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績效分析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營績效分析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引言

2010年，央企全面實EVA考核，正式用EVA替代ROE作為年度經營業績效考核的基本指標，這標志著我國企業追求價值最大化時代的到來。招行目前的經營績效評價體系仍是以傳統績效評價體系為主，而傳統績效評價容易使企業行為短期化，過分追求凈利潤，忽視資本成本和經營風險，進而損害股東利益。因此構建一個更有效的業績評價體系就顯得十分迫切。

隨著EVA評價指標的推廣，EVA在銀行方面運用的研究也越來越多，1994年，美國森圖拉銀行率先使用EVA指標，在短短幾年內EVA的實施為銀行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米歇爾（2003）比較了MVA和EVA，表明EVA是一種優越的銀行績效衡量工具。富蘭克（2007）等人肯定了EVA作為衡量股東價值指標的優越性。譚德彬(2003)首次提出用EVA作為上市銀行績效評價的新標準。熊琴翠(2006)探討了EVA的基本原理、EVA與銀行價值的關系，最后分析了EVA理論在銀行價值創造中的具體運用。工行福建省分行計劃財務部（2005）對EVA在銀行純凈考評中的應用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他們從EVA指標入手，構建了總行、分行、管理層、職能部門、員工五個層級的EVA業績評價體系。

2.現有的銀行經營績效評價方法（見表1）

可見，傳統的績效評價僅限于銀行會計報表上表面的數據，沒考慮到數據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更沒考慮外在環境變化和機會成本對銀行本身經營業績的影響，故傳統的績效評價方法不能準確地對銀行的績效進行評價，只能反映銀行經營的表面現象。而EVA通過引入資本成本，不僅體現了債務成本，而且還反映了股東投入資本的機會成本，反映了信息時代財務績效評價的新要求，能夠為企業提供較為客觀、全面、系統的績效衡量標準。

3.銀行EVA的計算公式

3.1 招行經營績效評價體系

（1）評價對象及指標體系

招行根據金融監管要求和具體情況，設立了綜合管理評價指標，由經營規模、成本效益、資產質量和內部管理四類組成（見表2）。

（2）存在問題

從表2可看出，招行在績效評價體系的設計上，努力走出傳統財務報告分析的模式，向綜合性、全面性的評價體系邁進，但是在總體思路和具體方法上看，尚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評價方法仍較落后，傳統財務指標仍占主導地位；第二，未充分考慮到風險因素，經營收益未經風險調整；第三，多指標體系的考核方式，缺乏核心指標。

因此，招行在面對國內外的激烈競爭，尤其在零售銀行市場，而銀行內部的績效評價體系又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引進EVA方法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業績就顯得十分迫切了。

3.2 EVA的測算

（1）EVA的內涵

EVA是指企業稅后凈營業利潤與該企業加權平均的資本成本間的差額，是為出資人創造的“真正的利潤”，其最大的亮點在于不僅剔除了債務成本，還考慮了股權投資的機會成本，消除了在傳統會計利潤下企業認為“股東資本免費”的弊端。

（2）EVA的計算公式

EVA=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成本=稅后凈營業利潤(NOPAT)-資本總額(CAP)×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WACC) （1）

高莉，樊衛東（2003）結合銀行業自身的特殊性，修正了EVA指標，提出適用于銀行業績評價的EVA指標體系。NOPAT=稅后利潤總額+貸款損失準備的本年度變化數額+其他資產減值準備的本年度變化數額+(-)營業外支出(收入)-(+)稅率×營業外支出(收入) （2）

（2）式未考慮存款利息支出，債務資本，商譽和遞延所得稅。本文將（2）式調整為：

調整后的NOPAT=稅后利潤+少數股東損益+債券利息支出×(1-所得稅率)+本年商譽攤銷

+當年計提的貸款呆帳準備+當年計提其他各項資產減值準備-營業外收支凈額×(1-所得稅率)+遞延稅款貸方余額變動-遞延稅款借方余額變動　 　（3）

調整后的CAP=債務資本總額+調整后的權益資本總額 （4）

其中：債務資本=普通金融債券余額+長期次級債券等附屬資本余額

調整后的權益資本=股東權益(包括普通股東權益和少數股東權益)+年末貸款呆帳準備金余額+年末其他各項資產減值準備金余額+年末遞延稅款貸方余額-年末遞延稅款借方余額 （5）

WACC=債務資本/CAP×債務資本成本率×(1-所得稅率)+權益資本/CAP×權益資本成本率

（6）

其中，債務資本成本率根據發行債券的票面利率計算；權益資本成本率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計算，公式如下：

3.4 招商銀行經營績效分析

3.4.1 基于EVA與傳統指標的比較

（1）NI與EVA的比較

篇（2）

【論文摘要】融資難已經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瓶頸。造成此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小企業融資結構卻是不容忽視的。本文首先綜述了融資結構與企業績效的理論，同時對我國的中小企業現行的融資結構特點進行分析，在得出結論的基礎上，提出對于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狀況改善的思考與不同發展階段應當采取的融資策略。

一、引言

當今世界，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都已成為或正在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然而在中小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融資難已經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瓶頸”。本文將通過對國際上一些國家的樣本數據的比較分析，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的條件，了解我國融資結構是否對融資成本、進而對企業績效所產生的影響。

二、融資結構與經營績效的概念表述

融資結構，也稱資本結構，它是指企業在籌集資金時，由不同渠道取得的資金之間的有機構成及其比重關系。績效是一項工作或活動的最終結果，是從活動過程中得到的所有結果。

1、國際上資本結構對績效影響的理論研究

理論：資本結構理論主要由三種理論觀點構成。（1）資本結構無關論。該理論于1958年提出。理論認為，企業所有證券持有者的總風險不受其資本結構影響。無論企業籌資組合如何，企業總價值均保持不變。（2）僅考慮所得稅時的理論。該理論于1963年提出。將所得稅納入考察后，由于負債利息的抵稅作用，使公司價值會隨著負債融資程度提高而增加，最佳資本結構幾乎是100％的負債結構。（3）米勒模型。1977年由米勒教授提出。米勒模型的基本點是：有負債公司的價值等于無負債公司的價值加上負債所帶來的抵稅利益。而抵稅利益的多少則視各類所得稅的稅率而定。

權衡理論：也被稱作最優資本結構選擇理論，認為企業最優資本結構選擇就是在負債的抵稅收益和破產成本現值之間進行權衡的理論。權衡理論的代表人物羅比切克和梅爾斯（RobichekandMyers）指出：企業資本結構的最優水平處在負債權益比的邊際稅收利益現值和邊際破產成本現值相等點上。此外，他們認為在沒有稅收時，盡管不存在負債權益比的惟一的最優點，但也不應該超過某一最大可能點；在存在稅收時，企業負債權益比有一個最優點或最優范圍。

優序融資理論:企業融資一般會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權益融資這樣的先后順序。美國學者梅爾斯（Myers）和馬吉洛夫（Majluf）的共同提出。內源融資主要來源于企業內部自然形成的現金流。由于內源融資不需要與投資者簽訂契約，也無需支付各種費用，所受限制少，因而是首選的融資方式。其次是低風險債券，其信息不對稱的成本可以忽略。再次是高風險債券，最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發行股票。

2、資本結構與績效之間的聯系

任何企業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的選擇都是在一定的市場環境背景下進行的，單個企業選擇的具體融資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數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卻具有某種共性，如以銀行貸款籌資為主或以發行證券籌資為主。

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市場化程度不同，不同類型國家企業融資的模式也不同。目前發達國家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可以分為兩大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為主導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及德國為代表的以銀行貸款融資為主導的模式。

我國資本市場1992年設立，經過十幾年時間的發展，資本市場規模有所擴大，但是還缺乏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門服務的中小資本市場。我國中小企業更依賴于負債經營。負債水平是否適度是相對于一定宏觀經濟背景、政策環境和企業經營效率而言的，取決于銀行利率、通貨膨脹率等多種因素，沒有一個統一標準。

三、融資結構的國際比較

通過以上的闡述，對融資結構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以下是一些典型國家之間的數據比較。首先，是發達國家融資結構比較。從相關數據統計得到，美國：內源資金占75%，外源資金占25%，其中13%來自金融市場，12%來自金融機構。日本：內源資金占34%，外源資金占66%，其中7%來自金融市場，59%來自金融機構。德國：內源資金占62%，外源資金占26%，其中3%來自金融市場，23%來自金融機構，其他來源占12%。

1、從美、日、德三國企業融資結構對比中可以看出，美國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內源融資，在其外源融資中，證券融資占了相當的比重，這與美國證券市場極為發達有著相關的原因；德國企業的內源融資比重較高，這與美國企業類似，但在其外源融資結構中，德國企業外部資金來源主要為銀行貸款；日本企業外源融資的比重高達66%，而在其外源融資中，主要是來自銀行的貸款，其證券融資的比重只有7%，銀行貸款在企業總資金來源中占到了59%的份額。可見，從外部資金來源來看，美國企業主要依靠證券融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也占了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國的企業外部資金來源主要為銀行貸款。

2、雖然各個國家的融資結構存在差異，但是以上國家融資方式選擇基本上與梅爾斯和馬吉洛夫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吻合，即企業的融資選擇順序是內源融資-外部債務融資-外部股權融資。

再看一下發展中國家的融資結構：

1980-1987年，韓國：內部融資占19.5%，股權融資占49.6%，長期債權融資占30.9%，內部融資變化率為7.6%。

1983-1987年，泰國：內部融資占27.7%，內部融資變化率為23.1%。

1984-1988年，墨西哥：內部融資占24.4%，股權融資占66.6%，長期債權融資占9.6%，內部融資變化率為14.9%。

1980-1988年，印度：內部融資占40.5%，股權融資占19.6%，長期債權融資占39.9%，內部融資變化率為-12.6%。

1983-1987年，馬來西亞：內部融資占35.6%，股權融資占46.6%，長期債權融資占17.8%，內部融資變化率為-7.7%。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發展中國家間企業杠桿率存在很大差異。總體上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杠桿比率比發達國家要低。發展中國家內部融資比率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普遍偏低。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外部融資結構上利用股權融資的比率要大的多。

四、分析結論以及闡述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特點

1、結論

按照理論，在存在企業所得稅時，負債會增加企業的價值，較高的財務杠桿比率可以提高公司績效。結果的現實意義在于，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負債水平造成對企業績效是起著正作用，因而對其并不需要降低負債水平，但可以拓寬融資渠道，增加企業權益性融資，以降低高負債所帶來的高經營風險，提升企業的總體績效。但是，企業應當采用股權資本籌資還是負債資本籌資，這個要多方面考慮，不能僅僅認為負債就是最好的。

負債融資固然可以給企業帶來抵稅方面的收益，并且可以利用財務杠桿的作用來提高權益報酬率。但是隨著負債融資數量的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不斷增加，由此帶來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破產成本也隨之增加。因此，企業應當根據行業特點和企業本身的風險承受能力適度負債，而絕非負債越多越好。內部融資的企業自有資金的實力是否雄厚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因為，第一，自有資金越雄厚，企業的財務基礎越穩固，抵御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就越強。第二，對于這部分資金，企業管理當局具有充分的調度權，因此也可以增加企業的財務靈活性。第三，可以增加企業籌資的彈性。當企業面臨較好的投資機會而外部融資的約束條件過于苛刻時，充足的自有資金不至于使企業喪失轉瞬即逝的市場機遇。所以，資本實力的增強是企業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內部融資應當成為企業融資的首選方式。

2、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特點

與大多數企業一樣，中小企業的融資來源主要也是分成兩大類，一是權益資金，二是債務資金。

中小企業由于資產規模小、財務信息不透明、經營上的不確定性大、承受外部經濟沖擊的能力弱等制約因素，加上自身經濟靈活性的要求，其融資與大企業相比存在很大特殊性。

（1）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在融資渠道的選擇上，比大企業更多地依賴內源融資。

（2）在融資方式的選擇上，中小企業更加依賴債務融資，在債務融資中又主要依賴來自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貸款。

（3）中小企業的債務融資表現出規模小、頻率高和更加依賴流動性強的短期貸款的特征。

（4）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更加依賴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設備租賃等來自非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以及民間的各種非正規融資渠道。

中小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融資結構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在初創時期，由于受到規模和業績的限制，中小企業一般很難從金融機構取得貸款，因此其資金主要來源于自有資金及自身積累。進入成長期后，由于企業規模得以擴大，企業的經營走上正軌，經營業績日益提升，在這一階段，中小企業為擴大生產，會更多地依靠外部融資，特別是外部金融機構的貸款。于是，中小企業會建立和健全企業的各項制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金融機構惜貸情況。在成熟階段，中小企業的產品銷售狀況穩定，財務狀況良好，業績增長，內部管理制度也日趨完善，企業的社會信用程度越來越高，這時企業會相對容易地獲得債務資金。

五、提出融資組合效率和不同時期融資策略的設想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了解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存在的特點，得出了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負債水平對企業績效的正作用，因而對其并不需要降低負債水平，但可以拓寬融資渠道，增加企業權益性融資，以降低高負債所帶來的高經營風險，提升企業的總體績效。

1、融資組合效率的設想

鑒于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的特點，參考發達國家的做法，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時，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推動債權融資市場的多元化。通過發展專業化的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發展融資租賃業，這是企業進行長期資金融通的一種有效手段。一般來說，企業進行融資租賃的成本比貸款低、風險較小，而且其方式靈活、方便，比長期貸款和發行股票、債券受較少限制。而我國在這方面還很欠缺，租賃公司的規模很小，融資租賃的金融杠桿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還有就是要促進融資的創新，可以考慮降低企業債發行的門檻。

（2）建立多層次的的資本市場。無論債權融資還是股權融資，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都具有籌資、分散風險的作用。其中股權融資具有更強的導向性和針對性。

2、對于不同時期中小企業融資策略的設想

中小企業在各發展階段應該選擇理性的、適當的融資策略，防止企業因融資不慎導致財務狀況惡化。

（1）創業期的融資策略。由于初創時企業風險很大。因此，企業可以選擇股權資金、創業基金、天使投資以及抵押貸款等方式進行融資。盡管資金成本很高，但是企業可以通過進入孵化期來降低企業的運作成本，從而稀釋資金成本。

（2）成長期的融資策略。一般來說,成長期的中小企業已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主動地位，必須順應社會技術進步，通過新技術創造新產品，進而開拓新市場。中小企業在成長期的發展迫切需要打通融資渠道，企業可以著手在資本市場上尋求資金的支持。此時企業的贏利能力很高，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利益的驅動下會降低借貸的門檻。當然，在該階段企業應嚴密監控各項財務指標，一旦出現預警信號，要及時采取措施。

（3）成熟期的融資策略。進入成熟期的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市場細分，滿足顧客的特定需求，提供專業化的服務等方式來填補空白市場的需求以獲得生存的機會。成熟期內，中小企業擁有相對豐厚的自有資金，去銀行或者其他機構融資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也相對較低。此時的企業要思考戰略投資的問題。由于原有的業務已經發展成熟，而新業務還沒有為企業貢獻利潤，此時企業的贏利能力已經大不如前，所以，此階段的企業獲取發展資源時，盡量使用自有資金少負債。

篇（3）

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由于所面對的市場結構、所具有的增長能力、與宏觀經濟周期的關聯度，以及所處的行業生命周期階段等均不同，因而其經營績效也有顯著差異。本文擬通過設立反映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進行綜合評價，并在此基礎上試圖從行業角度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考察其是否存在顯著的行業間差異。

一、相關文獻回顧

Foulke（1968）在其經典教材《Practical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中，首次系統總結了經營績效的行業基準問題，并給出了許多行業各種財務比率的均值，指出公司比率處于某個范圍內是理想的，否則是異常的。Gupta（1969）對美國17.3萬個制造業公司的研究發現不同行業公司的財務指標具有顯著差異。King（1966）和Livingston（1977）都發現股價行為具有顯著的行業特征。此外，Bowen等（1982）研究了財務杠桿的行業效應，發現不同行業的財務杠桿具有顯著差異，并證明了差異并不是由個別行業的異常值導致的，而是普遍性的，并且行業間的差異在時間上具有穩定性。

國內也有少量成果初步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行業效應，如舒艷等（2000）在控制行業因素的基礎上，對財務比率與企業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統計研究；吳澤智（2001）將1999年中期A股上市公司分為21個行業，對各行業上市公司1999年中期的經營業績進行了綜合測評，并分析了各行業上市公司1999年上半年的行業經營景氣度；郭鵬飛等（2003）對我國A股上市公司2001年的7個財務比率進行了分行業的統計分析，并檢驗了財務比率的行業因素效果。但這些研究均為描述統計與定性分析，未進行假設檢驗和相關分析等進一步研究，本文擬從行業角度研究中國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考察其是否存在顯著行業間差異。

二、上市公司綜合績效的主成分評價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綜合評價，這些互不相關的綜合指標能夠反映原始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然后再根據綜合指標反映信息的重要程度客觀的賦以一定的權重，建立一個評價函數，由此計算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評價值。全部數據處理和圖表處理均通過SAS軟件和Excel軟件進行。

1.指標的選取

借鑒國內外已有的評價體系，論文選定2003年～2005年間的我國1226個上市公司的銷售利潤率、資產現金流量回報率、凈資產利潤率、資產周轉率、銷售成本率、資產費用率、資產成長率、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9個指標作為分析的起點。各項原始指標的計算過程參見表1。

2.樣本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自2003年～2005年行業經營績效行業分析，需要的樣本數據為上市公司9項財務指標，主要來自于由深圳市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制作的“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和“港澳咨詢靈通數據庫”2003年～2005年全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以及證券之星等網站資料。以手工方式錄入，并加以仔細反復核對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盡量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根據以下原則對樣本數據進行了預處理：

（1)本文中剔出了個別財務指標數據無法取得的上市公司；

（2)本文中剔出了金融類上市公司；

（3)由于有些上市公司發生嚴重虧損如被冠以ST，PT，公司的凈資產已經成為負值，對于我們計算凈資產收益率具有較大影響，因此這些公司也被剔除。

3.行業分類情況

本文根據中國證監會確定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中所制定的行業分類標準，對樣本數量較大的制造業細分到二位數行業代碼,對其他行業,本文只對其分類到一位數行業代碼，最終把我國滬深兩市2003年～2005年間1226家上市公司劃分為19個行業。

4.綜合評價

根據上述財務指標數據，應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對滬深兩市2003年～2005年上市公司9項財務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其綜合經營業績評價函數，由此計算出所選1226家樣本上市公司的綜合公司績效F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指標標準化使業績分布基本上是呈正態分布的，有的F值可能出現負值的結果，但這并不影響可比性，因為綜合評分的正負并無實際意義。

三、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行業差異分析

通過上面的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經營績效是一個綜合性指標，它反映了上市公司經營的許多方面。因此，我們可以用其進行行業差異分析。

1.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行業差異的描述

從表2可以看出，在這19個行業中，2005年不同行業的經營績效差別很大。平均經營績效在-0.2062～1.0032間波動，最高與最低經營績效相差1.2。其中公共事業的平均經營績效最高，為1.0032，而農業的經營績效最低，為-0.2062。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傳播與文化產業、社會服務業、石油化工行業、食品飲料業和造紙印刷業的經營績效都比較高，其都大于0。而農業、信息技術產業、機械設備、綜合、醫藥和紡織卻表現出較低的經營績效。

我們比較不同行業的標準差可以發現：金屬非金屬行業的標準差很大，達到了21.73。這說明金屬非金屬行業內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差異非常大，這反映了該行業的風險較高，這主要是由于：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宏觀經濟穩步增長、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內對金屬非金屬的市場需求不斷膨脹，面對如此機遇，一些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加快企業改制、重組、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調整產品結構，使公司經營績效不斷提高，而另外一些企業則不能跟上市場的變化、生產技術落后，表現出較差的績效。從而造成了該行業經營績效相差很大。房地產行業、造紙印刷業的標準差也很大，高于1。而其他行業的標準差相對來說都不大。

從行業的變化趨勢來看，2003年～2005年間，采掘業、公共事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食品飲料業和石油化工行業的經營績效一直表現很好，其經營績效指數一直為正，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值。并且其標準差也不高，經營績效表現很穩定。這主要由于：采掘業、公共事業和石油化工行業表現出一定的資源優勢和壟斷特征，使其在總體上仍保持了相當強的綜合競爭力，由于資源、能源在我國及世界上依舊相對比較緊張，所以基本上這些行業上市公司的業績都非常的優良和穩定，而且預計此種狀態依舊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會延續下去。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繁榮，產品極大豐富，進出口貿易增加，市場對交通運輸倉儲業、食品飲料業的需求也越來越高，經濟發展對其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從而使這兩行業的經營績效表現很好。無論從與全球經濟接軌角度，還是從市場對交通運輸倉儲服務的需求角度來看，我國交通運輸倉儲業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可見，交通運輸倉儲行業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一個新亮點。與之相反的是，電子行業、紡織服裝、機械設備、醫藥和綜合這四個行業的經營績效一直都低于全國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2.行業間經營績效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從以上簡單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行業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是很大影響的，但不同的行業間經營績效的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我們還需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19個行業2005年經營績效的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見表3。

表3中結果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對于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可以拒絕行業間無顯著差異的原假設。也就是說，不同行業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是顯著不同的。

四、結論

行業的經營績效明顯地受到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大環境的影響，政策和市場需求的導向指引著企業的發展和行業的趨勢。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中，不同的行業所表現出的經營績效無論是經營績效本身，還是其變化趨勢，都存在著顯著的行業差異。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食品飲料、石油化工和公共事業表現出很好的績效；與此同時，紡織服裝行業、醫療、綜合行業和機械設備行業的綜合經營績效卻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是明顯不同的。

參考文獻:

[1]Manak C Gupta.The effect of size, growth, and industry on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J].Journal of Finance,1969:（7）

[2]Benjamin F King. Market and industry factors in stock price behavior[J].Journal of Business,1966:（1）

[3]Miles Livingston. Industry movements of common stocks[J].Journal of Finance,1977:（3）

篇（4）

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經濟增長能力不斷進步，我國金融行業不斷取得新發展，國有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業的主力軍，在行業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出口行業嚴重受挫，企業凋零、股市大跌，金融行業自身發展嚴重受阻。同時，國內各類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大量外資銀行涌入爭奪國內市場，我國銀行業的競爭越發激烈。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國有商業銀行持續穩健的發展動力、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是目前我國國有銀行時刻面臨的重大問題。

國有商業銀行若要取得穩健的發展，必須要在銀行自身經營績效上取得實質性的發展，因為每個銀行的經營績效是銀行自身綜合實力的最直接體現。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只有在提升經營績效上不斷進步，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占先機，才能更好的鞏固國有商業銀行在我國銀行體系中的基礎性位置。因此，研究如何更好地提升銀行的經營績效，是當今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必須重視的戰略性工作。

一、相關概念界定

1.績效

績效是指企業在既定的戰略目標下，運用特定的標準和指標，對員工的工作行為及取得的工作業績進行評估，并運用評估的結果對員工將來的工作行為和工作業績產生正面引導的過程和方法。

2.經營績效

經營績效是指營運管理最終的成果，具體表現在一些指標任務達標的情況，包括：銷售額、銷售額增長率、毛利額、毛利率、毛利額增長率、損耗率、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增長率、綜合毛利率、人力成本占銷售比、經營費用占銷售比、凈利率、存貨周轉率、投資回報率、資產回報率等等。

3. 商業銀行經營績效

商業銀行是以盈利為目的，以多種金融負債籌集資金，多種金融資產為經營對象具有信用創造功能的金融機構。因此，本文將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界定為：商業銀行在保障盈利、多渠道籌集資金、經營多種資產對象、保證銀行信用的前提下，在一定時期內所能達到的具體的運營管理成果。

二、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中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存在問題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總體上經歷了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經營模式轉變的過程，隨著經營模式的轉變，經營績效的考核評價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雖然銀行正在努力建立新的經營績效評價體系，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較多的問題。

缺乏明確目標定位。隨著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方式的不斷變革，銀行自身也在不斷改進新的經營績效指標來適應新情況，但是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評價體系仍然存在缺乏明確目標定位的問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不同地區制定經營績效評價體系時并未因地制宜，仍舊施行同樣的經營績效評價體系，這也就造成了指標體系混亂而且缺乏目標。另外，由于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各個支行經營環境、競爭狀況、地理位置等不同條件的差異造成了支行間經營效益的差異巨大，施行同樣的經營績效評價體系導致了不同地區的員工待遇差別很大。因此，缺乏明確的目標定位是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中的突出問題。

評價指標避難就易。在銀行經營績效評價指標中，存在財務性指標和非財務性指標。財務性指標是企業總結和評價財務狀況和運營成果的相對性指標，由于此類指標可以通過往年的財務數據分析比較容易地顯現出來，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在評價經營績效時十分重視財務指標。然而，財務指標是面向過去，反映的是過去的績效，無法提供創造未來價值的動因。非財務性指標無法通過財務數據準確計算，十分難以衡量，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往往避開這類指標。在銀行實際發展中，諸如顧客滿意度、產品和服務質量、公司潛在發展能力、創新能力等非財務性指標可以促進銀行全面經營績效水平的提高，對銀行的未來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國有商業銀行評價體系存在避重就輕的問題。

效益發展只重眼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目前經營績效評價指標的重點是短期的經營績效，而很少把涉及到未來長期發展的指標列入考慮。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當期的經營成果，當期的經營成果直接關系到銀行內部的績效考核，銀行內部的績效評價又與員工的薪酬掛鉤，這也就直接導致了銀行自上而下目光緊盯當期效益，被考核人可能會以損害長期發展為代價換取短期利益，而忽略了銀行長期經營績效的實現。這種效益發展只重視眼前利益而忽略長期發展的做法嚴重損害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整體利益，不利于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體系制定缺乏溝通。國有商業銀行在制定經營績效考核指標時，一般會采取自上而下確定考核目標的方法，銀行基層員工沒有參與具體考核指標的制定，而只是績效考核的執行者。這種情況下，銀行沒有廣泛收集員工關于經營績效考核的意見，員工對績效考核的理解和參與度都難以準確到位，而只是在淺顯地了解之后就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執行，簡單地把經營績效考核作為一項工作任務去完成，對績效考核缺乏認同感。銀行員工長此以往，會極大程度地降低經營績效考核的效用，也就無法達到通過績效考核激勵員工的效果，導致考核流于形式。員工會重視跟自身利益相關的考核指標，忽略其他不涉及經濟利益的指標，這種做法不僅降低了員工工作的積極性，也對銀行整體的利益造成巨大損害。

2. 原因分析

通過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考核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分析，結合對銀行內部工作實際情況的調查，可以總結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績效考核存在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內部體制。國有商業銀行目前的內部體制是多年工作中總結出來了經營模式，銀行內部長期循規蹈矩地按照這種固有模式運作，沒有實現商業化的變革，所以銀行現行的內部體制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大部分銀行骨干成員仍舊是在計劃經營管理模式下培養出來的，他們是銀行內部機制改革的核心力量，因而在內部機制的改革中，難免會留存計劃性的經營模式和管理方法，因而存在諸多的弊端。銀行內部體制陳舊、行動落后，缺乏深厚的現代銀行治理文化底蘊，導致了銀行內部的高層領導和大部分員工依舊在固有的計劃模式下工作。

執行力度。股份制改造之后，國有商業銀行先后引入了許多的先進管理理念，但是在銀行內部實際工作過程中，這些先進的管理理念往往浮于表面，并沒有得到實際運用，而只是存在于戰略管理理念的高度，這就體現出了銀行執行力不夠的問題。無論是高層領導還是底層員工，都存在忽視管理理念的現象，沒有把戰略性的管理理念進行徹底地實施，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實際工作與公司管理理念的脫節。

員工素質。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規模龐大，員工數量眾多，本身員工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就有差別，還有新員工的不斷進入，導致了銀行內部的員工素質參差不齊。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的中堅力量基本上是在股份制改造之前就已經在銀行任職，都是計劃經濟下的老員工，其工作思想、做事風格等方面難免會存在一些落后成分，可能會跟不上時展。銀行不斷有新員工的加入，這部分員工是在新的經營模式下培養出來的，所以工作思想和做事風格方面應該會更加緊貼時代步伐，這種情況也造成了銀行員工素質參差不齊的現象。

三、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建議

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不僅可以促進銀行自身綜合實力的提升，而且可以帶動我國銀行業更好更快發展。通過綜合分析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中的現存問題和問題存在的原因，本文認為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有效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加快金融創新，提高盈利能力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業務創新能力上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金融產品類型少，開展業務范圍小。針對此種情形，國有商業銀行可以研發新的金融產品，促進金融產品和業務的創新升級。例如完善手機銀行、網上銀行、ATM等先進的轉賬支付工具和手段，為客戶提供更為便捷的金融服務；大力拓展信用貸款類型，為借貸者提供可靠的信用貸款渠道，同時提供更好的貸款優惠；大力發展銀行中間業務，著重發展銀行卡、投資銀行、理財咨詢等業務，注重中間業務收費定價；加大業務宣傳，積極培養市場需求，提高居民對銀行金融業務的認知。在努力發展優勢業務產品的基礎上，積極開展產品和服務創新、作業模式創新和營銷渠道創新，借鑒外國成熟先進的經營模式，設計出符合我國市場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2.強化資本管理，規范流動性管理

國有商業銀行持有充分的資本既能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又能在保障資金安全的基礎上提高獲利能力。因此，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應該實施全面資本管理，要保持合理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和穩固的資本基礎，支持銀行自身業務發展和具體戰略計劃的實施，持續滿足監管要求，并確保銀行資金的安全運營。銀行資產的流動性與其經營績效成正比，規范流動性管理，可以促進銀行經營績效的改善。國有商業銀行應當建立適當的考核問責機制，保障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和真實性；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對資產流動性進行專業管理，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提高對流動性風險識別、測量和控制的能力。

3.優化資產結構，減少不良貸款

國有商業銀行要根據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和政府相關政策，不斷提升授信限額，大力促進信貸方向的改良，改善業務內容和資產結構。銀行相關部門要堅持不斷地完善風險管理組織體系，進一步修訂風險管理相關文件。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提高貸款質量，建立和發展全方位的社會信用體系，有針對性的檢查風險存在情況和存在范圍，有效減少不良貸款。對于潛在的風險因素和問題隱患的貸款要密切監視、提前介入，及時制定處理預案。加大清收考核力度，推動自動化清算系統建設，加強金融業務監管，及時清算核銷舊賬壞賬，強化風險管理和控制，減少不良貸款。

4.完善體制改革，堅持以人為本

國有商業銀行首先要進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促進股權結構合理化，推動公司組織結構的完善。其次，要持續推進和完善領導管理體制改革，提升國有商業銀行的自主經營權，促進銀行自我完善和發展，降低政府的行政干預，實現自主經營、自擔風險。再次，銀行需要建立更加合理的員工激勵制度，了解員工需要，注重精神激勵，多種激勵機制綜合運用，促進員工與銀行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同時，銀行要堅持以人為本，以市場配置為手段，以機制創新為保障，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增加員工參與，鼓勵更多的員工參與到人事改革中來，激發各機構的經營活力，從而提高銀行整體的經營能力。

四、結語

面對激烈競爭的經濟社會環境和問題眾多的銀行內部困境，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想要取得更好的發展，還有很多的問題和困難需要解決，這就要求國有商業銀行加大力度提升自身的經營績效水平，促進銀行自身的經營能力不斷發展進步，才可以更好地推動國有商業銀行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下去。本文通過系統地探究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中的一系列問題，深入分析了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從加快金融創新、強化資本管理、減少不良貸款、完善體制改革等四個方面提出了提升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建議，為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的提升提供了合理的參考建議。

參考文獻：

[1]曹曉麗、胡小盼.增值稅轉型對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績效影響實證研究，財會通訊，2013

[2]黃偉光.我國商業銀行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山東財經大學，2013

[3]鄭小平、申凱.淺談企業績效評價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財會通訊，2009

[4]朱佳、申凱、侯志才.國有商業銀行績效考核指標體系設計[J]，財會通訊，2012

[5]楊子怡.國有銀行績效考核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時代金融，2011

[6]胥雪剛、龐晶.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績效考核體系改革的研究[J]，吉林金融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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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1)002-142-02

1　引言

自La Porta、Lpoez-de-Shleifer(1999)證明當前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中普遍存在的是大股東持股而非分散持股之后，大小股東之間的矛盾就成為股權結構研究領域的焦點問題之一，股權制衡理論也應運而生。股權制衡是一種重要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在制衡所有權結構下，公司的決策很少受單個股東的控制，而是以一種股東之間相互監督的管理模式發揮作用。

目前，股權制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仍是國內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但是存在一些爭論，需要不斷的進行商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1　沒有統一的股權制衡度量標準

陳信元等(2004)的研究發現，股權制衡可以用第一大股東占公司股權比重大于25％或是第二大股東擁有的股權達到第一大股東股權比例50％以上這兩個標準來進行度量。不過，作者忽略了擁有50％以上股權的第一大股東擁有絕對控制權，此時其他股東不再對其有約束力的特殊情況。徐麗萍等(2006)將股權制衡度(外部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大于1的公司定義為股權制衡公司，并且進行了組間分析。宋增基等(2007)采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的比值作為測量股權制衡度的依據。

1.2　經營績效指標選擇的差異

當前關于公司經營績效的研究，廣泛使用兩類指標：一類是基于公司賬面業績的凈資產收益率、資產收益率、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另一類是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的To-bin-Q值或股票回報率等指標。而公司經營績效的衡量方法主要有：

(1)Tobin-Q值。該值是指公司市場價值與其賬面總資產價值之比，我國股市有效性不高，股價的高度波動和高換手率會導致Tobin-Q值和市場回報等指標存在潛在偏差，并且莊家參與和市場操縱現象與西方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較為嚴重，因此如果利用Tobin-Q值來衡量我國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將難以保證研究結論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2)平衡計分卡。平衡計分卡所包含的指標主要有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兩類。其中非財務指標往往很難解釋清楚或者是衡量。而且只有在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資源的前提下，才能保證平衡計分卡的時效性。所以平衡計分卡很難被有效地執行。

(3)績效評價多指標體系。根據研究的具體需要選擇適合的評價指標，對研究對象進行簡化分析。目前國內外關于多指標綜合評價的方法主要有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兩類。主成分分析法客服了主觀賦權法在選擇指標上具有的隨意性的缺陷，保證了賦權的客觀性，而且簡單易行，容易掌握。

綜合以上幾種衡量方法的優劣比較，本文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得一個綜合指標OPI來衡量公司經營績效。

1.3　股權類型劃分方法的多樣性

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推進，股權類型的劃分方法也經歷了演變的過程。從過去的國有股、法人股的分類，到現在基于“終極產權論”的中央控制、省級控制、市縣級控制的多級劃分方式，股權類似的劃分方法也在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

股權制衡究竟會對公司的經營績效產生怎樣的影響，國內學者對此也在不斷的探討和研究。本文將研究目標定位于對上市公司按股權制衡度的不同進行分組，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出一個衡量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綜合指標OPI，并且將股權制衡公司與其他股權結構公司進行組間對比分析，以此來檢驗股權制衡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2　基于股權制衡度的公司分組

本文將2008年作為數據窗口，在剔除金融類、ST和存在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后，選取來自滬深股市的1212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參考對股權制衡度測量方法的相關文獻，筆者在宋增基等(2007)的基礎上，選擇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的比值(SH1)為測量股權制衡度的依據。

筆者將所有的上市公司按照股權制衡度分成3組：股權制衡組、股權高度集中組和股權分散組(見表1)。

3　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綜合指標OPI的計算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綜合指標OPI。衡量上市公司績效的指標有很多，包括盈利指標、資產管理能力指標、負債程度指標等。本文財務指標的選擇設定在參考財政部頒布的企業績效評價指標的基礎上，根據上市公司披露的相關信息，從盈利能力、經營能力、償債能力和發展能力四個方面選取了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存貨周轉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現金流動負債比率、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增長率、營業收入增長率和稅后利潤增長率這12個指標作為上市公司績效的衡量標準。

本文使用SPSSl6.0對樣本數據進行行業中位數調整等預處理后，得到標準化的研究數據，然后再進行主成分分析。由表2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KMO值為0.726(Kaiser-Meyer-Olkin為取樣適當性量數，當KMO≥0.6時，則表明觀測變量間的共同因素較多，適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檢驗顯著，說明變量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由此得到4個主成分F1、F2、F3、F4，累計可以解釋方差變化的72.9％。根據總方差分解表，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為權數，構建計算公司績效綜合指標OPI的模型：OPI=0.316F1+0.197F2+0.126F3+0.09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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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管理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7號），國資委于2006年《中央企業綜合績效評價實施細則》，并要求當年實施。該《實施細則》以國際或國內行業均值為基準，靜態與動態相結合，從企業盈利能力、資產管理能力、風險控制能力與發展能力四個方面，使用22個指標，定量地運用功能系數法和賦予指標不同權重評價企業財務績效；從企業內部治理、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人力資源與社會責任四個方面，通過八個定性指標，采用德菲爾方法評價企業負責人管理績效；在財務基礎審計與績效評價的基礎上進行企業負責人經濟責任評價，通過對“事”的評價來達到對“人”的評價，認定企業負責人責任類型與工作成就，促進企業負責人勤勉盡責。

二、經營性出版行業的特殊性

至2010年底，新聞出版業中的經營性出版單位完成了全行業的改企轉制任務。轉制后的經營性出版單位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市場適應能力顯著增強，跨介質、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和跨所有制的并購重組取得實質性進展。[2]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正在形成。根據滬深兩市數據統計，自皖新傳媒登陸滬市到2012年3月15日，不到兩年時間已有25家出版單位上市或借殼上市，涵蓋傳統紙介質出版行業與戰略新型非紙介質出版行業，覆蓋了印刷復制與發行。經營性出版行業既具有其他行業的產業屬性（如逐利性），也具有文化屬性。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導致了該行業績效評價的特殊性。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營性出版單位作為市場經濟參與主體的同時，也是傳承優秀文化、創新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質與國家“軟實力”的主體。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營性出版單位，在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實現《指導意見》與《行業規劃》目標時，也應當傳播社會主義先進的積極向上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化精品力作的生產，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積極參與新聞出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提高民族文化素質。不應為追求數量、利潤，而忽視質量建設與自身“文化屬性”，避免出現“養生門”事件。[3]

（二）經營性出版單位主業界定。

根據滬深兩市對上市公司行業劃分（CSRC），經營性出版單位屬于文化傳媒行業。但是，文化傳媒行業的經營主業存在巨大的差異。經營性出版單位既有可能是“編印發”一體化的集團公司，也有可能是集中于印刷復制或發行的專業化公司；既可能是以傳統紙介質為主業，也可能是以戰略新型非紙介質為主業；既可以是影視、動漫為主業，也可以是以圖書、期刊等文化產品印刷發行為主業。在“文化傳媒”這一主業界定下，經營性出版單位的經營形式與內容巨大差異，使得綜合績效評價的可比性與行業標準難以取得，這樣會導致績效評價缺乏橫向比較的基礎。

（三）電子化、數字化、網絡化等新型技術對經營性出版單位的發展至關重要。

經營性出版業是知識、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信息技術在印刷復制與發行中的廣泛應用與快速發展，使得傳統紙介質新聞出版業面臨嚴峻挑戰，部分傳統出版的市場規模不斷萎縮。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數據統計，自2007年后，我國數字出版產值以每年50%左右的速度增長。特別是在2008年底，我國的數字出版產值已達530億元，首次超過傳統出版業。截至2011年底，我國已批準建立的國家動漫出版產業發展基地已超過10個，產業基地的孵化作用成效顯著。以“國家知識資源數據庫”、“國家數字復合出版系統”、“國家動漫振興工程”等國家重大工程帶動戰略正在加緊實施。[4]因此，隨著網絡和數字技術的推廣應用，出版業正以實力、規模、質量、效益決勝市場，形成我國經濟又一個新的增長點。如果經營性出版業不加大技術方面的投資，跟上新的技術要求和轉變增長方式，就只能被市場所淘汰。

（四）經營的條塊分割與區域化。

我國經營性出版業脫胎于計劃經濟中的新聞出版業。自2003年后，新聞出版業進行改企轉制后，各省市在各自行政區域內組建了經營性出版集團。這些出版集團以區域、系統為界，獨尊國有。從滬深兩市文化傳媒行業八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收入地域分布來看，這些出版集團股權高度集中在省級國資委上，沒有大型集團之間的交叉持股；在本省市的銷售收入占到總收入的60%以上。上述現象表明：我國現階段經營性出版業行政條塊分割、地方貿易保護仍舊存在。

三、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對綜合績效評價的影響

正是因為經營性出版業的特殊性，導致了《中央企業綜合績效評價實施細則》并不能完全適應于經營性出版業。由此，如果按照該細則設計的評價方案對經營性出版單位進行評價與認定，就可能形成“評價的可比性、評價的公正性與評價目的”三個問題。

（一）指標權重與功能系數沒有反映經營性出版業的文化屬性與社會責任。

企業綜合績效評價除了關注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經營環境、準確評判企業的經營成果外，還須關注貫徹執行企業所屬行業的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情況以及社會效益。經營性出版業在積極參與產業競爭時，還須履行社會責任，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兩種效益不能偏廢。然而《實施細則》中對“社會責任”僅在“管理績效”類別中加以考量，屬于考核四級科目。這種設計對其他產業具有合理性，但是對文化產業就顯得不盡合理，難以反映出版業的文化使命。我國現實出版業是一種粗放型的發展，增量主要來源于出版品種的增加，而不是來源于再版，“無效出版”較為嚴重。進行績效評價是應該通過指標導引來促進企業與行業履行社會義務，實現兩種效益并重，因此，在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時，加大社會責任的權重以反映其文化屬性與社會責任。

（二）單一行業標準評價難以適應經營性出版業主業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經營性出版業經營范圍與方式差異性巨大，從而使得《實施細則》的“單一主業”、“多業經營”的評價方式難以適應經營性出版業。根據《實施細則》第十九條、第二十條與第二十一條的規定，以及結合滬深兩市行業分類（CSRC），經營性出版業不論其經營范圍與方式如何差異化，都屬于“文化傳媒”行業。然而，通過查閱滬深兩市文化傳媒上市公司2010年年報，這些同屬于“文化傳媒”行業的經營性出版公司，在資產規模、股本總額、股權分配方面存在實質性差異。例如：皖新傳媒主要從事圖書、報刊等傳統出版發行，而中視傳媒主要從事廣播電視，在進行兩者綜合績效評價時，此時就不具備橫向可比性。

四、改進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的建議

（一）加快信息化建設，實現經營性出版業全行業的信息共享。

《實施細則》中的功能系數調整法，是基于充分的行業信息使用國際或國內行業標準對相關指標進行調整，從而來認定企業負責人的責任。如果行業信息不存在或不充分，那么《實施細則》的實施就可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5]由于經營性出版業改制時間短，經營范圍與方式存在巨大差異性，同時，行政分割與區域化經營，使得經營性出版業信息化建設相對落后。因此，新聞出版總署應該加快行業信息化建設，在行業內實現信息共享。

（二）調整相關指標與指標權重以適應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

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社會使命。經營性出版業除具有其他產業的共性外，也具有文化產業獨有的特性。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的指標設計與相應的指標權重應反映出版業的特征。

1．社會責任應作為第二級考核子目而不是作為第四級考核子目，擴大其占比。

經營性出版業的社會責任顯著地高于其他產業，“傳承優秀文化、布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全民素質”和“質量導向”是行業的經營使命。因此，在進行經營性出版業綜合績效評價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不能重經濟效益而輕社會效益。所以，在指標設計時，社會責任應作為第二級考核子目并擴大其占比。

2．新興技術與創新性技術投入考核。

綜合績效評價應反映與引領時代特征而不是對現實的事后反映。信息化、數值化、網絡化對經營性出版業影響深遠。新型戰略非紙介質出版發行發展迅猛、總產值超出傳統紙介質。因此，在進行經營性出版業績效考核時，應對新興技術與創新性技術投入予以鼓勵。

3．跨區域行業內整合考核。

評價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根據《指導意見》與行業“十二五”規劃，在未來三至五年內，我國要實現“六七家資產超過百億、銷售超過百億的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大型新聞出版企業，新聞出版業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優化和提升，從而更有力和有效地推動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目標。因此，在對經營性出版業進行績效評價時，要加大評價指標在行業發展中的導引作用，鼓勵出版企業做大做強。

注 釋：

[1]劉更新：《經濟責任審計運行機制的框架構建與特征分析》[J].《財會》2012年第1期

[2]《新聞出版業“十二五”規劃基本思路要舉》[J].《中國編輯》2010年第6期

[3]吳培華：《后改制時代出版業科學發展觀的再思考》[J].《出版發行研究》2011年第1期

篇（7）

中圖分類號：F270.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95-06

近年來，受全球化和國際并購浪潮的影響，中國企業已經成為全球跨國并購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國外學者已經證實，和國內并購相比，發展中國家發生的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目標企業績效產生了更多的正面影響，跨國并購會顯著提高發展中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水平、管理能力，并且帶來新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東道國目標企業的競爭力。對于只有短短幾年外資并購歷史的我國上市公司而言，外資并購是否也能顯著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呢？本文將運用國際并購績效的主流研究方法――會計研究法對外資并購和國內并購的經營績效作比較研究，同時還將進一步探討外資并購方式、并購后外資是否控股兩個關鍵因素對外資并購績效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

國外大多數研究都認為，跨國并購能使目標企業的經營績效得到改善。Lichtenberg (1992)指出所有權變更對被收購企業的生產率產生了正面影響。Baldwin（1995）研究發現20世紀70年代被收購的加拿大企業生產率的增長要快于那些所有權沒有發生變化的企業。Moden（1998）研究了1980―1994年期間瑞典企業的并購，發現不論進行收購的是國內收購者還是國外收購者，在收購以前，目標企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都低于行業平均水平，而在收購后，相對于同行業的平均水平而言，被國外投資者收購的企業的生產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被國內投資者收購的企業的生產率則沒有多大改善甚至下降；此外，外資收購在全要素生產率、就業和市場份額方面都有所提高。Chudnovsky等(2000)對阿根廷的實證研究表明，與未被外資收購的企業相比，被收購企業的銷售額、勞動生產率、出口和雇員人數的增長都更加強勁。Uminski(2001)對波蘭的一項跨國并購績效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定性的觀察還是對財務數據進行定量的衡量都表明，通過被外資并購來私有化的企業比通過國內并購私有化的企業具有較好的業績。Zemplinerova等（2001）對捷克的一項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論：被外資并購的企業的生產率增長不僅高于國內企業，而且高于外資通過新建方式投資的企業。不過，國外學者更多的是運用事件研究法研究股票市場對跨國并購的反應。Kiymaz等（2000）研究了1982―1991年參與跨國并購的141個美國目標企業和112個美國并購企業的財富效應。對美國目標企業而言，基本上能通過跨國并購獲得顯著的超額收益，其中被法國企業并購時獲得的超額收益最大（12.79%），被英國企業并購時的超額收益最小（3.65%）；對美國并購企業而言，獲得的超額收益則與目標企業所在的國家有關。

國內有少量文獻對外資并購的績效進行了探討。李善民等（2003）分別采用事件研究法和會計研究法，就外資格林柯爾控股收購科龍電器（000921）的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進行了研究。該研究發現，外資股東控股使得科龍電器在公告日前后20天的累積超額收益為3.01%，在短期內股東（流通股股東）財富增長約3678.11萬元。同時公司在并購1年后的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以及主營業務利潤率都有所上升，說明外資股東的進入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實現了外資收購的初衷。顧衛平（2004）選取了2001年后18家被外資收購的中國上市公司作為樣本，研究外資并購對上市公司的價值影響。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實證結果表明，樣本在考察期［-20，+10］內有正的累積平均超額收益率（約1%），不過統計結果不顯著。基于會計研究法的實證結果則發現，除航天長峰（600855）外，外資并購后上市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均呈現上升態勢，表明外資并購對提升上市公司業績具有積極作用。盧文瑩等（2004）以1995―2003年被外資收購的10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從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經營能力、現金流量比率和成長能力五個方面共30個指標研究了外資并購的財務績效。研究結果表明，外資對中國上市公司的收購并未使目標公司財務績效有顯著改變。陳繼勇等（2006）以2000―2002年發生并購的29家中國A股汽車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運用多指標的財務評價法衡量和檢驗了汽車行業上市公司并購后的績效。研究結果表明，汽車行業的外資并購績效不僅整體明顯優于內資并購，而且這種業績改善具備明顯的持續性。從并購前2年到并購后2年，外資并購公司的平均排名逐漸上升，內資企業的平均排名逐漸下降。

二、檢驗方法、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一）檢驗方法

盡管Bruner(2002)指出事件研究法和會計指標研究法是國際學術界研究公司并購績效的主流方法，但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內在制度缺陷使事件研究法不太適合進行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研究，而在使用傳統的會計指標研究法評價并購績效時也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本文將以若干個上市公司的財務指標為基礎，運用因子分析法構建一個綜合評價模型，來檢驗我國上市公司并購前后績效的變化，即：

其中，Fi是第i個公司并購績效的綜合得分，aij是第i個公司第j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Yij是第i個公司第j個因子的得分。

本文選取了五類共14個財務指標，分別為：（1）盈利能力指標：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主營業務利潤率、總資產凈利潤率；（2）現金流量能力指標：每股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3）成長能力指標：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4）資產管理能力指標：總資產周轉率、存貨周轉率、應收帳款周轉率；（5）償債能力指標：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外資并購樣本取自深滬兩市2000―2004年發生外資并購的我國上市公司。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客觀，選取樣本時按照一定的標準對這些并購事件進行了剔除和篩選，主要標準有：（1）并購交易結束后，外資持股比例應超過10%，外資應成為第一或第二大股東，以保證外資能夠對公司各方面運營產生影響；（2）公司至少在并購首次公告日前一年上市，排除通過外資發起入股的方式來并購上市公司的案例；（3）剔除那些財務指標極端異常值的樣本。經過剔除和篩選，本研究最終選取了38個外資并購樣本。國內并購樣本取自2000―2004年發生國內并購活動的80個目標上市公司，這80個公司在行業及規模上與外資并購的目標公司大致匹配。

外資并購和國內并購公司的相關財務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指標數據庫》(CCFRR)。

三、全部并購樣本的綜合檢驗

（一）外資并購公司和國內并購公司綜合得分的計算

首先，運用社會科學統計軟件包（SPSS12.0），以因子分析法對被外資并購的上市公司按并購前1年、并購當年、并購后第1年、并購后第2年和并購后第3年分別進行因子分析，提取5個因子。根據因子得分和方差貢獻率，得出五個綜合得分函數：

分別根據上述兩類公司的綜合得分函數計算外資并購公司和國內并購公司在并購前后相應年份的績效綜合評分。

（二）外資并購樣本和國內并購樣本績效的綜合檢驗

根據公司并購前后相應年份綜合得分差值，對外資并購和國內并購公司兩類樣本進行均值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2和F3分別表示公司并購前1年、并購當年、并購后第1年、并購后第2年和并購后第3年樣本公司的綜合得分。N是樣本量。均值是綜合得分差值的算術平均，均值的正負表示績效的上升或下降，均值的大小表示績效變動的相對程度。括號里是t檢驗值。正值比率是綜合得分差值為正的樣本公司個數占全部樣本的比值。

表1顯示，上市公司在被外資并購前1年、并購當年和并購后1年綜合得分均值無顯著差異，相應的t檢驗值均為0。并購后的第2年和第3年的綜合得分與并購前1年相比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并購后第3年的綜合得分有大幅度的提高，這說明上市公司被外資并購后在短期內并不能改善企業業績，但隨著外資的滲入，企業績效在并購后第2年開始得到改善，這也說明上市公司被外資并購后的績效改善有一個過程。不過雖然并購后第3年與并購前1年的綜合得分差值的均值為正（0.1283），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與我們所選的樣本量太小有關系。總而言之，我國上市公司被外資并購后雖然短期內績效并未得到改善，不過從長期來看，在被并購后2到3年間其績效有明顯改觀，已顯露出并購整合后的正效應，表明外資并購是有效的。

但是被國內公司并購的上市公司的情況則不容樂觀。圖1是外資并購樣本和國內并購樣本的綜合得分差值的變動趨勢圖。圖1顯示，被國內公司并購的上市公司其績效在并購后的幾年間持續下降，在并購后第2年下降得尤為迅速，在第3年下降速度有所放慢，但總的來說，和并購前相比較，國內并購公司在并購后第3年的綜合得分還是下降了0.0176。實證結果表明，被國內公司并購的上市公司其績效并未得到改善，相反，還有一定程度的惡化。

圖1 外資并購公司和國內并購公司的綜合得分均值的變動趨勢

外資并購和國內并購在長期經營績效方面的差異進一步表明了外資并購和國內并購本質上的不同。相當多的國內并購屬于報表式重組，其本身并無實質性內容，對目標公司的績效改善并無很大作用。外資并購則不然，外資并購不僅給投資者帶來利好信息，導致二級市場股價的上漲，更重要的是，外資能給國內公司帶來先進的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雖然目標公司在短期內績效并未得到改善，不過，被外資并購后的上市公司在被并購后2到3年間其績效已有明顯提高，表明了上市公司在外資的支持下，經過較長時間的整合后具有了持續發展潛力。

四、并購方式與外資并購績效

目前外資并購我國上市公司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即收購股權、定向增發和間接收購。收購股權指外資通過協議收購非流通國家股或法人股、收購外資法人股等方式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定向增發指上市公司向特定的外資發行股票、債券以及其他可以對應為上市公司股權的金融工具，外資以現金、實物資產或股權進行認購，如2002年9月，青島啤酒（600600）與美國AB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青啤分三次向AB集團定向增發可轉換債券，債券將在7年內根據雙方的轉股安排全部轉成青啤H股。間接收購包括多種曲線并購方式，主要有：（1）外資與上市公司成立合資公司，由合資公司反向收購上市公司的核心資產，從而間接控制上市公司，如2001年米其林對輪胎橡膠（600623）核心資產的收購；（2）收購上市公司外資控股股東股票以間接控股上市公司，如1998年韓國三星康寧間接收購賽格三星（000068）；（3）外資通過收購上市公司的國內控股股東股票間接控制上市公司，如2001年阿爾卡特通過絕對控股上海貝爾而間接成為上海貝嶺（600171）的大股東。

本研究所取樣本中，定向增發類并購事件極少，且其也涉及與上市公司的直接的股權交易，因此，本文將其與收購股權類合在一起，統稱直接并購。這樣，在研究并購方式對并購績效的影響時，直接收購樣本有27個，間接收購樣本11個。表2是兩類樣本綜合得分及均值的檢驗結果。

表2顯示，兩類并購樣本并購當年、并購后第1年、第2年與并購前1年相比，績效均無明顯變化，但直接并購類樣本并購后第3年和并購前1年的綜合得分差值為0.0349，表明外資進入后雖然短期內未能改善企業績效，但在并購后第3年績效有所提高，外資并購的積極效應開始凸現。間接并購類樣本雖然并購后第3年與并購前1年的綜合得分差值也為正（0.0003），但遠遠低于0.0349，說明間接并購的績效改善程度遠不如直接并購。分析原因不難發現，對股權轉讓類并購，并購將導致公司控制權的重新分配。新股東跨國公司的介入不僅僅增加了對經理層的監管，而且他們還會主動參與公司的經營和管理，將跨國公司高效率的管理機制導入企業，給企業帶來新的活力，為公司績效的改善創造了有利條件。定向增發則帶有極強的目的性，實質上是目標公司綜合考慮戰略發展的需要而有選擇地引入戰略投資者的行為，從長期經營來看有利于提升公司績效。間接并購由于是通過曲線方式實現對上市公司的間接控制，因此對公司實際經營和管理的參與程度可能不如前兩類，導致對公司經營績效的改善達不到顯著的效果。

五、外資控股與外資并購績效

控股與參股是具有明顯投資目標差異的市場行為，因而可以認為，外資是否作為并購后第一大股東對并購后的經營績效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38個總體樣本中，輪胎橡膠的外資并購中外資是否控股不詳，因此在此處研究外資是否控股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時，總樣本是37個。其中，外資控股有22例，外資非控股15例。

表3顯示，兩類樣本雖然并購當年、并購后第1年、第2年與并購前1年相比，績效均無明顯變化，但兩類樣本的差異在并購后第3年開始顯現。外資控股類樣本并購后第3年與并購后第2年的綜合得分差值為0.0410,整個期間累積的綜合得分差值為0.0602；外資非控股類并購則不然，該類樣本并購后第3年和第2年的綜合得分差值為-0.0484，整個期間累積的綜合得分差值為-0.0041。實證結果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即并購后外資是否成為第一大股東對公司經營績效有重要影響：外資控股類并購在并購后第3年能給目標公司帶來一定程度的績效改善，非控股類并購不僅不能提高目標公司績效，相反，還帶來一定程度的惡化。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如果外資在并購后成為第一大股東，必然將其企業文化、管理機制和先進技術導入上市公司，給企業帶來全新的活力。同時，外資控股還可以從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運營效率。因此，外資并購后如果外資作為第一大股東，那么目標公司將取得良好的并購績效。如果外資在并購后不是第一大股東，那么整個上市公司的企業文化、管理機制方面都不會有質的變化，同時，作為第二大股東的外資進入后對目標公司的整合和協調也會有相當的難度，因此，外資并購后如果不是第一大股東，目標公司的并購績效將比外資作為第一大股東時要差。

六、結論

本文運用會計指標法研究了外資并購的經營績效，得到了三個基本結論：

（1）上市公司在被外資并購前1年、并購當年和并購后1年綜合得分均值無顯著差異，并購后的第2年和第3年的綜合得分與并購前1年相比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表明目標公司被外資并購后雖然短期績效未能改善，但并購后2到3年績效有一定的提高，逐步顯現出外資并購的正效應。國內并購的情形則不容樂觀。被國內公司并購的上市公司其績效并未得到改善，相反，還有一定程度的惡化。

（2）外資并購方式對目標公司的經營績效有一定的影響。直接并購方式下，目標公司整個期間累積的綜合得分差值為0.0349，遠遠高于間接類并購累積的綜合得分差值。直接并購比間接并購更能改善目標公司績效。

（3）并購后外資是否控股對目標公司經營績效也有明顯影響。外資并購后如果外資作為第一大股東，將會從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運營效率，目標公司的并購績效將比外資不是第一大股東時要好。

本研究也有局限性。由于外資并購在我國的歷史不長，本研究使用的樣本雖然比李善民等（2003）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及顧衛平（2004）的18個樣本數量有一定增長，但總的來看還是偏少，這可能是造成以上實證結果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原因，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研究的解釋力。不過，隨著外資并購在我國的發展，外資并購事件將逐漸增多，實證樣本容量的增加將會使外資并購經營績效的研究得到更有意義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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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cquisitions in China

LI 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篇（8）

一、 引言

不同研究主體從不同評價角度研究了銀行的經營效率。從銀行內部來講，銀行希望各部門，各分行都能有效地開展經營活動，并且通過效率評價指導相應部門和分行的工作。因此具有工作指導和落實戰略決策功能的平衡積分卡方法在銀行內部績效評價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其它方法還有經濟增加值（EVA），目標管理法，360度績效評價法，產品評價法等。從國家監管部門來講，對銀行經營效率的關注點主要在于風險管理。由于銀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銀行又是具有一定經營風險的企業，所以對其風險管理的效率評價是國家監管部門的主要關注點。從投資者角度來看，投資的目的即為盈利，所以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是其主要關注對象，因此對銀行總體經營效率的評價就顯得更為重要。本文認為，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單一從任何一方面進行評價都不能完全體現銀行的經營全貌。所以，本文從風險管理和盈利兩方面來構建指標體系，評價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

我國商業銀行按照股權歸屬分為兩類，中農建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余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本文分析了兩類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區別，以及在2008年到2012年間平均經營效率的變化情況。

商業銀行經營效率評價方法一般有參數方法和非參數方法。參數方法包括簡單回歸，分位回歸，因子分析，結構方程模型等。非參數方法主要包括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鑒于商業銀行的多投入多產出特性，DEA方法在銀行經營效率評價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采用DEA方法，以期發現各商業銀行經營方面存在的問題并給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相關部門決策提供參考性素材。

二、 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是由美國運籌學家Charnes等人基于“相對效率評價”概念提出的評價具有多維輸入、多維輸出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是否相對有效的評價方法。該方法有兩個優點：一是不需要確定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二是不需要指定每個指標的權重，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效率評價的客觀性。

使用DEA方法需要確定兩個假設：一是輸入/輸出導向模型選擇；二是不變/變動規模報酬假設。對輸入/輸出導向模型的選擇，鑒于市場占有率考慮，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一般不愿意縮小規模，而是希望在更大規模上開展各項業務。所以本文采用輸出導向模型。對銀行業效率的不變/變動規模報酬假設，研究認為我國商業銀行規模差異顯著，變動規模報酬假設更為合適。本文將在變動規模報酬假設下，計算輸出導向模型的商業銀行經營效率，并計算其規模效率，并分析不同時期，不同類別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狀況。

設DMUj的輸入v輸出數據分別為（x1j，x2j，…，xmj），（y1j，y2j，…，ysj），j=1，…，n，其中n為DMU的個數。基于輸出導向變動規模報酬（BCC）模型，等價于求解如下線性規劃問題：

■z=■vixio-v0

subject to■uryro=1（1）

■vixij-■uryrj-v0？叟0，j∈J={1，…，n}

vi？叟0，ur？叟0，v0free in sign，i=1，…，m，r=1，…，s

其中v=（v1，…，vm），u=（u1，…，us）為權重向量，v0是個標量。求解（1）式，我們可得到DUM0的效率值為1/z。刪去（1）式中的v0便可得到基于輸出導向不變規模報酬（CCR）模型。

三、 實證分析

1. 數據和指標體系。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化還處于初級階段，商業銀行的發展時間也不長，現階段并沒有統一的銀行經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已有研究一般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是從生產的角度，此時以銀行固定資產和職工數為投入，以制造的存款總額為產出；二是從中介角度，以銀行存款為投入，利息收入等為產出。最新的研究通過兩階段DEA模型將這兩個過程合二為一，以生產過程為第一階段，輸入變量為固定資產和職工數，輸出變量為存款總額，以中介過程為第二階段，輸入變量為存款總額，輸出變量為非利息收入，凈利息收入，不良貸款。

本研究認為職工人數只包含人員投入數量的信息而無法反映質量的信息，故采用應付職工薪酬作為人員方面的投入指標；而固定資產數量是一個長期的投入要素，不適合以一年為期的效率測量，因此本文以資產折舊和攤銷代替。對于輸出變量，本文從三個角度考察：一個銀行的傳統業務凈利息收入；二是隨著近年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銀行越來越重視非利息收入；三是銀行本身是具有一定經營風險的行業，其凈利息收入必然伴隨著風險，并且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金融行業對銀行的風險控制尤為重視，比如新巴塞爾協議，著重加強了對銀行風險的控制，在這種背景下，本研究使用不良貸款率度量銀行風險。全部指標及其對應財務指標如表1所示。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

不良貸款率作為產出屬于不良輸出，需要做相應轉化，因此本文仿照Seiford和Zhu的做法，對不良貸款率進行轉化以適應模型的要求。

2. 效率分析。基于輸出導向，變動規模報酬的DEA模型，本文對2008年～2012年14家大型商業銀行經營效率進行實證分析，利用DEAfrontier軟件計算各商業銀行的相對效率，結果如表2所示。

（1）總體分析：從14家銀行的平均效率來看，5年的平均效率為0.910 9，其中民生銀行效率最高達到0.995 9，農業銀行效率最低只有0.746 1。其它效率較高（超過0.9）的銀行有中國銀行（0.935 8），工商銀行（0.940 7），興業銀行（0.914 8），上海浦東發展銀行（0.932 3），平安銀行（0.974 4），招商銀行（0.953 3），中信銀行（0.903 8）。從14家銀行5年的效率波動來看，民生銀行最為穩定，效率標準差只有0.009 1；廣東發展銀行波動最大，效率標準差達到0.133 6。具體到每一年，民生銀行在除了2010年之外的其它四年都達到相對有效（效率值為1），所以其平均效率最高而且非常穩定。廣東發展銀行在2008年達到相對有效，但隨后效率下降明顯，2009年效率最低只有0.627 9，所以其效率波動最大。

中國商業銀行平均效率從2008年的0.874 2下降到2009年的0.857 5，說明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商業銀行的平均經營效率具有一定影響。這個時期中經營效率下降顯著的有工商銀行和廣東發展銀行，經營效率逆勢上升明顯的有上海浦東發展銀行，中信銀行和光大銀行。長期來看，14家銀行的平均效率呈現曲折上升的趨勢，從2009年0.857 5上升到2011年0.952 7，并在2012年保持在0.948 3的高位。這反映了國內商業銀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逐步恢復，銀行業隨經濟穩步發展，經營效率逐漸上升的過程。

2012年14家銀行平均效率為0.948 3，標準差較低為0.049 0，顯示銀行業效率情況整體較好。其中相對有效的銀行有工商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和招商銀行。效率較低的銀行為農業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和平安銀行。

（2）個案分析：農業銀行作為2012年效率較低的銀行之一，同時也是2008年～2012年中效率增長最快的銀行，相對效率從0.658 5上升到0.876 7。這與該行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農行2009年實現股份制改革，增強管理，改善經營，顯著提高了銀行的非利息凈收入，從2008年的300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800億元。另外在股份制改革之際因為獲得國家注資，剝離不良貸款，不良貸款率從2008年的4.32直線下降到2012年的1.33。這些都給農行的經營效率帶來大幅增長。但作為股份制改革最晚的國有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各方面還比較年輕，經營效率雖然大幅增長，但仍然處于低效率區域。

民生銀行作為中國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業入股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具有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貸款的鮮明特色，在國內商業銀行中獨樹一幟，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其在2008年～2012年期間不良貸款率分別為0.68，0.84，0.69，0.63，0.76，顯著低于平均不良貸款率水平（1.18），正是這種優勢的具體表現。

（3）分類分析：14家商業銀行顯著的分為兩類，一類是中農建工四大商業銀行，另一類是普通股份制商業銀行，其中四大商業銀行在規模上遠遠超過普通股份制商業銀行。一般的研究認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承擔了更多關系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責任，在經營管理方面受到諸多束縛，因而在以財務數據為主的經營效率評價中往往處于較低的效率區域。為了研究這一問題，本文分別計算四大商業銀行和其余商業銀行的效率平均值，以及該平均效率從2008年～2012年的變化情況，見表3。

總體來看，四大商業銀行平均效率為0.883 3，低于其余商業銀行的0.921 9，符合預期。但從時間序列來看，2008年到2012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世界金融危機期間，時間段為2008年～2009年，第二個階段是金融危機恢復期，時間段為2010年到2012年。第一個階段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對四大商業銀行影響明顯，平均經營效率從0.842 8降低到0.787 2；但對其余商業銀行影響不太明顯，兩年平均經營效率分別為0.886 8和0.885 6。第二個階段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機恢復期間，四大商業銀行經營效率進步明顯，平均效率從2009年的0.787 2，穩步上升到2012年的0.959 5，最終與其余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持平（0.943 9）；同時其余商業銀行保持穩定。這說明在世界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國家經濟的穩步發展和四大商業銀行改革的深入，國有商業銀行逐漸市場化，加強經營管理，做好風險控制，實現了經營效率的穩步發展，最終與其余股份制商業銀行齊頭并進。

四、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08年到2012年我國14家商業銀行作為評價對象，基于DEA模型從銀行盈利和風險管理兩方面綜合評價銀行的經營效率，比較分析了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效率差異，以及在考察期內的變化情況，得出如下結論。

商業銀行的平均效率逐年升高，在2012年達到0.910 9，說明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充分利用了投入資源，比較高效。農業銀行的效率增長說明股份制改革對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顯著作用。因此，繼續深化改革，放開制度束縛，是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有效手段。民生銀行的高效率說明差異化發展的重要性，各商業銀行應該建立自己的獨特優勢，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經營管理模式，從而在不同銀行的競爭中確立穩定地位。

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影響有限，僅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銀行效率的提高。分類來看，金融危機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影響相對較為明顯，但也只限于2009年。2010年后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由于改革的持續深入和國家經濟的平穩發展而獲得較大的提升。

股份制改革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在2009年后經營效率大幅提升，2012年已經和普通商業銀行平行，這充分說明改革的有效性。國有商業銀行雖然由于承擔了很多的社會責任而導致效率偏低，但由于政策和市場占有率等原因，能夠獲得較高的經營效率。

總的來說，國有商業銀行應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減少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影響，充分發揮和利用其自身規模優勢，提高其經營效率，優化競爭機制，以提升競爭能力來改善經營狀況，從而實現其經營效率的穩步提升。同時有關經濟監管部門，應盡量減少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使得其逐步適應經濟市場化運作的需求。全國范圍股份制商業銀行應實現差異化的經營管理模式，發揮其所有權優勢，走出一條特色發展，高效經營之路。

參考文獻：

1. 謝朝華，段軍山，基于DEA方法的我國商業銀行X-效率研究.中國管理科學，2005，13（4）.

2. 段希文.銀行的績效評價：財務分析還是非財務分析.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3）.

3. 陳全興.關于我國商業銀行績效評價主體的思考.會計之友，2010，（35）.

4. 于兆河，許文雙，蔡澤泰.基于數據包絡分析的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遼寧石油化工大學學報，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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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 F8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20-0117-05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服務業成為了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并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因服務業起步較晚，與世界平均水平還相差甚遠，導致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無法充分發揮，主要是由于營業稅與增值稅并行等因素致使服務業稅收負擔過重，嚴重阻礙了其發展[1]。2011年11月16日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了《關于在上海開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并逐漸從上海推廣至全國，試點范圍除了包括六類現代服務業、交通運輸業之外，還包括了廣播影視服務業，2013年8月在全國全面推行[2]。通過該項政策的全面實施，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得到了顯著提升，企業負擔明顯減輕，服務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3]。在營改增實施的三年時間里，其給企業經營績效帶來的具體影響，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多，但多趨于規范研究。鑒于此，本文通過實證分析探討營改增對服務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并基于此對營改增存在的問題做出相關解釋。

一、研究方法

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采用均值來分析營改增實施改革前后服務企業經營績效，并初步了解在進行改革前后服務企業績效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表現出的行業特征、年度變化與規模特征。

其次，運用多元回歸模型對引起樣本企業績效變化的原因進行分析，對其內在影響因素進行探討，全面了解企業績效變化與營改增的關系，并分析兩者的關聯程度。

二、樣本選取

（一）行業選擇

因部分行業過于細化，無法準確判定企業屬性，以及部分行業很難獲得相關研究數據，故最終選取現代服務業。

（二）研究樣本

因營改增的時間是2012年1月1日開始試點，故將該時間點作為臨界點，在數據收集期間，選取經營地點在上海的深滬兩市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為保證實施稅改前后兩年數據具有較高可比性，故選取樣本企業2012年后數據作為研究組，另選取稅改前數據作為對照。

剔除標準：（1）在2011年后上市企業，因該類企業上市時間相對較短，其數據無法充分證實本研究；（2）2013年退市的企業，無法對該類企業的績效合理性做出判定；（3）數據缺失的企業；（4）非A股上市企業；（5）在研究期內的所有ST公司。

根據上述標準，共選取樣本企業42家。

（三）數據來源

所有數據均來自國泰君安數據庫與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部分數據來自新浪財經數據庫。數據均采用EViews 6.0與Excel進行統一分析處理。

（四）假設

因營改增致使計稅與稅率依據同時發生改變，故稅負必然會發生相應改變，稅負的變化會對企業現金流造成影響，致使企業績效水平受到影響。為此，本出假設：營改增會對服務企業經營績效產生影響。

現代服務業企業在營改增后其稅負發生明顯下降，企業留存的資金隨之增長，企業可將這部分資金用于擴大生產規模或投資，豐富獲利途徑，其銷售利潤和收入也有相應增加，從而實現企業績效水平的提升。為此，本文再次提出假設：營改增可有條件地提升企業經營績效水平。

（五）變量的確定與模型構建

在對因變量進行選擇時，因需要就營改增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進行探討，而用于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相對較多，包括每股收益、托賓Q值與凈資產收益率等，本研究以每股收益（EPS）作為公司衡量指標，因其不僅能夠反映企業盈利能力，同時也能夠反映普通股的獲利水平，更是證券投資機構和股東最為關心的指標[4]。

在選擇自變量時，本研究基于他人研究成果[5-6]，將經營成本、增值稅稅率、利息支出等作為變量。增值稅稅率固然會對企業經營績效帶來影響，但同時政策的變化等因素也會致使其受到影響，故所選取的自變量主要目的是為了研究營改增給企業經營績效造成的影響程度。此外，為了提高實證分析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本研究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另選取了更具有代表性的資產負債率、總資產與每股凈資產作為模型控制變量。

1.增值稅的稅率（VATR）

本研究以增值稅稅率作為其中一個變量，因其能夠充分比較，并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該項稅改稅率變化給企業經營績效帶來的影響。

2.每股收益（EPS）

EPS主要是指年末普通股份份數與當年凈收益值的比值，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衡量的一項重要指標，它能夠較為清楚地展現出普通股的獲利水平。

3.經營成本（Ln OC）

在營改增實施期間，允許購入固定資產，且允許對產生的進項稅予以抵扣，該項政策的落實必然會使企業的經營成本受到影響。為此，本研究選取該指標作為一個變量，并取其對數，采用符號Ln OC作為該指標的表示。

4.每股經營活動現金流（C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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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企業經營績效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和資產管理能力。常用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標有總資產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反映償債能力的指標有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和總資產增長率；反映資產管理能力的指標有總資產增長率、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本文仍從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和資產管理能力三個方面來衡量企業經營績效。具體指標：

1、盈利能力指標。設立總資產利潤率（X1）、凈資產收益率（X1）和每股收益（X3）來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總資產利潤率反映上市公司資產的整體獲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反映上市公司股東投資報酬的大小；每股收益反映普通股盈利水平。

2、償債能力指標。設立資產負債率（X4）、流動比率（X5）和總資產增長率（X6）來反映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資產負債率反映了企業資本結構中的舉債比率；流動比率反映上市公司在某一點上償還即將到期債務的能力；速動比率反映上市公司在某一時點上運用隨時可變現資產償還到期債務的能力。

3、資產管理能力指標。設立存貨周轉率（X7）和應收賬款周轉率（X8）兩個指標來反映上市公司在資產方面的管理能力。存貨周轉率反映了上市公司在存貨方面的管理能力；應收賬款周轉率反映上市公司年度內應收賬款轉化為現金的平均次數。

二、樣本選擇及實證研究

1、樣本選擇。本文以上市公司中的醫藥企業為例，探討因子分析方法在公司經營績效分析中的應用。研究樣本來自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35家醫藥生化企業2005年年報，按上述指標進行分析。

2、因子分析。本文利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進行因子分析，表1給出了因子解釋原有變量的情況。（表1）

從表1中可知，第一列是各個主成分的序號。第二列表示相關矩陣或協方差矩陣的特征值。這些值是用于哪些因子應該保留，它總共有三項。第一因子的特征值為3.343，第二因子的特征值為1.908，第三因子的特征值為1.435，只有前三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二項表示各成分所解釋的方差占總方差的百分比，也就是各因子特征值占特征值總和的百分比；第三項表示自上至下各因子方差占總方差百分比的累積百分比，顯然前四個因子的特征值之和占特征值總和的83.561％。

第三列表示因子提取的結果，表示未旋轉的因子載荷的平方。它總共有三項，分別表示每個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和累積方差貢獻率。按照系統默認值給出的分析原則，即提取的原則是特征值大于1，那么應該提取前三個因子，這三個因子已經對大多數數據給出了比較充分的概括，它們綜合了原八個觀測量83.561％的信息，完全能夠反映樣本的本質。由于初始因子載荷矩陣對因子命名和解釋不明顯，所以需要進行方差最大化旋轉，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2。

由表2可知，總資產利潤率（X1）、凈資產收益率（X1）和每股收益（X3）在第一個因子上有較高的載荷，可以解釋為盈利能力因子；資產負債率（X4）、流動比率（X5）和總資產增長率（X6）在第二個因子上有較高的載荷，可以解釋為償債能力因子；存貨周轉率（X7）和應收賬款周轉率（X8）在第三個因子上有較高的載荷，可以解釋為資產管理水平因子。與旋轉前相比，因子的含義較為清晰。（表3）

因子分析過程同樣給出了各因子得分系數，如表3，由此可以得出因子得分函數：

因子1=0.283X1＋0.331X1

＋0.304X3－0.003X4＋0.020X5

＋0.204X6＋0.120X7＋0.097X8

因子2=－0.104X1＋0.088X1

＋0.037X3＋0.421X4－0.428X5

＋0.347X6＋0.086X7－0.021X8

因子3=0.034X1＋0.025X1

－0.002X3－0.039X4＋0.129X5

＋0.148X6－0.507X7＋0.605X8

結合表2中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可得出公司經營績效綜合得分：

綜合得分=37.941×因子1得分＋26.153×因子2得分＋19.466×因子3得分

從分析得出的三項因子來看，盈利能力所占比重最大，其次為償債能力和資產管理能力。可見盈利能力是上市公司的核心，償債能力是上市公司資產安全性的反映，資產管理能力是上市公司日常經營能力的表現，這三個因子共同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

三、實證結果分析

在上述因子分析的基礎上可以計算出各企業的因子得分，從而得出綜合經營績效。表4、表5給出了處于前10名和后十名的企業。（表4）（表5）

需要說明的是，因子得分的負值并不等于說該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負數，因為因子得分的計算是以企業的平均經濟效益水平為基礎的，低于平均水平的即為負數。處于前十名和后十名的企業中，得分較高的企業主要是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三項指標較高；反之，得分較低的企業主要是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三項指標較低。

四、結論及建議

本文通過對醫藥行業35家上市公司的因子分析，確定出該行業中企業經營績效評價的三大因子：盈利能力因子、償債能力因子和資產管理能力因子。為此，提出了如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