自己的希望和能力托付給她們生活中的男人。”[5]劇中尼娜便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雖然她不甘于傳統的束縛，大膽于命運進行抗爭，可她畢竟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作為女兒、妻子、情人和母親，“尼娜過著這些人的生活，戴著這些人的面具，扮演著這些人的角色。”[6]在男權中心文化的控制下，尼娜只是一個性別意義上的“女人”，只擁有性別層面上的身份定位，無法擁有男人們具備的社會角色。這種社會角色的缺失和男權中心文化在禮教文化等層面上對女性的種種約束制約了尼娜個性的發展，剝奪了她的生存發展空間，使她只能借助于男人尋求自我的實現，注定了她最終也只能無奈屈從于男權統治對自己命運的主宰。

在父親面前，尼娜是女兒，除了經濟上依靠他外，還有傳統禮儀上的孝義親情。縱使她深愛戈登，女兒的身份卻使她不忍以傷害父親的感情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只能屈從于父親的意志免費論文下載。尼娜同薩姆結婚本是想利用他滿足自己成為母親的愿望，可妻子的責任卻促使她為了給有家族病史的丈夫生一個健康的孩子而和達萊爾通奸生下了小戈登。后來，薩姆事業的發達使尼娜在經濟上無條件地聽命于他，致使尼娜一步步放棄個性奧尼爾，成為了按丈夫意愿行事的女人。作為尼娜情感和精神上雙重依賴，尼娜的情人兼精神病醫生達萊爾給她開的走傳統女性之路的處方將她的命運引向了情感和婚姻兩分的尷尬境地。尼娜的一生自此陷入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之中。兒子小戈登是尼娜情感上最大的依賴，尼娜曾試圖跟兒子的心上人瑪德琳爭奪兒子的感情，卻被達萊爾以精神病醫生的身份宣布處于更年期的她精神不正常。尼娜抗爭命運最后的努力也以失敗而告終。身心俱疲的尼娜再也沒有同命運抗爭的勇氣了，只求同那個父親式的丈夫馬斯登回到兒時的家里，在寧靜中死去，以此來結束她人生的一段插曲。

結語

面對強大的男權統治，尼娜生活的角色只能圍繞“女人”而定，生命也只能依賴男人而延續。無論她怎樣抗爭，都無法擺脫男性權威的束縛和禁錮，“她每一次的努力都繃緊了自己周身的羈絆[7]”.雖然尼娜的最終歸宿再現了西方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但她追求幸福、抗爭命運的勇氣卻也呈現了普通女性尋求自我、成為自我的夢想。忠實于自己的夢想，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正是尼娜代表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她的可貴之處。

參考文獻：

[1]特拉維斯??博加德.尤金?奧尼爾的劇作[M].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2.

[2]Robinson,James A. The Middle Plays [C]. Michael Manheim.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Eugene O’Ne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尤金?奧尼爾.奧尼爾劇作選.歐陽基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4.

[5]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篇（3）

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轉貼于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1]趙耀.中國勞動力市場雇傭歧視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77.

篇（4）

一

作為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文學獎的獲獎者，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通過小說講述黑人的苦難歷程，并闡釋了包括種族、性別和兩性關系在內的話題，旨在“幫助黑人特別是黑人女性建立對其自身的尊重與愛”[1]。莫里森在兩部作品《最藍的眼睛》[2]和《寵兒》[3]中分別涉及對了黑人女情生活的描寫，并探討了黑人女性追尋主體身份的成敗。本論文旨在通過比較波莉和賽絲二者的愛情關系，分析黑人婦女在愛情中追尋“自我”的過程，并討論黑人女性應如何在婚戀中建立“主體”的身份。

波伏娃（Beauvoir）在《第二性》[4]中指出，男性作為人類的代言人，是絕對的“主體”。由男性為中心而派生的相對概念，即女性，僅僅作為男性的參照物和性的身份存在。相對男性的“主體”身份，女性被定義為“他者”。如黑人女性主義者科林斯[5]（Patricia Collins）指出，對黑人女性而言，要獲得“主體”身份，不僅僅要面對來自白人男性的種族和性別歧視，還要警惕可能來自黑人男性的性別壓迫。美國黑人女性是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受害者。黑人女性如何在與黑人男性的關系中重構身份，成為“主體”是眾多黑人女性作家所關注的焦點。黑人女性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助的愛情關系，黑人女性可以獲取力量，繼而成為“主體”。在奴隸制或白人文化侵蝕的危險環境中，黑人男性的支持和關愛對黑人女性建立“主體”身份而言也尤為重要。

二

波莉與喬利的愛情關系并非從始至終為急風驟雨裹挾。在戀愛階段和婚姻初期，兩人對彼此充滿依賴和愛慕。波莉原先生活在靜謐的南方小鎮，生來殘疾的她從小就有一種自卑感。喬利的到來應和了波莉對愛情的渴望。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喬利親吻波莉畸形的腳來表達他的撫慰。這一行為緩解了波莉因身體畸形產生的自卑心理。喬利珍視波莉的殘疾，認為這是她與眾不同的地方。喬利的悉心照顧讓彌補了波莉身體上的缺陷，使她感到完整和美。波莉愛上了喬利，在她眼里，只要“頭挨著他的胸脯”，就能“走向大海，走向城市，走向樹林……直至永遠”[2:92]。波莉感到慰籍，滿足，甚至歡喜。在這一階段，喬利并沒有向寶琳施加“主體”的壓迫，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對待女友。

和二人早期和諧的愛情關系相比，他們的婚后生活可謂有著天壤之別。在新婚燕兒時，喬利對波莉照顧有佳，但不久之后，他就開始擴展屬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而波莉也很快就厭倦了單調的家務。盡管喬利仍盡可能安慰波莉，他對波莉獨守空房的苦悶也漸漸表現出冷漠和不耐煩。喬利的行為疏遠了兩人，并造成了爭吵和分歧。喬利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作為男性對女性“他者”身份的內化。盡管他是黑人，但作為男性的他仍比波莉有更多的空間。波莉坦言，“他總能找到人和事消磨時光――總有人上樓來找他，他也很樂意去陪伴他們”[2:94]。和少數黑人婦女交往的失敗也讓她更為自卑和寂寞。

兩人關系破裂的第二個表現是失和的。黑人女性作家并不忌諱有關黑人的描寫，而視之為展現黑人男女關系的重要方面。柯林斯將黑人的愛情關系劃分為無情和有情。她稱有情讓雙方在中找到了“性的表達方式”。性生活是雙方在肉體和精神上的交合，而非一方的意志強加于另一方。

波莉在喬利第一次放火燒毀房子的時候，原本執意要離開他，但喬利的溫存讓她打消了這個念頭。通過，喬利讓波莉再一次看到他對自己深沉的愛。波莉稱這種美好的感覺為色彩斑斕的彩虹，讓她感到“兩腿之間大笑”，讓她回憶起童年，也讓她變得“強大、漂亮、年輕”[2:48]。然而這道美麗的彩虹如同曇花一現。喬利整日滿身酒味，這讓波莉無法忍受。他在波莉睡著時強行與她發生性關系充滿了發泄的意味。女兒佩科拉也無不驚恐地將父母在床上的活動看作痛苦的搏斗。喬利扮演了傳統男性“主體”角色，將波莉僅僅視為單純的“性”存在。 波莉在過程中的沉默既呼應了她作為“他者”的身份，又是對喬力男性“主體”的反抗。

白人文化的沖擊是造成波莉與喬利婚姻分崩離析的根本原因。但在北方的新生活被白人文化籠罩，在那里有許多已經被白人文化“漂白”的黑人女性。被“異化”這群黑人女性和強勢的白人文化讓波莉迷惑又倍感壓力。白人不僅在人數上迫使波莉認識到自己“他者”的身份，更通過隱形的文化侵略離間波莉與喬利的關系。在生佩科拉時，波莉被白人醫生視為“不知疼痛”的“母馬”[2:101]。白人對她的“物化”徹底擊碎了波莉的自尊心，并讓她從一開始就認定佩科拉是丑陋的。孩子是父母的愛情結晶，無法愛自己的孩子也就等同于對丈夫的否定，對自己價值的否定，對黑人價值的否定和對白人審美標準的被迫內化。白人文化的壓迫讓波莉重新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機。

其次，白人文化在迫使波莉重溫對秩序渴望的同時讓她企圖建立新的秩序體系。由于喬利的忽視和黑人社區的隔離，在重構“主體”的過程中，波莉不得不再一次依靠毀滅她自尊心的白人文化。主流白人文化通過電影等宣傳手段中時刻展現著完美的白人愛情。電影中出現的美麗溫柔的白人女性和英俊浪漫的的白人男性形象深深根植于波莉心中。波莉認為自己通過電影“學到了一切可憎可愛的東西”，然而波莉實則已被大眾傳媒工具“漂白”[6:35-8]。正如弗朗茲法農[7:8-31]在《黑皮膚，百面具》一書中曾將主流白人文化體系下的白人、黑人形象做出比較。為維護白人的至高統治和完美形象，白人定義白皮膚象征純潔和道德，而黑人的黑皮膚則代表著骯臟、邪惡和詛咒。波莉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洗禮”，她對喬利態度在不知不覺中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她不僅鄙視喬力，更渴望在各種方面超越喬力。她重新回到了教堂，自視比原先鄙視她的黑人婦女更有“德性”。她開始報復喬利，喬利越是迷戀陋習，她越是高興。她慶幸自己在白人社區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波莉以這些行為將自己與喬利劃清了界限。與品德低劣，失業游蕩，酗酒，暴虐的喬利相比，她是美德的典范。喬利在波莉心中的扭曲形象與白人文化霸權主導下黑人的粗鄙形象如出一轍。

然而波莉卻并非比喬利“高尚”多少。盡管她企圖重構“主體”身份，但她的行為呈現出一種扭曲的“主體”形象。她在教堂中為喬利禱告，但在現實生活中卻經常毫無顧及地點燃家庭暴力。她對喬利視而不見，而把“愛”全盤留給了白人雇主一家。波莉渴望被白人接受，而為白人當保姆是她接近白人生活的唯一機會。通過獲得在白人“明亮”、“珍貴”、“可愛”的家里工作的機會，得到白人的贊賞，甚至視白人丟給她的外號如獲至寶，波莉重復著她兒時關于整潔和秩序的夢想。只是現在這一夢想已在白人文化的腐蝕下被嚴重扭曲。波莉成為心甘情愿地維護著白人世界秩序并與黑人世界對立的傀儡。一個黑人越是渴望成為白人，他就越接近精神分裂，波莉實際上處于一種精神失常的狀態。

三

與波莉千瘡百孔的婚姻生活相比，賽絲與情人保羅D在愛情中體現了對彼此的愛和寬容。如果說波莉在愛情中毀滅，迷失了“自我”，賽絲則通過愛情找到了自我。首先，賽絲在愛情中保持了獨立。賽絲一方面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負責照顧保羅D和女兒的起居。另一方面，她沒有因保羅D的到來象傳統婦女一樣停止工作。此外，賽絲并沒有視保羅D為一切的中心。保羅D的出現也沒有將賽絲與丹芙的母女世界改造成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家庭。相反，兩人在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保羅D并沒有向賽絲施加“主體”的壓迫，而是悉心呵護賽絲，期望與她在一起幸福生活。

賽絲的獨立還體現在她拒絕為保羅D生育。為設法將賽絲從寵兒的“糾纏”中解放出來。保羅D懇求賽絲為他懷孕，認為只有擁有孩子才能進一步鞏固鏈接兩人的紐帶。賽絲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請求考慮良多，賽絲認為保羅D僅僅想借此絆住她，趕走她其他的孩子，因此最終拒絕了保羅D的請求。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之所以會被男性定義為“他者”，很大程度上與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相關。女性因為受生育和撫養后代的勞累而無法象男人一樣追求個體上的“超越”。波伏娃甚至認為唯有將女性從長年累月的生育、哺乳之苦中解放出來方能成為不依附男性的“主體”。賽絲的拒絕雖然由她對保羅D的誤解引起，但也可以理解為她對“主體”的追尋。作為女性的她了解生育的痛苦和撫育孩子的艱辛。她希望主導決定權，渴望享受自主的生活。

愛情讓賽絲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第一，在保羅D到來之前，賽絲和小女兒丹芙因殺嬰事件被社區黑人孤立，經歷了十八年離群索居的生活。岳母貝比薩格絲死后，賽絲越發嚴密地保護著母女的二人世界。保羅D的出現緩解了母女倆因隔離而窒息的生活。他帶領兩人參加鎮上的狂歡節。保羅D的熱情在無形中緩和了賽絲與社區黑人長期的對立局面。與當地黑人關系的緩和象征著賽絲邁出找回自我的第一步。賽絲開始意識到自己也許正在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第二，兩者通過回憶成為過去和未來的“主體”。賽絲和保羅D均遭受過奴隸制的蹂躪。過去的陰影被兩人有選擇地塵封起來。莫里森認為,人們往往因為害怕而不愿回憶；但當人們將回憶交織起來，這種集體的分享就能治愈個人的傷痛。在保羅D出現以前，賽絲不愿回憶過去的苦痛。她記得甜蜜家園的美景，但卻不能想起自己和其他黑奴的非人經歷。保羅D的出現開啟了賽絲記憶的水閥。賽絲不僅得知了保羅D在獄中的悲慘遭遇與前夫黑爾的死訊，也在共同回憶中交織了自己的回憶并成為了過去的主人。

第三，保羅D的愛讓賽絲重新認識到自我的價值。在文章結尾，保羅D要賽絲認識到自己才是“最美好的部分”[3:273]。作為母親，賽絲將孩子看作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卻因此忽視了自己的存在。她為了償還殺死亡女寵兒的罪孽，不惜犧牲自己，最終險些被寵兒的貪婪吞沒。保羅D的不棄不離讓賽絲重新正視了自己，找回了“主體”。

四

從《最藍的眼睛》和《寵兒》的兩位女主人公的婚戀經歷可以看出：建立婚戀關系是黑人女性建立“主體”身份關鍵途徑。一方面，黑人女性尋求“主體”身份不能否認其作為女性而且是黑人女性存在的事實。被“漂白”的黑人女性其身份即不被白人承認也不被黑人認同。另一方面，黑人女性尋求“主體”身份不能割裂與黑人男性的關系，她們既要在內心獨立于黑人男性，更需要黑人男性對其女性身份的尊重和支持。與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愛的關系能夠幫助黑人女性找回自我。

參考文獻：

[1]Beaulieu, Elizabeth. (2003) 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 Westport:Greenwood Press. vii-x.

[2]Morrison,Toni.(1970) The Bluest Ey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3]Morrison,Toni.(1987)Beloved.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4]Beauvoir,de Simone. (1956). The Second Sex. Jonathan Cape.

[5]Collins, Patricia. (2002). Black Feminist: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1-201.

[6]王守仁 吳新云 (1999) 性別 種族 文化：托妮莫里森與二十世紀美國黑人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5-8頁

篇（5）

XX年是各級婦女組織貫徹落實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強能力建設，取得工作新業績的一年，也是深入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團結廣大婦女群眾，踐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年。一年來，我校女工委員會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圍繞學校中心工作，認真履行婦聯職能，努力為婦女群眾提供切實有效的服務和幫助，維護婦女權益，開展各項主題活動，促進婦女發展，各方面工作成績顯著。

一、做學習的女性 提高每位女教職工的文化素質。為每位教職工征訂了雜志讀物 。組織好讀書讀報小組，按年級組為單位，開展讀書讀報活動，做好文章摘抄，寫好讀書筆記，每位教師還寫好反思和案例分析，進行了讀書交流。同時，積極參加各項才藝比賽，如，鋼筆字、毛筆字、粉筆字、電腦打字、多媒體課間制作、信息技術于課堂教學整合、卡拉ok等比賽。暑期及期初，黨支部和工會向教師推薦了一些關于師德建設和業務方面的優秀書籍，每位教師寫了讀后感。

二、做創業的女性 進一步推進“巾幗建功”活動的開展，把廣大女教師、女職工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謀求發展中來，組織動員全輔導區女教師積極開展愛崗敬業，拼搏進取、崗位成才、崗位創業、崗位創優、崗位建功活動，促進行風建設和教育發展。不斷激勵女干部、女教師的進取精神，在學期中開展 “講學習比進步，講政治比覺悟，講正氣比黨性，講理想比貢獻，與時俱進爭一流”，充分發揮婦女組織的職能作用，自加壓力，勇于爭先，創一流工作業績的活動。本學期又有兩名女教師發展為預備黨員。女教師爭開研究課、公開課共計100多節。還有二、三十篇論文在《濱湖教育》、《無錫教育》、《小學語文教師》、《小學青年教師》等區、市、全國級刊物上發表或各級評比中獲獎。

三、做文明的女性 1、本學期婦女工作結合學校孝心結合學校創省綠色學校的大好時機，女工委員會配合工會開展“綠色家庭”、“平安家庭”創建，全面推動精神文明建設。結合學校的孝心教育活動在廣大女教職工開展“爭當孝心好園丁”活動，評出了十佳孝心好園丁 。同時利用班主任的有利條件對學生進行開展了以“感恩”為主題的班會及孝敬活動。活動對象為全體師生，或自制一份禮物，或寫一份“重陽”賀詞，或為奶奶、外婆唱首歌，或主動幫媽媽（奶奶、外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洗洗腳、捶捶背或其他，把孝敬長輩落實到行動上。通過活動讓學生充分了解母親，從內心感受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對自己的關愛，培養學生尊敬長輩、孝敬婦女的傳統美德以及關心他人、熱愛勞動的良好習慣。

四、做美麗的女性 在 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工作中，充分發揮作用，我校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員認真學習有關文件，吃透精神并認真貫徹執行，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條款及有關政策法規，把我校的計劃生育工作納入學校的各項工作計劃之中。關心女教職工的身心健康，為每位女教職工發放生活用品。學校為每位一份女職工進行了一次婦女婦科普查，同時做好善后工作，制定好一張表統計婦科普查后的基本情況，有哪位女同志的健康狀況好，哪位女同志的健康狀況有點問題 。平時，看到有女同志生病就去探望。增強婦女的法律意識，提高婦女合法權利。 進一步了解法律，增強了法律意識，達到了保護自己的權利。同時，做好資料積累工作，每次活動有記錄或小結。做好各方面婦女宣傳工作，記好小白卡和綜合計劃生育工作動態表。每月發放好避孕藥具，確保無計劃外生育，無婚前生育。

篇（6）

XX年是各級婦女組織貫徹落實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強能力建設，取得工作新業績的一年，也是深入學習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團結廣大婦女群眾，踐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年。一年來，我校女工委員會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圍繞學校中心工作，認真履行婦聯職能，努力為婦女群眾提供切實有效的服務和幫助，維護婦女權益，開展各項主題活動，促進婦女發展，各方面工作成績顯著。

一、做學習的女性 提高每位女教職工的文化素質。為每位教職工征訂了雜志讀物 。組織好讀書讀報小組，按年級組為單位，開展讀書讀報活動，做好文章摘抄，寫好讀書筆記，每位教師還寫好反思和案例分析，進行了讀書交流。同時，積極參加各項才藝比賽，如，鋼筆字、毛筆字、粉筆字、電腦打字、多媒體課間制作、信息技術于課堂教學整合、卡拉ok等比賽。暑期及期初，黨支部和工會向教師推薦了一些關于師德建設和業務方面的優秀書籍，每位教師寫了讀后感。

二、做創業的女性 進一步推進“巾幗建功”活動的開展，把廣大女教師、女職工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謀求發展中來，組織動員全輔導區女教師積極開展愛崗敬業，拼搏進取、崗位成才、崗位創業、崗位創優、崗位建功活動，促進行風建設和教育發展。不斷激勵女干部、女教師的進取精神，在學期中開展 “講學習比進步，講政治比覺悟，講正氣比黨性，講理想比貢獻，與時俱進爭一流”，充分發揮婦女組織的職能作用，自加壓力，勇于爭先，創一流工作業績的活動。本學期又有兩名女教師發展為預備黨員。女教師爭開研究課、公開課共計100多節。還有二、三十篇論文在《濱湖教育》、《無錫教育》、《小學語文教師》、《小學青年教師》等區、市、全國級刊物上發表或各級評比中獲獎。

三、做文明的女性 1、本學期婦女工作結合學校孝心結合學校創省綠色學校的大好時機，女工委員會配合工會開展“綠色家庭”、“平安家庭”創建，全面推動精神文明建設。結合學校的孝心教育活動在廣大女教職工開展“爭當孝心好園丁”活動，評出了十佳孝心好園丁 。同時利用班主任的有利條件對學生進行開展了以“感恩”為主題的班會及孝敬活動。活動對象為全體師生，或自制一份禮物，或寫一份“重陽”賀詞，或為奶奶、外婆唱首歌，或主動幫媽媽（奶奶、外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洗洗腳、捶捶背或其他，把孝敬長輩落實到行動上。通過活動讓學生充分了解母親，從內心感受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對自己的關愛，培養學生尊敬長輩、孝敬婦女的傳統美德以及關心他人、熱愛勞動的良好習慣。

四、做美麗的女性 在 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工作中，充分發揮作用，我校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員認真學習有關文件，吃透精神并認真貫徹執行，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條款及有關政策法規，把我校的計劃生育工作納入學校的各項工作計劃之中。關心女教職工的身心健康，為每位女教職工發放生活用品。學校為每位一份女職工進行了一次婦女婦科普查，同時做好善后工作，制定好一張表統計婦科普查后的基本情況，有哪位女同志的健康狀況好，哪位女同志的健康狀況有點問題 。平時，看到有女同志生病就去探望。增強婦女的法律意識，提高婦女合法權利。 進一步了解法律，增強了法律意識，達到了保護自己的權利。同時，做好資料積累工作，每次活動有記錄或小結。做好各方面婦女宣傳工作，記好小白卡和綜合計劃生育工作動態表。每月發放好避孕藥具，確保無計劃外生育，無婚前生育。

篇（7）

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0.95%抽樣分析，女性中“白領”工作者的比例都低于男性。但是，“白領”工作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女性高于男性。且女性在高工資行業就業的比例都低于男性。也就是說，與男性相比，女性要得到相同工資或進入相同行業，花費的成本要比男性多，或者說，在那女性花費相同成本的情況下，企業會拒絕女性或給與女性較低的工資報酬。

一、貝克爾歧視理論

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歧視的成本分析起源于貝克爾的歧視的經濟學模型。貝克爾認為，如果某些人因為偏見而自愿放棄利潤，工資或所得，那就構成了歧視行為。如明知雇傭A可以為企業帶來的利潤大于B所帶來的，但雇主因為對A有偏見，所以會放棄利潤回報率高的A，而選擇利潤回報率低的B。即如果某人具有歧視性偏好，那么他寧愿用另一個群體去代替此群體。即使他要為這種代替付出一定的費用，這種費用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如放棄一部分收入。根據貝克爾模型，歧視雇主是受益者。而雇主實行歧視的實質是厭惡成本，雇主縮減女工的雇傭規模，是為了規避額外的人工成本。被替代的女性的生產率不明顯高于男性時，歧視性雇主會追求兩大效用目標：利潤最大化，男性雇用比重最大化。這里男性和女性雇用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互補關系。在男性和女性雇員生產率和工資率都相同的情況下，雇主偏好男性而抵制女性。企業減少了“自然附加成本”（指的是女性多于男性的那一部分成本，例如，生育成本，提前退休的成本等）投入，而產出量既定。這既實現了雇主的理性利潤最大化，也驗證了貝克爾模型中的“歧視雇主是受益者”的結論。

二、歧視現象存在的原因分析

1、生育及相關成本

女性（這里指未婚女性）工作不久后就會面臨結婚，生育和哺育等問題。用人單位為此需付出直接和間接成本，我國《勞動法》規定，女性在享受產假期間，工資照發。用人單位必須支付女性在產假期間的工資獎金，且承擔空缺崗位的填補成本。這是直接的成本。當女性返回工作崗位時，由于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女性工作者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來適應和調整，且企業可能還需要對其進行培訓，這又造成了企業的間接成本。比較之下，很多企業都傾向于“擇男舍女”，以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2、傳統觀念的認識

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男性，尤其在職場上，女性通常會遭遇玻璃天花板。所以雇主預期女性的生產率不會高于男性，甚至比男性更低。

3、轉崗的成本較大和就業相對擁擠

一般情況下，女性傾向于與圖片文字語言等有關的形象化類工作，所以女性就業面相對于男性來說相對狹窄，但男女勞動者人數相當，所以就造成女性勞動者的就業擁擠，造成了企業買方市場。所以企業有歧視的機會。另外，正因為女性就業擁擠，所以轉崗的成本較高，相比之下低工資所帶來的損失較小。所以女性勞動者寧愿接受歧視的事實而不愿花費更高的成本去找新的工作。這也是歧視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4、提前退休

在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都對退休員工發放退休工資和福利。女性要比男性少為企業工作五年，提前五年獲取企業的退休工資和福利。并且，女性的壽命普遍比男性長。雇用女性員工意味著額外福利的成本的增加，所以這也致使雇主偏向雇用男性員工。當然，歧視性雇主能實行歧視行為，與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的環境有很大關系。一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不平衡，供給大于需求，造成買方市場。二是我國保護女性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律還不完善，許多企業因此可以鉆空子。為了維護女性勞動者的權益，提高女性勞動者的就業率和工資水平，社會應做好相關方面的工作。 轉貼于

三、相關對策

1、生育成本社會化

為了避免雇主因為規避女性自然附加成本而拒絕雇傭女性，社會應建立專門的基金，用于給與雇傭女性勞動者的雇主一定的經濟補助，以減輕用人單位的附加成本。

2、轉變社會觀念，正確對待女性

男女性在工作中各有優缺點。政府可以通過樹立正確對待女性勞動者，合理雇傭女性勞動者的模范企業的形式倡導社會關注女性勞動者，使公眾樹立消除歧視的意識，迫使雇主將女性勞動者與男性勞動者公平對待。

3、完善法律法規

應完善法律法規保護女性的合法權益。另外，社會應加大對女性教育的投資，提高女性自身的素質，提高女性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擴大女性的就業面，緩解女性就業擁擠。使女性勞動者也能給用人單位帶來的可觀的收益回報。

4、規范市場

大力發展經濟，擴大內需，帶動消費，從產品市場上來帶動要素市場上的勞動力需求。

【參考文獻】

篇（8）

一、引言

產后女性是指女性在婚后，將工作辭去，全身心地投入到撫育孩子和照顧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直到孩子基本自立。而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不少產后女性都希望能夠重返職場，但經歷了長時間的職業空白期，再加上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產后女性重返職場不易。

二、產后女性再就業現狀

1、就業自主性增強

近些年來女性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得到提升，獨立意識不斷增強，更重要的是女性的人生價值取向逐漸從單純依靠家庭轉變為追求自我發展[1]，從而促使越來越多的產后女性重返職場，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而社會各界對女性生育價值的肯定與關注以及社會權益保障機構對女性就業權的重視與保護[2]，也推動了產后女性再就業的發展。

2、就業形式多樣化

女性勞動力多處于第三產業和非公有制經濟單位中，從行業分布來看，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市場經濟的完善為女性就業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多元化的選擇，拓寬了女性的就業領域[3]；同時，以其較強的吸納能力為產后女性提供了就業空間，成為產后女性再就業的主渠道。同時，社區居民家庭服務社會化需求也促進產后女性靈活就業，創辦一系列非正規就業勞動組織，如小飯桌、家庭編織、幼兒托管、養老服務等，不斷豐富產后女性就業形式。而靈活就業由于對文化層次、技能水平、年齡等要求不高，工作形式又比較有彈性，成為產后女性再就業的新選擇[4]。

3、就業選擇趨向穩定與保障

產后女性擇業更趨務實，她們大多是為了提高收入水平，減輕家庭經濟負擔；而產后女性也逐漸意識到，只有融入社會，實現自我價值，才能在家庭與社會中具有一定的話語權，而只有不斷發揮個人才能，充實自我，才能擁有自信與獨立，而自信自立的女人才是最美的。并且，受就業穩定性影響，產后女性會優先選擇穩定而又有保障的工作，尋求安全感與穩定感成為其擇業的第一選擇。

可見，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就業政策的落實，產后女性總的就業趨勢有了明顯好轉，但仍有很多因素影響其再就業。

三、產后女性再就業影響因素

1、家庭因素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模式根深蒂固[5]。女性被認為應當是溫柔而又賢惠的，應該“夫貴妻榮”，依附于男性生活，撫育孩子和照顧家庭是女性理所應當的事情；現在仍有很多男性對“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高度認同，他們認為女人只要伺候好丈夫，照顧好孩子就行，家庭才是女性最大的事業。受這種傳統思想的禁錮，有些家庭認為女性一旦生育就必須得安心在家撫育孩子，導致很多產后女性成為家庭主婦，而工作的主動權則交到丈夫手上。而有的產后女性由于家庭與生活等原因，不得不放棄工作，退出職場，獨自承擔起撫育孩子的重擔。

2、個人因素

陳舊的擇業觀念、脆弱的心理素質和不高的文化素質是影響產后女性再就業的三大個人因素。產后女性就業時想找輕松而又錢多、離家近、方便照顧孩子的工作，如果工作不符合她們的期望值，很多產后女性還是會選擇呆在家里。同時，產后女性由于長時間脫離職場，心理壓力大，非常不自信，缺乏重新步入職場的勇氣，遲遲不敢就業[6]。而她們平常將所有時間和精力全部用在撫育孩子和照顧家庭上，思想、知識和技能都沒有及時地更新和豐富，導致其思想認識、工作能力、技術能力和溝通能力都相對退步，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因此，產后女性必須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做好重返職場的心理調適，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與能力，才是實現再就業的關鍵。

3、社會因素

目前尚未形成規范有序、調控有力、性別平等的就業機制與市場。許多用人單位對女性要求嚴格，不愿招收女性、男女同工不同酬、隨意辭退女工等現象時有發生，這嚴重挫傷了產后女性的自信心和尊嚴，是對女性就業的不公平對待。同時，現行法律政策有缺失，導致女性勞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女性生育補償制度使企業負擔加重，從而導致企業不愿招收女性就業，因此，應盡快完善生育保險制度，使女性的生育價值和特殊利益得到重視。而政府應優化女性再就業環境，為產后女性提供公平而又和諧的就業環境，消除性別歧視、男女不平等問題，為維護女性權益提供法律保障。

四、產后女性失業影響

1、家庭影響

（1）加重經濟負擔。現代社會競爭壓力大，單靠丈夫外出工作，勢必會加重其負擔，如果想要緩解一方的壓力，減輕家庭經濟重擔，產后女性必須重返職場，為家庭貢獻自己的力量，墊上一份較為關鍵的收入。（2）激發家庭矛盾。產后女性長期呆在家里，逐漸地游離于社交之外，缺少社會歸屬感，容易發脾氣，會時常感到焦慮和不安，對生活的滿意度下降；同時，自身的悲觀與消極情緒容易導致與丈夫溝通不暢，引發矛盾，不利于構建和諧的家庭關系。

2、個人影響

（1）與社會脫軌。產后女性長時間脫離職場，會導致其跟不上社會變遷的節奏，無法掌握社會實時信息，缺乏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以及與人溝通的能力，慢慢地會消磨掉其重返職場的信心，再就業受挫。（2）經濟不獨立。女性是市場的主要消費群體之一，沒有固定收入使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活，缺少自立與自信；而長時間脫離職場，導致其自身價值得不到實現，最終會引起女性參與經濟發展能力和社會地位下降，影響女性個人發展。

3、社會影響

就業是女性參與經濟發展以及融入社會的主要形式，是女性獨立發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女性提高社會地位并獲得歸屬感的重要條件。而產后女性失業，會導致社會失業人數增多，失業率增大，加重社會失業保險負擔，從而使社會負擔加重；同時，產后女性再就業問題關系到改革發展的大局，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離不開女性的參與與奉獻，女性的發展與社會發展休戚相關，大批產后女性與社會經濟發展相脫離，不僅影響到女性的自立與自信，也對女性長期發展不利，最終勢必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發展。

五、產后女性再就業對策

1、轉變就業觀念

幫助產后女性改變傳統的就業觀，為產后女性提高創新意識、自立意識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7]。產后女性要挑戰自我，激勵自我，樹立靈活選擇、敢于創業、自強自立的新觀念，改變依賴政府、等待和依靠的舊觀念，積極進取，奮發向上，開創職場新局面；同時，要以產后女性就業成功者為榜樣，積極投身于再就業的實踐中，不斷充實自我，發揮個人才能，實現自我價值。

2、提高職業技能

大部分產后女性文化程度不高，而且職業技能單一，其重返職場必須根據社會變化與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培訓項目，重新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為再就業做好準備。對產后女性進行培訓，要將職業培訓、職業指導、職業介紹、職業見習相結合[8]，開辦形式多樣的培訓班，對表現良好的產后女性予以激勵，使其積極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強化職業技巧，了解職業需求，熟悉市場發展規律，提高再就業技能。同時，應堅持職業培訓的連續性，使產后女性形成終身學習和終身受教育的理念，以適應日益變化的社會形勢需要，實現自身的能力和價值[9]。

3、開展就業扶持

日本政府制定女性再挑戰支援政策，通過在一定時期內給予重新開始研究工作的產后女研究人員一些經濟援助，減輕相關研究機構的經費負擔，幫助生產、育兒結束后的女性回歸社會，從而促進女研究人員產后再就業。

我國政府通過項目扶持、稅費減免、小額貸款、社保補貼、培訓補貼等優惠政策，積極促進產后女性自主創業和在新的用人單位實現就業。同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采取積極的措施逐步改善女性就業弱勢狀況[10]，開拓適合女性特點的就業領域，大力實施就業援助，開發公益性崗位安排就業[11]。如合肥市人社局將采取稅收減免、設置生育返崗培訓基金等措施，幫助產后女性重返工作崗位，還會考慮公益性崗位向產后女性等就業困難群體傾斜。

4、實行政策激勵

日本政府對積極吸納女性就業和進入管理層、支持女性邊育兒邊工作的企業，實行政策優待，從而改善女性就業環境；并實行延長產假和育兒假以及實行夫妻可輪休育兒假制度，支持女性產后重返職場；同時，充實保育設施，為產后女性邊工作邊照顧家庭創造條件。我國政府也開始關注產后女性再就業問題。針對產后女性再就業比例偏低的現實，政府促進就業的勞動和社會保障職能部門，通過優化就業環境、提供技能培訓和就業信息，促進產后女性再就業[12]。財政部門為促進產后女性就業和創業提供直接的財政支持。

同時，鼓勵用工企業積極招收女性，并從稅收方面給予優惠，資金方面給予補貼。而全國婦聯副主席洪天慧建議對企業內女性就業人數達到規定比例、持續雇傭產后女性的企業，實行經濟補償，并提出構建企業生育保險激勵機制，減輕企業生育負擔，促進女性平等就業。因此，全社會必須重新認識女性生育的社會價值，明確女性的生育行為對任何企業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企業理應為此承擔一定的代價，應積極改革和推行女性生育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就業權益，加強改革的配套措施[13]。

5、促進創業

通過對產后女性進行管理能力培訓，在技能、信息及資金方面促進產后女性自主創業，并運用小額信貸、企業孵化器等助推力，促進產后女性彈性就業，帶動產后女性創業發展[14]。同時，建設產后女性創業基金，為女性創業和就業提供經濟支持，促進女性創業和就業活動的順利開展[15]。

6、發揮婦聯作用

作為準政府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婦聯要充分發揮其雙重優勢，加強與各政府部門的溝通與聯系，促進產后女性就業和創業[16]。同時，要發揮其紐帶作用，做好聯系與溝通工作，通過開展信息咨詢、就業介紹，女性人才招聘會等活動，幫助產后女性就業[17]。

7、提供社區支持

社區具有提高居民生活質量，促進居民再就業，保障社會穩定的職能，因此，社區不僅需要為產后女性提供就業培訓和免費的再就業信息服務，還應該為產后女性提供支持。社區可以通過促進幼兒護理與看護，老年養老、家政等社區社會化體系建設，將產后女性從家庭和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減輕產后女性負擔，促進產后女性社區內創業；社區也可以聯合婦聯和有關部門打造為社區服務的特色商品街， 在維護好社區環境的同時，為產后女性就業和創業提供發展機會，促進產后女性就業和創業。

8、規范彈性就業機制

目前很多產后女性選擇彈性就業，但存在就業報酬少，沒有社會保障、用工制度不規范等現象，亟需政府出臺政策來規范管理，以促進更多的產后女性進入彈性就業領域，便于其既能夠兼顧家庭和孩子，又能夠重返職場，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實現自我價值與追求。因此，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彈性就業規定與細則，完善彈性社會保障制度，捍衛產后女性的正當權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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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從教育現狀看，女大學生數量在不斷上升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中國，據《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報告，1995~2004 年， 全國普通高校的女生比例由35.4% 升至45.7%，提高了10.3 個百分點，女碩士、女博士生的比例分別達到44.2%和31.4%，比1995 年分別提高了13.6%和15.9%[1]。進入2014 年，全國各地高校女生增多甚至超過半數的形態已非常明朗。如廣東省統計局的《2013 年廣東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統計監測報告》顯示，201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繼續提高，高校女生比例連續4 年超過男生[2]。對此，學術研究又相應呈現怎樣的態勢呢？

二研究現狀及局限

筆者在知網CNKI 數據庫上，以“高校”“女生”為主題，不限年份對核心期刊進行搜索，一共有146 篇論文。其中，2000年以前（包括2000 年）34 篇，2000 年后直至2014 年11 月共112 篇。

若對這些論文按照研究內容進行劃分，具體為：教學（以體育為主）88 篇；衛生知識21 篇；生育與婚戀7 篇；外形6 篇；就業5 篇；健康4 篇；心理4 篇；性別4 篇；其他7 篇（其中閱讀2 篇、女大學生增多1 篇、宿舍管理1 篇、專業取向1 篇、人格1 篇、教育管理1 篇、女生貧困群體研究1 篇）。

由此可見，國內學術界對高校女生的研究，教學方面（主要是體育教學）的研究居多，占總額的60.27%；其次為對高校女生所需具備的衛生知識的探討，占已有研究論文的14.38%。

其余占比較小。

從具體內容看，體育教學方面的論文雖多，但均是具體技術層面、操作的探討，未能提出具有規律性、宏觀性的認識或觀點，在此不一一闡述。對高校女生衛生知識的研究，也多為高校女生健康教育細節的探討，系統性的闡述不多，僅張艷提出高校醫療保健機構應有目的地為未婚高校女生提供生殖保健服務，建立妊娠患者的心理評估及心理教育體系[3]。

國內高校女生生育和婚戀觀念的研究有一定的創新性。

前者視角較創新，如劉兵等通過開展問卷調查，發現高校女生生育觀念總體趨于理性，其“二孩生育觀”傾向明顯，生育孩子的性別偏好差異不明顯，理想生育年齡多數傾向在25~29 歲之間，生育動機中滿足自我情感需要等因素比重增大，也發現學校在生育知識教育方面力度不夠等問題[4]。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積極影響的一面。后者則在觀點、認識上一針見血且較貼合實際、全面。如苗翠環提出針對高校中道德責任逐漸弱化、功利性越來越強的趨勢，應對高校女生采取相應的德育措施，對其進行性道德教育，社會性別教育，愛情觀、價值觀教育[5]。鄧云則認為目前在校大學女生普遍存在著為戀愛而戀愛的非理性心態，要從人文視角來關注，也有賴于整個社會意識的人文化和現代化[6]。

高校女生群體的就業問題在性別觀的背景下因與文化傳統及“弱勢”這個字眼聯系而顯得日益敏感。吳瓊通過分析高校女生就業困境，進一步對女生就業困境進行歸因，最后從培養健康就業心理等七個方面提出解決高校女生就業困境的對策[7]。童路明則從女性主義和性別視角來觀照女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認為可以從社會文化、法制體系建設及推進女性創業等方面入手改進[8]。李海波關注到了以部分高校女生、貧困生、農村學生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在就業上體現出“優勢效應”，認為通過加大宣傳這一現象，是有效地引導和幫助各類畢業生更好地實現就業的理性選擇[9]。

在對高校女生性別的相關探討上，李敏智的成果比較系統化和集中。他不僅分析了開展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意義，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理論基礎、基本內容進行了初步探討，并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開展過程中公共教育內容的選擇、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等有爭議之處作出回應和分析[10]；同時立足社會性別和參與式發展等理論，以性別平等為核心，剖析了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相關內容和有效策略，以期促進性別平等教育思想的傳播和幫助女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性別意識，達到強化女性主體地位的目的[11]。李菲，李保強則認為，應當通過開設社會性別教育系列課程，鼓勵女大學生對性別行為進行自我糾偏，調適不平衡性別氛圍對自身的不良影響等解決女大學生“中性化”問題[12]。

其余研究，如女生對形體的關注、生理和心理健康、宿舍管理、專業取向、女生管理等，均有一個共性：在視野和認識上均能由點及面，而非就“點”而論“點”。但它們或缺乏可代表之作，或作品總數太少，成果單一而分散。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學者對國內高校女生群體的探討呈現相對集中、局部分散的態勢，已有的成果與當前這一群體不斷擴大的形勢不相吻合、無法匹配，無論從研究成果數量看，抑或探討層次、程度、創新上，都仍有太大的空間可挖。眾所周知，認識的缺失、不到位將直接作用于行為及選擇的失當及理性的缺乏，這對高校女生群體自身如何更好完善自我以及高校如何培養好這一群體以實現持久良性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反觀之，這也正是學術的意義所在。但目前圍繞高校女生群體的這種學術困境的形成，要歸咎于何處、問責于何方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未能客觀看待高校女生群體數量劇增的這一事實、對女性群體乃至高校女生所應有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清等。但究其根本，乃是源于研究者性別觀的偏差。對高校女生這個群體的研究者，多為高校教師。從這個角度看，目前的學術困境又主要緣于一部分教師仍舊在性別認識上復制著傳統觀念，如賢惠、勤儉、溫柔仍是其判斷女性的重要標準；女生“讀書無用”，應更多側重家庭等。這種復制可通過時下一些現象進行反觀。如一說到網購消費，人們直覺便認為女生花費應會多于男生，因女生在妝扮儀表上更為側重，但數據調查顯示，高校男生的網購消費卻要大于女生。由此可以看出，傳統性別觀念的延續和慣性會直接造成研究者對女生群體重要性的認識偏頗，從而不能客觀地、與時俱進地看待女大學生這一群體及其相關現象，進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學術研究的局限。

要知道，教源性的性別平等是女生教育工作的關鍵。教育既可能是減少或消除社會不平等的途徑，也可能反而會成為增加或放大社會不平等的因素，或者是可能是在減少與消除某些社會不平等的同時，又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13]。教源性的平等與否就首先決定了女大學生教育是否健康并持續地良性發展。我們一些國內大學就存在有教源性不平等的現象。如一些高校團委通過對女生活動的審批和經費控制以及對女生部成員每學期末的評價等消極影響女生部的性別觀[14]。

要想從根本上扭轉高校女生群體研究相比日益增加的數量上的“侏儒”局面，就要從根本上糾正研究者的性別觀，真正順應社會性別觀與高校教育的日益容納、融合，以新的開放姿態對待這一群體，從更高更廣的視野投入到高校女生群體的研究中來。

三研究趨向及超越

據婦女綠皮書《2008~2012 年：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報告》，中國在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高校女生研究者必須順應這一形勢及走向，認識到以下幾點，才能實現高校女生群體研究上的超越。

首先，研究者的性別觀要更具開放性與兼容性。從歷史發展態勢來看，社會性別觀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呈現出的是一種相互滲透以至慢慢容納、融合的關系。承載高等教育的大學便是性別新思想、新學說傳播、反思、拓展的重要據點。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高校原有的阻隔功能逐漸減弱，學校文化與大眾文化不斷交叉重疊，高校受社會性別觀的影響將日益明顯。而社會性別觀念經由高校吸收、融合后，通過學校形象、改革舉措以及個體言行等，將會轉換吐納出更新、更成熟的理念并為社會所接受，從而對社會性別觀產生反發酵影響。隨著價值觀逐漸多元，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性別觀與傳統性別觀的對壘日益分明，傳統觀念的延續和慣性、新觀念的沖擊，無疑會史無前例地沖擊著人們的頭腦，但這種復雜性和綜合性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研究者們還是可以在開放兼容的基礎上選取一個中立點。

其次，要對教源性性別平等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教源性的性別平等，是開展高校女生群體研究的基礎。教師在對待性別問題上是否平等而公正、對人類性別觀的發展歷程和趨勢是否有深刻了解及預測、在對女大學生持續教育的重要性是否認可等，就決定了其研究立場是否公正、是否能如實接觸到客觀的女大學生現狀、視角和觀點是否正確。只有做到客觀認識、平等對待，才能認識到性別教育中的“同”與“不同”，重視女大學生個性化的利益訴求與角色期待并賦予其話語權，進而形成相關問題上一些正確的規律性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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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文/記者黃蓉芳 實習生楊勵潮

何謂第四次單身潮

中國內地曾經出現過幾次單身潮，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響所致；20世紀70年代末，知青為了返城紛紛離婚，引發了第二次單身潮的出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引發傳統家庭觀念的轉變，第三次單身浪潮來臨；到了20世紀末，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女性自主意識的提升，第四次單身浪潮逐漸顯現，如今，這種浪潮更明顯了。

“主動”奔單女比男多

“如果說以往的單身潮多是迫于客觀形勢，只是短暫行為，那么這次單身潮的特征就是主動者明顯增多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陳亞亞說，有不少調查都顯示，都市的單身女性(下簡稱單女)更愿意選擇單身。例如早在1996年，零點公司的調查就顯示，向往獨身的城市未婚青年中多為女性；2005年，北京30～50歲的單身者中女性超過6成，上海女性中認同獨身的更高達82%；2007年，上海的抽樣調查顯示，單身女性增幅比男性略高，在某些地區數量上超過了男性，且離城區越近，單身的可能性就越大。

單女：要過自主的生活

“隨著自主能力的提升，單女們也開始反思傳統婚姻中的女性角色。”陳亞亞指出，對傳統性別角色作重新審視后的女子更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比如，“結婚后的日子我基本可以想象，白天上班掙錢養家，晚上做家務帶孩子，難得有個休息天說不定也要去孝敬公婆，萬一運氣不好還要遇到老公出軌離婚”；比如，“我問過已婚的閨蜜，婚前快樂還是婚后快樂？她們的反應都是沉默……然后我就想，人生苦短，要好好地、明明白白地活”；“自由很好，沒有身為妻子、母親的家庭壓力”。

陳亞亞說，很多研究者認為，單女的出現，反映了女性獨立于家庭之外的獨立主體性的產生，通過自身的努力，她們過著一種自主的生活，進入婚姻是一件可以等待和選擇的事情，而不是一件被迫去完成的事情。

她認為，那些對傳統女性角色進行摒棄或者對傳統婚姻模式重新審視的單女，更容易認可自己的單身狀態。“她們通過自己的反思和生存實踐，正在挑戰主流的婚戀制度，證明拒絕傳統的女性角色，比如妻子或母親后，人生也許會更加自由和精彩。”

“單女必須依靠自己來應對各種生活壓力，利用自身不多的優勢來拓展其生存空間，進而通過展現自身對社會的貢獻來贏得公眾的認可。”陳亞亞認為，單女的生存空間是相對狹窄的。

上海過半單女

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

“由于沒有家庭拖累，單女可以更多地將精力用于事業。”陳亞亞分析，“事業為重”正成為單女們的共識。

然而，盡管事業能給人帶來成就感，但面對激烈的職場競爭，單女的生存壓力是巨大的。她指出，《男人裝》雜志曾聯手新浪網進行調查，發現上海的單女大多工作繁忙，57.37%的人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

為求安全感

三成單女在“攢錢買房”

“隨著單身者的增多，還出現了單身經濟這個新名詞。”陳亞亞分析，不少單女是獨自居住的，一般都有工作，其中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尚可，消費能力較強，對市場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即使偶有不理性，也不過是購物，不會選擇酗酒、賭博之類的危險行為。

調查還顯示，30.35%的單女在“攢錢買房”，比例超過了“買衣服和美容”。她說，從單女們的網上討論來看，單女多有買房計劃，因為它“真的能給女人帶來安全感，那種安全感不同于對男朋友或老公的依賴”，只是往往因房價高、小房型少而難以實現。

她認為，其實不僅房子，很多日常用品、消費場所也都不是為單身者量身定做的。不過隨著單女人數的增長，商家應該會更加關注這一群體的需求，單女的喜好在未來有可能引領市場。

生育問題

成單女一大困擾

陳亞亞說，在中國內地，由于傳統婚戀模式的主流地位導致婚前性行為仍受到貶損，人們往往默認單女沒有性生活，“表現之一是很多單位體檢不給單女進行婦科檢查”。各種社會壓力使得單女大多不敢坦言自己的性需求和性關系，而是對此一味回避。

同時，如何生孩子，也是單女們的困擾之一。一般而言，女性只能在家庭中獲取權利，其中就包括生育權。“在內地，單身生育不但不能享受生育保險，而且報戶口時還得交一筆不菲的社會撫養費。”她說，“例如按照上海市的規定，2010年已達到婚齡的單身女性，如果生孩子，必須交納15919元，這對于只能獨自撫養孩子的單女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

她說，據稱在臺灣省，單女生育可享受已婚女性的同等待遇，所幸大陸的政策也有松動趨勢。

近4%的女性

因“性取向”而單身

“隨著媒體的介入和社會日益開放，女性之間的同性戀傾向正逐漸得到大眾認可。”陳亞亞分析，根據《男人裝》的調查，有近4%的女性因“性取向”而單身，上海單女的這一傾向更是高達4.75%，居全國之冠。“盡管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違心地選擇異性戀婚姻，能順利找到同的人卻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