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C3文獻標識碼：A

行為分析方法發端于生物學、心理學等對人的行為規律的研究。行為分析認為，研究人的行為是理解社會現象的鑰匙，而人的行為又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觀察、描述、實驗、分析而獲得規律性的可靠認識。在我國，一些社會學科存在著身份危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學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為分析的利弊得失將有助于行為分析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應用和發展。盡管行為主義有著自身的內在缺陷，但我們只要堅持以辨證的眼光看待它，認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學成分，行為分析將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行為分析方法的要義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行為分析主要體現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價值中立”論。行為分析的絕大多數研究都將有關價值問題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拒絕研究倫理道德問題，提出應當完全摒棄意識形態，排除所有的價值判斷，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類行為，嚴格防范研究者的價值觀念介入研究過程，反對把科學和道德、倫理問題混在一起，主張完全“價值中立”，以使各門學科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純科學”。這集中表現在研究對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應當“價值中立”。在行為主義者看來，傳統科學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個人的思想傾向和感情特點影響之深，妨礙了科學的自主性和客觀性。對于行為分析來說，“價值中立”不僅是一種原則、一種理想，而且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現實目標。為了做到完全“價值中立”，不僅研究者要自覺約束自己，克服個人偏見、主觀好惡，而且還要對研究方法進行革命，改變既有的研究對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為分析提出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具體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強調必須不斷地探究人類行為的規律以及與此相關的變量，以此來使各門學科研究真正成為一門解釋和預測的科學；二是強調科學研究的基礎是實際可觀察的現象，因此科學研究要建立在可觀察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借助現存的理論體系和學者們的思維加工，提出有關現象之間因果關系的假說或假設，用經驗材料驗證假說；三是強調科學研究的資料應當量化，并主張只有量化才能發現規律及各種內在的關系。按照達爾的觀點，定量資料的一個好處就是它們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個好處是可以用來進行比定性資料更有效地分析，從而檢驗命題是否成立；四是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應當破除學科間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技巧、技術和概念，建立跨學科的方法聯合。

二、行為分析方法的分析框架

行為分析方法以人類的行為為研究對象，通過探索行為的內在機制，旨在找到行為規律，從而引導人的行為。其主要的研究思路以描述――解釋――預測――導向四個階段為分析框架來進行。描述是邏輯起點，該階段是要對行為的狀況進行客觀的、準確的描述，還行為以本來面貌，從多角度刻畫行為的復雜性，從而把握行為的本質。解釋就是要探究行為發生的原因，研究行為的發生機制，把握行為之間的邏輯聯系，從而找到行為的規律。這是四個階段最重要的階段，反映著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是行為分析最復雜也是難度最大的工作。行為生成的原因有多種，有直接的和間接的、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本質的和一般的原因等等，需要把握本質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預測則是在認識行為規律后對行為未來的發生和變化進行預測，是從已知到未知，從現在到將來的一種推理和猜測。這是一種基于客觀規律認識基礎上的、合理的、科學的對未來的預測。導向階段則是在對未來的預測前提下對人的行為形成一種影響，引導人們的行為朝著實現組織的目標發展，克服影響主體行為的消

極因素，充分發揮主體的行為積極性。行為分析方法可以說為我們進行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行為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

首先，行為分析方法促進了社會科學的科學化發展。一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促進作用。行為分析方法運用數學、統計學、物理學、生物學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術，如先進觀察、資料收集、個案分析、統計分析等為分析提供量化根據，以量化資料去說明各種社會關系的規律，從而避免了主觀臆斷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議論，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學性；二是假設法。假設方法主要是預定一套嚴格的理論假設、概念，然后依據已經確定的理論假設、概念開展研究，使每個理論假設、概念都可以用實驗資料予以檢驗和證明。這是自然科學指導原則在社會科學的科學化；三是操作方法。社會科學的概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一樣也要通過操作程序，不能進行操作的概念則被排除在科學之外。這種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運用增加了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可操作性、可重復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從而推動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證化進程。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行為分析方法還是眾多交叉學科和新理論的催生器。行為分析方法對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方法的借鑒，豐富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學”的口號下，行為分析綜合運用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物理學、系統論、控制論等理論和方法研究社會行為。如在政治學研究中，行為分析方法認為政治行為只是人類行為的一種，要研究政治行為必須要研究人類的其他行為，并研究其他與之有關的學科。這種多學科性研究催生了政治人類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地理學、生物社會科學等眾多學科，從而

擴大了其研究領域。

四、行為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發展的啟示

由于行為分析的內在缺陷，1969年伊斯頓在擔任美國社會科學會主席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進行后行為主義革命的倡議。后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批評了價值中立論及哲學基礎，主張價值與事實的不可分；批評了行為主義過分強調基礎理論的研究而忽視了某些緊迫問題的解決，主張社會科學的政治化；批評了行為主義對社會科學傳統研究方法作用的貶低，重新肯定了政治哲學及其方法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地位；批評了行為主義熱衷于以技術手段做定量分析而使方法超過了研究本身。因此，我們在進行行為分析的同時，必須避免和預防行為分析的這些內在缺陷，使行為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的發展起著建設性作用。

其一，社會科學要把事實分析與價值分析結合起來。一方面社會科學要借鑒自然科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致力于學科科學化建設，不斷探索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視價值的追求，要重視規范研究。做到科學與藝術、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完美結合。

其二，社會科學既要有宏觀視野，也要有微觀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要有現實感、時代感，但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又要有宏觀視野，要對國家、社會、民族的長遠、根本的發展有戰略思考。

其三，社會科學要把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社會科學既要進行基礎理論研究，也要大力倡導實證研究。理論研究要走出書齋，實證研究也要豐富理論的發展，要使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有機結合。理論指導實證，實證發展理論，形成良性循環。

其四，社會科學要進行跨學科交叉研究，拓展自身學科研究途徑。社會科學一方面要充分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來充實、發展和完善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但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學科間的相對獨立性，要構建自身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不能使社會科學內各門學科成為其他學科的仆人或與其他學科混為一跡，失去本學科的獨立身份和資格。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篇（2）

究竟什么是比較方法，對于這一問題有著多種的解釋和定義，目前國際范圍內較為認同的定義是，比較方法，是對兩個或二者以上的事物進行分析研究的過程，通過尋找比較個體之間的異同，來進行分析的研究方式。在自然科學的研究當中，比較法也常常被稱作是歸納法，在具體的操作使用上，會將具有表面具有相似性的物體進行排列，來分析其之間的差異，然而，這樣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比較方法。隨著時代的發展，對于比較方法，也有了新的定義和運用，在新時期的比較方法中，更加注重對于不同文化和社會現狀的異同進行比較，同時，比較也會分為共時性比較和歷時性比較兩大類。兩種不同的比較方法，先后對不同事物之間的本質和歷史變化規律進行了對比。在本文所進行的研究中，將會在社會科學的發展中進行運用，因而更加注重二者之間的結合，來分析社會發展的規律變化。

二、比較方法的作用

對于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而言，其往往較為隱蔽，難以直觀的進行發現，因此需要通過比較的方式來進行考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發展中，比較方法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和發展在眾多社會科學家的著作當中，同樣廣泛使用了比較方法，可以說，比較方法是社會科學在進行定性研究當中的首選方法。在比較方法的使用當中，其涉及到了對不同社會角色之間的比較，還有對不同社會組織之間進行對比，通過進行對比分析，使得大眾能夠了解認清不同社會文化之間的差異和不同，如果沒有比較方法的廣泛運用，社會認識的高度和層次可能呈現出下滑的?B勢，對于比較方法來說，其作用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用比較方法形成科學概念。在社會科學的早期發展階段，人們通過利用自己對外界事物的發展認識，通過對不同的事物發展規律進行比較，得到事物之間的普遍結論，并對其進行總結和歸納，進而形成具有科學性的概念和解釋，這也是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由來。借助于比較方法，能夠采取歸納的方式，發現不同事物之間所存在的異同，這樣的方式能夠公眾理清事物發展的規律，避免因認識不足而導致思維方式上存在的誤區。在過去，由于缺乏系統性的研究和分析，對于比較方法并沒有得到充分合理的運用，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漸漸在不同領域當中來進行歸納總結，借助于比較來得到相應的科學概念和結論。

其次，用比較方法形成因果關系。在早期的研究當中，人們認為歸納是一種人們通過對比尋求事物因果關系規律的方式，借助于這樣的方式，能夠揭示潛藏在事物之下的因果關系和變化規律。在過去的研究當中，由于研究不夠科學，分析不夠系統，對于歸納也無法科學合理的進行，久而久之，對于歸納的使用也漸漸從定性研究轉向成為定量研究。然而，在后續的發展中，定量研究中采取歸納的方式往往會使得研究結果更為復雜，其結果更為的低效，歸納又再次轉向定性研究。

篇（3）

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在應用統計學時,統計分析是其關鍵環節,資料性質分析、資料類型的判斷、統計方法的選擇等各個環節都應把握好,否則,其分析結果將是沒有意義的。本文擬通過對社會科學實證研究論文中應用統計分析方法出現的問題,從描述性分析、定量資料的統計分析、定性資料的統計分析、相關與回歸分析等方面進行解析。

一、描述性分析問題

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中,一般首先要對社會調查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發現其內在的規律性,再選擇進一步的分析方法。描述性統計分析要對調查總體所有變量的有關數據做統計性描述,主要包括數據的頻數分析、集中趨勢分析、離散程度分析、分布形態以及一些基本的統計圖形。

描述性統計分析雖然較為簡單,但如果對某個事件或某種現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將值得懷疑,而描述的偏差可能會引起公眾或學術界對某些社會現象的誤解,甚至誤導政府決策。

1.均值的誤用

均值是用于描述樣本集中趨勢的最常用指標,但應注意,對于正態或近似正態的對稱分布樣本,它是較好的指標,一般與離散趨勢指標中的標準差一起描述數據資料(即形式);而對于偏態分布的樣本,則常用中位數來描述集中趨勢,一般與離散趨勢指標中的四分位數間距一起描述數據資料(即形式),究其原因是均值容易受到極端值的影響。

對于兩個分布完全不同的樣本,可能會得到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樣本內部的差異,而往往這種內部差異正是需要進行深入研究或應當引起人們注意的。為了彌補均值的這種缺陷,一般在報告均值的同時,也應該報告標準差,或用直方圖或散點圖的形式描述分布,以展示群體內部的差異。

2.絕對數的誤用

因為社會調查研究比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樣本,所以對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絕對數報告都會出現較大的數字,單純對絕對數的強調往往會產生誤解。比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報告某事件絕對數的同時,給出該事件的發生率或占研究樣本的比例。

3.相對數的誤用

相對數常用于描述定性資料的內部構成情況或相對比值或某現象的發生強度,一般有比與率兩種形式。雖然比與率的計算形式是相同的,即兩個絕對數之商乘以100%,但它們的含義是不同的。率用于反映某種事物或現象發生的強度,而比則用于反映部分與整體或某一部分與另一部分之間的關系。當數據的比較基礎相差懸殊,用絕對數表述沒有可比性時,就要借助于相對數。

應用相對數也容易出現一些問題,如:百分比與百分率的混用;當分母很小時,只計算百分比或百分率,而沒有報告樣本量;當比較兩個或多個總體率時,沒有考慮到各總體對應的內部構成情況是否一致,而直接比較等。

例如在報告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時,給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動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其實是忽視了流動人口的年齡和性別構成與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較高的人群,這樣對兩個不同群體的比較往往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二、定量資料的統計分析問題

定量資料的統計分析是指所觀測的結果變量是定量的,而且希望考察定性的影響因素取不同水平時,定量觀測結果的均值之間的差別是否有統計學意義。定量資料的統計分析在統計學應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現的誤用也比較多。

正確選擇定量資料統計分析方法的關鍵有兩點:一是正確判斷統計研究設計的類型;再是檢驗定量資料是否滿足“獨立性、正態性及方差齊性”的前提條件[1]。前者要求使用者對統計研究設計的類型較為熟悉,后者則需要進行預分析,可適當借助于統計分析軟件。根據前提條件是否滿足來決定用參數假設檢驗或方差分析,還是用非參數檢驗方法,進而根據對統計研究設計類型的判斷,確定采用具體的統計分析方法。

對定量資料作統計分析時,常犯的錯誤有:

1.不管統計研究設計類型,盲目套用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分析;

2.不驗證“獨立性、正態性及方差齊性”前提條件,而直接應用參數檢驗法;

3.將多因素設計定量資料人為拆成多個成組設計定量資料,采用t檢驗法;

4.將多因素設計定量資料用單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解決,或用一元分析替代多元分析等。

三、定性資料的統計分析問題

定性資料的統計分析是指觀測結果為定性變量的統計處理問題。定性資料的統計分析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也是很廣泛的,通常根據影響觀測結果的原因變量性質分為三種情況:

1.原因變量都為定性變量,此類資料就是通常理解的定性資料。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有:檢驗、秩和檢驗或Ridit分析、Spearman秩相關分析、線性趨勢檢驗、一致性檢驗(也稱Kappa檢驗)、加權檢驗、對數線性模型等。

2.原因變量中既有定性變量,又有定量變量。這類資料的統計分析通常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結合專業知識先將定量的原因變量離散化,使其轉化為定性變量,然后采用上面3.1的統計方法處理;二是先對定性的原因變量,采用啞變量技術進行處理,轉化為多個二值變量,賦予0或1值,然后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處理。

3.原因變量全部為定量變量。這類資料的分析可以直接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處理。

定性資料的最常用表達形式是列聯表,列聯表有多種類型,如橫斷面設計的四格(或稱2x2)列聯表、隊列研究設計的四格列聯表、配對研究設計的四格列聯表、雙向無序的R×C列聯表、單向有序的R×C列聯表、高維列聯表等,不同類型所用統計方法也不同,所以處理這類資料的關鍵是分辨出列聯表的類型,從而選擇相應統計分析方法。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定性資料的統計分析常犯的錯誤主要就是列聯表的誤判,從而錯誤的選用統計方法。

四、相關與回歸分析問題

相關分析是研究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常局限于統計描述,較難從數量角度對變量之間的聯系進行深入研究;回歸分析則是研究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可實現對自變量進行控制,對因變量進行預測,及對隨機變化趨勢進行適當修勻。

相關分析可用于對定類、定序、定距及定比等尺度的各類資料進行定量描述,但各類資料的計算公式是不同的,所以應用時,需要判明資料的類型;而回歸分析則要根據因變量性質的不同,選用不同的回歸分析方法,一般可分為兩類:一是因變量為連續型變量,具體的,當為非時間性的連續型變量時,可用線性回歸分析、多項式回歸分析、非線性回歸分析等;當為時間變量時,可用COX半參數回歸分析、指數分布回歸分析及威布爾回歸分析等;當為隨時間變化的連續型變量時,則需要利用時間序列分析。二是因變量為離散型變量,需要利用Logistic回歸分析、對數線性模型分析及多項Logit模型分析等。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相關與回歸分析的應用非常廣泛。但應用時也經常出現一些錯誤:

1.沒有結合問題的專業背景和實際意義,就進行相關與回歸分析。其結果有時可能是莫名奇妙的,可能出現所謂的虛假相關。

2.對于較簡單的線性相關與回歸分析,不注意應用條件,盲目套用。一般地,Pearson相關分析要求兩變量都是隨機變量,且都服從或近似服從正態分布,若不滿足條件,應采用其它相關分析法,如Spearman相關分析等。而線性回歸分析則要求因變量必須是隨機變量,且服從或近似服從正態分布,在回歸分析前,先要進行統計檢驗,證實兩變量的顯著相關性,再進一步進行回歸分析才有意義。

3.只求得相關系數或回歸方程,而不進行參數假設檢驗就下統計分析結論。因為相關系數或回歸方程都是由樣本數據求得的,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必須通過其相關參數的假設檢驗來判定。

4.多元回歸分析策略的錯誤。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中,對多元回歸分析的應用,不少人采取的策略是先用單變量分析,得到有統計學意義的多個變量,再將它們引入回歸方程進行多變量分析,用逐步回歸法進行篩選,從中選出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這種分析策略是不正確的。因為自變量之間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作用,在單變量分析中無統計學意義的變量并非在多元回歸分析中也沒有意義。正確的處理方法應該是先綜合分析各種變量之間的作用、實際意義及關系,有些可作為控制變量(如性別、年齡等),將經過初步篩選的所有變量代入回歸方程進行分析,再采用逐步回歸方法,必要時可多用幾種篩選變量的方法,同時要注意自變量間的交互作用,進行綜合分析,這樣才能得到較為可靠的結果。

參考文獻:

[1]王在翔:社會統計理論與實踐[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8

[2]胡良平等.醫學統計學基礎與典型錯誤辨析[M].北京: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2003.148-239

篇（4）

培養學生思考能力，是以“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維，讓學生學會質疑”和“營造安全性的教學環境、多采用質疑教學法和問題教學法，培養學生的解惑能力”兩個層面來形成。通過對學習過程的認識，提出“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維”對學會質疑的作用，并運用《顯著的季風氣候》中的降水的空間和時間變化的教學案例實踐說明它的合理性。結合安全保證的教學環境理論對培養學生解惑能力情感的作用分析，以及用省級行政區的輪廓特征教學案例來進一步證明；接著，通過對質疑教學法和問題教學法理解及它們對培養學生解惑能力的影響分析，再結合我國土地資源的基本特點教學案例來佐證。從而由培養質疑能力、培養解惑能力等兩個層面說明了培養學生思考能力的觀點。

關鍵詞： 社會學科教學 學會閱讀 學會思考

2000年，溫州市社會學科中考率先實行開卷考試形式，要求學生學會學習，具有終身學習的愿望與習慣，而不是光學會死記硬背，也不是“以讀代答”、“以抄代答”，不作任何的思維加工的做無用功的學習。因此，學生的學習方法需要發生質的變化，其中學會閱讀，學會思考是社會學科適應開卷考試、適應減輕學生負擔的基礎學習方法，它們貫穿于學生終身學習的過程之中。基于這種認識，進行了初一社會學科的學會閱讀，學會思考的學習方法指導的探索。

一、培養學生閱讀能力

閱讀是學習的主要方式，是學習之母。曾經有人統計，人生學習時間的90%都是用于閱讀。一個學生閱讀能力的高低對他各方面的學習會有重大的影響，一個閱讀能力強的學生，其學習能力也應該是較強的。據心理學閱讀能力理論表明，閱讀并非生來就會，而是要經過訓練才能形成和提高。在社會學科采用開卷考試以后，學生的閱讀能力高低與否就顯得尤其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使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才能豐富知識，開闊視野，進而提高學習能力及發展的智力。

1.借用競賽、圖片、地圖、閱讀材料,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興趣是一個人趨向性的心理特征。從教育心理學角度看，興趣是一種內在力量，它促使學生萌發強烈的求知欲，從內心產生一種自我追求，自覺努力地去思考、去攀登，向著認知的目標前進。如果學生對學習有興趣，那么他就積極地去思考、去攀登。在這過程中，他為了豐富知識，提高能力，就會積極地閱讀各種各樣的材料，從而培養了自己的閱讀興趣。

學生的主體作用和教師的主導作用的有機結合是初一社會學科課堂教學中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關鍵所在，雙主作用是課堂的主線，主宰課堂中學生活動和教師活動。只有科學地運用雙主作用的關系，才能把握住培養學生閱讀興趣的機會。所以在初一社會學科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善于處理雙主作用的關系，注重初一社會學科學習方法指導的選擇，借助競賽方式、自然景觀和人文的圖片、各種地圖、精心選擇的閱讀材料，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把學習主動權交給學生，讓學生在思考、攀登的過程中，培養閱讀興趣。

日本的國土組成非常有特點，也容易繪制。于是讓同學們仔細觀察日本的疆域地圖，然后請每組推選一名代表在黑板上進行簡圖繪制和填圖比賽。盡管參加比賽的同學數目有限，但臺下的每位同學都參與了整個認知過程，不停地加以點評，躍躍欲試。等比賽結束后，我們評出最佳畫手，比賽獲勝的同學有了很大的成功感和滿足感，沒有獲勝的同學表示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成功,使學生始終處于一種躍躍欲試唯恐輪不到自己的主動參與狀態。可見，科學地運用雙主作用關系，借用競賽、圖片、地圖、閱讀材料等教學手段，有利于促使學生通過自己的智力活動，積極地去閱讀、去思考、去攀登，從而激發了學生閱讀興趣。所以競賽、圖片、地圖、閱讀材料是培養學生閱讀興趣的敲門磚。

2.組織互動教學，培養學生認讀、解讀能力。

認讀是指學生的感性知識，形成背景知識。解讀是指學生根據自己已經掌握的背景知識來解釋所讀的內容，形成感性認識。認讀、解讀是學生閱讀能力和技能形成與發展過程的某一水平能力表現，認讀是解讀的前提和基礎，解讀是認讀發展的客觀要求，它們是閱讀能力和技能的重要組成部分。

互動教學指師生民主合作共同參與的教學活動，注意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突出教師的主導作用。學生學會閱讀能力的客觀要求就是要求學生掌握認讀、解讀的技能。組織互動教學，有利于培養學生形成認讀、解讀的能力，使學生形成閱讀方法和技能。

在初一社會學科教學中，教師應留足時間，讓學生民主地、平等地參與到組織教學中，達到師生互動。一改由教師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而為由教師提供精心設計的配合教材的閱讀材料，讓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形成師生互動，共同參與。隨著互動活動的順利進行，培養了學生的認讀、解讀的能力。例上日本的經濟對外依賴性強時，第一步發現問題：日本的經濟特征是什么？教師提供兩組反映日本經濟特征信息，以便學生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問題。第二步分析問題：日本經濟特征為什么是這樣？教師提供揭示問題材料，讓學生通過討論，探討解決問題。第一步是通過師生互動培養了學生的認讀能力；第二步經過師生互動，進行多角度、多層面地分析材料，培養了學生解讀能力。學生在這種民主合作、共同參與的互動教學中，在教師積極地引導下參與了認讀、解讀，從而培養了學生學會閱讀知識，獲取重要理論概念的能力。

二、培養學生思考能力

在開卷考試情形下，簡單地機械地死記硬背，照搬照抄已從根本上喪失了市場，更多地是出現一些情景材料題或開放性試題，考核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和創新能力。而提高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和創新能力，與學生的思考能力有著密切的聯系。學生的思考能力是提高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前提和出發點，而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發揮和展現是學生思考能力的具體表現，是學生成熟思考的智慧結晶。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注重對學生進行質疑解惑能力的培養，訓練學生的思維方式，提高學生思考能力。

1.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維，讓學生學會質疑。

質疑是思考的起點，只有有了疑問，才會有深入思考、提出問題的過程。這過程就是疑問、思考、探索發現、創新的過程。

初一社會學科教學中，教師往往習慣于自己提出問題，而不敢放手讓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質疑，唯恐耽誤了課堂教學時間，從而喪失了培養學生養成讀書思考、大膽質疑的學習習慣，不能做到“授人以漁”。其實，學習過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生的求知欲往往從質疑開始。如果問題總是由別人提出來，學生只是被動地解決問題，他們就難以感受到探索的興趣和成功的快樂。所以在初一社會學科教學中，教師要善于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維，培養學生爭相發問，互相質辯的習慣。鼓勵學生從不同角度敢于發問和作嘗試性回答；鼓勵學生對現有的教材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等各方面提出相應的疑問；鼓勵學生提出與眾人和前人有所不同的見解，不要因為“大家都是這樣”“書上是這樣說的”，而泯滅了自己的質疑能力，折斷了自己的思考的翅膀……

如上《顯著的季風氣候》中的降水的空間和時間變化時，要求學生理解南方雨季開始早，結束晚，時間長，降水多；而北方雨季開始晚，結束早，時間短，降水少的特點。教師積極創設情景，出示雨季推進活動示意圖，準備充足時間，鼓勵學生思考、探索、發現和創新。在實踐中，學生的思維非常活躍：兩種性質不同的氣團相遇為什么會形成降水？鋒面雨帶為什么總是先北上而后南退？10月以后，鋒面雨帶怎樣突然消失了呢？雨帶推進怎會有二進三徘徊的規律？……在激烈討論中逐漸解決了問題，深入地理解了我國降水的空間和時間的變化特點。其中還提出很好的問題：中國綜合國力如此強大，為什么不改變這種降水規律，解決北方缺水問題？可見，教師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維，才能激活了學生的思考能力，擴大了學生的思維范圍。盡管學生在質疑、爭辯的實踐中，出現一些幼稚問題甚至不是問題的問題，但是這質難就是學習的矛盾，有質問就是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如果教師善于循循誘導，有利有節地點撥、啟發，以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想為教學策略，以有質問為有效的途徑，那么學生的質疑能力就會一點一滴地積聚起來。

總之，創設情景，推崇批判思維，多讓學生質疑，既可以取得培養學生學會讀書思考，同時可以使學生形成鉆研教材，積極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從而培養了學生學會質疑的能力。

2.營造安全性的教學環境，多采用質疑教學法和問題教學法，培養學生的解惑能力。

學生的頭腦中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如果教師真正樹立了“以學生為本”的主體意識，尊重學生，學生的思維潛能才會奔涌而出，才會使課堂教學真正煥發出生命的活力，使學生真正體驗到挑戰智能高度帶來的極大快樂。所以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提供安全保證，營造民主的教學環境是培養學生解惑能力的前提。

所謂安全指的是鼓勵、關心、同情等，與安全相對應的，是恐嚇。每個學生都需要成功、同情和愛，當這些需要受到挫折時，學生的身心發展就會受到傷害，課堂教學的民主氣氛就喪失了。而安全保證是通過滿足學生這些方面需要達到激發，學生才有可能進行獨立思考，對問題進行推理、判斷、表述，逐漸形成一種勤學好問的學習風氣。所以教師在初一社會學科教學過程中，積極營造安全性的教學環境，相信學生能分析問題，能解決問題，能成才。而教師不該挖苦、打擊學生：“花崗巖或木頭的腦子”，不該結論式地譏笑學生：“我教了幾十年，你是最差的一個”，面對學生的回答，教師不該簡單地用一聲對或錯，一個結論或一己之見輕易地下結論，將自己變成冷面的法官。如在《省級行政區》教學中，借助中國拼板地圖理解各省的輪廓特征時，營造安全性的教學環境，充分滿足學生安全保證的需要，每一位學生才能展開了想象翅膀，開啟解惑的鑰匙，各自想象各省的輪廓特征。有的說云南省的輪廓特征象開屏的孔雀，有的說云南省的輪廓特征什么都不像……你一言，我一語，內容非常豐富。對各省的輪廓特征，每一位學生都有了自己的親身體驗、比較的認知和解惑過程。這就是營造了安全性的教學環境帶來的效果，使每一位學生真正體驗到了思考帶來的極大快樂，從而激發了學生解惑的勇氣和信心。

總之，營造安全性的教學環境，讓學生敢思敢說，為培養學生解惑能力打下情感基礎和前提。

其次，多采用質疑教學法和問題教學法，培養學生的解惑能力。多采用質疑教學法和問題教學法，有利于學生積極的思考、探索、創新，從而培養了學生解惑能力。

質疑教學法是指提出一些現象讓學生去質疑，從中得出正確的客觀評價或結論。問題教學法是指就一節二章甚至一個單元的教學復習，教師先就教學或復習的內容精心設計成若干重要問題，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層次地提出問題，輔之以教師的思維引導或重點問題的點撥解釋，讓學生去獨立鉆研思考，完成對問題的解答。這就是教學中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培養學生解惑能力的有效途徑。

在實踐中，教師要利用知識材料背景，以質疑教學法和問題教學法為基礎教學方法，優化課堂教學模式，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材料，精心設計若干問題，讓學生獨立或小組鉆研思考、探索，甚至于討論，完成對問題的解決。例完成我國土地資源的基本特點教學時，出示我國土地利用類型百分比表和我國主要農業用地與世界的比較表，引導學生根據圖表分析回答：①我國已利用土地有哪些？其中耕地、林地共占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比是多少？②尚未利用的土地有哪些？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百分比是多少？③改造后可利用的土地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百分比是多少？④我國土地資源的分布有什么特點？啟發學生進行思維擴散，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地分析材料，逐漸解決問題，從而培養了學生的解惑能力。

綜上所述，培養學生學會閱讀，培養學生學會思考，改善了學習方法，是初一社會學科適應開卷考試、適應減輕學生負擔的基礎學習方法，能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社會學科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

篇（5）

【中圖分類號】G6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5）06-0057-02

小學品德與社會課程是專門針對中高年級學生開設的一門德育性質的課程，它的主要目標是改善學生的態度，情感和行為，以達到培養學生良好品德養成的目的。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小學品德與社會也被注入了新的生機，因此，我們需要根據改革的實踐情況和班級的具體情況，改變以往的教學方法，增加新的教學方法，以提高教學效率，更好的促進學生良好品德和行為習慣的養成。

一、 增加互動教學

小學品德與社會課程的互動教學是指將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相互結合，使兩者之間相互作用，通過師生之間的交流合作，來活躍課堂的氛圍，激發學生的動手，動腦和動口能力，以加強學生的主關能動性。美國著名的教育學家布魯姆曾經說過，學生自身的情感特征與能否成功的學好一門課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學習動機較高，興趣度較大的情況下進行學習，要比那些沒有學習動機，興趣度不大的學生的學習效果好的多。因此，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生的興趣度，是學好品德與社會課程的關鍵所在。

例如在‘學習禮貌用語’一課中，教師可以將學生分成若干組，給每組的每個同學都安排一個角色，來進行角色扮演。例如在一組模擬商城購物的情境中，教師可以事先準備好一個桌子，上面擺好各種小商品，使同學分別扮演顧客與售貨員的角色，隨后，讓一組的兩個學生進行自由發揮，其他組的學生和教師在下面當觀眾。首先，顧客走到售貨員的面前，售貨員會說您好，請問我可以幫你做些什么嗎？顧客可以回答，我想買一個發卡，您能幫我推薦一個嗎？經過短暫的挑選與對話后，當顧客選完發卡的時候，售貨員說：很高興為您服務，歡迎下次再來。顧客接著回答說，謝謝您的幫助，再見。待場景模擬完成之后，教師可以讓下面的觀眾進行互相討論，看看他們的禮貌用語使用是否得當，有什么不對的地方。這樣一來，進行角色模擬的學生在模擬中學會了禮貌用語，而觀看的同學也在討論中加深了對禮貌用語的印象。

二、采取新型教學方法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教學方法-數字故事教學法，它將動畫、視頻、音樂、圖片、文字等元素進行整合，將原來的口頭故得可視化，使得學生能更直觀的感受到動畫的內容，更容易被動畫的效果所吸引，從而更容易從故事中獲取知識。教師在備課的時候，可以通過網絡來下載一些自己需要的素材，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課堂需要，使用多種軟件來對數字故事進行編輯，例如powerpoint、premiere、Flash等軟件都可以幫助教師很好的完成數字故事的制作。在制作數字動畫的時候，教師應該遵循確定主題、編輯文本、收集素材、編輯整合這四項原則，以制作出生動的數字故事。

例如在制作‘當災難降臨的時候’這一課程的數字故事的時候，教師就應該結合‘當災難降臨的時候’這篇課文的內容，確定如‘地震來時不要慌’這樣的故事主題。隨后即可以編寫故事的文本并收集素材，在編輯文本的時候，教師可以將時間設定為地震來臨前到地震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內，而人物和地點分別是一個三口之家的屋子里面。隨后教師可在網上收集像衛生間之類的一些能夠有效躲避地震傷害的空間和容易造成傷害的舉動之類的素材。隨后配上音樂，音樂的選擇應該適合場景的發生，例如地震來臨之前，可以配上輕松舒緩的音樂，而地震來臨的時候，應該立即更換為緊張激烈的音樂音效，最后利用powpoint等辦公軟件將這些素材和音樂音效整合起來，以達到生動的效果，使學生的注意力更容易被吸引。

三、將教學內容生活化

從品德與社會課程的課程目標來看，品德的教學要面向學生的生活實際，加強課程內容與學生實際的密切聯系。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從學生的實際生活出發，進行品德與社會的教學，是品德與社會課程最基本的出發點。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該把課本上的內容與學生的實際生活有機的結合起來。并且教學素材的選擇要全部來源于生活，使學生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體會素材中的內容，從而使學生在情感與教材內容上發生共鳴，引發學生的體驗。

對于六年級的學生來說，會面臨著離開自己生活學習六年的學校，而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當中，許多學生都會對小學的生活環境有著一種不舍之情，這時我們在講授‘我的成長足跡’這一課時，就可以讓學生回顧一下自己在小學六年來的這一段時間內，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難忘的事情，按照時間的順序，將一件件事情列舉出來，例如從學前班升入一年級時的感受、人生中第一次當值周生的經歷、入少先隊時的激動之情等等，這些事情都是學生在自己的小學學習階段所經歷過的，自己完全能體會其中的感情，從而使增加了對母校的感激之情。

四、加強學生的實踐活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品德與社會課程又是一門以學生日常生活為研究的課程，由此可見，實踐教學對于品德與社會課程的重要性。在美國流行這樣的一句話，我聽了，然后我忘了、我看了，隨后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才真正的懂了。因此，品德與社會的教學空間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校園當中，而是應該使學生走出校園，更多的接觸社會，以自身的實踐活動來體驗這個社會，來認識社會，并且通過教師的正確引導，來了解社會，感恩于社會，最終做到回報社會。

例如在在講到‘我們能為地球做什么’這一單元時，教師可以帶領學生走出校園，來到附近的社區，在走進社區之前，教師可以先向同學提出此次去社區活動的要求，看看社區內有什么是可以通過我們的努力而能變得更好的。在一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活動后，同學們紛紛回到了老師的身邊，這時老師可以通過與學生之間的交流，詢問他們在這段時間內都為社區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些同學會說：我們扶行動不方便的老爺爺老奶奶上樓，有些同學則會說：我們把社區地上的垃圾撿了起來，扔到了垃圾箱，使地面變干凈了，還有些同學會說：我們把運動器械擦干凈了，不會弄臟鍛煉的人的衣服了。從此可以看出，在實踐的過程中，學生不但改善了社區的環境，而且還學會了相互之間的溝通，學會了對老人的尊重，學會了對環境的保護，真正使學生的品德從實踐中得到了提升。

五、結束語

在小學的品德與社會課程教學中，教師應當把學生作為課堂中的主體，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活躍課堂氣氛，來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在課程內容的安排上，教師應該將最貼近學生平時生活的內容帶入到課程當中，讓學生產生共鳴，同時采用故事教學和實踐教學的方法，使課程的內容能夠更加形象和生動的展現在學生的面前，讓學生更容易的去理解與接受品德與社會課程的內容，進而有效的提高該課程的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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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紅.淺談品德與社會教育[J].科技世界.2014（21）225

篇（6）

信息分析方法可廣泛用于決策支持和科學研究，在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中，它也具有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不具備的某些方法論優勢。但情報學產生至今的數十年時間里，信息分析方法一直沒有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方法，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情報學對本領域的理論與方法缺乏有效的宣傳之外，信息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率問題是一個關鍵因素。由于社會科學所需要的信息分析方法的效率不高，制約了它們大規模進入社會科學研究的應用領域。值得慶幸的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日漸成熟，高效率的文本挖掘方法出現了。盡管文本挖掘方法本身尚未完全成熟，仍在發展過程中，它在專門領域的應用也需要情報學家根據信息分析的特點加以完善，但它作為一種優秀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前景已經展示無疑了。

篇（7）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篇（8）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來，國內在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劉嘯霆教授所指出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方法論熱，主要是討論科學認識方法論；當時的科學認識方法論著作，也不是從科學活動的實際出發，而是按哲學方法來劃分。因為當時的科學觀把科學認識論化，忽視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而認為科學只是一種知識；當時的哲學觀（知識觀）則往往把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混為一談，認為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而哲學則是知識的總括，進而混淆了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界限；當時的方法論也僅限于思維方法，而不認為是實踐方法或活動方法。進入90年代，哲學認識論讓位于價值論，“真理與方法”向“真理”傾斜，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實際問題而從分析轉向“面對實事本身”，那些本來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論，因與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遭廢棄；同時，科學認識論也讓位于科學價值論，學術支點開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論特點、富有方法論探索潛力的交叉學科紛紛興起。[1]20世紀后期，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從哲學到社會學的轉向，崛起社會學也引發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關的方法論研究卻缺乏對新出現的各種方法的系統整理，新世紀就科學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則強烈表現出整合的趨勢，需要從新的層次和視角出發，重建新的、具有復雜性的科學方法論范式。“這是目前方法論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

《科學基礎方法論》就是循著這樣的學術慣性，在復旦大學陳其榮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報并獲批準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基金項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課題的基礎上，由廈門大學曹志平教授主筆而成。

科學基礎方法論，揭示的是隱藏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三大基本科學類型的活動中，共同表征人類科學最基本特性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實現機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又構成它們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學成其為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無疑屬于科學基礎方法論研究，既填補科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空白，在對比分析中，把握人類科學方法的基本特質，揭示人類科學認識的基礎或者基本方法論，為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克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提供方法論依據；又通過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促進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實現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協調發展。出于這種建設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學的基礎方法論，力圖在把握人類科學的基本認識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論屬性（即書中所說的基礎方法論），闡述科學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說明包含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機制，而不是全面地展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性的一切方面。[2]

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不是空談，而是具有示范意義地，在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中，堅持了作者認為是“以往的研究表現出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根源”的兩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1）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屬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范疇，面臨選擇論證的立足點的問題：要求超越各自的領域和方法論，既不應該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精密科學）方法論出發，像實證主義那樣論證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統攝；也不應該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或“人文學科”方法論出發，像浪漫主義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排斥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的滲透和運用。但實質上，要避免這兩種傾向是非常困難的。作者認識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個（該書提出的）認識主導觀念的‘非中心化’問題，研究者不應該從這種或那種主導觀念出發，而是要面對人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實踐，像科學的歷史主義那樣，強調對科學的歷史分析與哲學的方法論研究的有機結合。”

（2）方法論的矛盾要在認識論層次展開，上升到本體論層次才能得到解決；同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的課題，它本質地需要一個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辯證統一的認識論平臺。但過去的一些研究，實質上只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平臺，在科學上，完全沒有看到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量子力學對經典認識圖景的革命性變革，沒有看到現代生命科學的崛起和系統論思維方式對自然科學認識論的意義；在哲學上，沒有看到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歷史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學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發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類科學的最新發展及時代精神，吸收現代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脫離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就不能恰當地把握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脈絡，不能正確地抽象人類科學的基礎方法論，也不能正確地討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連續性和間斷性。

參考文獻

[1] 李醒民.科學方法叢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2] 艾志強.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A].劉大椿.“自然辯證法”研究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1-45.

[3] 孫小禮.科學方法中的十大關系[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篇（9）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篇（10）

[中圖分類號]C9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2-0174-07

社會科學范式呈現的是一種學術研究的集群現象，涉及的是為某個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所遵循的一組由價值取向、方法論原則、范例與理論硬核、研究視角等結構性要素組成的環環相扣的知識連續體。這些結構性要素相互鏈接，共同制約著一群社會科學家觀察和認識人類經驗世界的基本視角和立場。在同一范式主導下從事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必將分享著共有的價值信念、理論命題和概念系統，遵循著相同的方法論假設。具體說，作為一個知識連續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客觀性與自主性、群體性與公共性等學術品格。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科學范式是各種社會理論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論論戰的基礎。任何理論論戰都必將以范式論戰為前提，并最終上升至范式論戰層面。各種理論的論戰不僅涉及學術觀點和命題的爭論，而且其中還隱藏著不同范式在方法論和價值論等方面的分歧。

當前學界在對待社會科學范式問題時，將其作為一個不加分析的概念運用，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等同于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等同于某種理論觀點的爭論，這顯然無從彰顯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知識連續體的學術品格。本文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視為知識連續體的整體性聯動，從價值信念、方法論原則和理論硬核等層面對社會科學范式進行系統研究，這必將克服當前學界對社會科學范式認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現象，呈現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知識連續體的學術品格。同時，對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的認識，不僅能使人們理解理論之間的親緣關系和新舊知識的交替過程，把握社會科學的理論邏輯和理論之樹的脈絡，重要的是讓人們明了不同理論觀點論戰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論和方法論語境，為新的知識和理論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

一、庫恩關于范式問題的開創性研究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是第一位對范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在庫恩看來，公共性是科學知識的基本屬性。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創造是一種集體行為，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在一定的理論范式主導下的解謎活動，它“像語言一樣，本質上是一個團體的共同財產。”而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信守某種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種承諾，這些承諾包括概念、理論、工具和方法論。它們構成了一張牢固的網絡，成為了把常規科學與解謎聯系起來的隱喻的主要源泉。”因此，范式是科學共同體的信念，“拋棄了范式，就等于終止了范式所規定的科學實踐活動。”對一個科學共同體來說，范式將科學研究的范圍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為該群體提供世界觀及方法論的指導。而一個科學共同體就是分享著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學術研究旨趣、關注著共同的學術研究假設的人，它是“連接個別科學家與整個社會結構的橋梁。”個別科學家的發現，必須經過科學共同體才能與其他社會團體產生互動。因此，科學活動是一種集體性的活動，離開了群體，個人的認識無法進行，這正是科學知識公共性的體現。

庫恩從兩個層面界定范式的內涵。一方面，范式“指謂著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一個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分享著共有的理論和知識規則。其中，一個科學共同體的信念和研究共識是形成某種理論范式的基礎。這些知識源于科學實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一種默會知識，“一套科學習慣。”這些習慣可以是知識的、語言的、行為的，或技術層面的。由一群學者信守的理論范式猶如“一株演化樹……一條線自樹干直至樹梢尖端，沿樹向上決不折轉回頭，循此可找出一連串有親緣關系的理論。”范式是科學發現的邏輯，它與科學共同體密切相關，囊括了共同體成員圍繞特定學科或研究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圍。

庫恩將各種理論范式之間的轉換稱為科學革命，這場革命改變了科學的思維方式，意味著“科學家據以觀察世界的概念網絡的變更。”這種范式轉換始于科學實踐中的意外發現和反常現象，這種現象無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釋，并使之陷入了危機中，引發科學革命。意外發現、反常和危機，成為了指向非常規科學、建立新范式的路標。在不同范式主導下的科學共同體之間展開了辯論和競爭，雙方都試圖取代對方，讓對方接受自己的理論原則和價值信念。相繼范式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他們對宇宙的構成要素及其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當范式發生變化后，解答問題的方式和正當性標準都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科學家將采用不同的視角，懷著不同的期望和信念來面對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間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的關系，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它們之間的裂痕是難以彌合的。庫恩所描述的理論范式的轉化可以用下述圖式加以表述：

依據庫恩觀點，范式是屬于某一研究領域中的學術共同體的公共活動，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為該群體提供了基本的問題假設、方法論原則和價值信念。庫恩的范式理論包含了如下要點：其一，范式具有群體性特征，是由一群學術研究共同體共同遵守的約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種科學直覺的特征，是隱藏在一群科學團體心靈深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是科學思維邏輯中的無形之手，科學革命的本質在于科學直覺和科學思維的轉換，是一種信念的變化；其三，范式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相互取代的關系，故而多種范式之間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學進步沒有統一標準，科學不是追求客觀性與真理的活動，科學知識是相對的，科學的發展不受客觀知識的支配，而取決于科學家的心理轉換。

二、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及關于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闡述

在庫恩筆下，社會科學由一種追求客觀性、追求真理的實踐活動變為了追求主觀性、相對性、突出科學直覺的群體心理活動。因此，庫恩的范式成為了“科學家的一組信念，一種信仰，一種成功的形而上學思辨。”他的這一觀點，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學史學家的質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認科學家的主觀心理和思維方式對科學理論的重要性，但同時強調，科學理論的發展涉及到科學理性問題，涉及到科學進步的客觀標準。他指出，在庫恩筆下，科學革命只是一種信念的非理性變化，這種變化完全不受理性規則的支配。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沒有區別，科學進步缺乏誠實性標準，庫恩陷入了一種相對主義的思維邏輯之中，“認為科學革命是突發的、非理性的視覺變化，這是錯誤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學成就的單位不是某個孤立的理論假說，而是相互連續的理論系列即研究綱領。每個研究綱領都由一組被科學家群體所接受的“硬核”、保護該硬核不遭受反駁的巨大的輔助假說

“保護帶”、方法論原則即“正面啟發法”與“反面啟發法”等結構性要素所構成。硬核是研究綱領的基礎，是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知識，因此，它不會被輕易改變。一旦硬核遭到反駁和否定，整個研究綱領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護帶是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的假說和命題的集合，它由很多輔助假說所構成，其功能是保護硬核，將經驗反駁的矛頭從硬核引向自身。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導致了進步的問題轉換，發現了新穎的事實并預見了經驗增長，且反常只在內核的即保護帶上發生變化，內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駁和動搖，那么這個綱領就是進步的；反之，如果未預見新穎的事實，理論增長落后于經驗增長，則其硬核將被放棄，該綱領也必將崩潰。反面啟示法又稱為消極性誘導，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禁止性規定，它禁止我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硬核。正面啟示法又被稱為積極性誘導，它限定問題，草擬輔助假說保護帶的建立，預見反常并成功地將其轉化為例證。它由提示及暗示構成。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學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問題、方針和步驟，本質上是一種積極性的規定，能使科學家建立復雜的模型或結構來形塑和模擬現實，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實際的反例所困惑，因為“在有力的研究綱領內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合理地選擇哪些問題，是由綱領的正面啟發法決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發愁的反常決定的。”正面啟示法允許新的變體存在，并由此產生了理論科學的相對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個研究綱領比它的競爭對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內容，即不僅進步地預測了其競爭對手真實地預測到的東西，而且還能預測其競爭對手未能預測到的某些東西，這個綱領就取代了其競爭綱領。科學研究綱領之間不是庫恩所說的競爭和取代的關系，各種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論范式之間的關系是多元而開放的，“永遠也不要讓一個綱領成為一種世界觀，或一種科學的清規戒律……理論多元論要優于理論一元論。”因此，不能因為一個年輕的綱領沒有超過其強大的對手便拋棄它，理論范式之間應當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懷。只要該研究綱領能夠產生新的事實，帶來新的問題轉換，就應當對其加以保護。

總之，在拉卡托斯看來，應當將科學理解為研究綱領的戰場而不是單個理論的戰場，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科學的連續性、理論的堅韌性，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獨斷的合理性，“如果我們大部分科學知識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樣的孤立理論，互無聯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綱領中，那么我們對科學增長的理解便寥寥無幾。”成熟的科學是由研究綱領構成的，在研究綱領內，不僅預見了新穎事實，而且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還預測了新穎的輔助理論。

三、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

如何評價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論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之間的關系呢?這兩位學者的理論立場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特別是天體物理學的分析之上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思維中是否也存在他們所說的理論范式和科學綱領呢?答案是肯定的。社會科學理論知識是長期以來對真實的人類社會經驗進行研究和積累的結果。人類社會之間的聯系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多態性使得社會科學所形成的理論范式同自然科學的理論范式相比，其表現形態更為復雜。在從自然科學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綱領向社會科學范式的轉化中，應當對他們的思想進行合理借鑒、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命題。具體說，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體現在：

首先，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不是競爭和取代的關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范式之間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種理論范式正是在差異中相互借鑒、修正和爭論，才帶來了社會科學的繁榮和對人類社會的深刻理解。社會科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理論之間的爭論本身就是推動經驗研究最強有力的動力之一。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帶來了知識的繁榮，逐漸積累了寶貴的知識財富，為人們理解人類經驗世界提供了多維視角。

其次，社會科學知識既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這些理論知識既來自于現實的經驗世界和社會實踐，又深深地打上了社會科學家的烙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各種社會建構。”如果說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元的，那么社會科學知識則具有二元性，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因此，庫恩所說的科學直覺、科學家的默會知識與拉卡托斯所說的客觀知識、科學的客觀標準即新穎事實是一致的。社會科學之所以被稱為科學而非神學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經驗世界，立足經驗事實。但同時，在研究過程中，社會科學家總是帶著一定的理論預設、一定的價值判斷和想象力去觀察世界，“分析者的價值取向、偏好、假設等不可避免地進入分析過程中”，從而使所形成的理論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觀與客觀、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特征。同時，人類社會經驗世界具有感性與理性、情感與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屬性，具有多樣性，以此為研究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庫恩強調科學直覺與科學思維、強調科學家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拉卡托斯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基礎、強調新穎的經驗事實和客觀知識對科學知識增長的意義，兩者之間是相容的，反映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雙重特性。可以說，拉卡托斯賦予了庫恩的理論范式某種社會基礎，而庫恩則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賦予了價值原則。而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相對性都是社會科學范式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元素。

第三，社會科學家的行為是一種集體行為，具有公共性的品質。社會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一群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成員對人類社會經驗進行長期積累的過程，它“不是孤立的對社會的思考，它是人類集體的創造，在明確的結構之內以期達到明確的目的。”庫恩將在某個領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設、信守一定的科學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學直覺、堅持相同的方法論原則的群體視為科學共同體，將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形成的知識和理論體系比喻為“一株演化樹”。當我們從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轉向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應當看到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各種理論視角、社會科學家之間知識與思想的連續性，應當將這些理論知識和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連續體，探尋該范式共同體成員之間知識發現的邏輯和內在聯系。因此，將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視為一種群體而非個人行為，必將引導我們去探究科學知識的發現邏輯及理論思想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

第四，社會科學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員必將分享著一組基本的理論原則、方法論假設、價值信念。正是這些共同的東西使其區別于其他范式，并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與其他范式展開論辯，促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繁榮。庫恩將一個范式中科學家所信守的共識、科學直覺、方法論原則和科學信念視為理論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則將共同體成員發現的新穎事實、信守的理論硬核和輔助假說即保護帶、堅持的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的基本要素。這說明，無論是從方法論層面、研究問題傾向、還是從價值信念與研究共識層面，社會科學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組基本要素所構成的思維連續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體中關于研究問題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問題應當研究，在研究中應當提出什么問題，如何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質疑。它告訴我們，我們應當遵循什么樣的規

則來解釋我們所獲得的經驗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領域中一個群體所獲得的最廣泛共識的基本單位，我們可以用它來對不同的研究共同體進行區分。它能夠將存在于某一學科領域中的范例、理論、方法和工具進行歸納、定義，并將這些要素聯系起來。”

四、作為知識連續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及結構要素

為更好地體現社會科學范式的特征和學術品格，我們可以用下述圖式來表述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結構、理論要素和內在邏輯。

這一圖式首先表明，社會科學本身是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充滿價值爭論的知識形式。每個社會科學家就經驗世界和社會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取決于其興趣的指向，并最終取決于其價值信念，“正是價值觀念和興趣指向決定了社會科學的全部概念框架。”在進入經驗世界的研究領域中，社會科學家必然會將自己的價值信念隱藏于其理論表述與經驗描述中，帶著有色的眼鏡來看待這個世界。因此，在看待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社會科學家群體的價值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元素。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成為了社會科學中兩種主要的價值取向，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思想基礎。亞歷山大分別稱其為形式意志論與實質意志論。持個人主義的學者主張社會行動是基于個人相互關系基礎上造成的，社會運作依賴于個體仃為，個體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設定的旨趣，個體的自由和自主成為了理論分析的起點。因此，個人主義者強調將“個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僅僅是一塊肉――一個肉體。人還有更多的東西，有神圣的閃光和理性；以及對真理、仁慈、人道的熱愛，對美和善的熱愛。這就是使人生活有價值之所在。”在研究路徑上，這些社會科學家的出發點是個體行為。并從個體出發逐步推演到集體行動乃至宏觀的社會體系。集體主義者則強調社會群體、社會規范與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主張個體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行為，必然受制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制約，他們往往從群體與社會層面來理解個體行為，強調個體行為是一種社會化與制度化的過程。

學理上，社會科學家所持有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信念同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追求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信仰是兩種具有明確區別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觀察和認識經驗世界的基本立場和認知態度。學術研究中，個人主義中的“個人”往往是系統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個體”，是社會科學家按照一定的理論模式建構起來的“理念人”。這些個體不是經驗世界中的真實個人，而是社會科學家所建構、并具有普遍意義的“個人”。同樣，集體主義中的“集體”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統化的產物，他們所表述的“社群”、“社會”、“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同真實的人類社會現實本身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產物。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強調的是人們所信仰的一種價值追求，并由此決定他們的行為選擇和生活方式。因此，從學術上說，學者所持有的價值信念與國家及其社會生活中人們信守的價值觀念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不能將兩者混為一團。

其次，社會科學范式中，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理論要素，它直接決定了社會科學家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信守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研究者往往從理性個體出發，并依據個體行動的目的、意義和主觀心理來解釋個體行為及群體、社會的關系，主張“一切社會關系，尤其是社會制度的運行，應當永遠被理解為產生于人類個體的決策、行動和態度等。”亦即，“每個人以及他們的態度、期望、關系等情況來建立和分析我們的社會學模式――這個設定可以稱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從這種個人主義立場看，個體成為了社會的真正實體，成為了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人而存在。社會現象被還原為個體以及個體之間的互動。在個人主義眼里，個人成為了一個超越歷史的、不變的、離散的、自主的個人，社會是這種個人的自由的組合體，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個人行動來解釋，而個體行動則無須通過社會來解釋。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社會科學家群體往往會從群體、組織、社會與制度的層面，來思考和認識個體行為。它認為，社會整體不僅是其構成元素即個體的總和，更重要的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比這個總和具有更多的屬性，即社會的結構屬性。這種結構屬性既不是來源于個體本身，也不是個體的屬性所能解釋的。社會整體、社會制度或宏觀社會現象具有一種超越于個體的屬性。方法論整體觀強調，社會整體是不同于個體集合的真實存在，雖然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但社會也不能還原為個體。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相反，這種社會結構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會現象的出發點和立場不應該是個人，而應該是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等宏觀的社會現象。亦即，個人現象只能在社會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是個體行為的決定性力量。

尤為重要的是，一定的價值信念是方法論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學基礎。一般而言，有什么樣的價值信念，就會有什么的方法論假設。方法論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論戰，實際上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爭論，因此，方法論和價值觀本身具有很強的親和性。故而，在社會科學范式的連續體中，我們將方法論放置在范例與理論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顯方法論和價值信念之間的情緣關系。

第四，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構成某種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要素。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會科學家進行長期思考和凝煉的結果，是區別于其他范式的關鍵要素。在范式系統中，理論原則與概念體系則是理論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間的論戰，往往針對不同的理論原則和命題展開。正是在這種思想交鋒中，社會科學的知識得以積淀，同一范式主導下的理論之樹得以成長。因此，在認識社會科學的范式時，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極為關鍵的要素，它們成為了學術思想與理論匯聚的焦點，成為了學術爭論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識形態、價值信念和方法論原則下，往往會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對經驗事實展開研究。信守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社會科學家，更習慣于對人的行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模型，強調理性計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學者，往往習慣于采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典型個案與拓展個案研究方法、歷史與區域比較等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強調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當然，這種比較只是相對的，在社會科學研究經驗中，研究方法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和交叉性，這正是社會科學范式相對開放和包容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