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的解決方式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糾紛的解決方式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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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來看，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建筑行業逐漸興起，新型建筑的施工必然是以拆遷原先建筑為前提的，在進行拆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原住民的利益。隨著城市化建設的深入發展，經濟糾紛的情況屢見不鮮，在進行舊城改造的過程中，都會涉及到各種復雜的合同關系，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施工建設正常運行，還不利于人民群眾利益的保障和社會的有序發展。仲裁知識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有效的解決了雙方的問題，促進了社會和諧進步。下面筆者對其進行淺析，希望對我國日后仲裁知識的應用和解決經濟糾紛提供良好的幫助。

1仲裁知識的概念

所謂仲裁，是爭議各方當事人(一般為兩方)將爭議提請第三者作出有約束力的裁決的爭議的解決方式。如果對仲裁進行細分，一般有政治方面的國家之間就領土等問題的國際仲裁，有帶行政色彩的勞動爭議仲裁，有商事仲裁。商事仲裁通常又分國際商事仲裁和國內商事仲裁。在我國，國際商事糾紛，當事人一般較多選擇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管轄，其他商事糾紛，當事人較多選擇地級以上城市設立的仲裁委員會(如珠海仲裁委員會)管轄。仲裁具有以下較為明顯的特點：1)仲裁完全出于雙方當事人的自愿，是一種協議管轄，排除了法院的強制管轄權。當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仲裁機構、仲裁程序，指定仲裁員，選擇解決爭議的實體法等，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騰騰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權。2)審理案件不公開進行，開庭氣氛比較融洽，當事人可以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解決問題;同時可以保護當事人雙方的商業信譽和商業秘密，對雙方商業關系的損害較小。如果糾紛能夠得以圓滿解決，那么商人們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商業秘密，聲譽和情感，還可以維持其良好的商業關系。

2仲裁知識和經濟糾紛的關系

現階段，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和進步，我國社會改革也越全面，其中涉及的經濟糾紛也逐漸的增多。在以往解決糾紛的過程中，主要采取的是上訴的凡是，雖然該種方式更加的正式，但是其過程復雜，辦事效率低，并且還需要大量的取證調查，需要長時間的審核，這樣就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影響了我國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也不利于合同雙方工作的順利開展。仲裁裁決的應用有效的使用，改變了以往采取上訴手段來維權的方式，提高了經濟糾紛的解決效率，進一步保障了雙方的利益。仲裁裁決的在正常情況下，很容易被當事人接受，自覺的履行責任，如果其中一方不能及時的履行，會受到法院強制執行，法院在進行仲裁審查的過程中，其主要是審查仲裁的程序等問題，而不是虛幻的問題。尤其是在解決境外仲裁方面，仲裁方法與訴訟相比更能得到另外一個國家的認同和承認。根據仲裁的基本特點和其在解決經濟糾紛中的不能代替的作用，現階段在進行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合同雙方可以根據合同來進行相關的仲裁來解決合同的糾紛，并且在合同中明確如果有該類事件發生時應該按照什么方式進行有效的解決，合同雙方按照什么樣的利益來進行調節，各自得到什么樣的好處和虧損。利用仲裁知識解決經濟糾紛，保障了問題解決的質量和公平，并且由于仲裁方法與其他方法先相比有較大的高效性，極大的提高了經濟糾紛解決的效率，進一步保障了合同雙方的利益。

3為何選擇仲裁解決建設工程經濟糾紛

建筑行業作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建筑行業工程項目具有投資大、工期長等特點，在簽訂合同的時候就需要準備的非常細致，并且相關條款的內容必須反復的進行檢查和核實，即使這樣，承包商和業主在實施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問題。合同畢竟是一種書面的協議，就算在簽訂之前進行嚴謹的考察，在建筑施工的過程中，隨著建筑的實施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即便開發商和業主之間遵守承若和信譽，但是在建筑實施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會出現一些合同沒有涉及到的問題，或者隨著施工的開展會出現二者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合同具有不穩定性，因此必然會出現經濟糾紛的問題。

4結束語

綜上所述，仲裁知識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有效的解決了經濟糾紛保證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滿足了現階段社會發展和經濟穩定的需要。其與訴訟相比，仲裁更加的靈活、公平、也更能有效的解決的解決經濟糾紛，提高了時間的解決效率，更能夠適應現階段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并且最主要的是能夠與各個國家進行接軌，保障了合同的使用，進一步的核實了雙方的利益，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和我國人民群眾利益的有效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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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結算的依據存在不確定性，根據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依據，就有不同的分類方式。按照建筑工程結算的性質不同，就可以將建筑工程結算分為兩種：計量依據，費率、價格依據；而按照性質來源的不同，又可以分為合同中確定的依據以及在施工過程中進行逐步商議的依據。這種建筑工程結算依據存在不確定性主要的原因是合同雙方在簽訂合同的過程中，沒有比較明確的合同雙方結算依據，即使有的合同有，但也是比較的含糊，模棱兩可，存在不合理性，以及合同雙方在施工過程中進行建筑工程結算的商榷依據也存在不確定性，進而引發合同雙方產生經濟糾紛。

2、建筑工程結算的期限和審核效力難以確定

建筑工程結算是建筑工程施工過程中對施工工人進行勞動支付的前提，對工程計量以及建筑工程支付的期限不同，簽訂合同雙方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不同的。在簽訂合同時，沒有對建筑工程款的支付形式進行比較明確的約定，無論是采用分期支付的形式，建筑工程完工以后一次性支付的形式，還是設定一個結算的期限的形式等等都沒有，這樣就使得簽訂合同的雙方出現經濟糾紛時，因為這些原因而沒有設定時間權限，在進行建筑工程款不能夠按實結算，就沒有按照正常的法律形式，這樣就會導致建筑工程款的結算變得遙遙無期。建筑工程結算審核效力比較的難，一旦出現經濟糾紛時，走上法律程序，這樣就會使得要進行對方的審核，重復的操作就會拖延時間，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并且以工程沒有完工為由而拖欠工資。

3、建筑工程結算糾紛缺乏合適的解決機制

目前，我國出現建筑工程結算糾紛的情況越來越多，然而解決這些建筑工程合同經濟糾紛的機制卻比較的單一，不能夠采用多種形式來解決經濟糾紛問題，一般解決合同經濟糾紛都是采用訴訟的形式。然而訴訟作為建筑工程結算解決經濟糾紛的主要方式，卻缺乏靈活、便捷，不能夠及時的解決出現的建筑工程合同經濟糾紛，從而降低了解決經濟糾紛的效率和公正影響力。在一次的案件中，經過了多次工程結算審理和堅定，最終才解決這一經濟糾紛，這樣的過程和程序既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又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二、建筑工程結算難的原因

1、建筑工程管理存在無序和混亂，制約著建筑工程結算

目前，由于在現階段下的經濟體制，我國對合同的管理存在極其不規范的現象，現在的經濟體制存在一定的制約性，并且管理手段落后不能夠滿足現在建筑工程結算的管理。建筑工程合同存在的不完全性就要求對合同進行規劃的管理，而建筑工程造價的不確定性則要求對合同實施的工程加強管理。現在，存在很大的問題是在于技術與經濟的脫節，施工管理和合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夠形成統一，施工人員既不能夠對經濟有所了解，又不能夠有一定的合同管理意識。而在實際施工過程中，一般的管理人員都只是注重對工程質量的管理，而忽略了對合同的管理，同時監管的體制也不能夠達到要求，不能夠實現規范化管理的要求。

2、建筑工程合同的不完全性決定了工程款的不確定性

建筑工程合同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不完全性合約，其與一般性的購物合同有所差別。這種不完全性是由于建筑工程本身決定的，建筑工程本身就存在比較強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在簽訂建筑工程合同的過程中，不能夠對每一個細節都作出比較詳細的規定，并且對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改善措施和解決方案有明確的規定，更不能夠對存在不可預知的情況做好實現的補償和安排。為了能夠將改善建筑工程合同這種不完全性，簽訂合同的雙方在簽訂合同時，都應該考慮到再協商，再修正，以便更好地解決糾紛，以此來彌補建筑工程合同中這一缺陷。建筑工程合同款的最初造價和追加款存在不確定性，在進行具體施工過程中，需要進行隨時的變動，不斷地進行調整。

三、建筑工程結算難的治理措施

1、提高解決工程結算糾紛的質量

有效地提高解決工程合同糾紛的質量關鍵在于建立合適的糾紛解決機制。根據以往的案例表明，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建筑工程結算的糾紛，并不是一種最理想的方式，訴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解決工程緩慢，程序復雜，現在應該借鑒國外一些先進的經驗，來改進我國現在的解決建筑工程結算合同經濟糾紛機制。采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通過運用這種解決方式，就不需要做那些復雜麻煩的法律程序，而是通過談判、協調、調解等等形式來解決糾紛，這種方式具有比較強的專業性，一旦出現經濟糾紛時，能夠迅速作出正確的判斷，并且簡單、便捷，在國際工程糾紛中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應用。

2、提高合同的簽約質量

提高合同的質量關鍵在于能夠在簽訂之前做好防御工作。在簽訂合同的過程中應該對采用什么樣的結算方式有比較明確的規定，無論是采用計量與支付，還是建筑工程費用需要變更以及需要進行索賠的都應該有相應的規定，同時在簽訂合同時，還應該對合同雙方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義務都有比較詳盡的規定。提高合同質量主要的是提高合同雙方人員的綜合素質。對采用不同方式來進行簽訂合同的雙方，采用招標工程的，應該將招標文件盡快的轉換為正式的合同，并且加強對合同的審查；對進行工作的，應該找好合格的人，并且不斷地提供人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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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法糾紛

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國家調節經濟法律糾紛是經濟法糾紛，這些糾紛是政府職能部門運行國家賦予的權力來調節的。經濟法糾紛主要包括經濟權利、義務之間的爭議，這些糾紛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就會擾亂經濟秩序，因此需要經濟法來解決各類經濟糾紛，保證經濟秩序運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經濟糾紛與經濟法糾紛。所謂經濟糾紛，是指利益主體在權利和義務方面的矛盾導致的經濟法主體之間的糾紛。其范圍涉及平等主體間的糾紛、被管理人的法人、組織及機關單位間的糾紛。而經濟法糾紛指的是發生在經濟調節過程中的經濟權利和義務間的爭議。在辨析經濟法糾紛與經濟糾紛的區別時，一定要明確經濟法糾紛不是由商品交換或是民事糾紛引起的，是糾紛雙方經濟實力、社會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下產生的糾紛，它與民事糾紛有著本質區別，當然也與一般國家行政管理活動中產生的行政糾紛不同。此外，如果經濟法糾紛尚未構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來解決的。

二、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國家對經濟總體運行做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調控手段，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作為國家經濟調節的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權力干預市場運行、市場資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在避免貧富兩極分化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個國家對資源的管理都是很認真的，因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資源還是非再生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犧牲后代的利益滿足本代人無節制的欲望。國家經濟調節的主要目的就是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再分配的公平性，經濟調節在讓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時，一定不能損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勢必會導致利益主體間的各類紛爭。此外，國家經濟調節權也不能被濫用，這勢必影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眾所周知，利益紛爭是導致經濟法糾紛的根源。經濟法糾紛一旦出現，一定要及時處理并妥善解決，否則將直接影響經濟法的遵守和實施，也會使“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無法實現資源配置，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優化經濟法糾紛解決機制相當必然。一般來說，解決糾紛的方法有四種：協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糾紛在前三種方法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采取的比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須明確，經濟法糾紛的主體如果是國家經濟調節的機關或是組織，就不適用仲裁方法來解決經濟法糾紛，這是由于仲裁機構本來就是社會組織，它無權對行使國家經濟調節權的機關或組織行使仲裁權，因此這類經濟法糾紛解決不適用仲裁。

三、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

以干預、管理和調控來實現對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調節是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它的調整對象是經濟主體間的各類經濟法糾紛。這些糾紛包括合法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法糾紛、國家在整頓經濟秩序中產生的經濟法糾紛和國家宏觀調控中引發的各類經濟法糾紛。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糾紛解決機制，首先要對調節的對象進行深入分析，同時還要分析當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兼顧優化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來尋求能夠有效解決經濟糾紛的有效途徑。

（一）民事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提及民事訴訟，實質就是平等主體間的利益糾紛的解決途徑，包括普通民事訴訟和特別民事訴訟。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法糾紛主體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為了公正起見，就需要對現有的普通民事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的制度進行優化革新。一般來說，可采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手段，當然也可以對處于弱勢一方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與此同時，還需要簡化訴訟程序來糾正當事人雙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歐美一些國家甚至還從當事人的經濟負擔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訴訟成本、推行集團訴訟制度、建立小額訴訟制度、實行電子送達、改進公示制度等措施來保證司法解決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行政訴訟是一種高效的糾紛解決方法，這種方法主要適用于當事人是國家行政機關或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它針對的是具體行政行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訴訟和特別行政訴訟。國家調節經濟的權力是由國家或是法律法規賦予特定的行政機關來行使經濟調節權，因此國家經濟調節的主體間、被調節主體間以及調節主體和被調節主體間的糾紛需要行政訴訟來解決，當然也有一些受影響的第一方與國家經濟調節主體間也會有經濟法糾紛，這類糾紛也可適用行政訴訟來解決。

總的來說，普通行政訴訟制度可以擴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學有效的集團行政訴訟制度，在行政訴訟的種類、證據收集與舉證責任、撤訴與調節等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優化工作，這樣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 單位:江蘇財會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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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棟棟住宅樓的拔地而起和生活社區的日益增多，各種物業糾紛也不可避免地產生，并且隨著各種法律法規的日益完善和人們維權意識的不斷提高，這類糾紛呈上升趨勢。普通住宅的物業管理經濟糾紛，其本質都是涉及到居民生活的金錢瓜葛。而在居民生活當中，物業管理涉及房屋、保潔、綠化、安保、車輛管理等業主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一旦處理不好，就會引發小區物業經濟管理的糾紛，這些經濟糾紛，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糾紛類型。

1.1 物業管理收費引起的經濟糾紛

由于物業管理收費引起的經濟糾紛是業主與物業管理之間最常見的經濟糾紛類型。現在，普通住宅物業管理中仍然存在收費難的問題。現實中，除了惡意欠費的業主外，大部分欠費業主都有諸如物業服務不規范、物業收費不合理、房屋質量有問題等各種理由。而這些理由，有的是物業公司的責任，而有的卻不是物業公司的責任。在實踐中，物業管理收費糾紛主要有物業服務不到位、業主對物業管理合同認識不清、物業服務的類別和收費標準不了解、物業服務收費不透明等多方面的誘因。

1.2 業主和物業管理存在矛盾摩擦引起的經濟糾紛

業主和物業管理之間由巨比主方和物業方對物業服務范圍和標準的不同理解，使得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對物業服務質量得出截然不同的評價，另外物業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不高或存在管理漏洞，導致業主與物業管理之間出現矛盾或摩擦，這種情況就很容易引起業主和物業管理之間的經濟糾紛。

還有.些經濟糾紛是由于物業管理存在不足或管理漏洞導致的，例如小區道路積水導致業主受傷、樓道照明未及時維修導致業主損失等。

1.3 業委會與物業管理部門之間的經濟糾紛

小區業主委員會是業主大會的常設執行機構，維護廣大業主合法權益。業委會主要負責及時了解業主需求和物業使用人的意見，監督和協助物業管理企業按照物業管理合同進行小區的物業管理工作;同時負責選聘物業服務企業等工作。

業委會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會因為小區地面停車費的收取、小區店面租金管理等歸全體業主所有的經濟收入與物業管理企業產生經濟糾紛，同時也會因為小區公共施設維修維護、小區公共資金的使用等公共事務與物業管理企業產生分歧和糾紛。另外，業委會為了提高小區物業管理水平而選聘新的物業企業，在新舊物業更替過程中也容易與物業公司產生經濟糾紛。

1.4 業主與業主之間產生的經濟糾紛

在現實生活過程當中，有一些業主在進行例如維修自家房屋等個入事務過程當中，存在損壞建筑防水層、或破壞建筑外墻、或改變了房屋使用性質等行為，結果導致建筑公共部分遭受破壞，損害到其他業主的利益，甚至給其他業主帶來了經濟損失。當業主發生破壞行行為時，物業管理企業沒有發現并進行引導或及時進行制止，就會引發業主與業主之間的經濟糾紛，也會引發業主與物業管理企業之間的經濟糾紛。

1.5 開發商遺留問題導致的經濟糾紛

開發商與業主之間的經濟糾紛，多數與房屋質量有關系。有一些開發商為了牟取高額的利潤，在修建房屋的過程當中，選用一些低質量的建筑用材，甚至在施工過程當中出現偷工減料的問題，或者在房屋建造過程中由于施工因素導致房屋出現瑕疵或質量缺陷。致使業主在收房或居住過程當中出現房屋滲水，地面裂縫等一系列的建筑問題。

房屋交房之后，一切管理系由物業管理企業負責，一些業主沒有相關的知識，就會將房屋質量的問題歸因于物業管理企業，在房屋維修不及時或房屋多次出現質量問題時，業主就會用拒繳物業管理費等方式給物業管理企業施壓或者尋求精神補償。而物業管理企業夾在業主與開發商之間更是很難開展相關工作。這樣出現惡性循環，就會導致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之間，開發商與業主之間產生經濟糾紛。

2 小區物業管理經濟糾紛的誘因

誘使小區物業管理出現經濟糾紛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具體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物業管理企業的管理存在問題，第力(類是由開發商遺留下來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和處理，第三類則是由巨比主自身的素質和認識存在較大差異。

2.1 物業管理企業存在的問題

2.1.1 缺乏服務意識

服務理念的缺失使得小區物業管理處不能夠及時做到與業主溝通，不能從業主的角度考慮問題，對物業與業主糾紛或業主投訴置之不理，甚至會對業主使用一些報復性手段，這樣小區當中會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如果小區物業管理處選擇一意孤行，不提高自身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將會導致惡性循環，久之會將業主與物業管理企業推向對立面，會導致物業管理處與業主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2.1.2 收費規范不標準

小區物業管理部門的收費不規范不標準，甚至出現物業管理企業為牟取利益而亂收費。這一類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物業管理處沒有及時做到服務分類并設置收費標準，或者收費標準過高;沒有將公共設施經營收入及時公開或者上繳業主委員會;沒有將公共設施維護養護費用及時公開。這樣，就導致業主對物業管理處產生誤解或拒繳。

2.1.3 服務不到位，管理存在漏洞

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小區物業管理處擔任著小區服務的角色、管理的角色，同時也擔任著協調的角色。在小區物業管理會牽扯到業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物業管理牽涉其中非常多的細節，一旦出現服務不到位、協調不及時，就可能導致經濟糾紛的發生。例如，業主違規裝修遭到其他業主投訴，而物業管理處沒能及時制止，導致其他業主遭到損失;小區發生需要緊急維修的事故，但是物業管理企業沒能及時維修導致小區業主經濟損失;小區綠化遭到破壞、環境衛生不盡人意，小區物業服務不到位導致樓盤保值增值空間降低等。這些經濟糾紛的產生都是因為物業管理企業服務不到位而產生的。

2.2 開發商遺留問題

開發商遺留問題沒有能及時解決，或者解決不完全，往往導致業主與物業管理企業產生矛盾，業主會將問題的矛頭指向物業管理企業，認為物業管理企業沒有盡到責任或者拖延，進而采用拒繳物業費甚至更激烈的行為對物業管理企業進行施壓，從而導致業主與物業管理企業之間的經濟糾紛。

2.3 業主自身的問題

2.3.1 業主素質參差不齊

小區業主在教育背景、職業背景、生活習慣、經濟基礎、思想認識水平等各個方面存在非常多的差異。任何住宅小區包括一些高端住宅小區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自身素質較低、生活習慣較差、思想認識水平低的業主。這些自身素質較低的業主，在生活行為中容易出現私自占用公共用地，對于公共環境的維護不到位，甚至破壞公共環境，隨地亂扔垃圾的不文明甚至侵害他人的行為，造成其他業主損失，公共部位維護費用增加等，從而引發經濟糾紛。

2.3.2 缺乏對業主責任的認知

有一些業主只認識到了自己作為業主所享有的權利，卻沒有認識到作為小區主人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說有些業主在小區物業管理活動中存在偏頗的自我意識，對于小區物業管理當中的條例，只是遵守，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設性意見;對于小區物業管理事務、業主大會、小區活動等不聞不問，而只注重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滿足或受到侵害。這些業主往往會成為物業管理經濟糾紛的制造者或者積極參與者。

2.3.3 缺乏對物業管理的正確認知

部分業主由于法律法規知識的缺失、對物業管理不夠了解等原因，對物業管理的認知存在偏頗或者誤區，缺乏對物業管理工作范圍、工作職責、物業管理法律法規等的正確認知。導致在業主日常生活過程中，會將其他業主侵權、突發、意外等使得自身遭受經濟損失或者傷害的事件，歸罪于小區物業管理處，認為小區內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應該由物業管理處來負責。這種由F}主對于物業管理缺乏正確的認知，導致業主與物業管理企業之間產生矛盾與經濟糾紛。這也是一些小區經濟糾紛法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有一定的關系，與物業管理知識的普及有直接關系。

3 小區物業經濟管理糾紛解決措施

3.1 建立健全小區物業經濟管理法律法規

針對現階段的小區物業管理問題，國家的法律部門應該提出相應的物業管理法律法規，用法律和法規來引導市場，規范物業管理的服務體制。從而盡可能地從法律上引導物業經濟管理朝著正軌化方向發展。

3.2 提高物業經濟管理水平

物業經濟管理部門要從自身的角度出發，提高物業經濟管理水平。對于開發商遺留問題等，積極溝通、盡快協調，為業主服務;對于自身存在的服務不到位、管理漏洞等問題，及時發現并及時修正，提高小區物業管理處的管理水平;對巨比主在實際生活中出現的一些違法行為，要及時進行制止，必要時還可以通過法律法規等相關知識，對業主進行勸導，及時與其他的業主進行溝通;最為重要的就是公共收益財務收支的公開，接受小區居民的監督，制定明確、詳細的服務收費標準并公開，避免亂收費等。

3.3 普及物業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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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誤導

一些創業者不愿意找有能力的人來共同合作創業，這些人的思想中大多有一種“擁有”情結，不懂得合作與分享。針對于創業此乃“大忌”。為什么很多創業企業做不大？稍微大一點，又要裂變？其根源在于人們的觀念。創業團隊一定要合力把“餅”做大。有位創業者曾深感痛惜地說：“失誤在于當初把股份看得太重，該進來的人沒有進來，所以企業至今還是一塊‘小餅’。”在創業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作為創業者要不斷吸取他人的教訓和經驗，盡量避免創業誤區，成功的機會才能更大。

感情誤導

很多創業企業是由親朋好友或同學組建起來的，有的雖一人出資，但起初加盟的都是熟人。由于彼此十分熟悉了解，因此在創業期常常憑借昔日的感情做事，忽視了必備的契約安排。這種“重感情、輕契約”的工作關系，隨著創業企業的成長，矛盾和問題會逐漸暴露出來。比如，很多企業的創業同盟者起初很少提報酬的問題，可隨著企業業績的增長，一些創業者由于考慮公司的財務還相當緊張，因此認為報酬還不到提高的時候；另一些創業者由于過于守財，則故意默許起初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薪酬標準；還有一些創業者提出了遙遙無期的股權分配計劃。這一問題不解決，必然成為日后效率低下、分道揚鑣的根源之一。

資本誤導

商業圈子里資金缺乏是普遍現象，企業家缺幾百萬、幾千萬元項目基金，巷子口的小店也需要借個幾千元周轉，資金不足并不是創業的絕對障礙，創業者可以從不需要大量資金的小生意做起，或是把你的創業計劃縮小，再不然你還可以把它拆成幾塊。總之，你總能找到辦法，先把生意做起來，等最初的生意做成功賺了錢，再設法擴大范圍，只要你掌握住做生意的原則和擁有足夠的運氣，最后你還是能夠成功的。

構想誤導

真正好的構想常常是在不夠好的構想基礎上改進而來的。創業者不可因為只是一些普通的構想，就停步不前，放棄創業的心愿。所謂好的構想還須經過市場驗證才真正算得上好，既然知識和經驗天天都在增加，創業構想當然也經常需要調整、修正、補充、創新。所以，當其他條件都有眉目的時候，即使創業構想并不顯得那么突出，仍然可以選擇“在相同水平上和人公平競爭”的方式開始自己的事業，成功的關鍵在于實踐，創業者至少可以得到一個中等的成果。倘若擁有上好的生意構想，卻不用心執行，結果什么也得不到。

如何從刊物收集市場信息

收集和分析出版刊物上公開的信息通常稱為“資料分析”。資料分析的范圍很廣，包括利用各種潛在的來源，比如圖書館，同行業協會，研究機構的刊物和政府的出版物。開始時，應首先廣泛收集資料，然后篩選出有價值的部分進行詳細分析。

政府出版的刊物是常用的來源，相對來說，這個來源比較容易得到。但是經驗證明，這對于小企業用處并不大，因為政府統計常按一套標準分類，從中很難看出消費者的需要和潛在的市場但由于可以在公共圖書館中自由查閱，可以把這些出版物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另外，有些高等院校的圖書館也對公眾開放，這也是一個來源。如果企業所在地區的院校有經濟或商業方面的專業，這又是一個獲取信息的很好來源。

幾乎每一個行業都有相應的協會，種類非常多，這也是有用的信息來源，因為其中大多數的成員在自己的行業內有豐富的經驗。有的協會有自己的信息咨詢中心，有的還定期公布行業的情況，各專業部門的特別報告。不過這類組織太多，找起來也是個問題，所以最好事先了解一下它們都承擔哪些服務，需要多少服務費等。

行業雜志是有價值的信息來源之一。它經常刊登有關市場預測、競爭對手和顧客需求情況的文章，也有新產品介紹，顧客對產品的評價等欄目。另外，它所刊登的廣告會提供關于競爭產品和銷售數量方面的背景信息，有助于企業對產品和競爭對手進行分類。應該把這些重要的文章和廣告積累起來，因為只記住一大堆雜亂無章的雜志名稱毫無用處。對資料分類整理后，當需要有關信息時，就可以從整理過的材料中找到相應的重要內容。

發生經濟糾紛該如何處理

經濟糾紛，是指在經濟交往過程中，當事人之間因對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有不同的認識和因合法權益受到侵犯而引起的爭議。為避免出現經濟糾紛，應該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通過簽訂合同等形式，保留證據材料，當出現經濟糾紛時，采取相應的法律手段來處理。

處理經濟糾紛，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

一、協商。是指在經濟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自愿解決糾紛的行為。

二、調解。是指在經濟糾紛發生后，通過第三方主持并從中斡旋以解決經濟糾紛的行為。具體分為五種方式：

1.由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第三人調解。

2.由一方向消費者協會投訴，由消費者協會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3.由一方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訴，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調解。

4.由仲裁委員會在作出裁決之前進行調解。

5.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進行的調解。前四種調解叫做非訴訟調解，后一種調解叫訴訟調解。訴訟調解書和判決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篇（6）

1.由于基層組織的原因。一是基層組織執行黨和國家的土地承包政策不嚴格，從而引起糾紛。如有的隨意縮短土地承包期；有的強行收回農民的承包地高價發包等現象。二是有的基層組織干部以地謀私，在家庭承包過程中自己承包好地，在招標發包過程中發包“關系地”、“人情地”。

2.由于承包方原因。一是由于承包方不及時履行或者拒絕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而引起糾紛。二是由于承包期內發生合同未曾約定或者預料不到的特殊情況，如自然災害等情況。群眾要求變更合同引起的糾紛。三是承包方未經發包方同意擅自改變承包地用途引起的糾紛。

3.由于承包合同的不規范。一是有的土地承包采用的是口頭合同形式，權利義務約在口頭上，發生爭議后空口無憑，各執己見，產生糾紛。二是承包合同內容簡單，主要條款不全，權利義務不具體、不明確，一旦發生爭議，無法解決而產生的糾紛。三是有的因合同違反法律規定而造成的糾紛。四是合同違背公平原則而引起的糾紛。

二、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對策

1.協商。即當事人之間發生土地承包糾紛后，在自愿和相互諒解的基礎上，依照法律規定，直接進行磋商，達成協議，自行解決爭議。

2.調解。即當事人之間發生土地承包糾紛后，可以申請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調解解決，當事人在相互諒解讓步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解決糾紛。采取調解解決糾紛，必須是在當事人自愿基礎上進行，而且這種自愿始終貫穿于調解的全過程中，當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對調解提出異議，當事人不愿意調解的，不能達成協議，調解即為失敗。雖然達成調解協議，但是當事人任何一方在履行調解協議過程中反悔的，也可以隨時終止履行，這種情形下調解也為失敗。

篇（7）

女企業家蘭州贏得官司青島被判無期引發爭論。四五年前簽下幾份合同，甘肅女子喬紅霞在甘肅兩級法院打贏了與青島澳柯瑪公司間的經濟糾紛案，爭到了1500多萬元的償還款。然而兩年后，喬紅霞在青島中級法院被指控變造、偽造這些合同，以刑事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筆者下文將予以探討：

一、經濟犯罪概念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我國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廣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活動或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行為，或表現為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行為。總之，經濟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是狹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就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濫用商品的生活、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上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經濟權限，違反所有直接與間接調整經濟活動的法規，危害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秩序的行為。”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筆者贊同馬克昌教授的觀點，即“經濟犯罪是指在商品經濟的運行領域中，為謀取不法利益，違反國家法規規定，嚴重侵犯國家經濟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經濟糾紛概念和財產犯罪概念

經濟糾紛是指經濟活動中，各民商事主體由于各種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民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解決，因而經濟糾紛承擔責任的方式主要是賠償責任，經濟犯罪是須要制裁的犯罪行為，旨在預防和抑止犯罪，故責任是懲罰的承擔，而是損失的賠償；經濟糾紛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則，如當事人不愿提訟，法院都不得主動介入。這與經濟犯罪案件存在著最大差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立案偵查，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報案、控告、舉報、扭送、自首等多種受案渠道，而且還明確了不允許有不作為及放縱犯罪瀆職行為發生。由于刑法規定的刑罰具有明顯的副作用，所以作為民法我們充分保護某種合法權益時，才有刑法保護，于是刑法具有補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補充性。

財產犯罪指侵犯財產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毀滅公私財產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侵犯財產罪的構成特征，即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體、也有特殊主體，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主要有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活經營罪的概念、構成特征、認定這些罪時注意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被罪的界限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三、經濟犯罪區別于經濟糾紛、財產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

(1)該類犯罪的侵害的客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是該類犯罪顯要的特征。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關鍵要件，是劃分經濟違法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種行為雖然違反了國家經濟管理法規，但還沒有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那就不構成犯罪。

(2)該類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3)該類犯罪的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大部分是經濟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

(4)該類犯罪的主觀方面，絕大多數都表現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還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區別及相關案件探討

實踐中某種行為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區分的事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層公安機關以查處詐騙等解決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情況時有發生。為此公安部曾下發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通過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界限，決不能把經濟糾紛當作詐騙等經濟犯罪來處理。一時難以劃清的，要慎重從事，經過請示報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當處理……”

那么如何來區分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筆者認為首先要從概念中把握準確，緊扣民事刑事實體法，這是我們區別二者的基礎。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詐，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合同欺詐，是以欺詐行為以達到欺詐目為目的，以合同為手段，以合同的訂立，履行為途徑不公開地獲取他人財產的行為。與經濟欺詐應當說主觀上存在明顯的故意，二者的區別在于主觀惡性的大小及其社會危害程度。合同欺詐是一種當事人的故意，這種故意并不是一種非法占有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惡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經濟欺騙。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騙取錢財為簽訂假合同，錢款都手后，毫無履行職意，這是合同欺騙，而在虛構過程中，一方弄虛作假騙取信任，目的是簽訂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過合同履行獲取利益，應為合同欺詐。2.利用虛假合同，騙取對方貨款，供自己從事其他活動，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開初就不是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過其他方面盈利后還款，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民事侵權違法活動。因其主觀惡性尚不足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本是一起民商事糾紛案件，受害方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損失，不惜違背案件的事實，想方設法將案件當作刑事案件來報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識的欠缺和保護意識方法的匱乏，可能當作民商事糾紛案件來提訟。

例:喬紅霞案件：喬紅霞，今年37歲，甘肅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間，喬紅霞以甘肅海欣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簽訂數份購銷合同，為澳柯瑪集團在蘭州、秦安等地銷售家電。合作過程中，雙方因貨款及返利問題產生糾紛。1999年10月，澳柯瑪集團向青島市市南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喬紅霞償付貨款600余萬元。后該案轉由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2000年3月，喬紅霞以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欠其返利款為由，向蘭州中院提起民事訴訟。同年5月，蘭州中院做出一審判決，判令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償還喬紅霞多付的貨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計1557萬元。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青島中院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發現，喬紅霞向該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編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將案件移交青島市公安局展開刑事偵查。2002年11月5日，喬紅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島中級人民法院以欺騙罪判處喬紅霞無期徒刑，并處罰金500萬元。喬紅霞不服判決，上訴至山東省高院。此案經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銷青島中院對喬紅霞的有罪判決，發回青島市中院重申。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護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喬紅霞案由天津司法機關管轄。后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認為喬紅霞不構成犯罪，不符合條件，將案件退回青島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喬紅霞被青島警方從天津押回青島。同年12月14日，青島公安局對喬紅霞的強制措施變更為監視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將監視居住變更為取保候審。

喬案引起了包括法學專家在內的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專家認為，同一事實，不可能既屬于民事糾紛，又屬刑事犯罪。這是百姓看來都極為簡單的道理，而在一些權力機關卻成了不解的難題。這其中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一是公權的濫用。個別權力機關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無限放大；二是一些執法者把法律當成他們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護根深蒂固；四是權力機關拒絕接受各方監督；五是不尊重人權。專家還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曾明確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獲取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也明確指出：“該問題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已經明確。該答復在起草過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見。你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此后發生的有關案件時可參酌適用該《答復》的規定。”對此，專家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并指出：最高人員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認為當前我國對訴訟詐騙不宜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主要是考慮到在當前我國的司法領域中地方保護主義還比較嚴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事實上也很擔心地方公安司法機關濫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決，從而進一步給地方保護主義可乘之機。

直到2008年初記者才獲悉，備受全國關注的“喬紅霞案”有了新進展，青島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對喬紅霞的取保候審，羈押5年之久的喬紅霞終于重獲自由。

行為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如普通欺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需要加以區分。區分的關鍵還是在侵犯的客體和客觀行為表現方面不同。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經濟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一些勞務詐騙雖然也簽訂了勞務合同，從客體和客觀方面去分析，應定詐騙犯罪而不是合同詐騙罪。當然經濟糾紛與財產犯罪的區別也是通過客體和客觀方面進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張某購買了李某的水泥，張以水泥質量問題為由，欠下李某水泥貨款14.2萬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時許，雙方在某茶樓協商未成，李某不顧張某阻攔將張某本田轎車開走。該案應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公安機關應做出不予立案決定，并建議報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搶劫罪必須要具備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統一，債權人占據債務人的汽車，其目的是為了索債，其客觀目的不是為了占有其財產。實踐中同類事情很多，債權人往往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維護自身權益。對此，一些基層辦案單位在接到報案后，對其應如何處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認為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屬于民事案件，公安機關應不予立案，有的卻立了案。

當然實踐中有許多經濟糾紛案件同時涉嫌經濟犯罪，也就是常說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開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那么就能夠更好地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參考文獻：

[1]馬克昌:《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篇（8）

二、加快發展仲裁事業的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

2.指導思想。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精神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全國“長沙會議”精神，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積極推行仲裁法律制度，不斷拓寬仲裁服務領域，創新仲裁服務方式，切實提高辦理仲裁案件質量，不斷完善仲裁工作的社會功能和效益，努力開創仲裁事業的新局面，為我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積極的貢獻。

3.工作目標。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實現受案數量、受案標的新的突破，完成省政府法制辦公室下達的各項年度目標任務，力爭在五年內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大力推行仲裁工作“兩率”（即合同規范率和仲裁機構選擇率），仲裁條款普及率達到百分之百，大力提高仲裁特色“三率”（即仲裁案件快速結案率、仲裁案件自愿和解調解率和仲裁裁決自動履行率），全面推動仲裁事業跨上一個新的臺階。

三、強化合同監督管理，繼續抓緊做好合同爭議條款的規范工作

4.各縣（區）、各有關部門要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需要明確的幾個問題的通知》（〔〕22號）要求，在前一階段清理、修訂合同爭議解決方式條款的基礎上，繼續抓緊做好合同爭議解決條款的規范工作，為當事人選擇糾紛解決方式提供法律保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強化合同監督管理，結合辦理合同鑒證、動產抵押物登記、合同爭議調解、監制標準（格式）合同和合同示范文本等業務，把合同是否具備仲裁和訴訟條款作為判斷合同是否規范的一項重要內容，抓好合同爭議解決條款的規范工作，指導當事人選擇適宜的解決爭議方式。市經貿、外經貿、建設、科技、交通、國土、水利、人民銀行分行、保險等有關部門，對本部門、本系統現行使用的各種合同文本要認真組織進行清理，對不符合〔〕22號文件規定，在合同爭議解決方式上沒有仲裁條款供當事人選擇的，要按規定要求進行修訂。對有些合同格式需要由上級部門作統一修訂的，要及時向有權修訂的部門提出修改意見。政府法制部門要加強對合同爭議解決條款規范工作的督促指導，掌握合同清理、修訂進展情況，發現問題要及時向當地政府和上級部門匯報。要組織和指導各企事業單位按照規定修訂不符合規范的合同樣本，在簽訂合同時慎重選擇爭議解決方式，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仲裁委員會工作機構要積極配合各有關部門做好具體工作，為企事業單位修訂合同提供幫助。

四、切實保障辦案質量，不斷開拓仲裁服務領域

篇（9）

[作者簡介]黃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始終是人們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會中，社會糾紛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解，則不能無爭。”(《荀子?禮論》)穩定的社會秩序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糾紛的產生與表現形式雖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圍的社會主體之間喪失均衡關系的狀態，它威脅著現實的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的發展。社會沖突與糾紛如果得不到有效、徹底的解決，人類社會就會處于不斷內耗的無序狀態，社會發展就會停滯不前。為此，各國的相關部門都致力于完善糾紛解決機制，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糾紛解決途徑，我國也不例外。2003年以來，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了我國改革和發展的目標。社會要穩定發展，人民要和諧相處，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近年來，國內外政治學界對中國糾紛解決情況的研究方興未艾。學者們認為，透過中國的糾紛解決的制度和實際情況可以看到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設、現代化、公民社會興起、經濟發展狀況等等問題。不少學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以應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同時，案件的飛速增長使得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糾紛的解決方式。現階段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究竟對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有哪些實際效果?是否還需要進一步開辟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本文從大量調查結果對上述問題作淺顯的分析。

二、理論背景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運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調整系統。所謂多元化是相對于單一性而言的，其意義在于避免把糾紛的解決單純寄予某一種程序，如訴訟，并將其絕對化；主張以人類社會價值和手段的多元化為基本理念，不排除來自民間和社會的各種自發的或組織的力量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目的在于為人們提供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選擇權)。有學者認為，從根源上看，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糾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決這些矛盾和糾紛的方式和途徑也應當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訴訟與非訴訟解決方式的功能嚴重失衡、訴訟解決機制具有局限性的情況下，建立與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擯棄將權利意識等同于訴訟意識的偏見，實現訴訟內外的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相濟、有機銜接與整合，將成為穩定社會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秩序的必然。還有學者認為，20世紀以來，訴訟案件的大量積壓是世界各國法院面臨的嚴峻形勢，而司法資源的相對不足使得不少國家在注重改革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都在積極探索調解、仲裁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多元化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學者認為，完善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能化解當前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而完善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就應當完善人民調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關于如何有效解決日益增加的社會糾紛，現有的研究多數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雖然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聯系在理論闡述上比較清晰，但是實際效果是否真的如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國家多開辟幾條糾紛解決途徑就能夠幫助百姓解決實際問題?在現階段，法院和政府為了方便人們處理糾紛的確設計了多種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訴訟、法院調解等等)，可是這些糾紛解決途徑在實際運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種糾紛解決途徑的相關單位和機構之間是否權責分明、有機配合、互相協調?等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問題，即使國家再多設計幾種糾紛解決辦法或多建立幾條解決渠道都于事無補，社會并沒有真正從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中獲益。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借助大規模社會調查收集上來的數據，分析探討當事人所采用的糾紛解決辦法的總數，以及其所要解決的糾紛類型是否真的對其糾紛解決的結果和滿意程度有顯著的影響。

三、資料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賴以分析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于2003年組織實施的“中國公民思想道德觀念狀況調查”。該調查旨在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思想道德觀念、法律意識、維權行為方面的變化，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以及這些變化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該項調查的研究主體為居住在全國(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31個省、市、自治區有固定住所的18～65歲居民，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并且在現住地居住一個月以上的流動人口，共完成有效樣本7，714份。問卷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糾紛及其解決的相關態度和行為。此項調查首次將空間抽樣方法應用于國家范圍的調查，因此將流動人口這一使用傳統戶籍為抽樣基礎而無法觸及的人群包括進了總樣本。

(二)相關結果分析

1．糾紛類型

根據受訪人在過去的20年里所親身經歷過的民事、經濟、行政糾紛的情況歸納，我們得知分別經歷過三種糾紛的人數比例都沒有超過10％，其中經歷過民事糾紛的比例相對較高，而經歷過經濟糾紛和行政糾紛的人數比例則相差無幾。考慮到有些人可能會經歷過多種糾紛，因此我們又將全部有效樣本進行了細分，結果發現，沒有經過任何糾紛的人數占82.1％，也就是說，在過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經經歷過民事、經濟或行政糾紛，其中有2.5％的人曾經經歷過兩種以上的糾紛(詳見表1)。

通過進一步的考察，我們發現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居民所經歷過的某些具體的糾紛案例存在著一些差異，如表2所示。

從表2可知，過去20年來，農村居民經歷過鄰里糾紛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發生離婚糾紛的百分比則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經歷過的經濟糾紛方面，城鄉居民之間的百分比差異并不太

明顯。在行政糾紛方面，農村居民經歷過的計劃生育方面的糾紛遠遠高于城市居民，所經歷的拆遷糾紛則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現出中國城鄉居民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點。

2．解決糾紛的辦法

通過此次調查收集上來的數據表明，中國老百姓解決行政糾紛的主要途徑是調解、找政府和上法院，這也是現有體制下比較常見的處理糾紛的三種辦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調解更為制度化、正式和規范的糾紛解決途徑。調解主要是利用社會上的“關系”幫助調和具體的糾紛和矛盾。調查顯示，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在我國被廣泛運用，并作為一種制度文化深刻地影響著民眾的社會價值觀，“和為貴”在我國體現了傳統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諧的理想。“調解與傳統儒家文化的‘無訟’理想是一致的，從某種意義上，傳統的調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產物。”西方學者將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調解稱為“時代的調解”，其特點是體現著政治化功能，滲透著斗爭哲學理念，全面承擔著社會調整職能，并且幾乎不存在與之相對照的法律體系。在某種意義上，80年代以前我國社會調解的空前發達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產物和象征。這說明，在從農業化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現階段，“關系”仍是中國老百姓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這使得“沒有關系”的人客觀上損失了解決糾紛的資源，主觀上也減少了解決糾紛的信心。盡管90年代以來，我國法律專業化范圍不斷擴大，但是運用調解來解決法律問題仍然相當普遍。解決行政糾紛的行政途徑指的是當事人通過直接找相關政府部門或行政機關比如辦，按照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程序來解決糾紛。這種方法的最大特點在于公民需要直接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法律方法解決行政糾紛是指公民上法院通過訴訟等司法程序來解決糾紛的辦法。這種民告官解決行政糾紛的司法途徑的確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也進一步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解決行政糾紛提供了法律保障。問卷還調查了受訪人采取除了調解、行政辦法和法律辦法以外的其他辦法去解決行政糾紛的問題，這些其他辦法包括“雙方直接協商解決”、“找新聞媒體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糾紛解決的結果

數據顯示(表3)，雖然采取了措施解決糾紛，但是還有相當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糾紛當事人沒有解決糾紛。尤其是經濟糾紛尚未有結果的人數比例高，超過了民事和行政糾紛近20個百分點。在民事糾紛方面，因雙方各有讓步而解決了糾紛的比例比較高。在經濟糾紛方面，受訪人贏了的比例高于另外兩類糾紛中的同類情況；而在行政糾紛中，受訪人輸了的比例不僅在三類糾紛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糾紛的主體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門)和普通公民，其特點在于公民在解決行政糾紛的過程當中需要跟比自己的個人力量強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國行政糾紛的常見類型是計劃生育、收費收稅和拆遷這類與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對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糾紛對他們的生活影響重大，因此，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和過程會影響甚至改變普通百姓對政府的認識、政治態度和今后類似情況下的行動選擇。此次調查收集的數據表明，在行政糾紛解決的結果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公民“輸了”是個有趣的現象，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4．對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度

從圖1可以看出，人們對民事和經濟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程度比較高，相比對行政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對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不太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人們對于行政糾紛解決結果滿意度相對較低雖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但是筆者認為這個現象值得仔細分析，這有可能需要從行政部門辦事效率、干群關系和引起糾紛的具體政策問題人手分析。

四、實證結果

為了檢驗當事人采用的方法數和糾紛類型是否對其糾紛的解決結果有影響，以及當事人采用的方法數和糾紛類型是否對其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度有影響，本文專門設計了兩個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歸(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終結果表明：(1)控制住戶口類型、教育水平和年齡對于當事人糾紛解決結果的影響，方法數對糾紛解決結果的影響，只有在“沒有結果”與“其他結果”之間、“雙方各有讓步”與“其他結果”之間，方法數造成的差異顯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種結果之間的對比當中，方法數帶來的差異并不顯著，也就是說方法數對于“我方輸了”、“我方贏了”和“其他結果”的影響差異是不顯著的；關于糾紛類型的影響，除了在“我方贏了”與“其他結果”的對比當中，民事糾紛比行政糾紛更容易造成負面影響之外，糾紛類型所造成的差異都不顯著。(2)方法數、糾紛類型和教育水平、年齡組對于糾紛當事人對解決結果的滿意度的作用并沒有顯著的統計意義。

篇（10）

關鍵詞：民事糾紛 犯罪 “民轉刑”案件

一、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

民事糾紛，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以民事權益、義務或民事責任為內容的社會法律糾紛。刑事犯罪與民事糾紛本屬于不同的法律領域，但是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價值觀念的轉換，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亦呈現異常嚴重的態勢。一方面，民事糾紛數量大幅增加，糾紛主體尋求運用解決機制日益頻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類社會文化的沖突加劇，各類社會矛盾激化，部分社會主體的法律觀念淡薄，加上當前社會貧富分化差距越來越大，少數貧困群體的心理失衡，產生糾紛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訴訟及相關制度處理糾紛的理念和程序設計上存在諸多問題，無法適應各類民事糾紛的處理要求。民事訴訟程序的專業性及復雜性、基層組織調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糾紛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甚至進一步惡化。

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輔之以必要的條件，就會激化，或者說爆發。許多刑事案件并非一開始就具有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糾紛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轉化而成。近年來，由婚姻家庭、經濟、鄰里、勞工、瑣事等民事矛盾糾紛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二、由民事糾紛引發刑事犯罪案件的特點及成因

（一）“民轉刑”案件特點

1、犯罪主體中農民及農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對“民轉刑”案件犯罪主體的統計表明，犯罪嫌疑人中農民及農民工的比例達到30%1以上，據某些外省市檢察機關的統計此比例甚至達到80%以上。北京市檢察機關統計此類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與其他地區檢察機關的統計數據一致。

2、多為因經濟糾紛、勞資糾紛、侵權賠償糾紛、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

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的統計，因經濟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在“民轉刑”案件中比例最高，為40%左右。此類案件多數為犯罪嫌疑人為追索貨款、欠債等問題引發犯罪。發生比率較高的為因勞資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為某餐廳廚師，后因餐廳整頓被解雇，李某為索要工資多次與老板協商，并到相關勞動部門反映，未得到及時解決，后情急之下持餐廳菜刀將餐廳老板身體多處砍傷。因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引發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連受理三起故意傷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發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間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對方有婚外情的發生，而產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雙方在離婚時由于財產分割問題產生矛盾，另雙方積怨較深，一直未得到正確的化解，最終丈夫持刀將前妻砍為重傷。

3、“民轉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嚴重

因民事糾紛引發的刑事犯罪的犯罪類型相對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較高，最突出的為故意傷害案件。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對2007年以來“民轉刑”案件類型進行統計，故意傷害案件占總數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殺人、搶劫、綁架、聚眾斗毆、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類型案件相對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個體原因

第一、犯罪個體普遍自身素質較低，在民事糾紛產生時易產生刑事犯罪的主觀故意，導致刑事犯罪發生

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對2007年以來對刑事犯罪案件的調研，發現此類型犯罪主體農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員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學文化教育，這些人更容易表現為心態脆弱，情緒浮躁，心理失衡，行為失范，甚至不講道德、不講親情，只講個人利益，往往以極端的方式處理矛盾糾紛。這種內因還體現在法制觀念淡薄，不能自覺地用法律和法規約束自己，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容易沖動，不能通過正確的途徑運用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簡單粗暴的維權方式，導致矛盾激化，釀成刑事案件，給家庭和社會造成嚴重危害，引發刑事犯罪的發生。

第二、犯罪個體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導致民事糾紛處理不當引發刑事犯罪的發生

首先，農村地區受到客觀因素影響，人們的文化水平偏低，對于社會道德和生活方式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并且家族親屬意識較強，容易因個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農村地區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關系產生民事糾紛，同時，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在這類地區作用不很明顯，民事糾紛不易得到正確解決而引發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

其次，城市中的閑散無業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的社會底層人群容易引發“民轉刑”案件。城市中經濟發展較快，社會成員的地位及貧富分化更為明顯。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群在經濟上、文化上以及社會地位上均屬于弱勢群體，生存環境相對較差，生活中容易與他人產生矛盾或者家庭關系出現不穩，并且容易受到社會救濟方式的忽視。這類人群也由于自身經濟基礎及生活環境的影響，遇到家庭或者經濟糾紛后多數采取自力救濟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時合理的解決后更容易產生絕望、厭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從而引發刑事犯罪的產生。

再次，家庭內部環境不和諧，引發刑事案件的發生。家庭氛圍對人的行為意識有著重大的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較之其他社會關系是最為密切的，因此聯系家庭成員日常生活的經濟、情感、子女、生活瑣事等一系列問題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糾紛，單親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對特殊的家庭關系中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基礎往往較為薄弱，因此在處理家庭矛盾時更容易產生家庭暴力等情況，從而引發刑事犯罪的發生。

2、社會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原因

第一、社會救濟不到位

目前社會基層組織的調解工作能力總體不高，及時發現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國現行體制下，村委會、居委會、治保會、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調解民間糾紛的權利和職責，但是部門之間沒有形成協調作戰的觀念。“民轉刑”案件的民事糾紛大多發生在鄰里、親屬、同事等相互熟識的人員之間，導致基層調解組織缺乏發現問題的敏銳性和主動性，加上部分調解工作人員工作方法不當、工作責任心不強沒有及時發現問題，習慣坐等糾紛上門，導致矛盾積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濟程序繁瑣不易行使

訴訟是一種極具職業專門性的技術性活動，在認知方面不易為一般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對于那種“法律適用模式”的訴訟（即以法律規范為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決），當事人參加訴訟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從而在心理上與訴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妨礙了對訴訟的利用。與其他民事解決糾紛機制相比，民事訴訟的程序復雜、繁瑣，時間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讓人望而卻步。絕大多數“民轉刑”案件的當事人認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民事糾紛成本高、時間長、判決執行難以保證，因此不愿采取訴訟的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民事訴訟的嚴格規范性和國家強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適應特殊個案所需的靈活性解決要求，也難以滿足當事人之間不傷和氣與維持原有關系的要求。

三、預防“民轉刑”案件發生的對策

（一）加大普法宣傳，提高公民的法制觀念

有針對性地開展全民普法宣傳活動，普法宣傳形式要多樣化，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多方位進行，宣傳的內容要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針對不同的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普法教育活動，如在農村地區以及針對農民工群體，根據其文化素質、對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實際情況，普法活動應當淺顯易懂，結合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制教育；針對無業人員以及社會生活的底層人員，在幫助其解決生活、工作等實際困難通的同時，向其進行普法宣傳教育，使公民能夠正確運用法律來維護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用理智戰勝沖動。

（二）進一步加強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深化運用

擁有調解民間糾紛職責的基層組織包括公安機關、基層法庭、司法所、人民調解委員會、治保會等，這些組織在預防調處民間糾紛、防止矛盾激化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多個部門也會形成權責不明、互相推諉的弊端，因此，建議將調解權限收歸某一部門，該部門負責協調、組織相關部門具體實施調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確，并將職權職責加以詳細規定，建立責任倒查機制，以達到責任與權力相對應，建立積極有效的調節防控機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調處中心，整合了鎮司法所、派出所、各行業主管部門、涉農部門、各村調解會，社會團體以及鎮退休干部、退休教師等方面的力量，由綜治委聘請上述人員作為中心工作人員，對一些重大復雜的糾紛案件進行聯系調處，形成綜治部門牽頭、部門聯動、多方參與的大調解格局。

（三）發揮政法部門職能，切實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