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生活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政治經濟生活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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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盡管20世紀30年代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疲軟、社會動蕩，然而亂世出英雄，這也給經濟學家們提供了新的素材來發展他們的學術思想。當時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商學院本科生的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在前往美利堅旅行的途中完成了其本科畢業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并于1 937年發表在Economica雜志上，該文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以這一概念解釋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即商業組織內部的治理機制代替了外部缺乏確定性的市場機制，從而降低了交易費用。這一觀點現在被認為是20世紀經濟學領域最有價值的思想創新之一，因為，正是科斯的這篇論文改變了經濟學家對于經濟生活，特別是對于商業組織的理解，即真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遠非古典理論中所認為的那樣完美，交易費用的普遍存在使得商業活動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也正是因此，合同條款、商業組織的制度設計才變得尤為重要，而國家干預必須讓位于契約自由。結果，科斯這小子年紀輕輕，卻一不小心開創了經濟學的一個偉大時代：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就此發韌。科斯也因為這篇在當年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及其20余年后發表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于1991年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篇文章加在一起不足30000個英文單詞，如果按字數計算，的確算得上一字千金了！沿著科斯的思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經過美國學者Alchian、Williamson等人的發展，如今已然占據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半壁江山并走出了包括科斯、威廉姆森等5位諾貝爾獎得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也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常客：他曾于1980年代前期執教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并在移居美國后多次返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客座教授。

篇（3）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既聯系又區別的經濟學理論，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兩種理論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都有其實踐性，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經濟學的均衡和政治經濟學的平衡的概念比較

西方經濟學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經濟學中的解釋有：1.equilibrium as a balance of forces,即多種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rest(a stationary state),即一種靜止的狀態；3.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uniform movement(a steady state),即一種不變的運動狀態；4.equilibrium as a constrained maximum,即被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5.equilibrium as an optimum,即最優化；6.equilibriumas rational action,即理性的行為；7.equilibrium as a situationof consistent plans,即計劃一致的情形[1]。論文參考。所以均衡被我們理解為任何一個經濟決策者都不能通過改變自己的決策以增加利益時的狀態。

政治經濟學中平衡所使用的單詞是“balance”比如“Sofar as the balance is resto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buyer acts later on as aseller to the same amount of value……”[2], “balance”的釋義為：“conditions of being steady,conditions that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equal.”。顯然政治經濟學中的“balance”與西方經濟學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內涵。

平衡主要包括兩層含義：貨幣需求和商品價格總額相適應；社會再生產中總產品的實現。

二、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論簡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過對事物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相對平衡狀態進行研究，從而揭示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方法。馬克思在分析價值和價格的關系、分析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形成、分析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個人認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闡述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1、簡單再生產。我們知道簡單再生產的均衡條件是：

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為交換媒介問題的貨幣流通”的情況下，專門研究了簡單再生產中實物量在第Ⅰ、Ⅱ部類內部以及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比例，從而得出簡單再生產中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的條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條件表示第一部類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去投入的不變資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產時投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于或少于Ⅱc時，平衡不能實現。另兩個方程揭示出：第一部類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Ⅰc+Ⅱc，第二部類的社會不要勞動時間等于Ⅰ（v+m）+Ⅱ(v+m)。論文參考。

2、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在簡單在生產的基礎上放棄沒有積累的假設，將m的一部分用于積累，用于擴大生產追加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分別用c和v表示。設m用于消費的部分為 ，用于積累的部分為 ，則推導出擴大再生產的均衡方程式為：

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條件表明：社會再生產過程“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 [3]。即要使社會資本再生產順利進行，必須使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Ⅰ和生產生活資料的部門Ⅱ的供給和需求之間保持實物量的平衡和價值量的平衡，即總量和結構都要平衡，甚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了在第Ⅱ部類的內部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也要平衡[4]，為此要求第Ⅰ、Ⅱ部類及部類內部各部門協調發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價值量上，各部門的供給和需求應相等；2.在結構上各部門提供的實物量必須供需相等；3.在進行投資時，必須應用宏觀調控使各部門間以及各部門內部的比例協調。

三、西方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簡述

《薩繆爾森詞典》中對均衡的定義為“在經濟學中，其含義是指經濟中各種對立的變化的經濟力量處在一種均衡靜止、不再變化的狀態，其價格和數量使購買者和供應商達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對研究的問題所涉及的諸經濟變量（因素）中，假定自變量是已知的或不變的，然后，分析當因變量達到均衡狀態時會出現的情況及需具備的條件，即所謂均衡條件。均衡分析可分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慮所有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情況下，考察整個經濟系統完全達到均衡狀態時的狀況，和達到均衡的條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考察單一的商品市場達到均衡的狀況和條件。

一般均衡論是研究整個經濟體系的價格和產量結構如何實現均衡的一種經濟理論，所以也稱為總均衡分析。它由19世紀末里昂·瓦爾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個經濟體系視為一個整體，從市場上所有各種商品的價格、供求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前提出發，考察各種商品的價格、供求同時達于均衡狀態條件下的價格決定問題。一般均衡分析重視不同市場中的商品的產量和價格的關系，強調經濟體系中各部門、各市場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達為：

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經濟變量太多，而這些經濟變量又是錯綜復雜和瞬息萬變的，因而使用起來十分復雜和困難。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時間、某一市場的某種商品（或生產要素）的價格或供求量所達到的均衡，是一個市場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場對其它市場不產生影響，其它市場對這一市場也不發生影響，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場的某種商品（或生產要素）的價格或供求量達于均衡的情況，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稱局部均衡論。馬歇爾是局部均衡論的代表人物，他在其價值論和分配論中廣泛運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價格論，就是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即假定某一商品的價格只取決于該商品本身的供求狀況，而不受其他商品價格、供求狀況等因素的影響，這一商品的價格如何由供給和需求兩種相反力量的作用而達到均衡。

四、西方經濟學均衡理論與馬克思平衡理論的比較

1.從假定前提來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場是出清的，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即此時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設前提是變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樣，假定市場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則認為市場是不對稱的，是非完全競爭性的。

2.理論基礎不同。均衡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均衡價格論，均衡價格論主要關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對價格的確定問題。這種均衡價格論只是停留在價格的現象形態上，它不涉及價格的內容——價值及價值的實體和本質等問題，因而是一種沒有價值論作基礎的價格論。平衡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對這個理論來說，價值的實體和本質是價值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這樣，通過對商品價值的分析，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換這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掩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論文參考。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3.從行為主體的界定來看，平衡分析把消費者和廠商等行為主體界定為一定資本關系的人格化。“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經濟主體界定為經濟人，即理性行為人，“經濟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為經濟活動的根本出發點，公開確認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和動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局部均衡則把經濟主體界定為相互影響的經濟人，即相對理性行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論是一套比較嚴密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從它產生至今，始終注重運用數學方法，對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及效率性等問題進行嚴格的證明。由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和過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問題進行文字說明和理論論證，而沒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用高深的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進行嚴格的證明。因此，馬克思平衡理論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盡管這一理論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

5.從主要結論來看，通過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經濟結論時有階級性的，這個結論是有利于勞動者階級。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結論也具有階級性，因為實質是研究經濟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和協調，所以不同的結論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由于理論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論和平衡理論對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而馬克思平衡理論的目的則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經濟生活無關的假想狀態。馬克思的平衡理論則認為，均衡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現實的狀態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場價格和均衡價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馬克思的平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更現實，也更能經受經驗事實的檢驗。

6.從政策導向來看，平衡分析法易導向宏觀調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經濟思想是：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因此要實現平衡，必須依賴政府的調控。均衡分析分易導向自由主義，因為這種方法認為供求雙方的運動自然會達到均衡，政府的干預會破壞均衡的實現。

所以，我認為馬克思的平衡理論雖然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但它在內容上顯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深刻得多。

[1] 《商場現代化》2006.1下旬刊，總第456期第27頁

[2] 《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頁。

篇（4）

《政治經濟學》側重于對本質、制度、規律、方法的研究與探討，概念抽象，原理難懂。目前，中職政治經濟學內容包括了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流通與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及剩余價值分配理論等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還有對當前資本主義發展和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等經濟形勢的分析。總的來說，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容比較抽象，但卻與實際社會生活結合得異常緊密。課程教學中的一些抽象、深奧的概念、原理以及嚴謹的邏輯推理仍然是學生學好這門課程必須具備的，而這些往往又是學生所缺乏的。

（二）教師的教學方式單一

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受到這門課程教學內容理論性較強的制約，教學方法主要是教師講授，輔之于課堂討論的以教師為主導，學生被動接受的方式。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授課的信息量大，便于教師掌控教學的進度，對于保持完整的知識體系具有一定作用，然而帶來的教學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因為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學生只是在課堂上被動地接受知識，缺乏質疑的精神，缺乏思考、缺乏學習知識解決問題的快樂體驗，學習成了完成課程學分，應付考試的活動。“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過程中，教師經常采用的是注入式教學法，師生對話的機會較少，信息呈單向傳遞，學生的所思所想無法及時反饋給教師。有些教師授課的時候照本宣科，只注重介紹課本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結合學生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以及本學科發展的最新成就和現實生活中的熱點問題介紹不足，缺乏針對性和現實性，學生缺乏興趣。

（三）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不夠

傳統的教學方式下，教學的主體“教師”與“學生”的地位并不平等，教師常常被視作“權威”，學生只能接受，缺乏與教師的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因而，學生無法在“質疑——探討——思考——再質疑”的過程中，得到思維的鍛煉，也無法更深刻的理解所學的理論知識，教師也難以了解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據此修改自己的教學方案，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原有的教學計劃執行。在教學中，大多數教師都選擇從基本概念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演繹出一套經濟學原理，然后圍繞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和證明。實踐表明，這種教學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它使教師把備課、教學的重點及主要精力用在了概念的界定、邏輯推理和追求理論體系的邏輯性、完整性上，而較少關注經濟現象的變化及學生關心的實際問題，這就很難引起學生的共鳴。

二、互動式教學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

（一）教育平等是互動式教學得到貫徹的核心動力

人們深層次的思想觀念主導著教育行為方式。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當代學生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他們的自主獨立意識較強，非常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個性張揚、叛逆，敢于表達自己的想法，比較注重實際或實用性。由于受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他們擁有強烈的獨立意識、民主意識、自我意識，對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圍的關系有一定的自我認知和評價，這使得他們并不甘于處在從屬地位，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他們希望能夠以平等的地位與教育者分享知識、互相交流、共同探討，而不是教育者獨霸的“一言堂”。因此，教育者應樹立起平等的觀念，把自己看成是與學生平等的主體，放下架子以平等的態度與學生交流思想，傳遞知識，尊重他們的話語權，滿足他們平等參與、互相交流的心理。教育者與學生要消除身份、地位的差異，敞開心扉進行真誠的交流，才能使互動式教學獲得持續的動力，進而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理論教學與現實探討相結合

教材的編寫大多是滯后于現實經濟生活的，因而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必須要關注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運行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將市場的發展動態引入到教學中來，無論是使用現成的案例還是自己編撰案例，都應使案例在時間上更貼近現實教學，讓學生能夠通過理論的學習，能夠對身邊現實世界的諸多現象有所思考。例如“民工荒”、“農村土地流轉”等，這些學生通過報刊、雜志、電視、網絡非常容易了解的經濟現象，他們更有興趣分析了解造成問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當學習的內容是以現實問題形式間接呈現出來的時候，學生便有了探究的興趣，成為知識的主動獲取者和發現者，而不是純粹被動地接受、記憶理論知識。尤其是對于學生未來進入勞動力市場可能遇到的諸如工作調整與搜尋、工資增長、收入分配問題、工會維權等，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理論學習，更是可以引導學生探討，分析在不同假設條件下的最佳行為選擇。這時候學生往往會表現出比較濃厚的興趣，希望了解如何選擇才能符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標。用現實的熱點問題把學生吸引到互動的平臺，推動互動式教學的開展。

（三）課前案例導入與課后案例分析相結合

每一章都可以應用“案例導入——理論學習——案例分析”的課程安排。這種教學安排，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帶著興趣和疑問進入課堂，卸下理論學習枯燥的“包袱”。案例可以將枯燥的理論還原于生活，讓學生從案例中對即將學習的理論獲得感性認識。“興趣是學習的老師”，當學生有強烈的愿望去了解現象背后的原因，對所學知識產生興趣，才能更投入，并在學習中保持高度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引發學生現實的關注，同時激發對此現實問題解釋的興趣。而課后的案例分析則是為了加深學生對理論的掌握程度，提升用經濟學的思維來分析問題的能力，學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和分析現實問題。當然必須明確的是案例教學只是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完善，而理論教學是開展案例教學的基礎，學生只有掌握好經濟學的基本的理論、概念和方法，才能使案例教學發揮更好的作用。通過典型的案例分析，增加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辯證思維能力，保證互動的質量和效果。

（四）自主學習和互動學習相結合

《政治經濟學》所涉及的理論知識深淺不一，傳統的教學方式下無法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有的放矢的授課，常會出現基礎好的學生希望加深理論學習，了解理論發展前沿，而基礎差的學生就課本本身都無法跟上進度，對更深的理論學習望而卻步。因此，教學改革必須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自主發展的需要，自主學習與互動學習相結合。自主學習是實現互動學習的前提，是互動學習順利展開的保障，互動學習使自主學習所獲取的知識得以深化，通過二者的結合，提高學習效果。學生自主學習，是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學習方法對課程內容進行預習、溫習、拓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問題，嘗試通過查資料、探討交流等方法解決問題。為充分體現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在勞動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可以讓學生自己發現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問題，讓學生自己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學生自己利用網絡搜索相關的中外文獻，并歸納總結其理論思想，在質疑中學習，在探索中學習，提高學習的自覺性。當然課程的學習還是一個信息的交流過程，教師與學生都是教學過程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有必要引導師生間、學生間的動態信息交流，這種信息交流可以增進學生與教師的感情，增加彼此的了解，形成良性的互動。將傳統意義上的教師教和學生學，讓位于師生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學習。例如可以鼓勵學生將不懂得問題在課堂上提出來，也可以通過郵件或者學校的教學平臺提出來，讓大家共同討論，激發大家學習的熱情。筆者在學校的網絡教學平臺上開辟了社區討論板塊，討論的主題涉及每一章節的問題，可以由老師提出，也可以由學生提出，根據學生回帖的情況，即參與討論的情況，了解他們對理論的掌握程度。把自主學習和互動學習有機結合，提高互動的主動性，擴大互動的范圍。

（五）課堂學習與課后探究相結合

課堂教學可以讓教師在集中的時間，將有限的信息授予所有的學生，然而，課堂教學的封閉性，以及課時的有限性，使許多相關理論無法在課堂得以拓展，學生難以完全消化，因此還必須利用課外的時間延伸學習。但是讓本來就缺乏經濟學理論興趣的學生，課外再自覺學習有一定難度。這時可以嘗試教師引導加團隊學習的方法，教師在課后給學生布置需要思考的問題，讓學生分成幾個學習團隊，讓他們通過討論、論文、調研報告等多種方式展開解難釋疑的嘗試活動，將自己所學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教師也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引導他們討論。例如在工資理論學習之后，要求學生收集各國各地區有關最低工資的法案，以及經濟學家對此的不同看法，然后對勞動力市場作一定的調查，了解最低工資是如何制定，是否具有現實意義等。盡管這些學習任務要花較多的時間，對于學生來說也有一定的難度，但由于是以現實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分析對象，學生大都表現出興趣和熱情，通過課后材料的收集分析和思考討論，加強了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的掌握，增強了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課堂學習與課后探究，促進師生進入更深層次的互動。

篇（5）

[中圖分類號]B82-0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3）04-0109-08

所謂“當代經濟倫理研究”，可以從形式和內容兩個角度來理解：從形式上說，它意味著一個專門的理論領域，并逐步擴展為一門學科即經濟倫理學；從內容上看，它面向當代經濟生活中的倫理問題。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人手，以比較的視角來說明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興起。其一，從經濟倫理思想發展的角度，通過縱向比較以揭示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理論特點。其二，當代西方經濟倫理研究的橫向比較。一是韋伯的經濟倫理研究與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研究；二是以敘述美國經濟倫理學的興起為主，比較當代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倫理研究的理論特點。其三，通過比較中西經濟倫理學的興起與發展，揭示中國自身經濟倫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一、從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看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特點

在人類各大倫理學傳統的初建期經濟倫理思想就已出現，但在傳統經濟倫理思想之中，缺乏專門的經濟倫理概念。這可以從傳統社會生活的特點來解釋。傳統社會生活以政治為中心，經濟生活的運轉籠罩于政治權力之下而缺乏獨立性。經濟生活中的倫理問題，如果不聯系政治權力的運作與政治制度的設計問題，就無法得到清晰的說明。同時，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經濟生活中的焦點問題是保障大多數民眾的生存。反過來說，這一問題對社會倫理生活的影響，讓人們首先關注的是經濟公平，而不是經濟效率。在此情況下，經濟生活中倫理問題之解決，要求政府始終發揮主導作用。由此，傳統的倫理思想、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隨著傳統向現代社會的演變，經濟生活表現出愈益獨立的傾向，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逐漸增強。這一點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并得到了當代各種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普遍認同。近現代經濟生活的變革使經濟倫理思想的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就西方思想史看，傳統的經濟倫理思想往往被歸為倫理學或宗教倫理的范圍，而近現代的經濟倫理思想主要在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內展開。如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其代表作《國富論》即劃歸于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資本論》也屬于一種政治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仍是聯系政治來探討經濟問題，但突出的是經濟制度及其運行在政治考量中的重要地位①。與傳統的經濟倫理思想相比較，近現代經濟倫理思想中經濟的維度更突出。在西方的近現代時期，中國的經濟倫理思想還沒有發生類似西方的轉變，也沒有從中分化出特定的學科。但就宋明以降的倫理思想史看，經濟倫理問題之重要性較為突出。如朱子強調“義利之辨，乃儒者第一義”（《朱子文集·與延平李先生書》）。朱子與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功利學派”爭論的焦點便在于經濟政策中的倫理導向。而“理欲之辨”、“公-私”關系問題也成為其后的重要論題。這些都是宋明之前從未出現的思想狀況。

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理論基礎及其觀念之建立，離不開傳統以及近現代經濟倫理思想的滋養。在此意義上，它也可以視為經濟倫理思想發展之中的一個特定形態。而正是在其“特定”的意義上，它有著不同于以往的特點。可以通過社會背景的比較作進一步的解釋。

經濟倫理問題的性質與社會生活的變革息息相關。社會生活的政治、經濟、倫理三大領域及其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相對重要性和相互關系，直接影響到人們對經濟倫理問題性質的判定。

相對于傳統與近代，當代社會生活之中三大領域之間的關系已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經濟領域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發揮著重大而廣泛的影響。簡單地說，傳統社會生活是以政治為中心，政治與倫理或宗教的關系最為重要，經濟生活處于相對從屬的位置。在近現代的社會生活中，經濟領域逐漸由邊緣轉向中心，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日見其重要性，并逐步取代了原來政治與倫理或宗教之間的關系所占的地位。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經濟領域即使還難說已取代政治先前所占據的位置，但毋庸置疑，它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而倫理領域則相對而言日益被邊緣化了。經濟領域的中心地位不僅意味著經濟領域在社會生活中彰顯出其獨立性，而且使得當代的經濟生活與倫理生活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一方面，它已由傳統的“以倫理駕馭經濟”的狀態轉為以經濟為主導，經濟考慮不僅左右著人們行為的目的，而且對人們的價值觀和意義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整個社會的倫理生活表現出明顯的“經濟化”趨勢。另一方面，社會倫理規范對人們經濟行為的導向作用大大削弱。這不僅表現在當代主流的倫理學研究已逐步遠離現實的經濟生活，難以產生對經濟實踐具有解釋力和指導意義的倫理規范，而且倫理規范是否應當對經濟實踐發揮指導作用、發揮到何種程度，都成為頗具爭議的問題。當代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這種不平衡的關系，從前一方面看是兩者的關聯日益緊密，就后一方面說卻是日益脫節。這也說明當代經濟倫理問題表現出高度的復雜性。

伴隨上述變化，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問題重心已經轉移。從當代關于個人與公共領域的劃分來看，傳統社會中探討的經濟倫理問題集中于個人生活領域，公共領域中的經濟倫理問題集中于政治運作的層次，從屬于對政治與倫理關系的思考。近代社會中經濟倫理問題的重心逐漸由個人生活轉向了公共領域，其關注點仍集中于政府的層面，但從屬于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思考。當代經濟倫理問題的重心雖集中于公共領域，但其關注點在于非政府組織的層面，即企業制度與經營的層次，而對其中經濟與倫理之間關系的考量，不再附屬于政治考量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社會生活的樣態不同，經濟倫理問題的表現方式必然有別，思想家觀察和思考經濟倫理問題的視角亦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調整。就此而論，只有了解當代社會生活不同于此前時代的特點，才能理解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問題意識之所在，以如此而非如彼的方式著手解釋和說明經濟實踐的緣由，才可能切實把握經濟倫理思想史發展的脈絡，弄清當代經濟倫理理論與傳統及近現代倫理思想的關聯與差異。但無論如何，傳統經濟倫理思想中缺乏專門的經濟倫理概念，這可以說是與當代經濟倫理相區別的一個標志。

二、經濟倫理概念的提出以及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學的興起

專門的經濟倫理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于20世紀初提出。韋伯于1904-1906年間發表了一系列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其后又于1915-1919年從文化比較的角度開展了相關研究，發表了一系列作品，并歸之于“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的課題之下。所有這些研究成果結集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于1920年出版。其中，經濟倫理最初是說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系的一個核心概念，在其后拓展的比較研究中則是課題名稱的主題詞。可以說，韋伯的經濟倫理概念主要服務于其宗教社會學研究。

在隨后的西方理論研究中，圍繞韋伯經濟倫理的探討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現代資本主義的緣起之間的關系；二是倫理文化與經濟現代化之間的關系。第一方面的研究首先開展于德國，是德國史學界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二戰后，帕森思將韋伯的理論較為全面而系統地介紹到美國學界。美國轉而成為韋伯經濟倫理研究的重鎮，研究的重點則從第一個方面轉向了第二個方面，并逐步與美國興起的現代化研究合流，成為現代化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①。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對韋伯經濟倫理概念的使用略有不同。前一個方面基本上沿用了韋伯宗教社會學的原意，側重從文化史、經濟史的角度探討韋伯的經濟倫理；后一方面則對韋伯的經濟倫理概念從規范的方向上做了延伸，其中的經濟倫理實際上已被理解為解釋社會結構的一個功能變量。但總的來說，它們都屬于社會學的范圍，與韋伯的經濟倫理研究之間有著明確的關聯。但是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學與韋伯的經濟倫理研究之間并無直接關聯，可以通過回顧前者的興起歷程來說明。

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學發軔于美國。作為美國經濟倫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德·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對美國經濟倫理學的興起做過細致的探討，分別見于其代表作《經濟倫理學》和兩篇論文即《對經濟倫理學過去和未來的定位》（The Status of Business Ethics：Past and Future，1987）和《經濟倫理學的歷史》（A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2005）。這三處討論的側重不同：在《經濟倫理學》中是介紹性的說明；1987年的論文重在論證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地位；2005年的論文則結合對經濟倫理的理解，從比較的視角勾畫了當代美國經濟倫理學的發展軌跡。

德·喬治指出，“business ethics可以多種方式來使用。使用的方式不同，其歷史也就有別”。總的來說，其使用方式或者說被賦予的含義有三：“商業中的倫理”（ethics in business）；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學（business ethics in an academic field）；作為一種運動的企業倫理（business ethics as a movement）。從不同的含義出發，business ethics就有不同的發展史。

“商業中的倫理”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可理解為日常道德或倫理規范在商業中的應用。如果按照這種理解，經濟倫理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正義之德的論述。亞里士多德指出，經濟關系和商業貿易中正義之德的體現是交易前后都遵循公平原則。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如阿奎那等強調誠信貿易，對貧困和財富、所有權等問題多有討論。近代思想家關于商業道德的討論更多地與政治思考結合在一起，如洛克關于捍衛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的研究，斯密對個人權利的強調，穆勒、康德、黑格爾對于經濟事務和正義分配問題的討論，19世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剝削的譴責等。其中，宗教經濟倫理思想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最大，如阿奎那、路德、尼布爾等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包含于各種宗教規訓中的經濟倫理思想，如《圣經》、1891年教皇利奧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Ⅱ）分別于1981和1991年的《論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和《百年通諭》（Cenlesimus Annus）等。美國大眾通常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Business ethics。

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學的歷史相當短，其發展可劃分為五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前學科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前企業經營中的社會問題引起關注期，20世紀70年代的學科萌芽期，20世紀80年代前半葉的學科初步形成期，以及1985年之后的學科確立期。前學科時期又被德·喬治稱為“商業中的倫理”階段，其中關于經濟倫理的討論主要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社會倫理之中展開。

就學科形成來看，經濟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概念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醫務倫理學的提法演化而來。其中促進學科形成的大事有：1974年11月舉行了首次經濟倫理學會議，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被用于課程講授；1979年出版了3部關于經濟倫理學的合著；1982年出版了2部關于經濟倫理學的個人專著；首期《經濟倫理學雜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于1982年2月出版。隨著經濟倫理學在多個層次的制度化，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學科已基本形成。其標志是全國至少有500所院校開設了經濟倫理學課程，學生人數達到4萬；出版了二十多種經濟倫理學教科書，十多種案例讀本；成立了研究經濟倫理學的協會、中心和雜志。其后美國經濟倫理學又有了重要的進展，如在其影響下歐洲成立了歐洲企業倫理學網絡（EBEN），并于1987年召開首次會議；1989年成立國際企業&經濟與倫理協會。到1990年，經濟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領域已完全確立。

在美國，作為社會運動的企業倫理，其淵源可追溯至20世紀初關于企業家社會責任的探討。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這些探討并不系統，影響范圍也有限。60年代初，企業經營中產生的社會問題開始引起公眾的關注。到70年代，企業倫理問題已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議題，得到了各社會團體和組織的響應與討論。許多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也積極參與這一研討，從而擴展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問題領域，關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和思想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到80年代，“有關經濟倫理學的活動空前高漲，足以稱之為一場運動”。

德·喬治指出，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學有其自身的定位，可以通過與另兩者的比較來說明。先看它與“商業中的倫理”的區別。作為“商業中的倫理”的經濟倫理，其最新進展主要見于宗教神學和宗教倫理。它用宗教倫理或訓誡來指導和規范商業活動，其理論附屬于宗教倫理，可用于商業，也可用于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它并非學科化的形態，可歸入經濟倫理思想的范圍。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學則有其專門的問題和理論目標，且已發展出屬于自身的理論框架。其基本問題是探討倫理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其理論來源是多方面的，除宗教倫理理論之外，還可以來自一般的哲學和倫理學理論。這種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學，有其自身的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可定位為一門交叉學科，定性為一種專業倫理學或應用倫理學。其研究對象可劃分為微觀（個體經濟行為和決策）、中觀（企業組織）和宏觀（經濟制度）三個相關聯的層次，由此還可衍生出第四個分析層次即國際經濟倫理。就已取得的成果看，則可概括出五個方面的理論內容。

再看它與作為一種運動的企業倫理的區別。后者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主題，圍繞由企業行為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展開討論。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學則不同，德·喬治對此有三點概括：其一，“經濟倫理學力圖提供一個明確的倫理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去評估經濟活動尤其是企業的活動”；其二，“至少就其潛力而言，這一學科對經濟實踐的批判力比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要強得多”；其三，“這一學科也關注負有責任和權利的管理者與員工，但更多地聚焦于企業的組織和活動，包括企業經營的所有功能性區域”。

當代西方其他國家經濟倫理研究的學科化都是在美國經濟倫理學的激發下啟動的，其學科發展軌跡與美國經濟倫理學大同小異，其理論旨趣和重心則因各自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背景的不同而有別。可以美國經濟倫理學為參照做個簡要的比較。

美國經濟倫理學表現出很強的應用面向，注重運用發展出來的經濟倫理理論來分析案例以及美國現實的經濟倫理問題。就構建理論的來源而言，美國經濟倫理學的主流觀點是道德原理多元。也就是說，可用來發展經濟倫理學分析框架的哲學倫理學理論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但道德原理上的差異并不意味著相互排斥，用它們來評價經濟實踐，其結論往往殊途同歸。由此美國的經濟倫理學理論有著多樣化的特點，如德·喬治在其《經濟倫理學》中重點發展的經濟倫理學方法分別來自功利主義、道義論、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和鄧菲（Thomas W.Dunfee）在《有約束力的關系》中的契約論方法；鮑伊（Norman E.Bowie）在《經濟倫理學》中的康德倫理學方法；所羅門（Robert C.Solomon）在《倫理與卓越》中運用的亞里士多德美德倫理學方法；弗里曼（R.Edward Freeman）的利益相關者方法；等等。美國經濟倫理學的理論重心在于中觀層次。具體說，其初期集中于企業經營的層次，其后兼及對經濟制度即宏觀層次的思考，但未成體系，也不占主流。

歐洲大陸的經濟倫理學以德語區（包括德國、奧地利、瑞士）為中心，其學科啟動晚于美國，但此前歐洲就已發展出深厚的經濟倫理理論傳統。僅就20世紀以來的發展看，有兩大理論傳統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宗教經濟倫理研究的傳統。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韋伯的宗教經濟倫理研究。其后則有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德國基督教兩大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就經濟倫理問題展開的深入論爭。二是反思和批判市場經濟的思想傳統。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方面影響最大的當數法蘭克福學派的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的批判理論及其對手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而美國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原理，其根源多在歐洲。因此，有學者指出，經濟倫理學的產生可解釋為一個“從歐洲傳到美國而后返回”的過程：從歐洲傳出的是非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思想，從美國返回的則是學科化的經濟倫理學，后者轉而促進了歐洲相關研究的學科化。

歐洲經濟倫理學更為注重自身的基礎理論建構。它植根于歐洲大陸的思想傳統，表現出重理論思辨、講求界定和系統論證等特點。如它對經濟倫理學（Wirtschafts）與企業倫理學（Unternehmensethik）就作了較為明確的區分。其一般觀點是，在嚴格意義上經濟倫理學的定位是經濟秩序倫理學，企業倫理學則研究與企業組織及其活動相關的倫理問題，與前者是并列關系。歐洲的經濟倫理學與企業倫理學在譯為英文時，可分別確切對應于Economic Ethics與Business Ethics。美國學界則不注重兩者的區分，往往通稱為Business Ethics。歐洲經濟倫理學的理論重心在于經濟制度方面的探討，而后才逐漸擴展到企業倫理研究。而歐洲的企業倫理研究，其關注點在于與企業相關的具體經濟制度及企業內部的組織制度，鮮有像美國經濟倫理學那樣討論微觀層次上具體個人在兩難情境下的經濟倫理行為抉擇。兩者的這一差異，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業現實的經濟制度環境不同。歐洲的市場法律法規較嚴，對企業的規范問題一般都是在制度的層次解決；美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約束則相對寬松，留有更多企業自由選擇的空間。二是文化背景的差異。與美國相比，“就社會變遷的動力而言，歐洲文化更相信制度，而不是自由行動的個人”。

日本的企業倫理實踐二戰后就已啟動，其方式是將日本的家庭倫理推廣到企業予以拓展和應用。日本的這一傳統，實踐上說是重視企業內部的文化建設，理論上一般被理解為管理哲學。日本經濟倫理研究的學科化始于20世紀90年代，其形成標志是1993年日本經營倫理學會的成立。日本企業倫理學的理論重心在于微觀的個人行為層次，注重經驗實證研究的方法。這相應于日本企業倫理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企業倫理偏重于積極的義務而忽視消極的責任；也就是說，傳統的主流理解是：企業行為的倫理性體現在企業對社會的額外付出，如慈善、公益活動等，而不在于對自身行為的約束。其肇因至少有二：其一，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經濟發展優先的國策，企業責任限于法律規定的范圍，而無需考慮外部性問題；其二，在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期，企業管理“高度重視在企業內外各方之間建立合作而靈活的關系”。

總之，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倫理研究的三個重鎮，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倫理學經歷了相似的學科興起與發展歷程，但表現出不同的理論特點。可以說，依照經濟倫理學三層次的劃分，歐洲、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倫理研究，其理論重心構成了一個從宏觀到微觀的系列。而本文之所以傾向于將美國學科化的business ethics譯為經濟倫理學，主要考慮有二：其一，它雖偏重于中觀的企業層次，但對宏觀的制度層次也有所探討；其二，它應當與作為一種運動的企業倫理研究區分開。后者集中于企業的層次，且隨著探討的深入，其基本趨向是微觀層次，表現出重視經驗實證和管理操作的特點。在此意義上，后者與日本經濟倫理學有著相似的研究旨趣。總體上說，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研究與韋伯的經濟倫理研究迥然有別。前者不僅有著另外的概念淵源，而且其問題意識、研究方式、學科性質和定位都與韋伯的經濟倫理缺乏交集。

三、結論及其對中國經濟倫理研究的啟迪

綜觀前文，可得出如下結論；其一，當代經濟倫理問題因社會生活不同于以往而具有高度復雜的特征，需要專門的研究和系統的思考才能予以有效應答。在此意義上，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學科化乃大勢所趨。其二，當代經濟倫理研究與韋伯的經濟倫理研究有實質性的區別。后者就其內容而言可歸于經濟倫理思想的范圍，形式上說經濟倫理雖然也是作為一個專門概念而提出的，但屬于宗教社會學，而非經濟倫理學。其三，當代經濟倫理學興起的直接誘因乃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經濟倫理問題的不斷積累、擴大和深化。它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論框架，并發展為一門面向應用的交叉學科。其四，當代西方各國的經濟倫理學，其學科化的軌跡相似，但理論形態和理論面向各有特點，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傳統和經濟制度上的差異。上述結論對于當代中國的經濟倫理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啟迪。

首先是對當代經濟倫理學學科發展史的理解問題。國內經濟倫理學界往往將當代經濟倫理研究的緣起追溯到韋伯經濟倫理概念的提出，這其實是個成問題的說法，易誤導人。要將兩類沒有直接關聯的研究建立聯系，必須有所交代，梳理相關的思想史，否則只會造成理解上的混亂和概念的混淆，進而將經濟倫理思想與經濟倫理學混為一談。

要從經濟倫理學的角度討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也必須意識到類似問題的存在。當代西方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探討有其自身的傳統和發展歷程，其研究方式實際上更接近企業管理，而有別于學科形態的經濟倫理學。因此，德·喬治稱之為“作為一種運動的企業倫理”。它更重視經驗實證，貼近企業的經濟實踐。而責任總是對應于自由。企業社會責任的限度及其落實必須考慮的一個前提性問題是社會經濟制度給予企業的自由選擇空間有多大。美國的經濟制度較為自由，因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較深入，社會反應較強。歐洲企業倫理學重視對企業的制度性約束，企業倫理實踐的自由選擇空間較小，因而歐洲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難，并對主流的企業倫理學構成了挑戰。

在中國經濟倫理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是近年的熱點之一。但存在著理論解釋和實踐操作兩方面都難以落實的窘境。理論上說，我們借用的西方相關研究成果不少，但很少考慮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差異而做出相應的討論和調整，因而對中國企業倫理實踐的解釋力和指導意義有限。從實踐上看，我們的經驗實證研究不少，但企業的反應并不積極。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在于未充分考慮企業倫理選擇的自由度。參照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史來看，我們須先厘清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各個理論層次，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因素予以綜合考量，我們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現其現實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確立有自身特色的經濟倫理學理論。從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學的發展看，經濟倫理學要有理論活力，就必須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論。如美國從道德原理多元論的態度和實用主義哲學傳統出發，構建出了多種理論應用型的經濟倫理學框架；歐洲的經濟倫理學基于其批判哲學傳統，表現出重理論思辨和制度分析的特點；日本經濟倫理學重經驗實證和企業實踐操作的特點，也與此前形成的企業文化建設傳統有關。中國經濟倫理研究開展近三十年，在建設自身的經濟倫理學理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明顯的不足。

中國經濟倫理學主導理論的根基在于中國的傳統，其特點可概括如下：其一，用來分析和說明的理論術語源自中國的。其二，其基本立場和依據也來自對中國的理解。如就經濟與倫理的關系來看，其基本思路是在語境中從討論道德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人手，認為經濟是基礎，道德對經濟具有反作用。由此中國經濟倫理學有一個常見的命題，即經濟與倫理同構，它意味著倫理與經濟的一致性或應當保持一致。其三，在經濟倫理學研究對象的問題上，典型的觀點是“四環節”說：“經濟倫理的研究對象包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關系中產生的道德現象、道德原則和規范及經濟倫理的發展規律、倫理理念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等問題。”由此形成的理論框架大致可辨識出兩個理論層次：一是與第二點相對應的宏觀層次，主要探討經濟與倫理的關系以及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定位等問題；二是在第三點指導下的衍生研究，由此有生產倫理、交換倫理、分配倫理和消費倫理的專題研究。

但這一理論的說服力有待加強，存在著需通過進一步思考來解決的問題。其一，對本身的理解問題。從理論根據看，它尚未完全擺脫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式的理解。這種理解的根源在于蘇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并非馬克思的本意。正如葛蘭西所認識到的，“這種將自身理解為精確的歷史科學，自此馬克思的思想精髓消失了。它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排斥更高明的理論）……阻礙著理論和實踐的展開”。可以說，以為根基的經濟倫理學理論，要增強理論說服力以說明當代中國的經濟倫理實踐，就必須克服教科書式的的消極影響，采取對話而非獨白的姿態，以包容和吸取當代其他形式的的有益成果。其二，與相關學科的理論對話和溝通能力不足。經濟倫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需要吸取其他學科尤其是倫理學與經濟學的理論資源。中國的經濟倫理學的宏觀層次主要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模式。說到底這是一種社會哲學的研究范式，其觀察角度、致思趨向和理論術語都不同于一般的倫理學理論。其衍生層次則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模式，也與當代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范式迥異。因此，固守原來的理論樣態，勢必與當代倫理學與經濟學的理論相隔膜，更不要說對話和溝通。這許不是說的理論過時了，而是說不能采取簡單套用的方式，必須注意理論形式的轉換。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屬于政治經濟學，當代有美國學者從經濟倫理學的角度來研究亞當·斯密的思想，但其所關注的并不是亞當·斯密具體的理論方法和理論術語，而是梳理亞當·斯密思考經濟倫理問題的思路。要發展的中國經濟倫理學，其關鍵也應是抓住馬克思思考和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基本思路，而不在于具體的表述和結論。這樣才能有效地切入當代的經濟倫理問題。通過對話來吸取其他學科的成果，從而展現出理論活力。其三，其基本命題“經濟與倫理同構”值得商榷，至少需要厘清和交代。作為理論根據的基本命題，應經過充分而明確的論證，但“經濟與倫理同構”的解釋卻失之模糊籠統。就現實而言，當代經濟倫理學的興起所針對的恰恰是經濟與倫理的不一致。理論上看，如何算是“同構”并不清楚，而且缺乏對“如何能夠實現兩者一致”的解釋，由此從理想的“應當”意義上來講“同構”也有落空之嫌：一種“不能做到的應當”只是一廂情愿的空洞承諾。綜而言之，這一命題要有充分的理論說服力，就應該在分清理論層次的基礎上予以論證和說明。

篇（6）

首先，必須正確把握關注怎樣的現實生活。思想政治課教學中關注的生活，大致可以從由點到面、由個人生活到社會生活三個層面來考慮：

一是關注學生的生活經驗和發展需要。初中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活動范圍不斷擴展，認知水平逐漸提高。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現代大眾文化傳媒的發展，使得他們對人生、社會的觀察思考不斷擴展和深入。因而有著不同于成年人的許多困惑、煩惱和見解。

二是要關注學生所關注的社會現實生活。

學生受自己生活環境、家庭條件、興趣愛好、目標追求等因素的影響，對社會現實問題有著自己關注的熱點、興奮點，如招生制度改革、勞動就業形勢與政策、人才管理體制改革、社會治安形勢等。同時，出于對祖國前途命運的關心，也會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和國際關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表現也濃厚的興趣。教學中不能對學生興奮點視而不見，只是根據銅識學習的需要指令性地組織探究現實問題。對學生關注的問題進行分析引領，是思想政治課教學應盡的職責，也是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契機。

二、生活化教學的實施

在具體的教學實施過程中，本人對如何讓學生在生活中學習，進行了探索和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做法有：

1、讓學生在生活中發現問題。

人們的認知活動、實踐活動總是源于和基于現實生活。學生也正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生活需要來觀察社會、認識世界，進而創造生活、發展自身的。讓學生在生活中提出問題，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去學習和研究。由于帶著問題去研究，學生學習主動，課堂效果很好。

2、讓學生在生活中分析問題。

在教學中如果讓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去分析和研究，將會使教育和教學更有針對性。如在學習艱苦奮斗精神時，我讓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撰寫“中學生消費面面觀”的小論文。同學們對目前中學生在消費中普遍存在的“攀比”、“求異”等現象進行了分析。教學中，讓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分析和討論，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已，此種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教學效果。

3、讓學生在生活中解決問題。

學習的目的在于應用，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宗旨是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學會做人。讓學生在生活中去領悟和感受，這要比教師在課堂上滔滔不絕去講要好得多。勞動就業是當前學生普遍關心的問題，圍繞這些問題我讓學生開展“尋找當地創業者的軌跡”的社會調查。學生調查的對象十分廣泛，有當地著名的企業家，也有自己的爸爸、媽媽等親友。孩子們在調查中深受教育，有同學在調查報告中寫道：“從企業家身上，我們看到了新一代企業家應具備的品質那就是肯干、勤奮、自信、誠信以及善良。通過這次調查，我深刻地體會到企業要抓住機遇、開拓創新的重要性，更讓我領會到在競爭如此激烈的市場中產品的質量才是發展的保證。”

篇（7）

長期以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的教學只注重從知、情、意、行四方面人手，力圖使學生在短短的一堂課上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培養正確的品德行為。一堂課的教學都是從外到內，自上而下地灌輸．教師成為“知識的搬運工”。但是由于教師的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發生嚴重脫節．導致課程內容脫離了學生的生活體驗和生活需要而變得抽象、空洞和蒼白無力，從而使學生感到厭倦，無法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這樣造就出來的學生往往是在課堂上和生活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個人。因此，讓思想政治課回歸生活是使課堂喚發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塊是新課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課標》明確提出：本課程要立足于學生現實的生活經驗，著眼于學生的發展需求，把理論觀點的闡述寓于社會生活的主題之中．構建學科知識與生活現象、理論邏輯與生活邏輯有機結合的課程模塊。可見，思想政治課生活化教學是貫徹新課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導下．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以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題為基礎設置三個課程模塊，并與科學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為主導的生活和哲學并列，將思想政治課的內容設計為四大模塊。這反映了新課程整體改革的理念、設計和要求，體現了思想政治課的獨特性質和內在價值，符合高中階段學生的個性特征。同時也為思想政治課教學走向生活化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那么，怎樣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落實“生活化”的理念，以滿足學生對生活的關切，從而提高課堂教學質量．讓政治課堂煥發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高中政治課堂教學“生活化”的基本涵義

高中政治課堂教學“生活化”：是指在政治課教學中，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已有生活背景出發，聯系生活講政治，把生活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生活化。體現“政治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為生活服務”的思想。以此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會運用政治經濟哲學的思維方式去觀察、分析現實的社會問題，去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學“生活化”實施策略”

（一）課前準備生活化

1．教師：立足生活，改造教材

創設生活化的學習內容是實施生活化教學的前提。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對于他們理解政治書本知識十分重要。因此，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要有意識地在生活中尋找與課本中的知識有聯系的、學生熟悉的場景、事例，用以溝通已有的生活經驗與政治學科知識的聯系．瞄準課堂教學與學生生活的最佳聯結點．以此來誘發學生已有的真切體驗，感受其境。但由于教材中呈現的案例有的與本地區學生的生活實際以及原有知識背景存在一定的差距，這就要求教師在充分理解和領會教材編者意圖的基礎上．從學生的現有經驗和本地區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使用教材。

2．學生：體驗生活．積累經驗

學生的生活經驗是課程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教師寶貴的教學資源，是學生學習的出發點。如果教學中學生缺乏相應的生活經驗，就無法建構起知識與生活的聯系這就要求學生在課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關資料，體驗生活，積累經驗，為新知識的學習奠定基礎。例如：教師可以在教《經濟生活》模塊“股票、債券、保險”一框內容的前兩天給學生布置任務：到本區的證券交易所、銀行、保險公司收集有關資料；豐富了與課文相關的知識；通過觀察與采訪，學生體會到了這些投資品種的特點，同時也初步感受到金融市場的風險。上課時，學生帶著課前收集的資料，帶著自己的情感體驗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從而使課堂生活味濃、趣味性強。

(二)課堂教學“生活化”

“生活化”教學的關鍵是課堂教學的生活化。根據多年來政治學科教學實踐，筆者總結了政治課堂“生活化”教學的“三環節教學模式”。

轉貼1．激活生活經驗，置疑導入

教師將教學知識與學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相融合，并設計成富有挑戰性的問題讓學生借助課前收集的資料和以往的生活經驗加以解決。由于學生只能找到一些簡單的辦法，不能將問題徹底解決，從而進入一種“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不能”的悱憤狀態。例如：在學習高二年級《生活與哲學》模塊“意識的作用”一節時．教師提出問題：通過上一節的學習，我們了解了不管是正確的意識還是錯誤的意識，都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反映，物質要決定意識。那么大家思考我們學校現在正在建造新的教學樓，在建造前要先有圖紙，然后根據圖紙去建造，那是否意味著先有意識后有物質呢，在造樓的過程中，圖紙(意識)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教師順勢提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讓我們一起來研究“意識的作用”。這樣就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思考的空間，激活了他們的生活經驗，使他們的思維泛起漣漪，從而拉開了教學的帷幕。

2．創設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置疑導入使學生感受到已有的知識經驗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從而產生學習新知識的緊迫感。這時，教師可以通過提供相應的教學資源，讓學生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探究知識的發生、發展．感受知識的本來面目．最終達到既學習新知識又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根據知識的具體特點和實際的教學條件，教師可以創設如下生活情境作為學生探索新知識的平臺。

第一，創設直觀化的生活情境。教師利用看得見、摸得著的身邊事物創設探索問題的教學情境，讓學生在觀察、活動中提出問題——合作探究——交流結論——體驗成功，學習終身發展所需的知識、技能、方法。在學習《小康社會的經濟建設》一課時，我要求學生課前調查龍灣區的經濟發展情況，主要包括皮革、不銹鋼、電器等發展狀況。學生通過查找資料、社會調查等方法，寫出調查報告。在課堂上我向學生展示一些直觀的材料，通過提出問題、合作交流使他們對自己的知識、能力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可以體驗成功的喜悅，分享合作的快樂。第二、創設體驗性的生活情境。教師創設真實的生活情境，讓學生通過現場體驗．有話可說．有情可感，深刻理解知識。例如：在學習“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時，教師可帶領學生“小記者”走出課堂，采訪龍灣區相關企業、領導干部和村民，調查本地環境變差的真正原因。“小記者”爭著向有關企業負責人和相關人員提問．比如：你們認為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們認為實行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制止環境進一步不受污染?環保局或政府來此調查并采取相應措施嗎?有沒有試著改變環境，等等?采訪回來后，在課堂上大家又對自己的所提問題進行分析評論，評出“最有價值”“最有深度”的問題獎項。接著，教師趁勢提出問題，運用調查資料，并結合有關內容，分析局部經濟利益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關系，給學生以無限的情趣。

3．總結升華知識，服務生活

總結能使所學的知識系統化和條理化、思維方法科學化，使情感體驗逐步升華為價值觀、人生觀。教師要指導學生及時地總結學習過的知識、使用的思維方法以及涉及到的人生道理。因此，在學習新知識后．教師要為各層次的學生設計鞏固練習題，同時指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技能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這樣可以使學生在獲得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同時．掌握一定的學習方法，發展情感體驗，實現“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共同發展。例如在學習了《經濟生活》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這一框以后，在同學生共同總結了課堂的內容以后．讓學生去分析龍灣當地養殖業的實際問題：為什么前幾年價格很高的文蛤，今年價格比較低，為什么前幾年收益豐厚的養殖戶，今年卻陷入困境，有的瀕臨破產?如何才能使養殖戶盡快地走出困境?這使學生在解決問題中明白了價值規律就存在于我們的身邊。生活化教學要把抽象的學科知識還原于生活，使知識在實踐中得以驗證和完善。學生通過學用結合還可以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享受學以致用的快樂。

篇（8）

    由于當時的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數學推理,而無人問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當做數理經濟學和數理學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國的埃奇沃思、馬歇爾、美國的費希爾、意大利的帕累托等進一步發展了數理經濟學。

    庫爾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他采用的書名用意不僅在于理論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他認為在財富理論中運用數學分析 ,是為了探索不能用數字表現的數量之間的關系,和不能用代數表現的函數之間的關系;即使不需要精確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也有其有用之處,如果僅僅因為不熟悉或怕用錯而拒絕數學分析,是荒謬的。

    杰文斯1862年發表的論文《略論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數學理論》是數理經濟學的最早名稱,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再版時,附上1711年以來的“數學的經濟的”文獻目錄,等于公開宣稱數理經濟學的存在。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是一門依賴于數學的科學,簡單原因就是研究數量和數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必須進行數學推理,即使不用代數符號,也不會減少這門科學的數學性質。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為價值的最終理論以及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市場規律提供數學解說。他的理論中心是“價值完全由效用決定”。他把商品對所有者的效用分為總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來的邊際效用),后者是商品擁有或消費總量增加時,總效用增加量對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認為隨著商品擁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會逐漸降低,并據此用數學方法推出:一種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種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換商品可以增加總效用,交換要進行到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總效用最大達到均衡時才停止,這時兩種商品在兩個所有者之間的交換比率應該等于交換完成后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爾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純粹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在假設完全自由競爭制度下,關于價格決定的理論;價格存在是因為商品具有數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條件,只要有交換就會有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個可計量的數量,正是一般數學的研究對象,所以交換價值的理論應該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數學方法并不是實驗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經濟學的純粹理論也象“物理-數學的”科學一樣,從經驗的真實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為基礎,可以超出經驗范圍進行推理,在建成這個科學后再回到實際,也不是為了驗證,而是為了應用。

    瓦爾拉斯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庫爾諾雖然也考慮過個別商品的產、銷、進出口對其他商品生產者的收入會產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沒有同時照顧全局,瓦爾拉斯企圖用數學方法加以補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種議價的經濟后果,并且提出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貨幣作為計量邊際效用的固定單位,后經帕累托改進,用以代替邊際效用,作為一般均衡的理論基礎。馬歇爾的理論核心是認為一種商品的均衡價格就是在其他情況不變時,該商品的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達到一致時的價格,所以又稱為局部均衡論。

篇（9）

一、我國目前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中存在的問題

同志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指出：我們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不斷努力地實現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的一體化建設。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法治社會建設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豐富和發展了法治思想和社會治理理論。建設法治社會，要求我們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社會。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不斷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隨著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進程，中國法學教育事業雖然有了明顯的進步和發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嚴重缺乏法律人才這一局面。但是目前大多數的法律院校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才均不能夠完全很好地適應中國現階段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需求。未來，從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來看對法律人才的需求將會進一步大量地增加。然而，目前我國存在的嚴重問題是，一方面一些人僅僅有著單一的法律知識，還不足以運用到日益復雜的環境中去。另一方面我國目前正面臨著對于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嚴重缺失狀態，應用復合型法律復合型人才表現在素質、能力、層次上，隨著金融領域、房地產領域等等的發展，對于專業型技術人才的需求缺口越來越大，而供給的高素質人才卻供不應求。這些問題都有待于解決，更專業化，更多元化的人才有待于培養，也有待于投入到市場中去。

二、培養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緣由與意義何在

（一）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長久以來，我國對于法學人才的培養模式基本上沿襲的是前蘇聯所謂的“對口教育”，“專才教育”模式。[1]但這種傳統的蘇聯模式存在著諸多問題，比如課程體系梯度設置的不合理性，專業課的設置過多，教學方法落后，學生實務的操作能力明顯欠缺，培養目標的單一匱乏性，考試模式固定呆板，忽視了對學生創造性新思維的開發與培養，嚴重缺乏創新性，不能夠很好地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而早在20世紀60年代，國外就已經興起了以科技教育、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并重的一種探索性教育模式，后被人們稱之為應用復合型人才培養教育模式。[2]新時期，為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由此帶來的社會對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強烈需求這一社會現象，卓越法律人才計劃的實施正是為了應對社會出現的這一現象。目的在于要切實提高我國法律人才培養的質量，同時也響應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旨在通過各高校對法學學生的切實有效，具有較高強度針對性地教育培養中，逐步造就出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以滿足社會政治經濟不斷快速發展，所引起的對這類人才的高度需求！從而進一步促進人類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與進步。

（二）培養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是法治社會下的必然要求

依法辦事是社會主義法治化背景下的一項重要準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當中，只有嚴格地遵循法制規范，才能夠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進而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然而，在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運行中，不斷出現各種類型的新型復雜的社會問題。為應對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就進一步推動了高校對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提高學生運用法學與其他學科知識方法解決實際法律問題的能力，是法學教育與不同類型的法律職業的深度銜接，多元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要求學生一方面精通法律基礎知識。另一方面熟悉不同行業領域的專業知識，從而將兩者熟練的相結合并運用，最終解決社會中不同類型的糾紛，這符合現代社會發展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最佳標準。[3]

三、國外多元化教育培養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模式范本。

（一）將必修課與選修課按照適當比例做出安排

美國本科法學教育基本上大致涵蓋了一名合格律師所應具備的法學的基本理論知識與實務技能，分為必修課與選修課兩個方面。其中，以必修課為主，選修課為輔。學生在學好必修課的基礎之上，根據自身的情況可以自主的選擇選修課來彌補自己認為的知識有所欠缺之處，從而不斷豐富完善自己的閱歷和思維方式。

（二）著重培訓法律實務應用技巧能力

英國的律師資格考試分為“職業適合性階段”和“基礎法學階段”。首先主要向學生開設基本法律的內容，使學生具備一名法律從業者的學術知識。進而法學院與律師學院或其它法律實踐技能培訓中心聯合開設法律技術訓練課程。另外開設課程專門提供一些更為傳統的寫作技巧，英國高校十分重視將理論學術基礎知識與法律實務技巧應用相結合。

（三）建設雙學士學位制

澳大利亞在進行法學本科的教育培訓的同時也注重對其他相應學科的培訓，學生在本科學習的時間里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以及興趣愛好去選擇兩項不同的專業去學習，在本科畢業的時候，即可獲得法律和其他一個專業的雙學士學位。

四、如何不斷完善多元化教育對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建設

（一）完善實踐教學的改革，將必修課與選修課有效地相結合，相互補充。

“必須課+選修課”，法學課程目前大致包括法理學、經濟法學、法制史、刑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民法學、商法學、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法學、國際法學和軍事法學等。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社會中的許多細微之處雖然也會涉獵到法學領域，但這些細微的領域卻并沒有被包含于現有的法學學科當中。在社會生活的實踐中，我們必須充分地把握每一個不同的細節知識，在面對各種新型的復雜問題的時候，才能得以很好地去解決這些問題。生活中往往細節決定成敗，作為一名應用復合型性法律人才，他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力和高度縝密的心思，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作為一名法律人應有的真正價值意義所在。

（二）切實實行“行業導師+實務導師”的雙重培訓方法。[4]

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中，高等院校應當將校內導師的教育和校外導師的引導相結合，方能夠取得最佳的效果。在引進通過社會人士帶動學習和幫助提高法律人才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初衷下，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幫助學生提高自己的法律水平，提高自己的業務效率。首先引入一些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的法學界法官、公檢機關的檢察官以及優秀的律師，讓這些人員深入校園，深入教學實踐課堂，充實師資隊伍，快速幫助法學專業的同學提高能力。其次，具有法律和實務經驗的人才將大量地加入法學師資。可以通過各種機制例如定期考核評教來督促和提高這些師資的實際教學能力，同時也給予他們更多的出國進修等機會，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最后，將專家帶入課堂，專家致力于最前沿的法律研究，同時也有必要將優秀的法學觀念帶入到基礎教學中去，在初期培養人才的時候就將觀念注入新一代的法學學生的理念中，優秀的學者不僅僅局限于我國國內，更應吸收和采納更多優秀的外籍專家，明確專家的職責，實現專業化教學和實踐化教學相結合，通過各種各樣的多方位的培訓來增加學生的積極性，增加學生的實踐機會，為培養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增加亮點！

（三）鼓勵倡導學生獲取雙學士學位

在主修法學專業課的同時，通過輔修第二學歷，學生能夠掌握兩門不同的專業知識，從而達到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基本標準。在畢業之后，走向社會后，將更加具有競爭優勢，能夠更熟練地處理各種復雜的法律實務問題。積極鼓勵同學將所學到的法律知識與其他各方面的知識廣泛的互相結合，綜合運用，從而在不斷形成法律思維的過程中，也注重了對自身邏輯思維的有效訓練，廣泛關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知識，決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一的法律知識，才能更好的適應社會政治經濟快速的發展變化，真正成為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

（四）建立行之有效的實踐教學體系，全面提升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5]

為了強化學生法律技能和綜合性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要求各高校在法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中集中設置模擬法庭、專業研討課、法律診所、課外研學、畢業實習與畢業論文等校內實踐教學相關的環節。同時，應當積極組織和鼓勵同學們參與法院開庭審理、模擬法庭和辯論競賽、法律援助、普法活動等豐富多樣的法律實踐活動。切實努力加強與法律實務部門的緊密聯系，進而建立“高校與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應用復合型法律人才的新機制。（作者單位：吉林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李龍.《論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6期.

[2]徐維祥.《創建一體化雙專業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載《中國高等教育》2009年第7期.

篇（10）

    一、勞動價值論中的勞動是生產商品的勞動

    勞動價值論中的勞動是生產商品的勞動。價值是商品生產中交互勞動的社會生產關系。創造價值的勞動當然是指生產商品的勞動，而不是非生產勞動。問題在于有些生產勞動被看做非生產勞動，或者某些非生產勞動又被看做生產勞動。

    第一，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從商品生產關系來講，勞動生產力必須高到能夠提供剩余產品，才有可能進行產品交換，使產品轉化為商品。生產勞動不僅包含必要勞動(維護勞動力再生產的勞動)，還必須包含剩余勞動，從生產結構來說，就是生產勞動是能夠生產剩余產品的勞動。從價值形式講，就是能夠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這一定義有兩個條件:生產力的高度使勞動包含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進人流通轉化為商品。

    第二，直接生產過程外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商品生產是和商品運動分不開的。為了商品生產必須從市場購運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人直接生產過程后流水作業，產成品流通流到消費者手中。純粹商業勞動只是為價值轉型的勞動，不生產新的使用價值屬非生產勞動。但商業勞動又是和物流結合在一起，就屬于生產勞動。農業、采掘業、工業都生產了商品，提供了服務，它們的勞動當然屬生產勞動。這是廣義的服務。一般是就狹義而言的服務，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勞動的服務。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產有形商品的勞動，通過商品間接服務;或者是生產無形使用價值的勞動，直接為消費者服務。超越這個界限，就是非生產勞動。

    第三，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生產勞動從勞動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價值與價值;生產商品的勞動也就相應具有二重性，作為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價值。生產勞動從生產方面上，由于生產具有二重性一生產力(物質內容)與生產關系(社會形式)，前者是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勞動創造價值所體現的生產關系。當具體勞動抽去具體現象成為抽象勞動，具體勞動的生產力便表現為抽象勞動的生產力，即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使用價值(商品)量，或單位商品所耗勞動量。

    第四，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勞動是體力和腦力的支出。簡單勞動以體力支出為主，復雜勞動以腦力支出為主。腦力勞動的復雜程度在于它積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勞動，再加上自己的創新勞動。體力勞動多墨守成規，未具有這樣的腦務支出，故稱簡單勞動。因此，從量的比較講，復雜勞動等于倍加的簡單勞動。

    第五，共同勞動與一般勞動。直接勞動與間接勞動、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或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在同一期間(橫向)共同協作，馬克思稱之為共同勞動。但在復雜科技勞動中不僅包含橫向協作，還包含(縱向)傳遞下來的腦力勞動結晶。這種勞動即為一般勞動。

    第六，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價值是活勞動創造的。凝結在價值中的勞動是已經過去的勞動，或稱“死”勞動，不是正在運行的活勞動。

    二、勞動價值論的兩種形態及劃分意義

    勞動價值論具有兩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勞動價值論的抽象形態，其特點是所論述的內容都是一些“最簡單的規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為它“抽象”，所以馬克思的論證附有若干假設和前提，一些比較復雜的因素如市場競爭、供求關系等都被暫時舍去了，僅僅從它的“純粹形態”方面進行考察;正因為它“一般”，因此不僅適用于簡單商品生產，而且適用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當然也適用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第二種形態為具體形態，它是第一種形態的逐步具體化，其特點有三:一是不再從“純粹形態”方面進行考察，一些原來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場競爭、供求關系等逐步進入研究的視野。二是貼近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經濟生活。三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第一種形態是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和基礎，第二種形態是第一種形態的邏輯推演、逐步展開和具體化，兩者構成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勞動價值論的整體。劃分和研究兩種形態的勞動價值論，對于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特別是要發展抽象形態的勞動價值論。這一部分是馬克思長期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揚棄和對歷史和現實中的大量材料進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結果，具有很強的科學性;更是馬克思整個政治經濟學的基礎，豎立其上的馬克思經濟科學大廈就是依賴其支撐的。其次，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在深化勞動價值論具體形態的研究上下功夫。《資本論》的出版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世界經濟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抽象形態應該說還是普遍適用的，但是它的具體形態將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從而對當代經濟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

    三、面對經濟發展的新問題以及理論研究的新進展

    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我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出現了與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許多不同的新情況，主要是:(1)由于生產自動化的發展，單位商品中活勞動的含量大大減少;(2)由于科學技術特別是高科技的發展，精神勞動(科學勞動)已大大超過工人的直接勞動;(3)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的變化，已使工農業等物質生產部門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重日趨減少，而商業、金融業以及各種為生產服務和為生活服務的部門即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則日趨增大。任何社會科學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都應隨著社會經濟實踐的發展而有所發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變。勞動價值論研究有如下的新進展。

    第一，勞動主體隊伍的多元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研究的勞動主體，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產者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雇傭工人。在現代市場經濟下，勞動價值論研究的勞動主體對象與傳統意義上的對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主體，也有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主體，還有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中介服務的勞動主體。多元結構的勞動主體成為研究者的關注對象。

    第二，生產性勞動范疇的廣泛性。馬克思曾依據不同的標準，對勞動范疇進行了一系列區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點放在物質生產部門，這也是當時的條件所限定的。在當代市場經濟中，金融、保險、通訊等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越來越高。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已把生產性勞動的范疇擴大到那些為物質生產者生活服務的，并通過市場進行交換的勞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