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根本特點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公共管理的根本特點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理念，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核心價值范疇。在學術界，學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出發對公平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主要包括邊沁功利主義的公平觀、亞當斯管理學角度的公平觀、羅爾斯社會學角度的公平觀以及平均主義的公平觀。公共管理是一個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管理學等學科構成的綜合性學科，對公共管理中公平的理解也就由于人們學術背景的差異而不同。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針對不同社會群體進行的社會價值分配，這決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應該是社會學意義的群體公平。即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實現的公平

雖然學術界基于不同學科背景的公平觀為我們解讀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提供了基本的學科視角，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套用上述公平觀來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驹砀嬖V我們，理解任何一項社會活動的核心價值理念，都必須從這項社會活動的本質屬性出發，使這一核心理念符合這項社會活動的本質屬性。那么，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什么呢?

公共管理是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動。為了有效地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必須解決為誰提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什么公共物品這兩個公共管理的基本問題。在可以用來提供公共物品的社會公共資源稀缺(有限)的前提下，公共管理解決這兩個基本問題的過程也就是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分配的過程。具體說來：解決為誰提供公共物品的問題就是實現社會公共資源在消費主體方向上的分配(配置)過程(如，在有限公共財政支出的制約下，政府將這一財政支出用于為偏遠地區修公路還是為城市建廣場)；解決提供什么公共物品的問題就是實現社會公共資源在消費形態方向上的分配(配置)過程(如，同樣是在有限公共財政支出的制約下，政府利用這一公共財政支出是為貧困群體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解決子女教育問題)。因此，從公共管理解決的基本問題出發考察，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的分配。從社會公共資源具有的價值角度分析，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也就是對社會價值的分配。

與針對個體進行分配的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場管理活動不同，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的分配是針對社會不同的群體而不是個體進行的，這是因為公共管理直接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論述，公共物品是具有可分享性的物品，也是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可分享性是指某人對公共物品的使用并不影響他人的使用；非排他性是指不能剝奪任何公民對公共物品的使用權利。在西方經濟學對公共物品上述論述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的具體體現是什么?對此，我們的回答是：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排他性是在一定的地區內實現的，是對一定地區內社會成員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社會成員可以平等分享該地區為每一位社會成員普遍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地區的社會成員分享這一公共物品。具體例證就是，在實行聯邦制國家結構形式的西方國家，社會福利主要由各成員國政府(州、省)負責提供，各成員國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是有差別的，各成員國的公民可以分享本成員國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但不可以分享其他成員國提供的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是在一定社會階層(群體)內實現的，是對一定社會階層成員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也就是說，一定社會階層(群體)的社會成員可以分享社會為這一階層(群體)成員選擇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階層的社會成員分享這一公共物品。具體的例證就是，任何一位殘疾人都可以免費享用市內公共交通、任何一位老年人都可以免費進入市內公園，但非殘疾人、非老年人則不擁有這一權利。根據對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的理解，我們可以將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進一步表述為：針對社會不同群體進行的社會價值的分配。

既然公共管理的本質屬性是針對社會不同群體進行的社會價值的分配，公共管理中的公平也就應該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公平，是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實現的群體公平。

二、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公共利益。這決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應該是分配結果的公平。也就是使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分享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標是通過提供公共物品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對于公共利益的認識，學術界存在著比較大的認識分歧，“甚至有些學者，如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肯尼斯·阿羅，根本否認公共利益的存在，認為‘公共利益是一種神話”～。布坎南等人之所以否認公共利益的存在，是基于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理性人(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根據理性人(經濟人)假設，人們在政治決策中的動機與在市場決策中的動機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個人的偏好是不同的，并且每個人都有充分的決策信息與足夠的決策能力。因此，人們無法形成共同的需求，也就無法形成公共利益。事實上，公共利益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其內涵也是比較清晰的。公共利益這一概念，是由公共與利益兩個基本概念構成的。公共的含義是共同的、公眾的，而利益則是“人們為了生存、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因此，我們可以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公共利益是公眾為了生存、享受與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如果將公眾為了生存、享受與發展的需要概括為需求，我們也可以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公共利益是滿足公共需求的資源和條件。顯然，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實現是通過滿足公共需求完成的，公共需求的滿足是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的結果。因此，與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場管理不同，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應該是結果的公平，是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如何考量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呢?公共管理的目標是滿足公共利益，考量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公共利益是滿足公共需求的資源和條件，公共需求的主體是民眾，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也應該由民眾評定。在現代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民眾對公共利益的評定是通過民主機制、依據民主決策規則進行的。盡管不同政治體制下的民主機制是不同的，但是民主決策的規則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全體一致規則與絕對多數規則。在采取全體一致規則的情況下，實現了全體民眾所需求的利益即民眾的整體利益也就是實現了公共利益；在采取絕對多數規則的情況下，實現了大多數(含全體)民眾所需求的利益即民眾普遍需求的個體利益也就是實現了公共利益。所謂實現公共利益，包含兩個要素：一是提供的利益為民眾(全體或大多數)所需求，這是由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決定的；二是提供的利益為民眾(全體或大多數)所分享，這是由公共利益的可分享性決定的。我國學者陳慶云等人認為，公共利益應該具有分享性，而且“實際上分享人數的多寡并不是決定公共利益的惟一因素，決定是否真正構成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是“是否具有社會分享性”。由此可知，考量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提供了為全體民眾所需求或大多數民眾所需求的利益以及這一利益是否為民眾所分享。因此，考量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使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了公共利益。

實現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分享公共利益，這是一個動態的、整體的平衡過程。由于公共資源的有限性與民眾利益需求的多元性及差異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一項公共管理很難同時滿足所有民眾的利益需求。一般說來，一項公共管理總是在滿足一部分民眾利益需求的同時抑制另外一部分民眾的利益需求或者是在滿足民眾某一方面利益需求的同時抑制民眾另一方面的利益需求(這正是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這一本質屬性的體現)。因此，公共管理要不斷地對利益需求受抑制的群體(如弱勢群體)或利益需求受抑制的方面予以補償，用動態的、整體的利益平衡過程來漸進地實現社會價值分配結果的公平，使公共管理盡可能地逼近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分享公共利益這一理想目標。

三、公平與效率分屬公共管理的不同理性層面。公平是公共管理價值理性的核心。效率是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效率是為實現公平服務的

對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學術界已經多有論述，這些論述大都是抽象的，缺乏將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放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中的具體分析。事實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或不同的社會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含義是不同的，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是不同的。那么，公共管理中的公平與效率的含義及其關系如何呢?

對于公共管理中公平的含義，我們已經進行了一定的討論：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實現的分配結果的公平，是使全體社會成員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平等分享公共利益。我們再來討論公共管理中效率的含義。公共管理中使用的效率概念來源于經濟學。在經濟學中，關于效率有兩個含義：一是資源利用效率，是指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程度；二是資源配置效率，是指利用有限資源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程度。經濟學中效率的概念涉及了微觀與宏觀經濟兩個方面：資源利用效率是微觀經濟問題，屬于企業管理范疇；資源配置效率是宏觀經濟問題，屬于政府宏觀調控范疇。公共管理中，效率一詞的含義仍然是經濟學中的含義。惟一的問題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以贏利為目的，有些公共物品也不存在經濟收益。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將收益理解為社會收益與經濟收益的統一。這樣，在公共管理中使用效率這一概念時，既與經濟學的效率概念保持了一致，又符合了公共管理的特點。

在公共管理中，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從公平原則出發并注重效率。這一基本準則有三個含義：(1)公共管理必須以公平為基本出發點。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與非排他性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從公平原則出發，不能以不公平的方式剝奪任一民眾的消費權力。第二，公共管理的國民經濟再分配性質，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從公平原則出發，將公平放在公共管理的首位。公共管理是國民經濟的再分配過程，盡管各國的分配原則有所不同，但在國民經濟再分配過程中，都要貫徹公平原則。從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角度出發，可將世界各國的收入分配原則分為兩類：效率優先與公平優先(盡管公平優先的國家是少數)。在公平優先的國家，再分配過程必然要貫徹公平優先的分配原則，以進一步實現公平。在效率優先的國家，國民經濟的一次分配必然要形成社會收入的差異，甚至會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為緩和由一次分配形成的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并在公共選擇中獲取大多數人的支持，政府在國民經濟再分配中，也必然要貫徹公平原則。(2)公共管理也要充分注重效率。經濟學基本原理表明，公共資源是有限(稀缺)的，在有限資源的制約下，公共管理必須注重利用有限資源提供更多與效用更大的公共物品，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3)公共管理中的效率是在公平統領下的效率。同其他經濟活動一樣，作為國民經濟再分配過程的公共管理也必須解決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這三個基本問題。與其他經濟活動不同的是，公共管理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的順序是：先解決為誰生產，再解決生產什么與怎樣生產。這是因為：公共管理對社會價值分配的本質屬性，要求公共管理首先要解決將社會價值分配給誰，即為誰生產公共物品的問題，在解決了為誰生產公共物品這一根本問題之后，公共管理才能考慮為這些人生產什么樣的公共物品以及怎樣生產這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解決上述基本問題的順序并以公平為基本出發點，決定了公共管理必須將公平放在首位，用公平來統領效率。具體說來就是：公共管理在決定為誰生產公共物品時從公平出發，在決定生產什么公共物品與怎樣生產這些公共物品時注重效率。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中，公平作為公共管理價值理性的核心，始終是第一位的；效率作為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是為價值理的，也就是為公平服務的。我國的公共管理理論研究是在借鑒西方公共管理理論與介紹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基礎上展開的。誠然，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論與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率先開展的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是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為中心的。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理論與運動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公共管理中比較好地實現了公平的前提下進行的。認識到這一點，會使我們在努力提高我國公共管理效率的同時，始終堅持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并將其放在首位，避免再次出現前一時期我國社會某些公共管理領域(如醫療、教育等領域)存在的為了追求效率而顯失公平的社會現象。四、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權力為核心展開的，只有實現公共管理中公共權力的合理分配，才能從根本意義上實現公共管理的公平

篇（2）

公共管理是維護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也是推動社會穩定前進的保障。大眾傳媒在發展過程中堅持與公共管理形成特定的傳播模式，進一步維護了公共利益，促使公共管理部門在管理活動上能夠進一步對信息進行傳播，對社會進行整合，從根本上實現了公共管理與大眾傳媒的互補。除此之外，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是傳媒因素對公共管理產生影響的基礎，大眾傳媒所具備的及時性、獨特性、信息性成為了公共事務管理中的關鍵特征，在影響大眾傳媒發展之余，也決定了大眾傳媒對公共管理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大眾傳媒與公共管理的關系

(一)時代的要求

1.大眾傳媒的中介作用

眾所周知，大眾傳媒是時展的產物，在發展過程中與政府、公眾之間形成良好的關系，大眾傳媒能夠為利益團隊、政府系統之間傳遞意愿與觀點，并且能夠將所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反饋與傳播，為公共管理的制定與發展提供參考意見。

2.大眾傳媒具有良好的典論引導性

大眾傳媒的運用能夠實現公共政策的輸人與轉換，一般而言，大眾傳媒能夠在短時間內將各類社會現象以及社會所關注的問題進行傳播，在積極整合各個方面利益的同時，能夠推動政府的決策議程，從根本上影響公共管理的整體效果。

3.大眾傳媒是公共管理過程中的監督者

公共管理所指定的政策、所實施的內容是否真正符合大眾的意愿，在公共管理過程中會通過傳媒體系將內容進行公布與，在引起廣大工作關注的同時，能夠保證公共管理朝著穩定、可持續方向發展。

(二)公共管理功能的要求

1.公共管理具有制約性

公共管理所具備的制約性決定了大眾傳媒的運用，其所具備的的制約性是一種消極功能，是當前公共管理中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能夠對公共管理所制約的目標、對象進行深人調查，能夠將其對象的行為進行控制與分析，從根本上帶動公共管理的有效發展。

2.公共管理具有管理功能

在公共管理的發展與運行中，管理功能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謂的管理功能是將可能承擔的基本政策任務進行整合，能夠將公共管理的主體、客體充分發揮。通常情況下，大眾傳媒作為一項傳媒體系的代表產物，能夠帶動公共管理的管理功能，使整個公共管理更加具有計劃性、組織性、控制性以及協調性，這對公共管理而言有著有著巨大的影響性。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響

(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

相對于我國公共管理而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能夠對社會中出現的異常情況進行報道，能夠對涉及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突況進行報道，從而引發人們的警惕性，讓人們對突發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時采取相應的解決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汝川地震之后，大眾傳媒對地震的現狀進行了及時報道，并且將地震的情況進行了傳播，不僅保證了地震事件的真實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需求，實現了災區現場報道的有效性。

此外，根據大量的事實表明，大眾傳媒所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以及公開性能夠保證大眾傳媒發展與運行的基本準則，能夠讓社會產生一定的報道反應。此外，從效率角度分析，大眾傳媒將涉及的公眾利益的真實信息進行報道，能夠避免災難性損失，能夠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增加公共信息報道的透明度，盡可能將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議程設置功能

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議程設置是建立在環境監視功能之上的。議程設置功能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為大眾傳媒設定了議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眾傳媒中，新聞傳媒所傳播的基本信息能夠以議程的方式進行展現，并且所產生的影響下能夠對受眾的思想產生影響。一般而言，新聞傳媒所選擇的播報內容容易引起受眾的關注，并且傳播媒介在根據現實環境中所選擇的報道內容在經過加工之后能夠積極呈現給廣大受眾。

從現實角度出發，社會的現實狀態是客觀存在的，對于部分公眾而言是不理想、不規范的，如果想讓她(他)成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對象，則需要對社會問題進行轉換，而大眾傳媒所具備的議程設置功能則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接觸信息，并且能夠對各類突發事件進行傳播，使其能夠連續性的進行報道，從而引發社會公眾的關注。大眾傳媒對社會事件的客觀報道能夠提高受眾的認知程度，能夠引發受眾對社會的認識與思考，提高受眾的認知度，從而將媒介議程積極轉化為公眾議程，形成焦點效應，產生強大的輿論引導，促使公共事務進一步調整。

(三)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監督作用

自古以來，監督是保證事物發展的關鍵因素，相應的，批評專欄使受眾的參與意識得到加強，新聞傳媒針對性的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進行報道與批評，從而提升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種社會中的而不良現象也會通過新聞傳媒進行報道，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比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以及《中國質量報告》等欄目在全國受到了關注與重視，此類節目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社會影響力，其主要原因是該類節目將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進行了發揮?，F如今，我國民眾在表達自身意愿的時候要求自身權利的合法性，而大眾傳媒作為最貼近百姓生活的關鍵因素，能夠引導社會與民眾之間形成良好的關系，改變社會輿論監督現狀。

此外，近幾年在科技的發展中，網絡成了新聞傳播的主要載體，網絡不僅改變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從根本上促使新聞信息傳播的廣泛性，傳播速度的快速性，傳播內容的全面性。網絡的出現讓廣大受眾擁有發言權與表決權，在形成雙向互動模式之后，能夠有技巧的對政府政策進行調控，從根本上推動我國公共管理的發展與創新，促使人們對問題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四)大眾傳媒具有參與政府決策的作用

篇（3）

《管理的實踐》全書將管理看作三項任務：管理企業、管理管理者、管理員工和工作。但是全書的特點又正在于并非單純的分析每種管理任務，而是將管理作為一項整體進行思考的。我們了解到，這三項任務貫穿管理工作的始終，任何一項管理行為都會同時影響到這三項任務。所以，全書將管理分為三項任務只是全書的主軸。在主軸的引導下，全書主要分為了幾個部分對管理進行了詳細分析并得到了一系列的管理成果。對于企業和管理者的管理，我們收獲了企業的終極目標是創造顧客和市場，我們明白了目標管理對企業和管理者自身的重要作用;在企業結構一部分我們知道了組織發展的不同時期需要怎樣的組織結構;在員工管理部分，我們認識到了如何考評企業以及怎樣設計合適的績效標準等等。全書在不經意間已經向我們展示了管理學中的種種成果。

 

在此基礎上，讓我們進一步其思考其管理理論的基礎是什么?全書的三條主線下面各種管理思想互相交織，密不可分。其管理都是建立在一種清晰的企業目標下的，即使在作者看來企業的目標有很多，包括：市場地位、創新、生產力、實物和財力資源、獲利能力、管理者績效、員工績效和工作態度、社會責任。[1]以上八點均可以說是企業的目標，但是其基礎始終是建立在終極目標：創造顧客的細化之上的?？梢?，管理是一項有清晰目標的行為。在明確了最關鍵的管理靈魂的條件下，下面我就將結合書中的觀點對現在公共管理中涌現的問題做出一些個人的分析。

 

二、結合實情的分析

 

(一)《管理實踐》的分析框架

 

首先，有人會說《管理的實踐》從頭到尾強調的都是企業，而企業和公共部門是存在顯著區別的。誠然，我們必須承認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區別，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其存在的統一性：一、作為傳統公共行政的發展，現代公共管理理論主要涵蓋了關乎公平的行政學和政策學部分，同時它也涵蓋了關乎效率的治理工具方面的部分。而后者正是逐漸引進市場化管理手段的結果;二、德魯克所指的管理并非通指企業管理，他說過“管理不僅是企業管理，而且是所有現代社會機構的管理器官，盡管管理一開始就將注意力放在了企業”。[2]結合這兩點，我們可以肯定：用《管理的實踐》一書中的觀點去分析現在社會下公共管理存在的問題是有理論依據和實際意義的。

 

(二)公共管理和公共部門的目標不統一

 

新公共服務理論公民、市場、政府三者做出了準確的定位。在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基礎上變遷后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明確了“公民掌舵，政府劃槳”的管理定位。進一步說，政府及公共部門就是為公民利益服務的工具，是公民和市場關系的調節器。那么，我們可以認為：公共管理的目標是公民利益和公民公平。

 

然而我們再看看公共部門的目標是什么呢?由于存在多種有效性評價方法，導致了目前公共部門目標的紊亂。系統資源評價法只重視效率忽略了公民利益，參與者滿意度評價法又太過于主觀和武斷;而一直比較簡單的目標評價法也因為公共部門目標在不同目標框架下變得越來越復雜而不具備了操作性。[3]要說現在公共部門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相信沒有誰能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那么，很可能存在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和公共部門的目標不吻合，而造成公共管理沒有真正起到其該起的作用。那么，為何我們不看看書中的觀點呢?

 

盡管德魯克也將企業的目標歸結為方面，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所有的目標均是為企業終極目標：創造顧客服務的。所有的目標都是終極目標的細化產物。而在公共管理中，卻并非如此。如果我們將創造公民利益作為終極目標，那么在Gross設計的目標框架下，許多的目標諸如獲得投資、獲得資源等都是和維護公民利益大相徑庭的。有可能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目標都是能為公民造福的，但是在目前來看有的目標如成員利益是和公眾利益完全違背的。我們都知道，在管理中，效率和公平是很難平衡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考慮公共部門的效率也應該建立在維護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單純強調效率是毫無意義的。即使損失效率，也要首先保證公民利益和公平，這才是公共管理的初衷。連自己的終極目標都不明確的公共部門是很難將自身組織目標和公共管理目標聯系上的，而其結果無疑是公共管理的失敗和政府形象的損失。

 

(三)公共管理演化為部門管理

 

分析我國實際情況不難看出，當今政府公共管理部門化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從公共資源的分配到公共決策的制定，最后到決策的執行都極強的反映出公共管理向部門管理演化的趨勢。各公共部門為了部門利益最大化，忽略公共管理的公共目標，將部門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至上，其作出的公共決策最根本的政策目標視為部門爭取資源和利益。而這種現象不只是個案，在行政機關的各個部門中都有明顯的表現。

 

公共管理部門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公共利益的喪失，長此以往必會導致各部門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分崩離析，難以保證公民基本的權利。導致部門管理的根本原因還是公共目標的不統一。在管理者的眼中，公共管理的目標不再是公民利益、社會里最大化，而是部門利益最大化。將行政者作為利益分享者的公共選擇理論很好的解釋了管理者的選擇偏好。如果難以實現公共利益和部門利益的統一，妄圖希望行政者發生偏好的轉變是不現實的。作為國家和公民的責任，一方在于正確引導和正確激勵，保證公共利益和部門利益在最大限度上有交集，另一方則要在公共管理中從被管理、被服務者轉變為公共管理的主體地位，通過多方主體自制，實現對相關部門的監督。

 

我國公共管理有著跨越式的發展，由于沒能實現循序漸進的發展，導致當前理論和管理現實的嚴重脫節，在諸多問題中公共管理目標不統一是根本的障礙和困境。努力營造多元主體自制的管理模式，是我國公共管理發展的并經之路。

 

參考文獻：

[1] 德魯克.管理的實踐[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52—73.

篇（4）

公共管理運動表現出探求“去官僚制”的社會治理模式的整體特點和共同努力，其深刻內涵和重要理念在于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公平性、管理的公共參與性、管理本質的服務性、管理結果的績效性，以及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共治性，反映了由權威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轉變的深刻變化。對于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于新西蘭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作為政府的改革實踐，在短短20余年的時間里得到了英、美、墨西哥、香港、拉丁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廣泛響應，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白鳛閭鹘y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實踐模式是公共部門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中出現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變化。用澳大利亞學者約翰?哈里森的話來說，它體現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調整?！雹僖蚨灰暈椤肮残姓嵺`活動的最新范式”。國外學者梅戈特把公共管理看作是公共行政管理傳統(Public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公共事務傳統(Public Af fair Tradition)和政策分析傳統(Pohcy Analysis Tradition)之后的第四次浪潮。我國行政學者陳振明則將之視為繼傳統的公共行政和政策分析之后的“第三種”途徑或范式。

“公共管理是否高效運作一直是判斷一個公共管理體系是否優良的標準，也是判斷政府是否負責任的一個尺度?！?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各項事業的進步，學習和借鑒公共管理改革的經驗，從理念、體制到方式等進行深刻的改革，成為我國行政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眾多學者關注的課題和理論取向，顯示出強大的理論活力。近年來也逐漸波及檔案學領域。

二、公共管理的特定對象與公共管理的踐行者：檔案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雙重角色

1　作為公共管理特定對象的檔案管理――公共信息

信息是人類社會存續和發展的重要戰略性資源。公共管理活動中，管理主體必然依賴并利用信息來開展活動。公共信息是公共主體行為選擇和相互交往的前提，是政府和公民進行公共事務處理和實現公共利益的基本條件。“公共信息是一種資源，公共主體只有在對公共信息享有和利用的基礎上才能夠有效實施和參與公共管理，實現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痹谛畔r代，公共管理對公共信息的依賴性明顯增強，“公共信息力成為一個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公共管理主體為了更好地利用公共信息資源，必須重視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既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礎工作，也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內容和特定對象。在當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專著和教材中，許多學者都已將公共信息管理作為公共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加以描述和探討。

檔案是重要的信息資源，“是構成國家信息資源的基本要素和組成部分”。在公共管理體系中，凡屬公共活動主體(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在公共管理活動中收集、傳遞、整理和的各種信息都是公共信息。由此而論，除私人擁有和管理的檔案信息外，檔案信息資源具有明顯的公共性，是公共管理不可忽略的管理對象或者說管理客體。國外學者卡爾森和歐佛門在論及公共信息管理時，明確地將檔案管理納入其中。

2　作為公共管理踐行者的檔案管理――提供公共信息服務

公共信息資源是社會公共生活得以有效運行，公共生活質量得以不斷改善的戰略性資源。作為一種社會公共資源，它具有公共性、服務性和共享性的特征，是公共產品的組成部分。對公共信息資源的生產、傳播、供給是各類公共管理主體，特別是政府管理的主要職能之一。

政府是國家信息資源的最大擁有者，也是最大的生產者、使用者和者?！罢畔①Y源約占社會信息資源總量的80％”。政府信息資源管理的總目標是“對所有政府信息資源進行科學管理和合理開發，實現政府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以推動政府的正常運轉、經濟的良性運行和社會的健康發展。”作為社會利益的調節者、資源的有效配置者和公平分配者，政府部門能否公平、公正、有效地提供信息產品和服務給公眾，以及信息產品和服務提供的范圍和程度，直接關涉政府信息資源管理目標的實現，更關涉公共管理目標的實現。有學者提出公共信息服務“乃是當今信息社會政府應該提供的最為重要的一項公共服務”?！霸谛畔⑸鐣残畔①Y源的生產和供給作為政府管理的主要職能，在政府職能體系里處于更為重要的地位?！?/p>

檔案信息資源管理既是公共管理的特定對象，也是踐行公共管理的特定領域，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檔案管理部門承擔著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和提供信息服務的職責，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各類檔案實體管理部門(檔案館、檔案室)都是公共管理體系內的管理主體，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公共管理活動，分擔履行公共管理職能，在新的社會舞臺和環境中開展自己的活動。

三、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的轉變：檔案管理融入公共管理的社會基礎

檔案與文字的產生未必是國家、階級出現的產物，但檔案的有意識保存與管理和國家、階級有著必然的聯系。檔案既是管理國家事務，表達統治意志的工具，同時更是統治者統治地位的武器和位置權力的象征，是國家的“胸甲和靈魂”，是“君主的心臟、安慰和珍寶”。檔案的產生、保管和使用都與國家權力的維系與行使相聯系。1794年世界上第一部專門的檔案法一法蘭西穡月七日檔案法，確立了檔案向公民開放的原則?！八淖兞藱n案館的性質，使檔案館從舊制度下的機密機構，變成了社會全體公民的利益和權力服務的公開機構，開創了檔案利用的嶄新時代”，因而被譽為“檔案的人權宣言”。但無論在資產階級統治者、檔案管理者，還是在普通民眾心目中，檔案是“法國資產階級國家的公共財富”的思維方式和國家統治工具的價值觀念并未徹底改變。正如T，庫克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的報告中所指出的：“從荷蘭學者所處時代到詹金遜、盧薩諾瓦時代，直到美國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時代，檔案視野在傳統上是由一個國家建立的，為這個國家服務，作為該國統治結構和機構

文件的組成部分。檔案理論因此在國家理論、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20世紀后期，公眾對檔案的認識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普通公民看來，檔案不僅要涉及政府的職責和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而且更多地還應為他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體記憶。社會的諸多變化推動了檔案管理從傳統的“國家范例”向更新的“社會范例”轉變，“上述國家(指美國、德國和加拿大)中不同的‘社會觀’已導致人們開始探討檔案理論與方法的新概念，這表明檔案理論的思想基礎發生了另一個根本變化――從一個國家的理論發展到全社會的理論”。加拿大檔案學者另一學者安?威爾遜也認為檔案更應注重“管理文件”而不是“政府文件”。

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和普遍運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公共領域的發展等多種社會因素的推動下，我國社會步入全面的、整體性社會轉型期。轉變政府職能，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趨勢之一。在此社會宏觀背景下，作為國家事業組成部分的檔案事業也在逐步向社會拓寬，檔案管理的社會觀念得到增強。馮惠玲教授在《論檔案館的“親民”戰略》一文中不僅指出檔案館要從“國家檔案觀”轉變為“社會檔案觀”，而且進一步指出“社會檔案觀”將公共檔案館帶人一個更為廣闊的、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天地，要求兼顧社會、國家、家庭、個人四個層次，這對中國檔案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觀念拓展。

檔案管理由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的轉變，為檔案管理融入公共管理提供了社會基礎和發展方向選擇。庫克在另一文章中也間接地表達了這一看法：“(檔案管理)在過去的那個世紀發生了一次集體性轉移，即從以國家為基礎的司法――行政檔案話語轉向以更廣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為基礎的社會――文化檔案話語”。

四、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檔案界向公共管理邁進的思考

“檔案理論是根據一個時代、地域或個性的職能發生變化，這種職能一旦被認識，就會成為專業發展的動力?！鄙鐣D型的深化、治理型政府的推進、和諧社會建設與關注民生政策的導引，都在推動著新時期檔案管理職能的轉變，需要我們做出積極的回應。

1　在檔案研究中引進和強化公共管理概念

科學的發展一方面源于學術共同體認識的提高和深化，另一方面也源于理論視野的轉變?！翱茖W中的觀察是‘理論負載的’”。人們對于客體的認識不是對客體的直接反射，而是經過主體依據自身既有的認識尺度和認識圖式(如概念、理論、例證、儲存的心象和可參考的圖形等)對客體進行判定的過程，從已有知識出發去探究未知的事物或事物未知的方面?！坝^察主體的理論抽象取決于主體的理論結構。在現代科學中要把握觀察客體的本質規律，就必須在觀察中始終發揮主動性?！痹诳茖W研究中能不斷開闊研究視野，既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又能旁及其他，就能更深入地推進對相關對象的理解，發現和揭示那些僅僅從單一的學科角度出發所無法發現的東西，同時通過學科視域的轉換和擴展，我們還能夠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源，這是在當今科學研究中倡導跨學科研究或多學科融合的意義所在。

20世紀80年代以來，檔案研究發生了一次質的躍遷，即由傳統的史學學科向信息資源管理學科的轉變。它提高了我們對文件和檔案作為國家信息資源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成分的認識，從“資源”而不是“資料”的角度來看待檔案、檔案管理現象。但信息資源管理體現的是一種“內向管理”，其核心是強調運用技術方法和手段確保國家或社會組織的信息資源處于可用的有序狀態，以及信息系統的構建。信息資源也注重提供信息為社會服務，但其強調的重心在于如何“開發”的問題上，而不是強調以一個什么樣姿態去服務一個什么樣的社會。

與信息資源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更體現出一種“外向管理”的性格，強調“公共性”，以實現由公共行政的內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轉變，從而達到政府與社會對公共事務管理的合作與“善治”。公共管理理念(論)對檔案研究的啟發主要在于以積極參與的精神，將檔案管理融入到社會管理之中，密合與社會的互動。以此來觀照檔案研究，我們是否能解釋一些更為深刻的檔案現象，提出一些新的觀點。比如，在理論上回應和揭示檔案管理“社會模式”的建立“是通過基于利用模式的方法來證明的，還是通過直接研究社會和其機構來證明的，或通過某些其他手段來確定的”；或者我們能否突破檔案工作是一項“服務性工作”的傳統認識，確立其“基礎性的社會管理工作”的性質等等，有待我們共同去思考。

2　實施積極的檔案政策

公共管理既是一個理論學派，有自身的理論取向和價值關懷；同時也是一種實踐活動，有自身的行動特點和行動要求。與公共管理有著雙重關系的檔案工作領域和部門，在管理行動中必然要與公共管理協調互動，體現出公共管理的核心管理理念和管理風格。如管理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公平性，把國家、組織、個人都包容在管理和公共服務之內；管理主體的公共參與性，打破政府獨家提供公共信息服務的單一格局，政府之外的公共組織、私人組織以及公民共同參與管理，分擔責任；管理本質的服務性，為公民、為國家、為社會服務，并把效率、效益、有效“3Es”作為衡量自身服務水平的內在評價尺度，為實現公共利益的目標和履行公民賦予的使命創造條件；管理結果的績效性，引入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企業管理方法，注重結果和產出；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共治性，通過參與式民主的方式將政府服務與管理社會的權限下放給家庭、志愿者、民間組織等社會的基本單元，實現自我服務、自我管理，達到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有效合作。

篇（5）

【正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總之，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歸檔：公共管理論文推薦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3-612:22:00新公共管理：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趨勢字體大小:小大新公共管理：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趨勢

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新公共管理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務，后者則以利潤為最終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是不適當的，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因為相對于政府來說，公眾具有彼此沖突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又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納稅人。一方面，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稅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張公營部門私有化，實際上是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逃避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

5、新公共管理強調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實際上是一種“新泰勒主義”。

6、新公共管理主張對高級文官實行政治任命，以加強對他們的政治控制，破壞了傳統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和。

7、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所謂“顧客導向”、長期計劃和預算總量控制很難付諸實施。

盡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種指責和批評，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8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開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從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運動”，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和顧客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體現出新公共管理的諸般特征。歸檔：公共管理論文推薦度：

、幾點啟示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盡管公共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公有部門與私有部門，在各自的目的、對象和方法上均有種種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的管理方法來實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主要參閱書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篇（6）

【正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總之，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新公共管理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務，后者則以利潤為最終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是不適當的，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因為相對于政府來說，公眾具有彼此沖突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又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納稅人。一方面，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稅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張公營部門私有化，實際上是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逃避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

5、新公共管理強調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實際上是一種“新泰勒主義”。

6、新公共管理主張對高級文官實行政治任命，以加強對他們的政治控制，破壞了傳統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和。

7、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所謂“顧客導向”、長期計劃和預算總量控制很難付諸實施。

盡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種指責和批評，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8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開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從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運動”，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和顧客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體現出新公共管理的諸般特征。

四、幾點啟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盡管公共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公有部門與私有部門，在各自的目的、對象和方法上均有種種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的管理方法來實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主要參閱書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版權所有《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篇（7）

【正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總之，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

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新公共管理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務，后者則以利潤為最終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是不適當的，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因為相對于政府來說，公眾具有彼此沖突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又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納稅人。一方面，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稅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張公營部門私有化，實際上是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逃避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

5、新公共管理強調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實際上是一種“新泰勒主義”。

6、新公共管理主張對高級文官實行政治任命，以加強對他們的政治控制，破壞了傳統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和。

7、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所謂“顧客導向”、長期計劃和預算總量控制很難付諸實施。

盡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種指責和批評，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8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開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從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運動”，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和顧客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體現出新公共管理的諸般特征。

四、幾點啟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盡管公共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公有部門與私有部門，在各自的目的、對象和方法上均有種種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的管理方法來實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主要參閱書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篇（8）

【正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傊?，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新公共管理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務，后者則以利潤為最終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是不適當的，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因為相對于政府來說，公眾具有彼此沖突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又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納稅人。一方面，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稅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張公營部門私有化，實際上是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逃避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

5、新公共管理強調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實際上是一種“新泰勒主義”。

6、新公共管理主張對高級文官實行政治任命，以加強對他們的政治控制，破壞了傳統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和。

7、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所謂“顧客導向”、長期計劃和預算總量控制很難付諸實施。

盡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種指責和批評，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8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開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從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運動”，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和顧客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體現出新公共管理的諸般特征。

四、幾點啟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盡管公共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公有部門與私有部門，在各自的目的、對象和方法上均有種種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的管理方法來實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主要參閱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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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篇（9）

相對于我國公共管理而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能夠對社會中出現的異常情況進行報道,能夠對涉及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突況進行報道,從而引發人們的警惕性,讓人們對突發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時采取相應的解決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眾傳媒對地震的現狀進行了及時報道,并且將地震的情況進行了傳播,不僅保證了地震事件的真實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需求,實現了災區現場報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據大量的事實表明,大眾傳媒所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以及公開性能夠保證大眾傳媒發展與運行的基本準則,能夠讓社會產生一定的報道反應。此外,從效率角度分析,大眾傳媒將涉及的公眾利益的真實信息進行報道,能夠避免災難性損失,能夠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增加公共信息報道的透明度,盡可能將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議程設置功能

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議程設置是建立在環境監視功能之上的。議程設置功能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為大眾傳媒設定了議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眾傳媒中,新聞傳媒所傳播的基本信息能夠以議程的方式進行展現,并且所產生的影響下能夠對受眾的思想產生影響。一般而言,新聞傳媒所選擇的播報內容容易引起受眾的關注,并且傳播媒介在根據現實環境中所選擇的報道內容在經過加工之后能夠積極呈現給廣大受眾。從現實角度出發,社會的現實狀態是客觀存在的,對于部分公眾而言是不理想、不規范的,如果想讓她(他)成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對象,則需要對社會問題進行轉換,而大眾傳媒所具備的議程設置功能則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接觸信息,并且能夠對各類突發事件進行傳播,使其能夠連續性的進行報道,從而引發社會公眾的關注。大眾傳媒對社會事件的客觀報道能夠提高受眾的認知程度,能夠引發受眾對社會的認識與思考,提高受眾的認知度,從而將媒介議程積極轉化為公眾議程,形成焦點效應,產生強大的輿論引導,促使公共事務進一步調整。

(三)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監督作用

自古以來,監督是保證事物發展的關鍵因素,相應的,批評專欄使受眾的參與意識得到加強,新聞傳媒針對性的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進行報道與批評,從而提升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種社會中的而不良現象也會通過新聞傳媒進行報道,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比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以及《中國質量報告》等欄目在全國受到了關注與重視,此類節目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社會影響力,其主要原因是該類節目將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進行了發揮?，F如今,我國民眾在表達自身意愿的時候要求自身權利的合法性,而大眾傳媒作為最貼近百姓生活的關鍵因素,能夠引導社會與民眾之間形成良好的關系,改變社會輿論監督現狀。此外,近幾年在科技的發展中,網絡成了新聞傳播的主要載體,網絡不僅改變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從根本上促使新聞信息傳播的廣泛性,傳播速度的快速性,傳播內容的全面性。網絡的出現讓廣大受眾擁有發言權與表決權,在形成雙向互動模式之后,能夠有技巧的對政府政策進行調控,從根本上推動我國公共管理的發展與創新,促使人們對問題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四)大眾傳媒具有參與政府決策的作用

篇（10）

上世紀80年代，公共管理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興起，英文為PublicAdministration，它是從傳統的公共行政管理與政治學、法學、管理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大新概念。簡而言之，公共組織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所進行的管理活動即為公共管理。在文化、經濟、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不能解決困擾我們的社會公共問題。現代公共問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和社會性，優化治理結構，才能使各管理主體充分發揮作用，提高決策質量和運行效率。

一、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

現代公共管理理念的確立，不是概念演變或理論演繹的結果，而是有效解決公共問題的現實需求迫使人們在不斷改革的公共治理實踐活動中凝結累積的思想成果。發掘歷史脈絡，我們發現，“公共”最早更多地指向存在于古希臘政治社會的非個體性。到了中世紀，神權替代了人權，封建君主、教會成了公共領域的核心。直到17、18世紀，公共領域從私人領域部分掙脫，才有了學者們普遍認可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但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人們過分追求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嚴重威脅了公共性。隨著封建社會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私有化，社會逐漸成為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融合體，這時可以將“公共”等同于“國家”，也就是說，公共領域（公共性）只局限于公共權力機關。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古典管理理論在一些西方國家產生，開始堅持政治同行政相分離，研究如何提高行政效率，這奠定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20世紀上半葉，受決策理論、人際關系學影響，使人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作用開始受到重視。與此同時，公共行政管理理論在廣泛吸收了社會、政治和運籌等方面的理論的甚而上得到極大提高。加之該時期國際經濟的自由化趨勢，各國政府開始意識到，傳統的管理機制已經無法有效地解決問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政府管理的創新及出路，這一切都對公共管理的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始，在西方，由于財政等問題，民眾對于政府的支持與信任日漸式微，迫使政府發起“再造公共部門”的改革浪潮，公共管理逐漸代替了行政管理，造成公共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變革。隨著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相互滲透，公共性開始控于權力機關、組織特別是政黨的手中，這意味著政府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功能。歷史上，各國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問題，包括公共危機問題，事實上也都是由各國政府及其統率的國家機器來處理解決的。

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釋義

有學者認為，公共性是指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另有研究者用了五個“必須”概括了公共性內涵：第一，公共管理活動必須公正；第二，公共權力的運用必須合法；第三，公共管理活動的過程必須公開；第四，一切公共管理活動的最終目的必須是公共利益；第五，“公共管理必須接受公民社會的監督。我認為，隨著社會公眾民主意識的不斷提高，國家形態的不斷完善，可以將實現公共利益這一目標的普遍認可，視為對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簡單釋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要素之中：（一）公共管理主體具有公共性。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在現代社會，它主要的有兩大部分：一是政府組織，二是非政府組織（如非盈利部門、第三部門及權威性機構，而不是私人企業、私人機構）。從地位作用上講，前者是核心主體，所以，學術界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長期集中在對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職能分工上，前者多肩負長遠的，大的方面的管理職能（如國防、法律與政策的制定等），而比較具體的、細微的管理，多由非政府組織來做（如社會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具體事項）。（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實現社會公共利益。人類社會大體可劃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兩大領域，社會事務也相應可大體分為私人事務（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標）和公共事務（公眾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標）兩類事務。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每個政府都必須將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實現作為公共管理的目標。公共管理的目的決定了它必須肩負是一個復合的責任體系，它包括民主政治性、義務性和制度性三個方面。當代社會，公共管理在加強和維護現有的基本社會秩序、提高管理的效率與能力、提升服務質量的同時，更要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三）公共管理的客體是社會公共事務。公共管理活動中具體的權利和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即為公共管理的客體，它具有公益性、非營利性和規模性等特點，并分層次呈現，有區域性的，有國家性的，有國際性的，有全球性的，但大體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三類公共事務。社會越發展，需要處理的公共事務就越多。這些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四）公共管理活動必須公開透明。公民只有能夠通過有效的參與渠道，實現公共利益的相關決策制定的體驗，才意味著“公共性”的存在。這就要求建立高效的信息公開、，與輿情回應相協調的工作機制，使公共管理主體與社會公眾之間信息對等，這點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的時代尤為重要。此外，公共管理主體還要將公共政策制定權力、人力資源、公共財政與預算情況都置于公眾、立法司法機關、大眾媒體的檢查和監督之下。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與社會性關系分析

從前文第一部分所述的公共性生成過程可以看出，早期人們對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認識膠著不清。實際上，現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多為國家所代表，而“社會性”則由整個社會所代表，二者所產生的土壤、時間和意義是不同的，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一）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區別。通常而言，公共性代表一種權力或權威，是以一定條件為基礎的群體意志的一致表達。而社會性則代表公開性、參與性和非國有化等意思。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生產活動具有社會性，這也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意義所在，所以，可以說，公共性是人類共同體在演進中獲得的一種屬性。公共性則誕生于國家產生之后，它是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公民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日漸分離才真正產生的。這就是說，公共性與社會性產生的基礎、時間和內涵是不同的。（二）公共性與社會性的聯系。雖然二者的意義不同，但從理論認知與具體實踐來說，社會性是權衡公共性程度的重要圭臬，如果公共管理從權力中心向社會中心轉移得程度越大，其公共性越明顯；反之，公共管理如果極度羸弱，而私人領域畸形發展，必將導致社會成熟程度大幅降低。可見，如公眾意識與政治文明程度逐漸明晰，參與度不斷強化；公共管理活動真正做到公開透明，建立順暢的溝通機制，人們得以暢所欲言，以此為基礎形成公共領域；建立真實有效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才能使公共管理活動更趨向民主、公平，這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尤為有益。

作者:余君 單位:重慶市公安局八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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