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資的方式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海外投資的方式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國富人的投資潮席卷各國投資移民的熱點城市。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的最新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國籍人士在美購房總價值達123億美元，占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額的18%，緊隨加拿大成為美國市場的“外國房東”亞軍。而根據世邦魏理仕的報告，未來數年，中國富人還將花費數十億美元在美國房產上；美國是中國投資人首選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分列二、三位；富有的中國個人和精明的中國企業正大舉買入世界級城市中的物業。

中美房價解剖對比

去美國旅游的人，通常回國后都會有一個頗為一致的感慨，美國東西好便宜。不用說中國，相比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美國國民收入不低，但不論是吃的用的都比兩國便宜。這同樣適用于房價，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多數城市房價回調三四成，美國的房子似乎成了中國富人眼中的“白菜”。

理論上，美國房價應比中國貴，仔細比較，其實比中國便宜不少。房產產權可私人永久擁有，房產的壽命是中國的2-3倍，加州很多社區都能見到上百年的木制房子，品相、價格與新房相差不遠。而中國住宅物業只有70年使用權，但房價已堪比發達國家水平。

更重要的是，在房價對比中，很多人忽略了建筑面積與基于居住面積項目產生巨大的價格差異。中國新房得房率（實際居住面積和建筑面積之比）多數只有70%，而在美國居住面積必須是可用面積，陽臺、車庫都不能計入在內。因此，相同的出售面積下，美國房產的實際面積比中國多20%-40%，每平方米房價被低估至少30%。此外，美國沒有毛坯房的概念，出售房產按中國標準均屬于精裝修，包括衛生間和廚房配套設備還有空調和地板暖氣，所以，比較房價應從美國房價中剔除裝修和設備費用，或在中國房價中加入相應費用，除面積上30%的差異外，還需要計入另外至少10%裝修和設備成本。

房市回暖 中國豪客扎堆

自2006年7月房價到達高點至2012年3月探底，標普美國20大城市房價指數一度累計下跌了35.08%。在經歷了這期間從不斷探底到緩慢筑底的痛苦過程后，美國樓市自2012年下半年開始復蘇，于2013年二季度加速回暖。截至2013年7月，標普美國20大城市房價指數比同期上漲12.2%，新房銷售、成屋銷售、建筑支出和住宅開工等數據均呈現持續改善跡象，而同期按揭貸款利率跌至歷史低點，存量房供應開始萎縮，創造出對投資人十分有利的投資環境。

這當然主要歸功于奧巴馬當選總統后推出的多項住房救助項目，但中國資金的推波助瀾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一邊是國內房價的步步攀升，一邊是移民熱、留學熱的助推，回暖中的美國房地產市場自然而然吸引了大批中國買家，購房團的身影幾乎遍布全美各州。如今，在美國的50個州，中國人已在44個州躋身當地外國投資客的前5名，在紐約、夏威夷排第二，在加利福尼亞排第三。過去一年，加州房地產市場出售的房子有一半是賣給中國人。在華人買房首選的大洛杉磯地區，學區較好的熱門地段，房價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甚至有翻番的。

更令美國人大跌眼鏡的是，當許多美國人被沉重的房貸壓得喘不過氣，甚至有不少人因為付不起按揭房子被沒收拍賣的時候，70%的中國買房客是用現金一次付清。不僅如此，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統計顯示，中國人在美買房的中位價格是42.5萬美元，是全美中位房價的大約一倍，比外國人在美購房的中位房價27.6萬美元也高出5成，顯示中國人對高端住宅情有獨鐘。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房市的反彈速度似乎有點急，房價急升意味著推動的力量來自外部，雖然中長期恢復的趨勢不變，但短時間內回調的壓力較大。房價的漲幅已經超過同期經濟和家庭收入的增速，說明美國經濟復蘇仍過度依賴房地產回暖，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復蘇，容易出現反復。

最大機遇在商業地產市場

篇（2）

【中圖分類號】D9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2）16－0006－02

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運行的重要環節，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一種國家保證，決定了代位權的行使對象是投資東道國，這區別于一般商業保險代位權的行使對象，所以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不能直接通過國內法實現，而必須與國際立法接軌而獲得國際法上的效力才能順利實現以保障海外投資者與資本輸出國的合法權益。

一 概念與特征

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是指海外投資由于東道國發生政治風險而受損，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向海外投資者（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國內保險機構從而代位取得海外投資者向東道國政府索賠的權利。國內商業保險的代位求償權是指在財產保險中，保險標的由于第三者的原因導致損失，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后，在賠償金額范圍內取得代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行使請求賠償的權利。其原理是，由于第三者的過錯在保險期間造成保險事故而使保險標的遭受損失，被保險人同時產生兩項權利：一是作為被保險人，依據保險合同向保險人請求或支付保險金的權利；二是作為受害人，依據侵權法律關系向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保險人在向被保險人支付賠償金后，并不能免除第三者對被保險人的賠償責任，但是如果被保險人同時行使這兩項權利，那么被保險人所獲得賠償總和就可能超過其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從而獲得額外利益，違背了財產保險的補償損失原則。但是，由于海外投資保險是一種國家保險，其代位權的設置、實現與一般商業保險代位權有所不同。

第一，代位權客體的特殊性。海外投資保險承保范圍是來自于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所指向的財產和權利，一般情況下處于東道國的政府禁令或其他控制之下，其他任何國家或法人都不可對其自由地主張權利。而一般商業保險承保的是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風險，行使代位權的客體是可以自由流通與轉讓的財產和權利。

第二，代位權行使對象的性。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行使的對象是東道國國家，依據國際法，國家及其財產享有豁免權。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即使是國家保險機構在對東道國索償時也存在著法律障礙，其代位權的運行方式較一般商業保險代位權更復雜。

第三，行使代位權依據的復雜性。海外投資保險是一種具有涉外因素的國內法的制度，保險人和被保險人都為具有資本輸出國國籍的法人或自然人。根據國際私法，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的行使依據的準據法為國內海外投資保險法，關于海外投資保險事故而發生的爭議只能適用國內法。但是，代位權行使的對象是一個國家，依據國際法顯然不能適用國內法向另一個國家主張權利，所以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的行使必須尋求國際法的支持。目前，有關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的多邊國際立法仍是空白，主要依據雙邊投資條約或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約定解決，但如果資本輸出國與投資東道國之間尚未簽訂雙邊投資條約或保護協定的，代位權的實現就困難重重。

二 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運行方式分析

依據資本輸出國法律取得的代位權涉及國內法和國際法，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不能直接對東道國政府行使，同時代位權的行使還要面臨東道國政府依據國際法和本國法提出的國家經濟和公共秩序保留等問題，基于維護本國利益而否定代位權的合法性。例如，東道國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公共利益考慮，要求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或征收等類似措施，其合法性與補償只能適用東道國的國內法，無需經過任何國家、法人或自然人的同意而行使其，因賠償問題引起的爭議應由實現國有化國家的法院依照其國內法加以解決，除非有關各國自由和互相同意根據各國平等并依照自由選擇方法的原則尋求其他和平解決辦法。①海外投資者因為東道國國有化或征收行為而受損，只有東道國國內法規定予以補償的情況下該國才負有補償義務，才能產生投資者和東道國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也才能產生海外投資保險代位權的問題。如果東道國實施的行為是平等、無歧視的，國內法又沒有規定國家補償義務，這也沒有違反國際法，那么依據資本輸出國法律產生的代位權也會因此而無法實現。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作為國家保護本國海外投資的國內立法，要真正發揮其保障作用并維護投資母國的權益，必須要依賴于雙邊投資條約中代位權條款的設計和國家外交保護權的行使。根據兩國間的投資條約可使政治風險致損引起的賠償爭議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避免了經濟問題政治化。海外投資者亦可以在用盡當地救濟②和國籍連續③的條件下向母國尋求外交保護。但是，投資者一旦尋求母國的外交保護，則會在很大程度上令國家卷入私人投資經濟關系中，不利于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推行和發展。

篇（3）

二、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的現狀和風險特點

（一）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的現狀

從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的現狀分析，它的表現主要存在于四個方面：第一，投資區域較為集中。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區域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這不僅是因為兩個地區的技術和管理優勢比較突出，還因為兩個地區和中國的政治關系比較密切，資源互補性較高，而較為發達的歐美國家，因中國企業自身技術和管理的缺乏、制度背景和市場環境的差異，投資風險較高，投資力度并不大。[1]第二，投資行業比較狹窄。在海外投資的項目中，中國企業的投資方向主要集中在技術水平附加較低的商務服務和批發零售業中，針對技術獲取型、信息服務、計算機服務和軟件行業的投資比例不是很高。第三，投資動機規劃不夠。自改革開放之后，因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了一種粗放式的模式，國內自然資源明顯短缺，資源需求矛盾導致海外自然資源的投資力度得以增強，在這種環境影響下，國內海外投資力度逐漸加強，但還存在戰略動機不夠明顯的問題，傳統優勢逐漸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取代。第四，面臨多重投資風險。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投資風險的識別和防范是跨國企業的關注焦點，而和國內投資市場相比，海外投資所面臨的風險更大、更多、更復雜，風險種類較多。

（二）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風險的特點

從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風險的特點分析，它主要表現在客觀性、不確定性、項目投資風險可變性、投資風險多層次性四個方面：第一，客觀性。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的發生是由各種決定風險因素的存在而導致的，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每個項目的壽命周期內，這種風險都處于一種無處不在的狀態，只要企業存在海外投資行為，風險就不能避免。第二，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風險的本質特征，雖然投資風險的存在可以確定，但風險的發生卻是不能確定的，而它的不確定主要集中在投資風險是否發生、什么時候發生、呈現什么狀態、產生什么結果等方面。[2]第三，海外項目投資風險的可變性。海外投資風險的可變性存在于整個項目的全過程中，它的存在會導致各種風險的質與量隨著項目的發展而發生變化，而在這一發展變化中，有些風險能夠得到有效控制，一些風險也會在項目的發展中產生新的變化。第四，海外投資風險的多層次性。企業海外投資具有周期長、規模大、涉及范圍廣等多個方面的特點。因此，導致風險發生的數量也比較多而雜，所存在的風險發生因素也比較多，而在這種狀態下，各個風險因素和外界的交叉影響就導致風險的發生呈現出一種多層次性。

三、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中所存在的風險

（一）生產風險

企業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受東道國政治環境、生產原料、器械設備、技術人員、生產工藝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它們均會導致產品在生產環節無法按照規定完成生產計劃。但是，產品的生產作為企業海外經營活動開展的第一環節，它對企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雖然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對于海外投資企業來講，企業的預期收益往往是依靠生產資料能夠在規定時間內轉化成產品來決定的。企業海外投資生產中，因對當地生產環境認識程度的不足，任何一個細小的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生產的完成度，而產品生產環節一旦出現問題，將會對整個企業的經營產生一種惡性循環。所以，在企業海外投資的過程中，生產風險的規避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企業海外投資中都會面臨的一種風險類型。[3]

（二）銷售風險

銷售風險就是企業產品海外銷售中所產生的一種風險類型，它的發生主要是因產品生產過剩、海外銷售市場認識不足、銷售渠道不暢通所導致的。首先，企業產品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導致生產量大于需求量，產生產品滯銷，但因海外投資企業所在國和投資國環境差異的存在，銷售風險是不能避免的，還需企業在產品生產前就對市場做好準確、客觀的分析，這樣才能減少企業海外投資中的銷售壓力。其次，因每個國家和消費者所需產品的樣式、品質和價格都存在差異，若產品無法被海外投資國所認可，這就存在著產品滯銷的風險，而要想減少這種風險的存在，還需加強對產品的宣傳力度，豐富產品的種類，提升產品的質量，合理調整產品的價格。最后，銷售渠道作為提升產品銷售力的一個重要內容，海外投資企業在進入到新市場后，需要積極打開銷售渠道，提升銷售量，降低銷售風險。

（三）投資決策風險

企業海外投資管理中，其存在的投資決策風險主要存在于投資區位選擇風險、投資項目選擇風險、投資方式決策風險三個方面。在投資區位選擇風險上，企業海外投資區域的選擇會受到地理位置、文化差異、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而我國企業對亞洲地區的投資偏愛，正是因國家地理位置較近、文化差異較小的影響，和其他地區相比風險較低，穩定性較高。在投資項目選擇風險上，因不同國家間消費動態不同，企業若在投資中沒有對他國的市場環境進行充分的了解，沒有實時掌握全球市場的動態信息，不僅會導致風險隱患決策的出現，還會導致經濟收益受到損失，導致整個投資活動的失利。在投資方式決策風險上，很多企業的投資方式都是以跨國并購為主，這主要是投資企業在財力、資源、實力比較雄厚和充足的情況下，跨國并購具有降低成本風險、雙方資源共享、收益獲取較高的優勢。因此，企業跨國投資的方式還需根據自身的發展特點和戰略目標合理選擇。

（四）財務管理風險

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中，財務管理風險的發生是客觀存在的，它作為企業海外投資活動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風險因素，是指公司內部不合理的財務構成、籌集資金不當所導致企業預期收益下降的可能性。[4]目前，企業海外投資活動不僅有實體性的投資，還有很多金融性質的投資，這種投資環境的存在就導致企業財務管理中所包含的內容比較多而雜，而資金的運用、管理和各國財會之間的差異，都導致企業財務管理風險的存在。而在此基礎上，不僅各國之間財會制度的差異會引發一系列的風險，企業資本構成狀況的不合理以及利率的波動均會引發各種財務風險，給企業的收益帶來嚴重的影響。

四、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風險的控制措施

（一）加強海外投資的宏觀調控和指導

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中，面對各種風險要想有效規避，還需加強對這類投資的宏觀調控和指導工作。首先，政府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定期一些具有指導性的投資信息，在投資形式和方式上給予政策性的指導，以幫助企業降低海外投資風險和投資成本，并加強對企業風險管理咨詢機構的培訓，形成一個系統的海外企業風險診斷制度。當然，風險的診斷也不能僅僅依靠政府，企業自身還需借助中介機構的力量展開針對性的咨詢，從整體上提升企業境外投資的效率。其次，針對我國民營企業審批放權不足的問題，簡化海外投資的審批手續，適當支持有能力的企業開展國際業務，給予競爭力較強和管理較為規范的企業一定的投資自主權，以增強企業海外投資管理的靈活性，提升企業的風險抵抗能力。再次，針對海外投資項目和投資行業的管理問題，采取投資申請分類登記管理制度，將海外投資分為鼓勵性和限制性兩種投資項目，按照投資項目是否符合對外投資產業方向展開合理規劃。[5]最后，加強海外投資信息交互平臺的建設力度，讓企業能夠在這一平臺中準確掌握當期或之前海外投資的存量和流量變化情況，全面掌握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和行業區域分布情況，以及發展現狀，減少企業海外投資的盲目性。

（二）主動防范海外投資中的商業經營風險

和國內經營中所存在的風險比較，海外經營中的風險不僅較大，還具有難以預測的特點，更是影響企業經濟效益的一個重要內容。針對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中的商業經營風險，跨國企業需要從四個方面給予防范：第一，完善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提升企業產權結構的清晰程度，在完善的治理結構中保證企業內部各部門經營和管理活動的有效運轉。第二，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診斷制度，加強對企業日常風險診斷程序化的分析和處理，這不僅降低風險的處理成本，還能有效預防突發性風險的發生。第三，充分發揮企業的競爭優勢，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投資項目向優勢較高的產業和產品聚集，通過合資開發和戰略合作等形式，提高自身的創新技術，形成自主核心技術，以提升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以及風險的抵抗力。第四，明確企業海外投資風險決策的權限和責任，在管理上既不過嚴，以保證其經營活動中的靈活性，也不能過松，以防止海外企業投資自行決策中投資失誤和失控行為的發生。

（三）充分利用海外投資保險的風險分散功能

在現行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中，其涉及的功能有損傷補償、市場開拓、融資便利、信用提升、風險管理五個方面，在運用這一制度的過程中，它需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選擇合適的投資保險模式，目前，國際上的海外投資保險模式主要有以美國模式為代表的雙邊保證制度，以德國模式為主的單邊保證制度，兩組制度各有利弊，選擇不同的投資保險制度，所關系到的海外投資風險防范和補償內容也有差距，而當前比較流行方式是將兩者結合起來靈活使用。第二，選擇合適的海外投資保險保單產品，就目前海外投資中所存在的股權保單、債權保單、租賃保單等形式而言，股權保證以承保投資者投資的資本和收益為主，適用于股本投資；債權保單以承保債權融資的本金和利息為主，適用于銀行帶環和其他債權性的融資；租賃保單以承保租金收益為主，適用于租賃。海外投資保險產品的選擇中，若選擇合適，能有效防范海外投資中的經營風險。[6]

（四）建立海外投資安全監控的會計管理體系

企業海外投資經營管理中，海外資金的安全性和財務審查機制的建立非常重要，也是保證企業財務得以動態監測，有效規避企業海外投資經營風險的重要內容。在保證投資的安全性上，可根據企業海外投資和經營管理的特點，建立一個能夠充分發揮財務、會計、審計等專業信息優勢，以會計監督為核心的投資風險管控體系。[7]在這個體系中，加強對海外投資企業的財務監督，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體制，完善企業內部的控制機制，以有效解決企業與海外投資風險相關的財務預警、決策、預測等方面的問題；建立海外投資運營即會計信息聯動平臺，做好企業會計信息生產角度問題、會計核算規制的設計問題、投資所在國的法律環境和會計規范的適應問題；建立海外投資的績效監督體系，以負責海外投資企業的資本投出安全監控、審計和績效評價為主，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程度上來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篇（4）

作者簡介：王敏，蘇州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中圖分類號：F279.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78－15

基金項目：2009年度蘇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蘇南地區日資企業本土化研究》(編號：09－C－08)。

國際合資是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方式之一。一般認為，其主要優點是可以減少投資風險，獲得企業自身缺乏的經營資源，而不利之處則是母公司的控制權會受到削弱，合資雙方容易產生控制權沖突。傳統的海外子公司控制理論認為，母公司掌握了對子公司的控股權就能掌握控制權。但本文通過對日本企業早期的海外投資活動進行分析發現：母公司即使掌握了控股權，也不一定能夠掌握子公司的經營控制權；反之，母公司即使沒有掌握控股權，也有可能掌握對子公司經營活動的實際控制權。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　國際合資企業的控制權與控股權

母公司追求海外子公司控制權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保證其海外投資戰略目標的實現，而掌握控制權的基本手段就是獲得合資企業的控股權。換言之，企業是否需要掌握海外子公司的控股權，受母公司海外投資戰略的影響。但企業是否能夠掌握控股權，則受合資雙方經營資源的特質、東道國的外資政策、東道國的投資風險以及企業對當地投資環境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制約。

(一)控制權與控股權的關系

控股權是影響控制權的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各國的公司法基本上都規定了持股比率與董事會席位的對應關系。獲得控股權，原則上就意味著可以獲得董事會的多數表決權，從而掌握合資企業的控制權，因為“擁有投票權也就是擁有契約中沒有說明的事情的決策權”。

但事實上，獲得控股權對于掌握控制權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這是因為：(1)控股權可能受到東道國的外資政策的限制。例如，關于合資企業的重大決策，如果東道國的法律或法規規定必須在合資雙方意見一致的情況下才能通過的話，就會削弱控股權的作用，即使母公司控股也無法單方面決定合資企業的重大問題。(2)獲得控股權只是掌握了法定的控制權，可以在合資企業的決策機構即董事會層面規定決策權的分配，但并不一定能規定日常經營管理層面的實際控制權。這是因為，合資雙方投入企業的經營資源是影響合資企業日常經營控制權的重要因素，一方所投入的經營資源越重要，其對合資企業經營活動的控制力就越強。按照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based view)的觀點，這樣的資源具有“有價值”(valuable)、“稀缺”(rare)以及“難以復制”(imper-fecfly imitable)等特點。因此，誰擁有這類資源，就擁有對合資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實際控制權。

由于法定控制權主要由持股比率以及東道國的外資政策決定，而實際控制權主要由經營資源的相對優勢決定，因此擁有法定控制權不一定擁有實際控制權，反之亦然。這就導致以下三種狀況都有可能出現：(1)同時擁有法定控制權和實際控制權。由于二者集中于合資企業的一方，即決策權與經營權相統一，合資企業的經營活動具有相對穩定性。(2)擁有法定控制權，但沒有實際控制權。在這種狀況下，控制權僅限于董事會層面，其對經營活動的決策權往往被架空。(3)沒有法定控制權，但擁有實際控制權。遇到這種情況，由于對合資企業的控制力集中在日常經營活動層面，所以一旦經營資源的相對優勢地位發生變化，控制權就難以持續。可見，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由于控制權不完整，導致其對日常經營活動的控制具有不穩定性，一旦內外環境發生變化，合資企業的經營系統就會失去平衡。中國30年來發展合資企業的經驗也證明，在控股權與控制權相一致的情況下，合資企業的穩定性較好；如果不能提供對合資企業具有重要意義的經營資源，即使獲得了控股權，其控制力也是暫時的、不穩定的，這種不穩定關系遲早會發生變化，而變化的方向與經營資源的對比關系趨向一致。

(二)控制的強度與母公司戰略的關系

母公司的海外投資戰略規定了其實施海外投資的目標和基本途徑，而海外子公司是這種海外投資戰略的具體實施單位。因此，可以說，母公司追求控制權進而控制海外子公司經營活動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保證戰略的有效實施和目標的順利實現。

正如美國戰略管理學者斯托普福德和韋爾斯所指出的那樣，“為了保證戰略目標的達成，所有母公司都有控制海外子公司經營活動的欲望”②。他們在對美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進行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母公司的海外投資戰略決定了其對海外子公司實施控制的必要性，這種控制權的必要性又決定了海外子公司是采用獨資方式還是采用合資方式。日本國際經營學者吉原英樹認為，日本企業需要對海外子公司實施控制的具體理由是：(1)為了將海外子公司的經營活動置于母公司的經營戰略框架之中；(2)為了使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之間以及海外子公司之間在生產、供應、銷售等業務活動中保持緊密的配合關系；(3)當必須采用合資方式時，掌握經營控制權，可以使決策時間縮短并減少摩擦，也可以降低技術及商業機密泄露的可能性。

由于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進行控制是為了保證其海外投資戰略的實施和目標的達成，因此根據戰略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控制強度。在某個特定戰略的條件下，母公司或許需要對海外子公司實施強力控制，而在另一個戰略條件下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需要實施強力控制時最合適的是獨資方式，而不需要強力控制時則可以采用合資方式。根據斯托普福德和韋爾斯對20世紀70年代美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母公司需要對海外子公司進行強力控制(即采用獨資方式)的戰略包括以下四種：實現產品有差別的市場戰略、實施事業部制的國際化戰略、控制原料供應戰略以及超越競爭者的新產品開發戰略。反之，母公司可以對海外子公司實施寬松控制(即可采用合資方式)的戰略包括：滿足當地市場的產品多元化戰略、產品垂直統合戰略以及相對小規模企業的戰略。

然而，事實上，在日本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活動的初期，多數企業采用了與東道國企業合資且少數持股的方式(參見表1)。既然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實施控制是踐行海外投資戰略的需要，而獨資方式正是獲得控制權的主要途徑，為什么多數日本企業在初期的海外投資活動中沒有

采用獨資方式或控股方式?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存在其他一些因素限制了日本母公司的控股欲望。這些因素包括：東道國外資政策的限制、對東道國合作企業經營資源的依賴、東道國的投資風險以及企業對當地投資環境的了解程度等。

(三)控制的強度對控股權的影響

控制的強度是影響控股權的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發現，海外子公司的市場定位是影響母公司控股權策略的重要因素，以東道國市場為對象的日本企業大多采用了合資且少數持股的方式，而以國際市場為對象的日本企業則傾向于采用完全控股方式。其后，又有學者通過對日本的紡織產業與電機產業的對比分析，提出了控股權的影響因素在不同行業各有不同的觀點。90年代后各種觀點趨向統一，認為影響控股權決策的因素主要包括母公司實施控制的必要性(決定了控制的強度)、海外子公司對當地經營資源的需求程度以及東道國的外資政策等。

(1)從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實施控制的必要性來看，如果從海外投資戰略來看有必要對子公司實施控制的話，日本企業的控股要求就會非常固執，反之則可以有一定的彈性。(2)從經營資源的角度來看，如果東道國合作伙伴的經營資源對合資企業而言非常重要的話，日本企業就會降低對控股權的要求，選擇少數持股或對等持股的方式，反之則要求己方控股。(3)從東道國的外資政策來看，很多發展中國家對外資控股有所限制，如果日本企業要在這個國家進行投資的話，就只能采用少數持股方式與該國企業合作設立合資企業。日本企業最終是否選擇對海外子公司進行控股，取決于對上述因素的綜合判斷。

筆者認為，除上述三個影響因素以外，對東道國投資風險的判斷和對當地投資環境的了解也是影響日本企業是否追求控股權的重要因素(參見圖1)。從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實踐可以看出，在初次進入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時，日本企業對控股的態度均比較謹慎，采用少數持股方式的趨勢較為明顯，其后隨著對投資環境的了解逐漸增加持股。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調查數據也顯示，不管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多數日本企業都是從少數持股起步，其后逐漸增加持股比率直至完全控股(參見表1)。

二　日本企業追求海外子公司控股權的特征

日本企業大規模開展海外投資活動始于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從投資對象來看，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主要集中于美國、歐洲和亞洲等三大區域。20世紀90年代后對亞洲地區進行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大。從投資行業來看，日本企業設立的海外子公司在初期主要集中于制造業，90年代后非制造業企業增長較快。從投資規模來看，日本企業設立的海外子公司以中小規模為主。例如，1996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在海外子公司中，100人以下的企業約占一半，1000人以上的企業不到一成，但總體來看，承擔制造業務的子公司的規模明顯大于銷售子公司。對這些海外子公司的建立與發展歷程進行考察可以發現，日本企業在一系列海外投資活動中的控股權策略具有以下特征。

(一)從以非控股為主逐步轉變為以控股為主

在開展海外投資的初期，即20世紀70～80年代，日本企業在是否取得海外子公司控股權的問題上，大都采取以非控股為主的態度。直至80年代前期，在海外進行投資活動的日本企業仍限于部分大企業。即使是這些大企業，其在海外設立的子公司也大部分以合資方式為主，而且掌握控股權的僅占少數。例如，1974年的調查顯示，在亞洲設立的子公司中，采用少數持股方式(即出資比率低于50％)的日本企業所占的比重為57％，而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分別為48％和17％。之所以出現這個特征，背景主要有兩個：(1)這一時期日本的制造業企業對亞洲各國進行的投資較多，而亞洲國家在這一時期大都執行嚴格的外資政策，包括限制外資企業的控股；(2)日本企業大規模開展海外投資，是在1985年之后。因此，直至20世紀80年代前期，日本企業都處于海外投資方式的摸索階段，對控股權的態度比較謹慎。

但是，進入90年代后，這一趨勢出現了變化。1994年的調查顯示，此時進行海外投資的日本企業中，采取多數持股方式(即出資比率超過50％)和完全控股方式(即獨資)的企業的比例大幅增加，采用少數持股方式的日本企業在上述三大地區分別減少至32％、7％和6％(參見表1)。截至2008年，對海外子公司采取完全控股方式的日資企業，即使在亞洲國家也超過了一半，在歐洲和北美地區更上升到80％左右。這主要是因為：(1)世界各國的投資環境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國家。進入80年代后期，這些國家對外資控股的限制逐漸放寬，為日本企業獲得控股權掃除了法律上的障礙。(2)日本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出現轉變。至80年代前期，日本企業的國際化戰略都是以出口為主，海外子公司的作用僅限于“對當地市場的保衛”，即維持當地市場占有率。之后，由于受到貿易順差的壓力，這一出口導向型戰略受挫，大批日本企業開始走出國門，其海外投資的戰略作用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此種情況下，日本企業需要強化對海外子公司的控制，而控股或獨資方式正是掌握控制權的最重要手段。

(二)控股取向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

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追求對海外子公司的控股權的另一個特征是，雖然總體上看日本企業對海外子公司的控股較少，但對設在發達國家的子公司采用控股方式的，明顯要比設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多。1974年，日本企業對設在歐洲的子公司有33％為完全控股，42％為多數持股，而在亞洲地區，完全控股和多數持股的比率分別只有11％和22％。

形成這種地區性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直至20世紀80年代，亞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對外資控股一直較為敏感，在很多行業對外資多數持股或完全控股有所限制，而歐美發達國家對此一般沒有限制。以中國為例，1986年《外商獨資企業法》頒布后，外資企業完全控股即在中國獲得了法律上的許可，但直至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采用合資方式的日資企業仍然占到全部在華日資企業的七成以上，采用獨資方式的不到三成。這主要是因為，雖然獨資方式在法律上得到了認可，但是獨資企業生產的產品在中國市場進行銷售時仍然受到限制。因此，這一時期日本企業對在華子公司采取的控股權策略是，如果是為了獲得中國的國內市場則多采用合資方式，如果是為了獲得合資企業的控制權就選擇多數持股。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市場開始對外商獨資企業解禁，于是大多數中日合資企業很快轉為日本獨資企業。這再次證明，東道國的外資政策是日本企業調整控股權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多家企業聯合投資以共同控股

在初期的海外投資活動中，日本企業在東道國設立合資企業時，往往由數家日本企業聯合出資。結果是，雖然單獨的一家日本企業不能控股，但日方合計持股比例上升，從而保證了總有一家日本企業獲得法定控股權。

日本企業聯合投資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產業鏈關聯型”，即參加投資的制造業企業之間有生產技術或產品制造層面的互補或交易

關系。這種聯合方式使日方的經營資源更加強勢，從而提高了其與東道國企業進行談判的能力，同時也減少了單個企業的投資風險。另一種是“商社參加型”，即制造業企業選擇一家綜合商社參與共同投資，而且二者往往屬于同一個企業集團。在這種模式中，商社往往只是象征性地投資，所占股權比率一般較低，但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視。這是因為，一般來說，商社對世界各國的外資政策比較熟悉，而且擁有豐富的海外投資經驗，可以在判斷市場風險、尋找合資伙伴和供應商以及進行產品銷售等方面彌補制造業企業的不足。據調查，20世紀70年代，這種商社參加型海外投資接近全部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半，其后隨著制造業企業自行開展進出口業務以及海外投資經驗增多，商社參加型投資逐漸減少，至1994年降到一成左右。

日本企業追求海外子公司控股權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重視控股權對控制權的重要作用，在外部環境及自身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獲得控股權；(2)在初次進入一個國家或地區，或認為當地投資風險較大時，暫時采用少數持股方式，其后視環境變化逐步增加股權比率直至獲得多數持股或完全控股；(3)強調控股權策略的靈活性，根據所在國具體的投資環境和外資政策確定合適的股權結構；(4)采取多家企業聯合投資的模式，以股權合計和經營資源的協同效應獲得控股權。

三　日本企業開展海外投資的控制權策略

考察日本企業在初期海外投資活動中獲得控制權的手法可以看出，當母公司具有經營資源的壟斷優勢，且控股權不受當地政府外資政策的限制時，日本企業就會竭力獲得控股權。如果因不具備上述條件而無法獲得控股權時，日本企業就會轉而采用其他方式獲得實際控制權。這些方式包括：用經營資源優勢獲得實際控制權，確保海外子公司的總經理職務由母公司派遣，以及通過與東道國政府或當地企業的談判獲得控股權等。

(一)重視利用經營資源優勢獲得控制權

獲得控股權是獲得合資企業控制權的重要手段，因為控股權為控制權提供了法律正當性。日本企業非常重視對合資企業控股權的獲得。但是，在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外資企業在某些情況下無法獲得控股權。除了受東道國外資政策的限制以外，東道國存在的投資風險也是影響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企業往往放棄控股，轉而采用少數持股方式。但放棄控股權并不一定意味著無法掌握控制權，這是因為合資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實際控制權主要來自于經營資源的相對優勢。如果掌握了對合資企業具有重要意義的核心經營資源，即便沒有控股權，母公司也能夠掌握對子公司的實際控制權。

所謂的核心經營資源，可以是先進的生產技術或管理方式，也可以是國際銷售渠道或國際品牌。這種依靠經營資源獲得的實際控制權，雖然在法律上不一定具有正當性，但由于其有利于東道國合作方引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并擴大出口，因此往往能獲得合作方的同意。另一方面，當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減小或外資政策放寬時，日本企業就會適時追加投資以獲得控股權，使自身已經擁有的實際控制權取得法律正當性。而作為合作方的東道國企業，由于經營資源存在相對劣勢，往往不得不接受日本企業增加出資比率的要求。

(二)重視合資企業的最高經營者職位

國際合資企業多采用公司制治理模式，因此其最高決策機構是董事會，執行機構是以總經理為首的高級管理層。在決策層與管理層中，日本企業往往更看重管理層中的總經理這一職務。所以，在日本企業設立的海外子公司中，無論是合資的還是獨資的，多數的社長(即總經理)由母公司派遣。

據調查，1994年，在日本企業采用多數持股方式的海外子公司中，日本人擔任總經理的比例為78％，當地人擔任總經理的比例僅為22％。該調查還總結出海外子公司的總經理由日本母公司派遣的比率特別高的幾種情況：(1)子公司由日方控股；(2)子公司的規模較大；(3)東道國的當地市場規模巨大；(4)子公司與母公司的業務相同；(5)子公司以綠地投資方式設立。由于該項調查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企業在發達國家設立的子公司，所以可以想象這個比例在發展中國家應該更高。例如在中國，在中日合資企業中，無論日方是否控股，總經理一職多數由日本人擔任。雖然近年來日資企業人才本土化的呼聲較高，但總經理這一職務由當地人擔任的比率仍然較低，而且這種狀況在短時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日本企業總是牢牢掌握總經理這一最高經營管理職務，以確保其對海外子公司的實際控制權。

另一方面，為了獲得總經理職位，日本企業通常根據經營環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發達國家，通常是通過控股的方式來獲得，而在發展中國家，則通過為合資企業提供核心經營資源的方式來獲得。從本文后面所列舉的兩個具體事例也可以看出日本企業在獲得總經理職務上的靈活性。

(三)重視與東道國政府及合作伙伴的談判

一些具有豐富海外投資經驗的日本企業還善于通過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來獲得控股權。長期以來，亞洲等地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資企業的控股有一定限制，其主要目的是保護本國的產業和企業。但是，跨國公司通過與當地政府進行交涉，在當地政府較為重視的方面做出讓步，有時也可以換來當地政府對外資控股的許可。日本老牌企業松下電器公司在這方面就有豐富的經驗，20世紀60年代對中國臺灣地區的投資就是其成功的典范。

1962年，松下電器公司計劃在中國臺灣地區與當地企業合作設立合資公司，雙方商定松下出資60％，當地企業出資40％。當時，臺灣當局按外資政策要求松下出資不超過50％，但是松下公司通過交涉成功地說服了相關主管部門，在做出三項保證的前提下獲得了60％的控股權。這三項保證是：(1)合資企業的資本和技術不受松下公司的控制；(2)協助培育當地管理人才，最終由臺灣人管理合資企業；(3)制造當地品牌，產品完全出口。

另外，通過與當地合作伙伴交涉獲得實際控制權，也是一種變通方式。在有些發展中國家，當地政府實行強硬的外資政策，堅持不允許外資控股。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企業往往采取放棄控股權但維持實際控制權的策略。當然，這就需要與當地合作方交涉，取得對方的認可，并在合作協議中明確下來。20世紀60年代松下電器公司在對菲律賓的投資中就采用了這種方法。

1967年松下電器公司打算在菲律賓投資設立合資企業。按當地外資政策的規定，當地企業的出資低于60％的話即不認定為合資企業，相應地在經營上會受到諸多限制。在此種情況下，松下電器公司負責人親赴當地與合作方進行交涉：“松下只能獲得40％的持股，因此沒有法定控制權。但是如果貴方不同意由松下主導企業的經營活動，松下就不能提供經營資源的支持，反之則可以提供。如貴方同意，請在合作協議中寫明。”最終，松下電器公司說服了當地企業，雙方在合作協議中增加了這一條。

(四)日本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活動時實施的控制權策略的效果

控制權策略是企業海外投資戰略中的一個環節，其效果往往難以單獨體現出來。但是日本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活動所實施的控制權策略至少

在以下兩個方面清晰地發揮了作用。

1、促進了母公司戰略目標的達成

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經營控制，歸根結底是為了保證其海外投資戰略目標的實現。在20世紀70～80年代，日本制造業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主要戰略目標是為了實現從以出口為主向以海外生產為主的平穩過渡，維持并擴大海外市場占有率。事實證明，這項戰略目標獲得了成功。據統計，1970年日本制造業的海外出口比率為8％，1985年前后達到頂峰為15％，其后開始下降。與之相比較，日本海外投資企業的海外生產比率在1979年為1.6％，1986年為11.5％，1995年上升到23％。這說明，在出口減少的同時，日本企業的海外生產不斷增加，從而填補了出口減少的部分。

當然，這應該是日本企業所實施的投資戰略與經營戰略整體的成功，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中的控制權策略奠定了日本企業這一時期進行海外投資的基礎，起到了促進其產品快速進入東道國市場的作用，而且為日本企業建立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提供了保證。

2、減少了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戰略與東道國外資政策的矛盾，也降低了投資風險

在當時的投資環境下，如果日本企業一味追求控股權的話，至少其在亞洲各國的投資會遇到很大阻力，因為當時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大都對外資控股有所限制。而如果單純迎合這些國家的外資政策，長期維持少數持股以致失去經營控制權的話，日本母公司的海外投資戰略目標又無法實現。日本企業靈活運用了少數持股、對等持股、多數持股以及完全控股等多種方式，不斷調整其海外投資戰略與東道國外資政策的平衡關系，從而加快了海外投資的速度，也提高了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另外，初期階段的少數持股及對等持股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減少東道國社會的敵意、降低投資風險等作用。

四　日本經驗對中國企業實施海外投資戰略的啟示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近年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多數集中在亞洲地區，其投資行業以制造業為主，投資對象以發展中國家居多。這種狀況與日本企業在20世紀70～80年代時的海外投資狀況有相似之處。因此，日本企業早期開展海外投資活動的經驗和教訓值得中國借鑒。

(一)認真分析東道國的投資風險和外資政策，慎重選擇合適的投資方式

東道國所存在的投資風險是影響企業選擇直接投資模式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政治風險或金融風險過高的國家，企業在不具備規避風險的能力時，應謹慎采用控股方式或獨資方式。在進行投資風險的分析時，企業應該盡可能地搜集東道國的相關信息，例如利用本國駐外政府機構和金融機構等獲取當地信息和咨詢服務，政府部門也應該發揮相應作用。以中國為例，中國商務部就可以進一步加強對本國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活動的指導，充分發揮其駐外機構的作用，建立對外投資信息平臺和風險預警系統，為企業提供專項咨詢和服務。這也算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特定優勢”。

另外，企業自身也應仔細研究東道國的外資政策，不僅要了解東道國對外資控股等有沒有限制，還要分析外資政策產生的背景以及變化的方向。這樣的話，在需要與當地政府進行交涉時就有可能提出雙贏的方案，并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

(二)明確戰略目標和控股目的，按照戰略的需要確定合適的控制強度

采用國際合資方式的企業大多數傾向于獲得控股權，但事實上控股本身并不是目的。控股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經營決策控制權，從而減少不穩定因素，實現企業的戰略目標。所以，當海外子公司對母公司實現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且母公司具有海外子公司必需的核心經營資源時，就應力爭獲得控股權，甚至直接采用獨資方式實現完全控股。即使東道國的外資政策對外資控股有限制，也要通過交涉獲得控股權或實際控制權。

另一方面，母公司在確定是否獲得控股權時也要考慮到控股可能帶來的風險。從外部來看，主要表現為東道國的宏觀環境以及外資政策造成的風險，這是企業無法控制且難以預測的。從內部來看，如果母公司不具備合資企業必需的核心經營資源的話，一般來說合作方企業是不會同意其控股要求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獲得了控股權，也控制不了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因此同樣具有不穩定性風險。

基于種種考慮，開展海外投資活動的企業需要首先明確自身海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并據此界定控股權和控制權的關系，進而選擇合適的控制權策略。

篇（5）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2011 年 10 月 15 日，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郊區的東方工業園，當地人得知中國制鞋廠招工的消息后爭先恐后的趕來。埃塞俄比亞正在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不過這里還是能感受到埃塞多年的傳統文化和習慣，想要真正改變他們的做事風格、辦事效率以及辦事的靈活性，還需要很長時間。

分析中國海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時，由于歷史尚短的中國海外投資多由國有企業領頭出海，研究者和評論家們難免會簡單歸納：中國的海外投資僅和國家的能源保障、國土安全、外交關系相關，與國際通行的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學分析范式無關，即邊際效益影響下的產業轉移，以及投資帶來的溢出效應。

然而，《財經》通過對中國在非洲、歐洲、中亞、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亞太地區廣泛存在的海外投資案例調查后發現：在國家意志背后，企業的商業行為凸顯，并與國家意志相互表里。

篇（6）

經濟發展理論表明，發展中國家為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的趕超戰略，進行有效的海外直接投資是一種必然的選擇。根據Dunnling的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借鑒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產業轉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獲取更多的利潤。目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極為迅猛，部分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國已經具備海外輸出資本的基本條件。

中國海直接投資目前具有如下新特點：

從投資主體看，所有制類型日益多元化，國有企業比重有所下降。海外直接投資企業包括國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業、集體企業及聯營企業等類型。民營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中地位日益突出。

從投資行業看，涉足領域不斷擴大。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已從過去以貿易領域為主，逐步拓寬到資源開發、工業生產、農業及農產品開發、商業零售、咨詢服務、研發中心等行業在內的更廣泛的產業領域。2005年我國海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和采礦業都占了29％，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占了26％，海外承包工程涉及的房屋建筑、交通運輸、石油化工、電子通訊和電力工業都在快速地發展。

從地域流向看，海外投資對象國逐步增多，亞洲地區仍是重點。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從起步時先進入香港地區，到目前已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覆蓋了8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90％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直接投資企業，歐洲有80％；，非洲有79％。

從投資方式來看，跨國并購趨勢加強，成為當前海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在過去的兩三年里，中海油、聯想、海爾等在國際市場上不斷涉足跨國并購領域，2005年，我們跨國并購占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57％，2005年甚至被稱為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年”。中國企業集群式投資顯現。國內企業也開始嘗試集群式“走出去”路線。為推動企業集群式“走出去”，今年我國啟動了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建設工作。目前已確定首批八個合作區項目，部分項目已開工建設。

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新趨勢

根據近幾年的發展狀況預測，今后較長時期內，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將呈現出以下主要趨勢：

投資規模將繼續快速擴大。中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已步入海外投資快速增長時期。海外直接投資將由傳統制造業逐步向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拓展，跨國并購在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將得到鞏固。有學者預計2006至2010年五年問，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累計600億美元，2010年將達到176億美元，年均增長22％。

制造業海外投資步伐將進一步加快。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很大，國際競爭力較強，但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些行業已產能過剩，對外貿易摩擦增多。今后，出于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拓展市場的需要，也為了減少貿易摩擦，為自身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制造業企業將加快海外投資，逐步實現市場、外貿方式和原產地的多元化。

民營企業成為生力軍，大型企業龍頭作用繼續增強。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平等發展的環境得到法律保障，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的積極性日益提高，已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并將以其明晰的產權、靈活的機制，以及快速反應能力成為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生力軍。民營企業在中小技術產品、差異產品、服務行業的競爭力將得以發揮。中國大型企業國際化經營經驗日漸豐富，國際競爭能力和整體實力不斷增強，龍頭作用將進一步顯現，中國跨國公司也將更具規模。

投資戰略模式轉變。海外投資企業從最初的單純獲取資源和市場，轉變為通過海外投資實施全球戰略，開始從生產要素、市場、多種資源總優化配置角度實施全球化，利用投資整合海外資源，獲得技術，得到營銷網絡，增強競爭能力。

進一步促進海外直接投資的對策

當前，阻礙中國海外投資迅猛發展和效益提高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海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管理還不成熟。我國目前還缺乏一整套促進和管理企業海外投資的法規和制度，也沒形成一套健全的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信息服務的社會服務機制。二是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管理也不成熟。企業缺乏海外投資的戰略規劃，存在短視行為；企業內部管理不善，制度、財務混亂；從事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還比較欠缺。

根據以上兩個方面的問題，促進和優化海外直接投資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

政府要營造良好海外投資環境

加快海外投資立法，逐步完善促進體系。推動海外投資立法進程，保證企業海外投資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護。制定相關法規條例，在財政、金融、稅收、外匯、保險、出入境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促進政策，積極構建境外投資擔保制度，鼓勵企業境外投資辦廠，提高企業海外投資的積極性。

加強指導和信息服務能力。隨著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能力和愿望的增強，社會各界對政府提供權威性的海外投資市場導向信息服務的呼聲日益高漲。要完善海外投資服務體系，加強對企業的指導和信息服務，明確中國境外投資的鼓勵重點、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提供以及相關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水平和投資環境等情況，促進企業充分了解東道國情況，減少盲目性和投資風險，提高海外投資的成功率。

增強協調保障能力。利用多雙邊磋商機制，加強與東道國政府的交流，及時協調解決我國駐外中資企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依法保護中國投資者和境外資產的合法權益。加快簽署雙邊投資促進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

推動中國企業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資。商務部推動在境外有條件的國家和地區建設中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通過公開競標的方式選擇牽頭實施單位和實施方案。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建設將進一步促進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也將有力促進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為密切中國與東道國的經貿合作做出貢獻。

企業在海外投資中提升競爭力

穩步推進，制定積極穩妥的海外投資戰略。中國企業大多沒有海外直接投資經驗，海外發展的持續性和整體布局性就較差，導致企業在全球市場的初期競爭中缺乏后勁。且有的企業在投資前沒有進行深入細致的可行性研究，匆匆決策，往往也導致投資后經營效益不佳。

篇（7）

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指的是我國一些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目的并不是在東道國設立生產基地或研發中心，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國際營銷機構，借此構建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和網絡，將產品直接銷往海外市場，減少中間環節，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3年底，境外貿易性企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55%，這些貿易性企業中有相當數量是國內主辦企業的海外營銷機構。這說明到目前為止，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最主要的模式。

中國最大制藥企業三九集團的海外投資基本上屬于這種模式。三九集團的制造基地和研發中心等均在國內，海外公司主要是營銷機構。自1992年以來，三九集團先后在香港、俄羅斯、馬來西亞、德國、美國、南非、新加坡、日本、中東地區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營銷公司。這些營銷公司作為三九集團在海外的窗口，擔負著讓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了解三九產品，開拓三九產品海外銷售市場的重任。海外營銷公司的發展壯大，使三九集團產品的市場由單一國內市場逐步演變成為全球性市場。另外，福建福耀集團、天津天獅集團、中糧集團、中化集團和中技集團等企業的海外投資也主要是為了建立本企業的海外營銷網絡，也屬于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企業建立海外營銷渠道具有其優點和制約條件，其中優點表現為：一是企業通過構建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減少中間環節，將產品直接銷往海外目標市場，有利于擴大出口規模。二是在此種模式下，企業不僅可以直接擴大產品出口，通過直接掌控海外銷售獲得流通領域的可觀利潤，還能直接了解市場信息。三是“國內生產、國外銷售”的做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于中國企業具有吸引力，因為導致中國生產的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勞動力充裕等因素有可能會保持較長時間。四是對于部分大企業而言，設立海外營銷渠道，有利于其通盤考慮進出口和國內外市場，通盤考慮國內外可利用資源，實施其全球發展戰略，既推動出口也尋找進口贏利的好機會，真正做到國際化經營。五是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還能夠為國家出口創匯，并解決大量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建立海外營銷渠道還存在一定的制約條件，即采用這種投資模式主要是銷售走出去了，企業的生產、采購和研發等并未走出去，因而容易遭受國外包括反傾銷在內的各種貿易壁壘的限制，所以企業需要適當增強這方面的應對能力。

由此可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較為完備的制造業配套能力是當前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應充分重視和利用好這個優勢，把國內作為生產基地，向海外銷售產品。企業到底是直接在海外市場銷售產品，還是通過中介機構間接銷售，需要對利弊進行比較分析。如果企業出口規模小，并且是剛剛開始走向國際市場，缺乏經驗，則委托中介公司出口也是一個選擇。對于具有一定出口規模和資金實力的企業而言，應積極考慮建立自己控制的海外營銷網絡，以增強對產品銷售市場的直接了解，與國外消費者直接見面，減少中間環節，擴大盈利空間。

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

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是指我國有些企業通過在境外建立生產加工基地，開展加工裝配業務，以企業自帶設備、技術、原材料、零配件投資為主，經加工組裝成制成品后就地銷售或再出口到別的國家和地區，借此帶動和擴大國內設備、技術、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由于適合我國目前經濟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近年來日益成為企業海外投資的一種重要模式。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3年12月底，經商務部批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加工貿易企業已達490家。開展境外加工貿易的國內企業主要集中在技術成熟和生產能力過剩的紡織服裝、家電、輕工、機械和原料藥等行業。

近年華源集團境外加工貿易投資的規模已接近3億美元，起到了示范和龍頭作用。1992年誕生于上海浦東新區的華源集團，是以紡織業為支柱產業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紡織業面臨的是國內市場萎縮、生產能力過剩，而在國際市場上又不斷受到以出口配額和保障措施等為主要形式的貿易壁壘的限制。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華源集團拋棄單純依靠出口占領海外市場的傳統做法，另辟蹊徑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先后在塔吉克斯坦、尼日爾、墨西哥、加拿大和泰國等地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加工基地，并合理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繞過國外貿易壁壘，規避反傾銷，拓展了海外市場，并帶動和擴大了國內設備、技術、原材料、零配件出口。華源集團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設立了兩個紡織企業，利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的貿易區成員國境內生產的棉紗或纖維制成的紡織品享有免稅、免配額的優惠政策，擴大了對北美尤其是美國的棉紗和面料產品出口。

此外，深圳康佳集團、珠海格力集團和江蘇春蘭集團等企業的海外投資也多屬于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

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兩個互動，即投資與貿易的互動和對外經濟貿易業務與國內經濟的互動。通過對外投資帶動和促進外貿出口第一個互動；通過對外投資與出口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是第二個互動。這些投資的主要目的是開拓國外市場、帶動出口，優化國內產業結構。

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的第二個特征是企業開展海外投資的主要方式是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開展加工裝配業務，以企業自帶設備、技術、原材料、零配件投資為主，經加工組裝成制成品后就地銷售或再出口到別的國家和地區。

采用這種投資模式的企業一般是我國技術成熟、國內生產能力過剩的紡織服裝、家電、輕工、機械、原料藥等行業的制造業企業，投資集中在亞、非、拉和前蘇聯東歐國家等發展中國家與地區。企業開展海外投資的條件是企業國內生產能力過剩，但其產品在國外又有市場。

企業采取境外加工貿易模式開展海外投資，首要的優點是可以將成熟的技術設備和過剩的生產能力搬遷到市場銷路較好的國家和地區，這樣就能夠使企業過剩的生產能力繼續發揮作用，繼續獲得收益。其次，采用這種投資模式，主要是以國內的技術、設備、原材料、零配件等實物作為出資物，另外再加小部分外匯資金，可以節約外匯支出，符合一些企業的實際需要。第三，企業采取境外加工貿易模式開展海外投資，還能夠合理地利用原產地規則，規避和突破各種貿易壁壘，有效拓展海外市場。

企業采取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進行海外投資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國外市場前景看好；二是技術設備和生產能力較為成熟。

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

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是指我國某些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不論是采取綠地投資方式還是采取跨國并購投資方式均堅持在全球各地樹立自主品牌，靠長期的投入培育自主的國際知名品牌，靠消費者認同自己的品牌來開拓海外市場。

該模式以海爾集團為代表。海爾集團在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過程中，始終以創立世界知名的自主品牌為核心目標。早在20世紀80年代，海爾集團總經理張瑞敏就提出了“創海爾世界知名品牌”的戰略。1998年后海爾全力實施國際化戰略，使海爾成為國際化的海爾，讓海爾由中國名牌成長為世界名牌。

海爾集團在海外投資辦廠時，堅持打海爾的牌子，中方投資方是海爾，企業的名字是海爾，生產和銷售的產品是海爾牌的。由此看來，海外投資不僅是海爾占領國際市場的手段，更是其創立世界名牌的有效途徑。海爾賦予了海外投資新的功能和含義。海爾采用的“先難后易”策略是由海外創牌模式決定的：海爾先進入歐美等在國際經濟舞臺上份量最重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靠質量讓當地消費者認同海爾品牌，取得當地名牌地位，然后靠品牌優勢以高屋建瓴之勢進入發展中國家。海爾在美國、歐洲實施設計、生產、銷售“三位一體”的本土化戰略，正是為了在歐美國家樹立起本土化的名牌形象，進而讓海爾成為世界名牌。?隨著一個個本土化的名牌崛起于世界各地，海爾實施的創世界名牌的目標正在成為現實。2004年1月31日，世界五大品牌價值評估機構之一的世界品牌實驗室編制的《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品牌》報告揭曉，中國大陸只有海爾集團一家入選，排在第95位。

在海外自主創牌投資模式的主要特征十分明顯，一是企業海外投資無論采取綠地投資方式還是跨國并購方式，其核心目標之一始終是創立世界知名的自主品牌。二是采取“先難后易”策略，其中有兩層含義：即采取該模式的企業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采用先難后易的策略，如海爾在進入國際市場時先進入歐美等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有份量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靠質量讓當地消費者認同海爾的品牌取得當地名牌地位后，再靠品牌優勢進入發展中國家；同時，采取該模式的企業開展海外投資的道路也是先難后易的，即先到發達國家建廠，而后再向發展中國家擴展。由于創自主品牌定位很高，所以企業在跨國經營的初期注定要經歷較長的困難期，之后品牌才能逐漸被消費者認識、認知和認同，才能打開局面。三是“先有市場，后建工廠”，如海爾先通過出口擁有自主品牌的產品的方式進入海外市場，等海爾的品牌被當地消費者認同、占領一定的市場份額后再投資建廠。

海外投資自主創立品牌的模式有其優點和制約條件。從優點來說，首先，這種海外投資模式屬于“厚積薄發”型，雖然開始階段起步艱難，面對的成敗風險大，但一旦打造出世界上知名品牌，就能在國際投資和生產中處于產業鏈的高端，就能獲得超額利潤，就可以不再為國外跨國公司打工，從而為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和長遠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其次，該模式將樹立統一自有品牌和本土化戰略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例如，為了適應不同國家和地區市場的不同需求，海爾在堅持統一自有品牌的前提下實行設計、生產和銷售“三位一體”的本土發展戰略。

從制約條件來看，這種海外投資模式具有相當的挑戰性。首先它要求企業擁有雄厚的資金和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擁有具有一定影響和知名度的品牌，同時還需要國內投資企業有熟諳國外當地市場情況的專業人才來成功地打造和管理品牌。因為，到海外去辦企業已經有一定的難度，而在那里林立的名牌之中創立自己的品牌就更難，而要將一個有待樹立和打造的品牌在當地塑造成知名品牌真是難上加難。這要求國內投資企業起點要高，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大部分企業不具備這些條件。其次，這種海外投資模式成本較高，風險較大。國際知名品牌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是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積累起來的，需要進行長期大量的品牌投入，應當說品牌的價值實際上是品牌投入的回報。那么，海外企業既要進行生產投入，又要進行品牌投入，由于進行雙重投入，短期效益肯定要受到影響。

中國企業要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必須重視培育一批國際知名的自主品牌。品牌體現一個企業的素質、信譽和形象，一定程度上講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征。品牌也是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品牌好則意味著競爭力強。創立和發展品牌是企業長久不衰、保持市場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家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不管采取何種方式，都要考慮貫穿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創立企業自己的品牌。有一定實力想發展成為跨國公司的國內企業需要實施國際品牌戰略，需要在海外投資中堅持打自己的牌子，樹立自己品牌的國際美譽度，形成國際品牌，以此來獲得競爭優勢。

海外并購品牌投資模式

海外并購品牌投資模式是一種與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迥然不同的投資模式，它是指通過并購國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響力開拓當地市場的海外投資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買殼上市”， 即先收購國外當地知名品牌這個“殼”，然后借助這個“殼”對產品進行包裝，獲得或恢復當地消費者的認同，快速進入當地市場。二是由于所并購的多是經營不善或破產的海外公司現成的知名品牌，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銷售渠道，所以該模式省去了海外品牌塑造和品牌推廣的時間與費用。三是該模式適用于具有一定資金基礎、信譽較好、有能力收購和駕馭海外知名品牌的大型企業。

海外并購品牌模式，已成為TCL集團獨特的海外投資模式。2002年9月，中國TCL集團下屬的TCL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通過其新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施耐德電子有限公司（Schneider Electronics GmbH），收購了具有113年歷史、在德國和歐洲有廣泛的基礎、號稱“德國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百年老店施耐德電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資產，其中包括“SCHNEIDER”（施耐德）及“DUAL”（杜阿爾）等著名品牌的商標權益。繼收購德國施耐德之后，TCL集團又于2003年7月花費幾百萬美元間接收購了美國著名的家電企業戈維迪奧（Govedio）公司，這次收購是一次全資收購。戈維迪奧公司是一個做錄像機、DVD等視像產品的渠道公司，一年的銷售額約2億多美元。并購美國戈維迪奧公司后，TCL集團仍計劃在美國市場繼續使用戈維迪奧品牌銷電、碟機等產品，努力擴大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借外國品牌開拓海外市場，已成為TCL集團獨特的海外營銷策略。

中國企業目前在國際競爭中的最主要優勢是成本優勢和產品優勢，最差的是品牌優勢，通過海外投資并購一些國外知名品牌，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實現三個優勢的結合，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

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指的是我國那些具有得天獨厚品牌優勢的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時不投入太多的資金，而多以品牌入股的合資形式或采取特許加盟與連鎖經營等其他方式進行拓展。采用該模式開展海外投資的我國企業目前為數不多，比較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

中華老字號同仁堂已有330多年的悠久歷史，如今已成為一家現代化的大型中藥企業。同仁堂的品牌譽滿海內外，作為中國第一個馳名商標，其品牌優勢得天獨厚。目前，同仁堂商標已受到國際組織的保護，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辦理了注冊登記手續，并在臺灣進行了第一個大陸商標的注冊；同時同仁堂的產品已經暢銷到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仁堂在中國擁有300多家零售和專營藥店，在海外也成立了10多家公司或藥店，是2002年全國出口創匯最多的中藥企業。顯而易見，同仁堂的知名品牌已成為同仁堂集團開展跨國經營的特有優勢。同仁堂的海外投資，無論是品牌入股的合資形式還是采取獨資、特許加盟、連鎖等其他方式，都注意把“同仁堂”這個中華老字號的金字招牌向海外輸出，拓展海外市場。同仁堂的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與前面分析的以海爾集團為代表的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不同，后者是一邊“走出去”一邊進行創牌活動，而前者則是在往外“走”時已經成為海內外知名的比較成熟的品牌。

采用這一模式的前提條件是企業需擁有知名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而這正是當前中國大多數企業的“軟肋”。因此，目前中國大多數企業還不具備采用這一模式的條件。但是，伴隨著中國企業爭創名牌進程的加速，相信在一定時期以后這種模式將會逐步流行開，因為來華投資的許多外國跨國公司都采用這種模式進入中國市場。雖然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確缺少世界名牌，但是在中藥和中式餐飲等行業，中國的一些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商標，在國際上擁有核心競爭力。這些行業的企業進行跨國經營和海外投資，一定要注意發揮自身品牌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爭取早日將企業做大做強，早日成為獨具中國產業特色的跨國公司。

海外資產并購模式

所謂海外資產并購模式是指中方企業作為收購方購買海外目標企業的全部或主要的運營資產，或收購其一定數量的股份，以實現對其進行控制或參股的投資行為。中方企業并購目標企業后一般不承擔目標企業原有的債權債務及可能發生的賠償，只承接目標企業原有的資產和業務。2000年4月，萬向集團整體收購美國舍勒公司即屬于海外資產并購模式，另外，像海爾集團收購意大利電冰箱制造廠、北京東方電子集團收購韓國現代電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購并西班牙瑞普索公司在印尼五大油田的部分權益、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出資兩億多美元收購印尼油氣田資產、中國網通(香港)公司牽頭收購亞洲環球電信網絡資產、華立集團收購飛利浦在美國圣何塞的CDMA移動通信部門、上海制皂集團有限公司收購美國SPS公司和Polystor公司可充電電池生產資產項目等也屬于這類投資模式。

美國舍勒公司始建于1923年，是美國汽車市場上的三大零部件生產供應商之一。早在1984年，舍勒公司給了萬向一筆3萬套的萬向節訂單，萬向由此開始了汽車零部件生產之路。萬向的產品在美國市場銷售都冠以“舍勒”商標。從1994年開始，由于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內部決策的失誤，舍勒公司的經營開始下滑。后來，舍勒主動提出請萬向并購的要求。結果，萬向花了42萬美元收購了舍勒公司的品牌、技術專利、專用設備及市場網絡等主要資產，而廠房、設備等由另一家公司買走。并購“舍勒”的最直接效果是，萬向在美國市場每年至少增加500萬美元的銷售額。更深遠的意義則是，由于并購了“舍勒”，萬向產品有了當地品牌、技術和生產基地的支持。

采用資產并購方式進行海外投資，可以避免目標公司向我方企業轉嫁原有債務及“或有債務” 。因此，以并購方式進行海外投資時，若我方企業考慮到海外目標企業可能存在債務不清、可能因對他人提供擔保而在交易完成后引起賠償等問題時，可采取資產收購方式。另外，在資產并購方式下，只要目標公司贊成資產出售的股東達到法定人數即可進行收購，即使目標公司有少數股東想阻撓也不影響我方企業的實際收購。

這種方式的制約條件一是由于多以現金方式進行收購，故需我方投入較多運營資本。二是由于中方并購企業在完成并購后要對目標企業進行整合，以實現海外并購的目的，因而應具備較強的管理能力和整合人才。三是對目標企業債務、稅收和法律訴訟等情況掌握方面的任何疏漏都可能形成并購陷阱，制約并購目標的實現。

由于目前國際直接投資業務中主要的方式是并購投資，而不是新建投資方式（或稱綠地投資方式），所以應當說海外資產并購模式是一種比較流行的海外投資方式。還有，資產并購模式是以大量非上市企業為交易對象，上市公司終歸只是海外企業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因而這一模式比海外股權并購模式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更適合廣大中小企業。隨著我國海外投資規模的日趨擴大，并購投資將日益成為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方式，其中資產并購模式會被更多的企業選用。

海外股權并購模式

海外股權并購模式是指我國公司購買一家海外目標公司（通常都是上市公司）發行在外的具有表決權的股份或認購其新增注冊資本，所獲得的股份達到一定比例可對該公司行使經營管理控制權的一種海外投資行為。在海外股權并購模式下，其交易的對象是海外目標公司的股權，而最終取得的是對目標公司的控制權，我國企業作為收購方成為海外目標公司的新股東。近年來，國內企業選擇股權并購模式進行海外投資的事例逐步增多，如2001年萬向集團并購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美國UAI公司、2003年北京東方電子集團收購上市公司冠捷科技等都屬于此類并購。

2003年8月，北京東方電子集團以10.5億港幣收購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上市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股份3.56多億股，以占有其超過26.36%的股份成為冠捷科技第一大股東。冠捷科技是一家專業從事CRT顯示器、液晶顯示器、PDP顯示器以及液晶電視類產品的研發、制造和銷售的高科技企業。通過本次海外股權收購，北京東方電子集團將自此擁有從TFT-LCD面板到顯示器整機的技術和生產能力，以及遍及全球的市場、研發、服務體系，從而奠定了實現“通過產業整合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目標。

在股權并購模式下，作為投資主體的我方并購企業可以是上市公司也可以是非上市公司，但海外目標企業一般為在股票交易所掛牌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權并購實施過程復雜，但法律程序簡單。在法律程序上，只要并購方取得股權優勢后即可進行董事和監事的改選。股權收購完成后，海外目標公司作為我方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存在，擁有獨立的法律地位。由于買賣協議的簽訂方是我方收購企業和海外目標公司的不同股東，故該投資模式的交易決策具有分散性。

采用股權并購方式進行投資，由于不增加海外目標公司及其股東的稅收支出，故收購成本較低；同時可以運用股權并購方式取得目標公司的控股權，使目標公司在經營上與我方公司形成一個整體，為我方公司的國際化戰略服務。但采用這種模式，在股權收購條件下，我方企業要對海外目標公司的一切債務負責。另外，由于并購交易決策具有分散性，可能會遇到少數股東的阻撓。

隨著國際證券市場的發展，股權并購模式日漸通行。采用股權并購模式進行海外投資，我方企業既可以擴大生產規模和市場份額，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又可以節約交易成本，獲得生產要素內部化收益；運用股權并購方式，我方公司可以在部分出資控股的情況下，以“小資本”控制“大資本”，取得海外目標公司的控制權，實現企業資本滾動式發展，迅速實現企業海外擴張的目標；通過股權并購，還可實現我方企業海外間接上市的目標，即買殼或借殼上市。

國家戰略主導投資模式

國家戰略主導投資模式是指我國一些大型能源企業開展海外投資主要是政府的推動，注重的是國家的宏觀利益，是為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而向海外資源開發方面進行的投資。海外能源開發投資是落實國家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步驟，這類投資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投資回收期限長，投資風險大，需要政府來推動和承擔主要風險。在這種模式中，即包括新建海外企業也包括通過資產或股權并購而設立的海外企業。現階段，這種投資模式主要體現在能源戰略方面，今后將向資源戰略擴展。

開展該模式海外投資的代表性企業當屬我國三大石油巨頭即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石油能源是保證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能源，開展國家戰略主導模式的海外能源投資是解決能源瓶頸的重要途徑。近年來，三大石油巨頭積極實施國家提出的“走出去”戰略，著眼國家長期能源安全，紛紛進行海外油氣田的投資開發，先后啟動了二十幾個項目。三大石油巨頭與國外的很多合作項目采取的是“份額油”的方式，即中國石油企業在當地的石油建設項目中參股或投資，每年從該項目的石油產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額。這種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石油進口數量以及價格的穩定。

海外投資的主體一般是大型國有或國有控股重點能源企業，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資金來源有保證，抵御風險能力較強，從而有利于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戰略實施。由于把落實國家能源安全戰略的宏觀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就比把企業利潤最大化作為第一位的其他投資模式能更有效地為國家戰略服務。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較低，有些自然資源如石油的供給形勢已越來越嚴峻，為了維持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中國必須通過海外投資參與國際能源生產分工，盡可能多地利用海外能源，落實國家的能源安全戰略。當前，中國規模最大的海外投資就發生在自然資源行業，而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國家戰略主導模式的海外投資仍將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模式之一。但這種投資模式在非能源行業一般不采用，由于所需投資數額較大，眼下非國有大型能源企業采用也不現實。

海外研發投資模式

篇（8）

防范風險，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保險。海外投資保險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進行的一種特殊保險活動，通過本國的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或專門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對適保投資者的海外投資因東道國發生的征收、匯兌限制、戰爭和違約等政治風險和其他風險而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保險業務。

為了保護和促進海外投資的快速平穩發展，中國早在2001年就已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但是這次利比亞危機還是暴露出了中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執行中的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借鑒國際經驗，加以完善。

首先，中國企業在利比亞受損200億美元，但是能夠得到保險賠付的只有4億元人民幣，保險覆蓋面明顯不足。

據了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企業風險防范意識不強，海外投資保險在中國已有10年歷史，但對大多數中國企業而言，仍是個新鮮事物。我們需要加強這些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二是保費相對較高，對于一些小型投資或項目，人們會感覺不值得。需要科學制定保險費率。目前，就綜合保險費（投保險別為所有）率講，美國為1.5%，德國0.75%-1.5%，日本0.55%-1%。

其次，目前國際通行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有三種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雙邊主義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單邊主義模式和以德國為代表的混合模式。中國實行的是單邊主義模式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這種制度不以中國與資本輸入國訂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法定前提，有個較為明顯的缺點，即保險機構實現代位求償的依據只能是外交保護權，不利于投資母國保險機構理賠的代位求償權的實際有效行使。這樣可能導致政府成為他國政治風險損失的最后承擔者，不利于保護整個國家的利益。專家建議，可以考慮向雙邊模式調整。

篇（9）

房地產投資歷來都是高凈值人士熱衷的主要投資領域，但當前低迷的國內房地產市場，讓廣大高凈值人士急于尋找新的投資方向，而且高凈值人士的投資方式也日趨理性，他們開始將眼光放得越來越廣，越來越長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搜羅低風險高附加值的投資方式。《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調查顯示，中國高凈值人群中擁有海外資產的已經達到13。海外資產在可投資總資產中的平均占比為19％。投資標的以房地產為主。在目前沒有海外資產的高凈值人群中，也有將近30％的人在未來三年有進行海外投資的計劃。海外投資已經成為了當下富豪投資的潮流趨勢。

在海外投資中，“海外購房團”這一詞匯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范圍內。中國的海外購房團紛紛奔赴全球各大樓盤銷售地，一時之間，中國富豪成為了世界房產銷售中心的心頭愛，在海外房產亦不景氣的今天，只要看到了中國富豪，就仿佛看到了希望。由此可見，海外投資最主要的方式仍以房地產為主，這也契合了中國人的傳統理念。中國富豪在全球掀起了買房狂潮，以加拿大為例，據統計報告顯示，中國內地投資者在加拿大溫哥華購房比例持續增加，已達到29％，較去年25％的比例上升4個百分點。中國富豪的巨大經濟影響力也波及到了海外房產價格，報告稱，在去年，由于中國人的大量置業將溫哥華的房價推高了12％。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富豪在海外房地產市場的巨大力量。

除國內房產調控政策的影響以外，人民幣升值、海外房產信息透明化也是海外購房投資熱的有力助推器。人民幣兌美元5年內累計升值了22％，海外購買力也不斷增強，海外貸款的還款壓力也持續降低，這讓眾多的富豪人士看到了投資新希望。而且在次貸危機之后，國外房價大幅下跌，去國外買房的性價比高要遠遠高于國內，在國外的一些城市，無論是出租回報還是升值空間都相對比較合適。而且很多國家也實施了有吸引力的購房政策，吸引了大量中國買家。因此，海外投資無疑成為了高凈值人士當下的明智之選。

當海外投資成為一種趨勢，我們不僅要問，是什么原因讓如此眾多的國內高凈值人士選擇將資產投向海外?

根據《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的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得知，子女教育成為海外投資的最主要目的，一半的高凈值人群因為子女教育而進行海外投資。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每個做家長的最大心愿，富豪人士尤為甚之。國內素質教育改革已經喊了很多年，但海外教育與國內教育體制之間的差距仍然是不言而喻的。歐美等國一流的教育水平，科學的課程設置，綜合性素質的培養，廣闊的發展前景，這些都成為了富豪人士為子女搭建美好未來的理想地。

而且，像我們剛才提到的海外購房，這也是很多家長為子女接受海外教育而做出的附加選擇。“以房養學”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而是留學生中比較流行的生活方式。家長為孩子在國外購買房產，留學生讀書期間可以住，留學結束以后則交房屋托管公司繼續賺租金，這也成為了一些人的投資方式。

《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的調查還顯示，13海外投資是為了移民。14％的高凈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請中，還有46％的高凈值人群考慮移民。

篇（10）

目前，中國海外投資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從分散投資和長遠發展的角度出發，這既是經濟走向全球化的必然一步，也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歷了貨物輸出、勞務輸出到國外從事基礎設施建設、資本輸出，買企業，買股權，投資建廠等。

從資本流出角度來看，在直接投資的方面，海外投資行業主要分布在采礦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和商務服務業，海外投資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但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正在崛起；投資方式從初期的投資辦廠、將原材料基地或制造基地由國內轉向國外等簡單的方式，逐步過渡到跨國并購、參股、換股、BOT等多種方式和選擇各種收購目標。

在間接投資方面，海外投資主要是境內機構、企業和個人在境外股票市場或向境外融資。自2007年下半年起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中國境內個人直接對外證券投資業務試點，居民個人可在試點地區通過相關渠道，以自有外匯或人民幣購匯直接對外證券投資。從當前的QDⅡ理財產品銷售狀況來看，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背景下，目前個人的直接對外證券投資需求還是有限。但更深遠的意義在于，開展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證券市場試點，成為境

內居民投資多元化和分散風險的有效渠道。

二、中國海外投資的機遇和挑戰

全球資本市場風云變幻對中國海外投資提出了挑戰。次貸危機發生一年多了，美國終于爆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美國前5大投資銀行已消失了3個，僅雷曼兄弟的負債就高達6億多美元，如此大規模公司的破產，使格林斯潘稱其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此次導致全球資本市場日益動蕩，對中國資本市場也產生諸多不利的影響，包括對中國股市產生沖擊、造成外匯儲備損失等。中國的海外投資，尤其在資本市場方面，同樣承受與日俱增的市場系統性風險，投資業績下滑較快，分別在對商業銀行境外理財產品、境外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方面不可避免遭受較大的損失。

這場危機盡管對中國海外投資造成了沖擊，但同時也提供了一次非常特殊的發展機會，如把此次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機會，從長遠來看更多定位在參與全球資本市場構建這一層面，則可能意義更為深遠。究其原因：一是美國金融危機標志著美國核心競爭力有所削弱。對其他國家而言，是重大的戰略機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加大；二是中國經濟還需通過海外投資進一步分散國內經濟的風險，未來中國經濟的規模將會更大，中國企業到海外并購，不僅可拓寬海外市場，而且可為其在國內的競爭增添諸如研發、品牌、人才、新經營模式等多方面的優勢；三是獲得高端的金融人才資源。金融危機的沖擊改變了金融業高端人才市場的格局，華爾街頂級機構的一大批高素質金融從業人員現正面臨尋找新工作的處境，這些人才在以往千金難求，此時招賢可謂天賜良機。此外，當華爾街金融危機沖擊整個金融業時，海外金融服務機構與高端技術處于供過于求的形勢，資產價格相對較低。中國的金融服務業尚且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急切需要先進的金融服務技術。如果判斷準確的話，中國此時可出手收購海外金融機構，可低成本獲取較高的金融服務資源，打響中國自身的品牌。

三、中國海外投資策略的探析

首先，中國的海外投資從長期的戰略角度出發，應采取審慎漸進的原則。中國在對海外市場走勢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不僅要立足于獲取長期和穩定的收益當前的投資利潤，還要著眼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安全，抓住機遇，要做好長期戰略資產配置，把海外投資的宏觀效益與海外投資機構、企業和個人的自身效益相結合。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應當引起對美國投資模式的反思，美國由于過度使用金融工具進行投資，導致市場流動性過剩而最終釀成金融危機。因此，推動中國的海外投資尤其在資本市場方面的投資，宜采取審慎漸進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