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醫學的哲學基礎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根據科學哲學的認識，理論（或假說)能得到經驗證據的確證，就表明該理論具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從而引起科學家共同體或個人的信任，就被認為是科學的。121理論的可行性取決于理論自身的邏輯可行性、理論的可檢驗性以及理論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等幾個方面，以下從這幾個方面對中醫基礎理論加以剖析。

1.理論的邏輯可行性

科學理論或科學假說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題以及得到解釋的經驗陳述，依據一定的邏輯法則組成的演繹系統。這樣的系統必須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題成立，命題之間協調而無矛盾的。因此評價理論的邏輯可行性就是要審視理論內部的結構要素及其邏輯關系。一個邏輯可行的理論，首先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理論，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內在聯系的“理論”都不是真正的理論，充其量也就是語句或命題的無規則組合。12中醫基礎理論在這方面還有著不足之處。首先是概念的明確性，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陰”、“心陽”、“腎陰，，、“腎陽，，等，而對“三焦”、“命門，，概念的具體所指更是爭論不斷。

其次，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命題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條件也有待進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論可檢驗性的問題。

再次，命題之間的協調性也存在著問題。中醫基礎理論的某些內容間缺乏內在聯系，本來圍繞著同一問題的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差，不能構成完整的理論，這也是導致中醫臨床上片斷地運用基礎理論的原因之一。

如中醫基礎理論中關于汗有“汗為心之液”、“血汗同源”、“陽虛自汗，陰虛盜汗”的理論，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的理論，還有“膀胱氣化失職，津液不能化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運化失常，津液旁達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論，但并沒有一個可以涵蓋以上所有內容并且明確說明不同命題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如“汗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間有何聯系？運用于臨床的時候只能是各說各的，能用哪個算哪個。究其原因，是中醫基礎理論以辨證邏輯為主要形式，而形式邏輯的成分較少.這是中醫的特色，但一種理論如果沒有了形式邏輯的確定性而過于靈活，就會變得難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還會讓理論的使用者在實踐中無所適從或者對其隨意使用。

2.理論的可檢驗性

理論的可檢驗性是由理論的本質所決定的，理論原本是用來解釋經驗事實的。如果某理論不具有可檢驗性特征，那么該理論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為理論的可檢驗性表現為該理論蘊含著若干經驗陳述，這些經驗陳述可以接受經驗的檢驗。這一點也恰好就是理論確證的必要條件，如果由一個理論不能導出經驗事例，或者經驗事例是不可檢驗的，該理論就不可能獲得確證，也就沒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例如，“物體受熱會膨脹”和萬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以某種方式加以檢驗的。

由于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基本概念是哲學、辯證思維和意象思維參與形成的產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觀物質實體為基礎一這也是中醫基礎理論區別于現代科學實體論哲學基礎的特點所在，所以中醫基礎理論中存在著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檢驗的陳述卻無法進行檢驗的命題。例如，要檢驗命題“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賴于腎中精氣的蒸騰氣化”，首先要明確“腎”、“腎中精氣”以及“蒸騰氣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題可以導出的經驗陳述之一是：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就會導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礙。要想驗證這一陳述，最大的困難是如何確定“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的狀態，“精氣”看不見摸不著，其“蒸騰氣化”更是難尋蹤跡(包括其內在和外在的表現）這里，雖然可以得到理論的經驗陳述，但是其檢驗卻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現代科學的檢驗思路，但必須結合中醫基礎理論自身的特點提出新的檢驗思路，畢竟理論如果是不可檢驗的，就無從知道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難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談不上通過自身的不斷完善來取得發展了。

3.理論的經驗解釋力

理論可行性的關鍵在于它解釋經驗事實的能力，而邏輯可行性與可檢驗性只是解釋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說，科學家考察理論的可行性，首要的是關注理論對經驗事實的解釋能力。從現象E。中逆推的猜測性理論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來推導現象E。以及相關的同類現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論H是可行的，那么，應能導出;

篇（2）

中等專業學校是培養應用型“四有”人才的場所， 哲學基礎作為中專的一門德育基礎課，起著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三觀”、形成正確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至將來能更好地走向社會、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專生社會閱歷的局限，再加上長期以來人們在哲學教學上存在的一些誤區：比如對哲學功能認識片面化、教學模式拘泥于板塊化等等，使學生們普遍認為哲學語言晦澀難懂、哲學理論枯燥乏味、哲學內容嚴重與現實生活相脫節，從而扼殺了哲學自身的鮮活性，影響了學生學習哲學的積極性。所以在教學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是：這門課概念多而抽象，內容雜，學時少。怎樣上好這門課?我認為其實教師除了要具備較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較強的工作責任心外，教師采用的教學方法是否得當，直接影響教學效果。教學實踐表明：案例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只要運用得當，對于提高教學質量、增強教學效果、以及對學生智力和能力的培養、人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案例教學及其特點

案例是實際存在或曾經發生過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案例教學是通過使學生經歷或體驗模擬的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事物發生、發展的過程，來感悟和理解一定的道理和方法，獲得一定的知識的教學過程(教學方法)。哲學課的案例教學是通過使學生體驗或經歷對某一具體問題的認識、分析和研究的思維路線來感悟哲學的精神，理解哲學的原理，掌握哲學的方法，獲得哲學知識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案例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客觀真實。案例是客觀的真實的，客觀真實的東西就是最好的老師。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和掌握，是與認識論的原則一致的。客觀真實的案例和時事事件、現象等，是學生理論認知的感性基礎，容易被廣大學生所接受。

（二）典型直觀。案例教學法是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在具體實施中，往往是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即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研究來探尋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內在規律，從中導出一般的原理、理論，所以比較易懂好記，生動形象，有助于理論學習的進一步深化。例如講“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一框時，就可以設計以下案例：寓言《釘子》：“丟失了一個釘子，壞了一個蹄鐵；壞了一個蹄鐵，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斗；輸了一場戰斗，亡了一個國家。”通過非常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哲學理論，加深了學生對普遍聯系觀點的認識。

（三）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為了使學生能夠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形成一定的學習能力、社會能力和職業能力。在教學中，要讓學生真正被擺到“學習主體”的位置上，在選擇案例的時候應貼近學生的現實生活。比如講本質和現象的關系時，就可以和學生講講網絡上的案件來切入到認識事物現象不代表認識事物的本質，通過學生自己的討論可以加深對真象和假象的理解，重新理解“眼見為實”的真正含義。

（四）吸引力和參與性強。由于案例和時事具有現實性和針對性，所以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情感，使之情動于衷而表于行。正因為如此才能激發學生的參與熱情，積極地展開討論、分析或辯論，充分展示他們的看法或觀點，促進他們對理論知識的掌握。比如在講“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時候可以從老子和孔子關于牙齒和舌頭的關系的對話入手，讓學生先有一定的好奇心，然后學生來用自己的想法進行分析，通過老師的點撥來完成哲學理論的理解，并且可以把這個故事放入人生觀教育中對學生進行人生哲理的領悟。

二、哲學課案例教學法的實施過程

哲學課的案例教學法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過程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在課堂上完成教學任務。哲學課的案例教學一般分三個步驟：

1、案例的準備和布置。案例是教學的主線，要貫穿一堂課的始終，能起到組織教學各環節的作用，比如導入、講解、討論、對話、總結等具體教學過程都以案例為基礎而展開，它是學生獲得認知的載體。所以，選好適用的案例對組織教學非常重要。案例的選擇要具有典型性、時效性、真實性。以“質量互變規律”這一問題為例;首先，教師根據教學進度和課程內容，安排學生閱讀有關的教學內容，并將相關案例材料交給學生做課前準備;然后學生按照老師的安排，認真閱讀相關內容，完成教師所布置的案例分析和論證。這部分內容將是教師以后在課堂上要濃黑重筆，充分展開論述的份量較重的內容。比如:“運用質量互變規律”的原理來分析我國申奧成功的問題，布置案例思考題是為了使理論學習落到實處，把重點放在應用上。

2、組織課堂教學。這是實施案例教學的關鍵和中心環節。首先是要呈現案例，可以在剛上課時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描繪案例內容，或給每個學生發放一份文字案例，也可借用現代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技術呈現案例，通過這些生動多樣的開場白，引起學生的關注，為以后展開的課堂教學打下了一個良好的鋪墊。其次，教師開始講解，分析他布置給學生的這一典型案例，隨著對整個案例進行過程的詳細分析，闡述這一案例中所揭示的事物產生，發展變化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哲學思想，緊扣書中主要內容，重點思想，從典型案例中提煉出與之相吻合的思想觀點來，這樣可以深化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的理解和把握。再次，在老師對案例分析，講解的基礎上，積極引導學生發言、討論，就自己所做的案例分析和老師講解的案例分析進行比較對照，或同學們之間相互比較分析，找出異同，區分正誤，達到啟發思維、充分開發學生智能的目的。在討論過程中，要讓學生充分發表意見，鼓勵不同觀點的爭辯，不單純地去追求一種正確答案，而是重視得出結論的思考過程。每個教學案例所涉及的問題都必須由同學們自己進行分析、解釋和討論，對學生思想上的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教師不應簡單否定，而應引導學生正確分析錯誤的實質以及產生錯誤的原因。在討論過程中，教師應有強烈的民主意識。以平等的身份參與組織和討論，啟發學生討論，切忌發號施令和批語指責。對于部分學生不愛發言或很少發言，教師要和顏悅色地啟發，開拓他們的思路，逐步消除他們的自卑感，使他們明確主人翁地位，從而產生積極參與討論的責任感。

3、評價案例。點評階段是案例教學的最后階段，往往是一堂課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教師必須通過學生的發言了解討論的效果，必須要求學生案例與理論結合起來，歸納出一般性的理論觀點，必須解決學生提出的疑難問題，并且在這基礎上教師能把一般的觀點進一步深化、拓展。可以表揚成績突出的同學，指出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并精煉地概括出本案例所反映的主題思想和核心內容，提出從事案例分析的正確思路和一般方法，進而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能力。應注意的是教師講評除了教育學生掌握一定的哲學原理、哲學知識外，關鍵是要教會學生運用這些哲學原理、哲學思想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學會分辯是非曲直、美丑善惡，懂得唯物辯證地思考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三、哲學課案例教學法的現實意義

哲學課采用案例教學法，可以避免傳統的教學中從理論到理論的空洞、抽象、乏味、說教式的教學弊端，將哲學理論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能夠使學生保持與現實世界或社會的廣泛接觸與緊密聯系，擴大自己的視野；有效地幫助學生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學生的內在素質和能力。在具體的情境中滲透深奧的哲學理論，將哲學理論學習具體化、形象化、生動化，從而使學生產生一種新鮮感和強烈的求知欲，提高了學生學習哲學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體現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對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養成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案例教學法的實施和應用對教師的素質和理論水平也是一種錘煉和提高。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案例教學法只是現代教學方法中的一種，要使哲學通俗化、趣味化，必須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廣泛運用各種教學手段，才能真正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哲學課堂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篇（3）

【摘要】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技術的發展，腦出血的發病率逐年上升。腦出血患者長期臥床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是壓瘡。中醫護理以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辨證施護。通過對壓瘡患者及壓瘡高危患者的生活起居、飲食調養、情志護理、功能鍛煉、中藥制劑等中醫護理技術的應用，達到有效防治壓瘡的目的。

關鍵詞 腦出血；長期臥床患者；壓瘡；中醫護理

【中圖分類號】R4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9561（2015）07-0102-01

臨床資料 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2月因腦出血住院病人438例，均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有關腦出血的診斷標準［1］，經頭部CT或MRI檢查確診為腦梗死。其中腦出血后長期臥床患者繼發壓瘡范圍及部位不等病例28例。年齡56-92歲，其中偏癱25例，全身癱瘓3例。中醫認為，壓瘡的發生，在內是由于久臥傷氣，氣虛而血行不暢，久病而出現氣血虧虛；在外由于軀體重量對著褥點的壓迫及軀體著褥點的摩擦擠壓而致受壓部位氣血失于流暢，造成局部皮膚失養而壞死肉腐，形成瘡瘍［2］。隨著臨床護理經驗不斷積累，我院運用中醫護理技術在腦出血患者繼發壓瘡的防治工作中取得良好效果。

1一般護理

1.1 飲食護理: 中醫十分重視飲食的調養， 良好的膳食是改善患者營養狀況，促進瘡面愈合的重要條件。中醫飲食調護是根據中醫的“因人制宜”思想，審因用膳，辨證用膳，強調飲食的針對性。選擇適宜自身病情需要的飲食，可以增強臟腑功能，充盛氣血，對疾病有重要的輔助治療或治療作用。腦出血患者飲食調養原則是:飲食適量，定時定餐，不宜偏嗜。以清淡低鹽易消化為原則，忌肥甘辛辣食物，戒煙酒。意識障礙、吞咽困難者，可采用鼻飼。發生壓瘡的患者或壓瘡高危患者，多患有慢性疾病且需長時間臥床，飲食護理需兼顧原發疾病和壓瘡局部修復的營養需要，如心血管疾病患者，應給予高蛋白、低熱量、低膽固醇、低鹽飲食，多吃蔬菜水果，少食多餐。

1.2 生活起居護理:環境與休息：保持室內整潔安靜，空氣新鮮流通。春夏兩季陽氣活動旺盛，患者應著柔軟、寬大、吸汗的棉質衣物，注意保持皮膚的清潔干爽，及時清除汗液等分泌物；秋冬時節，陰氣轉盛，應注意幫助皮膚適當補充水分，增強皮膚抵抗力。勤整理床鋪，保持平整、清潔、干燥、無皺褶。鼓勵和協助臥床病人經常更換臥位，減少受壓時間，建立床頭翻身記錄卡。對有大、小便失禁，高熱汗出的患者，應隨時觀察皮膚情況，發現衣服、床單浸濕后要立即更換，并使 用氣墊床，避免壓瘡的發生，也有利于壓瘡的愈合。

1.3 情志護理: 腦出血后抑郁與情志密切相關，由于風瘀、痰、熱交搏郁結，，神明失其清展而情緒低落，出現抑郁［3］。對腦出血且繼發壓瘡患者或壓瘡高危患者來說，長期住院治療、對疾病的憂慮和疼痛的折磨，導致了患者的抑郁情緒。 中醫情志護理“情志相勝法”出自“內經”，是古代中醫學中最典型而系統的心理治療方法，是以五行相克為理論依據，用一種情志糾正另一種情志所致疾病的方法［4］，即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勝悲，悲勝怒。護理人員給予疏導、解釋、安慰，調動患者的主觀能動性，減輕或消除不良情緒對疾病的影響， 有效改善了患者抑郁狀態，增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

1.4 功能鍛煉：適當的運動有利于通暢氣血，活動筋骨，健腦強神，增強抵御病邪的能力。可根據患者的情況，采取早期良肢位擺放、定期翻身、指導患者適當進行床上運動、或為患者做恰當的被動運動，同時配合針灸、推拿等中醫療法，一方面有利于原發疾病的康復，另一方面幫助患者增強體質，盡早離開病床或輪椅，以降低壓瘡發生的機率，同時也有利于壓瘡的愈合。

2瘡面護理

2.1 對壓瘡進行全面評估，包括大小、原因、部位、程度及合并癥，制定護理計劃。病發部位初為淡紅色，腫、熱、有觸痛，此多為壓瘡的前驅期，用溫水擦浴受壓部位，擦背或用熱水進行局部按摩，定期用紅花油擦背或受壓部位，并配合適當的按摩，勤翻身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改善局部營養狀況，防止組織營養不良。

2.2 局部紅腫向外擴大、變硬，皮膚變為紫色，常在表皮有水泡形成， 保持局部清潔、干燥，用無菌注射器抽出水泡內液體，表面以聚維酮碘溶液消毒，涂以濕潤燒傷膏，并以神燈或鵝頸燈（60 W燈泡，距傷口25 cm）每日照射1~2次，每次10~15 min，或頻譜治療儀照射，每日1~2次，每次20~30 min。

2.3 局部皮膚色紫，漸趨潰破，浸及肌肉，腐爛壞死形成潰瘍。創面色鮮紅為正氣上充，內蘊熱毒，局部聚維酮碘溶液消毒，中藥金黃膏外敷每日2次。瘡面稍凹，邊緣微腫，中央生黃、綠色膿液，質稠氣臭，為熱毒蘊結，營血失調， 先以聚維酮碘溶液局部消毒，再清除壞死組織，生肌散外敷，每日1次。同時內服中藥以補氣養血。一般5～7天后創面組織向上及中央生長，新鮮肉芽組織生長良好，創面逐漸減少。

3小結

腦出血繼發壓瘡雖病在局部，但與整體密切相關。祖國醫學認為，壓瘡的病因病機是:局部受壓，氣血瘀滯，瘀血腐肉，破潰感染，熱毒至久，傷陰傷陽，經久不愈，氣血雙虧。患者一旦患上壓瘡，不僅痛苦不堪，而且其并發癥還會威脅到生命安全，尤其是重度壓瘡。因此，運用中醫護理的起居護理、飲食護理、情志護理、功能鍛煉、中藥制劑應用等方法，對腦出血患者繼發壓瘡的預防和治療不僅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而且將突顯中醫護理的優勢。

參考文獻

［1］中華神經學會，中華神經外科學會.各類腦血管論斷要點［J］.中華神經外科雜志，1996:29（6）:379.

篇（4）

A（美國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國學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這里的美國朋友只是想禮貌性地稱贊一下對方的新鞋子，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對他人的新服飾或打扮表示欣賞是良好修養的一種表現。中國學生不了解這一點，熱情地要為對方買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搞得對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國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國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國學生按照中國的習慣想表示自己對朋友的關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這對于美國人來說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因為穿衣打扮純屬個人喜好，他人如此“關心”自己等于在說他不能自立，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這對于崇尚個性獨立的美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矛盾最后只能導致雙方的不歡而散。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學習英語必須同時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比如，過去中國人見面常常用“吃了嗎？”打招呼，那是因為在中國長期以來吃飯是人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這樣與英美人打招呼，他們會以為這是在請他吃飯。因為英國人見面常說“天氣真好！是不是？”，這是因為英國的天氣變化無常，有時一天中甚至會出現猶如四季的變化，人們對天氣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常常談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會產生這些誤會。

綜上所述，文化知識對于英語教學和學習意義重大，教師在授課的同時應隨時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學生才能學得一門純正的外語。那么作為教師，怎樣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識呢？

傳授文化知識的途徑

縱觀我國的英語教學，長期以來一直注重聽、說、讀、寫、譯幾項基本技能的訓練和培養。在具體教學中，對于英美文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學生雖然掌握了基本的語言知識，卻不能真正流暢地運用這一語言，不能用英語深入、靈活、得體和有效地進行交際。針對這一狀況，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開設專門的有關文化知識的課程，使學生系統地學習所學語言國家的社會文化知識，如“英美概況”“跨文化交際學”“語言與文化”等課程。

2）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電腦、電影、電視等直觀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師。從學習外語的角度來講，與講本族語的人接觸十分必要。通過與外教課上、課下的接觸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異。

4）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文章時，引導學生留心和積累文化背景、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知識。對于我國學生來說能夠出國留學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閱讀就成為一條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徑。

篇（5）

一

“高深學問”貫穿于《高等教育哲學》一書的始終，并圍繞“高深學問”形成一種嚴密的邏輯體系。布魯貝克立足于“高深學問”這一基點，提出：“在二十世紀，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強調認識論的人趨向于把“閑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識作為目的。然而，這種對知識的探究不僅是閑逸的好奇了，只有越來越精確地知識驗證才能使人們得到滿足。高深學問忠實于真理，不僅要求絕對忠實于客觀事實，而且要盡量做到理論簡潔、解釋有力、概念文雅、邏輯嚴密。真理能夠站得住腳的標準是它的客觀性或獨立性、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來自于德國大學所稱的價值自由，教授們依據這一原則力求得出“不受價值影響”的結論，盡力排除所有的感彩［1］。強調政治論的人則認為探求深奧的知識不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因為它對國家有著深遠的影響，即政治論哲學強調“政治目標”和“為國家服務”，這兩種哲學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沖突不斷，或此消彼長或“并駕齊驅”［2］。

二

盡管這兩種教育哲學觀在對高等教育的認識上大相徑庭，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忽視高等教育對人的全面發展的培養作用，遠離了教育最根本的對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價值和道德領域。這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長遠的責任意識。這種對人的忽視，并不是說高等教育完全不重視人，而是說它所重視的是“經濟人”、“政治人”，卻不是“完整的人”和“全面發展的人”。高等教育要超越社會現實文化，為現代化進行價值定向，根本的還是取決于高等教育能否超越自身，追尋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質和本體價值，使高等教育真正是屬于人的教育，是使人成為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教育［3］。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是生命存在物，但人的生命存在和動物的生命存在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4］“人是一種雙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價值生命，是自然生命與價值生命的統一體。”人的價值生命的獲得，不能通過基因遺傳，而是通過社會遺傳、文化遺傳。而社會、文化的遺傳是由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來完成的。康德在其著作《論教育》中寫道：“動物終身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為教育而成為人，發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這種生命特性在高等教育階段表現得尤為突出。高等教育的主體是有一定思想，并已形成一定價值觀的人，高等教育給予他們的將是一種和他們未來生活一體的、內在的東西，是在普通教育基礎上的對生命的一種更高程度和層次的提高，是生命的一種升華，是獲得超自然價值生命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幾點只在于生命本身，因生命而發生，生命才是高等教育的“家”。高等教育當以人的生命為基點來展開，任何偏離這個基點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是多教育的異化。

高等教育因人的生命而發生，離開了生命及其活動，就沒有了教育。人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中，體現自己的生命，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理解生命的內涵，尊重生命的邏輯，傾聽生命的律動，不斷地創造條件，促進生命的發展，提升生命的意義，增大生命的價值，創造新的精神生命。高等教育關注的就是人的這種自我創生的超越性發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應然”為理由的不斷超越的過程，是生命自組織的過程。作為人的生命存在的高等教育從各個方面充分印證和展示了人的生命特性。所以，只有把追求自由、幸福、公平和生命質量的不斷提高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動力［5］。

三

理解高等教育，不能離開生命，不能離開人。高等教育對人的發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立足于人生命的視角，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命特性和教育的關系決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基礎［6］。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西方人本主義哲學思潮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流派。存在主義高等教育哲學關注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注重現實人生。存在主義教育觀強調教育要以人為本，以關注人的存在為邏輯起點；強調人的自我實現，強調學生在教育的幫助指導下自由、有選擇、負責任地成為自由的人，以實現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波爾諾夫、尼采、薩特等。雅斯貝爾斯認為，人的存在時一切存在的出發點。他說：“所謂教育，不過是對人的主體間靈肉的交流活動，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下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并啟迪其自由天性。”西方高等教育有著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傳統，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闡發過大學教育的人文理念。

教育作為培養人的活動，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又服務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發點又是教育的歸屬。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為核心。教育的本體是人的生命存在。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的一種類型，是從后者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分離出來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無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為了人生命的存在，這種生命存在表現為人的自由、自在、自為的和諧發展。這是人本主義哲學的主要思想，這種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發展。高等教育本體論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是一種哲學的表達。它關注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因而注重實現人生的人本論哲學史高等教育哲學的另一種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學的人本論思想并沒有因為政治論或認識論的彰顯而湮滅。它作為一種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學觀仍然深刻地影響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實踐。從亞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紐曼的自由教育觀，再到《耶魯報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閃耀著人本論的光輝。從美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四十至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后期這三次通識教育運動來看,人本論思想對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國,“大學本科的教育則始終相信應該以培養具有廣闊的文化意識與修養的人才為目的”。盡管通識教育與自由教育存在著不同之處,通識教育的發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識教育已經成為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重要內容,是二十世紀美國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題。因此,忽視人本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觀對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響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6］。

四

高等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對人的關懷和塑造，促進人的全面和諧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才能真正實現探索高深學問、促進政治文明、提高經濟效益的高等教育功能。這就意味著必須自覺地重新思考和認識高頓成教育價值觀上可能有的偏頗和片面化，平衡地看待經濟成就、民主和公民意識、生活的自主豁達等重要的人生目標，力求使自己平衡全面地獲得所有這些人生意義的取向。因此，現代高等教育哲學應“以人為本”，即不僅要始終關注當代大學生當下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且要關注其未來發展潛力。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做到“人文見長”，亦即培養的學生，既要有謀生技能，又要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懂得何以為人，為何而生。總之，哲學為學，現實為實，哲學與現實總存在差距，教育則是解決二者難題的方法。只有當魅力的教育與智慧的人結合時，教育才會更具魅力，人才會更加智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將人具體地塑造成某種工具，而是使人成為存在的人、不斷發展和超越的人。高等教育要引導人走出自我中心和欲望的藩籬，將他們的興趣引向更寬廣的社會、生活和創造的領域。因此，高等教育哲學應“以人為本”［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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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約翰?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李仙飛.再論高等教育哲學以何為本――基于高等教育哲學“內在緊張”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8，（02）.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篇（6）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У惱苧Ь烤故鞘裁蔥問降?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對應和中者,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以藏象論之,脾胃也,以五行論之,中土也。以三焦論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體健康之象也,而離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辨證者,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達者;中者,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皆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時空對應之機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吳謙:《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

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那么,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培養在中,發用在上。”（鄭壽全:《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萌牙于肝,培養于脾,積貯于胸中為大氣,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氣充足,則署邪不能相犯;署氣入侵,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腎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腎者也,氣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全身水道,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則萬化安,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胃受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以章虛谷為要,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后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為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因此,醫易相通者,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因此,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宏觀而言,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但是,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筆者認為,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⑴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篇（7）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篇（8）

道教哲學與中醫學的發展密切相關， 以中醫學為主體性而言， 在哲學上表現出以《周易》、 道教、中醫學三位一體的道本體論的系統關系。 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在中國文化中可謂一以貫之。表現為道統文化特性的中國文化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為最高目標， 因此， 盡管中國文化的內容博大精深， 但都沒有離此鴻的。就中醫學自身的發展而言， 以道的哲學思維方式所受的影響就更是顯而易見。就中國文化的歷史而論， 由于社會實踐中的問題所引發， 對道的抽象和身體力行成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體內容。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道規范自己的理論體系， 并直接的影響了《易傳》的形成和歧黃之術的理論體系。表現在哲學思維上形成了所謂的“醫易相通”和“醫道相通”的哲學觀。道教為徹底貫徹和實現道家的終極關懷問題，以人生的終生修道為實踐， 在練功的實踐中由于對中醫學的需要， 實際中的道教與中醫學的關系就必然表現為道教學者以道的哲學觀對中醫學的具體運用， 以及在修道的實踐中以自身的練功實踐對醫道的理解而發展為道教醫學。因此， 道教學者是在修道中身體力行的發展了中醫學，并結合練功的機制， 對中醫學的陰陽、 氣血、經絡、三焦、精氣神、以及辯證施治和理法方藥等理論及實踐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其中，不但以醫道對身體的作用加深了對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體理論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 為中醫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為人稱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孫思邈等人。

顯然， 中醫學是主體存在價值關系的主體自為的學問， 而道教則是超越主體存在的自為的價值從而達到自在的學問。具體而言， 中醫學在道教哲學的影響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制定了中醫學的醫學模式，而道教則具體的應用了中醫學對人體理論的認識，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內丹理論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鑒中醫學有關精氣神的理論的結果。這些， 都表明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

我們在當代討論道教哲學與中醫學的關系問題， 最重要的當屬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的問題， 非但如此， 就人類哲學自身進步的需要， 也極需從道教哲學中汲取營養， 以走出當代哲學的困境， 所以， 對道教哲學的研究應當是當代哲學研究中的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體論哲學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為形而上學。所以，對道教哲學及道教醫學的研究是相當薄弱的， 因此， 應當引起重視， 這不但為中醫學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之必需， 以推動中國傳統醫學模式的進步， 為人類作出新的貢獻之必然; 就走出當代的哲學困境而言， 對道教哲學的研究也必然在發現其對本體論的貢獻中認識到其重大的理性意義和社會實踐意義。

因此，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意義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以道本體論對人的存在及醫學模式的定位， 將決定中醫學的今后的發展方向。表現為當代氣功熱形式的文化現象， 已透視出道教本體論哲學的潛在性影響。但進一步對氣功理論的深入研究受到當代思維方式的限定而出現重重困難， 因此， 對道教本體論哲學的正本清源──對道教哲學在哲學發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體上對人的存在的終極意義的關切和可能實現的方法論中實現當代哲學的革命， 是道教哲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 在對道教哲學的終極關懷所能實現的道路中， 反觀中醫學的理論和實現其在當代社會中的合理定位， 以發現西方醫學模式中的問題， 并在人類存在的問題中發現其本質性的問題， 以此映現出道教本體論哲學的重要性， 在這一共識的基礎上使人類的存在方式和所實現的價值與自然之道真正的統一起來 ，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從自為轉向自在。顯然， 這已超出了醫學模式所研究的問題， 也正是這樣， 才顯現出中醫學的整體和全面性， 因為中醫學歷來主張人的生存環境的自為不但是醫學應注重的， 同時也是政府和社會應與其統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醫”的主張在當代不失其重要的社會和歷史的意義。

二、道的形上學及其對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統一

道的形上學問題及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學的形式來定位， 其中需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其中主要的問題是道教哲學何以能夠成立， 及其道教哲學的優越性何在以及對當代哲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意義。

道教哲學何以能夠成立， 這一問題自在于道教的思想體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義哲學， 毫無疑問， 道教的思想體系中處處充滿智慧， 如果從黑格爾的哲學標準定義哲學， 則道教哲學并不屬于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哲學體系。道教哲學表明， 道教哲學以“道”的本體論規范主體的修為與“道”合一， 這種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地位始終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學， 并以“道”規范主體的修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質上是“道”哲學的統一性。今天看來， 這種哲學在人類哲學中盡管有相當多的內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現的重要性是相當明顯的， 因為主體的存在本質及其實現在本體中的地位是人類哲學的終極關懷之所在。顯然，其中的形而上學與《周易》的形而上學同出一轍，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醫學體系的形上部分與《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學統一， 這在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整體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醫學不僅是醫學， 而是關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學問。中醫學所包含的道德和倫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關系， 天人合一及運氣學說的規則 ，都表明實際上的中醫學被中國哲學所包容。

但是， 應強調指出的是， 中醫學的哲學因其對主體的關懷所必需， 導致其重要的理論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終極關懷中汲取。如果說中醫學的發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對主體的終極關懷的理論形式而成功的解決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論和醫療實踐中的問題， 那么， 這一歷史事實所反映的道教哲學中的關于解決終極關懷問題的成就本身就成為當代重要的哲學問題。

老子在《道德經》中規范了道的本體論意義并在相當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體的方法論。《周易》在基本的意義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學問題。關于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 這始終是哲學的重大問題， 但西方哲學對此已無能為力。由于《道德經》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對這一問題的限定， 使之對人的本質性存在的形式問題沒有在基本的哲學意義上給出， 所以， 人類的存在的所有問題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是當代哲學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中醫學在映射這一問題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 尤其《內經》中的有關論述， 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的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 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 受《周易》的道器之論之啟發， 形成了形而中論的哲學。 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 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點，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間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 因此， 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 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將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的重大的中醫學的哲學問題。（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關的具體論述請參看筆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醫學的醫療模式及其在當代的發展道路

自晚清開始的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在中國近代和當代文化中的主體性地位以來，對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中醫學范疇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的模式進行了解釋。對于這些解釋， 已成為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學本體論在西方哲學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學作為主體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確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 因此，從本質上重新把握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道家和道教哲學對中醫學的重要性及其在當代的發展方向， 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思維方式和其產生的對思維的形式的統一性是哲學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識形式將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哲學只是從形式中所發現的基本規則。因此， 就中醫學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認其是不同于西方醫學的獨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學就是與西方哲學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與西方醫學是西方哲學所生成的醫學形式一樣，中醫學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形式。所以，從中醫學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學思維， 體認其自在的哲學， 也許是比以西方哲學為主體的研究方式對發現中醫學的哲學模式更為有利。

長期以來， 有關中醫學的哲學的研究， 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其哲學思維屬于辨證法的思維方式或樸素的辨證法， 由于中國哲學的自在方式產生的中醫學， 使以西方哲學中的辨證法的方法認識和研究中醫學形成相當大的曲解， 由此導致不但不能從本質上認識中醫哲學， 而且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了相當大的障礙。因此，從哲學上的正本清源就是當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中醫學的主要理論之一， 兩者的理論關系在哲學中的統一， 構成了獨具理論特色的中醫的治法和治則的諸要素，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系反映出中醫學中的認識論的哲學體系， 是與中國哲學的本體論一脈相承的。探討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系， 分析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國哲學內涵 ，是哲學的重要任務， 而道教學者在修練和醫療實踐中總結出的功理功法， 無疑是對問題的解決， 而這些應在當代加以研究的。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對疾病認識并采取相關的醫治方案的中醫學的重要的理論，兩者反應出的對疾病的認識，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體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當深刻的。八綱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 病因辨證等， 辨證雖有相當多的方式， 但以陰陽為體。 《周易》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論， 是辨證的總綱。施治與辨病施治雖表現為“同病異證　”、“異病同證”、“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等較為復雜的關系， 但只要在陰陽上辯病識證， 就可事半而功倍。總之， 中醫學理論體系是一種高級的綜合性的學術修養， 與形而下的西方醫學絕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醫醫療特點的存在， 中醫學人才的培養的教育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這關系到中醫學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就目前我國的中醫學人才的培養教育體制而言， 由于與中醫學自在的規律相悖， 已嚴重的阻礙了中醫學的發展， 降低了中醫的醫療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醫學人才也青黃不接。

我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道路應在以下的改革中進行:

1， 改革中醫學的教材。應編寫中醫哲學教材， 增加開設以“道”為基本內容的“中醫哲學”課， 鍛練加強學生的哲學思維能力， 使學生建立起一定結構的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 以利于中醫學的學習和中醫的醫療實踐。不但如此， 還應在普通小學教育中， 增加以中醫學為基本的世界觀和養生學教育， 真正的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對生產高素質的中華民族而言， 這一點也是相當重要的。

2， 中醫人才的培養道路， 應走“師徒制”， 這是中醫學內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模式之傳承所必需的， 這不但為中醫學技術的口授心傳特點所決定， 更多的則是中醫學的道德倫理的特色所限定的問題。實踐表明， 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為中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醫圣手。但現代的中醫教育體制下少有這樣的人才出現， 其中的教育體制不可不徹底的反思。

3， 中醫學問中， 向有“學醫三年， 天下無不治之病; 行醫三年， 天下無可用之方; ”之論。因此， 中醫學不同于其它學問， 其所探索和解決的問題， 是中醫學者終生所追求的學術問題。所以， 政府在醫學的管理模式上， 應尊重中醫學的學術特點， 保護和禮遇中醫學人才， 使其學術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為其創造優越的學術研究和生活環境， 使優秀的青年能夠走進學習中醫學的大們并為此而貢獻。這是保護和發展中醫學的當務之急。轉貼于

4， 改革中醫學的醫療模式， 采用以中醫診斷為主、西醫醫療儀器診斷為輔;中藥和道教內丹療法為主、西藥為輔的治療方法。

5， 抱樸子葛洪有“食補不如藥補，藥補不如氣補 ”的重要的醫療思想， 因此，中醫療法應采用以重在內養精氣神、以合大藥為內藥的治法治則為主， 輔以中藥調整和治療的道教醫學體系。道教醫學體系的實行， 不但可徹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們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當的程度上補中醫和中草藥資源的緊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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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學兩者來說，其關系特別密切，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具有互動的關系。中國傳統文化是中醫學發展的重要源頭，儒學、道學、佛學三大文化從自身角度給中醫學提供智慧，給中醫學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在我國歷史上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也在深深的影響著中醫學的發展，為其發展提供動力。同時，中國傳統哲學也為中醫學提供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做了有利的指導。反之，中醫學為中國傳統文化提供強大的實踐基礎，其作為自然科學實踐活動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幫助，使其有效的載體。從歷史發展上來看，兩者相互影響，相互關聯，成為一種互動關系。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置入中醫學，不僅可以讓傳統文化更具深遠影響，同時讓中醫學發展提供有利的方向，對中醫藥的發展提供現實意義。

現實生活中，中學生因為繁重的學業十之八九近視，我也不例，這時我想到了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古人的智慧來幫我解決這個問題，于是我找到了中醫學針灸，只針灸了幾組穴位：陽白、太陽、翳明、臂膈、太沖等，明顯減緩了我近視的加深，讓我嘆服于中醫的神奇！中醫爺爺輕描淡寫的說：“疏肝明目，由字即意，疏通了肝臟的經絡，眼部供血暢通，癥狀自然就緩解了。”

1中國傳統文化對中醫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中醫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儒學、道學、佛學對中醫學的影響；歷史不同時期文化對中醫學的影響；中國傳統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

1.1儒學、道學、佛學對中醫學的影響

中醫學在儒，道，佛的共同指導和作用下形成和發展。從空間的角度來看，這三種思想共同確立了中醫基礎理論體系。這種空間結構是：道家思想構成了中醫認識論，方法論，生活觀和中醫藥的基本問題，儒學主要構建中醫理論體系，解決話語權力問題，釋家的思想是對中醫基礎理論的有力補充。

儒家哲學己成為中醫藥的指導思想，建立了嚴密的中醫藥科學體系，成為中醫藥“話語權”的代表。釋家的醫學理論，醫療技術，處方，保健等等這些對中醫藥的影響或多或少。然而，深厚的道家哲學和嚴謹的儒家哲學，奠定了中醫藥理論體系的豐富性和深刻思想。嚴格的制度和深刻的思想使得把釋家學說納入中醫理論體系是不可能的，它只能用作輔助影響。

1.2歷史不同時期文化對中醫學的影響

（1）春秋秦漢時期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一一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孕育與奠基。在春秋秦漢時期，隨著我國政治趨于穩定，我國傳統文化也迎來了繁榮時期，此時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唯物主義雛形奠定了中醫思想基礎，尤其是在當時比較流行的陰陽五行說成為中醫理論的核心內容；因此可以說，春秋秦漢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我國中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2）兩晉至隋唐時期出現民族文化大融合一一中醫學分化融合和臨床發展。在兩晉與隋唐時期，我國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文化交融特點，此時西方的思想以及文化開始融入中原文化，并且成為我國此時的歷史文化主要特色，此時的中醫也開始呈現出這一特點；在文化交融過程中，我國中醫與西醫的思想開始出現碰撞，并且出現一些明顯的兩極分化，甚至一些西醫思想的引進使得我國醫學領域開始出現臨床醫學的雛形。由此可見，此時的文化交融是中醫學分化以及臨床醫學發展的推動力。

（3）宋元明清時期出現理學思想爭鳴一一中醫學學術流派峰起。到了宋元明清時期，我國歷史文化呈現出多種思想流派，其中理學思想占據領導地位，也正是這種百家爭鳴的歷史文化現象，使得我國中醫學領域也開始出現多種流派，譬如現在流行的養生學流派就是在明清時期興起的，還有溫補學派、溫病學派也都是在明清時期開始出現的，這為中西學領域的拓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3中國傳統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

中國傳統哲學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文化的靈魂。中國傳統哲學是中醫藥理論體系的基本指導思想，貫穿中醫藥理論體系的主線，是中醫藥進一步改進，豐富，發展和創新的基礎。無論中醫理論的建設還是中醫理論的發展，中國古代哲學對中醫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為中醫理論提供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指導，同時也為中醫理論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直接依據。為中醫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智慧啟示，不僅可以作為推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己經滲透到中醫理論體系中，成為中醫理論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傳統哲學是中醫學的綱，它辨證的思想體系為中醫學的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為中醫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指引。只有在這個綱領的指導下，中醫的實踐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從而為不斷的經驗積累來完善中醫學理論。可以說，中醫理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臨床療效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離不開中國傳統哲學的指導，這也是中國傳統哲學對中醫學產生深刻影響的明顯體現。

2中醫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醫學的發生發展與古代傳統文化關系密切，了解我國傳統成語文化對更好地掌握中醫理論，中國傳統成語文化不僅能準確生動地表達語言信息，還述說著根植于其中的深刻的中醫內涵，如“沁人心脾”、“沁人肺腑”、“安內攘外”、“肝膽相照”等。

2.1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和傳承的重要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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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R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8)07－1413－03

在目前的中醫發展問題研究中存在著一種拒斥哲學的傾向，表現有三：(1)把中醫理論中的哲學特質看成是中醫發展的最大障礙，否認哲學在中醫發展中的積極作用；(2)雖不明確否認哲學在中醫理論中的地位，但對哲學在中醫發展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3)在中醫發展研究中缺少哲學的指導和配合。這種傾向對于具有濃厚哲學色彩的中醫學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筆者認為，中醫在現代的發展仍需保留其哲學特質，也離不開哲學的指導和參與。

1　哲學作為中醫理論的基礎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醫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學為其理論的基礎。中醫在產生初期是與哲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因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學尚未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各種自然科學知識包括醫學知識都以自然哲學的形式存在于哲學知識的母體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當時的醫學知識貧乏，無法揭示人體的內部成分和組織結構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機理，因而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學思辨和猜測的方式。是中醫以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使得中醫能夠樹立大體正確的人體觀、疾病觀和辨證論治的原則，并以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為基礎，建構了自己的整個理論體系。

隨著近代歐洲自然科學的興起，醫學和其他自然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西方的古代醫學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學和實驗的基礎之上，完成了由樸素醫學到科學醫學的轉變，從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成為世界醫學發展的主流形態。中國的自然科學由于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國情而未能有長足的發展。因此，中醫沒有象西醫那樣獲得自然科學和實驗的有力支持，沒有走上醫學發展的常規道路，造成“中醫發展兩千多年來只有量變，沒有質變。”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樸素醫學階段。

中醫在當代如何發展已經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很多學者對中醫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對中醫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學者對哲學作為中醫理論的基礎頗有非議，甚至把它看成是中醫發展的最大障礙。實際上，哲學作為中醫理論的基礎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醫能夠有效地診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長期作斗爭的經驗總結之外，也與它的理論基礎是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盡管存在著直觀性、猜測性等缺陷，但它們對客觀世界的整體把握是大體正確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與自然科學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對客觀世界唯物辯證性質的正確反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哲學是在宏觀或一般層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學則是在微觀或具體層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學為基礎的中醫和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西醫都能夠正確地認識和治療疾病，這正是哲學作為中醫理論基礎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醫運用哲學建立的唯物主義的人體觀、疾病觀、辨證論治的思維方法和包含豐富辯證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直到今天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中醫突出的療效也充分證明了哲學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西藥毒副作用和抗藥性的不斷出現，醫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譜的改變，西醫對一些疑難病癥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中醫藥的優勢更加凸顯，這里面理所當然地也包含著哲學的積極作用。

2　哲學貫穿于中醫的整個理論體系去掉了哲學特質中醫理論也就解體了

如前所述，中醫是借助哲學建構了自己的理論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陰陽、五行、天、象、氣等等就是直接從哲學中移植過來的，這些哲學理論和概念貫穿于中醫的整個理論體系之中，或者說，中醫主要就是運用這些哲學理論和概念進行思維的。以陰陽學說為例。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學說是構建中醫理論的重要基礎之一，其內容涵蓋了中醫理論的人體觀、疾病觀、辨證論治、方劑與藥物等方方面面。如中醫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就是建立在陰陽學說的基礎之上的。關于人體的產生，中醫認為是陰陽媾精而形成的。《內經》說：“兩神相搏，合而成形”，“陽化氣，陰成形”。對人體結構的認識也是如此，《素問?金匱真言論》中說，“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臟腑中陰陽，則臟者為陰，腑者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人體內外、上下、表里、腹背、臟腑各個方面，以及它們與外界環境之間，無不構成陰陽聯系、對立統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種獨特的認識人體生理、病理的學術體系”。中醫對疾病的診斷也要運用陰陽學說。中醫認為，人體只有陰陽平衡協調才能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反之則生疾病，即《內經》所講的，“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中醫診斷疾病也離不開陰陽學說，“八綱辨證”中的八綱“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其中陰和陽為總綱，即表、熱、實歸屬于陽證；里、寒、虛歸屬于陰證，這是中醫診斷時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據。中醫治療疾病的思路也離不開陰陽學說，即調治陰陽，使其恢復平衡，即以“陰平陽秘”為目的。中藥的性、味、功用也分為兩大類，如辛、甘、淡味，性溫熱、燥烈、升散的藥物屬陽；酸、苦、咸味，性寒涼、滋潤、降斂的藥物屬陰。可見。陰陽學說在中醫理論中無處不在，指導著中醫對疾病的診斷治療和組方用藥。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已經深深滲透在中醫的全部理論之中，也是貫穿于中醫觀察人體、診治疾病、組方整個過程的根本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用自然科學的理論置換出中醫的哲學特質，那么，就必然造成中醫的基礎理論與中醫的其它理論、方法的激烈排斥，導致“兩張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醫理論體系的崩潰。因此，在中醫的的創新過程中，中醫理論的哲學特質應當保留。當然，作為未來的、新的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哲學，應該是去掉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經過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改造過的科學的哲學。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改造的過程中，除了繼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還必須注意繼承和保留它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特色。只有這樣，才能使現代的哲學理念和傳統的中醫理論能夠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們對它的繼承和發揚。

3　醫學的發展必然向具有辯證思維的醫學形態回歸而辯證思維正是中醫的天然優勢

世界醫學的發展已經經歷了樸素醫學(古代醫學)階段，正在經歷科學醫學(近現代醫學)階段。從它的發展趨

勢來看，它將發展到“系統醫學”(后現代醫學)階段。

樸素醫學是一種原始的、樸素的辯證醫學，它以樸素唯物主義、樸素辯證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為基礎，用整體的觀點、聯系的觀點和辨證論治的方法來觀察人體和治療疾病，為人類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樸素醫學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確的定義，理論沒有嚴密的邏輯性，缺乏實驗的證實和自然科學的根據，直觀性、猜測性較為突出，在診斷治療上也缺乏明確具體的技術規范，等等。

科學醫學克服了樸素醫學的直觀性和猜測性，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自然科學和實驗的基礎之上，從而獲得了科學理論和科學實驗的有力支撐，使自己具備了“科學的形態”并能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而不斷地充實自己、豐富自己，因此稱之為“科學醫學”。但科學醫學由于受還原論的影響，對人體的研究只關心各個部分的形態、結構和功能，雖然對人的生理結構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卻不關心整體，忽略了人體疾病與人的心理、環境的聯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許多復雜疾病的治療方面很難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學醫學否定了樸素醫學，大大推動了醫學的進步。但它在整體觀、辯證思維上與樸素醫學相比，卻產生了倒退，這也正是制約它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

系統醫學是一種以現代系統論的原則和方法為指導，以系統生物學等現代科學技術和科學醫學的合理成分為基礎的辯證醫學，是世界醫學發展的新階段，是公認的新世紀醫學。系統醫學將否定科學醫學，當然，系統醫學對科學醫學的否定是辯證的否定，它將保留科學醫學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學和實驗為基礎的醫學科學理論和科學的診療手段。同時，拋棄了科學醫學形而上學的人體觀、疾病觀。它強調醫學研究的整體性、系統性，在系統理論的指導下，把人體看作是一個有機聯系的系統整體，深入研究基因組信息與環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闡明發病機理，建立系統分析和預測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機理的新理論體系和技術平臺，實現疾病的早期診斷和有效治療。可見，醫學的發展必然要“回歸”到辯證醫學形態。

中醫雖然也是具有辯證思維的醫學形態，但它是原始的、樸素的辯證醫學，它需要向現代的、科學的辯證醫學發展。但中醫發展的未來形態并不是系統醫學，系統醫學只是西醫發展的新形態。而中醫必須在堅持其傳統特色的前提下來發展自己，所以，中醫的未來形態只能是一種類似于系統醫學的、與系統醫學處于同一發展水平的“新中醫學”。但無論如何，從醫學的發展必然向具有辯證思維的醫學形態回歸這一大趨勢來看，哲學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醫的發展不能拒斥哲學思維，中醫的哲學特質是中醫的天然優勢。

4　中醫發展研究需要哲學的指導需要中醫工作者和哲學工作者攜起手來進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