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的高質量發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銀行的高質量發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F239，F81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2)-0117-07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代審計具有降低信息不對稱、監督和為投資者提供保險等功能[1]。審計具有的降低信息不對稱功能，可以減輕企業融資前的逆向選擇問題，監督功能可以減輕企業融資后的道德風險問題，而當企業出現經營失效時，審計保險功能則可為投資者追償投資損失提供可能。因此，現代獨立審計的主要作用是，一方面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則通過為投資者提供有效保護而促進現代資本市場的深層次發展。國外研究表明，審計尤其是高質量的審計，確實可以降低公司首次公開發行(IPO)時的折價效應和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2，3]。

目前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審計質量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審計意見以及事務所審計收費等方面的影響[4-6]，而沒有就審計質量對企業權益融資成本或者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進行相關的研究，本文則考察審計質量對企業債務融資決策的影響(注: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利率決定機制的非市場化，導致銀行貸款利率存在一定剛性，因此直接考察審計質量對我國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存在一定困難，由此本文選擇考察審計質量對我國企業長期債務融資相對短期債務融資的影響。當然，僅從債務結構角度來研究銀行對貸款風險的考慮，而沒有從債務融資成本，債務結構以及資產抵押等方面來全面考慮銀行的貸款風險是本文可能存在的一個缺陷。)。具體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就中國上市公司而言，審計質量是否會對公司的長期債務融資產生影響呢?二是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比如在不同產權性質的公司中或者在不同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審計質量對公司長期債務融資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全文的余下部分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第三部分為制度環境與研究假說提出，第四部分為本文，研究設計，第五部分為實證結果及分析，第六部分為研究結論及啟示。

二、文獻回顧

現代獨立審計可以降低企業內部人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1]，通過對會計信息進行鑒證，審計可以降低信息風險，改進投資者決策，從而為投資者提高有效保護。即使審計本身不能直接產生價值，企業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這一行為本身也可以作為一個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向投資者傳遞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可靠、管理層勤勉盡職的信號，從而提高投資者對公司的評估價值[7，8]。Slovin，Sushka and Hudson的研究發現，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公司，其多次權益發行(SEO)所產生的負的公告效應較小，由此證實審計具有降低信息不對稱作用[9]。Copley and Douthett的研究發現，在公司IPO時，風險較高公司通常會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由此證實審計具有信號傳遞作用[10]。

審計的第二個功能是對企業管理層行為進行監督，通過對企業財務報表進行審查，審計師能夠減少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降低外部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的成本。Chow對20世紀20年代美國公眾公司自愿性審計需求的研究發現，為降低管理層(或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負債比率越高的公司和債務契約條款中包含的會計計量指標越多的公司，越可能自愿聘請外部審計師[10]；Becker et al.研究表明，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公司，其盈余管理行為較少，從而表明審計具有監督作用[11]。

審計的第三個功能是對投資者的投資損失提供保險，即當公司經營失敗且審計師存在審計失敗時，審計師應為其審計失敗行為給投資者帶來的損失提供賠償。Menon and Williams的研究表明，當美國Laventhol & Horwath事務所宣告破產時，由該事務所審計的公司股票價格會下跌[12]，Menon and Williams的研究還發現，即使由該事務所審計的公司宣告變更審計師，其股票價格也不會出現變化，從而表明審計具有保險功能。

審計的主要功能與作用表明，審計尤其是高質量審計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Balvers、McDonald and Miller，Beatty，Willenborg對公司IPO定價行為的研究發現，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公司，其IPO折價相對較低[2][13，14]；Blackwell，Noland and Winters研究表明，在進行債務融資時，接受審計的公司相對未接受審計的公司而言，其支付的利率水平要低[3]；Pittman and Fortin發現，對于剛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務所能夠降低這些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而隨著公司上市年齡的增長，公司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會有所減輕，由此會減弱“六大”對公司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15]；Mansi，Maxwell and Miller同樣發現，“六大”以及事務所的審計任期能夠顯著降低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16]。

就國內研究而言，目前學者們還都集中于探討審計質量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審計意見以及事務所審計收費等方面的影響，而沒有就審計質量對企業權益融資成本或者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進行相關研究。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具體考察審計質量是否會對我國上市公司的長期債務融資產生影響，以及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審計質量對公司長期債務融資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

三、制度環境與假說提出

有關企業資本結構決策的研究表明，在法律體系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況下，銀行較少愿意為企業提供長期債務融資[17，18]，其原因在于：相對于長期債務融資而言，短期債務融資使得銀行能及時、經常地獲得貸款企業有關生產和經營方面的信息，從而有利于銀行對企業進行更加緊密的監督與控制[19，20]；另一方面，當企業面臨破產時，短期債務融資更有利于銀行收回資金[21]。因此，企業想要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就必須向銀行提供更多信息或擔保，銀行為此也要進行更多監督[22，23]。我國金融市場利率決定機制的非市場化，導致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存在一定剛性，這使得商業銀行更可能從債務結構和資產抵押等方面，來考慮它們的貸款風險。同時，由于中國對包括銀行在內的債權人的法律保護較弱，再加上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24]，因此，當商業銀行為上市公司提供貸款時，商業銀行更愿意提供短期債務融資，來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督和控制[25]。

然而，對于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公司來說，商業銀行有可能愿意提供更多長期債務融資，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高質量審計能更好地發揮降低信息不對稱的作用和監督作用，不僅可以減輕公司在長期債務融資前的逆向選擇問題，而且可以減輕公司在長期債務融資后的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高質量審計通常能夠提供更大的保險作用，為公司長期債務的可能違約提供擔保。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說。

H1：高質量審計有助于上市公司獲取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

即使高質量審計有助于上市公司獲取更多長期債務融資，但是對于不同性質的公司而言，高質量審計對公司獲取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別。相比民營上市公司，國有上市公司進行長期債務融資時，高質量審計的作用可能會有所減弱，一方面，中國目前的商業銀行主要為國有商業銀行，在國有上市公司和國有商業銀行共同的國有產權性質下，國有商業銀行更可能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盈利目的來為國有上市公司提供債務融資甚至是長期債務融資[26，27]。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可能不會重視高質量審計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對稱和監督；另一方面，國有上市公司通常比民營上市公司存在更為軟化的預算約束[26]，當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政府更愿意為國有上市公司提供財政支持，由此也可能使得國有商業銀行不會重視高質量審計提供的保險功能。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說。

H2：相比民營上市公司而言，高質量審計對國有上市公司獲取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各地區銀行改革進程的不同導致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差異[26]，而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不同，有可能使得高質量審計對上市公司獲得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也存在差別。具體而言，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地區，商業銀行收集公司有關生產和經營方面信息的能力比較弱，由此導致商業銀行對公司監督和控制能力的弱化[28]。因此，當上市公司進行長期債務融資時，這些地區的商業銀行可能會更加重視高質量審計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對稱作用、監督作用以及保險作用。而隨著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商業銀行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監督和控制能力都會有所增強，因此，商業銀行對高質量審計在公司長期債務融資中的降低信息不對稱作用、監督作用以及保險作用的依賴可能會有所減弱。由此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說。

H3：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高質量審計對上市公司獲取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

四、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01-2004年在滬、深交易所上市且上市至少滿三年的公司。在樣本選取過程中，我們剔除了以下公司：①金融類公司；②ST、PT公司；③有發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④當年事務所為國際“五大”的公司；⑤財務數據異常或者財務數據不完整的公司。之所以選取上市至少滿三年的公司，是因為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數據(paneldata)，剔除有發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以及當年所聘事務所為國際“五大”的公司，是為了消除這些公司與只發行A股的公司，以及聘用國內事務所公司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存在差異所可能產生的對本文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最后得到833家樣本公司，共計3222個樣本觀測值。樣本公司的所有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和《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本文主要考察審計質量對中國上市公司長期債務融資的影響，因此解釋變量主要為審計質量、公司性質以及反映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即金融深度(Depth)和銀行業競爭程度(Comp)，被解釋變量主要為上市公司的長期負債比率 ，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負債比率、資產結構、成長性、盈利能力、規模以及行業等，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其中，對行業這一控制變量的定義，本文是把全部樣本觀測值按照證監會公布的行業分類標準分成12類(金融類除外)，并取11個行業啞變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對審計質量的定義，借鑒了李樹華的方法[29]，即按照事務所當年所審計客戶的資產總額為基準來計算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市場份額排名在該年度前10名的事務所被定義為高質量事務所，反之為低質量事務所。為度量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的狀況，本文將中國大陸3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分為32個地區，在借鑒King and Levind、Demirgü-Kunt and Maksimovic等度量各國金融發展水平的基礎上，以中國各地區(32個)銀行當年年末總貸款余額與各地區當年GDP的比值，作為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30，17]。由于中國銀行業普遍存在著大量不良貸款。因此上述反映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同時借鑒盧峰、姚洋的方法[31]，以中國各地區當年年末除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它銀行的信貸份額，作為中國各地區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用于度量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和各地區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所需要的數據，全部來自于2002-2005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對審計質量的定義，借鑒了李樹華的方法[29]，即按照事務所當年所審計客戶的資產總額為基準來計算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市場份額排名在該年度前10名的事務所被定義為高質量事務所，反之為低質量事務所。為度量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的狀況，本文將中國大陸3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分為32個地區，在借鑒King and Levind、Demirgü-Kunt and Maksimovic等度量各國金融發展水平的基礎上，以中國各地區(32個)銀行當年年末總貸款余額與各地區當年GDP的比值，作為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30，17]。由于中國銀行業普遍存在著大量不良貸款。因此上述反映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同時借鑒盧峰、姚洋的方法[31]，以中國各地區當年年末除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它銀行的信貸份額，作為中國各地區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用于度量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和各地區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所需要的數據，全部來自于2002-2005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

(三)描述性統計

表2列出了樣本觀測值的描述性統計。從中可以看出，中國上市公司的平均長期負債比率較低，LD1平均只有13%左右，LD2平均只有20%左右，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按照客戶資產總額排名)的市場占有率并不高，平均只有27%，上市公司中約有77%的公司屬于國有性質。表2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也顯示，中國各地區的金融發展呈現出較大的差異，用來反映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其均值為1.21(中值為1.08)，最小值為0.62，最大值達到3.11；而用來反映各地區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其均值0.46(中值也為0.46)，最小值為0，最大值卻達到0.66，這一結果與盧峰與姚洋對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狀況的統計結果基本一致。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對假說1―3的實證檢驗

為了對假說1―假說3進行實證檢驗，本文構造了以下檢驗模型：

由于本文樣本包括了絕大多數上市公司，因此本文采用針對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fixed-effect)模型，來對上述檢驗模型進行估計。表3列出了對假說1―3的實證檢驗結果。表3的第(1)列列出了用金融深度來表示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AQ的參數估計值為0.037，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高質量的審計確實有助于上市公司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從而支持了假說1。AQ×Natu的參數估計值為-0.025，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相比民營上市公司而言，國有商業銀行更多的出于政治目的為國有上市公司提供長期債務融資，以及當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政府更愿意為國有上市公司提供財政援助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不會重視高質量審計的作用，因此高質量的審計對國有上市公司獲得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從而支持了假說2。AQ×Depth的參數估計值為-0.020，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商業銀行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監督和控制能力的增強會導致對高質量審計作用的替代，因此高質量的審計對上市公司獲得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從而支持了假說3。表3的第(2)列列出了用銀行業競爭程度來表示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到，AQ的參數估計值為0.087，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高質量的審計有助于上市公司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從而再次支持了假說1。AQ×Natu的參數估計值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相比民營上市公司而言，高質量審計對國有上市公司獲得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從而再次支持了假說2。AQ×Comp的參數估計值為-0.144，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高質量審計對上市公司獲得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從而再次支持了假說3。為了消除其它非金融中介提供的債務融資可能產生的對上述檢驗結果的影響，本文又以按長期借款表示的長期負債以及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長期

① 表3的第(3)列和第(4)列中樣本觀測值之所以減少為3022個，是因為本文剔除了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與長期借款之和為零的樣本觀測值136個，以及由此導致的財務數據不滿足連續三年條件的樣本觀測值64個。負債與長期借款之和表示的總負債計算得到的長期負債比率(LD2)，對上述結果進行了穩定性檢驗。表3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別列出了穩定性檢驗結果①，從中可以看到，無論是采用反映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深度的指標Depth，還是采用反映中國各地區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Comp，各參數估計值的符號和顯著性基本沒有變化，說明以上檢驗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定性。

表中括號內的數字為t值；*、**、***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另外，從表3第(1)列―第(4)列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到，國有上市公司相對民營上市公司能更多的獲得長期債務融資，這一結果與Brandt and Li發現的國有商業銀行對不同性質的公司存在差別貸款的研究結果相一致[26]；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商業銀行更愿意為公司提供短期債務融資，這一結果與江偉和李斌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上市公司的長期負債比率與公司負債比率、資產結構、盈利能力以及規模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結果與Barclay and Smith 、Guedes and Opler等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一致[32，33]。

(二)消除不同地區間樣本數量差異的影響

由于本文樣本觀測值在各地區間的分布呈現出較大差異，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如北京和上海等地區，樣本觀測值都有二百多個，而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地區，如寧夏和青海等地區，樣本觀

① 表4的第(3)列和第(4)列中樣本觀測值之所以減少為2600個，是因為本文在2763個樣本觀測值的基礎上，又剔除了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與長期借款之和為零的樣本觀測值113個，以及由此導致的財務數據不滿足連續三年條件的樣本觀測值60個。測值只有三十多個，這可能對本文的上述檢驗結果造成偏差。為消除因不同地區間樣本數的差異而可能對本文檢驗結果造成的影響，本文又剔除了上市公司數最多的北京和上海兩個地區的樣本觀測值(459個)，最后得到共計2763個樣本觀測值，重新對假說1―假說3進行了穩定性檢驗。從表4第(1)列―第(4)列的穩定性檢驗結果可以看到①，各參數估計值的符號和顯著性不但基本沒有變化，而且各模型的解釋力還有所提高，這說明不同地區間樣本數的差異不會對本文的上述檢驗結果造成什么偏差。

六、結論及啟示

國外經驗研究結果表明，審計尤其是高質量審計的降低信息不對稱作用、監督作用以及保險作用能夠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而國內的學者目前還都集中于探討審計質量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審計意見以及事務所審計收費等方面的影響，而沒有就審計質量對企業融資成本進而融資決策的影響展開相關的研究。針對以上研究現狀，本文具體考察了審計質量對中國上市公司長期債務融資的影響。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高質量的審計有助于上市公司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國有上市公司中以及在金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高質量的審計對上市公司獲得長期債務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這一研究成果說明，在法律體系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況下，高質量的審計可以作為一種替代機制，從而幫助企業獲得長期債務融資。本文的研究意義不僅在于拓展了國內外學者對高質量審計作用的相關研究，而且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的了解高質量審計在不同制度環境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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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年一度的全行工作會議如期召開，在2018年這極不平凡的一年中，機遇與挑戰并存，在這困難重重、極不穩定的形勢下，我行依然能夠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逆流而上，與行黨委正確的工作思路分不開，與全行上下眾志成城、踏實肯干分不開，與市委市政府的高看一眼、大力支持分不開，更與堅持黨對XX銀行事業的絕對領導分不開。在聽完董事長講話之后，感觸頗深，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為下一步的工作早做打算，盡早安排，結合自身工作，分享幾點心得體會：

一是解放思想，不斷提升創新能力。創新是推動我行發展的不竭動力，創新能力是建立在開放的思想觀念和具有豐富知識基礎上的，如果沒有真才實學，只有熱情和激情，要進行改革創新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別要強調學習專業技能，打牢堅實基礎，堅持把學習作為不斷增強自身綜合素質、提升工作能力的過程，作為培養前瞻眼光、增強戰略思維能力的過程，努力提高自己知識結構的“復合”度，為改革創新打下堅實的基礎。把學習新知識與研究解決工作發展中的實際困難和問題結合起來，努力做到由學習型向思考型轉化、由思考型向實踐型轉化、由實踐型向創新型轉化。在學習的基礎上，要緊密聯系運營實際工作，針對工作中的難點、疑點，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在創新思路、創新工作中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有創造性。

二是深入貫徹“家文化”精神，為保障我行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家”文化根脈深植、有聲有色，堅持一線員工不降薪，薪酬水平保持全市同業領先，讓員工在社會上活的有“尊嚴”，有“優越感”。我行“家”文化建設初見成效，身在一個崗位，從事一份職業，共創一份事業，身為XX銀行人，我們每一個人都離不開XX銀行這個大舞臺，都離不開XX銀行這個大家庭。在平時工作中體諒領導，在實踐中用高尚道德標準提醒自己，“要紅臉”時想一想，“要大聲”時壓一壓，“要著急”時緩一緩，相互體諒、相互尊重，營造一個陽光正直、健康和諧的環境，大家有了更多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感受到了“家”的溫暖和濃濃的“人情味”。弘揚XX銀行高質量發展的正能量，為我行改革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文化支持。

三是拿出“坐不住”的責任感,將科技融入高效運營工作。以往的運營工作瑣碎、復雜，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應對監管、管控風險，在科技不斷發展，數字化引領越來越明顯的當前，“把復雜留給系統，把簡單留給柜員和客戶”成為了新運營系統的設計思路。推進我行高質量發展，運營工作不能落下，去年上線人臉識別系統，推出大額取現線上預約，實施對公開戶集中管理，啟動CBUS5.0智慧銀行系統建設，前臺服務效率、客戶體驗度不斷提升。探索大數據、人工智能在網點轉型、布局，客戶引導，產品創新，精細化運營管理的引領和應用，將更多的需要線下處理、填單等客戶體驗度低，柜員工作量大的業務進行線上話、電子化、集中化處理，依靠不斷完善的金融科技把控風險，解放人力開拓市場，為推進我行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

作為XX銀行的一名員工，一名普通的運營人，找準自身定位，深刻體會董事長講話精神，在繁瑣枯燥的運營工作中創新思變，拿出干事創業的精神和激情，為持續推進我行高質量發展做好基礎服務，吃一顆“定心丸”。

篇（3）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3-000-01

我國商業銀行近年來逐漸提高了對銀行內部控制的重視程度，相應地，各大商行也加大了對內部控制體系的建設力度。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和金融體制的深入改革，銀行業的發展也面臨著新的挑戰。而只有在處理好內部風險問題的基礎上，才能夠謀求更加長遠的發展。所以，我們有必要在新時期進一步探索銀行內部控制體系的完善和質量的提高問題，從而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一、內部控制質量對金融風險的影響及其具體表現

（一）內部控制是商業銀行防范金融風險，提高經營效率的根本保障

銀行業的發展中，風險是其不可避免的基本屬性，而隨著近年來金融業的飛速發展，本就是銀行業風險范疇內的金融風險更成為影響銀行運營的主要因素，從市場、信用和操作等方面影響著銀行的經營管理。在這種背景下，商業銀行重視并加強內部控制管理成為必要選擇。

商業銀行完善內部控制體系的建設，能夠將銀行的運營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面對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和銀行具體經營中可能出現的多種風險因素，由上到下形成一套有序的控制機制，能夠幫助銀行更加科學、穩健地發展。而內部控制的加強，也是應對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提高商業銀行效益的有力保障。

（二）內部控制質量影響金融風險的具體表現

第一，內部控制體系的完善和質量的提升，有利于銀行實現對信用風險的有效防范。首先，內部控制所創設的良好的銀行運營環境，為信用風險的管理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內部控制注重對銀行各級管理部門實施內部審計，這些審核具體到銀行運營的各個方面和板塊，這有利于對信用風險的有效監督，并以績效評價的方式實現對信用風險的全面防范。內部控制質量與信貸項目的審批和授權控制效率有著密切的聯系，增強了銀行在防范信用風險方面的能力。

第二，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為銀行業務運營效率的提高提供了保障，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在對市場風險的評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市場信息的收集更加精確與及時，在對市場風險準確評估的基礎之上，商業銀行也能夠實現風險防范能力的有效提高；其二，內部控制有利于保證銀行內部的職責分工更加明確，有效避免了職能重疊的現象，特別是在市場風險相關的管理部門中，職責分工更加明確，職務分離，各司其職，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可以避免在這一環節滋生管理風險；其三，市場風險的管理需要在激勵機制中提高效率，當前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在對市場管理工作人員的激勵中采取工資待遇與投資收益掛鉤的方式，這種方式較為片面，許多工作人員為了追求投資利益而忽視了投資中存在的風險因素，從而挫傷了工作積極性而降低了市場風險管理效率。而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則建立了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更合理的方式確定工作人員的工資待遇，善于用人，提高了市場管理的工作效率和防范風險、應對風險的能力。

第三，在操作風險的規避和應對中，也同樣需要高質量的銀行內部控制，這是針對具體操作中出現的一些違法違規、不安全等操作行為所提出的發展要求。隨著商業銀行內部控制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在具體工作中欺詐事件、違規操作事件的發生率大大降低，內部控制體系強調銀行規章制度在業務執行和基本流程中的約束作用，對一些違反規定的行為明確禁止并嚴厲打擊。業務操作的合規性、有效性在高質量的銀行內控中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二、提高銀行內部控制質量，深入防范金融風險

（一）提高思想認識，優化內控環境

文化意識層面的建設為商業銀行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導和保證，而銀行內部控制工作的質量提高，同樣寄托于思想文化的建設，即在銀行內部形成獨特的內控文化，在提高員工風險觀、內部控制認識、職業道德等方面加大建設力度，營造積極向上的內控環境。從管理層到普通員工，每個個體都需要認識到在銀行內部進行控制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使內控觀念深入人心。同時，進一步提高工作人員對銀行內部控制工作的認識，以培訓的方式普及規章制度、操作流程等知識，提高員工的專業素養。增強員工的風險意識，開展多種形式的風險文化教育，在員工中間強調“規范”的作用，營造扎實、嚴謹的工作氛圍，從思想源頭遏制風險的產生。

（二）創新控制和監督機制，加大風險防范力度

宏觀上加強內控機制的建設與完善，首先要保證內控機制的科學性，在堅持銀行發展模式和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對適合本行特征的內部控制機制進行研討，建立科學健康的內控機制，從而保證其有效性。其次，也要堅持規范性的原則，遵守國家有關規定，加強審批、監督的運行機制，在業務流程中更要嚴謹，強調操作的規范性，明確責任，防范風險。

內控制度的落實需要以實時監督作為保障，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堅持全面監督和重點監督相結合，既要做好全方面、全過程的監督，保證內部控制的全面和縱深發展，也要有重點地開展對關鍵部門和崗位的監督，加強對員工的考核與管理，保證員工在工作中能夠規范嚴謹，從細節處杜絕風險。內控監督制度需要更加系統化，從規章制度到具體的操作流程，都以統一標準來形成監管體系，使之成為保障內控質量的堅實堡壘。

三、結語

無數實踐證明，商業銀行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銀行經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的提升。從銀行的長遠發展來看，金融風險始終伴隨著銀行業，而防范風險、應對風險也成為銀行生存必須長久面對的問題。二者之間的關系顯而易見，關鍵在于如何在現有體制下進一步探索加強銀行內控建設的有效策略。當然，銀行內部控制的實施并不能夠脫離對風險的關注，應對金融風險是實施內控的目標之一，而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必將引領銀行業走向更加科學的發展道路。

篇（4）

袁明：市場首選銀行是結合客戶滿意度理論和銀行競爭力理論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從理論上看，我們認為市場首選銀行是在有效平衡客戶、股東、組織和員工價值關系基礎上，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客戶首選、員工首選和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其實質是推動銀行轉變經營機制，真正樹立起“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理念，增強戰略管理能力和戰術實施能力，推動業務流程和金融產品創新，提升風險與回報管理能力，實現為股東提供最大回報，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為員工提供最好發展的國際一流商業銀行戰略目標。從實踐分析，我們認為市場首選銀行就是銀行在目標市場上提供的服務在目標客戶中占據首選位置的銀行。市場首選銀行從外在客戶角度來看就是目標客戶需要銀行服務時最先想到并且主動接受其服務的銀行，從銀行自身角度來看就是銀行具有核心能力，且核心能力達到和諧默契配合，能為客戶提供最優的服務、最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能最大限度滿足客戶需求。“首選銀行”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首選的服務，只有能提供最好服務的銀行才有可能成為客戶的首選銀行。

衡量一個銀行是否是首選銀行、首選服務最直觀的標準，要看服務水準是否處于同行業最好水平。我們要實現首選銀行的目標，就要把服務做到全行業最好。制度本身有時會制約效率，我們要正確處理好制度、風險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找到風險控制與效益平衡的最佳結合點，弄清楚同業怎么做，我們是否可以比同業做得更好一些，做到知己知彼。要深刻思考為什么同樣的流程別人能發展。我們要有進取心，要立足現實，不斷進取，大力宣傳我行的產品和服務。同時，中后臺管理部門對制定的制度要有不斷完善的進取心，市場在變化，形勢在發展，沒有哪個制度一經制定就是一勞永逸的，要向全行員工廣泛征求對流程優化的合理化建議，在制度流程設計上把握風險與效率的最佳結合點，在實踐中不斷修改和完善。銀行的文化就是服務文化，要充分發揮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企業精神、企業作風和行為規范的塑造功能，只有這樣，我們離“市場首選銀行”的目標才能越來越近。

本刊記者：通過您的介紹使我們對市場首選銀行的概念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和認識。袁行長，您認為一個銀行成為市場首選銀行還必須從哪些方面來評價？

袁明：如何來評價一個銀行是否是首選銀行，我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指標分析。

一是股東價值。當前對于已經公開上市的建設銀行而言，股東價值從其最簡單的意義上來說，就是為投資者創造財富。

二是客戶滿意度。股份制改造后，要想成為客戶首選銀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要為客戶提供最好的銀行服務，即客戶滿意度最高。如果我們能夠為客戶提供最好的銀行服務，我們就能夠成為客戶首選銀行。因此，衡量我們改革成敗的最重要的標準是看建設銀行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說到底。要看我們能不能為客戶提供最好的銀行服務。

三是員工滿意度。美國奧辛頓工業公司的總裁曾提出一條“黃金法則”：關愛你的客戶，關愛你的員工，那么市場就會對你倍加關愛。“客戶”是企業的外部客戶，“員工”是企業的內部客戶，只有兼顧內外，不顧此失彼，企業才能獲得最終的成功。員工是企業利潤的創造者，如果員工對企業滿意度高，他們就會努力工作，為企業創造更多價值，以企業為家。員工對企業如果不滿意，結果一是離職，一是繼續留在企業但是已經失去了積極工作的意愿，這兩種結果都是企業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一個追求成功的銀行應當成為員工的首選銀行，特別是優秀員工的首選銀行。

四是組織發展。通常員工會采取主動思考并采取行動，而組織不會主動地進行思考和采取行動。組織發展就是組織超越于員工個人聰明才智之外的組織整體進步。組織發展也是組織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銀行作為一個組織，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在于組織能力的不斷提高，不斷獲取競爭優勢。組織發展必須確保組織整體產出大于各部分的產出之和；組織的整體成就要比任何個人的努力和行為更加持久；組織的整體成就要領先于個人業績。

本刊記者：袁行長，從廣西區分行的具體情況來看，您認為應如何實現市場首選銀行的目標？從客戶滿意度分析，還存在哪些差距？

袁明：如何實現市場首選銀行的目標，關鍵是在重塑廣西分行的核心競爭力。一個具有較強核心競爭力的銀行能為客戶提供超過其它銀行的更多的使用價值，能夠更好地、更全面地滿足客戶需要，同時能使銀行比競爭對手具備更高的勞動效率、更低的產品成本，從而取得更高而且長期的經濟效益，得到目標客戶和社會公眾對廣西分行的認同，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從今年廣西分行對客戶滿意度的調查結果看來，廣西分行的核心競爭力離區域內首選銀行的要求尚有差距，具體體現在對優質客戶群體的培育和服務手段不夠，市場反映不夠靈敏，營銷手段和產品及特色品牌業務的創新不夠豐富，價值最大化和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尚未在全體員工中真正樹立起來等方面，還需在今后工作中加倍努力。

本刊記者：實現區域內市場首選銀行的目標，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袁行長，請您談談廣西分行是怎樣打造區域內市場首選銀行的？

袁明：將我行打造成為區域內市場首選銀行是一項長期工程，也是一項全面工程。我認為要著重抓好“一一三”工程的落實和深化工作，對實現“市場首選銀行”目標至關重要。所謂“一一三”工程，即樹立一個理念――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圍繞一個目標――在三年內將廣西分行打造成為廣西區域內市場首選銀行，各項經營管理達到全國建行中上游水平的目標；抓住“三項重點”――一是構建持續提高價值創造力的經營管理體制；二是傳統業務不落后，創新業務要爭先；三是消化歷史包袱，有效控制風險。

一、牢固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一是強化服務理念的認知和認同，發動全行員工提出改進服務的合理化建議。二是著力推動解決服務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立足市場和客戶，重點對那些與“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不相匹配、嚴重制約和影響服務質量及效率的“瓶頸”問題，按照職責分工，由相關職能部門分別提出解決方案，逐步加以整改，并建立督辦落實制度。進一步完善中高端客戶服務，在服務硬件建設、客戶經理配備、內部資源聯動、服務渠道拓展等方面，為中高端優質客戶提供個性化的高質量金融服務。三是建立健全服務應急處理機制、服務文化管理的長效機制、服務質量持續改進機制和以“客戶滿意度”、“一線滿意度”和“員工滿意度”等為主要內容的服務文化評估標準及考核辦法。四是積極倡導、激勵服務創新。積極倡導和激勵基層機構進行服務品種和服務手段的創新，注意發現、總結和推廣有市場前景、適應客戶需求、獨特高效、區別于其它競爭者，且能有效控制風險的服務創新產品和新的服務手段。設置“優質服務專項獎勵基金”，對服務創新取得突出成就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表彰獎勵。

二、加快推進“打造廣西區域內市場首選銀行”戰略目標的實現。根據《廣西分行2005年至2007年業務發展規劃》要求，全行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堅持“改革、發展、管理、安全、質量、效益”的工作指導方針，堅持以效益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以增強風險控制為前提，以創新產品和優質服務為依托，以結構調整和優化資源配置為主線，立足特色，發揮優勢，突出重點，打造品牌，深化改革，完善機制，全面提升廣西分行經營管理水平和核心競爭力，促進各項業務高質量持續發展，著力提高價值創造能力，力爭用三年左右時間，使廣西分行的經營管理水平達到全國建行中上游水平，并成為廣西區域內市場首選銀行。

三、緊密結合廣西分行改革發展工作的實際，力爭在“三項重點”工作上有新的突破。

篇（5）

二、 第三方支付的發展現狀

因為近幾年來，在第三方支付的構成中，支付寶一直占有將近一半的份額，所以以支付寶為例來闡述第三方支付的發展現狀是可行的。

支付寶最初是馬云為淘寶網公司設置的用來解決網絡交易安全的一個功能。只要雙方都開設了支付虛擬賬戶后就可以進行交易，買方在選定商品并支付給支付寶平臺，這時賣方并沒有立即受到貨款而要等到買方進行確認收貨后才可收到由支付寶平臺發來的款項。在交易中，支付寶就相當于一個信任平臺，起到了中介的作用。起初，網上支付的金額大多數都比較小，對于銀行來說并不用在意這些小業務，所以支持支付寶在網上支付的發展，還能為銀行爭取一些新的客戶。后來由于支付寶具有門檻相對較低的優勢，其業務主要走“薄利多銷”的路線，所以業務規模的擴大十分迅速，最終成為了銀行強有力的對手。

在第三方支付市場上，除了支付寶，“財付通”、“快錢”等已成為中國在線支付的角逐者，尾隨逐漸也出現了“微信支付”“微博支付”等。第三方支付總體水平發展得很快，2014年國內這一市場規模增長了近4倍。

三、 第三方支付與商業銀行的合作

1.第三方支付推動了銀行業電子銀行業務的發展

電子商務的虛擬性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交易雙方互相不信任所以交易取消。這時如果出現一個能使買賣雙方都信任的平臺，那這些交易就可以放心成交。在這些歷史條件下，第三方支付平臺就形成了。

支付寶以馬云領導的阿里巴巴集團為主要支撐的情況下，贏得了個人和商家們的信任。第三方支付在買賣雙方之間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他們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推動了電子銀行業務的發展。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第三方支付的發展贏得了很多個人和商家的信任，同時吸引了很多客戶。而第三方支付平臺系統的運行與網上銀行業務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客戶必須通過銀行網上銀行才能使銀行資金賬戶對接上第三方支付賬戶，所以銀行這時就可以共享第三方支付方面的客戶信息。所以說隨著第三方支付的廣泛運用，銀行業的電子銀行業務也得以發展。

2.互相合作保障客戶資金安全

在網上支付的過程中，資金安全是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是交易雙方覺得憂心的問題。那么怎么才能保障客戶的資金安全你？曾有人質疑第三方支付平臺是否存在在風險？因為現今社會上頻頻出現了電子詐騙的案件，使很多客戶的財產蒙受了損失，由此一來人們對電子支付發起質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是什么造成客戶的資金不安全呢？說明銀行和第三方支付平臺合作還存在漏洞，給不法分子有細縫可鉆。銀行和第三方支付應該共同擔負著保護客戶資金安全的責任，銀行有必要跟第三方支付平臺加強合作保障客戶資金安全。

五、商業銀行該如何發展

伴隨著第三方支付的飛速發展，未來的中國會出現許多比支付寶更完善的第三方支付平臺，銀行的發展將會出現更多樣的不確定性。通過以上對最主要的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進行了分析之后，我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來推動第三方支付的發展：

1.加強與第三方支付的合作，積極擴展銀行業務

第三方支付不僅為商戶和客戶提供了一個交易平臺，也為銀行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營銷平臺。支付寶作為我國國內目前最為成功的第三方支付平臺，其擁有最多的客戶資源，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可以利用其優勢來開展更多的業務，應該積極尋求合作，在此基礎上，吸納新客戶，大力豐富銀行業各項業務，如理財業務、業務、基金業務等。

2.引進人才與技術，加大金融創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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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Call Center）是以CTI技術為基礎的一種綜合性的信息服務系統，具體來說就是在撥打了一個電話號碼以后，語言系統會自動進行應答，或者通過人工坐席代表就可以將計算機數據庫中存儲的各種信息獲取出來，并且通過自主操作的方式來享受到相應服務的系統。呼叫中心又被稱為客戶服務中心，字面意義上來說呼叫中心是一種服務層，幫助企業用來對外進行服務，但實際上它不僅服務于企業的外部用戶，還有效地協調了企業的內部管理、服務等工作。如今呼叫中心已經成為了CTI行業中一個重要的部分，由人工坐席代表和自動語言設備、網絡設備等共同組成，通過對網絡通信的利用來實現網絡資源共享，并且給客戶提供優質的交互式服務。

呼叫中心于20世紀30年代首次出現，發展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呼叫中心為典型的CTI應用就已經廣泛出現在了金融、保險、民航等多個領域內了，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了一個全面的電子商務系統，為用戶提供有效而高質量的各種服務，從而最大化的控制成本并且獲取最多的利潤。

2 呼叫中心的功能

呼叫中心將管理客戶關系這項工作與電話服務功能有效的結合在了一起，并且推動了企業實際業務的發展，豐富了企業服務內容的同時使其具有更好的彈性，與目前個性化客戶服務的發展趨勢相一致。

呼叫中心的具體功能如下。

2.1 全天候的服務

目前呼叫中心提供的服務基本可以保證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這種不間斷的服務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制約，客戶更加滿意的同時改善了服務質量。

2.2 多途徑訪問

呼叫中心提供多種通信方式，客戶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在文字、電子郵件、手機、傳真等通信方式中進行自由選擇。

2.3 智能化選擇客戶代表

呼叫中心可以實現對客戶信息進行了解，并以此為依據安排不同的業務代表來與不同的客戶進行交流，使交流溝通過程更加有效，并且逐漸向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管理模式進行轉變。

2.4 內外相結合的方式

呼叫中心對外是為客戶提供各種服務，對內則是幫助協調企業的管理以及服務等，收集客戶的各種信息以及數據并且將其存儲在數據倉庫中，通過分析和挖掘這些數據提煉出有效的信息，供領導層作為決策制定的參考資料。

2.5 技術與管理并重

呼叫中心使用的科學技術要足夠現代化，不僅要與各種先進的IT技術和服務理念保持同步，還要將其融合進來，幫助自身的服務品種進行改進、完善以及創新，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管理系統的效率也需要不斷強化，這樣才能對呼叫中心的運作狀況有及時而詳細的了解，掌握業務代表的工作情況，保證客戶服務的質量。

2.6 經濟和社會效益雙贏

呼叫中心與所謂“支出中心”是不一樣的，它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給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取得更大的社會效益；另一方面是它的建立也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成為一種所謂“收入中心”。

3 在我國金融領域中應用呼叫中心的現實意義

在我國加入了WTO之后，金融電子化建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行業內的競爭也更加激烈，能否在白熱化的競爭中站穩腳跟的關鍵，就在于與客戶之間的溝通是否良好，能否借助科技進步真正做到從客戶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性化的專業服務。外資銀行的資金實力雄厚，同時具有豐富而科學的管理經驗、服務水平質量高并且有先進的技術手段作為支持，與國內的金融行業勢必會產生激烈的競爭。所以國內的商業銀行應該認識到這一點，做到未雨綢繆，通過一系列措施來縮小與國外銀行在經營管理方面的差距，同時擴大經營服務的范圍，在單一的金融產品經營基礎上增加綜合性的服務實現收益的轉變。

呼叫中心的作用是將電話服務功能、銀行的各種業務以及管理客戶關系這三個方面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在擴大銀行服務內容、使服務方式更靈活的同時，與客戶服務個性化的趨勢相符合。而客戶群中更看重個性化服務，一般來說恰好是新經濟中比較富裕的一類，是客戶中最有潛力為銀行提高利潤的，對于銀行來說吸引和穩定這一類客戶可謂是意義重大。

通過呼叫中心可以將更高質量和水平的金融服務提供給客戶，例如提供個人理財顧問、提供服務案例演示、對客戶群進行維護、強化管理客戶關系、通過呼叫中心集成方案來管理交易等。美國銀行業在經營管理方面就非常重視管理客戶信息，這也是他們的一個特點，在他們眼中客戶資料是一項價值非常的財產。銀行和客戶之間正是由于信息溝通才能更加了解，客戶也會在銀行投資更多，“二八法則”這項國際通用的法則就說明了20%的黃金客戶為銀行帶來了80%的利潤，而培植這20%的黃金客戶并且鞏固與他們的關系的關鍵所在就是個性化和多層次服務的提供。

同時呼叫中心的建立還可以進一步對銀行內部管理進行強化，使銀行具有更高的綜合競爭力。如今IT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呼叫中心具備了更多的功能，從以往單純的呼叫業務，例如“114”“119”等發展成為了互聯網、電話等“呼叫+信息中心”這種服務方式，服務內容也不再單純地局限于前臺服務，逐漸向后臺管理服務延伸，通過數據挖掘、數據倉儲以及人工技能技術等將前臺的大量數據轉移到后臺進行存儲，并對信息進行歸納和整理提供給領導層幫助決策。國內的銀行在對呼叫中心進行研究開發和應用的早期，所提供的服務局限于前臺服務，只能提供優先的服務品種，例如查詢賬戶、查詢交易余額以及對賬單的打印等，都是比較簡單的功能。目前商業銀行都已經對其呼叫中心的系統進行了整合，例如中國工商銀行的95588、中國銀行的95566等，都在將服務從前臺向后臺進行過渡，各種銀行都在進行對外服務的平臺以及對數據進行統一處理的中心的建立，銀行內部的工作效率因此提高了不少，同時通過對資源的合理配置、信息的共享可以制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營銷策略，為自身找到準確的市場定位，從而有效地控制了經營成本并且提高了綜合競爭力和經濟效益。

篇（7）

一、網絡銀行的技術風險

（1）技術選擇風險。網絡金融業務的開展必須選擇一種成熟的技術解決方案來支撐。在技術選擇上存在著技術選擇失誤的風險。這種風險既來自于選擇的技術系統與客戶終端軟件的兼容性差導致的信息傳輸中斷或速度降低的可能，也來自于選擇了被技術變革所淘汰的技術方案，造成技術相對落后、網絡過時的狀況，導致巨大的技術和商業機會的損失。

（2）系統安全風險。網絡金融的業務及大量風險控制工作均是由電腦程序和軟件系統完成，所以，電子信息系統的技術性和管理性安全就成為網絡金融運行的最為重要的技術風險。雖然網絡銀行都設計有多層安全系統，并不斷出現新的、安全性的技術及方案，以保護虛擬金融柜臺的平穩運行，但是網絡銀行的安全系統仍然是網絡銀行服務業務中最為薄弱的環節。這種風險既來自計算機系統停機、磁盤列陣破壞等不確定因素，也來自網絡外部的數字攻擊，以及計算機病毒破壞等因素。

（3）外部技術支持風險。由于網絡技術的高度知識化和專業化，或出于降低營運成本的考慮，網絡銀行往往要依賴外部市場的服務支持來解決內部的技術或管理難題。這種做法適應了網絡銀行發展的要求，但由于外部技術支持者可能不具備滿足網絡銀行要求的足夠能力而無法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

二、網絡銀行的業務風險

（1）操作風險。操作風險主要涉及網絡銀行賬戶的授權使用、網絡銀行的風險管理系統、網絡銀行與客戶間的信息交流、真假電子貨幣的識別等領域。例如，網絡銀行改變了傳統的以圖章為支付指令的結算手段，采用數字簽名方式對支付指令的有效性進行確認。由于網絡的“虛擬性”，數字簽名的可靠性完全取決于銀行安全控制系統的嚴密與否。

（2）市場信號風險。由于網絡銀行無法在網上鑒別客戶的風險水平而處于不利的地位，在虛擬的金融市場上，網上客戶不了解每家銀行提供的服務質量究竟是高是低，多數客戶會按照他們對網絡銀行提供服務的平均質量來確定預期購買價格。結果，高質量的網絡銀行反而可能被低質量的網絡銀行排擠出網上市場。

（3）法律風險。網絡銀行的法律風險源于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規章和制度，以及在網上交易中有關權利與義務的規定多不清晰，缺乏相應的網絡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規則及試行條例。目前國際上和國內都尚未就網絡銀行涉及的法律問題達成共同協議，也沒有―個仲裁機構，客戶與網絡銀行很容易陷入法律糾紛之中，結果是使交易者面對著關于交易行為及其結果的更大的不確定性，增大了網絡金融的交易費用，甚至影響網絡金融的健康發展。

三、網絡銀行的監管

通過以上對網絡銀行面臨的諸多嶄新風險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網絡銀行的發展將銀行業的監管提升到更高的難度，網絡銀行的風險監管與控制更趨復雜化。要有效控制網絡銀行帶來的新風險，必須針對各種風險的特征建立起國家、行業、企業三個層次的網絡銀行監管系統，互相支持，互為補充，達到對風險強有力的預測、控制、化解的作用。

（1）國家層面的網絡銀行風險控制。國家層面的網絡銀行風險控制，具體是指在宏觀層次上的風險防范與控制，旨在為網絡銀行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平臺。具體來說：大力發展先進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技術。目前我國在金融電子化業務中使用的計算機、路由器等軟、硬件系統大部分由國外引進，而且信息技術相對落后，因此增大了我國網絡銀行發展的安全風險和技術選擇風險；加強防范和控制網絡銀行風險的制度建設。我國目前已初步制定關于網上證券交易、計算機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規，但還遠不能適應網絡發展的要求。應借鑒外國經驗，在網絡金融發展的初期及時制定和頒布有關法律法規，如在電子交易合法性、電子商務的安全保密、禁止利用計算機犯罪等方面加緊立法，修改（合同法）、（商業銀行法）等法律條文中不適合網絡金融發展的部分。

（2）行業層面的網絡銀行風險挫制。行業層次即在中央層次的風險防范和控制，主要是中央銀行對網絡銀行的各種風險進行監控。具體來講：及時調整和轉變傳統的監管思路和監管理念。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網絡銀行的誕生對中央銀行傳統監管方式帶來的挑戰，網絡銀行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金融區域界限和行業界限，使得金融業務綜合化發展的趨勢不斷加強；嚴格網絡銀行的市場準入。現階段，在審批過程中應把握：嚴格制度建設。網絡銀行的公示、信息披露、內部控制和系統設計等制度性安排，必須嚴格審批。重風險防范、化解機制，網絡銀行的設立或新業務的開展，必須具備完善的風險識別、鑒定、管理、風險彌補和處置方案和計劃。

（3）企業層面的網絡銀行風險控制。企業層面的網絡銀行風險控制是指各網絡銀行在各自經營活動中對風險的防范和控制。

透徹研究國家的法律法規，必須強化內部監控，防范違規行為和電腦犯罪，避免因法律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法律風險。

加強日常安全管理，對網絡銀行技術方案進行科學縝密的論證，以避免出現大的技術選擇錯誤。

在經營過程中對網上金融消費者進行跟蹤和信用登記，盡量避免與信用等級低的客戶發生業務關系，降低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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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商業銀行服務創新的必要性

（1）商業銀行的本質是一種服務，幫助客戶達到目的，在此過程中銀行收取服務費，實現自身的價值增值。提升服務質量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實現服務創新，而服務創新則是商業銀行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2）商業銀行的產業定位決定其必須以服務立行，強化服務功能。商業銀行在我國歸屬于國民經濟中的第三產業（服務業），主要任務是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離開了金融服務，商業銀行的存在和發展就失去意義，搞好服務便成為現代商業銀行的立行之本。（3）商業銀行的服務創新是一場經營模式的變革，是從傳統的、單一的，以有形網點、人工操作、柜面服務為主的服務模式向主要以電子化為載體的無形網點服務、自助服務以及多元化交易渠道的轉變及其延伸，這種服務方式的轉變從時空概念上講，完全打破了以往銀行固定場所、固定營業時間的被動式服務的局限，一舉變成為全天候、跨區域、開放式的靈活、自主、多樣化服務；從與客戶的關系上看，這一轉變使銀行更加貼近市場、貼近客戶，進一步密切和擴大了商業銀行與客戶間的業務合作。（4）隨著金融深化的不斷加劇，客戶懂得的金融知識越來越多，對金融服務的鑒別評價能力越來越強，對金融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5）隨著我國商業銀行經過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同業競爭格局也發生了大的變化，主要大型商業銀行均實現了股改上市，競爭力大幅提升；中小商業銀行之間的兼并重組也不斷加劇，同業市場結構和競爭格局的變化為銀行業服務創新既創造了條件，也將帶動新一輪的服務創新熱潮。

二、我國商業銀行服務創新的主要內容

（1）服務意識創新。銀行從業人員的服務態度是服務質量的具體表現，服務態度的創新又稱服務意識的創新，是探索針對不同身份客戶心理的接待方式和使用的交流語言，以取得客戶的信賴和合作的誠意。（2）服務理念創新。服務理念的核心在于商業銀行的發展戰略應該從以業務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服務理念創新的一切活動包括產品的設計、產品的營銷等都要反映客戶的需求與偏好。（3）服務制度創新。商業銀行的發展有賴于客戶面的擴大，而客戶面的擴大有賴于員工高品質的服務。商業銀行服務制度的創新主要體現在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的改變，無論對于管理層還是普通員工，激勵機制的設計都應當體現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

三、我國商業銀行服務創新的對策措施

（1）樹立現代商業銀行服務理念，提高我國商業銀行服務質量。更新服務理念、提高服務質量的核心內容，首先要樹立“以客戶為核心，以市場為導向”的服務理念。按客戶的需求來開發產品并提供配套組合式金融服務，變被動為主動服務，不斷提升金融服務質量，增強其競爭能力。其次要注重市場細分，提供差別化服務。（2）強調服務質量管理，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一是推行商業銀行ISO國際服務標準與認證。二是實行客戶滿意度管理，打造商業銀行的服務品牌。通過開辦中間業務、發展個人理財業務、開發私人金融業務、完善集約綜合的柜面業務等途徑再加上高質量的服務效率和服務態度，實現使客戶獲得最大滿意度的目標。三是建立科學的服務質量監測、評估體系：通過接待能力尺度、價格尺度、有形資產尺度、服務職責尺度、可靠性尺度、效率和信任尺度這六個尺度來衡量商業銀行的服務質量，推動優質服務工作的開展。（3）建立協調、高效的組織結構，為商業銀行金融服務創新提供可靠依托。按照業務條線構建垂直化、扁平化、專業化的組織架構，實行業務條線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矩陣式管理體制。按照“倒金字塔”的組織觀念，擺正和理順后臺與前臺之間的關系，實現整體營銷功能。致力于增加金融服務供給，加大網點結構調整力度和自助銀行的設備投入，最大限度滿足目標客戶個人的金融服務需求。

總之，我國商業銀行要通過以上路徑，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努力搞好全方位的服務創新，積極實施服務優先戰略，提升核心競爭力，這樣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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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雪松．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探析[J]．甘肅金融．2009（8）：55～57

[3]楊晏忠．探析商業銀行的服務創新[J]．中國信用卡．2010（2）：44～47

[4]王鴻．我國商業銀行存款產品創新策略[J]．企業導報．2009（3）

篇（9）

讓信貸再度流動起來，是全球復蘇的關鍵所在。但是，復蘇仍然依賴于擴張性貨幣政策措施的刺激，并且仍未創造出為其帶來動能所需的工作崗位。在現階段，要兼顧更高的金融穩定性和更好的全球增長前景，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個清晰的焦點，專注于實施已經商定的、并已啟動的全球改革措施，而不是去增添一些新的舉措。

《巴塞爾協議III》展現了監管改革方面迄今已取得的重要進展。一旦全面實施，《巴塞爾協議III》將促成體系中資本數量的巨幅提升。當下，那些在世界范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已經將它們的普通股權資本較2009年末提高了5000多億美元。這些資本的質量也已顯著改善。計算風險加權資產的方法更為嚴格，在國際間得到了更好協調，而且正在首次引入可資比較的流動性標準。

在逐步積聚更高質量、更多資本并提升流動性的進程中，為了使得整個體系更加安全，已經開展了其他影響深遠的監管改革。然而，對于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來說，任何調整都需要付出代價。在歐洲，銀行資本比率的提升來自于資本和風險加權資產的減少，這兩個因素的貢獻基本相當。而為了實現后者，銀行已經采取的手段包括從資本密集的企業貸款轉向資本密集程度較低的業務，例如政府貸款。這是個要緊的問題，因為在歐元區，銀行貸款在企業的整體融資中占到80%。盡管對于有著合理信用評級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言，發行債券也是一個選項，但是這對較小的企業則不可行。因此，提升銀行的資本狀況，有可能與在經濟中對創造工作崗位來說最為重要的那些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的愿望發生沖突。與之相似的是，長期融資也受到監管收緊的抑制，這影響到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而基礎設施項目對于發展中市場和發達市場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世界各地的決策者們應當對此有所警惕。

我們可能將親眼目睹這個問題的惡化。近來的監管議論實際上瞄準的是重新塑造巴塞爾協議框架，即便該框架仍未得到妥善實施。這些議論提出從風險敏感型的監管方式，轉為一種更生硬的、由杠桿比率和標準化模型所主導的方法來計算資本要求。

杠桿比率是體現銀行資本對比資產的一種簡單方法，但是絲毫沒有考慮到那些資產的風險程度。如果杠桿比率要成為主導的資本要求指標，它可能變成束縛借貸的主要因素。隨著銀行面對新規則而調整它們的資產組合，杠桿比率會在中短期內導致用于抵押貸款和企業借貸的信貸進一步縮減的風險。

篇（10）

中圖分類號： F239.4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1)06-0092-05

一、引 言

與股權融資相比，銀行借款因其資本成本低、手續方便和籌資速度快等優點而備受青睞［1］。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化法人組織，銀行只能按照契約規定按期獲得利息收入和收回本金，并不直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利息收入和債務期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風險狀況。現代審計具有的信息不對稱降低功能、監督功能與保險功能，一方面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則通過為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提供有效保護而促進現代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2］。上市公司聘請的不同審計師一定程度上體現為審計質量的高低差異，相比于“非四大”，“四大”事務所的規模較大、聲譽資本投資較多、從事審計業務的時間較長、行業專業化程度也較高，上市公司選擇“四大”審計，旨在向市場傳遞公司良好的信息，在上市公司和銀行等利益相關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所以，上市公司審計師在“非四大”和“四大”之間的選擇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銀行的信貸決策。現有關于審計師選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審計師選擇的原因、審計師選擇與審計意見購買、審計收費及其市場反應等方面，而鮮有論及審計師的選擇對企業借款融資的影響。

本文以2004~2009年中國A股非金融類民營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審計師的選擇對公司借款融資的影響。研究發現，民營上市公司外部審計師為“四大”時，其新增借款明顯會增多，且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審計師為“四大” 的選擇對上市公司借款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

本文的研究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我國目前尚無學者就審計師的選擇對公司借款產生影響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審計師是否為“四大”為切入點，分別研究其對公司借款所產生的影響，并結合市場化水平的高低，分析了這種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進一步豐富了審計師選擇與公司借款融資的研究文獻。（2）本文的研究結果有助于證券投資者和債權人結合企業的產權特征和外部治理環境，分析公司審計師的選擇對借款融資的影響，降低與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利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的提出

通常來說，商業銀行作出貸款決策前出于風險管理的需要，除了要對公司的資信進行評估以外，還需要充分關注外部審計師的信息，如對公司的財務狀況、盈余質量信息所表達的意見、審計師的類型、審計師的變更以及審計師自身的特質等［1］。因此，上市公司對審計師的聘任和解聘必然會成為銀行信貸決策過程中的重要依據之一。由于審計質量高低難以作出判斷，因而基于間接感知審計質量的逐步累積就形成了對審計師聲譽的認定，“四大”與“非四大”既是規模的體現，也可以作為事務所聲譽、事務所審計質量的一種表征。Williams（1988）研究認為：當公司的合約環境發生變化時，公司想改善形象，期望得到更高效的審計或非審計服務，此時會選擇聘用高質量的變更審計師［3］。Titman & Truman(1986)研究發現：聘請高質量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在IPO中能得到較高的市場定價［4］。Beatty（1989）對1975～1984年間美國實施IPO的2215家公司進行分析后發現，實施IPO時改聘“國內知名事務所”可以降低公司股價低估的可能性［5］。Johnson & Lys（1990）指出，當被審計單位的經營規模擴大時，客戶需要尋找質量更高的事務所以適應在規模擴張后的審計需求［6］。Pittman & Fortin（2004）發現,對于剛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務所能夠降低這些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7］。Mansi Maxwell & Miller（2004）同樣發現,“六大”以及事務所的審計任期能夠顯著降低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8］。胡奕明、唐松蓮（2007）發現，銀行的貨款利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與借款企業的審計意見和審計師規模有關［9］。基于信號傳遞理論，上市公司為了更多的融資需求有動機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來披露足夠的信息，高質量審計師的公開信息披露對債權人來說至關重要。再者，經營業績良好的公司自身會存在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更大激勵，作為一個可信承諾向投資者傳遞公司會計信息質量可靠、管理層勤勉盡職的信號,從而達到與劣質公司區分的目的，以獲取債權人對公司的更多貸款。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大多為國有股權控制，銀行也具有較多的國有性質，兩者之間這種共同的產權性質致使國有上市公司基于政治背景,必然比民營公司更容易獲取貸款，國有產權性質實質上對公司債務起到隱性擔保作用，此時,國有商業銀行可能不太會重視高質量審計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效應；另一方面,當國有上市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其存在的預算軟約束也使得政府更愿意為國有上市公司提供財政支持, 審計對國有公司的融資約束緩解作用也不太明顯，由此可能使得國有商業銀行不太重視高質量審計提供的保險功能，國有銀行對擁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和沒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存在著差別貸款行為，而民營上市公司則缺乏這種“政治關聯貸款”，來源于政府的行政支持相對較少，其聘請的外部審計師及其所作出的審計意見將會成為銀行貸款的重要依據，為更好地獲取外部債務融資，自身具有更大的動力通過聘用“四大”等高質量審計師以向市場傳遞有效信號，以減少企業和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從而降低銀行放貸的風險，促使企業獲取更多的銀行貸款［10-1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營上市公司聘任“四大”為外部審計師，其對借款融資的影響較為顯著。

由于資源稟賦、地理位置及國家政策的差異,中國各個地區的制度環境和市場化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制度越完善的地區，市場化程度越高，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較少，法治程度也相對較高，上市公司面臨著一個相對較好的外部治理環境，商業銀行收集公司有關生產和經營方面信息的能力較強，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債務契約更多地借助于市場和法律機制來履行，商業銀行對高質量審計在公司借款融資中的降低信息不對稱、監督作用的依賴可能會有所減弱；而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由于缺失一個較好的外部法律環境和金融環境，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也較多，此時，銀行為了減少對市場水平較低地區企業的貸款風險，由高質量事務所代表的高質量審計必然成為外部治理環境不完善的一種有效替代機制，自然會成為銀行發放貸款的有利依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相比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的民營上市公司聘任“四大”為外部審計師對借款融資的影響較為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重點是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審計師選擇對銀行貸款數量決策的影響，基于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從企業是否能夠獲得新增貸款的“數量”角度來考察銀行貸款決策，直接采用各年期末資產負債表上公布的借款數據來度量借款總額的變化。本文以2004～2009年滬深A股民營上市公司為初選樣本。并按照以下方法對樣本進行篩選：（1）剔除了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2）剔除了金融業的上市公司；（3）剔除了發行B股和H股公司、ST和*ST公司；（4）剔除了當年IPO公司和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

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與公司治理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和CSMAR”數據庫，市場化指數來自于樊鋼、王小魯等(2010)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相對市場化進程2009年報告》［16］。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對存在異常值的總資產報酬率、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及經營投資現金流等相關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調整（winsorize），數據處理運用Excel和Stata9.0進行統計分析。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描述

為了檢驗審計師選擇與公司借款變化之間的關系，本文借鑒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17,18］，對影響借款數量變化的公司特征因素和外部環境加以控制，根據研究目的對某些因素作適當修正，為驗證本文前述提出的假說，構建了以下修正模型：

LOAN=β0+β1BIG4+β2OP+β3SIZE+

β4LEV+β5ROA+β6GROW+β7TOP+

β8CIFO+β∑IND+β∑YEAR+ε

模型中被解釋變量LOAN表示公司單位資產新增借款額（其中借款總額為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和長期借款之和）；解釋變量為審計師類型（BIG4）。根據前文假說，本文預期BIG4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負債比率、成長性、盈利能力、公司規模、審計意見、公司自有資金充裕程度以及行業、年度等。模型中各變量定義見表1。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在整個樣本中，新增借款（LOAN）均值較小，各企業之間的新增借款差異不大，這表明民營上市公司獲取新增融資相對比較少，擴大融資往往比較困難。審計師選擇（BIG4）均值偏小，主要是因為我國大部分民營上市公司規模較小，上市時間不長，只有規模較大、發展較成熟的公司會選擇四大事務所進行審計。民營上市公司的整體負債水平(LEV)較高，平均達60%，整體盈利能力(ROA)也較低，均值僅近2%，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達31%，股權相對較為集中，各公司之間成長能力（GROW）與自身經營現金流（CIFO）均顯出較大差異，結果說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的質量整體差異較大。

（二）相關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中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可以看出，除MKT變量外，LOAN與解釋變量BIG4和各控制變量均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實際上本文模型中并未將MKT作為控制變量，而只是作為模型檢驗的設定條件。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最大值均未超過0.5，表明多元共線性問題將不是模型的一個嚴重問題［18］。

（三）多元回歸分析

表4列示了全樣本和分低、高市場化程度樣本的OLS回歸結果。全樣本實證結果表明：審計師選擇BIG4變量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公司“四大事務所”為外部審計師，一定程度上向市場和出資人提供了公司經營良好的信息，公司審計質量較高，減少了公司和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銀行貸款的風險，促使企業獲取更多的銀行貸款，其他控制變量如審計意見、公司規模、總資產收益率、收入成長能力、第一股東持股比例和公司當年經營現金流均與預期保持一致，假說1得到了支持。

為了檢驗市場化水平的高低對審計師選擇與借款融資關系的影響程度，按代表不同地區的市場化水平MKT變量的中位數8.81，將樣本分為兩組，分別對模型進行回歸檢驗。實證結果表明：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組的樣本中，審計師選擇BIG4的回歸系數雖然符號與預期一致但不顯著，而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組的樣本中，審計師選擇BIG4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兩組樣本中解釋變量BIG4的回歸系數值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具體來說，市場化程度較低組的BIG4系數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組的BIG4系數的1.5倍多。這進一步表明，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公司所處的外部治理環境較差，加之民營公司缺乏類似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貸款”，銀行出于降低貸款風險考慮，必然會更加注重公司的內部治理和審計質量的高低，此時，“四大”審計作為一種高質量審計的信號傳遞，必然會成為銀行貸款決策的重要依據。假設2得到了驗證。

五、結論與局限性

研究結果表明，與“非四大”相比，民營上市公司選擇“四大”為外部審計師，其新增借款明顯會增多，且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審計師為“四大”的選擇對上市公司借款融資的作用有所減弱。分析認為基于風險控制和降低成本的考慮，銀行貸款決策時會關注公司的審計質量，對于審計質量較高的民營上市公司會給予更多借款；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的企業外部治理環境較差，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較高，金融發達程度低，加之民營公司缺失類如國有公司的“政治關聯貸款”，此時獨立審計的質量高低會作為公司外部治理缺失的重要替代機制，銀行為了將貸款發放給優質企業，必然會更看重外部審計師對公司財務質量的保障作用。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審計師選擇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和債務融資之間存在著內生性問題，基于滯后模型一定程度上能克服這種內生問題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無法予以足夠消除，因此回歸結果可能是有偏差的。其次，本文關于新增借款的確定和衡量相對比較簡單和寬泛，若能嚴格地認定上市公司前后各期每筆貸款的實際金額，對本文的研究將是一個非常好的改善，但限于數據收集上的困難，很難實現。最后，本文關于審計師選擇的界定局限于國際“四大”，是否能夠代表審計質量的高低，可能還有待于進一步檢驗，未來可以考慮從審計師是否為國內“十大”、審計師的更換、不同審計師發表的意見類型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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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Marketization,Auditor Selection and Loan Financing: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HU Su1,2

(1.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auditor selection on loan financing using the data from A share private 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09.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Big Four” that are choosed by privateowned companies as external auditors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subsequent loan financing.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impact of “Big Four” on corporate's subsequent loan financing seems more significant in some areas wher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s lower. Signaling theory tell us that high quality audit report has been used as a tool to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banks and firms.

Key words：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uditor selection; Loan finan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