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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方法演進
西方政策評估研究自19世紀末開始至現在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策效果評估階段，自19世紀末到二戰前夕，主要關注點是政策實施的效率與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第二階段是1945年至20世紀70年代初，關注點是評估結果的價值和實用性分析；第三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關注點是政策價值取向，即政策所體現的社會公平、公正問題；第四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關注點是政策評估過程中的多方需求，多元互動，綜合了對政策效率、政策公正性的共同關注。美國學者豪斯曾將西方政策評估方法劃分為八類；近代以來，弗里曼和瓦斯康塞洛斯等人提出，評估的目標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促進社會公正、意識形態，特別是民主的發展，于是，他們提出了批判社會理論評估，執行過程中采取價值堅持和價值批判的立場，并擁護政治民主理念，與此同時，在社會價值觀方面與利益相關者批判性地銜接，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進行評估，如響應式評估、參與式評估、民主審議評估等。我國對公共政策科學性的研究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陳振明認為,公共政策評估方法主要有前后對比法、實驗和準實驗模型法、影子控制法等。徐家良認為,公共政策評估可以從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三個方面去進行。公共政策評估除了項目驗證等技術性的分析之外，還應從組織情景、組織理念、問題情景、社會目標、社會基本價值理念等方面對公共政策進行分析和評價，強調復述、分析、批判、再復述、再分析等不斷的辯證評價。
三、改進和提升評估的措施與手段
1956年，政策科學家拉斯韋爾把政策過程研究分解為情報、提議、規定、合法化、應用、終止和評估七個階段，這種根據政策過程劃分不同階段的理論被稱為階段論或階段模型。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又出現了制度性的理性選擇理論、間斷—平衡框架、政策評估框架、倡導聯盟框架、大規模比較研究方法的因果漏斗框架和多源流分析框架等。保羅·薩巴蒂爾（Sabatier，PaulA）與漢克·C·簡金斯·史密斯（Jenkins—SmithHankC）提出的倡導聯盟框架較好地分析了導致政策變遷的演化路徑，關注政策子系統中基于不同信念而結成的倡導聯盟，同時注意聯盟之間的互動關系與政策子系統外部要素與環境相互作用而備受學界關注；此外，約翰、金登在1984年出版的《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一書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模型也非常適應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通過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股溪流的并行與交匯，以焦點事件的觸發機制為時機，用調查實驗和定性分析，讓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到評估過程中，用多元的方法全面感知與把握政策效果，查找政策漏洞，修正與改善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轉變政策制定和評估理念。公共政策評估主體就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共政策評估過程的個人、團體或組織。政策制定時要考慮到不同的支持聯盟與焦點問題，要體現統治階層的意志和公民的利益訴求，要及時地感知和搜素問題流，用科學的判斷前瞻性的眼光來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可以設立專門評估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各利益集團的代表所組成，委員會的成員并不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也不作為評估主體或客體出現，它的作用在于整個過程的具體工作上，避免人為因素導致評估結果丟失或瞞報。其次，完善制度，形成多方參與評估長效機制，強化評估組織的作用。對于政策的評估，要以法律形式確保其能夠長效保持。不是一個偶然的公民或社團組織參與，也不是一個象征性的意見調查。而是作為一個考核政府的指標實實在在的把公平評估結果放入到社會管理實踐中。目前，公共政策評估缺乏科學認識和認真態度，評估的工作方法與方式主要是以政府為主，評估成本意識不強，評估積極主動性孱弱，往往是花費大量時間金錢，評估結果多傾向與有利于政府自身的方向，造成評估結果的可信度下降。政策評估要達到更為科學、合理的程度，就要在政策評估的某些環節上，讓普通的、非利益集團操控的人參與評估活動之中，即可稱之為政策評估中的公民參與。⑨因此，要注重介于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第三方中介組織，由官員、專家、學者、政策受益對象共同組成評估組織，通過權威性和廣泛性的聯盟，避免內耗造成能量場的散失，凝聚力與感召力不強的局面出現，用政治流和政策流的適時交匯來打開“機會之窗”，政策制定、實施、修正、終結各個階段都進行跟進式評估，及時糾偏，努力提升政策評估的效用。再次，評估指標與方法要切合中國國情。制度生長的土壤具有共性和個性。西方的評估標準與技術是在后工業化時期和信息化時代基礎上產生的，目前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初期，在工業化向信息化躍進的階段，用過高的評估標準和過于現代化的評估技術手段會不適應我國現代化的實際，所以，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共政策評估指標體系，比如GDP的績效增長與環境保護措施的同步進行，收入差距的縮小與人民幸福感指數的提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產品提供的完善程度，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推進程度等等，都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復次，評估信息化和常態化。目前的政策評估多是在實踐中遇到了阻力和問題才進行聽證、論證，沒有建立信息庫與常態化評估模式。應利用大數據時代信息化的優勢，廣泛搜尋與政策內容相關的關注信息，進行動態測評與數據采集，適時分析輿論傾向，少用價值判斷引導，多用事實證據論證，用數據和事實驗證，用豐富的信息資料內容來讓政策對象理解政策，進行合理化評估；常態化的評估方式就要有健全的組織與人員，積極主動地形成慣例和制度，每出臺一項政策就要注意配套相應的評估辦法、評估標準和參與途徑，充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行使好自身的權利與義務。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一)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障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是我國行政管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門。其監管領域涵蓋市場主體從進入到退出的全過程，涉及企業登記管理、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個體私營企業登記管理、市場規范管理、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直銷監督管理與打擊傳銷、食品流通監督管理、廣告監督管理、商標注冊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多項職責；監管主體截至2009年底。內資企業達259萬余戶、外商投資企業達43萬戶、私營企業740萬余戶，個體工商戶3197萬余戶、農民專業合作社24萬余戶。由此可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監管的是一個由龐大的市場主體、復雜的市場行為構成的社會主義大市場。這一市場能否平穩、健康、有序地發展，直接決定了經濟社會能否又好又快發展。作為這一市場的監管者，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只有樹立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其行政執法行為才能獲得行政相對人的尊重，認可并使其自愿服從、自覺履行，從而及時有效地制止破壞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教育市場主體遵紀守法；才能經由對合法行為的褒獎和對違法行為的懲處，使市場主體對其行為后果有所預測，從而準確判斷市場行為的界限，合理安排市場行為方式，引導市場行為向良好的方向發展；才能準確把握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趨勢及其存在問題，并據此有重點、有針對性地調整行政執法的目標、任務，從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推進市場經濟的平穩前進，最終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
當前，我國正朝著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前進。而法治國家的本質就在于“法律之治”，即“法律的統治而非人的統治”。所謂“法律的統治”，就是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然而，法律始終無法自行施加于行政相對人，而必須以行政執法行為為中介，通過某個行政機關具體的行政執法行為，使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及其對行政相對人賦予的權利、規定的義務成為現實。從而對行政相對人發生實實在在的影響。由此，行政執法不可避免地成為法治國家建設中的重要環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是重要的行政執法部門，其行政執法行為也當然成為法治國家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截至2009年底。作為工商部門執法依據的法律共102部，作為工商部門執法依據的行政法規211部；作為工商部門執法依據的規章118部。這些足以表明，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對于實現中國的“法律之治”意義重大。缺乏權威的工商行政管理執法，不但會降低行政相對人對行政執法行為的信任度，而且將增加由低依法度產生的行政爭議和沖突；不僅會使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行為規則受到質疑，而且將降低行政相對人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而對各級人民政府的認可度和支持度；更為重要的是會阻礙法律精神的實現、阻礙法律由理想化為現實，使社會公眾喪失對法律的尊重和服從，最終在法律框架之外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使法治國家建設成為泡影。
(三)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當前工商行政管理實踐的客觀需要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恢復建制以來，一直致力于提高行政執法水平。近年來，為了加強市場監管，總局更是明確提出要牢牢把握“四個只有”，加強“四化建設”，推進“四個轉變”，實現“四個高目標”，努力做到“四個統一”。但從目前情況看。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與上述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比如：部分執法人員的執法理念還需進一步更新，執法程序還需進一步規范，形式完備、程序正當的工作機制還需進一步建立，對基層執法的監督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執法監督方式和途徑還需進一步創新，未按法律法規規定查封、超期扣押、違法處置扣押財物等違反法定程序的現象還不同程度的存在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成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數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導致行政相對人對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行為的拒絕執行、推延執行等問題長期無法得到根本解決，造成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行為喪失對市場行為的威懾力和導向性等不良后果。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按照“一切行政權力均源于法律的規定、一切行政權力的行使均要依照已公開的法律規定、一切行政行為均要依法受到監督、一切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求，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
二、依法監管是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的唯一途徑
市場監管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發生直接聯系的唯一紐帶。只有通過市場監管，才能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產生各種行政法律關系，并使行政執法行為及其結果作用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這一過程，實質上就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力圖施加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于行政相對人、行政相對人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市場監管行為進行判斷并確定是否認可其執法權威的雙向過程。工商機關只有依法加強市場監管，才能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的權威。
(一)以法律為判斷標準是由法律自身特點所決定的
與政策、常理、道德等社會規范相比，法律在四個方面具有更為突出的優勢。一是制定程序更加嚴格。為了使最終生效的法律能夠保障社會公眾的立法參與權，體現自由、秩序、公正、效率等價值，任何法律的制定，都無例外的遵循貌似繁瑣的特定程序。而違反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則屬無效。二是法律的規范性更強。法律中大量存在的，是由行為模式、條件假設、法律后果三要素組成的法律規定。這些規定邏輯嚴密，具有很強的規范性。三是合法與非法的界定更加明晰。法律規定的明確性，源于法律發揮指引、預測、評價、教育等作用的客觀需要。是法律的內在屬性之一。法律使用概括、列舉、列舉+概括等立法手段，通過定義法律概念、闡明法律原則、規定違法行為等方式，更為清晰明了地界定了合法與非法的邊界。四是對法律的理解和認知更加統一。法律用語嚴謹，每個詞句均經過深思熟慮，所表達的意思明確，不易產生誤解。同時，法律還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學理解釋等方式，對法
律中容易誤解或者規定不夠明確的地方進行解釋：通過多形式的普法活動對法律進行說明、宣傳，使法律的內容深入人心。因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對法律規定的理解和認知不會出現過大差異。法律的這些優勢，使得以法律為判斷標準更為簡單易行，不易引發爭議。
(二)以法律為判斷標準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的理性選擇
無論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還是行政相對人。都是理性的個體。在選擇是與非的判斷標準時，必然會從理性的角度出發，選擇既對自己最為有利、又能夠為對方所接受的社會規范。而法律正契合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的這種共同需要。
對行政相對人而言，法律的自身特點。使得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能夠在較短時間內達成共識，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會成本；法律嚴格的制定程序、相對超脫的制定機關、法律規范之間明確的權限劃分、法律頒布后的備案制度等，使得法律能夠充分考慮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分配，在兩者之間實現平衡：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普遍適用的法律效力，使得法律在約束行政相對人自己行為的同時，也同時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行政執法行為構成約束，強有力地保護行政相對人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較之其他社會規范，法律更值得行政相對人信賴。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而言，只有依法進行市場監管，使法律成為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共同遵守的普遍秩序，才能使行政相對人信服其行政執法行為的正當性：才能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執法結果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仍然基于對法律的尊重，而愿意遵守并履行相應的義務；才能使行政執法行為在較長的時期內、較廣的地域范圍中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續性和一致性，從而最終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
三、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的幾點建議
加強依法監管，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法律建設、機制體制建設、執法監督建設、執法隊伍建設等方方面面。本文僅針對當下市場監管問題比較集中、急需完善的一些方面建議如下：
(一)務實依法監管的法律基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規定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執法權限，明確了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為”與“不作為”的邊界，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權力來源，也是依法進行市場監管的利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恢復建制30年來，基本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監管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新的市場形態不斷涌現、新的交易行為不斷產生，現有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一些問題也逐步暴露。一是法律與生俱來的滯后性日益凸顯。一方面表現為法律空白的不斷出現，對很多新型市場行為的監管無法可依，另一方面表現為現行有效的法律規定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二是新舊法律規范之間、不同層級的法律規范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比如：法律用語不一致、管轄機關不明晰、處罰種類不相同、處罰數額不一致等。因此需要在充分注意不同法律規范合理銜接和有機統一的基礎上，及時制定、修訂相關法律，并規定相當部分的一般性、原則性條款，使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既能有效規范現有市場行為，又具有一定前瞻性，從而形成協調一致、互為補充、全面覆蓋工商行政管理監管領域的法律體系，并且不致因立改廢的頻繁發生而降低法律和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行為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二)完善依法監管的制度保障
體制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等的組織制度。包括機構的設置、隸屬關系的確定、職責權限的劃分等方面的制度。機制是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者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包括組織功能運行、人員配置、收入分配和考核激勵等各方面的制度。由于體制機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等特點，并能夠對體制機制內的機構及人員形成強有力的約束，因此，不斷完善與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環境相適應、反映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特點、體現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規律的體制機制，有利于保障全面落實法的精神，確保公平公正的市場監管行為，減少市場監管中隨意性和因人易事等不穩定因素，增強市場監管中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提高市場監管效率。當前，完善工商行政管理體制機制，應當特別注意加強市場監管行為的誠實可信、公平公正和相對獨立。
1 保障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的相對獨立性。獨立性是權威性的基石，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如果依附于其他部門或者個人的意志而缺乏獨立性，就無法獲得行政相對人的信任，也就無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可言。但由政府直屬機構的性質決定，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的獨立性，只是一種相對的獨立性，即只存在市場監管行為的獨立性，不存在組織機構的獨立性。保障市場監管行為的相對獨立性，可以通過完善回避制度、不單方接觸制度、兩人調查制度、行政執法程序等制度，保證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不受系統內外任何部門和個人的干預，包括來自所在地政府部門、其他政府部門、上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各級各部門領導、親屬朋友、工商行政管理執法人員個人好惡的干預等。
2 確保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誠實可信。誠實信用本是私法領域的基本原則。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原則逐漸進入公法領域。它體現了行政機關在取得行政相對人信賴、樹立行政權威之路上的不懈追求。在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過程中，確保市場監管行為誠實可信意味著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要“言而有信”。具體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要具有穩定性、統一性。也就是說，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已作出的市場監管行為，因其對行政相對人具有指引、預測、評價、強制等作用，而成為“無聲之言”，因此，應當在一定時期內、一定范圍內保持其穩定性和統一性。二是在法定職責范圍內，遵守對行政相對人作出的承諾。比如：承諾作為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后，就不能再以未超出法定期限為由，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諾。三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采取欺詐等手段。比如：明知將不作為，卻告知行政相對人將于某時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而在行政不作為超出法定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期限后，卻拒絕作為。
3 保證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既是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法監管的基本要求，也是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的重要保證。公平公正的市場監管應當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公平公正地分配權利和義務。主要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市場監管時，應當不考慮社會地位、道德情況、富裕程度、利益關系等因素，公道地看待自身和行政相對人、無差別地對待每一個行政相對人。二是公平公正地解決矛盾和沖突。包括市場監管應當公開進行，避免動輒以、內部行政行為為由，拒絕行政相對人參與市場監管行為；市場監管行為應當及時、高效，避免“遲來的正義”；行政
決定應有法律根據和事實依據，并為公認的公平公正觀所支持；行政相對人權利平等，享有同樣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有相對超脫的部門通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程序，對已生效的市場監管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和合理性審查等等。
(三)健全市場監管的制約機制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寫到：“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過程中，涉及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隊伍管理權等三大權力。其中，行政審批權和行政執法權都與行政相對人發生直接聯系，對這些權力的濫用將不可避免地降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而完善的工商行政管理執法監督制度，就是工商行政管理執法機關頭頂懸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威懾、提醒著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要依法行政。與此同時。由于行政權力具有容易變異的特性，也由于對法律的理解不同、行政執法人員的個人素質和價值取向不同等種種原因，行政權力在具體運用中還是常常發生與其初衷相背離的情況，此時，行政執法監督制度又能起到及時糾錯的積極作用。正是督促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正確實施市場監管和及時糾正違法行政行為的雙重作用，使得市場監管行為能夠取信于民，從而最終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
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執法監督的途徑主要有執法監督、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監督等形式。依據主要有《行政復議法》及其實施條例、《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執法監督暫行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辦法》等。盡管依據較多、路徑較廣，但目前仍存在監督不到位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部分制度缺乏明確的操作規則，可執行性較差。比如，對收到執法監督案件后如何處理，缺乏程序規定。二是制度之間還存在交叉。比如執法監督案件和案件之間的界限就不夠明晰。三是對于現有規定不能有效執行。比如部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愿糾錯的心理較為嚴重。
針對這些問題，可以多項措施并舉。一是要扭轉部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將錯就錯”的錯誤思想。一方面，“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也會在市場監管過程中作出錯誤的行政決定。一個有權威的市場監管部門，只要能夠“知錯必改”。就能夠取得行政相對人的諒解，亦不會因此而喪失權威。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監督力度的增大、網絡輿論的興起、行政相對人維權意識的增強，也使得試圖隱瞞行政違法的行為顯得愚不可及。與其被動的改正違法行為。不如主動糾錯。二是要完善現有的監督制度。使得一切監督行為都能夠有法可依。三是要厘清不同制度間的邊界。既理順各種監督途徑之間的關系。又使各種監督途徑之間能夠互通有無、協調一致。四是要使監督制度真正發揮作用。可以充分利用工商行政管理系統內部和外部的監督。特別是來自權力機關、檢察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網絡輿論以及行政相對人的外部監督。
(四)提高市場監管主體的監管能力
論文摘要：流傳于中國東北部平原的民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近代以來關內人口向關外的遷徙，地形地貌、風俗民情、方言等方面的一致性，在民歌藝術上有著親緣關系，體現出體裁、曲目、旋律風格等方面的一致性。
本文所指的中國東北部平原指的是處于黃河下游，包括冀(河北)、魯(山東)、遼(遼寧)、吉(吉林)、黑(黑龍江)大部，豫(河南)東北及蘇(江蘇)北徐州等大片區域。這片區域背山面海，西部以太行山、大興安嶺為限，東至渤海、黃海沿岸，山海之間，即是著名的華北、東北兩大平原。華北平原系黃河、海河沖擊而成，海拔僅在50米以下l東北平原分南、中、北三部分，即遼河平原、松遼平原和松嫩平原。這里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交通便利，城鎮經濟繁榮，農、林、牧、漁兼備，自古就是中國的戰略要地，同時也為民間文化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優越而充分的條件。
據考古界考證，東北部平原南部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早在四、五萬年前，這里便有了最早的山東人——沂源人，并開始了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之后，歷經舊石器時期、中石器時期而過渡到新石器時期。在后一時期(公元前5o00一公元前3000)，東北部平原經歷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前后相續的三個階段。它們作為我國東部文化的光輝代表，具有一系列突出的地域特征。而且，愈往后，其擴散面愈大，由豫東一帶開始，形成一個扇形文化板塊，其北端至東北，南端至淮河，與我們所界定的東北部平原區域大體相近。當時，這里居住著許多不同的部落，史學界統稱為“東夷人”。他們所創造的文化，也被稱為東夷文化。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地方性文化類型，如河北的磁山文化(屬新石器時代早期)，遼寧的紅山文化、內蒙古的富河文化，黑龍江的昂溪文化、白金寶文化及遼西的細石器文化等。就它們的發展層次來看，關內早子關外。當關內已進入定居的農業型經濟時，關外先民們還過著居無長處、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這對民間文化的形成、流傳，也有重要的影響。
流傳于東北部平原的民歌體裁，以小調最為普遍。同時還有秧歌(它同小調的音樂性格并無明顯區別，只是表演場合和方式不同而已)、號子等。秧歌的代表品種有河北的定縣秧歌、昌黎秧歌，山東的鼓子秧歌．膠州秧歌，海陽秧歌，以及東北秧歌等。號子的代表性品種有黃河硪、夯號、膠東漁民號、遼東漁民號、白洋淀冬網號及東北林區伐木號等。冀西北太行山麓有少部地區傳唱“信天游”“爬山歌“山曲”等，其風格與東部差異較大。但嚴格說來，那里已不屬于本分布區了。
那么，中國東北部平原的民歌又存在著哪些共性特征呢?
一、體裁和曲目方面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由于地處平原，城市經濟興盛得早，加上職業、半職業藝人的演唱、傳播，這里已成為一個以小調體裁為突出代表的地區。就目前已記錄、整理的數量來看，小調曲目約占全區的三分之二。20世紀20年代，有人寫文章說：“小曲(即小調——引者)的歷史，從明初到現在，已有五、六百年之久。它的全盛時代，大約也同昆曲一樣，是在清朝乾隆的時候。在當時歡迎它的是滿洲人，就到現在，也仍舊如此。在北方各省，大約直隸同山東最盛行，其他各地就不深知了。”作者指出小調在冀、魯兩地最盛，又說滿洲人最愛聽，恰好說明這里的群眾有共同的審美趣味，對小調有特殊的愛好。這個估計是比較準確的。小調體裁按它的初步形成來算，大約應上溯到中國中古時代的南北朝時期，因為那時候已出現了從軍五更轉》、《子夜四時歌、(月節折楊柳歌》這幾種時序體民歌。據朱自清先生考證，它們就是后世所傳的《五更》、(《四季、十二月》的祖稱。宋、元之際，由詩而詞，由詞而曲。這個“曲”，就是“南北曲”。那么南北曲又是如何進一步變化的呢?仍然援引上文作者的觀點，他說：“我敢大膽斷定，‘曲’后來變成了小曲——小曲中的雜曲。”他還說：“南北曲結構上分為兩支，一支是‘雜劇’及‘傳奇’，一支是小令及散套。雜劇及傳奇的歌法，由‘弦索的北詞’及南戲、而海鹽腔、而弋陽腔、而山的水磨調了，經了許多變遷然而南北曲的格式卻是始終沒有什么變化，并且自元以后沒有創新的曲子。至于小令同散套，則因不合時俗的歌法，就把它們的格式改變了。以后又有許多新的作品，于是，它們就同南北曲分家了。雜曲同南北曲之分離大約在明初的時候。不過，我們現在很難——或者說不能——找到明初的小曲供我們比較，但是可以確定的，它們在明朝中葉已完全脫離關系。在明朝創作的雜曲卻已經很有不少的了。”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又引了明代沈德符((野獲編》里的一段話：“元人小令行于燕、趙，后浸日盛。自宣(德)正(統)至化(成化)治(宏治)后，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闕……故不虛也。自茲以后，又有［耍孩兒］、[駐云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嘉靖)隆(隆慶)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比年以來，又有［打棗桿］、［桂枝兒］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而來，真可駭嘆。又有［山坡羊］者……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甚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宣化)，大(大同)、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慣以此充‘弦索北調’……。
這段論述，不僅描述了小調自明代以來的興盛發展，而且指出“燕、趙、遼東一帶”自元代起就流傳著很多雜曲類的小調。這對我們認識小調體裁在東北部平原的歷史淵源頗有價值。同時還應說明：以上沈德符列舉的許多曲牌，如［寄生草］、[跟紐絲］、[山坡羊］等，一直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還在東北部平原一些地區流傳，它們已成為冀、魯和東北三省民歌中的常用曲調。如流行于山東淄博的“蒲松齡俚曲”中就有［耍孩jl]、［玉蛾郎］、［迭斷橋］、［哭皇天］、［銀紐絲］等；流行于魯南的“五大調”中有［寄生草］，平陽秧歌中有［山坡羊］、［清江引］等。特別是［迭斷橋］，在東北部平原各地傳播得相當普遍。據楊蔭瀏先生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統計，該曲牌主要在清代流行，比［耍孩犯］略晚，但它的流傳范圍，卻超過任何一個曲牌。
除明、清小曲外，東北部平原還有其他一些共同曲目，如《畫扇面、看瓜園》、((繡花燈、探清水河、對花、(《放風箏、(《繡荷包》、《五更調》、四季歌等。其中，前四種曲目以歌唱傳說故事為主，篇幅較長，往往有數十段詞，后幾種曲目則反映了人民群眾的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其來源同前四種曲目不一樣，它們始終流傳于民間，音樂語匯質樸，富有生氣。特別是((對花》，曲調多樣，約有十幾種之多，廣泛傳唱于東北部平原各地。
以上兩類曲目，前者在山東境內保存、流傳得比較多，也比較廣；后者在河北地區似更普遍些。東北各地所傳，多數是由關內傳過去的。就民歌的蘊藏來說，以渤海沿岸及黃河兩岸即魯北、冀中、冀東等地最集中，也最有代表性。
二、旋律風格的相對一致性
東北部平原民歌的第二個共同特征是音樂語言，即旋律風格的相對一致性。從整體來看，由于客觀環境所致，東北部平原內各地民歌的交流十分廣泛。同時，它同南部的江淮地區不僅無甚阻隔，而且還以南北大運河為天然渠道，長久以來保持著密切的交流。再者，這里的自然環境多樣，有丘陵、平原、海濱、林區等，造成了人們的多種生產方式和較復雜的社會階層。凡此，都使東北部平原民歌成為一個具有開放特征的分布區和一個風格較繁雜的色彩區。特別是在構成民歌旋律的某些具體因素方面，當地人民做了多樣化的選擇。這里僅從其主要方面來談談它們的風格特征。
從構成曲調風格的基本因素——音階、調式來看。東北部平原各地民歌的音階形式很多，五、六、七聲都較普遍。但使用得最多，又具有東北部平原民歌特色的是含“變富”的六聲音階和含“清角”的六聲音階。
在多數情況下，“變宮”和“清角”音出現的次數不如其他音多，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相反，正由于它們在某個局部位置出現，這些民歌的旋律風格才同那些由純五聲構成的民歌旋律風格判然有別。我們先以在東北部平原影響較大的《沂蒙山小調》為例：
“變富”先在“轉”句上出現，而后又在尾句上加以肯定，證明它不是什么“音階外音”。同時，由商變宮的圓潤的小三度音調，明顯地改變了前半部分的剛健氣質，使旋律變得宛轉柔和。如果將“變宮”換作“宮”音，其風格旨趣必然會立即改變。再如河北的《媽媽娘你好糊涂》等，情形也相同。
以上幾例說明，“變宮”音加入五聲音階的現象，在東北部平原的民歌中不僅是普遍的，而且它們在旋律中出現的位置及其作用，也有一定的規律性。含“清角”的六聲音階，也在一些民歌中得到較廣泛的運用，它們具有另一種格調。“清角”在此類曲調中，似乎是代替了“角”音的出現。它與上述“變宮”音的作用相反，增加了旋律進行的棱角，使之更顯得明快、健朗。
總的說來，以上兩種六聲音階的普遍運用，為東北部平原民歌旋律風格的傳統奠定了一個基礎。有意思的是，在實踐中“變宮”和“清角”音有一種天然的“排他性”，它們總是分別出現在不同的民歌曲調中。兩者同時與其他五聲構成七聲音階的旋律，這在東北部平原的民歌中比較少見。這種實踐反映了當地人民群眾的調式思維方式，因為含“變宮”的六聲音階旋律蘊含著向上五度轉換的因素，而含“清角”的六聲音階又有向下五度轉換的傾向。這一點，在以上各例中都有明顯的反映。這就說明，上述六聲音階不僅僅豐富了音調的色彩，而且還造成調式的交替、交融，它同樣是東北部平原民歌風格的一個重要度)的跳進音調，這就使音樂本身融入一種獨特的情趣。特征。當然，相比之下，含“變宮”六聲音階的民歌數量更多些，傳播面也廣一些(主要在冀、魯一帶)。而另一種更多地使用于東北地區的民歌中。
除音階、調式外，東北部平原的民歌中還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旋法，或者稱作常用音樂語匯，它們對旋律色彩同樣有重要的影響。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5-112-01
學院行政管理是高等學校管理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辦公室是院系管理的中樞部門,學院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通過辦公室來執行。而行政管理人員是學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具體承擔者,他們工作的好與壞直接影響到學院的整體工作。如何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加強學院行政管理工作能力建設,使學院行政管理工作更加合理、有序、高效、科學,筆者認為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杜絕“雙肩挑”人員,建立一支專職的管理隊伍
科學合理、高效創新的管理工作是學院整體工作的基礎。學院的行政管理工作具有面廣、量大、瑣碎的特征,所以學院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需要一支高素質的專職行政管理隊伍。而事實上我國高校學院行政管理人員很多是由“雙肩挑”教師承擔,這些“雙肩挑”人員在從事學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時還承擔一定的教學科研任務。隨著高等院校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雙肩挑”人員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其一,“雙肩挑”人員本身就有相當的教學科研任務,再分身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難免精力不夠。其二,“雙肩挑”人員占用學院行政人員崗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人事安排,真正有能力的行政管理人員有排斥于管理工作崗位之外的可能。其三,“雙肩挑”人員大多重管理輕服務,缺乏專業管理知識,不利于管理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因此,配齊高校學院行政管理班子、給行政管理人員明確的分工、各司其職,建立一支專職的管理隊伍對學院行政管理工作舉足輕重。
二、注重專業、加強培訓,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
專職的行政管理隊伍需要專業的管理人才,學院要不斷地提高辦學水平,除了需要教學科研創新人才外,還需要高素質的管理人才。要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一方面學院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的聘任不能倉促完成,應該對學歷、專業有明確的聘任要求;另一方面對于已有的行政管理人員,學院要想方設法為他們創造再培養、再學習的機會。一是大力提高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學歷層次,鼓勵他們攻讀教育學和管理學的碩士、博士學位,通過攻讀學歷、學位,讓行政管理人員受到系統正規的專業知識教育。二是要創造條件,有計劃地選送優秀行政人員到國內外進修學習,吸收并掌握國內外知名高校行政管理的先進理論與經驗。只有全面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和執行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務學院的教學、科研工作。
三、建章立制,以制度管人管事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行政管理人員掌握著學院的資源、管理著學院的公共事務,也是學院相關制度政策制定的主要參與者,行政管理人員很容易將自己定位于學院的管理者。另一方面由于與學院教職員工接觸多,彼此熟悉,在日常工作中,行政管理人員出于個人關系或礙于情面可能會感情用事。為平衡學院各方的利益,規范教職員工的行為,提高行政辦公效率,需要實行制度化的管理。結合學院工作特點,建立嚴密有效的規章制度,讓學院全體教職員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人按章辦事,以制度管人管事,這樣既可減少管理成本,同時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行政管理人員按照主觀意志辦事,凸顯公平。
四、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辦法
基于工作性質,時下學院對行政管理人員的考核大多不能有效地量化進行。為充分考察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績效與和崗位目標完成情況,正確評價他們的工作表現與業績,必須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德、能、勤、績”的全方位考評。考核小組成員也不能僅僅是學院的領導,而應該是學院的全體教職員工,必要時還可以邀請學生代表參加。根據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性質和職權范圍可以分別從思想道德素質、工作執行能力、敬業精神、工作態度、辦事效率、服務意識、創新思維等方面設置詳細的考評指標,以突出考核的全面化、合理化、公平化。當然,工作績效是考評工作的主體。加強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績效考核工作,建立和完善行政績效管理機制和考核辦法,對于提高學院的管理工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五、同待遇同政策,高度重視行政管理工作
長期以來,高等學校存在著一種“重業務,輕行政”的意識傾向。學院為突出教學、科研中心地位,高度重視高學歷教師人才的引進和培養,而對行政管理人員往往放低要求,這樣慢慢地形成了“重教師和科研人員,輕行政管理人員”思想。學校的決策部門和學院的領導在這種思想的左右下,津貼待遇、評優獎勵、職稱評聘、職務晉升、進修培訓等方面的政策天平自然而然向教師和科研人員傾斜。由于不同等的對待,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責任心和事業心嚴重受挫,部分因此自暴自棄,對工作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大大降低了管理效率,嚴重影響了學院的整體工作。學院的發展,離不開務實的領導團隊、優秀的教師隊伍,也離不開行政管理人員的優質服務。因此,要同待遇、同政策地對待學院行政管理人員,激發他們的自尊心、自信心,讓他們在行政管理崗位上敬業、樂業,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做好學院領導的參謀、助手,切實為師生員工做好服務工作。
六、利用現代辦公設備實現辦公自動化
隨著計算機的普及、網絡的快速發展,計算機以及網絡技術在高校辦公室中的廣泛應用。過去以手工、紙筆為主的“一張紙、一支筆”的工作模式已無法滿足學院管理工作。學院以計算機為中心,利用網絡技術以及先進的辦公設備,采用Word、Excel、Powerpoint等軟件處理文檔資料,建立學院內部的信息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學院的事務通知、文件下發、資料傳送、會議安排、檔案管理等內容可以全部實現自動化管理,師生員工只要輕點鼠標,就能直接獲取相關信息。如何以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作為學院管理辦公手段,實現辦公自動化,節約辦公費用,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是學院行政管理人員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也是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優秀行政管理人才同科研能手、教學名師都是高校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才,一流的大學需要一流的教師隊伍,也需要一流的管理人才。提高學院行政管理工作關鍵在于行政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行政人員是我國高校學院行政管理隊伍的主體,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專業行政管理隊伍,對于管理好學院的相關事務,服務好教學、科研,促進學院教育事業的跨越式發展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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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的實際情況，鎮江市工商機關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中主要選取了包括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案件管理的規范化、執法制度的規范化、執法裝備統一、執法標準統一、執法數據統一、行政執法社會效果、特色事項（加分事項）、一票否決事項等在內的十個方面,涉及了執法主體、執法行為、執法程序、執法效果考察等一系列執法環節。在執法規范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方面，主要是以上述十個方面作為工商執法規范化達標評價體系的一級指標，并根據每項一級指標的具體內涵，分別設計二級指標。其主要內容是：
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主要是從執法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等方面考察其規范程度，主要涉及行政執法機構設置、機構名稱統一、行政執法人員配備三個方面，其基本要求是要成立經檢大隊和中隊；成立案件領導小組；成立案件內審組；有相應的職責和工作制度；名稱、牌匾統一并掛牌；配備專職辦案人員；辦案人員具有案件主辦人或相應的資格。
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主要從執法辦案人員行為、執法辦案權限、執法程序的規范化、執法文書規范等四個方面加以考察。其中對于執法人員的行為，主要評價其儀表舉止、語言表達、執行紀律以及內外關系與禮節禮儀。執法辦案權限則要求行政執法主體應具有法定權限，基層執法機構以及人員應具有符合規定的授權，應在法定管轄區域內進行執法活動，持證上崗，嚴格執行《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證管理辦法》，在權限范圍內應積極執法，不得有行政不作為。對于執法程序，主要評價的內容包括線索管理、立案、告知、回避、核審、移送、調查取證、處罰、聽證、送達、執行、回訪等一系列程序步驟是否符合規范化的制度要求。執法文書的規范化主要要求執法人員應使用說理式執法文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做到結構合理、層次清晰、詳略得當，敘事完整、說理充分，語句流暢、邏輯嚴密、用字準確的要求；使用統一規范的執法辦案文書，推行制作執法辦案文書格式化、辦公自動化；執法辦案文書的制作和填寫應當符合相應的規范；各類執法辦案文書的文號編寫、簽字蓋章應統一規范。
案件管理的規范化。案件管理的規范化主要是從案件內部管理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其內容包括工商行政執法案件的檔案管理、行政處罰案件備案、行政處罰案件質量評審與考核激勵，工商行政執法中對于暫扣、扣留、罰沒物資管理等方面。如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處罰案件備案制度，建立暫扣、扣留、罰沒物資管理、交接臺帳，以實現案件內部管理的規范化。
執法制度的規范化。執法制度的規范化主要包括執法公示制度、違法案件督辦制度、行政復議工作制度、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要求在執法規范化建設中，首先要健全這些制度，其次要嚴格按照這些制度的規范內容來加以操作。
執法辦案裝備統一。執法辦案裝備統一考察執法辦案的辦公場所、車輛配置、物資裝備三個方面，主要要求是要設置專門的辦公室、接待室、扣押（罰沒）物資專用保管室；經檢大隊應當配備兩臺以上的專用執法車輛，經檢中隊必須保證一臺專用執法車輛配備到位；經檢大隊、中隊人員應當做到每人配備一臺計算機；經檢大隊和中隊應當配備一部手提電腦、一臺攝像機（或數碼相機）、一臺錄音設備。
執法標準統一。執法標準統一要求嚴格執行江蘇省工商局制定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使用規則》；依據《行政處罰法》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參照省局下發的《關于當前公平交易執法辦案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和《行政處罰自由裁量規則》，努力實現執法辦案中同一違法行為的管轄、定性、處罰、執行等各個環節的相對統一，逐步提高行政處罰行為的統一性。
執法數據統一。執法數據統一是對各種執法情況統計報表的要求。主要內容是要求統計報表填報及時、準確、全面；按規定及時、完整錄入數據，案件錄入應達到百分之百；準確及時客觀全面進行數據綜合分析；分析材料定期上報；登記臺帳專人負責，及時登記；數據對接應達到百分之百。
行政執法社會效果。行政執法社會效果主要考察工商執法目的的實現情況，即執法工作是否達到該領域法律、法規、規章所規定的秩序和狀態以及管理和服務對象對執法狀況的評價。其主要指標包括被復議機關復議后撤銷的執法案件情況、行政執法案件敗訴情況以及執法情況社會滿意度測評等三項內容。
特色事項。特色事項，是指工商機關在執法方面的特色和亮點，評價這一內容的目的是衡量工商執法在哪些方面比較突出。主要指標包括媒 體正面宣傳和獲得表彰情況兩個方面。
否決事項。否決事項，是指在特定情形下，視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為不合格。評價這一內容是看工商執法工作是否有一票否決的情形，主要包括行政執法中發生重大腐敗案件；行政執法領域發生重大責任事故；執法過程中發生其他違法亂紀行為，被市級以上媒體曝光，情況屬實的。
二、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構建的經驗與啟示
建立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評價指標體系是全面推進法治工商建設的重要舉措。鎮江市工商局結合本地實際所進行的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的構建，在實踐中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為本地區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其中仍舊有如下問題需要在以后的實踐中予以充分注意：
第一，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側重點。
執法規范化建設的重點在于執法行為，其中既應包括外部執法行為，也應注意內部執法行為的規范化。因此在工商執法行為的評價指標體系中，針對執法行為的規范應作為體系構建中的重點。鎮江市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即遵循了這一思路，對于執法行為的規范化建設設計了較大的權重。在前述評價指標體系的第一到第八項一級指標中，各指標所在權重分別是：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6%，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42%，案件管理的規范化12%，執法制度的規范化15%，執法辦案裝備統一6%，執法標準統一6%，執法數據統一6%，行政執法社會效果7%，其中工商執法內外行為的規范化占據了較大的比重。
第二，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中的地方特色體現。
埃及正面率的產生原因：首先是基于宗教的需要和信仰。埃及人認為人是不會徹底消滅的，人的靈魂會永生。正面率這種藝術形式盡可能地保持人物的全部特點，它要將人最完整穩定的一面表現出來，這樣人死后靈魂才能在復活時輕易地找到復歸的門路。正面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受透視影響的眼睛，這正面的眼睛也是為了靈魂復活作準備的。其次，由于早期的藝術受到當時技術的限制，才產生了正面率，雖然人物形體結構是扭曲的、極不自然的，但是也能很好地表現出人物的特征。當時的人們用最能夠說明問題的角度去直觀地表現形象，提取主要元素準確地傳達信息，并且具有很強的裝飾風格。
梁平年畫取材于民、服務于民，具有獨特的藝術審美性、強烈的地域特色和裝飾風格。年畫的題材豐富多樣，比如，有驅邪避禍類的“門神”、“關公”等，有吉祥喜慶類的“年年有余”、“麒麟送子”、“和氣吉祥”等，有戲曲故事類的“水滸”、“白蛇傳”、“四郎探母”等，還有諷刺搞笑類的、英雄人物類的、現實題材類的等。這些題材的年畫反映三峽地區勞動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深受廣大群眾喜愛。
梁平年畫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首先，梁平年畫中的各種形象是不受透視方法、空間的限制的，主要采用寫實和抽象夸張變形相結合的手法。以人物的造型為例，如“門神”形象的比例是極不協調的，碩大的頭部直接與肩結合在一起；面部的五官十分突出，尤其是那雙過大的眼睛，還有濃黑的劍眉、黑色塊面的長胡須，極具威懾力和震撼力；肩以下的身體顯得短而矮，手腳也偏短小，但是很結實，整個形象穩重而威武。其次，年畫的構圖非常飽滿且均衡，在構圖中，突出主體物的同時很少留有空白的地方，整幅畫面在主體物周圍都布置了各式各樣的圖案紋樣，比如植物、動物以及各種各樣的中國傳統吉祥紋樣等。這樣的構圖飽滿、主體突出、內容豐富，視覺語言充實且具有較強的故事情節。再次，梁平年畫多以木刻套印為主，在用色方面講究“色多不亂，色少不單”，大膽地采用對比強烈的、純度較高的、明快的色彩，以褚紅、佛青、丹黃、品綠、桃紅、紫色、二藍、黑色等為主，采取平涂填色的方式上色，多用黑色線描勾勒外部形態，在用色的過程中藝人們很注意色彩的情感語言、主體色彩與小色塊的諧調，色彩的對比、調和與呼應。
行政部門的核心能力在于專業化，即能不能以精簡的專業隊伍提供包括咨詢在內的一流服務，而市場是檢驗和衡量一家公司行政部門的專業水平的最終標準。譬如說，人力資源部，可不可以與IBM等國際跨國公司或聯想等國內領先企業的人力資源機構比較一下？
公司
任何部門存在的價值和理由，是對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具有貢獻。公司價值創造的核心流程環節包括研發、制造、銷售和安裝服務等，相對應的業務部門擔負明確的增值責任，其貢獻清晰可見。輔助流程為核心流程運行提供必需的資源支持，與此對應的行政部門的貢獻即體現在資源提供能力和表現（數量、質量等）上。
業務部門
行政部門直接支持并間接透過業務部門的運作實現其價值，因此業務部門最有資格和權力來評價行政部門的貢獻。譬如人力資源部是不是為各類業務人員組織了有效的培訓？是不是及時招聘甄選到合適的業務人員？是不是設計了合理的績效管理制度并指導業務部門實施？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稅收公平性問題基本可以歸結為對稅收歸宿的討論，本質上是稅收對相對市場價格的影響。自tiebout提出“用腳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來，有關財產稅稅收歸宿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基于邏輯基礎的差異，關于財產稅稅收公平的研究文獻大體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即“受益論”與“新論”，并分別在實證文獻中得到了支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財產稅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應用。本文綜述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財產稅公平性研究的理論文獻，一方面為國內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與發展方向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國內物業稅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論”與財產稅稅收公平
自庇古以來，人們對公共品的市場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態度，tiebout模型改變了這種局面，為公共品的市場提供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用腳投票”式的市場運作模式。盡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當地反映現實，但其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財產稅“受益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產稅的“受益論”觀點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這種觀點認為財產稅是一種幾乎能夠鼓勵當地居民做出正確財政決策的受益稅。房屋業主作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擔者，他們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稅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選擇最佳方案，以使他們房屋價值最大化，這種選擇的結果使財產稅成為房屋業主對其所獲服務的支出，從而也使財產稅成為一個有效稅種。
“受益論”觀點在局部均衡框架內分析稅收歸宿，認為對房屋所征的稅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邏輯是：由于財產稅是基于住宅單元價值的比例稅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較大，所以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擔的財產稅義務較重。“受益論”成立需要兩個核心理論基石：一是分區制，即要求一個地區能夠有效地保證財產稅稅基不受新居民過多的影響；二是資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夠充分體現到住房價值中。大量關于分區制的理論文獻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況，模型構建的基礎是居民對于地方服務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價格彈性，而收入與價格彈性在居民與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差異，這為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分類選擇提供了可能。顯然，這類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擬現實。事實上，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職責之一，miller對加州雷克伍德計劃的分析、elllckson對euchd訴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試圖證明社區居民通過地方政府影響土地控制的情況確實存在。而沿著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論則是中位選民定理。中位選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經濟學文獻對該法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統計檢驗。tnman調查了長島58個學區，結果發現中位選民模型能夠很好地預測學校支出之間的差別；在miller對洛杉磯縣的詳盡研究中，發現普通選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終決定者；randau holcombe總結了其他類似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很有說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選民模型作為政府決策的合適基準，就如完全競爭之于私有市場的基準一樣。
資本化問題要求房屋購買者比較確切地了解社區之間的財政狀況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oates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并予以統計證明，他研究了美國新澤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數據，認為“如果一個城市提高稅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稅收收入改善學校系統，那么回歸系數表明預算開支增加所帶來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稅率對地方財產價值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對地方房屋價值的影響，結果表明，各種地方公共事件的影響都會非常準確地體現在房屋價值上。
二、財產稅“新論”與稅收公平
與財產稅“受益論”相對立的另一種觀點是財產稅“新論”，這一觀點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經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進一步完善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mieszkowski通過調整harberger有關稅收歸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適用于對地方財產稅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將整個經濟中的行政區域分為兩類：高稅區域與低稅區域，同時假定整個國家的資本供給完全沒有彈性，研究表明，資本所有者作為一個整體負擔了全國財產稅的平均稅負，mieszkowski把財產稅的這一特征稱為財產稅歸宿的利潤成分。同時，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資產多，他們承擔的稅賦也多，所以財產稅屬于累進稅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顯然，“新論”的這一結論與傳統“受益論”觀點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論”模型中，資本的競爭性回報也得到了考慮。在稅率較高的行政區域中，財產稅使資本流出該地區，從而降低了當地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以及對這些要素的競爭性回報，最終提高了房屋價格；同時，由于資本被吸引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從而使流入地的土地與工資價格上升，并使房屋與商品價格下降，這一結果被稱為財產稅的消費稅效應。然而，就經濟總體而言，財產稅“新論”認為相對于利潤稅成分，消費稅效應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對稅收歸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潤稅成分。
財產稅“新論”同樣也依托兩個核心假設：一是資本可以因為不同地區間稅率的差異而自由流動；二是在全國范圍內資本總量保持不變。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類型的特征，這兩個基本的假設仍能保證“新論”結論的成立，因此，對“新論”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其兩個假設的經驗驗證方面。
三、稅收競爭與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
稅收競爭對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實際上是財產稅“新論”在地方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一種應用，也可以說是對“新論”的一種經驗驗證。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學者是break和oates，他們認為，由于稅收競爭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對流動資本征稅的心態，可能會導致他們將支出控制在沒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導致地方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建立了一個存在許多相同 行政區的模型，這些行政區內的土地是固定的，資本則可以自由流動；每個地方政府選擇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結論是：如果人頭稅可行，則用人頭稅資助的公共服務是有效的，此時財產稅稅率為零。如果人頭稅的使用存在限制，則財產稅融資的結果表明地方政府選擇的公共服務會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資本外流而采取稅收競爭策略，從而減少了對資本稅的使用。
brueckner對這種簡單的稅收競爭模型做了進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勞動力要素，且允許這一要素根據其對不同公共服務的偏好而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域，進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勞動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區域間流動的影響，結果表明仍然會出現稅率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點。一般來說，wilson證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復雜的考慮生產結構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財產稅降低了地方資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務提供水平低下的結果就會產生。不過，如果行政區域面積可變時，公共服務數量不足的問題會有所減輕。而當大的行政區域與小的行政區域共存時，大的行政區域比小的行政區域提供的邊際服務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當然，小的行政區域也可能會提供過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因為在小行政區域相對低稅率會使小行政區域獲得巨大的資本存量。
關于稅收競爭導致公共服務低水平提供的傳統理論都遵循了一些相當嚴格的假設，諸如地方公共服務不會出現人口規模經濟效應、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完全由選民意愿決定等。而事實上，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其人口規模效應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場勢力。因此，關于財產稅稅收競爭的最新理論也在這些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wilson證明，當地方公共服務具備規模經濟效應時，稅收競爭模型不一定會產生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結果。luc noi-set將稅收輸出分析融入到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中，放棄了傳統稅收競爭模型中一個經濟體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假定，并進一步假設這個經濟體中某個地區對某個特定產品具有專業化優勢，即在這個產業上具有市場勢力。結果表明，面對家庭與企業的利益權衡，政府可以通過對可流動的資本征稅獲得壟斷租金，從而通過稅收輸出或租金收益給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這種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稅收競爭引致的資本流出而導致的福利損失。toshihiro ihori與c.c.yang在稅收競爭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區域內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政治競爭模型。他們構建了一個有n個相同地區(n表示競爭強度)、n個居民、資本與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個地區中位選民擁有的資產數量小于這一地區平均的資產數量。于是政治家為選舉獲勝而對稅收政策的選擇可以導致地區間的一個最優競爭強度，而這個競爭強度剛好可以保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并且如果稅收競爭低于最優競爭強度，則加強稅收競爭有利于社會凈收益的增加。
四、財產稅改革、限制措施與稅收公平
美國財產稅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公平要求，也與財產稅的特點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時間為軸線，介紹了美國財產稅的改革歷史。20世紀初，美國實施了最古老的稅收限制形式，即對特別類型(級別)的地方政府的財產稅率進行限制；大蕭條時期，由于公民不愿意為地方政府公共設施建設而承擔納稅義務，第一次財產稅革命發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國共有16個州通過稅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對地方財產稅稅收設定了一個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亞第13號提案的通過標志著現代財產稅稅收革命的開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現代財產稅限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對財產稅收入增長率的限制，此外，把對財產稅稅率的限制與對評估價值增長率的限制結合使用的措施也開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進而arthuro'sullivan給出了地方政府進行稅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財產稅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為了抵消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減少財產稅的要求；三是從財產稅過渡到對使用者收費的要求。
對于現代財產稅限制的影響。preston和ichniowski調查了1976—1986年間在市政府層次上的財產稅限制對財政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財產稅限制減少了財產稅稅收收入及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財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也同時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設計了一個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對稅收限制反映的簡單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兩種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只生產一種公共產品的情況。假定地方官員有一個支付函數，并在他們的預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額最大化，如果預算限制是由稅法決定的，則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組合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政府官員在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間的邊際替代率(mrs)必須等于要素價格。顯然，如果支付函數與生產函數一樣，那么投入組合的選擇就是有效的，否則政府的投入組合就缺乏效率，此時，預算消減會導致地方政府改變它的投入組合與產出水平。然而對這一模型的實證檢驗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figlio提供的證據表明稅收限制會導致地方政府削減服務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則給出了相反的結論。這種實證方面的差異或許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縱選民的能力加以解釋，即如果一單位稅收削減帶來的公共產品的損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過地方政府的越限試圖，從而消除稅收限制的沖擊；反之則反是。
【關鍵詞】
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現代價值
1 對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批評
在比較新的公共行政理論中，對傳統的公共行政多是一種否定的態度。這里的傳統公共行政或古典公共行政主要以泰勒、威爾遜、韋伯為代表。他們分別是科學管理原理、行政學、組織管理學的重要開創人。對其否定的依據是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尋求機械效率忽視了人性，威爾遜的政治行政兩分法與現實中的行政管理相去甚遠，韋伯的官僚制是不民主、低效率、文牘主義的。形成這種觀點有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1）忽視了古典理論形成的背景。2）把作者的部分文本與全文割裂開來去看。這兩個方面的誤讀往往是相互聯系的，最終導致對原作者觀點不甚客觀的看法。
2 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核心內容
泰勒的科學管理是從對工廠基層觀察開始的。泰勒所要解決的是基層工人磨洋工、敵視管理者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勒試圖通過科學的計件工資制、工時研究、職能工長制、動作研究等來提高工人工作的能動性，以盡可能少的投入來獲得高回報，以此來提高工人和工廠主的收入。泰勒認為科學管理的本質在于勞資雙方的合作，通過合作給勞資雙方帶來收益。把泰勒思想的應用到公共行政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對工作的研究克服公務員磨洋工，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使其更好的與政府機構合作以更好地服務公眾等，這才是泰勒科學管理的本質。韋伯思想的重要性被人發現比較晚，一個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其思想往往并不具有直接應用價值。韋伯所要構想的是理想的組織結構——官僚制。放在更為宏觀的視角去看韋伯的組織理論，我們會發現韋伯往往試圖以理性的精神去構建社會事物的理想的“型”。這與柏拉圖的哲學思想有相似之處，認為存在一個理念的完美的形而上的類型，以此來審視現實中的事物。如在韋伯的宗教思想中認為有理性精神的基督教新教是一種理性的完美的宗教，以此來審視其它宗教。理性的官僚制同樣也是韋伯所設想的組織機構的理想狀態，如穩定的層級結構、正式的考試錄用、固定的薪酬，個人不能占據組織中的崗位等。官僚制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其官僚制對現代的行政管理有直接的借鑒意義，但更為重要的是韋伯對組織機構思考的一般方法。根據環境的需求用理性的精神構建理想的官僚制，以此來對現實中的組織結構進行改善。組織的外部環境是時時變化的，理想的官僚制也是不一樣的，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種理性的精神構建一種理想的官僚制來指導實踐，這也是韋伯組織管理理論最為核心的部分。大型而復雜的組織開始出現時，韋伯首次對其進行了總結，也因此其組織理論具有深遠的意義。相比泰勒和韋伯，威爾遜對行政學這門學科的影響更為直接。他第一次界定了這門學科的研究目標、研究范圍、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行政學的基本命題如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民主與行政、政府與公眾、文官制度與行政等。泰勒所面對的是企業，其目標往往容易界定。而政府的目標并不是很容易界定，所以威爾遜把界定政府目標作為其研究對象。政府一般不面臨市場競爭，其重要目標是在民主的輿論與行政效率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他們也有內在的一致性，即用科學理性來代替經驗性的混亂——行政管理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從經驗性的試驗的混亂中拯救出來，并使它們植根于穩定的原則之上。
3 古典行政理論的現代價值
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奠定了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他們所討論內容的許多方面都有許多相關專著出版，許多爭議也圍繞著早期的公共行政學思想，如1）政治行政是否能夠兩分？2）官僚制是否是一種過時的模式？3）行政管理的質量是否與公民參與的程度成反比？4）標準化的行政操作是否是對人性的背離，不利于發揮人的積極性？5、政府與公眾輿論是否永遠是對立的，怎樣能使民眾與政府團結一致面對共同的問題？這些是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現代價值的直接方面。回到他們試圖解決的公共行政問題，對今天我們思考公共行政有重要的啟示：1）科學管理原理：怎樣實現公共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合作，最終以最儉省的方式實現共同的利益？2）官僚制：怎樣以理性的精神構建現代社會的官僚制，在一個知識經濟、網絡化、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的時代，一種與之相適應的官僚制的類型是什么樣的？3）威爾遜的行政學思想：現代政府的職能是什么？怎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實現這種職能？面對不斷變化的公共行政環境，我們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在不斷變化，中國與外國也會有或多或少的不同。綜上，我們可以把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現代價值歸結為三個方面：1）提出了公共行政學的基本問題。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現代公共行政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2）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對當今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3）對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批判繼承是今天行政管理理論創新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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