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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的高速鐵路的進步帶動了高鐵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卓有成效的促使我國各省各市的優秀人才、各類資源能源的進行均衡配置，這對促進我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有著重要的歷史性意義。
一、我國近年來的“高鐵”與高鐵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
所謂高鐵，即高速鐵路的簡稱，相較于普通鐵路而言，高速鐵路也就是勝在時速比普通鐵路多很多吧，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們的時間成本。而高鐵經濟，則是有高鐵衍生出來的，依托高鐵速度的優勢，使得資本、技術、人力物力、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能夠在高速鐵路沿線城市之間完成優化配置以得到充分利用這也就逐漸形成了高鐵經濟這一種的新興產業經濟形式。高速鐵路能夠帶動該行程區域內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城市化以及工業化的進程，這在我國現代經濟發展中具有十分強大的戰略意義。
我國地域遼闊，國土面積大，同時，我國還是人口大國。因為地域的差異性，我國的資源能源分布不均，為了迎合我國的整體發展，因此，就需要進行物資運輸。而高速鐵路運輸時代的到來，則有效的緩解的我國人口流動、物資運輸、資源配置的難題，減少了時間的耗費，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由此可見，高速鐵路是一種帶動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發展的適合我國地理經濟發展的運輸方式。
我國高鐵的發展有效的占據了我國未來新能源利用的制高點、政治的制高點，高鐵經濟的發展也打破了我國傳統經濟發展的瓶頸。研究了一些開通高速鐵路的城市，對它們的前后幾年的生產總值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高鐵開通后，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當地區域經濟的發展，還吸引了海內外商家投資的熱潮，旅游行業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這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我國“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高鐵建設帶來的高鐵經濟發展還表現在當地交通行業、房地產經濟、旅游行業、物流行業等附屬行業的興起與強化，有效的整合了社會經濟結構，促進了多種產業經濟的協調發展。由此可見，高鐵的發展帶動高鐵經濟效應提升了區域經濟并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近年來的“高鐵”與“高鐵經濟”發展問題分析
其實，綜合近幾年的高鐵與高鐵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高鐵建設是一把雙刃劍，這其中還是會存在少許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對“高鐵”與高鐵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加以分析，并進行理性的思考以尋求對策加以解決。
1.高鐵主要是因為自身的安全快速而被人們所接受，是目前航空運輸最強的競爭對手，更何況是傳統運輸行業呢？一定也會受到高鐵行業的影響而出現較大的落差對比。
2.高鐵的發展刺激了人才、技術、資金、資源能源的流動，因為高鐵的建設“拉近”了城市之間的距離，增強了城市之間人員的流動性，使得人才、技術、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都往經濟水平高的城市流動。從另一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綜合能力強的城市吸收了綜合能力弱的城市的資源能源，那么，這個過程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強者越強，弱者愈弱的弊端出現。
3.高鐵的發展拉大了城鄉之間發展的差異，同時也加劇了經濟產業鏈上的發展不均衡，在原產業結構的基礎上，隨著高鐵建設的加強，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是越來越大的。而且高鐵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運輸通道，使得新興產業發展迅速，而傳統的工業化行業則面臨著轉型的境地。
三、我國近年來的“高鐵”與“高鐵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解決合理對策
1.高鐵建設吸引了人才往發展水平好的城市行進，吸收了大量的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那么，受到高鐵建設弊端的城市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的人才引進機制來留住高素質的專業型人才，以此來提升中小城市的發展水平。再加上大城市的人才競爭激烈，屬于供過于求的狀況，那么，優秀的人才引進機制會很好的吸引人才駐留，構建適合人才發展得平臺。
2.高鐵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各地間特色商品的流通，因此，中小城市更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合理的加強自身的專業化產業分工，徹底的激發產業鏈帶來的聚集效應以及規模效應，充分高效地利用當地資源以實現資本的供給輸入。合理的專業化分工再加上快速的高鐵這一交通運輸工具，能有效的提升城市間的整體經濟水平，尤其是高鐵沿線中小城市的發展狀況。同時，還可以適當的發展當地的旅游行業以及交通運輸業。通過輸入大量當地勞動力的情況下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當地居民的就業率。另一方面，高鐵沿線中小城市還可以建立健全的招商引資計劃，通過吸引外資的注入而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3.現今的城鎮發展規劃極不協調，自高鐵體系建設后，加劇了城鎮之間的差異化，因此政府部門應當建立健全的城鎮體系，通過促進城鎮發展來縮小雙方之間的差距。我國的城市因為地域的局限性，各地的經濟發展優勢均各有特色，因此，可以建立多層次的、多樣化的城市合作關系，主要是涵蓋了產業鏈、自然資源的開采利用、市場的開拓、人力資源的開發、技術的更新等等，加強法制建設，建立起人文素質高的城市。
四、總結
隨著高鐵建設的進程日益加快，以高鐵運輸為主的方式儼然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伴隨著高鐵衍生出的高鐵經濟效益也日漸顯現出來，但是與此同時，我國近年來的“高鐵”與“高鐵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也是不容小覷的，只有有針對性的合理去處理高鐵建設與高鐵經濟之間的關系，才能利用高鐵建設將我國的高鐵經濟帶到一個新的高度?？傮w而言，高鐵建設對我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利大于弊的。（作者單位：嘉善縣交通運輸局）
參考文獻：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金融中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開創性的工作是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最優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King等從77個國家1960-1989年的數據中進行采樣，并且系統地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選取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物質資本積累率、國內總投資與GDP的比率、經濟效率增進即物質資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Depth指標(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規模，選取Bank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除以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與中央銀行國內資產之和)用于衡量一國商業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規模，選取Private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國內信貸總量減去銀行間貸款之差)和Privy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GDP)兩個指標用于衡量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測度指標和經濟增長的測度指標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同時嘗試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夠用來預測此后30年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運用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確實可以作為預測此后30年經濟增長水平的有效預測因子。因此，該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解釋和預測能力(1993)。
Beck等運用工具變量法研究其因果關系，首先將法律起源指標作為工具變量，以去除金融中介體發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對71個國家1960-1995年間的純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同時使用差分動態面板估計量和系統動態面板估計量去校正純橫截面估計量所引致的誤差。在此基礎上，用廣義矩方法對71個國家1961-1995年間的以5年為單位進行分段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工具變量法的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的外因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金融發展在經濟學意義上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
Benhabib運用面板數據，分析了金融中介機構發展指數與經濟增長、投資和總產出增長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機構的發展與總產出增長因素、人力與物質資本投入的累積因素有很強的相關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機構發展指數與不同的經濟增長因素有關(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銀行信貸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的重要指標(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股票上升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增長率提高的時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場的指標單一，其他學者采用多指標研究，提出了六個較為全面的指標，在這基礎上提出四個總體指標，運用這些指標并以44個發展中工業化國家1986-1993年的數據進行橫截面跨部門分析得出：一般說來，在人均實際GDP較高的國家，股票市場發展程度也較高(Demirga Kunt，1996)。
對于股票市場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許多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萊文和澤沃斯(1996)使用41個國家1976-1993年的數據，把整個樣本期以1985年為界劃分為兩個子時期，得出在股票市場總體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的結論。萊文(1996)細化了選取的指標，采用GDP增長、資本形成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采用股票市場規模、成交量、交易率、國際一體化水平和股票市場波動率等6個指標來衡量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用47個樣本國1976-1993年的數據回歸分析后，發現股票市場成長與現在及未來的經濟增長、資本形成及生產率提高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股票市場不只是反映經濟增長的變化，而且股權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分配、資本的形成和經濟的快速增長。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些學者致力于從整個金融體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萊文和澤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對金融功能從不同側面給予研究。實證結果表明，銀行指標和股票市場指標都與同期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有著顯著正相關關系，是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很好的預測指標。
雖然Levine和Zervos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遺憾的是這個研究并沒有為我們指明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法發展下，有學者使用時間序列數據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法檢驗巴西1980-1997年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首先通過Dicky-Fuller檢驗來判斷經濟增長率和金融發展指標這兩個時間序列是否平穩，以避免出現由非平穩變量帶來的偽回歸，緊接著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判斷影響關系及其方向，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互為因果關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選用的金融發展指標無法刻畫出各國金融體系的差異，因而無法解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在一些國家具有因果關系，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具有因果關系或者回歸結果不顯著的現象。于是，有學者把金融體系劃分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來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在金融部門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門不發達時，銀行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門相對發達時，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則要大于銀行主導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學者使用VAR模型實證研究了兩種金融體系的經濟績效，結果發現一方面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遠小于銀行部門發展的效應(Arestis等，2001)。這些研究正好解釋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某些國家顯著，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顯著的結論。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對橫截面數據還是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因遺漏了一些變量而產生的偏誤，以及應用聯立方程組去描述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可能存在的聯立性偏誤。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數據和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研究，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時期其他影響因素，可以提高數據的差異，較精確地證明因果關系。較著名的研究是通過對40個國家1975-1998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用廣義矩方法消除差分統計量潛在的估計
有偏問題，同時為了從長期的角度來考察股票市場、銀行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將時間按每五年劃分為一個階段后再取平均數，實證的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發展和銀行發展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場的規模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不存在緊密的聯系(Beck等，2004)。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是經濟個體能否在市場上交易以及能否帶來高生產率的生產技術所有權，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還有學者采用一個差分面板估計量去消除由尚未觀察到的國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誤。并力圖消除由聯立性偏誤所引致潛在的參數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分析技術對47個國家1980-1995年間的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增長(Rousseau等，2000)。
從前面的文獻綜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股票市場的發展也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從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結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都能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金融中介的促進效應大于股票市場的促進效應，同時，如果股票市場波動較大不利于經濟的增長，這也暗含股票市場如果發展好的話即波動不大的話將會對經濟產生促進作用。
二、西方學者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從金融體系角度綜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實證研究中，樣本的選取對實證結果存在影響，在此研究中，不同國家金融發展狀況不同，可能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同，因此，有必要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進一步分析。
(一)對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關于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分析，有的學者使用單位根檢驗、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協整檢驗和弱外生性檢驗考察了德國、美國和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樣本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國和美國檢驗結果相似即股市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而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韓國的金融發展用金融抑制指標來測度，樣本為1956-1994年，檢驗結果顯示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金融抑制指標是弱外生變量，這表明韓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促進了經濟增長(Arestis等，1997)。
有的學者選取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個國家的三變量系統(GDP、貨幣基礎和由金融部門資產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數據進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因果關系檢驗和水平VAR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這兩種方法檢驗了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這五個國家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而反饋效應并不顯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學者進一步拓展了關于金融發展在美國經濟增長中的歷史性作用的研究，加進了股票市場，并對1790-1850年的數據采用多變量時間序列方法進行分析，考察了銀行、股票市場同投資、進口和建立公司之間的關系，結果支持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的理論(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存在差異，有的學者選取德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五個工業化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德國、日本和法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美國和英國是市場主導型的。結果發現在德國、日本和法國這三個銀行主導型的國家中，金融發展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而在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市場主導型的國家中，經濟增長微弱的影響金融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國和英國股票價格多變性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在德國不顯著，只有在美國有正面影響(Arestis等，2001)。這說明股票價格多變性可能增加了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進而削弱了經濟增長。
(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有的學者使用71個發展中國家1960-1980的年度數據，選取實際GDP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投資與GDP之比、對外出口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金融深化即金融體系流動性負債與GDP之比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標。將樣本數據分為三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別進行了估計。首先，對所有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其次，將國家按地區分為不同的組分別進行回歸，最后，單獨對每一個國家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表明：一是跨國和跨地區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二是85％的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強的、正相關關系；三是低收入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影響強于高收入國家；四是金融中介與出口擴張、資本形成率對經濟增長所發揮作用比勞動力增長因素更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趣的是，結果發現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金融中介促進增長的模式卻是相同的。即研究結果間接的說明了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學者采用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和面板協整分析，考察了10個發展中國家1970-2000年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是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短期不存在這種因果關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學者則對樣本數據劃分了層次，選擇14個中、低收入國的數據，利用時間序列和動態異構面板方法進行跨國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敏感性。他們利用自舉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這些樣本國家存在金融發展、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顯著的異構性(Luintel等，2008)。
(三)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
從Atie和Jovanovic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實證研究已表明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除此之外，有的學者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檢驗了41個國家1960-1993年金融發展對投資和產出的增長效應。實證結果拒絕了金融發展的需求跟隨型假說，支持供給導向型假說(Xu，2000)。即拒絕了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的假設，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的長期增長作用顯著。
有的學者則運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術檢驗了109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1960-1994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通過分別回歸得出：一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結合在一起得出金融發展一般都能導致經濟增長；二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分為兩個樣本分別進行回歸，結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都是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三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顯著強于發達國家；四是樣本區間越長，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越明顯，這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五是金融發展通過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增長，且該效應在發展中國家強于發達國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學者對74個國家1966～1995年的數據選擇不同的分位數作為高低兩個分界點，把每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分為高、中、低三個區域，采用廣義距方法對面板數據的分析表明，在金融發展的低水平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確定的；在中級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具有比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階段，作用雖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級階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從以上分析看，對發達國家的研究中，有力證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盡管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非常發達，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明顯大于股票市場的作用；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在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但是，部分研究證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發展中國家(低收人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
三、中國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綜述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借鑒西方學者的的研究方法，檢驗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這方面的研究不管從時間上還是技術方法上都比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時間序列季度數據，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線性回歸分析，以檢驗在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有某種程度的線性關系。其中金融發展用金融深化指標(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M2與當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來表述，經濟發展指標用季節調整后的GDP環比增長率和當季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季GDP的比率來表述，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金融中介特別是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談儒勇，1999)。
考慮到談儒勇沒有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及選取的樣本比較短，有的學者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其研究進行補充檢驗，結果顯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擴張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曹嘯，吳軍，2002)。后來又有學者擴大了樣本，利用中國1952～199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一個多變量向量自回歸模型系統實證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關系，金融中介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對經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促進投資規模的增長；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與國有、非國有工業的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李廣眾等，2002)。
以上學者都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而對中國金融發展與地區差距方面的探討比較少，有的學者利用中國1988~2002年期間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東、中、西三個地區分別對他們之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規模指標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之間在東中西部地區均存在顯著的長期相關性。另外，東中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同的，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而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周好文，鐘永紅，2004)。還有學者對中國大陸除和重慶29個省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單獨對各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運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供給導向型的，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需求跟隨型的，即經濟增長帶動了金融發展(孫力軍，2007)。
(二)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學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得出在樣本區間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談儒勇，1999)。對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定量的分析運用一些傳統計量經濟學方法，且以經驗性的單方程為主，在確定自變量和因變量方面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在應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時，在滯后期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鑒于此，有的學者又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框架下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沖擊響應方法對中國1995-2001年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選取季度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資本化率、交易價值、季度周轉率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中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著由經濟增長到股票市場發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股票市場規模擴張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十分微弱(冉茂盛，張宗益，陳梅，2003)。有的學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場規模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有正的相關關系，而反映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冀志斌，彭克強，2004)。有的學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數據運用序列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經濟增長的GDP增長率指標和代表股市規模的資本化指標、代表股票市場流動性的交易價值指標以及代表股市流動性的換手率指標之間都存在正向的協整關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長率到資本化和交易價值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指標GDP增長率和換手率指標之間不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李凍菊，2006)。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對于中國金融市場、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有的學者對指標做了改進，選取家庭部門所持有的直接證券數量和企業部門所發行的直接證券數量作為衡量金融市場的發展指標，選取銀行對家庭部門的主要負債額一儲蓄總額和對企業部門的資產一信貸總額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盡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都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相比較而言，金融中介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重要(戰明華等，2002)。有的學者采用帶有控制變量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運用中國1981～2002年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密切聯系且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王志強等，2003)。
有的學者則使用單位根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技術對1994―2002年的季度數據檢驗了中國信貸市場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效應是通過信貸比重的增長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趙振全等，2004)。有的學者在控制股市流動性和波動性的情況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對1991-2004年的季度數據對中國股市發展、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正，說明銀行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股市發展和股市流動性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在考慮銀行發展的情況下，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著負面的影響。考慮到系數的非顯著性，認為股市發展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任何促進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動性與經濟增長和銀行發展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負(粱琪等，2005)。
各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應急性的“治標”政策。包括高頻率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向金融機構大規模注資、央行購買債券、大幅減免稅費和發放消費券等超常規舉措。一類是長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強金融監管、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科技創新等。正是前一類政策,在較快地穩定國際金融局勢的同時,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增加了各國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梢灶A計,隨著經濟的好轉,這類超常規之舉必然會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經濟復蘇進展差別較大,2009年下半年以來各國實施退出政策的步調并不相同。具體情況是:
(一)恢復較快的美國已開始為退出刺激政策熱身
受工業生產企穩回升和私人投資增長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率增速達5.6%,連續兩個季度環比正增長。在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聯儲上調商業銀行貸款貼現率25個基點至0.75%,把基礎貸款最長期限從28天縮短至隔夜,把短期資金拍賣工具最低拆進利率從0.25%提高到0.5%,并從3月8日起關閉該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銀行倒閉潮仍在持續,商業地產市場繼續惡化,失業狀況的改善不明顯,美聯儲今年3月聲稱,仍需在較長時期內把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時,美國政府還公布了鼓勵放貸機構減記還貸者部分或全部次級抵押貸款的新住房救援計劃。
(二)復蘇遲緩的歐盟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
歐盟經濟復蘇較慢,2009年四季度GDP環比增長0.1%,遜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來,一些歐盟成員又遭遇了債務危機,即由于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余額占GDP比重過高,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希臘和葡萄牙的信用評級,并暗示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存在類似問題。對此歐盟應對比較遲緩,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決方案,致使歐盟經濟遭到嚴重沖擊,歐元區失業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這一背景下,今年3月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均宣布維持基準利率水平不變,也未調整“量化寬松”政策的規模。但歐洲各國政府都已宣稱要控制財政支出,以便削減政府債務。
(三)陷入通縮的日本實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環比增長0.9%,好于三季度卻遜于二季度。推動日本經濟回升的主要動力是對亞洲國家的出口增長,但日本繼續面臨內需低迷問題。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連續12個月下降,陷入通縮的跡象明顯。近期豐田等日產汽車的召回事件也可能進一步影響日本經濟增長。為此,日本不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財年預算,用于擴充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支持、促進住房投資、就業保障與環保,今年3月還通過了數字創歷史新高的2010財年預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進一步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維持原利率水平0.1%不變的同時,把向金融機構提供的緊急貸款金額上調一倍至20萬億日元。
(四)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待退出問題態度迥異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彈推動,印度和巴西等資源出口國經濟快速回升,為防范通脹風險,2009年下半年起,兩國貨幣政策均逐漸轉向從緊,分別采取了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國也采取了上調基準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業以及消費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羅斯GDP下降了7.9%,俄羅斯央行今年兩次下調基準利率50個基點至歷史最低的8.25%。
綜合各方面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狀況和各國宏觀政策的下一步調整狀況,可以做出四點推斷:第一,在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歐經濟出現持續穩定增長前,不應對世界經濟的元氣恢復盲目樂觀。第二,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會讓各國從實際出發謹慎漸進地實施政策調整,在時機和步驟上很難做到全球協同。第三,今后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把調控重點轉向超常規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應對措施。第四,各經濟體今后會繼續推進長期性經濟結構調整,著力調整產業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力爭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礎。
二、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
盡管今年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有利于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但各經濟體的宏觀政策調整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一)退出進程不一對我宏觀調控的實施及效果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目前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尚待繼續鞏固,需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在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上不能有效協同,將增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對經濟平穩運行造成沖擊。
(二)各國政策調整可能會導致“熱錢”流出沖擊我國金融市場
2009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外資看好我國發展前景的同時,境外“熱錢”也在加快流入我國股市和房市。今后隨著各國央行逐步收縮流動性,可能會導致熱錢無序流出,引起我國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劇烈調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強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逐漸好轉,今后全球能源資源需求會繼續增加,從而推動價格上漲。國際能源署等國際組織預測,今年石油需求將增長1.7%,鋼材需求將增長9.2%,銅、鋁需求分別增長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資源出口國如澳大利亞、印度和巴西率先實施的緊縮政策可能促使該國貨幣兌美元繼續升值,該國的出口商品價格也將因此難以下降。因此,預計全年大宗商品價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蕩,我國今年會繼續面臨一定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外需的非經濟因素制約強化
一些經濟體特別是歐盟和日本的“無就業復蘇”狀態在年內難以改觀,必然會導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繼續升溫,我國也可能繼續成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夾攻的對象。今年1―3月,美國、歐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繼對中國油井鉆管、銅版紙、三聚氰胺、服裝、高碳錳鐵和打汁機等眾多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或征收反傾銷稅;韓國從2月起也對中國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出口的生姜、馬鈴薯等各類植物實行禁運。同時,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還將繼續利用人民幣匯率問題、“碳關稅”等各種名目向我施壓。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將處于貿易摩擦的高發期。
三、應對國際經濟環境新變化的政策建議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大國宏觀政策的傳導效應日益明顯的今天,為有效應對未來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各類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我們應繼續未雨綢繆、做好預案,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一)密切跟蹤形勢,加強政策協調
高度關注國際經濟形勢和各國宏觀政策變動。敏銳捕捉主要經濟體各種經濟數據和政策信息的最新變化,準確把握世界經濟形勢變化趨勢和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切實做好應對預案。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監控。及時跟蹤分析美國政策調整帶來的匯率和利率變化對世界資金流向的影響,做好防范國際熱錢沖擊我金融穩定的調控預案,最大限度減少其他國家政策調整“溢出效應”對我的不利影響。靈活機動地搞好國際合作。大力呼吁各國在G20框架下協調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原則和步驟,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平穩渡過后危機時期。
(二)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努力穩定和拓展外需
各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應急性的“治標”政策。包括高頻率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向金融機構大規模注資、央行購買債券、大幅減免稅費和發放消費券等超常規舉措。一類是長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強金融監管、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科技創新等。正是前一類政策，在較快地穩定國際金融局勢的同時，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增加了各國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梢灶A計，隨著經濟的好轉，這類超常規之舉必然會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經濟復蘇進展差別較大，2009年下半年以來各國實施退出政策的步調并不相同。具體情況是:
(一)恢復較快的美國已開始為退出刺激政策熱身
受工業生產企穩回升和私人投資增長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率增速達5.6%，連續兩個季度環比正增長。在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聯儲上調商業銀行貸款貼現率25個基點至0.75%，把基礎貸款最長期限從28天縮短至隔夜，把短期資金拍賣工具最低拆進利率從0.25%提高到0.5%，并從3月8日起關閉該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銀行倒閉潮仍在持續，商業地產市場繼續惡化，失業狀況的改善不明顯，美聯儲今年3月聲稱，仍需在較長時期內把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時，美國政府還公布了鼓勵放貸機構減記還貸者部分或全部次級抵押貸款的新住房救援計劃。
(二)復蘇遲緩的歐盟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
歐盟經濟復蘇較慢，2009年四季度GDP環比增長0.1%，遜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來，一些歐盟成員又遭遇了主權債務危機，即由于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余額占GDP比重過高，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希臘和葡萄牙的主權信用評級，并暗示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存在類似問題。對此歐盟應對比較遲緩，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決方案，致使歐盟經濟遭到嚴重沖擊，歐元區失業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這一背景下，今年3月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均宣布維持基準利率水平不變，也未調整“量化寬松”政策的規模。但歐洲各國政府都已宣稱要控制財政支出，以便削減政府債務。
(三)陷入通縮的日本實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環比增長0.9%，好于三季度卻遜于二季度。推動日本經濟回升的主要動力是對亞洲國家的出口增長，但日本繼續面臨內需低迷問題。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連續12個月下降，陷入通縮的跡象明顯。近期豐田等日產汽車的召回事件也可能進一步影響日本經濟增長。為此，日本不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財年預算，用于擴充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支持、促進住房投資、就業保障與環保，今年3月還通過了數字創歷史新高的2010財年預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進一步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維持原利率水平0.1%不變的同時，把向金融機構提供的緊急貸款金額上調一倍至20萬億日元。
(四)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待退出問題態度迥異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彈推動，印度和巴西等資源出口國經濟快速回升，為防范通脹風險，2009年下半年起，兩國貨幣政策均逐漸轉向從緊，分別采取了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國也采取了上調基準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業以及消費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羅斯GDP下降了7.9%，俄羅斯央行今年兩次下調基準利率50個基點至歷史最低的8.25%。
綜合各方面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狀況和各國宏觀政策的下一步調整狀況，可以做出四點推斷:第一，在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歐經濟出現持續穩定增長前，不應對世界經濟的元氣恢復盲目樂觀。第二，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會讓各國從實際出發謹慎漸進地實施政策調整，在時機和步驟上很難做到全球協同。第三，今后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把調控重點轉向超常規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應對措施。第四，各經濟體今后會繼續推進長期性經濟結構調整，著力調整產業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力爭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礎。
二、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
盡管今年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有利于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但各經濟體的宏觀政策調整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一)退出進程不一對我宏觀調控的實施及效果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目前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尚待繼續鞏固，需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在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上不能有效協同，將增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對經濟平穩運行造成沖擊。
(二)各國政策調整可能會導致“熱錢”流出沖擊我國金融市場
2009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外資看好我國發展前景的同時，境外“熱錢”也在加快流入我國股市和房市。今后隨著各國央行逐步收縮流動性，可能會導致熱錢無序流出，引起我國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劇烈調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強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逐漸好轉，今后全球能源資源需求會繼續增加，從而推動價格上漲。國際能源署等國際組織預測，今年石油需求將增長1.7%，鋼材需求將增長9.2%，銅、鋁需求分別增長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資源出口國如澳大利亞、印度和巴西率先實施的緊縮政策可能促使該國貨幣兌美元繼續升值，該國的出口商品價格也將因此難以下降。因此，預計全年大宗商品價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蕩，我國今年會繼續面臨一定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外需的非經濟因素制約強化
一些經濟體特別是歐盟和日本的“無就業復蘇”狀態在年內難以改觀，必然會導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繼續升溫，我國也可能繼續成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夾攻的對象。今年1—3月，美國、歐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繼對中國油井鉆管、銅版紙、三聚氰胺、服裝、高碳錳鐵和打汁機等眾多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或征收反傾銷稅;韓國從2月起也對中國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出口的生姜、馬鈴薯等各類植物實行禁運。同時，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還將繼續利用人民幣匯率問題、“碳關稅”等各種名目向我施壓。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將處于貿易摩擦的高發期。
三、應對國際經濟環境新變化的政策建議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大國宏觀政策的傳導效應日益明顯的今天，為有效應對未來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各類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我們應繼續未雨綢繆、做好預案，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一)密切跟蹤形勢，加強政策協調
高度關注國際經濟形勢和各國宏觀政策變動。敏銳捕捉主要經濟體各種經濟數據和政策信息的最新變化，準確把握世界經濟形勢變化趨勢和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切實做好應對預案。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監控。及時跟蹤分析美國政策調整帶來的匯率和利率變化對世界資金流向的影響，做好防范國際熱錢沖擊我金融穩定的調控預案，最大限度減少其他國家政策調整“溢出效應”對我的不利影響。靈活機動地搞好國際合作。大力呼吁各國在G20框架下協調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原則和步驟，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平穩渡過后危機時期。
(二)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努力穩定和拓展外需
云南省作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板塊，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與東盟對外貿易進程中取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在國家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云南省的經濟發展呈現出高速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得到了顯著提高；通過對外貿易的增長實現了出口創匯；促進了經濟增長；帶來了就業的增加；同時也推動了國家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云南省經濟快速發展成為當下的新常態。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伴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源過度利用、資源浪費、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和污染的現象也與日俱增。經濟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存在的，文章分析了云南省經濟發展現狀和生態環境現狀，選取近年的云南省相關的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檢驗近年來云南省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一、研究背景
本文選取了自2005年至2014年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反映生態環境的四個指標，分別是：廢水、工業廢氣、煙塵和工業固體廢物的年排放量。根據數據顯示，近年來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在不斷增大，增長速度也處于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都出現了大幅度增加。如果長期下去勢必會阻礙云南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二、實證分析
通過使用SPSS對五個指標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與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呈現高度的正相關。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四個指標的相關性分別是：0.948、0.935、0.768、0.897，并且通過了顯著性的檢驗，如表一所示。顯然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通過相關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四個指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我們還可以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一步定量研究。具體方法是：1、將國內生產總值設為因變量Y，分別將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用自變量X1、X2、X3、X4來表示。2、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3、建立的線性回歸模型進行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檢驗。如下表二（系數表）所示。
根據數據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模型：
Y=-3093.167+1261.809X1+0.722X2+126.881X3+0.782X4從系數表可知模型中各變量經過t檢驗，均顯著成立；另外可決系數R2=0.966，表明該回歸方程擬合的好，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就會使得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增加，由此可見云南省經濟的增長帶來環境的破壞。
三、結論
當前很多地方將自身的發展局限在經濟發展的范疇，而經濟的發展需要依賴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支持，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又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二者能否兼顧？從長期來看，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環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也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注意1、不應該對GDP過度強調，這個指標并不能涵蓋社會、經濟的全部內容，我們應該更加關注GDP的質量和效益，即發展綠色GDP。2、增加技術投入，轉變發展方式；通過提高企業的生產技術，降低企業污染物的排放，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3、健全和完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在環境保護中應堅持“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進一步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其次，通過不斷宣傳和法制建設，形成全社會自覺保護環境的強大理論，依法打擊破壞資源與環境的違法犯罪活動。通過以上措施經濟發展的同時可以兼顧環境生態的保護，這樣就能促使云南省經濟、社會以及各方面呈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在文章的方面，首先，文章依據北京近些年經濟發展數據分析了北京經濟發展的現狀，列舉了北京經濟發展在當前的特點，對北京經濟整體發展現狀做出了客觀評價。其次，文章又在分析北京近年來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現狀和特點基礎上，分析北京近年來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從而對北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整體特點做出了評價。最后，文章通過后兩章用了較大的篇幅，綜合分析了北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北京市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并通過對北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自身經濟影響正負兩方面效應，對北京未來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發展北京經濟提出一些應該注意的問題和建議。
關鍵詞：經濟發展 外國直接投資 實際利用外資 產業結構
近年來，由于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增長以及一些傳統觀念的影響下，我國的房地產產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創造出了眾多的經濟奇跡，大多數加入房地產產業的商人幾乎都是一夜暴富，這令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投身于房地產行業，但是這并不是一個好現象。由于房熱，使眾多人民選擇購買多處房產，房子就在這樣并不健康的炒作中逐漸加價，使能買得起房子的人都是為了轉手賣出，真正想買房子自己居住的人卻買不起房子，從而造成了十分不健康的房地產經濟現象，造成了一個無法逆轉的惡性循環。想要在房地產領域取得成功，不僅僅要有經濟頭腦，還要有理性的思想。只有通過理性的思考和科學的決策做出的決定，才是適合當代的社會和當代經濟發展的。如同鄂爾多斯市一樣，在商業發達區與交通便利區著重進行發展。
一、 我國房地產經濟發展現狀
1、 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近年來，隨著房地產的迅速發展，我國的總體經濟也在不斷提升。并且由于房地產經濟的，也輻射性與發散性比較強，帶動了許多的相關企業的發展。例如建筑業，裝修行業，家電領域，電子領域等等。而像這樣關聯程度高的產業，房地產經濟的快速發展無疑是眾多相關企業的福音。這樣一來，除了房地產本身可以增加社會經濟效益，房地產所能帶動起來的相關企業也會帶來不容小覷的經濟效益。
2、 改善人們生活質量。一直以來，住房問題都是嚴重影響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問題，我國雖然土地面積較為寬廣，但是人口基數大和土地利用不合理，導致了住房資源嚴重不足。而近年來，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城市的不斷發展，中國原始的房子已經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了，所以房地產的出現，無疑是中國人民在房屋問題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房地產經濟的出現，對于我國來講，不僅僅是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解決人民的住房問題，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的源泉。
3、 房地產發展不健全。雖然我國房地產近年來發展迅速，并且有效的大幅度提高了社會經濟的效益，但是總體上來講，我國的房地產經濟并不是足夠的健全，甚至存在著許多不小的漏洞，而這種漏洞所引發的，就將會不僅僅止于經濟方面，而是會延伸到更多的方面，造成許多無法彌補的損失與缺憾。例如現今市場上已經出現的狀況，樓盤已經竣工，但是由于過多的考慮經濟的因素與經營理念的不合理，使許多樓盤價格過高，人民因為無法支付巨額房款而選擇放棄買房，導致房子空下無法賣出。這樣既導致了一般百姓住房難，有導致了房子剩余量過大賣不出去影響經濟效益，并不利于社會的人文發展與經濟發展。并且由于房地產過大的經濟利益，使許多商人盲目投資，使本就不夠完善的房地產市場受到更大的沖擊。
4、 房價上漲幅度大。近年來，隨著人們對房子的渴望程度逐漸增加，房價也開始呈上升趨勢，并且沒有要下降的勢頭，這并不利于房地產的發展。雖然當代中國的經濟已經較以前發達許多，但是畢竟還是正在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有許多地方的人民并不是太過富裕，他們無法支付日漸高漲的房價。而有些沿海的較為發達的核心城市，房價更高，使經濟適用房供不應求的同時，高端房卻需求量小于商品所有。這不僅僅給房地產經濟帶來無法緩解的麻煩，更是導致了普通人民與房地產經營者的矛盾逐漸計劃，最后影響到人民的生活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例如鄂爾多斯市，鄂爾多斯市的土地面積86752千米，土地比較寬廣，但是房價也是持續增長，無法遏制。
二、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趨勢
1、 房地產市場日趨成熟。雖然現階段我國的房地產經濟出現的許多的弊端，與許多急需調節的矛盾，但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上來講，我國的房地產產業依舊處于正在上升的階段。而作為正在上升期的企業，出現一些問題是非常正常的，而這些問題則是需要政府與房地產經營著解決的。所謂的解決，并不是指讓政府與房地產經營者哄抬房價，造成人民恐慌，而是要政府用科學的指導思想與經營者的經商理念結合到一起，積極的調整和改善房地產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使房地產經濟能夠健康蓬勃的發展。
2、 房價日趨穩定。近年來，房價的漲幅雖然很大，不僅僅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還影響到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的房地產并沒有一蹶不振，而是在逐步的改善。近幾個月來，房價已經較之前數年穩定許多，這不僅僅要歸功于政府穩定的操控和科學的理念，更要歸功于日漸平穩的社會經濟。只要社會經濟平穩下來，就可以保證與之息息相關的房地產經濟日趨平穩，再加上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房價穩定已經不是空想與妄想，而是在當代政府和社會的影響下的大勢所趨。
3、 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居住環境。事實上，在社會與城市的建設中，所出力氣最多的并不是有錢有權的人，而是低收入的勞動力群體。他們由于所得工資較低，無法支付得起城市中的房價，無法保證自己與家人的生活質量。而政府近年來也慢慢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為了解決低收入群體的居住問題，政府投資建設了眾多樓房，雖然簡單但并不簡陋的地方，這樣既能夠使低收入人群得到生活質量的保證。并且我國的房地產事業也將會一直關注著并逐漸完善低收入群體的居住環境，在給低收入群體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的同時，也是給人民、給政府一個放心滿意的未來的建設道路，和一個更加用心完善的未來的居住環境。并且就像鄂爾多斯市一樣，要注意交通與居住環境的關系。
4、 國家政策積極調控。一個企業如果想要發展的好，發展的對，就要與政府相結合，接受來自政府的、科學的、實際的理論指導的指揮。如果想要房地產經濟發展得既快又好，國家就必須要出臺關于房地產經濟的政策。要加大對惡意炒房，制造恐慌的行為的管理力度，加大對房地產方面稅務的管理。針對市場需求調整建設方向，積極適應人民的需求，對供應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加以合理的解決與利用。使企業與政府有機的結合到一起，企業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物質保障，政府為企業提供科學的理論與政策。只要遵守國家的政策，房地產經濟未來的發展一定不可限量。
總而言之，房地產經濟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關乎著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國家要適當的對其進行調控，才能使其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既要注重經濟所帶來的利益，又要關注民生的問題，不能一邊倒，只注重經濟發展而不注重社會問題。就像鄂爾多斯市一樣，在建設樓盤是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例如交通和商業發展。只有加大對房地產經紀的管理力度，才能使房地產經濟順著正確的道路發展，適時地解決一些存在于房地產經濟中的問題，才能使房地產經濟健康的發展。使房地產經紀的未來更加光明美好。
參考文獻
[1]戴勝蘭 我國房地產經濟現狀及其未來發展趨勢[A] 產業經濟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為了本國經濟的起飛，大都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來發展本國的經濟，這就形成了借用外債來發展經濟的模式。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初，就吸引外資，引進設備和技術，利用我國的原料和生產力發展我國的經濟，使中國制造走出國門沖向世界，使我國成為利用外資的成功經驗，多年來是我國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同時，促進了我國經濟產值的持續增長。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外債并不只是顯示它有利的一面，同時外債也有極大的風險性，所以說外債具有“雙刃劍”的性質，外債的潛在威脅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帶來巨大的風險。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的外債開始由于規模小還沒有重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從 1994 年開始，由于引進項目的增多，使外債規模呈現在世界發展中國家中最大債務國。2012 年 6 月末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2 年 3 月末，我國外債余額為 7512.61 億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和臺灣地區對外負債）。其中，登記外債余額為 4801.61 億美元，企業間貿易信貸余額為 2711 億美元。從債務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國際商業貸款余額為 4128.80 億美元，占 85.99%；外國政府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余額為 672.81 億美元，占 14.01%。因此，有計劃有步驟的利用企業利潤進行償還債務，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一、我國外債現狀與外債擴大的原因分析。
（一）我國近年來的外債規?，F狀。
從我國外匯管理局網站的信息得知，2012 年我國的債務期限結構來看，中長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 1935.59億美元，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 5577.02 億美元，其中，企業間貿易信貸占 48.61%，銀行貿易融資占 26.50%，二者合計占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的 75.11%，主要與我國近年來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從債務人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中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為 2448.37 億美元，占 50.99%；外商投資企業債務余額為 1371.58億美元，占 28.57%；外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為 545.91 億美元，占 11.37%；國務院部委借入的主權債務余額、中資企業債務余額以及其他機構債務余額分別占 7.81%、1.23%和 0.03%。上述數據是我國債務的現狀，這些數據的掌握有利于掌握我國外債的存、流量，同時有利于適度的分析和掌握，這對于我國的外債的借貸和償還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對于一個國家的外債存量是某一時段的國家外債凈流量的累積數額，也反映出該國對債務的負擔能力。
（二）對我國近年來外債規模擴大的原因分析。
在 2007 年－2009 年暴發了世界的金融危機，這是影響到全球的一場金融風暴。它源于美國房屋信貸的危機，使美國的廣大投資者對按揭失去了信心，這才引發了美國的流動性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然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巨額的資金，但最終也沒能阻止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世界經濟發展的動蕩。到了 2008 年 9 月9 日，這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就開始失控，開始波及到整個世界，并導致許多大型的金融機構倒閉，為了不引起廣大投資者的混亂只好由政府接管，穩定市場經濟的動亂。由于我國的國情與美國不同，這場世界級的金融風暴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影響較小，雖然是好事，但也有值得深思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在國際國內的經濟大環境下，經濟形勢得到較好的發展。在我國出現了外債來源充足和國內經濟發展對外債需求兩旺的局面，這也成為提高我國外債規模擴大的根源。近年來，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到快速的增長期，是我國 GDP 的年均增長量高于同期全球經濟的增長率，這是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豐碩成果。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得到深化和提高，使我國市場經濟的投資取向和市場環境更加穩定、透明，增強了海內外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賴。為國際資本流入到中國創造了較大空間。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需求旺盛，但由于我國的儲蓄和金融市場的不完善，難以吸引廣大投資者的熱情，因此，許多中小企業只能尋求境外貸款來解決建設資金缺口。
二、關于對我國外債規模的適度性的研究。
適度外債規模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需要的，對于外債確切地說是指一個國家在它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期，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適度的外債規模是可以被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并具有償還能力，同時不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時的利用外債的規模。對于一個國家外債應該是多少才是適度的外債規模，這取決于國內經濟發展對資本的客觀需求、國內資本的積累能力、國際資本的供給狀況和國內經濟對外債的承受能力。其中衡量外債適度規模最重要的原則是本國經濟對外債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償還能力，即外國資本流入能否保持國內財政、信貸、物資和國際收支的綜合平衡能力。
（一）如何評價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
對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應處于何種水平為適度和合理，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從經驗來看，難以進行確切的定量分析，只能尋求一個適度性的規模。國際上流行的評價指標及國際警戒線值得我們認真借鑒。這些指標較多，在這些指標中，償債率和債務率是兩項最重要的指標。一般而言，國家的債務率突破 100%和償債率突破 20%，就有可能發生償債困難。但是償債率和債務率等項指標作為考察國家對外償債能力的重要指標，其適用和有效范圍是有限的。因為一個指標只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債務狀況和償債能力，而不能反映問題的所有方面。其他經濟因素甚至非經濟因素都會對國家的償債能力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情況下，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的急劇變化，金融創新手段的飛速發展，對各經濟主體之間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對國家的外債形勢造成更多的不可予測的因素。
（二）一個國家如何利用外債加速經濟的發展。
在國家利用外債加速經濟發展中的實踐證明，如果有效的利用外債，可以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否則，將會加重國家的債務負擔，影響國際收支平衡，阻礙經濟發展，甚至危及國家的經濟主權。因此，建立適度外債規模指標體系，研制早期預警系統，對于防范債務危機的發生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切實把握影響外債規模的因素，必須形成外債適度規模的評價體系。第一，是國家對外債承受能力的指標。這類指標是外債的總量指標，它反映出外債余額和國民經濟實力的關系，具體可分為負債率和債務率兩個指標；負債率是指國家對外債務余額占 GNP的比重。債務率是指國家外償余額占當年商品與勞務出口創匯的比重，反映國家創匯能力對外債的承受能力。第二，是國家對外債償還能力的衡量指標。反映每一年還本付息總額和經濟實力的關系。主要有償債率、還本付息和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和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率。外匯儲備是衡量國家對外經濟實力的標志，外匯儲備量可以標志國家對外償債能力的強弱。第三，是國家對外債結構的衡量指標。這類指標是在外債規模既定的衡量指標。
通過債務內部的各種對比關系反映舉債成本，并預示償還時間和償還能力。
三、結語。
一個國家的債務結構和外債規模之間是具有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關系的。因此，任何國家在發展中都可以采取適度的外債規模，保持合理的債務結構，這對于快速的發展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討我國外債的適度規模及償還問題分析時，應對比分析我國的外債現狀，提高對債務危機的預警能力。尤其是我國加入 WTO 后，由于受到 WTO 組織的制約，資本流速加快和匯兌限制已經放開，未來影響我國償債能力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如貿易收支、資本收支、外匯儲備、利率、匯率等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債務規模過大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
因而，在今后的外債規模管理方面，更應該合理控制外債余額及外債規模，并對已有的外債制定適宜的還債計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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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研妮，冉茂盛。我國外債規模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預測。2011-05-27.
1.1破解發展要素瓶頸的需要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勞動力、資本、資源等要素成本不斷提高。全市企業工資總額增速遠高于同期主營業務收入增速。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推高了勞動力價格，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泰安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9.6%，超過老齡化社會標準2.6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撫養比達12.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9個百分點。能源資源約束日益加劇。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過渡的階段，同時，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這個階段的能源資源剛性需求呈直線上升的趨勢。但能源資源短缺給工業發展帶來極大制約。另外，近年來，環境質量下降明顯，保護環境，減少污染排放也給發展方式轉變帶來動力。
1.2破解培育新增長點的要求近年來，各地競相發展，競爭日益劇烈，要實現工業經濟的跨越發展，必須加快新增長點的培育。當前工業新經濟增長點就存在于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推進工業化與城鎮化所產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就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轉變發展方式，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產業、裝備制造業等戰略新興產業，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另外，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為泰安工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注入了強大的內在動力。
1.3破解發展壓力的推動在經濟相對低迷時期，市場競爭往往更為激烈，其結果是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附加值低、市場需求不足的產品以及相關產業遭到淘汰。近年來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再一次證實，以低端產業、低附加值產品、低層次技術、低價格競爭為主的發展方式不可持續，處在價值鏈末端、技術管理落后的企業面臨微利化和倒閉的風險。因此，在經濟尚未走出低谷，經濟發展環境不利的情況下，必須將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壓力轉變為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
2、工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制約因素
2.1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高缺乏自主創新的工業發展方式，使得多數競爭性產業長期處于低端地位，面臨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等突出問題。面對新的經濟格局，要順利實現工業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使自主創新成為工業發展的內生動力。近年來，泰安積極推進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但與先進地區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仍顯不足，對工業發展方式轉變帶來不利影響。
2.2投資驅動特征為發展方式轉變帶來困難泰安工業增長具有明顯的投資依賴性，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影響較大。2010-2014年全市工業投資率(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全部工業增加值)分別為67.6%、70.0%、74.6%、75.5%和81.3%，呈高位運行并逐年提高的態勢；而工業投資效果系數（全部工業增加值增加額/工業投資額）分別為0.209、0.120、0.089、0.071和0.042，投資效率呈降低趨勢。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工業投資率居高不下，但工業投資效果系數明顯下降，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狀況，制約了經濟發展質量提高和發展方式轉變進程。
2.3產業發展外延粗放為集約發展帶來壓力發展方式轉變主要是實現由速度型經濟向效益型經濟轉變。目前，泰安工業仍為規模效益型，利潤增長主要來源于規模擴張，而不是效率提高。裝備制造業雖是全市的重點行業，但多數行業仍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增加值率偏低。從產品看，初級產品、傳統產品多，名牌產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少，核心競爭力不強。
2.4工業結構性制約仍然突出近年來，泰安在工業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決。主要表現為，一是資源的瓶頸制約進一步顯現。高耗能行業在工業經濟中占比較高，2014年泰安六大高耗能行業工業總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23.2%。二是產業層次較低，工業經濟增長方式仍比較粗放。泰安的工業結構重化特征明顯，重工業占近八成，優勢產業仍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工業，主導產品仍以初級加工和中間產品為主，帶動性強、適應市場需求和消費結構升級的高加工度、高技術含量產品與最終消費品比重較低。大型企業多處于產業上游，關聯度不高，抗風險能力較弱。因此，工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任務仍非常緊迫和艱巨。
2.5人口素質和觀念的影響泰安市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還不夠高，全市仍有七成的勞動年齡人口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市勞動年齡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占比高達74.8%。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不高，不能適應集約型經濟增長的需要，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另外，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片面追求數量的增加和產值的提高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忽視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這種落后的思想觀念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所以一談到經濟增長，就會想到物質財富的增長，忽視科技的投入和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高以及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從而出現了“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
西方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馬歇爾認為：“在所有投資中，最有價值的是對人本身的投資”。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論，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對人的投資，能夠提高生產力的部分。他指出，學校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主要形式。人力資本投資既是發達國家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也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更是云南省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教育和經濟發展是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在全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情況下，作為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西部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就成了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的當務之急。云南省是我國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省份之一，故研究云南省的教育與經濟的發展狀況對我國整體實現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戰略意義重大。
一、云南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分析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從1997年到2007年全國及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有了顯著的提高，全國GDP從1997年的78060.8億元到2007年的251483.2億元，增長了2.22倍。其中云南省經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GDP從1997年的1676.17億元到2007年的4721.77億元，增長了1.82倍。北京市發展較快，GDP從 2075.63億元到2007年的9006.23億元，增長了3.34倍。具體GDP的變化情況如圖1和圖2。
我們看到，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GDP增長很快，盡管云南省經過多年的建設，經濟有了明顯的進步，GDP有顯著的增長，但相對全國增長是緩慢的，增長速度在中國屬于落后的。對比北京市，發現云南的經濟發展緩慢，云南GDP總是低于北京GDP，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差距越來越大。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計算出云南省的GDP占全國GDP的比例，見圖3。從圖3可以看到云南GDP占全國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2.15%，1998年略有提高，然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為1.88%，說明盡管云南的經濟是在發展的，但在全國經濟比重中呈下降趨勢，也說明在中國相對其他大部分地區，云南省經濟發展的速度緩慢，屬于發展落后地區。
從衡量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指標人均GDP來看（見圖4），全國人均GDP逐年增加，其中北京市人均GDP增長最快，從1997年16609元到2007年56044元，發展迅速，遠遠領先于全國，而云南的人均GDP也在逐年增加，從1997年4121元到2007年10496元，但一直遠遠落后于北京市，并且低于全國水平。2007年云南省人均GDP不足北京的1/5，約為全國的55%。
10年前云南和中國平均水平差距不是很大，但這十年來一些地區發展迅速，例如北京、廣東等地區，而云南的經濟也在發展，但發展緩慢，故云南和其他發達地區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通過對比，我們看到云南省在中國不僅經濟落后，而且發展落后。
二、云南省教育投入狀況分析
“經濟要發展，教育要先行”。經濟發展與教育投入息息相關，為了促進云南經濟長遠發展，盡快縮小與發達省區的差距。我們來分析近年來云南省教育投入的狀況，以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作為衡量教育投入的指標。
按照全國各地區2000年到2005年的GDP，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計算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各地區GDP百分比，利用統計計算軟件SPSS13.0分別對全國31個地區進行聚類分析（聚類方法采用類平均法，聚類距離用平方歐式距離），分成三類，結果如下。
按2000年到2005年的GDP聚類（結果見表1），其中廣東自成一類，六年來GDP最高，遠遠高出其他地區，平均約是北京是的3倍、云南的6倍，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第二類由江蘇、浙江、山東組成，GDP在全國屬于高水平，是經濟發達地區；第三類以北京為代表的11個地區，GDP在全國屬于中上水平；第四類以云南省為代表的16個地區，屬于經濟落后地區。
按2000年到200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聚類（結果見表2），可以看到分類結果和GDP分類結果差別不大，說明教育投入與GDP有較強的相關關系。其中廣東的GDP最高，教育投入也最高；第二類的除了北京、上海兩個直轄市外，其他三個地區都是GDP高的經濟發達地區，教育投入相對也高。而北京、上海是我國直轄市，理應加大教育投入。第三類除了云南外，都是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教育投入在全國也屬于中上水平。第四類屬于經濟落后地區，教育投入也相對落后。我們看到云南經濟落后，但教育投入并不落后。
按2000年到200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百分比聚類（結果見表3）?？梢钥吹?，最高的是，其次是北京，最后就是云南、貴州等經濟落后地區，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貧困地區對教育的投入比經濟發達地區要普遍高一些，政府對西部落后地區在教育投入上是傾斜的。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選擇對比了幾個特殊地區2000年到2005年間的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的變化（見表4）。
其中廣東省由于GDP最高，教育投入比例低于全國水平，而、云南等經濟落后地區教育投入比例高于國家水平。
三、經濟發展與教育投入的回歸分析
1、全國教育投入與GDP增長的回歸模型
為了進一步研究教育投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們來分析教育投入Y與GDPX1、GDP增長X2、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X3之間的關系，以2000 年到2005年，全國31個地區的數據為分析對象，利用統計軟件SPSS13.0作二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得相應的線性回歸方程。
2005年：Y=-14070 + 501X1-1728.642X2+89158.672X3
其中樣本相關系數r=0.999， F檢驗（伴隨概率接近于0），并通過T檢驗，說明X1，X2，X3對Y 影響顯著，均被引入模型，并且模型擬和效果較好。
2004年：Y=-385824 + 496.708X1-1449.872X2 + 138864.4X3
2003年：Y =-464441 + 396.438X1-990.407X2 + 148232.1X3
2002年：Y =-724091 + 290.57X1 + 211876.5X3
2001年：Y =-675402 + 278.987X1 + 222127.6X3
以上回歸方程都通過檢驗，回歸關系極顯著，模型擬和效果好。
2000―2005年的回歸模型有共同點，教育投入Y與GDPX1，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X3正相關，說明教育投入是隨著GDP的增加而增加，也隨著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的增加而增加。
其中2003年到2005年的模型顯示，教育投入與GDP增長X2負相關， 教育投入隨著GDP的增加量X2的增大而減小，也就是說明經濟增長快的地區教育投入量反而降低。這是因為我們分析的是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各地區的情況，一個國家是一個整體，經濟發達地區要對貧困地區作出貢獻，政府對于像云南這樣的經濟落后地區在教育投入上是傾斜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更能促進整個社會共同協調發展。
2002年和2001年的回歸模型顯示，教育投入Y只與GDPX1，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X3有關，正相關；而GDP增長X2沒被引入回歸模型，說明2001年和2002年GDP增長X2對教育投入Y影響不大。
2、云南省教育投入增長與GDP增長的回歸模型
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百分比是國際公認的考核各國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標，由國家的能力及考慮對教育支出的優先程度來決定的。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把這個比例目標定為4%，16年來一直未能達到。縱觀全國，不能實現這個目標與經濟落后省區有很大關系，為此我們從云南省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分析云南省教育投入增長與GDP增長的關系，為尋找促進云南教育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途徑奠定基礎。
根據2000年到2005年云南省GDP、云南省財政性教育經費，計算出2001 年到2005年的增長數據。以云南省教育投入增長作預報量Y，以云南省GDP增長作預報因子X，利用統計軟件SPSS13.0作線性回歸分析，得相應的線性回歸方程：
Y=61579.854+274.578X
其中復相關系數r=0.75， F檢驗的伴隨概率等于0.144，經檢驗模型擬和效果不好。
根據散點圖看到，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增長與GDP增長成曲線回歸關系，分別利用Spss13.0提供的10種曲線模型（二次模型、復合模型、生長曲線模型、對數曲線模型、S曲線模型、三次曲線模型、指數曲線模型、逆曲線模型、冪指曲線模型、邏輯曲線模型）進行曲線擬合，比較結果，其中二次模型的擬合效果最佳。
二次曲線回歸方程為：Y=242477.3-1132.376X+2.153X2
其中r=0.969， F檢驗的伴隨概率等于0.061，擬和效果較好。
四、結束語
通過分析我們看到近年來整個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教育投入在增加。云南省的經濟增長在全國屬于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并且與發達地區差距越來越大。通過統計分析建立了全國的教育投入與GDP、GDP增長、上年教育投入GDP百分比的多元回歸方程，以及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增長和GDP增長的二次回歸方程，為進一步研究云南省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另外，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看到云南省在教育投入占GDP百分比上是超過發達省區的，政府對云南省加大了教育投入，但云南省的經濟狀況近5年并沒有得到快速發展，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仍然偏低。增大教育經費投入沒有達到相稱的經濟增長效果。這我們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思考，首先，教育投入的收益是個長久而持續的過程，教育投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果也不是短期內能看到的，我們要堅信教育一定是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其次，經濟發展也是一個地區教育發展和提升的基本物質保證，作為貧困地區也要優先發展經濟，為教育促進發展創造條件，最終實現經濟教育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西奧多?w?舒爾茨著：教育的經濟價值[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