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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美國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貨幣當局的風險和收益嚴重不對稱,有著增發美元的強烈沖動。印鈔票既可以刺激美國經濟的增長,發生危機后又可以減少美國人的債務負擔,而增發美元的成本主要是通貨膨脹,卻由全世界來分擔。
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美國就會繼續利用美元的國際通貨地位,超發貨幣,以鄰為壑,轉移成本。收益與風險的不對稱,將繼續在貨幣政策的層面上造成“道德風險”,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從理論上講,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應減少一個國家貨幣政策當局的風險-收益不對稱,將增發貨幣的危害盡可能地限制在該國之內,以通脹的風險制約超發貨幣的沖動,從而實現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不僅如此,將增發貨幣的危害限制在一國之內,在發生危機時,還可以阻斷危機的擴散,防止“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中國政府近日提出,以非國際貨幣例如特別提款權(SDR)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貨,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是重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正確的第一步。若中國的外匯儲備都是SDR,則美元貶值造成的中國外儲價值損失就會小很多。如果各國的外匯儲備都是SDR,則美國人很難再向世界轉嫁危機,濫發美元的后果將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美國人只好自己承擔金融救援和財政政策的大部分成本。正因如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回應中國的建議,認為非貨幣是沒有必要的,美元可以繼續作為世界的主要貨幣。要拿走他的“免費午餐”,他怎么會贊同呢?
2008年的金融危機，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導致了許多大型金融機構的徹底崩潰，世界各地的股市不斷下跌，各國政府紛紛對銀行展開大規模的救助計劃。許多地區大量購房者因失去償債能力被迫流離失所。自次級信貸危機爆發后，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最終導致2008至2012年的全球經濟衰退和歐洲債務危機。這場危機為什么會爆發，為什么會快速傳播影響到全世界？本文將試圖從國際貨幣體系以及金融監管兩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一、全球金融危機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
全球化給世界帶來了便利，但同時也帶來風險。和互聯網的發展可以使信息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一樣，金融危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擴散速度也空前迅猛，并且在快速擴散過程中加強放大。北美的一只蝴蝶前一刻扇動翅膀，后一刻就能在東南亞刮起旋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在金融風暴中扮演了和互聯網類似的角色。
國際貨幣體系是伴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段要求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與之適應。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美元實際上成為了國際統一結算貨幣，國際貨幣體系也即成為所謂的“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然而，這個體系卻有很多嚴重問題，法國總統府的報告指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至少存在四大弊端：一是貨幣匯率大幅波動；二是國際間資本流動加速，沖擊金融體系不完善的新興經濟體和最不發達國家；三是“貨幣戰爭”風險猶存；四是宏觀經濟失衡加劇。
在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制度下，美元的國際供應有貿易和金融兩條渠道。根據國際收支平衡原理，美元的兩類投放渠道必然相向對應兩類回流渠道，由此形成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美元國際循環模式：即美元循環模式一（金融渠道投放，貿易渠道回流）和美元循環模式二（貿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增速加快，在2007年達到7312.14億美元，全球75%的順差來源于美國。與此同時，美國通過金融創新向全球提供豐富的金融產品，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2007年，包括以利率、外匯、股權、商品以及信貸為基礎的遠期、互換和期權、資產證券化等產品在內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超過500萬億美元，美國每個交易日都要通過這些金融創新產品從海外引入34億美元的資本方能補足國內儲蓄的巨大差額。由此可見，當前美元主要以模式二的形式在全世界循環。在美元本位體系下，只要人們對美元有信心，美國就可以通過不斷增加美元發行來還債，就能以國際負債支撐其政府開支、居民消費和國內經濟運行。且短期內似乎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和風險。于是美國社會進行了一系列的冒險行為：
（一）過度的消費和家庭借貸
在危機前的幾年中，美國家庭和金融機構負債越來越嚴重，這增加了他們的償債能力的脆弱性，隨著房地產泡沫的崩潰經濟衰退逐步惡化。美國家庭債務占個人每年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77%增加到2007年年底的127%。到了2008年，美國房屋抵押貸款債務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的46%增加到了73%，達10.5萬億美元。1981年美國的個人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3%，而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這這一數字達到290%。
（二）住房投機
在2006年期間，購買住房的家庭中有22%是作投資用途，還有14%用于購買度假屋。在2005年，這些數字分別為28%和12%。換句話說，近40%的家庭購買房產的目的不是作為住宅。房屋價格在2000年至2006年間幾乎翻了一番，而同時期的通脹率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趨勢。這些過度消費和投機行為，導致美國家庭的償債能力下降，人們擔心失去抵押品贖回權，而這導致了更加激進的冒險——次級貸款即放貸給信用較差和收入較低的借款人的貸款。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到了極限，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次級債務危機由此產生。
（三）放任杠桿作用
2003至2007年投資銀行的杠桿比率顯著上升。2007年11月花旗集團的前首席執行官查爾斯·普林斯說：“只要有音樂，你就一定會隨之而舞。”這個比喻總結了金融機構如何利用寬松的信貸環境借入和投資大筆資金，這種做法被稱為杠桿貸款。從2004年至2007年，美國前五大投資銀行顯著增加其財務杠桿，這增加了他們的脆弱性。在2007財年，這5個機構報告了超過4.1萬億美元的債務，約等于2007年美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30%。最終，雷曼兄弟公司被清算，貝爾斯登公司和美林證券公司以大甩賣的價格被出售，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接受更嚴格監管的商業銀行。
二、未來國際貨幣體系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貨幣體系，才能避免某一個國家的錯誤造成全球的經濟災難？筆者認為：
（一）長遠來看，需要建立一個超的國際儲備貨幣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一種美元本位制，美元作為計價貨幣而使用，目前，用美元計價結算占到了世界貿易總量的48%。用美元交易的比重在國際外匯市場中也超過了90%①。美元還是實行釘住匯率制國家的“錨貨幣”。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國為了防止爆發金融危機，都在增加自己的國際外匯儲備。而又由于國際貿易的計價貨幣及有些國家的“錨貨幣”主要是美元，所以全球外匯儲備主要是對美元進行儲備。
盡管近年來國際貿易不斷發展，但國際貨幣體系仍是不完善的，其內在的缺陷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屢次爆發而且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首先，由于美元的發行不受任何權力的限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利用美元特權向其他國家征收鑄幣稅，實際上建立了美元的霸權，形成的是一種浮動的匯率，各國得不到債權保障；其次，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有缺陷，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認繳的資本多，它們的投票權也就多，投票權占到總投票權的23.81%②和45%③。從而缺乏約束機制，無法監督美國對國際社會應負責任的實施；最后，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決策權和平等參與權受到忽視，少數發達國家根據自己的利益，安排國際貿易制度。美國利用金融投資將風險擴散到各國，使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為美國的錯誤埋單，這對其他國家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當前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
至今，已經爆發了多次全球規模的金融危機，同時，世界經濟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是為了推動國際貿易發展，保證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性和穩定性。世界經濟繁榮的前提條件是擁有健全的國際貨幣體系。如果一種國際貨幣體系崩潰了，就可能導致經濟大蕭條，甚至是引發各國間的戰爭。④
美元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上擁有的特權，使它不會考慮他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⑤美國具有驚人的國際收支逆差，而順差國尤其是能源出口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美元。這種國際收支的失衡，不僅降低了經濟效率和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還不利于全球經濟的安全、平穩發展。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美國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但沒有履行相應的義務，而其他國家處在，沒有得到相應的權利。中心國——美國通過貿易逆差向外輸出美元，得到的實際資源通過滿足國內消費來維持物價的穩定，還能從鑄幣稅上得到收益。而那些擁有大量美元的國家，既存在著美元貶值的風險，同時本國的貨幣政策受到美國的制約，不良國外投機資本就可能造成該國的金融危機。
美國人的消費觀是先消費后儲蓄，其生產理念是先消費而再生產，美國民眾可以依靠向政府和私人舉債的方式進行消費。因此，美國為了滿足國內的消費，大量購買國外的商品，美國源源不斷的流向他國，尤其是進行加工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因此，美國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逆差，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美國利用他國的剩余資金進行無約束或無限期地負債運轉。但由于美元與黃金是脫鉤的、美國國債也沒有大量的國內儲蓄作為支撐，因此，對于紙幣的嚴重依賴將會導致全球范圍內的信用泡沫，其特征是資產價格暴漲和經濟過熱。如果大部分信用泡沫成為追不回來的不良資產時，其他國家就會爆發金融危機。
三、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措施
加強對金融的監管雖能暫時扼制危機繼續深化，但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之下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可能會為日后更大的全球經濟危機埋下隱患，因此，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勢在必行。主要改革措施有以下幾點：
（一）實現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運行的好壞取決于美國的經濟實力，而美國現在已不能獨立承擔這個責任了，因此，要實現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改變美元的主導地位。2003年歐元占外匯儲備的比例達到了19.7%⑥，結束了美元獨霸天下的局面。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能夠使各國減低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對改善國際儲備資產結構和增加國際儲備資產供給來說是有利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使各國采用不同貨幣進行貿易結算，各國國內宏觀經濟的運作更加協調。如何選擇國際基礎本位貨幣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核心問題，可以通過促進多元化的國際貿易交易貨幣與國際大宗商品計價貨幣等方式來改變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從而最終建立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二）增加國際儲備資產中黃金的數量
黃金能夠保值，因而在國際儲備中的占有重要地位，是擁有財富的標志。往往在金融危機爆發時，人們因為手中的紙幣大幅貶值，資產嚴重縮水，就會大量購買保值的黃金。各國持有大量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金融危機中由于美元貶值而損失慘重，各國所積累的財富相應的大幅度縮水。因此，各國應將本國的國際儲備替換成一定比例的黃金儲備。黃金是國際儲備資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儲備的黃金量能夠代表一國的經濟實力和抵御危機的能力。加大黃金儲備是規避風險的正確選擇，是降低風險的重要措施。因此，各國政府應當減持美國國債而增加黃金儲備。
（三）建立新型的國際經濟調節機構
一直以來都是少數發達國家操縱國際經濟調節機構，這一問題如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就不能使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有所改善。首先，國際經濟調節機構的投票權主要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尤其是美國投票權最多，因此，要對投票權進行合理分配，讓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得到實現。其次，當前國際經濟調節機構對美國監督不力，應對美國的國內經濟發展、國際收支狀況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加強監管。再次，有些大國將國際經濟調節機構當作干涉別國經濟政策的政治工具，因此要避免其政治化。最后，國際經濟調節機制應要順應時代的變化，推行多邊主義，發揮國際多邊協調的作用。
（四）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了實現國際化的前提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夠降低美元本位制所帶來的風險。⑦首先，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后，外國向中國提供的將是商品或服務，而中國向外國提供的將是人民幣，是資源與紙幣的交換，因而中國是無成本的貿易。其次，人民幣國際化后，既能減少匯率波動對進出口企業造成的損失，又能讓對外投資的企業得到更多的資金來源，加速中國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發展。最后，人民幣國際化之后，中國就有權參與世界貨幣的發行，既增加了對世界經濟活動的影響，又增加了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整體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大國，能夠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加速中國經濟發展。
注釋
①許少強著.《美元霸權：生存基礎、影響和我國的對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34頁.
②李綜主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史略》（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頁.
③IMF，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April 30，2004.
④樊勇明著.《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頁.
⑤樊勇明著.《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頁
⑥江涌著.《“國際金融恐怖平衡”與美國的金融陷阱》，《現代國際關系》，2005年第7期，第55頁
⑦李曉，李俊久，丁一兵.《論人民幣的亞洲化》，《世界經濟》，2004年第2期，第21頁.
參考文獻
[1]樊勇明著：《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托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貝里、羅伯特·Z.阿利鉑著：《貨幣、銀行與經濟》，洪文金、林志軍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李若谷著：《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北京： 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1976年1月，參與專門委員會的20個國家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的會議上簽訂達成《牙買加協議》，奠定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形成的基礎，因此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也被稱為“牙買加體系”。《牙買加協議》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一是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強調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儲備地位。二是允許會員國自由選擇、制定和調整匯率，使浮動匯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總份額，擴大基金組織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困難和維持匯率穩定方面的能力。
實際上，《牙買加協議》簽訂后，國際貨幣體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規定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規則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匯率制度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匯率政策也成為一些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別提款權并未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國際貨幣，美元保持著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圍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計價和結算貨幣。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買加體系”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是各國政府和交易商、投資者的選擇，而不是像在布雷頓體系中一樣作出明確規定的。從相關參與方享有對匯率制度、儲備和結算貨幣等的自由選擇權這一角度來說，“牙買加體系”可以概括為“無規則”的體系。實際上，隨著歐元的推出以及歐洲央行較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逐步確立并呈上升趨勢。這一變化從IMF對各國官方儲備的統計數據中得到清晰反映，從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確幣種的官方外匯儲備部分中，工業化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3%下降到68%，歐元儲備比率從17%上升到23%，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0%下降到59%，歐元儲備比率從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機對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的影響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又一次重大沖擊，這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機使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進一步下降。計量研究的結論認為，主導貨幣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每變化一個百分點，其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會變化1.33個百分點。美國在世界經濟中份額的下降無疑會對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產生影響。二是美國金融體系的調整降低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三是危機使美國中長期通脹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穩定。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次危機仍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際貨幣體系向美元和歐元雙極化演進還有一段路要走。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并不只是美國的危機，而是全球經濟的危機。不僅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歐盟、日本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甚至先于美國進入了衰退。因而在這場危機中，歐元金融資產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資產，美元傳統上作為危機資本避難所的角色沒有改變。這也是近期美元對包括歐元在內的多數貨幣不貶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導致在與美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歐元區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歐元區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也尚未完全實現，跨境金融交易與服務的成本高，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收益率。這些都制約了外部投資者持有歐元資產。
第三，歐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問題也影響著歐元的吸引力。歐盟的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低于美國，并面臨著比美國嚴重得多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到歐元資產的長期收益率。此外，歐盟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聯合體，其政治一體化進程順利與否也對其貨幣的國際影響有很強的關聯，歐元的不確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貨幣的轉換常常滯后于經濟實力的轉換。長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使用單一貨幣的經濟體規模接近美國，這也是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美元危機，但美元的主導地位仍難以撼動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如果持續出現問題，美元主導貨幣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從歷史經驗看，這種替代的過程很漫長并往往伴隨著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
總體而言，當前金融危機對美元和歐元地位的影響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兩大經濟體誰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實現金融市場穩定和經濟增長重返正軌，誰就能夠在主導貨幣的競爭中占有先機。
三、我國的對策－－積極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一）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變化與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們應抓住機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通過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降低我國在對外貿易、儲備等方面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以保持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
人民幣適度國際化對中國經濟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減少美元匯率波動對我與周邊地區貿易的干擾。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適度降低外匯儲備規模，實現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減少巨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制約，并降低儲備自身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中國出現貨幣危機的風險，并有利于金融機構和企業規避匯率風險，解決債務與收益貨幣不匹配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穩定，對提高國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當前，人民幣區域化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區域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能力參與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對主導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我國有著與其他亞洲國家密切的貿易聯系，對亞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較高的逆差。2007年中國進口總額的近40%是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而且，人民幣對內對外的幣值均總體穩定。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已經呈現出加快的趨勢，在東南亞部分地區已經成為“硬通貨”。“牙買加體系”所具有的“無規則”的特點和近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的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也為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空間。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各國反思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霸權的弊端，對于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二）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對策建議
1、建立有利于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的各類機制
第一，與主要貿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簽訂有關人民幣流通的合作協議，逐步擴大人民幣作為對外貿易計價貨幣和結算貨
幣的比重和范圍。
第二，實行人民幣在資本賬戶某些項目下的有條件兌換。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包括嘗試允許境外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允許用境外人民幣支付我國出口商品貨款等。
第四，與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建立信息交換和統計監測的合作機制，加強對人民幣非法和突發性流動的監測和控制。
2、推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為了有效促進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應充分運用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將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一方面，作為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及監管制度都相對完備和規范，金融人才聚集，對于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良好的硬件和軟件基礎，這有利于幫助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快發展，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強與內地的經濟金融聯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提高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國內金融機構走出去步伐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在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中有兩種相反的傾向和趨勢。一是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力量，繼續擴大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深入；另一是大力推動保護貿易的力量，在全球衰退時期，貿易利己主義明顯抬頭。多哈回合被稱為“發展回合”，人們期望通過本回合談判，可以開放全球經濟貿易和投資。然而，事實說明，讓大國讓渡其自身的利益越來越困難。從1999年西雅圖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失敗，到2001多哈再次啟動成功。國際社會10年來的不懈努力，依然沒有打破僵局。經濟全球化趨勢正在被區域化、本地化、保護主義所分解，不平衡以及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隨時有可能導致開放趨勢的逆轉。新興經濟體正在成為主張開放貿易和投資的主要力量。在其中，金磚國家有著更大的合作空間和推進變革的責任。
積極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6.
2007年開始爆發的美國次債危機將全世界拖入了新一輪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之中，與以往經常發生的危機不同，這次危機不是從新興市場國家發端，而是直接從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美國爆發，進而蔓延到歐洲大陸、新興市場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這次危機中幾乎無一幸免，從股市暴跌到銀行系統倒閉，從全球需求急劇下降到世界經濟陷入前所未有衰退，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受到這場金融風暴的巨大影響。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否將帶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終結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誕生？如何看待中心國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更替之間的內在聯系？本文試圖探討中心國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更替之間的聯系，以期透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和變革方向，也為中國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政策選擇提供一些建議。
一、中心國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更替之間的聯系
關于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更替之間的聯系，國外方面，最具影響力的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做的相關研究，在他的專著《全球化的資本：國際貨幣體系史》（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對從金幣本位制開始至今的國際貨幣體系演變歷史進行了深入細致地描繪，巴里•埃森格林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通常會與金融危機的發生相伴相生，并具有一種“網絡外部性”和路徑依賴，舊的國際貨幣體系通常會終結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機。這些結論為我們探討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危機的聯系提供了角。［1］
國內方面，代表性研究如鐘偉回顧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百年變遷，他把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分成五個階段：(1)1870―1914年間的古典金本位時期；(2)1915―1945年間的前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3)1945―1975年間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4)1975年以后以全球浮動匯率制為特征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5)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為背景的貨幣區域化和美元化時期。［2］回顧這些歷史，鐘偉認為：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一是尋找充當國際清償力的本位貨幣并保持其適度增長；二是形成圍繞本位貨幣的國際收支協調機制。貨幣體系的更替通常是由于原有的本位貨幣和貨幣體系已經難于適應最新世界經濟的情況和需求，從而導致大規模國際失衡和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進而導致新的貨幣體系的產生。最后的結論是：貨幣體系的百年變遷史幾乎同時也就是百年危機史，舊的貨幣體系常常因一場大的國際性金融危機而終結，全球各個國家對金融危機的反思和防范則常常引來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誕生。
在我們看來，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家的更替，因為在每一個國際貨幣體系下，都有所謂的“中心國家”和“國家”，［3］中心國家憑借其經濟實力和金融實力上的統治地位和主導作用，通常起到引導和穩定整個貨幣體系的作用，國家則采用盯住中心國家的策略來進行相應制度的安排(包括匯率、儲備貨幣的選擇、危機的救助等)，并以中心國發行的貨幣作為外匯儲備貨幣。在這種安排下中心國和國的關系變化勢必對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并有可能直接誘發世界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具體來說，在一個貨幣體系的早期，中心國處于絕對的控制地位，中心國無論在資源和生產力上都處于最高級，因此它此時主要通過資本輸出的方式來向國家提供資金，從而為世界經濟體系提供儲備貨幣，并說明國家通過借貸獲得資金用來向中心國家購買商品，進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國家的生產能力。隨著發展，在貨幣體系的后期，情況一般會發生逆轉，此時中心國的地位開始明顯下降，即國家開始實現順差，中心國家實現逆差，中心國家通過逆差的方式輸出貨幣、獲得實物資源，國家則通過輸出實物資源的方式獲得中心國的貨幣作為外匯儲備。
這種變化帶來的影響就是中心國霸權地位的逐步下降，［4］隨著其對資本輸入的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中心國家的力量也在不斷地削弱，并帶來國家對其發行的儲備貨幣價值的信心下降和這種模式的難以為繼，儲備貨幣價值的下降會帶來中心國儲備貨幣信心危機的發生。同時從歷史來看，中心國出現儲備貨幣信心危機通常還不是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標志性事件，只有當中心國出現債務危機時，舊的國際貨幣體系才會到達終點。即舊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瓦解和新的體系的誕生，通常是以中心國發生債務危機為標志。另外，舊的體系瓦解和新的體系誕生通常還需要新的中心國家的出現，以替代原有中心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綜上所述，在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過程中，中心國通常會出現兩類金融危機：一個是中心國儲備貨幣信心危機，具體表現為中心國的貨幣危機；另外一個就是中心國的債務危機。下面我們來分別分析：
（一）中心國儲備貨幣信心危機的發生機制
這類金融危機主要指隨著中心國的經濟實力和霸權壟斷地位的下降，國對其發行貨幣的信心開始下降，并拋售該種儲備貨幣的行為，通常發生機制如下：中心國國際儲備貨幣供應過大世界各國對儲備貨幣信心下降各國紛紛拋出儲備貨幣，購入黃金或其他貨幣儲備貨幣的匯率大幅貶值，中心國出現貨幣危機為維持各國的貿易競爭力，可能出現各國匯率競相貶值的情況各主要國家出面聯合干預，以穩定貨幣當信心徹底難于扭轉，中心國的儲備貨幣地位消失，新的儲備貨幣替代原有儲備貨幣。
根據上面的邏輯推演，一個簡單的推論是儲備貨幣發行過大會導致儲備貨幣發行國，即中心國家自身出現貨幣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后，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國家主要為美國。根據我們的統計，如果將一國貨幣在一年內貶值15%以上的情形定義為貨幣危機，從1945年至今，美國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國家共發生了4次貨幣危機，具體年份為： 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5］我們將1960―2009年間每年美國M2的增長率數據與美國發生貨幣危機的時間進行對比，可以得到下圖。
根據上圖我們發現，美國在經歷較高的M2增長年份后，自身隨后通常容易發生貨幣危機，危機發生的時間離美國貨幣擴張時間會有一定的滯后性（通常為1―2年）。如1969年、1971年美國發生貨幣危機，在此之前兩年的美國M2的增長率在1967年為9.16%，1968年為7.9%，這兩次貨幣危機最終直接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1975年美國再次爆發貨幣危機，而之前的1971年、1972年美國的M2增長率達到創紀錄的13.28%，12.92%，1973年、1974年開始回調但仍然維持在5%以上，當1975年M2增長率再次上升到12.65%時候，貨幣危機馬上觸發；2002年美國再次發生貨幣危機，同樣的，在此之前是美元M2大幅飆升的時期，2001年美國的M2增長率為10.52%。本次次貸危機發生后，美聯儲為推動美國經濟走出危機的泥潭而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大量發行貨幣，這使得美元大幅貶值的風險正在不斷積聚。
（二）中心國的債務危機的發生機制
關于中心國的債務危機的發生機制，我們將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來進行分析，回顧歷史上英國發生危機并最終將中心國家過渡給美國的例子來進行論證和總結。下面的歷史片段描述主要來自巴里•埃森格林的專著《全球化的資本：國際貨幣體系史》，相關總結和分析為本文自行歸納和梳理。
中心國的更替，以1929―1933年世界大蕭條和英國中心地位的喪失為例。從1925年回歸金本位開始，英格蘭銀行一直與黃金儲備的流失做斗爭。這種斗爭的一種重要支撐就是這個國家“看不見的盈利”：它包括英國在海外投資的利息和分紅；外國游客來英國的旅游收入；海上運輸和保險帶來的收入；為外國人提供的金融服務帶來的收入。然而從1930年開始，為了保護本國工業免受外國工業的競爭，很多國家開始對貿易施加高額的關稅，這直接嚴重打擊了世界貿易，從而減少了英國從海上運輸和保險所帶來的收入。另外由于1930年全世界商業環境的惡化，英國在海外投資的收益和分紅也大幅下降。1931年，拉美的債務危機以及奧地利、匈牙利、德國等國對利息轉移支付的禁止進一步惡化了英國在投資方面的收益和分紅。1929―1931年之間英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6000萬英鎊，更致命的是，英國“看不見的盈利”減少了1.2億英鎊，是貿易逆差增加額的兩倍，這導致英格蘭銀行保持英鎊與黃金的官方兌換比率越來越困難，英鎊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1930年下半年，英國的黃金儲備流失進一步加劇，這迫使法蘭西銀行、美國的美聯儲不得不聯合進場對匯率進行干預，以支持英鎊保持黃金平價。但即使這樣，英鎊的匯率還是從4.86（1/4）美元每英鎊下跌到了4.85（1/2）美元每英鎊。
更為重要的是，英國不斷惡化的經常賬戶正不斷抽干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同時也招來了對英鎊的投機攻擊。按理說，英格蘭銀行此時仍然擁有一個強大的工具來應對這種情況，那就是提高貼現率，英格蘭銀行實際上也這么做了，它在1931年7月23日將貼現率提高了1個百分點，一星期后再次提高了1個百分點，希望以此吸引黃金的流入，從而對沖經常賬戶惡化導致的儲備流失。然而，黃金儲備卻仍然繼續流出，因為市場上已經開始認為英格蘭銀行上調貼現率的行為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過高的利率將進一步提高已經很高的失業率，同時還將削弱在議會中已經不占多數的工黨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利率上升同時還將提高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進一步打擊已經受到中歐經濟停滯影響導致盈利下降的英國銀行體系的經營狀況。另外，高利率還將提高政府國債的融資成本并惡化政府的財政狀況。由于政府在一戰中累積了大量的“戰爭負債”，并且其利息支出占到了英國政府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利率的上升使得英國政府在1930―1931年期間進一步掉入了財政赤字的泥潭。投機者們認為，如果英國的失業率進一步惡化，財政赤字進一步上升，英格蘭銀行放棄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將變得不可避免，因此，投機者們開始出售英鎊。
歷史學家認為，盡管英國的失業率維持在20%的高位，如果沒有投機者們的攻擊，英格蘭銀行還是可以通過3.5%的貼現率（1931年7月23日的水平）來維持英鎊的黃金平價。然而由于德國危機帶來市場對歐洲復蘇前景的進一步暗淡，市場上對英鎊的投機進一步加大，投資者們堅信民選政府無法在面對20%的失業率情況下進一步提高利率，因此，對英鎊貶值的投機攻擊進一步加劇。終于，1931年9月19日，英格蘭銀行停止了英鎊與黃金的可兌換，從而宣布了英國退出金本位制，作為一戰前的世界貨幣體系的絕對中心國家，一戰后的世界雙中心國家之一（和美國），英國退出金本位制宣告了世界金本位制的解體。英鎊也在隨后的3個月內對黃金的比價貶值了三分之一。這種下降同時摧毀了世界對其他信用貨幣的信心，各國央行紛紛將其美元儲備兌換為黃金，這種行為進一步壓縮了世界貨幣體系的儲備供應。從1932年開始，世界上大約24個國家放棄了原來的金平價水平，并將其貨幣貶值，從而徹底宣告金本位制成為一種歷史。在英鎊危機發生之后，1932年開始，英國接著出現債務危機，這徹底標志著英國不再擔任世界貨幣體系中心國家的角色，其中心國家的角色逐漸被美國所取代。
從英國作為中心國家衰落的歷史中，我們總結出一個貨幣體系中心國家的更替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中心國家已經從原來的貿易順差和資本輸出的角色轉變為貿易逆差和資本輸入的角色，并且在中后期嚴重依賴資本賬戶資金的流入來彌補其經常賬戶的逆差。如英國到后期嚴重依賴其“看不見的收益”來支撐其貿易逆差和資本流出。(2)原來的中心國家經濟實力占世界經濟的壟斷地位已經大不如前，世界上已經出現潛在的中心國家接任者。我們認為英國出現英鎊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統治地位的崛起，它為世界尋找新的中心國家找到了支點，這也加速了世界各國對英鎊信心的喪失。(3)中心國家的更替最重要的因素會是世界對中心國貨幣作為儲備貨幣信心的下降，直接表現為國家對中心國貨幣的拋售，從而帶來中心國貨幣大幅貶值的壓力。在1929-1933年這段歷史中直接表現為“英鎊危機”。(4)中心國家發生貨幣危機還不是該中心國家中心地位徹底終結的標志，其發生債務危機才是其中心地位徹底終結的標志性事件，另外中心國家更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是繼任者的出現。
二、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條件
在英國之后，從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美國就一直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心國家”，下面我們回顧一下美國的歷次貨幣危機和其他類型的金融危機。
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美國成為中心國家后，已經在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發生了多次貨幣危機。其中的1969年和1971年的貨幣危機直接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典型的中心國家霸權壟斷地位下降所引致的金融危機范例。從70年代開始，美國也完成了從原來的貿易順差和資本輸出的角色轉變為貿易逆差和資本輸入的角色，并且在后期嚴重依賴資本賬戶資金的流入來彌補其經常賬戶的逆差。然而，與英國的更替不同，即使到今天，世界上還一直沒有出現能夠替代美國的中心國家，美國依然是當今世界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最強的，雖然危機多次發生后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減低由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歐元的出現就是這方面的一種努力，在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除美元外，世界上其他國家還可以以歐元作為儲備資產之一，但從美國和美元的實際影響力上來看，美國仍然是具有壟斷地位的中心國家。
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壟斷地位是否在不斷下降？未來的新的中心國家會是哪個？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條件是什么？下面我們對此做進一步的討論。
根據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世界經濟歷史統計》（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中對各國實際GDP的估計和測算，我們將美國、中國、德國、印度、日本這5個國家以國際元（millio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①）為單位的實際GDP除以世界的實際GDP，得到各國從1970―2008年實際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從而得到表1。
我們發現，在2000年之前，美國一個國家的實際GDP占世界實際GDP的比重一直穩定在20%以上，日本即使在其本國經濟最輝煌的80年代，其實際GDP占世界實際GDP比重的峰值（8.7%）也一直遠低于美國，從來沒有對美國的霸權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脅。然而2000年之后，我們發現中國的迅速崛起似乎正在改變這一趨勢，根據上表2008年中國按購買力計算的實際GDP占世界的比例已經達到17.5%，而美國已經下降到18.6%。不過就此判斷中國將在未來替代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國位置還為時尚早。
根據前面對英國例子的分析，我們認為一個中心國家衰落的標志性事件將是這個中心國家出現債務危機，同時它的前提條件是新的中心國家替代者正在出現。如果說中國經濟的不斷崛起增加了這種更替的可能性的話，那么新的貨幣體系的更替或者說美國中心國家地位的喪失將是等待美國債務危機的出現。表2為美國國債目前前10個持有者的數據。
根據美國財政部提供的數據，截止2011年2月底，海外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國債的數額已經達到了42743億美元，其中中國目前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占美國全部國債的25.79%，這與上一次中心國家更替時新中心國家美國是舊中心國家英國國債的主要持有者極其相似。我們認為，美國中心地位衰落的標志性事件或許就是美國國債危機的爆發，即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國國債。這也就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條件。
三、結 論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心國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更替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當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國霸權地位開始逐步下降后，隨著其對資本輸入的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中心國家的力量會開始不斷地削弱，并帶來國家對其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信心的下降和這種模式的難以為繼，中心國貨幣價值的下降會帶來中心國儲備貨幣信心危機的發生。同時從歷史來看，中心國出現儲備貨幣信心危機通常還不是國際貨幣體系更替的標志性事件，只有當中心國出現債務危機時，舊的國際貨幣體系才會到達終點。即舊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瓦解和新的體系的誕生，通常會是以中心國發生債務危機為標志。另外，舊的體系瓦解和新的體系誕生通常還需要新的中心國家的出現，以替代原有中心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從中國在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態勢來看，美國的霸權壟斷地位不斷下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家的更替還沒有發生，究其原因，一個是能夠替代美國的中心國家還未真正出現；另一個是美國雖然爆發了次貸危機，新一輪的美元貨幣危機的發生壓力也在增大，但其目前還未出現債務危機的情況，因此中國作為國家和美國國債的主要持有者，應重點關注美國國債市場的變化趨勢，并及時做好應對措施。
注 釋：
①國際元（英語： 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時間與美元有相同購買力的假設通貨單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準，與其他年份作比較。國際元由羅伊•C•吉爾里于1958年提出，薩利姆•漢納•哈米斯于1970―1972年發展而成。國際元建基于通貨購買力平價與日常用品國際平均價格的雙生概念。國際元和國際匯率皆可用作比較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過在比較各地生活水平時，國際元比國際匯率更準確。
主要參考文獻：
［1］Barry Eichengreen,2008:“Globalizing Capital: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nd ed, ISBN 978-0-691-13917-1
［2］鐘 偉．國際貨幣體系的百年變遷和遠瞻［J］．國際金融研究，2001(4)．
［3］張 明，覃東海．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資源流動分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12)．
［4］何 帆，張 明．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中的美元霸權因素［J］．財經問題研究，2005（7）．
［5］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2010:“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795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 TianpengAbstract: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es have a close linkag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en the central country's hegemonic dominance begin to decline, the periphery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country's currency and induce the currency crisis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be symbolized by the sovereign default in the central country, not the currency crisis.Considering China is still a peripheral country in the monetary system,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S.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select the correct response.
由此看來，為維護世界金融體系的安全，如何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如何化解金融風險的國際傳遞效應，應提到IMF的議事日程上。
國際金融領域的風險，亦與大規模的國際金融創新，尤其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相關。所謂金融創新，是指金融業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具體是指金融機構和金融管理當局出于對微觀利益和宏觀效益的考慮而對機構設置、業務品種、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進行的金融業創造性變革和開發活動。70年代以來，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各種金融工具推陳出新，如歐洲票據，浮動利率債券等。據統計，至今為止，國際金融市場衍生工具多達12000多種，衍生工具合約正以每年40%的速度膨脹。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來越多的國際銀行從事投機交易，如此寵大的交易規模，使“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際的運行，并使得市場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而金融市場上的杠桿效應，進一步使金融交易量膨脹，如美國的LTCM公司，其自有資本不過50多億美元，而1999年9月從事的交易量未交割的曾經多達1.25萬億美元。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浮動匯率制度普遍實施，20世紀80年代未90年代，經濟全球化愈來愈明顯，在這一背景下，金融一體化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同時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商品的出現，一方面為規避風險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風險的累積不斷增加，為國際投機行為創造了機會與條件，他們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桿效益，甚至一天之內數千億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投機活動，任何單一國家的中央銀行都難以抵擋。衍生工具的發展，逐漸從避險的工具演變為加大風險的工具，加上市場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市場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波動，而且也越來越容易受到操縱。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全球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為5900億美元，1992年為8200億美元，1995年為11900億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億美元。2003年上升到約2萬億美元，是發達國家外匯儲備量的兩倍，其中85%是屬于投機易。巨額的游資的無序流動，在金融衍生工具杠桿效應的影響之下，使虛擬經濟與物質經濟的差距越來越遠，蘊藏著巨大的風險，但各國甚至IMF這樣的國際性大機構，也缺乏對游資的監管，缺乏對投機行為的監管。同時，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中，由于各國金融深化程度不一，金融規模不一，對金融市場的監管牽涉到不同國家的利益，不同集團的利益，這又反過來影響IMF的監管態度。成員國的矛盾與沖突，也必然影響IMF本來已經不足的監管能力。
六、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IMF治理危機的方略
在世界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金融緊密聯為一體，因此金融危機的傳染率也越來越高。20世紀90年代初，IMF主要關注三類國家：非洲極度貧困的國家；東歐轉軌經濟國家和深受外債問題困撓的拉美國家，而對亞洲的一些國家關注不夠。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爆發以后，IMF對此反應比較緩慢，在控制貨幣危機至關重要的最初幾個星期里，卻只向泰國派遣了兩個專家組，協助泰國中央銀行處理泰銖浮動技術性問題。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國會議才在東京舉行。由于IMF決策的失誤，致使泰國貨幣危機迅速變為東南亞貨幣危機，并進一步發展為東南亞金融危機。
由于國際資金流動的電子化程度越來越高，資金的結構和資金在國際間的配置越來越難以平衡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發病種類越來越多。然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IMF采取的還是以前對付拉丁美洲結構性通脹的老辦法，采取休克式改革措施，這個不僅沒有使各個受援國迅速擺脫危機，反而給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因而IMF的“診病開方”的能力遭到懷疑和批評。當一國金融危機向地區性金融危機轉化，甚至向全球性金融危機轉化時，IMF這個“最后貸款者”在自身資金量有限的情況下，將越來越難以應付。因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規模已不可與IMF成立之時的1946年同日而語，而IMF的份額雖經9次調整，到1992年總計不過是1420.203億SDR，約合1700億美元。
另一方面，IMF的“藥方”暴露出其局限性。幾次危機后，受援國一方面將貸款收入囊中，一方面又頻頻指責IMF的態度“簡單”、“粗暴”，近似于“休克療法”，在韓國，甚至將1997年12月2日接受IMF貸款日定為“國恥日”。IMF的藥方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低經濟增長率；二是按照市場信號進行匯率浮動；三是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國內商品和金融市場，進行自由化改革的經濟政策。在1997年韓國政府接受IMF的援助之時，要求韓國政府必須接受如下安排：將1998年經濟增長率由原定的8%下調到3%；將經常項目赤字限制在GDP的1%以內；提高利率，穩定匯率，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以下；提高稅收，增加財政收入；采取多種手段整頓金融機構，對其進行必要的破產和合并，并允許本地或外國金融機構進行收購；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在韓國成立合資或附屬機構及經紀行；向外國開放短期債券市場；將外商在韓國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調高到50%，1998年進一步提高到55%。
在IMF的高壓之下，韓國做出了如下金融市場開放的承諾：
第一，放松對有價證券投資最高限額的限制，允許組建所有形式的信用卡附屬機構及金融租賃公司，允許外方在國內銀行參股； 第二，放松對外國證券公司進入市場的限制，允許直接開設分行，取消設立代表處的核準規定，取消對外資的歧視性資本要求，放松外國人參股的最高限額規定；第三，外國銀行可開設分行和代表處，但必須符合一定條件（全球最大500家銀行、符合有關外匯管理的具體規定、向中小企業的強制性貸款）。允許外資參股現有國內銀行，其中個人持股額最高為4%（道一級銀行為15%），保證無條件實行國民待遇。除對費率和信用卡放款最高限度加以限制外，信用卡公司可從事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包括設立分支機構），并享受非歧視性待遇。金融租賃公司享有完全的市場準入及國民待遇的承諾。投資咨詢公司可開設分支機構。允許收購現有國內投資咨詢公司，但累計總額不得超過50%；第四，符合一定條件下，外國證券公司可建立合資企業（其條件是：外資參股為40%至50%，至少有一個股東應持有20%以上的股份，最低繳納資本為500億韓元），享有完全的國民待遇。允許收購現有國內公司，但累計總額不得超過50%。證券信托投資公司可建立各種形式的合資企業（外方股份不得超過50%）。
這些措施實行的結果，使受援國出現高利率、高稅收、高失業率，以國內經濟衰退為代價,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社會動蕩，且使受援國逐漸失去經濟的自。這當然為西方一些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收購韓國的企業與金融機構打開了方便之門。到時，在IMF藥方的治理之下，飽受危機的亞洲國家的經濟復蘇之日，恐怕也是經濟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控制之時了。這是一種強權政治新的對外掠奪方式。
從另一方面來看，IMF緊縮藥方要發揮效用，使受援國真正走出困境，擺脫危機，還有待于受援國發展和引進先進技術，發展知識經濟，促使其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提高產品出口競爭力等方面的努力。IMF的表現，哈佛大學的薩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稱IMF是“美國、日本和歐洲主要國家財政部的‘橡皮圖章’”[1]。
七、世界金融一體化所要求的合作挑戰IMF決策的壟斷性
IMF成立之初，就受到眾多看不見的手的操縱，代表少數國家的利益，以不同的聲音說話。可以說，IMF實際上是一個以繁榮世界金融為宗旨的特殊股份公司，其投票與表決權取決于各成員國在基金組織中的份額，份額的性質相當于股份公司繳納的股金，應繳份額的大小，按會員國的國民收入、黃金外匯儲備、平均進口額、出口變化率和出口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變量所構成的公式計算得出，份額越多，投票權與表決權越大。
各成員國向基金組織繳納的份額構成該組織的資金來源，成員國在國際收支發生困難時可以動用自己的份額，并可從基金組織借用相當于份額一定倍數的資金。同時，份額還決定了成員國在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相應義務。目前，西方七國IMF中各占據近46.24%的份額，擁有45.34的投票權（參見表5-2-1）。
表5-2-1 西方七國在IMF的份額和投票權
1982年6月30日
2003年4月7日
份額
投票權
份額
投票權
數額（百萬SDR）
比重（%）
票數
比重（%）
數額（百萬SDR）
比重（%）
票數
比重（%）
加拿大
2035.5
3.33
20650
3.18
6369.2
2.99
63942
2.94
法國
2878.50
4.171
29035
4.49
10738.5
5.05
107635
4.95
德國*
3234.00
5.30
32590
5.04
13008.2
6.11
130332
6.00
意大利
1860.00
3.05
18850
2.91
7055.5
3.32
70805
3.26
日本
2488.50
4.08
25135
3.88
13312.8
6.26
133378
6.14
英國
4387.50
7.19
44125
6.82
10738.5
5.05
107635
4.95
美國
12607.50
20.65
126325
19.52
37149.3
17.46
371743
17.10
合計
47.771
45.84
46.24
45.34
資料來源：梅育新：《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16頁。
雖然2001年，IMF進行了一定的調整，該年2月5日，IMF理事會投票通過了關于中國特別增資的決議，將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由原來的46.872億特別提款權（約合61億美元），提高到63.692億特別提款權（約合83億美元），從而使中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位次由原來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增資后，我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與加拿大并列第8位，位居前7位的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沙特阿伯。
